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口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之路探索-基于人口计划生育视角

我国人口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之路探索-基于人口计划生育视角（通用6篇）

篇1：我国人口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之路探索-基于人口计划生育视角

我国人口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之路探索-基于人口计划生育视角

本文立于人口计划生育视角从人口数量、人口素质、人口结构总结我国目前人口状况,分析这些状况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齐抓共管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以及加强政策措施解决当前迫切需解决的人口问题以促人口与经济可持续发展.

作 者：刘冬华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刊 名：管理观察 英文刊名：MANAGEMENT OBSERVER 年，卷(期)： “”(29) 分类号： 关键词：人口现状   影响   思路  

 

篇2：我国人口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之路探索-基于人口计划生育视角

2005年12月24日，“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经济学家谈人口问题”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行。会议探讨了我国人口未来的变化趋势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本期简报报道第二场专题“我国人口老化、三农问题与经济社会发展”研讨内容。

我国1990年代以来生育水平及其未来影响

人口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每年公布的人口抽样调查，国家计生委1993年的生育率调查，1997年和2001年调查。三个调查基本说明，生育率在90年代持续下降。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估算，总和生育率从1990年较高水平下降到2000年的1.23。分孩次看，一孩总和生育率，下降较小；二孩和三孩总和生育率在90年代不断下降，三孩总和生育率已降到很低水平。考虑更长时期，终生生育率从70年代的六个孩子下降到80年代初二点几的水平；80年代没有明显下降；90年代出现新一轮下降。

生育率下降受到婚育年龄影响，生育年龄推迟会使生育率在一定时期内下降。如果不划分孩次，90年代的生育年龄变化不大。如果划分孩次，一孩、二孩、三孩的生育年龄都有所上升。把生育年龄推迟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剔除出去，计算出的总和生育率是对终生生育率的一种估计，我们称作“去进度效应的总和生育率”。调整后的总和生育率比按常规方法算出来的总和生育率偏高0.2-0.3。调整后2000年的总和生育率由1.25上升至1.6左右。

进行地区间比较，生育率水平较低的地区主要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和一些省会城市，以及全省（包括农村）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江苏和四川。我国的生育政策根据各地情况因地制宜，不是统一的一胎化政策。东部较严，中西部较松，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较多，一些地方甚至没有生育政策。

现行生育政策分为一孩政策（独生子女政策），一孩半政策（第一个孩子是女孩可以生第二胎），二孩政策（主要在不太发达的农村地区），以及三孩政策（少数民族地区）。不同生育政策人口比例是：一孩政策三分之一以上，一孩半政策50%以上，二孩政策约10%，三孩政策比例很小。把一孩半政策平分，一半生一个，一半生两个。最后得出生育一孩的人口占63%，二孩占三分之一以上，三孩忽略不计。全国平均生育1.47个小孩。

如果以1990年人口普查为基数，假定总和生育率从90年代初的二点几下降到2005年政策要求的1.47，模拟得出2000年总人口为12.67亿，高于人口普查数据。按照正式公布的2000年1.8的总和生育率（而不是1.6）计算会更高，少儿人口比例也会增加。

人口政策可以选择不同方案。下限方案是现行生育政策长期不变，其中考虑双独夫妇（夫妇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开放；上限方案是一步到位允许所有夫妇生两个孩子。中间可以有多种方案选择不同条件逐步开放二孩。

现行生育政策长期不变最平稳，总人口数最低；一步开放危险较大，2005年出生人口从1400万上升到3300万，人口最高处超过16亿。老龄化水平，到2070年，一步开放政策65岁以上老人比例较低，不到20%；现行政策不变这一比例较高，达到28%。60岁妇女中只生一个小孩的比例，现行政策不变将超过50%；一步开放政策会比较低。劳动年龄人口，一步开放政策将先上升再下降；现行政策维持不变，会急剧下降，二十几年减少两亿。

一步开放会出现出生危机，总人口过多。现行政策长期不变会在其他方面带来风险，比如劳动年龄人口下降速度过快、老龄化速度过快、独生子女家庭过多。因此需要有一个过渡期，从经济学和社会学角度

比较分析，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和试点。现行生育政策虽然已考虑开放双独甚至单独生二孩，但不足以完成整个过渡，还需要有中间的衔接过程。

农村发展、劳工迁移与社会保障

樊纲（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

三农问题的本质是农民的问题，出路是将绝大多数的农民转移出来，这是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中国需要把农业劳动人口减少到10%以下，韩国目前低于10%，日本5%，美国1.7%，法国2.3%。目前的社保制度下，农民不参保，只有进了城市、工业、非农产业，才能够进入社保（尽管农村有一些合作制的社保）。农村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是年轻人，这意味着人口老化，而社保体系可能年轻化。按照14亿人口高峰计算，农业人口降至10%需要转移2-2.5亿农村人口。目前非农就业每年新增900-1000万，其中300-400万来自城市，农村只有600-700万，按照这个速度，至少需要二三十年。

而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进了城的农民尚没有加入社保，成为老龄化的核心问题。进城农民的流动性很强，社保体制的统筹率很低，农民加入社保后无法带走，缺少动机加入社保。因此农民工加入社保比重很低，造成两个问题，一是他们自己的养老，二是社保体制没人付费。所以现在的首要问题是，提高统筹程度的同时，实行一些过度办法，尽可能使新进城的农民工加入社保，对农民工的未来和整个体系都有好处。

另一个问题是农村留下的老年人的养老问题。一方面需要通过继续宣扬民族文化，鼓励农民工进城后将部分资金转移到农村，另一方面需要政府投入，实行农村养老合作等。其他政策问题包括，如何让失地农民拿土地补偿的一部分买社保，创造商业保险模式、保险政策、保险产品，让进城的农民工为父母购买点商业保险等。

三农问题之所以被社会关注，是因为农民收入水平增长太低，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中国目前的收入格局是倒丁字形，80%劳动者属于低收入阶层。其中的一半已经从农村转移出来成为蓝领工人，平均年工资8000元左右；另一半是现在的农民，年收入平均3000元左右。GDP增长主要体现为20%人的收入增长，民工和农民的收入增长缓慢，只有由农民转移到非农产业才从3000元涨到8000元。由于30%的劳动力等着从农村转移出来，劳动市场的竞争压力使这部分人工资不能增长。只有实现充分就业，这部分人的工资才能上涨。农村人口转移到10%以下还需要二三十年时间，如果是16亿人口，就需要更长时间。

如果依靠人口红利增长，社会矛盾不能解决，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不能逆转，会有比较大的风险。国际上拉美、印度因为收入差距太大，出现各种补贴、社会运动、财政赤字、外债、通货膨胀、金融危机，使经济陷入停滞。与此相比，失去人口红利的风险相对较小。在老龄化和充分就业之间进行选择，宁可要老龄化的问题，而不要不充分就业的问题。

人口老化、二孩晚育政策软着陆与经济社会发展

曾毅（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2000年总和生育率是1.22，如果加上25%的漏报，实际是1.62。如果长期保持现行政策不变，假设2012年后失去生育年龄上升的效应，总和生育率将提高到1.7。二胎晚育软着陆方案假定平稳过渡到2012年，城镇终身生育率是1.8，农村2.27。

长期保持现行政策不变，总人口2050年12.6亿；二胎晚育软着陆在2050年总人口是14.6亿。长期保持现行政策不变，2025年将达到14.05亿的峰值；二孩晚育软着陆晚一点，2038年达到14.8亿的峰值。长期保持现行政策不变，2050年后人口增长速度是负的1-1.3%。

保持现行政策不变，老年人口比例和独居老人比例比二孩晚育软着陆都高得多，差距在2030年后急剧拉大。保持现行政策不变，65岁老人2050年占28%，2080年占38.6%，80岁以上老人占9%和17.6%。过高的高龄老人和独居老人比例会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所以应该向二孩晚育平稳过渡。

两个方案的劳动年龄人口2030年后差别很大。长期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2030到2080年间，劳动年龄人口每10年减少1亿；二孩晚育软着陆在2030，2050，2080分别多2600万，1亿和2.74亿。劳动年龄人口急剧下降可能不是好事，劳动年龄人口过多会增加就业压力，这里面关系，请各位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一起探讨。

一孩半政策地区的出生性别比是124，二孩政策地区出生性别比是109。一孩半政策实际上产生一种心理暗示导向作用，导致了性别失衡；而二胎晚育软着陆不存在这种心理导向和负面影响。两种方案20-49岁婚龄女性与婚龄男性的比例的差异非常大，长期保持现行政策不变，会带来很多社会问题。

现行政策不变方案在2030年到2050年2080年的总人口比二孩晚育软着陆少7840万，1.96亿和4.2亿，减少的人口基本上都是劳动力资源，只有2060年后，减少的人口中才有一小部分是老年人口。长期保持现行政策不变将导致劳力资源每十年减少1亿，是不可取的。

由于政府需要花费巨额财政支出对农村计划生育户进行养老补助，如果保持现行政策不变，这项财政支出将大幅度增加。如果实行二孩晚育软着陆，这项财政支出2021年达到72亿峰值后迅速下降，2050年几乎为零。假定计划生育户每年领取的600元养老金不变，保持现行政策不变比二孩晚育软着陆多支出5千亿。随着生活水平提高，补贴标准提高，财政支出会大大超过5千亿。

现行政策中，农村独女户生二孩和双独或单独夫妇生二孩的方案作为临时的过渡措施尚可，但作为长期政策调整方案会产生一些问题。农村独女户生二孩会产生心理暗示作用，男孩价值等于女孩两倍，使性别比升高。生二孩需要指标，可能会出现抢指标甚至假证明。双独单独夫妇需要抚养四个父母和两个小孩，抚养比是3：1。非双独非单独夫妇只让生一个小孩抚养两个老年父母，抚养比是1.5。存在公平问题。城镇双独单独绝大部分是城镇老住户，非双独非单独多是农村迁进来的新住户，现行政策可能会人为强化社会分层，老住户间通婚，新住户间通婚。由于与非双独单独子女结婚不能生二孩，有可能产生家庭矛盾。

评论

于学军（国家人口计生委政法司）

郭志刚教授从人口发展前景比较不同方案，倾向于人口政策的调整。我国人口发展，惯性大，周期长，具有不可逆性，因此人口政策规划要有前瞻性。以前过于强调人口过多的负面效应，对人口的比较优势和减少人口负面影响研究不够。

樊纲教授从社会公平角度论证不需要太多人口，提出解决农民工问题尤其是社会保障以及劳动力转移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解决农民工问题，让农民从农村转移出去，是解决人口问题和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促进人力资源合理配置。这一工作既要靠政府，也要靠市场。市场信号告诉人们去哪儿，政府为人口流动创造环境，让人们去该去的地方。

曾毅教授详实地论证了不同政策的后果，提出抓紧落实两孩晚育政策。说明任何公共政策都有利有弊，决策者要用最小的代价换最大的利益，时刻关注政策的效应，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进行政策调整。

人口老龄化程度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生育水平，预期寿命和人口迁移。国际移民忽略不计；国内的人口迁移不改变整个国家的老龄化程度；人均预期寿命越高越好，但人均预期寿命提高会加深人口老龄化；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唯一可以调控的变量，就是多生孩子。不同政策方案，人口峰值相差1-2亿。

大家对与人口问题的讨论主要包括四个问题：多生1-2亿人口缓解人口老龄化有多方面代价，包括环境压力、经济发展、就业、社会保障、社会公平等，殊轻殊重；如果社会保障体系不变，多生1-2亿人能否有效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风险；假设调控多生1-2亿孩子，会是谁生的，生在哪里，是否受到良好的教育，是否能够就业；人们是否意愿多生1-2亿。

过去中国生育水平下降，主要靠计划生育。今天生育水平下降，有更多的非计划生育因素，包括人们生育观念转变，婚育年龄上升，人口加速流动，城市化加快，生活水平提高，孩子抚养成本快速上升，效益下降，结婚人口比例下降，离婚率上升，竞争压力不断加大，不孕不育比例增加。

人口问题包括：生育问题、结构问题，素质问题和分布问题。我国目前已经进入到低生育水平，且下降趋势并未停止，生育水平问题的重要性逐渐下降，人口素质、人口结构和人口分布问题才是大问题。

自由讨论

樊纲（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

未来劳动力减少实现充分就业以后，我国的比较优势也不会完全丧失。如果2030年14亿人口充分就业，我国人均GDP是5-6千美元，与国际上是4万美元还有差距。下阶段发展应当靠提高生产率支撑经济增长及养老。

邬沧萍（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政府面临三个困难：老龄化问题，失业问题，还有中国的继续发展问题。就业问题比老龄化问题更为严重。解决失业问题，也是解决老龄问题。现在社会保障的重点应放在中青年农民工和城市人口，解决他们的就业，对老年人也有好处。

赵耀晖（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

拉美国家出现不稳定，和人口出生率是否存在相关关系，人口多的国家，失业率不一定高。人口政策如果放松，增加的是相对高技能的人，因为原来的独生子女主要分布在城市和较发达的农村地区。用农民工参与社会保障解决城市社会保障，同时再负担自己家里的父母，是不公平的。

樊纲（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

拉美、印度、菲律宾这些掉进陷阱的国家都是人口增长太快的国家。人口政策放松，首先增加的不是城市人口，而是教育水平不够的人口。让农民工承担两部分人确实不公平，但是假定在农村设立基金，与城市划分开，问题更大。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经济发展

中国网 | 时间：2006 年2 月5 日 | 文章来源：光明观察

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研讨会简报之三

2005年12月24日，“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经济学家谈人口问题”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行。会议探讨了我国未来人口变化趋势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我们分四期简报报道研讨会内容，本期简报报道第三场专题“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经济发展”讨论内容。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我国农村的养老保险探索

刘从龙（中国劳动部农业司）

中国存在城乡的二元结构，城乡差别超过3:1，如果加上城镇的社会保障和各种价格补贴，达到5:1或6:1。由于农产品受自然灾害和市场两方面的影响，农民收入不稳定，尽管免交农业税，由于农业资产资料和农药化肥涨价抵消了。我国农村老龄化的速度非常快，受计划生育和农村人口城镇化两方面影响，农村的老龄化比城镇高出1-2%。农民收入中土地收入只占1/3，主要收入依靠打工。由于家庭小型化和年轻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年轻一代和老一代之间的经济联系减弱，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

我国80年代中开始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到2004年底在1887个县不同程度地展开。尽管覆盖面广，参保农民数量少，目前约5400万。1997年曾经达到8000万，但受多种因素影响，一些农民退保了。基金总量不断增长，目前为260亿。205万农民已经领取养老金，2004年支付保险金20亿左右。

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和城镇不同。筹资方式以农民个人缴费为主，集体给部分补助，国家给政策扶持（城镇以企业缴费为主）。但事实上，国家政策扶持在大多数地方没有落实好。管理方面，农村养老保险完全采取个人账户制，个人缴费和集体补助全部记在个人名下（城镇采取部分集体统筹部分个人账户），以县为单位进行核算。发放养老金时，根据个人账户积累金额和运行收益确定发放标准（城镇有一个固定的替代率）。工作方法以政府组织引导与农民自愿相结合，不是强制实行。

对目前工作开展情况举几个例子。山东省烟台市是最早开展农村养老保障的地区，98%农民参保，基本上每年缴费一次，金额从最初的20-30元钱增加到现在的300元钱，已积累基金16亿，有14万农民领取养老金，人均月领取80元。江苏省苏州市在经济较发达的苏南地区，政府对农民进行补贴，金额达到农民缴费的50%，实行统筹和个人账户结合。北京市今年决定每年拿出5000万财政支持农民参保，大兴区每年拿出1400万。

不发达的地区中，安徽省霍山县是国家级贫困县，政府对农民养老基金给予2%的利率补贴。新疆自治区的呼图壁县，农民参保后可以用缴费证办理小额抵押贷款。因为农村房屋和耕地不能抵押，用保险证进行抵押可以解决农民小额贷款的抵押问题。操作上通过银行办理，到现在为止八年多来没有发生过一笔不良贷款。

农村养老保障还存在很多问题。土地收入占农民收入比重非常低，农民只有土地使用权，没有所有权，老的时候不能把土地卖掉。而且农民年老后失去劳动能力，有土地也不能得到保障。土地并不能解决农民的养老问题。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中没有农民保险，是不完善的体系。商业保险等设想仍需要具体规划。政府对农村养老保险应给予必要的财政支持，财政收入中应该有农民的份。基金安全渠道需要进一步拓宽，解决基金增值而不能丢失。

下一步工作思路主要以经济发达和城镇化较快的地区为重点，以非农就业和收入稳定的农民和重点群体，推进农村养老保险制度。需要解决的包括两个重要群体：被征地农民和农民工。全国有4000多万被征地农民，无地、无业、无创业资金，生活非常艰难。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应该适应农民工特点能够带走，而不像现在每退保一次蒙受很大损失，也不是以农民工补贴城镇。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若干东亚经济的作用

王德文（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东亚奇迹不仅收入水平大幅增长，整个社会也得到了发展。早期发展经济学家把人口和资源作为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变量。人越多，消费的资源和环境越多，从而产生悲观的看法，出现马尔萨斯贫困陷阱。如果按照早期发展理念，应该在非洲这样人口稀少的国家获得经济的奇迹；而事实上发生奇迹的恰恰是人均资源相对贫乏的东亚地区。

日本经济在二战后迅速恢复并高速增长，人均GDP在70年代中期赶上美国。亚洲四小龙经济也迅速增长，目前新加坡和香港人均GDP是美国的50%，台湾和韩国30%左右（中国正处在这些经济60年代的水平）。人均预期寿命也大幅提高，人类发展指数得到很大改善。

芝加哥的杨（Young）对亚洲四小龙进行研究后，认为它们的奇迹完全是依靠高投入，包括劳动力的大量投入，人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投资的大幅增加。同时他强调劳动力在部门间的重新配置，非农和制造业就业都得到快速增长。把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增长进行分解后，来自于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与同期的拉美国家和OECD国家比较没有太大区别。

克鲁格曼（Krugman）引用了杨（Young）的资料并自己对亚洲的观察，认为四小龙和日本存在区别，日本人均GDP的水平已经超过了美国，而亚洲四小龙还不到美国50%，日本实际上有很大的技术创新，在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较高增长，而亚洲四小龙没有。

世界银行对亚洲经济的全面回顾强调，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和市场的相互作用促进了亚洲经济奇迹的发生。一方面存在高积累，另一方面通过选择相应的发展战略，采取好的政策，而实现经济高速增长。

从人口学角度，东亚奇迹发生于人口快速转型时期。林毅夫教授用收入水平作为外生变量解释人口变化；人口经济学家也用人口作为解释变量，衡量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人口转变带来人口红利，包括劳动力的增加和人均受教育水平提高。

东亚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人口扶养比大幅下降，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快于发达国家。东亚经济选择了符合比较优势的出口导向战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参与国际竞争，贸易依存度大幅提升。经济快速增长产生大量劳动力需求，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出生率非常高，失业率很低。储蓄率大幅上升，人均资本拥有量迅速上升，体现为高投入。同时重视人力资本积累，一方面改进教育、健康医疗措施，另一方面有劳动力政策支持。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水平大幅度改善，文盲率大幅度下降。

生育率下降使得人口老龄化。以日本为例，老龄化速度非常快，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参与率均出现大幅下降。人口老龄化带来一些问题。日本70年代建立了现收现付养老体系，由于人口转变产生了养老金账户危机，并引发财政危机，很大程度上造成了90年代后日本经济低迷增长。

人口既是消费者来，也是生产者，人口转变通过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和宏观经济相互影响。人口转变中获得的人口红利是一次性的，人口老龄化必然会到来，应该为此做好准备。

中国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长远影响

左学金（上海社会科学院）

我国的生育控制政策是一个非常态的政策。如果没有非常强烈的理由，应该恢复到常态。我国的生育率已经降低到更替生育水平以下，今后人口老龄化会比较严重，应考虑对生育政策做适当的调整。

我国制定人口政策的背景是短缺经济，当时希望通过减少生育来减少消费、增加储蓄和投资，从而加快经济增长。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宏观经济环境已发生根本性变化，我国从短缺经济转变为过剩经济，宏观政策重要目标是增加内需尤其是消费，现在决定生产的不是供给能力，而是需求的多少。今后一二十年，我国可能会面临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中国转移出去的局面，产业结构需要进行升级，不然经济将停滞。

人口学的重点应当放在人口质量上，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中国对教育和公共卫生的投资占GDP比重低于很多经济发展程度相当的国家，政府要发挥更多作用。并要鼓励公平竞争，创立一个鼓励研发和创新的制度环境。

人口下降就业率的影响不确定。一方面劳动力供给减少会提高就业率；另一方面消费需求下降造成劳动力需求减少。短期内多生孩子不会对就业产生压力；却会制造很多需求，中国人都愿意为孩子花钱。世界上出生率最低是欧洲和日本，欧洲失业率较高，日本失业率虽低，却在上升。低生育率不一定带来高就业率。国内低生育率的地区也不一定是高就业率的地区，上海人口多年负增长，失业率大约11.9%，在全国前列。

老龄化对消费需求的影响有两种解释。根据生命周期理论，青少年时期提取储蓄，成年后成为储蓄者，老年后再度成为提取者。因此，老年人越多消费越多。按照理性预期理论，中青年看到社会养老保险不可靠会增加储蓄，日本的情况就是这样。因此，老龄化程度越高储蓄率越高。

中国进入老龄化以后储蓄率没有下降，目前超过40%。中国家庭调查表明，城乡家庭储蓄的主要动机是养老保障和子女教育。社会保障是社会储蓄一个非常强烈的动机。日本也是如此，尽管采取各种措施，消费始终推不动。如果经济增长靠需求推动，没有需求就不能增长，今后老龄化将不利于经济增长。

人口结构对技术进步没有决定作用，芬兰人口非常老龄化，科技创新能力却在世界前列。老龄化对养老保障的影响是确定的。如果替代率不变，不缩减退休职工的福利，养老保险的缴费率和赡养率成正比。医疗费用的上涨和老龄化是相关的，上海非常明显。缺乏足够的养老保险资金不利于资本市场的发育，美国风险基金的50%来自养老基金。

对城市化的影响分两方面。移民的主体是年轻人，年轻人减少可能减慢城市化进程。移民减少，城市可能出现劳动力短缺（珠江三角洲地区已经出现）。目前城市对外来劳动力进入有一些障碍，这些障碍可能是内生于劳动力供过于求的制度安排。如果劳动力供给增加，这些制度可能会改变，城市可能会更欢迎农村人口进入。从这个角度看，老龄化可能会促进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减小城乡差别。政策上建议逐步放宽生二胎逐渐恢复常态，重点放在提高人口素质上，着重考虑农村人口的老龄保障问题。

自由讨论

王国强（国家计生委）：

我国70年代以来开展的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所取得的成绩不容置疑。人口和计划生育的贡献和改革开放的贡献是相提并论的。人口政策不等同于生育政策。中国的人口问题不只是生育数量问题，还有人口素质、结构和迁移问题，人口政策是所有人口问题的政策。

1981年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第一次提出我国的人口政策，是“限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经过20多年，我国人口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需要进一步完善人口政策。我建议把人口政策扩展为“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合理人口分布，开发人力资源”，应对当前遇到的人口问题。

中国的人口生育政策预测2010年把人口总量控制在13.7亿，2020年控制在14.6亿，2033年左右达到15亿左右的峰值。为了实现这个指标，十一五期间需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我国人口地区间不平衡，中西部地区生育率还比较高。我们不能把目前行政手段下的生育生平看作群众的生育意愿。50年代出生高峰出生的人口的子女在十一五期间进入婚育年龄，会形成一个小高峰，1亿独生子女和部分单独可以生两个孩子，因此生育水平可能回升。生育政策应该采取缓渐变的方式，逐步针对不同人群进行调整。上海人口已经十几年负增长，但是如果在政策上率先放宽，会带来很大影响。全国各地的青壮年、学生涌向上海，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上海的老龄化问题。

张二力（中国人口学会）：

现在各省新规定是双独生两个，农村单独生两个。这一政策对2010年以前十一五期间没有太大影响，影响到2010年后才开始体现。生育和就业之间有时间差，现在生的孩子2025年后才会能进入就业矛盾。2025年以前就业压力比较大，2025年后劳动力以每年900-1000万的速度往下降。

篇3：我国人口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之路探索-基于人口计划生育视角

一、近十年来我国高校布局结构的多角度观察

1. 高等教育办学主体结构的变化。

自1992年开始, 我国在“共建、调整、合作、合并”的方针指导下进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通过下放高等教育管理和设置权力、划转中央各部委所属高校、合并组建综合性院校以及设置新的院校等重大举措, 基本改变了上世纪50、60年代高校布局结构调整形成的与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相适应的部门办学体制, 改变了“条块分割”的局面。从学校数量来看, 1998年部委属高校占全国高校总数的35.8%, 地方高校占全国高校总数的64.2%;2007年分别为6.0%和94.0%。从在校生来看, 1998年部委属高校在校生占全国高校在校生数的33.8%, 地方高校在校生占全国高校在校生数的66.2%;2007年分别为17.4%和82.6% (见表1) 。可见我国高校管理体制重心下移, 基本上形成了中央和省级人民政府两级管理, 并以省级政府统筹协调为主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地方政府管理权和办学权较以往增强, 这为区域高等教育适应区域人口和经济发展需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有力地促进了高等教育与地方经济建设、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紧密结合, 有利于形成分级分类管理、合理分工的高等教育发展格局和管理体制, 有利于推进高等学校实现多样化、特色化发展[3]。

资料来源:据1999、2001、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整理而得。

2. 区域高等学校数量结构的变化。

由于历史原因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极不均衡性, 我国各地区高校数设置呈现极不均衡的状态。自1999年以来, 我国高校数在各区域间的布局结构产生了极大的变化。从高校数和人口总量占全国比例和增长率来看, 增长最快的地区是华东地区, 2007年普通高校数占全国比例比1998年增加了3.3个百分点, 人口总量所占全国比例增长了0.3个百分点, 该地区除安徽和江西以外, 其他省份均处于沿海发达地区。其次是华南地区, 2007年普通高校数占全国比例比1998年增加了2.0个百分点, 人口总量增长了1.4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华中地区, 2007年普通高校数和人口总量占全国比例均出现了负增长, 增长百分点分别为-0.9和-1.1 (见表2和表3) 。总体而言, 各地区高校数的比例与人口总量的比例并不完全等同, 但从二者的增减趋势来看, 近十年来各区域高校数和人口总量占全国比例逐渐走向一致。

从单个省级单位来看, 2007年高校数排在前几位的分别是江苏 (118所) 、山东 (110所) 、广东 (109所) 、湖南 (99所) 、安徽 (89所) 、河北 (88所) 、湖北 (86所) 、河南 (82所) , 与此相对应的是以上各省级单位恰好也是人口数排在全国前面的地区。以上数据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以后, 区域高等教育的发展除受区域经济水平的制约外, 人口也逐渐成为影响其发展的关键性因素。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速度应与适龄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4]。高校空间布局结构的变化体现了高等教育大发展背景下高校布局结构调整适应地方人口和人才需求的新特点, 也符合我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发展的思路。

资料来源:据1999年和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整理而得。

资料来源:据1999年和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整理而得。

3. 区域高等学校在校生及本专科结构的变化。

近十年来我国高校总体规模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2007年全国高校在校生数比1998年增长了4倍多, 成为世界高等教育规模之最。从各区域高校在校生占全国比例变化来看有增有减, 其布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华东地区仍是在校生人数最多和比例最高的地区, 2007年在校生占全国的比例比1998年增长了3.3个百分点。其次是华中地区增长了1.7个百分点, 华南地区增长了0.7个百分点。华北、东北和西北地区2007年在校生占全国的比例与1998年相比均出现了负增长 (见表4) 。如果不考虑跨省上大学因素, 那么这种比例的增减状况是否合理?是否与各区域人口保持一致?

将1998年和2007年各地区高校在校生比例与当年各地人口比例分别做成堆积数据点折线图 (见图1和图2) , 非常直观地反映出他们之间的关系。由图可见, 全国各地区在校生和人口比例这两条曲线几乎形成非常标准的断点平行线, 说明我国高等教育随着规模的不断增大, 高等教育机会增加, 区域高校在校生和区域人口比例分布趋势基本相同, 逐渐走向一致。也说明随着高等教育管理权限的下放, 地方政府拥有更多的区域高等教育管理权, 区域高校设置和招生逐渐适应区域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也就是说, 从各地区在校生的角度看, 近十年区域高等教育在校生和区域人口比例基本上是比较适应的。

资料来源:据1999年和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整理而得。

我国高等教育布局结构的变化体现在区域高校本专科结构上又是怎样的?1998年我国高校在校生本专比为1.7∶1, 除华中地区外, 本科在校生在各区域占绝对优势, 专科规模远不及本科规模;而至2007年时, 这种状况发生了根本变化, 全国高校在校生本专比已降至1.2∶1, 尤其是华东地区专科比例超过了本科比例 (见图3和图4) 。华北和东北地区本科生规模还是占有较大的优势, 尤其是东北地区, 本专科在校生比例变化不是很大, 需要继续调整本专科在校生层次比例。虽然高职高专教育是大众化的主力军, 到目前为止, 高职高专教育基本上与本科教育二分天下, 但地区分布很不平衡。

从高校数来看, 随着各地大量设置专科 (高职) 院校, 本科高校占绝对优势的状况已发生了逆转。2001年全国普通本科学校数为597所, 专科学校数为628所, 本专科高校数比为0.95∶1;2007年全国普通本科学校数为740所, 专科学校数为1168所, 本专科高校数比已降至为0.63∶1。2001年至2007年, 全国普通本科院校增加143所, 而高职高专院校则快速增加了540多所, 其中华东地区增量达183所, 专科高校数远远超过了本科高校数 (见图5和图6) 。高职高专院校招生和毕业生就业都具有明显的属地化特性, 这对扩大区域入学机会和提高区域人口素质都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同时, 高职高专院校的区域发展化特性也为区域高等教育发展适应区域人口和经济发展的需求创造了条件。

4. 全国高校城市布局结构的变化。

我国区域高等教育逐渐适应区域人口和经济发展的需求趋势同样反映在全国高校城市布局结构的变化上。全国省会及地级城市快速新设大批高校, 非直辖市城市高校分布比例有所提高。在高校的城市体系分布结构中, 直辖市所占比例大幅下降, 省会城市和地市级及以下城市所占比重均有所提高。2007年, 4个直辖市所有高校占全国高校总数的11.22%, 比1999年3个直辖市时期所占比重下降了3个以上的百分点;27个省会城市高校数占全国比例为44.77%, 比1999年提高了近3个百分点;388个地级市 (含计划单列市、地属县级市) 共设置普通高校973所, 占全国普通高校总数的44.01%, 比1999年提高了近1个百分点。高校城市布局结构得到优化, 地市级城市高校在校生分布比例大幅提高。目前, 我国基本上已形成所有地级市至少设置有一所高职院校的布局结构。这一变化使得高职院校成为与地方经济、人口、科教发展和人民群众利益联系最直接、最密切的高等教育办学机构。

资料来源:上海市教科院智力开发研究所课题组.高校布局结构调整与高校特色研究课题研究报告 (R) .2009:15.

二、高校布局结构与人口、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分析

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之前, 由于毛入学率低, 人们往往忽略人口对高等教育的影响。进入大众化后, 随着入学人数的增加, 人口对高等教育的影响逐渐显现, 尤其对高等教育在各区域的布局的影响更加明显。经济对高等教育的作用和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这是由高等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所决定了的, 而区域经济更是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以后, 地方有了更大的教育自主权和责任, 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更直接制约着区域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

为进一步证明我国高校布局结构的逐渐优化趋势, 证实区域高校数和区域高校在校生与区域人口和经济的相互适应关系, 运用SPSS13.0统计软件对1999—2007年全国各地区人口数、招生数、GDP与高校数, 以及GDP与在校生进行简单皮尔逊相关分析 (结果见表6) 。分析结果表明, 历年各省级单位人口与高校数的相关性系数形成一条由低到高的曲线, 说明各地区高校数的设置逐渐适应各地区人口总量需求, 二者相关性渐强;历年各省级单位人口总量与在校生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同样形成一条由低到高的曲线, 二者相关性系数历年逐增, 说明我国各地区在校生的增加与各地区人口总量的关系也越来越强, 证明区域高校在校生和区域人口比例分布逐渐走向一致;区域高校设置和招生逐渐适应区域人口需求。可见, 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以后, 高等教育在各区域的布局除受区域经济水平的制约外, 人口也逐渐成为影响其发展变化的关键性因素。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整理而得。

历年各地区招生数与高校数的相关系数均在1%的显著水平上呈正相关, 历年二者相关系数均在0.9水平以上。说明各地区历年招生数受到各地区高校数的限制;也说明单所高校的规模是有一定限度的, 生均成本不可能无限度地降低, 当在校生规模扩张到一定数量后, 生均成本递减不再显著甚至出现递增, 通常将此时的规模称为最佳规模或最小经济规模[5]。高校在各地区的空间布局结构决定了各地的年招生量。

通过对历年各地区GDP与高校数的皮尔逊相关分析, 二者的相关性系数十年中虽有波动, 但基本上是沿着一条由低到高逐渐增大的曲线发展;对历年各地区GDP与高校在校生的皮尔逊相关分析来看, 二者相关性呈显著正相关, 均达到0.8以上水平。两种相关性分析说明各地区高等教育机构的设置和在校生规模受制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这正好与目前我国财政体制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相对应。随着高等教育管理权和举办权的下放, 地方政府拥有了更多的举办和管理高等教育的权限, 且举办高等教育渐趋理性化, 使区域高等教育与区域人口和经济发展水平逐渐保持一致。

三、结束语

通过以上定量定性分析, 近十年来我国高校布局结构与各省、市、自治区人口和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性趋强, 高校布局结构趋向合理。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迈入大众化阶段, 人口因素对高等教育规模的影响越来越明显[6]。区域人口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都已成为影响区域高等教育的关键性因素, 甚至是决定性因素。目前我国各省级单位人口与高校数和在校生, 以及GDP与高校数的相关性系数均未达到0.9的水平, 各因素之间的相互适应性还不是很强, 高校布局结构调整尚需继续。

有学者指出, 现今高等教育资源的区域分布不均问题主要集中反映在部属普通高等教育资源分配的区域不公平上[7]。但是, 基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极不均衡的现状和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稀缺性特点, 可以肯定地说, 重点院校短期内在各区域间是不可能均衡调整的。有的地区由于经济、历史、自然环境等原因, 国家很难对其进行重点院校的投资建设, 只能根据地区实际情况发展地方院校。高等教育地域分工是规避区域高等教育之间竞争而产生内耗的有效途径, 是提高区域高等教育效益的有效措施, 是消除区域高等教育发展差异的一条捷径, 是我国区域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8]。各个区域可以选择自己的优势方面或者其他区域的弱势方面进行重点发展, 开辟出属于自己的发展空间[9]。区域高等教育布局与区域人口和经济发展的适应性很大程度上只能落在地方院校的肩上, 继续调整地方院校布局结构的思路是合理的。

摘要：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进行, 高等教育管理重心下移, 这为高等教育在各区域的布局适应区域人口和经济发展水平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近十年来, 区域高校数和在校生数占全国比例均与各区域人口比例趋向一致, 说明我国高等教育在各区域的布局结构除受区域经济水平的制约外, 人口也逐渐成为影响其发展变化的关键性因素。各区域人口与高校数、人口与在校生、GDP与高校数的相关性系数历年趋强, 证明我国高校布局结构与各区域人口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适应性趋强, 高校布局结构趋向合理。

关键词：高校布局结构,区域高等教育,人口,经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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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我国人口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之路探索-基于人口计划生育视角

【关键词】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老龄化；劳动人口结构老化

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

1978年12月，党中央、国务院将计划生育正式定为我国的第一项基本国策，2001年成为国家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计划生育的方针政策和制度措施等的主要意义是有效的控制人口增速过快的情况，以防人口过快增长影响国家经济的发展，破坏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及环境和资源的不足而引发的矛盾。计划生育主要内容和目的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从而有计划地控制人口。

二、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

计划生育政策加速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计划生育实行以来，我国生育率显著降低，而随着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死亡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降低，形成了低生育率和低死亡率的格局。低生育率、低死亡率是老龄化社会的特征之一，也是产生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重要原因。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说明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医疗卫生保健事业的巨大改善，同时，计划生育政策使生育率持续保持较低水平，再加上我国老年人口基数庞大，因而我国已经步入了老龄化社会，并且老龄化进程正在加快。

计划生育影响下的人口老龄化产生了空巢、家庭照顾老人功能弱化等问题，使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都受到很大影响。

三、计划生育政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1.计划生育影响下的劳动力结构老化的问题

从经济学上讲，劳动力供给直接的取决于劳动参与率和劳动年龄人口规模。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直接推动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老年人口数量迅速增加，与此同时，由于出生率的降低，使其后代人口数量急剧减少，这一人口结构格局和趋势直接改变劳动力供给的总量和结构。即便我国劳动力的总量不减少，未来年轻劳动力的供给将逐渐萎缩。

2.计划生育影响下的老龄化导致创新精神衰退和技术进步缓慢

最具革命性，最富于创造力、激情和想象力的无疑是年轻人。年轻人具有最强烈的进取心和创新精神以及蓬勃的精力。随着新生人口数量的减少和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发展，劳动力的老龄化程度就会会相应提高。在目前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科技进步突飞猛进的时代背景下，年轻劳动力的缺乏，对于一个国家的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实现工业化到信息化的转变，以及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都可谓是一种严酷的挑战。

四、解决措施

1.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实施

2015年10月29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闭幕，会议决定：“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这是继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之后的又一次人口政策调整。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提出和实施，将有利于优化人口结构，增加劳动力的供给，减缓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促进人口的均衡发展，促进家庭的幸福和社会的和谐。

全面放开二胎政策，能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人口年龄结构问题。最直接的变化就是会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的人口出生率上升，在未来增加年轻劳动人口的数量，从而解决由于低生育率和老龄化带来的劳动人口年龄结构问题，提高劳动生成率和年轻人在整体人口中的比例，推动科技的创新和经济的发展。

2.完善社会保障和养老保险，让老人老有所依

在人口老龄化的今天，我国的社会保障和养老保障，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差距很大，经济力量有限不是借口，人口基数也不应成为借口，我们的国家不能让这些为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工作半生的人老无所依，老无所养。本文认为，我们要进一步加强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进一步完善和养老保险，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提高服务水平，增加投入力度，真正做到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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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篇5：我国人口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之路探索-基于人口计划生育视角

一、引言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就业人口素质发生了极论文联盟大的变化，并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本文立足于对就业人口素质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得出其间有较强的正相关性。因此，政府在加快经济建设过程的同时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使社会进入人口素质促进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提升人口素质的良性循环中。

二、研究现状

国内外对人口素质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主要有两大方向。

第一，对人口素质定量分析的研究。屈云龙和许燕在借鉴“人口素质指数”（pqli）三大指标的基础上，将人口素质划分为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素质三大方面，并在每个方面中给出了具体的统计指标。然后用主成因分析法计算和分析了江苏省的人口素质，结果发现各省辖市人口素质发展状况存在明显差异。肖周燕()将人口素质分为身体素质水平、文化素质水平、劳动技能素质水平和道德素质水平四个方面，并确定了各个方面的具体指标。在此基础上，用ahp（层次分析法）评价人口素质水平。张强和钱建明(1993)选用标准化总死亡率、婴儿死亡率、12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及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四个指标，用多维标度法评价了我国10个少数民族的人口素质。钱金平()选取了平均寿命、维尔威克指数、智商、非残疾比重，6岁及以上人员大学、中学、非文盲比重等7个指标及其权值分配方案，运用灰色系统理论方法，综合定量评价了人口素质。张强，张霜红，钱建明和张菊英()选取了出生时预期寿命、人均工农业产值、婴儿死亡率、生育率、15岁以上人口识字率等5个指标，利用灰关联聚类法对我国14个主要少数民族的人口素质进行了聚类分析和评价，并探讨了此方法的特点和效果。

第二，对人口素质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沈百福和杜晓利从人均受教育年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各级教育的人口比例与经济发展水平两个角度考查了人口素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张邦辉,谭伟和邓淼从人力资本角度，运用人均受教育年限法度量了中国各地区不同年份的劳动力受教育状况，并用聚类和线性回归法分析了近20多年来中国各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宋光辉[通过关注研究教育与经济增长作用的重要文献,发现对教育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认识经历了四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的重视阶段，70年代的争论和置疑阶段，80年代的理性回归阶段和90年代以来的重拾信心阶段。程前昌依据1994年~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文化素质的统计资料，选取人均gdp和接受过不同教育程度的人口比重作为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文化素质的衡量指标，对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文化素质进行相关分析。黄春燕运用spss软件对人口素质指数edi和gdp进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求得gdp增长的预测模型。

三、我国人口素质的实证分析

1.人口素质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在本文中，笔者把人口素质划分为身体素质、文化素质与劳动技能素质三个方面，在每个方面中，选取了具体的统计指标，最终构建了我国人口素质的综合评价体系，如图1所示。

(1)身体素质评价指标体系。身体素质是人口素质的最基本方面，它严重影响着其他各方面素质的提高。在对人口身体素质的衡量中，笔者选取了婴儿死亡率（‰）（x1）、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x2）、劳动年龄人口比例（%）（x3）、传染病发病率（甲乙类法定报告传染病发病率）（1/10万）（x4）、患病死亡率（甲乙类法定报告传染病病死率）（%）（x5）这五个指标构建了身体素质评价指标体系。这5个指标的数据都来自于《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2)文化素质评价指标体系。笔者选取了大学毛入学率（%）（x6）、未上过小学的人数占总人口的百分比（%）（x7）、每十万人在校大学生人数（x8）和人均受教育年限（x9）这四个具体指标来综合评价人口文化素质。其中，x6的数据来自于《中国教育统计年鉴》，x7和x8的具体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x9的数据由《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而得。

(3)劳动技能素质评价指标体系。劳动技能素质的高低决定了一个国家生产效率的高低，严重影响着这个国家的技术水平和综合竞争力。本文选取了每千人从事研究与发展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数（单位：万人年）（x10）、每万人专利批准申请量（国内专利申请授权数）（x11）和从业中大中专及以上人口比例（%）（x12）来综合评价我国的劳动技能素质水平。其中，x10和x11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x12的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2.我国人口素质水平的主成分分析。本文选取的一些数据不是比率数据，首先利用spss17.0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接着对标准化的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经过kmo与巴特利特球形检验得到，kmo为0.629，bartlett球形检验统计值为386.465，自由度为66，p值为0.000，这说明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

运用spss17.0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各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如表1所示。在此，根据以下两个标准提取公共因子：

第一，特征值大于1；

第二，累计方差贡献率大于80%。由表1可以看出，第一个公共因子的特征值为10.705，远大于1，且它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89.212%，大于80%的标准。据此，可以认为第一个公共因子基本描述了所有变量的变化，因此提取的公共因子为1个。

表2为因子载荷矩阵，它能够说明提取的公共因子在各变量上的载荷。从表中可以看出，提取的`公共因子对所有变量都有载荷，且载荷绝对值大多数都大于0.9，这说明提取的主成分从各个方面综合衡量了我国的人口素质，代表了我国的人口素质状况，因此将提取的主成分命名为“人口素质综合因子”。

因为提取的主成分只有一个，所以这个主成分的因子得分就是综合得分，综合得分如表3所示。

四、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实证分析

1.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在本文中，选取人均gdp（y1）、货币供给量（y2）、中国历年人均收入水平（美元）（y3）、财政收入（万元）（y4）、进出口差额（亿美元）（y5）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亿元）（y6）来综合衡量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其中，y1、y2、y4、y5和y6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y3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统计年鉴》。

2.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主成分分析

首先用spss17.0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接着对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经过kmo与巴特利特球形检验得到，kmo为0.659，bartlett球形检验统计值为260.088，自由度为15，p值为0.000，这说明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

运用spss17.0进行主成分分析，以特征值大于1和累计方差贡献率大于80%为标准提取公共因子。得到各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如表4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第一个公共因子的特征值为5.784，远大于1，且它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96.407%。据此，可以认为第一个公共因子基本描述了所有变量的变化，因此提取的公共因子为1个。

从表5的因子载荷矩阵中可以看出，提取的公共因子对所有变量都有载荷，且在六个变量上的载荷值都大于0.9，这说明提取的主成分综合反映了我论文联盟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将提取的主成分命名为“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因子”。

注：zscore(人均gdp)表示人均gdp的标准化值，其余类似。

同样，因为提取的主成分只有一个，所以这个主成分的因子得分就是综合得分，综合得分如表3所示。

五、我国人口素质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实证分析

现在分析我国人口素质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从上面的分析可知，在对人口素质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主成分分析中，我们都分别提取了一个主成分，且这个主成分综合评价了我国的人口素质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在这里用“人口素质综合因子”和“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因子”来代表我国的人口素质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作出人口素质水平综合因子得分与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因子得分的走势图，发现二者都具有明显的上升趋势。

运用spss17.0对人口素质综合因子和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因子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出两者的pearson系数为0.956，双侧显著性水平为0.000，在时通过检验，具有统计学意义。因此可知，二者具有高度相关性，可以进行回归分析。

做出人口素质综合因子和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因子的散点图，如图3所示。从图上可以看出，二者具有明显的线性关系，因此要对它们作线性回归分析。为了简便起见，用ecod表示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因子，用pql表示人口素质综合因子。设二者的回归方程为

用eviews6.0进行回归分析，得出二者的回归方程式为

std. （0.0888） （0.0853）

在此回归方程中，， ，这说明回归方程的拟合程度较好，此回归模型是可信的。

通过分析以上回归模型可以得知，我国人口素质水平对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人口素质综合因子每增加一个单位，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因子增加0.9557个单位。因此，我国应该大力提高人口素质，以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六、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人口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增长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而人口素质又由身体素质、文化素质以及劳动技能素质构成，因此，我们可以从这三个方面为中国经济更好的发展提供以下几条政策建议。

1.身体素质方面。身体素质的提高依赖于两个方面，

一是提高国家医疗水平，

二是加强国民体育锻炼。因此政府应该从这两个方面着手，在医疗方面积极鼓励新药研发，改革医院现存的各种弊制，让人民群众都能“看得上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在国民体育锻炼方面，政府应该加大对居民区体育设施的投资建设，深入促进国家体育事业的发展，并以提升国民整体身体素质为最终目的。

2.文化素质方面。文化素质的提高依赖于教育的继续深入扩展，因此，政府应该继续坚持中国教育的扩展政策，促进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同时重视教育分配问题，

一是合理调整三级教育投入比，

二是缩小城乡、地区、群体之间的受教育程度差距，重点在于调整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教育政策的偏向。

3.劳动技能素质方面。劳动技能素质的提高依赖于受高程度教育者的产出提高。因此，政府应该用政策鼓励科研活动，在科研环境方面，支持学者潜心钻研学术，调整科研经费分配体制，着重培养思想活跃的年轻人；在科研体制方面，引入以支持人为主的科研支持方式，为科研者特别是青年科研者提供良好的科研条件，同时逐步完善《专利法》、《知识产权法》等法律。

篇6：我国人口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之路探索-基于人口计划生育视角

大量流动人口涌入城市, 对城市的公共卫生工作造成了冲击。国家人口计生委从2010年起在覆盖全国的106个城市启动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分析表明:当前流动人口平均年龄27.8岁, 农业人口为流动人口主体, 受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例比非农业人口低47个百分点, 就业主要在制造、批发零售和社会服务业领域, 农业流动人口月平均收入 (1 950元) 远低于非农业流动人口 (3 046元) 。由于流动人口文化程度整体较低, 又多集中在高危或低薪行业, 缺乏基本的医疗保障和卫生保健意识, 使得他们在严重威胁自身健康和生命质量的同时, 也影响到整个城市的公共卫生工作, 并进而影响城市的经济与社会的稳定发展。

1 流动人口群体的公共卫生健康问题

1.1 传染病问题

流动人口是传染病暴发流行的高危人群, 既是传染病的主要传播者也是受害者[2]。一方面, 他们主要从事第二、三产业, 大多在工厂、建筑工地等生产第一线工作, 有的还从事有毒、有害作业, 大部分居住于集体宿舍或出租的简易房屋, 有的甚至居住于临时搭建工棚, 卫生设施较差, 缺乏医疗保障体系;另一方面, 还有不少流动人口从事饮食、娱乐等服务行业, 因此, 当流动人口患上各类传染性疾病时, 极易导致疫情扩散或传染病暴发, 严重危害到周围人群的身体健康。目前, 流动人口的疾病谱仍然以传染性和感染性疾病为主, 集中表现为急性呼吸道疾病、肠道传染病、寄生虫病、结核病、性病和艾滋病。流动人口已经构成全球许多疾病发生与流行的社会因素。

1.2 儿童免疫接种和妇幼保健问题

流动人口群体已成为免疫可预防传染病的高危人群。城乡结合部是流动人口主要来往地区, 地域面积大、工厂企业多、交通相对不便, 尤其是流动儿童的流动性强, 家长的文化素质相对偏低, 免疫预防知识知晓率低, 主动接受免疫预防服务的意识差, 加之经济相对比较困难等因素, 免疫规划得不到有效实施。直接导致预防接种率偏低, 增加了传染病的易感性, 造成麻疹、乙脑等传染病的暴发和流行[3]。此外, 由于保健意识薄弱和经济的拮据, 外来流动人口中的妇女婚前检查率低、产前检查率低、妇女病普查率低, 严重影响妇女和儿童的健康。孕、产妇很少进行产前检查, 急产、死产发生率高, 而且产后保健意识淡漠。

1.3 流动人口的心理问题

流动人口的主要心理健康问题有焦虑、抑郁、人际关系敏感和恐怖等。大多数流动人口从农村来到城市, 面对陌生而崭新的环境, 会感到无所适从, 加上生活、工作上的巨大压力;有的长期夫妻分居, 生活条件恶劣, 社会地位低下, 以及备受工作和生活压力等因素, 都会导致他们产生很多心理健康问题。

2 流动人口的公共卫生体系现状

公共卫生是关系到一国或一个地区人民大众健康的公共事业, 具体内容包括对重大疾病尤其是传染病 (如结核、艾滋病、SARS等) 的预防、监控和医治;对食品、药品、公共环境卫生的监督管制, 以及相关的卫生宣传、健康教育、免疫接种等。

目前, 我国公共卫生资金来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即中央、省和地方。其中中央政府承担对全国居民健康危害较大的公共卫生问题的防治经费, 以及对一些特定卫生问题、特定地区和特定人群的公共卫生费用, 省级政府依据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承担不同比例的公共卫生费用, 地方政府则负担部分农村公共卫生人员的工资和维持经费等[4]。公共卫生服务是一种成本低、效果好的服务, 但又是一种社会效益回报周期相对较长的服务。在国外, 各国政府在公共卫生服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并且政府的干预作用在公共卫生工作中是不可替代的。许多国家对各级政府在公共卫生中的责任都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制, 以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各级政府作用, 并有利于监督和评估。而在我国, 农村的部分行政决策者由于目光不够长远加之受到经济利益驱使, 往往更重视一些可以短期收益的项目, 从而削弱了政府对于公共卫生的重视程度和行政干预力度。政府对于公共卫生建设方面缺乏明确的分工, 特别是对于农村公共卫生的政府职责更是含混不清。因此, 我们的当务之急应该是尽快明确各级地方政府的职责和任务, 以利于各自履行职责。

如今, 超过2亿的流动人口群体成为典型的城市社会边缘群体, 他们的居住条件、医疗保健、子女健康等经常得不到保障, 大多处于极不稳定的就业状态, 生产和生活条件恶劣、劳动条件和工作环境较差、文化素质和健康意识等较为淡薄、生活方式和理念均与城市生活相碰撞。可以说, 当他们已经成为“高危”、“低薪”乃至社会不公平的代名词时, 他们所面临的公共卫生健康问题, 已不仅仅是他们自身的生存发展问题, 也不是单一的个体困境问题, 而是需要整个社会都应面对的课题。

针对流动人口存在的诸多公共卫生健康方面的问题, 有许多人提出建议, 一是针对流动人口的特点, 开展适合流动人口的健康教育, 提高流动人口的自我保健意识。二是结合流动人口的实际需求, 进一步完善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送温馨健康服务到流动人口居住集中的社区、到企业, 大力发展社区卫生服务体系。三是整合卫生资源, 完善流动人口管理公共卫生联络员制度, 形成流动人口卫生服务网络。成立专门的流动人口心理干预队伍和职业病预防服务队伍, 深入企业、家庭为他们解决心理和职业病危害问题。四是多渠道投入, 完善动人口健康服务经费投入的长效机制, 减少流动人口卫生保健服务的经济负担, 政府各职能部门开动脑筋, 通过政府投入、社会捐赠、企业出资等多渠道筹措经费, 在农村公共卫生经费的基础上, 进一步完善流动人口健康服务经费投入的长效机制, 根据流动人口的支付能力和保健服务的要求, 为流动人口设计一些基本的“公共卫生服务包”, 使流动人口享受到经济上可接受的、质量上有保证的公共卫生保健服务, 等等。上述建议固然有其合理而有效的一面, 但是笔者觉得最关键的举措首先应该是政府和社会落实公正、正义、公平在整个卫生服务和医疗保健中的实现。

3 公正、正义、公平的伦理原则及其启示

3.1 公正、正义、公平的伦理原则

古希腊有一句千古铭文:最美的是公正, 最好的是健康。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伦理的规约, 同时也受到经济力量和社会整体经济策略的影响[5]。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2000年人人健康”全球战略目标, 倡导发展初级卫生保健体制是实现战略目标的关键, 以12项全球性指标来量度各会员国达到战略目标的程度, 其中包括政治保证、群众的参与、资源的调拨与使用、卫生保健的可得性、人民的健康状况和社会经济因素。

公平的正义原则是公共卫生领域分配的最基本原则。拥有健康是人的基本权利, 这一点在WHO宪章和中国法律中有明确的规定。每个人都应享有生命保全的权利, 而不计较他的自然状况和社会身份、地位, 这是一种对生命的呵护和关爱, 是“敬畏生命”的表现, 具有浓厚的“医乃人道之学”的道德烙印。

流动人口作为与城市户籍人口具有同等卫生服务保健服务需要的社会成员, 理应获得同样的卫生服务。WHO《组织法》明确规定:“健康是人类的一项基本权利, 各国政府应对其人民的健康负责。”显然, 健康是人类最基本的权利, 所有居民享受卫生保健的机遇是均等的, 不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都应如此。如果没有健康公平, 就没有健康的社会, 这背离了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愿景。

卫生服务可及性是衡量一个国家卫生政策和制度公平性的主要指标之一。而一个国家的卫生公平, 是社会公平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因此, 国家和政府在制定卫生政策时, 必须考虑卫生公平问题。医疗卫生事业不应淡化其公益性。所谓“公益”, 泛指公众的、公共的利益, 或使公众共同受益。所谓医疗事业的公益性, 简单地说, 就是医疗服务工作不以营利为目的, 做到公平和可及, 使最广大人民群众都能获得基本医疗服务。世界卫生组织在《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中规定, 卫生服务追求的目标有三项:①改善人类的卫生健康水平, 降低和减少在卫生保健方面的不公平性;②提高人群对卫生服务合理需求的满意度;③保证在资金、资源分配上的公平性。或者说, 就是保障基本人权的实现, 使每个人都享有生存权和健康权。卫生服务包括两个方面, 即公共卫生服务和为个体健康提供服务。

3.2 流动人口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应基于公平与正义

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是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事业, 其根本宗旨是为人民健康服务,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中国医疗卫生制度改革应坚持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质, 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让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推进卫生事业改革和发展的重点是加快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障制度, 健全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卫生事业改革是一种道德行为, 其最终思想和目标不能违背医学人道主义精神, 不能丧失公益性, 不能违背公平正义的原则。

诚然, 医疗卫生的正义性和一般的正义问题一样好像是难以界定的, 应该说就是对公正问题的研究享有盛誉的罗尔斯也未曾能说清晰, 因此, 医疗卫生的正义性必须要在具体的政策制定与实施中寻求一种最基本的“应该”。而经济生存和社会生存中的伦理悖论和道德难题又要求我们必须在卫生经济改革的政策中研究卫生经济学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比较而凸现出来的自身独特的发展规律和价值伦理要求, 才可能进而建立一种卫生经济——医学伦理的生态机制。正如国内著名生命伦理学家、东南大学孙慕义教授所指出的:卫生医疗秩序是一项公益事业的秩序, 必须尊重全体民众的健康利益需要和现实, 结合国家的经济条件, 制定大家共同遵循的原则和法规, 确保医疗卫生服务的公正性。基于对卫生经济自身运作规律特殊性的研究和把握, 通过对我国医疗卫生领域存在的一系列矛盾因素的揭示与分析, 在《后现代卫生经济伦理学》中, 孙慕义教授先行提出了自己颇有创见的观点和中国卫生经济改革的实践理性原则以达到实现公正的一种动态均衡:“医学的目的发生危机, 过分追求不切实际的高新技术和日益膨胀的卫生开支,

却忽视基本医疗和初级保健”;卫生改革的重点应该放在政府部门;卫生经济改革不能“完全市场化”, 哪怕有一点这样的企图都是危险的, 必须科学确定可以引入市场机制的卫生领域、调节对象和作用范围;公共卫生、疾病控制与防备和初级保健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 是一个民族和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志, 在这里生成着国家和政府的责任意识[6]。这些原则和观点对于目前我国流动人口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理应具有根本的指导作用。

从一定意义上说, “高危低薪式”流动人口的公共卫生问题正表明了社会流动的不合理症结, 隐藏其后的就是制度性排斥。卫生资源的不合理配置, 结果必然造成部分社会成员过度消费有限的卫生资源, 而大量的农村人口特别是外来流动人口得不到基本卫生保健服务, 社会成员在享有医疗保健服务方面出现权利不平等、机会不平等、规则不一样, 权利与义务不统一、差异过大等不公平问题。当前, 城市中人为设立的各种政策壁垒和制度歧视严重阻碍了农民工在社会中的向上流动。尽管从农村流动到城市、从农业流动到城市就业是一种积极的向上的社会流动, 但是由于农民工城市社会地位的获得面临着诸多制度性障碍, 造成他们的社会流动的渠道单一, 最终成为“高危低薪式”流动人口。高危低薪再加之缺乏基本的医疗保障和卫生保健意识, 使得大量流动人口在严重威胁自身健康的同时, 也影响到城市的公共卫生、经济与社会稳定。因此, 如何科学合理地配置有限的公共卫生资源, 实现公平和效率的双重优化, 对于保证人人享有基本公共卫生保健目标的实现,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如何积极有效地消除横亘在社会面前和隐藏于“高危低薪式”流动人口公共卫生问题背后的制度排斥和政策启示, 就是一个与时代的公正和正义相关的课题, 也是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议题。

令人欣慰的是, 我国卫生部部长陈竺在2010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表示, 2010年要把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延伸到流动人口, 使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一样获得妇幼保健、疾病防治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进一步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0》表明:在十二五及未来较长时期, 我国流动人口规模还将保持在2亿以上, 到2050年流动人口规模可达3.5亿人左右[1]。人口流动是我国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将一直存在的客观社会现象, 加强流动人口的公共卫生管理, 构建公正合理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 对提高我国人口素质、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对流动人口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是一项社会工程, 公共卫生问题已经远远超越了地域和部门的限制, 它的建设需要政府、社会、团体和民众的广泛参与共同努力。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 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 对发展城市经济、加快城市建设、改善城市环境、提高城市居民生活水平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 由于流动人口文化程度整体较低, 多集中在高危或低薪行业, 缺乏基本的医疗保障和卫生保健意识, 使得他们在严重威胁自身健康的同时, 也影响到城市的公共卫生、经济与社会稳定。卫生经济伦理尤其重视公正、正义、公平在整个卫生服务和医疗保健中的实现, 强调病人和公众享有医疗、保健、健康权利。因此, 无论是从保护流动人口健康, 促进城市公共卫生安全和和谐社会建设的角度, 还是从卫生经济伦理的视角, 我们都应重视流动人口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

关键词：流动人口,公共卫生,卫生经济伦理

参考文献

[1]《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0》首发我国流动人口已达2.11亿[EB/OL].http://www.chinapop.gov.cn/stjzz/xcjys/xcptj/201006/t20100630-208702.html.

[2]葛延风, 贡森.中国医改问题.根源.出路[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7.

[3]祝绯飞.拱墅区外来流动人口公共卫生服务与需求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医学院, 2009.

[4]顾昕, 高梦滔, 姚洋.诊断与处方——直面中国医疗体制改革[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5]孙慕义.医学伦理学[M].第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