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创作变化

张爱玲的创作变化（共6篇）

篇1：张爱玲的创作变化

1、论张爱玲的散文创作

张爱玲的散文创作时间跨度很长。最早的《迟暮》创作于1933年，最晚的《忆西风》创作于1994年，60余年间，其散文创作的美学风格也一直处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之中。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率有成就的作家之一。她的散文有着浓郁的文化意味，这尤其反映在她对传统文化的审视与思考中。在艺术与审美追求止，她强调苍凉的风格，注重情绪化的写意，又具有幽默品格，语言的运用上也十分精致和讲究。张爱玲散文的这种独特的文化与艺术气质，莫定了她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地位。

散文是历来就有的文学样式，在现代文学史上也取得较高的成就，散文创作兴旺、名家众多。尽管如此，张爱玲以她薄薄的一本《流言》仍能于众多的名家中独树一帜，卓然而立。这与她散文的内容的世俗化，生活化是分不开的。《流言》的出现给文坛吹进了一股清风。张爱玲的散文，是一个精心营造的世界，里面充满趣味，亲切怡人。她的散文内容非常多，涉及面广。在散文集《流言》里谈吃，谈穿，谈钱，谈艺术，谈女人，谈自己的生活，常有令人捧腹叫绝之语。张爱玲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在她看来，“举目四眺，世界满目疮痍”，可正是对生命意义的悲观，反而导致她了对生活小趣味的近于过分的嗜好；她对“寻常的反常”的发现，使她产生了对万物超然对俗事谅解的洒脱态度。我们在《流言》中看到的是一贯对人生的一切表示了强烈好奇、强烈的爱好而又善于享受人生乐趣的张爱玲。吃、穿、玩、游戏花钱无一不让她感到愉快，而声音、颜色、气味都能给她带来快感。她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地道的女人世界，她的散文题材大多取自身边的小事，而这也正组成了女人特别爱好的一些生活内容：打扮、购物、买菜、逛街、吃零食等等。她的话题也几乎可以归入女人的话题：女人的天性、女人谈论男人、身边杂事的乐趣等等。她的散文里也浸透了女人的感性，她对那些琐事的叙述和谈论充满了女性对生活特有的一种体验和感应。她一往情深谈起一块衣料，一件衣服，那种从穿衣中体味到的喜悦对于男人来说的确是微不足道，而她对“细细森森”的美，对那种“牵牵绊绊”、“意意思思”的感觉不胜低徊的回味，透露着女性纤细的感性。她在《天才梦》里就向我们描述了她从生活中得来的种种乐趣： “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bagpipe，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颠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即使在描写战争的《烬余录》中也充斥着吃、穿、上街游玩等等这些琐事带来的快乐。

“我记得香港沦落后我们怎样满街地找寻冰激凌和嘴唇膏。我们撞进每一家吃食店去问可有冰激凌。只有一家答应说明天下午或许有。于是第二天我们步行十多里路去践约，吃到一盘昂贵的冰激凌，里面咯吱咯吱全是冰屑子。街上摆满了摊子，卖胭脂，西药，罐头牛羊肉，抢来的西装，绒线衫，累丝窗帘，雕花玻璃器皿，整批的呢绒。我们天天上城买东西，名为买，其实不过是看看而已。从那时候起我们学会了怎样以买东西当作一种消遣。——无怪大多数女人乐此不疲。”

张爱玲的散文多而杂，不仅描述了一个地道的女人世界，她直逼世俗人生。中国文人士大夫生活艺术的背后总是衬着“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崖之生”的潜台词，张爱玲不矫情，不撇清，她对生活的情趣更有一种清新的气息。她生活的艺术是直逼世俗的。张爱玲母亲出身名门，是典型的西洋淑女。张爱玲在《童言无忌》中这样写她的母亲：“我母亲是个清高的人，有钱的时候固然决口不提钱，即至后来为钱逼迫很厉害的时候也还把钱看得很轻。这种一尘不染的态度引起我的反感，激我走到对立面去。”她自豪地给自己冠上许多俗气的头衔：

“一学会拜金主义这名词，我就坚持我是拜金主义者。”（《童言无忌》）

“每次看到小市民的字样，我就局促地想到自己，仿佛胸前佩带着这样的红绸字条。她连自己“恶俗不堪”的名字也恋恋不舍：

“世上有用的人往往是俗人。我愿意保留我的俗不可耐的名字，向我自己作为一个警告，设法除去一般知书识字的人咬文嚼字的积习，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寻找实际的人生。”

琐屑的世俗生活是实际的人生，张爱玲不耻于宣布自己是一个俗人，在俗世中体味牵牵绊绊，拘拘束束的苦乐的世俗而又真实的生活。她非常欣赏好友苏青的朴素、实在的生活态度，因为那里透着对世俗生活的执着和认真，而对苏青成名后失去了朴素则含蓄地表示了不满和惋惜。

“我立在阳台上，在黯蓝的月光里看那张照片，照片里的笑，似乎有藐视的意味——因为太感兴趣的缘故，仿佛只有兴趣没有感情了，然而那注视里还是有对这世界难言的慕恋。” 这是《流言》中的张爱玲最终定格于她对自己的一张照片的描述。

张爱玲老年时曾在为自己文集所做的序言中说过这样的话：“人生有飞扬，我飞扬不起来，人生有热闹，我热闹不起来。我的心永远是平止的，平止的如一潭死水，与死水不同者，只在我独立水边，望着自己瘦弯的身影，添觉出几分苍凉。”的确，张爱玲是安静的，她个性内敛，不喜张扬，习惯偏安一隅静坐。对于人生，她是一个安静的看客，又是一个安静的听众。她把喜怒哀乐收藏，自己品味，她不在乎外界，也不顾影自怜，只关心自己的感受并细加呵护，不经意间流露的是一股淡淡的悲凉。她的喜静，许是从小的家庭磨难，许是经历了一些世事变迁，许是心智的早熟早慧，然而互补在她这里得到了很好的发挥，沉默，少言让她在一派沉静中淘取到了她笔下所要的金子。于是，她手中那支笔飞扬起来，她的散文，便展示了一个真实的她繁富的内心世界。

10级石园

篇2：张爱玲的创作变化

张爱玲，1921年9月30日出生于上海。旧官宦世家，祖母李菊耦为李鸿章幼女，父张志昕为前清进士、李鸿章幕僚张佩纶第三子，母亲则是留过洋的新女性。出身不可谓不显赫，更不用说富贵了。但经过过知暂的欢乐童年时光以后，她就开始了一生的孤苦日子。父亲嗜毒成瘾，娶姨太太，对子女不负责任，甚至多次毒打女儿。逃到离婚独处的母亲那里，她也未见多少快乐。母女二人的作派都和对方的想象差距很大，这使她过早地成为一个郁郁寡欢的女孩子。她曾在文章中用“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来形容让自己的不安全感。这种环境也促使她多疑、内省的性情的发展，让她很早熟地用深刻甚至尖刻的思想分析人，研究人。

和钱钟书家学渊源式的人物不同，张爱玲显赫的出身并没有给她多少学养，如果硬说是这个家庭为她成名作家创造了什么条件的话，那首先应该说她在自己的家庭环境下养成了独特的性格，具有不同的看人、看事的方法。

但在她出生和成长时，无论整个时代和她的家庭，都是“繁华已经过去，穿着新鞋也赶不上了。她自7岁开始阅读中国古白话小说并开始进行创作，熟读《红楼梦》、《海上花》等古文学名著，后随其母学习英语。1930年张爱玲父母协议离婚，母亲再赴法国留学，张爱玲随遗少父亲生活。1932年其父娶后母，冷酷凶悍的后母使本不和睦的家庭环境更加逆转，从物质到精神的欺凌深深伤害了少年张爱玲。1937年因与后母争吵遭父亲毒打并被关押，后出逃投奔已回国的母亲，继续她的生活。生存的困境，亲情的缺失，造成了她此后独立孤僻的性格。这段经历也成为其小说创作的重要素材。1939年张爱玲考入伦敦大学，因二战全面爆发而改入香港大学读书，并开始发表作品。因日军入侵香港，社会秩序崩溃，学业未完。

日军攻陷香港，她不得不中断香港大学的学业回到上海。受惯家人白眼的她要过自食其力的日子。从中国文学史的角度上看，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及至之后，中国文学始终是一股社会救亡的政治变革的洪流，作家们要么立于潮流之上摇旗呐喊，要么在完全对立的文艺争论中被击倒，退出这个舞台。作为张爱玲这样“无家无国”、完全以写没落家庭中男女情感、家庭伦理为题材的作家，能够立足和成名，实在有太多偶然。她说过：“用别人的钱，即使是父母的遗产，也不如用自己的赚来的钱来得自由自在，良心上非常痛快。”她选择了写作作为自己谋生的手段。聪明的她在特定的时机以特有的方式“浮出海面”。上世纪六十、七十年代，在台湾、香港等地张爱玲作品曾一度受到读者的喜爱，张爱玲被几次邀请到台湾从事作品整理和改编文学剧本；其创作得到台湾及海外一些中国文学史研究学者的推崇而给予极高的评价。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因为世纪末思潮的影响，中国当代文学热销，张爱玲作品自30年后现身大陆文坛并受到瞩目，形成“张爱玲热”；随之产生了一些对作家本人及其创作的研究和探讨，张爱玲作品重新被认知和熟悉。

她首先用熟练的英文小试牛刀。当时是世界大战正烈的年月，作为盟友，西方传媒开始注意中国这个素被欺侮的弱国，介绍中国人生活、中国文化的文字多起来。张爱玲部苦修英文，在港三年没用中文写过东西。1938 年,张爱玲在《大美晚报》上发表了她的第一篇作品———英文散文“What a life , what a girl‘s life”,比1939 年的《天才梦》还早。可见,她的散文创作早于小说。

张爱玲的散文创作盛于40 年代,其散文作品大多写于那个时期。1942 年,她连续在英文杂志《二十世纪》月刊发表《中国人的生活和时装》、《中国人的宗教》、《洋人看京戏及其他》和几篇影评,这几篇英文散文后被重写成中文,收在《流言》中。1944 年12 月初出版的散文专集《流言》(上海科学公司),收有《更衣记》、《公寓生活记趣》、《谈音乐》等三十余篇。1976 年5 月,台湾出版了她的小说、散文合集《张看》(台北皇冠出版社),收入《谈看书》、《谈看书后记》等少数几篇散文。1988 年,台湾又出版了她的另一本小说、散文合集《续集》(台北皇冠出版社),内中有《表姨细姨及其他》、《谈吃与画饼充饥》等七篇散文。

张爱玲的散文创作风格在她创作初期就成熟起来。对张爱玲散文的研究,最早的一篇是1944 年沈启无《南来随笔》,他认为:“她不是六朝人的空气,却有六朝人的华胆。”“她走进一切的生命里去,一切有情无情在她的作品里也‘各正性命’,得到一个完全的安静。所以,她的文章是温暖的,有庄严的华丽,也有悲哀,但不是凄凉、凄厉,所谓‘众生有情’,对人间是有着广大的爱悦的。”

年轻的张爱玲有着强烈的“世俗的进取心”，对于成名有着“绚烂”的渴望，她一再鼓励自己快些努力：“快、快、快，迟了就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于是她握笔不辍，四处出击，短短几个月，张爱玲迅速“占领”了上海滩几乎所有出名的文学杂志。小说之后是散文，杂志之后是出专集，几乎一夜间红透了上海滩。她的最重要的作品相继问世，如《茉莉香片》、《倾城之恋》、《金锁记》等，小说集《传奇》、散文集《流言》一版再版。这时的她不满25岁。

张爱玲的创作创作独树一帜,就其形式特点而论,可以概括为弹性美和流动美。弹性主要从文章构成元素的角度,通过对句式、结构、表达方式等方面的解析,细致入微地考察搜集在《张看》中的散文。流动美着眼于文章的层级结构,即从表层形象和深层气韵和节奏两个层面,探究形成张氏散文独特魅力的原因之所在。

张爱玲的散文语言大半自诉身边的感受。人生的、文化的讨论,都浸透着她的灵性。这类有情有味的文字,是她的典型作风。当然,不要误以为张只会写感觉丰盈,联想连翩,韵味盎然的句子,她也有思想。不是那种严谨博大的哲学思想,或依一定阶级旨归的政治思想,而是一种现代的文明意识,在絮絮道来的字里行间渗透着,举重若轻,有时,似乎不经意地点出,皆成妙语。周芬伶认为张爱玲是语言炼金师:张爱玲的散文结构是解甲归田式的自由散漫,文字却是高度集中的精美雕塑,她的语言像缠枝莲花一样,东开一朵,西开一朵,令人目不暇给,往往在紧要关头冒出一个绝妙的譬喻。她还喜欢套用现成的诗句、俗语、谚语,并认为是中国人语言中重要的纤维⋯⋯所构成的散文肌理深具民族风味。旧语言的灵活运用是张的散文底色,然而她更擅长塑造新语言,有时不妨西化,有时不妨诗化。余彬认为张爱玲的散文文体深受英国散文的影响。“她的散文显然比她的小说更来的从容不迫,挥洒自如。她的散文则往往可以做到起落无迹,’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其隽永的讽刺,尖新的造语,顾盼生姿的行文,使其文章显得分外娆妖俊俏。气盛言宜,她的文章议论风生,神彩飞扬,从头到尾,一气呵成,毫无阻滞。正是傅雷赞叹的,是‘色彩鲜明,收得住,泼得出的文章。’”“另一显才气的是她的炼字炼句。她自出机枢,陈言务去,本其聪慧,酿造出地道的张爱玲式的警句。”“《流言》中许多文章也以议论为主,叙事、抒情倒在其次,所以张最初的散文给人的强烈印象就是作者的机智,即使好些‘记’文中也可见到大量狡黠灵慧的俏皮话,而文章的起承转合往往是靠这些轻灵的议论推动的。”

张爱玲的散文也是风俗录与人种学纪录,张爱玲对于民俗学与人种学的兴趣,可能也是出自她追求逆庸俗化与逆现实化的心理动机。周芬伶认为“ ⋯⋯现代散文家像张这么擅长写穿的真不多见,但她并不是时尚的盲目追随者,从她的穿着可以看出她反叛流行解构时尚的主张。”“读《更衣记》不能忽视她那些精美的插图,不管服装样式或人物的素描都相当生动具有艺术感,写服装史兼绘插图,当代女作家她算第一人,这篇文章对清代仕女服饰至民初服装文化颇有参考价值。”《洋人看京戏及其他》“与其说她是谈京剧不如说她谈的是中国人的民族性⋯⋯”张爱玲的散文还表现了浓厚的市民情趣,她注意都市风景线里“人的成份”。她热爱市民的俗美,于平庸的日常生活,于柴米油盐,水与太阳的遍施予人的恩惠之中寻找实际人生。张爱玲对于人种学的阅读与研究兴趣大概从1965 年左右就开始, ⋯⋯作为业余的人类学研究者,早在二十岁左右她就发表了一系列探讨民俗学的散文,晚年承续了这方面的兴趣,这是《谈看书》与《谈看书后记》的写作背景与动机。

张爱玲散文机警的特点被诸多论者所肯定。张爱玲的机警是建立在广大的悲情之上,形成既悲凉又犀利的文风。这一点,许多论者达成共识,如刘玉秋在《于细微处品味人生的苍凉———论张爱玲的散文创作》一文中认为张爱玲对于世俗人生的描绘及发自于内的亲切感,是基于她对女人角色的认同,在她以世俗女子的眼光观照人生的枝微末节的同时,却又常常感到思想背景中的惘惘,她既有独特的敏锐的感性观察力,又有独特的清醒的理性。汤正启的《美丽的苍凉———读张爱玲的散文》一文从具象———感性、抽象———理性、幻象———神性三个层面透视了张爱玲散文的机警与悲凉。冯凌的《真实的距离———谈张爱玲散文的精神世界》 通过张爱玲小说与散文的比较,揭示作者真实的精神世界和独特的美学追求。从比较小说和散文中人物活动的主要场景———空间意象的不同入手,分析她的小说和散文思想内容的异同,指出散文中的“我”与真实的张爱玲之间的距离,理解她在尽情享受物质文明的背后所潜藏着的深深的悲凉与望。

张爱玲散文创作是“诸体皆备”,而且以写作之持续度与总质量来说,张爱玲也堪称是一个散文大家。周芬伶认为张爱玲散文中成就及影响最大的当属“自传体散文”及“文论艺论”。张爱玲自传性散文吸引人之处,在于强调她的“现实性”和“俗气”,文人最避讳的特质她照单全收,她对自我的洞察和自我调侃,建构了“大俗即雅”、“小恶即真”的特殊观点。她对自我形象的描述常是低抑的、委屈的,而且带点早熟的世故。

张爱玲就是个极讲究封面设计与序跋写作的作家,她不以记录成书的背景,或作品的自我评价为满足。反而站在一个文学的高点总览全书,有时不妨谦虚,但总要构筑一幅开阔、宏丽的图像和全景为满足,张的序跋文学性极高,光华独照,跟她的散文作品相比一点都不逊色。对此,周芬伶也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她认为张爱玲的序跋不仅标示她在不同时期的心境与眼光,也常常展示了她独特的文学意见。张爱玲的序跋写得极讲究,如《〈传奇〉再版的话》,格局大,格调也高,文中有些话成为了解张爱玲作品的重要根据,这种预言式的文学自白,不仅

说明了她的深思慧见,文字更是铿锵有力,显现大家气度⋯⋯最后她以本书的封面设计作结,用“生命也是这样的吧———它有它的图案,我们唯有临摹。”来总结整个序文。整篇文章浓淡交织,冷热互见,叙述、议论、抒情样样出色,确是一篇杰出的序文。周芬伶认为张爱玲晚年的考据与译注著作,序本身就是学术味浓厚的长文,可观的是处处闪现她对文学与人性的慧见。

张爱玲散文的悲凉意味被诸多论者所论及,余彬在《张爱玲传》中写道:“享受生活的欢悦的亮色浴在了四周浓重的暗影里,机智、轻快的调子与压抑了的悲哀在《流言》中互相纠结着,交替出现,即使是最轻松的话题,也时而不期然地泛出悲凉之音⋯⋯”“这也正是张的人生态度的写照,她时时清醒地意识到时代的悲哀,人生的残缺,同时又不放过在现实的脏与乱与忧伤当中随处发现、体味人生‘可亲可爱’的一面,从而并不陷入绝望。”还有些论者论及到张爱玲《流言》中的悲凉意味,如周敬芝的《一则苍凉的爱情寓言———论张爱玲散文〈爱〉》 ,张晓琴的《荒凉意境中的追寻者———由散文〈爱〉透视张爱玲创作的情感世界》。前者认为:“散文《爱》是张爱玲1944 年写的,当时她与胡兰成正处于热恋中,但文章却丝毫没有那种热恋中人的狂热、骚动不安的感情,更多的是苍凉与无奈,它不是一个美丽的爱情童话,更像一则寓言。”王喜绒的《从〈流言〉看张爱玲散文的文体特色》指出独语式的个体语境、孤独感和苍凉感的浓郁渗透、走向世俗的现世精神、独具特色的表现方式,既构成了当时文坛上不同于主流语境的另一种风格,也构成了张爱玲散文文体的鲜明特色。

篇3：试论张爱玲小说创作中的性别倾向

关键词：张爱玲,小说创作,性别秩序,女性主义批评

男女性别的差异可同人类文明史比肩, 但是在父权体系权力制约下性别的涵义被扭曲了, 男女有别的差异性被强调了, 其目的就是为了保证男性绝对神圣的地位。千百年来, 女性只能够按照男性话语的方式被动地塑造着自身身份。而且, 这种千百年来的不平等, 逐步造成了女性话语权的缺失。因此, 长久以来, 女性批评话语建立在无意识的懵懂状态之下, 可以说女性长期处于一个被言说的状态。为了争取自己的话语权, 女性们开始了一段漫长历程的探索。

中国女性研究是在西方女性主义的坐标点上生发起来的。近代欧美女性运动给了中国极大的震撼, 为中国的“女学”开了一个头。张爱玲这位中国现代杰出的女性作家, 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探索者。张爱玲出身在一个官僚家庭, 而她所处的年代又正是民主、科学、女性主义等新思想从西方涌入古老中国的年代。当时的新思潮对她的思想、创作有着深刻影响。她对女性话语权的缺失是有过思考和争斗的, 在她的生命意识里, 有着强烈的性别意识, 或者说有着强烈的性别倾向。作为一个现代作家, 张爱玲在她的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女性生命意识的倾斜与不平衡以及女性以回避的方式对自己追求的守望, 就是那个时代中国女性作家对这股思潮的接纳与思考。

一.对女性秩序的认可和超越

千百年来,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造成女性的性别意识只有纯粹的生理意义, 文化本质上的女性立场被冻结在男性立场之中。女性被男性的强势地位所统治, 而女性也只能够按照男性话语的方式被动地塑造着自身身份。张爱玲这位中国现代杰出的女性作家, 在艰苦而长期的创作中, 逐步明晰了对女性秩序的既认可又超越的认识。

在张爱玲倾心之作《倾城之恋》里, “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 ”是一个受到当时新思想影响但又没有完全摆脱几千年封建社会遗毒侵害的女人形象。白流苏是个是一个留学生, 受过当时新文化运动影响的女性, 但封建性的灵魂贴身附体。当她发觉婚姻没有办法给她带来幸福时, 从而选择离婚。从这惊世举动中, 我们可以看出:她是在以一个新时代女性的形象在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在当时的社会, 离婚是一件很先锋的事情。虽然很多女子都活在家庭和社会的底层, 她们一生无爱, 在痛苦和无奈的煎熬中生活, 但是几乎没有女子敢于有勇气提出离婚, 可是白流苏办到了。在享受不到婚姻带给她的幸福以后, 她主动离开了丈夫, 这个举动和娜拉取下戒指, 离开夫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可是这一个大胆的举动后面隐藏着什么呢?白流苏离开夫家以后, 根本没有地方可以去, 只好回到娘家。势利的嫂嫂强逼她交纳金钱, 兄长设法算计她的财物, 她含泪忍受着哥哥嫂嫂欺负。这就说明了, 脱离了夫妻关系并不意味着脱离了压迫, 离开夫家并不意味获得了自由与幸福。只能是艰难地摆脱了一个生存巢穴, 又不得不返回到一个旧女性的生存和困境里。在封建的旧式家庭中, 她没有办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在自己的前夫离开人世以后, 她拒绝哥哥给她的建议, 回到前夫家中, 去履行原来的义务以后, 还是缺乏能力也缺乏勇气去寻找一份独立的新生活, 而是依靠女人本来的一点点小小的手段和一些无足挂齿的小小技巧和自己的命运赌了一把, 依靠了另外一次婚姻。

男性的强权在这个社会无处不在, 最后白流苏依靠什么获得所谓的重生呢?一场婚姻、一个男人, 其实这并不是胜利, 而是一场男性的救赎, 白流苏的所谓重生其实是在于她屈服了男性定下的规则, 她服从了这个潜规则, 于是获得了一个小福利———就是这场能够让她有一定自由限度的婚姻。这篇小说从头到尾, 张爱玲讲述的是一个女人想要逃离却又无法逃离的悲剧故事。这是张爱玲对女性软弱本性的分析, 也说明了女人想要获得自立却又难以为继的事实。白流苏再嫁也许获得了幸福, 但是我们从她的奋争中可以体会到的是当时女子的深刻无奈与悲哀, 这种对于人生的无力感, 紧紧环扣在张爱玲作品中的许多其他女主人公的身上。

在《小艾》中, 小艾常常想着:“总有一天我要给他们看看, 我不见得在他们家待一辈子, 我不见得穷一辈子。”靠这种精神, 小艾以自已的方式与之周旋和斗争。我们从这里读出了一个仆人想要获得别人的尊重, 想要坦荡荡活在人世间, 除了需要自身不断努力以外, 还需要万分勇气来面对这个世界的险恶和无耻。所以即使成功, 也不需要有太多的惊喜和感慨, 因为这仅仅是人世偶露的仁慈, 和自身并无因果关系。女性在社会中的无力感与危机感在张爱玲的小说中, 表现得含蓄又彻底。这样的人物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比比皆是, 无论是主人还是仆人, 是小市民还是学生, 无论是社会哪一个阶层的女人都有一份难以为继的苦恼, 无论哪种苦恼都来源于女人的性别身份。从张爱玲的这些描写中, 我们看出作者对女性秩序的无奈认可。

在中国传承千年的文化传统和礼教秩序中, 素有“万恶淫为首”、“存天理, 灭人欲”等道德戒律, 实际上这样的道德戒律几乎都是针对女性的。因为宣传这些戒律的男性都会名正言顺有着三妻四妾。这一耐人寻味的事实也就揭破了封建道德的虚伪性和欺骗性, 张爱玲也是最先对这一不平等抢先说“不”的。在她的作品中, 我们可以读到作者对女性欲望的认同和认可。在小说《沉香屑———第一香炉》中, 详细描述了张两位女性薇龙和姑姑对男子的爱恋。青春美丽的薇龙和年老色衰的姑姑, 对异性的爱, 以各自完全不同的状态表现出来, 这就是一种女性欲望的表达, 张爱玲以这种含蓄的方式表达了对女性欲望的认可。在《小艾》中, 小艾她认识了邻家阳台上每天坐着看书的男子冯金槐。是一个排字工人, 也是个“苦出身”, 两个苦出身的人在一起很能谈得来, 渐渐产生了感情。张爱玲对小艾追求真爱的行为也表达了自己的包容和赞赏。这就是一位新时代的女作家对女性追求的一种肯定。这和张爱玲所受的新式教育和被当时新思潮的鼓动影响是分不开的。在表达自己认可的同时, 张爱玲也表现了当时女性在社会夹缝中挣扎的无力与无奈, 反映出新时代的女性在争取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时的挣扎, 同时也表达了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的强大和男性权势的强势。从张爱玲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 张爱玲认可女性较为弱势的地位, 她对女性的发奋, 有着强烈的希冀, 但是面对当时的社会状况, 她只能以一种回避的方式来守护。

从张爱玲小说的题材和思想内容上面来看, 她的作品有着极强的女性主义特点, 这不仅仅因为张爱玲本身是女性的关系, 也不仅仅因为她作品中关注的主体是以女性居多, 更为重要的是作品里关注的是女性在这个社会里的挣扎与困惑, 以及这个社会对女性的限定与仇视。

张爱玲小说中设置的人物, 她的作品中的女人, 生活在社会的不同层面。这些人有作为主人却又被人挟制的白流苏, 有身份下贱却又自尊自爱的小艾, 也有接受了新思潮却又沉迷于世俗的薇龙, 这些人物虽然都来自不同的生活环境, 都有各自不同的命运, 最后都走向了各自的宿命, 但是透过张爱玲含蓄设置的背景, 我们可以吃惊地发现, 女人的性别地位在她的女性主义小说中是如此明晰。《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 虽然是一个新式女性, 但却因为走不出社会给她设置的怪圈, 只好用尽女人的小伎俩获得了一个再嫁的机会。结局似乎是她胜利了, 逃离了原来的旧式家庭, 有了一个自己的家。但是透过这一切可以看到, 她所谓的成功也只是一个胜利的出逃, 她的幸福还处于一个未卜的状态之中。而且为了再嫁, 整篇小说中以许多细节描写她对于未来丈夫的忐忑不安, 和在夹缝中努力挣扎的焦虑。在她的种种迷惑与不安里, 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作为一个女人的软弱, 还有这个社会对女人的种种苛求。这样的苛求不仅来自于社会, 来自于男子, 更可怕的是还来自于同性之间。对于女人之间的争吵, 张爱玲的笔法细腻又深刻。同处于社会底层的女人竟会失去相互之间的慰问与怜悯, 而走向公然用男子对女子的要求来互相衡量, 这是一种怎样的怪现状!为了在对立面面前获得尊重, 不惜把自己的同类踢进深渊, 这是千百年来男权主义的根深蒂固还是女人反抗到绝望只好压榨同类的悲哀?白流苏的成功仅在于逃离了一个带给她苦痛悲伤的地方, 是一座城池的陷落给了她成功的机会。社会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一个城市死而复生, 对于白流苏来说, 这仅仅只是一个让她得到一个家庭的机会。从这里我们也可以读出, 女人在社会里, 在历史中的极度弱势。莎士比亚说:“女人, 你的名字是弱者。”张爱玲则是用她的小说对这句话进行了含泪的复述。

“女人是人”是国民启蒙时的口号, 但是这个口号偏偏又是由李大钊等男子提出来的。中国女人在觉醒之初就存在内在的原动力匮乏, 所以即使“五四”给女性带来了新理论、新机会, 却也还是没有办法解决女性们内在的动摇和革命的不彻底性。女性们的这些口号还是来自于男性文化的大背景之下, 当“五四”的光晕散去时, 中国女性还缺乏西方女性的实力和完备的理论体系。所以说, 这一部分以张爱玲为代表的女性作家还是只能用文字表达, 而少了将口号付诸于实施的气概。在张爱玲的作品中, 她不动声色表达了自己对女性传统意识的固守和一种有限的超越。

中国是个没有国教的国家, 宗教不曾占领过全民的精神领域。张爱玲也很少谈到过宗教对她的影响, 在笔者看来, 她的作品中自审意识比较薄弱。“自审”指的是女性客观审视自己与生俱来的缺点。女性的自审意识是贯穿于女性写作的始终的, 只是在不同时期和不同作家中有着不同的表现风格。在张爱玲的笔下, 她的女性意识不能完全用强己来概括, 因为所谓“强己”不仅意味着要珍爱自己的生命, 要把自己铸造成为一个符合时代的新型人类。但是张爱玲面对当时的社会, 深刻领会到这样的女性理想只能是纸上谈兵, 是没有办法实现的。所以, 她作品中的女性总是弥漫着哀伤苦痛和无奈。张爱玲以客观冷静的态度描写了社会对女性的不接纳, 所以在读其作品时, 读者可以深刻感受到作者对未来世界变数和不确定的恐慌与害怕。因为她所面对的不只是对传承千年的文化精神、观念体系的叛逆, 还有更改传统汉文化的承载对象。面对这么深重的现实, 作为一个用笔来写作的女性作家, 她的无力感油然而生。所以, 她将自己陈列在现实人间之外, 从一个静态的角度静观世间百态, 从这或可理解她曾经表达的“自己永远是一个异乡人”的姿态, 也可以明白她绵绵的忧伤与哀愁的来源。

二.对男性秩序的质疑和默认

在张爱玲的小说里, 她所设定的男性形象以及对男性秩序又是怎样的呢?在讨论这个问题前, 我们需要对张爱玲的生活进行一个简单的交待。在张爱玲的幼年时代, 她的父母关系破裂, 这曾经给她极大的打击。母亲出国游学, 父亲的再娶对于张爱玲来说, 都是一次又一次的挑战。在张爱玲的青春期, 父亲曾经因为她和继母的矛盾软禁了她半年, 这半年时间给张爱玲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可以说, 在她的人生当中, 男性总是处于强势地位的。也正因为如此, 在阅读张爱玲的作品时, 读者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她的那么多作品里的男性形象不是处于缺失状态, 就是以残忍和恶劣的形象出现。这和张爱玲的人生经历密不可分。在其作品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张爱玲很少设置一个男女和谐的场景, 往往男女的对立过于显性或隐形, 这样的对立面或许可说是生活给张爱玲的一个潜意识的暗示, 也许在写作中作者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然而这样的对立背景却是已经存在在创作之前了。

张爱玲在小说中塑造了许多病态的人物, 少有健全男性形象。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先生说:“我姐姐的小说人物, 不是心理有病就是身体有病。有的甚至心理、身体都病了。”张爱玲小说中的疾病叙事形态, 主要体现为以下三类:首先是肺病叙事。肺病叙事是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疾病叙事的最初、最普遍的形态。张爱玲小说中也有为数不少的肺病患者。其次是其它身体疾病叙事。《金锁记》中的姜二少爷患有骨痨, 《怨女》中的姚二少爷患有软骨病、眼瞎、哮喘病等多种疾病。《琉璃瓦》中的姚先生郁愤伤肝等, 不一而足。再次是精神病叙事。在张爱玲的小说中, 除了先天残疾的姜二爷、玉喜少爷外, 大多数人物的身体病变都不是单纯器质性病变的结果, 而是心理病变的结果。也就是说, 他们心理上的病态最终通过身体上的病变或畸变呈现出来。如对《茉莉香片》中聂传庆的抑郁症的描写, 等等。

张爱玲小说中男性的权威性与主体性受到质疑和嘲讽, 男性大体上被解读为备受恣意贬抑和无情嘲弄的群像。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形象猥琐无能、狂嫖滥赌、挥霍家产、坐吃山空, 对子女没有责任心, 逃避严酷的现实。《花凋》里描写了一位父亲, 他的特点是喜怒无常, 不擅理家。虽然有妻有妾, 有儿有女但却极不负责任, 不仅不是一个好丈夫, 更不是一个好父亲。他的生活的唯一目标就是满足自己的生活欲望。所以在他的治理下, 这个家没有一点人情味, 没有一点和善友好的氛围。每一个姐妹之间都充满着斗争, 为了吃食, 为了一件衣料, 甚至为了一双丝袜。脾气太好, 心眼太实的妹妹川嫦一次次被欺负, 直至重病以后, 父亲仍不愿拿出钱给孩子治病。这样的男性形象, 在张爱玲的作品里被不露声色地描述, 整篇作品作者没有一句正面的批判或批评, 但是细致入微的细节描写, 恰到好处的语言描写已经活生生地为我们写出了一个让人唾弃的男性形象。

从这个形象挖掘下去, 我们可以看出张爱玲实际是在狠狠丑化男性形象。但要注意的一点是, 在丑化男性形象的同时, 她也并没有抬高女性形象, 而是保持一种客观冷静的态度进行描写与表示。但是无论怎样的褒贬, 张爱玲的小说都是以女性角度、女性生命意识来实现对当时的社会所进行的批判。

如《金锁记》中, 出生在曾经是望族大家, 而如今家道败落, 全靠祖宗遗产苟延残喘的姜二爷, 天生就有一个残废畸形没有健全生命的肉体:

坐起来, 脊梁骨直溜下去, 看上去还没有我那三岁的孩子高, 那样儿, 还成个人吗?还能拿他当人看?

作者借人物之口直接藐视男性的躯体, 进而嘲弄传统男性形象的权威。现实生活中他们是父亲、丈夫、儿子, 但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男人, 只是一个称谓、一个符号、一具躯壳而已。张爱玲笔下玩世不恭、浮华放浪的现代男性大都留过洋或受过高等教育, 但洋装掩盖下的依然是生命的脆弱与精神的恐慌。如《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振保是喝过洋墨水的“中国现代人物”, 既深受传统伦理道德影响, 又崇尚西方生活方式。一方面他想亦步亦趋按照社会规范有滋有味做着“好人”, 另一方面他的灵魂深处却受着煎熬———渴望肉欲的刺激和人性的放纵, 既想得到“热烈的情妇” (红玫瑰) 又想拥有“圣洁的妻子” (白玫瑰) , 撕裂在这“真人”与“好人”的两难世界中。在情感与理智的矛盾中挣扎, 充分显示了人性的弱点与精神的孤寂和荒凉。张爱玲以她特有的敏锐和深刻对女性、男性主体进行解构自审, 描写特殊历史环境下女性、男性的生存状态正是作者对男性秩序的质疑和默认。

在张爱玲的记忆里, 对男性形象应该是颇有微词的, 首先是她童年的遭遇, 曾经被爸爸软禁在家很长一段时间, 生病了也没有请医生治疗, 甚至差点命送黄泉。在她成年以后, 和胡兰成的恋爱, 虽说张爱玲主动提出分手, 表现出了一个很主动很放得开的新潮女性的形象, 可是作为漂泊那么久经历苦难无数的她, 无论如何也不会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 所以通过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形象的分析, 可以看出作者对男性秩序的质疑和无奈接受。但是,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 我们也可以读出作者在对男性的否认同时, 表达的一种生命的无依靠感, 张爱玲仍然是先是一个女性, 然后再是一个作家。先是面对生活, 然后再是写作, 在她的内心中仍然希望得到一个有力支撑。所以, 在对男性进行批判的同时, 她也无法否认自己内心的失落。对男性的社会地位和男性在生活中的主导地位, 在张爱玲的潜意识里应该是肯定的, 但后天的教育让她的观念有所更改, 所以, 她在作品中以对男性形象的用力刻画来表达自己对男性秩序的默认和质疑。

然而, 并不是所有的女性书写表达出来的都是女性生命深处的声音。真正的以生命意识为基点构建起来的女性主义诗学是在表达女性经验的基础上, 确立女性主体价值立场的, 但是, 从张爱玲对男性秩序的质疑与默认中, 可以看出她的确是在反传统。只不过这种反抗只停留于男权社会的不公平和不公正的表层, 而骨子里却是无法摆脱其影响的。所以, 伍尔夫在对女性的这个悖论困境进行概括的时候, 说:“修正自己的价值观, 迁就他人的妇女小说称作‘瘢痕累累的小苹果’”。

参考文献

①张爱玲著:《张爱玲文集》,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2年版

②张爱玲著:《张爱玲散文全集》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2版

③西蒙娜·德·波伏娃著陶铁柱译:《第二性》,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8年版

④李银河著:《女性主义》,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

⑤刘巍著:《中国女性文学精神》, 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8年版

⑥冯爱玲, 《论张爱玲作品中女性身份建构之策略》, 《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11期

篇4：论张爱玲“苍凉”的创作风格

【关键词】张爱玲；苍凉；意象；边缘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爱玲是一个充满着传奇色彩的作家。她在20世纪40年代初像彗星一样出现于上海文坛，初登文坛就站到了文学创作的巅峰。细读张爱玲的作品，无不充斥着一种无望的苍凉，夏志清对张爱玲的作品曾有一句很好的总结：“我们看到一方面是隽永的讽刺，一方面是压抑了的悲哀。这两种性质的巧妙融合，使得这些小说都有一种苍凉之感。”[1]张爱玲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是以此为底色构建的。

一、边缘中生存，苍凉风格的源头

（一）边缘的生活环境

张爱玲文字中的苍凉，也是对自己生存状态的一种反射，她当时所处的边缘生活环境和身世直接影响着其文的风格。张爱玲出生于旧官宦世家，祖母为李鸿章的幼女，其父为前清进士，张佩纶的第三子。有着这等背景，即使张爱玲出生时整个家族和时代都已是“繁华已经过去，穿着鞋子也赶不上了”[2]的时候，但官僚气依然在这个家庭里根深蒂固。1930年，张爱玲的父母协议离婚，母亲赴法国留学，她和父亲一起生活。1932年，其父娶后母，冷酷的后母使本不和谐的家庭环境更加逆转，从物质到精神的欺凌深深伤害了还年幼的张爱玲。1937年，她因与后母争吵而遭父亲毒打并关押达半年之久，后逃出投奔已回国的母亲才得以继续她的生活。生活的困境，亲情的缺失，造成了她此后独立孤僻的性格，这也成了日后她作品的主旋律。

（二）边缘的生存状态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殖民统治最为典型的地区是上海和香港，同样，在那里，最腐朽得封建礼仪与最先进的资本主义物质文明也同时并存着。在这个代表着中国现代化的窗口里，传统中国文明和现代西洋文明呈现出对立、竞争、融合的状态。中西文化在此交汇、碰撞，这使得许多从小接受贵族教育的一部分人，成为这个时期的边缘人。张爱玲她与生俱来的贵族气息和自小与外界隔绝的生活环境使她脱离了大众，但窘迫的生活又使她接近了大众，从而使她成了名门氏族与市井小市民之间的边缘人。面对这种特殊的处境，使她看清了生活的本质，从而让她在这种处她清醒地体味到这种世俗生活所蕴涵的悲剧性，尤其是身处乱世，具有弱者本性的女性更容易陷入一种牵牵绊绊的人生罗网中，并在这种极其尴尬的处境中感悟命运的悲凉。与此相应，在创作中她的视角也便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苍凉”态度，面对外界的喧嚣，她选择了持一种冷眼旁观、居高临下、既不盲从也不全盘否定的姿态。在这个特定的时期和特殊的环境里，张爱玲找到了表现人生琐碎、平庸、苍凉、绝望的时机。

二、荒凉世界中，苍凉色彩的渲染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没有家庭温暖，没有骨肉亲情，没有大情大爱，有的只是自私、卑鄙、虚伪，以及因利益和物欲而联合在一起的那男男女女。可以说，她为我们展示的是一个情感缺乏的荒凉世界，描写的是一段又一段的苍凉人生。

在《自己的文章》中，张爱玲写道：“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悲壮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色。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但它的刺激性还是大于启发性。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也正是这种喜欢，这种最求参差的对照写法，在张爱玲的作品中，“苍凉”一词成了利用率最高的词汇，而“苍凉”的色彩成了文章的共同底色。

（一）苍凉的表现意象

张爱玲是运用意象的高手，她善于运用意象的手法，把许多原本抽象的东西，如人物的命运、心理、情绪、感觉等，描绘成一幅幅流动的画，使其具有具体的形态，从而给小说带来浓郁的诗意。在张爱玲荒凉的小说世界中，这种独特意象的运用无疑为她的苍凉风格起到了不可分割的作用。那弯“不免带着凄凉”的“模糊的缺月”；那面“照着渐渐老去的女子的冷冷”的镜子；那堵“冷而粗糙，死的颜色”的墙；那件“爬满虱子的华丽袍子”；那辆如甲壳虫一般死在路中央的电车……这些意象无不给我们带来种种无尽的苍凉。

凄凉的月亮，冰冷的镜子，灰墙下冷漠的城市。张爱玲得心应手地运用这些比喻、象征、通感、暗示、为我们构建了一个清冷世界。

（二）苍凉的故事题材

看张爱玲的作品，可以说苍凉几乎笼罩着她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故事。她的小说多以婚恋为题材，可是向来被视为人生之盛宴的恋爱婚姻，到了她的笔下，却甜蜜无几，浸透苦涩。

张爱玲也曾多次描写过结婚的场面，然而不论中国的、外国的，老式的、新法的，都没有喜庆欢乐的气氛，有的只是忙碌、喧嚣，而且常常是阴雨天气，鬼气森森。

婚恋只是张爱玲书写这一苍凉人生况味的一个突破口。在她眼里，岂止婚恋并非甜蜜，全部人生都是一部苦戏。《金锁记》里长安在上学、婚恋这两件于她至关重要的事情上不得已顺从了七巧的意志，“她觉得，她这牺牲是一个美丽、苍凉的手势”。而她所描写的七巧打翻了玻璃杯，酸梅汤淋淋漓漓溅了季泽一身那一段“像迟迟的夜漏——一滴、一滴……一更、二更……一年、一百年”。这样的描写，更让人看到等待的漫长，从而倍感苍凉。

三、荒凉中的伟大奇迹

张爱玲小说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特异地位，不仅在于她与20世纪40年代前期上海沦陷区的环境相适应，而且还在于她有着深厚的、融合中西两方面的文化素修，和艺术地运用汉语语言的纯熟手法，完全摆脱了所谓“新文艺腔”，自然地继承了传统的古典小说和现代的通俗小说的手法与韵味，将"新、旧、雅、俗"融会贯通，创造出了新旧交织、雅俗共赏的独特风格。

张爱玲这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传奇”人物，又将文学与人生，合为一体，相映成趣，构成了现代女性文学史上一道最艳丽的风景，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

张爱玲选择苍凉这一审美基调来感悟人生、阐释生命，充分显示了她对生命意义的深刻怀疑，张爱玲认为：“人生，是在追求一种满足，虽然往往是乐不抵苦的。”这也许就是她所一再陈述的“苍凉”的底蕴吧。

参考文献

[1]夏志清. 《遥祭张爱玲》，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

篇5：张爱玲散文创作的形式美

张爱玲散文创作独树一帜,就其形式特点而论,可以概括为弹性美和流动美。弹性主要从文章构成元素的角度,通过对句式、结构、表达方式等方面的解析, 细致入微地考察搜集在《张看》中的散文。流动美着眼于文章的层级结构,即从表层形象和深层气韵和节奏两个层面,探究形成张氏散文独特魅力的原因之所在。

(一)散文形式弹性美的经营

所谓“弹性”是指散文结构力求多元、散漫;对各种语句兼容并包,融合无间;比喻象征意象现实浪漫等等手法集中在一起施展,纵横捭阖不分高低次第;抒情议论叙事描写等等归类成了一杯汇融之羹。

张爱玲散文结构自由散漫,她少用一气呵成的章法,而是解甲归田式地分写、散写、杂写和改写。分写属于并列结构,两条以上的线索时分时合,接近于章回体小说常用的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这种叙事模式。如《我看苏青》,审己度人,明写苏青暗写自己,笔触在“我”和苏青之间跳跃,变动不居。散写最能体现散文的“形散神聚”。如《烬余录》,以小见大,大处着眼,小处落笔。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围绕香港之战,通篇却写的是吃、穿和谈情说爱等不相干的事。笔致灵活,散而不乱。杂写与散写不同,杂写是不粘不滞,文章往往顺着某种情绪岔开去,直到兴尽之后再兜转回来。如《公寓生活记趣》《谈吃与画饼充饥》,时而离题,时而切题,天马行空,漫无边际,章法全凭意识流动。改写主要指读后感和观后记之类的散文,这类文章不拘囿于传统写法。即不以思想和艺术批评为主,而是另辟蹊径。如《谈看书》《谈看书后记》等于是张版的《叛舰喋血记》;而《谈画》借画完整地描绘塞尚的一生。灵活多变的结构是活跃心灵的创造物。“结构学派认为,作品的结构是一个内在的架构,是作者创作思路的原型,也是人类心灵的模型的一个重要表现。结构本身可以呈现作品的风格与思想。”①

张爱玲的散文结构是解甲归田式的自由散漫,语言则是错综变化的七宝楼台。她对语言有高度的敏感和驾驭能力,在散文中十分注重句式的选择和搭配,中西合璧, 古今杂糅,雅俗兼备。从而调制出整散交错,张弛有致、疏密有度的语流,行文跳跃跌宕,节奏和谐。文中有时采用一些欧化和诗化的句法,句法活泼新颖。如“悲壮是一种完成,而悲凉则是一种启示”;“有美的身体,以身体悦人,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悦人”②。“非常的美,非常的应该”③。有时套用古诗词,构成深具民族风味的肌理。如“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④;“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⑤。有时选用一些音调铿锵悦耳、表情十足的方言或俚语。如《中国的日夜》里肉店老板娘和乡下亲戚的对话,《有女同车》中电车上的中年太太向其内侄的讲述和儿子之间的过节,全用地道的吴语方言写就。同时拥有几幅笔墨,或机智俏皮、或渲染气氛、或奠定作品基调、或讽刺揶揄,多元碰撞整合,形成张爱玲散文独特的语言风格。

“技巧对张女士是最危险的诱惑”⑥。这是傅雷《论张爱玲小说》中的一句话。这句话同样适合张爱玲的散文创作。张爱玲的比喻精辟而突兀,如神来之笔。空气受压使水管发出如“从九泉之下发出来”⑦的轰隆声,甚至转变成在空中经过的飞机和它投下的炸弹。像张爱玲这样亲历战争之险的人,难免风声鹤唳;而且如此切景的比喻,读者怎能不产生共鸣?把冰冷的机器和稚嫩可爱的儿童连成一体:半夜时分电车场的电车进场就像吵吵闹闹不愿意上床的小孩子,从公寓楼上看下去电车的顶就像小孩子的白肚皮。这样的比喻对于深受农业文明濡染的中国人感到有些匪夷所思。一件薄棉袍带给张爱玲永远难以忘怀的“冻疮”的记忆,她写道:“永远不能忘记一件黯红的薄棉袍, 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⑧在她看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⑨。张爱玲以审美观照世态,同时以审丑的眼光介入人生。独特的观察和思考角度,是张氏比喻出奇制胜的法宝。

在张爱玲散文作品摹写的现实场景和营构的浪漫语境里,意象和修辞密集其中。譬如以下这段文字:丝绒败了色边缘被灯光喷上了灰扑扑的淡金色,帘子在大风里蓬飘,街上急急驶过一辆奇异的车,不知是不是捉强盗,“哗!哗!”锐叫,像轮船的汽笛,凄长地,“哗!哗!”……“哗!哗!”大海就在窗外,海船上的别离,命运似的决裂,冷到人心里去。(《谈音乐》)⑩

这种由一辆车的驶过而触发的一系列联想中,综合运用比喻、拟人、通感各种修辞手法,细致刻画了作者的心理流程。尽管张爱玲很少在文本中使用“孤独”这个词汇,但这种孤独感却渗透在字里行间弥散蔓延。我们可以轻易地捕捉到这种由孤独而衍生出来的一系列意象。譬如“冷冷清清”,“零零落落”,“森森细细”,“潇潇”,“寥落”等等。至于为“荒凉”所构筑的意象,更是多到不可枚举。意象的丰富性昭示了张爱玲感性和心理世界的纤细与丰盈,标志了张爱玲以一种艺术的方法把生活体验审美化、情趣化的意向。

文字技巧固然是张爱玲散文创作极富个性特征的方面,抒情议论叙事描写熔于一炉,共冶互铸华美篇章更是不容忽视。张爱玲小说散文两栖,人情练达,才华横溢,其散文兼具繁复纷纭的感性和清明精湛的理性。如《传奇再版的话》,格局大,格调也高。先从“出名要趁早”写起, 再写到时代的背景和前景,“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说明她的深思慧见。接着她观赏嘣嘣戏的经过,写得栩栩如生。在庄重笔调之后,是一长段活泼的描写,好像离题,实际上背后还有更严肃的主题,“将来的荒原下,断砖颓垣里,只有嘣嘣戏花旦这样的女人,它能够夷然地活下去,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里,到处是她的家”。前面的论见悲观,后面的`预言却充满希望,见解亦非常独特。最后她以本书的封面设计作结,用“生命也是这样的吧――它有自己的图案,我们惟有临摹”,来总结整个序文。整篇文章浓淡交织,冷热互见,叙述描写议论抒情样样出色。

综上所述,张爱玲散文既讲究文章平面的布局,又注意多元立体的时空设计;既强调笔法的翻新立奇,又专注于意象的经营。由此造成文本的巨大弹性和无限张力,凸现了张爱玲散文的浓度和厚度。

(二)散文艺术流动美的凸显

艺术中的流动之美,是一种洋溢着生机,充满了活力的美学境界,具有鲜明独到的艺术审美价值。张爱玲散文思路活泼,奇思妙想络绎不绝。贾平凹和舒婷对其散文曲径通幽、摇曳多姿的韵致有精到见解。贾平凹说:“张爱玲散文短可以不足几百字,长则万言,你难以揣读她的那些怪念头从哪儿来的,连续的感觉不停地闪, 组成了石片在水面的一连串的浮过去,溅起一连串的水花。”舒婷提到张爱玲行文中“忽然逸开去”、“甚至跑题更远”,剖析张爱玲散文艺术的形成及其表现,对推动张爱玲散文的研究和欣赏具有重要意义。

“散文艺术的流动美首先表现在外在形象的创造上。这包括画面的描摹,事件的叙述,人物的刻画等方面。散文形象具有不同于小说形象和戏剧场景的独特性,这其中有一些重要的特点,就是片段性、跳跃性、单位具象转换的迅疾性等表现得异常分明,而这些特点本身就呈现出一种发展着流动着的态势,当这种在散文家的笔下表现得相当突出,上升为一种刻意创造的艺术形态时,它们蕴含的流动美自然而然地鲜明地突现出来了。”{16}张氏笔走龙蛇,时而切题,时而跑题。其文如万斛泉流,汩汩滔滔,沿途凡有什么汊港湾曲,总得灌注潆洄一番,有什么岩石水草,总要披拂抚弄一下才再往前去。尽管这些都不是它行程的主题,但正是它们出人意料的闪现成就了散文形象的跳跃性。

在《诗与胡说》中,开篇由诗谈到诗人,可是张爱玲一说起路易士就跑题了,说小说,说连载,她欲罢不能。这几乎成了张爱玲的一贯风格。在《洋人和京戏及其他》中故伎重演。文章从京戏到平剧自由发挥,举出大量剧目,可是对于什么“唱念做打”或者“生旦净丑”全然不顾,而是充满了活泼泼的对中国人的性格与心态的描摹。张爱玲在以门外汉说门外话时,常常忽然斜开去,比如她以寥寥数笔描画一个追不上电车的人的“阿Q像”。或者离题万里,说起久违的磕头来,畅言毫无阻拦、一路顺风磕了好几个头而快活不已的心情。总之,只要联想的机栝一经触动,各种生活片段和艺术画面就会纷至沓来,在一幅幅此情此景上叠加另一幅所思所感。张氏抛洒丰满而机智的感觉,在文字的丛林中自由穿行。

跑题是张爱玲散文流动形态的一种呈现方式,借鉴电影艺术的技术手段,例如电影镜头的运转、移动、蒙太奇式衔接等等,把不同时地的景、人、事联结在一起,实现时空转换,拓展文章容量,从而使散文产生一种灵动的跳跃感。《道路以目》中, 以“目”为镜头,摄取日常生活林林总总的片段组合剪接。邮差车座后载着的母亲满脸窘迫;寒冷中为人带来一丝暖意的灯光、红南瓜和火炉;深夜商店的橱窗;临时封锁的场景;军营早晚传出学吹喇叭的声音以及荒凉马路上的叫卖声……触目所及,齐聚笔端。它们既非一时一地,也非一人一事,但是,张爱玲如同一个出色的导演,通过镜头的推、拉、摇、摆,绘就一幅都市世俗生活百态图,揭示出丰富的人生意蕴。

“散文艺术中的流动美,更重要的还是表现在内在情绪、意蕴的寄寓和抒写上”。“散文中的这种流动形态,能够使文章获得一种内在的气韵和节奏,从而促进文章意蕴的开掘和情绪的强化”。跑题和电影手法的介入不只是单一的叙述策略,其衍生效应是多极的。跑题创造了一种闲话家常的氛围,亲切平易,接近于情绪中央。作者的写作锋芒,以不可阻挡之势联类比及而下,在强化既有情绪的同时,调控叙事节奏的徐急变化,深化文章的意蕴,从而构成散文作品的整体美。譬如前文述及的《诗和胡说》《洋人看京戏及其他》中的跑题就是如此。

蒙太奇式衔接除叙述外还有表意功能。巴拉兹指出:“上一个镜头一经连接,原来潜在各个镜头里的异常丰富的含义就像电火花似的发射出来。”镜头组接后使潜在含义浮现、凸显。不仅如此,不同镜头的对立、撞击、冲突可能产生新质和新义,从而表现思想与激情。以《道路以目》为例,每组片段融入后,文本就衍生出一层新的含义,文本生长和意蕴开掘处于一种共时状态。张爱玲一边感受平淡世俗生活中的小乐趣,一边时刻不能忘怀大时代中的威胁之感。她看的是街景,写的是浮华背后的人性。欢愉和悲哀,轻松和沉重,悲观但又不绝望,两种色彩在张爱玲的笔下反复交替,纠缠不清。不同镜头叠加后,互相映衬,交互阐发,共同照亮。这样的例子在张爱玲的散文中比比皆是。譬如《谈音乐》中,随着琴声幻化出两个场面。黎明时空空的雨点打在洋铁棚上,滴滴答答;仆人、苦力、推销员独自急急地走上几十层楼的大厦的灰色水泥楼梯。凄凉悲苦的处境和灰暗的人生前景,互为补充,揭开了“荒凉”时代幕布的一角。

散文场景的大幅度跳跃,作品意蕴的开掘和情绪的强化,这两个方面构成了散文作品的流动态势。张爱玲在文本中借助跑题和电影艺术的技术极力打造散文艺术的流动美,使其作品表现出鲜活机灵、韵致高远、充满生机的美的魅力,加强了作品的美质和美感。

篇6：张爱玲的创作变化

------------胡晓丽 论文关键词：张爱玲 枯竭期 题材 描绘者 婚姻

论文摘要：张爱玲在1955年从香港到美国，1995年病逝于美国。创作基本上处于“枯竭期”。本文认为作家狭窄的题材、上海的描绘者、狼狈的婚姻三者的有机结合，共同导致了张爱玲文学创作的“枯竭”。

张爱玲在1955年从香港到美国，1995年病逝于美国，在40年时间里，创作基本上处于“枯竭期”，与20世纪40年代以小说集《传奇》成为“上海文化界的最畅销书”的张爱玲相比，简直判若两人，这两个时期创作的巨大反差引导着我们去探求背后的原因。本文认为作家的狭窄的题材、上海的描绘者、狼狈的婚姻三者的有机结合共同导致了张爱玲文学创作的“枯竭”。下面主要从这三个方面进行说明:

一、狭窄的题材

随着五四时期女性启蒙和妇女运动的蓬勃开展，一些关注女性及其命运和价值的女作家先后登上文学舞台。从冰心、卢隐、凌叔华到丁玲，再到萧红、苏青，虽然同为五四之后的女性作家，但是张爱玲在处理创作题材时，却有别于其他女性作家，正如夏志清所说:“张爱玲的《传奇》一书，概乎言之，写的是怨偶之间的残缺关系。换言之，作者翻来覆去所吟唱的，无非是不幸的婚姻。”张爱玲所有的小说都离不开婚姻恋爱这个基本主题，她认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张爱玲之所以如此处理小说题材，与她独特的身世和经历有关。

张爱玲是名门之后，祖父张佩伦是晚清名臣，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父亲是典型的封建遗少，母亲是一位西方化的现代女性，与封建遗少的父亲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最后以离婚结束这段生活。父母离异后张爱玲受到继母的虐待，父亲将她软禁了半年，生病得不到医治。从父亲家逃出后，张爱玲在母亲身边生活了一段时间，然而母亲给张爱玲的感觉是遥远而神秘的。别人唾手可得的父爱和母爱，在张爱玲身上成为一种奢望。正是这种经历对她性格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养成了以审慎怀疑的态度注视周围人和事的习惯，贯以“苍凉”为底色描绘人间的亲情、爱情。

对于作家来说，“童年记忆在创作中表现为认知的独特性和生命表现的独特性，决定了作家对世界的独异的认知和发现。”张爱玲由于特殊的身世和经历，她笔下的亲情如同久置的食物一样发了霉，变了味。《金锁记》中的“七巧”是一位心里扭曲的阴险毒辣的母亲，她处心积虑地破坏儿子和女儿的婚事。《花凋》中川娥的父亲不肯花钱给女儿治病，母亲因担心被发现藏有私房钱宁愿看着女儿一天天病死。《半生缘》中的母亲受了金钱的诱惑，眼看着顾曼璐残忍地破坏妹妹顾曼祯的美好爱情，葬送了曼祯一生的幸福。《心经》中的许小寒与父亲的关系已超越正常的父女之情，母亲却仍然对此事装聋作哑张爱玲描绘的家庭是亲情缺失的，她笔下的爱情也撕去了温情脉脉的面纱，留给读者的是男女主人公的赤裸裸地算计和利用。《倾城之恋》巾内流苏与范柳原之间的“爱情”是欲擒故纵、男挑女逗，自流苏想以最后的淑女资本换取婚姻中的物质保障，范柳原无非是想换个口味换个情人．最后两人因为战争成就了婚姻。《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明知乔琪乔有拈花惹草的习性，但为了能留在香港仍然决定嫁给他，乔琪乔为了心安理得的享用葛薇龙的钱而和她结婚，于是葛薇龙便沦为为乔琪乔弄钱的工具《半生缘》中的顾曼璐为了金钱嫁给有钱有势的祝鸿才，然而祝鸿才并没有给她想象的无风浪又有荣华富贵的港湾，留给她的只是独守空房的寂寞和孤独。

张爱玲从小生活在清朝遗老遗少家庭的环境里，耳濡目染的是遗老遗少的吃遗产、抽大烟、玩女人的荒淫无耻的奢靡生活。因此她塑造了很多遗老遗少的形象，将人物放在婚姻恋

爱这个基本主题中去描绘。正如夏中义先生所说：“除手记外，作家主要靠记忆来储存素材的。作家对素材的记忆不像背数理化和外语单词那样冰冷，而会伴生一种明显的情绪氛匍。”张爱玲的优秀作品大多数都是在l943年写的，这年她写了八个中短篇小说。然而，有限的生活阅历和狭窄的题材范围是经不起喷涌而出的，张爱玲要想延续自己在美国的创作生命，必须拓展题材范围。然而，在美国，张爱玲将自己困于一个相对狭小的封闭性的生活圈子里，社交圈子极小。丈夫赖雅去世后，她便住进了“老鼠洞”，几乎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因此，就张爱玲自己来说，那些“完不了”的故事，已经完了。

二、“上海的描绘者”

张爱玲曾说：“要迎合读者的心理，办法不外这两条：(一)说人家所要说的；(二)说人家所要听的”“将自己归人读者群中左，自然知道他们所要的是什么。要什么．此外再多给他们点别的——作者有什么可给的，就拿出来，用不着扭捏地说：„恐怕这不是一般人所能接受的吧?”‟张爱玲的作品既不描写抗E气氛也不反映民族情绪，而是关注都市的琐碎生活，将目光聚焦到世俗的“饮食男女”身上，是真正的世俗文化。

上海成为“孤岛”之时，作为英法的租借地．上海逐渐成为中国的商业都会，同时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上海文化。胡适曾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学。”每一个时代会产生自己的文学，既与各个时代自身的特点相适应，同时更是与不同时代作者的不同观念相适应的。张爱玲总是以上海“小市民”自许，她深爱这个都市的景象、声音、气息和风味。在她的散文《公寓生活记趣》里她说她喜欢听“市声”——电车声，没有它的陪伴，她是睡不着觉的张爱玲是那个时代的描写者，她将角色主要放在内景里：典型的上海“弄堂”、石库门中的旧时房子或是破败的西式洋房和公寓。

西汉杨雄在《法言》中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每一部文学作品的生成，都是作家和对象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主体和对象相结合的产物：张爱玲关注都市的“饮食男女”，描绘日常生活的“鸡零狗碎”。张爱玲的以“饮食男女”、市民生活为其生存土壤的作品迎合了当时上海小市民的口味。上海并没有因为五四运动的冲击和主流文化的南移而改变它的文化进程，其主体仍然是生存于现代都市的普通市民。张爱玲“最讨厌的是自以为有学问的女人和自以为生的漂亮的男人。”她有强烈的“成就欲”：“我认为与其做一个中庸的人过一辈子清闲生活，终其身，默默无闻，不如做一个特另的人做特别的事，大家都晓得有这么一个人，不管他人是好是坏，但名气总归有了。”她的世俗化、实利化的思想适合当时的上海市民的心理，她的以“饮食男女”为体裁的作品切合了当时上海小市民的口味。

张爱玲于1955年到达美国，美国的风俗人情根本不同于上海的世俗文化。文学是作家人生体验的感性积累，文学作品是作家对特定时期特定环境特定人生的理解与表现。然而张爱玲天生不善交际，加上又整天忙于搬家，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体验美国人的生活状况。正如夏志清所说：“很奇怪，张爱玲从上海到香港，再到美国，要写的东西实在写不完的呀。可惜她虽长期住在美国，她想写的资料，还停留在当年上海那段岁月，所以吃了些亏。”尽管她有广博的文学修养和流畅的英文表达能力，但她的小市民文学不适合美国的读者。她笔下的旧中国故事吸引不了西方人的注意。《怨女》在英国出版后，有一个书评人抱怨书中的银娣，“简直令人作呕”。张爱玲谈到自己在美国的创作时说：“许多洋人心目中的上海，不知多么色彩缤纷；可是我写的上海，是暗淡破败的，而且就连这样的上海。今天也象古代的„大西洋城‟沉到海底去了”。作为作家的张爱玲，是上海这个“湖”里的“鱼”，离开这一片“水”其文学生命必然枯竭。

三、狼狈的婚姻

张爱玲1955年到达美国后，她先住在救济难民的住所，后又住在彼得堡的麦克道威尔

文艺营。由于生活所迫，张爱玲与赖雅结婚。然而张爱玲的生活并没有因此得到缓解，反而更加窘迫。赖雅中风的毛病经常复发，腿摔断之后生活不能自理。张爱玲不但要照顾赖雅的饮食起居，为了筹钱给赖雅治病，她不惜损坏自己的身体为港台写应景笑剧。生活中小灾小难不断，物质生活已使她心神俱疲，根本没有心情进行文学创作，白白浪费了才华和美好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