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视角下国际环境治理体系变迁探析论文

国际法视角下国际环境治理体系变迁探析论文（共5篇）

篇1：国际法视角下国际环境治理体系变迁探析论文

摘要：国际体系是传统国际关系分析的理论框架，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和民族国家主体并未发生实质变化，而体系诸要素则发生了明显变革，在本体和要素的不变与变革中，国际法对国际体系的本体维系与要素变革始终产生重要影响。环境治理是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体系变迁中互动而生的重要问题，各国在此问题上的互动结果唯有逐步制定普适性的国际协议约束国家行为而达到治理目标，证实国际法在体系变迁互动中的功能。

关键词：国际法；国际体系；变迁；环境治理

中图分类号：D996。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379—（2017）32—0006—03

国际体系乃系国际关系学界运用于分析国际关系的逻辑出发点，系指两个及以上国家之间有足够的交往，一国对其他国家决策产生足够影响而促成某种行为时所发生的体系。[1]国际体系具备的诸要素：体系范围、结构、单位行为体、行为体之间的互动、规则及支撑体系的经济因素与文化因素。本文从国际法视角阐述国际环境治理体系的变迁。

一、国际关系的体系观

国际关系学界存在结构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等三大国际体系观，各自将国际关系置于国际体系内进行分析，各自论证方式不同，结论也不一样，分别形成的各自体系对应为：结构体系、制度体系和文化体系。

（一）国际体系的属性认识

结构现实主义的国际体系属于单向的静态体系，一方面，国家间的互动不会对国际体系造成影响，只是国际体系对国家间的互动产生作用，谓之“单向”；另一方面，国家之间并不会自己互动，而是由外力（如国家权力）来推动他们互动，谓之“静态”。自由制度主义认为权力结构对国际体系的重要影响，但主要强调“进程”，从成本—利益角度来论证，将合作互动具体落实为“制度”形式。建构主义认为国际体系是客观存在的，但它认为是通过行为体人为改变的，而非天然存在的，国家利益和制度都只是通过观念建构起来的。

（二）对“互动”的理解

結构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内部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与单元无须分开，处于单元层次，行为体运行的动力来源于外部力量，每个国家被比喻为球台上的一个球，当球杆打出之后，球与球之间在外力的作用下发生物理性的互动，并产生某种结果[2]。因此，它认为国际体系内不可能存在合作，即便是有合作，也是程度极低的合作。

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国际体系深受行为体自身的权力影响，但各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仍然对于形成国际体系产生重要作用，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更多是不考虑权力因素通过合作来达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合作将产生各类制度规范，进而发挥约束行为体行为的效力，同时使得行为体对其行为产生预期。

建构主义所认为，行为体之间不断的实践活动将首先消除私有观念，形成共有观念，最后产生社会性的观念结构，谓之“文化”，或以“共同体”之概念来表达。[3]这一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初始的共同体、上升的共同体和实现行为体的彼此认同，三个阶段均基于共同观念而建立起来的共同遵守的规范则是互动的主要方式。

二、当代国际体系的要素变迁

按照秦亚青教授的观点，国际体系在发生延续与变革，他从国际体系本体和要素两个方面对国际体系展开论述，认为体系本体依旧没有发生质变，但体系要素却发生了变革。[4]国际体系本体上还是以主权为原则、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为体系在运行，但国际体系诸要素已经或者正在发生变革。

（一）行为体：单一主权国家向多元主体转变

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建立后，单一主权国家都一直是国际体系内部唯一行为体，但以联合国为代表的一大批组织在二战之后纷纷成立并在国际社会事务中发挥越发重要的作用，尽管这些组织目前难以取代主权国家，但长远看来，国际组织有可能具备不亚于民族国家的地位，特别是在诸多需要国际组织参与的领域，比如军事安全、恐怖安全、经济危机的处理等方面，已经超越了一国的能力范围，甚至若干个国家的合作也难以解决问题，需要国际社会的诸多国家共同联合开展。国际组织可能成为诸多国家利益诉求的共同载体，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发挥其重大作用。另外，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个人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也愈发明显重要，当然也就包括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了，尤其在人权方面，个人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概言之，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社会，单一主权国家作为国际唯一主体的局面将被多元的国际主体共同支配的现实所取代，而多元主体的行为必将给国际体系带来更多且更复杂的影响。

（二）结构：硬实力与软实力并存

国际关系理论谈及结构，实质是指结构现实主义的权力结构。权力结构所强调的政治权力是一直以来支配国际体系的硬实力。结构现实主义就是将权力在国际体系内的位置排列看作是国际体系最重要的方面，认为权力是决定国家行为与其在国际体系内位置的唯一重要因素，硬实力对国家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甚至决定了一国的对外行为，霸权国家就是实例，20世纪以来，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以其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支撑，尽管有一段时间因为苏联的出现，使得国际社会呈现均势局面，但这同样是源于二者拥有其他国家没有的军事力量。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国认识到战争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和痛苦，不约而同弃战转向将经济发展作为各自的首要战略目标，日本和欧盟的经济实力在战后得到了巨大发展，各自藉此成为世界多极化的一极。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约瑟夫·奈教授提出软实力一说，[5]他把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实力都归为软实力范畴，与硬实力并列成为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将发挥超越硬实力的作用。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微妙变化，二者可以相互影响和作用，自由制度主义为此还创造出“国际政治经济学”，就是强调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之间的密切关系。

（三）互动：能力与频率提高

全球化促使互动能力得到极大地提高，而互动能力的提高也使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更为频繁。互动的程度首先与科技环境是密切相关的，它是支撑互动的基础。互联网和高科技打破了传统的地缘界限，前者实现了虚拟空间的自由交流，后者使得地理空间上的交通变得更加顺畅和便利。人们之间的交流互动频率不断增强，社会的流动性不断增强，国际交往更加广泛和深入，互动愈加频繁，国际社会趋于融合，以往国际所呈现出的碎片化正在逐步整合，在行为体的作用下，世界被勾勒出一幅宏观层面的国际体系图，这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不断在进行过程建构的结果，并且这一结果在未来的时间里将因持续与行为体的实践活动互相作用而不断发展。

互动的目的就在于解决某些问题，其结果可能表现为冲突，也可能表现为合作。比如，经济上的互动，欧债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都显示出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彼此之间需寻求更大程度上的合作，在这个过程当中，互动是相当频繁的。互联网时代的文化传播日新月异，各国文化的互动结果则可能表现为冲突。建构主义认为文化就是观念结构，文化的融合实质上就是其所强调的共有观念，行为体实践与其观念之间的互构其实就是一种互动，观念在行为体的实践互动过程中趋于统一与融合，即为共有观念。

三、国际法对国际环境治理体系的影响

英国学者莱德利·布尔提出国际社会概念，认为国际体系进一步发展就是国际社会，视乎是否出现基于共同观念所遵守的国际法律规范。从环境治理角度切入，探讨国际法律规范在当代国际体系变迁中的重要作用，指出全球环境治理目标实现唯有依靠国际法予以规范达成。

（一）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际法

国际体系变迁是一个进程（process），意为国际体系中的个体或曰单元之间的互动方式和互动类型。[6]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国家通过制度合作能够实现利益最大化，将国际制度定义为“一系列围绕行为体的预期所汇聚到的一个既定国际关系领域而形成的隐含的、明确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7]建构主义所强调的进程是国家通过主动建构国际体系观念结构的实践活动，行为体交往的初始行为通过互动产生了主体间意义，在形成共有观念基础之上产生社会性的观念结构，因而形成共同的规范、规则和程序。二者无一例外强调运用规则、原则和程序来保障国际体系进程的实现和维系国际体系的運行。

在国际体系互动进程问题上，借鉴过程建构主义理论得出结论[8]：国际体系乃过程建构的结果，而过程建构将孕育国际法。过程建构主义的基本理论取向是社会性过程理论，强调社会性建构作用，认为社会性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要素，该理论假设之一就是坚持国际社会进化的原则，认为国际关系的运动是变化的，是行为体的能动作用使然，同时相信国际体系的变化是朝着更加符合人类期冀的方向变化，也就是朝着进步的方向变化，而这种变化正是一个不断地通过主体间的实践活动来建构的过程，或曰过程建构。在其看来，过程就是指产生社会意义的持续的实践互动关系，其重要作用在于孕育规范。既然规范是行为体广泛接受的适当行为的准则，那么，规范的孕育和形成动力之一，就是来自过程本身，就是说，规范不仅是行为适当性的标准，而且也是规范参与者的实践活动，这种实践过程使得规范得以塑造实践者，也被实践者所塑造。过程的运动既意味着规范通过行为体的社会性实践被持续不断地建构和再建构，共同利益不断地被生产和再生产，也意味着这些被建构的规范和规则反过来对过程的持续又起到了促进作用。

（二）国际法对环境治理体系变迁的功能

国际关系错综复杂，国际社会在体系变迁中运行不免失序，国际法无疑是使之更加有序运行的有效路径。国际关系学对于国际法概念界定，主要从国家行为体的角度将其概括为一种行为准则，分为限制性法律规范和构成性法律规范，前者主要体现为限制，后者则首先体现为构成。当代国际体系已非沃尔茨时代的单一政治体系，经济、文化等方面已经或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宏观国际体系内部已经或正在建构更多的子体系，纵横交错，稍有不慎即可能引发宏观体系秩序的混乱与无序。国际法的产生、传播和发展已经与国际体系的运行形成了不可分离的紧密关系。

国际法之于国际体系的作用可谓不可或缺。一方面，多元主体使得规范化趋势增强。当代国际主体的多元趋势源于全球性事务的日益增多，并且处于不断膨胀的过程。威斯特法利亚体系所形成的以民族国家作为单一国际主体的国际体系正在变革，国际组织数量的大幅度增加深层次反映出全球性事务的大量涌现，民族国家作为国际体系的唯一行为体已经难以应付这些全球性事物，比如恐怖组织威胁、环境污染、经济危机等问题，都是当代所出现的新问题，覆盖面及其广阔，甚至延伸至全球范围，影响整个世界，这些问题涉及各国的政治、经济等方面，如不加以处理或者处理不当，势必给各国造成深远的消极影响，既然一国无力处理好这些全球性事物，只有通过国际组织来解决，在世界无政府的背景下，各国所组成的国际组织只能依靠相互合作来维系，而合作的重要载体就是国际规范，无论是基于经济学的成本利益考量，抑或基于共有观念的成形考虑，规范都将通过制度化和社会化而得以实现其效能，国际组织在当中将充当规范制定、执行和监督的平台作用，使得国际社会能够依此作为其行为的预期和指引的重要载体。另一方面，问题的互动由国际法保障实施解决。在国际体系理论中，互动是体系必不可少的关键要素，互动亦是为了解决某一问题。正如上文所言，全球性事务需要行为体之间的频繁互动，无论是自由制度主义的国际机制，抑或建构主义（包括西方建构主义和秦亚青教授所提出的过程建构主义）所倡导的规范建构，都以互动作为国际体系的重要内涵视之，各国不同程度地发展多边关系，互动结果是各方寻求彼此都予以承认或是遵守的共同规则来加以调整和协调，此即国际法。如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就是范例，为解决目前及未来所面对的国际性事务，组织内部的各国际组织也分别相应地制定规范性条约来保障通过互动达到解决问题的目标，像核安全问题，联合国及其相应的内部组织制定相应的规制核行为的一系列规范和原则，在最大可能的范围内限制全球核危机爆发及保障因核试验而带来的战争危险。再如世界贸易组织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组织，其内部各成员国所制定的各类多边协议或者是适应性不一的规范性文件，都在不同程度地保障国际经济互动的有序进行，同时也能够在规范的指引下寻找到解决各类经济问题的途径。本文以环境治理为例，建构具有普适性的国际法，以此为基础和依据，各国互动显其意义。

1。无政府状态下环境问题的产生

国际体系的变迁并未实质改变其本体，即国际社会仍旧处于无政府状态。全球环境问题却愈发严重，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在客观上给人类带来危害的程度和广度前所未有，问题的解决显然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在无政府状态下这就陷入了集体行动困境中，各国愿意搭便车而非主动采取行动来解决涉及公共利益的公共事务。国际社会并没有一个凌驾于各国政府之上的国际政府像国内政府那样采取强制性措施统一解决问题，各国从其本国利益出发，观望之态者甚于主动为之者，诸如气候减排这类环境合作的困境就在于国家认知其主动减排的成本将远远大于收益，最佳方案就是搭便车，等待获取其他国家主动减排所带来的公共收益，美国对待气候变化的政策较为消极的原因便是实例，其认为如果该国主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尽管可能有所收益，但相对收益会较小，而其他国家可能从中获取更多的相对利益，这严重不符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不应该为了主要是其他国家未来世代的利益而让国民承擔大量的成本[9]。

2。要素变革下的治理路径：建构国际环境法律制度

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环境治理得到不断加强，国际环境条约数量和缔约国数量不断增多，[10]，尽管并非所有的条约及缔约国都能发挥效力和遵守条约；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为代表的政府间和非政府间环境组织在环境治理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归因于国际体系主体多元化的结果，国际组织功能发挥愈加明显；公民对环境问题的认知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环境问题的全球治理。国际体系变迁中的多元主体趋势有助于冲破传统国家利益的枷锁而使得环境问题得以治理。

在上述言及的相当数量国际环境条约中，臭氧层治理方面的国际法所发挥的实效性最强。1987年制定的《损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被普遍认为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国际环境协议，该议定书先后经过五次修改，已有190个缔约国加入和批准，协议实施后，共有超过85%的消耗臭氧层物质被淘汰，科学家依此预测到21世纪上半期，臭氧层将会得到恢复。[11]臭氧层国际协议的实施成功，证明国际法在臭氧层治理方面发挥着巨大的功效，从法律实施的有效性角度看，《蒙特利尔议定书》不仅使得缔约国履行相应义务，而且能够通过该议定书解决南极上空臭氧空洞问题，说明此议定书是有效，也证明包括臭氧层在内环境问题解决最佳方案只能是缔结具有普适性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法。

本文从国际法角度来探讨当代国际体系的变迁问题，以全球环境治理为例，基于法律的稳定和预见等特征在其调整社会关系的优越性考虑，认为国际社会有与国内社会相类似的方面，而建立在观念共享或成本收益上的国际法在调整国家之间所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方面将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定纷止争、奖罚分明，使得国际行为体对其行为产生预见性，保证国际体系朝着稳定和有序的方向前行。

篇2：国际法视角下国际环境治理体系变迁探析论文

关键词:国际法;国际体系;变迁;环境治理

国际体系乃系国际关系学界运用于分析国际关系的逻辑出发点，系指两个及以上国家之间有足够的交往，一国对其他国家决策产生足够影响而促成某种行为时所发生的体系。［1］国际体系具备的诸要素:体系范围、结构、单位行为体、行为体之间的互动、规则及支撑体系的经济因素与文化因素。本文从国际法视角阐述国际环境治理体系的变迁。

一、国际关系的体系观

国际关系学界存在结构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等三大国际体系观，各自将国际关系置于国际体系内进行分析，各自论证方式不同，结论也不一样，分别形成的各自体系对应为:结构体系、制度体系和文化体系。

(一)国际体系的属性认识

结构现实主义的国际体系属于单向的静态体系，一方面，国家间的互动不会对国际体系造成影响，只是国际体系对国家间的互动产生作用，谓之“单向”;另一方面，国家之间并不会自己互动，而是由外力(如国家权力)来推动他们互动，谓之“静态”。自由制度主义认为权力结构对国际体系的重要影响，但主要强调“进程”，从成本－利益角度来论证，将合作互动具体落实为“制度”形式。建构主义认为国际体系是客观存在的，但它认为是通过行为体人为改变的，而非天然存在的，国家利益和制度都只是通过观念建构起来的。

(二)对“互动”的理解

结构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内部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与单元无须分开，处于单元层次，行为体运行的动力来源于外部力量，每个国家被比喻为球台上的一个球，当球杆打出之后，球与球之间在外力的作用下发生物理性的互动，并产生某种结果［2］。因此，它认为国际体系内不可能存在合作，即便是有合作，也是程度极低的合作。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国际体系深受行为体自身的权力影响，但各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仍然对于形成国际体系产生重要作用，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更多是不考虑权力因素通过合作来达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合作将产生各类制度规范，进而发挥约束行为体行为的效力，同时使得行为体对其行为产生预期。建构主义所认为，行为体之间不断的实践活动将首先消除私有观念，形成共有观念，最后产生社会性的观念结构，谓之“文化”，或以“共同体”之概念来表达。［3］这一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初始的共同体、上升的共同体和实现行为体的彼此认同，三个阶段均基于共同观念而建立起来的共同遵守的规范则是互动的主要方式。

二、当代国际体系的要素变迁

按照秦亚青教授的观点，国际体系在发生延续与变革，他从国际体系本体和要素两个方面对国际体系展开论述，认为体系本体依旧没有发生质变，但体系要素却发生了变革。［4］国际体系本体上还是以主权为原则、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为体系在运行，但国际体系诸要素已经或者正在发生变革。

(一)行为体:单一主权国家向多元主体转变

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建立后，单一主权国家都一直是国际体系内部唯一行为体，但以联合国为代表的一大批组织在二战之后纷纷成立并在国际社会事务中发挥越发重要的作用，尽管这些组织目前难以取代主权国家，但长远看来，国际组织有可能具备不亚于民族国家的地位，特别是在诸多需要国际组织参与的领域，比如军事安全、恐怖安全、经济危机的处理等方面，已经超越了一国的能力范围，甚至若干个国家的合作也难以解决问题，需要国际社会的诸多国家共同联合开展。国际组织可能成为诸多国家利益诉求的共同载体，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发挥其重大作用。另外，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个人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也愈发明显重要，当然也就包括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了，尤其在人权方面，个人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概言之，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社会，单一主权国家作为国际唯一主体的局面将被多元的国际主体共同支配的现实所取代，而多元主体的行为必将给国际体系带来更多且更复杂的影响。

(二)结构:硬实力与软实力并存

国际关系理论谈及结构，实质是指结构现实主义的权力结构。权力结构所强调的政治权力是一直以来支配国际体系的硬实力。结构现实主义就是将权力在国际体系内的位置排列看作是国际体系最重要的方面，认为权力是决定国家行为与其在国际体系内位置的唯一重要因素，硬实力对国家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甚至决定了一国的对外行为，霸权国家就是实例，20世纪以来，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以其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支撑，尽管有一段时间因为苏联的出现，使得国际社会呈现均势局面，但这同样是源于二者拥有其他国家没有的军事力量。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国认识到战争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和痛苦，不约而同弃战转向将经济发展作为各自的首要战略目标，日本和欧盟的经济实力在战后得到了巨大发展，各自藉此成为世界多极化的一极。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约瑟夫奈教授提出软实力一说，［5］他把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实力都归为软实力范畴，与硬实力并列成为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将发挥超越硬实力的作用。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微妙变化，二者可以相互影响和作用，自由制度主义为此还创造出“国际政治经济学”，就是强调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之间的密切关系。

(三)互动:能力与频率提高

全球化促使互动能力得到极大地提高，而互动能力的提高也使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更为频繁。互动的程度首先与科技环境是密切相关的，它是支撑互动的基础。互联网和高科技打破了传统的地缘界限，前者实现了虚拟空间的自由交流，后者使得地理空间上的交通变得更加顺畅和便利。人们之间的交流互动频率不断增强，社会的流动性不断增强，国际交往更加广泛和深入，互动愈加频繁，国际社会趋于融合，以往国际所呈现出的碎片化正在逐步整合，在行为体的作用下，世界被勾勒出一幅宏观层面的国际体系图，这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不断在进行过程建构的结果，并且这一结果在未来的时间里将因持续与行为体的实践活动互相作用而不断发展。互动的目的就在于解决某些问题，其结果可能表现为冲突，也可能表现为合作。比如，经济上的互动，欧债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都显示出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彼此之间需寻求更大程度上的合作，在这个过程当中，互动是相当频繁的。互联网时代的文化传播日新月异，各国文化的互动结果则可能表现为冲突。建构主义认为文化就是观念结构，文化的融合实质上就是其所强调的共有观念，行为体实践与其观念之间的互构其实就是一种互动，观念在行为体的实践互动过程中趋于统一与融合，即为共有观念。

三、国际法对国际环境治理体系的影响

英国学者莱德利布尔提出国际社会概念，认为国际体系进一步发展就是国际社会，视乎是否出现基于共同观念所遵守的国际法律规范。从环境治理角度切入，探讨国际法律规范在当代国际体系变迁中的重要作用，指出全球环境治理目标实现唯有依靠国际法予以规范达成。

(一)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际法

国际体系变迁是一个进程(process)，意为国际体系中的个体或曰单元之间的互动方式和互动类型。［6］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国家通过制度合作能够实现利益最大化，将国际制度定义为“一系列围绕行为体的预期所汇聚到的一个既定国际关系领域而形成的隐含的、明确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7］建构主义所强调的进程是国家通过主动建构国际体系观念结构的实践活动，行为体交往的初始行为通过互动产生了主体间意义，在形成共有观念基础之上产生社会性的观念结构，因而形成共同的规范、规则和程序。二者无一例外强调运用规则、原则和程序来保障国际体系进程的实现和维系国际体系的运行。在国际体系互动进程问题上，借鉴过程建构主义理论得出结论［8］:国际体系乃过程建构的结果，而过程建构将孕育国际法。过程建构主义的基本理论取向是社会性过程理论，强调社会性建构作用，认为社会性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要素，该理论假设之一就是坚持国际社会进化的原则，认为国际关系的运动是变化的，是行为体的能动作用使然，同时相信国际体系的变化是朝着更加符合人类期冀的方向变化，也就是朝着进步的方向变化，而这种变化正是一个不断地通过主体间的实践活动来建构的过程，或曰过程建构。在其看来，过程就是指产生社会意义的持续的实践互动关系，其重要作用在于孕育规范。既然规范是行为体广泛接受的适当行为的准则，那么，规范的孕育和形成动力之一，就是来自过程本身，就是说，规范不仅是行为适当性的标准，而且也是规范参与者的实践活动，这种实践过程使得规范得以塑造实践者，也被实践者所塑造。过程的运动既意味着规范通过行为体的社会性实践被持续不断地建构和再建构，共同利益不断地被生产和再生产，也意味着这些被建构的规范和规则反过来对过程的持续又起到了促进作用。

(二)国际法对环境治理体系变迁的功能

国际关系错综复杂，国际社会在体系变迁中运行不免失序，国际法无疑是使之更加有序运行的有效路径。国际关系学对于国际法概念界定，主要从国家行为体的角度将其概括为一种行为准则，分为限制性法律规范和构成性法律规范，前者主要体现为限制，后者则首先体现为构成。当代国际体系已非沃尔茨时代的单一政治体系，经济、文化等方面已经或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宏观国际体系内部已经或正在建构更多的子体系，纵横交错，稍有不慎即可能引发宏观体系秩序的混乱与无序。国际法的产生、传播和发展已经与国际体系的运行形成了不可分离的紧密关系。国际法之于国际体系的作用可谓不可或缺。

一方面，多元主体使得规范化趋势增强。当代国际主体的多元趋势源于全球性事务的日益增多，并且处于不断膨胀的过程。威斯特法利亚体系所形成的以民族国家作为单一国际主体的国际体系正在变革，国际组织数量的大幅度增加深层次反映出全球性事务的大量涌现，民族国家作为国际体系的唯一行为体已经难以应付这些全球性事物，比如恐怖组织威胁、环境污染、经济危机等问题，都是当代所出现的新问题，覆盖面及其广阔，甚至延伸至全球范围，影响整个世界，这些问题涉及各国的政治、经济等方面，如不加以处理或者处理不当，势必给各国造成深远的消极影响，既然一国无力处理好这些全球性事物，只有通过国际组织来解决，在世界无政府的背景下，各国所组成的国际组织只能依靠相互合作来维系，而合作的重要载体就是国际规范，无论是基于经济学的成本利益考量，抑或基于共有观念的成形考虑，规范都将通过制度化和社会化而得以实现其效能，国际组织在当中将充当规范制定、执行和监督的平台作用，使得国际社会能够依此作为其行为的预期和指引的重要载体。

另一方面，问题的互动由国际法保障实施解决。在国际体系理论中，互动是体系必不可少的关键要素，互动亦是为了解决某一问题。正如上文所言，全球性事务需要行为体之间的频繁互动，无论是自由制度主义的国际机制，抑或建构主义(包括西方建构主义和秦亚青教授所提出的过程建构主义)所倡导的规范建构，都以互动作为国际体系的重要内涵视之，各国不同程度地发展多边关系，互动结果是各方寻求彼此都予以承认或是遵守的共同规则来加以调整和协调，此即国际法。如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就是范例，为解决目前及未来所面对的国际性事务，组织内部的各国际组织也分别相应地制定规范性条约来保障通过互动达到解决问题的目标，像核安全问题，联合国及其相应的内部组织制定相应的规制核行为的一系列规范和原则，在最大可能的范围内限制全球核危机爆发及保障因核试验而带来的战争危险。再如世界贸易组织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组织，其内部各成员国所制定的各类多边协议或者是适应性不一的规范性文件，都在不同程度地保障国际经济互动的有序进行，同时也能够在规范的指引下寻找到解决各类经济问题的途径。本文以环境治理为例，建构具有普适性的国际法，以此为基础和依据，各国互动显其意义。

1．无政府状态下环境问题的产生国际体系的变迁并未实质改变其本体，即国际社会仍旧处于无政府状态。全球环境问题却愈发严重，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在客观上给人类带来危害的程度和广度前所未有，问题的解决显然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在无政府状态下这就陷入了集体行动困境中，各国愿意搭便车而非主动采取行动来解决涉及公共利益的公共事务。国际社会并没有一个凌驾于各国政府之上的国际政府像国内政府那样采取强制性措施统一解决问题，各国从其本国利益出发，观望之态者甚于主动为之者，诸如气候减排这类环境合作的困境就在于国家认知其主动减排的成本将远远大于收益，最佳方案就是搭便车，等待获取其他国家主动减排所带来的公共收益，美国对待气候变化的政策较为消极的原因便是实例，其认为如果该国主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尽管可能有所收益，但相对收益会较小，而其他国家可能从中获取更多的相对利益，这严重不符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不应该为了主要是其他国家未来世代的利益而让国民承担大量的成本［9］。

2．要素变革下的治理路径:建构国际环境法律制度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环境治理得到不断加强，国际环境条约数量和缔约国数量不断增多，［10］，尽管并非所有的条约及缔约国都能发挥效力和遵守条约;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为代表的政府间和非政府间环境组织在环境治理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归因于国际体系主体多元化的结果，国际组织功能发挥愈加明显;公民对环境问题的认知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环境问题的全球治理。国际体系变迁中的多元主体趋势有助于冲破传统国家利益的枷锁而使得环境问题得以治理。在上述言及的相当数量国际环境条约中，臭氧层治理方面的国际法所发挥的实效性最强。

1987年制定的《损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被普遍认为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国际环境协议，该议定书先后经过五次修改，已有190个缔约国加入和批准，协议实施后，共有超过85%的消耗臭氧层物质被淘汰，科学家依此预测到21世纪上半期，臭氧层将会得到恢复。［11］臭氧层国际协议的实施成功，证明国际法在臭氧层治理方面发挥着巨大的功效，从法律实施的有效性角度看，《蒙特利尔议定书》不仅使得缔约国履行相应义务，而且能够通过该议定书解决南极上空臭氧空洞问题，说明此议定书是有效，也证明包括臭氧层在内环境问题解决最佳方案只能是缔结具有普适性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法。本文从国际法角度来探讨当代国际体系的变迁问题，以全球环境治理为例，基于法律的稳定和预见等特征在其调整社会关系的优越性考虑，认为国际社会有与国内社会相类似的方面，而建立在观念共享或成本收益上的国际法在调整国家之间所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方面将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定纷止争、奖罚分明，使得国际行为体对其行为产生预见性，保证国际体系朝着稳定和有序的方向前行。

［参考文献］

［1］［英］赫德利布尔，张小明译．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7．

［2］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反思与重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232．

［3］袁正清．从安全困境到安全共同体:建构主义解析［J］．欧洲研究，2003(4)．

［4］秦亚青．国际体系的延续与变革［J］．外交评论，2010(1):1－13．

［5］约瑟夫奈教授在1990年在其论文＜软权力＞、＜世界权力的变革＞及其著作＜必定要领导———正在变化着的美国权力的性质＞中提出和阐述了软权力概念．一般被界定为三方面的要素:价值标准、市场经济和西方文明，其重点在于社会联系、经济相互依存和国际组织机制对国家的影响．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392－393．

［6］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7．

［7］［美］基欧汉，苏长和等译．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65．

［8］过程建构主义乃我国学者秦亚青教授所主张，他认为国际关系学派中应有中国学派的位置，中国传统的哲学思维是“关系”，这恰恰是国际关系三大流派所共同缺失的，主张借鉴主流建构主义，将“过程和关系”植入国际关系理论中，提出一个过程建构主义的理论模式．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J］．中国社会科学，2009(3)．

［9］JodyFreeman，AndrewGuzman．气候变化与国家利益［J］．公法研究，2012(1)．

［10］张海滨．环境与国际关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6－7．

篇3：国际法视角下国际环境治理体系变迁探析论文

1 作为“油污损害”一部分的“环境损害”

1969年《民事责任公约》所承认的油污损害是指由于“装运散装油类货物的任何类型的远洋船舶和海上船艇”逸出或排放“任何持久性油类, 如原油、燃料油、重柴油、润滑油以及鲸油 (不论是作为货物装运于船上, 或作为这类船舶的燃料) ” (不论这种逸出或排放发生在何处) 后, 在运油船舶本身以外因污染而产生的灭失损害, 并包括“事件发生后为防止或减轻污染损害由任何人所采取的任何合理措施”的费用以及由于采取此种措施而造成的进一步灭失或损害。 (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第一条。)

此一油污损害的内涵与外延都比较模糊, 没有明确油污损害的类型是否包括环境损害。在国际环保之声日益高涨的情况下, 《民事责任公约》在1984年议定书中明确肯定了对环境损害的赔偿, “除这种损害所造成的盈利损失外, 应限于已经实际采取或行将采取的合理复原措施的费用”。但由于美国的不参加, 导致《民事责任公约》1984年议定书没有生效。《民事责任公约》1992年议定书采纳了1984年议定书对环境损害赔偿的规定。但由于“已经实际采取或行将采取的合理复原措施的费用”本身具有不易确定性, 不利于实践操作。为了增加其确定性和可操作性, 国际海事委员会于1994年通过的《油污损害指南》中进一步明确环境本身所受损害的赔偿范围, 以供实践参考。环境损害赔偿 (利润损失除外) 应限于实际采取的或将要采取的合理复原措施的费用, 根据理论模型计算损害在抽象定量的基础上提出的索赔, 不予赔偿;可接受的合理复原措施的费用的请求无需限于溢油的清除, 可以包括促使受损环境恢复原状或有助于环境自然恢复的适当措施;为了确定或核实油污损害, 决定复原措施是否实际可行和加速环境的自然恢复, 进行专门研究是必要的, 如果此种研究与实际损害成合理比例, 且提供或可能提供所需要的数据, 此种研究的合理费用可予以赔偿;请求人在采取实际措施之前就复原措施的估计费用, 可请求一合理的数额, 但必须是由于财力不足, 无法实施复原措施, 且提供承诺或其他满意证明, 表明既定的复原措施一定会得到实施;在确定复原措施是否合理时, 应考虑所有相关的技术因素, 包括 (但不限于) 下述各项:① 观察到的环境状况及其变化情况被看做是由于本次油污事故实际造成损害的程度, 以区别其他人为的或自然的因素;② 措施是否在技术上可行, 是否有益于在该区域重建一个健康的生物群体, 在该群体中, 生物特征存在并正常发挥功能; ③ 受损环境通过自然进程可望恢复的速度以及复原措施可以加速 (或非故意的妨碍) 自然恢复进程的程度;④ 措施的费用是否与损害或可合理预期的结果相称。 (1994年国际海事委员会《油污损害指南》第11条、第12条。)

环境损害作为油污损害的一部分被纳入到《民事责任公约》和《基金公约》的赔偿体系中得以保障。由船东作为第一义务人首先对其进行赔偿, 由于船东承担的是严格责任, 大大减少了受害人索赔难度, 但因船东的财力有限, 《民事责任公约》实行船东责任限额制度。对超出责任限额以外的损害、由于财务上的原因导致船舶所有人不能满足受害人依据《民事责任公约》而提出的赔偿要求及船东按照《民事责任公约》对损害不承担责任的情况下, 由油污基金给予第一层次的补充赔偿, 扩大了油污损害的赔偿范围, 增强了损害赔偿的财力保障。但油污基金本身也有最高赔偿限额的规定, 即2.03亿特别提款权。若遇上巨大油污损害, 也不能满足索赔要求。于是1992年《基金公约》在2003年议定书中设立了“补充基金”, 进行第二层次的补充赔偿, 将国际油污损害的最高赔偿额特别提款权从2.03亿提高到7.5亿 (表1) 。

*资料来源:国际油污基金总裁Willem Osterveen于2007年11月6日在青岛所做的报告《The International Regime on liability and compensation for oil pollution damage》.

3个层次的赔偿责任可以使油污损害赔偿获得充分的财力保证, 环境损害作为油污损害的一部分, 当然也在被保障之列。根据公约的规定, 为控制油污的扩大而采取措施的费用以及为恢复环境而采取合理措施的费用可以得到赔偿, 而这一赔偿又可以得到有力的保障。这一规定实际上是鼓励人们积极行动, 采取措施, 减少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 加快受损环境的恢复。但这种事后补救对生态保护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

2 生态损害的特点决定生态保护不能靠补救

生态损害是指人们生产、生活实践中未遵循生态规律, 开发、利用环境资源时超出了环境容载力, 导致生态系统的组成、结构或功能发生严重不利变化的法律事实。其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第一, 生态损害的至害主体具有广泛性与多样性, 包括所有的人。

环境法学所关心的生态损害都是由人的行为引起的, 而不关心由于自然变化本身所引起的生态损害, 因为调整人的行为的法律对此种生态损害望尘莫及。生态损害的至害人不仅有自然人、公司及企业等私法人还有政府、国家等公法人及广泛的非法人组织, 即包括社会上所有的人, 正是这些人的环境行为最终导致生态损害的发生。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 生态损害都表现为由广大的公司、企业及政府的环境行为直接造成, 但这些环境行为的背后都隐藏着更广泛的个人动因。个人的消费需求是企业生产的直接动因, 政府组织开发利用资源的行动也是为了社会财富的增加, 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的各种需求。只要生活在地球上, 人们对自然就有永无止境的各种需求, 人的衣食住行哪一样都少不了大自然的供给, 人的生活就是一个不停地向大自然索取的过程, 与此同时也不停地影响自然的生态环境, 影响的程度随着人口的增多和科技的发展而日益加剧, 最终超出生态系统自身的承载能力, 造成生态损害。所以, 正是由于所有人的需求及活动而造成了生态损害的发生, 所有人都是生态损害的致害人, 所有人都“对环境负有原罪”[1]。

第二, 生态损害的受害主体也是所有的人。

生态损害虽然表现为生态环境本身遭受损害, 我们承认生态损害这一事实,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承认生态环境的法律主体地位, 生态损害对人类整体的生存构成了确确实实的威胁, 生态损害的受害主体就是人类整体, 其所损害的是全体人类的生态利益。生态损害受害主体的人类整体性是生态环境本身的整体性与不可分性。“整个地球是一个大的封闭系统, 他由许许多多细小的生产环节相互关联所组成;每一个小环节的产物或废物的输出也是另一个小环节的原料输入”。“环境的整体性不会因行政区划的改变而改变, 不会因国界的变更而变更, 不会服从关于地理变更的行政命令或司法判决。在整体的环境区域内的所有的人、集团甚至国家, 都是‘一损俱损, 一荣俱荣’”“环境组装了一个庞大的、极其复杂的活的机器, 它在地球表面上形成一个薄薄的具有生命力的层面, 人的每一个活动都依存于这部机器的完整和与其相适应的功能。……如果我们毁灭了它, 我们的最先进的技术就会变得无用, 任何依赖于它的经济和政治体系也将崩溃”[2]。局部的生态损害也许没有让我们紧迫地感觉到整个人类都是受害者, 但是全球性环境危机的到来让我们确确实实感受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生态损害的受害人。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与不可分性把人类整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无论我们能否感受到生态损害的发生, 每一个生态损害都确确实实侵害了人类整体的生态利益。

第三, 生态损害的客体即人类的生态利益具有价值上的不可量化性。

生态利益是人类一切利益存在的基础和源泉, 是人类生存、发展并走向文明的必不可少的根基, 如果人类失去了生态利益, 人类也就失去了立命之本, 更不用提发展与文明了, 其他所有的利益对人类也将失去任何意义, 皮之不存, 毛之鄢附?人类也会处在崩溃与灭亡的边缘。生态损害的内容, 无论是自然的资源价值损害、生态价值损害、精神价值损害, 还是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和丧失以及残忍对待动物, 哪一项都无法用金钱来衡量, 再多数量的金钱也无法表示人类生态利益的损害。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全球臭氧层空洞的出现可以折算为多少数量的金钱?一个生物物种的灭失又能用多少金钱来表示?这些都是无稽之谈, 用金钱的数量去衡量人类生态利益的损失, 只是自欺欺人的一厢情愿罢了。

第四, 生态损害本身具有难以恢复性, 甚至是不可逆转性。

在正常的生态系统中, 虽然能量的流动和物质的循环连续不断, 但是在一定时期内, 生物与环境以及各种生物之间会保持着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也正是由于生态系统内部不断的循环与流动, 才能使生态系统本身具有一定的张力去应对和容纳来自系统外部的各种影响, 只要各种影响的合力不超过生态系统自身的张力, 生态系统就能够继续经过不断的循环与流动而保持相对的稳定状态。否则, 生态系统的相对稳定状态就会被打破, 生态系统的结构遭受破坏性改变, 生态系统的各种功能急剧衰退, 造成生态损害的发生。也正是由于生态系统自身具有应对一定程度的外界影响的张力, 才导致大多数生态损害都不是及时显现的, 而是经由相当长时间的不断积累和相当广范围的物质循环与流动的积聚, 才最终导致生态损害。再加上人类科学技术以及人类认识本身的局限性, 有些生态损害已经在某个局部发生但人们还不能及时发现, 导致这种长时性和广泛性更加明显, 使生态损害后果的显现具有缓发性。但是生态损害后果一旦显现, 往往就难以消除和恢复, 甚至是不可逆转性的。如物种的灭失、臭氧层空洞的出现等都是不可逆转的生态损害, 重金属造成的污染以及地下水的污染等也都是难以消除和恢复的[3]。

这些都说明生态损害是不能够采取事后补偿的途径加以救济的, 事后补偿的救济不能够保护生态系统结构的完整性和功能的健康稳定性。事后补偿的救济是以损害结果的存在为前提, 要求被救济的损害可以量化, 并且最重要的是被救济的损害可以通过补偿救济得以恢复到无害的程度。这些都与生态损害的无法量化性和难以恢复性、甚至不可逆转性相矛盾。通过事后的补偿救济去保护生态环境, 由于缘木求鱼, 无果而终, 最后只能导致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作为我国几十年环境保护结果总结的“局部好转、整体不断恶化”也充分说明了这个道理。并且, 生态损害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损害, 实际上也就是人们对自己的损害, 是自己对自己的损害。自己对自己的损害是无法通过自己加以补救的, 就像自己破坏自己的财产、摧残自己的身体一样无法通过自己补偿自己由此而遭受的损失, 只能是自己承受损失、独享苦果。只要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 相信任何人都不会去制造生态损害, 不希望看到生态损害的发生, 都会尽力去预防和防止生态损害的发生。生态损害之所以发生, 主要是因为人们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有些行为是自残的行为, 被眼前的一己私利所迷惑, 阻挡了自己长远的视线。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我们每一个人的长远利益, 也是最为根本的利益。要想保护好生态环境, 决不能依靠事后的补偿救济, 不能走事后救济的道路, 只能在生态损害发生前进行预防, 预防的道路才是生态保护的唯一正确的基本路径[4]。

对于生态保护的预防道路, 并不是我们最近才认识到的, 国内外环境法学者对此早已有所认识, 环境法的有些原则和制度就是这种认识的具体体现。如:风险防范原则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及有关国际国内立法, [《里约宣言》原则15;《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第1条;《气候变化框架议定书》第3 (3) 条;《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的养护和管理协定》第6条;《巴马可公约》第4 (f) 条;欧盟委员会《关于风险防范原则的公报》;德国、比利时、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国内立法也都明确规定了风险防范原则。]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环境许可证制度, 清洁生产制度以及我国的“三同时”制度等, 无一不是体现生态保护的预防道路的。但是这些制度和措施都和眼前的经济私利相冲突, 都不利于眼前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不可能得到各经济主体心甘情愿的自觉遵守, 必须要有一定的法律责任作为后盾, 促使这些经济主体去遵守这些预防的法律制度, 否则这些法律规定就是“无牙”的软法。并且, 相关法律责任的规定并不意味着各经济主体就能遵守各项预防的法律规定, 还需要这种法律责任足够的严厉, “牙齿”足够的硬, 才能阻止经济主体去违反法律规定。就经济主体的可期待利益而言, 如果经济主体觉得自己遵守相关预防的法律规定所失去的利益明显大于违反这种规定所失去的利益 (即获得的法律责任) , 那么经济主体也许就会去主动违法;反之, 经济主体就会注意自己的行为, 以免违法[5]。这就需要违反保护生态环境的各项预防措施的法律责任足够的严厉, 这种足够严厉的法律责任很显然不是补偿性的, 而是非补偿性的。因为补偿性法律责任是站在弥补受害者所受损害的立场加以规定的, 有损害就有补偿, 没有损害就无需补偿, 行为者也就不用承担法律责任, 容易给行为者造成可乘之机, 使其违法成本小于守法成本。而非补偿性法律责任是从行为者的角度加以规定的, 只要行为人实施了违法行为, 就要承担法律责任, 即使该违法行为没有造成任何损害后果, 违法行为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也是不可免除的。其目的就是预防行为人违法行为的出现, 力求使违法行为最少化。所以, 要想保护生态环境, 避免生态损害的发生, 使每一个人都严格遵守各项生态保护的预防措施, 不敢跨越雷池半步, 完善的生态非补偿性法律责任的规定是必要的。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也是同样的道理。

3 检视《民事责任公约》和《基金公约》对海洋生态保护的局限性

《民事责任公约》和《基金公约》虽然对油污造成的海洋生态损害进行一定范围的赔偿, 在某种程度上激励了人们采取积极措施防止生态损害进一步扩大和加剧, 但其本身并不能够起到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目的, 突现了《民事责任公约》和《基金公约》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上的局限性。

首先, 赔偿范围因应性扩张并没有改变《民事责任公约》和《基金公约》的初衷。TORREY CANYON号油污事故的发生, 直接催生了《民事责任公约》的诞生, 其目的就是为了对“由于船舶逸出或排放油类造成污染而遭受损害的人员给予适当的赔偿”。 (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引言部分。) 这一目的虽然没有明确只赔偿由于船舶溢油造成的人身与财产的损失, 但公约生效后一定时间内的油污损害赔偿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1970年的Irving Whale油污事故、1979年的Antonio Gramsci油污事故、1979年的Tarpenbek油污事故、1980年的Showa Maru油污事故, 1985年的Patmos油污事故及1991年的Haven油污事故等, 责任基金明确否定了对环境本身损害的索赔。]

世界各国对海洋环境重视程度的深化, 加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明确规定的各国有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一般义务的影响越来越大, 为了因应海洋环境保护的需要, 《民事责任公约》对海洋油污损害做了扩张性的规定, 只把“合理恢复措施的费用”作为环境损害纳入油污损害的赔偿范围进行一定程度的赔偿。这一扩张并没有根本改变《民事责任公约》和《基金公约》的初始目的, “民事责任国际公约的目的并不是建立对环境损害的赔偿责任, 而是对通过环境损害 (这个媒介) 导致的人类、他们的财产和他们的经济状况的损害的赔偿责任。在那些被搁置于图书馆的公约中, 对环境本身的损害通常仅通过‘清除危险物质费用’和‘环境恢复费用’的赔偿等术语予以反映, 这固然可以成为可能;但当无法清除和恢复时, 对环境本身损害的赔偿却成为不可能”[6]。并且, 对恢复措施的“合理性”做了严格的限制, 又在一定程度上阻挠了人们为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所做的努力。

其次, 船东的最高赔偿限额加上强制责任保险制度, 实际上纵容了海洋生态环境损害的发生。要想最大限度地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防止溢油造成的海洋生态损害, 必须对船东科以严厉的责任和技术要求, 最大限度地避免溢油事故的发生。对于悬挂“方便旗”而降低技术要求、增加事故隐患的船舶, 应加大责任的力度, 从而避免这种船舶从事海洋石油运输而造成海洋生态损害。作为规定民事赔偿责任的公约体系, 不可能存在严厉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规定, 而只能规定民事责任。但就是这仅有的民事制裁措施, 民事责任公约体系也没有把它用到最佳状态。《民事责任公约》对所有符合公约的国籍、吨位要求的船舶统一实行最高赔偿责任限额和强制责任保险制度。最高限额规定了船东的最大损失, 给船东设立了第一道保护, 避免了由于船舶溢油事故而导致船东的破产, 使船东还可以继续从事海洋石油运输。而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又把船东所承担的有限的责任进一步分散化, 更减少了船东实际承担的责任数额, 为船东提供了第二道保护。当船舶溢油事故发生后, 双重的保护措施使船东不会感受到要承担巨大的赔偿责任, 为大量不符合技术要求的“方便旗”船舶提供可乘之机, 使海洋生态环境处于大量的溢油风险的时刻威胁之下。当溢油事故发生后, 只是对海洋生态环境损害给予象征性的补偿, 并没有从源头真正减少船舶溢油所造成的海洋生态损害。这样就好比一个人在不停地制造损害, 而有一群人为其分担损害的后果, 只能够纵容至害者加倍努力制造损害而获得收益。

再次, 《民事责任公约》和《基金公约》的适用范围的有限性也阻碍了其仅有作用的发挥。1992年《民事责任公约》的第3条和《基金公约》的第4条明确规定只有在“缔约国的领土, 包括领海和缔约国按照国际法设立的专属经济区 (如果缔约国没有设立此种区域, 则为该国按照国际法确立的, 在其领海之外并与其领海毗连的, 从测量其领海宽度的基线向外延伸不超过200海里的区域) ”内发生的船舶溢油而造成的损害才能获得赔偿, 也就是说, 船舶溢油事故只有发生在缔约国领土 (包括领海) 和专属经济区内, 船东才对此而造成的油污损害 (包括海洋环境损害) 承担赔偿责任, 油污基金才对此承担补充责任, 如果油污事故在公海发生, 则船东和油污基金就不会因油污损害而承担责任, 即使造成了非常恶劣和严重的海洋生态环境的破坏。这很显然不利于海洋整体生态环境的保护, 再一次印证了民事责任公约体系的非环境保护目的。

4 结束语

现代环境问题之所以引起全世界的普遍重视, 是因为人类造成的环境影响已经突破环境承受能力的极限, 构成了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威胁。这种威胁的可怕之处在于, 越来越多的环境问题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全球性特点。在空间上, 人类已无世外桃源, 地球上已找不到可以逃避环境灾难的港湾;在时间上, 解决环境问题已经刻不容缓[7]。在环境问题上, 只有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 才能从根本上保护环境不进一步恶化, 海洋生态环境也是如此。《国际油污民事责任公约》和《国际油污基金公约》作为2部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国际公约, 在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中, 也应做到以预防为措施, 以环保为目的。

参考文献

[1]徐祥民, 吕霞.环境责任“原罪”说.法学论坛, 2004 (6) .

[2]巴里.康芒纳.封闭的循环:自然、人和技术.侯文惠, 译.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3]V.F.韦斯科夫.人类认识的自然界[G]//吕忠梅.环境法新视野.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

[4]徐祥民, 巩固.环境损害中的损害及其防治探析.中国环境资源法学网, www.7265.cn/showarticle.asp?id=2045&sort, 2008-11-13日访问.

[5]唐双娥.环境法风险防范原则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6]LOUISE D L F.The concept of environmental dam-age in international liability regi mes[G]//竺效.论在“国际油污民事责任公约”和“国际油污基金公约”框架下的生态损害赔偿.政治与法律, 2006 (2) .

篇4：国际法视角下国际环境治理体系变迁探析论文

关键词　经济结构转型　职业教育　国际化

1　珠三角产业结构特征及对职业人才的要求

（1）珠三角产业结构特征。产业结构由最初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向高新技术型产业转变。21世纪初，随着珠江三角洲地区劳动生产力和其他生产要素成本的提高以及资源环境因素的制约，珠江三角洲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向周边地区和内地转移，而发达国家逐渐将一些非限制性的高新技术产业及其某些环节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为已具有一定工业基础的珠江三角洲的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新机遇。这就在珠三角形成了以轻工业为主、重型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共同发展的格局，促使珠江三角洲的产业集群的层次不断提高，结构不断优化。

（2）珠三角经济结构转型对职业人才的要求。经济的转型升级使经济从原来的资源消耗型、粗放式的增长模式，转型升级为资源节约型、集约式的增长模式。要实现这些转变，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大力推进职业教育国际化。因此对我们职业教育提出新的挑战，要求能够源源不断地培养具有国际视野、高素质的人才，解决一线劳动者素质偏低、企业技能型人才紧缺的问题。

2　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面临的问题

（1）理念的模糊认识是阻碍国际化教育的重要因素。传统上，中国民众对技术和技能有着独有的热衷，能够成为大众安身立命的重要手段。现代社会以及全球化的冲击使得人们观念得以革新，现代管理技能、高科技技能以及专业技能型人才观念深入人心。而且在市场经济中，这些技能往往与高薪联系在一起。由此导致认为职业教育层级过低而排斥。与此同时，职业技能人才未能获得与自身价值相符的合理回报，导致职业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动力不足。

（2）国外人力资源机构国际化对我国职业教育形成重大挑战。全球一体化发展的深入，国际知名和成熟的人力资源机构进入国内。全新、实用、符合个人技能提升的教育观念和方式赢得了更多需求，其优势显著。由此，对我国职业教育产生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学习先进经验并试图赶超；二是在竞争中逐渐失败。

（3）传统的职业教育模式是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的障碍。传统的职业教育理念单纯从就业着眼，以培养单一技能为原则，职业教育成为实际上的技能培训机构。这种忽视人的全面发展的方式必然在社会竞争中缺乏应变和适应能力。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回归教育的目的，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使得受教育者在学习技能的同时发展自我，提升个人创新能力，增强了社会适应力。

3　经济转型期职业教育国际化的政策选择及措施

3.1　经济转型期职业教育国际化的政策选择

面对经济转型，职业教育要根据产业上移的要求，把握职业教育区域服务性和培养针对性的重要特征，遵循培养人才适应全球化需求等综合性、普适性的策略，为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做出贡献。面对职业教育国际化的趋势，我们必须找出可行的路径选择：

（1）加强国际交流。一是要加强理论与实践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为此我们要加强信息与理论方面的交流，通过理论交流提高认识，通过实践改进我国的职业教育国际化现状。二是要加强校际交流与合作。一方面可以合作办学，另一方面可以建立姐妹学校关系，通过交往使学校了解世界，熟悉国际教育环境，促进学校教育的国际化。

（2）职业教育国际化以技能和全面发展为基点。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要具有国际视野，培养能够参与国际就业竞争的专业人才。从技能的培养来看，课程内容设置要全面国际化，鼓励学习方式的多样化，鼓励学践结合的培养模式。同时，跨文化的学习也是必不可少的。

（3）职业教育国际化与现代信息交流技术的融合是实现发展的关键。职业教育通过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不仅可以拓展职业教育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模式，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变人们的学习方式和快速获取外部知识。因此，不断提升职业教育信息化水平，实现国际化的职业教育交流和信息共享，我国国际化教育国际化水平才能逐步提升。

（4）职业教育国际化品牌的培育是实现发展的重要突破点。目前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相对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因此，我们在职业技能提升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要更加突出人才培养层次的区分，从课程的设置、动手能力的培养、跨文化的适应力等方面借鉴国际一流水平，实现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知名品牌战略。

3.2　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应对措施

为了实现职业教育的国际化，我们计划通过增强职业教育国际交流合作，充分利用国际教育市场，在教育内容、方法上逐步与国际先进职业教育体系接轨，适应当前职业教育国际化的趋势，培养能继承发扬我国职业教育优势的、能尊重、理解、包容其他文化的、适应国际职业教育要求的新型国际化人才。为此，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专业设置国际化。根据专业特征和学科特点，积极主动践行学科专业国际化。以商务英语和会计这两个专业为例，可以将专业课程设置与较强的外语沟通运用能力培养相结合，依托语言课程和专业课程双平台，将英语与商务、财会两个模块结合来构建专业，便于培养复合型、实用型人才。

其次，实现人才评价标准国际化——引入国际评价标准体系。建立与国际接轨又体现自身特色的人才评价体系。如，国际班的教学，引入英语雅思考试，运用国际考核评价体系，实现人才培养计划的国际化。又如商务英语专业，可以选择突出语言优势的国际外贸单证员资格证书，培养符合国际标准的人才。

第三，推进教学思维和组织形式的国际化——全时空外语教学。国际化的障碍主要来自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因此，我们主张基于母语国家文化基础上的外语教学，并把这种教学置于全时空的情景模式之中。第一空间是“课堂时空”，即课堂中语言文化的熏陶。第二空间是“活动时空”，将英语文化和语言技能培训贯穿于学生的社团或课外活动中。比如，组建　“英美文学社”、“异国风情”、“　英语脱口秀”、“英语大片赏析”等外语社团和俱乐部，让同学们参与到以文学、影视、音乐、风俗习惯等为载体的外语空间；第三空间是“私人空间”。学生基于对文化和语言的兴趣，自发地在家里或其他非学校场所了解他国文化，使用外国语言，逐步形成自主学习能力和应用能力。通过多重空间的熏陶和强化，开创全新外语教学模式和理念。

另外，教学课程国际化建设、师资队伍国际化建设也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大力开发出国留学通道，科学、合理开发相关专业并引进外国留学生也是教育国际化水平提升的有效措施。

篇5：国际法视角下国际环境治理体系变迁探析论文

一、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与劳工标准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后, 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了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 加强了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 提高了相互依赖程度, 日益将各国经济联系成为一个整体。进入20世纪90年代, 伴随着贸易自由化、生产国际化、金融全球化、科技全球化, 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大大加快了。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的资金、技术、产品、市场、资源、劳动力有效合理的配置, 加速了技术转让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进程, 为世界各国人民提供了选择物美价廉的商品和优质服务的好机会。但是, 经济全球化也被批评为加剧了世界经济的不平衡, 拉大了贫富差距, 增加了世界经济的不稳定性, 并使全球生态环境加速恶化。

贸易自由化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载体和特征。早在十八、九世纪, 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就提出:贸易使各国在具有相对较高生产力的领域进行专业化生产, 将有助于提高各国的福利。这为自由贸易的持续与深化提供了理论基础。如今, 大大丰富了的贸易实践使贸易理论得到丰富与发展。国际贸易理论一般坚持贸易的利大于弊, 认为自由贸易能形成双赢或多赢的局面。然而, 在贸易谈判桌上, 各国代表并不是那么积极地签订贸易协定。在国际贸易政策上, 非关税壁垒取代关税壁垒成为最流行的贸易限制手段。

20世纪90年代, 劳工标准 (la b or s ta nd a rd s) 问题———一个曾经在国际会议上提出但并未带来强烈反应的话题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成为国际贸易领域的热点话题。其实, 早在1984年生效的美国《加勒比海经济振兴方案》中就包含了一些有关劳工的条款。1993年, 在关贸总协定部长级会议第8轮“乌拉圭回合”谈判的马拉喀什会议上, 美国等发达国家提出在国际贸易规则中设立“社会条款”。1994年实施的作为北美自由贸易协议 (NAFTA) 辅助协议之一的《北美劳工合作协议》包含了明确劳工权益方面的条款。1996年, 世界贸易组织 (WTO) 首届部长级会议通过的新加坡部长会议宣言中, “核心劳工标准”作为新议题被明确列入宣言内容之中。此外, 在发达国家在给予发展中国家出口制成品和半制成品关税优惠 (普惠制) 中和若干双边贸易协定中都有劳工条款。虽然在后来的世贸会议上, 由于南北力量达到暂时的平衡, 劳工问题一度沉寂, 但贸易与劳工问题不仅不会销声匿迹, 而且会继续存在下去。劳工标准问题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涌出水面并非偶然。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各国的经济、社会摩擦, 南北劳工差距在贸易自由化中被凸显出来。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差异, 各国的劳工标准是不同的。随着全球化的深入, 不同的劳工标准的碰撞愈加剧烈。

关于劳工标准的一系列问题, 学术界仍存在争议, 本文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探讨劳工标准的性质、特点和影响因素。

二、劳工标准的性质

一般认为, 劳工标准包含政治性和经济性双重内容。比如, 劳工权利就涉及非经济问题, 而劳工的经济福利和工作环境就属于经济问题。

劳工标准, 是与劳工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劳工, 就是生产过程中付出劳动并以此为标准获得收入的人。与劳工相对的, 是企业 (firm) 或雇主 (employer) 。国内外文献对劳工 (labor) 和工人 (worker) 不加以区别, 这里的工人并不是只是工业工人, 只要是在企业中按劳付酬的劳动者就是劳工。劳动力要素跟资本等其它要素不同, 后者并不与其所有者一同参与生产, 但劳动力的所有者就是劳工本人。

劳工的社会权利主要由一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习俗决定, 受到劳工经济福利变化的影响, 也受到劳工力量在政治舞台上活动的影响。故影响劳工社会权利的因素是很复杂的, 并且, 各国的情况都不一样。

劳工的经济福利其实就是劳动力的全部回报, 在劳动力市场上, 由劳动力的价格决定, 而劳动力的价格又主要由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因素共同决定。劳工的经济福利可以区分为工资福利和非工资经济福利, 也可以将其收入划分为货币福利和非货币福利。如果按后一种方法划分, 那么一般来说, 劳工倾向于取得货币形式的福利, 因为它更易于支配。但是, 货币福利和部分非货币福利是可以转化的, 因为它们都能带给劳工以满足感。如果两者能完全替代, 那么可以从效用论的角度得到两者之间的均衡。如图1, 直线AB表示劳工经济福利的预算线, 由于工资和非工资福利的边际替代率递减, 代表劳工效用水平的无差异曲线凸向原点, 其中有一条与AB相切于E点, 可以证明E点是均衡点。

对企业而言, 劳工标准意味着劳动力的全部成本, 包括工资和非工资成本。在完全竞争和完全信息条件下, 劳工标准的成本由劳动力回报完全弥补。假设每个劳动力无差别, 劳动者的数量无限, 且市场是完全竞争的, 劳动的边际收益就等于劳动的边际成本。劳动的边际收益由边际产品价值 (VMP) 来衡量, 它等于边际产品乘以产品价格。这时, 劳动的边际成本——工资和非工资成本可以衡量单个劳工的劳工标准。从经济意义上来说, 如果不考虑生产环境和劳工权利, 那么劳动力的价格就等于劳工标准。在劳动力市场中, 劳工标准是由劳动的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劳动的需求受到劳动的收益和成本的共同影响, 劳动的供给受到劳动所得和劳动的机会成本 (闲暇的收益) 的共同影响。在劳动的供求图中, 我们常将工资作为劳动力价格。但是, 国际劳工标准问题往往还涉及着劳工权利的内容。

三、劳工标准的特点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各国劳工标准将逐步趋于一致。当然, 这个过程是漫长的。下面, 我们可以归纳劳工标准的一些特点。

1. 外来性

劳工标准其实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制度含义, 但是全球性的劳工标准制度尚未建立;另一种是状态含义, 即劳工在生产活动中的状况。对我国而言, 劳工标准一词是外来的。

2. 外部性

经济学者普遍认为, 劳工状况的改善不仅仅给企业带来更多效用, 还会超出劳动力市场给社会带来更多效用。这类外部效用表现为:劳工的素质提高使社会更加文明, 人文气象更加改善;劳工子女从劳工状况的改善中收益;在劳工收入与其他职业收入差距较大的情况下, (最低) 标准的提高将虽缩小工资差距, 从而减少了社会犯罪的可能性, 也有利于社会稳定。

3. 最低性和弹性

在讨论劳工标准时, 我们一方面要观察一般情况, 另一方面也应该注重较低下的劳工状况。这是研究劳工标准与研究劳工收入最根本的区别。此外, 无论是最低情况还是一般情况, 劳工标准都是可以变化的, 且其变化情况应该也是可以衡量的。

4. 与国际贸易相关性

劳工标准的现实背景是, 各国尤其是南北的劳工状况差距较大。劳工标准的支持者所持的理由之一, 就是劳工标准的差距引起贸易的不公平。关于劳工标准的种种讨论或方案, 无不与国际贸易有着深刻的联系。

5. 理论上的趋于一致性

从理论上讲,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应该有趋同性。按照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 在没有规模效应, 没有运输成本、贸易壁垒的条件下, 贸易最终将使各国产品的价格完全相等, 而生产要素的价格也完全相等。因此, 不同国家相同生产率的劳工的收入最终将达到一致。如果不考虑生产率的差别, 各国劳工标准的差距最终将缩小为零。当然, 现实中的许多情况都不满足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的假设前提。

四、影响劳工标准的因素

虽然劳工标准和国际贸易紧密联系, 但是劳工标准的变化可能不全是贸易因素直接造成的。除了贸易因素外, 许多因素都可能改变一国的劳工标准, 下面简要分析影响劳工标准的若干因素。在分析单个因素的时候, 均假设其它条件不变。

1. 投资

投资又分为国内投资与外商投资, 无论哪一种投资的增加, 都将使更多的资本与劳动相结合, 企业的生产能力因此而提高。由于劳工将生产更多的产品, 劳工回报当然提高, 于是收入增加, 劳工标准提高。相反, 净投资的负增长将导致劳工标准的下降。因此, 资金短缺将不利于劳工标准的提高。

2. 技术

技术进步主要是指生产工艺、中间投入品以及制造技能等方而的革新和改进。技术的进步可以缩短生产过程、节约生产成本、生产新的产品, 直接导致劳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短期内, 技术可能由于知识产权等原因出现倒退, 而导致劳工标准的下降。但长期来说, 技术一般不会流失, 技术的改变对劳工标准的影响是非负的。

3. 人力资本

除了技术的创新外, 通过其它方式, 也能提高单位劳工劳动生产率。比如, 劳动者受到教育 (再教育) 、培训、实践经验 (干中学) 、人才引进 (移民) 、保健等方面的投资而获得的知识和技能的积累, 这种方式可以看作是资本与劳动力的结合, 一般称之为人力资本的提高。这种方式具有一般投资所不具备的优点, 越来越受到投资者的重视。它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 从而提高劳工标准。

4. 生产环境的改善

生产环境的改善指与生产有关的卫生、健康、安全设施等生产环境建设和维护。按照原始的分类, 它应该属于一般投资, 而且由于其占总投资额的比例较小而往往被忽略。它的两个特点使我们不得不单独分析:第一, 生产环境的建设与维护与劳工是密切相关的。如果能够非劳动要素代替劳动进行生产, 或者将一部分生产包给其它企业, 这方面的投资也不需要。从该意义上看, 生产环境方面的投资其实也可以看作是人力资本的一部分。并且, 企业投资人力资本越多, 也越愿意改善生产环境。因为后者的投入—产出效应比前者更快、更明显。第二, 它本身就是劳工标准第三个层面的内容。它产生的影响可以看作是劳工标准现状对未来产生的影响。生产环境的改善能够提高劳工的生产积极性, 减小工作危险度和疾病的可能行, 有利于人力资源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总之, 生产环境的改善将直接提高劳工标准, 而且还有利于将来劳工标准的提高。

5. 劳资双方力量对比

对于典型的劳动力市场, 不得不承认劳工标准是由劳动力的供求决定的。劳工的团结程度固然能够影响劳工标准, 比如集体谈判虽然以增加失业人数为代价, 但有利于提高谈判者的福利。但是, 劳动的供求还是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在一个劳动力稀缺和一个劳动力丰裕的经济体中, 前者的劳动标准往往高于后者。其原因可能并不是前者的劳动力多么集中、工会组织多么紧密、工会谈判代表多么有口才, 而可能仅仅是由于合适的劳工数量较少, 企业没有太多的选择。而在如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 许多行业的劳动力供给是过剩的, 个别劳动者的为了工作而接受较低薪酬的行为将很快打破劳动者集体谈判的筹码。

6. 国际贸易

国际贸易的发展也能提高一国的劳工标准水平。从Stolp e r-Sa mue ls on (S-S) 定理 (1941) 和J one s (1965) 关于产品价格和要素价格的“放大效应”理论可以推论出, 国际贸易通过改变产品价格和行业规模而直接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标准。许尧明 (2004) 、徐天云 (2005) 的研究表明, 随着本国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的增长, 货币工资也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趋势。王铂 (2010、2012) 的研究表明, 国际贸易不仅直接对中国劳工标准有正的影响, 而且还通过促进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来间接提高中国劳工标准。

以上分析表明, 一国的劳工标准可能受到许多国内和国际因素的影响, 其变动可能是一个或者若干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五、总结

20世纪90年代以来, 在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背景下, 许多学者展开了对劳工标准的研究。其中, 研究较多的是关于劳工标准条款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研究视角大多基于发达国家。劳工标准——这个看似神秘的名词——其实包含了涉及到劳动提供者的经济福利和权力内容。在世界贸易组织 (WTO) 几次部长级会议上, 发达国家提出将劳工标准引入WTO框架, 却遭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全球统一的劳工标准因为南北分歧没有建立, 通常所说的劳工标准指的是劳动提供者若干方面的状况。劳工标准具有外来性、外部性、最低性和弹性、与国际贸易相关性、理论上的趋于一致性等五个特点。从经济学角度讲, 在劳动力市场中, 劳工标准是由劳动的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 受到投资、技术、人力资本、生产环境、劳资力量对比和国际贸易等许多因素的影响。由于各国的劳动力市场都不完全相同, 各国的劳工标准也不可能完全相同。

摘要：该文分析了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与劳工标准问题之间的联系, 界定了劳工标准通常的含义, 讨论了劳工标准的性质和五个特点, 重点分析了影响劳工标准的投资、技术、人力资本、生产环境、劳资双方力量和国际贸易等因素。

关键词：劳工标准,国际贸易,全球化

参考文献

[1]Stolper, W.F., Samuelson, P.A., Protection and Real Wages[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Sept.1941.

[2]Jones, R.W., The Structure of Simp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Dec.1965.

[3]许尧明.基于FDI的劳工标准与出口贸易的关系研究[D].东华大学, 2004.

[4]徐天云.我国劳工标准与FDI及出口贸易的关系分析[D].复旦大学, 2005.

[5]王铂.国际贸易影响中国劳工标准的实证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 2010,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