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和行动中的语言

思考和行动中的语言（精选8篇）

篇1：思考和行动中的语言

历史证明，思想家与实践家在做事情的时候是存在很大区别的。

思想家首先做的就是深思熟虑，而实践家先不去思考，而是尝试干一下。当然，不同的人必然也有不同的做事风格。思考者在做事情的时候往往是优柔寡断、犹豫不决，因为在他们看来，正确地考虑事情比任何东西都重要，如果思路都错了，那必然导致所有的努力都白费;

而那些实践家所做的就是积极行动，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实践才能出真知。

但我们也确实可以看到许多伟大人物把善于思考和勇于实干这两方面统一得很好;英国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牛顿就是一位杰出的铸币局的局长;英国著名天文学家赫歇耳担任同一职务，也干得十分出色;洪堡兄弟俩无论在文学、哲学、语言学、文献学、采矿业还是外交、治国等方面也都干得十分出色。

再如，尼布尔不仅是世界著名的历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成功的实业家。在丹麦时，政府曾派遣他担任驻非洲某国领事馆秘书兼会计，尼布尔当然不负众望，通过认真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鉴于此，他被推举为丹麦政府金融管理委员会委员，但不久之后，他辞去了这一职务并出任柏林一家银行的联合经理。面对如此多的任务，相信很多人都感觉力不从心，但尼布尔却不是如此。在完成这些任务之余，他还挤出时间研究罗马历史，在这个过程中，他还掌握了阿拉伯语、俄罗斯语和其他斯拉夫语言，并且有历史专著《罗马史》。

我们已经注意到拿破仑十分尊敬学者，也许我们会认为拿破仑一定敢于任用学者帮他共同管理国家。事实也确实如此。拿破仑一贯重视有才干的人，尤其重视那些受过严格训练的、有真才实学的科学工作者。在这一方面，拿破仑可以说是一位敢于任用和重视知识分子的伟大的政治家，但在任用科学家从事行政工作这一方面，他也有失败之处。

拉普拉斯是法国著名的天文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当时，拉普拉斯的大名可以说是无人不晓。拿破仑任命这位大科学家为内政部长。但刚刚任命，拿破仑就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拿破仑后来论及这位科学家时说：“拉普拉斯总是从学术的眼光来看问题。他满脑子都是问题，他总是把细而又细的问题拿出来思考、分析。简直就像搞微积分演算一样，要求一切问题都按逻辑、按公式来解决。这种方法搞科学是对的，但用来处理瞬息万变的行政工作则是不适当的。”但拉普拉斯的这一整套思维方法、行动方式是在几十年的种学研究中形成的，而且他年事已高，很难再改变以适应这种复杂的行政工作。

达鲁的情况就不同了。但达鲁却与拉普拉斯这种纯粹的书斋式伟大科学家不同，达鲁有实际生活经验。当拿破仑手下的健将马塞纳率军征战瑞士时，达鲁曾在马塞纳手下任军需管理监督员。达鲁当时以善写文章著名。当拿破仑亲自提名达鲁出任政府顾问兼帝国事务总管时，达鲁犹豫再三，不想就任。他说：“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书本中度过的，我已没有时间来学会如何当一个廷臣。”拿破仑笑道：“我的身边有许多廷臣，他们都很不错。我现在需要一位开明的、有知识的、沉着稳重而十分警觉的部长人选，因此，我选中了你。”达鲁接受了拿破仑的任命，担任了帝国政府最重要的部长职务。上任之后，达鲁的工作干得有声有色，果然不负拿破仑所望。但达鲁仍然是一位十分谦逊、正直和无私的人，他仍然是以前的达鲁。

通过以上的案例我们不难发现，只有把思考和行动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获得最大限度的成功。

篇2：思考和行动中的语言

思考力是万力之源

什么叫领导力？我觉得领导力就一句话，获得追随者的能力，有多少人愿意跟你走，有多少人愿意站在你的旗子下，这就是领导力。领导顾名思义，领就是领袖，导就是导师。“领”侧重在哪里，就是身先士卒，率先垂范，带头干，白天走干讲，晚上读写想。只有领好了，导才能起作用。导师是什么？韩愈讲，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我还加两个字，“启智”，启发智力。否则，自己满脸脏东西，号召别人讲卫生，台上他说，台下说他，有什么用？

我今天跟大家讲，实际上给我自己又平添了许多压力。领导力重点体现在哪几个方面呢？首先要有四个“三”，即，“三力”、“三心”、“三谦”、“三识”。一要有思想力，表达力，行动力。二要有平常心、平和心、平实心。一个草根出身的平常心，都是从奴隶到将军，对事对人要有平常心。处理关系要有平和心。工作上要有平实心，即实实在在，不哗众取宠。在待人接物上，要三谦，谦虚，谦和，谦让，讲人的修为。在工作过程中要有三识，有胆识，学识，见识。没有这几个要素，估计领导当的会很难过。

那么最重要的是思考力，思考力讲应该是万力之源，衡量一个领导好不好，很重要的一个标志，一个标准，就是他的思路高还是低，眼界宽还是窄，格局大还是小。所以作为有思考力的领导，我也编了几句话，“站得高，看得远，想全局，抓大事，睁只眼，闭只眼”。一个好领导站得高，看得远，讲全局，抓大事，抓住本质，抓住要害，用毛主席的话说由表及里，这是一个领导的基本要素。透过现象看本质，同中看异，异中看同。当领导要像蝙蝠一样，蝙蝠是一个兽，外行人看它像只鸟，会飞。内行人知道他是个哺乳动物，是会飞的兽。一个真正好的干部，到基层去，工人要看你像干部，干部要看你像工人。干部一看你这人满身泥，满头汗，跟大家甩开膀子干，跟工人摸爬滚打在一起，他觉得这个人像工人一样。而跟工人兄弟们在一起，分析问题有条有理，大家觉得你有思路，像干部。所谓睁只眼，闭只眼，这个学问很大，聪明难，糊涂更难。我们很多同志有时候喜欢装明白，真正难的是要学会装糊涂，大事不糊涂，小事要学会装糊涂。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粗枝烂叶，沉渣泛起，那才是大江大河，才能够百川归海。非要搞个一眼看到底，那就是一个小池子，这是领导的艺术。

一个领导的思维高度，决定了企业的发展速度；领导的修为程度，决定了企业的健康程度，搞好一个企业靠一个好的一把手是远远不够的，搞坏一个企业有一个坏的一把手就足够了，很多企业起落兴衰，仔细看看都是这么个道理，所以领导的修为、思路跟这个企业的发展速度、健康程度有密切的关系。

在思考力上跟大家共勉的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里面都有，《大学》开宗明义讲至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先修其身其德乃真，修身过程中首先要有德，德里面我觉得很重要的首先是忠义廉孝勇。百善孝为先，看一个干部，考核一下看他在家里行不行孝，你父母就是你的活菩萨，你有钱还在庙里烧香花钱求菩萨保佑，但你应先孝敬父母，一个连父母都不孝顺的人，一个连兄弟姊妹都不能友爱的人，你能想象他能带好一个团队？能够把同志们带的非常友爱？我看不可能，我提倡小孝治家，中孝治企，大孝治国，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古训里面已经说得非常到位，平常我们的上限是道德，关键的时候我们的底限是法律，中间是管理和流程，这就是一个企业的循环。

我有三个建议：

1、内在优于外在。有大爱者必生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

2、内求优于外求。要自省自悟。

3、长远优于内在。要管的持久，经常的更新，清华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天行建，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追求一切你所需要的，你所希望的，你所喜欢的，追求来了后，要厚道载物，没有厚德将不可承载此物，说话不说错话，该说的不说，叫失人；不该说的你说，叫失言，行动，做就不怕，怕就不做。用老子的话讲，就是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就叫勇敢，战胜该战胜的，害怕该害怕的。功名利禄都在其中。

表达力是万力之魂

1、人才不一定有口才，有口才的人一定是人才。当干部一定要能准确清晰流畅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是一个基本功，因为你的交流影响你的团队，影响这个组织。要大家能够接受，要有充分的表达力，思想力是基础，表达力，才是你的思想的张力所在。在这个过程中，习近平同志批评有些干部讲过一句话，与年轻的大学生说话说不上去，与基层员工说话又说不下去，与困难群体对话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话被顶了回去。为什么呢？因为你讲的是假、大、空、套的话，喊空话连野兽都不怕，如过去用喇叭赶麻雀，结果没有用。现在我们有一些干部讲话往往反映出不勤业、不敬业，到有的单位一听就是报上抄的，网上摘的，领导讲的，唯独没有自己想的，那有什么用呢，我喜欢下棋，用下棋的话讲，不是好棋也不是臭棋，那是废棋，浪费棋子，每一步棋都要走到眼子上面去，希望在这个过程中加强修炼。现在讲企业家修炼十个字，琴棋书画剑，诗歌茶酒花，一种基本的素质，你才能跟别人对上去。

2、练就表达力要学会沟通。讲团结里面很重要的一条，是沟通。团结的基础是共识，共识的前提是沟通，沟通的关键是彼此尊重。沟不沟得上去，通不通得了，这里面也有很多技巧和方法。一句话要学会赞美，人都有善欲，赞美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赞美使对方更容易肯定自己，你所赞美的往往是对方更容易坚持的和做下去的，更容易让对方做你希望让他坚持的事情。沟通没有对错，只有立场和观念的不同，所以不要争得面红耳赤，尤其是会议上，防止为面子而不要真理。在交流过程中多讲我们和您，少讲但是，少讲我，掌握沟通方法，在团队建设中是很有必要的。

在沟通方面有三种表达方式，书面表达传递的是信息，语言表达传递的是感情，形体语言表达的是态度。我在电梯里有时看见有的干部手一背，干部看着就蛮大，跟他说您好，他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脸上不苟言笑，没表情，人家跟你说个好，你回个好表明你自己还活着，你心态好，别拿派作贱自己。

行动力是万力之本

什么叫领导的魅力，魅力就是未来的鬼。行动力方面提倡五项管理：

一是心态的管理。一个人要有健康向上的心态，我说一个秀才进京赶考的故事，一个秀才进京赶考，他跑到庙里去算命，老道跟他讲，你来干什么。秀才说我来赶考，我做了三个梦，你帮我解解梦，第一个梦我梦见在高墙上种白菜，老道讲你是白种；第二个梦我带着斗笠打雨伞，老道讲你多此一举；第三个梦我和我心爱的女人在床上背靠背，老道讲都上床了你还背靠背，肯定没戏，你赶紧回去吧！于是他很沮丧的收拾行李回去了。结果店小二跟他讲，客官你怎么没考就要走啊？他说我做了三个梦，店小二听了，说不对啊，你高墙上种白菜不是白种，是高中；你带着斗笠打雨伞不是多此一举，是万无一失；你和心爱的女人上床了背靠背，你翻个身不就搞定了吗，你翻身的日子到了。所以说，我们的外在世界是由我们的内心世界决定的，是我们的内心世界决定了外在，所以孔夫子弟子三千，贤人72个，我的理解就是研究生72个，本科生三千，他对所有的弟子都没有评价，问哪个弟子怎么样，最多答：“不知也”。而惟独对英年早逝的颜回，一口一句，回者贤哉，回者贤哉。他夸颜回，一箪食，一瓢饮，住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就是说不迁怒，不贰过。我们现在有些同志容易迁怒，经常找借口找理由，我说找借口就是逃避责任，就是放弃机会，成功=态度×能力，因为你的能力不可能是零分，你的态度有可能是零分。态度就两种，一种是积极，一种是消极。消极的态度就是零分，而零乘以任何数都等于零。我们积极的态度就应该精益求精，就应该追求完美，就应该坚守承诺，就应该又好又快。

二是目标的管理。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要建立目标，美国成功学研究说这个世界上97%的人从来没有跟自己定过目标，没有目标的人都是在给有目标的人干事，要以终为始设定目标。道德经里面讲“至虚极，守静笃”，宁静才能致远，空要空到什么都没有，静要静到地上掉一根针都听得到，而我们有没有认真的花几天时间反省自己，好好的清理一下自己的心灵，释迦摩尼最后在菩提树下悟了七天，最后修炼成佛了。有一个词叫衣钵传人，衣就是袈裟，钵就是碗，是讨饭用的，若抱着一个要饭的心态，你永远都修炼不成佛。所以要以敬天爱人的思想去设定目标。

三是时间的管理。一天多少分钟大家有没有算过？1440分钟，86400秒。一个人活到70岁，25550天，活到80岁，29200天。我已近活了一万多天了，我不知道我还能活多少天，你改变不了生命的长度，那你就要改变生命的宽度。要让你的每一天过的更充实，更有意义，更有追求，更快乐。时间的管理就是对生命的管理，而我们在时间管理上，我看到很多会，会前不认真调查研究，会中不是那么集思广益，会后又不检查督办。你那会开着干什么？浪费时间。纪要里面该写清楚的，还是要写清楚，因为这是大家智慧的结晶，是对生命的尊重。

四是学习的管理。王安石讲，贫者因书而富，富者因书而贵，光富不贵，充其量是个有钱的草莽。什么时候才能变为绅士？这都需要学习和修炼。限于时间关系，就里就不再赘述。

篇3：思考和行动中的语言

1 什么是行动导向教学

行动导向教学是以“行动导向驱动”为主要形式, 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和教师的主导作用, 注重对学生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等全面素质和综合能力的培养, 从完成某一方面的“任务”着手, 通过引导学生完成“任务”, 从而实现教学目标。

行动导向教学是以能力为本位的教学, 要求教师在教学中要预先设计好合适的不同层次“任务”, 教师再分层次地给学生下达行动导向, 引导和指导学生完成各自的任务, 并对成果进行展示与评价, 让不同学情的学生都尝到成功的喜悦。

2 有针对性的教学设计

教学效果要好, 首先教学对象要有针对性, 即要分析学情。大多数高职计算机、软件开发等专业的学生, 是经过高考层层筛选后才被录取的, 这部分学生逻辑思维较弱, 自主学习习惯较差, 自我控制能力较弱, 对于成体系复杂理论知识的接收能力较弱。但他们形象思维能力、动手能力相对较好, 对IT高薪技术有强烈的好奇感, 有着无限的热情和强烈的冲劲。怎样激发他们的学习激情、培养他们的兴趣, 从而增强他们各方面能力, 是我们教学设计和安排的重点。其次教学内容设计要有针对性, 要充分把握教材的灵魂, 结合教学目标, 要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来设计详实的教学内容, 准备充足的学习材料和明确的驱动任务, 这样才能在教学实施过程中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C语言程序设计》课程的设计应突出“基础”, 强调基础编程能力的培养, 让学生在课堂上尽可能多地感受到程序员工作所需要的基本能力要求, 领略编程带来的快乐。《C语言程序设计》课程的学习领域由多个学习情境构成, 每个学习情境的工作任务按照低、中、高的难易程度设定, 不同基础的学生可根据需求来选择教学情境中的不同任务。实际教学过程按模仿型·学会型·熟练型推进, 加强学生的主体作用, 逐步减弱老师的指导作用, 最后完成“学生在老师指导下学习”变为“引导学习”再到“自主学习完成任务”的转变。充分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 以学生为中心”的原则, 可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沟通与协作能力。

3 采用灵活的教学手段

根据《C语言程序设计》教学要求, 突出基础编程, 综合运用行动导向教学中任务驱动、案例模仿、教学做一体化等教学方法, 以与真实编程相关的任务为驱动任务, 以案例及其演示作为编程参考, 结合学材和课后任务, 全面训练学生的基础编程能力, 提升其职业素质。

3.1 任务驱动教学

“任务驱动”是实施探究式教学模式的一种教学方法, 其特点之一就是围绕任务展开教学, 因此任务的设计、编写非常重要, 要预先把教学内容巧妙设计隐含在单个的具体任务中,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 学生以完成一个个具体的任务为线索, 让学生以分组或独立完成任务的方式领会学习的核心内容。在学生完成任务的同时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以及自主学习的习惯, 引导他们学会发现, 学会思考, 学会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最终让学生自己提出问题, 并经过思考, 自己解决问题。教师进行C语言“任务”设计时, 将实践内容划分为相对独立的2个单项任务和一个综合任务, 即:模仿操作任务、独立完成任务、综合实践任务。教师要仔细推敲每个任务涵盖的知识点、统筹兼顾3个任务的关联性, 为学生设计、构造出一系列典型的操作性“任务”, 让学生在完成“任务”中掌握知识、技能和方法。

3.2 案例教学

在案例教学中, 教师根据教学目标和学生所要完成的3个任务, 采用多个案例组织学生学习相关知识, 训练对应编程能力。在《C语言程序设计》授课过程中, 教师要去选择和组织要讨论的学材, 要从大量的资料中选择出适当的案例, 并以一定的次序把它呈现给学生。而学生要对教师所提供的C程序案例学材进行讨论学习, 在教师的指导下, 运用案例和相关学材参考, 模仿教师完成模仿操作任务。这种方法能够帮助学生顺利完成模仿操作任务, 提高知识的应用能力, 增强学习的主动性。

3.3 教学做一体化

陶行知先生曾说过, “教学做是一件事, 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 在做上学。”由此可以理解, 任何教育活动都是教学做合一的统一过程, 其实质是理论联系实际, 教育联系生活实践, 学以致用。《C语言程序设计》的授课全过程都采用教学做一体化的形式开展教学, 从案例演练, 任务模仿到综合实践任务的完成, 教师边教边做, 学生边学边做, 这不仅提高教师自身的教育教学能力, 同时培养了学生的基本编程能力。实践证明采用行动导向教学全面提升了教学质量。

摘要：高等职业教育强调培养高技能型人才, 《C语言程序设计》是计算机、软件开发等专业的高职学生的技能基础, 在本课教学实践中发现, 采用行动导向教学, 采用一体化教学, 能够有效地培养高职学生基本编程技能, 全面提升教学质量。

关键词：行动导向,任务驱动,C语言程序设计,一体化教学

参考文献

[1]李认清.用科学发展观强化高职学院四项建设[J].天津成人高等学校联合学报, 2005, (4) :3-6.

篇4：艺术行动中的哲学思考

雅克·考夫曼，拥有法国和瑞士双重国籍，但出生于摩洛哥，因此，是一个最具欧洲身份的艺术家。他现任瑞士沃韦应用艺术学院陶艺系主任，教授，并兼任联合国国际陶艺协会主席。他是一个在国际上非常活跃和非常有影响力的当代陶艺家，曾在日内瓦、法国、芬兰、中国、日本等不同国家参展及举行个人陶艺展。作品多次参加国际交流展，曾在在法国获第八届国际陶艺双年展奖章；在布格多夫获第二届国际工艺品展一等奖；美国西雅图国际陶艺学院展金牌；在萨尔格米娜第一届国际陶艺双年展最优秀奖；在卡鲁日第四届国际双年展一等奖等。还被邀请到世界不同国家的大学讲座，并兼任客座教授。作品被世界众多的博物馆、美术馆收藏。

考夫曼对东方哲学思想有很深的研究，有很大的兴趣。从1998年来到中国做交流开始，他的足迹就遍布了中国大地，他的许多作品都完成于西安、广州、景德镇、长沙等。他虽然来自欧洲，但他的作品却非常具有东方的禅宗精神。他常常在作品中将自我移位，进入一种禅学中的虚静和无我的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不是人在控制技术，而是技术和材料在引导人的潜意识。考夫曼在他的很多作品中都强调了“能量”。他认为能量无所不在，无论是烧制的陶瓷、社会、历史文化还是人的精神上都蕴含着不断转变的能量的存在。这种能量，也可以把它解释为中国古代老子提出的“道”、“气”、“象”的美学思想。

受东方哲学思想的影响，他注重感悟与顿悟式的直觉，认为，直觉就像是一种主张，一种内在的反映。它既反映了其对创作材料的了解，又揭示了其对创作的各种可能性的思考。创作时，在了解材料的同时也产生了对材料本身的认同感。除了对材料的了解和对各种可能的创作结果的思考，同时令他感兴趣的还有创作的过程。他认为，随着创作的逐渐深入，直觉和结果之间会达成统一。正因为有如上的这些思考，他的作品讲究自发性和偶发性，有的甚至是和观众们一起完成。他说，“创作之初，我没有遵循任何预定的计划或者预先设计，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只要这个概念能够与我认为创作材料所出来的结果呼应即可。”“粘土富有表达潜能的特点之一就是它们的可塑性，是能量的直接表达。我们可以想象通过这种创作行为，我们仿佛能直接看到‘创作者’的影子。”他在这里的“创作者”并不是指他自己，而是顺应在创作中，技术、材料和许多偶然因素一起合力产生的结果。是道家哲学中的“不配利器，返朴，无为”，庄子中讲的“齐物、自然”的理念。也就是“不把万物据为己有，不夸耀自己的功劳，不主宰和支配万物，而是听任万物自然而然发展着。”

篇5：创业计划中的环境分析和行动计划

SWOT分析，包括分析企业的优势（Strength）、劣势（Weakness）、机会（Opportunity）和威胁（Threats）

我国花卉产业的环境分析

一、环境分析

◆我国花卉的行业现状

我国发展花卉产业只有20多年的时间，作为一项新兴产业，其发展迅猛。从1984年到2003年的20年间，我国花卉种植面积增长了27倍，产值增长了57倍，出口创汇增长了47倍，分别达到了43.5万公顷、353亿元和9756万美元。据统计，中国花卉面积近12万公顷，销售额540余亿元。鲜切花产量27亿支，盆栽植物21亿盆。花卉产品的整体质量有所提高，产品呈多样化，目前已由盆景和小盆花发展到鲜切花、盆花、观赏植物、草坪和传统盆景五大类，初步满足了不同消费者对花卉产品的要求。

花卉贸易及消费现状。近年来，我国花卉出口贸易稳步提高。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2000年的全国花卉出口贸易额为2830.1万美元、2001年为8003.8万美元、2002年为8283.17万美元、2003年上升到了9756.8万美元，分别比前三年增长244.75%、21.91%、17.79%。在我国花卉出口较稳定增长的同时,花卉进口量也迅速增加，并且进口增长幅度大于出口增长幅度。在消费方面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均花卉消费水平很低,中国花卉消费金额每年仅有0.7欧元,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十分之一,人均花卉消费水平很低;中国花卉消费主要集中于大中城市,农村花卉消费几乎为空白,中小城市的消费也比较少。

★我国花卉产业的优势

我国花卉生产有许多有利条件，一是我国是世界花卉原产地之一，花卉栽培有2000多年的历史，有着丰富的种质资源。二是幅员辽阔，气候带广，有较强的生态资源优势。三是劳动力资源丰富，花卉产品成本较低，有较强的价格优势。四是随着我国的国民经济持续发展，节日庆典消费和集团消费将不断增加，市场十分广阔。五是我国加入WTO后，将为花卉的出口创汇提供良好的机遇。★我国花卉产业的劣势

▲花卉产品结构严重失衡

我国花卉产品结构严重失衡，绿化苗木、草皮等产品占了绝大多数。据介绍，我国花卉销售额最高年份时达到540亿元，但八成以上是观叶植物、绿化苗木和草皮，鲜切花和盆花所占比例有限。

▲产业效益低下

与一些花卉大国相比，我国的花卉产业效益还很低下。我国花卉栽培面积位居世

界第一，但是鲜花总量占国际市场的比例约为3%。据了解，我国大多数大中城市的鲜花六成以上都是进口的，自产鲜花份额微不足道，由于重视程度和投入不够，不少本地花卉还在节节萎缩。

▲ 产业发展缺乏技术后劲和内涵

我国花卉产业缺乏技术后劲和内涵，正面临考验。传统的大路货花卉不注重科研更新和提纯壮种，品种严重退化，已经难登大雅之堂。

▲ 国际市场竞争力低

近年来，我过花卉产业呈现出超常规发展态势，生产面积增长过快、产品结构不合理，导致质量低、效益低，导致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低。

◆ 我国花卉行业的发展前景

▲ 花卉是大有潜力的朝阳产业

我国花卉消费绝大多数属于集团消费和节假日消费，全国城镇人口年平均消费鲜切花3枝，按全国人口计算人均消费不到1枝，个人消费人均不到2元。如果我国人均鲜花消费能力提高到人均5元，仅国内个人年消费总值就增加37亿元以上，所以国内花卉市场的潜力巨大。

▲ 西部大开发战略将带动花卉市场的发展

当前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专家预测，以生态环境建设为切入点，西部12省区仅退耕还林对苗木的年需求量就在400亿株以上，缺口很大。西部广大地区的退耕还林、治理沙漠化、石漠化、泥石流、建设绿色通道工程等对花卉苗木有很大的需求量。

▲ 小城镇建设为花卉业提供了较大的发展空间

全国范围内的城市与小城镇建设将掀起城市绿化、美化的热潮。以广西为例，按照规划，“十五”末广西的城镇化水平将由目前的23％提高到31％，届时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绿地率、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将分别达到36％、30％和10平方米。这为花卉业提供了较大的产业发展空间。

▲ 国际花市的活跃为我国花卉业开辟了另一增长点

目前，国际花卉市场异常活跃，近几年行业产值（包括鲜切花、盆花、盆景、绿化苗木、草皮等）每年以10％以上的速度递增。就鲜花消费来说，世界人均年消费额为3美元，西欧、北美人均年花卉消费额在100美元左右。我国也已跻身世界花卉生产和消费大国行列，特别是我国的盆景和珍稀花卉在国际市场上十分抢手，出口前景广阔，近10年来，我国花卉出口创汇额达2.6亿元以上，以后，随着我国花卉产品的品质、规模等不断提高，花卉出口业还将呈不断增长趋势。

二、制定行动计划

1.进一步加大对花卉产业的科技投入,加速品种创新。

虽然中国的花卉种植面积居世界第一，但产值却不足世界花卉贸易总额的1%，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没有更多的、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花色品种，很多花卉企业现在仅仅发挥着引进、栽培、繁殖的功能，没有自己的品种，企业可以与科研院所合作，运用基因工程等先进技术手段，加快新品种的培育进程。可以充分发挥科研院所的科研优势，又可以充分利用企业在生产、销售、推广上的优势。

2.优化产业结构，发挥资源优势，充分开发和利用我国特有的花卉种质资源，形成特色产品。

加快培育优新品种,建立良种繁育场,花卉品质改良中心,加快国内花卉野生资源的开发、驯化和示范推广,同时加强对国外花卉品种的引进和培育。

3.健全合理完善的流通网络。

完善合理的信息和流通体系是发展花卉业的必需前提。流通网络是生产和消费之间的桥梁,花卉生产和销售是一对矛盾,是发展花卉企业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国外已经健全了供销渠道的系统化管理,如荷兰设立的花卉拍卖市场,我国是否可以借鉴。目前我国的花卉交易市场尚不健全,全国花卉市场网络还没有形成,因而要改变目前花卉企业供求脱节、流通不畅、封闭、零散的状况,就需要合理规划,形成流畅的全国花卉交易市场网络,使花卉产业健康、顺利的发展。

4.利用资源优势,降低生产成本。

在花卉生产成本中,设施能源成本占较大比重。一些国家缺乏优越的自然条件,只能利用设施和能源来弥补,提高了生产成本。我国幅员辽阔,气候类型丰富多样,适合多种花卉生长,我们应充分利用这一自然优势,按照“适地生产”的原则,通过合理规划和区域布局,大大降低能源和设施投入,实现低成本目标。另外,花卉产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我国人口多,在劳动力资源方面占优势,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在产业竞争中具相对比较优势。

篇6：思考和行动中的语言

施教芳王建良

[摘要]文章以艺术设计主题教学改革背景下的实践共同体作为研究的对象，界定了实践共同体的内涵，讨论了主题教学中实践共同体的成员主体性、多元建构性、情感归属共同性，并提出了经过教学实践检验的培育实践共同体的有效策略：与具体的学科相结合创新课程教学模式;打造开放教学团队，在交流与合作中成长;创设宽松的创造实践情境，成功的体验促进实践共同体的培育。

篇7：行动比语言更重要

小猴哥哥想：它们原先多笨啊！现在都却成了名人，我那么聪明，却什么都没干成。聪明的小猴哥哥怎么也想不明白。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如果你想成就一番大事业，不能光动动嘴，而要用实际行动来获取，最后才能得到好的结果。小猴哥哥虽然很聪明，但它却什么也没干不成，就是因为它光知道说说，没有付出行动。我要向小猪、黄鹂、熊猫和小猴弟弟呀那样，知道了学习的方法和目标，就要付出实际行动。比如说我学快板，我是看到别人打的好才去练得，刚开始练得时候觉得很难，就不想练了，可是妈妈告诉我：既然你已经学了就要坚持到底，不能半途而废。于是我就坚持了下来，现在我已经练得非常熟练了，而且已经能单独表演，得到了同学们的赞赏。以后我要时刻提醒自己，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坚持不懈，不能光说不练，因为很多时候，行动比语言更重要！

篇8：思考和行动中的语言

利益表达指社会各阶层的人士,通过一定的渠道和方式向执政党、政府和社会各级组织表达自身的利益要求,以影响政治系统公共政策输出的过程。由于当前我国失地农民所拥有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相对不足,其利益表达空间狭小、利益表达通道不畅。因此,揭示失地农民利益表达不能的深层根源,对引导和规范其在良性互动中实现利益有序有效表达,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失地农民利益表达的行动策略和选择

斯科特认为,诱发农民反抗的根源并非贫困本身,只有当他们的生存道德和社会公正感遭受到侵犯时,农民才会奋起反抗,并且反抗形式往往限于运用那些个体式的、秘而不宣的“弱者的武器”。[1]由于制度缺陷,失地农民在能力、信息、资源等方面欠缺,对事物和行为的主体判断与认知上客观存有差异,致使大多数失地农民普遍选择沉默,部分失地农民采取较为激进的利益诉求行动,集体维权行动也时有发生。

(一)“沉默羔羊”普遍失语

失地农民共同的生存状态是土地被征、房子被拆、补偿不到位,但面对政府承诺和“请体谅政府难处”的“哀告”,大多数失地农民除私底下议论、抱怨外,最后选择“沉默”这一弱者惯常的不作为方式来表达自己利益。选择沉默与其说是“明哲自保”手段,不如说是丧失“话语权”和对切身利益不可控制的无奈之举。其原因在于:知识能力欠缺制约农民对各种社会行动规则和行为规范的理解和掌握,造成其对社会行动缺乏应有信心,不仅影响其行动效果,也会反向“强化”农民与“现代知识”间的裂痕。许多失地农民难以认知和理解各种“文本”程序和规则,看不懂政府发放的各项通知决定,无法理解各项补偿金换算公式,更不知道如何“合理又合法”地表达自己利益。另外,信息缺失和制度缺陷又使失地农民陷入话语权丧失的无奈境地。一方面,中央、省、市等上级政府关于土地征用、安置补偿等相关制度、办法和规定,经历漫长“公文旅行”后,仍停留在政策制定者那里,只有少量信息进入广大农民的视线;另一方面,由于地方政府在征地中普遍存在“口袋政策”和“信息过滤”,失地农民信息“失真”在所难免。在这种政治生态下生存的失地农民,面对戴着“国家面具”、打着“公共利益”旗号、“要征便征、要拆便拆”的地方政府,很难有更多的行动选择空间。

(二)“个人吁请”手段激进

个人吁请是以失地农民个人及其家庭为主体,以公开明示的方式向各级政府及其官员主张其权益的行为。失地的部分农民采取较为激进的利益诉求手段。

第一,道德控诉是失地农民利益诉求的常态。在公正和合法性观念指引下,失地农民将目前的生存困境归结于作为权力精英的政府官员对其合法权益的剥夺,在公共或公开场合宣泄自己对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失范行为的不满。

第二,不懈上访是失地农民直达国家权力高层的便捷通道。但信访制度属地管理、分级管理等规定和转信不办信的行动取向及上级政府需要“了解普遍性情况”与上访者渴求“解决具体问题”之间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导致上访问题获得圆满解决的个案少之又少,当终点又回到起点后,一而再、再而三的上访、越级上访乃至缠访、闹访的事例屡屡发生。

第三,纠诉缠讼是失地农民必要时维权的行为选择。面对国家强力介入而造成的生存困境,农民向官员提起诉讼时少了集体良知的拷问,但面对强势与强权,以法维权依然是一条充满荆棘、坎坷与无奈的道路。

第四,暴力抗议是部分失地农民激进的行为选择。当合法权益和利益遭受到用金钱或权力编织的利益集团任意践踏时,农民极易采取一种“豁出去”与“敌人”同归于尽的行为方式来发泄自己的不满。[3]

第五,以死抗争是个别失地农民极端的行为选择。从“农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社会大环境视角来考量其真实生存状态及有关上访自焚、讨要征地补偿款未果、服毒自尽等行为,就能透过村民间存在的人际关系冲突、精神情感焦虑、农药易于得取等表象,看到农民频频自杀的实质所在,在所有的求诉路径都用遍之后,身为弱者,不得不以生命为代价来发出对“施暴者”最严厉的控诉。[4]

(三)“集体维权”行动趋向

当失地农民利益受损忍无可忍时,会在某个“焦点事件”或“焦点人物”刺激下,合理合法或合理不合法地“群起闹事”。因此,组织起来抵制发生的种种非政策甚至非法行为,己成为农民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行动趋向。

第一,集体上访向政府“诉苦”。在群体上访尤其越级上访中,上访者通常夹带着对某一特定政府部门及其官员失范行为的“控告”,农民集体行动这种“未经判定”的道德正义性,会将行动所“指控”的政府部门置于一种“不道德”的尴尬境地。

第二,“民告官”寻求法律援助。随着普法运动开展、农民精神文化素质整体提高,“法院见”已成很多农民遭到不公正对待时的口头禅。在农民心目中,法律是公正的,任何问题一旦交由法律解决,就该得到公正审判;法律是严酷无私的,一旦对簿公堂,不能讲任何关系或情面。

第三,“群起闹事”以暴促变。当失地农民在制度框架内的利益表达走不通或不见效时,会选择静坐、示威、游行、骚动、暴力冲突等“以闹促变、以闹求解”的“闹事”策略,即与政府直接对抗。当“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被农民视为解决问题的法宝时,这一行为方式带来的社会负面效应就被不断放大,为使问题真正进入当政者“视野”,农民不惜群起“铤而走险”把事情“闹大”。

二、失地农民利益表达与沟通渠道的错位与缺失

由于制度和体制安排局限,失地农民利益表达空间狭小,利益表达通道不畅,致使其利用既有利益表达渠道主张其权益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一)体制内利益表达渠道的虚置与堵塞

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人民代表、政治协商、信访、行政领导接待制度等人民利益表达制度体系,从形式上看,公民利益表达途径多元化,人们可选取不同路径求诉合法权益,但事实并非如此。

第一,民意代表机构有名无实。我国人大代表选举长期实行“确认型选举”或“安排型选举”,在这种模式下,农民很少成为代表候选人,被“政治安排”为人民代表的农民,也大多把这看作向上流动的手段。各级人大代表中农民代表名额和比例与农民人口结构并无关联,农民在决策过程中声音过于弱小,在中国政治结构中处于边缘化状态。

第二,政协制度困境。政协制度更多体现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组织”的职能,从民主党派人员构成看,是与底层社会没有多少利益关联的以知识精英为主体的“干部型政党”。尽管近年来积极地利用各种机会为弱势群体呼吁,但毕竟不是基于自身直接利益需要的行动。

第三,信访制度链条断裂。在信访制度下端,由于信访属地管理、信访责任追究制度推行和“转信不办信”事实存在,信访部门将民众提出的申诉转给案发地政府,可能会导致当地政府对信访者的打击报复,进一步诱发官民冲突。在信访制度上端,由于基层信访机构事实上的“无能”和民众对基层处理结果的不满或不信任,民众越级上访,导致中央信访部门接待压力大,信访立案机率低,解决率更低,上访成功率下降,但代价却越来越高。

第四,行政领导接待制度形同虚设。政府“热线电话”、地方行政首长“接待日”,仅为政府增加了搜集民众意见的管道,至于民众要求能否得到满足,民众意见能否被采纳,在法律制度上并无任何保障,民众只能寄希望于个别好干部的热心和真诚,其制度措施明显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人治色彩。

(二)大众媒体利益表达通道不畅与制约

我国大众媒体在现实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实际运行及其影响来看,失地农民的利益还无法经由媒体渠道得以充分表达。

第一,在宏观层面上,媒体充当“党和政府的喉舌”角色有余,承当“社会公器”角色不足。我国传媒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注重“正面宣传”,忽略“公共空间”构建。这有悖于媒体内在的公共属性,也与党和人民的期望相去甚远。大众传媒不仅要做执政党和政府的“传声筒”,还应是社会的“公众代言人”,及时传送出公众的声音,表达社会的愿望和利益诉求。

第二,在微观层面上,大众媒体在对失地农民利益诉求的关注中存在着在公正与市场之间徘徊的矛盾。一方面,大众传媒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或自身新闻源的需要,会提供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来反映失地农民的利益,以促进社会整合与社会利益协调;另一方面,在受众群体选择上有所偏向,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社会公正”与“市场份额”之间,嫌“贫”爱“富”成为很多大众传媒的选择。[5]以失地农民为代表的社会弱势群体其利益诉求在一定程度上被漠视。

第三,以新闻效应为报道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大众媒体对失地农民利益的关注。大众传媒对失地农民利益受损等问题反应迟钝,通常在报道过程中,将其当作一般的社会新闻来处理。只有当弱势群体利益受到严重侵害或在较大范围内产生影响时,媒体才会对此予以注意。这种以追求“轰动性”为标准的报道方式,无疑把众多失地农民诉求利益的声音淹没。

(三)地方政府的行动逻辑和“非问题化”策略

处于压力型体制下的地方政府,基于自身政绩偏好,形成“控制———稳定”的行动逻辑,通过对“强力控制”和“妥协”两种手段的运用,以“非问题化”策略来应对失地农民的利益表达。

第一,就地方政府与上级政府关系而言,行政科层化赋予上级对下属具有绝对的权威,充分确保其权力和意志在基层得以实现。但具体实践看,在“稳定压倒一切”和“一票否决制”考核体系下,地方政府运用“围、追、堵、瞒、骗”等“非问题化”技术,将农民利益诉求行动所引发的“问题”化解于无形的动力,而地方党政权力高度集中、利益共同体高度结盟又为其提供实现“非问题化”的资源保证。

第二,从地方政府与失地农民关系来看,地方政府作为权力垄断者,可合法运用国家强制力控制社会冲突、整肃社会秩序;作为社会管理者,能合情合理利用一切手段化解社会矛盾、增促社会整合。而失地农民处于社会最底层,没有任何可资利用的资源和手段挑战权力与地方政府。但在利益面前,任何群体都会采取自认为适恰的手段和方式进行利益抗争。失地是因政府征地而起,失地农民抗争主要针对地方政府。在“控制———稳定”逻辑之下,地方政府用“恩威并举、软硬兼施”的“非问题化”策略回应失地农民利益诉求。一方面,滥用警力,以权压法,以压求稳,强力控制;另一方面,必要的妥协即强势政府对失地农民“开口子”,但政府妥协仅是默认,并没有正式承认失地农民“违规”行为的合法性。

(四)国家主导的“乡政村治”治理格局

乡村基层政治分为“乡政”和“村治”两个层面:乡政权力运作是围绕乡镇政权为主体形成的,是国家权力在乡村最基本的运作;村治权力运作是围绕村民自治村委会为主体形成的,是村民表达利益、参与国家及社区事务、影响政策执行等自主权力的行使。在现行政治体制和权利框架下,国家完全主导社会,农民的政治空间和行为能力被压缩在极度狭小领域,其利益很难得到充分而有效表达。

第一,就乡政村治模式下的农村基层政权组织来说,处于“压力型”体制下的乡镇基层政权正不断演变为国家政权与村民之间的“承包者”或经纪人,且其“赢利型”(掠夺型)取向日益明显,[6]使国家权力在农村符号化、异质化和空壳化,导致基层政权政治整合力弱化、管辖权虚化。面对农民各种形式的利益诉求,不是消极无为,就是暴力高压,农民利益表达的出路更加狭窄。

第二,就乡政村治模式下的村委会来说,村民自治是自治不足、管理有余。在农民土地征用过程中,村委会没有多少发言权,更不能形成制衡作用,无法实现其预设的“维持现存社会治安,传达村民的各种意见、要求和建议”的职责。乡政村治的推行,“一方面是国家权力上抽和横向收缩,另一方面则形成了分散的小农经济。结果,站在国家政权面前的不是集体,而是一个个单独的农民家庭农民个体。”[7]在具有雄厚政治、经济和组织资源的国家权力面前,个体农民纵然有着多么强烈而渴求的利益表达欲望,制度的贫血只会无端地增加其利益表达的成本。因此,在乡政村治治理格局下,广大农民求诉自身合法权益,表达自己的利益和要求的道路,依旧充满坎坷和风险。

三、实现利益有序有效表达的理性思考

基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和失地农民利益表达的主观需要,通过改进信访制度、提升大众媒体作用等手段,进一步疏通和完善失地农民利益表达的渠道,通过组织化程度的提升,积极拓展失地农民利益表达的组织空间,从体制层面进行制度创新,为失地农民利益有序有效表达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一)疏通和完善失地农民利益表达的渠道

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本身是社会必要的安全阀,同时对于下层不满情绪及社会能量来说,又是一种泄洪装置,有利于社会稳定。

第一,改进信访制度,使其真正成为政府与民众有序有效沟通的制度性安排。整合信访资源,加强信访机构之间的联系与协作,完善信访机构职能,将处理、化解民间纠纷等功能从信访机构职能中剥离开来;坚持推行信访联席制度,建立定期排查和信访信息报送制度、信访工作通报提醒制度、综合考评制度,取消信访量排名制;提高信访工作人员素质,增强政府处理突发、偶发、大型信访问题的能力;适时出台《信访法》,以统一的法律规定信访的接受主体、接受内容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明确划定信访机构的职能范围;条件成熟时建立信访委员会制度,与人大其他专门委员会相并列,制定《信访委员会法》,对信访监督专员的产生、任期、职权、行使职权的方式等作出明确规定。

第二,完善选举制度,充分发挥人大和政协在失地农民利益表达上的功能和作用。修改《选举法》等法律法规,提高农民代表的数量和质量,在人大代表的选举中体现出城乡选民的平等性;改善农民选举活动,强化利益表达功能,在选举起点上确保农民利益表达制度资源分配的公正性;强化人大和政协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作用,积极探索监督政府权力运作的途径和方式,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真正成为合格的“百姓代言人”。

第三,完善政党代表制度,使失地农民看到党在接受其利益表达过程中的广泛存在。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提高党员干部整体素质和能力,积极探索“人民利益代表”代表人民利益的路径和方法,强调“到群众中去”的利益代表过程,更强调“从群众中来”的利益表达过程,使失地农民看到党在保障其权益、实现其合法利益的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8]

第四,完善村民自治制度,提高村民委员会或村民小组在维护失地农民合法权益中的能力和水平。培养农民进行制度化利益表达的习惯,通过村委会民主选举制度,充分保障农民对选举村级领导人的有效参与;通过村民会议制度,保障农民参与包括土地征用、土地转让等村庄公共事务的民主决策;通过村务公开制度,加强农村政治生活的公开化、民主化、透明度,使农民对村干部的行为进行有效监督;提高农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热情和政治素质,使其获得更多有效政治信息,减少制度外的利益表达行为。

第五,提升大众媒体作用,使其成为“党和政府之喉舌”,担当起“社会之公器”,成为社会各阶层话语诉求与利益表达的平台。改变传统的单向式、灌输式的传播模式,关注社会公众的声音,对包括失地农民在内的弱势群体,给予应有的社会关怀;坚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重,改变一切屈从于市场、唯“财”是求的错误倾向;加大对各种侵犯失地农民权益事件的介入力度,强化舆论监督,防范权力机关腐败,维护社会公正和正义。

(二)积极拓展失地农民利益表达的组织空间

利益表达的组织空间指一个社会中具有相同或类似利益的人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被允许组织起来。由于社会体制和社会结构等诸多方面因素制约,当前农民组织化程度较低。因此,组织化程度的提升对于维护和保障失地农民合法权益、搭建失地农民与政府沟通协调的平台和载体、规范失地农民利益表达行动、维持社会稳定和谐意义重大。

第一,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制定相应法律法规。各级政府应提高对农民组织化的必要性及重要性的认识,坚持“引导而不领导、扶持而不干预,”[9]为农民的经济和政治组织的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和政策环境;建议国家通过立法即《农民组织法》,对各种农民组织的性质、法律地位、机构设置、活动原则等做出明确的法律规定,为农民组织成长提供可靠的法律环境;各类农民组织要敢于并善于表达农民要求和意愿,既需要政府大力帮助、引导和支持,但政府又不能违背其意愿和组织原则,越俎代庖、操之过急。

第二,降低失地农民与政府“交易”成本,增加利益表达效度。农民组织既是失地农民与政府协商与对话的平台,也是失地农民与政府矛盾的缓冲机制。对被征地农民来说,可通过组织工具向政府集中阐发其在土地征用方案、补偿款发放办法、人员安置和社会保障等诸多问题上的利益和要求,并就政府业已出台的相关决策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批评。对政府来说,可根据被征地农民集体传递出的信息,全面准确地了解其诉求,保障土地征用决策的科学化、合理化,实现更合理的价值分配,满足失地农民要求。当政府与被征地农民出现矛盾冲突时,政府可通过农民组织向被征地农民作出解释,失地农民的不满也可在组织内得以宣泄和释放,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其采取过激行动的可能,及因此而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

摘要：当前我国失地农民所拥有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相对不足,其利益表达空间狭小、利益表达通道不畅。失地农民权益受损关涉社会和谐稳定,引导和规范失地农民在良性互动中实现利益有序有效表达,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失地农民,利益表达,行动,思考

参考文献

[1]詹姆斯.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抗与生存[M].程立显,刘建,译.译林出版社,2001:242-243.

[2]张鸣.关注农民中的失语现象[J].决策与信息,2006(8).

[3]周作翰,张英洪.论当代中国农民的政治权利[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1).

[4]黄光国,胡先缙.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42.

[5]朱胜龙.报刊:“嫌贫爱富”为哪般?[J].新闻出版交流,2003(2).

[6]杨善华,苏红.从“代理型政权经营者”到“谋利型政权经营者”向市场经济转型背景下的乡镇政权[J].社会学研究,2002(1).

[7]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Z].中华书局,2000:322.

[8]马银录.向农民道歉[J].新华文摘,20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