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悲剧意识（精选6篇）
篇1：沈从文悲剧意识
一、关于宿命的悲剧意识
宿命，即前世之命运。古希腊的“服从命运”，儒家的“畏天命”，道家的“委天知命”，都是宿命论的观点。朱光潜认为，宿命观就是对超人力量的迷信。认为这种力量预先注定了人的遭遇，人既不能控制它，也不能理解它。悲剧感与宿命论密切相关，可以说是人类对恶的根源所作出的原始解释。
碧溪岨的白塔下,老船夫的外孙女翠翠,爱上翠翠的天保、傩送两兄弟,天保死了，傩送走了,翠翠又如自己的母亲。优美的地方,优美的故事,伴随着悲苦的命运。从小说的结尾就可看出作者所表露的对不可知命运的压抑。翠翠的爹、娘、大佬和爷爷一个个死去,爱她的二佬又生死未卜。老船公一家人的不幸就是这一家的命。翠翠如母亲的悲剧命运并未得知。一切只能听凭“明天”那无法预知的宿命。沈从文在其他作品中也透露着一种宿命的悲观,无奈的孤独和忧伤:《旅店》、《萧萧》、《菜园》、《贵生》、《烛虚》、《潜渊》、《长庚》、《生命》、《七色餍》……都埋藏着命定和偶然，情感和理性。为什么会这样?作者自己曾这样说:这或许是属于我本人来源于古老民族气质上的固有弱点,又或许只是来自外部生命受尽挫伤的一种反应现象。两者结合起来就知道了沈从文为什么执著于生命又困惑于命运。沈从文不断遭遇亲友的`死亡,这些美丽生命的消逝震动着沈从文的生命世界,导致了他强烈的宿命意识。而这种宿命意识，使得沈从文小说中的悲剧意识更加丰富。
二、关于爱情的悲剧意识
许多人都认为沈从文是在《边城》中唱着一曲现代牧歌，而在这样一个美好的世界里是没有悲剧的。也有评论者很早就指出在作家讲述这个优美的故事时，背后隐藏了深深的悲哀。
翠翠母亲与一戍军士从在山间溪头用歌声互诉衷肠到私下相爱，直到孕育出爱的结晶，仿佛是一个古老而优美的爱情传说。但最终的结局却是一个令人哀悯的悲剧：军士服毒自杀，她在小孩出生之后也随之赴死，留下一个“可怜的孤雏” ——翠翠。这个令人黯然神伤的爱情故事，成为老船夫的一块心病，他一直在为自己当时的疏忽感到愧疚和忏悔。这个故事通过较为隐蔽的情节设计，充分表现出了 “背后隐伏的悲痛”。[1]
沈从文将客观存在于湘西世界的悲剧性事件和具有悲剧意味的人物写入作品的过程中，总是融入了自己对这些人事以至于整个生活的主观感受和判断。他的早期作品中的悲剧意识还是比较孱弱的。直到1934年的《边城》，悲剧色彩变得十分鲜明。天保不幸意外溺水而亡，傩送悄然远走他乡，老船夫在忧虑中死去，小白塔于雨夜中坍塌，只剩下翠翠孤零零地守着渡船，守着那份“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2]的希望。相较于以往大多数作品中的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结局，小说最终以翠翠翘首企盼情人归来，恰好是作家爱情悲剧意识的凝结。正是因为作家悲剧意识的强化，才直接导致了作品中爱情悲剧意识的强化。
三、关于人性的悲剧意识
在沈从文湘西题材的小说中，对完善人性的赞美与对其简陋一面的批判构成了其小说的人性悲剧。小说中的冲突很多都是来自善良本身。在人们美好善良人性的背后，人的生命是一代又一代极其相似却又无奈的毫无意义的循环，这造成了生命价值的丧失和意义缺损，在沈从文看来，这正是湘西因为人性的简陋才衍生出来的善良的难以抗拒的悲剧。人性的简陋使其需要复杂化，但不适当的复杂却也会造成悲剧，这便是《边城》中所体现的人性的悲剧意识。
老祖父带着对女儿的愧疚，对孙女的婚事格外慎重，于是他“指挥”着天保、傩送兄弟又是车路，又是马路地忙个不休。在人性的自然之中，因为夹杂着心机，于是他绕来绕去，不把话说清楚，一会儿对翠翠讲“假若那个人还有个兄弟，想走马路，为你来唱歌，向你攀交情，你将怎么说?” [3]使得本来就懵懂的翠翠更搞不清那将她浮起来的美妙歌声来自哪个。完全相反的表达让傩送也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在一个淳朴自然的世界里，在一群率真直爽的人中突然有了这么一点心机，使得大家都沟通困难了。或许仅凭两个能说出“老伯伯，你翠翠长得真标致，像个观音样子”[4]、“伯伯，你翠翠像个大人了，长得很好看!”[5]的年青人，早就向翠翠表白了。然而在这点心机之下，兄弟俩开始了一种有地方民族特色的文明的竞争方法——赛歌。或许这样也是可以的，但弟弟的代唱使得一场严肃的爱变成了不严肃的游戏，而这一切使得翠翠总是云里雾里，做不出回应。就这样三个爱着翠翠的男人因为那一点点心机，让这个女孩子收获不了爱情。
沈从文理想的人性是融古典热忱与现代理性为一体的、坚韧朴实的人生。从湘西步入都市，使他深感古典热忱的陨落，人性的闪光点就成了缺乏古典热忱的都市的镜像，同时，现代理性也应成为古典热忱能够参与人性完善的指导，在他的人性观念中，不管是古典热忱或现代理性，如果不能达到完美的结合，都将是残缺的。因此，在他笔下，情感与理性常处于冲突状态，情感使他把边城人的美善以梦幻形式表达出来，强烈的悲剧意识让这种人性的美善最终以悲剧收场。
篇2：沈从文悲剧意识
——从悲剧角度解读沈从文小说
提到沈从文先生的小说，给人的第一印象便是小说中那特有的湘西风采。那里有着原始的淳朴的民风，悠然自得、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加上古风古色的建筑和风光秀丽的山水，充满了“桃花源”式的和平、宁静与优美，弥漫着一种乡村的温馨的牧歌情调，是一个令人无限向往的神奇之地，给读者带来精神上美的享受。这个湘西世界的描摹者,以他玲珑剔透的笔向都市里的人们娓娓讲述着偏远边地上生活着的人们的喜怒哀乐、爱恨怨愁。浪漫和严肃、美丽与残忍,两极之间的张力在叙事的空间里有机地融合,描绘出了一幅幅绵长的湘西生活的风情画卷。这个不为人知的、陌生的湘西世界,寄托着作者全部的理想与热情,寄托着作者想要达到至善、至美、至纯、至真的新的乌托邦的梦想。
然而沈从文先生也曾说过:“我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犊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1]这样看来，沈从文小说并非只有陶渊明式的闲适恬淡,更有屈原《九歌》式的凄艳幽渺。概括来说，沈从文的小说风格以恬淡明丽为其表,以悲悯热烈为其里,这种“表里不一”构成了一种极大的张力和冲击力,悲剧的不可避免性增加了湘西世界的美丽,而美丽的不复存在又加重了小说的悲剧意味,二者在相互制约中强化了各自的力量,更强化了作品的感染力。
美丽的背后隐伏着伤痛
沈从文的小说创作,从题材上大致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是以湘西为题材的创作,一类是以都市为题材的创作。前者突显了生命的本性,从深层意义上传达出更具感染力的真实情感,体现了作者对人生命的关怀和怜悯;后者更显其批判目的。沈从文以“乡下人”自居,以湘西和都会为两极构建了一个独特而完整的艺术世界,而“湘西世界”是沈从文展示人生境界最集中的概括。[3]
从悲剧角度解读沈从文小说，我们要知道沈从文先生那些看似美好、美丽甚
至略带神话色彩的故事为什么充满了悲剧的味道？沈从文小说中是如何体现出这些悲剧色彩的？从悲剧角度解读沈从文小说，我们要能够从那些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中，读出那些作者故事背后所隐藏的热情和隐伏的悲痛。这些悲剧在乡土地上散发出淡淡的哀愁,略带忧伤、凝泪微笑,浸染着绝望中的希望，并非奇特,甚至于显得过于平淡了一些。但表面上的平淡掩盖不了内心的真诚。
湘西是沈从文按理想化原则建立起来的小庙,是他流连忘返的世外桃源,虽然他也明白湘西是“抽象的过去”,但他却从湘西世界中发掘出支撑他艺术世界的支点,那就是供奉在庙里的生命之神。“我是一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正是源于他对生命的信仰,才让我们透过其诗化、散文化的语言,不光看到了牧歌式的田园,更体味到了那隐藏在宁谧、平静的画面背后的、淡淡的悲凉。这凄凉来源于那些活泼的生命以及他们在现实中表现出的脆弱和无力。他们被无形的力量支配着,向往一切简单和美好,却无奈其不可得:愈是努力,愈是美好,愈是悲凉。[2]
在小说中,沈从文常常以恬淡的语调渲染出最美的田园牧歌,而往往又以那不动声色的无常之手,使一切美丽转瞬消失。他往往用一篇小说的三分之二编织一个美轮美奂的世界,然后又在不到三分之一的篇幅里交代这种美无法实现的结局。总有回头望去物是人非的感觉,构成了一种特殊悲剧美学风格。《三三》中的三三在“哭里笑里慢慢地长大”,从小就和母亲享受着那座碾坊,沐浴在自然中,快乐地生活:捉蝈蝈、煨栗子、吹芦管,在那份恬然自足的生活里,一举一动,一言一笑之间都流淌着生命的活力,这活力辐射到周围的人世上,形成一个生机盎然的生命圈。《边城》中的翠翠即如此,连名字都取自那满山翠绿的竹篁,故事没有那么多曲折离奇的情节,也没有太过复杂的构思。《三三》和《边城》,都会让人感觉整篇在描述一个世外桃源,在不断展示独特的美景、纯朴的人情和纯洁善良的人。然而,在结尾处,作者给了读者一个并不圆满的结局,让人有种意犹未尽的失落。正是这种不圆满的结局与无限的失落使得沈从文小说中充满了悲剧的味道。
沈从文先生关于《边城》说过这么几句话：“一切充满了善，充满了完美高尚的希望，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良善与单纯的希望终难免产生悲剧。”[4]本来，这似乎是个容易圆满起来的故事，翠翠和二老彼此喜
欢，如果一开始就直接表达出来了，好像没有谁会反对；但偏偏是，两人的心思，要经过许多的环节和曲折才流露出来，这中间，就牵连进许多的人与事。老船夫最为操心，反被认为为人弯弯曲曲；大佬因为跟二老用唱歌的方式竞争无望，就离家跟船走了，名字取老天保佑意思的他却失事而死；哥哥死了，二老的歌也不唱了，翠翠只在梦里朦朦胧胧听过一回，第二天要真真实实地听，却没等来。因不凑巧而误会，结疙瘩，结果只好是悲剧。在众多关于《边城》的评论中，刘西渭（李健吾）的文章里有这么一段：“作者的人物虽说全部良善，本身却含有悲剧的成分。唯其良善，我们才更易于感到悲哀的分量。这种悲哀，不仅仅由于情节的演进，而是自来带在人物的气质里的。自然越是平静，‘自然人’越显得悲哀：一个更大的命运影罩住他们的生存。这几乎是自然一个永久的原则：悲哀。
[5]”这些正说明了沈从文小说中为什么充满了悲剧的意味。
美的悲剧与悲剧的美
所谓悲剧，是将美好的事物撕碎了给别人看。而沈从文的小说中，美丽的故事、美好的一切是没有被作者撕裂的，所以说，沈从文小说里的悲剧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悲剧，也可以说成，沈从文的小说故事充满了悲剧的意味。而这种悲剧，我们也可以将其定义为“沈从文式的悲剧”。读沈从文的小说，我们已经读出了作者所讲述的故事中的悲剧的意味。那么，作者在其作品中又是如何表现其“沈从文式的悲剧”的呢？
沈从文在构成其悲剧的许多作品中,使用大量的笔墨,集中地描绘了美与美的冲突。无论是个体生命内部还是个体生命之间美的相互碰撞、纠结直至毁灭,都体现出了美的情愫、美的意蕴、美的追求,并在美的悲剧中张扬健康、自然、优美的人情人性,谱写出了一曲曲美的挽歌。《边城》里,船总顺顺的两个儿子同时爱上了老船夫的孙女翠翠,翠翠却只爱二老傩送,大老失望之余随船出行遇难而死,二老因为哥哥的死和其他琐细原因也下桃源去了,只有翠翠姑娘守着渡船执着地盼着情人归来。在这里,傩送并非不爱翠翠,可他还是放弃了,只是因为他割舍不下手足亲情,在他看来大老是因翠翠而死的,“那死去的人,却用一个凄凉的印象,镶嵌到父子心中”,使两人“对于老船夫的意思,俨然不明白似的,一同把日了打发下去”。亲情与爱情都是个体生命所要追求的东西,可是手足之痛横亘于爱情之前,二老一下便陷入了两难境地,无法做出选择。正因其无法选择,才使淳
朴的人情美与人性美焕发出了光辉,使悲哀只变成了那么一脉细细的愁情,而悲剧则如一个凝泪的微笑般动人,这种悲剧的美便造成了美的悲剧。[6]同样,在《媚金、豹子与那羊》中,男主人公豹子陷入了守信与守时的两难境地。到了约会时间还没有找到答应要送给爱人的礼物,不带礼物去赴约是失信,找到礼物再去赴约则是失时,最后为了守信而失时,酿成了爱情悲剧。
在个体生命内部所追求的两种美的悲剧冲突里,作者热情颂扬了男女主人公对坚贞爱情的纯洁信仰。基于作者爱与美的创作观,走进沈从文笔下的人物都是经过严格过滤、提纯出来的人物,这些人物分别代表了不同类型的真善美。《边城》里的老船夫代表着乡下人的愚鲁热诚,大老天保继承了父亲的正直豪爽,“弄得好,掏出心子来给人也很慷慨作去;弄不好,亲舅舅也必一是一,二是二”,翠翠则是一个美丽天真的少女,心地纯净得透明。此外船总顺顺,二老、杨马兵等都是未经现代文明污染的自然人,显示出优美自然的人性。沈从文基本上是一个沉醉于诗情的作家,当许多人都致力于描绘历史运动和人生苦难之类具体明确的社会现象的时候,他却在那里费劲地企图表现个人的一种情绪。但正是这种情绪的表现体现出一种特有的美,而诗意的沉醉则表现出了湘西人民质朴的美。然而,并不是任意的两种美都能完满地给合在一起,当这些独立的生命个体被亲情、爱情、友情联系起来的时候,美与美的摩擦与不协调就可以看出来了。而这种不协调景象的描述同时还体现了沈从文创作中的矛盾性,这种矛盾性可以从他自己的生活过程、从他的阅历与生平中得到说明。老船夫典型的乡下人式的狡猾引起船总一家人的不愉快,天保向翠翠求婚的失败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美向另一种美的靠拢,但是却无法协调,翠翠欣赏的是多情的二老。这一系列美与美的冲突导致大老的意外死亡,从而引起了翠翠与二老之间的爱情悲剧。此外,如果《三三》中那个来乡下养病的青年也可以被界定为美的话,那么《三三》的悲剧则在于生死拉开了两个生命个体之间的距离。在我国传统悲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中,靠创设出“化蝶”这场戏使得悲剧归结为大团圆的喜剧,但这种喜剧却总让人感到一种欲言又止的不满足。在一泓清澈的溪流边,三三面对隔开生死的界限却只是“心里好像掉了什么东西,极力去记忆这失去的东西的名称,却数不出。”爱情就像一个还没来得及成形便被粉碎了的模糊而绮丽的梦,倏忽之间就轻轻地绷断了,剩下的只有淡淡的惘然与哀愁,这种惘然与哀愁便构成了美与美之间的不协调。然而,这种美的不协调不仅仅是艺术作品中所描述出来的不协调,同时也隐隐地透露出沈从文自身的矛盾心境。如果说,这种不协调只不过是他小说美的一种特意的构造,还不足完全说明他的创作中所包含的矛盾的话;那么,他对湘西人民生活情景的描述则把这种矛盾全都体现了出来。他的大部分笔墨都是用在渲染湘西人民的朴素风情上面的,可他也有不少的篇章,都或明或暗地在那里挑剔湘西社会的隐患和烂疮,它们和那些优美的牧歌图画常常形成那样尖锐的对比,你简直不知道究竟哪一个才算是代表了沈从文的真心。但他的这种矛盾性,对他小说艺术的悲剧美并没有造成损害,个体生命与群体社会的冲突即群体社会对个体生命的压抑反而更清晰地表现了出来。
篇3：沈从文悲剧意识
一是人的悲剧。《边城》作为先生的代表篇章, 一直被认为是一部充分表现了“人情美, 乡土美”的梦一样美好的作品, 主人公翠翠是美的理想化身, 美丽, 单纯, 温柔, 恬静, 从外表到内心都姣好无比, 是作者推崇的“优美, 健康, 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具象化。但这样美丽善良的人生却被引向毁灭。慈祥的祖父, 乖巧的翠翠, 健壮的天宝, 还有傩送, 顺顺, 他们都是质朴善良纯厚勇敢的人, 却一个个成为不幸的承受者。爷爷去世了, 天保被淹死了, 傩送出走了, 也许永远不回来了, 就连美丽的白塔也坍塌了, 翠翠孤独无望地等待。这种悲剧美, 是一个神话的破碎, 像雨后一个迷离的梦带着淡若轻烟的忧伤漫过心头, 虽然没有西方式的剧烈的戏剧性, 但却有最地道的中国式的地久天长的悲凉。
二是无理性的历史的悲剧。历史与政治是密不可分的, 在很大程度上, 政治甚至影响决定着历史。沈从文作为推崇自然人性, 追求美的作家, 在某个意义上说是与政治背道而驰的, 正是因为对流血牺牲, 对贪婪的厌恶, 对为政治而成为牺牲品的下层民众的同情, 才使他的一些作品中表现出对无理性的历史悲剧的厌恶。如1929年的作品《七个野人和最后一个迎春节》。七个不为文明所驯服的年青人, 执着地保持着历代传下来的生活方式而躲入山中成为快乐的野人, 他们的喝酒唱歌跳舞打猎种菜取乐, 却被“七个持抢带刀的军人”, 用“十个军人服侍一个野人”, 将他们统统杀了。前景何其快乐, 作者洋洋洒洒几千字加以详述, 后果何其悲惨, 作者却短短几十字一笔带过, 正是这样的对比, 更觉当权者的残暴与血腥, 这血一点点地晕染开来, 于是所有的乐, 慢慢地成为悲。如果说这一篇还是对血腥与残暴的控诉, 令人热血愤怒的话, 那么《菜园》带给我们的只能是一声长叹, 抒发无尽的悲哀了。这个小小雅致的菜园, 一切都是洁“白”美好的, 主人姓玉, 种的是大白菜, 赏的是菊花, 穿的是白色衣物, 养的是白色母鸡, 儿子是白脸长身的好少年, 母子均是识字雅致之人, 两人种菜读书, 母子相依为命, 其乐融融。后儿子去北平呆了三年, 还带回了一个“简直没有疵点可寻”的媳妇, 三人正准备过着甜蜜幸福的生活, 恶梦却突然降临, 儿子媳妇突然被县里“请”去, 陈尸教场了, 母亲也觉得了无生趣, 终于在某天上吊死去。鲁迅先生曾说过, 所谓悲剧, 指的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作为一个醉心于“美”的沈从文, 对政治和对权力的厌恶使他不能追随那个时代的潮流, 梦想与现实的冲撞使他的作品常流露出淡淡的哀愁, 正如一个人明明看得见自己的追求, 却偏偏不能去实现一样。沈从文在现实中是与当时的大环境不甚融合的, 这种不融合自然就表现在他的审美中自然带有悲剧的成份, 使他觉得:美, 总是令人伤心的。其实, 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在五十年代就已夭折在“新时代”的风雨中了, 后来的他转而研究历史, 也正如他作品中所流露出的悲剧美一样, 是不可扭转的宿命!但他用文字所记录下的那些思索与追求, 正如他自己所说:“生命在发展中, 变化是常态, 矛盾是常态, 破灭是常态……惟转化为文字, 为形象, 为音符, 为节奏, 可望将生命的某一种形式, 某一种状态, 凝固下来, 形成生命另外一种存在和延续, 通过长长的时间, 通过遥遥的空间, 让另一时另一地的生存的人, 彼此生命浪潮, 无有相隔。”因为“美”将不朽, 先生将不朽。
参考文献
[1]张兆和主编:《沈从文全集》.第一版, 北京文艺出版社, 2002年12月[1]张兆和主编:《沈从文全集》.第一版, 北京文艺出版社, 2002年12月
篇4：沈从文《边城》的悲剧性因素
一、良好愿望与残酷现实的悲剧
老船夫是着力刻画的人物，从中可具体而深刻的透露出良好愿望与残酷现实的悲剧。他勤劳、朴实、憨厚、恪守本分、乐善好施。“凡事求个心安理得”，把整个身心都给了外孙女。17年前，他的独生女与驻防的一名绿营兵偷偷恋爱，有了孩子后，他“不加一个有分量的字眼儿”把日子很平静的过下去。后来，士兵服毒，女儿殉情，他又毫不犹豫地负起抚养外孙女的责任。转眼间外孙女长大了，对于翠翠则更倾注了老船夫全部的慈祥与仁爱。小说最能充分体现老船夫对翠翠的爱，则在于他希望翠翠有一个如意的归宿，能够得到自由幸福的爱情。“我终究有一天会死去的，翠翠怎么办呢？”这样的念头在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身上，是如此自然而然的产生并加深着，于是为翠翠找寻爱的归宿成为这位坚强老人的一块心病。
老船夫慢慢知道了孙女的心思，便以为大老应该是翠翠的爱，于是出谋献策，让大老走“车路”，这使心有所属的翠翠心中多了一份挥之不去的愁苦，好心却办了件坏事。而当老船夫真正了解孙女的爱在二老身上时，大老的负气下辰州往茨滩却翻船身亡，遇难原因之一似乎落在老船夫身上，一切的误解使小说矛盾加剧加深。二老依然恋着翠翠，翠翠也喜欢二老，当老船夫看到二老及其父顺顺的“冷淡”，确误以为二老无意于翠翠，再加上中寨人的戏言，顺顺的怨言与冷遇被老船夫信以为真，那么翠翠的爱既然在老船夫看来已经无法实现，自己千方百计地掇合也就徒然无用。当这位善良的老人无法让自己心爱的孙女如愿，他怕翠翠的自尊受到伤害，独自忍气吞声，悲剧的发生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一位老人在暴风雨中，随着屋旁的白塔，随着流星陨落一道消失了。老船夫带着他无限的悲凉、遗憾、失落，带着他生前愿望无法实现的巨大痛苦，郁闷和忧愁，无声无息的永远睡着了。人生生命瞬间的不确定性造成了残酷的现实。老船夫带着无奈和痛苦离开了人世，翠翠一人孤零零地守于渡口，等待那不知归期的心上人的归来。
二、爱与被爱的悲剧
翠翠是大自然孕育与教化的女儿。她聪明、美丽、乖巧、纯朴善良，是美的精灵与化身。美丽的翠翠，天生天养，大自然滋润生长的翠翠，如同大自然的巧夺天工，难怪人见人爱。虽然从小缺少父母之爱，但祖父的疼爱似乎弥补了她的先天不足，随着岁月的流逝，年纪的增长，翠翠的爱与日俱增。端午节与爷爷分手后，她路遇英俊，勇敢，热情的傩送，萌发了朦胧的爱意。从此感情上有了一种新的需要，却只让她的心在一切顶荒唐事情上驰骋。爷爷在不知内情时按苗家礼节把催翠翠“放话”给傩送的哥哥天保。傩送的父母给他另外物色了一个富家的千金，但他不要，他爱的是翠翠。那么富家千金以及碾坊也就似乎成了他们之间爱的羁绊，在物质条件贫瘠的边城，一座碾坊自然胜过一只渡船，善良的翠翠心中便多了一份忧愁，爱似乎将被埋葬，但“剪不断，理还乱”，爱做梦的少女翠翠把生活中的渴望带入了自己的睡梦中，听到了二老的歌声，梦见了象征爱情的虎耳草，对二老的爱因大老的提亲反而变得更加明朗更加坚定。大老的遇难，却使二老对老船夫祖孙有了误解，使翠翠的爱变得捉摸不定，变幻莫测。翠翠对二老的躲避，顺顺父子对老船夫祖孙的冷淡，逐渐拉大了翠翠与二老的距离，于是翠翠爱情的悲剧也就成为了必然。生活中爱与被爱的痛苦折磨着两个有情人，而有情人未必终成眷属的结局在小说边城中得以印证。爱一个人与被爱都会有幸福与痛苦，当翠翠去爱二老的时候，她的内心充满了温暖，感到了幸福，但与此同时，因了爱二老，翠翠也就有了思念而不得的痛苦，想要一个归宿却终于没能实现的不幸。翠翠还被二老和大老同时喜欢着。被自己不爱的大老所爱的翠翠，小说中虽没有直接写出翠翠如何的痛苦，但二老的表现，祖父的误解，顺顺的冷遇等使翠翠事实上承受的痛苦，又何尝与大老没有关系呢？在爱与被爱之中，一个少女翠翠尝到了幸福与痛苦所酝的生活之酿。这种爱与被爱由于命运的捉弄，使得爱的主体无法控制爱的方向，悲剧就随之不可避免的产生了。
三、恩与怨交织的悲剧
小说不仅通过老船夫祖孙两人的悲剧证明了爱的难以实现，生活的难以如愿。同样，通过顺顺两个儿子大老天保、二老傩送，一个为“爱”而亡，一个为“爱”而离的结局，阐述了生活中的恩恩怨怨。天保的一见钟情，使他在美丽的翠翠面前折服，他深深的爱上了翠翠，并大胆的表白，在听了老船夫的意见后，走了“车路”，让家人到老船夫家提亲，等候翠翠的答应。天保对翠翠的爱，是这样坦率与直白，当他得知弟弟也爱上翠翠后，尽管已走了“车路”的他，还想走“马路”为翠翠唱三年六个月的歌以博得少女的芳心，在明知必然败在二老手下时，选择了下辰州往茨滩，也就选择了一条不能为爱而生，就要为爱而亡的不归路。也许天保的死，不仅是被水淹死的，而更主要是因为爱的不能实现，爱的无望与破灭。天保的弟弟傩送，与翠翠天生一对，人称“岳云”，本来对与翠翠的爱充满了自信，认为翠翠对自己早已心有所倾，但面对好事的老船夫捉摸不透，由自信转为疑惑，当面对似乎造成哥哥死亡的老船夫时，傩送更是难以接受。“爱”而不知所终，对翠翠的爱而不能实现，对亲人的爱而不能忘怀，选择远离就成了傩送似乎唯一的选择。多情的二老带着内心的忧伤与思念，带着他对翠翠的爱与对大老的爱远走他乡了，恩与怨的矛盾构成小说又一悲剧性因素。老船夫摆渡生活对许多边城的人们是有恩的。而每月的津贴也使边城人们对老船夫有恩，这位尽职的善良老人，他在边城处处受人们尊敬，可就是他，使大老认为自己不能得到翠翠，“鬼知道那老的存心是要把孙女嫁个会唱歌的水车，还是预备规规矩矩嫁个人。”产生了对老船夫的怨。还是他，因为大老负气下滩遇难后，使二老及其父顺顺都认为老船夫应对大老的死负有一定的责任，从而产生了对老船夫的怨。生活中的恩与怨，往往来源于缺乏各自间相互的真正了解和沟通，可是现实中无法了解和不愿沟通，又往往成为人们心理的一种障碍，无法完全克服的障碍只要继续存在着，似乎人们之间的恩与怨也就无法消弥，即使是在边城这样一个人情至美至真至善的世界里。小说未尝不是在告诉我们，只有更多的相互交流与沟通，才能稍微减少生活中的恩与怨，而翠翠这样的悲剧也会少一些。
四、飘摇不定的命运之舟的悲剧
小说《边城》种种悲剧性因素之中有它的共同根源即人生命运的悲剧。老船夫善良愿望终于不能实现，小说安排他女儿为大兵殉情而自尽，留下尚在襁褓中的外孙女的悲惨情节，已为全文渲染了悲剧气氛。他希望外孙女翠翠能有一个美好归宿的愿望，他与艰难生活抗争的意识，似乎自己完全没有什么过错，却招来了别人的误解，又似乎是命运的捉弄，阴差阳错，一次次的努力，都使事情朝着老船夫的愿望离得越来越远。命运的捉弄，让他担心过去女儿身上的悲剧在翠翠身上重演，他希望翠翠有情人终成眷属。在诗情画意的自然环境和至善至美人情关系中，一位老人的素朴愿望，如一根精神支柱，维系着老人的生命之舟，不测命运，犹如那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冲走了渡船，冲垮了白塔。大自然的风云变幻与老人莫测命运交织，白塔倒了，老人的生命也随之结束。老人在命运面前无法把握，无法控制。而年幼的翠翠还在她出生之时，不幸就降临在她身上，父母双双殉情而亡。“爱”的结晶翠翠虽然在成长过程中，得到了老船夫千般的呵护，可这种祖父的爱既不能代替父母之爱，也不能维系多久，年老的祖父必然也终于离她而去，剩下翠翠孤身一人。翠翠命运的悲剧可谓是与生俱来的，出生时的不幸，长大后她萌发对爱情的追求，命运再次捉弄她，二老为爱而离，祖父也去了。面对这样悲惨的结局，尽管作者有颗善良的心，小说结局这样写道：“这个他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可在命运冥冥安排中翠翠是否会摆脱悲惨的结局呢？
小说带着浓浓的宿命感，人在命运面前是无可奈何，甚至是无能为力的，正如沈从文所说：“生命在发展中，变化是常态，矛盾是常态，毁灭是常态。”这正是命运的悲剧所在。处处闪耀人性光环的小说却是个悲剧的结局，生活在纯自然状态下的湘西人却处处受命运的摆布，快乐、自由生活的人们都有一种难解的凄凉……也许，就是这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才提升了这部小说的阅读价值。
1、沈从文.边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2、汪曾祺.又读〈边城〉[M].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
3、吴立昌.沈从文作品欣赏[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88.
4、沈从文.从文自传[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5、贺玉波.中国现代作品[M].上海：大光局出版社，1936.
篇5：老人与海悲剧意识解读
摘要：《老人与海》中桑提亚哥的命运实质上是海明威人生经历的艺术表现，老人的悲剧特质带有作者深层心理体验的影子。“迷惘”是海明威一以贯之的创作个性，《老人与海》不仅把痛苦迷惘表现得淋漓尽致，还把它升华为英雄精神背后的落寞与软弱。老人出海捕鱼的曲折历程本身就是一个失败的过程，而老人的外貌、语言、行动也披上了一层悲剧色彩。着笔较少的曼诺林是老人最亲的人，老人出海前后他陪伴在身边，但在老人最困难的时候却由于现实的阻力而离开了老人，曼诺林的离开给《老人与海》蒙上了人情悲剧的灰尘。因此，《老人与海》显现出强烈的悲剧观念和悲剧意识。
关键词：桑提亚哥 形象刻画 老人与海 悲剧意识
一、引言
《老人与海》无疑是海明威最杰出的作品，也是美国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1954年，凭借《老人与海》独特的艺术魅力，海明威一举夺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老人与海》虽然只有几万字，但其中丰富的思想内容与艺术技法让它的研究变得厚重。老人桑提亚哥的形象与曲折命运昭示的那种悲剧意识处处显现人的生存及精神状态，而“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能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的硬汉子精神背后的落寞、孤独则把对老人的敬佩、同情上升到哲学层面。从这个角度看，《老人与海》的英雄主义赞颂是次要的，老人与大自然的拼搏只是他走上悲剧命运的一块跳板。下面从海明威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迷惘”文学主题总特征的体现、老人形象的悲剧暗示、老人曲折的斗争历程、曼诺林的世俗人情、人与自然和谐生存的精神特质等六个方面来阐述《老人与海》的悲剧意识。
二、《老人与海》的悲剧意识
1.海明威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以及个人生命体验复活了桑提亚哥形象。海明威作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他的迷惘个性的产生与他的人生经历有莫大的关系。捕鱼是海明威的爱好之一，老人的海上航行及捕鱼的经验源自海明威的实践。他曾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和西班牙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是以见习记者的身份参加的，一开始他踊跃报名参加时因为眼疾未能如愿。到意大利参战时他又被炮击全身共取出277块弹片，在涉猎、飞机失事中也多次身负重伤。感情生活也并不顺利，他共结过四次婚。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创伤，给他带来巨大的折磨和痛苦,所以造成他多次自杀以及最后走向毁灭。海明威一生波澜起伏，苦难、战争、爱情失败的压力接踵而来，他一直在压力面前昂首挺胸勇敢拼搏，但是最后他仍然未摆脱身体和精神疾病的困扰。选择用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和精神追求，就是向命运屈服的表现，顽强地拼搏却无可奈何，更显失败悲剧的必然。老人桑提亚哥是海明威一生坎坷的经历和自身桀骜不驯的性格在艺术上的折射反映。[1]老人把海明威的生命历程生动地演绎出来。桑提亚哥一出场便是灰色的，“他是个独自在湾流中的一条小船上钓鱼的老人，至今已去了八十四天，一条鱼也没有逮住”，人们认为他倒了血霉。和他最亲的小孩曼诺林由于他的倒霉被父母叫上了另一条船，而立马“捕到了三条好鱼”，比较之下老人的出现起点就低人一等。远航出海只好去比别人远的地方，这时终于有大马林鱼吃鱼饵，但老人却等待了两天两夜，“钓索勒在背上疼得几乎超出了能忍痛的极限，进入了一种让他不放心的麻木状态”，背痛、身体麻木、抽筋、手割破了皮，直到筋疲力尽他才战胜马林鱼。可是当老人还没喘过气来，成群的鲨鱼已经迫不及待地赶上来了，老人还没有体验到胜利的快乐就又面临更大的挑战，甚至是生命危险。老人还未从与马林鱼搏斗的疲劳中恢复过来，就不得不投身与另一场更艰苦而又遥遥无期的争斗。先是鱼叉、刀子等工具在搏斗时被鲨鱼身体带走，接下来连棍子、舵把也派上了用场，最后所有能用的工具都用光了，靠殊死搏斗的力量终于把凶恶的鲨鱼赶走。这里似乎胜利了，可是留给老人的并不是大的马林鱼，只剩马林鱼的骨架。老人带回住所的只有一身的疲惫和奋斗过后精神的憔悴、困惑、孤独。老人面临的挑战正是海明威生命的多难，海明威可谓是借桑提亚哥来重新游历自己的生命体验。他生命最后身体与精神的折磨，也与老人搏斗后的疲惫与孤独相映衬。海明威是具有强烈悲剧意识的作家,他认为人生就是一场悲剧,而死亡是人的唯一结局。[2]所以海明威用自身的生命验证了人生悲剧论，老人桑提亚哥作为他在作品中的形象代言人，必然会染上他的人生观，所以《老人与海》本身就是一部人生的悲剧史。
篇6：浅谈《百种神秘感觉》悲剧意识
婉是小说悲剧的主角。婉的母亲,李澄,按照贝蒂阿姨的说法,年青时是露天市场里卖田鸡的农家少女。奥莉薇亚的父亲当时娶了她也是“因为他不得不”。婉之所以可以到美国来是因为生父在临终前受前妻鬼魂的托付而为之,否则“死后有恶报”。可以说婉的出身充满悲剧色彩。所以,这一主角的塑造,符合中国悲剧创作中悲剧人物不“高贵”的特点。
婉在奥莉薇亚的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扮演着妹妹的守护者的角色。她的特异功能——阴阳眼,与鬼魂交流的能力是小说结构中极为重要的部分。可是,最开始,她的这些特异功能并没有给她带来好运。她最开始给人的印象,按照奥莉薇亚的描述,就是粗陋,甚至让人讨厌。如“古怪的老妇”,“一点也不害羞”,“灰暗土褐色的连身衣裤”,看到奥莉薇亚一家的时候,“丢下包包,挥动双臂并吼叫道: ’’哈——罗!哈——罗!’’边喊边笑,她呼叫着蹦跳前来,就像我们家新饲养的那只狗”。由于奥莉薇亚的告密,婉的通灵功能被看作是心理障碍,并被强行施以电疗,电疗后一头乌发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阴阳头,使她看上去像是“在大街上被车辆碾压过的动物”。而等她的头发重新长出来的时候“像英国小猎狗的毛般钢硬耸立”。这些描述实际上是对婉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丑化。她的到来使得她的同父异母的妹妹奥莉维亚不得不面对自己另一半中国血统的事实,尤其是当奥莉维亚听到别人称呼自己“笨老中”时,恨不能让这个姐姐马上滚回中国去。而奥莉维亚的白人母亲能够接受婉只是因为她是个任劳任怨的免费帮手。婉却从不介意,对于这些伤害显得“幼稚无知”,对奥莉薇亚“比亲生的母亲更像慈母”。即使是面对受到来自妹妹的背叛、愚弄、鄙视和羞辱,总能宽容地接受。但是,这种接受并非由于无知导致的,倒是略有点类似中国成语“大智若愚”。所以,《纽约时报》用了“满怀智慧”来形容婉化解矛盾于无形中。而奥莉维亚对婉并非是没有感情的,因为婉“可爱”,“义气”,“忠诚”,如她自己所说“我怎可能不爱自己的姊姊呢?”,并且自己的生母不能给自己提供感情,给自己女儿的爱“菲薄如纪念品”。这种矛盾持续发展,直到最终婉的悲剧发生。
小说以现实和虚幻交替演绎铺开,以婉和奥莉维亚的现实生活为情节,交替以婉所描述的另一世界的故事,也就是她的前生——“怒目女”和奥莉维亚的前生——美国姑娘斑惹。婉和奥莉薇亚是同父异母的姊妹,这一点颇为符合亚里士多德的悲剧人物论:悲剧发生在亲人如父子之间、叔侄之间、夫妻之间的自家内部的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 悲剧的`成因是性格冲突。奥莉薇亚童年经历的不幸——幼年丧父,缺乏母爱,对她的性格产生不良影响,对爱持有怀疑,导致后来的婚姻破裂。她一直生活在赛门以前的恋人艾沙的阴影中,她对爱情的怀疑导致连她自己也搞不清楚与赛门的恋爱是出于真心还是同情。“但当时我年轻,又愚蠢地坠入爱河。我混淆了引人怜悯与浪漫的情境,误把同情当作是拯救赛门于悲伤的指令”。而婉则是扮演了拯救者的角色,拯救奥莉薇亚于爱的迷惘之中,挽救了奥莉薇亚和赛门的关系。婉的这种中国式的对友情的忠心不二,也是悲剧产生的原因,正如婉所说,“我一直想让你知道,我真的是你最忠诚的朋友”。婉借助能与阴间的鬼魂进行交流,导演了一场与艾沙对话的事件,摆脱艾沙对他们的爱情的影响。因为婉是具有特异功能的,所以她到底是真正见到了艾沙还是纯粹出于帮助奥莉薇亚的目的而导演了这次对话不得而知。让人恐怖的是,奥莉薇亚居然看到了艾沙,并且她认为不是幻觉,“首先,我只将它当成是幻觉。但经过十七年后,我终于了解到心是拥有独立的意志,不管你多频密连根拔起你最深沉的恐惧”。按照婉的说法,“这不是神秘感觉,这是你自己的疑惑心,多虑心,毫无意义!”这也是对奥莉薇亚性格的一个批判吧。亦真亦幻,这正是小说吸引读者的地方。
婉最终以自己的生命换来对奥莉薇亚的救赎。结局是很有特点的,它既具有典型的西方的悲剧意识形态,“强调彻底的失败、彻底的牺牲、彻底的奉献”——婉为了帮助奥莉薇亚寻找失踪的赛门而进入长鸣的山洞导致失踪,又具有中国悲剧特点,以大团圆为结局——奥莉薇亚最终与赛门复合。而婉的失踪,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不完全是悲剧,可以说是婉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寻找到归宿——“结局?死亡不是故事的结局,而是表示故事尚未结束”。
悲剧的发生实际上是有预示的。婉回到长鸣,一方面是为了挽救妹妹的婚姻,同时也是实现前世对斑惹小姐的承诺。所以,婉的今生就是为了弥补这个缺憾,挽救自己的过失。奥莉薇亚对婉的特异功始终处于不完全相信的状态。这种状态直到故事的结局才被打破。当奥莉维亚看到婉取出斑惹小姐送给她的音乐匣子,并且看到上面的日期和签名,才彻底相信婉所说的所有一切有关前世的说法都是真的。奥莉薇亚甚至希望婉能通过特异功能找到赛门。所以奥莉薇亚相信婉具有特异功能,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她对于婉对自己妹妹的忠诚度的信赖。这种相互的信赖跨越时空,连通两人的前世今生。婉的离开,也许是另一轮回的开始吧!
所以,小说的结局,既具有西方的悲剧意识,又具有中国的传统悲剧色彩,喜悲交错,带有一定亮色,采用了传统艺术的艺术辩证法,并且传统色彩更多一些。
参考文献:
[1]1995年10月《纽约时报》Claire Messud书评:Ghost Story (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29 October 1995).
谭恩美着.李彩琴.《百种神秘感觉》.译台北:时报文化,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