鲁迅眼中的社会

鲁迅眼中的社会（共14篇）

篇1：鲁迅眼中的社会

我眼中的鲁迅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我们所熟知的鲁迅，但这并不是完全的鲁迅。

很久以来，鲁迅在我眼中是一个将手中的笔杆化作一柄冰冷锋利的匕首，毫不留情的直插入社会阴暗的勇士，是身披盔甲，手持利剑的斗士。于是，脑中出现的是正义凛然，从容地说着：“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鲁迅。

当最后一缕阳光被吸入山下，凉风开始撩拨树梢，我逐渐安静下来，犹如水边静默的一根水草。静静地，翻开《笑谈大先生》。书名正如此刻的心境，轻松却不喧闹。跟随着陈丹青先生轻松的讲诉，渐渐地，了解一个不同的鲁迅。原来，一直，鲁迅那张方方正正，瘦削的脸并不总是像照片上所看到的那样，满脸严肃，不苟言笑，似乎很凶。原来，鲁迅是很“好玩”的一个人。正如所有的史书典籍都忽略了、抹煞了孔子善于自嘲，幽默的一面，书籍总是代表个人的观点，所以不可能完全如实或是全面。我也忘记了，鲁迅也有可爱幽默的一面。

一方面，我们可以从鲁迅的文章见发现这个真相。鲁迅说：“我佩服会用拖刀计的黄汉生，但我爱莽撞不顾利害而被部下取了头的张翼徳；我却憎恶张翼徳型的不问青红皂白，抡板斧排头砍去的李逵，我因此喜欢张顺的将他诱进水里，淹的他两眼发白。”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智慧幽默。而另一方面，生活中的鲁迅同样是妙趣横生。北大教授川岛大部分时间用在谈情说爱上，他留了个学生头，绰号“一撮毛”。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出版后，送给川岛，鲁迅在扉页上这样写道：请你从“情人的怀抱”里，暂时伸出一只手来，接受这干燥无味的《中国小说史略》，我所敬爱的一撮毛哥哥呀。呵呵，这也是鲁迅先生哦。

鲁迅不只是严肃的，还是幽默的；不只是拘谨的，还是开朗的。是会爽快的坐在桌子上与朋友开玩笑话，和刚打完笔仗的对手畅谈的人。鲁迅的形象渐渐丰满起来，他就是有爱有恨，真实的人。夜幕中，合上书。我似乎闻到鲁迅的气息，如晚风送来的草木气息一样真实。

篇2：鲁迅眼中的社会

一张瘦削的脸庞，透露出刚毅与坚强；两道犀利的目光，仿佛能刺透那沉沉的黑夜；一头不屈的硬发，要根根显示着与恶势力的不调和。每读完鲁迅的文字，眼前便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面部特写。这形象与那不朽的文字一起，随岁月的增长由模糊而清晰，终于画出了我心目中的鲁迅先生。

在众多的作家群中，鲁迅是突出的一个，也是特殊的一个。与其他举世瞩目的文豪相比，人们不禁要发出疑问，仅仅写些短小的杂文、小说的鲁迅，何以在世界文学史上独树一帜，放出夺目的光彩？是的，鲁迅没有莎士比亚的累累巨著，没有卢梭的长篇自传，也没有屠格涅夫的清新，优美的诗一般的笔调，没有雨果那曲折动人的圣母情节。然而，一切的一切都能够证明，他的确是一位伟大的作家。

篇3：老朋友眼中的鲁迅

内山完造在书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生活中的鲁迅形象。在他看来, 鲁迅首先是一个爱笑的人, “经常笑, 不是微笑, 而是哈哈大笑”;鲁迅是一个温和慈祥的父亲, “每天都会拿着颜色漂亮的赛璐洛玩具回家, 而且手上的玩具还不停地变化着”;鲁迅也会轻信流行的谣言, 当时江浙沪一带流行吃一种可以补身体的虫子, 他也曾在火柴盒养过两只, 后来因为太肥而丢弃。鲁迅也有自己的顾虑, 他会问内山完造处还有多少他的存账, 因为即将与人打笔仗, 一仗下来会得罪人, 打掉半年的伙食费;鲁迅也有自己的恐惧, 频危时医疗抢救已经失去作用, 他会恐惧地问内山完造:“我的病怎么样了?怎么好像不起作用?”总之, 在他笔下, 鲁迅不是一个“神”, 而是一个真正的人。因为这样的人有血有肉, 才让人觉得格外亲切。

实际上, 今日的鲁迅, 早已不再是过去政治塑造下“横眉冷对”的革命家形象。研究者们一直在进行着将鲁迅请下神坛, 还原为人的努力。由此我们知道, 鲁迅有自己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 有大公也有偏私, 有高尚也有狭隘。尽管如此, 内山完造给我们提供的鲁迅形象仍不多余。尤其是内山完造本来就是作家, 往往能用有限的词句精确地概括出鲁迅的一些特征。比如他会记录到, 当蹒跚学步的周海婴呼唤在书店看书的鲁迅回家时, 鲁迅透出的是一副“幸福的烦恼样”。诸如此类传神的描写, “有血有肉”亦不足以形容, 简直可以说让一个鲜活的鲁迅跃然纸上。阅读到此, 读者脑中会很自然地出现那样一幅场景, 想象出鲁迅当时的神态, 联想到当时鲁迅温和而慈祥的样子。

当然, 内山也不只是记载鲁迅在生活中的世俗和温情的一面, 也不忘记录鲁迅的“硬骨头”和“先知者”形象。这两种形象, 对我们读者而言比较熟悉。比如他回忆鲁迅得知杨杏佛被杀时, 冒着生命危险前去吊唁, 视死如归, 坦然出门;回忆鲁迅拒绝他的学生帮其取消国民政府的逮捕令。他反复写道, 鲁迅经常对他说, 担心中国将来会变成阿拉伯一样的沙漠, 为了避免这样的局面, 他必须战斗;记起鲁迅无数次激烈批评中国人马马虎虎的态度, 批判中国的国民性。“硬骨头”和“先知者”的形象, 与生活中温情世俗的另一面互相配合, 看似矛盾却相得益彰, 构成了一个完整而真实的鲁迅。

与许寿裳的《亡友鲁迅印象记》相比, 《我的朋友鲁迅》只记述鲁迅的只言片语, 略显不够系统, 给人支离破碎之感。但是从某种程度上, 内山算是鲁迅的知己, 因为他在本书中, 还算比较恰当地呈现出鲁迅在那个时代下, 对中国未来的那种深刻忧思。内山也毫不掩饰地在书中表达自己对鲁迅的崇拜之情, 认为这位中国的“民族魂”的人格无比崇高伟大, 与自己的“渺小”形成强烈反衬。因此, 他虽然描写了世俗生活中鲁迅的种种, 却仍然是以一种仰望的姿态写作。实际上, 内山完造正是鲁迅光环的最初主要制造者之一, 他笔下的鲁迅, 虽然有血有肉, 仍然不脱那种“高大全”的导师形象。因此, 他的印象是否有失真之处, 似乎还需要仔细考察研究, 多方比对各家说法, 才可完全相信。

篇4：我眼中的鲁迅先生

他的笔锋，如匕首一样犀利；他的灵魂，是中华民族的脊梁。这个人便是鲁迅，在伟大的爱国诗人臧克家眼里，他是永存的，他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他大公无私，他活着，是为了更多的人更好地活，所以他可以万古流芳，名留青史，家喻户晓。而自私自利的人，必将遭到人们的唾弃。此时，我眼中的鲁迅先生，是一头真正的老黄牛，孺子牛。

在《我的伯父鲁迅先生》这篇文章中，鲁迅先生笑谈碰壁时，他是那么和蔼、幽默、风趣、乐观。他用自己独特的语言作为棍棒，使小侄女的心受罚，这是真正的教人之道。此时，我眼中的鲁迅先生，是那样的幽默、风趣。

在《一面》这篇文章中，展现在我们眼前的鲁迅先生，是一位关心青年的人。关心青年，在他的心里就像关心他自己一样。又有一个青年得到了他的帮助，这使他那颗忧国忧民的心暂时平静下来。此时，我眼中的鲁迅先生是那样的热心。

老黄牛、孺子牛、和蔼、幽默、热心、舍己为人、忧国忧民、不屈不挠……这些词语都可以用来形容鲁迅先生。

我眼中的鲁迅先生，永垂不朽！

[小编辑点评]

这篇文章的开头，用排比的手法，从正面描写鲁迅先生的特点，让一个严肃、认真的鲁迅先生的形象浮现在人的脑海。作者通过细腻的刻画，写出了鲁迅先生的伟大、博爱，给人一种平易近人的感觉，让人过目不忘。

（章笑轩）

[小编辑名片]

我叫章笑轩，是一个胖墩墩的小男孩儿。

我酷爱打篮球，虽然我跑起步来不是很快，但在球场上我可是一员猛将。投篮、抢篮板，样样在行。

篇5：别人眼中的鲁迅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据说有一个日本人发表他自己对中国的一点看法，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鲁迅，一个是蒋介石，半个是毛泽东。”毛泽东听冯雪峰说完这段话后哈哈大笑，然后沉思着说：“这个日本人还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郁达夫在鲁迅病逝后曾说，“一个不知道尊崇伟人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这是鲁迅同代人的卓越识见和深长叹憾。郁达夫评价鲁迅，“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帮。” 李敖在接受访谈时曾说：“ 我觉得鲁迅在大陆过份被政治化了，高估了。鲁迅像写《阿Q正传》和《中国小说史略》，都是非常好的书。可是，鲁迅写的杂文其实不好。大家觉得鲁迅杂文犀利，其实不好。……我觉得鲁迅被过分高估了。连他弟弟周作人也这样讲，他说鲁迅可能本人不愿意这样被高估。高估不在鲁迅，而是证明你高估他的人，你的水平出了问题 ” 林语堂： “鲁迅与其称为文人，不如号为战士。战士者何？顶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锋以为乐。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此鲁迅之一副活形也。” 粱秋实说“《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那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分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赍呢。……我只知道不断的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至于如何可 以到资本家的账房去领金镑，如何可以到XX党去领卢布，这一套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

鲁迅,原名周树人.大概是他的父亲想让他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吧.给他取了这样一个名字.他也没让父亲失望,在上私塾的时候父亲过世,母亲又有病在身.小鲁迅就每天早上把他母亲安顿好后才去上学,因为迟到,先生打了他三戒尺.从那以后小鲁迅便在课桌上刻了一个“早”字.小鲁迅也做到了“时时早,事事早”.过完了他那毫不松弛地一生.1902年,20多岁的鲁迅东渡日本去学医,因为他的父亲就是因为没钱而耽误了救治的时间才去世的.他要学好医术救治中国人民.但是在一次学习的时候看到:中国人给俄国人当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而围观的,那些所谓的清国留学生却鼓掌喊万岁!从那以后,鲁迅意识到治病不如救民心,所以他便弃医从文.拿起笔杆当枪使,写出那些所谓的“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鲁迅的一生甘为孺子牛的精神感染了一代又一代.他是一位伟大的作家,更是一位光荣的民族英雄!

篇6：我眼中的鲁迅

鲁迅是一位杰出的作家。他的作品《风筝》，《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社戏》……，总是让人感到他是一个对自我严格要求的人，但又富有童真的性格特点。

鲁迅，他同样是个勤奋好学的人，他从原先以一向人们的疾病为己任，到之后他弃医从文，终成为了一代文学巨匠，思想泰斗，难道不是靠他的勤奋与努力吗?他从不认为自我是个文学天才，只可是将“别人喝咖啡聊天的时间都用在多与写”罢了

鲁迅还是一个热爱祖国，坚韧的人。他应对外国列强“没有丝毫奴颜媚骨”。他从来爱憎分明，用自我手中的笔杆，揭露了导师过名的劣根性，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用他自我手中的笔，写出“如匕首，如投枪”的优秀文章，直刺如敌人的心脏。

当然，他不仅仅是一个接触的作家，还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在痛斥敌人的同时，也深刻反省自我，他是一个“解剖自我严于解剖别人”之人人。也正是应合了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座右铭，这也正式他医生所可手的原则。

篇7：我眼中的鲁迅

鲁迅先生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里,13岁那年,他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科举舞弊案入狱,此后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境败落下来也因此卖了房子.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是家庭的长子,上有孤弱的母亲,下有幼弱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亲一起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天真活泼的童年生活就这样结束了,他过早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和世情的冷暖.他经常拿着医生为父亲开的药方到药店去取药,拿着东西到当铺去变卖.在家境好的时候,周围人是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待他这个小“公子哥儿”的,话语里包含着亲切,眼光里流露着温存.自他家变穷了,周围人的态度就都变了：话语是凉凉的,眼光是冷冷的,好朋友也不和他说话了,脸上带着鄙夷的神情.周围人这种态度的变化,在鲁迅心灵中留下的深刻的印象,对他的心灵的打击很大,这使他感到在当时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缺少真诚的同情和爱心.人们是用“势利眼”看人待物的.多年以后,鲁迅还非常沉痛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19,鲁迅先生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这是他第一次用“鲁迅”这个笔名发表文章,《狂人日记》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小说.这篇小说,凝聚了鲁迅从童年时起到那时为止的全部痛苦的人生体验和对于中华民族现代命运的全部痛苦思索.它通过“狂人”之口,把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的历史痛斥为“吃人”的历史,向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严厉质问,大声疾呼：“救救孩子!”

篇8：鲁迅眼中的社会

一.苦闷的“绝望”

《野草》所收的二十三篇散文诗, 都作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低潮期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城。从1924年起, 革命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革命中心逐渐移到南方, 北京的文化界更显出寂寞荒凉的景象。作者在首篇《题辞》中的首句即直抒胸臆地表达自己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焦虑和苦闷———“当我沉默着的时候, 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 同时感到空虚。”这是一种悲愤到极点而“无话可说”的心情。

社会的打击或可预料, 生活的重创却猝不及防。鲁迅与周作人突然而至的失和, 使苦心经营的大家族一夕之间土崩瓦解, 鲁迅基本上是被无情地逐出家门。《颓败线的颤动》即是由于周作人夫妇对鲁迅的背叛而引起的感触, 表现牺牲者被受惠者所嫌弃的悲哀和由此而产生的愤懑情绪。这是鲁迅不可对人言的心灵隐痛和遗憾终生的精神创伤。

因此, 《野草》是时代苦闷与人生苦闷这两重苦闷的结晶, 但它们都具有超越时代和个人生活范围的普遍意义。

二.“绝望”中的“抗战”

鲁迅虽然体验到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 却并没有陷入彻底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 也没有导向纯粹的对生命和存在的非理性思考。即使是置身“无路可走”境遇的《野草》当中, 鲁迅仍然把“绝望的抗战”作为无可逃脱的历史责任, 把义无返顾地执着于现实斗争作为人的生存的内在需要, 从而使人通过反抗而体验并赋予人生与世界以创造性的意义。

鲁迅渴望着“地火在地下运行, 奔突;熔岩一旦喷出, 将烧尽一切野草, 以及乔木, 于是并且无可朽腐。”他就是用这些文字作为地火, 在烧毁自己内心的孤寂痛苦, 烧毁人世的朽腐。鲁迅在《题辞》中强烈诅咒黑暗社会的灭亡, 热情讴歌革命的“地火”。他坚信这强大的革命力量必将以火山爆发之势, 摧枯拉朽之力, 彻底埋葬这可憎恶的黑暗社会。这里充满了“时日曷丧, 予及汝偕亡”的那种与旧制度同归于尽视死如归的气概。

《死火》在“冻灭”与“烧完”之间, 选择了“那我就不如烧完!”。看不到“烧完”的意义, 却表现了一种倔强的抗争精神。“冻灭”可以长存, “烧完”却只有瞬间的温热。“死火”作为鲁迅性格的外化, 正如《秋夜》中的枣树:“而一无所有的干子, 却仍然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 一意要制他的死命”。枣树的身影是孤单的, 但它有着顽强的韧性战斗精神。其精神内涵都导向了“绝望的抗战”。

由此可见, 鲁迅思想苦闷的社会意义在于他并没有因被希望与绝望的苦苦纠缠而迷失方向, 而是在希望与绝望的煎熬和痛苦中, 升华出新的观念, 磨练出新的人格精神。正因为这样, 鲁迅的思想比同时代的人更为清醒, 当历史发生逆转时, 他没有落荒、退隐, 而是在孤独彷徨中坚持前进。他将“无路可走”的境遇中的“绝望的抗战”作为自己无可逃脱的历史责任, 激励自己成为“真的猛士”, 在黑暗孤独中“奋然前行”。从《呐喊》、《彷徨》再到《野草》, 鲁迅不断踯躅于希望与失望之间乃至处于心理的绝境, 却没有被个体的孤独寂寞和生命存在的虚无所挫败———“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这也正是鲁迅的伟大之处。

《野草》正是这样一曲孤独绝望然而充满抗争精神的心灵浩歌!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年版。

[2]许寿裳:《鲁迅的精神》,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年版。

篇9：当代青年眼中的鲁迅

上篇 年轻人看鲁迅

徐颂赞：从失语到直言

鲁迅的书写，展现的是底层百姓中的被损害与被侮辱者，对于这些人群，更重要的不在于他们说了什么，而是他们没说什么，想说而说不出什么。从这个角度可以透露出近代以来中国人的生存处境。譬如如木偶人一般的成年闰土，没法说，也无力说，沉默的意味有时比已经说出来的更为丰富且耐人寻味。祥林嫂在丧亲后，逢人便重复自己遭遇的不幸，倾诉成瘾，可是话语失序，前言不搭后语，这是典型的“絮语症”。他们无法用正常的社会语言来描述、揭示自己的生活困境。他们是失语的中国人。

20世纪初的中国，工商业、报业、教育勃兴，中上阶层的言论愈发活跃，文人、政治家通过办刊、结社、演讲等，生成了丰富的言论和知识。矛盾的是，此时的底层百姓愈发沉默、麻木，他们缺乏书写能力，陷入了严重的失语状态。鲁迅创作的小说，就是展现这些话语贫困的群体。话语的贫困不仅体现了物质上的贫困，更是精神上的贫困。从鲁迅精心描绘的目光、动作、神情，显现群体的病象，这固然引人悲哀，更令人绝望的是，只有“醉醺醺”的“蹒跚”，没有对疾病的战斗和升华。

当下我们谈论鲁迅，为何仍能体会到力量感？为何鲁迅笔下的形象仍能揭示中国人的精神状态？这可见有些东西还是变化不大的。但真正需要我们郑重面对的严肃问题却是：我们一次次地引用鲁迅，泛滥地引用，其实是讳言、曲笔，是放弃我们的责任。这份责任是直面、直言，也就是用当下的语言、带有我们自己风格的话语来说出它。因此，知识人要将说真理视为自由和责任。只有这样，才能摇动麻木者的耳朵，震撼权力者的傲气，训练直言者的自我。

周洲：重塑民众的身心

在鲁迅的书写中，“阿Q精神”“药”“病”等，都是流传至今的鞭辟入里的词语。鲁迅的文本与同时代的胡适、王造时、罗隆基的非常不同。鲁迅使用的语言是文学的、想象的，更平白易懂，更具有故事性和戏剧性，而王造时和罗隆基的则是非常专业的政论。另一方面，鲁迅的视角很特别，对底层民众有更准确的观察。胡适他们在《努力周报》《新月》杂志上的政论，讨论的是好政府、结束训政、保障人权这样的话题，而鲁迅让我们看到底层民众在关心什么。一般民众与知识分子所关心的问题的断裂，就在鲁迅和他们的不同文本中突显出来。广大民众最关心的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阿Q关心的是特别现实的问题：自己能不能像赵秀才那样有“特权”？华老栓无法理解夏瑜在为他们牺牲，他只想用夏瑜被砍头后的人血馒头给儿子华小栓治肺病。因此，鲁迅那些根植于中国人日常生活深处的语词，有很强的生命力，一直穿透到现在。

社会现实与民众思维是相激相荡、相辅相成的。什么样的土壤，就会孕育出什么样的社会现实。反过来，社会现实也会对人们的思维和身体产生一系列的影响。这要么是良性的相互激荡，要么是恶性的相互激荡。鲁迅企图以自己的语言来展现那个年代民众身体和精神上的疾病，企图唤醒人们的麻木，形成健康的身体与思维，从而建立起一套现代文明的社会规则。他用文学代替手术刀，因为文学可以代替砍头这类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酷刑，有效地重塑民众的身心，此所谓付诸教化。

徐定之：活得体面和体面的问题

我想从社会背景的角度谈谈鲁迅笔下的人物。鲁迅笔下的人物之所以愚昧、自私、势利，和中国农耕社会长期以来的物质生存条件极其艰难有关。自从明代以来，马铃薯从美洲传入中国，导致中国人口大爆炸，大量人口只能挣扎在生存线上。底层民众只能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并没有余力去追求形而上。田园牧歌从来都只是士绅阶层的太虚幻境，真实的农耕生活是窘迫而惨烈的。在人血馒头这个故事可以看到，在一个生存本身就是极为艰难的社会里，道德是奢侈品。于是，在这种长期挣扎在生存线上的恶劣环境中，底层民众就演化出了自私势利的国民性。

与之对应的是另外的阶层，那些士绅阶层，那些活得相对体面的人，他们自然可以思考体面的问题。鲁迅属于这一阶层，所以有能力去思考人的尊严，所以看到了华老栓的卑劣。但鲁迅之所以能活得体面，首先建立在鲁迅的家庭背景之上，他祖父是个翰林，他自幼接受了比较好的教育。从这个角度看，也许我们多少能原谅鲁迅笔下那些不太体面的人了。

今天，中国人的生存环境已经得到了极大改善，至少大部分中国人已经脱离了贫困线。但是，当下的中国贫富差距扩大，还是有大量人被生计所迫。当然，这里说的“生计所迫”，相比起鲁迅的时代，是更高标准的“生计”。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底层民众是否已经走出鲁迅所描绘的国民性，活得体面的人是否如鲁迅一样，关心不太体面的人？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陈雨石：鲁迅的不中不西、不新不旧

我想从鲁迅的思想资源去切入他的小说叙事。鲁迅的思想资源，在中国传统知识方面，他从小有经史方面的阅读，另外在日本受到章太炎的影响；域外新思想这部分，他留学日本后，阅读了很多日译本的外国小说，尤其对俄国小说和俄国知识分子兴趣很大。从中可以看出他自身的一些矛盾性。比较同时代的知识分子，鲁迅在国学方面的积淀比不上章太炎和梁启超，他从章太炎那里学到的东西，反过来用作批判传统文化、批判国民性；在新思想方面，他只是受到日译欧美著作的影响，他自己缺乏深入了解欧美文明的语言能力，不能和留学英美的胡适、章士钊等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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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鲁迅的人生经历看，他早年在教育部当一个小公务员，当了很长时间，他自己也很不快乐。后来辗转在几个大学任教，又受到排挤。最后落脚上海，成为一个文人。鲁迅其实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后来受鲁迅吸引的年轻左翼文人，在当时也属于边缘的知识分子群体，和胡适他们相比，在话语权上完全不可同日而语。鲁迅内心充满着像俄国知识分子那样的道德冲动，这一点和梁漱溟很像。梁漱溟回忆说，早年看到底层劳动人民的困苦生活，内心升起悲悯之心与匡扶社会的志向。鲁迅却没有走到梁漱溟那样亲身实干做乡村建设运动或社会改良运动的路上，最终还是回归到以言论去警醒国人的启蒙路径。我不知道鲁迅是否有过那种通过实际行动去参与政治的想法，比如参加政党或者社会运动，去实践他心中改造社会的理想，但就从他本人的实际选择看，他一直处于一种不上不下的夹缝中。这种夹缝状态成就了鲁迅在文字上的深刻，但也让鲁迅在思想上产生了偏激的特点。鲁迅的思想缺乏建设力，因为他自己很少参与有建设力的事情。

但鲁迅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与那些同样受到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的年轻知识分子不一样，当这些年轻人后来纷纷投身激烈的政治运动时，鲁迅没有从阅读俄国著作这条路上走向激进，而是有自己的思考。这与他身处夹缝状态有关联，因为他处于一种不中不西、不新不舊的状态。鲁迅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个体，这也是他何以伟大的一个因素。

魏凡超：向来不乏破坏者，却缺少建设之人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向来知有权势、货财之权利，而不知有天赋人权之权利，这是常态。古人即便将“权利”二字连用，也同样解作权势、货财。作为破坏者而生的鲁迅，意识到不破则不立，“（我们）中国人对于不是自己的东西，或者将不为自己所有的东西，总要破坏了才快活的……他（张献忠）原是想做皇帝的，但是李自成先进北京，做了皇帝了，他便要破坏李自成的帝位。怎样破坏法呢？做皇帝必须有百姓；他杀尽了百姓，皇帝也就谁都做不成了。既无百姓，便无所谓皇帝，于是只剩了一个李自成，在白地上出丑，宛如学校解散后的校长一般”。说句诛心的话，非有张献忠之人格，焉能看透张献忠之心事？其实并不足怪，鲁迅不是被公认作“最勇敢的战士”么？既为战士，难免杀人。鲁迅一支笔，横扫五千军。自他驰骋文坛以来，笔下杀败之人，可谓不胜枚举。然战士终有死亡的一天，而他手下的败北者，大可趁此机会放几支冷箭。鲁迅生前就预言道：“战士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战死了，不再来挥去他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

破坏已成，更急迫的需要是建设。中国向来不乏破坏者，却缺少建设之人。面对强权，建设者需要有所妥协，而妥协精神在中国属于稀缺资源。鲁迅身上缺少的，恐怕也是妥协精神。

下篇

傅国涌：今天，还有谁能成为“中国的肺”？

鲁迅在作品中提出的问题，有些即便在今天看起来好像还一样。鲁迅虽死，阿Q犹在，鲁迅没有过时，他的问题还具有现实意义。我试图从三个方面来解读我们重新讨论鲁迅的意义。

杂文传统

我首先思考的是，站在百年中国言论史的角度，拿鲁迅与同时代言论界的代表人物作比较，如邵飘萍、张季鸾、胡政之、周作人、范旭东、汪精卫、蒋介石等19世纪的“80后”，胡适、傅斯年、罗隆基、王造时、徐志摩、陶行知、晏阳初、钱穆、卢作孚、梁漱溟等19世纪的“90后”。他们或是职业报人，或是新一代的实业家，或是职业政治家、职业军人，他们都生活在同一个时空背景，就是辛亥后的中国，经历了“五四”的淘洗。鲁迅与他们的区别在哪里？鲁迅与他们的共同点又在哪里？

2004年，我曾写过一篇短文《遥想季鸾当年》，比较了鲁迅开创的杂文传统，与张季鸾发扬光大的时评传统。两人都是“80后”，虽然年龄相差7岁，留日回国的时间却差不多，只不过一个从事文学，一个从事新闻；一个主要用白话写作，一个主要用文言写作。1936、1941年，他们相继离世，在以后的岁月里，张季鸾被遗忘了，相反，鲁迅成了一个显赫的符号，杂文成了引人注目的文体，有过长久的繁荣。这其中有一些值得思考的东西，详见《遥想季鸾当年》一文，此不赘述。

民族的肺

第二个层面，可以将鲁迅与世界的作家进行比较。卡夫卡、哈谢克、罗曼·罗兰、高尔基、萧伯纳等，是鲁迅的同时代人。鲁迅与他们之间有怎样的差距？不仅在文学上，更重要的是与本民族精神关联上的差异。这是值得寻思的。

同是1883年出生的捷克作家卡夫卡和哈谢克，他们分别为世界文学史贡献了《好兵帅克》及《变形记》《城堡》这些杰作。他们作品的喜剧性、超越性，都是中国文学所匮乏的。中国文学最多提供了悲剧性的范本，提供了一些病弱的人物形象。鲁迅亦是如此。

仅从文本上我们即可看出差异，更不用说文本后面的精神世界。哈谢克1923年就死了，卡夫卡也在1924年死了，他们和鲁迅一样都是肺病患者。在20世纪前半叶，文学史上许多人都有肺病，他们是带着病体写作的。一个人的身体有病是病体，如果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有病，也是病体，活在其中的人都背负着这个沉重的病体。肺是一个人的呼吸器官，我们往前推一层，谁是一个民族的肺呢？肺就是这个民族的精神代表，一个民族也需要呼吸。什么叫呼吸？呼出去吸进来，这是精神、思想的层面。中国这个病体的问题出在哪里？就出在肺上，就出在精神上。我们的病是精神病。这个精神病不是病理学上的精神病，而是精神意义上的精神病。

卡夫卡和哈谢克是捷克的肺，或者说是捷克的精神代表，虽然他们也得肺病死了，但他们留下的文本，特别是小说，具有巨大的超越性，具有强烈的形而上关怀。鲁迅是“中国的肺”，一个民族的肺。

如果说那时“中国的肺”是鲁迅，但很不幸，“中国的肺”是有病的，因肺病不治而终。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病体与个体的病体是同构、同质的。但是，鲁迅没有在1923年、1924年停止呼吸，而是到1936年才停止呼吸，对这个民族还是有幸的。虽然在1924年之前，鲁迅最重要的文本，两本小说集《呐喊》《彷徨》已经完成，在后来的十多年里他还是留下了大量的杂文集，在与形形色色的力量较劲、论战中耗尽了自己的病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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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想起1866年出生的法国作家罗曼·罗兰，他活到1944年才去世，他活跃在世界文学舞台上的年代跟鲁迅是有交集的。1935年，罗曼·罗兰应高尔基的邀请访问苏联，写下了一部《莫斯科日记》。他不敢公开，留下遗嘱说50年内绝不公开，连一个片段都不可公开，世人直到1985年才看到这本书，知道了他当时对苏联的真实看法。鲁迅没有去过苏联，不知道苏联的真相，大致上只知道苏联美好的一面，不知道其残酷的一面。鲁迅所仰慕的苏联作家高尔基生于1868年，跟鲁迅同一年离开这个世界。鲁迅生前甚至没有机会读到高尔基在十月革命前后发表在《生活报》上的那些不合时宜的思想。这些文字我于1996年偶尔在《读书》雜志上看到一篇介绍才知道。1998年，我买到了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中译本，才了解到这位比鲁迅高一辈的苏联作家，在中国的“五四”时代，也就是十月革命后，曾经有过怎样的言论，对新生的苏联有怎样的洞察和批评。由此知道高尔基不仅仅是苏联的吹鼓手，他更是苏联的肺。

再来看看萧伯纳，英国文学史的庞然大物。他于1856出生，1950年才谢世，他是鲁迅唯一亲身接触过的世界级文学家。萧伯纳1925年就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1930年代访问中国时，已是誉满全球的剧作家。萧伯纳访问中国时，与鲁迅在上海见过面、合过影。萧伯纳是英国人，他身上有英国文明传统中陶冶出来的乐观、博大、宽厚、包容的品性，他是在洛克、休谟的故乡成长起来的作家，他身上的许多因素是比他小20多岁的鲁迅所不具备的。这是个体的差异，也是民族的差异、文明的差异。

通过这两个层面，把这些国际的、国内的，跟鲁迅在同一时空中有交集的作家放在一起，可以有许多新的联想。我认为，如果以非历史的态度研究鲁迅，只是以文学研究文学，永远都走不出文学。还是要在更宽阔的背景中看待鲁迅，看待“中国的肺”，看待他的病体和中国的病体。

今天，还有谁能成为“中国的肺”？

鲁迅之里

鲁迅原创的人物与意象，之所以有强大的力量，穿透时间的层层云雾，正是因为他带着个体的病体，与国族的病体呼吸相通，中国的肺”就是中国的。卡夫卡、哈谢克代替不了他，芥川龙之介和川端康成也代替不了他，泰戈尔、高尔基、萧伯纳、罗曼·罗兰更代替不了他。

从思想史、文学史、言论史乃至政治史，我们看见的都只能是鲁迅之表，只有进入到心灵史或者说精神史层面，我们才能真正看到鲁迅之里，同时也看到一个民族的里面。钱理群先生早年的博士论文叫《心灵的探寻》，用了“心灵”这个词。27年前的那个早春，我第一次在故乡小城中读到就怦然心动。不过，那时他似乎没有想到过心灵史或精神史的表述。只有进入到一个民族的心灵史或精神史层面，我们才能进入这个民族的里面，来洞察她的身体与病体，洞察她的过去与将来。从“过去的现在”到“将来的现在”，因着“现在的现在”，我们对鲁迅的解读也就活了，活在了一起。如果我们站在言论史的角度看鲁迅，我们只能看到当下性、现实性，不具备超越性。但是站在心灵史或精神史的层面，我们可以看见，鲁迅作为一个符号，一个古老民族在转型时代的精神符号，他具有高度的浓缩性，具有深刻的超越性。他超越了他所在的时间，即使今天，他仍能让我们反复言说、解读，因为他的人物，他笔下的阿Q、看客们，触及了这个民族政治文化中最顽固、最难改变的部分，那些世代累

积起来的深层文化结构里的部分。

篇10：我眼中的鲁迅作文

一说到鲁迅，脑海中情不自禁的就会出现那个词——爱国。不论身份不论经历，他依然是个值得我们去尊敬的人。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您爱憎分明的品格;“我好像一头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血。”是您无私奉献的精神;“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意挤，总还是有的。”是您勤奋惜时的佐证。我眼前不禁浮现出您的形象：黄里带白的脸，瘦的让人担心，短短的黑发精神抖擞的直立着。细长睿智的双眼，严肃而又不失和蔼，是浓墨隶书的一字胡须，浓墨而又不失优雅。嘴里叼着一只发黄的烟斗，手中握着一支写秃的笔，不知是在沉思，还是在构思新的篇章。在我眼中您是志向伟大的，从您给自己改名就可以看出来，您的祖父给您起名周樟寿，希望您长命百岁。可您生活在山河破碎，风雨飘摇的旧中国，更渴望成为报效祖国的周树人。

您为了拯救像自己父亲那样被庸医治死的病人，让中国人有强壮的体魄，您终于醒悟，光有健强的体魄，没有觉醒的灵魂，仍然不能救中国，真正要救的是国人的灵魂、心灵于是您进行了一次伟大的抉择——弃医从文，拿起笔来唤醒沉睡的人们。

篇11：我眼中的鲁迅作文

这，就是我眼中的鲁迅先生。他既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他的躯体已经死了，但他的精神却永远地活在人民心中。这就是我眼中的鲁迅先生。我们应该发扬鲁迅的精神，把病态社会的千疮百孔都暴露出来，并把它们击垮。

鲁迅原名”周树人“，后来因写书而取笔名，反反复复地挑选，才决定用”鲁迅“作为笔名。他一生都用笔奋战，创作出了许许多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如《狂人日记》、《故乡》、《坟》等小说及散文。

鲁迅原本在日本学医的，后来看到祖国如此的腐败，就毅然放弃了医术，回到祖国来，决定用自己手中的笔来拯救中国。从这个单元对鲁迅先生的学习，我了解到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辈。鲁迅的侄女不认真读书，鲁迅并没有训斥她，而是用一种婉转而又幽默的说话方式来教导她认真读书。同时，我也从鲁迅先生教育侄女的话语中，我体会到了一种亲情的温暖。

鲁迅先生是个很朴素的人，他常常只穿着一件朴素的长衫，短短的头发总是竖起来。然而，最让人过目难忘的是他那如隶书的”一“字的胡须，在他那胡须中，隐藏着多少力量呀!就连我们伟大的领袖毛泽东都曾立他为思想家、革命家和文学家，并用了五个”最“字来评价他。

篇12：我眼中的鲁迅作文

让我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影响的人，有个妇孺皆知的名字—鲁迅。

我不知鲁迅先生究竟给后世留下了几张照片，至少我常见到的一张是他的黑白半身照。直挺的长衫衬着一张苍白瘦削的脸，使得“一簇簇倔强地竖起来”的浓黑的头发显得分外醒目，两道横眉之下是一双深邃而夹杂着忧虑和愤怒的眸子。幸而那眸子是向右侧视的，不致使观者因看见那两道慑人的目光而惶恐愧疚;抑或是鲁迅早已料到身后被误解、裹读乃至憎恨的命运，竟不愿甚至不屑正视后人吧。动荡的时代造就了鲁迅的冷峻、犀利和理智;然而经历了痛苦洗礼的深刻的思索，梦惊醒后不灭的希望和打破“铁屋子”挽救昏睡者的责任，使鲁迅于冷峻中释放着含蓄的幽默，于犀利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于理智中喷薄深厚的感情。因此，我欣赏诙谐而不动声色的人，欣赏睿智而一针见血的人，欣赏沉稳而蕴涵激情的人;也因此，我希望做这样的人。

我不知道我自己所谓的受鲁迅先生的影响究竟有多深多广，或许仅一点皮毛而已;我也不知道我对鲁迅先生解读的结果究竟是理解还是误解，或许我只能甸旬在地怀着景仰之情遥望那个伟岸的身影，心中却是个永远也解不开的谜团。如此敬重鲁迅，没有什么理由，或许是那个响亮的名字在我的潜意识里实在扎根太深了吧!

篇13：鲁迅眼中的社会

关键词：《伤逝》,《倾城之恋》,爱情,社会,人生

作为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两位无法跨越的作家, 鲁迅和张爱玲在人生经历和写作手法上都有很大的不同。鲁迅是严谨的, 他总以犀利的眼光和敏锐的思维为我们剖析这个世界, “横眉冷对千夫子”, 所以他的作品很少涉及爱情, 而《伤逝》作为鲁迅仅有的一篇“爱情小说”, 亦是严严实实的罩上了社会人生的大框架, 在时代面前, 爱情微小到连反抗的力气都没有。而张爱玲惯于以“临水照花人”的姿势来俯瞰这个世界, 在孤芳自赏中对俗世中的人事冷眼旁观。她的《倾城之恋》, 为了写一段爱情, 不惜毁灭一座城市, 社会与时代完全沦为爱情的背景。

鲁迅似乎总应让人仰视, 因为他的目光高于凡人, 是一位阅历丰富的长者, 时刻提醒我们生命存在的危机。他的作品篇篇都铭刻于人们的心中, 就他仅有的以爱情为叙事对象的《伤逝》, 那如燃烧的火一般的叙述, 亦是令人难以释然的。鲁迅在《伤逝》的描写中, 没有用传统的表现手法渲染两个人冲破家庭阻拦勇敢地结合在一起的热烈爱情, 爱情本身只是被轻描淡写。《伤逝》中的人物行动始终紧紧跟随社会环境, 涓生和子君所追求的恋爱与婚姻的自由, 都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人问题, 而是个社会问题, 它涉及到整个社会制度。所以, 从这一点来说, 《伤逝》主题的出发点就在于提醒青年, 要想得到爱情与婚姻的自由, 就必须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 社会的解放才是大前提, 爱情只是陪衬。所以, 鲁迅笔下的爱情, 说是爱情描写, 却处处可见时代的影子, 每一个人物的设置都是当时大背景下的某一现象或社会力量的象征。

与之相反, 《倾城之恋》完全是另一种表达。战争作为白流苏与范柳原爱情发生的背景在作品中并没有被提到主要位置, 张爱玲完完全全沉浸在这一场爱情当中, 写着一个女人, 孤独地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里, 缺少家庭的关爱在与命运的抗争中努力寻找爱情的辛酸。一座城的倾覆, 摧毁了两人之间的那堵世俗之墙, 于是, 范柳原得到了白流苏, 白流苏也拥有了她期待的婚姻。所以, “倾城之恋”的主题是张爱玲对于世俗世界无奈的叹息, 是对人与人之间隔膜的无情预言, 但她又是相信美好感情的存在的, 并且能够包容时代背景下人物各自怀有的小心思。与《伤逝》的严肃审视和感叹反思不同, 《倾城之恋》有着强烈的戏剧色彩, 正如张爱玲所言, 她的作品中没有战争, 也没有革命, 没有去触及她所生活着的那个时代的汹涌洪流, 而是要写出“人生真实而安稳的那一面”。所以, 她的作品超越了特定的时代, 关注人的生存困境, 及由此带来的人性的扭曲, 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 在为那些挣扎于生活和自我的人物画像。从这一点来讲, 《伤逝》和《倾城之恋》又有着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性, 即, 意蕴的永恒性。

鲁迅与张爱玲的爱情描写, 更像是两场表演, 涓生与子娟是两个不成熟的革命派, 他们爱情的失败也在于这场“革命”的不彻底。归根结底, 鲁迅是希望他们能够觉醒, 认识到社会解放这一大前提。而白流苏与范柳原, 在两人狭小的空间, 演得动情投入, 不仅引发身世之感, 更引得一座城的颤栗来成全两个人的婚姻。

五四的开放精神, 促成了涓生与子君毅然决然的出走, 战争与倾城促成了白流苏与范柳原不顾一切的婚姻。在这一点上, 鲁迅离政治近一点而张爱玲离政治远一些。《伤逝》和《倾城之恋》, 一个是人生飞扬的一面, 一个是人生安稳的一面, 在这淳厚沉重的人生积淀与飞舞的人性描写中, 两位以其不用的视角和人生态势为我们展示了不同的人物及其生活。在《伤逝》中, 鲁迅以先觉者、启蒙者的姿态思考问题。张爱玲则选择内视点观察和表现人物, 为我们呈现了平凡、精明, 而又让人怜惜的真实的人物和生活。如果说《伤逝》是鲁迅对于现实社会的揭露与控诉, 那么《倾城之恋》就是张爱玲对于平凡世界的一声叹息。

《伤逝》和《倾城之恋》, 两种社会背景之下的爱情描写, 从爱情中, 我们读到的是人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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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吉鹏.鲁迅的智慧[M].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

[3]程致忠.穿越时空的对话——鲁迅的当代意义[M].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4]张爱玲经典文集[M].南方出版社2002

[5]金宏达.华丽影沉[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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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齐永川.解读《伤逝》中子君人物形象[J].现代语文2008 (11)

篇14：曹聚仁眼中的鲁迅

曹著《鲁迅评传》之所以能够成功，首先得益于作者的写作原则，即把鲁迅作为一个“人”来写。这样的原则现在看起来再正常不过，但了解了对鲁迅评价的历史后，才知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之难，因为即使在鲁迅健在时，人们对鲁迅的评价已经判若天渊，用陈独秀的话说：“世之毁誉过当者，莫如对于鲁迅先生。”褒之者在九天之上，贬之者在十八层地狱之下。前者如中共的领袖毛泽东，说鲁迅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后者如苏雪林，说鲁迅是“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其他人或友或敌，各自从自己的立场、角度，或有意或无意地对鲁迅进行神化、圣化或鬼化、妖魔化。大体说来，歌颂鲁迅的一方以中共为代表，贬损鲁迅的一方受到国民党的暗中支持，双方都有雄厚的政治、文化资源。在这样的背景下，曹氏独抒己见，有“天下皆醉我独醒”之概，其胆其识均令人感佩。在这样的原则指导之下，曹氏对长期流行的说鲁迅为人老于世故、猜忌刻薄的说法进行了抉剔、辩驳。鲁迅在给曹氏的信中说：“现在的许多论客，多说我会发脾气，其实我觉得自己倒是从来没有因为一点小事情，就成友或成仇的人。我还有不少几十年的老朋友，要点就在彼此略小节而取其大。”此种情况如鲁迅与其终身挚友许寿裳，许氏在鲁迅逝世后回忆说：“生平三十五年，彼此关怀，无异昆弟。”许夫人突然病故，鲁迅发来唁函说，世兄们失掉慈母，固然是不幸，却也并非完全的不幸，因为他们也许倒成为更加勇猛、更无挂碍的男儿的。许氏认为鲁迅想得深刻，不是寻常的套话。可见他们的相知之深。所以，许广平说他们“真可以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知己好友”。对于说鲁迅脾气古怪、性好猜忌的说法，曹氏举了向培良、尚钺的例子。他们都是鲁迅支持的狂飙社的成员，原本和鲁迅十分接近，后因人际纠纷而分手。向培良曾在《记谈话》一文中写道：“人们一提到鲁迅先生，或者不免觉得他稍为有点过于冷静，过于默视的样子，而其实他是无时不充满着热烈的希望，发挥着丰富的感情的。”狂飙社成员和鲁迅闹翻后，鲁迅激愤下曾说过狂飙那一群人，除了向培良都是骗子这样的重话。即使如此，尚钺在鲁迅死后对自己误解鲁迅表示“至今仍然是心中的一个苦痛伤痕”。可见鲁迅的人格感人之深。在另一方面，曹氏也直言不讳地指出了鲁迅平凡和有缺点的一面。例如鲁迅的外貌、举止一点都不像伟人：“他那副鸦片烟鬼样子，那袭暗淡的长衫，十足的中国书生的外貌。”以至于真的鸦片烟鬼曾向鲁迅打问在哪里可以买到鸦片。鲁迅第一次到女师大给许广平等上课，曾引起她们哗笑。鲁迅并不像后来在电影、图片里那样器宇轩昂、光彩照人。这才是真实的鲁迅！

对于鲁迅思想发展的轨迹，曹氏也有自己与众不同的看法。对于鲁迅后期的思想，中共方面的学人都认为“比共产党还共产党”，国民党方面也认为鲁迅是“赤化分子”，社会上也有人说鲁迅“拿卢布”，似乎是铁定不疑的。曹氏举出鲁迅自己的话，说鲁迅将自己比做一头瘦牛，“张家要我耕了一弓地，可以的；李家要我挨一转磨也可以的；……要专指我为某家的牛，将我关在他的牛栏内，也不行的，我有时也许还要给别人家挨几转磨”。这十分有力地说明鲁迅的独立意识是非常之强的。所以，曹氏说：“到他死去为止，他只是一个文化斗士，从未参加政治组织。”他比较赞同刘半农对鲁迅的评价。刘曾经送给鲁迅一副对联：“托尼学说，魏晋文章。”前一句说鲁迅的思想是托尔斯泰的博爱主义和尼采的超人哲学的融合，后一句说鲁迅的文字风格取法魏晋文章的高洁峭拔。这一对联得到了鲁迅的认可。对于郭沫若把鲁迅比作“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曹氏认为“即非违心之论，必是敷衍了事的纪念文字，而鲁迅呢，平生却最讨厌韩愈，风格也相去的很远”。堪称一针见血！

曹氏还从生活的细微之处描写了鲁迅。鲁迅在衣着上虽然不修边幅，但眼睛特别有精神。写鲁迅擅长说笑话，大家笑，但他自己不笑。鲁迅的书房，收拾得井然有序，纹丝不乱，不像钱玄同、胡适那样一塌糊涂。他写作时虽然烟茶并进，通宵达旦，但也注意调剂生活，不忙时看看电影，而且买最贵的票，侦探片、打斗片、滑稽片、生活风景片，他都喜欢看，“把心神松下去，好好欣赏一番的”。这就给了读者一个丰满、立体的鲁迅形象。

经过半个世纪的检验，曹著《鲁迅评传》在众多的同类著作中脱颖而出，被学术界推为研究鲁迅的必读书。那么，曹聚仁为什么能够成功呢？这是由曹氏客观、主观两方面的条件造成的。从客观方面说，他和鲁迅是同乡，又同是章太炎的弟子。他对鲁迅作品中涉及的人物、环境、风土人情等都有研究的便利，而曹氏果真进行了实地踏勘。他还是鲁迅认可的忘年交，有过深入的交往，相互通过四十多封书信，有过几次深谈。从主观方面说，曹氏兼学人、报人、史家于一身，曾执教于数所大学，多年从事报刊的记者、总编辑工作，于史学有深厚的造诣，鲁迅就曾请他代查历史典故。为了写作该书，他进行了多年准备。他精湛的国学修养又使他的表述思路清晰，文字简洁精练，显出大家气象。自然，该书也有它的缺点，比如只谈托尔斯泰、尼采对鲁迅的影响，而不谈马克思主义对晚年鲁迅的重要影响，就显见得有些矫枉过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