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

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通用6篇）

篇1：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

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先生搜集了在教学过程中的十四篇论文的集合，于1948年首次出版。出版至今虽时间漫漫，但依旧是现在研究我国农村面貌的重要资料。因此我们不得不提到费孝通先生，他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其中在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方面留下了百万字具有广泛影响的著作。

通过对于本书的阅读，其中几张篇目让人印象深刻。这里就包括了“再论文字下乡”，它重点讲述了乡人不识字并不是因为乡人的愚昧，而是乡下的环境本身并不需要乡人掌握文字，在乡下这个熟人社会中，口语、表情和肢体语言可以解决一切沟通问题，而事实证明也是如此。文字的表现力远不及非文字的`交流。既然乡人没有学习文字的义务，当然乡人不识字也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了，这就好像是城里人不会种田是一样的道理。

在“差序格局这一章中，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理念，认为中国社会在社会结构的组成方面有着根本的不同。简言之，西方社会犹如一捆柴，将社会成员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这种团体与团体之间的划分是刻意的，彼此之间的界限也是清晰的，即使一个人可能处在多个团体中。而中国的社会组成结构则是差序格局，犹如一汪平静的水面突然之间投入了小石子泛起阵阵涟漪，而以这个圆心四散开去的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交际圈。

由于东西文化的差异，起源于西方的社会学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本土的乡野研究，费孝通先生为此创造了诸多理论和名词。尽管读者阅读时会有些困难，但是结合起我们自身的文化底蕴，不能发现这部社会学著作有着我们太多现实生活的写照了。

透过《乡土中国》，我们仿佛触摸到乡村的脉搏，感受到乡土的气息。对于很多人而言，比起城市的繁华与喧嚣，更喜田野的欢脱，青瓦的朴素。炊烟以昏黄为底色，闻起来是一种温馨的味道。生活在乡间，我们与自然更近一步。生长在中国，我们有割舍不下的乡愁。

篇2：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

篇一：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

费孝通是一位我们都耳熟能详的社会学大家，他在世界上也享有盛誉。在国外，费孝通以《江村经济》闻名于世，但我认为他在20世纪40年代完成的一本名为《乡土中国》著作更深入人心，更能被我们中国人所接受。记得我大一刚开始上《社会学概论》的时候，颜士之老师就在课堂上给我们介绍许多对我们学好社会学以及本专业的各类社会学大家以及他们的书籍，当老师说到费孝通先生的时候，着重地为我们介绍了他写的《乡土中国》，也正是因为受老师的影响，我去认真地阅读了这本著作，读后我才知道费孝通先生的见识之广以及对中国内在结构分析的透彻，直到现在想想也让我深有感触。

在《乡土中国》这本著作既反映中国的实际状况，又是具有很强理论深度的著作，在中国的学术界具有比较大的影响，成为许多学者研究中国问题的必读书。费孝通先生的生花妙笔更令《乡土中国》中的文章精彩纷呈，通过阅读《乡土中国》这本著作，可以加深我们对中国社会的重新理解和认识。《乡土中国》虽然仅仅十四篇文章，却描绘出了生动而贴切的中国传统形象，对很多问题费孝通先生他以精辟的见解和恰当的比喻做出了通俗易懂的解释，这也使得能够让更多的人很好的理解先生他的观点。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这本书的开头，就为我们讲解“什么是乡土本色”这一问题。从这一书中我们可以找到费孝通先生的见解是：“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下人离不开泥土，城里人说乡下人很土，其实这是可以理解的。以前一般听到城里人说“乡下人很土”时，我们作为乡下来的人总是会感觉城里人在藐视嘲笑乡下人，心里很不是滋味。但经费孝通先生这么一说，这“土”字用得好啊，我们乡下人离不开泥土，说我们“很土”或“土气”都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乡下人和城里人本身就所处的地方和接受的教育程度不一样。其中有些城里人认识知道的东西我们乡下人却一点都不懂，也是不足为奇的。这不，在乡下不是有很多东西城里人也不认识知道吗？这是非常公平的，因此说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也正符合了今年两会通过的《选举法》中规定在选取人大代表的时候，城市人和乡下人拥有了相同的权利，也就是所谓的同票同权，不再是以前那种不公平的情况了。有些人说虽然我们在制度上到达了这一目的，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可定会存在很多的弊端，但是我认为中国能跨出这一步已经很不错了，接下来实际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可以边实行边解决。

乡土社会是个熟人之间的社会，是一个“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社会，是一个规则暗含的社会，是一个“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社会，是个生活成员之间互相了解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熟悉产生信任，因此乡土社会没有法律，也不需要法律。虽然现在在中国这些现象有些削弱，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费孝通先生对乡土社会的理解是很深刻的，就拿“乡土社会是个熟人之间的社会”这句话来说，无论是城市和农村，如果我们想做某件事，我们首先想到的并不是自己该怎么去完成，想到的而是自己可不可以找熟人来帮帮那个忙，因为我们清楚有熟人的话那就会变得容易一点，常言道熟人之间好办事呀！这些意识已经深入我们的脑髓，在我们心中已经深深扎根了。其他的几点我就不展开讲述了，我相信大家已经很了解了，乡土社会就是这样带给我们并不需要法律的社会，他就求的是“人治”、“礼治”！

虽然说费孝通先生对乡土本色阐述的非常深刻，而且我也非常认同先生的观点和见解，但是我要说的是在这本书中我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差序格局”这一名词，我经常会在看到一些社会想象的时候就会想到“差序格局”这一概念，具体“差序格局”是怎样一个概念，那就让我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吧。

中国整个社会结构的格局不同于西方“捆柴”那样是一种团体格局，而是一种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这是先生相对迪尔凯姆的“有机团结”和“机械团结”而提出的概念，而且非常符合中国国情。费孝通先生把中国的社会结构比喻作“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旨在描述亲疏远近的人际格局，如同水面上泛开的连晕一般，由自己延伸开去，一圈一圈，按离自己距离的远近来划分亲疏。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不一定相同的“。每个网络都是以”己“作为中心，每个网络的中心也各不相同。

中国的差序格局具有一种伸缩能力，这要看那个中心的势力如何来决定的，这一点我们是很容易理解的，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存在着许多家族，这次我们就拿民国期间的四大家族来说吧，想必大家都知道这四个家族在当时的势力是非常庞大，几乎可谓是手可遮天，那么以这四个家族为中心会向外扩大的地步和影响就会大，而且以中心势力的远近可以来划分不同的人际格局和亲疏关系，也就产生了很多边缘势力。这样解释的话我们就很容易看出这其中的差序格局所具有的伸缩能力了。

中国人对世态炎凉特别有感触，正是因为这种富于伸缩的社会圈子会因为中心势力的变化而改变。儒家考究的是人伦，因此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先生将”伦“的定义解释为”从自己推出取得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力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他认为孔子先是”承认一个己，推己及人的己，对于这己，得加以克服于礼，克己就是修身。顺着这同心圆的伦常，就可向外推了。“孔子的道德体系里绝不会离开差序格局的中心，否者的话这其中的差序格局的就没有意义了，它只会依着需要而进行推广和缩小。

明白了这个能放能收、能伸能缩的社会规范之后就可以明白了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私“的问题了。中国的”私“就好像”一个人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党，为了党可以牺牲国，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对于中国人来讲，私和公是相对的，因为在差序格局里，站在不同的圈子上看，公和私是会转换的，这也是我在差序格局中了解比较深刻的一点，对我而言很有启迪作用。

到此，我已经对费孝通先生写的这本《乡土中国》中的感悟讲的也差不多了，但这些只是本人的一些拙见而已，如有不对之处请大家不要见怪！对于本书中其他的内容我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即使有也没什么好说的，因此在这我也就不讲废话了。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费孝通先生是一个搞文学很谦逊的人，这可以从他在”后记里说自己写的这本《乡土中国》算不得是定稿，也不能说是完稿，只是一段尝试的记录罢了“中看出。同时，我认为他是一位很好的良师益友，他写作的文章多用熟语，时常把自己和农村联系在一起，意思通俗易懂、简洁明了，容易让大多数人所接受。再者作为农村孩子出生的我而言，读起他的书来感觉倍加亲切，作为一个著名的文人，他没有丝毫抬高自己的身份架子去教育他人，这一点是相当可贵的，也是让我感到相当佩服的。最后我感到阅读费孝通先生的这本著作让我受益匪浅，让我对乡土社会有了更为深刻了解，学到了不少的东西，因此我建议看到这篇文章的人能够去看看这本《乡土中国》，它一定会带给你很多惊喜，让你从中受益良多的！

篇二：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

韩寒的有一句著名的语录是这样的：“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种是逻辑，一种是中国逻辑。”我看到这句话的不仅觉得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时另我们自己都感到费解。确实，每个国家都有着一套自己独有的文化体系，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中国的人情社会，即对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处世方式让注重平等的西方人感到困惑。而西方人的一视同仁也让中国人觉得有些缺乏人情味。作为中国人，我对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感到熟悉，但有时也会心生疑惑，为何中国人会有这些特点？

《乡土中国》描绘出了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支配着生活各个方面的体系。因为是初次阅读，我对于书中的内容真正理解的不太多，某些观点也是让我觉得似懂非懂。但本书描绘的体系解答了我对中国一些社会现象的困惑，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中过于西方的那些文化社会差异在我看来也更容易理解了。

中国的人情社会有时也会令人感到苦恼。走出社会靠人脉，办事注重人情关系，这些现象时常让我对将来走出社会参与社会竞争感到一丝压力，光靠个人的奋斗还不足以使自己在社会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有时也会感叹中国人为什么无法像西方人那样公平地靠个人实力竞争。《乡土中国》的《差序格局》、《维系着私人的道德》两文中，作者费孝通先生论述了中西社会格局的差异，并从这差异出发解释了中国人与西方人对待他人的不同道德观念。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人与他人有关系，是以自己为中心，如波纹般一圈一圈向外层推出，不同的人处于不同的圈子内，与中心的关系密切程度当然不同。因而，中国人无法对与自己关系密切程度处于不同圈子的人一视同仁。而西方人的观念中，个人是依托自己属于的团体而与这个团体内的人发生相互联系的。同时他们信奉“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因而他们认为对每个人一视同仁是理所当然的。相比之下，中国人对待他人时更注重关系的亲疏程度，所以就会对于自己关系更密切的人给予更多关照。

人情社会有时令人伤脑筋，但不得不承认从另一方面来说它又是合理的。“亲亲相隐”和“大义灭亲”这两种行为相比，大多数人更认同“亲亲相隐”且实际行为也偏向于此。我认为“大义灭亲”是残酷的，人的私心使人在感情上很难做到真正的平等对待亲人与陌生人。法律中有专门的回避制度，当被审判的人与自己有着亲密关系使，审判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必须回避，从而保证公平也保证司法人员免受“法理亲情冲突”的困扰。

由于我学习的是法学专业，《乡土中国》里的《无诉》一文令我印象深刻。学习法律后，有了法律信仰，便相信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最好规范。读《无诉》一文，文章的第一句“在乡土社会里，一说起‘诉师’，大家就会联想到‘挑拨是非’之类的恶行。”便令我意外。一直把法律的发展看做是社会进步的发展，却不知传统社会中自有一套约束人们行为的“礼”。不同于今天的掌握法律需要专门的训练，乡土社会中的“礼”是每个人都熟习的一种道德。克己复礼，人们靠内在的良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而法律依靠的更多的是国家强制力。由此看来，“礼”在乡土社会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虽然乡土社会的“礼”具有合理性，但它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是不适合的。从费孝通先生在书中表达的一些观点中可以知道，传统的社会以一个个小乡村为单位组成的。乡村的流动性很小，人们彼此熟识，因而变动性也小，人们之间靠经验形成相处的规则也为彼此熟识。这套规则世世代代稳定地流传下来且被认同。因此，年纪越大的人由于有更丰富的经验，所以对于这套规则更熟悉。当有冲突发生时，往往年纪大，有威望的人当起仲裁者，给冲突双方评理。由于人们对规则的认同与对年长者的信任，这些裁决往往足以另他们信服，从而他们可以不采取“法”来解决问题。

现代社会是一个具有高度流动性的社会，我们每天都将接触各种不同的人，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于是乡土社会的“礼”起着越来越小的作用，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复杂的法律。打官司如今是很常见的事情。法律是适应这个时代发展产物。在我看来，当今社会的普通人一般很难做到像乡土社会的人们信仰“礼”一样信仰法律。因为“礼”在乡土社会的人们看来是被实践检验过的适合社会的规则，也是时代相传的人们理应熟记的规则。而在当今中国，法治的发展历史还太过短暂，法律暂时还不能做到像“礼”一样深入人心，为人所信仰。但我也相信，随着法治社会的不断发展、健全，法治取得良好成果并获得人们的认同时，法律的基本原则不断为人所认知时，法律信仰将在社会树立，整个社会变得更加有序。

虽然对于这本书，我还有许多不太理解的地方。90后的我没有经历中国传统社会，对于中国的一些独特现象往往熟悉却不知其因。《乡土中国》帮助我了解到一些未曾体验过的传统，总的来说让我对传统中国社会的内在体系有了一定的了解。

篇三：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

不论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熟人社会即乡土社会，还是陌生人社会，都是由人组成的。而这个社会所体现的特性，从根本上说也就是这个社会中大多数人所共同拥有的特点。是这些特点决定了这个社会的特性。所以要谈社会的特点，就必须先了解人。

世界上民族众多，但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就是他们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逐渐形成的，包括风俗，宗教等等。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人的性格特点。一个民族的性格是他们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长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希腊位于南欧，两侧分别是地中海和爱琴海，地形高低起伏，加上地中海气候，是不适宜发展农业的。当雅利安人迁移到希腊时。面对不同的生存环境，他们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适宜农业发展的地方，后来就建立起“半权力社会”。多数则选择了航海贸易的行当，形成了“城邦社会”。航海就意味着不断的变化移动，不可能长期和固定的人交往，同时也得不断的和陌生人打交道。航海和贸易也不可能完全依附某一样东西，所以他们之间表现出更多的竞争。不断的移动和竞争最终带来了一种崇尚自由的品性。在《圣经》中，时常可以看到先知们带着自己的部落迁移，同时也由于自由和反抗压迫等不断地进行战争。

希腊是“城邦社会”他们的城邦是由不断从外面迁移来的人组成的，而不是土生土长的，对城邦事务进行管理时，就必须协商，最后妥协，这就形成了名著的传统。不仅城邦内部如此，各城邦之间由于力量相当，不能形成专断，所以也表现出一种协商和妥协。

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由于地处岛国，土地稀少，且多火山地震，生态环境恶劣，所以日本人对土地有着特别的渴望，同时也有很深的危机感，这也就造就了二战时日本的“大陆计划”，企图征服中国，征服世界。在一部日本影片中，日本即将沉入海底，而多数国家对此置之不理，对日本移民也不断排斥。这些都体现了日本民族沉重的危机感。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日本人给人以心胸狭隘之感，喜欢剖腹自杀的也只有日本比较常见。日本也是世界上压力最大的民族之一。

所以一个国家所处区域的环境和天气等对民族性格的形成有很大影响，中国也不例外。中国地处亚欧大陆东部，有长江和黄河两条大河，同时是季风气候，适宜发展农业，这使中国成为古代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东部有漫长的大海，南部大多是高大的山地和丘陵，北有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西部则更有世界第一的青藏高原，在加上后来修的万里长城，中国几乎处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环境之中，而中国人也体现出更多的保守性。当然这只是大环境，最重要的原因依然是对土地的依赖，也就是处在农业社会中。农业对土地，气候，水利有着特别的要求，一旦选择一块地后，人们便不愿意迁徙。由于人口的增加等带来的粮食的增加，也很少有人另外去开垦土地，而是通过精耕细作来增加产量。而精耕细作的技术也是祖上传下来的，所以安土重迁，重传统，不愿对外开放。

东西方文明的不同，从根本上说是农业文明与工商业文明的不同。在氏族社会向国家转化的时候，不同的文明选择了不同的道路。社会制度是生产生活资料的分配方式，在氏族社会靠的是“武力”，在向国家转化时，以中国为代表的农业文明选择了“权力”为主导的分配，形成了高度集权和专制的封建社会，而以希腊为代表的工商业文明则选择了 “财力”为主导的分配方式的社会。除了性格和制度上的不同，在文化方面也有很明显的表现。以哲学为例，西方的哲学是思辨最强的，中国的思辨和保守二者兼有，而印度的哲学则是思辨性性最弱。

首先是一个人为中心的框架型社会关系。在乡土社会中的社会关系，是以个人为中心而发散出去的一系列社会关系。社会没有给人安排具体的权利义务，在这个基础上由个人自主形成各种社会关系，而是安排了一个框架，每个人把不同的人往这个框架上放。每个人都有父子，母子关系，但是每个人又都是不一样的。社会对具体的社会关系进行管理，是通过对一类社会关系制定了规则来实现的。儿子必须顺从父亲，但是不会说某个人必须顺从自己的父亲。典型代表就是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一种等级秩序的体现，但从本质上说就是这个社会的规则，规范着所有人。在这个基础上又进一步衍生出了远近亲疏。春秋战国时的“礼”要求别内外，定亲疏，序长幼，明贵贱，这就要求在社会中分出远近亲疏，即区别对待。在《红楼梦》中，贾宝玉说林黛玉和他是姑表，而薛宝钗是姨表，所以林黛玉不薛宝钗亲，可见远近亲疏的深入人心。

其次是无诉。在古代，进衙门先打三十大板，刑讯逼供更是常事，善恶全凭那个高高在上的县老爷的眼睛。乡土社会的人怕打官司，出了官司不好打外，更重要的是几乎没有官司可打。由于生活在熟人社会中，谁是谁非大家自有明鉴，有过错的人必然要受到舆论和道德的谴责，所以打官司几乎没有必要，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都不会进衙门打官司，法律也因此而失去了生长的土壤。

再次是男女有别。男女有别是保持男女之间的距离。大家子的男女分分房别院的居住，平时也很少往来，像贾宝玉那样的则叫封建社会的叛逆，在日常生活中也是男女授受不亲，否则就是越礼。在农村中则表现为不可偈越的男女分工，女的就呆在家里干活，交往的永远都是婆婆大娘之类的人物，男的有空时也很少呆在家里。在中国社会中同性关系亲密，异性生疏，在西方社会是恰好相反的。

最后是“长老制”。长老制的普遍体现就是“孝”，家里的老人永远都是最高权威，任何人不得侵犯。在一个家族，就体现为族长，从以前那些浸猪笼的事例来看，族长的权力是非常大的，而且这种私刑也是受到官方认可的。在一个乡里，则表现为那些特别有权威的人，比如说阿Q正传中的赵老太爷等人物，他们没有任何职位，却人人都听从他。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中国固然不能再叫乡土中国，但中国的乡土性却依然存在，特别是农村，依旧还是熟人社会。

舆论的力量。以前曾听说过一个案例。一个外出务工的女青年回家后钱借给了同村的人，因为是熟人没有打借条。后来那人赖账不还，并且还不承认借过钱，女青年没办法只好挂上一块牌子在街上哭闹，希望大家为她主持公道。这就是乡土社会的一种特性，寻求道德和舆论的帮助。却很少想到用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利。直到现在很多人仍有很多人借钱不打借条，认为熟人这样做显得生疏，足以可见维权意识的淡薄。

重远近亲疏。人在社会中必然有远近亲疏，但如果不分场合的运用就是一种错误。在社会中走后门，找亲戚的风气很严重。许多人刚上大学工作都已经安排好了。提拔自己的亲戚，通过别人拉近关系，以获得某个职位，这样的例子数见不鲜，腐败也因此而多了不少。“有关系”是对大多数人的一种不合理中的排斥和挤压，是一种不公平竞争，和现代社会的公正平等是格格不入的。

中国人给外国人的映现要么就是冷漠要么就是热情过头了。对于一个不认识的人中国认识冷漠的，或许是因为保守的天性，或许是心怀戒备，总是保持着远离和事不关己的态度。但对于熟人，中国人很热情慷慨。爱饭桌上可以为你夹无数次菜，饭后争着埋单，可以无偿的做很多事

自私自利。在《丑陋的中国人》中柏杨老先生提到的“臭鞋大阵”，就是自私自利的最好体现。在每家的门前，除了一堆鞋外，还有很多乱七八糟的杂物，整个公共过道几乎被完全占用，家里面却干净的一尘不染。当然这种状况随着公共意识的提高和物业公司的进驻有所好转，但在公共场所吐痰，乱扔垃圾，破坏公物等依然随处可见。可见公共意识的淡薄。

现在在农村进城务工是一种潮流。农民工可谓是地道的乡土人。农村人不常使用自己的名字，刚进城时他们每次使用自己的名字时总是别别扭扭的。在农村名字只有上学等才会使用，而且都是别人在使用，平时使用的都是外号或者小名等，在刚进入城市这个陌生人社会时，他们是很不习惯的。农民工打几年工挣够钱后，通常都是回家去修房子，然后娶妻生子，做点小买卖，平平凡凡的过完一生。除了现在在城市立足很难外，他们的那种安土重迁的性格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现在的农村了解法律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对法律的观念依旧没有转变过来。法律只是一个工具，一个可以帮助自己把要不会来的钱要回来，得到应有赔偿的工具。这相对于权利义务观念还有还有很远的距离，不仅要懂得维护自己的权力，还要知道自己有那些权利和义务和有积极维权和履行义务的态度。美国的一位90岁的老太太为了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走了几千里路，最后终于到达了美国国会，被称为“90老太的长征”。她的行为不一定可取，但是她身上所有的这种意识确是非常值得敬佩的，美国联邦大法官称赞她说，“美国民主和法治的进步，就是靠像她这样的千万万人推动的。”所以对于真正的法治，不是单靠普法就能实现的，还有最重要的权利义务观念的培养，中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在改革的大潮下，各种观念纷纷入主中国，中国再也没有几十年前那样全国统一的观念。熟人社会也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逐步解体，陌生人社会逐步完善。

熟人社会在中国了这么久，它也并非一无是处。熟人社会重道德。我们都知道，道德和法律是社会的两大制约机制，法律只约束人的外在行为，而道德则更注重人内心的自我约束和社会舆论的谴责。在熟人社会，道德发挥着良好的作用，做事讲究对得住自己的良心，乡邻之间的舆论则是一种很好的监督。在陌生人社会里，道德的作用明显降低，穷凶极恶的犯罪也越来越多。可以说乡土社会很有利于良好人性的培养。法律是道德的底线，道德对法律的盲点有很好的描补作用。

现在在城市里大多数人是各过各的，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很少，那种远亲不如近邻的生活越来越少，这也造成了人情的冷漠。随之而来的焦虑症，忧郁症等也越来越多。

所以在面对熟人社会时，必须采取一种辩证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对现代社会的发展将会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篇四：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

《乡土中国》研究的是根植于中国农村的乡下人。中国有几千年的农耕历史，“乡土中国”在某种好处上是中国传统的符号，在这个思想激荡的时代里，成了畅销书。

持续者认为：靠务农为生的乡下人世世代代附着在土地上，以定居为常态，即便正因种种原因离开土地的农民，也像“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又在新的土地上落地生根。定居下来农民附着在土地上，很少流动，乡土社会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在缺少流动和变化的乡土社会里，每个人都在一个“熟悉”的环境里生活。在相对稳定、熟悉的生活环境下，构成了许多乡土中国的独特现象：“规矩”即可约束行为，法律则大可不必；“常识”即可应付变化，“规律”就可有可无了。

费孝通先生说，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很同意，正因我们的民族确实是和泥土分不开的。在中国，从女娲用泥土造人的传统神话故事开始，到历代的引起社会轰动和反思的农民起义，都与泥、与土，分不开。“土”，是中国人的根，是中国人身上的烙印，是中国人骨子里流淌着的东西。“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我们小时候就能朗朗背诵的诗，其实就能说明以前中国社会以农民为荣，尊敬、崇拜他们。

中国人有“私”的毛病，费孝通先生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中国人的社会结构“是好象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波纹的中心是自己，推及的远近视财富和势力而定。波纹的中心既不相同，推及出去的圈子也就各不相同，一切皆以跟自己的亲疏远近为出发，因此中国人缺乏团体意识、缺乏对权力和义务的共识和遵从。在“推己及人”的波纹式社会结构中，也构成了维系人际关联的道德要素：“亲子和同胞，相配的道德要素是孝和悌”，“朋友，相配的是忠信”，“在我们传统道德系统中……很不容易找到个人对于团体的道德要素”。

乡土中国的“家”通常是父亲一系的“大家”，费孝通称之为“小家族”。乡土中国的家不但承担了生育的基本功能，而且能够承担政治、经济、宗教等社会功能。在我们的乡土社会中，家里要有家法，夫妇间要相敬如宾，妻子要三从四德。在乡下，通常都是男的和男的在一齐，女的和女的在一齐，孩子们又在一齐，这是性别和年龄造成的距离。中国人在感情上的矜持和保留，也是在这种社会格局中养成的。

费孝通先生认为，乡土中国不是一个法治社会，“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正因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乡土中国的“礼”靠社会传统来维系和传承。

礼制不一样于法律，亦有别于道德。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礼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是主动的，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相比之下，法律是强行限制人的行为的，而道德是整个社会所支持、默认的。做了不道德的事，即使有些还没有严重到会受法律的制裁，却必定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即我们俗话说的良心的谴责。

费孝通先生认为，薄弱的基础决定了农业社会不能建立起强大的权力帝国，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也构建不出西方式的民主社会，乡村中国“在人民实际生活上看，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在乡村中国，亦有一种发生在长幼之间的很强的“教化权力”，该种权力保证文化传统的延续。

费孝通先生认为，在乡土社会，血缘关联决定了社会地位。在稳定的社会之中，血缘又推而广之为地缘。因血缘和地缘而构成了一个个关联紧密的社会群体。在群体内部，人们靠人情往来，这样就限制了商业的发展。

最后，作者认为，乡土社会的稳定是相对的，只但是乡土社会的变化极为缓慢。缓慢的变化缓冲了变化可能带来的冲突，因此乡土中国自春秋战国之后，少见思想激荡。缓慢的变化在名实分离的教化过程中得以实现――应对教化持续面子上的遵从，具体执行之中则遵循事实上的变化。这一过程中，恐怕也构成了国人心口不

一、阳奉阴违的一些陋习。

费孝通先生已经仙逝，作为一个既没有乡村生活经历，也没有文科教育背景的人，对大师的理论做了一些揣测，请费先生原谅这种无知无畏。

篇五：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

《乡土中国》这本书最开始就写了这样的一句话：“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此刻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貌。”乡土中国，并不是说中国的乡村，也不是说中国乡村的乡土性。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种乡土性是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受到得土地的影响。但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中国的乡土社会受到了冲击。中国出现了很发达的城市，这些城市具有了现代社会理性、变化速率大、关联不稳定的特点，但是仍然中国社会的文化是乡土性的。

一、土里长出的文化

在很早以前我就思考过，为什么在中国人的观念中，逆来顺受是很自然的。中国人是不太懂反抗的。当自己与别人产生并非无理的矛盾的时候，中国的平凡百姓首先想的是约束自己，以和为贵，所谓“克己”。好比一位母亲，看到自己儿子和别人儿子打架，不管是不是自己儿子错了，肯定都是劈头盖脸把自己儿子骂一顿。直到看到一篇文章说，正因中国人的祖先是靠天吃饭的，在人们对自然还一无所知的时候，只能崇拜它，顺应它。天，直接关联到人们能不能吃饱饭，能不能活过这一岁。深以为然。而这本书给了我一个比较完整的答案。中国人的逆来顺受来源于祖祖辈辈的顺应。这还只是乡土性的一部分。

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习性，很多的根据都能够从土地里找到。好比说中国人的含蓄和富有人情味。在乡土社会中，人际交往是不讲究效率的，讲究的是感情。于是人们的谈话很多都是没有目的的，或者很久很久都无法进入正题，就连工作时也是这样，它不会像外国人开门见山直来直往。仔细观察观察身边的人，就会发现，这种乡土性随处可见。

再想想咱们的文化，不管是追求稳定、保守、安于现状，还是天人合一、儒道的价值体系，所有的所有都深深的烙下了土地的印记。而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着泥土的气息，有着文化的投影。国人“内圣”人格取向，或者一向到近代中国依然是一个家族居住在一齐，四世同堂比比皆是，等等。中国人是有根的，他们的根扎在土里。人就好比是这树上的叶子，一代一代的调零了又新生，但是根没有变，根还是深深的在泥土里。

二、乡土社会在转型

说是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期，此刻真正的了解到社会转型的含义，不仅仅仅是从落后农业国家转向于先进的工业国家。原本一个“阿波罗”式的社会，显现出了“浮士德”式社会的特征。我们的乡土社会在受理性社会的冲击，我们的乡土社会在很多方面被瓦解着，那是工业礼貌带来的结果。

此刻越来越多的家庭，父母和子女分开居住。此刻越来越多的人有着所谓的城市综合症，空虚，没有安全感，每一天和很多人在一齐却觉得自己没有朋友。此刻也有越来越多的人理解了西方较活跃的文化和思想观念。人们的生活不确定因素增多。连百姓也像电子产品一样更新换代，没有新的功能，很快被淘汰。以前的人们想着一辈子老死故乡，此刻的人们想着出去闯荡闯荡。我们的社会在改变，而且还会有更深层次更潜在的改变。这种改变是先进的礼貌征服了落后的礼貌，也是中华文化吸收新的元素，是冲击是更新也是考验。

这样的转型，说不清楚是城市里气氛更浓烈还是农村。无疑城市的不确定性更大。但城市中“生于斯，死于斯”大有人在，也有一家老小四世同堂共居一室。农村中的青少年“走出去”的愿望说不定更强烈。我想这样的社会转型，是整体的，是这个社会方方面面的改变。原本不管是中国的乡村还是城市，都是典型的乡土中国。

三、法治外表下的礼治社会

按照费先生的对礼治的定义，我们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礼治社会。但是我们的社会不管从教育体制还是城市规划、司法体系，很多东西都来自于西方。它们真的适合我们吗？很多时候能够感觉到中国在应对这个世界时的手足无措，有时候被欺负了，也不知道怎样办，只有干着急。正因，我们的观念是不一样的。就算我们大中城市看起来就像世界性的发达城市一样，我们也有法律也有这样那样的现代化得东西。但是它们真的适合我们吗？

法治那是人家的东西，但是中国此刻也说自己是法治国家了。中国的“法治”还是得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这种“以德治国”反映的是什么？那就是“礼治”。在这个过程中，很长一段时刻以内，真正人人平等的观念还是无法在中国人当中树立起来。现阶段的中国，像个怪物，批着老虎的皮，想象自己真的是老虎。

我们可不能够从我们乡土社会出发，思考乡土社会进步的道路？这只是一种设想。倘若法治代替礼治是一种必然，我们要用势不可挡的经济发展来轰炸我们的社会文化吗？在现代社会的中心片面强调经济的时候，其他社会矛盾必然无法缓解，发展生产力、提高经济效益并不能解决问题，也许带来了更多其他方面的恐惧。

篇3：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

费孝通 (1910—2005) 是《乡土中国》一书的作者, 祖籍江苏吴江 (今苏州市吴江区) , 是我国著名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他的一生历经满清、民国、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 面对乡村社会结构的激烈变化, 他以深厚的学术涵养、敏锐的洞察力, 对中国的传统“乡土”做出了深层次的解读, 其作品《乡土中国》显然成为了研究中国乡村社会架构最经典的著作之一。现代学者在研究这方面内容时, 已经把《乡土中国》作为一块思想基石, 沿着他指明的方向前进。

千百年来, 中华民族跟泥土有着亲密而特殊的关系, 与其说我们是大江大河孕育出来的民族, 倒不如说是从黄土地中摸爬滚打出来的民族。肥沃的黄土养育了华夏民族, 整个民族的架构就是以土地为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东西, 所以, 我们自然同泥土有着亲切的感情。以往, 身在他乡的游子会在水土不服或思念家乡的时候, 喝上一碗冲泡有母亲在灶台底刮出的灰土的汤水, 来疗治在异乡由于水土不服所产生的不适, 感受家乡的情怀。

关于“土”字, 中华各种典籍中对其都有相当详尽、明确的解释。《说文解字》中说:“土, 地之吐生物者也。二象地之下, 地之中, 物出行也。凡土之属皆从土”;《易·篆传》中说:“百谷草木丽乎土”;《周礼·大司徒》解释为:“辨十有二土之名物”。现代的《新华字典》中解释说:“象形。甲骨文字形, 上象土块, 下象地面。金文中空廓变成填实, 小篆又变为线条。本义:泥土, 土壤, 沉积于地面上的泥沙混合物。潮湿时称泥土, 地质学上称土壤。”在这些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对于“土”的倚重。

中国传统“五行 (金、木、水、火、土) 观”认为, 大自然由五种要素所构成, “土”为其中之一, 足见“土”的地位。虽然近代西方科学中提出生命是从海洋中“走出来”的, 但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 孕育生命的显然是“土”。乡村社会中的“土”大致有两层含义, 一是自然界中的土, 二是外人所认为的传统社会中各种观念的集合体, 统称为“土”。

二、“抠”和“土”

农业生产中的纯种植业养活了绝大多数中国人, 在传统意识里, 这种维系着生存基础的种植业自然被视为农村生活中最“正经”的产业。中国国土辽阔, 但真正平坦、肥沃的土地却不是很多。因此, 种植业生产出来的粮食及其它作物除去生产者自给与供给统治者之外便所剩无几了, 一般也没有其它途径可获得, 因此历代小农们的经济生活都比较困顿。

走在传统味道浓厚的乡间小路上, 城里人可以体验到乡下的清新空气和怡人景色, 还可以感受到乡村人的淳朴、亲切。但也可能瞧不起乡下人, 认为他们不但“土气”, 而且十分“抠门。”“土气”指的是他们在穿着打扮方面不入潮流, 不讲究。其实, 只要想想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和工作背景就会理解他们穿着的随意了。“抠门”指的是他们在消费过程中与城里人观念的格格不入, 常常为了几角钱而争执不休, 在城里人的眼中便是“锱铢必较。”大家可以想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在城市中, 当车胎陷进了破损的道路中时, 除了担负本职工作的警察外, 会有几个陌生人过来帮忙抬车;而在乡下, 这种情况一旦被路人发现, 他们就会找来一群人, 并且都很愿意提供无偿的帮助。一般情况下, 乡下人对乞讨者的怜悯心要高于城里人, 这样还能说他们“抠门”吗?至于那种“锱铢必较”的做法, 也不应予以嘲笑。他们一年中的劳动所得除去糊口之外还能剩下多少?在古代中国社会, 农民是被压榨的对象, 生活非常贫困, 是苦过来的。没几个铜板对城里人而言可能意味着少看一出戏而已, 但对乡下人来说很可能没有的是一天的伙食花费。他们挣到一个铜板可能会是“汗滴摔地上成八半”的劳动所得。这种凝结着汗水的钱他们可能不锱铢必较吗?对于鲁迅笔下那个站立姿势呈圆规状的杨二嫂的“酸”和“抠”多少带有几分同情吧!虽然今天的农村同古代的农村不可同日而语, 但这种已成为传统的习惯定式是很难改变的, 早已深深根植在了生活条件艰苦的乡下人骨子里了。

传统是文化的本来面目, 很难找出一个没有传统的社会。沐浴着祖宗所留下来的恩泽, 我们对于衣食住行这种基本问题并不用花费太多心思, 有着可以遵循的现成的思维模式。“但是在乡土社会中, 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 那是因为在乡土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更大。”[1]从这里就不难得出乡村人的“土气”、“抠门”承袭了传统模式的思维定式有着它存在的必然性。在经济条件窘困的情况下, 这种习惯定式有着它存在的合理性。因此, 乡村人的“土气”、“抠门”属于传统沿袭范围, 不能简单地将其归入到乡村人的精神和品质中去。

三、固定与封闭

“村”作为中国最基层的行政单位, 固定、封闭可以说是其基本常态。农村中, 由于人们固守在土地上, 流动性弱, 这种不流动性被千百年来的人们固化为“安土重迁”的价值观念。“农民之子恒为农, 商人之子恒为商”, 传统观念的影响固定表现在了子承父业的现象上。以往的乡村, 仿佛在时间和空间上也是凝固了的, 不流动是其存在的基本形式。

相对独立的基层农村中人们之间有一套比较“完善”的相互称谓, 且固定性较强。因为乡土社会是一种熟人的社会[2], 大家见面即使不熟悉, 但对对方的父母、儿女及亲戚也会略知一二, 所以在称谓上不会出现辈份的混乱。而其称谓的来源主要有三种:一是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宗族, 这种先天条件无法改变, 称谓固定;二是通过婚姻, 把婆家、娘家两边的人联系在了一起, 称谓自然固定了下来;三是约定俗成的, 并固化为道德观念。这种固定还体现在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影响上, 让有些古板的乡下人不愿接受最能记录文化的文字。文字是帮助人们记录事件和表达想法的, 在古代, 中国文字的演习是“肉食者”的特权, 对以耕田为主要谋生手段的“布衣”来讲, 文字是一种奢侈品。因为在这奢侈品之外的很多物质需求尚且得不到满足, 文字也就成为无关紧要的东西了。传统乡村中的人大多不认识字, 很大程度上不是由于他们自身“钝”而“不化”, 而是由于经济条件和其他外部原因使得文字在这一块未开垦的土地上难以扎根立足;从使用角度来看, 他们认为直接的接触远比书面化的文字语言更能表达思想感情。

传统的农村社会有较大的封闭性, 往往上层政治建筑对农村传统的风俗习惯的冲击力不大。城乡之间存在着差异, 乡村人们的思维观念、生活习惯构成了一种看不见的“天然免疫系统”, 甚至能把“改朝换代”的冲击力大部分阻挡在乡村之外。我的祖母1922年 (民国十年) 出生于山东日照市乡下一个地主家庭中, 但她年幼的时候还被裹过足, 只是后来又被放开了, 因此, 脚要小些。这个身边的例子足以说明传统的思维观念、生活习惯在辛亥革命十多年之后依然在乡村中占据一定的精神土壤。

“生于斯, 长于斯, 死于斯”。从传统社会葬礼方式的独特性中, 可以知道乡土社会的落叶归根情结, 同时又折射出了先民与泥土的特殊关系。这区别于把死者的身体用刀分成若干小块, 喂给饥饿的雄鹰, 其目的是为了使死者在天堂得到永存的藏族人天葬方式, 也区别于古代希腊的勇士们战死后被施以火葬的方式。

在费孝通看来, 传统的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十分密切, 即使农村在生活物质方面支撑着整个城市的发展, 但除去这些之外, 它们的交流却不多。究其原因是, 小农经济占据统治地位的传统中国经济类型使得二者之间的“隔膜”被刺激得越来越大。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地方性的, 而所谓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 在区域间接触少, 生活隔离, 人们各自保持着独立的社会圈子。

四、血缘与宗族

费孝通认为, 血缘社会是用生物学上的新陈代谢作用来喻指的, 以生育为轴心, 维持社会结构的稳定。血缘关系是与生俱来的固定关系, 家庭自身和家庭之间所具有的血缘亲情关系自然而然成为生活活动当中最主要的人际关系。“这种彼此依存的人际关系强化了人们头脑当中的宗法观念, 由血缘观念延伸开来的关系网则成为农民生产和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依靠对象。”[3]农民行使其权利和义务就是以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为依据的, 并且从血缘关系出发连接亲戚关系。血缘关系主导的社会在工作上表现为因袭职位以及举贤不避亲、用人不避近。一方面有利于工作上的合作和团结, 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诸多的弊病, 这些弊病集结在一起会形成阻碍商业发展的巨大力量。在组织上, 一些本来严肃的问题会因为血缘关系的介入而“人情化”。

地缘关系指的是一起生活的人们彼此间经过接触、熟悉, 逐渐发展为信任的关系。这种关系的产生是在同一地域中生息劳作、合作与团结, 最终达成某种默契的信任。“老乡”就属于这一地缘作用的派生物, 举个例子, 在县城上学的同学, 来自同一个镇或是同一个村的人是老乡;在省内上学, 那来自同一个市的同学就是你的老乡;在省外上学, 那来自同一个省的人就是你的老乡。生活在共同地域的人们会心照不宣地彼此信任, 与“月是故乡明”的意境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月亮既然是家乡的更亮, 那么生活习惯近似、有相同乡音的家乡人自然是更好的了, 在异域中彼此产生信任就很正常了。地缘之间的复杂关系也是人际关系网中的重要“联络点”, 容易形成团体。相反的, 从农村搬到城市已经数十年的人家, 也不能完全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之中, 当地人对他们的认识总是停留在略带“异域”风情的外来客上。在情感上当地居民对这些“外来客”在“属性”问题上的偏颇可见一斑。

业缘关系是由职业所决定的权利和义务的关系, 业缘的结合激发着人们创业的需求和创业的激情, 因为业缘关系, 人们便组成了组织团体。综上所述, 血缘是十分稳定的, 不容易随外部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地缘较为易动, 可以说它是血缘关系的外延构架, 它属于血缘关系的补充, 自然与血缘关系无法分割。业缘是血缘、地缘关系之外的另一种关系结构, 可以更多地变乡村文化为都市文化, 促进了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化。尽管这种结构关系在农村很早就产生了, 但始终没有发展起来, 就如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产生得很早 (很多学者认为可以追述到南宋) , 维持了几个世纪之久, 却一直没有大跨步的发展一样。这样看来, 还是传统的血缘、地缘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 无法撼动。

运用血缘、地缘、业缘这三种关系来维护人际脉络的著名人物之一就有蒋介石, 他也真正做到了举贤不避亲、用人不避近。军阀混战后国民党内部存在的较大问题是派系林立, 如果没有他的这种措施, 恐怕要培养出完全听命于他的嫡系政治力量和军队显然是不太容易的。

血缘让聚居在一起的每个家庭组织, 在已经分裂成个体以前, 把同一祖先的子孙们, 用祠堂、家谱、族规这三种人伦道德紧密地联系到一起, 世代居住在一起。“宗族讲求血缘关系和封建伦理道德, 但透过血缘共同体的表层, 仍可看到它的内部结构。”[4]家谱是宗族社会中识别身份辈分的标识。传统农村社会中许多家族的家谱是固定的, 且会排出能表达家族特征的或是祖先愿望的话语, 这些字按照特定的顺序排列下去。就拿我来讲, 出生时姓跟随父姓不必再提, 姓名的第二个字是家谱里规定好了的, 因此父母的命名权就只有最后一个字而已。说的再远一些, 我的孩子, 他 (她) 的名字中的前两个字祖先们已经帮我给他 (她) 起好了, 我和丈夫要决定的是最后一个字。并且男女各成体系。如果家族中的人在一起, 即使先前不太熟悉, 甚至是旁支好几代, 只要看名字中间的字, 就能定位其辈分, 不会出现因年龄而导致辈分错乱的现象。

这种家谱制度在精神上把整个家族成员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是以纯粹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姓名制度。有着血缘关系的族群在农村社会中依靠家谱制度自然会壮大此家族在当地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维系着族群在封闭社会中的“唯吾利益性”, 用实力和道德维系着其在乡村中的地位。

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基础上, 所有的家族成员被“绑在”了一个相互认定身份的固定团体里面, 组成一个团结紧密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在这个整体里面个体的排位次序按照血缘以及地位、身份等条件来进行, 原则性明显, 俨然是组织严密的“行政机构”。宗族对族员们有普遍的约束力, 可以干涉其甚至包括生活习惯、婚姻在内的私密生活。

传统乡村社会, 单靠上层的行政力量去干涉乡间村民们的生活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即使所用手段是强硬的, 对整个乡村也产生不了多大影响, 这为宗族势力的滋长留下了足够的空间。传统家族与村落的种种礼俗成为约束人们内心的不成文规矩, 规范和调解着人们的行为。“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是人们普遍认同的常识, 但终究二者谁在乡村更有效力呢?相信会是后者。因为国法属于上层政治, 城市里面的东西, 在乡村很没有市场, 自然跟乡村的瓜葛就少了。总之, 宗族文化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 可以说几千年来, 传统的宗族文化始终在乡村占主导地位。

传统的乡村文化在建国后受到了两次较大的打击。“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 使农民走上了集体化道路, 改变了私有制社会基础, 宗族势力受到了强大的冲击, 它在农村的主导地位从根本上被动摇和替代了。”[5]只有破除城乡之间的种种限制, 使城乡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不断交流和融合, 才能使乡村社会逐渐摆脱血缘模式的羁绊。在吸收传统优秀文化的同时, 又会自然进化不再适宜人们遵守的习惯模式和思维定势。基层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将对整个社会关系的变革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为此, 重视农村社会的建构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

这就是我们古老而柔情的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的真实写照。她“土”, 但“土”得让人心动, 也正是她的“土”才有了我们华夏民族生生不息的自强力量和进取精神。我们热爱她, 因为那里是我们的家园, 即便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 或许几代以上的祖先就生活在乡村中, 过着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我们感激她, 千百年来, 乡村用它肥沃的土壤养育了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如今, 平凡与伟大的乡村社会更需要我们以及我们的儿女们去呵护她, 去了解她, 去建设她!

参考文献

[1]费孝通.江村经济[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2]柳华.从乡土中国论“熟人社会下的道德价值冲突”[J].学习月刊, 2010 (15)

[3]桂华.作为“他者”的“乡土中国”——兼论如何对待费孝通先生的学术“遗产”.[J]人文杂志, 2010 (05)

[4]王美舒.乡土中国的不变与变——关于《乡土中国》的一些思考[J].法制与社会, 2010 (17)

[5]王铭铭, 杨清媚.费孝通与《乡土中国》[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10 (04)

篇4：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

他的代表作中，《江村经济》(中文名)系微型的社区调查，是社区研究的肇端；《乡土中国》则“属于社区分析的第二步的比较研究的范围”，是社区研究的成熟之作。从《江村经济》到《乡土中国》是费先生学术道路上的重要转折，即从“实地的社区研究”转变为对于“社会结构的分析”(见《乡土中国》后记，以下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引自该书)。这是他学术思想的基本脉络，也是他为社会学中国化所做的两步实际工作。

《江村经济》虽然是费先生获得博士学位的成名作，但毕竟只是他对农村问题认识的一个起点；从学术上说，也只是处在从社会调查(侧重于事实的叙述)向社区研究(侧重于事实的解释)的过渡阶段。因为，“社区研究较之社会调查要进一步，它不但要叙述事实，记录事实，还要说明事实内涵的意义，解释事变发生的原因”(吴文藻：《现代社区实地研究的意义和功用》，载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研究》第六十六期)。尽管社会调查和社会研究之间的着眼点不同，但是，一部学术上有贡献的著作却往往是叙述与解释兼而有之。《乡土中国》就是这样的一本著作。

《乡土中国》(与同时成书的《乡土重建》均属上海观察社组织出版的《观察丛书》)出版于一九四八年，但写这本书的最初动因却可追溯到费先生在英国留学期间。当《江村经济》交付出版时，费孝通即将离英回国，临行前，马凌诺斯基鼓励他再去调查，再去写书，并提议下一本书的书名为《乡土中国》。

一九四四年，费先生访美回国，一面继续做实地社区研究，同时着手他的社会结构的分析，旨在“理论上总结并开导实地研究”，并且把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与乡村社会学课程的教学密切结合，既避免了纯用美国教本的毛病，也克服了单凭调查中国乡村经济经验材料的偏颇。这个讲稿便是后来出版的《乡土中国》一书的雏形。

上面说过，《乡土中国》一书是社区研究的成熟之作，这不仅由于作者在书中所叙述的都是中国的事实，更主要的还在于这本书是在社区调查的基础上进行了比较社会学的宏观研究，也就是从一个具体的社区——村落归纳出中国社会结构的全貌。欧美资本主义社会交通便利，人口流动；分工精细，行政管理体制完善；有一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法律制度；社会接触重金钱讲利害；文化普及，科技发达，社会生产力水平高。中国呢，封建社会延续了几千年，近百年来，“在东西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即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这悠长的岁月里，以农为本，自给自足，具有浓重的乡土社会本色。

《乡土中国》一书汇集了《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系维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男女有别》、《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血缘和地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等十四篇论文，分别从乡村社区、文化传递、家族制度、道德观念、权力结构、社会规范、社会变迁等诸多方面分析、解剖了乡土社会的结构及其本色；至于后记，简直就是一篇学术自传，它真实地记录了费先生学术生涯中的甘苦，无论对理解这本著作还是研究他的学术思想，都很有帮助。

近年来，我们从社会调查着手开展社会学研究，这种途径无疑是对头的，因为只有通过社会调查才能了解现阶段我国的社会状况。一个对实际社会闭目塞听、毫无所知的人，在社会学研究上肯定不会有所建树；而如果仅仅停留于此，不作社区研究，那也会降低社会学研究的水平。费先生的学术生涯正好给了我们这种既生动又深刻的启示。目前，我们见到的一些调查报告，或失之零散破碎，或囿于单纯描述，很少从宏观上进行比较研究，更缺乏象《乡土中国》那样有气魄、有识见的论著。

当前开展社区研究不仅必要，而且可行。从地域上看，社区可大可小，小者如邻里、村寨、集镇，大者如城市、国家、世界；从文化水准上看，有少数民族社区、农村社区、城市社区。以上面提到的几本著作为例，《江村经济》是以村寨为单位的农村社区研究，《花篮瑶社会组织》是以村寨为单位的民族学研究(实际也是社会学研究，因为在英美民族学的意义上与文化人类学可通用，而文化人类学又别称为社会人类学。从这种意义上看，这几本著作既属社会学又属民族学)，《乡土中国》则把中国作为一个大社区的农村社区研究，或称之为农村社会学研究。虽则时过境迁，今天的中国与往昔相比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大小不同的地域依然存在，文化水准上的差异也未消失，人民中的旧传统还没有完全绝迹，因此，开展各种社区研究，对各种社会状况作出规律性的说明，并升华到理论高度，不仅是社会学学科建设本身的需要，也是社会学研究更好地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必然归宿。

西方社会自产业革命爆发后开始步入工业社会，而东方社会直至资本主义列强用兵舰大炮强行推行殖民化之际仍处在农业社会。近百年来，随着西方工业化的突飞猛进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更映衬出乡土社会的落伍。在中国共产党问世以前，许多仁人志士为了改变这种落伍的状况而探索，奋斗，牺牲，但都未获成功；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依然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乡土社会，即西方现代化理论中所说的传统社会。传统社会的总特征是，具有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与此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从封建意识形态中派生出来的上层建筑。《乡土中国》侧重于后者，即从文化模式上，“用人的观点来观察中国的社会”(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根据笔者对于《乡土中国》一书的理解，乡土社会应具有如下五大特征：

一，社区狭小。传统社会中，村落是社区的基本单位。由于生产规模狭小，交通不便，安土重迁，人们只得生活在世代定居的社区中终老是乡。这些狭小的社区分割成许许多多“面对面的社群”，孤立，隔膜，人口流动率小；社会生活比较定型，大家凭借社会共同经验(文化)以应付社会生活，承续个人的今昔之隔和社会的世代之隔。老子说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就是这种狭小社区的真实写照。

二，传统道德。传统道德就是传统社会中的社会规则。如果从整个社会结构来看，那末这种规则就是调节个人与社会(“群己”)、人与人(“人我”)的关系的。亲属关系也好，地缘关系也好，都是以“己”为中心，推及到家，到国，到天下，而发生和别人所联系的社会关系的。“克己复礼”、“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是也。因而，孔孟之道及其孝、悌、忠、信一直维系着封建社会中个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传统道德的道德要素。

三，家族统治。“人类社会是从家庭构成的”(孔德语)。而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社群却是“小家族”，家的结构既是生育社群又是事业社群，具有政治、经济、宗教等复杂功能，形成“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家族统治也即家长制统治，它以封建身份关系与宗亲意识禁锢家庭成员，维护封建秩序。

四，以礼代法。传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所谓礼治，就是用礼——以风尚与道德(或为民风，礼俗与德行)为维持社会秩序的行为规范。在乡土社会里，“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而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法律。人们注重修身和克己，“富而好礼”，对传统(社会所累积的经验)主动服膺，把外在的规则化为内在的习惯。由此可见，礼的作用大大超过了法的作用，或者干脆说，乡土社会是一个“无法”的社会。以礼代法的恶果只能维护腐朽的封建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向前发展，延长了封建社会的寿命。

五，封建教化。教化是一种手段，它要为社会培养适应“在一定文化方式中经营群体生活的分子”。乡土社会实行封建教化强制社会的新分子完成社会化的过程。这种社会化过程十分简单而固定，因为乡土社会是血缘社会，职业、身份和财富，也就是人与人的权利和义务，完全是根据血缘关系来确定的。即便产生区位上的分裂，人们另辟村落，或移居异地，却还保持着血缘的联系，孩子继承着父亲的籍贯便是“血缘的空间投影”，“地缘还没有成为一种团结力”。这就不仅使乡土社会的社会结构得以稳固，也使竞争和商品经济受到很大限制。

《乡土中国》问世的年代，中国社会正处在剧烈的变迁过程中，费孝通教授已经预见到，数千年乡土社会正在蜕变，崭新的社会即将临盆。“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先有一番改革”，才能迎接新的社会生活。什么样的社会结构才能顺应时代的潮流，适应新的社会生活呢？

费先生和许多进步人士一样，他们不约而同地把自己的目光投向十月革命以后的苏联。他虽然没有正面歌颂社会主义制度，却认为，苏联实行的是一种“时势权力”，它不是建立在剥削关系之上的，也不是由社会授权，或根据传统决定的，而是从知识里得来的权力。如果用“功能”概念即“从客观地位去看一项行为对于个人生存和完整上所发生的作用”来看这种权力，那么，“社会工程”、“社会计划”对现代社会生活就有大得无可比拟的作用。这种进步的学术观点固然得自社会实践，而另一方面，费先生作为一位爱国的民主人士，积极投身于爱国民主运动，也是重要原因之一。特别是一九四六年连续发生李公朴、闻一多事件后，他对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腐败有了更清醒的认识，期望着“有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来改变“中国小农经济的瘫痪”的残局，使之走向现代化的康庄大道。他满怀信心地指出：“如果知识能用来服务人民，中国现代化是绝对有办法的。”(均见《乡土重建》)这就是他写作《乡土中国》的动机之所在，也真切地反映着作者的憧憬和追求。

《乡土中国》出版不到二年，费先生的美好愿望便得以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取得了胜利，新中国取得了在旧中国不敢想象的极其伟大的成就。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和传统观念的束缚，导致我们经历了不少失误，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左”的思想的统治宣告了结束，而传统观念却不是那么容易退出历史舞台的。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决定了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虽然夹杂有一些资本主义的东西，但主体部分却是封建的意识形态。上举乡土社会的五个特征，除了社区规模由于交通和信息的改进而有了根本改观之外，其余四点还残留在相当一部分人的头脑之中，成为禁锢人民思想的桎梏。

比较法是社会学研究的传统方法。它的最大功能是，既可用社会静学的眼光把动物社会与人类社会加以比较以指出其同异，更能从社会动学的角度把相互独立的两种社会，或同一社会不同地区加以比较，以探测其文化上的差异。

“文化是一种传统的东西。……我们的语言，习惯，情绪，和意见都是不知不觉地在这里面养成的”(见燕京大学社会学会出版的《派克社会学论文集》中《论中国》一文)。从这种基本论点出发，仰仗作者对祖国乡土的熟悉，对西方社会的了解，在《乡土中国》中成功地进行了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

《乡土中国》不囿于空泛的说教，也不做简单的类比，一切以时间和空间条件为转移，从社会结构、道德、法律、家庭、基层权力结构等方面来看中西文化的差异。首先，作者用许多形象化的社会实例说明，两种文化根本的差异就在于中国传统文化是生长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之上，而西方文化则植根于工业社会的土壤之中。所以，过去有人把东方文化称之为乡土文化，而把西方文化称为现代文化。其次，作者没有正面对东方传统文化与西方传统文化做出价值判断，但作者并没有回避这个问题。细读全书，不难品悟到，所谓乡土文化，乃是指传统文化中的封建糟粕，所谓西方文化，也就是指资本主义文化。资本主义文化较之封建文化，当然是属于进步的东西，比方作者说：“在西洋社会里争的是权利，而在我们却是攀关系、讲交情”。“争的是权利”诚然是资产阶级的社会观，却富有催人向上的活力，而后者却是封建遗毒，毫无进取性。第三，作者不仅对中西文化的现状进行比较，而且追根溯源，探寻发生中西文化的各自历史原因。资产阶级高喊平等、自由、博爱，提倡宪法、法律、国会，中国的封建阶级则叫嚷联即国家，倡导孝、悌、忠、信。因此说，两种不同的文化模式渊源于各自的文化传统，造就了不同的人。

《乡土中国》尽管进行了中西文化的比较，但主要却是通过比较论述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传统人的问题。今天的中国在这两方面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代的社会结构和人的现代化需要从乡土社会中解放出来，从旧道德、旧传统中叛逆出来，从老死不相往来中摆脱出来，层出不穷的新问题需要我们加以精心的研究。如果在我国开展这一课题的研究，那么，《乡土中国》在方法上仍有许多地方值得借鉴，在内容上则是我们进行比较社会学研究的一份重要的史料。

当然，我们也无须讳言，《乡土中国》中对于中国社会结构的剖析，受到功能学派的明显影响，更由于当时作者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缺乏阶级结构的分析，只是用文化的观点和功能阐明一个社会的文化模式，因而不可能揭示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社会的本质；在对中国社会和农民的认识上还没有达到当时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水平，即便在方法上，用今天的眼光看也存在不少的缺陷。

对于一本三十多年前出版的学术论著本不能求全责备，况且费先生估价自己的学术成果素以谦逊、求实著称。在《乡土重建》后记中有这么一段寓意深刻的话：“世界在变动，人类的经验，靠了语言的传递和文字的保留，在累积，在丰富。我不是个宗教家敢于承认自己在全知全能的上帝的启示中得到了真理；我不过是个摸象的瞎子，用自己有限的手掌去摸索我所要知道的对象，所不同的是并不敢自以为见了全象而排斥别的瞎子在同一对象上摸索所得的知识……”最近，三联书店决定重新出版这本旧著(与《乡土重建》合编为一册)，固然主要由于这本很有价值的学术著作能启迪我们对现实问题的思考，但发扬摸象精神怕也是原因之一吧。

篇5：费孝通《乡土中国》之读后感

《乡土中国》读后感

前序：怀着无比憧憬的大学梦，我如愿地踏入了邵阳学院这座美丽神圣的象牙塔。刚进入大学，我听学姐、学长说：在大学里，我们除了专业课和公共课程以外，我们还可以自主选择自我感兴趣的课程进行辅修。进入大二，在接到选修课通知的时候，我很果断的选择了中国文化概论课程。因为她不仅蕴藏着中国几千年的优秀文化，还能对文化、身心、道德修养起着熏陶、引导作用。虽然总共只有六节课，但通过老师激情澎湃的演讲，我深深地陷入到了中国文化底蕴的氛围中。

通过陈凡老师的推荐，我了解了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以及他的名著《乡土中国》。虽然，我第一次接触社会学和乡土文化概论，但通过费老师的深刻剖析和理想思考，我已渐渐地被乡土文化的氛围所吸引，所陶醉。

《乡土中国》共分为十四篇：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系维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男女有别、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血缘和地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经过一个星期三度的咀嚼，我深深地理解了《乡土中国》著作中提到的中国深厚乡土文化和封建礼俗制度。下面我就针对看过这本书各个章节后的感受做一个简单的综述：

1、“乡土本色”、“礼治秩序”、“无讼”——礼治与法治的衔接

在“乡土本色”这一篇中，费老师讲到：“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礼治秩序”这一篇里，费老师主要讲了“礼治”和“人治”“法治”的区别，他说“法治”其实也离不开人，人治和法治的区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在“无讼”中他说：礼治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得看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备。

或许，乡土社会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已经成为了我国法治化进程中的重大阻碍。“旧俗”是否一定要破？“法治”的推行是否要完全抛弃我们两千年来的乡土习惯？法治思想能否与与我国的传统思想有机结合起来？这是值得我们当代大学生亟待思考的。

2、“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 ——知识还能改变命运吗?

费老师在文字下乡中说：愚与非愚，是知识问题，而不是智力问题。

这让我想到了我们现在常说的“知识改变命运”这样一句话。随着大学生就业难的日益加剧，新读书无用论又重新在农村抬头，“不上大学一辈子受穷，上了大学马上就受穷”这样的话已在农村开始流传。

费老师在“再论文字下乡”一文的最后说：“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覆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我同时也等于说，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

知识或许不能改变命运，但没有知识是一定改变不了命运的。

3、“差序格局”、“系维着私人的道德”——我们有统一的道德标准吗? 在“差序格局”中，费老师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我们的社会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

“系维着私人的道德”文中提到：“社会结构格局的差别引起了不同的道德观念。每个团体分子和团体的关系是相等的。团体不能为任何个人所私有。于是团体格局的道德体系中发生了权利的概念。

所以我觉得，我国现在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中，有的的确是政治体制问题造成的，但也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根植在我们骨子里的这种传统道德观念在作祟。

于是，中国法治化进程真的是任重而道远！不改变我们国人骨子里的这种道德观念，就无法真正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4、“家族”、“男女有别”——婚姻与爱情

当今中国，随着西方思想的冲击和社会经济关系的的发展，乡土社会结构已被打破，我们正经历着从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随着大家族的瓦解，小家

庭成了社会的最基本组成单元，传统的择偶方式已不再适应现在社会的变化。而当今的年轻人，正是在传统观念束缚和新思想的冲击下艰难前行。

5、“无讼”——如何树立司法权威

费老师在“无讼”里讲到：“现代都市社会中讲个人权利，权利是不能侵犯的。国家保护这些权利，所以定下了许多法律。文章中还提到，国家正式的法律制度大规模地进入乡村社会, 力图构造一个现代的法律秩序。然而, 正式法所代表的是一套农民所不熟悉的知识和规则, 在很多情况下, 它们与乡土社会的生活逻辑并不一致, 因此也很难满足当事人的要求。该如何树立司法的权威？在国家法和习惯法的冲突之中，似乎有些苦涩。

6、“无为政治”、“长老统治”、“名实的分离”——民主与历史周期律 在“无为政治”这一篇章里，费老师主要论述了两种不同权力：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所谓横暴权力就是上级利用自己的权力以他们的意志去驱使被支配者的行动。而所谓的同意权力就是个人得服从大众的安排做事。

在“长老统治”这一篇章里，费老师主要讲解了教化在乡土社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通过教化的手段，年轻一辈懂得尊重年长一辈，同时年长一辈也在向年轻一辈学习，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在此都有了更进一步的解说，正是一代传一代的教化延续，乡土社会得以稳定发展。

而在“实名的分离”这一篇章里，费老师继从社会冲突中所发生的横暴权力、从社会合作中所发生的同意权力、从社会继替中所发生的长老权力之后又提出第四种权力——时势权力。对于这四种权力，我是这样理解的，为了利益这一个唯一的目的, 横暴权力与同意权力在相互斗争中此消彼长,当运用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获得的利益不如“无为”获得的利益时, 前者就让位于后者，无为政治便有了现实的存在。无为政治导致长老权力的出现，若长老权力勇于自我改革，追得上社会变迁的速率，这社会也可以避免因社会变迁而发生的混乱。如果长老权力跟不上社会的变动时，时势权力出现，导致革命，推翻现有长老权力，继而进入下一循环。

7、“血缘与地缘”——城市化进程

在“血缘和地缘”这一篇章里，费老师重点解说了什么是血缘和地缘以及血缘和地缘的关系、表现、功能。从文字可以知道，在乡土社会里，血缘和地缘有着无法分割的关系，二者相辅相成、相互制约。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户籍制度的取消是大势所趋，血缘关系社会中将逐步瓦解，取而代之的则是完全的地缘关系社会。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是社会史上的一个大转变。而当代的中国，正在进行着这种转变。

8、“从欲望到需要”——社会的进步

费老师在这篇文章里说到：“在乡土社会人可以靠欲望去行事，而在现代社会中欲望并不能作为人们的行为的指导了，发生‘需要’，因之有‘计划’”。中国社会从乡土社会的依“欲望”而“行为”，到现代社会的因“需要”而“行为”，正是一种随着文明的发展，人类自身自然属性的减少和社会属性的提高。

篇6：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2000字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家，古代称国家为“社稷”，“社”就是土神，“稷”就是谷神，“土”是百姓的命根子，民以食为天。“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是他们追求的幸福生活。乡土中国是“聚村而居”的，乡土社会在生息繁衍的过程中，形成独特的族群文化，他们会形成族规民约，遵守共同的规矩，人与人建立信任关系，受到道德的约束和制约。他们的生活经验是长期积累起来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人与人交往的广泛，这种单一的交往方式就显出了流弊，被称为“土气”。

作者的观点是告诉我们一定要重视对乡村的研究。这一观点对于我们今天的振兴乡村战略都具有意义，要研究乡村固有的生存生态，文化生态。

二、“乡下人在城里人眼里是愚的”，“如果说不识字就是愚，我心里总难甘服”。------费孝通

费孝通先生的论述了我一直以来的疑惑。不识字就是愚吗?没有文化就是没有德吗?没有文化就是低智商吗?原来愚不愚只看接受书本知识快慢是不够的，乡下的孩子和教授的孩子各有所长，各有所短。这里有一则关于船夫与哲学家的故事：一次，一位哲学家坐渡船过河，他问船夫，你懂哲学吗?船夫回答不懂。哲学家便说，那你的生命就失去了一半。过了一会，狂风大作。船夫问哲学家，你会游泳吗。哲学家回答不会。船夫就说，那你的生命就将全部失去了。这个故事也同样告诉我们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的道理。对于乡村，也不能以一个“愚”一概而论。

至于文化与德的问题，文化与智商的问题也与此有类似的道理，不可以偏概全。所以费孝通教给了我们看问题一定要全面，要认识乡土社会的本质。

三、“中国乡土社会的基本结构是一种我所谓差序格局,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现代西洋的是团体格局”。------费孝通

社会结构格局的差别会引起不同的道德观念。费孝通形象地将差序格局比作水的波纹，“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就是一轮轮波纹的差序。这种社会格局最大的特点就是以“己”为中心的自我主义，通俗地讲就是个人中心主义，儒家传统文化也是如此。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就是人们常说的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而在团体格局的社会里，在同一团体的人是“兼善”的，平等的，类似于墨家的兼爱思想。

认识了差序格局，我们就会客观地分析中国社会的社会格局，分析由此而形成的以族群为主的乡土社会，从而理解家族、男女感情、礼仪、道德等的形成。这里也使我想起辛亥革命为什么对中国农村的影响是那样的微弱，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是那样的无助，她的抗争又是那样苍白无力，为什么在年节里祭祀的都是男人，为什么妇女连自己的姓名都不配拥有，费孝通先生给了我们明确的回答，那就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有意筑起了一道男女之间的鸿沟，妇女成为一种附属品，男女是有别的。

四、“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费孝通

费孝通先生认为“乡土社会是一个生活很安定的社会”，生活在乡土社会的人安土重迁，人们对故乡具有很深的情结。乡土社会的安定秩序靠什么来维持，先生认为主要靠礼治，当然也不排除长老统治。“礼”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成为人们自觉遵守的道德规范，夫子一再倡导治国以礼，处世以礼，修身以礼，“立于礼”，一个人要自立于社会必须学习礼，“克己复礼为任”，一个人要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言行符合礼的要求，因此，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无言，非礼勿动”，对于不符合礼的东西不看，不听，不说，不做。

礼治是通过礼的教育，形成一种生命的自觉，乡土社会有许多礼数，是人们长期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男儿膝下有黄金”告诉我们人要有尊严;“父债子还”告诉人们诚信是道德的底线;“远亲不如近邻”告诉我们要处理好邻里关系;“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是讲人要有包容的心理;“穷不过三代，富不过三代”告诉人们要居安思危，珍惜当下;“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是讲幼教的重要性等等。费孝通先生说“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在内心的良心，所以这种秩序注重修身，注重克己”，强调了修身克己是要靠教育之力的，教化使人们养成了敬畏之感。乡土中国就是靠着这样一些公序良俗维持了社会的稳定。在法制社会的今天，在振兴乡村计划的国家战略中，这种朴素的仪礼仍然能发挥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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