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沈从文创作与水的关系三稿

2024-06-25

浅析沈从文创作与水的关系三稿（精选2篇）

篇1：浅析沈从文创作与水的关系三稿

浅析沈从文创作与水的关系

朱晓艳

摘要：水作为文学一个不朽的典型象征，有着独特而丰富的意蕴。沈从文笔下多水，本文将通过对他作品《边城》、《三三》的分析，走进沈从文水的世界，感悟他水边故事的神奇与美丽，水性人格的魅力，从而了解沈从文笔下的水，更进一步了解作家沈从文。

关键字;沈从文水创作关系人生价值

水作为文学一个不朽的典型象征，有着独特而丰富的意蕴。“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暗示了时光的流逝；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带有一种连续不断的愁绪。更有温庭筠“梳洗吧，独倚望江楼，思妇深情盼望丈夫归来的心境。在各民族创世神话里，宇宙最先往往是一片原始混沌的大水，“水”又象征着新的生命。基督教的洗礼仪式即是以水洗去原罪的污浊，获得精神上的新生„„一个平凡的水的概念却有着如此丰富的象征内涵，而沈从文则说从汤汤流水，明白了多少人事，学会了多少知识，见过了多少世面。沈从文是一个对水描写最多、了解最深的作家，他把水写得极深透极富于感情，他的作品大多以湘西为题材背景，大多数都是水边的故事，如《长河》、《三三》、《湘西》还有我们最熟悉的《边城》，这些作品，都始终都贯穿着水的精灵。

我们审视沈从文以湘西题材背景的作品，就可以发现，他的作品大多并不是直接以水作为表现对象。在创作中，他所选取的往往都是河上，码头，水边的人生等。在许多作品中，水虽然不是作品的表现主体，但他却成为沈从文创作灵感的来源和出发点，而且在更多情况下，他作品中的水都是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和人物活动的场景而出现的，水贯穿着作品中故事的发展情节、人物性格、人生命运，这样大量写到水及水的故事与沈先生的生活经历是密不可分。本文主要从水之源头、水之故事、水之性格三方面来走进沈从文的内心世界，亲近自然，感悟他笔下水的世界。

一：水之源头

水是生命之源，是我们生存必不可少的养分，失去水，我们可能会失去生命，是

这具有灵气般极普通极平凡的东西带给了我们面对新生活的勇气，是水孕育了我们的生命，孕育了我们的灵魂，孕育了整个人类。

我们知道湘西那是一个美丽的地方，一个多水的地方，那里河多如织，湘水、沅水、辰河，边流河水，而沈从文的故乡就在这里，是这块有着楚地精灵的边城世界为他提供了生命之流的根底，成了他精神的归宿，灵魂的家，梦的依托。沈从文从小就生长在湘西，生于斯长于斯，又深爱斯地斯水的沈从文对水喜爱到了极点，那是因为他对于人性理想的想象力在湘西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扩张，而且这山林水畔的湘西自古以来就与生命、人性有着不解之缘，有着千丝万屡的联系。此时，我明白了，两千多年前的屈原，为什么会写出那么多美丽神奇的诗歌，或许他也只是来到这地方的一个风景记录人而已吧。

湘西在沈先生眼里或许是另一个”世外桃源”，没有政治纷争，没有尔虞我诈的凶险，人与人之间充满着和谐，这个还不曾被工业文明所侵蚀的“另一国度”，环境优美，人民淳朴，生命的自然与本性得到了最大化的展现。沈先生对“水边”故乡的热爱即是他对这“另一国度”的向往，对湘西自然风光的依恋，在此背景下，沈先生的生命之梦才能得到更加完满的实现。他一生几乎与水相伴，从出生到从军前这段岁月，是家乡沱江养育着他，在故乡的怀抱中度过了他天真无邪，无忧无虑的童年。从军后，他随军队在绵延千里的沅水流域辗转了五六年，这些日子，他几乎都是在桥头、渡口、码头、轮船、河街上度过，这一经历使得沈先生对故乡的山水风物有了更广泛而深刻的了解。从他离开故乡来到都市的这段岁月，‘无论是在海潮来去的吴淞口，还是黄浪浊流急奔而下的武汉长江边，以及天云变幻碧波无际的青岛大海边，乃至景物明朗民俗淳厚沙滩上布满残骸的滇池边’①，水始终不离他的左右。在《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中沈先生写到：“到十五岁以后，我的生活同一条辰河无从离开，我在那条河流边住下的日子约五年。这一大堆日子中我差不多无日不与河水发生关系，走长路皆得住宿到桥边与渡头，值得回忆的哀乐人事常是湿的。至少我还有十分之一的时间，是在那条河水正流与支流各样船只上消磨的。从汤汤流水上，我明白了多少人事，学会了多少知识，见过了多少世面。我的想象是在这条河水上扩大的，我把过去生活加以温习，或对未来生活有何安排时，必依赖这条河水。这条河水有多少次差一点儿把我攫去，又幸亏他的流动，帮助我作着那种横海扬帆的远梦，方使我能够依然好

好的在人世中过着日子。① 数十年来，水无形之中不仅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沈从文的生命和生活，而且也进一步影响到了他的文学创作，这或许是他的幸运。所以沈先生说：“檐流，小小的河流，汪洋万顷的大海，莫不对于我有过极大地帮助，我学会用小小脑子去思索一切，全亏的是水，我对于宇宙的认识得深一点，也亏的是水。我有我自己的生活和思想，可以说皆从孤独的来的，我的教育，也是从孤独中得来的，然而这点孤独与水不能分开。”①

正是有了水的相伴，才有了水边发生的美丽动人的故事。二：水之故事

仔细考察沈从文的创作，可以发现他对水是那样的情有独钟，几乎他的每一篇具有独特风格的小说都是水边的故事，如《湘西》、《萧萧》、《三三》，还有我们最熟悉的《边城》无不具有水边的影子。

《边城》一部以湘西为题材背景的佳作是一曲优美和谐的歌。它的故事发生在湘西名叫“茶峒”的小山城，城外有一条小溪，溪水清澈见底，终年不息的流淌，摆渡老人和他的孙女翠翠就生活在这里。“老船夫摆渡摆了五十年，本来应当休息，但天不许他休息，他仿佛便不能够同这一份生活离开。”翠翠在风里雨里长大，天真活泼，善良纯真。每天与祖父摆渡，无忧无虑。带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朴实。文中有这样一个场景：“翠翠，翠翠，帮我拉着那个卖皮纸的小伙子，不许他走！”翠翠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当真便同黄狗去拦那第一个下山人，那人笑着说：“不要拦我！„„”正说着，第二个商人赶来了，就告给翠翠是什么事情，翠翠明白了，更拉着卖皮纸人衣服不放，只说：“不许走！不许走！”祖父气吁吁的赶来了，把钱强迫塞到那人手心上，且搭了一大束草烟到那商人担子上去，搓着两手笑着说：“走呀！你们上路走！”那些商人于是全笑了。②这点正是通过老船夫对工作的敬业和过渡人的慷慨来表现人性美。在沈先生的笔下，老船夫朴实、善良、憨厚、勤劳、忠于职守、克尽本分，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杰出代表。他生活虽然清贫，但却不贪心；乐善好施，却从不索取，“凡事求个心安理得”。终生为别人服务，却不图别人的一丝报答。老船夫这一形象似乎有些愚昧，但给我们展示的却是乡下人特有的淳朴，善良。在沈先生看来，乡下人虽愚昧，粗鲁，但却对人生充满热情和勇气，安于现状。《柏子》里有这样一段话；这是船夫之一，名叫柏子，日里爬栀子唱歌，不知疲倦，到夜来，还不知疲倦，所以如其他许多水夫一样，在腰边板袋中塞满了铜钱，小心小心的走过跳板到了岸上，目的是河街小楼红红的灯光，灯光下有使柏子心开一抹化的东西在。③ 柏子日复一日的重复着繁重的体力劳动，非常努力的工作，为的却是那个单纯的目的。柏子这样的人生简单而真实，他是个愚昧的人物，对于自己的处境从来没有任何忧患意识，且对自己的未来也不抱任何希望，但他从未绝望过，更没有对这样的生活方式表示出半点的怀疑。这一切都是乡下人才有的特性。乡下人的生命存在形态是一种新的、健全的、理想的生命存在形态，其内涵是一种纯洁、勤劳、朴实、善良、热情对爱情的忠贞，自主的把握着自己人生之舟的航舵，这一切都代表着乡民特有的淳朴本色，拥有的是一种理想的人生图景。

不管是《边城》中登场的人物形象，还是《柏子》中的柏子，都是愚昧却又善良而淳朴的人们，即使他们的生活贫苦，孤单，但却充满了智慧，人情味，就即便是那些为生活所迫的妓女们，她们也善良、朴实、浑厚，这一点是沈先生所极力赞美的。正如他自己所言：“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而沈先生生活的那个物欲横流，缺乏温情的都市空间与这种人生形式是格格不入的。

三：水之性格

水的特性是清凉，洁净，常作为纯洁、静美、柔韧等人性品质的象征，沈从文说：“水的德性为兼容并包，柔弱中有坚韧，从表面看，极容易范围，其实则无坚不摧。①《边城》中老船夫是沈先生笔下典型的“乡下人”形象，沈从文将生命力旺盛及健康的湘西人独有的品质通过老船夫这个形象表现出来，诚实、善良这就是沈先生所要赞美的湘西人的品性，在老船夫身上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的不满，更看不到他为生存而进行竞争，他每天都忠实于他的摆渡，全心全意为渡客服务，却从来不思索自己的得与失，将自己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都全部献给了这山那水，像水一样终日不停地流淌着，而他却对这样的生活和人生感到了满足。老船夫这个典型乡下人的性格形象正是通过他的为人处世的态度清晰的展现的。翠翠，一个水一般的名字，是沈先生笔下最清澈，流淌得最远的一条溪，在水边长大的翠翠，享受着故乡的自然风光所带给她的朴实、清新、自由和快乐，大自然赋予她天真活泼的性格，有一种淳朴的秉性。“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着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黄鹿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可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祸兮旦福。”慈祥的祖父去世了，健壮如小牛的天宝淹死了，美丽的白塔坍塌了，翠翠的情人出走了，也许永远都不会回来了。善良天真的翠翠在挣扎不脱的命运中在一次面临了母亲的悲剧，翠翠那一双清明如水晶的眸子，不得不独自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独自承担那茫然未知的命运。造化弄人，这样一个诗意的神话破灭了，即使溪水仍在流，青山依然苍翠。不过翠翠的内心始终保持着一种恬静、纯净、忠贞、善良，这正代表着湘西人的人生形式——优美、健康、自然。

历经世间沧桑的沈从文在湍流不息的水势前，感悟了人生，学到了许多在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他亲身体验了城市空间的挫折和苦难，在那丑陋而又肮脏的都市里无法呼吸，于是他在水中寻觅到了自己的精神寄托处，在茫茫大海中访到了自己的人生归宿。故乡湘西是他唯一思念的地方，故乡的河水教会了他思索人生，体验人生，教给他智慧品德。沈先生说：“水教会我粘合卑微人生的平凡故事，并作横海扬帆的美梦，刺激我对工作永远的渴望，以及超过普通个人功利得失，追求理想的热情洋溢。”①

“三十年来，水是我的良师，是我的诤友”；“ 水和我的生命不可分，教育不可分，作品倾向不可分。”①

从这一句，我们更能深刻体会到水是沈从文文学的渊源，生命的根源，是他人生和文学的出发点和归宿。一个由水孕育而生孕育而长的人，与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水成就了一个对故乡对自然有极深厚感情的“游子”，他的创作灵感全得益于水，不管文学也好，历史也好，人生也好，沈先生写水写了一生，水的哀愁也跟随了他一生。在他的文字中，铭刻着人们对于故土自然地眷念，在现代化大潮流的冲击下，唤醒人们心中那个理想的故土天国，那条源于同根的河流。沈先生对水的思考，则是给予了生活在现代文明下的我们以智慧的思考，对人生的诠释；给在都市生活而茫然不知所措的，屡遭“痛打”的现代农村人以精神的支撑。沈先生笔下的水，令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人生，什么才是人生真正的价值体系，让我们重新肯定人类的高贵与神圣的存在体系。他笔下的水教导我们在急变的世界潮流面前怎样去经营我们的人生，以何种心态接受社会的考验，面对残酷的现实。你如果理解了沈从文笔下的水，那么你就真正了解了沈从

文。

注释：

①沈从文.《沈从文自述》（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9-103页。

②朱栋霖.《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第一卷.《边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94页、306页.③沈从文.《柏子》沈从文文集）,第2册，花城出版社，1992年，第98页.参考文献：

[1]沈从文.《从文自传》[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2年

[2]沈从文.《沈从文文集》[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2年

[3]沈从文.《沈从文自述》{M}.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

[4]王路.《沈从文评说八十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年

[5]沈从文.《沈从文全集》[M].太原北岳出版社，2002年

[6]张欣颖.《沈从文精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7]凌宇.《从边城走上世界》[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1985年

[8]沈从文.《沈从文散文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9]杨炯硕.论水的意象在沈从文小说中的意义[D].人文社会科学院

[10]袁淑敏.试论沈从文小说中的水与女性[J].哲学社会科学版

篇2：浅析沈从文创作与水的关系三稿

沈从文作为湘西土生土长的现代作家，他对湘西的民间歌谣情有独钟。特别是1920年代他初到北京之时，在他人生处于最艰难、最困窘的时期，是湘西民歌给了沈从文以都市生存的勇气，并促使沈从文以新诗为切口走上了新文学创作的道路。

一、沈从文搜集整理湘西民歌的缘起

关于搜集整理湘西民间歌谣的最初原因，沈从文本人未曾进行过多的直接描述或解释，只在其搜集整理的《筸人谣曲》的《前文》中有所提及，“可是我渐渐感到我所知道的山歌太少了，许多许多我能摹想得到的那类青年男女的事情，就找不到一首更朴质合乎实境的歌来唱。因此我才想起写信转故乡去找寻那些东西。”[1] 颇有“书到用时方恨少”之意，至于为何急于用“书”，他明确写道“一见到她们，或是听到一个地方，幽幽的有了女人说话声音时，总不能自制，我对这类健康的娱乐生一种遐想”即是向往，又无从实现，于是“每日每日到半坡上去低低的唱我所知道的那几首山歌”，“小小麻雀才出窠，一翅飞到田落角，只有麻雀胆子小，看到谷黄不敢剥”，“唱个山歌把姣兜，看姣抬头不抬头;马不抬头吃嫩草，人不抬头少风流”。[2] 不难发现，抒唱男女情状的民歌成了二十出头的沈从文对爱情极度渴望的寄托和望而不得，幽思难遣的发泄途径，这是他搜集湘西民歌最直接心理动因。

至于另一个隐而未说的重要原因，需要我们设身处地考虑沈从文当时的境况：怀揣七块六毛钱，只身从偏居一隅的蛮荒之地来到几百万人口的大北京，一心想着“读好书救救国家”却屡遭落榜。读书无路，转而写作，没日没夜伏案的结果却是所有稿件石沉大海，杳无消息。在忍受理想上的绝望的同时，还备受现实生存的折磨，寄居在“霉而窄小斋”，一身单衣，两床棉被是全部过冬之物。吃饭常常上顿不接下顿，冷极了去京师图书馆烤火，饿极了靠喝开水充饥。他1924年11月至12月间写下的日记体散文《公寓中》便记录了当时的生活：“独居生活的幽闭、欲望不能达成的焦虑、不断的挫败与失意，以及自怨自艾的感伤。”[3] 当他终于得到第一份工作，在香山慈幼园图书馆做了小办事员后，却又因卑微寒酸受到教务长的挖苦和同事的轻视。这一切，都让沈从文深深体会到了都市生存的不易和人情的冷漠。

综观其1928年以前的作品，有关回忆湘西故乡生活的文字可谓压倒比重，凌宇认为，这是“一种对孤独，为人情冷漠挫伤的都市生活经历的心理反映现象。”沈从文“企图从往事中寻找由友谊和亲情构成的人间温暖与同情。”[4] 这时除了回忆，饱含了“爱和热情”的湘西民歌显然成了沈从文最容易得到的安慰，由此，我们也许不难理解为什么他在最困难的日子里还要屡次委托表弟代为收集，抄录家乡民歌了。可以说，一方面借此获取来自故乡的温暖，另一方面则是对都市人情冷漠的反抗。用他自己的话讲，“若是同一个新式城中女人去唱歌，高雅点去作诗，那可不行，最好，还是赶快找一点钱吧。”[5] 而家乡唱着民歌的男男女女却是靠着真率、质朴来获得属于自己的纯洁爱情。

上述两点是沈从文搜集民歌主要的内在因素，但并不能以此解释其对民歌细致的筛选、考证及后来的编辑、发表工作。要彻底弄清这个问题，有必要结合当时新诗的发展状况和相关文学事件进行分析。

沈从文的民歌搜集活动集中在1924年至1927年间。这一时期，正是中国新诗的“建设期”，新诗的写作资源是诗坛关注的一个重点。用古典的旧词藻，产生不了现代意义的新诗，而一律借用西方的词汇、概念，又造成中国新诗本土因子的缺乏，往往为人所诟病。这个问题，已被刚刚尝试新诗创作的沈从文注意到了。为此他创作了民歌体的新诗《乡间的夏》。沈从文说，“至于最新的什么白話诗呢，那中间似乎又必须要加上云雀、夜莺、安琪儿、接吻、搂抱”才行，“若因袭而又因袭，文字的生命一天薄弱一天，又那能找出一点起色？因此，我想来做一种新的尝试。”[6] 可以说，沈从文对湘西民歌的搜集是在有意识地为新诗寻找新的创作资源。既无家学渊源又不是科班出身的沈从文，也正是通过诸如《乡间的夏》之类的民歌体新诗走上新文学创作之路的。

其实，当时的北大歌谣运动还正处于方兴未艾的状态。从1918年设立歌谣征集处，到1925年6月《歌谣周刊》的停刊，前后近八年时间，以刘半农、周作人、胡适为代表的一批北大知识分子，掀起的这场近世规模庞大的民间歌谣征集运动，动员全校教授、职员、学生乃至社会各界人士参与其中，影响可谓深远巨大。而沈从文1924至1927年间，基本上都生活在北大附近的学生公寓里，“他们被北大开放的校风，自由旁听的制度，以及周边浓郁的文化氛围所吸引，游走于课堂、图书馆、街道和公寓之间，彼此联系，互通声息，构成独特的文化生态。”[7] 直至晚年，沈从文还对当年北大的公寓生活记忆犹新，“以红楼为中心，几十个大小公寓，所形成的活泼文化学术空气，不仅国内少有，即在北京别的学校也少见。”[8] 由于临近北大加上表弟黄村生的引荐，沈从文陆陆续续结识了一大批北大的学生，如冯至、陈讳谟、杨晦、刘梦苇、陈翔鹤、黎锦明等，并与北大学生会主席董景天成为很要好的朋友。北京大学的歌谣运动所造成的氛围无疑影响到正在尝试新文学创作的沈从文。

沈从文湘西民间歌谣搜集的直接成果，是《筸人谣曲》及《筸人谣曲选》的陆续发表。而更为深远的影响，则是为沈从文其后的文学创作，尤其是新诗创作，注入了源源不断的能量，影响并形成了沈从文迥异于同时代其他作家的鲜明特色。

二、湘西民歌对沈从文新诗创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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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沈从文的所有作品，他早期所创作的新诗是受湘西民间歌谣影响最明显深刻的一类。

首先表现在语言风格上。湘西民歌夹杂了大量的方言土语，而沈从文早期新诗中的湘西方言和苗语，运用得十分普遍。典型作品如《乡间的夏》，使用最纯正的凤凰方言共计12种，依次为：“身小伢仔”、“相骂相哄”、“打眼闭”、“您妈”、“一个二个”、“苗老庚”、“倒到”、“乖生乖生了”、“挦毛”、“鸡鸭屎”、“饭蚊子”、“眼屎懵懂”。此外还有两个常用苗语：“代狗”和“代帕”（意即青年男女）。其他如《镇筸的歌》《初恋》《还愿》《春》《黄昏》《叛兵》《狒狒的悲哀》《我喜欢你》《月光下》等新诗作品中，湘西方言也随处可见。方言入诗，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五四白话新诗本土资源缺乏的问题，而且还为新诗吹来了一股清新自然之风，增添了乡土的气息，丰富了本土的色彩。但也不可避免地给外地读者的阅读和理解带来了困难。为此，鲁迅就对沈从文大量使用湘西方言表现过不满。在给钱玄同的私信中，鲁迅戏称沈从文是“孥努阿文”。[9]沈从文后来，可能也意识到了问题的存在，自1927年后，他所创作的新诗，方言的使用在明显减少。但这并没有影响沈从文新诗的品质，1931年陈梦家在编选《新月诗选》时，用“朴质无华的辞藻写出最动人的情调”[10] 来评价沈从文的新诗，由此可见一斑。

其次，沈从文新诗的表达形式、修辞手法亦受到湘西民歌的明显影响。首先，异于大多数诗人倾向通过意境营造、景物渲染达到抒发情感的目的，沈从文更多采用对话、倾诉与发问的方式。《春》写一个外乡人跟乡长女儿的对话，在对话中，完成对健康自然的男女爱情的礼赞。《曙》和《絮絮》分别从青年嫖客，妓女的立场进行直接诉说，让读者看到了黑暗肮脏角落里绽放的的纯洁爱情和人性光辉。《失路的小羔羊》通过孩子对母亲的发问，揭露了人人一副鬼脸的虚伪世界。除此之外，《看虹》《我喜欢你》《月光下》《微倦》《时和空》等作品采用对话、倾诉的方式亦屡见不鲜。对应到湘西民歌，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筸人谣曲》里的单歌，还是《筸人谣曲选》里的对歌，舍弃这种方式而独立存在的几乎为零。其次，除却这种大形式的借鉴，在具体写作中，沈从文还经常嵌用、化用湘西民歌里的句子甚至整首民歌作为新诗的一部分，且处理得极为自然。如《乡间的夏》第七段，直接嵌用《筸人谣曲选》第一首，“大姐走路笑笑底，一对奶子俏俏底，我想用手摸一摸，心里总是跳跳底。”前衔以“轻轻唱个山歌给她听，（歌儿不轻也不行！）”，后继以“只看到那个代帕脸红怕丑，只看到那个代帕匆脚忙手”。无论是感情流动，还是结构安排，都做到了浑然天成，不露痕迹。这种嵌套在《春》中表现更明显，嵌入个别句子的如“鹭鸶夹鱼过大江”，“枫子到时须离枝，它将白云缓缓过山去”。摘用整首民歌的，则对应《筸人谣曲》第四十一“莫学高粱红了眼，莫学花椒黑了心……”与第三十三“大田大坝栽葡萄，葡萄长成万丈高……”。此外，“白果好吃白果浓……”，“头发乱了实难梳……”等虽未录于整理的民歌中，从原文引号的使用及我们对湘西民歌的实地调研中，也见出确实采自湘西原汁原味的民歌。再次，作为一个极富创造力的诗人，沈从文在直接嵌用的同时，还经常将湘西民歌里的情节或句子作为素材进行化用。比如，《春》中的外鄉人请求姑娘给自己表现机会时，说“我请求你许我有机会去你门前踏破那双铁草鞋”，便是化用了《筸人谣曲》第十七首“娇家门前一道坡，别人走少郎走多，铁打草鞋穿烂了，不是为你——为哪个？”又如，男子向女子表明恋爱选择对象虽多，但个人钟情的却只有一个，打的比方“火灶里同一时候原烤了千万种粑……这当看各种味道有各人的爱。”就源于《筸人谣曲》第三十一的“火内烤粑各有主”一句。

第三，在沈从文的新诗创作中，比喻、重叠等修辞手法运用得十分普遍。一类是明喻，如《我喜欢你》一诗中，把心仪女子的聪明比作“鹿”，把别的许多德性比作“羊”。《X》里的“我”是“一张离了枝头日晒风吹的叶子”，“妹子”化身作“有绿的枝叶的路槐”，离了她，“我”只能半死不活。《初恋》使“我”成了一个“陀螺”，抽动“我”的是“小鞭子”似的年轻尼姑亮晃晃的眼睛。《想——乡下雪前雪后》的雪景“像撒面，像撒盐，山坡全是戴了白帽子”。另一类稍难理解的是隐喻。沈从文经常将身体隐秘部位同自然物象勾连起来，使诗对男女媾合的描写升华为一种纯粹艺术的充满美感想象的意境创造。如《颂》里的“小阜平冈”、“一草一木”、“大风撼柳”。沈从文这种手法的运用，极易让人联系到《筸人谣曲》的第十首“一株桐子五尺高，我吃豆荚你吃苕，豆荚请你大姐煮……”，第十九首“小小麻雀才出窠，一翅飞到田落角，只有麻雀胆子小，看到谷黄不敢剥”的写法。除比喻之外，沈从文还频繁使用叠字、反复等。以《痕迹》《其人其夜》等为代表，明显借鉴了歌谣中的重叠，如上文中所提及的“笑笑底”、“俏俏底”、“跳跳底”等，在此不再赘述。

如果把沈从文新诗的语言、表达形式、修辞手法方面的特色，统一归结为沈从文对湘西民歌的物质外壳的运用，那么沈从文新诗中迸射出来的那一股股热烈、原始、健康的活力则得益于湘西民歌的精神内核。

众所周知，民间歌谣大多歌男女之情，传倾慕之意，所以热烈赤诚。又往往出自劳动人民之口，唱和于田间地头、山坡峡谷，所以真切自然、火辣直露。湘西身处地理与文化边缘，民风原始而淳朴，受正统儒家伦理道德的钳制较小。外加苗族性观念相对开放，“让少年男女在一起玩乐，直到青春期也不分开。允许异性之间有婚前爱情，父母还加以奖励。年轻人在公开场合调情，暗地里过性爱生活”，“婚姻关系没有汉族人那么牢固，婚外婚，离婚，再婚已经司空见惯”。[11] 所以，在湘西民歌里到处可见的是情人间（非夫妻关系）的互唱互答，甚至表现出一定的泛爱思想。这种思想在“原始文化与苗文化混合”[12] 的凤凰往往不被看做是过错。《筸人谣曲》第十二、十三，写两个情人在辣子林里摘辣子的相互雅谑，表明不稀罕家中同床的那位，只盼望与对方做露水夫妻，充分体现了人性中的原始情欲，可贵的是，这种关系并非交易，更非占有，往往溢满了脉脉温情。如第二十一首，一对情人分离时，男子对女子唱的歌“天上起云朵朵蓝，报妹归家要耐烦，莫拿丈夫打骂你，莫把小郎挂心尖”，细心为对方着想所体现出的关心已然超越肉欲，呈现出一种近乎亲情的宽厚温暖。主张泛爱的歌如一个捡柴青年唱的：“捡柴要捡竹子柴，竹子去了笋又来;联姣要联两姊妹，姊姊去了妹又来”。以为两个不够还要更多的“戴花要带满头红，吃烟要吃三五筒，联姣要联三五个，这个冷淡那个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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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凤凰之子的沈从文很自然地汲取了蕴藏于民歌中的生命意识、情感力量与反抗精神。他的很多新诗都折射出热烈、原始，非伦理的一面。代表性的如《颂》，“你是一株柳，有风时是动，无风时是动，但在大风摇你撼你一阵过后，你再也不能动了。我思量永远是风，是你的风。”没有任何忸怩造作，可谓大胆直露，热切雄强，与都市中人“在温的接吻中应守着死样的沉默”[13] 形成强烈对比。最具颠覆性的叙事抒情长詩《曙》，跳出社会传统的伦理框架，对身处社会底层的妓女表现出极大的同情与尊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充分肯定了她们存在的意义，“我可怜你在生活中所受的摧残”，“于此人间世，我找不出比你这样更其伟大崇高的人格”。可以说，主人公之所以能怀有如此博大的思想情感，是因为站在反伦理的基点上，跃上了生命的高峰，进而以人性的视野对妓女的生命形态进行观照和反思。这样，上层社会的少男少女们成了一群感情上装了甲、玩弄他人又欺骗自己的魔鬼，而妓女虽则卑微，却有着“真实的热情”、“未完的天真”、“伟大崇高的人格”。这种大胆的看法和独特的体验，在同时代作家作品中极为少见，就是描写妓女最多的老舍，也只停留在同情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层面上。沈从文能够做到这点，与大胆歌唱男女原始情欲、表现生命本真欲望、蔑视传统伦理道德的湘西民间歌谣有直接关系。世俗意义的伦理，在湘西民歌和沈从文的文学世界中失去了惯常的强力。而生命、人性、爱和美，才是沈从文及其文学永恒的主题。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间话语与中国新诗的现代性》（批准号12CZW07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文学院）

注释：

[1]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5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

[2]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5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3] 姜涛：《“公寓空间”与沈从文早期作品的经验结构》《中文自学指导》，2007年第2期。

[4] 凌宇：《沈从文正传》，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93页。

[5]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5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页。

[6]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5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7] 朱海涛：《北大与北大人.“拉丁区”与“偷听生”》，见陈平原《北大旧事》，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62-364页。

[8] 沈从文：《忆翔鹤》《沈从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52、255页。

[9] 鲁迅：《致钱玄同》，见《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