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管理会计理论

2024-06-12

中国管理会计理论(共6篇)

篇1:中国管理会计理论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理论

摘要:民生与发展是中国当今社会最值得探讨的问题,也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是中国实现现代化、追求民富国强的实质内容,同时也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主线,即渗透于一般管理理论并对其具有制约与重要影响的基本理念,亦即构成贯穿于特定理论体系并对主要内容具有关键意义与导向作用的内在逻辑。

关键词: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理论主线;现代化建设;民生;发展

任何一个成熟的理论学科,都有自己学科的理论主线。例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主线是关于剩余价值规律的阐释;国际贸易学的理论主线是关于贸易保护主义与贸易自由主义的分析;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理论主线则是关于对计划与市场及其关系的说明等。研究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主线,从主体看,实际上就是研究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管理思想的主线,即渗透于一般管理理论并对其具有制约与重要影响的基本理念,亦即构成贯穿于特定理论体系并对主要内容具有关键意义与导向作用的内在逻辑。

一、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主线的内涵与体现

管理学是系统研究管理活动的基本规律和一般方法的科学,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产生的,目的是研究现有条件下,如何合理配置组织的人、财、物等因素,以提高生产力水平。现代意义的管理学诞生以来,管理的质量与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并进一步推动了这一年轻学科的勃勃向上。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哈罗德·孔茨通过对1980年前管理学领域的经典主张与重要理论进行分析,归纳出了现代管理学的主要流派,即行为学派、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系统管理学派、经验主义学派、权变理论学派、管理科学学派、组织行为学派、社会技术系统学派、经理角色学派、经营管理学派,等等。

所谓现代管理理论,是继美国管理学家泰勒的规范管理理论之后逐步建立起来的一个学科群,包括宏观方面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管理理论,中观方面的行业、系统、区域等管理理论,微观方面的组织、企业、学校、家庭等管理理论以及专业性的管理理论,例如工商、行政、财政、金融、市场、人力资源、风险危机、资源环境管理及领导科学等内容,企图在不断变化的现代社会面前,构建一个具有自适应力的理论体系。

以往管理学与现代管理理论的共同之处在于都重视计划、组织、协调、指挥和控制的职能,强调效率并追求绩效;不同之处主要在于现代管理理论把组织看成是一个协作的系统,认为管理应当以人为本,强调权变管理是两个或更多可变因素之间的函数关系,更侧重于应用并服务于市场经济发展。以往管理学则认为组织的要素只包括人,忽视物和其他要素,过于强调规范、经验、条文而没有形成系统的人性化的理论体系。

虽然现代管理理论的内容庞大,而且各学说的内容与研究方法不尽相同,但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即组织、管理方式及运行模式,集中于效率与效益的获取。换一个角度考虑,也可以更加抽象地将现代管理学的研究概括为以下方面:

首先是生产力方面,研究如何使组织生产力与组织诸要素的关系相适应,合理配置并充分发挥与利用生产要素的作用,从而将组织的生产要素有效、最大转化为实质性的需求均衡与社会效益;

其次是生产关系方面,研究如何合理设定组织制度,协调组织内部人员之间的关系,以及组织与环境及其他相关者之间关系,促进组织以及组织与外部的和谐,调动与激发组织及其成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再次是上层建筑方面,研究如何使组织行为与法律、政治、经济、道德等组织外部环境相适应,保证组织活动的合法、合理、合情。

可见,现代管理理论的主线实际上是组织内、外各类资源的分配以及各种关系的调节,归根结底就是配置与协调。

然而,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主线不能仅仅局限于现代管理理论的“配置与协调”,而是必须体现与中国的国情基础相联系的必然与特征。既然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是以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管理实践为基础,其理论主线必然是符合中国特色管理实践的逻辑归结,与中国国情相一致,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相一致,与民族复兴相一致,与实现富裕与文明相一致,走向民富国强。那么,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主线就离不开中国人民百多年来对于民富国强的渴望与追求!问题是,中国长期以来面临的一直是相对贫穷与落后,要打破贫穷现状实现民富愿景,就必须切实解决民生问题;要改变落后面貌实现国家强盛,就必须科学解决发展问题。民富是国强之本,民富才可能实现团结稳定,进而增强国家对外的整体实力,达到国强的效果。于是,现代管理理论的主线“配置与协调”具体在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中就可以进一步概括为“民生与发展”了。

民生与发展是中国当今社会最值得探讨,也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同时也是中国实现现代化、追求民富国强的实质内容。民生问题其实就是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主要表现为吃穿住行用、养老就医子女教育等生活方面。发展问题就是促进人与自然、与社会和谐相处的可持续的发展,是实现以人为本的方式与过程。因此,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离不开民生与发展,民生与发展也离不开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引领与指导。

回顾一下旧中国民贫国弱的屈辱和历史先哲的明鉴,有助于问题的认识。清朝末年,由于满清政府的腐化和列强的经济、政治侵凌,内忧外患、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为解决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国家的经济困境,孙中山响亮提出了民生问题,以此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重心和中心。他认为:民生为社会进化的重心,社会进化为历史的重心,归结到历史的重心是民生;民生问题才可以说是社会的源动力;要把历史上的政治和经济种种中心都归之于民生问题,以民生为社会的中心。

如何解决民生问题呢?这就是发展,核心是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配合民生的价值取向,通过质的提升和量的增长相互配合增进下的动态变迁过程,对内提供国民机会使之提高并实现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能力,对外则促进国家永久适存于世界。孙中山民生与发展思想的整体目标是:民族、民权、民生;立国、建国、大同。只有民生,只有发展,只有复兴,只有自强,才能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我国历史条件及国际形势下,只有解决好民生与发展问题,实现民富国强,才是中华民族的唯一生路!

“民生”一词最早出现在《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谓“民生在勤,勤则不匮”。这里的“民”,就是百姓的意思。《辞海》中对于“民生”的解释是“人民的生计”,是一个带有人本思想和人文关怀的词语,语境中显然渗透着一种大众情怀。现代社会民生和民主、民权相互倚重,而民生之本,也由原来的生产、生活上升为生活形态、文化模式、市民精神等既有物质需求也有精神特征的整体样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根本任务是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与环节,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进社会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全面发展,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实现现代化;具体目标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市场化、工业化进程,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逐步缩小国民间差距及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尽快走到世界经济的前列。

以上内容无一不与人民的生活水平与质量及社会生产的现代化、社会化密切相关。前者即为民生问题,后者就是发展问题。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要求本身就是解决民生问题,可见,“民生”蕴含于“发展”之中,而“发展”的道理及其精髓体现在“民生”之中。

民生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以及管理实践与理论的意义在于:第一,民生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基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是要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生活与利益问题,以富民为重点,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国家富强。第二,民生是深入践行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发展必须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注重改善和保障民生,走向文明与富强。第三,民生是体现中国共产党执政宗旨的基本标志。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新时期的奋斗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富民强国。此外,民生还集中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和要求,富裕、健康、公平、正义、法治、和谐、安居乐业、富裕文明历来都是人类最美好的追求和期盼。可见,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与民生密切相关,民生既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出发点与归宿点,同时又是管理活动与管理过程的要求与平台。民生范畴作为现代管理的中国式表达方式,既体现了现代管理活动与行为的本质内容,又彰显了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发展”则是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指变化的趋势与不断扩大的过程。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看,早期“发展”的主流思想是强调资本积累、计划性与工业化的重要性,倡导双元经济并存,注重结构主义分析,主张进口替代实行贸易保护政策;后来关于“发展”的研究出现了若干明显的新趋势,主要是更多地采用了经验分析的`方法,注重实践,关注影响发展的各种因素,进一步强调增长和发展的目标,研究的内容趋于具体化、国别化。

这种趋势,实际上与确定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主线是基本吻合的。管理学的发展则主要是指人的发展,具体为人类个体、群体、整体与自然的和谐,包括生产进步、技术创新、人员结构调整以及规模性扩大、管理制度创新等,从而为社会及其基础形态、组织进步创造与提供有利的物质与文化条件。中国现代管理理论认为:发展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是各方面事业有机统一、社会成员团结包容的和谐发展;是既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谋求自身发展维护世界稳定的和平发展。可见,科学发展的内涵与外延不仅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实现形式,而且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路径与手段。

发展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以及管理实践与理论的意义在于:

第一,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集中体现,是中国人民长期以来的本质追求;

第二,发展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过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

第三,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思想,是我国经济社会进步的重要指导方针,是统领国家各项工作的总方针。

总之,发展不但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现代管理活动、过程与理论的实质性内容与手段。没有发展,管理就失去了意义;同样,没有管理,发展就是盲目与混乱的。

综上,现代化建设的目的与归宿是民生,方式与过程是发展;民生与发展是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关节点与关键词,故而也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必不可少的理论主线。只有解决好人民群众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才能实现发展,达成民富国强。这也正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目的。

二、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主线研究的必要性

客观地看,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主线与中华民族近现代所追求的民富国强的伟大目标应该是一致的。要强调的是,不仅民富是国强之本,而且民是国的组成部分,肯定人、重视人,求发展、重民生是现代管理理论所认同的普适理念。为了实现民富国强的伟大振兴,使得中国的国际地位得以提升,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学科建设就必须立足国情,放眼未来,客观、科学概括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理论主线。

(一)理论主线在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中的地位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是辛亥革命以来在中国国情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继承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与总结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经验,学习并借鉴西方现代管理的经验与理论,以追求和实现现代化为主题的现代管理理论体系。由于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以也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的管理理论,因此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现代化,西方管理理论中国化,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管理实践理论化及管理经验系统化是必然的。研究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并根据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与现代化建设的时代性而有所创新,是我国管理理论工作者的历史责任。

探讨中国现代化管理理论的主线问题,从实践与主体看,侧重于新中国成立以后。这是因为,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国民经济虽然有了巨大发展,但是总的来说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与社会现代化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主要矛盾仍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不能不围绕着如何从理论上说明这一矛盾的理论路径、模式、程序、方法等诸方面展开,所涉及的一系列方面与问题必然是研究这一主要矛盾的理论延伸或深化。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主线正是为了阐释实现民富国强这一民族夙愿而进行的,其意义与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

首先,准确概括学科的理论主线有利于加深对该学科的认知。对于学科的理论主线概括得准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对该学科内容的研究到位、深刻、科学与否。对于综合性较强的学科,准确概括其理论主线尤为重要。

其次,正确把握学科的理论主线有利于明确该学科的研究方向。各学科的理论主线在学科研究过程中无处不在,认识并把握这个大前提,对于推进学科研究以及逻辑结构,内容梳理才会更加客观、严密、公允,重点与要点才会更加突出。

再次,明确规范学科的理论主线有利于掌控该学科的全面性。任何学科的研究都必须避免主观性、片面性与僵化性。这些情况的出现,不能说与学科理论主线的归纳不明确、不规范无关。一般而言,学科的理论主线贯穿该学科的全内容、全过程。全面认识学科知识,深刻把握学科过程,重要方法是认识并抓住理论主线与重点,只有提纲挈领,才能纲举目张。

(二)民生与发展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的关键内容

民生问题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收入、教育、医疗、社保、住房问题,还包括反腐倡廉、政治文明、社会稳定、文化建设及环境污染等问题。当然,收入是保障民生最主要的物质手段,但只是整个民生问题中的浅层或表层问题。从根本上解决民生问题,眼光不能仅仅盯在收入分配上,要统筹兼顾,全面解决,包括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及住有所居等基本民生问题。所有这些问题,无不与现代管理理论密切相关。

发展是人类社会追求和满足自身利益的基本活动与过程,科学的发展观就是要从整体上把握发展的系统机理、构成及其内在联系,解决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问题,从而推进全面、协调、健康、稳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意义就在于要增强管理的科学化、现代化,合理配置,统筹兼顾,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切实解决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具体问题,使中国迅速摆脱贫穷和落后状况,实现民富国强。

(三)民生与发展对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意义

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学科建设考虑,一方面,富民强国的出发点与归宿点已经明确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主线的客观性;另一方面,只有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才能真正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只有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健康、稳定发展,才能实现国家的和谐和稳定,从而体现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主线的必要性。民生与发展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必要内容,在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中起着衔接和支撑作用,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的基础。

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任务及目标考虑,其基本任务是总结规律、提高效率、促进发展、服务社会。为达到“总结规律”的学科目标,就必须以市场经济为平台解决好民生需求和科学发展问题,切实强化该理论的基础性研究。与此同时,民生问题既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也是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前提;发展问题是改善民生的同时需要快速反应的必然要求,必须与民生同步,是贯穿于整个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核心内容。

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基本内容考虑,民生与发展及其相互关系问题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继续探索并深化认识;构建适合中国实际的、把民生和发展有机结合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体制,不仅是建设现代化的需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民生与发展具有内在的统一性,相互制约与促进,贯穿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始终。

三、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主线研究的意义

民生与发展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的基本问题。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学科建设,首先是在关注民生与发展问题的同时推动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

首先,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学科建设的基本内容主要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对象、任务、方法和研究特征;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基本逻辑与构架;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国情基础与理论创新;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分期与发展阶段;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基本内容与重要原则;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核心范畴与理论主线;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时代特征与学科特征;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代表人物与重要里程碑,等等。这些内容无一不与民生与发展问题相关联。在中国,离开了民生与发展,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学科建设就难以阐释清楚。

其次,应当明确,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研究内容其实也是民生与发展问题的不同理论形态或阐释方式,只不过是角度、层面、重点、表述有所不同罢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对于民生与发展问题的研究不是在一般的普通背景下进行的,而是在特定的社会整体条件下进行的,综合了新中国发展的多重矛盾,在整体考察上具有密切相关性,在具体问题上具有层次渐进性,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研究置放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基础之上,才能确立学科地位,打通学科命脉。

理论主线是学科建设的命脉,是理论研究的基轴与核心。抓住并突出理论主线,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才会得到实质性与快速性的发展。

(一)概括这一“理论主线”是推进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

民生与发展既是中国现代管理活动与过程中的重点与关键,又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客观存在,概括这一理论主线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基本任务。保障民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要以改善民生作为基础。民生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中不可缺少的元素,发展亦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的必然要求,二者是与中国国情相一致,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相一致,与民族复兴相一致,同时也与中国的科学发展观相一致,是从中国式的现代管理中总结出来的重要基本理念。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必当概括并总结这一全新理念,使之上升为理论形态。

(二)认识这一“理论主线”,有助于把握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的基本内容

认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主线,有助于系统地理解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基本内容与精神,认识其理论内容是民生与发展的不同理论形态;有助于把握现实管理实践中丰富的民生与发展的内容和创新理念,从而揭示我国现代管理理论发展的客观规律,体现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中的先进思想和主旨精神;有助于客观把握学科命脉,持续推进学科建设,从而避免在学科研究过程中出现迷失与彷徨。

(三)认识这一“理论主线”,有助于总结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的主要特点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作为一门正在创建中的崭新学科,其研究既包括对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历史考察,科学获取有利于中国特色现代管理理论发展的相关内容,也包括探索尚未被研究而又必然涉及到的知识内容,进行有效整合和科学吸收,还包括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客观地规范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框架、范畴及体系。如此等等的一系列内容特征、研究特征、学科特征都与理论主线的研究分不开,并依赖于理论主线研究的深化与升华。

(四)认识这一“理论主线”,有助于实现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的理论创新

认识并抓住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主线,研究总结现代管理理论中国化的经验教训,系统化中国现代管理活动的经验,有助于推动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与创新,不断推进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进步、创新、完善。创建新学科的目的就在于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理论支持,为明确发展方向作出理论指导。因此,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在其研究的过程中应当不断激发理论的“火花”,从而减少或避免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盲目性、曲折性、风险性,增强针对性、自觉性、科学性。

参考文献:

[1]王毅武.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逻辑要求[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6).

[2]王毅武.现代管理学教程(第二版)[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篇2:中国管理会计理论

一、中国会计国际化的现状和进程

(一)中国会计国际化的现状

会计国际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会计准则国际化。目前,世界各主要证券交易所已拥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上市公司,由于会计准则的差异引发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德国奔驰公司到美国上市时,按照德国的会计准则,奔驰公司是盈利的,但按照美国的会计准则,它就变成了亏损公司。为此,美国、日本、欧洲以及东南亚各国,都在认真考虑会计准则国际化的问题。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的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相比,还存在着较大差距。这些差距首先表现在会计准则的数量上。目前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已制定了41项具体会计准则,国际会计准则已经比较完备。美国的会计准则也已制定了一百多项。而我国目前只有十几项具体会计准则。相比之下,我们还有很多方面需要完善。其次表现在会计准则的功能上。作为一种商业语言,会计准则的功能应该是让投资者通过阅读企业的财务报告,明白企业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效果。但我国由于证券市场不够发达,上市公司的面比较窄,以致会计准则的实施受到了限制,如企业合并、金融工具、坏账准备等都有一些特定的标准和运用范围。客观地讲,我国在会计准则的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步,自1992年以来,已陆续修订颁布了《企业会计制度》、《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以及十多项具体会计准则,所规定的会计政策和会计确认、计量标准,与国际会计准则中的核心准则所规定的已基本相同。如国际会计准则要求期末存货按照可变现净值孰低计价,我国《企业会计制度》也要求企业期末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价。可以说,《企业会计制度》所规定的会计核算与国际会计准则基本一致,它为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实现会计的国际接轨奠定了基础。我国还将根据经济发展的实践出台企业外币折算、企业合并等新的准则,这些都将逐步缩小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差距。

(二)中国会计准则国际化的进程

中国会计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像我国的其他事物一样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过去的里,会计制度改革和会计准则建设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其间制定了“两则”、“两制”。在这之前的xx年突变是中国的会计制度改革和会计准则建设的理论探讨和局部发展阶段。其中表现为,适应外商投资的需要,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十几年的时间里对会计制度进行了局部的改革,同时开展了会计准则的基础研究,步步推进会计准则建设。这十多年可以理解为会计制度局部改革和会计准则的启动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从1992年到,这5年可以理解为中国会计制度的转换阶段。这里所说的转换是从由计划经济阶段的会计模式转向市场经济的会计模式。其最根本的是确立了资产、负债及所有者权益等会计要素,这些要素是计划经济所没有的,而是市场经济所特有的。从1992年发布“两则”、“两制”,到1993年开始实行“两则”、“两制”,再到新的会计模式深入人心、发挥作用,前后经历了5年,我们可以把这5年称为转换时期。

第三个阶段是从19开始实施第一项具体会计准则发展到现在及以后的xx年时间,这是中国会计准则体系的建设发展阶段。从1993年到,我们起草了三十余个具体会计准则征求意见稿和草案,当时之所以没有全部正式颁布实施,原因是会计改革不能割断与经济环境的关系,外部市场环境还没有这么大的需求,考虑到现实的社会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环境还不适合支撑会计准则这样一个体系,所以直到1997年才根据当时的市场需求发布了第一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自那时以来,会计准则陆续发布,到现在已有了十几项具体准则。再用xx年的时间,我们大体上可以建立会计准则体系。其主要考虑是,到20xx年,我们要兑现wto协议中的所有承诺,会计准则的建设应当适应加入wto的要求,改革开放进程不能有所延误。目前,我们正在实施第二期的计划,争取再发布三十余个会计准则,初步建立中国的会计准则体系。当然,这个体系仍然需要不断完善。随着经济发展对会计的需求日益更新和增加,会计准则的制定不会结束,就像我们在发达国家会计准则建设过程中所见到的那样,会计准则也要与时俱进。

从上述回顾可以看出,中国会计准则建设的三个阶段是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的进程相吻合的。我国会计准则建设的历程也再一次证明了会计工作与经济发展、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乃至整个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与我们国家在加入wto以后各个方面与国际接轨的趋势也是相吻合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会计准则也将越来越完善。

二、对加速我国会计国际化的发展建设

(一)会计教育国际化

要加快中国会计制度改革和会计国际化的进程,建立一支高素质的会计队伍十分重要,而这必须仰仗于会计教育的改革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为此,笔者就我国会计教育的改革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会计教育的国际化导向。要求会计教材、教育组织形式等应当面向国际化。在过去的20年中,一些高校已经在这方面有了很好的尝试,已经开始采用英文教材进行教学等,这一工作应当继续加强。随着会计国际化进程的加快,我们应当把国际会计准则当成教学和研究的重要参考蓝本。当然会计教学的国际化,并不是简单地重述会计准则条文,而应当主要分析国际会计准则背后所包含的原理和理念,这些原理和理念应当成为今天会计学教学的.基础和重要内容,而不应当局限于特定条文的含义。比如说,我们已经发布了十几个会计准则,仅准则概念的内涵就可以讲不少内容,但这种纯理论的讲述不易理解,应当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解释这些准则背后隐含的基本理念。即在现代财务报告的重点已由利润表转向资产负债表,资产负债表已经成为第一报表。而资产负债表至上,实际上是资产至上,也就是未来至上。因为资产反映的是企业控制的未来的经济利益,负债是企业未来要流出的经济利益,所以当期资产负债表实际上反映了企业未来的经济走向,它为会计信息的使用者预测企业的未来提供了依据。会计信息的使用者通过当期资产负债表既能了解企业当前的经营情况,又能分析预测企业的未来趋势。

第二,会计教育的导向。改组后的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面临着一个重大选择,即如何坚持以前一直认定的原则,避免一些国家如美国越来越体现出的规则导向。美国认为国际会计准则太原则化,不太好操作,不便执行。而美国会计准则规范得比较细,对会计估计和会计判断提出了不少数量标准和判断标准。比如企业合并是采用购买法还是权益结合法用了14条标准加以判断,美国会计准则从实质上看,多年来施行的是一种规则导向的会计准则(近年有所变化)。在中国尽管没有人提出类似的命题,但在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存在的,不少会计理论上的争论实质上都与这个命题有关。但不管争论如何,在我国的会计准则中已越来越多地体现了原则性的规定。基于国际会计准则的基本导向以及我国会计教育存在的主要矛盾,我们在会计学教育中更加需要原则导向。真正体现出原则导向的教育,才能培养出理论基础扎实、有分析判断能力、能够适应变化的会计环境的人才。

第三,会计教育中的案例导向。当前我国会计队伍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便是职业判断问题。为此,我们在提倡会计教育的原则导向的同时,应当加强案例教育,以提高会计人员发现问题、分析判断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四,加强簿记教育。突出簿记教育是我国会计教育的特点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会计人员的簿记知识和技能就十分过硬了。其实,会计实务中很多人还过多地依赖着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所提供的会计分录举例来理解会计政策、运用会计分录。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迫切需要总结我国簿记教育的经验和问题,使簿记理论系统化、条理化,更加生动,更加好用,以此指导簿记教育,促使我国的簿记教育上一个新台阶,为我国会计的国际化奠定坚实的簿记基础。

第五,处理好学历教育与继续教育的关系。对于会计教育中的学历教育和继续教育要避免陷入一种误区。因为我国会计所讲的继续教育与发达国家所讲的继续教育有很大的不同,我国现有的主体会计人员包括注册会计师在很长一段时间接受的是计划经济的会计模式教育,对于市场经济会计理论和方法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培训,对新会计制度和具体准则感受不深,掌握不够牢固,从而对我们全面贯彻实施新会计制度和具体准则带来了困难。所以在会计继续教育方面,我们不应当仅仅满足于对新会计准则的宣讲,应当同时补充以现代会计理念和知识的教育,补上市场经济会计这一课。

(二)推进会计准则的国际化

当前要加快推进会计准则的国际化,特别要服从财务报告的基本目标,重视投资人和债权人的信息需要;摆正会计准则和传统会计制度的关系,避免准则与制度关系的混乱;同时还应加快准则的制定速度,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拓展准则的深度与广度,提高其可操作性;争取财务信息主要相关者积极参与准则的制定,调动全社会力量,广泛开展准则的制订、培训、宣传、研究工作,使准则尽快深入人心。

(三)完善公司治理机制

完善公司治理机制,规范上市公司的财务行为,就是要进一步增强公司管理层及时、充分、如实披露财务信息的意识,促使管理层在真正提高公司质量上下功夫,而不是依赖非常交易及不公允的关联交易等操纵利润。与此同时,政府还应赋予证监会更多的监管权力,如有权确定审计上市公司的会计师事务所的资格,有权对违法违规的上市公司、会计师事务所予以处罚等等,以更好地规范上市公司的财务行为。

(四)全面提高注册会计师的素质

全面提高注册会计师的业务素质和执行水平,推动国内会计师事务所与国际著名会计师事务所的联合。要努力提高国内注册会计师的专业技术与职业道德水平,提高其独立、客观、公正执业的自觉性,使其尽快向国际水准靠拢。在加强注册会计师专业技术、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等方面素质培养的同时,进一步开放国内会计服务市场,鼓励国际知名会计公司与国内会计师事务所开展各式各样、广泛的项目合作,逐渐造就一批具有品牌效应的国内会计师事务所。

(五)充分考虑中国的国情和特色

篇3:管理理论为何没有出现在中国?

一般认为, 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 美国人泰罗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走向成熟并普遍推广, 使管理理论研究走上了科学轨道, 成为管理学产生的标志。

中国具有5000年的悠久历史和丰富多采的传统文化,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精华部分, 在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里记载着中国无数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有关国家管理、军事管理、经济管理、文化管理、法律管理等方面的学说和主张。中国的管理思想惠及四海, 沿用至今。

中国管理思想可谓博大精深, 但为什么没有上升到理论层面, 管理理论最早出现在西方, 这是为什么呢?

管理理论是与人类生产发展、科技进步、文化繁荣同步前进的, 其产生是环境作用的结果, 因此, 我们可以从以下环境因素进行对比分析。

一、从自然生存环境来看

人类的管理思想起源于“监督劳动和指挥劳动”, 自然生存环境是生产劳动、从而也是管理活动的一个前提条件。

中国的土地和其他地方的大河领域相比并不是最肥沃的, 但是地形西高东低, 太平洋季风带来的雨水集中在光热条件好的3—10月, 使得中国的土地在适合的工具和技术条件下能够种植可以供养人口数量较多的高产粮食作物, 由于天时地利, 人们长期从事单一的种植型农业生产活动和牧业活动, 局限于“安居乐业”, 很容易形成“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农经济模式和“小富即满、小成即安”的小农思想意识, 带来管理上的封闭和僵化。

而作为西方管理思想源头的古希腊, 其地理环境与中国则大不一样。它有漫长的海岸线, 内陆交通却极不方便, 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 因而只能向外拓展以求发展, 因此商业和航海业发达较早。这种海洋民族的管理模式具有鲜明的外向特征:以地中海为走廊, 几个文明古国之间发生过规模巨大的文化融合。希腊的很多思想家的足迹甚至遍及亚洲、非洲的许多国家。在西方的古圣先贤中亚里士多德甚至较早地开始了他的管理哲学研究。西方在中世纪是基督教的黄金时代, 基督教文化中, 也融入了不少西方的和东方的管理观念。西方近代各国管理哲学家、思想家们更是通过亲自考察, 广泛接触到西欧、北美各国的管理实践和管理思想。管理经验和管理思想的相互交流, 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其上升成为一个浑然一体的系统。

二、从文化环境来看

文化是管理理论产生的温床。

重商主义是资本主义形成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它把货币看成是财富的唯一形态, 把货币的多寡作为衡量国家富裕程度的标准, 这引起了社会观念的重大变化。事实上, 这种变化是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开始的, 人本主义和新教伦理打破了旧封建思想的禁锢, 冲破了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的禁锢, 人们彻底放弃了中世纪的道德观念, 普遍地从文艺复兴前的非理性的、禁锢的天国与神本位的状态, 转到理性的、世俗的现世与人本位的状态上来, 人们用商人的观点来研究一切事物和社会生活的一切现象, 关心世俗利益, 追求利润和财富, 在市场竞争中的成败成为检验人的能力和道德的唯一标准, 现代商业道德逐步建立起来。人们狂热地追求利润和金钱, 对经济领域的研究有了充足的动力, 各种管理思想层出不穷, 为管理理论在西方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且, 在这种社会文化氛围的影响下, 管理思想受到大众的崇拜, 新的管理思想的出现在众多学者的奋力研究中有了发展壮大的肥沃土壤, 而民众对它的崇信更让它能及时传播。在管理思想积淀到一定程度时候, 管理理论就不可避免地诞生于西方。

而中国却没有这样的文化基础。

中国古代, 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 管理思想随着百家争鸣而丰富多彩。例如《初税亩》、《相地而衰征》、法家的法治思想等管理思想的代表, 还有李悝、吴起、商鞅等古代管理思想的代表人物。但是, 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 焚书坑儒, 独尊法家, 扼杀了文化自由发展的空间, 管理思想成为政治的牺牲品。在秦律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和愚民政策的影响下, 荀子、墨子等其他学派的重要的管理思想受到了秦朝政府的限制, 这使得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不能正常发展, 难成体系, 不成理论。

汉朝后, 政府当局为了维护统治而独尊儒术, 尊崇礼教。虽然周礼有一定的管理原理, 但是在后世统治者的手中却变成了禁锢人们创新思想的工具, 其他管理思想的诞生和发展的空间被扼杀。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 士农工商的社会地位排序极大地打击人们从商和进行商业管理理论研究的热情, 知识分子一心只为诗书之中出仕, 极度轻视与商业沾边的管理思想, 缺乏学术研究的动力。唐朝早期的科举考试, 分别针对不同能力的人才, 考以不同的科目, 但考试的氛围就很快缩小到以“进士”科为主, 随后科举制度在宋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 考试的内容被限定在四书五经为最基本读物的儒家学说范围内, 这使得无数知识分子将时间和精力集中于儒家经典的背诵、记忆和掌握文字表述的能力上, 无暇顾及其他学科的学习和探索。到了明清时期, 中国实行八股和文字狱, 更是极大地压制了人们的思想和创新意识。

此外, 佛道等宗教长期以来是统治者的统治工具, 佛家的转世轮回、六根清净等思想长期以来麻痹和束缚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 使他们和农民、手工业者一起安于现状, 缺乏改变生活的意愿, 使得作为改变生活重要工具的管理理论失去产生和发展的原动力。

三、从经济环境来看

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对管理科学化进程的需求。

在西方, 18世纪产业革命以前, 管理思想处于一种萌芽状态, 仅仅以观念的形式存在于人类的管理实践中。18世纪中叶以后的产业革命, 把管理实践和管理思想推到了一个历史的新阶段。由于蒸汽动力技术的发明和广泛使用, 以手工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工场向采用机器的资本主义工厂制度过渡。起初企业规模小, 资本家完全可以自己料理。但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和工厂规模的扩大, 分工协作、成本核算、提高效率等问题亟待解决, 组织运作所要求的连续性、规范性、精确性使管理难度空前增大, 大量工厂的经营不善和破产倒闭使传统的经验管理遇到了挑战, 一些经济学家在著作中越来越多地涉及管理, 很多企业家也潜心与总结管理经验研究管理问题。从此, 生产计划、技术和劳动分工、设备的合理使用、劳资关系等成为管理者的研究专题, 管理思想从经验直觉进入了较系统的研究这些思想和观点, 为后来管理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产业革命工厂工业的形成, 随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与劳动纠纷问题的产生, 在20世纪初期孕育出了最初的管理理论。

在西方资本主义突飞猛进发展的同时, 中国封建社会处于顶峰后的衰落期,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仍然处于封建经济的中心, 虽然商品经济在明清有了一定的发展, 区域间长途贩运发达, 商品种类多, 农业商品化程度高。但是手工业一直没有突破到手工工场阶段。由于生产经营分散, 没有组织生产的必要性。同时由于阶级局限性, 地主官僚阶级把积累的财富用来买房置地、享受生活而不是再生产。

进入近代后, 中国社会动荡不安, 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相互勾结剥削压迫, 导致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缓慢, 管理思想的发展缺乏稳定有利的社会环境和企业环境。尽管开始于19世纪六十年代的有地主阶级发起兴办的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进程, 但这些洋务企业推行官僚衙门式的管理模式弊端重重, 无法大规模推行先进合理的管理模式, 管理思想也无法武装到这些企业的管理层身上, 更别提上升到管理理论层面了。

四、从科技环境来看

科技进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同时科学研究的思维、方法为管理理论和管理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中国古代科技成就领先于西方, 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科学技术是中国人的骄傲。但是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成就对中国社会历史的进程并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火药主要用来做鞭炮, 以作婚丧嫁娶、节日庆典之用;指南针被风水先生用来选择阴阳宅地基;印刷术则更多被用来传播迷信品。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长期处于稳定的状态, 生产力水平在低层次徘徊, 缺乏生产大发展的强大推动力, 对科学技术的要求不强烈。另一方面, 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和方法上有一定的缺陷。中国古代科技直观经验主义浓厚, 注重对现象的观察和描述而极少进行科学理论的探讨, 未能建立起科学的理论体系。那些爱搞发明创造的人被称做是奇技淫巧, 并被归类到地位低下的工匠行列中去, 缺乏系统分析和实证的精神。造成理论、实践、技术彼此脱节。因此, 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远远落后于西方, 这也成为举世闻名的“李约瑟难题”。

而在西方, 文艺复兴以后, 科学主义的价值观逐渐成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流文化, 科学主义包括逻辑主义、分解思维、规范形式、精确原则和实验原则被广泛地应用到组织管理问题中, 在管理中崇尚理性, 强调实验分析与定量公式来研究管理问题。泰勒试图通过科学实验方法寻求优良的管理方法, 把管理提高到科学层次, 从而提出了科学管理理论;法约尔的组织管理理论和韦伯的行政组织理论则是通过对组织管理普遍性原理的追求, 把管理提高到理性层次;而梅奥的行为科学理论也是以实验方式研究人类管理行为的。在这种理性管理模式中, 人被假设为“经济人”, 管理过程中重视决策、计划、组织、控制等职能, 目标是提高效率与效益。这种高度工具性与效率导向的管理方式在当时使管理者摆脱了单纯依靠经验的局限, 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摘要:中国管理思想博大精深, 但管理理论却最早出现在西方。文章从自然环境、文化、经济、科技等多方面进行了原因分析, 这对我们有的放矢地学习、借鉴西方的管理理论和方法有着指导作用。

关键词:自然环境,文化差异,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乔东, 李海燕.中西管理哲学比较研究及其意义[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 6.

[2]林毅夫.李约瑟之谜、韦伯疑问和中国的衰落[J].北京大学学报.2007, (4) .

篇4: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理论主线

摘要:民生与发展是中国当今社会最值得探讨的问题,也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是中国实现现代化、追求民富国强的实质内容,同时也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主线,即渗透于一般管理理论并对其具有制约与重要影响的基本理念,亦即构成贯穿于特定理论体系并对主要内容具有关键意义与导向作用的内在逻辑。

关键词: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理论主线;现代化建设;民生;发展

中图分类号:F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4)01-0037-04

任何一个成熟的理论学科,都有自己学科的理论主线。例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主线是关于剩余价值规律的阐释;国际贸易学的理论主线是关于贸易保护主义与贸易自由主义的分析;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理论主线则是关于对计划与市场及其关系的说明等。研究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主线,从主体看,实际上就是研究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管理思想的主线,即渗透于一般管理理论并对其具有制约与重要影响的基本理念,亦即构成贯穿于特定理论体系并对主要内容具有关键意义与导向作用的内在逻辑。

一、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主线的内涵与体现

管理学是系统研究管理活动的基本规律和一般方法的科学,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产生的,目的是研究现有条件下,如何合理配置组织的人、财、物等因素,以提高生产力水平。现代意义的管理学诞生以来,管理的质量与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并进一步推动了这一年轻学科的勃勃向上。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哈罗德·孔茨通过对1980年前管理学领域的经典主张与重要理论进行分析,归纳出了现代管理学的主要流派,即行为学派、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系统管理学派、经验主义学派、权变理论学派、管理科学学派、组织行为学派、社会技术系统学派、经理角色学派、经营管理学派,等等。所谓现代管理理论,是继美国管理学家泰勒的规范管理理论之后逐步建立起来的一个学科群,包括宏观方面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管理理论,中观方面的行业、系统、区域等管理理论,微观方面的组织、企业、学校、家庭等管理理论以及专业性的管理理论,例如工商、行政、财政、金融、市场、人力资源、风险危机、资源环境管理及领导科学等内容,企图在不断变化的现代社会面前,构建一个具有自适应力的理论体系。以往管理学与现代管理理论的共同之处在于都重视计划、组织、协调、指挥和控制的职能,强调效率并追求绩效;不同之处主要在于现代管理理论把组织看成是一个协作的系统,认为管理应当以人为本,强调权变管理是两个或更多可变因素之间的函数关系,更侧重于应用并服务于市场经济发展。以往管理学则认为组织的要素只包括人,忽视物和其他要素,过于强调规范、经验、条文而没有形成系统的人性化的理论体系。

虽然现代管理理论的内容庞大,而且各学说的内容与研究方法不尽相同,但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即组织、管理方式及运行模式,集中于效率与效益的获取。换一个角度考虑,也可以更加抽象地将现代管理学的研究概括为以下方面:首先是生产力方面,研究如何使组织生产力与组织诸要素的关系相适应,合理配置并充分发挥与利用生产要素的作用,从而将组织的生产要素有效、最大转化为实质性的需求均衡与社会效益;其次是生产关系方面,研究如何合理设定组织制度,协调组织内部人员之间的关系,以及组织与环境及其他相关者之间关系,促进组织以及组织与外部的和谐,调动与激发组织及其成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再次是上层建筑方面,研究如何使组织行为与法律、政治、经济、道德等组织外部环境相适应,保证组织活动的合法、合理、合情。可见,现代管理理论的主线实际上是组织内、外各类资源的分配以及各种关系的调节,归根结底就是配置与协调。

然而,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主线不能仅仅局限于现代管理理论的“配置与协调”,而是必须体现与中国的国情基础相联系的必然与特征。既然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是以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管理实践为基础,其理论主线必然是符合中国特色管理实践的逻辑归结,与中国国情相一致,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相一致,与民族复兴相一致,与实现富裕与文明相一致,走向民富国强。那么,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主线就离不开中国人民百多年来对于民富国强的渴望与追求!问题是,中国长期以来面临的一直是相对贫穷与落后,要打破贫穷现状实现民富愿景,就必须切实解决民生问题;要改变落后面貌实现国家强盛,就必须科学解决发展问题。民富是国强之本,民富才可能实现团结稳定,进而增强国家对外的整体实力,达到国强的效果。于是,现代管理理论的主线“配置与协调”具体在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中就可以进一步概括为“民生与发展”了。

民生与发展是中国当今社会最值得探讨,也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同时也是中国实现现代化、追求民富国强的实质内容。民生问题其实就是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主要表现为吃穿住行用、养老就医子女教育等生活方面。发展问题就是促进人与自然、与社会和谐相处的可持续的发展,是实现以人为本的方式与过程。因此,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离不开民生与发展,民生与发展也离不开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引领与指导。

回顾一下旧中国民贫国弱的屈辱和历史先哲的明鉴,有助于问题的认识。清朝末年,由于满清政府的腐败和列强的经济、政治侵凌,内忧外患、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为解决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国家的经济困境,孙中山响亮提出了民生问题,以此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重心和中心。他认为:民生为社会进化的重心,社会进化为历史的重心,归结到历史的重心是民生;民生问题才可以说是社会的源动力;要把历史上的政治和经济种种中心都归之于民生问题,以民生为社会的中心。如何解决民生问题呢?这就是发展,核心是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配合民生的价值取向,通过质的提升和量的增长相互配合增进下的动态变迁过程,对内提供国民机会使之提高并实现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能力,对外则促进国家永久适存于世界。孙中山民生与发展思想的整体目标是:民族、民权、民生;立国、建国、大同。只有民生,只有发展,只有复兴,只有自强,才能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我国历史条件及国际形势下,只有解决好民生与发展问题,实现民富国强,才是中华民族的唯一生路!endprint

“民生”一词最早出现在《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谓“民生在勤,勤则不匮”。这里的“民”,就是百姓的意思。《辞海》中对于“民生”的解释是“人民的生计”,是一个带有人本思想和人文关怀的词语,语境中显然渗透着一种大众情怀。现代社会民生和民主、民权相互倚重,而民生之本,也由原来的生产、生活上升为生活形态、文化模式、市民精神等既有物质需求也有精神特征的整体样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根本任务是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与环节,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进社会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全面发展,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实现现代化;具体目标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市场化、工业化进程,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逐步缩小国民间差距及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尽快走到世界经济的前列。以上内容无一不与人民的生活水平与质量及社会生产的现代化、社会化密切相关。前者即为民生问题,后者就是发展问题。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要求本身就是解决民生问题,可见,“民生”蕴含于“发展”之中,而“发展”的道理及其精髓体现在“民生”之中。

民生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以及管理实践与理论的意义在于:第一,民生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基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是要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生活与利益问题,以富民为重点,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国家富强。第二,民生是深入践行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发展必须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注重改善和保障民生,走向文明与富强。第三,民生是体现中国共产党执政宗旨的基本标志。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新时期的奋斗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富民强国。此外,民生还集中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和要求,富裕、健康、公平、正义、法治、和谐、安居乐业、富裕文明历来都是人类最美好的追求和期盼。可见,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与民生密切相关,民生既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出发点与归宿点,同时又是管理活动与管理过程的要求与平台。民生范畴作为现代管理的中国式表达方式,既体现了现代管理活动与行为的本质内容,又彰显了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发展”则是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指变化的趋势与不断扩大的过程。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看,早期“发展”的主流思想是强调资本积累、计划性与工业化的重要性,倡导双元经济并存,注重结构主义分析,主张进口替代实行贸易保护政策;后来关于“发展”的研究出现了若干明显的新趋势,主要是更多地采用了经验分析的方法,注重实践,关注影响发展的各种因素,进一步强调增长和发展的目标,研究的内容趋于具体化、国别化。这种趋势,实际上与确定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主线是基本吻合的。管理学的发展则主要是指人的发展,具体为人类个体、群体、整体与自然的和谐,包括生产进步、技术创新、人员结构调整以及规模性扩大、管理制度创新等,从而为社会及其基础形态、组织进步创造与提供有利的物质与文化条件。中国现代管理理论认为:发展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是各方面事业有机统一、社会成员团结包容的和谐发展;是既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谋求自身发展维护世界稳定的和平发展。可见,科学发展的内涵与外延不仅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实现形式,而且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路径与手段。

发展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以及管理实践与理论的意义在于:第一,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集中体现,是中国人民长期以来的本质追求;第二,发展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过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第三,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思想,是我国经济社会进步的重要指导方针,是统领国家各项工作的总方针。总之,发展不但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现代管理活动、过程与理论的实质性内容与手段。没有发展,管理就失去了意义;同样,没有管理,发展就是盲目与混乱的。

综上,现代化建设的目的与归宿是民生,方式与过程是发展;民生与发展是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关节点与关键词,故而也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必不可少的理论主线。只有解决好人民群众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才能实现发展,达成民富国强。这也正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目的。

二、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主线研究的必要性

客观地看,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主线与中华民族近现代所追求的民富国强的伟大目标应该是一致的。要强调的是,不仅民富是国强之本,而且民是国的组成部分,肯定人、重视人,求发展、重民生是现代管理理论所认同的普适理念。为了实现民富国强的伟大振兴,使得中国的国际地位得以提升,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学科建设就必须立足国情,放眼未来,客观、科学概括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理论主线。

(一)理论主线在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中的地位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是辛亥革命以来在中国国情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继承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与总结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经验,学习并借鉴西方现代管理的经验与理论,以追求和实现现代化为主题的现代管理理论体系。由于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以也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的管理理论,因此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现代化,西方管理理论中国化,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管理实践理论化及管理经验系统化是必然的。研究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并根据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与现代化建设的时代性而有所创新,是我国管理理论工作者的历史责任。

探讨中国现代化管理理论的主线问题,从实践与主体看,侧重于新中国成立以后。这是因为,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国民经济虽然有了巨大发展,但是总的来说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与社会现代化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主要矛盾仍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不能不围绕着如何从理论上说明这一矛盾的理论路径、模式、程序、方法等诸方面展开,所涉及的一系列方面与问题必然是研究这一主要矛盾的理论延伸或深化。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主线正是为了阐释实现民富国强这一民族夙愿而进行的,其意义与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endprint

首先,准确概括学科的理论主线有利于加深对该学科的认知。对于学科的理论主线概括得准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对该学科内容的研究到位、深刻、科学与否。对于综合性较强的学科,准确概括其理论主线尤为重要。

其次,正确把握学科的理论主线有利于明确该学科的研究方向。各学科的理论主线在学科研究过程中无处不在,认识并把握这个大前提,对于推进学科研究以及逻辑结构,内容梳理才会更加客观、严密、公允,重点与要点才会更加突出。

再次,明确规范学科的理论主线有利于掌控该学科的全面性。任何学科的研究都必须避免主观性、片面性与僵化性。这些情况的出现,不能说与学科理论主线的归纳不明确、不规范无关。一般而言,学科的理论主线贯穿该学科的全内容、全过程。全面认识学科知识,深刻把握学科过程,重要方法是认识并抓住理论主线与重点,只有提纲挈领,才能纲举目张。

(二)民生与发展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的关键内容

民生问题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收入、教育、医疗、社保、住房问题,还包括反腐倡廉、政治文明、社会稳定、文化建设及环境污染等问题。当然,收入是保障民生最主要的物质手段,但只是整个民生问题中的浅层或表层问题。从根本上解决民生问题,眼光不能仅仅盯在收入分配上,要统筹兼顾,全面解决,包括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及住有所居等基本民生问题。所有这些问题,无不与现代管理理论密切相关。

发展是人类社会追求和满足自身利益的基本活动与过程,科学的发展观就是要从整体上把握发展的系统机理、构成及其内在联系,解决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问题,从而推进全面、协调、健康、稳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意义就在于要增强管理的科学化、现代化,合理配置,统筹兼顾,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切实解决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具体问题,使中国迅速摆脱贫穷和落后状况,实现民富国强。

(三)民生与发展对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意义

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学科建设考虑,一方面,富民强国的出发点与归宿点已经明确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主线的客观性;另一方面,只有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才能真正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只有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健康、稳定发展,才能实现国家的和谐和稳定,从而体现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主线的必要性。民生与发展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必要内容,在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中起着衔接和支撑作用,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的基础。

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任务及目标考虑,其基本任务是总结规律、提高效率、促进发展、服务社会。为达到“总结规律”的学科目标,就必须以市场经济为平台解决好民生需求和科学发展问题,切实强化该理论的基础性研究。与此同时,民生问题既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也是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前提;发展问题是改善民生的同时需要快速反应的必然要求,必须与民生同步,是贯穿于整个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核心内容。

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基本内容考虑,民生与发展及其相互关系问题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继续探索并深化认识;构建适合中国实际的、把民生和发展有机结合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体制,不仅是建设现代化的需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民生与发展具有内在的统一性,相互制约与促进,贯穿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始终。

三、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主线研究的意义

民生与发展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的基本问题。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学科建设,首先是在关注民生与发展问题的同时推动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

首先,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学科建设的基本内容主要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对象、任务、方法和研究特征;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基本逻辑与构架;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国情基础与理论创新;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分期与发展阶段;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基本内容与重要原则;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核心范畴与理论主线;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时代特征与学科特征;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代表人物与重要里程碑,等等。这些内容无一不与民生与发展问题相关联。在中国,离开了民生与发展,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学科建设就难以阐释清楚。

其次,应当明确,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研究内容其实也是民生与发展问题的不同理论形态或阐释方式,只不过是角度、层面、重点、表述有所不同罢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对于民生与发展问题的研究不是在一般的普通背景下进行的,而是在特定的社会整体条件下进行的,综合了新中国发展的多重矛盾,在整体考察上具有密切相关性,在具体问题上具有层次渐进性,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研究置放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基础之上,才能确立学科地位,打通学科命脉。

理论主线是学科建设的命脉,是理论研究的基轴与核心。抓住并突出理论主线,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才会得到实质性与快速性的发展。

(一)概括这一“理论主线”是推进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

民生与发展既是中国现代管理活动与过程中的重点与关键,又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客观存在,概括这一理论主线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基本任务。保障民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要以改善民生作为基础。民生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中不可缺少的元素,发展亦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的必然要求,二者是与中国国情相一致,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相一致,与民族复兴相一致,同时也与中国的科学发展观相一致,是从中国式的现代管理中总结出来的重要基本理念。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必当概括并总结这一全新理念,使之上升为理论形态。

(二)认识这一“理论主线”,有助于把握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的基本内容

认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主线,有助于系统地理解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基本内容与精神,认识其理论内容是民生与发展的不同理论形态;有助于把握现实管理实践中丰富的民生与发展的内容和创新理念,从而揭示我国现代管理理论发展的客观规律,体现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中的先进思想和主旨精神;有助于客观把握学科命脉,持续推进学科建设,从而避免在学科研究过程中出现迷失与彷徨。

(三)认识这一“理论主线”,有助于总结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的主要特点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作为一门正在创建中的崭新学科,其研究既包括对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历史考察,科学获取有利于中国特色现代管理理论发展的相关内容,也包括探索尚未被研究而又必然涉及到的知识内容,进行有效整合和科学吸收,还包括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客观地规范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框架、范畴及体系。如此等等的一系列内容特征、研究特征、学科特征都与理论主线的研究分不开,并依赖于理论主线研究的深化与升华。

(四)认识这一“理论主线”,有助于实现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研究的理论创新

认识并抓住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主线,研究总结现代管理理论中国化的经验教训,系统化中国现代管理活动的经验,有助于推动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与创新,不断推进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进步、创新、完善。创建新学科的目的就在于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理论支持,为明确发展方向作出理论指导。因此,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在其研究的过程中应当不断激发理论的“火花”,从而减少或避免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盲目性、曲折性、风险性,增强针对性、自觉性、科学性。

参考文献:

[1]王毅武.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逻辑要求[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6,(6).

[2]王毅武.现代管理学教程(第二版)[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篇5:中国管理会计理论

一、代理理论

代理理论(agency theory)是上个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经济学界对企业内部研究发现,在信息不对称与利益相冲突的条件下,委托人如何设计出最优契约促使代理人为委托人的利益工作,从而提升双方的利益。代理问题的产生是伴随着企业不断发展,公司制产生,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在生产力不断提高,企业规模不断的扩张,涉足于多领域发展,经营结构出现多样化复杂化,传统的企业所有者直接管理企业的模式被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现代公司制取代。在充分利用资本优势与知识优势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模式下,企业能够更有利发展。两权的分离在为企业发展带来新能量的同时,同时也埋藏了隐患。在委托人与代理人都是理性人的假设下,委托人的目标是使得资本不断增值,企业价值最大化。而代理人的目标是使得自己的效用最大化,效用的体现不单单在报酬上可以提现,还可以通过奢华的工作环境等物质条件,经营者甚至可以通过盲目的扩张企业,建立自己的企业帝国,使得自己的管理权进一步扩大,在最大化经理人效用的同时却忽视了股东利益。两者目标的偏离使得两权分离从一开始提出就带来一定隐患。因为委托人被排除在企业经营权之外,与代理人相比,在获得企业的信息能力上,会有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这一信息不对称使得委托人无法清楚的了解代理人的行为是否从股东利益出发。代理人本身拥有的个人信息使得在契约签订之前会有逆向选择的风险,在契约签订后,经营公司的过程中经营者比委托人了解大量企业的内部信息,产生道德风险。

二、我国国企背景下的代理问题

由于我国社会性质的特殊性,并且又处在经济转轨时期,以西方私有企业为研究背景提出的代理理论在不考虑我国特殊背景直接运用到我国国企中会有一定的不妥,因此在国有企业的背景下研究委托代理问题有其意义。

国有企业委托代理问题的特殊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委托代理人的选择问题,在私有企业形式下,委托人通过对资本市场的考察进行投资,依赖董事会从经理人市场上选择经理并进行委托代理,委托代理链条表现为委托人→董事会→代理人。在我国,虽然国有企业是属于全体公民的,但公民只有依赖国家对国有企业进行统一管理,它表现为从公民→政府→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国有资产经营部门→代理人的层层授权方式。这种过长的委托代理链条使得公民对代理的监督变得不切实际。

(2)资本市场的不成熟性也会导致我国委托代理问题的特殊性,在西方发达的资本市场,委托人除了行使其监督权力,更可以在资本市场上股票的买卖对代理人产生压力,纠正代理人行为。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的不完善,一些经理人的努力或者损害委托人的利益的行为可能并未在股票市价上有所反应,这种经理人行为与资本市场的脱节同样导致了我国国企的委托代理问题。

(3)监管权与剩余索取权的分离,在西方私有企业,这两权同属于委托人,但在我国,拥有监管权的大多数是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他们实际上不具有剩余索取权。两权的分离,使得监管者可能与经营者共同舞弊掏空国有企业,损害公民的利益。

三、委托代理在国企管理会计的问题

(1)业绩评价与战略目标脱节,业绩评价的不完善。国企经营者更注重政府领导的偏好而不是关注市场变化,注重短期利益忽视了战略目标,目前大多国企使用的是国家统一颁布的绩效评价指标,虽然该指标具有客观性等优点,但是与企业自身的发展战略脱节,必然会导致对战略目标的忽视。在计划经济时代,习惯从产量上评价企业的效益,随着改革开放,逐渐变为以利润成本核算企业效益,但这两者本质上都是从财务指标衡量企业,没有将非财务指标纳入评价体系。仅仅通过压缩成本提升企业价值的时代已经过去,在现在竞争市场上更多需要从产品创新,产品质量,顾客满意度等非财务指标评价企业。

(2)报酬激励措施的不完善。经营人员因为激励的不足,没有提升企业业绩的动力。国有企业改制之前,经营人员领取的是行政性薪酬,较低的货币激励使得经营人员谋求更多的非货币福利,例如在职消费,奢华的工作环境。在改制取得一定成效的.现在,许多国企高管的薪酬都得到改善,但出现的问题是,改善后过高的薪酬大多数是固定薪酬,很少与企业业绩挂钩,对经营者同样不能产生激励作用。将报酬与业绩更紧密的结合是目前报酬激励改善的目标。

(3)内部人控制问题。内部人控制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后容易出现的问题,不止是国有企业,在国外发达的资本市场也在所难免,在我国因为剩余索取权与监督权的分离,更容易使得经营者趁虚而入,一些国有企业的总经理与董事长由一人担任,形成了自己聘用自己的和监督自己的局面。由于国企中国有股的一股独大,还会出现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侵蚀小股东权益,近年来,我国对股份制的一系列改革,使得这一局面得到缓和,并初步建立了公司治理结构,但公司治理的有效性仍需要时间的检验。

四、对国企中代理问题提出的几点建议

(1)深化股权改革,通过降低国有股持股比例,优化股权结构,明晰产权结构,使所有者承担起监督管理经营者的责任。再者通过公开聘用经营者,不再直接委派政府官员管理企业,而是通过选拔有管理才能的经营者为代理人。

(2)完善代理人业绩评价制度,在前文已说明仅仅依靠财务指标的评价已不能满足现状,需要非财务指标的辅助,达到更完善的业绩评价,只有将非财务指标纳入评价体系,经营者才会在此方面努力。

篇6:中国管理会计理论

摘要:本文概述了中国企业管理理论的发展:先是古代百家思想所提到的管理方法对治国、治生的指导;然后在现代,中国吸取外国管理理论并结合自身发展经验,探索适合自身经济体制、适合国情的企业管理理论体系,深入探讨了怎样汲取外国理论,解决问题。最后结合理论、实际,说明中国要怎样对企业进行管理改革才能更好地在新的时期,新的机遇里取到更辉煌的成就。关键词:古代百家思想、管理理论、改革

引言:现在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还没有完全解除,虽说对我国的经济基本没有大的影响,但是为了更好的发展我国经济,让我国经济在未来的竞争中更具有优势,取到更大的增长,我们必须对自身的企业管理制度进行完善,所以要以古为镜,以人为镜进行反思和改革。

1、中国古代百家思想所反映出的管理思想

中西方对管理的概念认识有本质区别。我国早期的管理思想中“管理”是在一定的权力范围之内进行动态活动的过程,它突出的是一个个人权力的体现,是以“权”来实现最终结果的一种必然手段。在西方同样需要权力,但侧重于下属不是强迫的而是自觉自愿的遵行条例制度。所存在的中西方管理的差别性,就有必要使我们首先了解中国的早期理论思想。

中国早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治生学。治国学为适应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而产生,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的。

管理的指导思想和原则:首先要求顺道。在这里的“道”是说管理应该顺应客观经济规律。第二,“重人”的思想:重人心相背,重人才归离。一旦重视人,曾经离开你的人也会重新向你靠拢,反对你的人和曾经误解你的人,他们而后都会走到你的麾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第三,人和。一定要处理好自己与下级之间、协调好同事与同事之间的关系,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第四,守信。信是指诚实而不欺骗。对于领导者来讲包括威信和解决问题时的信用两个

方面。管理者只有以自己的诚信才能换来群众中的威信,这就是“以信换信”。第五,对于一个管理者来说,在一切竞争和对抗的活动中,做决定时要经过科学的思考、分析,领导要有方,不能信口开河,“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第六,韩非子主张“法治”。他认为管理国家必须用法,法治才是治国的根本。管理者必须要惩罚分明、革新政风、必须要体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2、新中国成立之后,企业管理理论的发展及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企业管理在曲折中发展。改革开放前,我国照搬前苏联的经验和理论,建立了一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企业缺乏经营自主权,没有经济责任,管理只是一种封闭的生产型管理。十年**中,企业管理遭到了严重破坏。1978年改革开放后,我国企业管理进入了一个新时期。20世纪80年代初,以“放权让利”为主的一系列改革试点,使企业管理工作的重心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厂长负责制的实行是中国企业领导制度的重大改变。承包经营责任制、资产经营责任制等的推行,推动了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变,促进了企业家阶层的形成。

20世纪80年代以来,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不断深入,企业积极地学习了许多国外最新管理理论,并将其应用于实践中,结合我国国有企业在改组改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所面临的一系列特殊而又具体的问题,创造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管理思想和方法。但总体来说,我国还处于学习、借鉴阶段,缺乏自己的企业管理理论。发达国家已经走过了上百年的市场经济道路,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科学的企业管理模式,创造了丰富的企业管理理论。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的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是我国经济多年来保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在借鉴外国经验的同时,一定要考虑我国国情,才能探索出一条符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中国企业管理理论应该是源自于中国本土企业管理的历史和现实的理论。由于金融体系、政企关系、产业组织、劳动力状况和劳动管理制度、生产过程控制的不同,中国的企业管理有别于其它国家。目前鲜有强调中国特色的一般管理理论。目前还尚未形成。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转轨时期,如何搞好企业管理研究,改善和提高我国企业管理水平,是我国企业界和企业管理理论界面临的一大课题。

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企业管理理论研究水平还有待提高。当前我国企业管理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所面临的任务是:

(1)对我国管理理论的发展进行系统的概括和总结。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几千年的文化沉淀和民族特性必然反映到我国企业管理实践中。我国的企业管理实践中所创造出的许多管理思想、方法和手段,有许多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对其作理论上的总结,既是对我国企业管理事业的贡献,更是对企业管理理论的贡献。对我国企业管理理论和实践进行系统地概括和总结,为21世纪我国企业管理改革和发展奠定良好的理论基础,是我国企业管理学界的重要任务。

(2)作为经济体制转型国家,管理问题具有复杂化和多样化的特点,需要在理论上加以研究。我国是一个处于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国家,许多经济现象是西方发达国家所没有的。生搬硬套西方的管理理论,在应用时必然脱离实际。所以,进行我国企业管理理论研究,在借鉴西方的研究成果和经验的同时,应当以我国企业所处的环境为基础,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解决本国的问题。

(3)中国企业管理理论的出现必须考虑本土文化的特点,发掘中国文化的有益成分。我国是有近13亿人口的大国,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文明史。“重道”、“明德”、“修权”、“知止”、“行法”、“谋略”等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体现在中国企业管理实践中。

因此,中国企业管理理论研究,必须坚持“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原则。“以我为主”是指要从我国国情出发学习借鉴外国经验,这应成为理论研究的立足点。“博采众长,融合提炼”,就是要广泛研究各国在管理上的好经验和科学理论,取其精华,为我所用。“自成一家”是我们的目标,通过总结自己的和外来的经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理论。

3、建立适合新时代的企业管理制度所要解决的问题

国企改制进行这么多年来,成绩不可否认,问题必须承认。大多数分析国企改制问题的文章往往从改制中出现的具体问题的角度进行分析,不过问题终归是出在人身上的,要从出资人、经理人、员工的角度分析国企改制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找到解决方法。

首先说出资人。国企所有者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出资人不是别人而是国家。问题就由此而起,政府在市场竞争中即当裁判又当球员,国家因此在国企改制中

涉及到政府自身利益放不开手脚,有些行业得不得让利于民,不能让其充分参与市场竞争,造成了行业垄断,从而导致某些企业滥用优势地位,阻碍市场发展。

既然出资人是政府,政府与银行的关系又导致了国企破坏游戏规则,并使我国金融系统祸根深种。由于出资人不是个人而是集体,国企所有者的内在动力又较民营企业明显缺乏,无论是盈利欲望还是亏损敏感度都不如民企。

政府有公共服务职能,国企的社会责任较民企更为重大,这是政企不分的部分原因。而政企不分又是一些政府官员在干预企业经济中只顾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滥用控制权的原因,同时也是国有资产流失的重要原因。国有企业肩负实现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改变经济结构失衡的状况、平抑经济周期波动、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性这些目标。而企业又是以营利为目的的,这是个悖论(当然任何企业都有一定的社会责任),一定程度上又会阻碍企业发展。

其次是经理人。国企领导人选拔机制不健全,主要依靠政府任命。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企业家的成长和发展,导致大多数国有企业经营者过分重视主管部门的意图和导向,而未必关注企业自身的成长和发展。

对国企领导者人力资源缺乏有效激励。一直以来国企改革中只注重企业物质资本产权而不注重企业家才能,进而影响企业家发挥其才能的积极性,也导致我国企业家整体素质较低。这也是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健力宝的衰落到人们对储时健的普遍同情无时不在提醒人们要重视对企业家才能的激励。这也是企业家行事保守,不愿创新的重要原因。

在国企经理人问题中最重要的是缺乏对经理人有效地约束机制。经理人作为为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一般对企业不承担任何经营风险,因而他们的收入与经营状况关系不大,只负盈不负亏,责任和利益不一致。政府仍然是市场风险的承担者。一方面可能导致国企经理层冒险的投机行为,进而有可能导致严重的损失,陈久霖事件便向人们敲响了警钟。另一方面企业家的腐败行为,由于对企业家缺乏有效监督,国企领导人可能铤而走险,出卖国有资产,吞没国有资产的事情便时有发生。

最后是员工。国企员工的低效率成为了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监管不到位,部分员工老化素质不高,功过流程不完善等原因都导致了国企中有些员工低效率混日子的问题。另外国企员工,特别是垄断行业的国企员工收入过高也导致了贫

富差距问题,进而产生各种社会问题。同时,国有企业改革要求减员增效,提高效率必然造成失业增加,这是在国有企业改革进程必然出现的,然而这个问题在中国是个大问题,会影响到社会稳定。不过个人认为公平效率问题只放在国企中是难以解决的。

另外在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工会在企业中的作用形同虚设,不得不令人反思。通钢事件的发生都说明国企改革中职工利益诉求渠道不畅,工会作用的缺失。加强工会作用,重视职工利益,需要引起国家和企业高度重视。

国企改革中产生的问题只能在过程中一并解决,不能后拖。正视问题,解决问题才是当务之急。

结论:

我国要建立一套适合现代中国发展的企业管理制度还任重道远,因为时代在发展,经济局势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发展中改革,在改革中求发展就要重点解决切实问题,避免自身的弊端,发展自身的优势,这样才能具有竞争优势,发展企业本身,强大国家经济。

参考文献:

[1] 王绪君主编,《管理学基础》,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2] 陈佳贵,《企业管理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

[3] 孙耀君,《西方管理思想史》,山西经济出版社

[4] 张兰霞,《新管理理论丛林》,辽宁人民出版社

[5] 郭咸纲,《西方管理思想史》,经济管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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