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倍增计划

工资倍增计划（精选9篇）

篇1：工资倍增计划

.07.10 来源：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工资性收入是主要经济来源，而从起，油价涨了，肉价涨了，气价涨了，服装涨了……什么都涨，唯独工资不见涨，居民于是感觉钱袋日益缩水，这成为市民热切关注的焦点。

省农工党在今年的省政协提案中提出，广东职工年平均工资比上年增长速度9.4%，而税收增幅却高达34.45%，两者的增幅极不合理。

9日，笔者从省政协了解到，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在答复有关的委员提案时说，我省从今年起实施“工资倍增计划”等三大计划，建立健全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从开始，全省职工工资每年递增14%以上，到比工资水平翻两番，让职工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提案 工薪阶层倍感生活压力增加

人民幸福感的增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供支配的钱有多少。省农工党提出，据广东省统计局统计，20广东职工年平均工资比上年增长速度9.4%，而税收增幅却高达34.45%。这与全国12%的工资增幅与31.4%的税收增长相比，悬殊更大，我省税收的增幅大大超过城乡居民收入的增幅。

省政协委员吕平也在相关提案中指出，20―年各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广东GDP分别增长明显高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比例;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速则更低，分别只增长0.9%―6.4%。

年―2006年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率从45.4%降到38.7%，6年降低了6.7个百分点，

如果与改革开放初1978年的60.6%相比，下降幅度则达21.9个百分点。而且，广东居民收入增速慢于东部沿海5省份，也慢于泛珠九省。

他提出，我省这种经济总量长期雄居全国榜首，居民收入增速与经济发展速度不相称的现象已经持续多年，应该引起决策层的高度重视。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是不断增进国民福祉，是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目前的工资状况，严重挫伤了群众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工薪阶层倍感生活成本增加压力。这有可能影响我省实现经济又好有快发展，经济增长方式实现根本转变以及构建和谐广东的目标。

因此，吕平建议：我省在“十一五”期间应较大幅度地调高工资水平，加快我省居民收入，特别是最低工资的增长速度，使之与GDP增长速度保持基本同步，逐步提高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比率;并且要在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等方面出台更多一些利民惠民的政策措施，提高城乡低保补助标准，给广东人民带来真真切切的实惠。答复

工资低保水平都会提高

9日，笔者从省政协了解到：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对提案做出了如下答复：20，全省职工的平均工资29229元，比提高了46%，年均增长10%.最低工资标准，相较于20，增长了81.5%，年均增长12.7%，有力地提高了低收入者的工资水平。但与工资水平以及我省经济发展水平相比，工资水平的确有待提高。

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明确，广东从今年起实施“工资倍增计划”等三大计划，使职工能切实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并通过完善最低工资制度、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工资指导线和劳动力市场指导价位等制度，激励和推动企业合理提高职工的工资水平。

我省将力争从20开始，全省职工工资每年递增14%以上，到20比2000年工资水平翻两番，让职工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我省还将实施企业工资集体协商3年行动计划。争取到底，全省职工已组建工会的大中型企业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比例达到60%，(行业)区域性工资集体协商覆盖大部分未组建工会的企业，使各类企业基本建立起比较健全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形成以工资集体协商为核心的企业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另外，从今年开始，建立最低工资标准与社会经济发展及物价增长联动机制，争取连续5年调整提高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

篇2：工资倍增计划

工薪阶层工资赶不上社会发展水平国家提收入倍增计划

2003年~2010年工薪阶层工资涨得最慢 工薪阶层工资赶不上社会发展水平在2003年—2010年之间，处在社会中间阶层的工薪阶层的薪水涨得最慢。他们的薪水跟不上社会发展的水平。据悉，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年内应该会出台，而社会对《工资条例》的出台呼声渐高。当社会所有的焦点都集中在社会最弱势的农民工和退休老人的时候，可能很多人想象不到，在2003年~2010年之间，实际上是处在社会中间阶层的工薪阶层的薪水涨得最慢。这个不愁吃不愁穿、基本生活尚且过得去的阶层，占据了城市人口的大多数。然而，没有了政府的干预，又没有跟老板进行工资集体协商的机制，他们的薪水能否跟得上社会发展的水平？ 工资原地踏步，房价节节攀升，压力越来越大 在一家大型国企工作了10年的张莹说，“从2006年开始，工资就再也没有涨过。”从2003年~2006年，工资从4000多元涨到6000元，但从2006年至今，就一直拿着6000元/月的工资。6000多元的工资，是广州大多数白领的工资水平，不用担心日常生活的开支问题，但是若和房价一比，工资便缩水得厉害。张莹说，“2003年，广州市中心最高的房价不过五千多/平方米，而现在只能买四分之一平方米了。” 从《广州2009年房地产市场蓝皮书》的发布数据看，广州的商品房50%以上是被企业员工、公务员、教师和医生等工薪阶层买去的。在这个房价高高在上的今天，50%以上的“房奴”是工薪阶层，随着房价上涨，他们的供房压力越来越大。就以社平工资和商品房均价比来计算，2003年，广州的社平工资（2353元）可以买到0.605平米；到了2009年，广州的社平工资只可以买到0.440平米。原因：就业供过于求，缺乏有效干预 对于工薪阶层近几年的工资水平会停滞不前的原因，广州市工资专家表示，工薪阶层的工资主要是由市场决定，每年数百万的大学生走上工作岗位，人力资源市场总体供过于求，使得工薪阶层的薪水缺乏上涨动力。相比之下，在用工短缺的大背景下，以及政府强力介入，连续几年对最低工资的调整，农民工的工资涨幅相对还比较高。在白云区一家鞋厂工作的阿强说，前几年底薪只有六七百，现在已经涨到1200元，“加班费也跟着涨。” 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同样如此，在政府主导下，养老金年年看涨，在广州特别是在2009年，一年连续三次上调养老金，平均上调高达510元，平均涨幅达33%.而在缺乏政府干涉的工薪阶层的工资，政府每年所能做的就是发布《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以及制定企业工资指导线，比如2007年，全省的工资指导线是10.3%，也就是说一般企业的工资增长可参考10.3%进行增长。但是，这两项措施，只是供企业参考，并不具有强制性。因为缺乏有效手段，是多年来我国企业职工工资水平一直低于经济增长速度的主要原因。应对：国家提收入倍增计划，将进行收入分配改革 在这种背景下，2008年广东和广州相继公布了“工资倍增计划”，后来改名为收入倍增计划。这份计划提出，力争全省职工工资每年递增14%以上，2012年的工资水平要比2000年翻两番。而广州则计划从2008年起力争全市职工平均工资每年递增12%以上。而2010年，国家再提 “收入倍增计划”。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资研究所所长、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表示，中国已基本具备实施收入倍增计划的条件，如果年均增长15%以上，五年左右便可以翻一番，争取大多数人的收入有大幅度的增长。与此同时，苏海南透露，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年内应该会出台，而社会对《工资条例》的出台呼声渐高。应推工资集体协商 广州计划到2010年年底在六成已建立工会的企业中建立工资集体协商 在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曾经的广东省劳动保障厅工资处处长陈斯毅看来，在“强资本，弱劳工”的情况下，如果单方面依靠企业来提高工资，显得很不现实，应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促进企业建立劳动报酬分配制度。但工资集体协商在现实中面临重重困难。从2008年6月开始，广州开始在50个企业试点推开工资集体协商，但是一年快过去了，仍有大约五分之一的企业不愿尝试。最大的困难在资方不愿谈 肖胜方，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劳动法委员会副主任，广州工资集体协商专家顾问一针见血地指出：“显而易见，工资集体协商最主要的困难就是资方不愿意坐下来和你谈，不屑和你谈。” 不过，政府仍在努力。从2010年4月开始，广州启动工资集体协商春季邀约行动，计划到2010年年底，在60%已建立工会的企业中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广州市总工会已经形成了广州市劳动关系集体协商条例的草案，目前已提交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审议。

篇3：浅析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1 收入倍增计划提出的背景

1.1 经济增长速度趋于缓慢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 不仅给世界经济带来了灾难, 对当时正在转型的中国经济更是雪上加霜。2003-2007年, 我国经济以两位数的速度快速增长, GDP平均增长率为10.3%, 而在2008-2012年, 我国的GDP平均增长率为9%, 比金融危机前下降了1.3个百分点。究其原因, 这与我国长期注重发展外向型经济有着很大关系。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 对外贸易经济发展快速, 但同时对外贸易依存度也快速提高, 2002年突破50%, 2005年已经高达63%, 高出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倍到三倍。这也使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中的出口比重偏大, 而金融危机的到来, 恰恰使我国的对外贸易遭受重创。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2013年社会蓝皮书———《201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指出, 2009年以来, 国际经济环境恶化, 中国对外出口受到制约, 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三驾马车少了一架, 经济增长下滑也就不足为奇了。

1.2 经济结构调整势在必行

受金融危机冲击及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影响, 出口对经济增长拉动力的减弱已成为不争的实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2010年净出口对经济贡献率为-5.8%, 而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105.8%, 国内投资和消费无疑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这都迫使我国经济结构必须做出调整。2009年9月, 温家宝总理在第三届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发表讲话提出, 中国要把调整经济结构作为主攻方向, 更加注重以内需、特别是最终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扩大内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 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抵御外部风险的必由之路。这就意味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由过去的“重投资、重出口、轻消费”向“重消费、重投资、保出口”转变。

1.3 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不足

由于长期依赖投资和出口推动经济的增长, 使得消费占GDP的比重日益下降, 特别是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已降低到40%以下, 而全球的平均水平在70%左右。消费率也从2000年的62.4%下降到目前的35.4%。全球著名投资专家索罗斯曾于2012年10月指出, 中国之前的经济发展模式之所以在当前看起来变得后劲不足, 是因为消费占GDP的比重正在不断下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代尔也曾建议中国的消费占GDP比重应该上升, 至少要到40%或者50%, 而2012年我国消费占GDP的比重只有35%。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2011年为51.6%, 2012年为51.8%, 这对一个拥有世界上最大消费市场的国家来说显然是不足的。而还有一点是我们不能忽视的, 那就是政府消费在其中占了多少比例。

1.4 收入分配制度的不合理性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 影响消费的首要因素是收入, 而我国收入分配制度长期存在不合理性。核心问题是劳动者收入在初次分配中占有比重过低。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发布的《2011中国薪酬报告》显示, 2011年我国居民收入增长远远低于财政收入和企业收入增长, 1998年到2011年13年中, 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从69%降到57%, 降了12个百分点。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相对比重不升反降, 这充分说明了在初次分配中财富大部分流向了政府和企业。2008—2012年,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平均增幅8%, 低于GDP平均增幅9%, 这也反映出广大民众并没有真正分享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成果。另外在二次分配中, 转移支付和税收政策调节做得不够, 对低收入群体和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仍显不足。

从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 实现收入倍增, 就能提高居民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 激发我国巨大的消费市场潜力, 发挥消费对经济应有的拉动作用;就能平衡我国的对外贸易, 使我国经济得以健康持续快速的发展, 真正做到“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2 收入倍增计划如何实施

早在1960年10月, 我们的邻国日本就制定了10年收入倍增计划, 并将国民收入倍增作为第一目标。10年后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跃居世界第二, 仅次于美国。而中国目前面对的是外部环境的恶化、内在需求的不振、收入分配的失衡以及即将面临的老龄化问题等, 要实现收入倍增, 必须要制定一套科学的、系统的、稳妥的收入分配制度。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主导思想是:用国民收入的增长来带动经济总量的增长[1]。

2.1 收入分配制度亟需改革

首先是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是一个制度性的改革, 更是一种历史性的改革。必须打破以往在初次财富分配中政府拿大头, 企业占中间, 个人吃剩羹的格局。这将从根本上解决劳动节者收入低下, 工资水平跟不上经济发展速度的问题, 从而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 使GDP在更大程度上转化为民众的幸福感。其次是加大二次分配调控力度。尽管国家已连续9年较大幅度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 但2013年调整后企业退休人员月人均养老金为1893元, 这个收入对于物价不断上涨的民众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再看低保, 2012年城市低保月人均为330元, 农村为172元。另外还有近年来饱受诟病的养老金双轨制, 备受争议的个税制度, 失业保险偏低等, 这些都反映出我国目前的二次分配制度还是存在诸多弊端。

2.2 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我国居民的收入主要有工资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 转移收入。由于目前我国金融体系不够发达, 再加上股市长期低迷, 银行存款实际利率又偏低, 使得居民财产性收入困难, 而转移性收入 (主要是上面提到的保障性收入) 又有限, 因此工资性收入是绝大多数民众的主要收入来源, 工资上涨就意味着收入增加。对于企业, 尤其是中小型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 应该降低企业税负并制订法律, 逐年提高劳动者工资水平。对于机关事业单位, 虽然国家规定了正常增长工资制度, 但增长幅度太低 (不到1%) , 应该提高基本工资在工资构成中的比例 (目前约占30%) , 这不但会提高工资增长幅度, 也会缩小因为津补贴由各地区自行制定而形成的区域收入差距。

2.3 逐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2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74, 超过了0.4的警戒线,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曾经表示:“贫富差距已突破合理界限”。其主要表现在区域差距、行业差距、城乡差距及企业内部差距。因此, 实施收入倍增计划不是简单的涨工资, 更不是人人工资都翻番, 而是要在缩小收入差距上下功夫。

2.3.1 控制高收入群体

高收入群体往往比其他人更具备收入倍增的条件, 一般也集中在政企高层和垄断行业, 他们在垄断权力和资源的同时也垄断了收入, 而权力的过于集中又滋生了官员的非法收入。所以首先要加大个税调节力度, 适时开征房产税, 以“杀富”手段控制其过高收入。其次是发挥工会作用, 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如借鉴美国职业篮球球员顶薪制度, 限定企业高管薪酬, 缩小内部收入差距。第三要加强对高层的监督及财务制度的管理, 如高层官员的财产公开, 企业财务的对外公开等, 规范灰色收入, 打击非法收入。

2.3.2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国内外的发展经验表明, 中等收入群体是社会的“稳定器”。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 应该是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占少数、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格局。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缩小收入差距, 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2]。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偏小, 大约只占20%多, 而经济发达国家都在50%以上。如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笔者认为就是提高广大工薪阶层工资收入, 真正使他们收入翻番, 使工薪阶层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生力军, 成为带动经济稳定增长的主要力量。

2.3.3 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

低收入群体大都集中在农村和城市低保、失业人员及丧失劳动能力者, 这些低收入者真正需要的不是收入翻一番, 而是翻二番甚至于翻四番。在农村我们要解决的是农民增收难的问题, 除了积极推进城镇化建设, 调整农业经济结构, 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外, 扩大劳务输出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不失为一个最快途径, 所以应当提高农民工的社会地位, 让他们能更大程度地融入城市。对于城市低收入者, 政府不但要给予有力的保障机制, 还要加大财政补贴力度。

2.4 健全建立社会保障制度

收入倍增不是为了提高居高不下的储蓄率, 而是为了提高日益下滑的消费率。也就是说要让广大民众有钱敢于花钱, 愿意花钱。因此保障机制无疑是收入倍增计划的护驾和保航。近年来, 房价的过快增长从很大程度上蚕食了民众的购买力, 也严重透支了未来几十年的消费能力, 大多数民众不但没有从收入增长中得到补偿, 反而因住房支出增加感到压力沉重。教育支出也是民众不小的负担, 虽然国家实行义务教育阶段全免费, 但高等院校的产业化还是让民众将收入过多地投入教育。因此政府必须加大住房保障, 提高教育投资, 完善医疗保障, 使之成为保证收入倍增计划的“三大保障”。

最后还要提到两点, 控制物价过快增长和过多的货币发行量, 前者会降低我们的实际购买力, 后者会稀释我们的实际收入。这两点做不到, 收入倍增就是空中楼阁。

摘要：收入倍增计划关系民生问题, 也是我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主要分析了收入倍增计划提出的背景及实施收入倍增的意义, 并就收入倍增计划如何实施提出了浅要认识。

关键词：国民,收入倍增

参考文献

篇4：工资倍增计划为何难推行?

实际上，无论是收入分配改革还是收入倍增计划，不管是改与不改，应该有一个确切对说法，否则，媒体上时常出现各种说法，一会东一会西，民众就有被当“猴耍”的感觉。

看起来，改与不改都取决于相关部门的态度。在今年两会期间曾经有多位代表提出要提高个税征收起点，财政部门立刻有人站出来表示反对。不同部门站的角度不同、立场不同，出现不同的声音、意见和看法可以理解。这一问题的改革也确实复杂，但是无论如何，收入分配改革已是箭在弦上，如果顾虑重重，就会丧失改革的机遇和公信力。对此，目前至少应该明确以下几点：

第一，应当明确一个改革的责任部门。这几年国家经济总量快速增长，收入增长却放缓，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已是不争的事实。全国总工会在对收入分配改革方面态度积极，多次派人调研，为广大的职工说话，社保部门也是多次提出要进行分配制度的改革。但这些部门都是干着急没办法，看起来收入分配改革需要决策层明确专门的部门来牵头。只有责任落实到位了，才会使大家已久的期待结成正果、取得实效。

第二，先明确改革的原则目标。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收入分配改革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一个很具体的事情，必须有明确的改革目标。从决策层来说，应该对总体收入改革目标先有一个原则性意见，比如，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预期要达到多少，企业管理层最高限额是多少，职工和管理层的差别最大是多少等。在有了一个原则性的意见后，再由责任部门去制定具体的计划。

第三，明确改革的重点群体。前一段时期，针对工资倍增计划不同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是全部倍增，还是有所差别?“调高、扩中、提低”应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收入分配政策调整的主线。控制过高收入是关键，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是根本和重点，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是基础。未来社会公平合理的收入结构预期是“橄榄型”。

中国人口众多，各地各行业的基础条件千差万别，注定了改革不能“一刀切”，而应统筹兼顾，因地制宜，向下放权，并要与个人收入所得税、财产税、行业的差别、地区的差别等结合起来，作以原则性的考虑。

篇5：工资倍增计划

现代研究表明：通过音乐可以改变目标消费受众的认知偏好，在潜移默化中塑造品牌形象和记忆度、好感度，和奖赏系统，德国慕尼黑大学下属医院的一位放射线学者指出：一些比较强大的品牌对大脑的刺激效应要小一些。相反，那些认知程度相对较小的品牌会使大脑中与记忆、负面情绪相关的部分区域发生更多的活动，从而导致产品更难以被认同或接受，不同的音质、音色、音律以这种感性的方式更容易建立正面认知，打消风险和疑虑，而且适用于所有行业。

音乐作为每个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不可或缺，现在研究发现一些美妙的音乐，不但能打动人心，更能影响到人的判断与行为，甚至声波可以穿过细胞DNA，形成和谐共振，有的音乐可以改变人的情绪，甚至将人的脑电波调整到最放松的状态――阿尔法脑波，此时身心愉悦，富有活力，更容易产生幸福感，这对我们进行市场营销而言非常重要，通过音乐的互动与共鸣，可以让消费者卖得更多、用得更多、吃得更多、玩得更多，当然也就销量越多，那么该如何因地制宜的开展音乐营销工作呢，以下的案例可以帮你打开思路：

1、星巴克：用音乐塑造品牌体验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咖啡连锁机构，难道只是因为是现磨的平价咖啡而走红嘛?事实上星巴克销售是体验，例如音乐，在美国加州开出了听音乐咖啡店，这里安装了70台由惠普公司提供的基于平板电脑的“视听站”，提供超过一万张CD唱片，

这些唱片的历史有的可以追朔到上世纪90年代，内容从黛琳•蓓荷到滚石乐队，播放可以以他们每一个人或团体的唱片集形式出现。顾客可以坐在舒适的长椅上，用触笔在自助屏幕上点击不同的音乐流派，从约15万首音乐中挑选自己喜欢的。顾客还可以以每首歌99美分的价格刻录自己的音乐专辑，10分钟就能完成刻录。根据计划，这样的咖啡屋将出现在位于华盛顿州西雅图和得克萨斯州奥斯汀的一共45家分店中，并逐步向全美国铺开。看起来，每周光顾星巴克的3500万名顾客未来在咖啡店内体验到的音乐，将不仅仅是萦绕于耳际的背景音乐。

篇6：倍增计划 - 王舜侃

董事长胡怀邦指出，全行要以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导，统筹制定交行在“十二五”时期的发展规划。按照国家“十二五”规划总体要求，结合交行实际，研究制定交通银行在“十二五”时期的发展规划，推进“倍增计划”的实现。

个人认为，倍增计划的重点和难点在于如何能够突破交行面临的矛盾和主营业务的瓶颈，我们要坚持科学发展为主题，紧紧抓住发展不放松，把发展作为解决交行现在面临的矛盾和瓶颈的关键，利用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推动“倍增计划”实现。要坚持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把结构调整作为主攻方向，将调整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和盈利模式贯彻到“倍增计划”实施全过程。大力发展低资本消耗业务，做好业务结构、信贷结构、资产结构、客户结构调整。要加快科技与产品创新，加快组织架构调整。要解决突出问题。坚持长短结合，区域突破，条线优化。要加强与同业比较，巩固自身优势，总结工作发展经验，找出自身优势和短板，理清业务发展工作的思路、路径和措施。坚持和谐发展。要实现员工与交行共同发展，分享交行改革发成果，提升和谐发展能力。

实施倍增计划，争做表率的措施和建议如下：

一、优化系统环境，减少系统风险的发生。在实际的工作中，常常碰到系统性的风险，如在使用网银或者手机银行的过程中，常常由于系统异常造成客户无法使用我行的产品，造成我行声誉及经济上的损失，在今后的五年中，若是技术部门能不断优化系统结构，更好的维护好系统，减少系统异常情况的发生，能给我行避免不少的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的损失。

二、激励机制明确。在实际的工作中，常常有不少员工会碰到业务做熟了，或者是在同样的岗位上做了很多时间了，就有了职业的倦怠期。在未来的五年中，要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避免中庸的思想，明确激励的机制，不止在精神上，并且在物质上能够更好的鼓励表现优异的员工，让大家竞争争先，在竞争中不断的提升员工整体的工作效率，让员工能够更好的为本行创造利润与价值。

篇7：你对收入倍增计划

在十八大报告中，针对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首次提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新指标。有专家评价道：“一个是经济总量指标，一个是人民生活指标，这两个指标的指导性、方向性更加鲜明，尤其是将人均收入翻一番指标写入党代会报告，分量更重，彰显出今后更注重百姓生活幸福度。”的确，在“小康社会”的衡量指标中，居民收入指标格外引人关注。尤其是在当前收入分配问题相当严峻，已经影响到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情况下，十八大报告首次宣布“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殊为不易——

十六大提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时，具体指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对城乡居民收入目标是“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十七大提出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的目标，城乡居民收入目标则是“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十八大对收入分配则首次提出了具体量化指标，即“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从定性的目标到定量目标，由宏大的经济发展目标到具体的民生，这无疑是个进步。既是执政党执政理念的展示，更是对国民的庄重承诺。

收入分配的重要性，各方已有共识；社会对收入分配改革也有诸多期盼。关键问题是，在国家发展战略上，如何确定收入分配的目标。这对不久后将要出台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有着“顶层设计”的意义。“十年翻一番”，意味着每年城乡居民收入的实际增长速度需要达到7.2%。这个速度的实现难不难？既不难，也不易。

说不难，是因为按可比价格计划，过去10年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增长分别为9.5%和7.4%，过去30年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增长均为7.4%。如果继续保持过去30年的平均速度，城乡居民收入翻一番，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说不易，是因为过去低水平下收入的快速增长相对容易，在收入水平逐步提高后，再保持同样的速度，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而从国际经验看，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初，面临着与我们当前同样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挑战。日本适时地推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并得到有效执行，其后十年，日本国民收入年平均实际增长率达11.5%，形成了近亿人的中等收入群体，使日本有效地转变成为一个消费社会。

十八大提出的居民收入分配翻番的目标，就是中国版的收入倍增计划。如果这一计划能

够实现，将形成的中等收入人群，恐怕会有5亿-6亿，这不仅成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最坚实的基础，而且也将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动力之一。

要实现中国版收入倍增的目标，需要在收入分配改革上有重大突破。应当说，只要明确了方向，下定了决心，有了顶层设计，突破口很多。收入分配的各个环节，都可以成为改革的突破口。例如，明确约束和限制财政增长的速度，使居民收入占比有更多的提升空间；再例如，加快资本市场改革，使城乡居民能够真正享受到财产性收入。

一句话，目标已然明确，关键看行动。

尽管千呼万唤的工资条例难以出来，但党的十八大报告实际上已经给出了很多令人欣喜的信息——“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更为具体、明确和清晰的目标是，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实现之时，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这就是“中国版收入倍增计划”！它使“小康目标”变得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挂钩，使发展共享变为广大老百姓的真切体验，使国之大计、民之大事有机融合并变得触手可及。因此有人评论说，从十八大开始，民富时代已经来临。我们对此当然充满美好期待。

其实，对于收入倍增，我们中很多人都已经历过——回想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工资有多高、收入有多少、家中住的是什么房、有什么家电，再以其后10年、20年、30年为节点，进行数字对比，大家都曾“倍增过”，而且是实实在在毫不掺水的倍增。只不过改革开放不只“解放”了思想，也“解放”了公众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望值，收入增长没有跑过大家的期待，才有了种种成长中的烦恼、发展中的烦恼。

按照经济学理论，经济社会发展是一种螺旋式前进，永远的直升飞机式上升既不科学也不现实。经历了30年快速增长，中国航母处于一个发展瓶颈，亟待解决资源、环境、产业布局及社会公平等多方面积累的问题，我们需要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需要经历某种艰涩阵痛，但这也是为了积蓄更多能量，让明天的发展步伐更快一点、收入增长更强劲一些。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调整，十八大报告中对未来的描绘、所明确的下一步改革要点，其目标正指向民心热望之处，即让大家能够实现收入高增长，使工资涨幅能够跑过GDP增幅。

篇8：论“倍增计划”中的农机作用

一、农业机械化与农民收入关系重大

机械化减轻劳动强度, 促进劳动力转移。农机的作业优势在于降低农民劳动强度, 提高生产效率, 解放劳动力。过去在河池农村, 农民每家每户都养殖耕牛作为农业生产工具, 人畜力作业投入人力多、效率低, 耕耙一亩水田一人一牛需一天时间才完工。应用机械作业, 一台耕整机一个人一个小时就可以完成, 省时省力, 机械化大大地提高了生产率, 有效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第二、三产业, 开辟新的创收渠道。可见, 加快农机化的发展, 不仅能直接带动农民收入的增加, 还能间接地促进农民增收。

机械化增加土地产出, 提高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农机化在降低农业生产成本, 提高农作物产量、减少损耗等方面的作用十分明显。如2012年, 环江县在东兴镇、川山镇、下南乡建立水稻全程机械化生产示范基地, 示范面积166.67hm2。经该县统计、农业、农机等部门测产, 各示范区机插比人工插秧平均增产42.3公斤/亩, 节本增收165元/亩。都安县农机部门在地苏乡整合农户分散蔗地, 建立13.33hm2甘蔗生产机械化示范基地, 实施深耕深松、开行、中耕培土等机械化技术, 使机耕深度达到35~40cm。经过该县农机局、统计、科技、农业、糖业等部门联合测产验收, 大部分甘蔗单株高2.8~3.2m, 单株重量达2kg以上, 亩产达5.7t, 比相同土壤条件、同期人工种植的甘蔗亩产增加1t以上。

机械化加快合作社发展, 增强农机社会化服务能力。过去, 农机手往往单打独斗, 缺乏组织, 呈现群龙无首、一盘散沙的局面, “有机无活干、用机找不到”的现象比较普遍, 严重影响了机械作业效益和农业生产。近年来, 通过政策拉动、扶持和农机部门的引导, 目前, 河池市成立农机合作社138个, 农机合作社将分散的农业机械有效地组织起来, 为农业生产提供全方位、系列化服务, 实现千家万户小生产与农机服务大市场的有效对接, 增加了机手的收入, 实现了互惠双赢。如巴马县所略乡料乡村料屯农机大户黄明任, 2012年带领合作社成员5人外出到田阳、凤山等地进行跨区作业, 年总作业面积约593hm2, 收入约70万元。环江县东兴镇为才村韦荣造等16人于2009年组建新兴农机合作社, 开展水稻耕、种、收等“一条龙”订单作业服务, 实行统一调配机具、统一作业收费、统一收种标准、统一供种供肥、统一田间管理的“五统一”服务。自2010年以来, 年农机作业服务面积250hm2, 合作社纯收入32.13万元, 成为农民发家致富的典型。

机械化促进土地流转, 增加农民收入。农机化是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重要手段。发展农机化, 可有效促进土地流转, 提高土地利用率, 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拓宽农民收入渠道。罗城县亮梅种植合作社承包该县东门镇平乐、马山、伍昌等生产队的26.67hm2田地, 种植高粱、水稻, 实行机械化、规模化生产。以13.33hm2高粱地为例, 一年两造, 每亩产量500kg以上, 市场价格4元/公斤, 产值达2000余元。合作社不但自身有收入, 农民每亩的租金收入也高于往年100~200元。

二、充分发挥农机化优势, 为农民收入倍增作贡献

为落实自治区人民政府实施农民人均纯收入倍增计划的有关精神, 农机部门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 改革创新, 突出重点, 拓宽发展思路, 转变发展模式, 提高发展质量, 为实现“倍增计划”的宏伟目标作贡献。

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 加快农机化发展步伐。农机部门要进一步做好购机补贴工作, 巩固补贴成效, 提高补贴效益。一要坚持公开、公正、及时、有效的原则, 做到廉政为民, 简化程序, 提高效率, 让农民更满意。二要严格监督管理, 规范补贴程序, 落实信息公开、政策公示、机具核验、结算申请等各个监督管理措施, 为推进农机化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扩大农机作业面积, 增加农民收入。一要着力提高农机拥有量和机械总动力。河池经过几年实施农机购置补贴和技术推广, 全市农机拥有量和机械总动力得到大幅度提升。到2012年底, 分别达到854329台 (套) 和302.26万k W, 农业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 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30.28%。但是还远远不够, 必须继续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扩大补贴范围和额度, 增加农机拥有量, 扩大作业面积。二要强化农机技术培训。让广大农民真正掌握农业机械操作技能, 服务农业生产。三要大力扶持农机大户和农机合作社。继续加强农机合作社的组建和管理, 规范行为, 积极组织跨区作业, 尽可能地扩大作业面积, 服务广大农民, 为大批外出务工者解决后顾之忧。

强化农机安全监理, 为农民持续增收提供安全保障。在农村, 拖拉机的用途广, 作业空间大, 效益明显。一要下大力气夯实安全监理“三大防线”。抓好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的安全技术检验工作, 不断提高检验率、入户率和持证率;积极发挥农机、公安联合勤务机制, 整合部门力量, 开展等级路和乡村屯道路的农机安全专项整治, 严格执行“三盯”及责任追究制度, 防范重特大农机事故发生;继续加强农机安全宣传教育, 提高广大农民的农机安全意识。二要继续深入开展创建“平安农机”示范活动, 建立健全乡、村两级农机安全监管和宣教工作机制。三要深入开展农机安全监理“为民服务创先争优”活动, 积极推进乡镇监理服务窗口建设。进一步推进一站式业务办理模式, 逐步实现培训服务到乡村、实地检验到乡村、隐患排查到田头、技术咨询到农户、信息发布到机手的安全服务形式。

篇9：“倍增”最低工资标准

收入分配不公已经成为当今中国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当前收入分配的一个最主要问题是，劳动者报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偏低且呈下降趋势，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偏低且呈下降趋势。

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在整个居民收入中所占比重偏低、增速较慢，特别是各地企业员工最低工资标准水平偏低、增速较慢。中国低收入人群中绝大多数是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普通员工，其中相当部分员工的工资长期在最低工资线上徘徊。

中小企业员工工资和最低工资问题

一是普遍水平低，明显低于国际标准水平。

中国中小企业普通职工工资普遍明显低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据统计，2009年全国城镇私营单位（95％以上是中小企业）从业人员平均工资为18199元，是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32736元的55.6％，比2008年降低了2.8个百分点。国际上一般最低工资标准为社会平均工资的40％－60％。

中国各地最低工资标准明显低于这一水平，总体上低于30％。据最新统计，经今年大幅度提升后，31个省市区最低工资标准为约660元－860元/月（分别按各地最低工资标准最低档和最高档的算术平均数计算），相当于2010年1月－9月全国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平均工资2785元/月的23.7％－30.9％。

其中，北京、上海、天津分别为当地的18.9％、22.3％和24.7％；广东、江苏、浙江三个发达地区分别为当地的20.8％－32.5％、21.2％－30.45％、25.6％－35.25％；河南、四川、山东三个人口大省分别为当地的28％－37％、26.4％－34.6％、23％－35.3％。

各地最低工资标准最高档一般在省会城市实行，如果将其与省会城市社平工资相比，绝大多数均低于30％。

二是长期增长慢，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

中小企业职工工资增速跟不上社会平均工资增速，收入水平相对进一步下降。2009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增长了12％，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均工资仅增长6.6％。据有关部门调查，2004年至2008年，31个省会城市中有25个的最低工资标准增速低于当地在岗职工社平工资增速。

2000年至2008年，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和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速分别为6.2％和12％，最低工资标准占全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比重由31.3％下降到22.8％。

今年以来，全国31个省市区均较大幅度地提升了最低工资标准，增幅最低的天津为12.2％，20％以下的有五个地区，20％－25％之间的有十个地区，25％－30％之间的有十个地区，在30％以上的有三个地区，增幅最高的内蒙古为32.4％。这种增速过去是少有的。

三是各地差距大，贫民之中还有穷人。

从大中小企业看，据第一次经济普查资料，2004年全国大、中、小、个体工业企业员工平均工资的比例为100∶69∶46∶30，近五年这一比例差距进一步扩大。从不同所有制企业看，国有企业工资水平较高，以中小企业为主的私营和集体企业工资水平较低。

据统计，2009年国有、集体和私营企业员工年平均工资分别为35053元、20958元和18199元，三者比例为1∶0.6∶0.52。从各地最低工资标准看，除北京、上海为单一标准外，其余均为多个档次，少则2档，多则5档－6档。

据统计，2010年全国31个省市区最低工资标准最高档为710元－1120元/月，高低差为410元/月，最低为最高的63.4％，重庆、宁夏为710元/月，上海为1120元/月；各地最低工资标准最低档为500元－850元/月，高低差为350元/月, 最低为最高的58.8％，安徽、江西和新疆为500元/月，西藏为850元/月。

如果将各地最低标准最低档与当地社平工资和全国社平工资相比，大约只有15％－20％。

四是涉及人数多，保守估计不下3000万人。

据全国总工会2009年的一项调查，被调查企业约有三分之一的职工工资徘徊在当地最低工资标准附近。从实际情况看，对员工按最低工资标准发放的普遍是中小企业。

中国中小企业占全国企业的99％以上，吸纳了城镇就业的70％和新增就业的90％。以工业为例，2009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43.4万家，从业人员8831万人；其中中型企业3.8万家，小型企业39.3万家，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9％；中小企业从业人员6788万人，占77.7％，中型企业从业人员2788万人，小型企业4000万人。

加上规模以下小型和微型企业，中、小、微型企业从业人员超过1.1亿人，占工业企业从业人员的85％以上，其中约80％为工资较低的普通员工，在最低工资线上徘徊的可能至少有3000万人。这还不包括在个体工业户打工的雇员。

最低工资标准“倍增”规划

十七届五中全会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保障职工工资正常增长和支付”。

当前调整收入分配不合理格局，关键要“提低、限高、扩中”，其中“提低”尤为重要。“提低”的重要环节是要尽快提高中小企业普通员工工资水平，而这又必须首先尽快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因为，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对中小企业普通员工工资水平的提高有基础性的推动作用。

为此，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在制定“十二五”相关规划时，明确提出未来五年最低工资标准以不低于15％的年均速度增长，“十二五”期末最低工资标准水平实现倍增。

假设未来五年社平工资年均增长率为10％，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率为15％，那么，到“十二五”期末中国最低工资标准可达到社平工资的40％左右。

再经过五年继续努力，到2020年，中国最低工资标准可达到社平工资的50％左右，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当。这将为不断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奠定良好的基础。

各地各级政府应当将“最低工资标准达到社会平均工资的40％－60％”这一国际通行做法，作为一项主要的民生工程来推进，作为一项主要的执政目标来追求，作为一项主要的政绩指标来考核。

有条件实现工资“倍增”

从新世纪以来十年经验和未来五年发展趋势看，实现最低工资标准五年倍增目标完全具备现实的客观条件，不仅在社会政治上是十分必要的，在保持经济增长和企业发展上也是完全可行的。

客观条件之一：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中国2001年－2009年的国民总收入和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7％和10.4％，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未来五年三项指标仍可保持8％以上的增长率，宏观经济有条件支撑普通员工收入较快增长，最低工资实现倍增。

客观条件之二：国家财税收入快速增长。2001年－2009年，中国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年均增速高达19.9％和19％，未来五年仍可大体保持15％以上的增长率，有条件通过财税杠杆和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措施扶持企业发展，推动普通员工收入较快增长，最低工资实现倍增。

客观条件之三：城镇居民收入不断增长。2001年－200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年均名义增长11.8％，实际增长9.9％，未来五年仍可保持10％左右的增长率，有条件通过合理调整高、中、低收入人群分配比例关系，较快提高普通职工工资水平，最低工资实现倍增。

客观条件之四：企业劳动生产率快速提高。2001年－2009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年均增长21.2％，职工人均创造主营业务收入年均增长15.8％，未来五年仍可保持相当高的增长速度，微观经济有条件较快提高普通员工工资水平，最低工资实现倍增。

客观条件之五：企业利润效益快速提高。2001年－2009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年均增长21.8％，所有者权益年均增长17.7％，职工人均创造的利润额年均增长16.4％，未来五年企业利润和所有者权益仍可大体保持15％左右的增长率，有条件通过适当改变资本与劳动的收入分配关系，较快提高普通职工工资水平，最低工资实现倍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