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精选6篇）
篇1：清代
清代晚期书法 -资料
扬碑抑帖之说经阮元、包世臣发端，何绍基、康有为继后，于是碑学始成巨流，到咸丰、同治年间，“碑学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盖俗尚成矣。”(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千百年来，晋唐书风对书坛的禁锢被打破了，篆书、隶书、北碑重新获得了生长的动力。书家辈出，异彩纷呈，清代因此成为书史上又一个辉煌的时代。
・ 其中有一已面目者，约有以下数家：
・ 何绍基 (1799-1873) 阮元门生。书从颜真卿出，生动圆熟。继邓石如后，极力推崇碑学。主张“书家须自立门户”。执笔用回腕法。这种执笔法远离正常生理习惯，故每次写字须“通身力到”，每次写完“汗湿襦衣”。别有趣味。
・ 吴熙载 1799-1870) 师从邓石如的学生包世臣(1775-1855)。篆隶书俱学邓石如，能融会贯通。篆书流美婉转，婀娜多姿。有“吴带当风”之誉。
・ 杨沂孙 1812-1881) 以篆书闻名，他的篆书，据说是将笔毫烧掉一些，以期写出粗细匀等的线条，但显得平板少趣味。自以为可与邓石如相颉颃。
・ 张裕钊 (1823-1894) 书法在唐法基础上参以北碑体势，以清峭刚健胜，然失于生硬刻意，
资料
・ 赵之谦 (1829-1884) 晚清杰出的艺术家。篆隶书从邓石如出，刚健婀娜。楷行书初学颜真卿，后专攻北碑，熔碑帖于一炉。不足处在于太过圆熟，境界不如吴昌硕。
・ 杨守敬 (1839-1915) 曾因公驻留日本四年，将中国书坛尚碑的风气传到日本，给日本幕府末期颓靡的书坛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波。被誉为“日本书道现代化之父”。
・ 吴昌硕 (1844-1927)晚清艺术大家。篆书尤肆力于《石鼓文》，行草陶铸碑帖。书风恣肆烂漫，朴茂雄健。碑学一派至吴昌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赞者以为吴代表了古典书法的终结和近代书法的开端。
・ 沈曾植 (1850-1922)著名学者，书法大家。成就与吴昌硕相伯仲。融汇碑帖之学，博取厚积，开拓了行草书的发展道路，丰富了碑学的`表现力，代表着碑学的发展高度。
・ 康有为 (1858-1927)中国近代史上如雷贯耳的人物。著有《广艺舟双楫》，成为晚清碑学理论的总结。所论将帖学一系全盘否定，有失偏激，然而对当时积弱的帖学，不无棒喝之功。康有为醉心于摩崖书风，写字时不计工拙，以意导笔。作品雄强恣肆。
・ 此外，翁同(1830-1904)、吴大(1835-1902)等亦有书名。
篇2：清代
清代佛教是从清顺治元年(1644)至宣统三年(1911)共二百六十八年间清朝一代的佛教。清朝对于佛教的政策几乎完全是继承明代的。首先在管理方面仿照明代僧官制度，在京设立僧录司，所有僧官都经礼部考选，吏部委任。各州府县僧官，则由各省布政司遴选，报送礼部受职。所有僧官的职别名称，都和明代无异(康熙《大清会典》卷七十一)。
目录清初对寺庙僧尼悉限制清初寺庙僧尼数字清代佛教的起源清代的译经清代的刻经事业收缩展开清初对寺庙僧尼悉限制
顺治二年(1645)禁止京城内外擅造寺庙佛像，造寺须经过礼部允许。已有寺庙佛像亦不许私自拆毁。也不许私度僧尼。对于僧道，一律官给度牒。康熙四年(1665)以来，对于私立庵院及私度僧尼都有法律规定。但自乾隆四年(1739)以后，随着人口的增加，私度僧尼人数也有增加，一时难于查补给牒，因之从乾隆十九年(1754)起，通令取消官给度牒制度。此项政令一直延续到清末。
清初寺庙僧尼数字
据康熙六年(1667)礼部统计：各省官建大寺六千零七十三处，小寺六千四百零九处;私建大寺八千四百五十八处，小寺五万八千六百八十二处。僧众十一万零二百九十二人，尼众八千六百十五人。寺庙共七万九千六百二十二处，僧尼合计十一万八千九百零七人(《大清会典》卷十五、“礼部方伎”)。但自乾隆元年(1736)至四年(1739)止，共颁发过各省度牒部照三十四万零一百一十二纸，并令师徒相传，不必再发。其后私度的人渐多，乾隆十九年(1754)便通令废止给牒。至清末时，全国僧尼约有八十万人(太虚《整理僧伽制度论》)。
清代佛教的起源
清朝统治者最初接触到的佛教，是中国西藏地区所传的喇嘛教。当十七世纪初起，已有喇嘛到关外传教，曾受到清太祖的礼遇。太宗时(1627―1643)，盛京(今沈阳)方面已开始和当时西藏的**喇嘛第五世(1617―1682)建立关系。
世祖顺治九年(1652)**第五世应请入京，受清朝册封。世祖又好参禅，先召京师海会寺憨璞性聪(1610―1666)说法。又召浙江玉林通L(1614―1675)、木陈道耄1596―1674)等入京说法。通L弟子茚溪行森和道 的.弟子旅庵本月、山晓本晰相随入??，也各助传教。通L后又入京，世祖命选僧一千五百人从他受戒，尊为玉林国师，以表示他对汉地佛教的推崇(《普济玉林国师语录年谱》
卷下)。其次圣祖出巡南北，常住名山巨刹，赋诗题字，撰制碑文，对佛教也表示接近。世宗常与禅僧往来，自号圆明居士，辑古德参禅语要，成《御选语录》
十九卷，以禅门宗匠自居。又从章嘉国师参学。清朝对于西藏地区的政教事务非常重视，于雍正六年(1728)设驻藏大臣，管理西藏政务。乾隆五十八年(1793)
制定章程二十九条(即《钦定章程》)，确定了西藏地区政教合一的制度。所有西藏地区寺庙和喇嘛都受清朝理蕃院管理。
清代的译经
主要是国内各族文字的互译。雍正初年北京黄寺土观呼图克图第一世奉命将藏文藏经甘珠尔部分译为蒙文。又乾隆六年到十四年(1741―1749)译成蒙文丹珠尔全部。乾隆三十八年至五十五年(1773―1790)又译藏文大藏为满文。乾隆七年(1742)工布查布在北京依藏文佛典译成汉文的有：《造像量度经》、《造像量度经解》、附撰《造像量度经引》及《续补》各一卷;《弥勒菩萨发愿王偈》、《药师七佛供养仪轨如意王经》各一卷;稍后阿旺札什继译《修药师仪轨布坛法》、《白救度佛母赞》各一卷;嘎卜楚萨木丹达尔吉译《极乐愿文》一卷、萨穆丹达尔吉译《释迦佛赞》一卷。
清代的刻经事业
在顺治、康熙(1644―1722)年间，民间各地所刻的僧传、语录等都集中于嘉兴楞严寺，当时发行的有《续藏经》九十函，二百三十七部，《又续藏经》四十三函，一百八十九部(见19北京刻《嘉兴藏》目录)，都是清初所刻而附于明版《嘉兴藏》的典籍。此外，如福州鼓山清初所刻的有《华严经》、《华严疏论纂要》、《憨山梦游集》等(《福州鼓山庋藏经目录》)。
清代官版藏经之刊行，始于世宗时代。世宗雍正十一年(1733)，特开藏经馆，延请博通教义的僧人于北京贤良寺校阅编稿。正式开刊始于雍正十三年(1735)
二月，至乾隆三年(1738)十二月完成，前后历时四年，称为《龙藏》。内容系据明刻《北藏》本而增入经论义疏及禅宗语录等，凡七百二十四函，一千六百七十部，七千二百四十卷;嗣于乾隆中，撤去其中五种七十三卷。总理藏经事务者为和硕庄亲王允禄，参加监造、校阅人员共七十余人(《大清三藏圣教目录》)。
版本形式为梵夹本，国内名山大刹多请置，并建藏经楼贮藏。全部经版，现保存于北京柏林寺。康熙二十二年(1683)命刊藏文藏经甘珠尔(乾隆初略有修补)。
雍正二年(1724)又刊丹珠尔，即今之北京版《西藏大藏经》。乾隆中又刊《蒙文大藏经》。后又续成《满文藏经》。全藏共一百零八函，六百九十九部，二千四百六十六卷。经版于19毁于入侵中国的八国联军之手。
清代从道光以后，国势衰落，佛教也不振。佛徒多致力于经典的校刻与流通，有助于佛教的传播。先是郑学川(1826―1880)于同治五年(1866)在扬州成立江北刻经Γ??约杭丛谡庖荒瓿黾遥?ê琶羁铡R院笏?执戳⑺罩荨⒊J臁⒑?州、如皋四个刻经处，前后十五年间，所刊佛经近三千卷。杨文会(1837―1911)
字仁山，初时对郑学川在扬州的刻经事业，极力护持，并募财相助。后在南京自创金陵刻经处，从事校刊佛典。光绪四年(1878)他随曾纪泽到过英法，于伦敦认识日僧南条文雄(1849―1927)，知道中国唐宋间散佚的佛典章疏，尚多保存于日本。归国以后，即托南条在日本搜购古逸经论撰述二百余种。前后刻成经典三千余卷，并图像多种。到了清末宣统元年(1909)，金山宗仰(1865―1921)
得罗迦陵之助，与黎端甫、汪德渊等在上海依日本弘教书院《缩刷大藏经》加以校印，全藏共四十函，一千九百十六部，八千四百十六卷，由频伽精舍刊行，号《频伽大藏经》。
篇3：从清代奏折看清代农业思想
康熙帝是一位勤政、有为的皇帝, 他迫切要求了解官情、民情来加强皇权, 以此来达到他长久统治的目的。对于题本和奏本为主的奏报文书是很难能满足康熙帝全面体察民情的需求的, 因为题、奏本章运转时间长、手续繁复、容易贻误时机, 经办人手杂、机密性差, 此外这些奏报文书并不是皇帝亲自作答,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皇权。正如康熙帝本人指出的那样:“朕令大臣皆奏密折, 最有关系, 此即明目达聪之意也。”雍正七年, 清廷谕令建立副本制度, 所有臣工奏折, 除留中不发者外, 都由军机处抄录副本, 这样奏折也就由密折逐步向国家正式文书转化, 逐步取代了一部分题、奏本章的职能。到乾隆十三年, 终于取消了奏本的使用, 使奏折与题本并存, 成为国家正式的文书, 建立了正式的处理制度, 由军机处负责办理。至此, 从康熙年间, 奏折文书制度逐渐形成气候。
自清代康熙年间, 便形成了大量的奏折文书, 然而在这些各级官员对日常公务上奏的奏折当中, 占据很大比重的是有关农业生产的内容。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 同其他历代的封建王朝一样, 以农立国、以农业为中心。在清末, 虽然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但就其社会生产力的总体而言, 仍旧属于中世纪的水平, 其社会经济模式仍然以小农经济为主。清王朝的各级政府都以农业生产方面的赋税作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而且除少数官员以外的广大农民群众也以农业及与农业有关的活动作为人民生活的主要谋生手段, 因此, 农业的丰歉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关系到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 决定着清王朝的兴旺与衰落, 所以清王朝统治集团自上至下莫不对农业生产倍加关注和强力干预。
清代的重农思想是较为普遍的, 上至清朝各代的皇帝, 下至百官, 以至于贫民、布衣无不重视农业的生产与收成。如康熙帝在《耕织图》序中写道, “……且欲令寰宇之内, 皆敦崇本业, 勤以谋之, 俭以积之, 衣食丰饶, 以共跻于安和富寿之域……”[3]清代官僚包世臣认为“天下之富在农”[4]。可见清代君臣都将农业的发展放在了首位。甚至连皇帝定期对天神及宗庙社稷的祭祀活动, 也主要是为了祈求农业的丰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高级官员差、调离京或回京, 须向皇帝奏报其沿途农作物生长、收获情况及对各地物产民情的所见所闻。另外即使是群臣官职的升降, 也与其所管辖区域对于农业干预的政绩作为主要的依据, 重农思想可见一斑。在清代朝廷以及各级官府对当时农业生产的重视和关注的过程中, 产生了大量奏折文书, 这些奏折文书具有数量多、涉及范围广、时间长而且可靠性强等特点。
清代由上至下都极为重视农业, 在对农业生产问题的处理和干预方面逐渐形成了其特有的思想倾向, 这种思想倾向是与当时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当时封建社会制度密切相关的, 从清代的大量奏折就可以看出清代的农业思想, 这些思想是当时农业工作的基本原则以及指导方针, 对当时的农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并以此来维护社会的稳定, 其中的农业思想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防治灾害的思想
清代农业灾害预防思想历经了各个朝代的积淀与完善, 伴随着清朝上至皇帝、下至群臣百官对于农业的重视, 这一思想得到进一步充实和完善。这种农业灾害预防的思想不仅逐步走向制度化, 而且其对于减轻甚至阻止灾害的产生等方面, 都产生了颇为积极的作用。
1. 气象奏报思想。
在封建的小农经济时代, 气候对于农业收成的影响是起决定作用的, 上至皇帝百官, 下至普通百姓无不祈求风调雨顺。据知, 清代官方观测气候, 始于康熙初年, 起初仅仅限于京师地区, 到康熙二十四年以后逐步推广到全国。这些观测的气象记录不仅对于当时农业收成及处理农业自然灾害有着重要的价值, 而且对于现今研究清代社会及经济史都可提供可靠的线索和佐证, 甚至对于我国当前的气象研究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清代十分重视气象灾害的上奏, 因而建立了全国性的气象观测网。因此, 清代的奏折中有很多是记载气象内容的。如乾隆三年, 直隶总督李卫奏:“畿南之顺德、广平、大名三府并直隶赵州各所属州县多已普遍得雨, 该处节气原早, 又叠次续降, 颇为优渥……又如天津府各属虽得雨亦少, 因系近海临河, 湖淀低洼之处向前有雨尚可无妨。”
2. 富民预荒思想。
裕民备荒思想是古代主要的灾害预防思想, 其核心内容是平时蓄养民力, 培植抵御灾荒的能力, 为防备灾荒做好积极准备[5]。富民预荒思想在农业比较欠发达的清代是较为进步的。其指导思想认为富民是治国预荒之根本, 推行“裕民为本”的农业政策, 促进农业生产, 这是国家繁荣昌盛的根本之所在, 因此国家的长治久安是以民众的丰衣足食、自力更生为根本前提的。
清代奏折当中多处有教导乡民耕种的记载, 其中包括指导农民掌握耕种的技巧、了解土地的优劣等诸多方面, 以此来提高农民耕种的水平。如乾隆元年, 广东巡抚奏:“……臣会折请于山东、河南二省选择善种旱地之人二十名来粤教种, 蒙世宗宪皇帝愈允, 令豫、东督抚二臣各选十名, 差役伴送前来……随分发有旱地之广、肇、高、雷、廉、罗等府州所属, 饬令督率民人悉心教导去后, 兹据布政司详据各属申称奉发善种旱地农民来县教耕一载有余, 属内乡民已知地土之宜, 耕种之法, 毋庸再留农民在粤, 请咨送回籍……查豫、东两省来粤农民以及分发各属教耕一载有余, 乡民既知土地之宜, 耕种之法, 即别府州县有可耕旱地, 本省民人亦能转相教导。”[6]
二、农业救灾救荒思想
清代奏折很多内容体现了皇帝以及群臣对于救灾救荒思想的重视, 体恤民众、顺天应人的救灾思想依然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也深深影响了救灾济荒行动, 这些救灾救荒思想对于减轻受灾农民负担、恢复灾后的农业生产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 救灾思想。
清代皇帝对灾情勘验和及时上报十分重视, 康熙帝曾说:“自古弊端, 匿灾为甚”, 并且严格规定灾情奏报时限, 夏灾限六月下旬, 秋灾限九月下旬。对于隐匿不报或延迟报灾者, 还要追其罪责, 受灾地区, 依灾情轻重, 酌定分数, 蠲缓田赋或免十分之三, 或免半, 或全免, 或缓征本年钱粮[7], 以此来减轻灾民的沉重负担。
光绪十九年, 江西巡抚奏:“新建县六月初旬以后, 河湖陡涨, 各处圩堤间被冲决, 低洼田亩被淹, 晚稻收成失望。九江府入夏以来大雨连朝, 江水陡涨, 内外州地被水淹没, 收成歉薄。”直隶总督李鸿章奏:“张家口内外因上年秋间严霜早降, 禾苗枯萎, 颗粒无收, 被灾村庄至二百余处之多。”[6]可见各臣僚都较为及时地将所管辖区域的自然灾害予以上奏, 以此来减轻灾害所造成的后果。
2. 农业救荒思想。
清代人口激增, 人多地少矛盾越显突出, 开垦荒地和充分利用土地就成为迫切问题。政府不仅通过借贷、赈恤、减税方式解决垦荒问题, 而且鼓励开发边塞地区, 试图解决土地与人口之间的矛盾, 这样的恤民救荒思想是政府宏观调控职能的体现。如乾隆四年, 甘肃巡抚奏:“甘州府属之张掖县所有抛荒地亩, 经臣于乾隆二年十一月间借给籽种、口粮一万五千石, 牛具、人工银三千两, 以资耕种。并请所借银、粮分作三年还项, 以纾民力, 奉旨准行在案。自去岁借给银、粮之后, 民力宽裕, 踊跃开垦, 已垦熟十分之八, 兼以所垦地亩有收, 其应征借项, 依期争先完纳, 一年之内已过粮一万两千余石, 银八百八十余两。”清政府以减税的办法来鼓励人民开垦废耕荒地, 而且对地方官员施以压力, 境内新垦面积多者, 地方官得到奖励;面积少者, 地方官要受惩戒。减税的办法也一再提高, 最初是免升科三年, 不久后延长为四年, 后又延长为六年。
三、清代重农思想的根源
清代皇帝仍旧沿袭了重农的思想, 之所以重农, 因为粮足便可以“安民”、“安邦”, 就可以避免“叛变”、“起义”等社会动荡, 这样便可以维护对国家的统治, 使国家可长治久安, 这就是封建统治者对于农业影响社会稳定的基本认识, 这种认识使得对于人口不断增加的清朝来说, 只能维护民众的基本温饱, 对于人口不断增加与土地稀少之间的矛盾无法根治。尽管清政府采取了诸多措施来增加农业的产量, 但伴随官方朝政中一系列腐朽特征的出现, 基本的农业政策便不能正常运行, 因此灾害之年, 清政府仓储之粮对于灾民的救济也是杯水车薪。如咸丰元年英隆奏:“……黑龙江、摩尔根二城在省城之东北, 近年收成歉薄。而齐齐哈尔省城逼近嫩江, 自嘉庆二十五年 (1820年) 江水陡涨, 田地被淹成灾以后, 连年频遭水患, 下洼田地多被水占。每遇灾歉之年, 不能不量为接济。查本城自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二十九年 (1820-1849年) 三十年来, 共遭到水患十一次, 田地多被侵占, 仅余高阜之地又不耐旱。近日人口倍增, 即遇丰年, 所获粮食亦不足本处食用, 赖邻省吉林所属之伯都讷、阿勒楚喀两处稔岁居多, 商民由水陆二程运粮米前来, 若彼处歉收, 势必拮据。”[7]
参考文献
[1]李煦.李煦奏折[M].中华书局, 1976.
[2]杨小红.中国档案事业史[M].辽宁大学出版社, 2002.
[3]赵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4]朱家桢.中国经济思想史[M].人民出版社, 1994.
[5]冯利兵, 卜风贤.清代农业减灾救荒思想研究[J].农业考古, 2008 (1) .
[6]葛全胜.清代奏折汇编[M].商务印书馆, 2005.
篇4：《清代家具》和清代家具
与此同时，两家出版社还将同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与筑中美术馆一起，于5月5日至6月5日间在筑中艺术馆举办《清代家具》[修订版]发行和展览。据悉，是次展览不同于以往的家具展，而是偏重学术性，将介绍很多家具的细节和一些以前不为人们重视却十分重要的知识。
《清代家具》
《清代家具》第一次与世人见面是在1995年，1996年英译本出版并在全世界发行。“这是第一部关于清代家具的学术专著，研究、著述从填补尚付阙如的空白开始，并能达到如此规模，值得赞贺!”王世襄先生在为该书作的序中，如此说道。
那一年，三联书店特意为《清代家具》举办了一个首发式。“当时，香港是国际上中国古典家具收藏最活跃的中心，当地的几家业界精英打算共同参与，各自拿些自家的精品，在首发式上举办一个展鉴，”田家青回忆道。然而，没曾想，当所有准备与努力“只欠东风”的时刻，临展前却发现各家拿出的多是明式家具。他们觉得展出清代家具“丢”身份，怕坏了名声。古玩界“十清不敌一明”之论点一直被普遍接受，协调无果，只得作罢。最终，三联书店准备的大展厅里只展出了一套由田家青本人制作的木工工具和一些图片。田家青对此并没有生气，相反他还很高兴，因为这使他更清楚地看到了这本书出版的重要意义和他所做工作的必要性。
田家青明白，业界之所以对清代家具有如此深的成见，正是因为对清代家具的了解较为片面，印象仅仅停留在受殖民主义文化侵蚀和影响的清代晚期红木家具上，这些家具造型僵硬，装饰无美感可言，是衰败社会的畸形产物。而那些真正能够体现清代家具典型风格的精品，却鲜为人知。让人们客观地看待清代家具正是他写《清代家具》这本书的宗旨。
可以说，从1995年开始，《清代家具》敞开了清代家具研究之门，清代家具的全貌第一次较为客观地展现给世人，尤其是书中展示了多件非常有震撼力的清代家具精品。正如三联书店介绍地那样：“全书载二百二十多幅图片、五万余言，由概论篇和图版篇两部分组成。概论篇对清式家具的一个素描；图版篇收录了一百四十余件清代家具，每作附有说明。所收录的家具来自北京、香港、台湾，以至欧美的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其中有精品，也有平庸之作，既有皇家使用的宫廷家具，也有民间的一般家具；有清式家具，也有制作于清代的明式家具，以符合全面、客观、真实的三项原则。本书图文并重，使读者对清代家具的真实面貌能有一个较完整的了解。”
川家青告诉记者，清代家具是中国历代家具中数最最多、分布地区最广的一代家具。清代制作的家具主要分为明式和清式两类。明式家具，起源于明代前期，历明入清，不受朝代割裂。对明式家具的辉煌成就，清代有一定贡献。清式家具，创始于康熙年间，雍正时期风格大成，乾降时期达到鼎盛。清式家具特有风格的形成，与康乾盛世的历史环境、满汉文化的融合有直接关系。清代又是中国各类手工艺品制作技艺达到极高水平的时代。清式家具在借鉴吸收各种工艺品制作技艺、与多种工艺相结合、吸取外来文化等方面都有显著成就。
整体来看，清乾隆以前制作的明式和清式家具中成功之作较多，其中有些成为闻名遐迩的传世重器。乾隆时期的清式家具，尤其是宫廷中制作使用的家具，品种繁多，式样独特，用料精良，做工精湛，有许多上乘之作。
《清代家具》在出版前，几家出版社部觉得是本不错的书。文物出版社原社长苏士澍在修订版序。写道：“二十年前，与家青相识就是因为他为这本著作寻找出版社。看过书稿后，我意识到了这将是一部开创清代家具学科的专著。进一步了解，又获知这部书是在没有任何组织、机构支持下他完全凭个人努力自己完成的，在那时的社会背景和经济条件下，其艰辛可想而知。被其感动，我也实言相告：依当时的条件大陆的出版社不具备出版好此书的水准。好事多磨，几年后此书终由香港三联书店作为王世襄先生《明式家具珍赏》的姊妹篇，以高质量出版发行。面世后，被社会尤其是学术界所认同，迄今已四次再版，并被译为英文版，成为了一本经典之作在全世界发行。”
本以为由于人们对于清代家具的误解会影响《清代家具》的发行，没想到事实却并非如此。《清代家具》一版再版，一直受到读者的青睐。正是因为《清代家具》中图文并茂地介绍，人们对于清代家具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与了解，也使艺术品市场中清代家具的价格水涨船高。从某种层面上而言，《清代家具》带动了清代家具身价的提升，而清代家具价格的提升又带出更多做工精美、艺术价值颇高的清代家具进入人们的视野，其研究和收藏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的轨道中。
近些年，中国人开始呼唤传统文化艺术的回归，家居上亦追求文化氛围。不少人喜欢上了传统家具。而从事仿古家具的厂家们，有两本“宝典”。一本是王世襄先生的《明式家具珍赏》，一本是田家青的《清代家具》，从这两本书中学习明代及清代家具的款式和样式，以及制作方法，《明式家具珍赏》和《清代家具》成了仿古家具匠人们最为钟爱的“教科书”。
清代家具
《清代家具》是清代家具收藏和研究的开拓和里程碑之作，其出版也带动了收藏市场，田家青这些年看到了更多精美的明清家具，他的研究也并没有停歇。2001年7月，田家青的《明清家具集珍》一书在香港三联出版社出版。其中封面收录的是一件风华久远、闻名于海内外的宫廷家具名品。今存于北京故宫的数件紫檀大柜雕刻图案多为云龙纹和图案规矩、装饰化的博古花卉纹样。而当时封面展示的大柜上所雕刻的图案和珐琅彩瓷器所描绘的图案一样，工艺十分精美。该书中增加了收藏与研究的新观点，新成果和新动态。
nlc202309040346
2007年1月，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田家青编著的又一部作品《紫檀缘——悦华轩藏清代家具与珍玩》，收录香港悦华轩主人珍藏的清代宫廷家具9件，图版80余幅。这些家具具有典型的清代宫廷家具特征，是难得一见的珍品，具有极高的艺术和历史研究价值。其中6件是圆明园流失的家具，弥足珍贵。田家青对每件家具的选型、用材、结构、工艺手法等作了详尽的阐释，附录《清宫圆明园家具初探》和《清代宫廷家具的主要特征》两篇文章。其中，《清官圆明园家具初探》一文是田家青多年来结合实物和史料研究的最新成果。对清宫家具作了全面的阐述，对于读者更深一步地认知清官家具提供了参考。这本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其中收录的几件家具，更重要的足，它为历来没有款识的清代宫廷家具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辩识体系和客观的评价标准。
当时，为让读者更好地了解这些珍贵的紫檀家具珍品，文物出版社在东四十条22号南新仓新北京画廊同时举办了“清代紫檀家具精品展”，三十余件展品均为海外和北京地区知名收藏家的珍藏，多数未曾面世。
以往，提及圆明园家具，人们一般会认为：圆明园被焚毁了，家具自然也被付之一炬。田家青这几十年，随着对清代家具研考的不断深入，逐渐发现并意识到：圆明园陈设的家具中有相当数量并没有被毁掉，而是流散到了世界各地。
田家青曾在《对圆明园家具的认知过程》一文中写道：“史料记载清官造办处木作工厂有两处，一处设在紫禁城内，另一处就在圆明园。查考档案能感受到，当年木器营造活动的重点更侧重于圆明园。紫禁城内现存家具2000多件，据此推断，到乾隆后期，圆明园内陈设的家具数量不会少于紫禁城。”田家青的研究证实，当年英法联军对圆明园不是无目的的焚毁，而是事先7天有组织、有计划的将包括家具在内的大量文物地搬迁出来，其中家具先被拉到了天坛，分类整理后一部分拉走，其余就地拍卖，最终散到了到海内外。《对圆明园家具的认知过程》是以史料和传世实物相互印证，最终形成了一个严谨的证据链，从理论和实际上，为现存民间的清代宫廷家具出处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收藏家也因此有了理论上的保证，心里有了底，敢于下手购买清代宫廷家具了。
田家青对于圆明园家具的研究让清代宫廷家具“火”了，成了收藏爱好者炙手可热的追逐对象、很多人以能收藏到清宫廷家具为自己收藏的终极目标。
中国嘉德在2008年4月27日推出了“盛世雅集——清代宫廷紫檀家具”专场，上拍13件拍品，成交率92.31％，拍得8878.24万元。其中一件“清乾隆紫檀雕西番莲大平头案”以3136万元的成交价打破中国古典家具拍卖的世界纪录。随后不久，另一件“清乾隆紫檀有束腰西番莲博古图罗汉床”又以3248万元的成交价再次刷新了中国古典家具拍卖世界纪录。这些清代宫廷家具上都有圆明园家具特有的西番莲，俗称“西洋花”的图案，那时又正值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上映，因此一时间，古董家具市场中出现了“满城尽找西洋花”的新景象。
清代家具市场渐趋繁荣，新问题也随即显现出来。一些雕有西番莲的清代中国外销家具涌现出来，与清圆明园宫廷家具混在一起，人们分辨不出二者的差异。田家青亦在新书中在二者的辨别上做了介绍与说明。他认为“就整体而言，清代宫廷家具在与西洋艺术相结合上是成功的，大多数中西纹饰图案的设计都很巧妙自然，令人称绝。更关键的是，风格统一，颇具美感；面清代在广东、江南等地曾大量制作过供出口的外销家具则不然，西方称‘china Trade’。这类家具更多的倾向西式造型，但采用中式家具的结构。就整体而言，虽采用中式传统结构，但榫卯多有‘偷手’之嫌。用料、选料也较差，且制作工艺相对粗糙，做表面功夫居多，属典型的‘行活’，能称得上精品的数量很少。”
此次，田家青对于该书修订的重视丝毫不亚于当年。《清代家具》与读者相伴了18个年头，与清代家具之间是一个反复相互推动的过程。这次他想借[修订本]向世人说明清代民间匠人制作的家具也有精品，有些民间匠人发挥主观能动性创作出来的作品，不能与粗制滥造之作混为一谈。
田家青在当年编写《清代家具》最大的不易在于人选家具的拍摄和出版的许可。有些私人藏家因各种原因不愿将自己的收藏公之于众。田家青苦口婆心反复做工作，有的是以帮其免费修复家具而获得的。尽管如此，仍有一些已精心拍摄的家具精品最终没有得到出版的许可，这曾是田家青最大的遗憾。而此次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与文物出版社合作出版的《清代家具》(修订版)，田家青补入初版时未见或未及收录的39件清代家具精品，弥补了他曾经的遗憾。同时修订版中还增补了包含新见解的论文《清代宫廷家具概说》，可以说，《清代家具》(修订版)更加全面地呈现了有清一代家具的风貌。
篇5：清代名人轶事
东乡罗提督战功，见于《圣武记》者详矣。其智能亦自可韬，非徒以武力雄一时也。公尝率兵入南山，搜余贼，村人苦猴群盗食田粮，晨必发火器惊之。公问故，令获一猴来，剃其毛，画面为大眼诸丑怪状。明晨俟群猴来，纵之去，皆惊走。后不复至。
还没有到，众人认为要等待禧恩来了再进攻。罗提督说：“包围时间长了我方军队会懈怠，叛军必定会逃跑。”于是违背众人的意见马上进攻，叛军几乎全部被消灭。
译：东乡人罗提督的战功在《圣武记》中记载得很详细了。他的智慧也足可以谋划大事，不是只凭借武力称雄一时。罗提督曾经率领军队进入南山，搜捕残余的贼寇，村民深受猴群偷吃田里的粮食之苦，早晨必须用火器才能惊跑猴群。罗提督问明原因，让人捕来一只猴子，剃除猴子身上的毛，在这只猴子的脸上画上大眼睛等又丑又怪的形状。第二早晨等群猴来时，把那只猴子放回去，猴群都惊吓跑了，以后再也不来了。
罗每对人言生平作贼事，不少（稍）讳，并请文人历叙其事，洵奇男子也。改行后，始娶妻，忽患奇疾，百方不治，一道人过门曰：“有方可救，但得钱三十千乃能配药。”罗自念贫窭，安得三十千钱，语其妻曰：“吾病且死，汝亦饿死耳。苟鬻汝，得钱买药，则两活矣。”妻泣而从之，病果瘳。
译：罗提督常向别人讲述自己年轻时做贼时的事，一点都不忌讳，并且请读书人详细地记 载他做贼的事，真的是不一般的男子汉啊！（罗提督）改变品行后，才娶了妻子，他忽然患上了怪病，各种方法都治不好。一个道人路过门前说：“我有办法可以救你，只是要拿三万钱才能给你配药。”罗提督自忖家里贫穷，哪里拿得出三万钱，就对他的妻子说：“我病得就要死了，你也会饿死。如果卖掉你，得到钱去买药，那么我们俩都可以活了。”妻子哭泣着听从他，后来他的病果然好了。
官夔州游击，夔关临峡，山水迅急，瞬息千里，盐枭至则鸣金叫呼，越关以过，船皆设炮械，两旁系大竹，弯如弓，他船追及，断系发之，船必覆，人莫敢撄。公募善泅者，持利锯匿上流水中，俟船过，附而锯其舵，抵关适断，船不能行，触石破，尽获之。译：（罗提督）官至夔州游击时，夔州关靠近夔州峡，山水迅猛湍急，瞬间千里。贩卖私 盐的船到了（往往）就敲锣呐喊，越过夔州关走了，他们的船都配备大炮器械，船两旁绑着大毛竹，像弓一样弯着。有别的船要追上时，就吹断绳子将毛竹发射出去，追的船一定翻倒，没人敢触犯（他们）。罗提督招募擅长游泳的人，拿着锋利的锯子事先藏匿在上游的水中，等盐船经过时，靠近船用锯子锯盐船的舵。盐船抵达夔州关时舵正好断掉，盐船不能前行，触碰礁石被撞破，贩卖私盐的人就全部被抓获。
罗 既 官 游 击，乃 遣 人 访 其 妻，以 重 金 赎 还。为 夫 妇 如 初，报 其 鬻 身 救 夫 之 义 也。此 事 不 足 训，然 以（之）视（那些）少 共 艰 苦，既 贵而 厌 弃 其 糟 糠 者，其 厚 薄 之 区，殆 不 可 以 道 里 计。天 生 豪 杰，磊 磊 落 落，安 得 以 道 学 家 之 律 绳 之？
译：罗提督做游击官后，就派人寻访他的妻子，用重金将妻子赎回，还像当初那样做夫 妻，报答妻子当年卖身救自己的恩情。这事不值得效法，然而拿这与年轻时共同经历艰苦、富贵后厌恶嫌弃糟糠之妻的人比较，这当中的重情与薄情的差别，几乎不能用里来计算。罗提督天生豪杰，光明磊落，怎么能用道学家的法则来衡量呢？（选自葛虚存《清代名人轶事·将略篇》，有删改）
罗少亡赖，数行窃，令捕之杖毙，弃诸野。中夜而苏，匍匐（púfú）至一老妪（yù）家，周之，乃改行，投身军营，骁勇冠绝侪（chái等辈、婚配）辈。当赵金龙之乱，罗受命，与总督卢公坤往平之，贼已困，将擒矣。时宣宗以尚书宗室禧恩来督军，未至，诸公议待禧至，罗曰：“围久师怠，贼必遁。”遂违众一战，歼贼且尽。译：罗提督年轻时是无赖之徒，多次行窃，县令抓捕到他，用棍杖将他打晕，将他抛弃在 荒野。（罗提督）半夜苏醒过来，艰难地爬到一老婆婆家，老婆婆救了他。于是他改变品行，投身行伍，在同辈中是最骁勇善战的。当赵金龙发动叛乱时，罗提督接受任命，和总督卢坤前往平叛。叛军已经疲困，就要被擒获了。当时宣宗皇帝命令尚书宗室禧恩前来监督军队，（禧恩）注释 韬：（韜）tāo
1、弓或剑的套子。
2、隐藏，隐蔽：～光养晦（隐藏才能，收敛锋芒，不 使外露。亦作“韬晦”）。
3、用兵的谋略：～钤。～略。
夔：kuí
1、〔～～〕敬谨恐惧的样子。
2、〔～立〕肃立。
3、古代传说中的一种龙形异兽。撄：（攖）yīng
1、接触，触犯：～怒。～其锋。
2、扰乱，纠缠：“不以人物利害相～”。～ 宁（道家所追求的一种修养境界，指心神宁静，不被外界事物所扰）。
洵：xún
1、诚实，实在：～美。《诗·邶风·静女》：“洵美且异。”
2、疏远。
3、流泪：～涕（默默流泪）。窭：（窶）jù
1、〔～数〕用茅草结成的圆圈。放在头上做顶东西的垫子。
2、贫穷，贫寒：～家子（贫穷人家的子弟）。瘳： chōu
1、病愈。
2、损害，减损。
鬻： 本义为“粥”，引申为“卖”。鬻文（为人撰写文章而接受酬劳，即“卖文”），鬻技（出卖技
艺以谋生），鬻歌（卖歌，以歌唱谋生），鬻爵（出卖官爵）。成语“卖官鬻爵”，形容政治 腐败，统治阶级靠出卖官职来搜刮财富。训： 典式，法则。成语“不足为训”，不值得作为效法的准则或榜样。
糟糠：酒糟糠皮，是穷人赖以生活的食物。后常用“糟糠”形容穷困共患难。“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富贵时不要忘记贫贱时的知心朋友，不要抛弃共同患难过的妻子）。道里：指道学家主张的法则、规律。
磊磊落落：分明的样子，也形容胸怀坦荡。
绳： 木工用的墨线，引申为标准、法则，又引申为按一定的标准去衡量、纠正。绳墨，准绳，绳正，绳之以法。
【答案】c（a．为„„所苦，苦于„„，使困苦，困于。例：《列子·汤问》：“何苦而不平？”（苦于山挖不平）《史记·陈涉世家》：“天下苦秦久矣。” b．释放；放走。例：纵火，纵虎归山，七擒七纵。d．到达，抵达。例：抵京，抵临，平安抵达。）
6、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都不相同的一组是（）a、其智能亦自可韬语其妻曰„„ ．．b、非徒以武力雄一时也 越关以过，船皆设炮械 ．．c、令捕之杖毙，弃诸野 妻泣而从之，病果瘳 ．．d、遂违众一战，歼贼且尽吾病且死，汝亦饿死耳 ．． 【答案】b（凭，介词/相当于“而”，表顺承。a．他的，代词。c．他，代罗提督。d．将，将近，副词。）
7、下列各组词语，都能表现罗提督“足智多谋”的一组是（）①尝率兵入南山，搜余贼 ②画面为大眼诸丑怪状 ③俟船过，附而锯其舵④乃改行，投身军营 ⑤罗曰：“围久师怠，贼必遁。” ⑥得钱买药，则两活矣。
a．①③⑥ b．②③⑤ c．②④⑤ d．②④⑥ 【答案】b（①叙述他曾经率兵到南山。④叙述他投身行伍。⑥叙述他跟妻子商量卖身以求钱治病事，这点勉强可算是。）
8、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
a．在南山的一个村子里，群猴偷吃庄稼，村民深受齐其害。罗提督巧用计策，帮助他解决了猴患。
b、为了对付盐枭，罗提督因地制宜，巧妙部署，他令下属避其锋芒，暗中袭击，取得了辉煌战果。
c、罗提督年轻时曾经误入歧途，后洗手不干，投身行伍，在平定赵金龙之乱时，立下了汗马功劳。
d、罗提督功成名就后，并不忌讳那段行窃经历，让他人提醒自己，引以为鉴，再也不做违法之事。【答案】d（“让他人提醒自己，引以为鉴，再也不做违法之事”无依据。）考 题
5、对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解释，正确的一项是（）a、村人苦猴群盗食田粮 痛苦 ．
b、明晨俟群猴来，纵之去腾跃 ．c、官夔州游击，夔关临峡做官 ．d、抵关适断，船不能行 碰到 ．篇二：古代名人轶事 古代名人轶事
古代名人轶事<茶墨之争> 宋代著名书法家、文学家、政治家苏东坡既爱饮茶又擅长书法，一日司马光问他：“茶以白为贵，墨却以黑为贵;茶以身重为好，墨却以身轻为好;茶讲究在新，墨却讲究在陈。人们对茶与墨的追求正好相反，而您恰好喜好这两样东西，这是为何？”苏东坡巧妙答说：“上好之茶与妙品之墨都有陶然清香，这是他们共有的品德;茶与墨坚结实在，这是他们同具有的节操.贤哲和君子都有共同的品德和节操，一个长的皮肤黝黑，一个却长得白皙，这其实是同一个道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茶墨之争的故事。
纪晓岚对对联
清朝大学士纪晓岚一次奉旨巡查，乘船过一个河道。走到一处很窄的地方，正好与一大船相遇，互不相让。纪晓岚就呵斥对方让路。没想到对方是当朝的一员战功赫赫的老武将。对方也不示弱，正在僵持着。那个老武将听说是纪晓岚大学士，就提出了对对联的要求。武将出上联，纪晓岚对下联，如果对上了，老武将自己让路，对不上，他纪晓岚让路。纪晓岚一听连说行，没问题。武将的上联是：两船并行，橹速不如帆快。（橹速，暗含三国的文臣鲁肃。帆快，暗指刘邦手下的武将樊哙。整句话是说”文臣不如武将。）纪晓岚也看出来了这副对联的巧妙，就是一时对不上。急得一头汗也没对上，只好认输，给武将让路。纪晓岚闷闷不乐乘船到达了目的地。刚一下船，欢迎他的场面特别热闹。有锣鼓，有唢呐，有吹笛的，有吹箫的。他突然来了灵感，想到了下联：八音齐鸣，笛清哪如箫和。（笛清，暗指，西汉武将狄青。箫和，暗指刘邦手下的文官，有名的宰相萧何。整句话说武将不如文臣。）正好对上句，可惜纪大学士当时没对上，输了一回，总算知道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了。
东晋诗人陶渊明，热爱田园生活，喜爱读书。他写了一首《杂诗》：“盛年不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等人。”告诫人们要珍惜时光，好好读书。唐代文豪韩愈在一首读书诗中写道：“读书患不多，思人患不明。患足已不学，既学患不行。”指出在治学的过程中，要“多读、多思、虚心、躬行”。唐代书法家颜真卿写有一首留芳千古的《劝学》诗：“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他劝诫人们要勤奋学习，不要错过读书的好时光。
晚唐诗人杜荀鹤，酷爱学习，他写有一首优美的《闲居书事》诗：“窗竹影摇书案上，野泉声入砚池中。少年辛苦终事成，莫向光明惰寸功。”宋代爱国诗人陆游，对读书情有独钟，他写过多首关于读书的诗。其中有千古流传的《冬夜读书示子聿》诗：“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告诫儿子，只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还是片面的，更重要的是要亲身实践。宋代哲学家朱熹，写有一首富有哲理的《观书有感》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首诗把读书和人的知识更新比喻得非常形象生动。明代大剧作家汤显祖，著有《牡丹亭》，是我国戏剧史上浪漫主义的杰作。他在《正觉寺示弟儒祖》诗中写道：“窗间白发催愁境，烛底苍头劝读书。”明代科学家宋应星，写有劝人们读书要专一，切忌糊思乱想的《怜思诗》：“一个浑身有几何，学书不就学兵戈。南思北想无安着，明镜催人白发多。”明代诗人于谦喜爱读书，认为读书能得到美好的精神享受：“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
清代诗人袁枚，博学多才，他的一首读书诗提醒了人们，读书要求理解，切莫囫囵吞枣：“读书不知味，不如束高阁。蠹鱼尔何如，终日食糟粕。” 清代诗人萧抡谓写有《读书有所见作》诗：“一日不读书，胸臆无佳想。一月不读书，耳目失清爽。”忠告人们要热爱读书，读书要持之以恒，并将其道理表达得淋漓尽致。篇三：名人轶事录 出版说明
本丛书从二十世纪中华浩瀚文海中精选中华名家巨擘的佳构杰作妙 笔精华汇为一秩其内容上至宇宙之大下至蚊蝇之微举凡名人的涉笔成 趣之作诸如写山水名胜宠物雅品读书之乐名人趣事烟酒茶食鬼 鬼神神幽默调侃之精品尽收其中其可谓篇篇绝妙好辞字字玑珠华美 ●人有我有人无我有本丛书对二十世纪中华名人名作妙笔精华 收罗最广编选最精如当年林语堂几大弟子之作一些文名不让林语堂 梁实秋等人而至今鲜为人知的名人名作皆可在本丛书中一睹风采 ●体例得当规模宏大首推八卷编排新奇且每卷皆在二十万字左 右既精致又雅重改变了近年很多散文小品薄薄一册的旧貌 可忱畔夜读闲暇翻看可馈赠亲朋高雅庄重可藏之名山传之后 代可养性怡情增添品位
可为有志于散文小品创作者提供最佳范本亦可满足世纪末的中国人回
首往事的怀旧情绪是二十世纪中华文学宝库是二十世纪中华文化名人智慧的流露是精 品更是经典
《名人笔》丛书八卷共收有100多位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的名篇散文其 中主要的名作家有
鲁 迅 林语堂 张爱玲李健吾
贾平凹 李大钊 端木蕻良
陈独秀 徐懋庸 海 戈叶圣陶
杨 朔 胡 适 秦 牧陈西滢
储安平柯 灵 周犁庵丰子恺
茅 盾 俞平伯 郁达夫臧克家
刘白羽 梁实秋 沈从文文载道
朱自清 老 舍 徐蔚南周楞伽 徐志摩钱歌川许地山梁启超 方令孺 周作人 许钦文 廖沫沙 郑振铎 陈子展谢冰莹 碧野 庐 隐 曹聚仁 吴伯萧郭沫若
夏丐尊 施蛰存李广田 沙 汀 钱钟书刘海栗
文洁若 朱 湘 章克标 吴组缃 张秀亚 王了一 台静农
冰 心 聂绀弩 梁遇春 陈从周 周瘦鹃 罗念生 钟敬文 孙犁 文载道 林 庚 苏雪林 靳 以 赵景深 吴秋山唐 弢 王任叔 夏 衍徐 訏 谢六逸 王鲁彦 祝秀侠
马国亮 陆侃如 王礼锡沈启无 陈衡哲林徽音马子华 吴 晗陈西滢 潘序祖 秋 翁 柳无忌 缪崇群 邵洵美阿 英苏 青 叶灵凤 老 向 1《且说中国人》
本辑收五四以来鲁迅胡适林语堂等三十余位文学文化大师的杂感 随笔和杂文从不同角度和侧面抨击中国人的弱点揭示中国人性格描 画中国人形象是对二十世纪中国人的传神写照文笔或庄重或辛辣或 委婉或幽默或庄谐杂出或沉痛评说干姿百态中却皆显现出一颗拳 拳赤子之心 2幽默人生语
幽默是智慧的象征是春日里会心的微笑中国现代散文史曾出现一 批智商极高的幽默大师他们多以生花妙笔笑说人间百态从种种人生情 状中发现可笑可乐之事妙语连珠词采风趣读之令人忘忧令人喷饭 令人会心一笑或乐不可支如参禅悟道一样进入妙可不言的境界 3《雪夜话读书》
雪夜闭门读禁书向被视为读书人最大乐趣本书精选文化名人大师
近百篇美文看他们各以生花妙笔谈读书札记读书的习惯方法与乐趣爱书买书卖书乃至晒书焚书的苦乐书林书话及中外著名书店的种种
轶闻趣事从书里到书外娓娓述说中包含有人间百态人生甘苦 4《山水名胜游》
俗话说看风景不如听风景听风景不如读风景本书中的几十位名人大 家足迹遍布海内外一生好入名山游乘兴游尽山水名月生之后复以生 花生色之笔将人间美景移在纸上令读者在品味其游记美文的同时亦足 下出户而能遍游天下一举两得美不胜收且名人之笔往往为山水增色 读这类游记比亲游
山水名胜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 5《烟酒茶食趣》
篇6：清代的入学典礼
清代地方志中所记载的官学“送学礼”，是中国历代典籍文献中最早记载的入学典礼。“送学礼”所体现的尊师重道、爱生崇礼的特性，颇值得今人关注。
一
送学礼是清代地方官为官学新生举行的入学典礼。清代学校以府、州、县为基本单位，各建立一所学校，称为“儒学”。在本省学政主持的每三年一次的岁试和科试中，各儒学可以按既定名额，各招收一次新生。在新生入学时，往往会举行送学礼。乾隆《洛阳县志》卷6《礼乐志》较为详细地记载了这一典礼的基本程序：“每学政岁科试新生红案到学之后，知县晓示各生送学日期。至期，各生诣县署，集寅宾馆。知县公服升堂，各生由东角门进至檐下，行庭参礼。毕，各生西面立，学书北面立，唱名。门斗东面立，为各生簪花。酌酒三巡。毕，各生面北三揖。具鼓乐，由中门出。知县亲送至文庙殿阶下，率行三跪九叩头礼。毕，诣明伦堂，知县、教官行交拜礼。诸生拜师，两拜；谢知县，两拜。入座，行酒数巡，肃揖而退。” 清代送学礼有三个各地共有的核心环节，一是地方官发帖邀集新生，为其簪挂花红，二是地方官率领新生到孔庙大成殿，向孔子圣像行三跪九叩首的谒庙礼，三是地方官率领新生到儒学明伦堂，向教官行谒师礼。从130余种地方志的记载看，各地送学礼的称谓并不完全一致，除了“送学礼”这一最为常见的称谓，还有“送学仪”“送入学礼”“新生入庠礼”“起送新生”“入学”“新生入学”“入学仪”“入学仪节”“入泮”“文武入泮”“迎学礼”乃至“上学”等多种称谓。
中国自古便是礼仪之邦，学礼是各类学校教化学子的重要途径。清代各地的儒学主要有释奠、朔望行香、乡饮酒礼和射礼四种学礼，在京城国子监则还有皇帝亲临视学、临雍讲学和新进士释褐等。作为一种地方儒学的开学典礼，清代送学礼当是仿照国子监典礼加以改造而举行的。如据光绪《霍山县志》卷5《学校志》记载，安徽霍山县“入学仪”的相关环节中，“行谒庙礼视朔日释菜仪”“见学师视国学师弟子相见仪”。“视”是比照、参照的意思。光绪《代州志》卷5《学校志》也记载，山西代州（今忻州市代县）举行送学礼时，“文武新生谒庙视朔望行香礼，见学师视国子监见师礼。其余仪节州县不同，各从其俗”。不过，清代各类典章制度文献如《钦定大清会典》《钦定学政全书》《钦定大清通礼》中均未记载送学礼。1756年编纂的《钦定大清通礼》卷44《宾礼》在叙述“直省学校师弟子相见”礼仪时，只附带说明“入泮谒见礼亦如之”。所谓“入泮”，系指新生入学。“入泮谒见礼”当是指送学礼。不过，通过对比我们发现，地方志所载送学礼，新生拜见教官多是行“四拜礼”，且“学官拱受两拜，答揖两拜”，而在《钦定大清通礼》中，则是学生“北面三揖”，教官“立受”，不需要回拜新生。
二
由于清代朝廷并未制定通行全国的统一仪节，故各地在举行送学礼时“各从其俗”，形态各异。
一是演剧和酒宴。首先，据地方志记载，只有少数地方有演剧环节，如浙江建德县在新生向教官行礼之后，官师、新生入席宴饮、观剧：“酒三巡，梨园搬演《加官》《魁星》。”安徽广德直隶州（今广德县）在送学礼结束后，“陈设酒馔丹墀下”，并安排“优人奏曲”。其次，大多数地方都举行官师、新生共同参加的酒宴，但也有少数地方不举行宴会。如与建德县同属严州府的分水县（今属浙江桐庐县），新生在明伦堂分别向教官、知县行礼，之后便是“知县回署，诸生由龙门归”。江苏东台县（今江苏东台市）也不安排酒宴、鼓乐，这与当地在举行送别乡试考生的宾兴礼时会在明伦堂和县堂安排“酒果”和“酒肴鼓乐”有较大的反差。有些地方则举行只有地方官和教官参加的宴会。如直隶顺天府东安县（今廊坊市安次区）在新生拜谒完教官后，有“诸生退，儒学延印官宴明伦堂”的环节。
二是典礼对象。各地地方志一般都记载送学礼是为所有文武新生举行的入学典礼，不过，浙江余杭县的送学礼则最早只面向文生，后来才推及武生：“前此止以隆文也，近奉文武并用之。”而在相邻的安徽省，晚嘉庆《余杭县志》（1808年刊）80多年成书的光绪《泗虹合志》（1888年刊）和光绪《五河县志》（1894年刊）也有完全相同的记载。
三是重游泮水。清代乡试、会试结束后，60年前中举或中进士者被邀请参加鹿鸣宴、恩荣宴，称为“重宴鹿鸣”和“重宴恩荣”。而60年前考中生员者受邀参加送学礼，则称为“重游泮水”或“重游泮宫”。如江苏宝山县（今上海宝山区）自乾隆年间以来共有16人被邀请重游泮宫，其中道光庚戌年（1850）有文生金元赓、胡有基和武生张耀宗三人，他们都是在乾隆庚戌年（1790）考取入学的。这种“重游”“重宴”活动，既体现了朝廷和地方社会对年老长者的礼重，同时也是对早达学子的勉励。
此外，个别州县还在其他环节进行了别具特色的设计。如江苏高邮州是在“文游台”为新生簪挂花红。“文游台”本为高邮东岳庙，北宋时因苏轼曾与孙觉、秦观“载酒论文于此”，遂成当地名胜。清代高邮知州在此地举行送学礼，自然是希望新生借此追怀先贤，志存高远，成就伟业。
三
尽管清代朝廷未将送学礼详细刊载于典章制度文献之中，但是由于清代“科举必由学校”，在童试中脱颖而出考中生员，是科举入仕的基本起点，因而地方社会对举行送学礼更为积极。
清代送学礼之所以名为“送学”，是因为它是由地方官将新生送至学校拜见老师，因而举行送学礼的经费理当由地方政府承担。然而，由于康熙初年裁减了送学礼的经费预算，导致地方政府无力举行送学礼，因而新生家长不得不出面承担举办送学礼的费用。据道光《（浙江）建德县志》记载，学政录取名单公布后，新生家长们要推举“齿爵俱尊者”，由其选定日期，约请知县出面主持送学礼。典礼当日，新生家长需预先在明伦堂安排酒宴和戏剧。县官、学官离场时，新生家长均需恭送。典礼结束后，新生家长还要“至县禀谢”。
清代新生在入学之前需向学师缴纳束脩等费。由于清代教官不像地方官一样有养廉银待遇，每年俸禄不到50两，生活极为贫困，故而数额不菲的束脩、印金等便成为教官的重要收入来源。如光绪《（广东）香山县志》便记载，文武新生拜谒教官，除需缴纳“贽仪”，还要“另取银两曰印金，以新进之贫富定其多少；富者或至数百数十两，即贫者亦十两以外”。这些费用不仅影响了师生关系的纯洁性，而且更成为贫困学生的沉重负担。如四川东乡县（今宣汉县）便出现了“贫士相戒不应考”“至贫士入学不敢见其父兄，见必责打之”的奇怪场景。山东平度州（今平度市）则因学官“勒索苛虐”，新生“起与为难，入学署滋闹”，地方官派人抓捕，最后竟酿成了几名新生“毙于狱”的惨剧。为了纾解学师收入微薄的困窘，减少新生入学压力，清代各地士绅纷纷捐资捐产，建立公益基金组织，并公举管理首事，议定管理章程，代新生向学师缴纳印卷、束脩费，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采芹会、乐泮堂、肄雅堂、印金局、学田局、宾兴会等。如江西泰和县采芹会，是全县乡绅公捐钱款“万缗”，存典生息，代缴“文武新进修金”；乡绅黄绳祖也捐产取息，“为邑文武新进入学束脩、印卷资”。广东香山县印金局，是邑绅黄栋梁等“为文武新生致送教官册金、贽仪”而合力捐设的，共购置田产1000余亩，每年可收租银3700余两。浙江诸暨县岁贡生徐渐逵等“劝捐集资为公款，以三年所入之息，足抵两试束脩之资”，前后合计捐田2200多亩，并于府城建造肄雅堂，既作管理机构，又是崇祀建筑，“设捐户神主”，对捐资者表示崇敬，供后人凭吊。清光绪初年，张之洞担任四川学政，因见学官向新生索要束脩，有失师生体统，“乃下《学田说》于郡县”，要求四川地方官员倡导乡绅捐资，设置学田，其管理机构一般称为“学田局”。
科举宾兴公益基金的勃兴，是清代科举社会异于此前历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国教育公益文化发展的重要表现。各地的宾兴公益基金，有些职能较为单一，专为新生入学阶段的考费、规费而设，如江西奉新县广华堂、广东香山县印金局、贵州绥阳县黉田局、四川各县学田局等；有些则职能较为齐备，除资助童试相关费用，还全面资助生员乡试、举人会试或优拔贡朝考等一切与科举考试有关的费用，如江西南昌县考棚公局、湖南湘潭县宾兴堂、广西北流县宾兴馆等。这些宾兴公益基金组织的出现，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新生入学和考生赴考的压力，提升了清代教育与考试的起点公平。
四
清代送学礼早已不再举行，但它对于当代教育显然还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首先，送学礼是中国古代礼重人才传统的集中体现。新生在正式入学之前只是一介白丁，在送学礼过程中，他们先是被地方官以礼相邀，在县衙大堂换上青镶蓝袍银雀顶的“公服”，接受官方的簪花、披红、酌酒。在此之前，新生见地方官、教官都要行“庭参礼”，而穿上公服后便只需行“四拜礼”，且官师均需“拱立答礼”，“受两拜，免两拜”，表明他们已经实现了由平民向绅士的转变，正式踏上了科举入仕的青云之路。在当代社会，我们虽然不完全认同“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教育理念，但却应该继承和发扬清代送学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观念。政府部门可以借鉴送学礼的形式，通过出席或主持相关学校的入学典礼，向社会大众传递尊重知识、礼重人才的信息，从而扭转社会风气，促进文教发展。
其次，送学礼是中国古代尊师重道传统的集中体现。在送学礼中，儒学教官被置于相当重要的地位。一方面，当地方官率领新生来到明伦堂后，先要与教官分庭抗礼，“学官在东，县官在西，行四拜礼。毕，复让县官在东，学官在西，还四拜礼”，体现出教官具有与地方官对等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入学新生是由本地父母官亲自送入学校、引见并拜谒教官的。当新生参加完至圣先师的释菜仪式，来到明伦堂一起向教官行四拜礼时，教官会是何等的欣慰！而在当代学校里，无论是高等学校还是中小学校，师生礼仪显然不再那么受重视，青年学子的礼仪养成缺乏应有的制度安排。如果能够参照清代送学礼，在学校入学典礼过程中安排师生行礼的环节，则庶几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潜移默化之功效。
再次，近代以来的清王朝在西方列强的凌迫下逐步走向衰亡。然而，在帝国落日的余晖中，清代地方社会公益人群的身影却令人动容。为了教官的师道尊严和新生的青云梦想，地方乡绅慷慨解囊，筹设公益基金，议定垂久章程，试图尽其所能，维护世道人心；其结果虽然并非时人所能逆料，其初衷却应该得到后世的尊重与褒扬。当代教育也还存在各种不如意处，急需改进改革之弊窦甚多，但这却不应该成为公益力量退缩不前、弃之不顾的理由。传统社会的公益精神与公益传统，理应在当代社会得到发扬光大。以宾兴为代表的中国公益文化的民族传统，理应成为当代中国公益文化自信的固有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