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清代州官的称呼范文
清代的后宫制度
从选八旗秀女看大清后妃制度
内容摘要：清代后妃制度是随着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发展而确立和发展起来的。清代从1636年皇太极改用国号“大清”，到1911年宣统皇帝逊位，共经历了十一代皇帝，除宣统皇帝年幼未婚外，其他十位皇帝先后册立了二十六位皇后，各种答应、常在、贵人、嫔、妃的数量更是难以估量的。除此之外，更多的八旗女子都要经历夜以继日的选秀女、记名、复选、册封等仪式。封建专制君主将这些女子视为己有，束缚了她们的婚姻自由以及人生自由，这种后妃制度是同八旗秀女的悲惨命运共存的。直至清末，年幼的宣统帝在辛亥革命的冲击下退位了，这种为统治阶级上层人事服务的制度也便随着封建制度的衰落和清王朝的灭亡而宣告结束。
关键词：来源 命运 变迁
我国历代君主选择天下美女“充侍后宫”据为妻妾，同时使役大量宫女，由来已久，仅见于历代史籍中的有关记载就不胜枚举。清代自建立以来，逐步形成了一种后妃制度。清代自顺治以来迄于光绪，经常拣选八旗秀女，视为重要典章制度，从未间断。被选中的这些女子中，除极少数人能“飞上枝头变凤凰”外，大多数人便开始了被封建伦理制度束缚的悲惨命运。这种制度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封建制度的确立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成为一种为统治阶级上层人士服务的封建制度，对清代皇族王室的生活有着直接的影响。
一、 清代后妃的来源——选秀女与宫女
清朝入关后，每三年在固定的八旗内部选一次秀女，其目的在于“或备各廷主位，或为皇子、皇孙拴婚，或为成亲，郡王及亲，郡王之子指婚”①并制订有一套严密的选秀女制度。 1. 选秀女的范围
清代选秀女订有严密的制度，仅仅挑选秀女的范围，各朝就有许多规定。 顺治朝规定：凡满、蒙、汉八旗官员，另户军士和闲散壮丁的女儿，年至十三岁时，都要参加每三年一次的挑选秀女，到年至十七岁以后，谓之“逾岁”，就不再参加挑选了。康熙时又增加了一条新的规定：后族近支或母系“宗室觉罗”之女者，均可声明免选秀女(嘉庆时复列入应选)。乾隆八年的谕旨又规定：选秀女时，外任旗人之女，若一律送京阅看，路途遥远，不免往返跋涉之劳，嗣后外任文官同知以下，武官游击以下之女，停其送选。可是到了乾隆二十三年，又经奏准“嗣后遇到阅选秀女之年，将各旗佐领下附入之额鲁特及岁之女，一同入选。”②这样，挑选秀女的范围又扩大到各旗佐领属下的额鲁特蒙古之女了。
嘉庆五年时，皇帝觉得自己后妃的亲姊妹和其他人一样参加备选秀女，选中后，有的还赐给近支宗室为福晋，不合体统，决定嗣后自嫔以上后妃的亲姊妹，可免选秀女。另外，过去挑选秀女，公主下嫁后的生女一样也要备选，选中后入宫再做皇帝的妃嫔或配给近支宗室。这种婚姻制度，在封建制已有相当发展的社会里，从人伦和血缘上实在说不过去，而以往一直如此，到了嘉庆六年时才规定，嗣后挑选秀女时，公主之女著加恩毋庸入选。从此，才消除了这种不合理的现象。
道光二年，又令八旗满、蒙、汉军内旗人抱养汉人之子嗣所生的女子，不必备选秀女，原因就是这些人将来入汉籍，而宫内不选汉女是清朝的祖制家法。 2.选秀女制度
①②
合乎标准的八旗女子，到了适龄，除在北京的先报名本旗外，外任官员的女子，皆须先期送到北京。在报名阅选秀女时，如果确实是残疾不堪入选者，需要由族长、领催、骁骑校、佐领等的层层审批，呈报到各旗都统声明原因，由都统咨行户部，由户部奏准皇帝，才准免选。
到了选期，由旗署官员会同户部司员，按照“旗别”次序，分排领至神武门东栅栏，由带排章京负责管理，在由领排太监领入宫内，在顺贞门前集齐，再按事先排好的排单顺序进顺贞门备帝后们选看。引见时，每五人为一班，当意者，则留下牌子，再进入复选，不留者，则撂牌子，被淘汰出局。
经过引阅后的秀女，其中不被选入者，撂牌子后可以得到赏赐，以后便可以自由婚嫁了。所得到的赏赐根据其父的品级也有所不同，品级较高的，得到的赏赐也较多。而经过选阅后入选记名的秀女，还要复选一次，在未复选前，不得自由婚嫁，违者上至都统、副都统、参领、佐领，下至族长及本人父母，都要受到一定的处分。《八旗则例》载，秀女记名期为五年，记名期间，每月给以银两，其数目是：三品以下人员之女记名者，每月给银一两，复选如再落选，既可以退出记名，自由嫁娶。如记名过五年才退出记名的，另外再加赏银20两。因某原因从未入选，或记名后久不复选，过了五年仍未得到退出记名的明文，那么，这样的女子只好终身不嫁了。被选中入宫的秀女，如果得到了皇帝的封号，就是内廷主位了，直到死也不能出宫另嫁。
清《八旗则例》卷七规定：“凡应选之秀女，未经选验以前，不准私行许聘出嫁，违者交部治罪，如选验时适有事故，不及阅看之秀女，年末及岁尚可候者，候下次验选，若十八岁至二十岁者，该旗都统查明迟误缘由，具奏请旨。” 这则规定严格的控制了符合选秀女规定的女子的婚嫁自由，将她们的美好时光都耗费在漫长的等待之中，到了乾隆五年更重申前旨，又规定，虽然秀女到了20岁，还是不能聘嫁，违者治罪。这较《八旗则例》所载更严了，即使是官高一品的封疆大吏，其女未经选阅，也不能通融。乾隆六年时，两广总督玛尔泰的女儿恒志，年已过十七，但从未入选秀女，玛尔泰为此曾专折奏请为女儿完婚，结果遭到皇帝的申斥。
在封建专制时代，封建君主把人民的一切都视为私有，扬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更何况清代八旗户口是他们的“世仆”呢?自然更不许有婚姻自由了。
至于乾隆所称“挑选旗人女子，原为于王阿哥等拣选福晋(夫人)”一语，此则因清代近支宗室，多由内廷指婚，所以在选验秀女的日子，宗人府要同时呈报禁止宗室名单。如雍正朝指配秀女的近支宗室，皆属康熙衍派24支，乾隆朝则指配雍正的近支衍派子孙，远支者不为指配。但清代最初挑选秀女的本旨，原为充侍后宫，指婚宗室，那时附带的事情。乾隆说的选秀女原来是为王阿哥等拣选福晋的话，只能是违心之论。
二、秀女的命运
被选中入宫秀女的命运，要比那些被撂牌子的更为不幸，在历史文献中就记载了不少“后宫粉黛日望君王颜色”的可怜人，唐朝李建勋有诗形容此事：“宫门常闭舞衣闲，略识君王鬓便斑。却羡落花春不管，御沟流得到人间。”她们比起因记名不能议嫁要的更为残酷和不自由。在清朝260年的时间里，不知有多少位地位低微的后宫女子将自己的美好青春葬送在无尽的等待之中，以致抑郁而死。
秀女们经过繁琐的选阅后，尚被选入宫中，便开始了与家人和社会分离的生活。清代还规定了让她们同家人会亲的制度，《清宫史·宫规》规定：“凡秀女入宫，有名号者，父母年老，特旨许会亲，一年或数月，许本生父母入宫，家下妇女不许随入，其余亲戚不许入宫。”这个规定可谓相当严格，较之以往历代制度来说，都要苛刻。按这一规定，有封号的秀女还需特旨才可与家人相会，那么，无封号的或者没有得到特旨的，便真的是“一入宫门深似海”了。在《红楼梦》中，也有一段描写贾母与王夫人进宫看望贾元春的场面，“贾妃一手挽贾母，一手挽王夫人，三人满心皆有许多话，但说不出，只是呜咽对泣而已„„”这样凄切，悲痛的场面，不失为封建社会的一种真实反映。
入宫秀女的最大“幸运”，是日后选为后妃或升为后妃，但这是有定额的 。从《清史稿·后妃传》中可以看到，清代后妃中有许多是由秀女而来。一般秀女入宫后，得到皇帝的喜爱，便可取得答应、常在、贵人的封号，一些幸运的，也可以在升为嫔妃，也能够由于“中宫虚位”而由嫔妃升到后位，如清末赫赫有名的慈禧太后在咸丰年间由秀女选入后宫时称贵人，后升为懿嫔，因为生了儿子，又升为懿妃，其后母以子贵升为皇太后了。
清代皇帝的皇后，在大婚时册立的有顺治、康熙、同治、宣统则在辛亥革命后的1923年才结婚，这些皇帝都是年幼即位的，另外，雍正、乾隆、嘉庆、咸丰五帝，则都是中年时代“入承大统”的，所以他们的皇后都是由“藩邸”时的福晋而升进册立的，他们的福晋，即为皇子时指给他们的秀女。
由于清代秀女被选入宫中或指配皇子，她们可能有以上的前途，因此清代满族特别重视女儿，在未完婚以前，家族或家属例不接受她们的跪拜之礼，盖八旗女儿均须经皇帝选阅，一经选入后宫，得到主位的封号，其家族长辈还需尊以国礼，向晚辈跪拜
至于被选中后称妃的秀女们，她们并不完全是幸运的。
同治的皇后，在当日不能说身份不显赫，但因慈禧皇太后的处处刁难，而被迫在同治皇帝死后自杀，那时她才20岁左右。光绪皇帝的珍妃，也是在大婚时册立为嫔，后进为妃的，她美丽贤惠，喜诗善画，性格开朗，深得光绪帝的喜爱，但也因为支持光绪帝的维新变法而被慈禧太后打入冷宫，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慈禧夹持光绪逃往西安，临行前借口珍妃年轻貌美，洋兵来犯，恐遭不测，强行命令太监将其推入井中，时年仅二十五岁。1901年，慈禧从西安回京后，才把珍妃的尸体打捞上来葬于西直门外。被选为后妃的，下场尚且如此，其他无名无号的，结局就更可悲了。
可见，这种封建专制制度对八旗女子的人生束缚相当严重，符合条件的女子，从小就为了选秀而准备，直至长成，还要经历夜以继日的选秀女的过程，这对于当时只有十几岁的幼女来说，是相当困苦的。而一旦当意被留牌子，接下来的又是等待复选的结果，选入宫中后，如久未得到封号，便要等到二十五岁③才可遣出宫外，那时的她们，虽然得到了自由，但青春不再，她们将这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都献给了专制君主，而留下了终生的遗憾。
三、 后妃制度的变迁
清代后妃制度是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发展而确立和健全起来的。1583年，清太主努尔哈赤开始了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并于1616年正式即汗位，建立了后金政权，但它还是一支新兴的割据势力，后宫也没有什么后妃制度。随着后金奴隶制社会的逐步发展，势力不断扩大，受封建制生产关系的影响，努尔哈赤统 ③ 也有30岁一说
治集团立即采取了相应的改革措施，调整改革生产关系，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斗争之后，封建制取代了奴隶制，这对满族社会来说是个极大的进步。1636年，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登上封建皇帝的宝座，将国号该为“大清”，继续推行封建改革，这种封建制的种种改革反映在后宫内，就是要有一套封建的后妃制度与之相适应，所以，皇太极在即位称帝的同时，也宣布册立了皇后和四位妃子，于是“王宫并建，位号即明，等位渐辨”。3清代后妃制度就这样创建起来了，但在当时还只有福晋、元妃、大妃的名称，顺治帝进关以后，以明朝宫殿规模完备，礼部逐步完备了宫闱等级的名号。
康熙以后，典制大备，后宫号位之制严明。皇帝的祖母尊为太皇太后，母尊为皇太后，她们一般居住在慈宁宫，康寿宫和宁寿宫，其他先帝的后妃、嫔都尊为太妃、太嫔等，随太皇太后、皇太后在各宫居住。皇帝的正嫡曰皇后，居中宫，主内治，以下是皇贵妃一人，贵妃两人，妃四人，嫔六人，分居东西十二宫，佐皇后主内治。嫔以下还有贵人、常在、答应三级，俱无定额，随居东西各宫，勤修内政。
但是，制度规定的尽管十分严格，各朝妃嫔数目的多少实际上并未完全照规定执行。康熙，乾隆帝的嫔妃都是大大超过了规定的数目，而同治，光绪帝等又远远没有那么多的嫔妃。另外，嫔妃的晋封情况也不一样，有的是逐级晋封，有的是越级加封，还有的是有封有降，有的入宫时就被封为嫔或妃，有的入宫时仅封为答应、常在。总之，这些情况的产生，都是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分不开的。
历史发展到了同治、光绪两朝，由于外部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强，内部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风起云涌，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而宫廷之内则是皇帝年幼，皇太后专权，帝后两党的斗争愈演愈烈，这些历史特点反映到宫内后妃制度上，一是皇太后长期掌握政权，二是后妃制度直接为政治服务。
清代祖制家法中虽规定后妃不得干预政治，可是，在清初顺治帝即位时，由于年幼，由其母孝庄文皇后左右政治，康熙帝年幼时，也有过皇太后干预政治的实例，这说明皇太后过问朝政在皇帝年幼的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被打破的。但是，自从同治朝慈禧，慈安两位皇太后“垂帘听政”以后，清代所谓“后妃不能干预朝政”的祖制就被彻底打破了，从这时起，在半个世纪左右的清代历史中，皇太后操纵了包括帝后命运在内的一切大权，从而使选妃立后与政治需要紧密结合在一起。
这种利用给皇帝选后妃为政治斗争服务的现象，在光绪朝也表现得十分明显。光绪十四年，慈禧为了监视和控制光绪，决意立其胞弟、副都统桂祥之女为皇后，即孝定景皇后。光绪帝虽然不愿意，但拗不过慈禧，所以婚后帝后关系一直不好，而与皇后同时被选入宫的珍妃他他拉氏很受光绪帝的喜爱，在政治上同庆光绪帝的改良主张，这便更得罪了慈禧太后，为此，慈禧借1900年八国联军入京之际，派人将珍妃害死。光绪帝一生三十八岁，只选了一后两妃，是清代皇帝(宣统皇帝除外)中后妃最少的一个，之所以造成这种现象，正是慈禧皇太后在后宫专权的缘故，她直接破坏了清代后妃制度的一切规定。
清代作为上层建筑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后妃制度，使随着满族社会封建化的进程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它本身就尊崇了封建的伦理纲常思想，是封建制度在皇族婚姻问题上的反应。这种制度严重的束缚了封建社会中八旗女子的婚嫁自由，将她们的一生锁定在集权的君主身上，体现了极大的为政治需要服务的特点，随着封建制度的日益衰落和清王朝的灭亡，这种制度也必将走向终结。
1《养吉斋丛录》 卷二十五 五页 2《钦定大清会典事例》 卷一五四 3《清史稿》 列传卷一 8897页
参考书目：
《故宫札记》 单士元著 紫禁城出版社 1990年6月
《晚清宫廷生活见闻》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2年9月
《清宫史话》 王树卿、李鹏年著 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5 月
《逊清皇室轶事》 秦国经著 紫禁城出版社1985年8月
第二篇：清代的家人之二
寇搏战”;而“承平之世，将领皆雍容裘带，岂复招练壮勇而为家丁?即其所选用亲兵，亦多取韶美便捷者，以给使令”。[8]这是将帅使用家丁的一般情况。而当承平之世，职在军民两政的督抚，日常的职责则主要侧重于“民政”，其所用家丁也就随之转变职能。司道以下的“民官”，其职责本在治民，所用之家丁也就以协助其治民之事为
主。**之时，也有“民官”率民壮以至于家丁，抵御“寇盗”的情况，但这是因事而起，非其常规。地方之官以征收一方之钱粮和维持一方之治安为职责，其家丁的作用也就在其中。王植说：“长随非在官之人，而所司皆在官之事，乃胥役所待以承令而集事者也。”[9]其所司“皆在官之事”，故其为州县衙门的行政人员;其系“胥役所待以承令而集事者”，故其为官员与吏役之间的一个行政环节。
清代州县官多引用亲戚朋友入署办事，以为这些人提供一个养家糊口的就业机会。因此，官员之戚友是长随的一个来源。但长随的主要来源不是官员的亲友，而是在官场中以长随为业的人。
《长随须知》云：长随主要由三种人充当。其一，“原系世家，或因家计淡泊，又无事业可做，自问学术尚堪应试，不得已远奔他乡，充作长随，以图出身立业”;其二，“原系买卖出身，因命远折本，以糊口奔走江湖，广见多闻，生有苏、张之舌，充作长随”;其三，“自幼无力，不使学业，及至成人，不能自给，免强充作长随”。此外，还有“自幼不学手艺，不务本业，游手好闲，行心污秽，不惜颜面，不顾廉耻，胡言乱语，不达时务，口是心非，恨上怨下，明去暗来，见利忘义;自幼不听父兄管束，任意胡行，结党成群，终日游戏，日夜醉赌，卖弄风骚，求人举荐，混充长随”者。《偏途论》则根据上述三种人材来源以及他们的素质、品格状况和最后归宿，而将长随分为三等：“超等长随”、“特等长随”和“次等长随”。“超等长随，曰祖父本系士宦，后嗣因家寒，读书不能上进，欲改经营，手乏资本，又属外行;亦有身列生、监者，运蹇之际，一时难以高发，只得奔走他乡，谋当长随。其人胸中本有智识，品性端方，能替官府办事，善察上人之意，奉公守法，始终如一，不作卑污之事，朝时来运至，得遇明主，睹其人而重用，渐财源而骤至。有时志由偏途捐班出仕，仍可荣宗耀祖。此等长随名曰‘暂随’。特等长随，曰父兄经买卖为商，已娶亲生子，己身懒于生涯，直到父兄故后，手又缺资本，命过乖张，日渐萧条，无可位置，只得觅作长随。其人自幼奔走江湖，历练老诚，颇有苏、张舌辩之势，官府见其才能，必当重用，稍为得手，仍旧为商为客，居心本分，不负初业。俗云：‘衙门银钱，酒色如烟’。又云：‘识时务者，呼为俊杰’。此等人不愿终身长随，名曰‘且随’。次等长随，曰父母名下不受管束，未学营业，专喜结交朋友，吹弹歌舞，嫖赌逍遥，父母恶其不肖孝，置之不教;或是父母亡故，产尽家倾，无所可依，见跟官一道，衣履齐整，气概轩昂，由此立志跟官，痛改前非，奔走他乡，充当长随。其人久惯风月，见眼生情，心性自然，巧答更有机变;阅历衙门，且识进退，官见辛勤，委以大事，行止有方，调有法度，从此发迹。官久自富，暮年不至受苦，即子好亦得根基之福。”[10]显然，长随在清代是一种职业。虽然《偏途论》说“长随非正业，不在三百六十行之内，故曰‘偏途’”，[11]因而有所谓“暂随”、“且随”者，但它在清代不仅为所有地方衙门所不可或缺，并与清代政治相始终，而且一些人终身其业，乃至于世代其业。
长随系“官之仆隶”，其社会地位卑下，但其“与契买家奴不同”。“奴婢一经契买，则终身服役，饮食衣服，皆仰之主人。其恩重，故其名分亦重。”[12]而“长随与契买家奴不同，忽去忽来，事无常主”。[13]因此，其地位与身分与当时社会下的“雇工人”相同。“雇工只为生计，受雇佣工，因其既受役使，不得不示以上下之分。若一经工满，去留得以自由。留之则为主仆，去之则无名分”，所以，“雇工与奴婢名分虽同，而恩义有别”。[14]由于恩义有别，二者与“家长”之间的纠纷，在法律上也有明确区分，即一以奴婢科断，一以雇工人科断。长随在受雇于主人期间，因其既受役使，不得不示以上下之分，此种上下之分是当时社会通行的主人与奴仆的关系。然而，正如俗语所云：“打狗须看主人面”。虽然长随和“家奴”与主人的之间都是“仆”与“主”的关系，但是由于关系对象的不同，即使上是社会上豪富之家的家奴，与官员的长随也不可相提并论。长随系官之仆隶，而且是帮助主官行政的人员，其在内衙固然是仆役，但在外署和衙门之外，却是地方官的代表，因而其于六房三班吏役相比，往往显得高人一等;于里民百姓(包括社会上一般的豪富之家在内)，更是势焰熏人。简言之，人们的社会地位要视其具体的社会关系而定。三百六十行，行与行之间存在高下的差别;同行之内，人与人之间也有高下的不同。官之仆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高于“契买家奴”。同样，上司的
仆隶与州县官的仆隶也存
第三篇：清代的家人之六
门上禀明本官。会客以及收受礼物与否，由官定夺。“同寅文武官拜会者，接帖回明本官，请示或会或不会。若不会，令号房挡驾;若会，令开中门，执帖清官花厅引坐，自已执帖站立花厅门外，候官与客相会，将帖送交客友。官会客者，先知会跟班朋友，令把门唤茶房”。“绅士进署拜会禀见者，接帖进内，回明本官，请示或见或不见。若见，将客
请至花厅，自己执帖站立一边，候官与客相见，自己再行退下”。[58]门上在做完上述引见事宜之后，还要“着柬房登号，细注寓所舟次，是何功名，细载门簿”;[59]每日令柬房(号房)将“号簿”送进门房，呈官看明，以准备回拜谢步。若有人投荐书者，也由门上请问姓名，自何处来，并以茶酒相待;上宪委员前来，也由门上请至花厅，“问明委员朋友，催何项公事”，再执帖进内回明本官，并“知会厨房，备办饭菜;唤茶房伺候;知会差总预备房间等事”。[60]
六、筹备官员出门事宜。
官员拜会请客、朔望行香、寻常祭祀、踏勘相验、考试观风和迎接差事等等，都由门上安排有关夫役、轿马、执事、礼物、食物和银两等伺候。如官出门拜客，“先知会差总，预备执事、轿夫、跟班马，外边伺候齐全，再上去请官”;[61]“官相验回衙，令茶房预备大堂公案，令原差预备爆竹，伺候排衙进阁房。先到帐房领爆竹伺候，俟官排衙毕，进内阁接放”。[62]“遇大比之年，而各县文武生员赴省乡试，先着礼房、号房查明若干名数，回官请示出票调戏班荐举，唤役搭戏台、扎龙门、搭桥等事;内里预备卷资、花红、酒席，并要备办三报赏号，及加官封子钱价等差”。[63]县考之时，门上则与官同至考棚，发放饼茶、盖印戳记，以催考生完卷。[64]
七、收纳公私规费，给发夫役工食。
几乎上述所有进入衙门的公私事件都有“规费”(又曰“使费”、“规礼”等)，也就是要送“门包”。这是家人的一项重要“出息”。无名氏《长随须知》云：“门包，向有旧例”。只是“旧例”如何，《长随须知》语焉不详。《各行事件》涉及到规费的记载大略如下：“乡城富户请示，门印均有规矩”;[65]“请(牙)帖者，向家人、吏役于正项外，恒送使费，以免刁难”;[66]“原差送进到单，而公事私规费，要探听案之好歹，将规费收清”。[67]《偏途论》记载：“到任请酒、三节两寿、巡检、典史送礼，另有门包”。[68]同时，僚属和房吏办事支取银两，门房也有例扣。据《各行事件》记载：“发各庙春秋二季祭祀银两，问明每两折钱若干，门房每串或扣一百、二百不等。”[69]这些规费，自然是管门长随的重要收入，但并非全归门上。王凤生《驭下》云：“莅任时，须将该衙门家人出息若干，谕令开单送阅，亲为核定，应去应存，并以何项归众，何项补贴门印办公，外此再取分毫，即以婪赃论。”[70]可见，“门包”收入分作两个部分：一是作为所有家人的共同收入，予以分配;一是作为具体办事家人的补贴，由门上和“看印之役”等提成分享。因此，《公门要略》云：门上“务须访明官府所有各行出息”，“所得门包规礼，务须逐款开明”。71与此相应，“门包规费”也由门上经手分发。[72]门房还经管茶房、壮役、站夫、轿夫、差役、仵作、禁卒、更夫等工食银米的给发，一般是按季给发。[73]
八、看管宅门，稽查出入。
“宅门乃关防重地，至书差，手无公事，以及非奉呼唤，均不准擅入。幕中传唤书办，由门房三使带至签押房，由签押房三使带幕中。稿签唤书办，同一理也。”[74]“茶房、门子，非坐堂会客，不可令入宅门”。同样，“凡署内家人，非官差不许任意出入”，“官亲、幕友，出门拜客，亦须问明禀知”。[75]
由于门房事务既繁且杂，往往多人能办，并且形成了一定的分工。王植说其用长随“从不用多人”。“即在直隶州、大县，所用不过
七、八人”，其中“司阍正、副二人”，也较“佥押一人”为多。[76]谢金銮《教谕语》：“即门上一项，其中多至
七、八人，或十数人。其中又分门类，则曰案件也，钱粮也，呈词也，杂税也，差务、执帖、传话也。”即分工有
六、七项之多。当然，各州县门房的具体情况，不尽相同，往往因事制宜，因人制宜;但门房有分工以各司其事，是当时的普通情形。《偏途论》记载：门上分“司门总”、“司稿门上”、“司钱漕门上”、“司差门上”和“司执帖门上”。其中：“司门总者，各事皆管”，为门上之总负责者，而诸如发梆传点、传集吏役人犯、管理署内秩序和安全等等，皆由其所专司。其下之“司执帖门上”，一般简称“执帖”，主司前述第
五、六两项事务;“司钱漕门上”，大抵包括谢氏所谓“钱粮”和“杂税”两项，主司前述第
四、七两项项事务;“司稿门上”，大抵包括谢氏所谓“案件”和“呈词”两项，主司稿案之进出;“司差门上”，即谢氏所谓“差务”，主要司办宅门之启闭、稽查出入、接待委员以及解银、解犯过境等事宜。
“真
签押”
第四篇：清代的家人之四
[注意]清代的家人之四
报的政策，没有发生持久的效力。嘉庆五年(1800)定：“州县官所用长随册报不实者，降一级留任。”[28]比之康熙二十五年对多用长随之州县官以“降一级调用”，其处分反而为轻;道光四年(1824)，则取消了乾隆十四年对督抚不实力稽查的处分规定。[29]这说明对于州县长随的行政管理最终不得不因为州县不实报、
督抚不能详察，而予以放弃。因此，清代的长随，尤其是州县衙门的长随，始终是地方官员私自雇佣的一种力量，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作为一种行政力量而存在的。
与长随相关，衙门中还有一种参与行政的人员，即称之为“三小子”的人。这可以说是长随的长随。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云：“再就衙门里的人说，县衙门里边住的是县官和家属，以及由县官带来的幕僚和家人……，还有伺候家人的人，衙门里称为‘三小子’。”[30]长随是主人老爷的仆人，“行二以呼二爷”;[31]长随的仆人，行辈在三，所以有“三小子”、“三使”等名目。“三小子”由长随带来，为长随服务，自然要听长随的差遣。除照顾日常生活之外，也代替长随在衙门内“跑腿”。方大湜《平平言》云：“本官有事吩咐书差，例有门丁传谕，……知各房书办、各班差役，均归看门之差役传唤，门丁初不亲自传唤也，不过令三小子站立门房之外呼把门人役，令唤某房书办某某、某班差役某某即刻进署听候谕话而已。”[32]书吏进入内衙，也由三小子陪领。[33]这是门上的情况。长随雇佣仆人，大抵限于上了年纪的长随。长随受雇于官府，不能象官员那样随带家眷，生活需要自己料理;上了年纪，也就往往将年幼子弟带在身边，以为生活上的照应。公事方面如传唤找人等事，也往往“大人差小孩”，让腿脚灵便的“小三子”去。从清代的情况看，三小子不仅限于门上，签押、差总等长随也有“三使”。[34]三小子的作用一般限于传唤找人。裘慎甫《游宦述怀》云：“百里的公文来调，插翼的内札相招，端只为案情中供看多潦草，没奈何打叠行装上省跑。茶号房嚎，小三行找，只这禀到时吵得个昏头搭脑，禀见时吓得个魄散魂消。”[35]所云“小三行”，即指三小子。裘慎甫在曲中注云：“各衙门执事人夫，为小三行。”这系概言，并非衙门中所有执事人夫皆称“小三行”。“三小子”也称之为“行”，说明替长随在衙门内奔走，也成为一种行当。
“假门上”
清代地方官的长随，因其职能不同，大体可分为五个种类：(一)门上;(二)签押;(三)管事;(四)办差;(五)跟班。
“门上”是衙门中看管宅门长随的称谓，意思是在门上当值之人。又称“门丁”、“司阍”和“门房”等等。
清代地方衙门的布局，有“内署”和“外署”之分。“外署”指“大堂”及厢房。“大堂”为地方官处理重大事件的地方;两边厢房是六房书吏和三班差役办公的地方。“内署”指“二堂”、“花厅”、“签押房”及两边厢房。“二堂”是地方县官处理普通事件的地方。通常所谓“升堂”，指地方官在“大堂”和“二堂”理事。具体在“大堂”或者在“二堂”，要视事件之性质而定。通常，地方官升堂理事在“二堂”。“大堂”则非重大或关紧要之事不升。与此相应，地方官升二堂与升大堂在体制上也有所区别。升二堂一般穿戴公服，使唤之吏役一般也限于值堂书吏和经承差役，与事件无关之吏役不与;升大堂则州县官必须穿戴朝服，六房三班吏役都要齐集排衙。“花厅”是州县官接待宾客和商议政事的场所，具体地点一般在二堂之侧，但也有在内宅者。“签押房”是印官日常办公的处所，地点在二堂之侧。两边厢房或者书房是幕友的居所，也是他们办公的地方。在“内署”和“外署”之间，有一门相通，是为“宅门”。这就是“门上”看管的所在。此门之内，包括二堂、签押房及厢房和官员家眷、官亲、家人等居住之内宅，通称“宅内”。这就是官员、官亲、幕友、家人日常活动的地方。外署之吏役，没有使唤之令，不得入内。公文传送也以此为交接的枢纽。所以，宅门是“官长耳目咽喉之所”。[36]
由于宅门“乃咽喉之要道”，门房事务也就特别繁杂。方大湜《平平言》说：门丁所司之事，约有五端：一曰传唤书差;一曰出纳稿签;一曰访察情形;一曰商量公事;一曰为官代劳。[37]就日常工作而言，门上所管之事如下：
一、发梆传点，启闭宅门，以及维持衙署安全。
衙门中有“梆鼓”，为官吏人等作息而设，即所谓“为各官禀见拜见、收发公文签稿套而设”。[38]据何耿绳《学治述略》记载：“春、冬二季，每日卯正一刻发头梆，辰正一刻发二梆，申初三刻发晚梆，酉正三刻宅门上锁。夏、秋二季，卯初一刻发头梆，辰初一刻发二梆，申正三刻发晚梆，戊初三刻宅门上锁。管门家人派有专司启闭者。”[39]与发梆相配合，还要传点。黎明发头梆，打点七下。发二梆，打点五下，[40]发晚梆也传点五下。41每日发头梆，门上开启宅门;发钥匙
，放守署人役出署。[42]
第五篇：清代宫廷家具的来源
清代宫廷家具的来源大体分为两个途径：清宫造办处修造和官府采买与外地官员进贡。 1.造办处修造
清初，为满足皇室生活需要，成立清宫造办处。下设众多种工艺作坊，为皇室制作大批工艺品和日常生活用品。宫中现存大批家具，有相当数量出自造办处之手。造办处的职能是制造和存贮金器、玉器、木器、漆器、铜器、珐琅、玻璃器皿与图、绘画及盔头武器等物。设有如意馆、金玉作、铸炉处、造钟处、炮枪处、绣活处、鞍甲作、弓作、珐琅作、玻璃厂、铜作、匣裱作、油木作、镫裁作、盔头作等作坊。有各种匠役200余人。
造办处中设有单独的木作，从全国各地招募优秀工匠到皇宫服役。由于广州工匠技艺高超，又在木作中单设一广木作，全部由广州工匠充任。所制家具带有浓厚的广式风格。它与纯粹广式家具的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用料方面。其原因是这些优质木材全部从广州运来，一车木料辗转数月才能运到北京，沿途人力物力，花费开销自不必说。因此，造办处在制作一件家具之前，先画样呈览，经皇帝审批后，方可制作。
据造办处档案记载，皇帝看过图纸后提出修改一件，准作小样，小样制成后再经皇帝呈览。
在造办处普通木作中，多由江南地区招募优秀工匠，其做工趋向苏式。不同的是，他们在清宫造办处制作的家具较江南地区用料要大，而且没有掺假的现象。
从清代乾隆时期造办处档案可以看出，在油木作中还有单独的广木作，由广东招募优秀工匠充任，与油木作一起共同承担木工活计。故宫中现存相当数量的家具，皆出自造办处木作之手。有时制作一件家具还要牵涉到其他各作，如：铜活需铜件，嵌玉需要玉作，嵌珐琅的需要珐琅作等。这从清代宫中档案《造办处活计档》中可以得到证实。嘉庆、道光以后，随着宫中各处殿堂家具的逐渐齐备，清宫造办处制作家具的活计大大减少，日常所作多为修理旧活和单只配对了。 2.官府采买与外地进贡
清代不设专门官吏负责采买家具，全部由各地政府和设外机构代办。所需款项由各地代办机构在本处开销。一般情况下由内务府向某个地方官府下一道谕旨，列出所需物品名称。然后由主管官员负责向当地家具行业购买。有时也由内务府提供图样和尺寸向地方作坊订做。除地方政府外，朝廷设外机构如织造衙门、海关、盐政等部门也时常为宫廷办理采买业务。
还有一种情况是，京官因公外出办事完毕，回京交旨时也要从当地购买适量地方特产，如奇珍玩物、古董、高档家具及日常用品等，献给皇帝。外官进京办事，也是如此。这在清代宫中档案《进单》中多有记载。
乾隆三十六年，先后有九次向宫中进贡家具共计150余件。从雍正至乾隆两朝贡档所记的情况看，几乎年年如此。
皇宫各殿正殿明间的整套、整堂系列家具，属于清代典章制度规定的礼制家具，乃皇宫向各地方机构定做的。其余还有属于各级官吏外出顺便采购或者定制而献给皇帝的。
在故宫收藏的家具中有一部分明确档案材料记载，这对研究和鉴定明清家具的时代特征，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参考价值。
如：彩漆描金海屋添寿图膳桌，桌为木胎，外髹黄漆加描金彩绘。过去一直认为它是清代中期作品，现据《宫中进单》508包贡档载：“雍正六年九月十三日，浙江布政使高斌进海金幄膳桌十二围。”而现存宫中的这类膳桌数量极少，足可证明此桌为清代雍正年所制。
另有两件紫檀漆面圆转桌，波罗漆面心，桌面可左右转动。据清宫档案《宫中进单》载：“乾隆十八年十一月二十日，九江关唐英进波罗漆圆桌成对。”查故宫中现存仅此两件，可断定这两件圆桌是乾隆时期制品。
还有一件黑漆描金靠背，器身由座面及靠背两部分组成，没有四足。靠背下出轴，微弯而上。框内用丝绳编织成暗纹的软屉，后有支架，可以调节后靠背的角度。后在内务府档案中查出，雍正七年十月二十一日，江宁织造隋赫德所进陈设单中有“仿洋漆填香炕椅靠背一座”。始知此器为清代雍正年所制，而且现存仅此一件，是非常珍贵的家具品种。
另外，清代从康熙万年至乾隆初年层一度开放过宁波和福州两个口岸，当时与中国贸易的日本商船较多，在官府采办的货物中，亦有相当数量的日本家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