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经济民事法律论文

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是学术界经久不衰的讨论话题。前年《历史研究》编辑部为纪念创刊五十周年举行座谈会，就是以此为主题。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古代经济民事法律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古代经济民事法律论文 篇1：

浅议民事政策对民事法律的影响

摘 要：民事政策有别于民事法律，民事政策有着一定的灵活性，其适用的对象具有一定的指向性。民事政策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是民事法律制定的原则和主要内容。民事政策对民事法律制度的制定有着重要的意义。笔者通过对我国发展过程中民事政策的认识、分析民事政策的研究价值，以及国内外学者对民事法律及民事政策两者关系的不同观点总结，主张民事政策在我国民事法律中应当具有一定的法律地位。

关键词：民事政策；民事法律；法律渊源

作者简介：陈晓倩（1978-），女，汉族，浙江杭州人，法律硕士，山东外事翻译职业学院，教师，研究方向：民法、刑法。

民事政策是由国家制定的针对基于民众在民事领域中产生的对各种民事活动起引导和调控作用的规范性文件，其适用于我国国内有关民事行为法律的规定，其以处理国家事务为出发点、全面处理社会民众具体民事问题为主要的宗旨，它有效地推动了我国民事活动的进程，主要表现为国家出台的相应规范文件。民事政策的制定既能体现国家的公共利益目标，又能反映出某一群体对利益的美好追求。确立民事政策在法律中的地位，有助于民事案件的公正裁决。

一、民事政策的综述

根据齐恩平教授对“民事政策”的理解，①得知国家对一定的民事活动制定相关政策以表达其在民事活动领域中的立场。在我国民事立法和民事司法活动中民事政策有着特殊的地位，它为解决民事争议、权衡民事纠纷中的权利和义务起着积极的作用，它是民事法律的渊源和有效补充。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法院已将民事政策作为审判过程中遵守的法源，也将推行民事政策作为一项工作职责。

纵观我国历史，民事政策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具有法律化的身份。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政策一直是法律依据；中共中央在1949年2月确认了政策在解放区司法机关工作原则中的法律地位；建国后，民事政策更是以民事法律的身份在现实中发挥着作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当代，民事政策鲜有提及，因对其没有明确的定位，造成了与民事法律之间的冲突屡见不鲜，但是由于我国很多法学理论的观点都是以民事政策为切入点，对于民事相关的宏观理论问题则可以通过民事政策进行解读，对解决民事领域的相关问题起到了积极地作用。

二、民事政策的概念区分

民事政策属于政策的分支，具有政策的基本屬性及特征。依《辞海》对“政策”的解释是国家或政党为实现政治上的目的而实施、采取的具体方法或侧率，对其可分为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参照《现代汉语词典》对“政策”的理解，②它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条件下，由国家和政党制定实施的有关行为的原则和方针。

民事政策是调整自然人在民事活动中引发的民事事务。但是由于民事活动内容与社会秩序有直接的联系，属于公共领域，因此制定机关也只能是国家。民事政策通过对民事活动的引导和规制这一鲜明的目的，决定了国家对民事活动管理、决策的具体内容。民事政策对民事活动的调整时直接的，其规范的内容、主体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并产生直接的、具体的结果。

民事政策既不是社会政策，也不是公共政策，不能把它们相互混淆。社会政策对社会民事生活的调整是间接的，是政府为服务社会、保障居民生活而制定的各种公共社会福利制度的总和。它强调的是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服务、社会救助、公共教育等。台湾学者伍启元认为“公共政策是政府对公私行为的指引。”③公共政策是对社会生活宏观的调控，是对公共事务权威性的处理。国家为保证社会经济平稳发展，制定了相应的计划、方针，用以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公共政策包括民事政策和社会政策，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三、研究民事政策的价值作用

在进一步对民事政策研究之后，我们发现了民事政策更为巨大的理论价值，其具有的现实价值也超出想象。加强对民事政策的研究，有利于完善民事立法、改进民事司法工作、弥补民法解释的缺陷，同时也会对民法法律观的体系确立和民法理论水平的提高起到了促进作用。

德国的社会学甲卢曼（N.Luhmann）曾经在一篇文章里阐述过对民事政策的看法，④他认为有效运作民事政策的前提应该是在法律秩序内进行的。美国学者拉斯韦尔和麦克格尔在研究法理学理论时主张法律政策学说，指出法律现象应该透过政策的角度予以适用，并以政策为中心进行思考。根据我国在1987年1月1日施行的《民法通则》第6条之规定，法律是调整民事活动的首要原则，其次有条件的适用国家政策。由此得出，法院在适用国家政策时应当从客观的法律秩序角度出发，以实现法律价值为目的，通过适当的法律方法援引政策发挥其补充性的作用。

民事政策虽然在我国的民事法律中不具有绝对的法律效力，但是却在处理民事纠纷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主要是因为民事政策在调整民事纠纷的过程中具有灵活性。民事法律的适用是通过法律条文事先对调整的主体及对象范围加以限制，并有相当严格的适用程序，由于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不变，因此具有一定的滞后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条文的滞后与新兴民事纠纷之间的矛盾显得尤为突出，为了实现社会广大群众的共同利益，运用民事政策的手段解决纠纷在不同级别的法院都有所体现。

四、民事政策与民事法律的关系

民事政策与民事法律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两者的联系主要表现在：民事政策与民事法律都具有一定的规范性，是国家调控民生、规范行为的手段，是国家管理社会的工具，民事主体对违反其内容的行为都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民事政策和民事法律都是为实现社会的公正与稳定的民事秩序而制定的，两者有着公共的目的性，因此民事政策在民事法律制定、实施过程中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但是两者因为在制定主体和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导致了其强制力和稳定性等方面有一定的差异。如前所述，民事政策是国家、政府针对解决民生问题而制定的，其内容丰富、目的明确，具有可操作性，便于遵守和执行。往往通过决定、通知、意见等形式得以表现，不具有国家意志性；而民事法律则是由国家立法机关依法定职权严格按照程序予以制定和颁布，具有较强的国家意志性，其表现形式为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因此，民事法律的强制力大于民事政策，具有国家强制力；民事政策不具有国家强制力，一般以内部文件的形式下发，再通过宣传、教育取得人们的信任得以执行。民事政策具有一定的时期性，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失去其效力；但民事法律是由立法机关制定并颁布的，因此除非有新的法律颁布或是修订，否则将一直具有法律效力，稳定性较强。

在我国，民事政策能否成为民法的渊源，学术上也有不同的观点，主要集中体现在否定说和条件说两个方面。否定学说认为基于民事政策欠缺一定的稳定性、公示性及规范性，由此得出不应将其作为民法的渊源。但是否定说的观点只注重了民事政策的消极因素，而忽视了我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民事政策作为法律渊源的事实，这也正是条件说所主张的重要依据。条件说认为当法律没有对某一民事行为的处理做明文规定，或是民事政策的内容没有违反我国法律、法规及其他强制性规定对民事行为处理的原则时，民事政策可以予以适用，而且只有国家政策才能作为民法的渊源。条件说的观点也有一定的缺陷，它把民事政策在不具备适用条件时置于一个尴尬的境地。

齐恩平教授有不同的主张，他认为民事政策应该作为民事法律的非正式渊源。当遇到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或是法律规定有不完善时，可以把民事政策作为民法的渊源。美国著名的法理学家格雷认为政策应当是法律的渊源，他曾列举了五种法渊源，其中就包括公共政策。⑤博登海默也把政策作为非正式渊源。当正式的法律渊源能够为我们判案提供主要依据时，我们就无需再去通过非正式的法律渊源寻求解决的途径。因此，我们得出民事政策与民事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的两种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两者相互融合，如果民事政策作为非正式民法渊源存在，那么在一定条件下民事政策还能为民事法律起到有效的补充作用。当正式的法律条文出现两种矛盾的理解，且通过解释方法仍不能确定其结论时，此时法官可以运用自由裁量，化解法源效力的冲突，对案件得出公平、公正的裁决。笔者对齐恩平教授的观点持赞同意见。

五、民事政策的地位重塑

我国古代传统的法律文化一直沿袭“重刑轻民”的法律制度，从《法经》到《唐律疏议》再到《大清律例》，这些在中国法制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法典都无一遵循着“以刑为主”的法律思想。即使是涉及日常生活的民事制度也都体现为刑法规范。

新中国时期，法律成为很多领导专政的工具，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取而代之的是对民事政策的依赖及广泛应用。民事政策的无限扩大甚至超越了民事法律的地位，滋生了“國家本位主义”，产生了以政策代替法律并在法律制定的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思维定势。但是，日本在1868年实行的“明治维新政策”、美国在1932年实行的“罗斯福新政”都体现出民事政策的改革积极的推进了民事法律模式的重新构建。同样在前苏联，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后颁布的1922年《苏俄民法典》；韩国的李承晚政府借鉴、吸收日本、美国法律改革的经验，通过颁布、实施大量的民事政策，为民事法律制度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我国政府也在民事政策的基础上构建了民事法律的基本框架，如我国现行的婚姻法、继承法、合同法都是依据相关政策颁布后建立起来的。通过以上事例说明，民事政策对民事法律的形成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民事政策通过民事法律得以规范化、普遍化，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其实施，并作为民事法律中基本的原则和核心内容。

随着社会经济飞速发展，法律的滞后性使得必须寻求一种新的方法去解决无法调整的社会关系。美国学者德沃金就曾得出结论，原则和政策是应当在立法时需要考虑的两个重要因素，在很多疑难案件处理过程中，原则和政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⑥民事政策法源论主张在司法实践中运用民事政策新视角进行司法裁判。民事政策在被民事法律认可之前，首先要保证其本身的合法性。民事政策对于保障国家公共利益的目的一定是明确的、正当的，内容必须是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或是民法的基本原则。合法的民事政策能够对民事法律制度起到理性调节的作用，有效地保证了社会和谐、群众对利益的理性追求，符合群众的心理，产生了巨大的内在力量。民事政策在社会生活中的适用有一定的空间，对民事法律起到一定的补充作用，法官应当把它作为一种辅助工具谨慎适度的予以应用。

六、结语

民事法律的地位高于民事政策，适用民事政策时要符合法律的要求。法官在适用过程中应当注意民事政策在法律渊源中的顺序，在权衡各种利益和保证裁判正当性的前提下，通过民事政策实现民事自由载量权的应用。

[ 注 释 ]

①齐恩平.“民事政策”的困境与反思[J].中国法学，2009（02）.

②《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1477.

③李成智.公共政策.北京团结出版社，2000.3.

④[德]卢曼.律的自我复制及其限制[J].北大法律评论，1999（2）.

⑤前引4，博登海默书，第414页.

⑥胡平仁.法律政策学的研究路向.当代法学，2001（5）.

[ 参 考 文 献 ]

[1]齐恩平.“民事政策”的困境与反思[J].中国法学，2009（2）.

[2]齐恩平.论党的民事政策与民事法律的互动与共生——以农地征收为视角.天津商业大学学报，2010.11.

[3]薛冰，齐恩平.论民事政策的民事立法功能分析.华章，2011.11.

[4]王涑宇.论婚姻家庭中民事政策法律适用[J].职工法律天地，2017（12）：224-224.

[5]薛冰.论民事政策与民事法律的内在关系与融合互.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9.

[6]李岳朋.论婚姻家庭中民事政策法律适用.法制博览，2017（1）.

[7]罗斯科·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沈宗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8]周树志.公共政策学.西北大学出版社，2000.

作者：陈晓倩

古代经济民事法律论文 篇2：

历史学视野下的中古法制研究

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是学术界经久不衰的讨论话题。前年《历史研究》编辑部为纪念创刊五十周年举行座谈会，就是以此为主题。这些年许多历史学出身的学者，博士毕业后到法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去从事法制史或法律思想史、社会史或社会思想史、经济史或经济思想史、政治制度史或政治思想史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就自然而然地在实践中要面对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学科沟通问题。岳纯之博士就是其中的一员。

研究法制史，要求我们用法律学的概念和范畴来认识和研究历史上的法律制度方面的问题。就“民法”的概念而言，这是近代的舶来品，但是，就民事法律所要处理的问题而言，在古代中国当然也是有丰富的案例。比如，本书所处理的婚姻问题、财产继承问题，契约、借贷与侵权问题等等，虽然唐代没有相应的《婚姻法》《物权法》等等专门法典，但是，在唐朝的律令格式和诏敕之中，在官府判案的文书中，却不乏类似条款和法律规定，用以处理民间的类似法律问题。把这些资料爬梳出来，整理出来，进行讨论和研究，需要良好的历史学文献训练，也需要良好的法律学理论训练。因此，研究中国古代法制史，既需要面上的法律学知识，也需要纵向的历史学知识，这也就是为什么法制史研究构成了一般法律学研究的重要基础的原因所在。

从实际情况而言，法制史是一门历史学与法学交叉学科。由接受历史学训练的学者研究法制史和接受法学训练出身的学者研究法制史，应该说都是正途出身。前者接受文献史料的训练比较充分，后者接受法学理论的训练比较系统，可以说各有所长、各有千秋。但是，比较而言，由于中国古代历史资料浩如烟海，许多法律文书的文字又相对而言比较艰深，因此，历来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史文献比如《唐律疏议》、敦煌吐鲁番法制文书等都是历史学者整理的。同时，由于法律制度涉及到古代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法制史研究者对于古代历史文献的掌握决不能仅仅限于已经整理过的法律古籍。假如法制史研究不是从第一手资料出发，而只是从别人发掘的历史资料人手，借用现代法学概念、名词装饰一番，势必难以作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因此，研究中国古代法制史的学者应该具备系统而良好的古代历史和文献的训练是不言而喻的。

十年前，纯之在南开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接受过良好的历史学专业训练，对于唐代文献尤其熟悉，曾出版《唐代官方史学》的学术专著。毕业后留校到法学院(原称法政学院)从事中外法制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与法学院同行朝夕相处，研习法学原理，浸润七载，这部《唐代民事法律制度研究》的新著就是他由史学人法学的研究成果。

阅读纯之的这部著作，可以看出作者在提出问题、归纳问题之时，已经显出与一般历史学著作有所不同。例如，在契约的研究中，他不是就文献谈文献，也不局限于就事论事。他在研究唐代契约的分类时，指出依据契约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民间契约和官民契约两大类。不同意将两者都一概以民事契约概括之。民间契约，是百姓之间或百姓与民间机构如寺院之间为达到某种目的而订立的契约，包括买卖、租赁、典贴、借贷、雇佣、赠予等多项内容，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契约文书多属此类。官民契约是官府与百姓之间缔结的契约，由于其主体不同，对契约当事人的影响也不完全同于民间契约。作者将其看作独立的一类，显然很适合古代中国的历史实际。他进而又分为口头契约和书面契约，要式契约和不要式契约，单务契约和双务契约，有偿契约和无偿契约等。例如，要式契约就是必须经过法定程序、采取法定形式方可有效成立的契约，不要式契约则是契约双方一旦达成合意即告成立的契约，它不以法定程序和形式的具备为成立要件。指出在隋唐五代时期，要式契约可能主要适用于土地买卖、房屋租赁、人身雇佣以及典质、高利贷等重大交易活动，其他则采行不要式契约。双务契约是契约双方互享权利、互负义务的契约，单务契约则是只有一方负有义务，而另一方只享权利的契约。指出隋唐五代契约大多数是双务契约，但也有少数单务契约。总之，纯之的这部书稿是一部从法律制度史的角度研究社会史的著作，他的研究成果，是唐代社会史和唐代法制史研究的新收获、新贡献。其间一些精彩的分析和探讨，必将受到历史学界和法律学界同行的高度重视。

近代以来包括法学在内的中国社会科学主要是从西方引进的，但中国的历史和传统却是无法引进的。近年以来一股“本土化”的浪潮在人文社会科学界悄然兴起。反映了学术界不满足于用西方理论图解中国社会和历史实际的学术追求。显然加深对于号称独立于西方法律传统的中华法系及其在历史上的实践进行科学的研究和总结，势必对于重建融入本土经验的中国法学理论体系的伟大事业也具有重要意义。

如果说这项事业犹如建设一座宏伟的大厦，那么，纯之的这部著作，正是为了建设这座大厦添砖加瓦。

是为序。

(《唐代民事法律制度论稿》，岳纯之著，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

作者：张国刚

古代经济民事法律论文 篇3：

从“有典有则”到民法典：中华法系的传承与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法典系统整合了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长期实践形成的民事法律规范，汲取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优秀法律文化，借鉴了人类法治文明建设有益成果。”中华法系源远流长，灿烂辉煌，形成了独特的“有典有则”的民事规范体系，为我国民法典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滋养。

辑册为典：知识和规范的体系化

甲骨文中已有“典”字，这个字与国家的治理理念和规范遵循密切相关。“典”是会意字，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是“册”字，下部是一双手;两相会意，表示用双手恭恭敬敬地捧着简册。《说文解字》对“典”字这样解释：“典，五帝之书也。从册在丌上，尊阁之也。”要理解“典”字，就必须先了解“册”字。“册”是象形字，指用绳子或皮条编连起来的一枚一枚的竹简或木简。将生活中发生的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重要人物的思想言论记录下来，就是作册。“册”既是现实的记录以供后人查阅，也是处理类似事件参考和遵循的规范。“册”来自生活，在记述过程中又经过一定的加工和分类。而“典”是对同类事件、规范分门别类的汇编，并从中提炼出行为规范和价值理念。从具体的“册”到系统的“典”，包含了社会生活的重要文献、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典”被称作“大册”，一方面言其权威性，需要奉于殿阁、恭敬遵循，如《尧典》《舜典》《禹典》;另一方面言其系统性，包括全面的记述和体系化的规范，《尚书·多士》记载，周灭商之后，周公曾向商人后裔说：“惟殷先人，有典有册。”“典”以具体的“册”为基础，经过经验总结、理论提炼，编纂成篇章宏大的“典章体系”，融合了国家治理的基本理论、核心价值与系统的行为规范。

辑册为典，是中华文明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而实现这一过程，有两个主要途径：一是历史文化经典的系统化汇编，其中以孔子编辑修订的《诗》《书》《礼》《乐》《易》《春秋》最为著名，在零散的历史记述的基础上辑册为典，形成了被后世尊奉、注释和发展的儒家“六经”;二是礼法行为规范的系统化汇编，以周公制的礼、李悝编纂的《法经》最为著名，具体、分散的行为规范逐渐形成了“礼”与“法”两个相互衔接的系统。文化典籍与行为规范的系统化编纂，虽别为两途，又互为表里，文化典籍在理论上支持行为规范体系，行为规范体系护持、践行文化价值，从而奠定了中华法系规范体系独有的结构特征。

有典有则：中华法系的民事法律体系

来源于现实生活的大量民事规范，是中华法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只不过因其统一程度、强制性的差异，而体现为不同层次、不同样态的典则。《尚书·五子之歌》将理想的社会治理描述为“有典有则”，这是中华法系的历史先声。秦汉时期随着大一统王朝的形成，国家治理事务日益龐杂，逐步将同类规范辑于一律。历经魏晋南北朝的积累与律学发展，至隋唐时期，中华法系的价值理念、制度体系臻于成熟，形成了由“典”和“则”共同构成的民事法律体系。在不同历史时期，“典”和“则”的表现形式不尽一致，但二者在法律体系中的结构定位是明确的：“典”是整个法律体系的“大经大法”，规定基本价值理念、基本规范;“则”是各种形态的具体规则，提供行为准则、执法标准、裁判规则。

在唐代，《唐律》是“大经大法”，明确揭示了“善善，恶恶”的基本价值理念，其在《户婚律》《杂律》等部分规定了基本民事制度。作为全国普遍适用的“大经大法”，整部《唐律》只有500条，如立法者所言“世事情伪无穷，律典科条有限”。包罗万象且百世不易的“金科玉律”是不存在的，律典并不追求囊括所有民事法律规范，而是把大量更为细致的、具体的规则留给“则”加以规定。唐代民事法律体系中的“则”，包括三种形态的法则：第一种是全国通行的令，《唐令》中的《户令》《田令》《赋役令》《仓库令》《厩牧令》《关市令》《丧葬令》《杂令》等关涉物权、债权和婚姻、继承方面，和我们今天的民法所涉及的制度大体相同;第二种是礼，包括儒家经典中的礼义，各种重大程序规则的礼仪，各种民事规则所涉及的礼制;第三种是因地域和民族不同而形成的不同的风俗习惯，凡不违反律令、礼法的皆为有效。

经历宋代商品经济的兴盛和民事法律的发展，明清时期确立了新的“典”与“则”共构的民事法律体系。这个时期的“典”是更为庞大的“会典”，其中户部、礼部、工部以及分管少数民族事务部门的则例，多为涉及民事的法律制度。具体的“则”，既有会典所附的事例，也有各省颁发的省例，以及成文的礼法、乡规民约和不成文的风俗。《大明律》和《大清律例》作为“典”的一部分，仍然发挥着保障整个法律秩序的强制功能。为了贯彻“善善，恶恶”的基本价值理念，明清时期的立法者刻意在律典条文的设计上彰显“善治”理念。《唐律》条文有500条，为律典“科条简要、执守中道”的典范。唐代以后均注重律典的价值理念标识作用，《大明律》的条文精简到460条，《大清律例》精简到436条。从《唐律》到《大明律》《大清律例》，律典的条文数都是偶数，并且数字呈减少趋势。这不是巧合，而是立法者贯彻“善善，恶恶”价值理念的精心设计。按照中国古代阴阳学说，偶数代表“阴性”，是对人的强制禁止和刑事惩罚。律典规定的禁止和刑罚虽为惩恶，但并不是最好的治理手段，正如《四库全书·政法类·法令之属按语》所言“刑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盛世所不尚”。善治需要的是养民、教民、保民的良法，因而唐代定律500条，明清在压缩律典条文的同时，在更加宏大的会典中不断增加养民、保民的事例法则，诸多没有成文法的民事领域中更是遵循自古以来“民有私约如律令”的私人自治法则。

中华法系凝聚了两千余年的治理智慧，建立了“有典有则”的民事法律体系，既与强制性律典相衔接，实现了惩恶扬善、定分止争的规范功能，同时希望通过养民、保民、教民建立和谐良善的社会秩序。

民法典：传统“典则”理念与体系的传承发展

有文化历史学者说：“文化虽然永远在不断变动之中，但是事实上却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可以一旦尽弃其文化传统而重新开始。”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弘扬者，在指导民法典编纂过程中，注重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使民法典在价值理念、一般条款、具体制度、倡导性规定等方面，均体现了对中华法系“有典有则”传统的传承与发展。

当代立法者深入挖掘中华法系的价值内涵，在民法典中传承和发展了中华法系“善”的基本价值理念，并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民法典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制度载体。民法典第一条规定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整部法典的价值统领。民法典第六条规定的公平原则、第七条规定的诚信原则、第八条规定的公序良俗原则，都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内涵，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民法典设定的诸多有关“善意”的规定，都是以传统法中“善”的价值理念来填充现代的一般“善意”条款（包括善意相对人、善意第三人、善意受让人、善意取得、善意占有等）。民法典第十条规定，“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将习惯作为法律的辅助性渊源，可以把符合善良风俗的习惯纳入民法体系之中。民法典物权编专设第十一章“土地承包经营权”，规定了与土地所有权并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这可以在中国传统法的“一田二主”“业主与典权并立”中找到依据和制度原型，超越了大陆法系主要国家民法通常采用的德国物权法理论。民法典第五编以“婚姻家庭”命名，重视家庭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第一千零四十三条规定“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这源自中国传统法以“户婚”为枢纽的制度理念，有别于大陆法系民法只规定婚姻、亲子关系、监护权。“优良家风”“家庭美德”“家庭文明”虽然是提倡性规定，但超越了个人主义民法而体现了传统法精神，把个人、家庭、社会连接为一体。

我国民法典有1260个条文，与2281条的法国民法典、2385条的德国民法典相比，是一部精简的民法典，体现了中华法系“有典有则”的结构设计。民法典作为民事基本法，主要规定民事法律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并不追求为所有民事法律行为提供具体规则。民法典是民事法律体系的核心，在其基本原则、体系框架的统摄之下，还会有民事特别法、民事司法解释、民事指导性案例等，提供具体的民事法律规则。“典”与“则”共构形成一个既具有统一性、稳定性，又具有灵活性、适应性的民法体系，诠释了法典和谐、良善的秩序理想。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作者：张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