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姐姐张爱玲

我的姐姐张爱玲（共12篇）

篇1：我的姐姐张爱玲

《我的姐姐张爱玲》读后感

室内仍然是难耐的酷热，我在电脑上读张子静的书《我的姐姐张爱玲》，一气儿读下去，读得昏天黑地，当然我没忘记热，空调在呼呼地吹着。茶水已经淡而无色，也不愿起身去重新泡一杯。是那通篇美丽而哀愁的叙述，吸引着我并几次被感动得心生无可名状的悲意。相对于张爱玲文字对亲情描述的孤傲与冷漠，张子静是充满温暖和爱意的。他一直在爱着他的姐姐，思念着他的姐姐，也无时不在关怀与关注着他的姐姐。姐姐是旷世奇才，风华绝代，他因此而无比荣耀。他真实而客观地将家族里的一切有关的人物都作了细仔的介绍。包括李鸿章包括张佩纶包括黄翼升等等，描写他们的功与过和繁华落魄。这些是在张爱玲的文字里很少看到的。(当然被她编成小说的`是另外一回事)。

张子静在本书里对姐姐与家族亲眷的往事用平和的语气款款而谈，那么客观而富于理解。他对母亲在他幼小时候的离去也能给予大度的理解。对后母也是用宽容的心态，静静无争。所有亲情与他都像一块质地光滑的丝锦，伸手抚摸下去碰不到一丝疵点。对姐姐的离家、去国，甚至都没有与他做任何告别，也是理解。对姑姑的淡漠亲情没有丝毫怨言。他和姐姐比，虽然生活在父亲身边，其实也与孤儿没什么区别。他幼小的心灵需要姐姐的呵护，需要母亲的爱，可是他被母亲拒绝了。他写，在姐姐离家后不久，他也抱着一双球鞋来投奔母亲，想和她们一起住，可是母亲委婉地告诉他，她的经济状况只够姐姐的教养费。当时他哭了，姐姐也哭了。最后连姐姐也不辞而别，并且是永远的离别，没有音信的离别。那天他又去找姐姐，被姑姑淡漠地告知：“你姐姐已经走了。”便把们关上了。走下楼来，他忍不住哭了，看见满街穿着人民服的行人，想起姐姐曾经说她不愿意穿这样的服装，太呆板。他以为姐姐是因为不喜欢穿这样的衣服而走的，其实这当然不能是全部的理由。但，他是真真切切地感觉到这回是永远地被亲情抛弃了。他一生孤独而且是冷清，住在挥豪无度的父母离世前留下的只有14平方米的房子里……

也许是沧桑过后的一种淡定吧，张子静74岁动笔写他心中的一切记忆，在充满华丽色彩渲染下的姐姐离世以后，他很平静、很真实地叙述了郁结在心中70年的情愫。然后76岁也悄然离世。他只比姐姐多活了一岁，看来姐姐的存在是他活着的唯一理由，他说：“我也没有子女和亲人，但知道大洋彼岸还有姐姐在，我就不感到孤独。”姐姐是他的神话，一种精神支柱。他人生最后一年里只为讲述很多包括姐姐也不知道和没有写到的鲜为人知的故事，给研究张爱玲者无疑提供了重要而炙手的材料。这是不朽的贡献。

我总是很看重亲情这一块。所以我读着，感动着，为这对与我不相干的张氏姐弟。他们一个是那么孤绝，一个是如此凄清。但是我觉得弟弟虽然孤独却不自闭，他说在姐姐死后，他就有意常把房门打开来，好让邻里们路过他的门口能往里窥探一眼。他信任邻里，也信任这个社会，这表明在他凄冷的内心世界里还是渴望被关照的吧。

篇2：我的姐姐张爱玲

我的姐姐是一个个子高高的，身体有点胖，非常可爱的小姑娘。性子虽有点急，但是很善良。

记得前几年，我们全家去无锡旅游，准备返程，决定吃完午饭再走。我们来到了一家包子店的时候，突然看见了一位满面慈祥的老奶奶，虽然衣服很破旧，但是非常干净，正在四处要吃的，姐姐看见了问妈妈：“老奶奶真可怜，我能给她点钱吗?”

妈妈回答：“行啊，你有钱吗?”姐姐说：“我这有十块钱，给老奶奶吧。”

于是姐姐拿出身上仅有的十元钱给了老奶奶，回来后又觉得太少了，就又问爸爸说：“爸爸，给老奶奶十元钱太少了吧，刚够一顿饭钱，要不再给一点?”

爸爸说：“好啊，你真是个善良的好孩子。”

于是给了姐姐十元钱，姐姐给了老奶奶，进了包子店，看着香喷喷的包子。姐姐又说：“老奶奶中午还没吃饭一定很饿了，要不再给她送点包子吧。”妈妈于是用袋子装了一袋子包子让姐姐送了出去。回来后姐姐说：“老奶奶年龄这么大了，晚上又冷，住哪呢?”妈妈说：“不用担心，老奶奶虽然穷，但衣服很干净，应该有住的地方吧。”

姐姐这才放心，在回家的路上又发生了一件意外事情，爸爸开车刚上高速路，前面几辆车突然停了下来，刹车来不及了，眼看就要撞上，这时前面那辆车突然开到别的车道上了，

我们的车正好停到它的车位上，吓出一身冷汗。爸爸若有所思，笑着说：“看来一定要多做好事。”全家人都开心地笑了，尤其姐姐笑得比花还好看。

篇3：我的姐姐张爱玲

姐姐的天资比我优厚

我开始有记忆的时候,我们家已经从上海搬到天津,住在英租界一个宽敞的花园洋房里。那是1924年,姐姐四岁,我三岁。那时我父亲和同父异母的二哥分家不久,名下有不少房屋、地产。我母亲也有一份丰厚的陪嫁,日子本来过得很宽裕。

但不久我父亲结识了一班酒肉朋友,开始花天酒地,嫖妓、养姨太太、赌钱、吸大烟,一步步堕落下去。我母亲虽然出身传统世家,思想观念并不保守。对于父亲的堕落,母亲不但不容忍,还要发言干预,这就和我父亲有了矛盾和对立。

我姑姑也是新派女性,站在我母亲这一边。后来发现两个女人的发言对一个男人并不产生效力,她们就相偕离家出走以示抗议——名义上是说出国留学。那时我母亲28岁,已有两个孩子。这样的身份还要出国留学,在当时的社会是个异数。思想保守的人,说她“不安分”;思想开明的人,则赞扬她是“进步女性”。

姐姐早慧,观察敏锐,她的天赋资质本来就比我优厚。那么幼小的年纪,已经知道保姆的勾心斗角,她后来在《私语》里说,带我的保姆“张干”,“伶俐要强,处处占先”;领她的“何干”,“因为带的是个女孩子,自觉心虚,凡事都让着她”。因此她说:“张干,使我很早地想到男女平等的问题,我要锐意图强,务必要胜过我弟弟。”

姐姐的爱情

姐姐与胡兰成相识,是在1943年12月。胡兰成在苏青主编的11月号《天地月刊》上读到姐姐的《封锁》,“才看得一二节,不觉身体坐直起来,细细的把它读完一遍又读一遍。”他从苏青那里取得姐姐在“静安寺路赫德路口192号公寓6楼65室”的地址,就去登门求见。当天未蒙姐姐接见,但留下名片。第二天姐姐即打电话给他,此后二人就开始了往来。到了1944年8月,胡兰成与前妻离婚后,他们就秘密结婚了。

胡兰成写《评张爱玲》并发表的那段期间,正是姐姐与他的热恋期。胡兰成当时官拜汪伪维新政府宣传部政务次长。他能言善道,笔底生花,姐姐与他认识后一往情深,不能自拔,也不忌讳他的“汉奸”身份。姐姐聪明一世,爱情上却沉迷一时。这段婚姻没给她安稳、幸福,后来却是一连串深深的伤害。胡兰成说她“不会跌倒”,她却为胡兰成跌倒了。

傅雷化名“迅雨”批评张爱玲

1944年,柯灵主编的《万象》月刊5月号发表了“迅雨”写的《论张爱玲的小说》。7月,姐姐中断了正在《万象》连载的长篇小说《连环套》,并在《新东方》杂志发表了《自己的文章》,对迅雨的批评予以回应。

迅雨是看了连续四期的《连环套》,忍不住写了这篇批评。他认为:“《连环套》的主要弊病是内容的贫乏,错失了最有意义的主题,丢开了作者最擅长的心理刻画,逞着一支流转如踢踏舞的笔,不知不觉走上纯粹趣味性的路。”在全文的结尾只有两行:“一位旅华数十年的外侨和我闲谈时说起:‘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下场。’但愿这两句话永远扯不到张爱玲女士身上!”

这段结语对我姐姐的刺激最大。她立即决定要出第一本小说集,书名就叫《传奇》。在交给《杂志》社出版时,姐姐还特别写了这句前言:“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传奇》出版后畅销一时(4天即再版),算是对迅雨结语最直接、最有力的答复。

姐姐虽然对迅雨的批评不尽同意,但对他的立论严谨、态度宽厚,也不禁暗自折服。1952年姐姐再去香港后,结识了宋淇夫妇,从宋淇口中,姐姐才知道“迅雨”就是当年大名鼎鼎的翻译家傅雷。宋淇1976年在香港发表《私语张爱玲》中说:“爱玲听后的反应是惊讶。……傅雷终年埋首译作,极少写批评文章,那次破例写这样一篇评论,可见他对爱玲作品的爱之深与责之切。”

友人代桑弧提亲张爱玲三摇头

当年上海的小报纷紛猜测张爱玲和桑弧也有男女之情,对此,当年曾为约张爱玲编剧而交往甚密的上海艺华影业公司宣传主任龚之方断然否认:“这真是冤枉了桑弧!”

桑弧比张爱玲大五岁,性格内向拘谨。他原名李培林,是宁波人,1916年出生于上海,曾就读沪江大学新闻系,原在银行工作。后来认识了名导演朱石麟,开始学写电影剧本获得成功。后来桑弧也在大众公司做了导演,由于他非常赏识张爱玲,才想到找柯灵介绍认识,目的就是想请张爱玲编剧。

由于合作了两部影片,桑弧难免常去找张爱玲谈事情。他忠厚老实,找张爱玲只谈编剧的事,就算心里真的仰慕,也不敢对她剖白。桑弧当时未婚,在旁人看来,他们不是很适配的一对吗?朋友之间瞎起哄,小报也就以讹传讹,让人信以为真。

“连我都以为这事可行,还代桑弧去提亲呢。”龚之方回忆说,有一次他去看张爱玲,与她聊了一些话就婉转地说明来意。他当时并不知道张爱玲与胡兰成有过婚约,就把朋友之间认为他们“男才女貌,是很理想的一对佳偶”之类的话,作了一番生动的转述,请张爱玲考虑这件婚事的可行性。当时张爱玲26岁,桑弧31岁。“张爱玲对我这个提议的回答不是语言,而是摇头,再摇头,三摇头,意思是不可能,叫我不要再说了。”

龚之方活生生碰了这个软钉子,只好无趣地告辞。此后他也不敢向人说起这件尴尬的“提亲”之事。

(摘自《我的姐姐张爱玲》

篇4：我的姐姐张爱玲

因为我外号一大堆!什么洗碗的鱼啊，奶牛啊，就像颗怪味豆，怪不舒服的。外号像颗怪味豆中的除减减(陈佳佳)听这外号就发飚。我也一样。听我的冤家喊我外号，我就立刻冲过去，把他摁在地上打!他的死党往往会来帮他，哼!别以为我是吃素的，要知道，惹我你就死定了!所以,他们往往被我打的鼻青脸肿后溜之大吉。不过，陈佳佳就 没那么幸运了，她可不像我一样有暴力倾向!

再说说家里的吧!《考试的十种悲惨结果》里写的那淋漓尽致喔!无法用语言表达啊!里面的主人公考试考出好成绩也要挨P，同病相怜啊!记得有一次，我考试得了九十九点五，全班第一，可回家照样挨P!原因是我扣了零点五分!

篇5：我的姐姐张爱玲

我姐姐非常聪明。她的名字叫刘珊珊。她今天12岁了。她喜欢打羽毛球和跳绳，也喜欢讲故事。

你为什么说她聪明?因为有一次我去她家玩，我问姐姐:“你知道诸葛亮养鸡的故事吗?”我姐姐不假思索地说，“当然，我会告诉你!”诸葛亮小时候，他的老师叫司马徽。那时，没有钟。下课时公鸡啼叫是标准。为了学习更多的知识，诸葛亮从家里带了食物，偷偷喂小鸡。当鸡吃饱了，当然，它们会啼叫，所以课程不会结束。这件事被老师发现并批评了他。后来，老师的母亲也听说了这件事，对司马徽先生说:“诸葛亮非常勤奋好学。他不是故意的，只是想了解更多。”听到这个原因，老师原谅了他。哇!姐姐，你是多么聪明和了不起啊!众所周知，你是如此聪明，嫉妒你不常讲的故事。“谢谢你的夸奖!”姐姐微笑着说。

我姐姐真的很聪明。在我看来，她是故事之王。我非常钦佩她。从现在开始，我将向刘珊珊姐姐学习，成为一个聪明的故事大王!

篇6：小学生描写姐姐的作文:我的姐姐

有一件事我非常佩服感激姐姐。那是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有一天不知道因为什么，我的好朋友得罪了高年级的大哥哥大姐姐，他们要打我的好朋友。她找到了我让我帮她打架。我害怕极啦，但是也没办法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回到家里，我怎么也安定不下来。咋办呀?! 妈妈看出来了我的不安。姐姐走过来问我怎么啦，我委屈地哭了起来，一边是最好的朋友。一边是我懦弱的表现。妈妈说不要打架，你给我剩点心。姐姐把我叫到了里屋。精灵古怪的她似乎想出一个好主意，让我安心上课明天她来处理。

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想着明天姐姐怎么去处理这件事。还是不辞辛苦的月亮姐姐，爬在我家的窗户上给我轻轻唱着悦耳的催眠曲，我才渐渐进入了梦乡，第二天一早，我早早的就醒来了。看着还在梦乡中的姐姐，我的心里在打鼓，姐姐怎么给我们处理这件事情。我心里惦记着姐姐会不会打那几个高年级的学生呀!我忐忑不安的来到了学校，上午的课都没有听进去，不管老师讲的有多么生动具体，多么有趣的课题，可是我还是一点都听不进去。

一上午在不安中度过，可怕的中午就要来临了，我害怕这个中午，怕姐姐来又盼姐姐来，怕的是姐姐来打架，盼的是姐姐来给我们解围。就这样我怀着复杂的心情在焦虑中等着姐姐。中午放学了，校门口已经围了十来个高年级的学生们，他们神情严肃的让我感觉一场恶斗就要来临了。在往旁边一看我的同学们的腿和我的腿一样都在颤抖，估计这是我们第一次有这么默契。对面的高年级学生已经开始嘲笑我们的胆怯了，他们指手画脚向我们挑衅。我现在只能焦急地等待着姐姐的到来，我心急如焚，看着对面的哥哥姐姐都斗志昂扬的。把我吓得只往后躲。眼看着我们要挨揍，这是姐姐开上她的座驾来了，22岁的姐姐那天就像一个绅士一般。她那么高大，那么魁梧，那么潇洒地从车上走下来。她哪架势就像电影里的许文强。又如同我们老师那样威严，那样强大，在高年级同学面前讲着一大堆道理。同学们竟然知道错了，乖乖地认错，就像泄了气的气球一样，像我们示好，低着头走了。姐姐把一场一触即发的“战争”给平息了，平息的那样从容淡定，那样潇洒自如。我兴高采烈地跟着姐姐回家了，同学们都羡慕我有这样的姐姐。好几个同学还要认我的姐姐做她们的姐姐。我为有这样的姐姐而荣幸。我为有这样的姐姐而骄傲。只是姐姐也有她的坏习惯。她睡觉时总喜欢把她像象腿一样粗的腿放在我的身上，把我压的喘不过气来了。

这就是我的姐姐。聪明伶俐才智过人，每天上两节空中瑜伽，每天三顿饭嚷嚷减肥，但是又每天喜欢与我分享美食的姐姐!

我很喜欢她，甚至我觉得有个姐姐，感到骄傲!

作者：翟佳楠

篇7：我的同事张爱玲

香港作家迈克称，从八卦角度看，《小团圆》起码证实了张迷久藏心底的三个谜：一、她曾经在美国堕胎；二、她与导演桑弧拍过拖；三、胡兰成和她的好友苏青也有染。张爱玲在美国的晚年生活，一直是一个谜。作家祝勇去年作为美国柏克莱大学的驻校作家，探访到了—些鲜为人知的内幕——

a小节

关于我的同事张爱玲，我知道的不多。她其他的同事知道的也并不比我多。原因是她几乎从来不见她的同事，包括她的助手。在柏克莱大学，张爱玲几乎是一个隐形人。这首先与她的体形有关。因为她的体形过于瘦小，在人群中，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她的存在。台湾学者水晶说她像艾米莉·勃朗特。有一次，我和威廉坐在安德鲁的车上，饥肠辘辘，在黄昏的车流中，向旧金山一间小啤酒馆奋勇前进。我们谈起张爱玲。安德鲁指着路边走过的一个小老太太说，如果你能见到张爱玲，她就跟她一样。一个平常的老太太，毫不引人注意。

其次，张爱玲喜欢昼伏夜出，刻意地躲开人群。据她的助手、台湾学者陈少聪介绍，张爱玲通常是在下午到办公室，等大家都下班了，她仍智在那里。大家只是偶然在幽暗的走廊一角，瞥见她一闪而过的身影。“她经常目不斜视，有时面朝着墙壁，有时朝地板。只闻惑率一阵脚步声，廊里留下似有似无的淡淡粉香。”(陈少聪： 《与张爱玲擦肩而过》， 《有一道河，从中间流过》，第二○三页，九歌出版社，台北，二○○六年版)当时的中国研究中心在校外办公，不在紧邻西门的现址。我在柏克莱(下城)找到她当时的办公楼，是一座十几层的巧克力大厦，就在Bart车站边上，是这座朴素的小城最显赫的建筑之一，并且，据安德鲁介绍，它的显赫地位至少已经维持了二十年。我向陈少聪问询了张爱玲当年办公室的位置。中国中心早已搬到富尔顿街二二二三号，那里现在变成一座银行。人们进进出出，点钞机决定着每个人的幸福指数。一切迹象显示，这座大楼与张爱玲无关。

陈少聪与张爱玲同在一问办公室办公，只是中间隔了一层薄板。外间是助手的，张爱玲在里间。所以，张爱玲每天不可避免地要与陈少聪打一个照面，她们互相微笑一下，或者点头致意，这种最低限度的交往，是她们每天必须履行的程序。后来，她们连此也嫌麻烦。每天下午张爱玲要来的时候，陈少聪干脆及时地躲开。

“我尽量识相地按捺住自己，不去骚扰她的清静，但是，身为她的助理，工作上我总不能不对她有所交待。有好几次我轻轻叩门进去，张先生便立刻腼腆不安地从她的坐椅上站了起来，眯眼看着我，却又不像看见我，于是我也不自在起来。她不说话：我只好自说自话。她静静地听我嗫嗫嚅嚅语焉不详地说了一会儿，然后神思恍惚答非所问地敷衍了我几句，我恍恍惚惚懵懵懂懂地点点头，最后狼狈地落荒而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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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二年，感到前途渺茫的张爱玲离开上海，只身来到深圳罗湖桥，准备从此进入香港。这里是上海到香港的陆上必经之途。罗湖桥的桥面由粗木铺成，桥的两端分别由中英两方的军、警岗把守。香港警察把入境证拿去检查时，张爱玲和从中国一起出走的人群眼巴巴地长时间等待。在他们的焦急与无奈面前，香港警察不失时机地表现了他们的傲慢。他们若无其事地踱步，心态悠闲。有一名中国士兵见状，走到张爱玲身边，说： “这些人!大热天把你们搁在这儿，不如到背阴处去站着罢。”张爱玲转头看他，那个士兵穿着皱巴巴的制服，满脸孩子气。人们客气地笑了笑，包括张爱玲在内，没人采纳他的建议。她紧紧贴在栅栏上，担心会在另一端入境时掉了队。这是张爱玲最后一次体会来自同胞的温暖(司马新： 《张爱玲与赖雅》，第六十八页，大地出版社，台北，一九九六年版)。那条看不见的边界，从此把张爱玲的生命分为两截。上海公寓里的流言与传奇，在她身后，被铺天盖地的标语和口号迅速湮没。

c小节

如同默片里的人物，张爱玲很少发出声响。即使在办公室，她在与不在几乎没有区别。她把自己视作一件宝贝，秘不示人。她与外界的联系大多通过纸页进行，连电话都很少打。陈少聪说，每过几个星期，她会将一叠她做的资料卡用橡皮筋扣好，趁张爱玲不在的时候，放在她的桌上，上面加小字条。 “为了体恤她的心意，我又采取了一个新的对策：每天接近她到达之时刻，我便索性避开一下，暂时溜到图书室里去找别人闲聊，直到确定她已经平安稳妥地进入了她的孤独王国之后，才回到自己的座位来。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让她能够省掉应酬我的力气。” “除非她主动叫我做什么，我绝不进去打搅她。结果，她一直坚持着她那贯彻始终的沉寂。在我们‘共事’将近一年的日子里，张先生从来没对我有过任何吩咐或要求。我交给她的资料她后来用了没用我也不知道，因为不到一年我就离开加州了。”(陈少聪： 《与张爱玲擦肩而过》， 《有一道河，从中间流过》，第二○五、二○四页，九歌出版社，台北，二○○六年版)

对于柏克莱来说，张爱玲既存在，又不存在。这与现在没有什么不同。现在，二○○六年秋天，在柏克莱，我可以找到她，又找不到她。她在柏克莱大学两年的时间内，完成她的研究工作，并撰写了论文。但很少有人看见过她。我询问过当年在中国研究中心和东语系工作过的教授，并得到印证。一九七一年，张的上司陈世骧去世，张爱玲参加他的葬礼，是她在柏克莱屈指可数的公开露面。但她只呆了几分钟，就匆匆离去了。对于很多人而言，张爱玲只是一个名字，而不是身体。

张爱玲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字条爱好者。胡兰成第一次去见张爱玲，在上海静安寺路赫德路口一九二号公寓六楼六五室，张爱玲不见，胡只得到她从门洞里递出的一张字条。他已经很幸运了，因为张爱玲连字条都十分吝啬。近三十年后，水晶前往张爱玲在柏克莱的公寓拜访，张爱玲坚持不开门，后来几次打电话，张都不接，最后允诺会给他写张字条，而字条，也终于没有来。在美国与她书信交往最多的是庄信正，是他介绍张爱玲来柏克菜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就职。庄先生一九六六年在堪萨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初识张爱玲，自一九六九年张爱玲迁居加州，至她辞世的二十多年间，举凡工作、搬家等重要事宜，都托由庄信正代为处理。即使如此，他们的联络也基本依靠书信维系。二○○六年十一月，林文月先生在加州奥克兰她的山中别墅内，把庄信正刚刚在台湾《中国时报》上选发的这些书信拿给我看。分别以《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和《张爱玲与加大“中国研究中心”》为题，在二○○六年九月四、五日，以及十月六日《中国时报》上发表。每次几乎发表一个整版，除原信外，还配有庄先生的笺注。同时还配发了这批信的手稿照片。据庄先生透露，张爱玲使用的信纸通常是白色洋葱皮纸，当年主要为打字机用，最后有几封信的用纸是深黄色。或许应该庆幸张爱玲的癖好，她的沉默反而使

她的话语得以保留，那些信仿佛尘封已久的老唱片，使我们得以想象和重温她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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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爱上了苦行僧一样的生活，并且因此而上瘾。锲而不舍的水晶最终成为为数不多的进入过她的居所的人，他对她生存环境的描写如下：“她的起居室有如雪洞一般，墙上没有一丝装饰和照片，迎面一排落地玻璃长窗。”(水晶：《蝉——夜访张爱玲》，《替张爱玲补妆》，第十四页，山东画报出版社，济南，二○○四年版) “张女士的起居室内，有餐桌和椅子，还有像是照相用的‘强光’灯泡，唯独缺少一张书桌，这对于一个以笔墨闻世的作家来说，实在不可思议。我问起她为什么没有书桌?她回说这样方便些，有了书桌，反而显得过分正式，写不出东西来!……不过，她仍然有一张上海人所谓‘夜壶箱’，西洋称之为‘nignt table’的小桌子，立在床头。她便在这张夜壶箱上，题写那本她赠送给我的英文书《怨女》。”(水晶：《夜访张爱玲补遗》，同上书，第二十五页)给我印象极深的是“雪洞”的比喻，有一种尖锐的肃杀感。我不止一次路过她的公寓，在杜伦特街上，有时透过密集的法国梧桐，望一眼她的窗。我没有前去叩门。窗亮着，但她不在。

“第二天我去看张爱玲。她房里竟是华贵到使我不安，那阵设与家具原简单，亦不见得很值钱，但竟是无价，一种现代的新鲜明亮几乎是带刺激性的。阳台外是全上海在天际云影日色里，底下电车当当的来去。张爱玲今天穿宝蓝绸袄裤，戴了嫩黄边框的眼镜，越显得脸儿像月亮。三国时东京最繁华，刘备到孙夫人房里竟然胆怯，张爱玲房里亦像这样的有兵气。”(胡兰成：《民国女子》，《张爱胡说》，第一二二页，文汇出版社，上海，二○○三年版)

是胡兰成四十多年前的话。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定居日本的胡兰成在月刊新闻社出版《今生今世》)像是说另一个人，也叫张爱玲。前世今生。前世的张爱玲对都市的繁华充满眷恋，而且这个都市只能是上海，不能是香港或者广州，当然，更与美国西海岸的某个遥不可及的城市无关。张爱玲自己也说： “我不想出洋留学，住处我是喜欢上海。”(同上， 第一三六页)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张爱玲把她对上海的眷恋如实招来： “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地方。厌倦了大都会的人们往往记挂着和平幽静的乡村，心心念念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告老归田，养蜂种菜，享点清福。殊不知在乡下多买半斤腊肉便要引起许多闲言闲语，而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层你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妨事!” (张爱玲：《公寓生活记趣》，《张爱玲绮语》，第五十三页，岳麓书社，一九九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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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最好的日子全部叫胡兰成带走了。他们最好的日子是在沪上的公寓里，“墙壁上一点斜阳，如梦如幻，两人像金箔银纸剪贴的人形。” (胡兰成：《民国女子》， 《张爱胡说》，第一四四页，文汇出版社，上海，二○○三年版)一九四四年，张爱玲与胡兰成结婚，婚书上写： “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有点像决心书，对纷乱的世道，同仇敌忾。这并不容易，何况胡兰成还是才子流氓帅哥官僚汉奸的混合体。夫妻本是同命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张爱玲却有“对人生的坚执” (同上，第一三七页)，说： “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又或叫张招，天涯地角有我在牵你招你。”(同上，第一四四页)

后来胡兰成“飞”到温州躲起来，并迅速另觅新欢。张爱玲来了。“在船上望得见温州城了，想你就在着那里，这温州城就像含有珠宝在发光。”(同上，第一四九页)胡兰成照例逶迤周旋。张爱玲是描写心计的大师，但她却从不具备实践经验，她的努力注定失败。第二天，失望的张爱玲乘船回上海。数日后，胡兰成接到张从上海来信： “那天船将开时，你回岸上去了，我一人雨中撑伞在船舷边，对着滔滔黄浪，伫立涕泣久之。”(同上，第一五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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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来美国时一名不闻。全美国没人知道他。”我对安德鲁说。坐在汽车后座上的维廉插嘴： “我们同张爱玲一样。”我疑惑地看他。他说：“首先，因为我们在美国：第二，全美国没人知道我们。”我们大笑。

一九五五年秋天，张爱玲夹杂在一群难民中，乘克利夫兰总统号，驶向一片未知的大陆。她在中国的全部影响被宣布过期作废。没有人知道这个瘦弱的中国女人身上发生过什么。凭借新罕布什尔州的麦道伟文艺营提供食宿，她度过了生命中最寒冷的冬天。她抓紧这几个月的时候进行写作，以换取稿费。不知这一境遇是否出乎张爱玲的预料，不过对此，张爱玲小说中已早有预言：“人生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有无限的惨伤。”在此，她认识了她未来的丈夫、潦倒诗人赖雅(1891—1967)。他们结婚，有了一个家，并维持着最低限度的生活。至少从表面上看，他们的婚姻是令人费艇的，没有人相信他们的婚姻会成功。他们的差距一目了然：张爱玲三十六岁，赖雅已六十五岁；张爱玲理财精明，赖雅花钱如流水(他曾经资助过著名的布莱希特)；张爱玲对左翼思想毫无兴趣，赖雅却是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两人的共同点只有一个：都没有固定收入。他们经济拮据到连买床单窗帘都成了奢望。但他们却始终相依为命，一直持续到一九六九年赖雅去世。赖雅瘫痪在床时，是张爱玲为他伺侯大小便。此时，那个患有严重洁癖的贵族小姐已经去向不明。

她可能已忘记，就在十多年前，她曾对胡兰成表达她对西方人的恶感：“西洋人有一种阻隔，像月光下一只蝴蝶停在戴有白手套的手背上，真是隔得叫人难受。” (胡兰成：《民国女子》，《张爱胡说》，第一三一页，文汇出版社，上海，二○○三年版)赖雅死后，张爱玲得到了柏克莱的职务，那一年，她已四十九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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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坚持不与人交往。水晶送书给她，她退回来。张爱玲生病，陈少聪去探望，知道她不会开门，便揿了门铃，把配好的草药放在门外地上。几日后，陈少聪上班，发现自己书桌上有一个字条，是张的笔迹，压在一小瓶“香奈儿五号”香水下面，字条写着： “谢谢。”胡兰成说： “她是个人主义的，苏格拉底的个人主义是无依靠的，卢骚的个人主义是跋扈的，鲁迅的个人主义是凄厉的，而她的个人主义则是柔和的，明净。” (胡兰成：《评张爱玲》， 《张爱胡说》，第一九四页，文汇出版社，上海，二○○三年版)

她在柏克莱的工作十分吃力。陈世骧认为她没有像她的前任夏济安和庄信正那样， “遵循一般学术论文的写法”， “而是简短的片段形式”(见二○○六年十月六日台湾《中国时报》)，因此，她的“论文”始终难以发表。只有夏济安的弟弟夏志清极早地发现了张爱玲的才华。一九六一年，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为张爱玲设一专论。他写道： “对于一个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人来说，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仅以短篇小说而论，她的成就堪与英美现代女文豪

如曼殊菲儿、安泡特、韦尔蒂、麦克勒斯之流相比，有些地方，她恐怕还要高明一筹。 《秧歌》在中国小说史上已经基本是本不朽之作。”夏济安在台北的《文学杂志》上翻译了这段论文，一九六○年代末期，张的小说才开始在台湾重获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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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晚于张爱玲三十七年到达柏克莱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所以，我没有见到过她。如果早来三十七年，我同样不可能见到她。这样想着，心里安慰了不少。但这并没有防碍我向她靠近。我开始寻找与她有关的蛛丝马迹，我相信这样不会打扰她。我的成果是显著的——首先，我根据庄信正发表的张爱玲信中地址按图索骥，找到了她在杜伦特街的旧居(2025 Durant Av.ADt.307／Berkeley，CA94704)；进而，找到了她当初在旧金山的旧居，地址是布什街六百四十五号(645 Bush Street，SFC)，这令我大喜过望。很多当地人，包括研究中国文学的安德鲁，对此一无所知，(安德鲁，这位柏克莱大学东语系的名教授，是张爱玲小说的英文译者)，所以，当我向他透露这一点的时候，心里多少有些自鸣得意。我们开车，呼啸着，从布什街上划过。我透过后视镜往回看，有两个陌生的外地人，就站在那由于红色公寓楼的门前，揿响门铃。他们身边的地上，放着大大小小数件行李。女人是中国人，身材纤细；男人是白人，行动迟缓，老，而且胖。一九五九年四月，张爱玲和丈夫赖雅乘廉价的“灰狗”巴士，自洛杉矶迁居至旧金山。先在鲍威尔街一家小旅馆中落脚——我每次乘Bart从柏克莱去旧金山，都在这里下车——后在这里租到一问小公寓。他们在此住了很久，一直到迁居柏克莱。

我找到那幢房子的时候，天已经开始黑下来。深秋季节，旧金山的黄昏来得早，似乎有意掩盖过去的细节。但是，当我看到布什街的路牌，我的心就踏实下来。对我来说，那个路牌并非指向一个上坡的狭窄街区，而是指向将近五十年前的时光。建筑在黄昏中变得模糊，让人想起“三十年前的月亮”，像朵云轩信笺上落的泪珠般陈旧而迷糊的月亮。“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张爱玲《金锁记》，见《上海两“才女”——张爱玲、苏青小说精粹》，第七十九页，花城出版社，广州，一九九四年版)那幢红砖盖成的老式公寓很像旧上海的房子，有着简洁的窗饰与门饰。门是落地玻璃，趴在门上会看到楼梯和走廊。门口有几级台阶，躲在门洞里，可以避雨。走廊里简洁、朴素、雅致，正像张爱玲希望的。她将在此与她最后一个丈夫生活十年，然后，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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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在丈夫去世二十六年后死去。这意味着她独居了二十六年。那一年是一九九五年。我在上班的路上，读到这个消息。我忘了自己当时想了些什么。回忆起来，这则消息在当时没有引起太大波澜。一个旧日的作家死了，仅此而已。

《倾城之恋》之后的张爱玲，过着怎样的日子，对我们，并不重要。后来我才知道，她在公寓里死后好几天，才被邻居发现。她死的时候，家陡四壁。房间里几乎没有家具，一盏白炽灯泡，连灯罩都没有。没有书。包括她自己的书，以及她最喜欢的《红楼梦》。

篇8：我的野蛮姐姐

电话通了的时候，我就哭着向妈妈诉苦：“妈妈……姐……姐姐……她……让我……帮……帮她……拎……”还没说完，我家被迫不说了。妈妈的电话那头，再次传出了我的哭声：“妈妈……姐姐……她……她拿……钥匙……打……打……打我……手……”妈妈说：“别哭了，叫姐姐接电话。”我把电话拿给了姐姐，没想到，姐姐竟然说谎：“姥姥，放心，她是装哭的!我根本没有做什么。”姐姐大一点，妈妈也挺信任她的，就把电话挂了。

我在上学的路上，一直哭到学校……

篇9：我的“调皮”姐姐作文

我的姐姐是很温柔的，有着洁白的面容，淡色的眉毛，挺秀的鼻梁，淡红的双唇，而她淡静的眼睛里恍如有着海洋般深不见底的感情。

姐姐最喜欢和我一起玩了，她呢?挺温柔的，不管干什么都是井井有条的。

还记得小时候，我们一起在奶奶家住，有次，我讲了个笑话，那个真的很搞笑，炫迈是动力停不下来，我和姐姐是笑得停不下来。我笑得肚子都疼了，我笑是因为姐姐笑的样子，姐姐又是因为我笑的样子才笑，所以，我们笑了好大一晌呢。

我和姐姐都是喜欢玩游戏的，记得有次，我俩杠上了，我超过他的记录，她又超我，我又超她。就这么激烈的争抢下，我的小宇宙爆发了，赢了。我对姐姐做了个鬼脸，姐姐得意的.说，多谢了。你用的是我的手机。

篇10：我的姐姐周记

姐姐有个爱好——听音乐。坐公交车时听，看书时听，打电脑时也听……所以，她常常腰间别着MP3，耳朵里塞着耳机，样子酷酷的。不过，这时我们要是和她说话，她总是“啊？啊？”地问我们在说什么。

姐姐还有一个爱好是看书。一看就是几个小时，她不仅白天看，晚上也看。每当她看书时，总爱做一个动作：把一根手指放到嘴里，津津有味的品尝着。这时，我们都叫她“蒋柏芝”（姐姐姓蒋）。刚开始，她很开心、很得意，以为是说她和影星张柏芝一样漂亮。后来，才知道我们是利用谐音说她吃手指的样子象个小白痴。

篇11：林奕华：我的张爱玲解读

章子怡的多面性、复杂性令“生存者”的角色有趣，但不讨好 而这本就是张爱玲笔下男男女女的共通性格。白流苏、葛薇龙、王娇蕊、佟振保、乔其乔、范柳原都是锋头人物，可严格说来，没有一个可爱。他们计算、自恋、自私、虚伪、玩世不恭、犬儒、任性、不会保护自己或过分保护自己。光看性格，—个—个俨如潜伏着毒蛇猛普的原始森林。所以他们中没有好人与坏人之分，只有强者与弱者、进攻者与防守者、猎人与猎物(就是“虎”与“伥”的关系)。

谁解张爱玲的“聪明”

偏偏现代人却最爱向张爱玲借镜，证明她在那个年代所创造的故事和人物，完全适用于今日。所谓适合，便是他们的心理活动能引发我们的共鸣，他们生逢乱世，在“生存第一”的前提下，不少人觉得张爱玲所写的就是现在，就是“我(们)”。

张爱玲作品却难以被搬上银幕或舞台。部分原因是她已用了拍电影的手法来写作——每个导演都在“第二次重拍”，他们必须胜过第一版(作者描述)和第二版(读者的想象)才有机会不致白费心机。但更关键的：张的小说都以“聪明人”为主角，争相对号入座者都是有着强烈自我中心性格的人，稍有偏差的诠释都被视为是对“我(们)”不可饶恕的曲解——观众不是要看创作人的观点，而是要在改编中看见自己。张爱玲的成功之处，是利用了“聪明人(们)”的自我优越感来筑起一道令她永远保有神话地位的护城墙：创作人要征服的不是一个张爱玲，是千千万万的张爱玲们。

在千千万万的张爱玲们之中，有一个是我。但我不只是读者还是作者，使我对过往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话剧的“张爱玲作品”有双倍要求——在解读张的爱情观、世界观和人生观之余，还能怎样呈现自己的?

透过原著，“对照”创作者个人经历与对人生的看法是每部改编作品不能逃避的考验。换句话说，一部改编张爱玲的作品可以一字不漏地把原著放上银幕、舞台，但它也可以是原作者的人到心不到，或更糟糕，根本只是形似神不似的替身。张爱玲之所以老把“敲敲头顶脚板也会响”的人当主角，不正为了要印证“聪明反被聪明误”吗?

要聪明，又要批判聪明，张爱玲的辩证性说明了作品的当代性。所以光用“聪明”来彰显对于张爱玲的了解，大部分只会沦为自作聪明。但谁能抗拒“彰显聪明”的诱惑，又或，有多少人能穿透张爱玲的聪明，感受到它给她带来虚荣，而虚荣又给她造成多少矛盾和痛苦?

《心经》使我走向剧场创作

我改编张爱玲小说的经验先后总共八次。一次电影，七次舞台。七次的舞台改编中，独《新倾城之恋》(2003)不是由我导演。把《怨女》和《金锁记》合二为一的《两女性》(1983)有两个剧本，一是文字剧本，由王庆锵执笔(现任香港国际电影节亚洲影片策展人)；另一是场面调度，由我负责。

但最多人看过、并且引来大量争议的，非关锦鹏执导的《红玫瑰白玫瑰》莫属。因为创作人把字数不少的原著文字直接打在银幕上。不接受这种手法者把它形容为“搬字过纸”，生气的，直称编剧为“张奴”。作为该片的编剧，我最近又把《红玫瑰白玫瑰》的光盘拿出来重看一遍。一边看一边忆起我跟张爱玲的缘分如何开始——不是别的，正好就是“搬字过纸”“贪慕虚荣”“向明星叨光”。

14岁那年，一位比我年长的姊姊不断告诉我《倾城之恋》的女主人公白流苏和她有几分相似。她是我当年的精神灯塔，于是带着既无社会经验，也没人生历练的眼睛读完了整篇小说。收获只有一个：完全不能理解一个离婚女人与一个海外回归浪子的情感拉锯，却爱上了同一本短篇小说集中的《心经》。表面是描写父女之间的不伦恋，内里却由头到尾都是有关青春的不安和躁动。很快把每个字读过一遍，吞下去的东西却好像没有被咀嚼过似的，我拿起了笔把整篇小说重头抄一遍。边抄，边改掉其中人物的名字，换上我重新起的，完成后拿去给另一位很有文采的姊姊看，对她说“请评分。我写的”。

抄袭是对原作者最大的恭维。年少的我即便不知道张是名牌，也已能在《心经》的字里行间感受到她强烈的个人魅力。部分是对题材的认同——自己的性取向在社会里也是禁忌；还有才华的感召：“独白的楼梯”是女主角许小寒和她同学段绫卿在公寓楼梯灯一明一灭之间“交心”的场景，那设计深嵌在我的想象里，后来推动我走上剧场创作的路——读完我剽窃的《心经》改名换姓版，那位姊姊的评语是“无甚特别”，导致我从此失去以写故事表达自己的决心。但我的第一出舞台剧就是《心经》。

《心经》和《两女性》都是“进念二十面体”于1982年创团后的早期作品。演出形式只符合一个形容词，就是“实验”，或“先锋”。想在舞台上看到原著故事的观众一定觉得相当挫败，以至愤怒，因为许小寒一家子，或曹七巧与银娣等人统统变成了“结构主义式”的符号。通俗剧般的情节全部被过滤掉，剩下来是一些重重复复的呢喃，像《心经》中的“我爸爸回来了”。

那部全女班上阵的《心经》现在只活在一卷苟延残喘的录像带上。影带上依稀可辨的饰演许小寒的是今日导演《明明》的区雪儿。其实她大可考虑把《心经》拍成电影，周迅未尝不是很好的许小寒。

3年后，进念再搬演张爱玲作品。不是小说而是散文《华丽缘》。那是一年一度由市政局主办的“戏剧汇演”活动。民间剧团在投交计划书后由戏剧评审选出意属的竞赛剧目。比赛维持一周，每晚上演三出，时长不能超一小时。《华丽缘》就是这样成为1985年戏剧汇演的黑绵羊——“扛着传统反传统”。我是执行导演，总导演是进念的艺术总监荣念曾。荣念曾看张爱玲永远有着不同角度，他不追求“忠于原著”，只想借用原文的某些触觉借题发挥。他对张爱玲的领会早已超越文字层面而达到“心意相通”——中国人鲜会自我嘲笑，自然较难从自我批判中进步。

有了上述的前尘往事做铺垫，也许较易解释9年后我替关锦鹏改编《红玫瑰白玫瑰》时，为什么会弃线性的叙事形式而采用原文字幕与画外音的层层迭进。

困惑：表达张爱玲还是自己?

我其实不是《红玫瑰白玫瑰》电影剧本的第一稿作者。演员卡司数度易角——由最早期的林青霞、巩俐到张曼玉、叶玉卿，再到定案的陈冲、叶玉卿；剧本的走向也多番转折。1993年夏末初秋，我从旅居的伦敦回港排演《我所知道的悲惨世界》，与关锦鹏谈起用多层次的方式呈现人物复杂的心理。他听了很感兴趣，于是我年底动笔接手第二稿。

概念是这样的。观众将通过对白／字幕／画外音三个角度得到对佟振保的三重认识：主观的(唯心的)、客观的(唯物的)，及作者本人的(全知的上帝的)。在很多年后，我把《半生缘》搬上舞台时，我对着饰演顾曼桢的刘若英和沈世钧的饰演者廖凡也都这样解释。张爱玲的小说好看不在情节，而是人物的心理状况如何变化。在《红玫瑰白玫瑰》的“原文照录”备受恶评之后，我死不悔改地在《半生缘》里再度“照本宣科”。

《半生缘》并不是广播剧。广播剧不会有演员坐在对面，把听众当成对象演出对手戏。它是我对“话”剧的实验：将第四度墙拆除之后，不只空间多了，连时间也立体了。长达三个小时又四十分钟，没有中场休息的一台戏，竟然没有我所担心的观众在剧院内上演“出埃及记”。他们都屏息静气随喜随悲。连在北京这个被认为是观众最浮躁的城市里，它在首都剧场的十场演出现场还是如此。

我很想念舞台剧《半生缘》，因为它代表一种逝去的情怀、不再的时光。

另一出内地观众也有缘得睹的香港导演张爱玲作品，是毛俊辉先生的《新倾城之恋》。我参与了《新》的第一版。当时毛先生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倾城之恋》可以改编成音乐剧吗?”当然可以。《半生缘》不也被写成是歌剧吗?只不过歌舞剧和歌剧都注重于表现形式，当一部作品选择了表现先行，“张爱玲”反而要起身让位了。

所以任何想把张氏作品变成自己的作品的导演都要回答如下问题：张爱玲重要，抑或阁下要表达的内容更重要?

逃不掉的“虎”与“伥”

唯一一次没有挣扎，是排演以她生平和作品为主干的《张爱玲，请留言》。2001年秋，台湾演员丁乃筝应我邀请来港演出该出独脚戏，就在我们讨论《倾城之恋》中范柳原对自流苏所说的“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电视传来一架客机直冲美国纽约的世贸中心的画面，那天是9月11日。

《张爱玲，请留言》因篇幅所限，不可能把张爱玲笔下(中国)“女人”的所有处境尽涉其中。以“女人的幸福是结婚”为副题的一出戏，自然没有23岁便“为国捐躯”的王佳芝的份儿。

《色·戒》在李安的演绎下把王佳芝从不了解自己的女孩变成一个救赎汉奸的女人，你可以说是某种一厢情愿的解读。但在“没有人相信没有人”的眼下，我倒觉得李安的《色·戒》虽然和原著有距离，但改动背后到底有着很多的善意——如果两性在张爱玲的世界里是逃不掉“虎”与“伥”的关系，起码李安找到了只有他才能提出的“化干戈为玉帛”：让每个人都去面对自己的男性与女性一面吧，惟有能像李安般接受自己既是易先生，又是王佳芝，我们才会懂得恨的力量为何抵不过温柔。

张爱玲1995年逝世。她在9月出生，又在9月离开。巧合的是，1995年夏进念早已预留9月档期第四度搬演张爱玲。当时有意凑合四位导演，每人各自献上一段折子戏。谁料上演在即传来了张的死讯。

下一次改编张爱玲哪出作品好呢?刘若英是最佳白流苏，丁乃筝最想演丁阿小，但电影《色·戒》中那群“小孩开大车”的大学生提醒了我80年代曾经有过的愿望，把《烬余录》搬上舞台。如果有这样一天，我或会把戏排得像费里尼的电影一样，荒诞、可笑、疯狂、悲哀(凉)……

篇12：我的姐姐周记

她是个讨人喜爱的孩子，见到谁都打招呼，所以她的人缘比我好。家属院的人都夸她是一个灵巧、听话、懂事、有规矩、乐于助人的好孩子。只需人们见到她，都会变得乐呵呵的，这是我最信服她的事了，就说天天早晨打牛奶这件事吧，她总爱和二楼的婆婆一同往，一同上有说有笑的，真是让人非常倾慕。

她的学习比我好，有好几次黉舍都把喜报寄家来了，院子里的人们这个夸，谁人贺。。。。。。她成了院子的大人物，而她却一点也不自满，真让人信服。

姐姐不但要规矩，也不爱让人气愤。记得有一次，上体育课同学们约请她一同往玩沙包，过了一会儿，又有几团体来，人多同学们决议往失落几个，其中就决议把姐姐往失落，姐姐冷静的走开了，如果 放在他人身上一定会与他人大闹一次，然后倔强的跟她们捣乱，又会引得稀有的白眼，友谊也随之破灭，姐姐这一活动赢得了良多好评。从那天今后，越来越多的人们宁愿答应和姐姐游玩，交冤家。

姐姐非常客套，碰到不会的题时总是诲人不倦的问我，让我就算愤怒也不美意思吵她，不论是简朴的，照旧庞大的她都是那么谦逊的问我，真让人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