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经济发展

古代经济发展（共6篇）

篇1：古代经济发展

中国古代史经济部分基础知识专题

（一）·中国古代经济发展概况

中国古代经济发展概况

一、古代经济发展概况

1、阶段特征

（1）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底下，远古人类以其有限的劳动经验和劳动协作在同大自然的艰苦抗争中，不断改进生产工具发展生产力，原始农业、原始畜牧业和原始手工业出现并缓慢发展。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原始社会组织的演变和社会的进步。原始社会末期，私有制出现，贫富分化加剧，并逐渐产生了阶级，开始向奴隶制过渡。

（2）奴隶制的确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在当时条件下，采用奴隶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夏代农业工具以木石工具为主，出现了原始的水利灌溉技术，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夏朝有了历法。商朝奴隶制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农业是主要部门，畜牧业占有重要地位，手工业以青铜制造最重要。西周井田制盛行，奴隶制经济高度发展，农作物品种比商代更多，手工业分工更细。春秋时期，奴隶主为争霸战争的需要，重视发展生产。这一时期，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私田增多。土地私有制的出现和发展，使原有的阶级关系相应地发生变化，形成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春秋后期，鲁国实行“初税亩”，各国也相继改革赋税制度，承认了私田主人对土地的所有权。这样，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为基础的井田制瓦解，我国奴隶社会走向崩溃。

（3）战国时期，随着封建制的确立，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生产工具和水利事业的进步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奴隶制的崩溃使更多的手工业努力转化为个体手工业者，促进了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封建城市兴起，中原市场繁荣。

（4）秦灭六国后，统一货币和度量衡，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但由于秦的暴政，社会经济遭到巨大破坏。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亡的教训，采取休养生息政策，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出现了封建社会首次盛世局面。西汉时期农业的发展，主要表现为牛耕的普及、铁农具的推广、水利工程的大量兴修和耕作技术的显著改进，西汉的手工业和商业也有发展，社会经济的进步，是汉武帝实现大一统的物质基础。西汉后期，土地兼并严重，生产遭到破坏。东汉初，采取恢复经济的措施，生产又得以恢复和发展。随着豪强地主势力的发展，广大农民日益失去土地，沦为依附农民。东汉末年，军阀割据混战，黄河流域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

（5）三国时期，魏、蜀、吴都注重发展经济。曹魏重视农耕、推行屯田制，在淮河流域兴修水利，北方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在蜀、吴统治之下，西南地区和江南地区也得到开发。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战乱频繁，农民大量南迁，江南经济得到较大发展，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尤其迅速，福建和两广也得到一定程度开发。南方的农业生产开始赶上北方，开始改变我国农业经济以北方黄河流域为重心的格局。北方的社会生产在十六国时期遭到破坏，但北魏统一黄河流域后推行均田制和租调制，北方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南北经济的发，各地联系的加强，为隋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6）隋的统一，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社会经济呈现繁荣景象。大运河的开凿加强了南北经济文化交流。但由于隋炀帝滥用民力，迫使大量农民离开土地，阶级矛盾激化，使农业生产遭到破坏。唐初，接受隋亡教训，调整统治政策，沿用均田制，实行租庸调制，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得到全面发展，国力强盛。那时，对外交往频繁，政治、经济制度影响到国外，唐都长安成为亚洲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唐朝中期以后，随着庄园经济的发展，土地兼并严重，均田制遭到破坏，租庸调制也无法维持。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唐朝实行两税法，以土地和财产的多少作为征税的主要标准，改变了以往以人丁为主的征税标准。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

（7）五代十国时期，黄河流域受到藩镇割据和五代各朝长期混战的严重破坏，直到周世宗改革后，经济才有所恢复。而同期南方经济有较大的发展，这主要是由于南方相对稳定，北方农民的南迁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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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古代经济发展概况

割据政权注重发展经济。北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农业、手工业发展引人注目，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南宋时，江南农业生产超过北方，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以黄河流域为重心的格局，许多方面如水稻和棉花的种植、棉纺织技术、航海造船、对外贸易等成就就非北方所能及。两宋时期，封建生产方式向边疆地区扩展，各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元朝的统一，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棉花种植范围进一步扩大，棉纺织技术进一步推广，海运和漕运的开辟保证了南粮北调，大都成为闻名世界的大都市，对外贸易空前发达。但元朝末年，政治黑暗，经济崩溃，导致元末农民起义。

（8）明初统治者调整统治政策，积极恢复和发展经济。到明朝中期，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都超过了前代的水平，大量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投入市场，出现了一批具有专业职能的工商业城市，白银成为普遍流通的货币。在商品经济空前活跃的基础上，江南地区如苏、杭等地个别生产部门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这种萌芽虽然弱小，但它是我国封建社会内部的新现象。明朝后期，政治腐败、土地集中、赋税沉重，社会生产遭到破坏，为增加政府财政收入而实行的一条鞭法因大地主的反对而被迫废止。明末农民战争中提出的“均田免粮”的口号，直接触及到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清初，奖励垦荒，实行“摊丁入亩”，促进了农业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得到了缓慢发展，但腐朽的封建制度已经成为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严重障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居主导地位。

二、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原因

1、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

社会经济在其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各个经济部门彼此联系、相互影响和推动。首先是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在此基础上手工业发展起来。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城市、商业和对外贸易得到发展，而城市、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农业、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在商品经济繁荣时期和商品经济繁荣的地方，货币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并缓慢发展。

在古代经济的发展中，虽然正常的经济发展秩序多次被战乱和社会动荡所打断，但发展是主要的。特别是战国、两汉、三国、南朝、隋唐、两宋、元朝和明清等朝代的初年，经济发展尤为突出。究其原因可大体分为如下几点：①新制度的确立；②国家统一安定局面的出现；③统治政策的调整（包括发展经济的奖励措施）；④民族融合的加强；⑤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的改进、水利工程的兴修和农作物的推广；⑥广大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

上述因素中，对某一朝代来讲，可能有两种或更多种起着作用，要根据某一朝代的实际而定。如西汉经济的发展，就是②③⑤⑥几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2、古代国家所确定和推行的对于社会发展具有较大影响的政策措施

中国古代国家所确定和推行的对于经济发展具有较大影响的政策措施，主要有：①与民休息和轻徭薄赋政策。②抑制兼并，保护小农经济的政策。③官营工商业的政策。④对外贸易政策。⑤救荒政策。⑥平抑物价政策。⑦增殖人口和扩大劳动劳动力生产政策。⑧推广科学技术政策。⑨重农抑商政策。上述各项政策在内容上多有交错，又各有相对独立的内涵。在其实施时间上，有的延续时间较长，有的责主要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上存在。

篇2：古代经济发展

对于白银我们都不陌生。《水浒传》里，鲁智深、史进、李忠三人在酒店里闲聊，看到卖唱的金家父女。鲁智深可怜他们，自己“去身边摸出五两来银子”后，又对史、李二人说：“借些与俺。”史进二话不说，“去包裹里取出一锭十两银子”；李忠则抠抠索索地从“身边摸出二两来银子”。

“鲁提辖看了，见少，便道：‘也是个不爽利的人。’”

小小一幕，便把明朝不同阶层的经济状况展现得一清二楚(《水浒传》的故事发生在北宋，但社会风貌反映的是作者生活的晚明)。表面上看，史进豪爽，李忠小气，高下立判。但史进家是大财主，出逃时带了全部家当，十两银子不算什么；鲁智深是中级军官，五两银子也算是将近一半的月薪呢；李忠呢？是一个打把势卖艺的平头百姓，这二两银子没准儿就是他十天半月的辛苦钱，白银不好赚啊。

白银战胜纸币

白银在晚唐初露货币化苗头，到北宋成为一种通用的定价参照物，主要被用于帝王赏赐、政府开支、百姓课税，以及对官员的贿赂。

仅就贿赂而言，很容易看到白银的优势。试想，你要贿赂一个官员，是推着一车铜钱好呢，还是怀揣一袋银锭好？前者招摇过市，估计不是胆大包天的官员还真不敢收。

同样，在还没有产生钱庄的时代，一个北京的商人带十万贯钱到广州做生意，真是无法想象的艰辛旅程。市场呼唤一种体积小、价值大，又不轻易贬值的货币，从宋朝起开采量就大增的白银，自然脱颖而出。

朱元璋当皇帝后，将北宋政府的用银方法全部继承，但不准民间流通，大力推广所谓“大明宝钞”。老百姓不是傻子，他们不会相信一张纸上写“一贯”，就真把它当一千个铜钱。

在流通中，“一贯”的纸币，实际购买力通常不足面值的一半。明朝中叶，纸币信用彻底破产，到了“新钞一贯，时估不过十钱；旧钞仅一二钱”的地步，以至“弃之市肆，过者不顾”——行人看见地上掉了张百元大钞，都懒得弯腰去捡。

以集权著称的帝国政府，也不得不向经济规律低头。正统元年(1436年)，刚刚即位的明英宗，或许是出于收买人心的目的，宣布废除祖宗之法——禁银令。从此以后，白银成了市场上的主币，铜钱、纸币降为辅币。

一两银子合多少人民币

同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一样，作为货币的白银，主要被铸成“元宝”。古人不用钱袋，船形元宝便于缠在腰间，“腰缠万贯”就是这么来的，真在腰上缠一万贯铜钱，土豪也得累死。

最为常见的50两元宝，面额太大，平时交易只用《水浒传》中好汉买酒的“散碎银子”。元宝上刻有产地、重量、经手官吏、工匠姓名等，通常能有五六十字。

银锭上传达的信息非常重要，因市场上流通的元宝都是合金，含银量不同。如清朝北京有松江银，上海有二七宝银，长沙有用项银„„全国约有100多种。后为方便流通，康熙时规定了作为单位的“虚两银”——纹银，纯度935.347‟。还需要说明的是，所谓“一两”在各地的重量也不同。通常而言，明清时一两银子重37.3克。

是不是有点复杂？在银元进入中国前，想要花银子，先得验成色、再称重量。花起来也很复杂，破整的时候，商人们还要用大剪子剪，用小秤称过。

将白银换算人民币，通常是以米价为中介。不同时期，各个地区的米价差异颇大。黄冕堂《中国历代物价问题考述》中搜集的数据显示，一石米的价格，明朝从两三钱到一两，清朝从五六钱到二三两，都很常见。

如果用嘉靖年间均值0.8两/石、乾隆年间均值1.5两/石的米价来分别计算明、清两朝的银价。则明清时期1石约合0.1立方米，1立方米大米约为800千克，现在全国米价大致5元/千克。这样算下来，一两白银在嘉靖时相当于500元，在乾隆时相当于267元。这几百年间白银购买力跌了几乎一半，这是因为隆庆开海后，南美、日本的白银源源不断输入导致的。

社会中上层的高薪

在古代，官员是当之无愧的高收入阶层。以清朝来说，官员的俸禄包括白银和大米，其中一品文官白银180两，九品白银33两。雍正以后，官员有“养廉银”这一合法津贴，通常是俸禄的几倍，乃至几十倍。

拿所谓的“七品知县”来说，他们的年俸是白银45两加大米22.5石，约合白银90两。而一个知县每年的养廉银有600—2000两。依照张仲礼《绅士的收入》一书所说，加上附加税“火耗”等，一个知县的年收入有白银3万多两。但这些收入很多都要贿赂上级，真正到手也所剩无几。

读书人就是当不了官，一直做教书先生，工资也相当可观。大学者到书院去做“山长”(校长)，通常一年有几百两收入。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后，重建了南京的钟山学院，给予山长的待遇是年薪984两白银，包括正式工资、伙食补贴，以及过节费。

晚清山西士绅刘大鹏的东家也很不错，给他开了白银100两的丰厚报酬，还为这位老师配了一个仆人。但刘大鹏并不将之视为理想工作，自言“为糊口计耳”。其实刘大鹏比另一位同行朋友幸运多了，那位朋友一年教五六个学生，一人交“束脩”1600文，加在一起不过白银十两左右，每个月仅靠一两白银养家。

清朝徽州的生员詹元相，除塾师的工作外，主要投资土地当地主。如康熙四十四年，詹元相“支银四两五钱，买贤生弟楼下埞田租六秤，田皮一秤”，第二年他再将“庄基山田皮五秤”租了出去，得银“一两九钱五分”。詹元相有这样的土地至少11块。所谓“一秤田”，即能生产一秤(9—15千克不等)粮食的土地。詹元相的土地名义上能有几十两收入，但实际很难如数拿到，佃农时常有抗租行为，经常还得打官司收钱。

平头百姓的辛苦钱

那么耕种詹元相土地的佃农，一年忙忙碌碌，到头来能有多少回报呢？江南土地分散，没有什么大地主，“自种租田三五亩”的情况很普遍。对生产所得，佃农与地主通常是对半分。少数情况下，有的佃农能获得全部收成的80%，有的仅能拿到15%，这是由佃户掌握生产工具的多少决定的。如果佃户的农具、耕牛、种子都借自地主，又怎么好意思在年终时多分稻谷？

詹元相的“庄基山田皮”既收1.95两白银的租金，那租户所得也大致相当。这个租户显然不会一年仅种这么一小块土地。张履祥《补农书》说“上农夫一人止能治十亩”，而徽州亩产粮食328斤，一个农民年产3280斤，自己落一半，约17石，合白银25两。这还不算家庭中的妇女们，通过织布等副业获得的“外快”。

种经济作物来钱快，古人也懂。福建南靖县的邱双租种了一块甘蔗地，一年租金为白银2.4两。收获的甘蔗后来卖了番银17元，大约合白银14两左右。这么一算，邱双的地租不过是收成的17%。平均下来，一两白银恰是邱双每月的收入。

在绅士、自耕农以外，明清两朝还有工资日结、月结的短工，一干一年的长工。清朝19个省区中，东三省禁止内地移民，人口较少，用工成本最高，通常一年需白银9—15两。内地工资以经济发达的江浙地区为最高，平均一年6—8两，陕西、山东、湖北等大多数地区在4—6两左右，待遇最差的是甘肃、广西、贵州，一个长工干一年只能得到1—3两。这就是说，清朝一个长工要赚一两白银，最少要一个月，最多几乎一年。

短工杂役的薪水比长工多不少。万历年间，宛平县县令沈榜的《宛署杂记》，记录县政府的收支。他说，雇佣没有技术的杂役，比如“打扫夫、短夫”，日薪是白银0.03—0.04两；有技术的，如“油漆匠、装钉匠”能有0.05—0.07两的日薪。

至于医生，西门庆家请大夫看病，少则给白银二钱，多则有三五两。当医生看来在什么时代都是高收入者。

明清时普通工人的平均月薪都在一两白银左右，但因白银实际购买力发生变化，清朝工人的生活水准较之明朝有所下降。

衣食住行真不贵

钱是挣了，一两银子能做些什么呢？

一生用度，无非衣食住行，侯会在《食货金瓶梅》这本书里搜罗了不少实例，展示了晚明社会的生活百态。

先说衣，《金瓶梅》里的常峙节穷困潦倒时，西门庆资助了一笔银子。常峙节给妻子买“一件青杭绢女袄、一条绿绸裙子、一件月白云绸衫儿、一件红绫袄子、一件白绸裙儿”，为自己买“一件鹅黄绫袄子、一件丁香色绸直身”，这7件私人定制服装，再加上“几件布草衣服”，一共花去 “六两五钱银子”。

对于这次消费，常峙节老婆说：“虽没便宜，却值这些银子。”这么算下来的话，一件比较好的衣服，大约也要1两银子，也就是今天的500元。真正昂贵的衣服，还要数李瓶儿那件貂鼠皮袄，值白银60两，3万元。

“吃”，《宛署杂记》中记录说，猪肉每斤白银0.02两，牛羊肉每斤0.015两，1只活鸡0.04两，5斤重大鲤鱼0.1两，烧酒每瓶0.05两等。当时1斤约相当于600克。在这种物价标准下，《金瓶梅》里下饭馆都极便宜。侯林儿与陈敬济在酒馆里点了“四盘四碟，两大坐壶时兴橄榄酒”，以及“三碗温面”，总共花了“一钱三分半银子”，也就是0.35两白银，一百多块人民币。

房子让当代人操碎了心，在古人却不叫个事。网上曾流传一个段子，说卖炊饼的小贩武大郎都住得起两层小楼。其实真相是，潘金莲把钗子卖了十几两银子，“典”下了“县门前楼上下两层四间房屋居住，第二层是楼，两个小小院落，甚是干净”。所谓“典”是武大郎从房主那里获得使用权，房主保留产权，可在一定期限内赎回房产。虽不是买，但几千块就能在县城里，几乎无限期地住上独立小楼房，那是相当的划算。

那时的“商品房”，也不会让工薪阶层望而生畏。西门庆帮常峙节买的“前后四间”房，只花白银35两。用明朝工人每月1两的平均工资算，节衣缩食几年，也能全款买房了。当然了，阳谷只是山东一个小县城，房价相对北京这样的大都市，一定是便宜不少的。

说完了衣、食、住，再看看古人出行的花销。轿子是老爷们出行的必备行头，潘姥姥到西门庆家，给潘金莲贺寿时，租了一顶轿子。潘姥姥进门找女儿要六分银子，付轿子钱。潘金莲听了怒道：“我那得银子？来人家来，怎不带轿子钱儿走！”吵吵半天，最后还是孟玉楼“向袖中拿出一钱银子来”，才把轿夫打发走。潘金莲还不肯罢休，数落老娘：“你没轿子钱，谁教你来？赁出划划的，教人家小看。”其实六分银子不过0.06两，30块钱人民币，明朝“打的”实在不贵。

古人消费多奢侈

当然，古人也有娱乐生活。明末大臣陆文衡在他的《啬庵随笔》里说，万历年间，艺人演一场才“一两零八分”，后“渐加至三四两、五六两”。有一次，陆文衡请人搭台唱戏，已经是“价至十二两”，如果有女艺人参演，要另加“缠头之费”。折算成人民币，6000元就能请几个小明星到家里开演唱会。

如果雇人唱不过瘾，还能直接买到家里来，想什么时候听就什么时候听。潘金莲九岁时被卖到王招宣府里，十二三岁就会“描眉画眼”、“品竹弹丝，女工针指，知书识字”。要买这么一位才艺双全的少女，只要30两。现在几万块一个的越南媳妇供不应求，但在大明朝，15000元就能领一个“潘金莲”级别的美少女回家。

在古人所有消费中，买官恐怕是最贵的。《红楼梦》里，宁国府的贾珍想给儿子贾蓉“捐个前程”，拿1000两银子贿赂太监戴权，买了“五品龙禁尉”。戴公公与贾家关系向来不错，这还是友情价，那“襄阳侯的兄弟”花了1500两才当上同样的官。书中交代，这“龙禁尉”共有“三百员”，是个不大不小的虚职，月薪一两的老百姓如果要买，得省吃俭用一百年。

篇3：古代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浅谈

无论是农耕经济还是游牧经济, 都存在着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 产生了种植业与畜牧业的萌芽, 在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后, 就产生了原始的农业, 特别是在进入父系氏族制之后, 农业已经发展成为社会生产活动的主要部门, 男子在社会生活中占主导的地位, 通过改进农具, 革新耕作技术, 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也基本上形成了男耕女织的分工, 农耕经济在此时已经基本形成。虽然畜牧业也是萌芽于旧石器时代晚期, 但在农耕经济形成时, 游牧经济还没有形成, 而是在农业经济有了相当长时间的发展之后, 游牧经济随着游牧部落的形成而发展起来。这是因为除了直接为狩猎生活服务的若干牲畜外, 作为食物来源重要部分的牲畜的驯化, 往往要在种植业生产以后所提供的相对安定的环境中才能最后完成, 而游牧经济的形成更是以畜牧经济的一定发展为基础的。游牧人并非完全不需要农产品, 在其内部基本上脱离了种植业的游牧部落, 要以外部农业部落的存在、因而能通过交换或其他方式获得必要的农产品为其存在的条件, 所以只有整个社会的农业经济有了相当的发展才有可能分化出游牧部落来。

二、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的发展

从总体上来看, 古代中国经济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农耕经济, 但从自然环境的角度来看, 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 中国西部和北部地区主要是草原分布地带, 因此, 这些地区也就成为了以草原畜牧业经济为主的区域。一般认为, 自我国东北大兴安岭东麓-辽河上游-阴山山脉-鄂尔多斯高原东缘及青藏高原以西的广大地区, 都属于历史上传统的游牧经济分布地区。而在此界线以南和以东则属于传统的农耕经济分布地区。从一定程度上讲, 我国的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青藏高原以及历史上的整个西域地区, 都属于历史上游牧民族的主要活动区域。因此, 宏观地说, 也属于传统的以游牧经济为主要特色的区域。在历史上, 农耕地区和游牧地区存在着各自扩散的过程。

(一) 农耕经济的向南扩散

首先, 由于中央政权向南侵略而把农耕经济带到了处于落后的南方地区。三国时期, 在今天的云南地区, 贵州西部, 四川南部的地方, 南中大姓崛起, 抗拒蜀汉, 诸葛亮七擒孟获征服南中, 并在南中采取措施加强统治, 在经济方面, 把先进的农耕技术带到了南中, 诸葛亮提倡广开屯田, 以牛耕代锄耕, 使不少土著民族“渐去山林, 徙居平地, 建城邑, 务农桑”, 在西南的各少数民族中至今仍留传着诸葛亮传授水稻、牛耕的先进技术的传说。因此, 可以看出诸葛亮南征推进了该地的社会经济发展, 是对农耕经济的传播。在东吴, 孙权曾派船到夷洲 (今台湾) 的时候, 夷洲的社会尚处于原始社会阶段, 当地百姓已经开始从事农业生产, 也从事渔猎经济, 但生产力水平很低, 生产工具大部分为石磨器。孙权的这一举动加强了夷洲与内地的了解和来往, 促进了夷洲经济发展, 把农耕经济带到了夷洲。

其次, 游牧民族经常的南下, 侵扰了北方人民的生活。东晋以后, 中原为少数民族占领, 大批农耕居民潮水般涌向南方, 出现“北人避胡多在南”的情形。当时仅编户南渡人口就达八九十万, 其主要迁居地为皖南、江浙、湖北、广东、福建等。据《晋书·地理志》、《宋史·州郡志》等资料估计, 刘宋时有户籍的南迁人口约占西晋北方人口的八分之一, 占刘宋时南方人口的六分之一, 此外还有大量未被统计的脱籍人口。这是一次历史性的大移民, 南渡人民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技术。他们利用南方优越的自然条件发展农业生产, 加快了这一辽阔区域的开发过程。生产规模迅速扩大, 粮食产量明显提高。随之而来, 南北经济地位发生变化, 南方逐渐成为中国的经济重心。

(二) 游牧经济的南下

游牧民族在历史上曾经多次南下, 向中原扩张。我们不能把游牧民族的扩张简单看成是军事上的侵略, 从更深的层次上分析, 主要是游牧民族与外界接触以寻求自身存在与发展的内在动力。游牧民族主要从事于畜牧业, 长期过着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牧生活, 这就使他们的经济生活受着自然地理环境, 气候条件的严重制约, “他虽然成功地征服了这种可怕的环境, 这个环境却也在暗中把他变成了奴隶”。游牧民族的主要食物都是猎物, 或牛马羊等, 这些畜牧产品不如粮食谷物易于保存, 所以游牧民族往往缺乏农耕民族那种顽强的抗灾能力, 当灾荒发生, 饥饿、死亡便接踵而至, 经济文化均面临着崩溃的危机。避开灾害因素不谈, 单纯游牧本身也不能满足因人口增加而不断扩大的对生活资料的需求, 于是粮食、布帛等农产品就成为畜牧产品的必要补充, 而这只能从中原农耕圈中获得。在汉代, 长城以北的匈奴不断入关, 获得财物以满足生产和生活的各种需求是其重要动机, 文帝时, 晁错说:“汉兴以来, 胡虏数入边地, 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当时著名的和亲政策之所以能减少边患, 就是由于汉朝的"絮、缯、酒、米、食物"的诱惑, 故武帝初年“明和亲约束, 厚遇, 通关市, 饶给之, 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 往来长城下”。虽然自武帝元光二年 (公元前133年) 汉匈发生战争, 匈奴与汉朝停止和亲, 但仍然不愿放弃关市贸易。继匈奴之后千余年兴起的蒙古帝国, 更多的是出于其民族的好战性, 而发动了南下扩张的战争。

游牧部落的南下是游牧文明对农业文明的冲击, 至少有两个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是不断地唤醒农耕民族日渐消沉的斗志。当农耕民族在丰沃大地的滋养下安土乐天, 沉缅于丰衣足食的安逸时, 游牧民族的侵扰使得他们不得不拿起武器自卫。每一个优秀的民族都是在战争的锤炼下进步的。生存作为第一需要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人的活力, 优胜劣败是自然的法则, 农耕民族在心志上的健全, 不能说没有游牧民族的功劳。二是对“往来转徙, 时至时去”的游牧民族, 单靠局部防御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因而必须联合起来。因此, 农耕文明大一统思想的形成, 不能说没有这一因素的作用。所以, 长城作为大一统的象征, 坚定地拒绝游牧民族侵扰的同时, 也框定了中国大一统的格局。

游牧民族不仅南下向中原地带扩张, 而且在古代, 我国的西域南疆广大地区也主要是有游牧民族统治的。如汉代的匈奴对南疆及西域其他地区的统治、铁勒、突厥对南疆的统治、蒙古族对南疆的统治等等。也就是说, 北方的游牧民族对南疆的影响较大。真正对西域实现统治的中原农耕民族王朝主要是两汉和唐朝, 而在其他大部分时期内, 以游牧民族的统治居多。

三、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的交流形式

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表现为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矛盾, 但是, 两种经济之间一直存在着经济交流。在古代社会, 马匹具有特殊的功能, 它既是农耕生产中的重要畜力, 也是狩猎、交通、骑射、战争中不可替代的工具, 往往与国势盛衰联系在一起。历代中原王朝都非常重视马政, 将拥有数量充足的马匹看成富国强兵的重要标志。从区域生产的特点和分工来看, 中原农耕地区一般缺少足够的马匹, 而边疆游牧地区则以畜牧业为主, 牧养着数量可观的马匹。与此同时, 游牧民族缺少的是中原农耕民族所生产的粮食、布帛和金属工具。这样, 中原马匹的获得, 主要提高贡赐贸易与绢马贸易来实现。

历史上互市的出现, 对于贸易双方的民族来说, 是一件互惠互利的事情。我国古代中原农耕地区与西北周边游牧民族之间的贸易, 一般记载都是“进贡”与“赏赐”, 即各政权或民族带来本地区的土产方物, 中原王朝则回赠丝帛等物。当时的这种进贡与赏赐满足了双方的需要:进贡者谋求政治上的依托与援助, 并获得物质利益;赏赐者将这种贸易看成一种政治需求大于经济利益的手段, 就其作为安抚边境, 结好各政权及各民族的基本国策。尤其一提的是, 当时的这种民族贸易, 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中原王朝“天朝上国”的心理需要。历史上的这种贡赐贸易, 对于西北游牧民族来说是一种有厚利可图的生意, 故一些商人往往或随同使节一同前来, 或冒充使节前来贸易, 以此获得较一般正常的贸易更加有大的利润。

随着中原王朝统治区域的不断扩大与农耕区的逐渐固定, 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的贡赐贸易也就发展演变为绢马贸易。绢是对中原农耕民族所生产的丝织品的总称, 因其受自然条件及加工技术的限制, 游牧民族一般不生产丝织品, 而游牧民族的上层就其视为高级奢侈品, 其消费只能靠马匹及其畜产品与中原民族的的交换来满足, 随着游牧民族对丝织品需求和中原王朝对于马匹用量的不断增加, 绢马贸易相应扩大。发展到唐代, 就开始出现了马价绢。一匹马换取40匹绢, 是当时回纥与唐朝绢马贸易中的标准价。当然, 当时的这种绢马贸易是不公平的, 具有政治色彩, 马价过高, 已经成为唐王朝沉重的财政负担之一。

虽然存在经济交流, 但两者一直没有融合起来, 没有能够形成农牧结合的经济形式。原因是多方面的, 地理自然环境所导致的气候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种经济的分布, 长城以北的广阔的内蒙古草原, 西域地区的青藏高原都是草原地带, 只适于进行游牧经济, 而如果进行农耕则会破坏自然环境, 土地会沙漠化。而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的这种差异, 导致了生活方式不同的民族的出现, 各个民族之间由于习俗文化差异而存在矛盾, 经常发生战争, 战争加剧了这两种不同的经济形式的隔阂, 使两种经济的分离状态一直存在。历史上的重农抑商政策对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之间的关系发展, 产生了消极影响:使得农耕经济地区的畜牧业生产受到了遏制, 农耕经济实际上变成了几乎单一的种植业经济, 少量的畜牧业也仅仅是一种家庭副业, 即“鸡豚狗彘之畜”。抑商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正常的经济交流, 因而也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了各种非正常的商品贸易交流形式:贡赐、官方互市以及战争和掠夺。这种状况反过来又加剧了历史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对垒和隔阂。

四、农耕经济与与游牧经济交流对两大经济区文化的影响

这种经济交流, 虽然没有改变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的格局, 但相互的激励与促进也是显而易见的,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之间的融合, 影响着生活习俗以及文化。

汉民族就是这种经济交流所形成的。北方的居民原本都是华夏族的, 但随着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地区的经济交流, 有相当一部分的游牧人口到中原定居。众多的少数民族融入了华夏族, 构成了新的民族共同体———汉族。由于北方汉人融入了少数民族成分, 故其文化形态, 生活方式都和华夏传统有着明显的差异。最著名的就是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东汉时, 尽管北方游牧时时攻掠, 但文化交融仍很明显, 如汉灵帝“好胡服、胡账、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筱、胡笛、胡舞, 京都贵戚竟为也”。唐朝的空前繁荣是各民族文化大融合的结果, 其时长安盛行胡衣、胡帽、胡食、胡床, 《旧唐书·舆服志》:“开元以来, ……太常乐尚胡曲, 贵人御馔供胡食, 士女尽胡衣胡食”。蒙古对中原的统治并不长久, 然其影响却很深远, 北方不少汉人改用“胡服”、“胡语”、“胡姓”, 尽管明政府严加禁止, 但直到15世纪中叶, “鞑妆”仍较唐服为盛。游牧文化一方面消弱了儒家传统对中原地区的影响, 另一方面, 又为北方汉人注入了强悍、朴实的独特气质。夏竦《论幽燕诸州》云:“幽燕山后诸州人, 性劲悍, 习于戎马, 敦尚气节, 可以义动”, 《新安县志》称:“其人多刚介慷慨尚朴略, 而少文华, 纯厚之风相沿成俗”, 《旧宣镇志》:“山高水深, 风劲气寒, 人性勇健, 喜敦信义, 故多贞烈之节”, 都形象生动地反映了游牧文化对北方汉人的影响。

通过经济交流, 在游牧民族影响汉人文化的同时, 汉人也影响着游牧民族, 游牧民族从农耕民族先进的物质生产中汲取了先进的物质与制度文明。通过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文化上的交融, 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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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魏明孔.西北民族贸易论纲——以互市为中心[DB/OL].中国经济史论坛, 2003-02-02.

篇4：漫话古代“考试经济”

隋代实行科举考试后，专门针对科考的辅导班也就应运而生，发展成书院、文社模式。书院至宋代大盛，有700余所，文社至明代为盛。书院和文社大多数是地方上的有钱人出资兴建，花费重金聘请已回乡或致仕的举人、进士，或者有名气的学者担任讲师，对学生进行专门辅导，模拟考试，以提高中榜率。例如晚清的南京中山书院，院长年薪984两银子，其中800两为工资，其余为伙食等补贴。后来，有些历史悠久的书院得到政府津贴，能够给院长和老师发放丰厚的薪金，有的学生还会给老师上“贽礼”，相当于

红包。

有科考辅导班，也就会有专门对付科考的辅导书，讲的是怎样写八股文。明代出版商们曾经不惜重金，聘请已考取功名的知名才子，这些人可谓是科场老手，让他们根据自己的考试经验来选编标准的八股文，集成集子，介绍这种专门用于科举考试的文体的写作技巧。而许多购买此类书籍的生员，或只重应试技巧，或死背范文，不厌其烦地反复研读“四书五经”，毫不关注文章的精神实质。

孔尚任《桃花扇》中有一段写南京三山街书商蔡益所的，只见此人好不风光，举人进士都要对他点头哈腰。他说，乙酉乡试要根据钱谦益的条陈改正文体了，也就是今天所谓的“变题”，试题形式要变了。既然题型要变，那么辅导书也得变。于是，他另外请了几位考试辅导专家，按照新的试题样式，另选新篇，以为对策。即将推出的这套辅导书封面将印上“风气随名手，文章中试官”的字样，这样的封面设计是借以宣传，也算作对考生的激励吧。这就是出版商蔡益所的生财路子之一，从中可以窥见明代江南考试经济之发达。

当然，古代的考试也有其衍生物——作弊。古代科场作弊手法花样繁多，其中能形成行业，创造经济产值的主要有代考和夹带。

代考，也称“捉刀”，存在于科考的各个阶段，尤以考取秀才的童试中更普遍，出现了职业化的枪手。人们熟知的晚唐词人温庭筠外号叫“温八叉”，传说他替人考试时，叉八次手就能写就文章，算是一个高级的职业枪手。清光绪年间，有个姓郝的人，本来在飯店干跑堂的，看到店主的傻儿子雇枪手代考后，竟然做了官。于是，他偷了饭店的钱，买枪手代考，没想到真的高中做官，而且还做到了主考官的位置。一次席间，他吹嘘道：“科举是个屁，我一字不识照样当官。”可见代考行业多么猖獗。清代《儒林外史》第十九回就写枪手匡超人从杭州赶到绍兴，为一个叫金跃的人代考，考中后，金的家人给了他200两银子作为报酬，另外打点中间人等共花费300两。

所谓夹带，是指考生通过衣帽、鞋袜、砚台、笔管、糕饼、烛台等凡是能藏匿只字片纸的东西，把小抄带进考场。因此，很多书商嗅到了这种商机，专门制作便于携带的小册子，高价兜售给考生。清乾隆五十四年，有大臣上奏道：“江西士子有临场习用新出小本讲章，又坊间亦有编辑经书拟题及套语策略等类，于临场前刊印发卖。”说的就是此事。2002年，在浙江省东阳市发现的石印微刻《五经全注》，印行于光绪己丑年，就是用来印刷小抄的

刻版。

历史愈往后，考试经济愈发达，愈暴露出科举考试的弊端，尤其实行八股取士之后，通过这种模式培养出来的士子，在蒲松龄的小说中有一段描写，可作笑资：初入时，白足提篮，似丐。唱名时，官呵隶骂，似囚。其归号舍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其出场也，神情惝恍，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忽然而飞骑传人，报条无我，此时神色猝变，嗒然若死……如此情况，当局者痛哭欲死，而自旁观者视之，其可笑孰

甚焉。

（选自《光明日报》2016年1月22日，荐稿人：庄妃轩）

篇5：中国古代档案发展概况

【摘要】 档案文献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历史的真实记录，中国是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世界古国之一。中华民族数千年之历史能够洪纤巨细、绵亘不断地记载下来，并形成了数量极为浩繁、时间又相互衔接的历史典籍，它们对后人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起着决定的意义和作用。主题词 :古代 档案 发展

“档案”一词见诸文字材料始于明末清初，杨宾(1650—1740)在《柳边纪略》卷3中记述：“外边文字多书于木，往来传递者日牌子，以削木若牌故也。在贮年久者日档案，日档子，以积累多贯皮条挂壁若档故也。然今字之书于纸者，亦呼为牌子、档子矣。”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的《康熙起居注》中就有“部中无档案”的句子。但是，古代档案的出现并非始于明末清初。它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公元前的殷商时期，距今已达三千多年。我国历朝、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档案收集、保管工作，特别是秦、唐、宋、明清时期将文书档案方面的有关规定列入封建法典中，在档案的保管和保护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我国公认最早用文字记录的档案是距今3500年前殷商时期的甲骨档案。这点从清末光绪年间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出土的文物中得到了证实。从1936年对殷墟进行发掘，集中出土的一万七千余片的甲骨来看，考古学界认为它可能是武丁时期的一个档案库，在这些坑中出土的甲骨档案，大致都有朝代可循，有的坑存贮一个朝代的，有的坑是累积几个朝代的。说明殷商时期的统治者已经非常重视档案的收集工作了。商代甲骨档案是我国最早的系统的官府文书，也是我国目前能见到的最古老的历史档案。甲骨档案是殷商王朝的公务文书，其内容十分丰富，包括祭祀、狩猎、农业、战争、王室活动等许多方面。从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档案可以看出，这些甲片是经过人工精心整理和装订有序的文献，不同时期、不同帝王所制定和使用过的龟甲文书分坑埋藏，可以说，殷商时期档案的保存和管理不只有了初步的规模和规则，而且考虑到了利用时的方便。

夏商周三代，随着国家机关的建立和官制的设置，统治者逐步建立了一套行政管理制度，于是奴隶社会国家的档案工作也随之产生。金文档案盛行于殷商末期及两周，金文又称铭文，商、周时期，中国古代的青铜冶铸工艺达到了全盛阶段，由于礼乐制度的发展，钟鼎等青铜器物不仅演变为奴隶主贵族和封建地主阶级贮存于宗庙的礼器，青铜器上的铭文也发展为记录当时社会重大史实的历史文献，并成为象征统治者社会地位、政治权力的“重器”，每每遇有重大事件，都要作器勒铭，珍藏宗庙，以期“子子孙孙永宝用”如《大盂鼎铭》(19行291字)记载了西周早期康王时,贵族盂因征伐西北强族鬼方有功而受康王册命赏赐的史实；《毛公鼎铭》(32行 497字)是西周晚期宣王告诫毛公的一篇完整的册命，是西周时期铭词最长者。

春秋战国时期，许多国家都非常重视档案收集工作，设立了专门管理档案的官员。多数国家都明确规定：凡本国颁发的册令、各国问的往来文书、以及本国和他国各项政治活动的记录等都要收集起来，交史官保管。中国最早的档案馆是周王朝建造的天府。凡国家贵重的宝器物品和重要簿籍都由天府保管收藏，负责管理的官员称守藏室史或柱下史。著名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曾任此职。

秦的档案主要有诏令、奏疏、律法、户籍和舆图等。这些档案大多为竹木，同时也有丝帛兽皮和石刻的。

两汉时期，“蔡侯纸”的问世和普遍使用，是我周古代文化史上划时代的一件大事，对我国灿烂古文化的传播和档案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难以磨灭的推动作用。用纸作为书写材料形成丫纸质档案。纸张质地轻柔，价格低廉，易于书写、传递和收藏，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纸张已完全取代金石、竹木、缣帛等成为官府用纸。西汉建有石渠阁、兰台、天禄和麒麟阁。东汉又建东观、石室、宣明、鸿都等处。这足以证明汉统治对图书典籍管理的重视。，由刘邦的谋臣萧何主持建造。这里既是存放档案的库房，又是撰史著述、校勘典籍和学术交流的场所。汉代著名学者刘向父子在此著《别录》、《七略》。辞赋家扬雄也在天禄阁读书。汉宣帝曾召集当时的著名学者在石渠阁论定“五经”。

唐朝乃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由于唐太宗及丞相房玄龄不只重视文牍典籍的收集，也非常重视编史修志，并且很有成就。如贞观十年五史俱成。贞观二十年又写成《晋书》、《南史》《北史》后又修《五代史志》等。二十四史，就有八部在贞观年编成。同时，唐朝还出现了专门保管人事档案的机构一甲库，甲库有着严密的保管制度，并已形成了相当的规模。贞观年间，文书档案的各种规章制度已发展得比较完善，从撰拟、令签、分拣到销毁、保密、传递等过程都制定了较详细的规定。唐朝的甲库是我国档案史上最早的人事档案库。统治阶级为巩固自己的政权，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人才，对官吏的职务、履历、考评都有详细记载。并根据这些档案来选拔官吏。这种人事档案称为“ 甲历”或“ 官甲”，“ 敕甲” 收藏的地方叫甲库。宋朝统治者在隋唐档案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发展，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档案工作的律令。据《庆元条法事类》记载：诸路、州、县等地方官署的各种册籍以及王朝中央六部形成的档案文书，除“置册编写”，连粘元(原)本架阁外，都要按期逐级上送。还规定：王朝中央六部的档案，在部保存二年之后应送架阁库，再过八年移交金耀门文书库收贮。宋代的档案收集范围很广泛，特别是对本朝有关政体之事，要求随日必录。宋在各府设置编修机构之多，编纂数量之大，也是前所没有的。如中书省有编修条例司，枢密院也设有编修司。在官府影响支持下，私家利用档案编史者也不少。最有成就的，如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但也不得不说这些经过精心编纂出的史籍无一不是为了封建统治服务的。北宋建皇家档案馆五座。南宋诸帝沿袭北宋成法建敷文阁、焕章阁、华文阁、宝谟阁、宝章阁、显文阁六座档案馆，专门收藏皇帝的诗、词、赋、序、记、碑、政事、手札等档案。

元朝建立之后，也很重视对档案典籍的收集。据《元史·张柔》传载，元将张柔攻下金汴京后，“于金帛一无所取，独入史馆取金实录和秘府图书”。公元1276年，元军攻人临安，元统治者对宋王朝的秘府图书、太常寺祭器、宗正寺谱牒、天文地理图册，以及各种典故文字、户口版文簿等，更是“尽仰收检”。

封建社会晚期的明清时代文书档案管理制度又有了新的发展。明王朝建立前，朱元璋就多明令部下收集敌方各种档案，并鼓励敌将携带档案投诚。朱元璋建明不久，即为加强皇权废中书省和丞相，使六部直接听命于自己，又专设通政司掌受内外章疏敷奏封驳之事，从而使档案工作得到了进一步集中与加强，对各种档案的收集和建设更为精心尽力。朱元璋特别注意保管起义以来的各种文书资料，又配置起居官记注材料，从中央到地方设立照磨所和文书档案机构，并大量增加照磨和管勾人员。清代杰出的史学家章学诚对于档案收集工作也 提出了颇有代表性的主张。他建议清政府在各州县设立志科，专事搜集贮存地方文献，为修志储备史料，并具体阐述了搜集档案的范围，如“六科的案牍”的副本；家谱、“传志状述”的副本；官员善恶事迹的记载；学校师儒、文人学士的著述副本和目录；金石题铭的摹本；城池、署、学府、祠宇、堤堰、桥梁等的修造情况；以及乡镇、书会的记闻等等都应收集起来。章学诚的上述意见，也为现代档案馆的建设和地方修史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清朝除沿用皇史宬存放清宫实录、圣训、五牒外，又建方略馆存放军机处档案。军机处是雍正在位时为加强中央集权、实行密折制度和特务统治而设的政治枢纽机关，中央政权的一切令均由此出。自雍正八年建立至宣统三年取消，历时180年，因此方略馆所藏档案涉及到清代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各个方面，是研究清史的第一手资料。

可以说，我国长期以来档案工作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史学研究的需要，而大量档案文件的汇集、整理和利用，为我国史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事实材料。如果没有长期发达的档案工作，就无以形成今天汗牛充栋的历史史籍。我国古代档案丁作的开展对当时国家政权的巩同、学术文化的发展繁荣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随着时代的发展，档案的价值愈来愈被人们所认识和重视。21世纪是信息化的时代，我们的档案事业，在我国档案事业的基础上，在不远的将来也一定会以一个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档案事业的舞台上，更好地为社会的和谐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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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中国古代小说发展概述

古代，神话故事，历史传说，寓言故事，已经具有了志怪小说的苗头；《左传》、《国语》、《战国策》等记述人物言行的史书，又给小说创作以启发；经过相当长时期的发展，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才产生了志怪小说。

1、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与“志人小说”——以谈神说鬼或记录名人轶事为主的小说。

志怪小说，干宝的《搜神记》是这类小说的代表。志怪小说中，一方面多有宣扬宗教迷信思想的作品，一方面也有反映广大人民思想愿望的作品。前者如：《阮瞻》叙述素不信鬼的阮瞻被鬼吓坏的故事；《蒋济亡儿》叙述蒋济的儿子在阴司官府当差的故事。后者如：《干将莫邪》记写巧匠莫邪为楚王铸成雄雌二剑后被楚王杀死，其子赤为父报仇的故事；《紫玉韩重》记写吴王的小女紫玉和童子韩重相爱，吴王不许，紫玉愤恨而死，韩重痛哭墓前，紫玉灵魂出现，两人墓中结为夫妇的故事；《宋定伯捉鬼》记写宋定伯不但不怕鬼，而且捉住鬼，卖了鬼的故事。后者是志怪小说中的精华。志怪小说对后世的小说创作有很大的影响。

志人小说的代表是《世说新语》

刘义庆《世说新语》：刘义庆，刘宋宗室，封临川王，他喜招聚文学之士，此书可能是他与其他手下文人杂采众书加进所闻而编的，此书成后不久，到梁朝，有刘孝标为其作注，此注引书达四百多种，且多散失，故此注保存了许多古代资料，很有价值。《世说新语》原只名《世说》，因西汉刘向也有《世说》（已佚），故唐人为区分，称为《世说新说》，到宋朝，又改为《世说新语》，一直沿用到今天。此书记载的是从汉代到东晋的逸闻轶事、言行风貌，其中尤详于东晋，全书按内容分三十六门，如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

1、《世说新语》的内容：（1）作者以欣赏赞扬的态度，描写了大量“魏晋风度”“名士风流”的故事，比较清楚地反映士族阶级的精神面貌与生活方式，具有一定的认识意义。如作品选《任诞篇》“王子猷居山阴”表现了士族崇尚“自然”，主张适意而行，不受任何拘束的名士风度。如《雅量篇》载谢安----------，表现喜、怒、忧、惧不形于色的名士风度。（2）暴露晋司马氏统治的黑暗恐怖，以及高门士族穷奢极欲、凶残贪婪的丑恶本性。如《汰侈篇》，“石崇要客燕集”载石崇每燕客-------。《侈汰篇》“石崇王恺斗富”。石崇的残暴，王敦的冷酷简直是灭绝人性，令人发指。（3）歌颂了一些正直、爱国、有事业心、有斗争精神的优秀人物。（P355）《言语篇》“过江诸人——”。当时士族多崇尚脱离实际的清谈，但王丞相（王导）能够对北方沦陷发出感慨，表示要恢复失土，这在当时很可贵。《世说新语》的艺术性：①善于通过富有特征性的细节，勾勒人物的性格和精神面貌，使之栩栩如生。如《愤捐篇》描写王蓝田性急。②善于用对比的手法突出人物的性格。如《德行篇》记管宁割席的故事。③语言凝练，记言记事巧妙结合，能用人物的片言只语表现其性格。《任诞篇》“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把子猷自命风雅的情态和盘托出。《世说新语》对后代的小说戏剧都有深远的影响。

2、唐代时期的“传奇小说”——这是一种有文人意识的文学创作，它“叙述婉转，文辞华艳”。唐传奇的题材大致分为爱情婚姻、文人仕途、豪侠行义、历史故事、神仙怪异等，而神仙怪异又往往穿插各类题材中，这是六朝小说的胎记

唐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商业的发达和都市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兴起了。这给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韩柳倡导的朴实的新体散文，比较适合于小说的创作；白居易倡导的新乐府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作家面向现实。唐代传奇就在六朝志怪小说和当时社会现实基础上繁荣了起来。它虽源于志怪小说却又有很大的发展，由志怪转向了反映复杂的社会现实。中唐时期是传奇创作的黄金时代。作品很多，主要反映现实。即使是谈神说怪的作品，也往往具有现实社会意义。《南柯太守传》，叙述淳于棼与二友酒醉、入梦，在大槐安国招驸马，任太守，煊赫一时，后因战败，公主又死，国王怀疑，有人构陷，被送回乡，梦醒时二友正在床边洗脚，即以虚幻曲折的故事情节，讽刺沉迷仕禄的士人，揭露了封建官场互相倾轧的情况。唐传奇中成就最高的是爱情小说。如《任氏传》中的狐女任氏爱恋家境贫寒的郑六，严斥企图恃富施暴的韦崟道：“郑生，穷贱耳。所称惬者，唯某而已。忍以有余之心，而夺人之不足乎？哀其穷馁，不能自立，衣公之衣，食公之食，故为公系耳。若糠糗可给，不当至是”。体现了妇女要求主宰自身命运的愿望和敢于反抗强暴的斗争精神。《柳毅传》，具有神话色彩，叙述龙女被丈夫虐待，柳毅仗义传书，几经曲折，二人终结良缘的故事；表现出柳毅性格善良、品德高尚，龙女反抗压迫、执着爱情，具有揭露封建婚姻制度罪恶的社会意义。《霍小玉传》，叙述名妓霍小玉倾心相爱李益，李益考中得官负心，小玉相思成疾，侠士挟持李益重入小玉家，小玉痛责李益，长号而绝的故事；塑造出一个执着爱情、具有反抗精神的悲剧妇女性格，鞭笞了负心的男子，揭露了门第婚姻的罪恶。《李娃传》，叙述妓女李娃与荥阳公之子某生相爱，某生沦为乞丐，荥阳公不以为子，鞭之几死，弃之郊野，李娃挽救某生，助他攻读，终于高中得官，荥阳公又认子认媳的故事；对比地刻画出两人的性格特征，热情歌颂卑贱妓女李娃的善良品质，无情揭露高贵荥阳公的虚伪狠毒，具有深刻的反门阀制度的意义。唐代传奇标志着我国小说趋于成熟，揭开了我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序幕。唐传奇构思精巧，情节曲折，结构完整。如《柳毅传》写柳毅为龙女完成传书使命，钱塘君杀了泾河小龙，救回龙女后，又陡生波折，平添钱塘君逼婚，柳毅严词拒绝一节。柳毅回家后连娶两妻皆亡，似与龙女无缘，不料三娶的卢氏竟是龙女的化身。作者围绕龙女争取婚姻自主这一主线安排情节，展开矛盾，波澜迭起，出乎意料，入乎情理，构思极巧妙，体现了“作意好奇”的特点。

唐传奇的语言生动流杨，简洁而富于表现力。这与作者不少是诗文高手，讲究修辞造句，注意汲取骈文和口语之长有关。如钱塘君救回龙女后，“洞庭君曰：‘所杀几何？’曰：‘六十万。’‘伤稼乎？’曰：‘八百里’。‘无情郎安在？’曰：‘食之矣’。”寥寥数语，钱塘君的性格、说话时的神情口气跃然纸上。

3、宋元时期的“话本小说”——话本是讲故事的人用的故事底本。

话本即说书艺人——在宋代称为说话人，演出的底本。说书人只能用当时流行的口语来说，故话本即当时的白话小说。这是一种不同于志怪、传奇的新兴小说。小说话本在人物塑造及情节处理上都有相当高的成就。在塑造人物时，不但长于动作、语言描写，还长于心理描写。在展开情节时，不但曲折生动，而且善于制造悬念和进行细节描写。北宋统治者鉴于唐代藩镇的割据跋扈，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度，又采取了轻徭薄赋的措施，国内局势比较安定，农业、工商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形成了繁华的大都市，市民阶层扩大了。这时期，传奇创作趋于衰微，话本却在唐代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话本是民间说话艺人的底本，亦即当时的白话小说。话本这种民间艺术在唐代已经产生。到了宋代，在汴京、杭州等大都市里，为了满足广大市民的娱乐要求，出现了不少说话场所“瓦子”，促进了说话艺术的发展。元代也是这样。宋元话本可以视为一个整体部分。传留下来的长篇有《新编五代史平话》、《三国志平话》、《大宋宣和遗事》、《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等。这些话本，分别和后来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长篇小说的创作有很密切的关系。短篇有《碾玉观音》、《错斩崔宁》、《志诚张主管》等。这些短篇小说，多以城市中的小商人、手工业者和下层妇女为正面描写对象，更广泛地反映了现实社会生活，刻画人物也有新的发展，标志着我国文学史上白话小说的进一步成熟。如《错斩崔宁》，写刘贵从丈人家借得十五贯钱，回到家后，他的妾陈二姐问他钱是从哪来的，刘贵和她开玩笑，说是将陈二姐典给了他人换来的。“那小娘子听了，欲待不信，又见十五贯钱堆在面前；欲侍信来，‘他平白与我没半句言语，大娘子又过得好，怎么便下得这等狠心辣手？’只得再问道：‘虽然如此，也须通知我爹娘一声。’”等刘贵睡去之后，“那小娘子好生摆脱不下，‘不知他卖我与甚色人家？我欲先去爹娘家里说知。就是他明日有人来要我，寻到家里，也须有个下落。’”通过这一系列细节的动作、对话、心理描写，把陈二姐不满刘贵，但又无可奈何的温顺性格和口中虽不明言，但又颇有心机的性格刻划得十分生动细致。之后写刘贵被杀，而偏巧小娘子又在路上遇到一个身带很多铜钱，但又颇为斯文的年青人，又为后文的“错斩”设下了悬念。

4、明清时期的“章回小说”——是我国古代长篇小说唯一形式，也是标明回目、分章回叙事的白话长篇小说。源于宋代评话，至明、清两代最为发达。明郎瑛《七修类稿》：“小说起于宋仁宗时，盖时太平盛久，国家闲暇，日欲进一奇怪之事以娱之，故小说得胜头回以后，即云话说赵宋某年。”章回小说全书分若干回，少则数十回，多至百余回，每回标以对偶的回目，概括全回故事内容。有的开头有“话说某年”、结尾有“且说下回分解”的套语。著名的有明吴承恩的《西游记》、陆西星的（一说许仲琳编辑）《封神演义》，清曹雪芹的《红楼梦》、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等。这些作品直到现在还为我国广大读者所欢迎。

拟话本小说：指摹拟宋元话本的形式而创作的作品，主要供文人案头阅读，其形式特征有入话或得胜头回，并征引较多的诗词。（指古代的白话短篇小说）代表作是“三言”与“两拍”

“三言”包含《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是由冯梦龙搜集、整理、创作、编辑成书的，各收四十篇小说，内容广泛，反映了多方面的社会生活。《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描写爱情生活，反映被压迫妇女的追求美满生活，抨击封建社会对妇女的压迫，《沈小霞相会出师表》等，描写忠奸斗争，谴责权奸的罪恶，体现人民的同情和憎恶；《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等，描写人与人间的关系，歌颂真挚友谊，鞭笞堕落世俗；《灌园叟晚逢仙女》等，描写阶级压迫，同情善良人民，鞭笞邪恶势力。“三言”在描写人物上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有些篇中的露骨色情描写，则不足取。

历史演义：指用通俗的语言将争战兴废，朝代更替等为基干的历史题材，组织敷演成完整的故事，并以此表明一定的政治思想、道德观念、美学理想。

世情小说：以描写世俗人情为主要内容的小说作品，又叫人情小说。如《金瓶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