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

沈从文的（通用8篇）

篇1：沈从文的

沈从文与张兆和自1933年结婚，到1988年沈从文逝世，共同生活了55年之久。但沈从文也是个多情而浪漫的男人，先后追求过几个女人，他曾说：“打猎要打狮子，摘要摘天上的星星，追求要追求漂亮的女人。„„女人虚情假意，不能说真话。”其实，这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无非人性人情而已。沈从文曾经有过一段淡淡的婚外情，“第三者”人称“福建玫瑰”。

“福建玫瑰”叫高韵秀，笔名青子，高中学历。据张兆和在1997年回忆，高青子长得的确很美，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文艺青年，一张白白的娃娃脸，身材高挑，打扮时尚洋气，一头黑而光柔的头发，一点陌生羞怯的笑，给人一个优雅而脆弱的印象。

那是在1935年春，沈从文到亲戚兼老乡熊希龄（民国第一任总理，湖南凤凰人，沈从文七姨父的哥哥）的北平西山别墅。在华贵的客厅里，邂逅了来接待他的高韵秀，沈从文眼睛一亮。两人不禁攀谈起来，姑娘是沈从文的粉丝，富有灵性的她喜爱其小说，熟悉其作品中的人物，两人聊得十分开心。

一个月后，沈从文又来到熊公馆。正值晚春，高韵秀优雅地袅娜而来，她穿的衣裳是仿照沈从文小说《第四》中女主角的服饰。沈从文傻傻地看着她苗条柔软的曲线，忘记了吃菜。看着呆愣的沈从文，高韵秀那小小的得意毫不掩饰地显露在脸上。沈从文一刹那间喜爱上了这个聪慧的姑娘，喜爱她兰心蕙质的细密心机，更喜爱其艺术直觉：《第四》中的“紫”，是沈从文的甜美与忧伤，也是高韵秀的深情与渴望。饭后，高韵秀拿出自己的作品《紫》，署名：高青子。奇异之光点亮了沈从文心头那隐秘的角落。他浏览完毕，点点头说：“很好，很美，我留用。”两人十分高兴。

沈从文把短篇小说《紫》推荐给萧乾，发表在《大公报·文艺》上，后来高韵秀又陆续发表了《黄》、《黑》、《灰》、《白》和《毕业与就业》等短篇小说，她用不同颜色叙说了不同女性的悲剧遭遇，心思非凡。颜色是心境的反映，高韵秀爱上才华横溢的作家沈从文，内心是痛苦的，因为他是有家室的人，且已有了儿子，她是个尴尬的“第三者”。从其小说看，只有高中学历的高韵秀是有才华的，《紫》写得尤其感情丰富、细腻，情节感人。沈从文的《边城》、《主妇》其实就是他在现实中受到婚外感情的诱惑而又逃避的结果。沈从文和张兆和从浪漫的爱情走向实际的婚姻，在精神上逐渐生出审美疲劳，而且张兆和嫁给他多少是被动的（两人是师生恋，沈从文比她大八岁，追了她三年零九个月才嫁给他），张兆和非文艺青年，她对文学创作，颇感隔膜。《边城》中的翠翠，就有高韵秀（青子）的影子，“翠”即“青”。

1936年春节刚过，沈从文与高韵秀的婚外恋在平静的家里掀起令人不安的波澜，他将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向张兆和坦白了，张兆和感到意外、震惊、痛苦和不解，一气之下从北京回到苏州娘家。沈从文每天给妻子写一封长信，坦白他对高韵秀的爱慕和关心，其中一些伤心的话也曾引起张兆和的嫉恨。痛苦、无助的沈从文找到林徽因倾诉，林徽因和梁思成、金岳霖多方劝慰。

抗战爆发后，沈从文、张兆和及其两个儿子，先后来到昆明，1938年11月一家人在昆明西南联大团聚了，沈从文在西南联大国文系任副教授，月薪280个大洋。1939年6月，高韵秀也到了昆明，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做管理员，刚好沈从文的妹妹沈岳萌也在图书馆供职。据说高韵秀这份职业是经沈从文帮忙得到的。高韵秀和徐芳（女诗人）、张敬、熊瑜（熊希龄侄女）共住昆明玉龙堆四号一套房子，四位女士共享一间客厅。

到昆明后，沈从文和高韵秀的交往更加密切，这期间，沈从文写了备受争议的作品《看虹录》（郭沫若甚至称他是桃色作家），含蓄隐晦地表达他和高韵秀之间的精神婚外恋。沈从文和高韵秀之间的频繁接触，引起许多流言蜚语，但沈从文依旧我行我素。

应该说，沈从文在情感和家庭生活中是幸运、幸福的，尽管他和高韵秀的婚外恋引起了家庭矛盾，但张兆和十分宽容，并没有限制他的交游和创作，她甚至托人给高韵秀介绍对象。而沈从文也始终深爱着妻子，当情感退潮，理性又回到了沈从文身上，高韵秀像流星一般，匆匆划过天空，永远离开了沈从文。

1941年2月，痛苦而纠结的高韵秀辞职离开西南联大，据说嫁给了一个国民党高级军官（一说是工程师），1948年她去美国前，曾经到上海看过萧乾，从此就不知所终了。

篇2：沈从文的

1902年冬天，沈从文出生于湖南凤凰的一个普通人家。他的少年时代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凤凰城外有一条清流，他经常和儿时的小伙伴在河里游水嬉戏。因为家境贫寒，在他十五岁那年，不得不去家乡一个土寨当兵，混口饭吃，过了“五年不易设想的痛苦怕人生活”。五年的行伍生活，大部分时间辗转于沅水水域，水滋养了他的性情，对他以后的写作和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沈从文虽然投身军队，但并没有停止读书，因而受到湘西王陈渠珍的赏识，被留在身边当秘书。

1922年，那年沈从文二十岁，这一年是他一生中重要的转折点。他曾这样写道：在二十岁之前，生命是沉睡着的，在人生浪涛里沉浮，不曾想到自主，也无从自主。沈从文在二十岁之前，完全是为生存而活着，被动地接受环境支配的生活状态，然而二十岁之后，他开始寻找自己的生活和理想了。1922年夏，沈从文怀揣着“读好书，救救国家”的信仰只身来到北京，一心想去大学读书，“学那课我不明白的人生”。但他只有高小文化，未能通过大学的入学考试，只好开始自学。那时他住在会馆里，会馆是旅居他乡的同籍人自发捐资修建的，管事的是沈从文一个亲戚，他得以在那里白住。虽然如此，生活还是特别艰苦的。他将自己的住所称为“窄而霉小斋”，“乡下人”一边在旁听北大课程，一边没日没夜地在这个小公寓内伏案写作。我看到过沈从文的照片，给人一种温和儒雅的感觉，他的外表是平淡的，但他的内心却是倔强和火热的。刚到北京时，姐夫曾这样对沈从文说，既为信仰而来，千万不要让信仰失去，因为除了它，你什么也没有。

1924年，沈从文在郁达夫的关心和推荐下，以休芸芸为笔名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第一篇作品《一封未曾付邮的信》，此后，他创造并发表了大量的作品，并结识了一些作家和学者。1928年，他从北京来到上海，和作家胡也频、丁玲筹办《红黑》杂志和出版社。1929年，在徐志摩的推荐下，他来到吴淞中国公学任教，认识了女学生张兆和，后来成为了他的妻子。1930年，赴国立青岛大学（现在的山东大学）任教，一直到1933年。1933年秋，沈从文和张兆和在北平结婚，沈从文这叶浮萍终于有了寄托。他又迎来了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1934年，沈从文的母亲病危，他匆匆赶回湘西，行前和夫人张兆和约定，每天给她写一封信，报告沿途所见所闻。沈从文已经十多年没回家乡了，然而，当真正到达之后，还没平复一下心情，才猛然发现，故乡，已不是过去的故乡了。他将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融入到人和事的叙述之中，即《湘行散记》一书。然而，同期创作的小说《边城》则不同，他要表现“一种人生的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因此，虽然和《湘行散记》一样，沈从文笔下的湘西风景都很优美，但《边城》则加入了更多的理想色彩，寄托着他对“美”和“爱”的.追求。这两部作品，奠定了沈从文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他文学创作的最高峰。

从1939年一直到解放，沈从文先后在西南联合大学和北京大学任教。1948年底，解放军包围北平城，沈从文再次受到时代的影响，迎来了他人生又一重大的转折。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在教学楼里挂了标语，要打到“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路线”的沈从文；校园里贴出了郭沫若写的《斥反动文艺》的大字报，批评沈从文是“桃红色”作家。沈从文的作品被宣判了死刑，他开始将工作重心移向文物研究。但他的内心却是孤独而悲凉的，“生命脆弱得很，善良的生命真脆弱，都是空的”，沈从文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会成为反动派。在不堪承受的政治压力下，他用剃刀割破了血管，被家人送往医院，昏迷中，他念叨着：我是湖南人，我是凤凰人。获救后，他经常对着清冷的月光，听着收音机里播放的古典音乐，泪流不止，贝多芬的《悲怆》是他最喜欢的一首，正好贴近他的心境。

沈从文放弃写作和教书，开始转向与政治无关的文物研究。1950年到1978年，他在中国历史博物馆进行中国古代服饰研究；1978年之后，他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沈从文在文物研究方面的成绩也是可圈可点的，1981年，沈从文的专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出版，这本书，他准备了整整15年。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因病辞世。同年，诺贝尔评审委员会已经决定将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沈从文，因为他已经去世，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但这并不影响沈从文在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的地位。

篇3：沈从文的性格成因探析

一.生命的探询:自由本真

沈从文有一个叛逆的童年, 他不愿接受旧社会教条的约束, 上私塾时经常逃学。他曾自己总结过:“二十岁后我不安于当前事务, 却倾心于现世光色, 对于一切成例与观念皆十分怀疑, 却常常为人生远景而凝眸, 这份性格的形成, 便应当溯源于小时在私塾中的逃学习惯。”[1]幼时的沈从文是一个活泼好动的淘气而灵敏的孩子, 有着自己对于生命的种种想象, 希望通过接触大自然和自己的实践经验来认识、辨别一切事物。在沈从文眼里, 学堂以外的生活生动有趣, 给人惊喜, 引人探询。

我生活中充满了疑问, 都得我自己去找寻解答。我要知道的太多, 所知道的又太少, 有时便有点发愁。就为的是白日里太野, 各处去看, 各处去听, 还各处去嗅闻, 死蛇的气味, 腐草的气味, 屠户身上的气味, 烧碗处土窑被雨以后放出的气味, 要我说来虽当时无法用言语去形容, 要我辨别却十分容易。[2]

私塾外面的世界丰富多彩, 充满稀奇, 沈从文便开始了生命本真的探询, 去追寻心灵愉悦的体验。沈从文的生命五光十色、自由自在:蔚蓝的天空、欢笑的河水、弥望的青草以及草丛中会发出不同声响的各种昆虫。同龄的孩子中却很少有人知道外面世界的丰富和广阔, 沈从文通过接触“人生”这本大书, 对于社会和生命有了生动而真切的了解, 这让沈从文一生受益无穷。在沈从文身上, 展现的是一种孩童时代多彩的生命形态:随性、自由、轻盈、飞扬。

弗洛伊德把人的心理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结构。他认为, “本我”存在于潜意识中, 主要由人本能的欲望冲动构成, 遵循快乐原则。遵循道德原则的“超我”总是压抑着本我能量的彻底宣泄。按照现实原则活动的“自我”则会调节“超我”的理性需要与“本我”的非理性需要。当“本我”的能量郁积在人体内时就会引起人的紧张与焦虑, 在这种压迫下人便会自觉寻求释放“本我”能量的方式和途径。当“本我”的力量强大到无法再被压制时便会战胜“自我”和“超我”从而使欲望得到实现。从沈从文的童年生活中可以看到, 存在他潜意识中的“本我”占据着主导地位, 抗拒着社会中压抑“本我”的羁绊, 并最终战胜“自我”和“超我”从而使欲望得到实现, 得到了心灵的自由。这种心灵的自由本真成为他性格特质中最基本的要素。私塾中的逃学习惯呈现出沈从文的一种冒险心态, 体现了他丰富的想象力和热爱自然、追求生命自由的精神意念。年幼的沈从文对大自然充满着无限的好奇, 私塾外的生活给他带来了难以言说的新鲜刺激和无可名状的愉悦, 生命直接而真切的体验使他的精神在无拘无束的天地中自由飞翔。

二.生命的赞美:慷慨好义

荣格认为, 人的集体无意识“包含从祖先遗传下来的生命和行为的全部模式”, [3]是驱力和本能之源。湘西农民勇敢而安分, 商人谋取什一之利。勇敢仗义、善良慷慨, 是湘西人最为典型的性格特征, 贯穿了他们的祖祖辈辈, 男女老少皆是如此, 湘西人有着慷慨好义、豪爽任侠、扶弱除强、有诺必践的基本品质, 他们相互间没有欺诈、没有算计;有的是公平、正义和相互帮助的热忱, 他们与美丽的湘西山水融为一体, 共同构建了一个纯美的和谐社会:山美水美人更美。他们深深根植于湘西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 生于斯, 长于斯, 最终回归于斯。他们是朴实的湘西魂, 明照着这片沃土的兴衰过往, 荣辱不惊。

沈从文年轻时受生活环境和民族文化的影响, 这样的理想人格因素, 不仅包含了沈从文作为一位苗族作家独具个性的审美追求, 同时也蕴藏了他对本民族在千百年的苦难中坚韧不拔、顽强生存的民族精神的悲悯与崇敬, 也是苗族独特的心理文化积淀在他作品中的折射和显现。慷慨好义、善良勇敢的人格不仅存在于湘西, 更深植于沈从文的心灵中, 这是他对人的希望, 对社会的希望, 对未来的希望。这种人格立足于现实, 也包含了他的梦想, 是他所梦想的较为健全的生命形态, 生命因此朴实而高尚, 平凡而不平庸;生命因此而多姿多彩, 鲜活生动。

三.生命的选择:自强坚毅

鲁迅认为:走人生的长途, 最容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 其一是“歧路”, 其二便是“穷途”了。沈从文起伏跌宕而富有传奇的一生曾遇到“歧路”, 也有“穷途”。在人生的困境中, 他曾在心灵的徘徊犹豫、痛苦挣扎中进行艰难的抉择。

人的一生往往因多次出现的人生选择而崎岖坎坷。沈从文若服从命运安排, 一生留在家乡, 他认为自己必然做了一个小绅士, 太太一定是个略有财产商人的女儿, 自己还会做两任知事, 并是四个以上孩子的父亲, 而且必然还学会了吸鸦片烟。可是, 他并不愿过这样生活, 最终鼓足勇气逃离了湘西故土, 做出了人生当中第一次面对“歧路”时的重大选择, 远赴北平。为了谋生, 他四处投稿, 可生活远比想象中的艰难, 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生活陷入困境, 沈从文遇到了人生中的“穷途”。环境越是艰难, 人就越是脆弱, 更容易放弃先前的理想, 甚至迷失自我, 幸好天无绝人之路, 《民众文艺》的“两个编辑也来到我的住处了。我有了朋友, 我的生活, 就快有日头的光照及了。”[4]正是偶然的好运带来这可贵的友谊, 决定了沈从文以后的路。沈从文幸运地遇到了热心朋友, 在他们的鼓励和支持下, 选择了自己的创作之路。人生的选择成就了作家沈从文, 正因为经历了太多的人生“歧路”, 他才对它们深深感怀。

沈从文认为人生中的选择很常见, 但却很难把握。沈从文起初对于自己的身份和学识不够自信, 他非常勤奋, 省下薪水买字帖, 深夜还独自练字, 希望自己能做出些成绩, 这是他为自己的理想人生而努力奋斗的自立自强, 沈从文的这段经历告诉我们, 成功的背后蕴涵了多少艰辛的执着和生命的坚毅。

四.生命的透视:大爱无疆

在沈从文的心中存在着对于生命和大自然的眷恋和深爱。爱是唯一和他理性相融和的情感, 是他理性中不排斥的神圣情感, 是他生命的支点和希望。他爱生命中的一切, 爱得深沉, 至死不渝。理性使他清醒, 让他感到孤独和痛苦, 同时也让他体会到了爱, 透视生命的本质, 那就是大爱无疆。

沈从文的生命和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有一种物我合一的契合, “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 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 大部分都同水不能分离。我的学校可以说是在水边的。我认识美, 学会思索, 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5]沈从文爱水其实是爱水的品性。上善若水, 大爱无疆, 对水的深爱, 影响了沈从文的人格品性和价值取向, 水给了他飘逸和灵感, 给了他纯净和坚韧, 给了他希望和热情, 给了他对生命的领悟, 给了他对自然、对人类的大爱无疆。沈从文对人类的爱深沉而执着, 穿越时空的风雨飘摇, 依然在历史的画卷里鲜活如初, 水和本性的相通对他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不管是水的品性造就了沈从文, 还是沈从文美化了水, 使其变得人性化, 都可从中发现沈从文对生命本质的透视, 领悟大爱无疆的真理, 这对于人类对生命的探索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综上所述, 沈从文自由本真、慷慨好义、自强坚毅、大爱无疆的性格特质源于湘西原生态的自然风光和沈从文本民族文化的代代相因及他个体曲折的人生经历。沈从文的成长经验决定了他的性格特质, 独有的性格特质影响了他的人生价值取向, 从而给今天的我们探索人生的意义提供了深远的思考和无尽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沈从文:《从文自传》, 《沈从文文集》 (第九卷) , 花城出版社, 1984年3月第1版, 第126页。

[2]沈从文:《沈从文文集》 (第九卷) , 花城出版社, 1984年3月第1版, 第117页。

[3]L·旨雷、罗恩 (美) :《从佛洛伊德到荣格》,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89年出版, 第118页。

[4]沈从文:《沈从文文集》 (第九卷) , 花城出版社, 1984年3月第1版, 第53页。

篇4：沈从文的《边城》

在这期杂志第二十七页的“文艺动态”中，有一条的内容是这样的：

文学名著《边城》、《水浒传》、《腐蚀》将先后由上海文华影片公司制成电影。《边城》系沈从文原著，三年前由桑弧改编成电影剧本，最近又经师陀重新编写，近期即开拍。《水浒传》将由文华编导委员会集体整理，并请郑振铎、王天木为顾问。茅盾名著《腐蚀》由佐临编剧。

这是我所见最早的一条有关《边城》以及沈从文小说被改编成电影的消息。

然而，初见这则消息，我着实是有点儿吃惊。

“三年前”，也就是1947年，有人将沈从文的小说改编成电影是可以理解的事情，因为他当时是国内著名的作家，《边城》作为文学名著也已经基本上被大家所承认。而且，早在1936年，在中国发行的英文杂志《天下月刊》（T'ien Hsia Monthly）就已经发表了由邵洵美的美国女友项美丽（Emily Hahn）和辛墨雷（译音Shing Mo-Lei）合译的《边城》，当时的译名是Green Jade and Green Jade，即“翠翠”。到1947年，英国伦敦的George Allen和Unwin有限公司又出版了由金隄（Ching Ti）和罗伯特·白恩（Robert Payne）翻译并编辑的《中国大地：沈从文的小说》（The Chinese Earth:Stories by Shen Tseng-Wen）一书，其中也收有《边城》，译名是The Frontier City，算是小说名的直译。这样，也可以说《边城》算得上是已经走向世界的文学名著了。

但是，众所周知，就是在此之后，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那几年，沈从文遭遇了他的人生的低谷。

1948年3月，在香港创刊的《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文艺的新方向”发表了一组批评沈从文的文章，包括《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署“本刊同人／荃麟执笔”）、《斥反动文艺》（郭沫若）、《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乃超，所评为沈从文散文《芷江县的熊公馆》）等。在这些文章中，冯乃超说沈从文是延续着“清客文丐的传统”的“奴才主义者”和“地主阶级的弄臣”；郭沫若则宣称沈从文的小说是“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图”，又说：“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对派而活动着。”

1948年年底，沈从文工作的北京大学的学生在“民主墙”上贴出标语：“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随后，又有人在壁报上张贴了用大字全文抄录的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一文。

1949年春，由于巨大的政治压力导致精神危机，沈从文曾经试图自杀，幸被及时发现而获救。

1949年夏，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沈从文未被邀请参加。

1951年秋，沈从文转调历史博物馆工作。

1953年，上海开明书店写信通知沈从文，因为他的作品已经陈旧过时，所以已将他的一切著作的纸型完全销毁……

就是在这种情境下，竟然有人将《边城》称为与古典名著《水浒传》以及当时的全国文协主席和文联副主席、文化部部长茅盾的小说《腐蚀》并列的“文学名著”，而且还试图将其拍成电影，而作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机关刊物的《文艺报》，竟然也发表了关于这一事件的消息。

这在我看来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当时，《文艺报》的署名主编是丁玲、陈企霞和萧殷三人，应该由丁玲负主要责任。尽管丁、沈二人自二十年代就已成为朋友，沈也曾于1949年9月8日写信给丁玲，但依照当时的政治环境以及丁玲的思想状况，《文艺报》上的这一消息不可能是出于丁玲照顾沈从文的特别授意。

至于消息中提到的文华影片公司，是著名电影事业家吴性栽（1904—1979）1946年在上海创办的，而吴先生本人则于1948年即迁居香港，估计上海文华影片公司五十年代初就很快不存在了。1947年将《边城》改编成电影剧本的桑弧（1916— ），是一位在四十年代走向影坛的著名编导，后曾于1956年执导由夏衍根据鲁迅同名小说改编成剧本的电影《祝福》（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而重新编写《边城》剧本的师陀先生则是新文学史的一位著名作家，三四十年代和沈从文关系密切，解放后长期在上海工作和生活，曾任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编剧。

由这些人参与其事的电影《边城》，尽管已经在《文艺报》上发布了拍摄预告，但所谓的“近期即开拍”很可能根本就没有落实，事实是最后并未能真正拍摄成功。因此这则消息也就成了一条没有下文的消息。

在中国大陆，直到1984年，才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了电影《边城》。该片由姚云、李隽培编剧，凌子风导演，并于1985年获第5届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在此之前，1981年第3期的《芙蓉》杂志上也曾发表过徐昌霖等人根据《边城》所写的电影文学剧本《翠翠》。不过，这均已是出现在海内外的“沈从文热”之后的事情了。（1980年11月7日《光明日报》发表该报记者所写的《“沈从文热”》一文。）

篇5：沈从文的哲理散文

看过卢锡麟先生的摄影后，必有许多人方俨然重新觉醒，明白自己是生在云南，或住在云南。云南特点之一，就是天上的云变化得出奇。尤其是傍晚时候，云的颜色，云的形状，云的风度，实在动人。

战争给了许多人一种有关生活的教育，走了许多路，过了许多桥，睡了许多床，此外还必然吃了许多想象不到的苦头。然而真正具有深刻教育意义的，说不定倒是明白许多地方各有各的天气，天气不同还多少影响到一点人事。云有云的地方性：中国北部的云厚重，人也同样那么厚重。南部的云活泼，人也同样那么活泼。海边的云幻异，渤海和南海云又各不相同，正如两处海边的人性情不同。河南河北的云一片黄，抓一把下来似乎就可以作窝窝头，云粗中有细，人亦粗中有细。湖湘的云一片灰，长年挂在天空一片灰，无性格可言，然而桔子辣子就在这种地方大量产生，在这种天气下成熟，却给湖南人增加了生命的发展性和进取精神。四川的云与湖南云虽相似而不尽相同，巫峡峨眉夹天耸立，高峰把云分割又加浓，云有了生命，人也有了生命。

论色彩丰富，青岛海面的云应当首屈一指。有时五色相渲，千变万化，天空如展开一张张图案新奇的锦毯。有时素净纯洁，天空只见一片绿玉，别无它物，看来令人起轻快感，温柔感，音乐感。一年中有大半年天空完全是一幅神奇的图画，有青春的嘘息，煽起人狂想和梦想，海市蜃楼即在这种天空下显现。海市蜃楼虽并不常在人眼底，却永远在人心中。

秦皇汉武的事业，同样结束在一个长生不死青春常住的美梦里，不是毫无道理的。云南的云给人印象大不相同，它的特点是素朴，影响到人性情，也应当是挚厚而单纯。

云南的云似乎是用藏高山的冰雪，和南海长年的热浪，两种原料经过一种神奇的手续完成的。色调出奇的单纯。惟其单纯反而见出伟大。尤以天时晴明的黄昏前后，光景异常动人。完全是水墨画，笔调超脱而大胆。天上一角有时黑得如一片漆，它的颜色虽然异样黑，给人感觉竟十分轻。在任何地方“乌云蔽天”照例是个沉重可怕的象征，云南傍晚的黑云，越黑反而越不碍事，且表示第二天天气必然顶好。几年前中国古物运到伦敦展览时，记得有一个赵松雪作的卷子，名《秋江叠嶂》，净白的澄心堂纸上用浓墨重重涂抹，给人印象却十分秀美。云南的云也恰恰如此，看来只觉得黑而秀。

可是我们若在黄昏前后，到城郊外一个小丘上去，或坐船在滇池中，看到这种云彩时，低下头来一定会轻轻的叹一口气。具体一点将发生“大好河山”感想，抽象一点将发生“逝者如斯”感想。心中可能会觉得有些痛苦，为一片悬在天空中的沉静黑云而痛苦。因为这东西给了我们一种无言之教，比目前政治家的文章，宣传家的讲演，杂感家的讽刺文都高明得多，深刻得多，同时还美丽得多。觉得痛苦原因或许也就在此。那么好看的云，教育了在这一片天底下讨生活的人，究竟是些什么?是一种精深博大的人生理想?还是一种单纯美丽的诗的激情!若把它与地面所见、所闻、所有两相对照，实在使人不能不痛苦!

在这美丽天空下，人事方面，我们每天所能看到的，除了官方报纸虚虚实实的消息，物价的变化，空洞的论文，小巧的杂感，此外似乎到处就只碰到“法币”。大官小官商人和银行办事人直接为法币而忙，教授学生也间接为法币而忙。最可悲的现象，实无过于大学校的商学院，近年每到注册上课时，照例人数必最多。这些人其所以热中于习经济、学会计，可说对于生命无任何高尚理想，目的只在毕业后能入银行作事。“熙熙攘攘，皆为利往，挤挤挨挨，皆为利来。”教务处几个熟人都不免感到无可奈何。教这一行的教授，也认为风气实不大好。社会研究的专家，机会一来即向银行跑。习图书馆的，弄古典文学的，学外国文学的，工作皆因此而清闲下来，因亲戚、朋友、同乡……种种机会，不少人也象失去了对本业的信心。有子女升学的，都不反对子弟改业从实际出发，能挤进银行或金融机关作办事员，认为比较稳妥。大部分优秀脑子，都给真正的法币和抽象的法币弄得昏昏的，失去了应有的灵敏与弹性，以及对于“生命”较深一层的认识。

其余平常小职员、小市民的脑子，成天打算些什么，就可想而知了。云南的云即或再美丽一点，对于那个真正的多数人，还似乎毫无意义可言的。

近两个月来本市连续的警报，城中二十万市民，无一不早早的就跑到郊外去，向天空把一个颈脖昂酸，无一人不看到过几片天空飘动的浮云，仰望结果，不过增加了许多人对于财富得失的忧心罢了。“我的越币下落了”，“我的汽油上涨了”，“我的事业这一年发了五十万财”，“我从公家赚了八万三”，这还是就仅有十几个熟人口里说说的。此外说不定还有三五个教授之流，终日除玩牌外无其他娱乐，想到前一晚上玩麻雀牌输赢事情，聊以解嘲似的自言自语：“我输牌不输理。”这种教授先生当然是不输理的，在警报解除以后，不妨跑到老伙伴住处去，再玩个八圈，证明一下输的究竟是什么。

一个人若乐意在地下爬，以为是活下来最好的姿势，他人劝他不妨站起来试走走看，或更盼望他挺起脊梁来做个人，当然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篇6：沈从文的《边城》赏析

关键词：湘西;文化;传统

《边城》是沈从文先生的代表作，展示给读者的是湘西和谐的生命形态。沈从文生于湘西，长于湘西，他与湘西有割不断的血肉亲情。湘西这块古老的土地给予沈从文很多的灵感，他把湘西的人和事，详细的风俗人情，湘西的社会环境用笔描绘出来，绘成一幅独特、优美的画卷。蓝蓝的天，白白的云，青山绿水相环绕的人间美景跃然纸上。

《边城》中的一切都是那样纯净自然，展现出一个诗意的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然而最终美好的一切只能存留在记忆里：天保和傩送一个身亡，一个出走，祖父也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死去，一个顺乎自然的爱情故事以悲剧告终。

这不能不使读者陷入无边的怅惘。论及作品时，作者自己说：“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因之朴素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故事中充满了五月中的斜风细雨，以及六月中夏雨欲来时闷人的热和闷热中的寂寞。”沐浴着湿润与和谐的水边小城，蓬勃着人性的率真与善良。“文明”社会古旧的礼法与习俗在自然人性面前难以施威。然而，当生活中的各种情感都顺乎自然向前发展时，却有着这样那样的阴差阳错与偶然。因此，小说容纳了现在和过去，生存和死亡，恒久与变动，天意与人为等诸种命题，笼罩在整部小说之上的是一种无奈的命运感。

《边城》是作者努力建构的充满自然人性与牧歌情调的世外桃源。宁静和谐的社会环境与淳朴善良的民风，随着现代文明已渗透进边缘偏僻的湘西，它将难以维系。沈从文所能做到的不过是在文学作品中构建一座供奉人性的小庙，让读者明白世外桃源并不是没有的。在这里，沈从文创造出闪耀着神性之光的理想人物，既体现着人性中庄严、健康、美丽、虔诚的一面，也同时反映了作家身上的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式的情怀。

翠翠的身世是个悲剧，翠翠的父亲是个绿营屯戍军人，严格地说，对苗族文化而言是一种异质。翠翠本身是汉文化(父系文化)和苗族文化(母系文化)融合的产物，从翠翠父母的爱情悲剧里，我们可以看到汉文化同苗族文化的不平等关系，以及这种权利关系在苗汉文化关系上的历史冲突和历史悲剧。

翠翠这个无所依靠的孤雏无疑是湘西苗族文化的象征。翠翠作为“爱”与“美”的化身，透露了湘西文化农村世界中的人性美和人情美。翠翠在茶峒的青山绿水中长大，大自然赋予她清明如水晶的眸子，也养育了她清澈纯净的性格。她天真善良、温柔恬静，在情窦初开之后，便矢志不渝，执著的追求爱情，痴情地等待着情人，不管她何时回来，也不管她能不能回来，翠翠人性的光华，在对爱情理想的探寻中显得分为娇艳灿烂。作者赋予她的是善良与清纯，塑造了一个被净化了的心灵。翠翠永远是纯洁的，在她的身上找不到现代社会被权利欲熏得没有人性的欲望和势力。这正是苗族文化的精华所在。苗族人民古朴的民风在她的身上看得清清楚楚。

翠翠与爷爷日夜守着渡船，陪伴他们的还有那只黄狗。白塔守护着渡头，守护着翠翠一家，守护着翠翠的梦(翠翠在白塔下午睡，梦里为山鸟山歌所浮)。

爷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与渡船为伴。这只方头渡船很有特点：船上立一支竹竿，挂一个铁环，在两岸牵一段缆。有人过渡时，把铁环挂在缆上，牵船来回过渡――这是一个封闭、单调的意象，是一种河流(线性时间，一元历史)无关的存在状态，隐喻苗族古老的生活方式。这里没有跨越河流的大桥，没有如飞的汽艇，所有现代化的水上工具这里都没有，只有爷爷，爷爷手上的.桨还有船。人们的日子照样过着，没有喧嚣，只有宁静。少了现代化空气的浑浊，多了一份清新、自然。

老船夫唯一的朋友便是那一只黄狗，黄狗陪爷爷渡船，陪翠翠入城备办东西。在他们的生活中少不了黄狗，黄狗也离不开他们。黄狗是一条忠实的狗，在它的生活中，或许老船夫和翠翠就是它唯一的依靠。

本文写了一个三角式的恋爱悲剧,大佬二佬同时爱上翠翠，这是两种文化观念为争夺湘西女神的归属权而发生的历史冲突。翠翠是少女，大佬二佬是男人，翠翠只有得到男性的唤醒和肯定，才能从少女长大成人，才具有成人才有的主体性。翠翠爱情的美满，既是翠翠个人的成人仪式，也是湘西苗族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在这里，翠翠个人的发育成长过程是与历史的发展史同步的。通过个人的经历展现民族的自我改造，这是成长小说的模式，当然，在《边城》的结尾翠翠的成长并没有完成。

大佬在行船时溺水而死。那么，二佬的命运是否比大佬的好呢?二佬能使翠翠长大成人吗?二佬与翠翠相互爱悦，然而，有碾坊陪嫁的王团总家的小姐挡在二佬与翠翠之间。在苗族文化――汉族文化――西方文化，多重权力关系中，“碾坊陪嫁”意味着什么呢?

“碾坊陪嫁”这件事，对于翠翠所代表的湘西文化传统而言，是一种异质。这种异质，也与边城传统的重义轻利的淳朴民风截然相反，唯实唯利的价值观念悄悄地进入了边城，不可抗拒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这种来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将在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上摧毁传统生活方式的基础，湘西古老的传统世界行将崩溃。古老湘西文化将何去何从，翠翠的路又在哪里，在《边城》结尾，沈从文并没有作明确的回答：“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沈从文只是透露出了对湘西文化将去向何处的隐隐担忧。在一个凄美的爱情悲剧中，也给读者留下了丰富想象空间。

参考文献：

[1]朱栋霖.中国现代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沈从文.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篇7：沈从文的素色虹霓随笔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对张兆和，沈从文爱到了骨髓里，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不得不承认，作为局外人，胡适也看得真切：“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用错情了。”

于是，“凡事都若偶然的凑巧，结果却又若宿命的必然”。高韵秀，就是一个偶然加必然。

那一日，沈从文因事去和他有点亲戚关系的熊希龄家，阔大的客厅、华贵的地毯让这个“乡下人”愣住了，坐在靠近屋角的沙发上，他局促不安地等待着。少顷，一个“长得很美”的女子从客厅一角出来了——主人不在，电话里嘱咐家庭教师来接待他。

陌生感很快就消除了，她和他的好些朋友都相熟，而且，“我读过您很多小说，我太喜欢您的文笔。”一个曾在青岛大学任教，一个两年前去青岛看过樱花，话题是自然而然的，本来“缩得很小”的沈从文，身子也慢慢坐直了。女主人到家的时候，他们正在谈论海边的一切。

“一张白白的小脸，一堆黑而光柔的头发，一点陌生羞怯的笑，当发后的压发跌落到地毯上，躬身下去寻找时，我仿佛看到一条素色的虹霓。”第一次见面，她留给他一个“幽雅而脆弱”的印象。

一个月后，他又在一个素朴而美丽的小客厅中见到她，一个小时前，她刚刚读过他的小说。谈到他那“很美”的小说时，她轻轻叹了口气，“美的有时也令人不愉快!譬如说，一个人刚好订婚，又凑巧……”

他听出了一些言外之意，无意间望过去，却惊讶地发现，她穿的衣服，“恰好是件绿底小黄花绸子夹衫，衣角袖口缘了一点紫”，而这正符合了他小说中女主角的装扮，颜色花朵都是那么吻合。

文艺女青年的细腻心思没有逃过大作家的眼睛，一时心照不宣，被看穿的她，“在应对间不免用较多微笑作为礼貌的装饰与不安情绪的盖覆”。小庭园里，玉兰正盛开，其时，有斑鸠的声音从远处传来，此情此境下，沈从文感到“心有点跳得不大正常”。

“美丽总使人忧愁，然而还受用”，离开那个小客厅时，他“似乎遗失了一点什么东西”。

如一阵微风吹过，沈从文看似平静的心湖泛起了涟漪。近四年的苦恋，在张兆和家庭的推波助澜下，他用无数滚烫的文字终于赢得她的芳心，婚后，他一样痴情未改，仍旧是“小兽一样充满活力”的她目光注视下那只“惊惊惶惶乱窜的小雀”，然而，情书里那些美妙的.幻想最终被日常生活所腐蚀，相濡以沫之外，他渴望相知相惜。

“完美爱情生活并不能调整我的生命”，对爱和美的追求，对现实中“偶然”的诱惑，让他有了种“受压制的梦”，这“情感上积压下来的一点东西”让他一改以往明朗、快乐的基调，在新婚蜜月里写出了带有悲剧色彩的《边城》。美好的女孩翠翠，成为他感情上的寄托。

《边城》是一场心灵上的风暴，沈从文是矛盾的，他不安，他逃避，他害怕“‘偶然’浸入生命中时所能发生的变故”，害怕“偶然”破坏“幸福的幻影”，可是，他又忍不住叩问自己，“你敢不敢仔仔细细认识一下你自己，是不是个能够在小小得失悲欢上满足的人?”“你以为你很幸福，为的是你尊重过去，但你何尝真正能够在自足中得到幸福?”

在这样的内心冲突中，沈从文与高韵秀书来信往。无疑，他是愉悦的，她在文学的领悟上与他心有灵犀，她熟读他的作品，深谙他作品中的每一个细节，这与理性、务实、与他的创作有隔膜的新婚妻子张兆和是完全不同的。

交往顺理成章，爱写诗歌的高韵秀开始写小说，《紫》完成后，经他作了修改，以高青子为笔名，就发表在沈从文主编的《国闻周报》上。这篇小说情节感人，讲的是主人公在已有未婚妻的情况下，偶然遇到并爱上了穿紫衣、有“西班牙风情”的美丽女子璇青，不得不在激情与克制、逃避与牵挂中矛盾和徘徊。文中，她刻意引用了他小说中的句子，“流星来去自有它的方向，不用人知道。”

她想表达的，他当然看懂了，包括“璇青”这个名字——“璇若”和高青子的组合，而“璇若”，曾是沈从文的笔名。

从巧妙的着装到小说中的暗示，她毫不掩饰爱上他的痛苦与彷徨，在他的鼓励和提携下，她陆续发表了多篇小说，并经由他的帮助，出版了《虹霓集》，署名：青子。他的情感，在生命中抬了头，她年轻温柔的心，收容了他的幻想。

毫无悬念，《虹霓集》掀起了一场家庭风暴。从沈从文书桌上读到高青子的书时，以张兆和的智慧，一目了然，她苦闷又愤怒。尽管沈从文坦白了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希望得到她的理解，可这对于一个妻子来说，实在有点强人所难，一气之下，张兆和回了苏州娘家，任沈从文一日一封长信，就是不肯回来。

痛苦不堪的沈从文找到林徽因，希望她帮他梳理这“横溢的情感”，他说：“我不能想象我这种感觉同我对妻子的爱有什么冲突，当我爱慕与关心某个女性时，我就这样做了，我可以爱这么多的人与事，我就是这样的人。”

义正词严也好，强词夺理也罢，理智到底战胜了情感，结婚三周年时，他写了《主妇》，作为送给张兆和的礼物，他说自己“血液里铁质成分太多，精神里幻想成分太多”“忠于感觉而忽略责任”;他反省自己，“人生的理想，是情感的节制恰到好处，还是情感的放肆无边无涯?”虽然妻子“太年轻”“不大懂他”，但他愿意如她所希望的“完全属于她”。

然而逃避、躲闪终究不是办法，和高青子的纷乱情感剪不断、理还乱，只要一个契机，便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抗战爆发后，沈从文到西南联大任教，不久，高青子也来到西南联大图书馆任职，再次重逢，她“依然那么脆弱而羞怯，用少量言语多量微笑或沉默来装饰我们的晤面”，那是冬天，“房中炉火照例极其温暖，火炉边柔和灯光中，是能生长一切的，尤其是那个名为‘感情’或‘爱情’的东西”。情丝难斩，不需多余的语言，情感胜出，理性败北，“一年余以来努力的退避，在十分钟内即证明等于精力白费。”

捕捉到这个信息的高青子既惊喜交集又茫然无措，以她的年轻，还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个难题，她只是跟着感觉，不惧流言，怀着一丝丝的希望与他相处下去。

沈从文一任自己沉陷到情感漩涡里，这期间，他创作了《看虹录》，小说叙述了一个作家身份的男子，深夜去探访自己的情人，在炉火温馨的氛围中，在一种含蓄的引诱和趋就中，他们放纵了自己的情感。小说中写到的房间，就是他在昆明的家，而其中的女子，在性情、服饰、举止上，都取自高青子。很明显，《看虹录》是对她《虹霓集》的赤裸回应。

“生命中还有比理性更具势力的‘情感’”，这一次，幸福婚姻的幻影，再也无法保护他的弱点，他沉迷在虹一样美好女子的柔情中。

然而，热情能给人兴奋，也能带给人无可形容的疲倦，也许是看清了沈从文的怯懦和犹豫，也许是想取回一点自尊，客厅里的梅花谢落的时候，高青子决定离开，“我想去想来，我终究是个人，并非神，所以我走了。若以为这是我一点私心，这种猜测也不算错误，因为我还有我做一个人的希望。”“若不走，留到这里算是什么?在时间交替中我能得到些什么?”他“明知语言行为都无补于事实”，所以，只能用沉默来回答。

带着一点悲伤，一丝无可奈何的苦笑，留下一排插在发上的玉簪花，她走了，走时的神情与心境正如她在小说《紫》中描述的那样，“璇青像流星匆匆划过天空，不知所终”，当初的暗语，无情地预示了今天的结局。

篇8：沈从文小说的艺术特色

一、独特的创作风格

1.浓郁的地方色彩。

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 他的小说具有深远意境, 他将写实、梦境、象征融于一体, 语言格调朴实, 句式简洁, 主干凸出, 单纯而又有质感, 朴素却又传神, 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多种文化因素的交织使沈从文的小说中有许多使人们感到诧异和难以置信的东西。如《萧萧》中, 萧萧在很小的时候就许配给了人家, 许配后即使自己和丈夫都很小, 萧萧也要在丈夫家生活, 带丈夫像带孩子一样。而到了自己追求爱情的年龄却没有追求爱情的权利, 而他们认为这就是该有的生活, 于是, 这种现象便一代又一代重复。沈从文有意突出湘西的地方特色, 仿佛要借湘西的原始神秘性、特异性来构成作品的特色。这些人生现象对于现代社会的普遍性而言, 它们是独特的, 但对于广大西南地区, 包括湘西在内, 这种现象又是普遍的。从独特见出普遍, 既带着特殊性, 又具有现实性, 这是沈从文小说的重要特点。

2.小说极富暗示性。

在场景的布置上, 沈从文的小说极富暗示性, 具有意象的多面性, 这是一种有意创造的“朦胧”。如《边城》中翠翠父母的爱情悲剧, 沈从文是这样交代的:女孩子的母亲, 老船夫的独生女, 十七年前同一个茶峒防军人, 很秘密的背着那忠厚爸爸发生了暧昧关系。有了小孩子后, 结婚不成, 这屯戍军士便想约了她一同向下游逃去。但从逃走的行为上看来, 一个违背了军人的责任, 一个却必得离开孤独的父亲。经过一番考虑后, 军人见她无远走勇气, 自己也不便毁去作军人的名誉, 就心想一同去生既无法聚首, 一同去死当无人可以阻拦, 首先服了毒。女的却关心腹中的一块肉, 不忍心, 拿不出主张。事情被作渡船夫的父亲知道, 父亲却不加上一个有分量的字眼儿, 只作为并不听到过这事情一样, 仍然把日子很平静的过下去。女儿一面怀了羞惭, 一面却怀了怜悯, 依旧守在父亲身边。待到腹中小孩生下后, 却到溪边吃了许多冷水死去了。就是这样几句, 没有更详细地阐述翠翠父母的整个爱情经历, 这一方面, 有时让人觉得难以理解, 但是另一方面却又留下了让人遐想的空间。

3.小说写意以水为背景。

沈从文的小说多写意, 总以河上、水边为背景, 他常说:“故事中我最满意的文章, 常用船上水上作背景。”水的颜色、声音、特性都渗透出作家的主观情感。《柏子》《丈夫》《三三》《八骏图》等, 在溪边、河上、海滨演绎了人物的悲欢离合。在沈从文的作品中, 把水的色调、声音融入了自己的灵性和情感, 将故事推向一种清澈亮丽的基调, 使他的作品有一种清新柔和的基调。如《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一文中, 沈从文写道:“孤独一点, 在你缺少一切的时节, 你就会发现, ‘原来还有个你自己’, 这是一句真话, 我有我自己的生活与思想, 可以说皆从孤独得来的, 我的教育也是从孤独中得来的, 然而, 这点孤独, 与水不能分开。”可见, 沈从文对水之感悟, 与水的情感是不可分离的。

4.情感的自然流露。

沈从文同情下层劳动人民, 在作品中, 他把淡淡的忧伤、清远的愁绪融入自己的作品中。他善于克制自己的情感, 从不急于表露情感, 他让感情在作品中慢慢显露出来。他是在微笑里躲着哀痛, 微凉里渗着忧郁, 从而形成自己特有的抒情风格。将感情渗透在人物、景物、场面的描绘中, 在娓娓道来中自然流露, 清远平淡, 成为沈从文小说意境主观情意的另一个因素。为了增强情感的表达, 拓展情感的表现空间, 沈从文还刻意将自然景物人格化, 使之与人物的命运与情绪相契合, 形成一种浓浓的抒情笔调。

二、高超的语言技巧

沈从文对语言文字非常重视, 他的小说显露出高超的语言技巧:惜墨如金, 但字字珠玑。刻画人物形象时, 常不做客观描写, 而是主观叙述, 语言不多却很传神。如小说中的对话描写, 大部分对话中每个人单次说话只有短短一行, 但却能精妙地表达出人物的思想感情, 这些具有鲜明特点的语言往往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动传神, 如《边城》中翠翠和二老第一次见面时的对话:

“是谁?”

“是翠翠!”

“翠翠又是谁?”

“是碧溪岨撑渡船的孙女。”

“你在这儿做什么?”

“我等我爷爷。我等他来好回家去。”

“等他来他可不会来。你爷爷一定到城里军营里喝了酒, 醉倒后被人抬回去了!”

“他不会。他答应来, 他就一定会来的。”

“这里等也不成, 到我家里去, 到那边点了灯的楼上去, 等爷爷来找你好不好?”

“你个悖时砍脑壳的!”

面对一个从不曾相识的陌生人的询问, 翠翠不是回答“是碧溪岨撑渡船的孙女”, 而是回答“是翠翠”, 对方怎么可能知道“翠翠”是谁, 再次询问翠翠的时候, 她才说出自己是谁, 简单的两句话就把翠翠的淳朴可爱充分地表现出来。翠翠等爷爷已经等了很久, 却仍然相信爷爷一定会来, 由此可看出祖孙俩的感情之深厚。二老看到一个陌生的女孩子一个人在码头上, 分明是很关心, 询问时却并未透出关心的语气, 二老是善良的, 但也是调皮的, 所以翠翠对二老邀她上楼会产生误会, 再加上焦急的等待, 于是说:“你个悖时砍脑壳的!”

三、精妙的人物刻画

在人物刻画中, 沈从文很注重人物的心理描写。他的作品融入了传统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各流派, 如印象主义、潜意识和变态心理描写等因素都融入到沈从文的作品中, 这也使他的部分作品具有心理小说的特点。如《萧萧》里对萧萧心理的描写:“她有时觉得害怕, 不许丈夫走开;有时又象有了花狗在身边, 打发丈夫走去反倒好一点。”这一句淡淡的描写, 说出这个糊糊涂涂的女孩子心里, 隐隐地有了害怕与快乐的争执, 这体现出了乡下人纯朴的心理。 抒情的作品是对人物内心的刻画, 以此表现出人们对外界的反应, 同时作家感悟到的某种人生情绪也从字里行间流露出来。

四、文体的多样化

1.小说与散文杂糅。

沈从文是文体意识的作家, 早在30 年代即以迷人的文字和多变的体式赢得了“文体作家”的称誉。在描写过程中, 他善于将游记散文写入叙事的小说中, 如在小说《边城》中这样写道:“小溪流下去, 绕山岨流, 约三里便汇入茶峒大河。人若过溪越小山走去, 则只一里路就到了茶峒城边。溪流如弓背, 山路如弓弦, 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以游记的形式交代故事发生的地点, 使小说有了游记散文的韵味。

2.小说的诗意化。

沈从文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一种特殊的小说体式, 可叫作文化小说、诗化小说或抒情小说。这是指小说的显著文化历史指向、浓厚的文化意蕴以及独特的人情风俗。这种小说不注重情节和人物, 强调叙事主体的感觉、情绪、意识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 沈从文简洁地将其归纳为“情绪的体操”“情绪的散步”。如《边城》用水一般流动的抒情笔调, 通过描摹、暗示、象征甚至穿插议论来开拓叙事作品的情念、意念, 加深小说文化内涵的纵深度, 营造水乳交融的意境, 这种讲求诗的意境的小说特别具有民族风格。

3.质朴自然的乡土性。

沈从文的乡土小说质朴而自然, 描写都市生活的小说含蓄而幽默;以苗族传说为题材、以佛经故事为基础的小说华丽又夸张。如以苗族传说为题材的小说主要以《媚金·豹子·与那羊》《月下小景》为代表, 这些故事往往围绕着传说中的苗族英雄和传奇人物展开, 赞慕苗族狂放、野性的生活, 暗示人的神力。沈从文以夸张的手法将人物作神化处理, 呈现出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

4.富有特色的开头和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