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及书名（精选8篇）
篇1：教材及书名
高等农业院校教材
当代试验统计引论
韩汉鹏主编
唐燕琼副主编
高等农业院校教材
当代试验统计引论
韩汉鹏主编 唐燕琼副主编
王英薛文珑何逊峰韩汉博编
内容提要
本书是在华南热带农业大学研究生各专业试验设计与统计分析课程讲稿的基础上编写而成，内容包括单因子试验、复因子试验、正交试验、2k与3k析因设计、混杂设计、回归分析、回归设计、均匀设计、配方设计与协方差分析。书中系统介绍了数据处理的三种技术——方差分析、回归分析和协方差分析。全书理论叙述较为严谨，而且突出国际通用统计软件SAS在数据分析方面的应用。本书也可作为大学本科相关专业的教材，同时又可供实际工作者作用。
海南省教育厅高等学校高教改革资助项目（Hjsk2006010）华南热带农业大学遗传育种重点学科特色教材资助项目
序言
试验统计研究如何正确地设计试验和对试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是数理统计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被广泛应用于农林、化工、食品、轻工、制药和材料等诸多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和巨大的经济效益。如同其它领域一样，热带作物科研和生产也离不开试验设计。林德光教授最早把试验设计方法应用于热带作物试验的教学、科研和生产实践中，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在数据分析特别是多变元数据分析方面，先生积极倡导应用SAS技术，对提高我国热作垦区科研和生产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我从事试验设计与统计分析课程的学习、教学与科研工作中，得到了林教授的悉心指导和帮助，恩师知识渊博、治学严谨、坦荡无私，使我深受教诲，得益良多。先生风范，山高水长。
本书是在华南热带农业大学研究生试验设计与统计分析课程教学讲稿的基础上编写而成，书中大量的实例是我国热作垦区广大生产和科研工作者辛勤劳动的成果和智慧的结晶，在此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全书分十二章，由多年从事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试验设计与统计分析课程教学的教师编写。书中系统讲述了试验设计的基本原理以及数据处理的方差分析、回归分析和协方差分析技术。与其它同类教材不同的是，在数据分析方面本书着重于SAS技术的应用，并对分析结果给出了详尽的解释。本书第二章由薛文珑同志编写。第三章的前三节由王英同志编写，第四、第五节由何逊峰同志编写。第四章的前五节由唐燕琼同志编写。韩汉博同志编写第八章的前三节并负责全书的校对工作。书中的其他部分由韩汉鹏同志编写。本书可作为相关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教材，也可供相关学科的科研工作人员阅读。
本书由林德光教授主审，编写过程中，林教授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并给予了大力的指导。此外，还吸收了很多同学有益的建议，得到了华南热带农业大学数学教学部教师们很多的帮助，朱炎亮同志帮助整理资料，李桂同志负责书稿的打印。本书的编写得到了海南省教育厅高教改革项目和华南热带农业大学特色教材编写委员会的大力资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谢意。
作者学识有限，经验不足，书中难免有遗漏和错误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韩汉鹏
2006年7月
篇2：教材及书名
第一批书
1.七个天才团队的故事
2.少有人走的路:心智成熟的旅程
3.当时忍住就好了
4.自控力
5.决断:成功的领导者怎样做出伟大的决断
6.权力:为什么只为某些人所拥有
7.从优秀到卓越
第二批书
8.杰克·韦尔奇自传
9.沃伦·巴菲特之路
10.11.12.13.14.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 引爆点 竞争优势 [美] 迈克尔·波特基业长青 追求卓越
第三批书
篇3：教材及书名
关键词：牌记,明代,图书,销售
明代，我国图书市场繁盛，知识商品化的加剧极大地促进了当时出版业的发展。随着大量作者与出版商投身图书市场，印刷业竞争日益激烈，书商书坊以销售为目的，在图书的随身广告上做足心思，并由此逐渐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图书随身广告文化。
一、书名设计中的促销思路
书名代表着读者对书籍的第一眼印象，夺人眼球的书名不但意味着对读者的吸引力，从书商的角度来看，它更加象征着图书售出的机会。为了过好这销售的第一关，当时的出版商们可谓下足了心思。过往的太多经验表明，新奇的事情最能留住人群的目光、勾起他们好奇心与探索欲望，明代的书商书坊们可谓深谙此道，他们在图书的书名设定上也做到了尽力求新求变。比如当时有一个书坊，叫雄飞书坊，曾经发行过一本名为《英雄谱》的“新”书，但实际上这种做法体现的是一种典型的销售作风，因为这本所谓的《英雄谱》里的内容并不像它的名字那样新异而豪气，它只是将四大名著中的《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两本小说并于一本书中，目的则在于通过新颖博得销售。类似的例子，当时一些书籍为求销量特别在书名中加入了原本并不相干的女色元素，比如在明代曾有一本描写道士得道历程故事的书，却被出版方冠以了《张古老种瓜得文女》这样一个略微泛黄的名字；再比如另一明代书籍，内容讲的是一个女子追求信仰并最终皈依佛教、以身殉佛的故事，但出版商们为了吸睛也同样给了它《花灯轿莲女成佛记》这般让人感觉无不香艳的名字。此外，除了求新，明代图书的书名设定也热衷模仿，其模仿的对象大多是经典之作或者畅销型读物。像名作《初刻拍案惊奇》问世以后，市场上很快又出现了《三刻拍案惊奇》之类的类似题目的书籍了。
插画为书名增值。虽然今天图书中出现插画并不足为奇，但是在几百年前、印刷条件远没有今天便利，人们的视觉生活也远远没有现代人丰富，插画这种高度地迎合了人类形象思维习惯的产物，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为一本书籍加分，让它获得更多读者的垂青。为了迎合市场需求，明代的图书，特别是小说等休闲读物中常常会配有数量可观、质量上乘、工艺精美的插画。那么，如何在书名中体现出书籍中存有插画这样的事实呢？只需要在原有的书名的基础上加上诸如“绣像”、“全相”、“出相”等字眼即可。比如《新刻出相增补搜神记》一书，从书名上我们不难获得以下的信息，那就是，这本书之所以这样取名，是因为它是以以往无插图版《搜神记》为对比基础，并重新配上了图画而形成的新版本。但无疑类似于这种版本的图书更能受到当时读者的喜欢而推动销量。
一般情况下，明代的图书会有一个发行地，以说明书籍在地域上的出版，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图书的“出身”。当时，出版业较为繁盛，图书的出处各有不同，但在众多“出身地”中，北京与南京最受读者追捧。这是因为，首先，北京与南京对于当时的民众来说分别是首都与旧都，两者凭借社会或者历史原因给人以富庶、发达之感，此两处所出图书也因此在读者心中加得几分印象分；其次，当时的印刷业也确实以北京与南京较为发达，“两京”出产的图书相对于其他地区的产品无论从质量、印刷还是从设计的角度来看，都确实显得要更精进一些，天长日久，也就在读者群里建立起了口碑。正是因为如此，当时的书商为了提高自家产物之档次，常常不论有无，一律在书名中注明“京本”两字以招徕买家。比如明代一时较为热销的图书《京本太平广记》，据考证，这批图书中的很多其实都产于福建，但其封面所显示的书名中则无不有“京本”二字。
二、商标设计对稳固客源的作用
早在唐代，商标就已经出现在我国古代的商业活动中。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的发展，至明代，商家们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商标概念和宣传自家商标的意识，而这一点在明代书业中也得到了非常好的体现。同时，由于明代图书市场进一步开拓，盗版、盗印现象较之前更加猖獗，这使得书商书坊们不得不更加重视对商标的建设，以增加自身于读者群体中的辨识度，稳定客源。明代的书商书坊中，有一些较早地建立了名气，形成了品牌，为此，这些出版人更加注重的是书坊名声在商标宣传中的建设。以明代著名评论家、撰稿人余象斗为例，当时的余象斗名下有两家自己经营的书坊，其坊名，一曰“双峰堂”，一曰“三台馆”，由于经营得当，两书坊均小有名气并吸引了一定的读者群。正是基于此，余象斗先生在自家旗下发行的图书中均着重地以书坊堂号为内容进行商标宣传。并且，他本人也在许多场合为旗下书坊商标打过广告。在其自营书坊双峰堂发行《新刻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倒全像列国志传》一书时，余曾公开表示该书乃经其先族叔父编纂、自己亲自校订而成，并在发言结束时不忘请求读者“须认双峰堂”。
三、图案在商标中的运用
除了以出品书坊之名为商标之外，明代图书中也有不少是以图案为商标的。以图案为商标的现象起始于元朝，但在明代开始盛行。以图案为商标的好处非常明显：直观、简洁、鲜明，容易在读者脑海中建立印象，这一点与现代的商标极为类似。具体而言，较有代表性的商标图形有宝印斋的“汉佩双印”、叶铺的“麒麟”以及很多有传统意味的图案，像八卦、宝鼎等。为了达到宣传自身商标的目的，大多数有运营商标的书坊在发行刊物的同时都会相应地设计出一些说明性文字，以向读者明示如何辨别自家标志。
如同上文中所提及的余象斗，明代出版业中也存在着一些在读者中享有较高知名度的，当时的文化之星，在某些情况之下，出版人为了通过自我宣传来带动图书销量，也常常会以自己的肖像作为商标随书刊出。以出版人头像为商标的好处在于，它有助于为图书品牌建立起一个信守承诺、敢于负责的顶天立地正面形象。再以余象斗为例，在余发行《锲三台山人芸窗汇爽万锦情林》时，曾经在该书中使用过自身的肖像，在图像中，余在书僮陪伴下坐于书桌前，似在审编书稿，仿佛是一个辛勤工作的图书人的真实工作写照，在满足读者好奇心的同时，也给人以非常良好的印象。
四、商标中的地名信息
上文中我们曾经提及，当时的南京，乃是明代中国出版业最为发达繁盛的地区，故而当地的很多书坊书号也常常以“金陵”作为自己图书商标的组成部分。据可靠数据分析，明代的南京曾经有过百家书坊并立的局面，而在这些书坊中，商标中含有“金陵”字样的超过六成。一方面，“金陵”商标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宣传当地图书、促进本地图书外销的作用；而另一方面，南京图书的优秀品质也使得“金陵”这一商标显得更加有含金量。同样的例子也在苏州发生过，由于苏州图书也有着相对过硬的品质，以苏州地名“金闾”为名的商标也较为受到当时读者的关注与认可。
1. 牌记设计透露出的广告职能。
牌记，又称书牌，在明代，牌记几乎是每天本图书的必须组成部分。起先，牌记被用来介绍随行图书编制过程中的来龙去脉，但后来逐渐演变成了书商们大展拳脚的广告“展示牌”，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出品物的一种销售辅助工具，但其中也不乏文化特色。
2. 牌记位置设计。
明代图书的牌记位置并不固定，书的开头结尾，目录前后，都可以成为设置牌记的位置。而牌记的位置之所以没有特定要求，则是因为当时的广告方式并不丰富，而发展到后来牌记的作用主要就是销售广告。值得注意的是，也正是因为明代广告媒介的匮乏，使得书商们分外注重图书牌记这一方寸之地的广告作用。为此，明代的大多数图书内随书设置的牌记都不只一个，它们几乎分布在图书中任何适合设置牌记的地方，被充分而得当地运用着。
五、繁多的牌记种类
牌记的种类繁多、形式多样、风格不一、形状各异，是当时图书出版业里中非常值得玩味的一道文化风景。虽然其中方圆扁条各式形状皆有，但最具代表性的则当数荷盖莲座形。这主要是因为荷盖莲座形有着较综合的形状优势：首先它比较简单大方，不容易喧宾夺主，能够较好地突出其中的文字主题；其次，它符合古人的书写习惯，使得文字在排版上显得较为流畅；最后，荷盖莲座形有着一定的观赏性与艺术性，简略而不失美感。像著名的古代书籍文物，清白堂出品的《全汉志传》和进德堂发行的《大广益会玉篇》中，都可以发现荷盖莲座图形的使用。而后者中对于牌记的设计更是代表了当时牌记设计的较高水平，不但其中较好地运用到了最为典型的牌记形状，其中对于自家广告的宣传也较为婉约、精良，能给人以艺术的美感。
总的来说，牌记的作用就是宣传图书自身，着重强调图书本身的优势。故而明代图书牌记的内容也不外乎以下几种：一是强调图书制作之谨慎精良。即突出地说明图书的制作过程、所用纸张的质量以及在编撰校对上的认真态度；二是强调图书出品人的无私精神。这是因为，在古代，立书，特别是公布和发行自己的珍贵私藏，是一件公认的公益行径，代表着著书人的乐于分享、大公无私的个人情怀。故此很多书商抓住读者的这一点心理，在牌记的内容中着重强调两点，首先就是自家版本的珍藏价值，其次就是自己出版这样珍贵的图书的慷慨心境和美好愿景。
参考文献
[1]王海刚.明代图书广告艺术管窥:以余象斗为例的考察[J].出版发行研究, 2010 (12) .
[2]汪超.明代娱乐书刊与词的民间传播[J].图书与情报, 2011.
[3]李鹏.中国古代图书书名页上的营销广告[J].文史知识, 2011 (12) .
[4]李鹏.古代图书出版业的广告欺骗[J].文史知识, 2009 (8) .
[5]葛涛, 李艳勤.古代书籍广告的营销艺术探微[J].出版广角, 2012 (2) .
篇4：教材及书名
关键词：书名；古诗词；美学价值；出版效应
书名之于一册（套）书，正如人名之于一个人，其重要性及符号意蕴不言而喻。出版实践中，书名的构思、拟定通常贯穿于内容编写、文稿加工流程乃至付印前夕。即便经典如《红楼梦》，其书名也经由《石头记》《情僧录》《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诸名几经流转才定名、盛行于世。①如何给图书确定一个叫好又叫座的名字，考量着作者、编辑的智慧和审美取向。借用古诗词作为书名，不失为美化图书之终南捷径之一。
一、书名借用古诗词的古典美学品格
书名借用古诗词古已有之，如文天祥诗集《指南录》，书名即源自其诗作《扬子江》：“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当代中文书名借用古诗词延续了此类传统模式，如《山月不知心里事：倾听宋代词人的浅歌低吟》即取自温庭筠《梦江南》：“千万恨，恨极在天涯。山月不知心里事，水风空落眼前花，摇曳碧云斜。”句式或意象化用是书名借用古诗词的另一形式。诸如图书《倾城之恋》《微微一笑很倾城》均化用了李延年名句：“北方有佳人， 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 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你若安好，便是晴天》《行尽江南，未与君遇》《何以笙箫默》等书名，其复古式的句式表达、情感流露与意象再造，可视为上述书名借用古诗词形式的延伸或衍变。
书名借用古诗词颇有“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之意，千古流传的名句或意蕴丰富的意象，一旦与不同的内容结合成为书名，往往表现出多元的意境或性情。在中国古典美学体系中，意境作为核心概念，向来为论者所重。及至当下，对意境内涵外延的论述更为明确、细化。“意境是特定画面及其在人们头脑中表现的全部生动性或连续性的总和。通俗地说，意境就是特定的艺术形象和它所表现的艺术情趣、艺术气氛以及它们可能触发的丰富的艺术联想与幻想的总和。”②
董桥散文集《旧时月色》所辑多为怀人感旧之作，旧雨新知、因缘际会、人事代谢等等作者均以温婉、典雅的笔触，娓娓道来，似曾相识中，一层淡淡的忧伤为往事上了妆。这与南宋词人姜夔《暗香》的意境颇为契合：《暗香》咏梅怀人，思今念往，其中便有“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之句。然而，回不去的总是过往，现实中，红梅“又片片、吹尽也，几时见得？”董桥自称旧派的人，“窗竹摇影，野泉滴砚的少年光景挥之不去，电脑键盘敲打文学的年代来了，心中向往的竟还是青帘沽山，红日赏花的幽情”。③董桥听过胡适、苏雪林的课，受过梁实秋、台静农等人的熏陶，心中养成了“长剑一杯酒，高楼万里心”的清气。这使得他精神气质上能与姜夔等文人墨客对接，取《旧时月色》为书名，见情见性。即便《旧时月色》的封面，也展现了情景融合的超脱、清新之境。“《旧时月色》咖啡色书衣，一轮弯弯的下弦月，几颗寥落的星辰，月华下一片疏林，恍若‘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一般意境。春夜拥读，使人顿生出尘之思。”④
同是忆人述往之作，如果说董桥《旧时月色》尚显空灵、淡雅，那么野夫的《乡关何处》则寄寓着乡愁、别恨，其书名副标题即为“故乡·故人·故事”。对于众多游子而言，故乡永远是精神家园。无论江湖夜雨，还是夕阳西下，难免“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或者“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更多时候是一种“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惆怅。野夫笔下的《乡关何处》，讲述着母亲投江失踪的沉痛，回忆着儿时与外婆生活的点滴，论及大伯的革命与爱情等等，均是作者深切而悲伤的人生体验。野夫本名郑世平，其笔名出自唐代诗人刘叉的《偶书》：“野夫怒见不平处，磨损胸中万古刀”。其书名借用“乡关何处”既是对故乡的追寻，更是对亲人的祭奠，可谓千回百转，长歌当哭。
二、书名借用古诗词的当代美学价值
对于我国出版业而言，曾有过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那样的“书荒”境地，但快速发展至今已是图书产能趋于过剩，每年二三十万种新书总量足已以让人“望书兴叹”，图书市场的激烈竞争令其快速步入“消费者时代”。为了细分市场、增强竞争力，出版流程中选题策划、内容编写、营销等环节的重心大多围绕读者——消费者的阅读需求和审美趣味展开。这与当代中国逐渐步入“大众消费社会”的时代特征倒也一致。相应的，出版业图书命名逐渐流行“通俗化”，《别以为你懂孩子的心》《中国怎么了》《中国不高兴》《大家都有病》《笑什么笑，我们搞的是科学》《别笑，我是高考零分作文》《我的爱如此麻辣》《有种你丫别跑》《狗娘养的战争》《贱人》……这些书名都十分口语化，对很多读者颇有亲和力，为迎合读者趣味，有些书名还不惜动用粗俗字眼，刻意营造“惊人”效果，业界甚至产生了“书名不坏、书商不卖、读者不爱”这一说法。当代大众更加大胆地追求感性刺激，“他们注重精神享受，但更看重物质的特别是肉体的享受，由此而衍生出一系列在各类排行榜上很叫座的图书：《第一次亲密接触》《零距离写作》《我的野蛮女友》《天亮以后说分手》《感谢折磨你的人》等等。与此同时也出现了木子美的《遗情书》、卫慧的《上海宝贝》等以描写感性（或者干脆就是性）的满足为主要内容的图书。”⑤这类图书，其书名大多带有“身体写作”的意味或暗示。这些图书命名方式的流行也是当代文化审美日常生活化的表征。
与上述当代图书命名取向“通俗化”不同，书名借用古诗词在一定程度上坚守着中国古典文化的高雅格调。如果说前者的书名有点像“下里巴人”，那么借用古诗词作为书名则类似“阳春白雪”：无论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还是“人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人们都可从古诗词中找到寄托、寻得慰藉。书名借用古诗词的手法由来已久，但近年来，“国学热”、“孔子热”、“三国热”、“红学热”、“清史热”、“戏曲热”等文化复古现象此起彼伏，在某种程度上也为借用古诗词做书名的出版现象提供了一定的当代语境。当今作者、出版从业者借用古诗词作为图书书名，本身也是一种复古情结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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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语境中，“当社会发展从现代的生产型社会向后现代的消费社会转变时，曾经导致艺术摆脱保护人和教会控制的文化的市场化和商品化，重新把艺术推向了‘他律’的边缘。即是说，所谓雅俗分界的消解，说到底不过是俗文化以其商品化和市场化的力量全面征服了雅文化而已”。⑥文艺高雅与低俗之别及其转换、融合，同样适合当下中国审美生态：“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事实上已不再泾渭分明。随着文化雅俗界限的逐渐消弭，可以说，当今图书命名的多样业态，共同建构着一幅多元共生的时代审美图景：“通俗化”的书名也可表达古典的意境，如《哪一种爱不千疮百孔：张爱玲爱过的那些人》，有些借用了古诗词的书名同样可以很通俗，如《人生若只如初见》。
三、书名借用古诗词的出版效应
出版业界一直有“一看书名二看皮， 三看价格四看题”的说法。书名的贴切、响亮与否，是图书能否吸引读者的重要变量。有论者认为：“书名可以决定图书的命运。从读者购买心理看，许多情况下，读者是冲着书名买书的，没有哪个读者会对书名缺乏特点的书感兴趣，也没有哪个读者有耐心看了全书再决定购买，读者与书的最直接的联系，便是书名。”⑦《飘》《追忆似水年华》《我的名字叫红》《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等文学名著的书名，言近旨远，都可谓经典书名的代表。与文学名著不同，书名借用古诗词所涉图书类别多为人物传记、文人随笔、青春小说、古典诗词赏析等，如《只有清香似旧时：陆游诗词情话》《何枝可依：待兔轩读书记》等等，不一而足。
书名借用古诗词主观上是神交古人的寄托，客观上丰富了当代图书的命名模式，当然包括了促进图书营销推广的诉求。古诗词作为中华文化的典型代表，无论是先秦理性、楚汉浪漫，还是魏晋风度、唐宋气象，均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和审美情趣，并卓然于世界美学之林，这很大程度上已深化为中华文化的集体潜意识。在审美接受环节，借用古诗词的书名，根据文化的亲近性，往往更容易激发起读者在民族文化生活中长期潜移默化形成的文化审美情趣，从而更容易被本民族文化圈的受众、读者所认可。图书审美接受过程中，读者往往依据自身的知识文化积累、人生感悟、审美经验，对图书作品产生个性化的审美体验，书名中古诗词的巧妙运用能借助于古诗词本身丰富的情感意蕴，更有效地激发起读者的审美感触。在安意如《陌上花开缓缓归》书名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吴越王钱镠对发妻鸿雁传书“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的平实温馨；梁实秋《人生几度秋凉》也有了几分苏轼《西江月》中“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的凄然悲壮；当看到《拣尽寒枝》等书名时，时常可让人想起“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的感慨和情怀。
但就出版营销效果而言，借用古诗词的书名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读者，促使其购买相应图书，却难以从统计学角度定量评估。毕竟图书命名只是出版流程的一个环节，图书的销量与其内容、装帧设计、宣传推广、社会文化等变量均有不同程度的关联。“媒介都在持续地寻求并试图掌握新的受众，而通过这种做法，媒介可能会预测到一些自发性的需求，或者看出尚未出现的潜在需求与兴趣。”⑧图书出版机构作为与报社、电视台类似的媒介组织，其在图书编辑、发行流程中，总是会寻求并面向一定的受众，但受众选择的整合模式，往往受社会背景与个人经历、个人品位与偏好等因素影响。这与现代传播效果研究中“使用-满足”论、互动论等理论的观点颇为契合：传播过程的双方都是积极主动的，都在试图影响对方。⑨借用古诗词的书名作为一种信息表达形式，其进入图书传播、流通渠道后，相应的影响与反馈过程，往往也因时而异。因此，图书书名的取舍，是走高雅、含蓄的路线，还是偏向于通俗、大众，这既需与书稿内容、作者风格相协调，也需根据一定的受众分析、市场预期来权衡，否则，一味“傍古诗词”，有时难免有削足适履、东施效颦之嫌。
（刘火雄，中国传媒大学编辑出版专业博士生）
注释：
① 曹雪芹，高鹗. 红楼梦[M]. 北京：中华书局，2005：2.
② 蒲震元. 中国艺术意境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1.
③ 董桥. 旧时月色[M].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4：288.
④ 梁萧. 董桥的旧时月色[N]. 襄阳晚报. 2012-4-6（22）.
⑤ 周蔚华等. 数字传播与出版转型[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52-53.
⑥ 周宪. 审美现代性批判[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339.
⑦ 要力石. 实用图书策划学[M].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7：223-224.
⑧ [英]丹尼斯·麦奎尔. 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第五版）[M]. 北京：清华 大学出版社，2010：332.
⑨ [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 传播学概论（第二版）[M]. 北京：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230.
篇5：浅谈书名的翻译
一、直译
文学作品名大都采用直译法, 如钱钟书的小说《围城》, 直译为FortressBesieged。《围城》中, 将婚姻比作被围困的城堡, 城外的人像冲进去, 城里的人像逃出来。小说主人公方鸿渐虽然走进了这座围城, 却未能找到所期盼的幸福。书名凝练了小说的主题, 因此译名采用直译法, 即与原名在语言形式上贴近对应, 也再现了原名含蓄深邃的语言风格。
政治性经典名著, 学术类著作, 教科书, 工具书等书名, 用词简洁, 词义明确, 概括了全书的内容和用途, 因此翻译时一般也都采用直译法。如毛泽东的《实践论》 (On Practice) 《中国的证券市场》 (The Chinese Securities Market) , 《语法与翻译》 (Grammar and Translation) 《新英汉词典》 (A New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等等。
二、直译加解释
在翻译文学作品题目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有的题目如果直译效果不尽人意。由于直译后题目所呈现出的信息量太少, 而有些外国读者不熟悉中国文化, 这样直译出的书名对他们来讲非常模糊, 毫无吸引力, 很难使读者对这本书产生特别的兴趣。所以翻译这种书名的时候我们应该在直译的同时, 加上简短的对内容或是人物背景的解释, 这样才能起到书名导读的作用。
如《徐悲鸿的一生》, 如译为”Xu Beihong’life”, 一般英美读者对徐悲鸿并不了解, 因此看了这个直译的书名对这本书不大可能产生阅读的兴趣, 但如果增译几个反映徐悲鸿身份的词, 译为Xu Beihong-Life of a Master Painter, 由于增加了书名的关键信息, 使读者一看就能了解该书的主要内容, 有助于产生兴趣, 而对于绘画爱好者特别是专业人来说更是如此。
三、意译
某些书名虽然语言简练, 却内涵丰富, 寓意深刻。在上述两种方法都无法奏效的情况下, 译者应该结合国外的文化特点和语言特点, 基于自己对文章的理解, 为作品创立一个新的名字。
如权延赤所著《走下神坛的毛泽东》, 深得国内读者的好评, 作者突破了多年来国内撰写领袖传记的模式, 书中用一个个小故事, 从崭新的角度为我们刻画了毛泽东这一形象。英译名定位MaoZedong-Man, NotGod, 这个题目中“Man, NotGod”源于原名中的“走下神坛”, 但与此同时, 又非常符合西方文化特点, 可以说, 这一书名的翻译是相当成功的。
以上讨论的是书名翻译的常用方法, 从众多书名的翻译实践来看, 作品译名的确定还需要考虑其他因素。
(一) 认真研究英美读者的阅读心理
我国每年出版几万种图书, 能选定翻译成英语对外出版发行的书籍必定是同类书中价值较高的, 但我国自古以谦虚为美德, 在书的命名上也不例外, 很多作者经常会在题目中运用“浅谈”“简史”或是“概论”等字样。在翻译时, 译者注意, 这些谦虚的词语不必出现, 否则会不经意地降低其学术价值。如《中国近代经济史概论》, 不应该译为”Essentials of Moder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而应该译为“Moder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另外, 忽视英美读者文化心理和阅读习惯, 对中文书名逐字硬翻, 是翻译的大忌, 更是书名翻译的大忌。如将《永乐宫壁画》直译为The Yongle Palace Murals是不足取的, 我们知道, 永乐宫壁画是中国艺术的瑰宝, 其艺术价值不仅在中国文化史上, 而且在世界文化艺术史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作为书名可采用正副标题的书名形式, 增加关键信息含量, 凝练其艺术特色, 反映其艺术价值, 这样的译名才能吸引读者的注意力。
(二) 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
文学作品的书名, 往往体现着作者的爱憎情感, 译者在翻译时, 应以客观公正的态度, 尽量减少个人的主观情感的干扰。《水浒》是中国优秀的古典小说, 褒之者把一百零八将译为英雄 (Heroes) , 亲之者将其译为兄弟 (Brothers) , 贬之者将其译为叛逆者 (Rebels) 。对于历史小说, 如果译者过分地把自己的情感显于书名译名中, 作为书名翻译来说, 不贴切, 也有失公正。《水浒》译名还是以WaterMargin为好, 既保留了原名的指称意义, 也体现了译者忠实, 客观的科学态度。
参考文献
[1]吴丛明.《鹿鼎记》英译本中文化意象的“杂合”化表达[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06) .
[2]夏天.联想意义与译名[J].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12) .
篇6：书名的翻译
书名的翻译，首先也要忠实于原作。有些书名是比较古怪的，例如英国作家安东尼·伯吉斯有一部小说，名为《带发条的桔子》。译者为什么要改动书名呢？我想大约有以下几种考虑。
一是原作书名太长，不便应用，按照中国读者的习惯，适当加以精减。例如《堂吉诃德》，原书名就不止这四个字，拉伯雷的长篇小说《巨人传》，全名译成中文可长达三十七字。
二是原书名容易产生歧义，改动一下也是为了方便读者。苏联作家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一部脍炙人口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冥顽愚鲁的我，在中学时就曾经把它当作一本谈大炼钢铁的书。《噱头》一文中提到的《红宝石》、《闪光的氰化物》等，也可属于这一类。当然，为了尊重作者，译本袭用原书名也是应该的。但作者用比喻的手法力求使作品的名字显得高雅、富于文学情趣并寓有深意，本意是很好的，殊不知读者站在柜台之外见而移步不顾，也就无从领受这种高雅、情趣和深意了。最近见到一本苏联小说《阿纽塔》，这个书名完全按原作照译的，一字不差，然而不懂俄文的读者(这本小说翻译出来恰好是供他们阅读的)会以为它讲的是什么地方的一座宝塔。这本小说有另一种译本，书名经译者改为《天涯芳草》，就书名而论，至少可以避免使读者产生这种误解吧。但会不会又有人认为这是讲植物学中的一种什么草呢？也难说。
第三，原书名不大醒目，译者有必要点明一下。例如苏联作家阿·托尔斯泰的小说《粮食》，曹靖华同志的译本易名为《保卫察里津》。上述《噱头》一文中提到的“奇案”“案件”等等，我看也可以归入这一类，虽然有雅俗、高下之分。
译本的定名，不用说，是不能背离原作的主要内容的，但同时也反映了译者的文学情趣和译者所处的时代的印记。普希金的小说《上尉的女儿》，一九○三年初次译成中文时，中译本名为《俄国情史》，又名《花心蝶梦录》。林琴南翻译的小说，连文体都用文言文，书名之雅，更可想而知了。
但是，书名的雅俗，似应与作品格调的高下相适应。侦探小说之类作品的格调一般来说是不高的，把这种东西挖空心思安上一个雅的、富于文学情趣而又有所谓深意的书名，这与有人故意把书名搞得耸人听闻相比较，显得是不俗气了，不叫人难受了，但不怕读者说是“挂羊头卖狗肉”吗？如果有人说这是想用一种雅的办法来达到俗的办法所不能达到的目的，该如何作答呢？这是不是也可以算作一种噱头呢？
篇7：试析文化语境与书名翻译
书名翻译在文化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一) 文化缺失
由于东西方的社会制度, 自然环境, 宗教, 民族风俗, 思维等方面的差异, 其文化的发展必然是不同的, 所谓文化缺失是指在源语言中的文化现象在译入语中是没有的。这在文化交流中是很常见的现象。比如中医古代文献典籍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医学实践中创造的重要成果, 也是中华文明绵延千年, 一脉相承的历史见证, 具有医学和文学双重价值。而且中医学是多元文化的产物。儒家强调的“和谐之境”, 道家强调的“妙道之境”, 佛家强调的“圆融之境”, 这些文化底蕴均对中医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深远。例如, 《赤水玄珠》是我国明代著名医学家孙一奎所撰写的一部中医学综合丛书。孙一奎平生信奉道教, “赤水玄珠”之名, 取之于《庄子》象罔得珠故事。故事中, “玄珠”就是“道”。靠“知” (智慧) 、“离珠” (感官) 、“吃诟” (语言) 都无法寻找到, 只有靠“象罔”。“象罔”能索得“玄珠”, 意谓人要进入“道”的境界, 必须排除名利思考、言辞辩说乃至感官印象的干扰, 一力凭靠直觉式的冥想领悟。孙一奎将其著作命名为《赤水玄珠》, 寓意书中记载的内容体现了医道的本体, 是珍贵难得的。若将《赤水玄珠》翻译为“Black Pearl from Red River”, 虽然字面意义并无差错, 却完全不能给读者一个完全的概念, 并体现书名背后深厚的文化内涵。再如《黄帝内经》翻译为“Yellow Emperor's Inner Classic” (直译为“黄色的黄帝的内部的经典”) 这种译法不妥。“黄帝”之“帝”非“皇帝”之义, 而是“三皇五帝”之“帝”, 是上古时代的一种尊号。秦始皇时代才开始将“皇”和“帝”合二为一, 以新的尊号“皇帝”称最高统治者。上古时代的“皇”和“帝”都是单独的称号, 不能解释为“皇帝”。黄帝为中原之帝, 即中央之帝, 按五行理论, 土在中央, 其色为黄, “民爱轩辕氏之德, 以土奉之, ”故尊称其为“黄帝”, 因此, 最好的翻译就是采用合并为一个单词的音译, 译为“Huangdi”。《黄帝内经》之“内”当为“正”, “正统”之义。《黄帝内经》是中医学的奠基之作, 其中详细地阐述了中医学的基础理论, 不独为内科所作。故其名之“内”不可解为“内部”。华夏古籍的名称中, “内”者, 多意为“正”, 正统也。《左传》被称为“春秋内传”, 意为对《春秋》的正统解释。而《国语》被称为“春秋外传”, “外”者, 别也, 附也, 补也。《国语》被看做是对《左传》的补充。《黄帝内经》是中医学的正统经典著作, 为中医“四大经典”之一。因此, 《黄帝内经》当解释为“托名黄帝所作的正统医学经典”, 英译可依据书名简单地翻译为“Huangdi's Orthodox Classic”或者“The Orthodox Classic of Huangdi”。欧·亨利的名篇《The Gift of Magi》, 大多翻译为“麦琪”, 但实际上, Magi为Magus的复数, 意为《圣经》中的贤人。作者可以用了复数, 旨在暗示故事中的男女主人公都是贤人, 都有贤人的品格。英文the Magi中含有定冠词, 不能译为人名“麦琪”。因此, 在东西方文化中都有其独特的地方, 这在彼此的语言中是体现不出来的。
(二) 文化偏差
文化偏差是指在东西方的文化中, 存在着可以互译的语言, 但是他们并不对等, 存在着偏差。例如曹雪芹的《红楼梦》, 现在就有几十个英文译本, 最为著名的翻译是A Dream in Red Mansions, 该译名是根据原书名的字面意思直译的;另一个为David Hawkers译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 此译名是因译者考虑了汉语与英语文化的差异, 认为虽然“红”在中国文化中象征吉祥喜庆, 但在西方国家的文化历史上却传递着残暴、流血的涵义, 可能会引起英语读者的反感, 更重要的是, The Story of the Stone更易于为西方人接受。英国诗人布莱克 (William Black) 曾有诗句:“从一颗细砂看尘世, 从一朵小野花观苍穹。”可见砂石在西方文学中有着深厚的隐喻意义。《红楼梦》中的“通灵宝玉”也是一块仙石, 而且是和女娲补天时用的五色石联系最紧密的一块石头。因此就用了《红楼梦》另一个名字《石头记》作为译本书名。这样就弥补了文化上的偏差。又如施耐庵的《水浒传》, J_H, Jackson的英译本是Water Margin, 这个译名让西方人匪夷所思。赛珍珠根据书的内容, 则取名为All Men Are Brothers, 从该译本在国外颇受好评的社会效果看, 这个新书名有效地将书里的内容传递给了英语读者, 起到了激发阅读兴趣的作用。《三国演义》英文名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三个国家之间都有战争, 何来浪漫呢?这个译名显然存在文化上的偏差。我个人比较推崇Three Kingdoms: China's Epic Drama。19世纪英国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的小说Wuthering Heights译为《呼啸山庄》就很贴切。Wuthering一词是英国约克郡的方言, 意为Weathering (风吹雨打) , 而汉语“呼啸”二字正是风雨大作之际发出的声响, 并且和小说中神秘的浪漫主义气氛颇为吻合。如果直译为《伍塞林高地》, 信则信矣, 但达、雅却成了问题。读者看了书名会以为这是一部攻克某高地的战争小说。
作家为作品取名的方法不同, 因此书名的翻译方法也不同, 常见的翻译方法有:
(一) 直译
有些书名, 虽则片言只语, 寥寥数字, 却显露着作者的意图和心迹, 凝聚着作者的甘苦和心血。直译保留了作品原名的“原汁原味”。达到了书名与作品内容的和谐统一。比如, 《哈姆莱特》 (Hamlet) 、《简爱》 (Jane Eyre) 、《芝加哥》 (Chicago) 、《秘密花园》 (The Secret Garden) 、《威尼斯商人》 (The Merchant of Venice) 、《格利佛游记》 (Gulliver's Travels) 、《艰难时世》 (Hard Times) 、《远大前程》 (Great Expectations) 、《愤怒的葡萄》 (The Grapes of Wrath) 等。
(二) 直译加解释
由于不同的文学风格和英汉语的不同特点, 某些书名如果照字面直译, 则显得过于抽象含蓄或与故事内容不甚想干, 读来索然无味, 毫无文采, 完全起不到导读的作用, 对于此类书名, 在翻译时应在直译的基础上, 根据全书内容, 适当加上能反映全书内容的简约词语。中国小说在翻译成英语时, 通常采用这种译法。如我国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 Moss Roberts译为Three Kingdoms: China's Epic Drama.再如, 《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外文出版社将该书的英译名定位Mao Zedong-Man, Not God (毛泽东—是人, 不是神) , 这个译名, 基于直译, 解释性的“Man, Not God”又源于原名中的“走下神坛”, 整个译名的形式又符合英语书名的命名方式。
(三) 直译意译相融
英美文学名著中有不少书名文字简洁凝练, 但寓意含蓄, 难于把握;也有些书名源于典故, 涵义丰富, 但出处冷僻, 难于查找。翻译时须在直译的基础上对原书名中的个别关键词语, 通过加词增译或换词改译的方法, 使其译名语义明朗清晰。以海明威的名著For Whom The Bell Tolls为例, 共有三种译名:《战地钟声》、《丧钟为谁而鸣》、《钟为谁鸣》。原名引自英国十七世纪玄学诗人约翰·邓恩的《沉思录:第十八章》 (Meditation XVIII) 。原句为:Any man's death diminishes me because I am involved in mankind, and therefore never send to know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it tolls for thee. 海明威在书首就指出书名的出处, 暗示主题。读者完全有能力体会到bell非泛指, 而特指丧钟。小说名译为《丧钟为谁而鸣》, 内涵与外延都很明朗, 任何字眼的补充说明都是画蛇添足。
参考文献
[1]任小明.试论书名、题目的翻译——从Future Shock的译名谈起[J].四川师范学院学报, 1996, (1) .
[2]肖小勇.英文小说标题汉译之浅见[J].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2, (12) .
[3]袁品荣.译书名忌浮躁[J].上海科技翻译, 2000, (3) .
篇8：书名号“辞职”
可是，书名号看到逗号使用范围广、工作任务艰巨时，它就向上级部门提出：“我的任务也太轻松了，就只能用于书名，我想扩大我的工作范围。”上级部门负责调动职务的领导说：“书名号，你不光用于书名，还用于选集、全集、作品集、辞书呀。”后来，书名号就出现在选集、全集、作品集的名称外面。可是，书名号还是觉得太轻松了，不久，上级部门就给它扩大了工作范围。书名号也可用于电视名、电影名、歌曲名、绘画名等可以说跟文化有关的各种文学艺术名称外面。书名号别提多高兴啦！
一天，书名号来到图书市场上散步，刚一露头，就被人拉了去。原来是被一家酒店给拉进了他们的广告词里：“《福星》酒店，吃得放心。”书名号刚出来，又被拽进了《科技发明报》中，书名号就糊里糊涂地进了句子“一种新发明的《智力扑克牌》诞生了”之中。书名号心里挺高兴，心想：没料到，我还挺抢手，不是整日闲得无事可做。正美着呢，它又被放到药品说明书中：《百顺牌镇痛剂》治疗各种头痛、偏头痛、神经痛。就这样，书名号被图书市场上的各家抢来抢去，累得喘不过气来。唉，专职工作都没干好呢，却被人家拉来做了“兼职”。这还不说，每天累得筋疲力尽。书名号干了一段时间后，实在忍受不了这种情形。于是，有一天各家报社、商店、药店收到了书名号的一封辞职信：“吾本一介草民——书名号，蒙众家之青睐，实感荣幸。但是，这样‘兼职’太累且能力有限，不胜重任，求各位高抬贵手，放过我吧！我的职能权限仅用于书名、报刊名、杂志名、作品集，以及跟这些有关的电影名、电视名、音乐名等名称后面，其他职务，恕在下能力有限，实不敢承担，求你们另选高明吧！”
语文小课堂：书名号，书写形式为“《》”，表示文中出现的书名、报刊名、歌曲名、戏剧名、绘画名、电影和电视片名等。书名号内还有书名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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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给下面的这段话加标点，正确的一项是（）
儿童文学选这本书里有一首诗名叫时光老人的礼物诗里写道三百六十五天谁也不多谁也不少只有聪明的人才能把时间用得最好
A、《》，《》。：“，，，。”
B、《》，“”。：“，，，。”
C、《》。《》，：“，，。。”
D、《》，“”，：“，，。。”
二、判断下列句子中标点使用是否正确。
1、“寓言三则”中的《揠苗助长》和《守株待兔》都没有点明主题，那么它们的主题是什么呢？（）
2、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画家达·芬奇，画过《蒙娜丽莎》、《最后的晚餐》和许许多多其他著名的画。（ ）
3、“大风车”、“动画城”、“芝麻开门”等节目深受少年儿童的喜爱和欢迎。（）
4、这次作文题目是《<中国名人故事>读后感》。（ ）
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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