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新农村建设

社会新农村建设（精选6篇）

篇1：社会新农村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农村需要“换位”思考

然而，虽然出现“民工荒”，却并不代表农民工随随便便就能找到一个好工作。不少企业“招工难”，但不是什么人都缺，最缺的还是有一技之长的技术工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报告也表明，企业招工非常重视文化程度和技能水平，83%的岗位要求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53%的岗位需要达到初级工以上的技能水平。这无疑对农民工的培训，对农村人力资源的挖掘，提出了一个新课题。

近年来，面对城市对农民工的大量需求，许多地方开始改变“就农业而抓农业”的思路，尝试用“减少农民”的办法，彻底摆脱“三农”困局。实践证明，这的确是一个好办法。一些现代化国家的.经验表明，农业人口大大少于从事工业、服务业的人口，是缩小城乡差别、实现工业化的前提。但是农民自发向外流动，却面临种种困难。首先是观念转变难，全国除个别地方因为人口众多、土地资源奇缺，农民有外出经商、务工的习惯外，许多地方的农民，对外面世界更多的是感到恐惧和无奈。其次是技能获取难，农民本身没有资金，又不知到哪里学习技术，因此对政府部门组织培训就有了更多的期待。

齐齐哈尔通过“换位”思考，给农民“换脑”，正是因应这一新变化推出的新举措。转变干部和农民观念，是发掘农村人力资源、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第一步。同时他们又加大投入，打造农民工培训、市场对接、服务、信息四个平台，使大批农民工掌握了一技之长，成为人才市场上抢手的“知名品牌”，提高了农民工的竞争力，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拓展了空间。

“三农”问题是人们关注的重点，在尝试解决“三农”问题、致力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不妨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一点，跳出农业抓农业。这其中，加大农民培训力度，开发农村人力资源，是事半功倍的突破口。在向农村基础设施倾斜，为农村搞好硬件建设的同时，不妨把一部分资金投入到面向城市需求、通过培训提高农民技能上来，把农村人力资源尽快转化为人才财富，一方面源源不断地满足了城市、企业发展的需要，同时为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实现农民增产增收，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从而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篇2：社会新农村建设

教学目的：深刻了解和认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时代背景、重大意义、目标要求和基本原则；

教学提示：可适当引用教学参考之内容；

教学时间：1.5小时。

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从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出发，顺应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提出了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历史任务，并成为“十一五”规划的首要任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对农业是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对农村是一场重大的社会变革，对农民是一个美好的时代福音。但要从理论上把社会主义新农村说清，在实践上做好，都不容易。要真正贯彻中央精神，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理论问题上必须弄清以下几个基本问题。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背景

(一)我国总体上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时机已经成熟。目前，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些主要发展指标均表明我国已进入城乡统筹发展的新阶段。一是人均GDp。2005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700美元，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二是产业结构。2005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3%，第二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51%和36%。非农产业成为我国经济的主体力量，以信息和重化工为代表的产业，已取代了传统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三是就业结构。2005年，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为44%，第二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分别为23%和33%。非农产业已取代农业成为我国劳动力就业的主体。四是城镇化水平。2004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41.8%,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正处于工农和城乡关系调整的转折时期，初步具备了加大对农村发展支持的条件。

(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面临许多有利条件和难得的机遇。第一是我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2005年，国家财政收入突破3万亿元大关。财政实力的增强，表明我国具备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能力。我们完全有能力通过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进一步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第二是中央的支农惠农力度逐渐加大。第三是加快农村发展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第四是农村建设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综合以上四点，说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在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国家财政的增长已经初步具备工业反哺农业和城市支持乡村能力的现实基础上提出来的。另一方面，面对日益扩大的城乡差别和更加突出的“三农”问题，人们普遍要求改变农村公共设施和公共事业落后面貌，实现城乡和谐与协调发展；要求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质量，让农民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央发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伟大事业的号召。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要求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要求非常明确，内容非常全面，“十一五”规划用“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20个字描绘出了一幅新农村的美好蓝图。这20个字包含的内容涉及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管理等方方面面。生产发展为新农村各方面的发展提供物质条件，生活宽裕是新农村各方面发展的最终目的，乡风文明为新农村的各方面发展提供支持，村容整洁为新农村的各方面发展提供良好环境，管理民主为新农村的各方面发展提供政治保障。我们一定要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新农村建设的丰富内涵，确保新农村建设沿着正确轨道顺利推进。

(一)生产发展——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生产发展是建设新农村的基本前提，只有生产发展，才能为建设新农村、提高广大农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为农村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否则，新农村建设就成了无源之水。

(二)生活宽裕——新农村建设的核心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核心目标就是为了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让农民享受到改革的成果，逐步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差距不大的公共服务。

(三)乡风文明——新农村建设的关键环节。乡风文明，就是要不断提高农民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重建农村精神家园，丰富农村文化生活，形成崇尚文明、崇尚科学、健康向上的社会风气。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灵魂。

(四)村容整洁——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村容整洁，就是要从根本上治理农村脏乱差的状况，改善农村生态环境、人居环境，打造拥有新房舍、新设施、新环境、新风尚、新秩序的农村新面貌，使农村成为人们享有幸福感的美好家园。这是建设新农村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

(五)管理民主——新农村建设的有力保障。管理民主，就是要在农村党组织的领导下，健全和完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村民自治机制。这是建设新农村的政治保证。

篇3：论新农村建设与农村社会工作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农村社会工作,不可替代性,互补性

2005年, 中共中央召开了十六届五中全会, 并在会上针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出现的新变化、新情况提出了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会议认为,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 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 扎实稳步地加以推进。2006年, 中共中央提出建设一支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 社会工作也由教育研究阶段步入制度性建设阶段, 农村社会工作也以此为契机获得了长足发展。比较新农村建设和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工作, 两者在推动农村社区发展、建设社区文化、改善村民关系方面有许多共通之处, 如农村社会工作中倡导政府及社会政策的改变与新农村建设的管理民主、农村社会工作中的社区发展与新农村建设的生产发展或生活宽裕、农村社会工作中社区教育和社区卫生项目与新农村建设的村容整洁和乡风文明等都有相似之处。既如此, 国家在推行新农村建设时为什么还要提倡农村社会工作, 在开展农村社会工作时为何要实施新农村建设?笔者将从历史审视、现实比较和未来指向三个时间维度来分析两者的共同基质、不可替代性和互补性。

一、历史分析:两者产生于共同的历史渊源和社会背景, 使其具有可比性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提出并不是突然非理性的行为, 是基于历史农村改革与建设的先例和社会大环境所发生的新变化、新情况而缜密论证的产物。同样, 农村社会工作的研究与推行并不是一朝一夕实现的, 是经过长期历史上传统社会工作和我国特色相结合的实践产物。审视历史农村建设与改革进程, 两者的产生有共同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

历史实践证明, 任何一项社会发展战略的提出和专业手法的运用都依赖于当时的社会背景。民国以前、地主占有土地, 他们赶走原来的土地所有者 (即农民) , 然后把土地租佃给这些无地农民, 由农民自行开发与耕种, 缴纳地租。在长达二千年的封建社会中, 农业生产所有制虽然没有发生改变, 但在不同的时期也出现了许多推动农业生产发展的制度颁布, 如北宋时期的王安石针对土地大势兼并阻碍经济发展的社会背景, 提出了运用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和农田水利法等措施来调整封建国家、地主和农民关系的政策以及发展农业生产。虽然农业社会也不乏贫困和社会问题, 便是人们主要是靠家庭、家族和新朋好友来解决问题, 这种低度分化和低流动性不可能育化出现代社会工作。民国时期, 我国内忧外患, 中国农业社会极度衰落凋零, 一批有识之士希望通过乡村建设来救治中国社会。其中, 乡村建设中的许多探索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一定的差异, 但在基本内核上却有相通之处, 如梁漱溟的文化建设和晏阳初的“四大教育”与新农村建设的乡风文明、培育新型农民相似。同样, 一批学者也在这一时期探索农村社会工作即农村社会调查, 李景汉带领组织25名学生对黑山扈村21个家庭进行了调查并撰文《北平效外之乡村家庭调查》。乡村建设由于有费孝通等一批社会学家的参与, 也是我国特色农村社会工作的萌芽时期。建国以后至改革开放前, 党和国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土地改革, 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 使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 极大的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不过, 组织农民走合作化道路却违背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 使农村发展出现停滞甚至走向倒退, 专业性农村社会工作此时也完全处于空白。改革开放以后, 在全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实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制度, 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 增强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的加快, 单位制社会解体和碎片化社会的逐渐形成, 农村与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大。加之, 农村基础设施毁损严重、乡风衰落、卫生条件差、村民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淡漠等现象的出现, 极大的干扰了农业生产发展。在此社会背景下, 我国党和政府推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并提出“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五个具体目标, 协调农村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建设。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农村社会工作进入快速发展期, 农村社会工作者们也从农村社区贫困人口、残疾人群、老年人群体和有行为偏差的青少年等进行专业社会工作介入, 更是从推动农村社区发展、社区文化建设、参与社区治理等方面出发开展社区服务, 促进农村社区的和谐发展。

可以说, 新农村建设的提出和农村社会工作的推行具有共同的社会基础, 是共同社会背景的产物和历史实践经验的呼唤。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 运用不同的手法作用于同一领域以期达到共同的目标。基于此, 新农村建设与农村社会工作才具有可比较性, 才能分析出他们的差异性和互补性。

二、现实对比:实践过程中的差异, 使两者具有不可替代性和互补性

虽然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社会工作都是时代的产物, 也都是出于推动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但两者仅从字面上就能发现很明显的差异, 如新农村建设属于政府用语、而农村社会工作属于专业术语;新农村建设强调建设、农村社会工作强调社会工作等。实际上, 根据近几年来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社会工作的实践过程分析, 两者在实施主体、形式和方式方面表现出了极大的差异, 具体表现在:

差异表现一:实施主体的政府性或非政府性。实施主体是某一政策、方案或项目提出并推动的个人、组织或团体, 有别于参与主体或建设主体。毋庸置疑, 新农村建设的建设主体和农村社会工作的参与主体都是农民。但是, 两者在实施主体上有很大的差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由政府推动实施, 是我们党和国家在新时期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 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并全力推进, 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织部分, 具有时代性、全面性、动态性、差异性和长期性的特征。而农村社会工作是由学术团体、民间机构组织运作, 按照项目通过学术研究、民间实验的形式推进, 具有非政府性、典型性、深入性等特征。

差异表现二、实践形式的“外推性”或“内生性”。我国改革开放以来, 一直奉行城市带动农村的发展策略, 在资源分配、政策制度支持方面都始终倾向城市, 使得相当部分农村基础建设薄弱, 发展资源匮乏, 进而村民自治的作用难以发挥。因此, 外部支持、推动以及国家基于现代化努力同时以不能不依赖科层运作体系及其工作机制而强制性介入是完全必要的。新农村建设正是这种“自上而下”外部性推动的形式。然而, 农村社会工作作为社会工作的一个分支, 是以农村社区基本情况的扎实调研为前提, 以农民需求为导向, 以驻村为主要形式, 运用个案、小组、社区及社工行政等专业手法深入全面的推动社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正是这种以调研为前提、以需求为导向的工作手法, 决定了农村社会工作的工作方向直接与农村、农民息息相关, 具有内生性和自下而上的特点。

差异表现三、实践方法的分类指导或灵活探索。我国不同地区农村的发展水平有很大的差异, 就是同一个地区内农村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也差距不小, 所以新农村建设不可能全国都一个模式。因此, 在新农村建设的实践方法上必须因地制宜, 对不同地区采用不同的模式, 不搞一刀切, 而是采取分类指导, 即按照大中城市郊区、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人多地少地区、中西部人少地多地区等四大类区制定不同的政策指导新农村建设。相比较而言, 专业社会工作是西方国家的产物, 农村社会工作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性社会工作, 并没有现成的模式和经验可以借鉴, 尚属于探索时期。目前, 在我国内陆开展的农村社会工作又多以项目的形式出现, 使其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自主性。

通过以上分析, 新农村建设与农村社会工作在实施主体、实践形式和方法存在较大的差异, 彼此互有优势与劣势。如新农村建设的政府性和外推性, 使在实践过程中具有充足的资源供给和制度保障, 在分类指导的策略下能够对不同地区深入全面的进行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的建设, 但却使农村主体性地位缺失, 农民参与意识不强、积极性不高, 存在急躁冒进和孤立片面的倾向等问题。农村社会工作的非政府性和内生性, 能够充分考虑农民的需求, 极大的激发了农民参与建设的热情发挥他们主体性的作用, 带动农民挖掘自有资源和农村社区资源, 但由于自有资源的有限性和本身处于探索阶段, 不能长期、全面的推动我国农村社区的发展。因此, 两者并不能相互替代。

有些学者认为, 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社会工作在实践过程中的差异正是由于两者不同的发展理念、动员组织方式和目标而产生的, 所以依据库恩的范式提法则两者具有不可通约性, 两者不能比较、交流与契合。但是, 库恩强调指出, 不可通约性并不必然等于不可比较性, 两个不可通约性理论不仅是可以比较的, 还是可以部分交流的。因此, 对比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社会工作的差异性所产生的优缺点, 如新农村建设中农村主体性地位缺失而农村社会工作中充分发挥农村主体性作用、新农村建设充足的资源和农村社会工作的资源有限性, 两者实际上在推动农村发展的功能方面具有一定的互补性。

三、未来指向:实现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社会工作的互惠共生

新农村建设与农村社会工作在性质上有差异, 但在功能上具有互补性。若能发挥两者的优势、弥补他们的不足, 将在很大程度加快新农村的建设步伐。而将两者结合起来, 实现他们的互惠共生将是彼此扬长避短的最佳方式。互惠共生是共生体共生的行为方式之一, 也是共生体的最终努力方向, 能够产生新的能量并保证共生主体的独立性, 是实现社会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的方式。共生包括共生单元、共生环境和共生模式三个基本要素。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社会工作的实施主体就属于共生主体、即政府和民间机构 (或学术团体) ;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 农村基础设施薄弱、乡风衰落、卫生条件差是两者共生的宏观环境;互惠共生将是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社会工作共生的基本形式。在共生主体存在, 共生环境具备的条件下, 如何实现两者的互惠共生和有效结合将是未来农村建设与和谐的努力方向。

制度内整合现有资源, 实现新农村建设与农村社会工作的契合性关系。国家在推动新农村建设的同时, 提倡建立一支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 两者并不相矛盾, 却为两者的契合创造了许多条件。一方面, 农村社会工作配合政府做好新农村建设。国家自上而下的推动农村硬件、软件的建设, 使农村环境发生急骤变迁, 相应滋生出某些社会问题。社会工作应充分利用专业敏感性, 发挥专业优势, 加大介入农村社区力度, 关注弱势群体利益, 解决和预防敏感社会现象的发生, 配合政府做好新农村建设。另一方面, 利用现有条件有效结合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社会工作。例如, 政府在推动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 为了使软件不滞后于硬件的发展, 提出并施行了大学生村官政策, 鼓励大学生到农村服务。据统计, 2009年大学生村官有十三万以上, 涉及了理工科、文科等诸多专业。其实, 整合现有资源, 要求怀有服务农村社区热情和具有相关专业背景的大学生到基层农村服务, 可以更有效的发挥大学生村官政策。特别是, 可以加大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到农村工作的扶持力度, 实现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社会工作的契合性发展。

制度外培育社会组织, 通过政府购买农村社会工作服务实现两者的合作性关系。政府购买农村社会工作服务指的是政府或机构出资金, 下达任务, 定期评估, 但决不直接参与或插手服务;社会组织按政府的要求提供农村社会工作服务, 接受政府或机构的评估, 同时还用高质量的工作来争取下一年度拔款。社会组织是社会工作的重要载体和依托, 而其发展受到资金的困扰。政府可以通过购买农村社会工作服务的方式, 培育社会组织并缓解其发展经费, 利用专业社工手法解决或预防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带来的社会性问题, 最终实现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性、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社会工作的契合性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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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闵桂林祝爱武:新农村建设中农民主体地位实现机制研究[J].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11月P220—232

篇4：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牛变秀(北京农学院政法系副教授)

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赖于高效借用、开发和推广农业技术，并提供特定的制度保障，进而有赖于适宜的观念文化基础和土壤，即制度安排必须植根于特定的文化土壤中，与人们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相适应——“技术推广一制度创新一文化制约”三者互动关联。

必须立足于“农民、农业、农村”实际，探讨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与农业技术借用、开发和推广所必需的制度创新之间的内在关联，在制度创新与文化进步的张力互动中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刘德中(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博士)

在我国，新农村已不再是空中楼阁，而成为活生生的现实，如江苏华西村、河南刘庄、广东南岭等。他们在发展中坚持了社会主义原则，不仅改变了物质面貌，而且改变了精神风貌，焕发出勃勃生机。若背离社会主义方向，往往在解决温饱后陷入“温饱陷阱”和精神沙漠，即使物质上富裕了，也不可能有持久的和谐，不会保持充足的后劲。

建设一个好班子、选拔一个好班长是他们成功的奥秘。通过当前的第三批先进性教育，要重点培养造就大批的好班长，带出好班子，从而改变旧农村的面貌。

刘选启(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政府副区长)

“三农”问题，基础打在农业，重点放在农村，关键落在农民小康社会，最紧要的是必须不折不扣地解决好农民问题。

如今群众关心的切身利益问题很多，得狠下功夫加以解决。首先要选好“领头人”，让农民信任你。其次要不断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使他们脱胎换骨，真正变成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再次要形成和谐共存的局面，让农民“公平地吃饭、自由地讲话、尽心地干活”。最后要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促使农民尽快走上小康之路。

高文峰(山东省汶上县白石乡党委书记)

新农村的“新”，不仅在于发达的城市反哺还不发达的农村，强大的工业反哺尚很弱小的农业，更在于全面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篇5：社会新农村建设

摘要：农业、农村、农民这一问题是政府关心的重点，是学者研究的焦点。中国的改革第一步源起于“三农”，中国未来的成败，也必将取决于“三农”，这是显而易见的。泱泱大国，农为根本，只有“根本”的问题解决好，才是最彻底的，最有价值的，最革命的。2006年4月，国家发改委下达了关于开展农村经济重大问题调研的指令，按照国家发改委下达的调研课题，笔者有针对性的深入湘潭县农村开展调研，并运用湘潭县县委基层办、县委政研室和湘潭县政府经研室的相关调研成果，形成了综合性调研报告。调查结果表明：村级集体经济薄弱、农民增收乏力，村庄建设规划滞后和尚未建立长期投入机制，成为我国当前新农村建设面临的四大难题。影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原因是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相悖的政策失衡、体制障碍、城乡隔阂。要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大目标，笔者以为要做好做活五个方面的文章：

一、生产发展 用工业化的理念 实现经济重建--关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研究；

二、生活富裕 用产业化的布局 实现社会重建--关于增加农民收入研究；

三、乡风文明 用市场化的思维 实现制度重建--关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

四、村容整洁用城镇化战略 实现生态重建--关于农村环境污染研究；

五、管理民主 用科技化的手段 实现文化重建--关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研究

关键词：农村经济，经济发展，和谐发展

近三年，中共中央制定出台了关于“三农”问题的三个一号文件，有力促进了农民增产增收，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开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局面。2004年2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下发，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第六个一号文件。文件要求，要调整农业结构，扩大农民就业，加快科技进步，深化农村改革，增加农业投入，强化对农业支持保护，力争实现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尽快扭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

2005年1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下发，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第七个一号文件。文件要求，要稳定、完善和强化各项支农政策，切实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继续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努力实现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2006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下发，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第八个一号文件。文件要求，要完善强化支农政策，建设现代农业，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积极调整农业结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加快社会事业发展，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确保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良好开局。

难题之一: 乡村债务问题

据调查，一般规模较大的行政村年刚性支出需15万元左右，规模相对较小的行政村也不少于10万元。但目前大多数村的经济现状都不乐观。原因有几个方面：一是受政策性制约，企业改制断了收入，税费改革少了收入，招商引资没了收入；二是经济发展空间小，受制于有限土地资源、资金和自然资源；三是财政转移支付入不敷出，不可预见性支出不断攀升，正常运转难以为继。村级集体往往经济薄弱、无钱办事，这成为建设新农村的突出难题。

一、乡村债务结构分析

~~县乡村两级负债总额为55161.99万元，其中乡一级负债42586.33万元，村一级负债12575.66万元，其债务结构如下:

按成因划分:A、地方上项目、办企业，造成决策失误或因管理、市场原因亏损形成的债务14992.45万元(其中乡级13814.10万元、村级1178.35万元)占27.18%。B、办福利事业、“普九”、乡镇医院和村办福利事业建设形成的债务5853.77万元(其中乡级4819.21万元。村级

1034.56万元)，占10.61%。C、民间高息借贷、完成各种上交任务，因本金、利息形成的村级债务3599.48万元(其中乡级2484.72万元、村级1114.76万元)，占6.53%。D、如通乡镇油路、农田水利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形成的债务4922.01万元(其中乡级3070.66万元、村级1851.35万元)，占8.92%。E、因村级财务管理混乱，干部因素形成的历史性债务1335.54万元(其中乡级968.14万元、村级367.4万元)，占2.42%。F、农户欠交税费，逐年欠款而增加形成的集体债务10640.2万元(其中乡级4659.72万元、村级5980.48万元)，占19.29%。H、其它原因形成的债务13818.54万元(其中乡级12769.78万元、村级1048.76万元)，占25.05%。

按债权人划分:A、欠银行、农村信用社、基金会及其他金融机构20131.79万元(其中乡级17614.46万元、村级2517.33万元)，占36.49%。B、欠乡村工程业主3418.82万元(其中乡级2755.70万元、村级663.12万元)，占6.2%。C、欠乡村干部7682.6万元(其中乡干部5769.09万元、村干部1913.51万元)，占13.93%。D、欠乡村教师2518.4万元(其中乡级2452.30万元、村级66.1万元)，占4.57%。E、欠民间个人2568.06万元(其中乡级l537.07万元、村级1030.99万元)，占4.66%。F、欠其他经济组织10881.74万元(其中乡级6049.24万元、村级4832.50万元)，占19.7%。H、欠其他债权人7960.58万元(其中乡级6408.47万元、村级1552.11万元)，占14.42%。

二、乡村债务成因分析

1、财源有限。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撤区并乡、农村税费改革、免征农业税等农村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行，村集体不再有剩余产品的分配权和经济收入的支配权，“五统三提”、农业税附加等乡村集体收入也随之消失，乡缜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大多数被取消，预算外收入锐减，乡村集体收入来源被逐渐抽空;由于人才、技术、资金、市场缺乏、企业组织化程度低等方面的先天不足，曾经红火一时的乡镇企业，在90年代纷纷破产倒闭或改制重组，每个乡镇每年几十万元乃至上百万元的企业管理费收入顿时化为乌有;1988－1993年，国家实行：划分税种、核实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地方财政的留成比例较高，理财自主权较大，财政状况相对宽裕，而94年以后实行的分税制，地方的独享税种只有营业税、地方企业上缴利润、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等小额税种，而增值税、所得税地方只分享25%、40%，地方财源严重“缩水”。

2、刚性支出居高不下。由于机构雍肿，队伍膨胀，乡村二级的工资、误工补贴，办公费、交通费等基本支出使乡村不堪重负，政策性增资只能“挂空档”。旱涝灾害、山林火灾、矿山事故等突发事件而导致的不可预算费用，使原本拮据的乡村财力更加捉襟见肘。，3、财源流失严重。分田到户后，村级集体财产被一分而尽;撤区并乡、企业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严重;人情税、关系税、税收征管力度不够，导致税收不能按国家政策足额征收;农民增收缓慢，农业税费收缴缺口大，尾欠收缴难度大，征收成本高;实行分税制以来，一定四年的乡镇税收任务必须无条件完成，不能完成的乡镇只能高价买税(20~30%的手续费)或高息借贷垫交;成立于1994年的农村基金会、互储会，一开始就以高息和分红疯狂吸收存款，违规大额放贷，直接威胁金融秩序，99年国家下令强行关闭时，乡镇财政向国家举债1.181亿元兑付农民存款，农村“两会”清收不仅使县、乡、村支付了巨额的清收成本，还承担了1368万元的利息债务，至今还有9000多万元的不良贷款没有收回，4、盲目性建设投资强力扩张。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政企不分，政府办企业、政府为企业担保贷款，使乡镇不得不花巨资为企业亏损买单，为企业偿还不良贷款本息;各种达标工程、政绩工程劳民伤财，使乡村债务陡增;为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政府运用行政手段组织农民发展新的生产经营项目，并和农民签订保产保利合同，项目失败后，政府不得不替农民交纳巨额学费。

5、预算约束力不强，挥霍浪费严重。乡镇人大会议上通过的财政预算报告往往是一个形式，乡镇的财政支出一是拆东墙，补西墙，毫无预算可言。二是乡镇财政支出往往是书记、乡镇长说了算，管他预算不预算，支出决策不仅脱离预算而且基本上没有民主可言、更不要说财务制度了。三是村级财务管理混乱，乡级财务账性违规违纪支出现象较为普遍，有限的乡村财力“跑、冒、滴、漏”严重，乡村债务雪球越滚越大。四是乡镇主要领导异动频繁(平均任期2年左右)，在领导的潜意识中，根本就没有长远打算，大多是过日子、守摊子、找路子，希望早日脱离“苦海”，支出的随意性也就被无限放大。五是村一级的支出就更没有计划了，“到手就是财、今朝有钱今朝用，管他明天怎么过”，是大多数村干部的理财之道。

在现行的乡村绩效考核机制中，数字化强制性硬指标不少，唯独没有行政成本的考核指标，乡村干部在行政过程中，没有成本意识，从客观上助长了铺张浪费的不良风气。个别乡村干部为了自己的仕途和声誉，不惜花公款制造虚假政绩为自己脸上贴金。在乡村财力日益拮据的状况下，办公费、交通费、通信费、公务接待费却节节攀升，大吃大喝俨然成风，公费请客送礼愈演愈烈。在公款消费上讲排场、讲档次、互相攀比，债务包袱越背越重，群众怨声载道。

三、乡村债务影响分析

巨额的乡村债务对基层组织运转、农村社会稳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1，是违法行政的重要诱因。乡村出现收支失衡后，乡村干部首先想到的是利用行政资源，巧立名目向行政相对人收取各种费用，因而，农村“三乱”久治不止;为了弥补工作经费的不足，乡村两级均热衷于违规征用土地搞建设，通过炒地皮，从中获取20-30%的收益;由于经费紧张，驱使政府机关和干部采取各种隐蔽手段经商办企业;为确保正常运转，乡村干部千方百计找门路，以项目建设为幌子，通过非正常途径，采取非正常手段，争取上级支持，以弥补工作经费不足。

2、直接影响党的执政能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沉重的债务包袱，使乡村主要领导整天处于“借新债、还旧债、躲追债”的状态下，影响了他们谋划经济发展的精力;湘潭县的干部工资只有~~市的1/

2、长沙市的1/3，并且还不能按时发放。乡村干部为垫交税费、垫付工作经费，每人手里攥着几千元、上万元乃至10多万元的“白条”，兑付遥遥无期，乡村千部人心涣散、意志消沉；面对存量和增量均严重不足且强制带病超负荷运行的农村基础设施、亟待完善的社会事业公益设施，乡村二级无力改造和建设，农村公共产品供需脱节的现象更加严峻;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保障，有限的农业技术推广经费和教育经费被乡村挪用已习以为常，直接影响农业科技推广和农村基础教育。沉重的债务包袱，致使乡村二级运转困难，公共服务职能难以正常发挥，势必影响党的执政能力，同时，由于公共投入不足，也直接制约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影响农民增收致富。

3，有损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形象。巨额的乡村债务使乡镇政府、村委会成为农村最大的债务人。对内，欠乡村干部的工资和公款私垫费用，对外，大到欠金融机构贷款、施工单位工程款，小到欠水电费、运费、餐费、办公用品费，而且在目前状况下，乡村根本不具备偿还能力，只能采取能拖就拖、能躲就躲的应对之策，社会公信度大打折扣。债主为了早日拿回欠款，无奈之下，只能无休止地纠缠乡村干部，围堵干部家门和乡村驻地、封堵学校大门、强行搬走农具和办公用品，搞得乡村干部声名狼藉，无法开展工作。

难题之二: 农民增收问题

近年来国家实施了一系列惠农政策促进农民增收，但受多种因素制约，农民增收依然十分困难。农民富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目的，增收困难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大挑战。首先是种养业增收难。农业抵御市场风险和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弱，增收的不稳定性较大。虽然国家对农民实行了种粮补贴，但生产资料和机械作业费等持续涨价，无形中增加了生产成本，农民从事种养业增收困难。二是产业化带动难。近几年农业产业化有了一定发展，但农业竞争力总体还不强，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还不高，带动农民增收不明显。公司加农

户和协会加农户等模式并未给农民增收带来多少实惠。公司、协会和农民之间还未真正形成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农民几乎没有在企业或协会的二次分配中获益增收。有的地方将合作经济组织或协会作为普通企业对待，有的作为社会团体对待，还有的地方根本没有适当的名分。这种混乱局面使得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贷款、纳税、保险等诸多方面困难重重，严重妨碍其发展。三是转移性增收难。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的比例逐年增加，外出打工和就地转移的劳动力队伍庞大，但由于综合素质低，大多数劳动力仍从事着低收入的工作，技术型、技能型劳动力转移输出很少，无法获得较高收入，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受到抑制。四是政策性增收难。自2005年起，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及其附加，“一免三补”政策提高了农民的种田积极性，但农民依靠政策增收的空间也在缩小，没有更多途径。

一、农业政策执行情况

税费改革前的2001年，~~县农民的税费负担情况为:农业税28404509元、农业特产税5160000元、生猪屠宰税1352700元、乡统筹47604645元、村提留18886556元，共101408410元。人平负担98元，亩平(按计税面积计算)负担108元。一些临时性摊派和搭车收费(约30元以上/人)尚未计算在内。

2002年税费改革时，湘潭县核减一批不合理计税面积，合理确定计税产量，取消农业特产税、生猪屠宰税和“五统三提”，将农业税费门类规范为农业税和农业税附加，2002年和2003年因税费改革使农民减负约30元/亩。

2004年农业税税率由7%下调至4%，全县农业税及附加总额3304万元，人平负担31.98元，亩平负担35.30元，较2001年下降67.42%。2005年，农业税全免，全县预计免征农业税6046.4万元，从此，农民完全从税费负担的梏桎中解放出来。

2003－2004年，~~县共减免农业税10116.4万元，得到了上级财政等额专项转移支付。2002－2004年，~~县共下援农业税灾社减免2163.7万元，重点照顾贫困村组的农户、五保户、烈军属、残疾人、受灾群众和水库库区内的困难群众。

2004年，~~县严格执行国家政策，发放直补资金970万元，粮补资金1544.4万元，使农民直接增收2514.4万元，人均增收24.51元。

二，2000～2004年~~县农民收入情况

〈一〉、农民人均纯收入总量及构成的变化情况。

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000年的2644元增加到2004年的3681元，5年内增加1037元，增长39.2%，年均递增8.62%。

2000—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度增长具有极大的不均衡性（2000年较1999年增长3.97%，2001年较20001年增长5.3%，2002年较2001年增长5.7%，2003年较2002年增长7.5%，2004年较2003年增长16.3%）。5年中，农民收入虽稳步上升，但有四年的年间增速低于

8.62%的年均增速;其增长规律具有较强的阶段性和明显的跳跃性，前四年为低速期，年均增速仅6.17，2004年为快速增长期，较2003年增加516元。增长16.3，首次超过城镇居民纯收入增返5.3个百分点。若没有2004年的高速增长支撑，就不可能实现8.62%的年均增速。5年间，农民纯收入的构成基本稳定。家庭经营收入占60.78%，5年间的增减幅度稳定在58—2.5%之间;工资性收入占36.19%，5年间的增减幅度稳定在34.3～38.9%之间;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仅占0.87%、2.16%。湘潭县2004年农业总产值44.3亿元，农业增加值25.21亿元，粮食种植面积187.4万亩，粮食总产量85.72万吨，出栏牲猪234.49万头，农民人均纯收入3681元，分别比上年增长8.6%、8.5%、17.3%、14.7%、8.4%、16.3%。以上数据显示，随着一系列以“多予、少取、放活”为核心的支农扶农政策的颁布实施，农业和农村取得了多年以来难得一见的好形势，粮食生产在短期内实现了恢复性增长，农产品全面丰收，农业效益明显提高，特别是农民收入增幅首次超过城镇居民，成为国家宏观调控下，县域经济特别是农业大县县域经济的最大亮点之一。

〈二〉、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特点

1、农民收入的增长仍然依赖于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收入来源渠道依然狭窄。

2、农民收入增长与国家政策紧密相连，2004年农民收入的快速增长主要是政策效应。免征农业税不仅使农民减轻了负担，更重要的是从源头根治了农村乱收费的痼疾，使各种巧立名目的搭车收费失去其依附的载休，广大农民群众可谓欢呼雀跃，拍手称快。直补、良补给了农民一条稳定的政策性增收渠道，减负和增收使农民在长期的“高负低收”的恶性循环下解脱出来。

3、较长时期内农民收入增速一直低位徘徊。以2000~2004年为例，年均增速仅8.62%，其中，2000年较1999年仅增长3.97%，2001年增长5.3%，2002年增长5.7%。扣除物价上涨因素，2000~2003年的农民收入增长处于停滞和负增长状态。

4、农民收入的内部分化日趋加剧。2003年，我们调查了8个乡镇20个村50户农户的收入情况，户均收入8400元，其中年收入10000元以上的17户，占34%;年收入在5000~10000元的26户，占52%;年收入1000~5000元的5户，占10%;年收入1000元以下的2户，占4%。

三、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

1、农民增收的空间非常有限。1998年以来，农民收入持续低迷的原因除政策等因素外，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经历了10多年的家庭经营后，农村生产力、单位土地面积的生产效率已经发挥到了极至，在新的经济体制、产业格局、生产经营模式没有出现以前，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必然进入“休眠期”。2004年的增产、增收、增效缘于政策好、市场旺、人努力、天帮忙，政策的引扶效应和市场的刺激效应又一次发挥到了极至，要保持2004年的良好发展态势已属不易，要谋求新的发展和突破，难度可想而知。

2004年，农作物产量和价格也接近峰值，依靠提高单产和市场涨价增收显然“内存”严重不足。在世界农产品生产与贸易不断集中、全球农产品贸易的垄断性经营、发达国家对农产品进行巨额补内贴并对其他国家的农产品进口设置绿色壁垒的国际背景下，中国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不强。

2004年，我国农产品的平均关税从45%下降到17%，许多农产品的关税普遍下调20—30%，国际农产品在中国的市场价格也将下降20—30%，农产品价格回落的压力越来越大。一家一户的小生产已经无法经受国际国内大市场的冲击，国内农产品生产和加工企业面临新的考验和挑战。

进入鸡年，农产品价格就遭遇“寒潮”，首先是稻谷价格比2004年下跌5～8元/50kg，接着是4月下旬～5月下旬的牲猪价格直线下跌，良杂猪由去年的10.2元/kg跌至8.4元/kg，良良猪由去年的11元/kg跌至8.4元/kg，在经历了一个月的低价运行后，牲猪价格才触底反弹，小幅上扬，但仍然没有恢复到2004年的价格水平。工资收入己成为农民收入的“创业板”。受国民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和就业机会相对较多的影响，尤其是城镇建筑业、制造业等对农民工需求大的产业增长强劲，民工外出务工寻找工作的机会相对较多。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将为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提供一定数量的就业岗位。估计在近几年，工资性收入会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主要的贡献因子。但，从发展的角度看，劳务经济也面临诸多制约，一是竞争越来越激烈。全国共有农村劳动力42亿，农业自身的劳动力需求只有1.7亿，尚有3.1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加上城镇下岗失业工人和新增就业人员，城市的承载能力相对有限。二是随着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少。三是劳动力的供大于求，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体力型务工人员的薪金待遇会越来越低。四是湘潭县的劳务经济至今是一种自发经济，管理松散，组织化程度低，若不引起高度重视，就有可能失去部分劳务输出市场。

2、农民增收的风险性系数大。农村是一个庞大的“露天工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农民是“靠天讨吃”。目前，我国尚末建立农业风险救助机制，一遇自然灾害，农民就只能望天兴叹。

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实现了超常规的快速发展，资源、环境压力也与日俱增。众所周知，过度开发和盲目扩张所带来的环境污染、水士流失、生态失衡、资源紧缺必然导致气候的反常，自然灾害发生频繁，农民增收的风险系数也就不断放大。

3、农民增收的自主性非常有限。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受思想观念、认知水平的限制，农民死抱自己的一亩三分自留地不放，适应市场经济规律的土地浪转机制难以形成，产业结构调整步履艰难。作田、养猪、打工不可能使农民收入出现量的飞跃和质的变化，增收动力明显不足。

农产品价格是农业的“晴雨表”，农资价格又是农业的“风向标”，农民对“二价”只能无条件的被动接受，农民增收的不确定因素增加。今天以来，农产品价格有较大幅度的下跌，农资价格却一路飚升，尿素零售价（下同）1950元/吨，同比（下同）上涨14.9%；钾肥2200元/吨，上涨29.4%；碳胺540元/吨，上涨17.4%；复合肥1050元/吨，上涨32.9%；种子9元/kg，上涨28.6%；农地膜14元/kg，上涨4%；抛秧盘0.65元/块，上涨160%；农药的平均涨幅也在20%以上。因农资涨价，农民种田成本增加50元以上/亩。按2004年湘潭县“二补一免”55.72元/人计算，政策给农民带来的收益被农资涨价全额抵消。

受煤、电、油、运紧张和原材料涨价等因素的影响，农资价格上涨有其客观原因。但透过涨价现象还是可以发现一些不可忽视的深层次的问题。一是近年来，舆论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宣传有失偏颇。农业和农村经济刚有转机和起色，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把农村形势说得天花乱坠，片面宣传和夸大成就，对仍在存在的各种问题或是忽略不计，或是轻描淡定，给人以“三农”问题已经解决，农民已经富裕的舆论误导，各行各业，特别是农资生产商和经销商也就争先恐后来分“蛋糕”，为农资涨价埋下伏笔。二是农民对农资生产成本、进零差率等生产经营信息全然不和，涨不涨价、为什么涨价、涨多少，全是生产企业和经销商的一面之词。三是国家在农业生产资料的“产前”补贴方面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投入大量资金，但真正的“好处”往往落到了生产企业和经销商手中，他们一方面享受国家的行业政策优惠，一方面叫苦不迭，大呼亏本经营，一次又一次提高农资市场价格，最终受“挤榨”的还是农民。难题之三：村镇规划问题

一、农村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情况

二、98年以来建设的农村基础设施项目当前存在的问题

难题之四:投入机制问题

1，金融资源流失严重，经济发展受资金“瓶颈”制约

2、上学难、看病难、贷款难，打官司难。

主要原因：政策失衡、体制障碍、城乡隔阂

原因之一：生产经营模式落后，产业科技含量不高。

原因之二：基础设施薄弱，综合生产能力脆弱。

原因之三：乡镇机构雍肿，干部队伍庞大。

表现之四：乡村两级经费紧张，基层组织运转困难。

原因之五：党群关系疏离、干群关系紧张。

原因之六：社会保障体系严重缺失 劳务输出引发社会问题

生产发展 用工业化的理念 实现经济重建

篇6：社会新农村建设

五新一好”的基础上，对塑造新风貌工作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一、明确六条标准，把握农村新风貌主要特征塑造农村新风貌，是意识形态的范畴。如何塑造好，必须有明确的标准。联系赣县实际，我们认为，塑造农村新风貌，必须坚持六条标准：即：干部勤、民风正、邻里和、文体兴、村容美、村规明。干部勤，我们要求干部要当好“四员”：村庄规划的操作员、产业发展的技术员、发展生产的示范员、民事纠纷的调解员。民风正，具体来说就要达到“四无”标准：无封建迷信、无小偷小摸、无“黄赌毒”、无违法乱纪。邻里和，就是要按照“四有”的要求为农村弱势群体提供保障，即贫困农户有人帮、村民大病有钱医、孤寡老人有人敬、小孩上学有保障。文体兴，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薄弱在于农村文化、休闲娱乐活动的匮乏，解决这一问题要做到“四有”：有图书室、有健身场所、有文化活动、有信息网络。村容美，遵循“原生生态，自然和谐”的原则整治村容村貌，关键要做到“四化”：环境美化、路网硬化、用水净化、卫生洁化。村规明，即广泛收集民意，制定贴近实际、通俗易懂、简单明了的村规民约，引导农民形成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发展的管理机制。

二、坚持四措并举，塑造农村新风貌

在塑造农村新风貌的过程中，我们坚持以村容整洁为着力点，以乡风文明为支撑点，以民主管理为立足点，以和谐惠民为落脚点，着力塑造农村新风貌。

1、落实长效机制，保持村容整洁。以“三清三改”为突破口，狠抓村容整治。一是落实资金来源，建好投入机制。主要采取上级争取一点、政府补助一点、社会捐助一点、农民自身投入为主体的形式，落实资金，搞好村庄整治。在财政投入上，我们主要采取以奖代补、以物代资、实物补助等方式，发挥政府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撬动农民的长期投入。比如去年赣县通过政府集中采购水泥的办法，用75万元资金采购水泥3000吨，共吸引群众投资投劳折人民币1210多万元，解决了资金投入问题。二是抓好村庄规划，防止乱搭乱建。我们把规划作为村庄整治和建设的依据。去年全县完成了123个村2145个居民点的规划编制，村庄规划编制率达72.6，今年全县所有的村庄都将完成规划编制工作，规划区内的建设一律按规划执行，规划区外建房的一律不审批。三是落实卫生制度，防止时冷时热。一方面建立村规民约，约束村民的行为。另一方面建立了垃圾集中堆放、聘请保洁员管理卫生等制度，使卫生有人抓、有人管。四是公开办事制度，防止暗箱操作，保证农民的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权。

2、构建保障体系，提高幸福指数。我们注意完善农村的保障体系建设。一是老有所养。一方面建立了“五保”集中供养、社会养老保险等制度，加大了乡镇敬老院的建设力度，使农村老人生活有保障，能安度晚年。另一方面，经济条件较好的村，对农村老人进行生活补助。如梅林镇红金村，在村集体收入中拿出部分资金，对全村6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补贴50元生活费。二是贫有所帮。建立了农村低保、扶贫救济和优抚安置制度，对贫困户生活、灾民实施救助。如去年赣县湖江、古田等地发生洪涝灾害，受灾农民达几万人，我们及时给受灾户送去慰问金，还帮助灾民规划建立灾民新村，全倒户在春节前都搬进了新房。三是病有所医。我们通过加强农村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服务网络建设，强化农村医疗卫生机构的行业管理，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和水平，农民看病贵、看病难，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有所缓解。现在，我们又着手在一些村开展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试点，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病有所医的问题。四是学有所教。建立了党员干部结对帮扶贫困生制度和助学基金，让贫困学生上得起学。特别是全面实施了“留守孩”关爱工程，组建“留守孩”托管中心28个，负责全县19642名“留守孩”的生活、学习、思想教育、课外辅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