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读书笔记作业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作业（共5篇）

篇1：乡土中国读书笔记作业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费孝通（1910~2005年）1910年11月2日，费孝通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县城(旧属苏州府，今为松陵镇)的富家桥弄。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江苏吴江人。1936年夏，费孝通去英国留学，1938年获伦敦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中文名《江村经济》，此书流传颇广，曾被国外许多大学的社会人类学系列为学生必读参考书之一。1938年回国后费孝通继续在内地农村开展社会调查、研究农村、工厂、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社区。出版了调查报告《禄村农田》。1944年费孝通访美国归来后不久，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投身爱国民主运动，曾任清华大学教授，著作有《生育制度》、《乡土中国》及译文《文化论》、《人文类型》、《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等。

《乡土中国》这本书是费孝通先生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后期，根据他所讲“乡村社会学”一课内容整理结集而成的，全书主体共十四篇文章站在上个世纪四年年代，了解了那时的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中国。一个以农业这种生产方式为基础而产生的聚居，由于聚居，便会有群体间“熟习”的关系；这种“熟习”再联结血缘与地缘等因素，乡土社会的结构才会是“差序格局”；因为“熟习”和“差序格局”，所以维持乡土社会结构的就必然是“礼治秩序”；乡土社会的本色——经验性社会有决定乡土社会的变迁是很缓慢的。通过《乡土中国》简介中国农村的另一面，讲解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中国“安土重迁”“落叶归根”的思想。“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是费孝通先生本章的第一句话。我们知道，费老的《乡土中国》著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当时费老已指出中国社会已经有了从乡土社会中分离出去而独立存在的一种社会模式了。我想，这种区别于乡土社会的独立模式应该就是“城市社会”吧。放眼今天，六十多年过去了，中国虽然仍是一个以农业人口为主的，正向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积极迈进的农业大国。但是，真正以土地为生，从事传统耕作农业劳作的人已经很少了。近些年来，农民工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随着农民工群体的不断膨胀和流动性的加强，对于农民工数量上的激增，个人猜想主要原因是：传媒的发达、文化的普及，使得许多生于乡土、长于乡土的人，不再安于“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乡土苦闷单调的生活。而是情愿怀揣着对美好优越生活的向往、对理想的执着和追求告别父母甚至妻儿，离开故土，涌入城市去实现自己的“淘金梦” “差序格局”对不少人来说是一个比较陌生和新奇的词。字面上意味着这是一种有差别的社会格局，而且这种差别的变化体现是循序的。为了更好的解释清楚这个词的意思，作者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作者解释道，这种所谓的格局的差序正像是“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悲圈子的波纹所推挤的就发生联系”。“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为了更好的显现出“差序格局”的特点，作者又引入了西方“团体格局”的概念，并深入到中西方文化背景和根源的差异中去解释。作者认为，作为中国核心文化的儒家文化，自孔子开始就强调“人伦”，而这种“人伦”即是“社会格局差序”的渊源。作者进一步指出，这种“差序格局”是一个“一根一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这也就是“维系着私人的道德”。的确，中国人的私心特别重，作者似乎对儒家重人伦，强调孝悌尊卑的一套道德主张是颇有微词的，比较推崇西方的团体意识。作者在文中尖锐地指出，“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作者认为，乡土中国的家和族是分不开的，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为中国乡土社会中的家庭不但承担着生育功能，更是作为一个事业社群承担了许多生育以外的职能。所以，家庭一般都是以家族的形态呈现的。对于这一部分，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作者关于乡土社会男女关系和感情的论述。作者引用Oswald Spengler在“西方陆沈论”里的理论陈述了两种文化模式：“一种称作啊阿波罗式的；一种称作浮士德式的。阿波罗式的文化认为宇宙的安排有一个完善的秩序，这个秩序超于人力的创造，人不过是去接受它，安于其位，维持它；但是连维持它的力量都没有，天堂消失了，黄金时代过去了。这是西方古典的精神。现代的文化却是浮士德式的。他们把冲突看成存在的基础，生命是阻碍的克服；没有了阻碍，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他们把前途看成是无尽的创造过程，不断的变。”作者指出，感情是浮士德式的，而乡土社会的生活模式却是阿波罗式的。这一矛盾势必使得乡土社会中的男女感情之间有很难逾越的鸿沟。作者指出，乡土社会中的家庭男女似乎只不过是因为生育的目的而结合在一起，并没有太多情感上的交流和契合；而真正情感上的交流，更倾向于在同性之间的展开，这使得乡土社会的感情生活同性意味较强，而夫妇之间感情的淡漠也是日常可见的现象。所以乡土社会中“家庭”的团结受到同性组合的影响不易巩固。于是，家族代替了家庭。家族是以同性为主，异性为辅的单系组合。“中国乡土社会里，以家族为基本社群，是同性原则较异性原则为重要的表示”。最后，作者总结说：“乡土社会是个男女有别的社会，也是个安稳的社会.”

“人依礼而治”的社会是一去不复返的了，而“人依法而治”的社会仍需要制度上的健全。对于“无讼”的状态，我想，可能少许的乡下人，或是上了年纪的人还会残留这种思想吧----认为打官司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对于纠纷更愿意以一种“调节”的方式，按照传统和道德来解决。但毕竟我们的“法治”宣传是有力并富有成效的，因为更多的人意识到或者说是更愿意用法律来作为维护自己权利和尊严的武器。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无疑是社会的进步。但我们也注意到，即便是现代的“法治中国”，道德与法律还常常会发生冲突。怎样将法律与道德进行和谐的统一，也还是一个须我辈奋力对待和解决的问题。而且，“法治”高倡，“道德”损抑而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副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对于“长老统治”的概念，作者通过对“暴力权利”和“同意权利”的描述性解释来突显出乡土社会模式于两者的异同，正是其存在的迥异，使得作者用“长老统治”来描述乡土社会。长老统治最显著的表现在于大人对孩子的教育和管束上。作者并进一步推及到年长者对年少者经验的传授模式上，说明传统乡土社会由于范围的狭小，流动性的缺乏，使得具体的问题解决方法，也就是经验特别奏效。这就使得具体经验的传授显得尤为重要和富有意义，而具体经验则掌握在那些因为早出生而在具体环境中有所经历的长者手中。

“血缘和地缘”一文阐述了从血缘到地缘的变迁。在稳定的社会里，“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是不分离的。“乡土社会变化很少，人口却不是完全没有流动的”。一个人口在繁殖中的血缘社群，人口繁殖到一定程度，所需土地面积也相应扩大，住的地和工作的地距离达到一定程度，效率受到阻碍，社群就不得不在区位上分离。“在这分离之前，先发生的是向内精耕，但精耕导致土地报酬递减，不可避免地逼迫人们走向分离。如果分离出去的部分形成了新的村落，还和原来的社群保持血缘上的联系，就形成了血缘性的地缘，如籍贯，不管人到了哪里，只要不改，籍贯都还是那老地方”。这籍贯便是血缘在地缘上的投影。然而很多离开老家的人并不能形成的社群而只能设法在已有的社群中插进去。这些人被称为“外客”，他们不是亲密血缘社会的成员，进入当地社群相当困难，但也因此得以从事商业。在血缘社会里商业是不存在的，他们的交易以人情维持，不是用钱物“无情”地明算账。血缘社会是熟人社会，熟人面前是拉不下面子的。商业的需要使得外客的地位得到巩固，与当地人组成一个新的社群，纯粹的地缘就是这样从商业里发展出来，不以血缘为基础形成社群，血缘和地缘得以分离。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地缘是契约社会的基础，从血缘结合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

篇2：乡土中国读书笔记作业

院系：资源环境学院

年级：2013级

班级：环境科学与工程7班

学号：2220***

姓名：梁捷

正文结构：

一、作者简介：

二、《乡土中国》的写作背景和主要目的：

1.写作背景

2.主要目的三、具体内容：

1.乡土本色

2.文字下乡 & 在论文字下乡

3.差序格局&维系着私人的道德

4.家族&男女有别

5.礼制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

6.血缘和地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

四、《乡土中国》对现代社会特别是法治社会的影响

一、作者简介：

1、费孝通（1910~2005年）1910年11月2日，费孝通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县城(旧属苏州府，今为松陵镇)的富家桥弄。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江苏吴江人。1936年夏，费孝通去英国留学，1938年获伦敦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中文名《江村经济》，此书流传颇广，曾被国外许多大学的社会人类学系列为学生必读参考书之一。1938年回国后费孝通继续在内地农村开展社会调查、研究农村、工厂、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社区。出版了调查报告《禄村农田》。1944年费孝通访美国归来后不久，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投身爱国民主运动，曾任清华大学教授，著作有《生育制度》、《乡土中国》及译文《文化论》、《人文类型》、《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等。

二、《乡土中国》的写作背景和主要目的：

（1）、背景：《乡土中国》这本书是费孝通先生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后期，根据他所讲“乡村社会学”一课内容整理结集而成的，全书主体共十四篇文章站在上个世纪四年年代，了解了那时的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中国。一个以农业这种生产方式为基础而产生的聚居，由于聚居，便会有群体间“熟习”的关系；这种“熟习”再联结血缘与地缘等因素，乡土社会的结构才会是“差序格局”；因为“熟习”和“差序格局”，所以维持乡土社会结构的就必然是“礼治秩序”；乡土社会的本色——经验性社会有决定乡土社会的变迁是很缓慢的。

（2）、目的：通过《乡土中国》简介中国农村的另一面，讲解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中国“安土重迁”“落叶归根”的思想。

三、具体内容

1.乡土本色

“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是费孝通先生本章的第一句话。我们知道，费老的《乡土中国》著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当时费老已指出中国社会已经有了从乡土社会中分离出去而独立存在的一种社会模式了。我想，这种区别于乡土社会的独立模式应该就是“城市社会”吧。放眼今天，六十多年过去了，中国虽然仍是一个以农业人口为主的，正向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积极迈进的农业大国。但是，真正以土地为生，从事传统耕作农业劳作的人已经很少了。近些年来，农民工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随着农民工群体的不断膨胀和流动性的加强，对于农民工数量上的激增，个人猜想主要原因是：传媒的发达、文化的普及，使得许多生于乡土、长于乡土的人，不再安于“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乡土苦闷单调的生活。而是情愿怀揣着对美好优越生活的向往、对理想的执着和追求告别父母甚至妻儿，离开故土，涌入城市去实现自己的“淘金梦”

但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中国数千年的农业文明的传承，使得乡土性成为我们民族血液的一部分。尽管时过境迁，物换星移，国人大多还是有着“安土重迁”“落叶归根”的思想，这些都是乡土性的表现。

2.文字下乡 & 在论文字下乡

“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是‘愚’的。”对于这个“愚”字，作者认为，多数人都陷入了认知的误区。许多人都把“愚”当作是乡下人“智力缺陷”的代名词，而事实上，乡下人之“愚”只不过是一种对城市生活所需的“知识缺乏”而已。作者以自己小孩为例作了生动形象的阐释，并以此为引子，自然而然的过渡到“文字对乡土社会必要性”的问题。作者概述了“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及其功能和作用，再就乡土社会生活的特性特征对该问题进行的深刻的论述。在“文字下乡”一文中，作者指出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乡民们生活在一个狭小的范围里，人与人之间的活动和联系都是很频繁的，并且时常处于面对面的直接性的沟通交流中，这就使得作为人类交流沟通媒介的间接载体----“文字”在乡土社会处于一种非必要状态，从空间上对该问题进行了说明。

而在“再论文字下乡”一文中，作者指出“文字”作为一种经验和知识的传承媒介，在乡土社会“语言是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的特质下，也不能发挥其积极有效的作用。通过对“记忆”的强调和“代代相传”模式的阐述，从时间上，说明了乡土社会绝非必要“文字”。总结两章，我们可以看到，文字的发生和使用也有其特殊的背景。在乡土社会这一基层上，“语言”似乎就可以代替“文字”的所有功能了。无论是在空间还是时间的格局上，熟人社会的面对面亲密接触和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的生活，都使得人们没有用“文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生活的需要”。最后作者指出：“只有中国社会的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

放眼今天，文字的普及工作似乎已经比较圆满的完成了，那中国的基层是否已经发生了变化了呢？答案是肯定的。随着科技在农业中的普及和应用，乡村和城市间沟通的加强和频繁，“城乡一体化”建设格局的规划，使得中国的基层已经远不同于费老先生《乡土中国》中的基层了。

3.差序格局&维系着私人的道德

“差序格局”对不少人来说是一个比较陌生和新奇的词。字面上意味着这是一种有差别的社会格局，而且这种差别的变化体现是循序的。为了更好的解释清楚这个词的意思，作者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作者解释道，这种所谓的格局的差序正像是“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悲圈子的波纹所推挤的就发生联系”。“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为了更好的显现出“差序格局”的特点，作者又引入了西方“团体格局”的概念，并深入到中西方文化背景和根源的差异中去解释。作者认为，作为中国核心文化的儒家文化，自孔子开始就强调“人伦”，而这种“人伦”即是“社会格局差序”的渊源。作者进一步指出，这种“差序格局”是一个“一根一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这也就是“维系着私人的道德”。的确，中国人的私心特别重，作者似乎对儒家重人伦，强调孝悌尊卑的一套道德主张是颇有微词的，比较推崇西方的团体意识。作者在文中尖锐地指出，“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显然作者认为这种“伸缩”是不公平不正义的。作者在中西文化的对比中也指出，西洋人讲权利，而我们则更侧重于讲交情、攀关系。其实联系今天的现实生活这种情况依然存在，这也许也是所谓的“中国特色”吧。对于作者对儒家所持之看法，我个人并不完全赞同。我觉得，儒

家“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有一套符合于人情和逻辑的思想在其中，而且是相当可取的。但在这里我就不在赘述了，以免“跑题太过”

4.家族&男女有别

作者认为，乡土中国的家和族是分不开的，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为中国乡土社会中的家庭不但承担着生育功能，更是作为一个事业社群承担了许多生育以外的职能。所以，家庭一般都是以家族的形态呈现的。对于这一部分，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作者关于乡土社会男女关系和感情的论述。作者引用Oswald Spengler在“西方陆沈论”里的理论陈述了两种文化模式：“一种称作啊阿波罗式的；一种称作浮士德式的。阿波罗式的文化认为宇宙的安排有一个完善的秩序，这个秩序超于人力的创造，人不过是去接受它，安于其位，维持它；但是连维持它的力量都没有，天堂消失了，黄金时代过去了。这是西方古典的精神。现代的文化却是浮士德式的。他们把冲突看成存在的基础，生命是阻碍的克服；没有了阻碍，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他们把前途看成是无尽的创造过程，不断的变。”作者指出，感情是浮士德式的，而乡土社会的生活模式却是阿波罗式的。这一矛盾势必使得乡土社会中的男女感情之间有很难逾越的鸿沟。作者指出，乡土社会中的家庭男女似乎只不过是因为生育的目的而结合在一起，并没有太多情感上的交流和契合；而真正情感上的交流，更倾向于在同性之间的展开，这使得乡土社会的感情生活同性意味较强，而夫妇之间感情的淡漠也是日常可见的现象。所以乡土社会中“家庭”的团结受到同性组合的影响不易巩固。于是，家族代替了家庭。家族是以同性为主，异性为辅的单系组合。“中国乡土社会里，以家族为基本社群，是同性原则较异性原则为重要的表示”。最后，作者总结说：“乡土社会是个男女有别的社会，也是个安稳的社会.”

5.礼制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礼制秩序”已经是明日黄花了。在法治社会的建设进程中“无讼”也已经不是乡土常态。毕竟，六十多年过去了，时过境迁，费老所描述的那个正在流变的中国基层早已“面目全非”了。但费老对于许多概念的深刻生动地阐释还是让我们获益良多。“人依礼而治”的社会是一去不复返的了，而“人依法而治”的社会仍需要制度上的健全。对于“无讼”的状态，我想，可能少许的乡下人，或是上了年纪的人还会残留这种思想吧----认为打官司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对于纠纷更愿意以一种“调节”的方式，按照传统和道德来解决。但毕竟我们的“法治”宣传是有力并富有成效的，因为更多的人意识到或者说是更愿意用法律来作为维护自己权利和尊严的武器。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无疑是社会的进步。但我们也注意到，即便是现代的“法治中国”，道德与法律还常常会发生冲突。怎样将法律与道德进行和谐的统一，也还是一个须我辈奋力对待和解决的问题。而且，“法治”高倡，“道德”损抑而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副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对于“长老统治”的概念，作者通过对“暴力权利”和“同意权利”的描述性解释来突显出乡土社会模式于两者的异同，正是其存在的迥异，使得作者用“长老统治”来描述乡土社会。长老统治最显著的表现在于大人对孩子的教育和管束上。作者并进一步推及到年长者对年少者经验的传授模式上，说明传统乡土社会由于范围的狭小，流动性的缺乏，使得具体的问题解决方法，也就是经验特别奏效。这就使得具体经验的传授显得尤为重要和富有意义，而具体经验则掌握在那些因为早出生而在具体环境中有所经历的长者手中。所以，就这一点上讲，我们再加以引申就不难理解乡土社会秩序的、代表传统的“长老统治”了。对于“无为而治”作者指出，由于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生活模式，使得乡土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由于物质生活需要的相互依赖减少，这也使得其统治方式本质上更趋近于“无为而治”了。

6.血缘和地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

“血缘和地缘”一文阐述了从血缘到地缘的变迁。在稳定的社会里，“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是不分离的。“乡土社会变化很少，人口却不是完全没有流动的”。一个人口在繁殖中的血缘社群，人口繁殖到一定程度，所需土地面积也相应扩大，住的地和工作的地距离达到一定程度，效率受到阻碍，社群就不得不在区位上分离。“在这分离之前，先发生的是向内精耕，但精耕导致土地报酬递减，不可避免地逼迫人们走向分离。如果分离出去的部分形成了新的村落，还和原来的社群保持血缘上的联系，就形成了血缘性的地缘，如籍贯，不管人到了哪里，只要不改，籍贯都还是那老地方”。这籍贯便是血缘在地缘上的投影。然而很多离开老家的人并不能形成的社群而只能设法在已有的社群中插进去。这些人被称为“外客”，他们不是亲密血缘社会的成员，进入当地社群相当困难，但也因此得以从事商业。在血缘社会里商业是不存在的，他们的交易以人情维持，不是用钱物“无情”地明算账。血缘社会是熟人社会，熟人面前是拉不下面子的。商业的需要使得外客的地位得到巩固，与当地人组成一个新的社群，纯粹的地缘就是这样从商业里发展出来，不以血缘为基础形成社群，血缘和地缘得以分离。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地缘是契约社会的基础，从血缘结合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

“从欲望到需要”展示了经过变迁，乡土社会和现代社会人们在行动指南上的区别及背后的原因。在乡土社会，个人只需依着欲望活动。原因有二。首先，人们经过了社会的教化，欲望就受到了文化的规定，如同感情定向受到文化的规定一样，使得欲望不是生物事实而成为文化事实。其次，作为文化事实，欲望便是传统，是累积的经验了，经过历史的检验和筛选的得以基本上符合生存条件，依着欲望总是利于生存的。然而，在现代社会依着欲望行动却是不行的。因为现代社会变迁很快，原来的文化很快不能带来有效的满足，欲望作为文化事实也不能带来有效的满足，旧的一套生活模式不管用了，人们不得寻求行为和目的之间的关联，按着生存的目的生存的需要去发现新的行为方式。从乡土社会到现代社会，人们的行动从盲目的被动的遵从变成了理性和自觉的，从没有选择地被教化变成了有选择的探索，行动指南从欲望变成了需要。从欲望到需要是社会变迁的一个里程碑。

四、《乡土中国》对现代社会特别是法治社会的影响

篇3：乡土中国读书笔记作业

在传播学史上, 传播与政治、宣传与战争之间就有密切的渊源。传播学的奠基著作之一是拉斯韦尔1927年的博士论文《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这位学者后来也被证明是杰出的政治学家, 他同时也是一位社会学家和传播学先驱大师。拉斯韦尔在关于政治宣传和战时宣传的研究中以内容分析的方式, 研究了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所采纳的各种宣传技术, 清楚地表明:现代战争是一种整体战争———在此, 全民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战争不再只是将军和军队的事情;它是一场完完全全的冲突, 舆论在这场冲突中举足轻重。[1]

在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拉斯韦尔和他的工作人员为与宣传相关的各种联邦机构提供专业资讯意见。他所领导的美国宣传分析研究处总结的宣传定义是:“宣传是一种观点或行为的表达, 它是由个人或团体有意识地操纵, 目的是为了达到既定的目标, 通过心理操纵来影响其他个人或团体的观点或行为。”[2]

战争中时常可见各种宣传活动。在1945-1949年影响中国命运的国共政争中, 中国共产党作为这场战争的最终胜利者, 以及我们现在每天都要面对与研究的执政党, 从建党之始到抗日战争、从国共内战到建国伊始、从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 “宣传”的笔杆子一直是其仅次于枪杆子的有力武器。从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的论述中看, 其宣传技巧的思想理论来源, 大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的党报党刊理论, 对苏联的办报实践有很多借鉴;同时也有西方现代报刊思想中的合理成分, 以及结合国内外具体历史形势所进行的务实有效的宣传技巧创新。

具体分析总结其宣传策略有:

1.指定清晰宣传目标。宣传目标即宣传者期望给社会和人们带来的某种变化。宣传目标的设置需要顾及受众接受的可能性, 在理论上和感情上引起人们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始终为党的决策服务。具体宣传目标根据不同的国内外形势有所调整, 如谈判时期的宣传目标是力争结束国民党一党训政、获取自身最大政治利益, 而军事对抗后期宣传目标则是为达成全面胜利而展开宣传。为配合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处的不同位置, 决策机构通过党报、电文等方式向外宣传其特定诉求, 最大程度对内对外扩大影响力。

2.建立专用宣传机构。发起宣传的政府、政党、集团或企业等, 一般都通过宣传机构实施宣传, 使其保持主动地位。宣传者与宣传机构都尽力维持他们在受众面前的公正形象及公信力。党报是这本书中提及最多的宣传媒介, 报社是中共对外宣传最正式的宣传机构, 其中央报纸《新华日报》即为核心党报, 能够在必要的时候直接传达来自其组织决策层的声音。除此之外, 各级党组织也是活跃的宣传者, 党员干部以读报、党校学习、会议、演讲报告等各种方式都发挥了重要的宣传作用。当时广播刚刚兴起, 在国共面向大众的宣传战中扮演次要角色。在当时历史条件下, 主流宣传渠道是报纸, 新兴宣传渠道是广播, 中国共产党按照不同渠道的传播特点、影响力、传播规律等做了合理布局和应用。

3.影响更多目标受众。受众范围根据宣传目标而定。在内战中, 中共根据具体宣传目标, 受众主要包括党组织自身、农民阶级、工人阶级、大学生及知识分子、国民党及国际社会等。党组织本身既是宣传者也是受众。在对外宣传之前, 首先将党的理想、价值、政策和方针贯彻至全党全军, 建立党员的革命自觉性, 完善党的建设。中共的对手国民党这样称叹:“匪军之优点无他, 在其各级干部均能不避危难, 身先士卒, 以贯彻其任。”[3]这种贯穿于组织内部和外部多个阶层的强大宣传动员能力在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4.传播针对性宣传内容。根据具体的宣传目标, 宣传者在确定目标受众之后, 要选择科学、现实的思想理论及具体生动的事实材料, 密切结合受众的利益、经验及接受能力, 通过宣传媒介进行宣传。“没有单一的宣传公式存在, 因为所有的宣传都必须根据所接触的环境而定。”[4]

中共在内战之中的“民主”宣传颇值得一提。在内战初期, 中共自身处于非执政地位, 各方面力量都弱于国民党, 因而需要广泛利用各种社会资源, 最大化获取生存空间与政治利益。正值二战结束的国际国内环境中, “独裁”是最为人所不耻的执政方针, 中共充分利用国民党一党训政的事实, 广泛宣传自己的“民主”理念, 既攻击对手国民党, 又团结知识分子团体等中间党派, 也可以获得国际社会认同。在中央党报《新华日报》中, 中共多次宣传自己对民主的认同与争取:“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 所要的自然是真货, 不是代用品。把一党专政化一下妆, 当做民主的代用品, 方法虽然巧妙, 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人民都在睁着眼睛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来欺骗我们啊!”[5]“像林肯总统和罗斯福总统那样的民主的政治生活中产生的领袖, 是虽在战时也一点不害怕民主制度的巡行的。他们不害怕民主的批评与指责, 他们不害怕人民公意的宣泄, 他们也不害怕足以影响他们的地位的全民选举。他们不仅不害怕这些民主制度, 而且他们坚决地维护支持这些民主制度。”[6]

必要时, 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直接部署宣传策略或撰写新闻报道与评论。他强调要“增强报刊宣传的党性……抓紧对通讯社及报纸的领导, 务使通讯社及报纸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7]

书中虽未有提及, 但是我们在文学与影视作品中常见的宣传场景有:针对不识字的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展开的读报与学习活动, 宣传内容主要结合其阶级利益宣传党的政策方针;针对农民群体或市民大众进行的集会与演讲活动;针对外国记者的高层领导人接见与参观访问活动等。这些宣传活动经过多次传播, 不断调整宣传内容、手段和步骤, 排除误解、曲解等反宣传的干扰, 力图达到有效宣传的最大化。

5.加强宣传效果。宣传毕竟是一种短期效果。如书中第277页评论蒋介石所说:“……战争是一个包含了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各方面内容的综合行为……蒋介石‘从未能成功地为他的统治创造一个广泛的社会基础和一个牢固结合的、对抗共产党的反共力量的共同战线。他可以操纵个别的政治家, 但中共却驾驭着民众支持的浪潮。他只能依靠军事力量镇压民众革命’。”

而与国民党在内战中“备受社会各界抨击及失去民心人望”[8]的结局不同, 共产党获得了广泛认同。仅以土地改革宣传为例。土地改革为中共取得了最广大农民阶级的认可, 获得了民心支持、财政支持、兵源支持。反观国民党军, “没有思想动员, 没有家庭实际经济利益的驱动 (如分配土地) , 使本为最广大兵源的农民没有征补的积极性, 也使征补来的士兵缺乏高昂的士气和战斗力。结果就是, 国民党军的熟练士兵在战争中因被俘或其他原因投向中共方面……国民党军的装备同样不断落入中共部队手中。”[9]

以下描述了书中一个典型场景, 包括针对宣传目标确定宣传者, 向目标受众选择传播宣传内容, 并达到一定宣传效果:“11月底, 中共云南地下工委发起反内战的宣传运动, 组织以西南联大为首的昆明各大学学生自治会召开时事演讲会……云南军政当局认为这是‘共党煽动’的结果……号召‘以宣传对宣传, 以流血对流血, 进行还击’, 致军警便衣人员与学生发生多次冲突, 昆明形势趋于紧张……消息传出, 引起全国各界和舆论的强烈抗议, 国民党当局自然难逃干系。”[10]

总结来看, 中共在内战时期的宣传技巧是战时传播的典型样本, 充分适应了当时的意识形态和国际国内政治军事气候条件, 在对立信息大量存在的情况下, 选取具有本质上合理性的内容材料, 针对不同目标受众采用了实用高效的主流传播媒介, 同时重视建立和占领新兴传播渠道, 最终达成其宣传受众的广泛社会共识。

内战结束之后, 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环境不断发生变化, 随着传媒科技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地利用了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体, 并在20世纪末进入了信息时代。这些媒体以单向式传播为主, 在以接受此类媒体信息为主的受众中, 中国共产党以延续使用其熟练的传统宣传技巧为主, 并且仍然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现在, 以互联网为主的新媒体则改变了传播格局, 颠覆了传统媒体在信息传播中的中心化训示模式, 并且发展迅速、形态多变。“互动”成为新媒体的关键特质, 用户具有更大的选择性和自主权, 并在更大的舆论场中形成自发的传播中心, 而且是超越时间和空间限制的。

因此, 新媒体时代的政治传播, 对话和协商模式正在取代训示模式, 开启更多的政治参与并促进多元化与个人化的价值发展, “新传播技术发展的方式似乎特别有利于西方的价值和文化形式”。因此, 新媒体时代的宣传不能沿用传统媒体时代单向灌输的策略, 而需要更多针对新媒体传播渠道的有益创新。由内战中的宣传策略来看, 成功的宣传策略需要结合特定的历史条件, 有针对性地向不同特点的目标受众宣传符合其利益和心理的内容, 这样才能够在宏大复杂的时代背景下发挥有利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 殷晓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第186页。

[2]Lasswell, H aroldD.:Psychology and Polities.New Yor:v:Viking Press;1960.P9.

[3]汪朝光:《1945-1949: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第276页。

[4]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第379页。

[5]笑蜀:引自《新华日报》1945年1月28日, 《历史的先声》, 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转引自网络。

[6]笑蜀:引自《新华日报》1944年11月15日, 《历史的先声》, 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转引自网络。

[7]《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 (1915-1992) 》第二期, 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 第461页。

[8]汪朝光:《1945-1949: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第93页。

[9]汪朝光:《1945-1949: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第276页。

篇4：《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人们生在土里长在土里。土地是中国基层社会的根本。农民的土气是因为土地的不流动而发生的，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局是常态。乡土社会的特征是人与人之间的孤立与隔膜，简单的农耕活动不需要复杂的分工与合作。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有地方性的，区域间接触上，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生于斯，死于斯，对于乡土社会里的人来所，终老还乡是最终的归属。这是一个没有陌生的社会，社会的稳定来自于人们心里彼此的熟悉。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些没有来由的信任就是规矩，使人们”从心“世代习来的。

文字下乡

乡下人的“愚”并不是智力上的缺陷，而是其生活环境所造成的，乡土社会是通过彼此的“熟悉”建立起来的。在此中，言辞不一定达意，熟人间的交流是靠眉宇之间的传情达意。文字非得下乡？非也。

再论文字下乡

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持着的社会共同经验。历史对于个人并不是点缀的装饰物而是实用的、不能或缺的生活基础。文化得靠记忆，不能靠本能。乡土社会大体上是没有“文字”的社会。文化的传承可以以口口相传，言传身教的方式代代延续。在这基层上，有语言而无文字。文字之于定型的乡土社会是没有必要的。

差序格局

西方社会是团体界限分明的团体格局，强调权利与义务的分配和制衡。中国乡土社会的特征是差序格局，社会关系如圈圈扩散的波纹，社会圈子的范围决定于波纹的中心，是可伸缩的。我们的社会讲攀关系，讲交情，是以“己”为中心的自我主义。《孟子》善推，克己修身，成了中国乡土的根本。孔子的大的体系绝不肯离开差序格局的中心，思想的体系与道德的推崇总是由点及面通过社会关系扩散开来，所谓大同天下这个天下即是整个平面。而具体来说，不同的社会圈子交集在一起，却从来没有团体格局那样的整体性。

中国人克己不克群。

维系着私人的道德

道德是社会对个人行为的制裁力，使他们合于规定下的形式行事，用以维持该社会的生存和延续。在象征着团体的西方宗教观念下，有着两个重要的派生概念：意识每个人在神前的平等；意识神对每个个人的公道。团体格局的道德体系中发生权利的关系，权利与公道的“代理人”——政府接受者权利的制衡与监督。在差序格局中，最重要的是“克己复礼”。孝、悌、忠、义都是私人的道德要素，“仁”是逻辑上的综合，一切私人关系中道德要素的共相。在缺乏具体化团体的乡土社会，“仁”的体现总是要回归到具体的私人伦常关系。

家族

中国的家扩大的路线是单系的，是氏族，是一个事业单位，赋有经济，政治，宗教等各种功能，是具有绵延性的。西方的家庭，夫妻是主轴，两性之间的感情是凝合的力量，在此费老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西方贵族家族的模式而更多的是现代西方的家庭模式？我们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是纵轴。为了事业单位的效率，就得牺牲感情，讲求纪律，排斥私情的宽容。夫妻间得相敬如宾，女子要有“三从四德”，亲子间要讲究负责和服从。乡土的中国社会是同性聚集的社会，同性之间寻求感情安慰，而守着老婆的男人却被看作是没有出息。中国人在两性感情上的矜持和保留也是在这种社会圈局中养成的性格。

男女有别

乡土社会是亚普罗式的文化模式，讲究稳定。它不必创造新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是生下来就聚顶好的，它更害怕社会关系的破坏。“男女有别”是认定男女间不必求同，在生活上加以隔离。心理上的契洽是没有必要的。这也便是中国乡土同性社会特征的一个原因。费老还用歧视性的话语描述了同性恋的可能。这样求稳的社会使得大多数的中国人都安于现状，并不像把理想改变现实。这是亚普罗是的文化模式，是个安稳的社会。

礼治秩序

乡土社会秩序维持是靠“礼治”实现的。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时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依靠国家的权利来推行的，礼靠的事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积累的经验。传统让人有一种敬畏感。礼便是使人们在被教化的过程中产生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教化的根本目的是让人主动服礼，而个人克己复礼而向外推演。在国家，君主通过执行种种复杂仪式，为百姓做出标榜以示天下，由上及下教化百姓，用传统的道德的威慑和宗教式的崇拜力量来统治百姓。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无讼

维持李素的两不再身外的权利，而是在身内的良心。所以这种秩序注意修身，注意克己。理想的礼治试图通过每个人的自我遵守规则二省去监督。现实的法律为百姓带来不安，超越道德的另外一种陌生的力量开始裁决他们的日常生活，其完全不同的裁决原则及所带来的副作用在稳定的乡土中国常常难以施行。

无为政治

费老阐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模式：注重社会冲突方面的横暴权力和注重社会合作的同意权利。横暴权力也是指独裁，其权力的根本驱使乃是利益。然则中国自古是古老的农业国，其社会分散归并为一家一户，其经济基础虚弱不便于构架横暴权力。在乡土社会中的基层实行类似“同意权利”的社会契约，然而社会分工极少，在这种自给自足，经济条件的限制下，中国社会逐渐承认了一种趋于稳定的无为政治。“无为”亦所谓求稳，人生老病死求的是颐养天年，在中国的乡土社会，这种家庭内各自的微循环所带来的安逸感抚慰了几千年的国人。

长老统治

“民主政治的形式就是综合个人意志和社会强制的结果”

“文化和政治的区别是：凡是被社会不成问题地加以接受的规范，是文化性的；当一个社会还没有共同接受一套规范，各种意见纷呈，求取临时解决办法的活动是政治。文化的基础必须是统一的，但文化对于社会新分子是强制的，是一种叫化过程”

“”苛政猛于虎“的政是横暴性的，‘为政为德’的政是教化性的。‘为民父母’是爸爸式权力的意思。”

“长幼之序也点出了教化权力所发生的效力。”

“在变迁中，习惯是适应的阻碍，经验等于顽固和落伍。”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给乡土中国及当代农村带来的不安于焦躁是一个现实问题。但如何在现代社会中重新认识传统同样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血缘和地缘

血缘的意思是任何人的权利和义务根据亲属关系来决定。血缘社会是稳定的，想用生物上的新陈代谢作用——生育，去维持结构的稳定。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亲密社团的团结性依赖于各分子间都相互的拖欠着未了的人情，社会关系中权利与义务必须有相当的平衡。

“货币是清算的单位和媒介”算账一词便是绝交之谓。

“在亲密的血缘社会商业也是不能存在的”商业的出现在稳定的依靠极其牢固血缘关系构成的乡土社会会破坏已有社会关系中微妙的有人请构成平衡。“贸易”和“馈赠”是不能放在一起的。“贸易”讲求平等，规定双方权利与义务并要有法律的保证。而“馈赠”只讲求往来人情。所以：“地缘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却是契约社会的基础。”

“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也是社会史上的一个大转变。”

名实的分离

社会变迁发生在旧有社会结构不能应付新环境的时候。当社会变迁的时候，会出现惶恐和不安。而社会中的”文化英雄“能够提出办法，支配跟着他的群众，发生了一种新的权利形式——“时势权利。所谓乱世出英雄，这个英雄代表了一种新的诉求，一种新的尝试。作为一个时代的风向标，他连接了愚昧过去与大众幻想中的未来，充满了希冀。顺着这个概念，费老讲到了苏联的“独裁”，试图用“时势权利”来解读这种新的社会关系。我认为，时势权利应该是作为一种类似于过渡权利的东西。当一种权力形式已经无力维持社会的稳定，矛盾激发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也就是社会变迁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时势权利”，然而当一种新的社会关系趋于稳定时，“时势权利”就应当被另一种权力所替代，而不能称作是“时势权利”了。

“社会变迁可以吸收在社会继替之中的时候，我们可以称这社会是安定的。”

“从整个社会看，一个领导的阶层如果能够追上社会变迁的速率，这社会也可以避免因社会变迁而发生的混乱。”举例英国的改革。

“环境变动的速率和领导阶层适应变动的速率配得上才不致发生流血的革命。”

在中国的乡土社会，“思想统治”不断被新的“注释”加以改变，“注释的变动方式可以引起名实之间发生极大的分离。在长老权力下，传统的形式是不准反对的，但是只要表面上承认这形式，内容却可以经注释而改变。”

“面子就是表面的无违。”

从欲望到需要

“从欲望到需要是社会变迁中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

“欲望常是合于人类生存条件的，因为欲望并非生物事实，而是文化事实......问题不是在要的本身，而是在要什么的内容。这内容是文化所决定的。”

“‘功能’是从客观地位去看一项行为对于个人生存和社会完整上所发生的作用。功能是分析的结果，是营养而不是味觉。”

篇5：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一、《乡土中国》相关介绍

（一）作者

费孝通，1910年11月出生于江苏吴江。1933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获社会学学士学位；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社会学人类学系；1936年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学习人类社会学，师从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1938年获伦敦大学博士学位。1945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投身于民主爱国运动；1958年曾被打为右派，罢免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职务。1945年至1952年任西南联大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副教务长期间著成《乡土中国》。2005年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二）书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著述的一部研究中国基层传统社会农村的作品，初版与1947年。一共由12篇文章组成。

本书原是费孝通1947年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开《乡土社会学》一课的讲义，辑录而成书。书中，作者语言通俗简介，对中国的基层社会的主要特征进行了理论上的概述和分析，较为全面的展现了中国基层社会的面貌。

二、乡土中国文化特点

（一）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

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社会。人民自古与泥土为伴，靠种地谋生。“以农为生的人，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泥土是搬不动的，因而形成了乡土社会生活的地方性。所谓地方性，即是说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独立的社会圈子；而区域内却是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这种熟悉表现为对人无缘由的信任和对自然规律的灵活运用。

（二）乡土社会的结构是差序格局

差序格局，“是以‘已’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

这种社会结构具有四个特点。第一，关系越远人情越薄。第二，公私相对，比如世界与国家、国家与家庭这两对关系中，判断国家是公是私的结论就会截然不同。第三，克己而不克群。第四，维系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因所施对象与自己的亲疏远近而不同。

（三）乡土社会是礼治社会

乡土社会靠“礼”来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礼，不同于“文明、慈善”等的含义，而是一种成规。乡土社会的地方性成就了人们对事物的熟悉，千百年积累下来的生活习惯自然就形成了经验、形成了传统。靠传统过活是灵验的，“照着做就有福，不照着做就出毛病”，于是人们就从心底产生了对传统的敬畏，这敬畏使传统得以延续。不同于法律和道德靠社会舆论的外力推行，传统的推行方式是依靠内力，依靠人们心里对传统的信服。传播礼的理想方式是教化，即通过长期的教育把外在的规则内化为习惯。知礼是责任，小辈如果在行为上出了不合规差错，那么长辈一定也犯了教化不到位的错误。古语所说的“子不教，父之过”大抵就是这个道理。在乡土社会，称得上德高望重的人必对礼知之甚多。而乡土社会用来解决矛盾的方式，即评理，就是通过德高望重的“长老”对纠纷双方教育一番，说的大家都心服口服，不再纠纷。

（四）乡土社会奉行长老统治

社会继替，是指社会成员的新陈代谢，是人物在固定的社会结构中的流动。乡土社会因其地方性，可被看作是变化极缓慢的静态社会。

长老统治是来源于社会继替的一种权力。每个人都来人间走一遭，要学礼。学习并非天性，需不怕困、不惮烦，因而要有外力加以强制。这种外力可以看作是一种权力，是教化性的、爸爸式的权利，即长老统治。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就是长老统治的一个实例。

三、联想及思考

用《乡土中国》中所述的文化特点，可以从文化的角度可以解释我国的农民工现象。

（一）户籍问题

中国农民工流动呈现出大雁迁徙似的特点——平时在外打工，农忙时节和春节回到原籍。我们发现老一辈的农民工很难在打工的城市扎根，新一代农民工又因为户籍问题得不到解决，一样难以做到彻底的迁移。

农民工流动之所以呈现出这种特点，究其文化原因，是由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所决定的。农民自古靠土地为生，即使在现今的社会现实中一部分人弃农打工，但存他们骨子里的对土地的眷恋和务农的本性是难以改变的。所以在解决农民工户籍问题，不仅要简单的思考户籍开放与否的合理性，也要从文化层面进行考虑，从而提出更有效的解决措施。

（二）欠薪问题

在劳动关系运行过程中，农民工因未签订劳动合同而导致的欠薪问题尤为严重。一般而言，我们将其归咎为农民工法律意识薄弱，提出解决措施时，“增强农民工法律意识”这一项必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