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清代钱币中花钱的文化习俗的论文

浅谈清代钱币中花钱的文化习俗的论文（通用4篇）

篇1：清代河南田宅交易中的习俗惯例

一、清代河南田宅交易情况

广义的田宅交易包括田宅使用权的转移, 这种田宅交易起源很早。清军入主中原之时, 即开始招揽民人开荒耕种。无主之地, 任由民人垦种, 并立三年免征之例。民人垦种的过程, 田宅使用权已经发生转移, 随后更名田法令的颁布, 完成了耕者有其田产权转移。

清初, 出于社会经济恢复和流民安置的考虑, 政府以国家强制力完成人力与生产资料的结合, 转移了田宅产权, 反映了国家体制对经济活动的强力干预, 说明了社会政治交易弥补了经济行为的缺位, 有利于社会稳定和民众正常生活的恢复。经济行为的田宅交易在清初是不被鼓励的。传统思想注重保护自己自足的小农经济。《唐律疏议·户婚》诸卖口分田条规定:诸卖口分田者, 一亩笞十, 二十亩加一等, 罪止杖一百;地还本主, 财没不追。田宅作为基本的生产生活资料, 是不允许买卖的。清代继承了这一思想, 在实践中严禁随意买卖田宅。河南地区对土地交易态度谨慎。百姓遭遇灾荒, 无以自给, 宁可卖儿卖女, 亦不卖田土。乾隆四年, 邓州歉收, 民人王炎鬻卖其子为奴, “得钱千余”, 夫妻昼夜纺织, 竭力奉母[1]卷17, 720。传统思想, 鬻卖祖业, 罪过深重, 不到万不得已, 绝不出卖。

田产交易是无法完全禁绝的, 传统孝道及生存的本能自救为经济性田宅交易提供了出路和突破口。雍乾时期, 田宅交易较多出现。邓州民人李氏为丁世应妻, 20岁夫殁, 有田八亩, 仅能糊口, 后舅姑病逝, 不得已“尽卖其地以葬”[1]卷20, 792。父母亲的葬礼为世人所重, 治丧花费成为出卖田产的诱因, 民人宁可抛弃自身生计亦不惜, 甚至卖身为奴。田房契约成契理由的出现, 是官方政治经济管理制度、社会传统思想在契约行为中留下的烙印, 这是对土地交易限制而又无法禁止的结果。

清中期以后, 田房契约文书数量之巨, 远胜前朝[2]。田宅契约导致田土移主, 人口流移, 田土人口变化情况在地方志中都有体现。“志者, 为政之书也。此数十年来土田之更迁, 户口之登耗, 风俗之移易, 水利之修废, 既当据是征信。”[3]刘文微叙, 12土田之更迁、户口之登耗促使民间田产交易大量出现, 成为基层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清代河南田宅交易中的非经济因素

清代河南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社会生活习惯, 造成了田宅交易中的非经济因素比较突出。影响田宅交易的非经济因素众多, 政权力量在北方相对较为强大, 而南方族权势力较为明显, 与国家权力并列影响经济活动[4]。政治力量和政治需求对整个社会都有强大的影响和重塑作用, 在河南田宅交易中常见其身影。除此之外, 河南地区社会性的人文彰显给冷冰冰的金钱交易带有亲睦乡谊的浓厚色彩, 使得经济产权的变动尽可能小地影响地方社会生活的秩序与节奏。

清代河南政治运作的习惯深刻地影响到田宅交易, 政治信仰注重田制对小农经济的保护。同时, 政治力量在交易过程的强弱表现是封建经济与政治体制相互协调、适应的过程。河南地区是一个多灾害的区域, 灾害爆发总要伴随着土地的兼并和田宅产权的更替。加之自救机制较为薄弱, 破产的自耕农只能出售田产以自存。但是, 大规模的灾害、大规模的农民破产亦会引起官方的注意和干预。乾隆五年, 河南巡抚雅尔图奏:“豫省每有山西等处民人, 及本省富户, 专以放债为事。春间以八折借给, 逐月滚算。每至秋收之时, 准折粮食。其利竟至加倍有奇, 贫民生计日促。”[5]卷113乾隆五年三月庚午贫民在饥荒年月多不能支, 田宅往往被商人所夺。乾隆五十一年, 巡抚毕沅奏:“豫省连岁不登, 凡有恒产之家, 往往变卖糊口。近更有于青黄不接之时, 将转瞬成熟麦地, 贱价准卖, 山西等处富户闻风赴豫, 举放利债, 借此准折地亩……是富者日益其富, 贫者日见其贫。”[5]卷1255乾隆五十一年五月辛未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底层的贫困和动荡。此次灾害引起官方的重视, 清廷鉴于基层社会的残破, 运用政权力量, 强令富户退田, 社会秩序才逐渐稳定下来, 国家权力的干预保证了经济生活的平稳运行。

经济行为在国家力量的监控和重压下出现扭曲, 田产交易过程存在大量的欺诈行为, 灰色交易居多。买卖双方为了自身的需求冲动, 各自承担着风险。亲宗擅自出卖同宗孤幼时有发生, 孤幼长成后多不承认前项买卖, 以至纠纷不断。邓州民人张佑买邻人田产, 但“邻人卖其孤侄产, 后侄成立, 将致讼”[1]卷17, 734。张佑无奈, 只好将田契归还。整个交易过程不具有合法性, 双方并非不知情。孤侄成长费用需要人支付, 是典卖田产的起因, 孤侄成长经济好转, 又是赎回田产的物质基础。在这一过程中, 买方张佑处于被动地位, 对售田者赎回能力的误判最终导致重大损失。社会存在的这种灰色交易明显可以看出, 小农经济的自救行为不具有利他性, 容易激化各方的矛盾, 同时还可看出官方对小农经济的保护, 抑制兼并的作用。

买卖过程中对伦理思想的借重, 源自于规避法律禁令, 反映了卖方自救和买方占有财富的需求冲动。伦理意义的形式化使经济行为本身运行冲破了僵硬的国家体制, 重构着社会的财产分配情况, 引发社会阶层的分化, 社会整体结构发生变化。田产分割中兄弟子侄相互间的馈赠, 首先突破了土地固定所有权的法令。清代河南亲族间的馈赠比较普遍, 转赠的田土数量较大。如邓州民人张在给其族叔之子娶妻, 并给田六十亩;民人唐治裔给其幼弟“宅一区, 田九十七亩”[1]卷17, 721。这种馈赠有和睦宗亲之意, 合乎伦理纲常, 官方多默许所为。

三、清代河南田宅交易中的习俗惯例对国家与社会的影响

清代河南田宅交易中存在大量习俗惯例, 经济活动深受其影响, 这些俗例作为民间规则发生作用, 规范着民事活动的界限, 塑造着经济活动的形态。这些活动反作用在国家制度上, 引发行政、司法体制的变革。同时, 作用在社会层面的影响引发经济主体对追求财富的欲望, 社会经济要素重新分配, 为经济发展扫清障碍。

1. 对国家制度的影响。

清代河南田宅交易中的习俗惯例围绕着国家重大的政治活动而展开, 既受到国家制度的规范, 同时又对国家体制产生重大影响。有清一代, 初期注重社会秩序和社会经济生活的恢复, 加强统治, 平叛与忠诚问题是政治的主要活动。《清史稿》中有顺治年间河南重大事件的详细记载:

时河北初定, 河南五府余寇未靖。宝丰宋养气、新野陈蛟、商城黄景运等各聚数千人, 侵掠城邑。景道檄总兵高第、副将沈朝华等分道捕治, 诛养气等。四年, 郧阳土寇王光泰率千余人犯淅川, 景道遣参将尤见等与总兵张应祥合兵击却之。五年, 曹县土寇范慎行等煽宁陵、商丘、考城、虞城、仪封、兰阳、祥符、封丘诸县土寇, 并起为盗, 屯黄河北岸。景道檄第督兵讨之[6]卷240, 吴景道传。

地方基层与国家效忠体制的构建塑造着社会的各方面, 社会生活中的经济行为也成为政治权威的组成部分, 人口与土地的结合服从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经济的恢复。清廷下令, 有主耕地, 地方政府不得任人诉讼, 索要田产。旧主之田产于别处调拨补偿, 并且重申户婚田土小案及笞杖轻罪案件皆由地方有司秉公办理, 不得随意越讼。此做法延续较长时间, 顺治年间的自由占荒时期, 康熙年间的政治忠诚交易, 雍正年间的自由经济活动的国家监控, 雍正以后经济力量与国家权力的博弈时期, 无不体现这一特点。清初, 田产所有权的转移促进了流动人口生计问题的解决, 加快了社会秩序的恢复。中叶以后, 对田宅所有权的固化则为试图保护小农经济, 阻止兼并冲动, 缓解社会矛盾。

2. 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清代河南田产交易中的习俗是基层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 丰富了人们的社会生活。在经济领域, 较多地是田产使用权的交易, 这一过程中, 乡绅处于优势地位, 是各种契约规则的制订者和交易活动的执行者。

无论是田产所有权的交易, 还是使用权的交易, 都是社会生活发展的表现。这些习惯做法和习俗极大地规范了经济活动的运行方式, 保证经济行为的顺利开展。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对田产所有权随意变革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 有些田产在变更后往往会成为沉重的负担。西华县民在境内小黄河流经之侧, “买地六十亩, 为起土修堤之计, 鼎革以来俱遭占没”[8]卷2, 修张善口详稿, 10。除此之外, 对经济秩序的冲击影响更大。县域境外开垦较为常见, 出现异地纳粮等问题。“考城地滨大河, 先年多退滩荒土, 杞人以境外来垦, 亦通例也, 后竟诡报新垦之考地三百余顷注杞图籍, 名曰新增地米, 而考腹里之田土税粮遂架空而入杞矣”[9]卷18, 赋税, 15, 长期以来遭受一地二粮之累。田产变更中的习惯做法对社会带来诸多不利影响。

综上, 田宅是生产生活的重要资料, 其交易行为为历代所重视, 以多种法条加以规范与限制。政治性的意图是田宅交易的习惯性考量, 而民间的俗例也改造着田宅交易的形态。清代河南田宅交易中的习俗惯例围绕重大政治展开, 透过伦理社会框架, 体现着更多的民生意蕴。田宅交易中俗例具有重要意义, 弥补了国家体制的局限, 丰富了基层社会的经济生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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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M].人民出版社,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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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宋恂纂.西华县志[M].乾隆十八年刻本.

篇2：浅谈清代普通官铸小平钱币的鉴定

笔者是一名普通的古泉收藏爱好者，小时候家里就有几枚清代钱币，从小拿在手上玩，耳濡目染。随着文化程度越来越高，经常去古玩市场上逛，加之不断地研究、向别人请教，自己总结出了一套清代钱币鉴定的方法和要领。针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仿品，特将本人的经验总结如下，希望各位泉友予以借鉴，擦亮眼睛，谨防打眼。

清代钱币从顺治开始，与之前钱币相比最大的变化就是钱背加了满文，因为清朝是满族人建立的政权，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货币史上重要的一次历史变迁。清代钱币的鉴定与其他朝代的钱币鉴定有相通的地方，但也有其独特的地方，比如说穿口，在后文会详细解说。清代钱币的鉴定大致上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形制

清代的钱币延续了中国自秦代以来的“圆形方孔”的形制，象征着中国古代“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念。早期的顺治钱币除了年号不同外，与明代后期钱币几乎没有差异，相当一部分顺治通宝是光背，所以在民间有“早期清钱似明钱”的说法，当然，这里面也包括钱币的字体。

我们勉强把钱币的字体也归入到形制里面，仔细对比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个时期钱币的字体，你就会发现，字体变得越来越趋向于规范化，最终在乾隆朝走向成熟与稳定，如果对比钱背的满文将会体会更深。如图1～图5，图1顺治通宝和图2康熙通宝无论汉文还是满文，字体均流畅自然，笔画藏头露尾，像手写一般；图3雍正通宝与前两者相比稍显呆板，字体流畅度不足，书法艺术性不如前两者；而图4和图5当中两枚乾隆通宝的字体艺术性，与图3雍正通宝相比稍微逊色，与图1图2相比则更显不足，满文尤甚。自乾隆朝开始，清代钱币的字体朝着规整化、严肃化发展，直至咸丰朝，各地钱局活跃、铸钱量大增，这种情况才稍有改观，甚至出现了“戴书”铁钱这种钱币中汉文书法艺术性、欣赏性相当高的钱币，但是，自乾隆朝开始的规整化、严肃化、略显呆板的字体，可以说影响了整个清朝中后期，在清朝中后期的铸币中出镜率相当高，一直延续到清朝灭亡。需要注意的是，这种钱文字体的变化绝对不是偶然，与清代雍正时期建立军机处、封建专制制度达到顶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掌握不同时期钱币的形制并挖掘其出现的原因，对于清代钱币的鉴定尤为重要。市场上许多低劣的仿品，完全与真实的钱币背道而驰，掌握不同时期钱币的形制，对于那些低劣的仿品自然可以一眼认出了。

二、穿口

所谓穿口，就是指钱币中间的方孔。首先要弄清楚修穿是什么定义，修穿即是单枚钱币的穿口经过人为打磨修整以达到一定目的。翻砂铸钱在钱币取出之后用一根签子捅入一串钱币进行批量修整。纵观中国古代钱币的铸造历史及方法，修穿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直修穿”，二是“双面修穿”，三是“单面修穿”。从唐代开始一直到清顺治早期，直修穿一直是主流的修穿方法。

由于清代钱币在对雕母“开金口”时出现了“单面修穿有坡度”的情况，用雕母翻铸母钱，母钱一般还要再进行“单面修穿”，然后再用母钱翻铸子钱，子钱就是普通的流通钱，子钱铸出来后一般还要对穿口有毛边、棱刺的子钱再进行一次“单面修穿”，所以直接导致清代普通流通钱币中穿口与之前朝代的钱币的穿口大有不同。所谓“单面修穿”，在清代钱币中就是指背面穿口修出坡度，为了便于理解，下文姑且称之为“背面修穿有坡度”。图6为清代钱币，我们从背面带有满文的一侧看，会看到正反两面穿口之间有一个明显的坡度，这就是所谓的“单面修穿”后的结果。如果是侧面剖视图，那么图6中钱币的穿口将是一种“一侧高，一侧低”的状态；而图7宋代钱币中穿口所表现出来的则是一种直上直下的状态，并没有明显的坡度，这就是“直修穿”。

清代钱币“背面修穿有坡度”出现的时间，从存世的实物上来分析，应该萌芽在顺治、发展在康熙、成熟在雍正、稳定在乾隆，乾隆之后一直延存了下来。除此之外，常见的还有“背面修穿有坡度、正面穿口开小决”“背面修穿有坡度、正反面都开小决”“背面既修坡度又开小决，正面穿口无变化”，这三种也是清代钱币中修穿的工艺手法。从实物上分析，这三种修穿的手法在清代钱币中的出现可以追溯到乾隆朝，并在乾隆朝已经达到成熟而且广泛应用，往后各个时期都存在以上至少一种修穿手法。“背面修穿有坡度”在清代钱币中继顺治早期直修穿后出现的最早，而后才是开小决，开小决只是“背面修穿有坡度”的辅助，简单的理解就是可以没有开小决，但一定存在“背面修穿有坡度”。如图8所示，开小决就是在穿口的四个角上各开一个小口儿。

以上四种修穿方法之所以在普通官铸小平钱币中的出现，究其原因，其根本在于母钱。总之，笼统的说，母钱穿口什么样，普通子钱穿口就什么样。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乾隆之后所有的清代翻砂钱币都是背面修穿有坡度，私铸钱币、部分地方钱局铸币（比如新疆红钱）、清代后期比较薄的钱币及咸丰大钱排除在外，我们在这里只研究普通官铸小平钱币。另外在面世的清代后期的普通小平钱币中，比如光绪通宝，穿口常见有毛刺，这只是因为清代后期国力衰弱、生产力不足，做不到以前对刚翻铸出来的子钱进行穿口精修，加之钱币流通时间较短，磨损状况轻，所以才导致了部分后期钱币穿口出现毛刺，但是以上四种修穿手法中的其一还是能清晰地体现出来的。如图10所示，虽然穿口有毛刺，但是背面既修坡度又开小决还是能看得出来的。

由于清代钱币在穿口上的特殊性，所以了解清代钱币穿口的规律及其产生原因，对于鉴定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同时，以上四种修穿手法在钱币中的应用，也可以增强了清代钱币在收藏过程中的观赏乐趣。

三、锈色（包浆）

钱币的锈色及包浆对于钱币的鉴定尤为重要，可以说是重中之重，也是民间作伪分子不断追求的目标，更是钱币收藏者不断学习的目标。清代钱币与之前朝代的钱币相比，由于距离现在时间较近，所以常见的多是黄亮传世品及黑漆古传世品，但是也有大量的清代钱币入土时间较长，加上所在土壤环境，形成了锈迹斑斑的样子。下面我们就从生坑钱币的锈色及传世钱币的包浆这一角度入手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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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是一种比较稳定的金属，在常温下不易生锈。要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才能生成氧化铜、碱式碳酸铜等。氧化铜因形成的颗位大小不同，呈现出黄、橙红、鲜红、深棕等不同的颜色，俗称“枣皮红”“栗子壳”等。出土的发掘品钱币表面锈色深深渍入钱币里面，因为其分子结构稳定、紧密，所以真锈很不容易擦掉。而伪造锈色则不然，伪锈多在钱币表面，称作“浮锈”或“粉状锈”，比较轻浮，容易脱落，往往经碱水一煮，做上的假锈便不堪一击。

钱币在流通数十年甚至数百年之后，会锈蚀产生碱式硫酸铜，如果后面埋在碱性土壤当中，碱性土壤中碱性物质与还原类物质，比如说有机物糖类等发生化学反应而生成氧化亚铜（cu₂O）从而呈现出深红色，还会生成铅丹（Pb₃0₄）呈大红色，同时还会保留部分绿色的碱式硫酸铜，所以有的古钱币呈现出一种红绿绣，民间通常叫做“红斑绿绣”。不少作伪分子从红斑绿绣入手，开始伪造，对于这种伪造的红斑绿绣，鉴定时只需要抓住两个字——层次。从以上形成的机理上不难看出，红斑即氧化亚铜（cu₂O），是绿绣即碱式硫酸铜进一步反应而生成的，所以氧化亚铜和碱式硫酸铜之间必然存在一个分层，斜放钱币观察可以看到两者相接的部分有明显的层次感，如图9所示；而作伪的红斑绿绣氧化亚铜和碱式硫酸铜之间多杂乱无章，相接处没有层次感，这是鉴定时的一大要点，如图10所示。有的真品钱币红斑和绿绣之间的层次不是特别明显，鉴定时需要擦亮眼睛、仔细观察。

再说传世钱币的鉴定，传世钱币大致可分为传世黄亮和传世黑漆古两类。传世黄亮是存放在大气中自然氧化的钱币，呈现出古铜色，经长期把玩触摸的，表面色泽光亮，整体有一种非常“熟润”的感觉，如图11所示；没有经过长期把玩触摸的，也会呈现出铜的本质，但钱币整体光泽暗淡，如图12所示。无论是否经过把玩触摸，传世黄亮钱币的包浆均自然、不做作，地章一般呈黑色状态，而作伪的传世黄亮钱币包浆生硬，没有变化的美感，显得死板、生硬，如图13所示。传世黑漆古一般是存放在干燥的环境下而生成的，未经把玩，表面呈黑色，似一种坚硬的黑色皮壳，用手用力搓不会出现变化，如图14所示。伪造传世古的方法是将伪钱用火烧红后冷却，或放入盐酸腐蚀一、二月取出，表面即可产生黑色的传世古。然后再用带打磨或摩擦，使其产生传世光泽。也有将伪钱用煤烟熏黑，再上蜡打光。伪传世古，色泽浅淡，不自然，轻浮不牢，用手指摩擦，手指便会粘上黑色。

之所以钱币的锈色和包浆对于鉴定钱币是重要的，那是因为真品钱币的锈色和包浆是千百年自然反应而得来的，具有历史的积淀，最能直接反映钱币的保存状况。另外不同环境对钱币的影响差别是非常大的，因此不同地方出土的钱币锈色往往不一样，即使是传世钱币，也会因为钱币所在环境的温度、湿度、空气成分等因素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可以说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所以在古泉界“坑口论”十分盛行，许多泉友不断收集不同地方出土的钱币，并加以研究和欣赏，这也是一大乐事。

要想很好地利用锈色和包浆鉴定古钱币，并非一日之工，需要不断的观察和研究不同时期、不同地方出土的真品钱币，并细细揣摩，只有经手大量的真品钱币，才能对锈色和包浆的基本状态了如指掌，鉴定时才会成竹在胸。我们往往会看到许多老前辈对赝品钱币看一眼就知道是假的，需要知道这可不是一两天就能学会的，必须通过日积月累的研究和观察。很多人问我，你是怎么知道钱币是假的呢，我往往都会说一句话：等你什么时候摸过的古钱币比摸过的人民币都多的时候，你自然就学会了。当然，我不是钱币鉴定大师，我只是一名普通的钱币收藏爱好者。

现在市场上不少钱币作伪分子能够把古钱币的锈色和包浆做的很好，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甚至形制、字体、穿口等诸多方面都做得很好，很多资深泉友为此打眼，我们称这类赝品钱币为“高仿”。锈色和包浆真的是一门很深的学问，要知道，作伪技术更新的时间永远在人们掌握该作伪技术的时间之后，只有作伪的东西出现了，并且有人打了眼，人们才会注意这种钱币，并仔细研究总结规律，即为什么假。所以，要想练就一双好眼力，闭门造车是不行的，要深入市场，不断挖掘，只有经常去市场，才能及时了解市场上出现的新的作伪的钱币，否则当这种钱币出现时，卖家添油加醋把钱币的来历说得非常精彩，加之你鉴定水平不足，上当打眼是难免的，所以，古钱币鉴定不是一日之功，更不是纸上谈兵。

四、声音

通过钱币的声音来判断钱币的真伪是一种最为直观的方法，也是一种最为简单的方法。用手把钱币拿到适当的高度，松开手，任钱币做自由落体运动投向地面，听钱币和地面接触所发出的声音。如果声音柔和、悦耳、淳厚、喑哑、没有转音，则为真币；如果声音又尖又高，非常清脆，明显的刺耳的声音，则为假币。这是因为古钱币中主要含有铜、锡、铅、锌、镍等各种成分，经过长时间在土壤中的反应，哪怕是传世未曾入土的古钱币，其中含有的各类物质也会慢慢反应析出一部分，这样古钱币内部之间金属分子的排列密度会大大降低，不再是以前紧密的状态，掷地之后的声音就会发散出去，所以真品钱币在多年之后也就没有了原来的“火气”，声音变得柔和淳厚。要想掌握这种方法，需不断地听真品钱币和赝品钱币掷地的声音，心中明白什么是真品钱币的声音，什么是赝品钱币的声音。

当然，通过声音来判定钱币真假本身带有很多的局限性，比如说作伪分子直接用老铜来铸造，或者作伪多年并经过强烈腐蚀的钱币声音也会变得和真品钱币相差无异。作伪的老手会把新钱放在火上烧一下，烧过的钱，再放到桌上，发出的声音发哑，或者有意破坏钱体，敲碎一角，使之破裂，破损后的钱，也只会发出哑声，而且给人一种古旧的假象。所以，对于被火烧过的钱和破损有裂纹的钱，鉴定时要特别留神。此外，对于改刻的钱，因钱体本身是真的，鉴定时也不能单凭手感或音韵来判定。

所以建议把通过声音判断古钱币真伪这一项作为鉴定时的辅助手段，不能全权依赖声音，需要结合钱币的其他特征进行综合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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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铸造工艺

了解古钱币的铸造工艺对于鉴定也有非常重要的帮助。清代钱币的铸造采用的是翻砂法，开铸新钱之前，要先设计样钱上交中央，以待审核，审核通过之后，按照样钱在铜饼上雕刻母钱，我们称之为“雕母”，然后用雕母翻铸母钱，母钱翻铸出来之后一般还要对母钱的穿口、字口、地章及各处流铜等进行精修，接下来才是用母钱翻铸子钱，即普通的流通钱币。而母钱的质量高低对于铸造子钱时的效率，尤其是子钱的质量几乎有决定性的影响，所以在整个铸造流程中对于母钱的要求是相当高的。一般在精修的过程中会对母钱的字口进行精修，只有字口挺拔深峻，才不至于在拔砂的时候造成“刮砂”，这样才能提高铸造的效率。

了解这些之后，再来看市场上赝品钱币作伪的手段，就不难判断真假了。常见的赝品多是以存世的保存状况较好的真品子钱作为造假时的“母钱”进行拔砂，因此作伪出来的钱币一般会带有拔砂时使用的子钱上的流通痕迹，这就是所谓的“同模伤”，只要仔细观察就不难看出。另外由于作伪时用普通的子钱就行翻铸，铜液在冷却成型的过程中会发生回缩，所以利用“同模”作伪出来的钱币，会比真品子钱稍小。在清代真实的钱币铸造过程中，为了避免这种情况，通常都会雕母大于母钱，母钱大于子钱，因为只有把会回缩的那部分提前加进去，才不至于导致子钱翻铸出来后比规定中的子钱的重量和直径变小，造成钱币减重。

另一方面，真品钱币是用字口挺拔深峻的母钱翻铸出来的，而赝品钱币大多是以子钱翻铸出来的，所以用子钱翻铸出来的赝品钱币在字口上不如真品子钱，利用翻砂法铸造钱币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减重的过程，这也是为什么真实的铸造过程会雕母大于母钱、母钱大于子钱，利用真品母钱翻铸的真品子钱的字口本来就不如母钱，更何况再用子钱翻铸出来的伪币的字口呢！所以，市场上常见的赝品子钱在字口上不如真品子钱，赝品子钱字体臃肿无力，不够挺拔深峻，有一种松松垮垮、软软塌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字体无神”。

当然，也有一部分赝品钱币对以上在铸造工艺当中容易出现的问题做出了防范。比如用真品子钱翻铸时，适当改变铜液中各种成分的比重，以避免铜液在冷却成型的过程中造成回缩，对于这样的钱币，只要我们常看真品就不难看出。钱币中各种成分的比重，对于钱币的发色，也就是钱币铜质的色泽有决定性的作用，稍加改变，就会改变钱币在铸造出来之后的发色，比如图13赝品雍正通宝，钱体大小虽然和真品钱币无异，但是其铜质的色泽却和真品传世黄亮钱币有着很大的差别，这就是为了避免铜液回缩造成钱体比真品钱币小，而改变了钱币的成分比重。另外一种高超的作伪手段是用存世的真品母钱来进行拔砂，用老铜进行浇铸，这类钱币无论是在字口、色泽，还是钱体大小上，都有很强的迷惑性，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高仿”，这就需要结合各方面进行综合判断，还要加上自己玩古钱币的经验。

市场上也有很多赝品雕母、赝品母钱，对于雕母和母钱的鉴定手法，我们不做叙述，在这里只研究清代普通官铸小平钱币。

总之，清代普通官铸小平钱币复杂多样，赝品也层出不穷，我们在鉴定时不能仅靠一种方法进行鉴定，既要看钱币的形制、穿口和锈，也要看钱币是否符合铸造工艺，字体是否“有神”，最好再听一下钱币的声音，还要结合自己的经验，综合判断，不要妄下定论。要想练就一双“火眼金睛”，并非一日之功，需要各位耐住性子，潜心钻研，多看多想，同时结合历史背景，多思考一下“为什么”。建议从普通的不怎么值钱的钱币入手，不要贪大，一步一步来，稳扎稳打，研究钱币的同时，也用心去体会钱币上所反映出来的经济、文化、甚至军事等社会百态，这将是一种沉浸在历史当中所能带给人的独特的愉悦感。

以上为本人的一些浅见，不当之处还望各位专家老师予以批评指正，在此不胜感激。

篇3：浅谈商务交往中的中印文化习俗

关键词：商务交往,中国,印度,文化习俗

在世界社会文明发展的进程中, 中国和印度在社会文明发展史上, 尤其在亚洲社会文明发展史上占有显著的地位。自古就同属文明古国, 同属亚洲文化系别, 中国和印度的文化在东方文化中占有主导性地位。两国的文化习俗有很多共同点和不同点, 但是随着社会发展, 在发展的过程中, 受历史发展中各种因素的影响, 如地域环境、自然环境、战争因素、政治和经济体制等的影响, 文化习俗也有很大的变化。

中国的传统文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有很大的变化。但是, 思想中根深蒂固的宗法文化、农业文化、血缘文化在人们生活中的影响还是很深远的。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民族文化异彩纷呈, 在历史的漫长演变中, 各种文化相互渗透相互容纳, 逐渐的形成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丰富多采的内涵。而印度是是一个多种族的国家, 语言多样化, 各个种族有其独特的文化, 又相互兼容, 而宗教信仰则是印度的一大特点。自古以来, 印度是一个宗教王国, 各种宗教并存相容, 这很大由于历史因素形成的。从印度可以追溯的历史公元前2000年开始, 雅利安人第一次在印度北部定居的移民浪潮开始, 到近代的英国殖民时期, 印度都用其伟大的同化精神和忍耐精神取胜, 形成现今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相容并存的独特文化特征。

中国和印度作为东方的两个大国, 不但文化上源远流长, 在商务交往中也是日益频繁。但是, 由于文化上的差异, 在商务交往中我们需了解双方的差异, 以产生避免误解。下面我们根据商务交往中的经验, 探讨一些最为明显的差异。

在中国, 见面时大多采用国际商务惯例, 握手、点头致意、或者鞠躬。在印度, 教徒之间多用佛教手势--双手合十礼, 但是也有使用握手礼的。在使用双手合十礼的时候, 手举到的位置不同代表的含义也不同, 在见尊敬的长者时, 则要弯腰触摸长者的脚。而且, 在印度, 男尊女卑观念还非常严重, 女性地位很低, 在于女性见面时, 不要行握手礼, 行双手合十礼, 轻轻鞠躬。而遇见小孩的时候, 在中国, 长辈经常会摸摸孩子的头以示喜爱, 但是在印度, 摸孩子的头部是非常忌讳的。而且他们认为澡盆里的水是死水, 孩子洗澡后会遭灾、夭折等, 所以多用活水洗浴。

吃饭时, 中国人多使用碗筷。左右手基本没什么忌讳, 递东西注意不要从头顶递过去就好了。餐桌礼仪也多使用国际惯用的, 但也有少数民族有自己的餐桌礼仪。而且, 中国的酒桌文化也是中国文化中的一大特色。但是在印度, 许多正式场合, 他们也开始用刀叉。但是私底下, 还是习惯于抓食。他们认为右手干净, 用右手递食物, 与人接触也忌讳用左手。吃饭时, 多使用盘子, 一般用右手抓食。甚至稀粥也用手抓食。他们认为作用肮脏, 使用左手是对别人的侮辱。但是现在城市里很多人也使用西餐礼仪。

在中国, 佛教也一度盛行过。现今, 还有各种宗教团体, 教徒人数众多。而且在中国, 自古就兴建很多寺庙, 迄今香火还是依然旺盛。但是烧香拜佛却又很多讲究, 进门时不可走中间的门, 走两边, 走哪边先迈哪只脚, 不可踩门槛;进入大殿后不可大声喧哗, 不可拍照;除烧香拜佛所需之物外, 不带其他东西进入;佛殿内右绕, 不可左旋;佛殿内, 不可支脚、倚壁、靠桌、托颚、叉腰站, 更不可笠杖倚壁而立或涕唾污秽等, 坐时不可箕坐;站立时应放掌或合掌站直, 以示恭敬;进香时三根香, 女性右手在上, 无香时, 行双手合十礼, 微微鞠躬, 心诚则好。在印度, 因为牛被视为圣物, 若要进入印度教的寺庙, 身上绝不可穿以牛皮制造的东西, 如果穿了牛皮制造的东西, 会被视为犯了禁戒, 皮带、皮鞋、皮表带、手提包等牛皮制品, 都不能入其寺门 (在印度牛留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在大街上、田野里悠闲的走着, 车、人都要让道, 不能杀牛, 因此牛在某些方面来说是印度社会的一大负担) ;印度人走进寺庙或厨房之前, 先要脱鞋。不论男女老幼, 都要把鞋放在门口, 赤脚进去。他们认为, 若穿鞋进去, 既不礼貌, 也不圣洁。进入印度的庙宇或清真寺, 要跨过门槛而不能踩着门槛过去, 进寺庙要光着脚, 事先要在入口处洗好脚以表示礼貌;如果进入回教寺庙, 则不能穿短裤或者无袖背心, 也要求脱鞋;如果去锡克教寺庙, 则要提前戴上头巾或帽子, 然后脱鞋才可进入。

着装上, 中国人的着装基本是现代装, 首饰作为装饰品, 可有可无。在着装礼仪方面, 采用国际通用的商务礼仪, 但是也有很多少数民族穿种族传统服饰, 带传统配饰。而且很多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特有的服饰, 比如, 苗族、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等。在印度, 首饰是人日常生活中一种不可缺少的装饰品。印度男女多有配带各种装饰品的习惯。即使是家境不好的妇女, 也会佩戴一些不值钱的金属或塑料首饰。自古以来, 印度人就认为, 向女子赠送首饰是男子应尽的义务, 女子也应充分利用首饰来打扮自己。印度人大多穿传统服饰, 在城市里也有穿现代装的, 但是女性极少穿现代装。印度女性喜欢在前额中间点有吉祥痣, 或在中分的发根处点上颜色, 其颜色不同, 形状各异, 在不同情况下表示不同意思, 它是吉祥、喜庆的象征。

在对比学习时, 中印两国之间的文化习俗有相同点也有很多的不同点。了解这些有助于我们在商务往来中避免发生不必要的误解, 促进交流的顺利进行。不论是在政治文化的交流上还是在商贸往来上, 都会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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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清代天津城市消费习俗的变迁

一、地方性格:热衷河鲜海货的饮食消费特征

濒河靠海的地理位置, 造就了天津地区居民嗜食河鲜海货的地方饮食性格。天津地区自古即有“典当吃海货, 不吃不会过”之语, 由此可见天津居民对于海货的热衷。康熙《天津卫志》记载:天津产蟹, 俗语“天津螃蟹镇江酒”, 谓美而多也[1]卷二。乾隆方志则载, “津邑滨海区也, 鱼利与盐同, 捕鱼不下三十种”[2]卷十三。仅鲜鱼种类, 主要有银鱼、河豚、巨罗鲤、鲫、鲁鱼、羊鱼、燕鱼、鲂、梭鱼、蚌、鱼、白条、鳑头鱼等。河鲜之外, 又有海货, 所谓“南与河通波, 北滨大海, 茭苇螺蟹之利, 甲于畿甸”[3]5。海鲜种类更是繁多, 螃蟹、蚬蛏、蚌、大虾、海蜇等, 即如《津门杂记》所言:“津沽出产, 海物俱全, 味美而价廉。春月最著者, 有蚬蛏、河豚、海蟹等类;秋令螃蟹肥美甲天下。”[4]56

在天津众多的水产当中, 尤以螃蟹和河豚最为有名。《津门杂事诗》载:“二月河豚十月蟹, 两般也合住津门。”[3]59海蟹从春间即上市, “津门三月便持摮, 海蟹堆盘兴尽豪”[4]36。此外, 天津人喜食河豚。方志记载, 河豚“三月间出, 味为海错之冠”, 因其肉味鲜嫩, 尤为时人钟爱, “天津之水连北溟, 七十二沽漩回汀。……河豚此时举网得, 活东大小同赋形。……南人见之莞尔笑, 是物足胜通侯鲭”[5]卷五。

天津近海盛产“江瑶柱”, 这是一类栉孔扇贝, 味道颇肥美。《津门杂事诗》载:“谷雨才过芒种前, 鱼腥入市不论钱。罛师未识江瑶柱, 绝倒讹将‘海刺’传。”此外, 天津出产对虾, “大者逾尺”。等到成熟的季节, 对虾往往作为进贡之物呈进京城, “沙虹作对大盈尺, 汐水初平捞满帘。方物年年充驿使, 也随东鲽与西鲽”[3]60。

鲜鱼种类, 如巨罗鱼, 亦称腾香鱼。蒋诗《沽河杂咏》言:“巨罗网得正春三, 煮好腾香酒半酣。巨细况盈三十种, 已教鱼味胜江南。”[6]95到天寒地冻的11月份, 正是银鱼上市之时, “一湾卫水好家居, 出网冰鲜玉不如。正是雪寒霜冰候, 晶盘新味荐银鱼”[7]452。天津的银鱼, 以产于盐政署前的最为鲜美, “津门每置之火锅中以食之”[8]6479, 可见银鱼之肥嫩。又有回网鱼、羊鱼与鲁鱼, 《沽河杂咏》记载:“携到笭箸计已疏, 若逢回网独何如?叉鱼脊岸中宵兴, 要得羊鱼与鲁鱼。”[6]95

对于普通民众, 可能多食用常见鱼虾, “居人顿顿饱鱼虾”[7]453, 而绅商人家则更可多尝寻常少见之物。诸如珍贵的鳇骨和鲨鱼皮, 以及冰冻后保鲜的蟹子、蚬子等, 所谓“津门好, 珍品重华筵。鳇骨鲨皮夸海错, 蟹奴蚬子货冰鲜”[9]125。此外, 随着天津城市经济的发展, 海味更是成为城内各大酒楼饭庄之特色菜品。清末天津酒楼以通庆楼为尚, 竹枝词载, “翠釜鸣姜海味稠, 咄嗟可办列珍羞。烹调最说天津好, 邀客且登通庆楼”[9]449。

二、沿海贸易的兴盛与消费习俗的南北融合

清代随着运河漕运的发展以及海禁政策的解除, 天津渐为商货贸易之枢纽。清代为鼓励漕粮运输, 允许漕船携带一定数量的土宜沿途售卖。漕船所带土宜数量十分巨大, 如以每船载重一二千石, 其“所装额米不过六百石, 此外悉供运水手广载私货”[10]卷四十七。商人则“贸易土宜, 利倍十一”[11]卷十一。每至漕船到来之时, 街市上充斥着各类南方商货, 《津门杂事诗》记载, “百货璘騗列肆排, 钱刀衮衮市成霾。南风一夜漕船集, 越缶吴罂压满街”[3]53。

康熙年间开放海禁之后, 天津凭借其“其下去海不过百里, 风帆驰骤, 远自闽、浙, 近自登、辽, 皆旬日可达”的优越地理位置[6]卷六, 海路贸易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闽粤地区为清代天津最重要的贸易对象, “历年福建商船于六月内到天津, 候十月北风始回”[12]卷二一三。闽粤商人的到来, 带来了当地商货和消费习俗。糖是闽粤商船贩载北上的最大宗商货, 早在雍正初年, 闽粤商船所载糖类商货, 雍正元年 (1723) 仅白糖应有40余万斤, 雍正二年 (1724) 计有14万余斤;雍正九年 (1731) 到津白糖更高达500余万斤[13]91。

纸张亦是南方商船贩载至津的大宗商货之一。晚清天津设有南纸书庄及南纸局, 其中南纸书庄主要有锅店街的文美斋, 估衣街的逸云斋, 毛贾伙巷的瑞芝阁以及锅店街口艺兰堂。南纸局则为估衣街的锦盛祥, 锅店街翰宝斋、凌云阁, 以及东门外北城根的士宝斋[14]56。

清代到津贸易的闽粤商船, 除携带了大量糖货、纸张之外, 尚有其他日常生活用品。其中包括:苏木、胡椒、乌梅、槟榔、元眼、桂圆、佛手、陈皮、桔皮、门冬、麦冬、绍兴酒、姜、笋, 以及白矾、生漆、松香等。晚清时期, 天津亦有专门的南货局, 顾名思义, 这里主要出售南来各路商货, 店中“居奇无货不苏杭, 扇贝蛤蟆价更昂”。

随着两地交往的扩大, 闽广在天津地区影响日甚。清代天津较有名的点心铺中, 十香居则是闽广口味, 所谓“十香居, 南味坊”[15]286。晚清开埠通商后, 紫竹林地区成为天津城外另一繁华处, 这里尤以粤人居多。因广东通商较早, 因而粤人亦最早仿效西人习惯, 如用纸卷烟叶, 入口吸食;此外, 在衣襟下做兜, 以便放置各类零碎杂物。其时, 天津亦开始仿效, “衣襟无不作兜, 凡成衣店估衣铺所制新衣, 亦莫不然”。更有洋人的侍从, 亦习洋人, 口含烟卷, 胸挂怀表[4]137。

江浙地区为清代天津第二大宗贸易来源, 雍正初年天津的针市街所设昌茂招商店便是其一。该店共有十七只货船南下赴江浙两省贸易, 每年春去秋回, 八月间投关报税, 经手卖南货买北货[16]1527。据乾隆至道光年间的江浙地区到天津贸易商船漂没记载, 可窥探当时江浙商船所载商货情况。如乾隆十四年 (1749) , 有苏州府常熟县商船在江南装载生姜到天津发卖;嘉庆十年 (1805) , 有太仓州商船载江南徽州府茶商冯有达于上海县吴淞口装载茶叶835包至天津;道光四年, 又有浙江省镇海县商船于七月自镇海县装酒到天津交卸。这些商船均在贸易途中漂没[17]36。江浙商船所载生姜、茶叶、酒等, 均为津人日常消费之用。

江浙商人的到来, 则带来了最时尚的服饰消费潮流。清代天津城内的妇女十分注重头发的装饰, 当时比较流行的发式为“元宝髻梳蝉鬓薄, 栏干辫织犬牙精”[9]127, 这种“元宝髻”多为仕宦人家的女眷所喜, 亦即“南妆”。对于当时天津城内对于服装饰品的追求, 嘉庆时人崔旭评论此为“杭州风, 一把葱”[7]149。除服饰外, 晚清天津开设于紫竹林地区的饭馆中亦有宁波馆, 分别是协兴园及赵桂馨[14]91。

清朝作为满族人所建立的王朝, 随着天津与北京及关外地区的交往, 满洲特色的习俗也随之而来。以饮食而论, 北人多食野味, 而清代天津上层勋贵亦以此为佳品。同时, 满族特色的衣着也为城中居民所追逐, 乾隆年间天津人杨无怪称“大呢袍褂, 狐裘煌煌, 京靴卫帽, 得意扬扬”[4]103, 其中袍褂、狐裘等, 均应是北人服饰风格。清中叶, 城中少年服饰又有一色着军机色 (注:颜色介于红黄之间) 缎袍衫, 佩戴长颈的烟袋之好。有称“津门好, 服饰换随时。武备尖靴双底薄, 军机短褂半肩齐, 新样帽檐低”[9]120。同时, 清代天津城内妇女多扮佛妆, 即将面容涂黄, 兼之保护皮肤。“佛妆”本为辽境妇女所流行的一种妆饰, 清代天津地区妇女亦多习之。

三、开埠通商与晚清天津城市消费的中西交汇

晚清随着东西方交融日甚, 西方物事成为中国城市消费习俗转变的重要推动力, 并影响到城市的饮食、服饰、居住、出行等各个方面。“凡物之极贵重者, 皆谓之洋, 重楼曰洋楼, 彩轿曰洋轿, 衣有洋绉, 帽有洋筒, 挂灯曰洋灯, 火锅名为洋锅, 细而至于酱油之佳者亦名洋酱油, 颜料之鲜明者亦呼洋红洋绿。大江南北, 莫不以洋为尚。”[18]300洋货最初仅为城市上层居民所追逐的时尚, 随着中西贸易的发展, 其受众范围已进一步扩展至普通民众。

清代道光年间, 天津城内始有抽食鸦片之习, “京城及直隶、河南、山陕数处烟土皆由天津兴贩而来, 而天津之烟土则由洋船之夹带”, 当时天津关监督奏称, 风闻“两广、福建商民雇驾洋船, 在外洋夷船转贩呢羽杂货并鸦片烟土由海路运至天津, 每年约计船一百数十只, 于五六月间陆续抵津, 九十月间回转”[19]576。

咸丰十年 (1860) 天津开埠通商之后, 各国相继在紫竹林地区划定租界区, 直接引入了西方生活方式与消费模式。西人的到来, 给天津传统的消费习俗带来了新的变革。西洋服饰的新颖, 为城内居民衣饰更新提供了另外一种参考。史料记载:“津门好, 纨绔少年场。袍色军机真库缎, 袋名侍卫小烟囊, 洋钮镜同光。”[9]119各类洋布因其价廉耐用, 渐为居民所喜。晚清天津地区新设洋布庄近五十家, 分别位于商贸最发达的北门外和东门外地区, 尤以竹竿巷、针市街为多。

饮食、服饰之外, 各类洋货因其物美价廉, 瞬时成为城内居民新宠。天津北门外地区专有洋货一条街, 转售南来各货。据《津门小令》记载, 其时洋货街甚是繁华, “津门好, 市上好徘徊。洋镜朗开银世界, 彩舆高结锦楼台, 观望几疑猜”。文后又载, “洋货街在北门外, 玻璃灯镜, 罗列高下, 入其中者如分亿万化身”[9]111。竹枝词中亦有描述:“百宝都从海舶来, 玻璃大镜比门排。荷兰琐伏西番锦, 怪怪奇奇洋货街。”[9]449洋货品类繁多, 其中玻璃镜子、锦缎等对于当时的天津居民来说, 都是较为稀奇的洋货。晚清天津城内专设洋货局, 文集载, “津门好, 水陆好生涯, 桂蠹文犀洋货局”[9]109。

除固定店铺之外, 流动摊贩中所营洋货比重亦不断增加。在光绪三十四年 (1908) 申请加入天津商会的流通摊贩名录中, 其中洋货摊、洋镜摊、照相摊、洋布摊等, 此类摊贩数量占总数的21%。此外, 曾为清代天津城内娱乐消费之主要去处的茶馆、戏院等地, 原本“每逢冬令, 添设杂耍以广招徕”, 其名目有“大鼓书、京子弟八角鼓、相声、时新曲子”等类, 晚清以来, “今年又添设外洋灯影”[14]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