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中的中国

2024-06-06

经济危机中的中国(精选6篇)

篇1:经济危机中的中国

敬爱的党组织:

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从最初的酝酿到现在的大爆发,席卷了全世界大部分的资本市场。不过,纵使形势如同惊涛骇浪,中国依然稳坐钓鱼台。刚刚结束的亚欧峰会更是证明了中国在解决当前金融危机的中流砥柱作用。这一切的发生仅仅是中国人比较幸运,没被波及到吗?当然不是,就像在中国在1997年的金融危机中做的那样,这一次同样彰显了中国人的智慧。

虽然我一没买股票,二还没到要考虑买房的时候,但是我觉得这次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影响不会只限于资本领域,所以我一直都在关注这件事。相信大家都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一个国家中适用,用来分析全球的政治经济也适用。这次金融危机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已经可以和上世纪的大萧条,次贷危机引发的连锁发应使美国金融市场出现了65万亿美元的呆帐和坏账,而美国又是世界金融体系的中心,进而把其余国家又拉下了水,美国八千亿美元救市计划和欧洲联合救市也是雷声大雨点小,股市还是该怎样跌就怎样跌。(具体原因大家可以上网查)。事实存在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终于在这一刻被彻底洞穿!旧的格局被撕碎,新的格局将会在危机过程中重建!

局势“乱花渐欲迷人眼”,中国如何在众国紧盯的情况下破除迷局?党和政府接连出的几招充满了中国式的智慧。

之一: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导致了华尔街的整体恐慌。五大投行股票大幅下跌,流动资金枯竭,不得不先后发出接受收购的意向。从投资的角度来讲,这会是一笔很不错的交易,毕竟现在可以花费不到几十亿美元的资金就可以入主世界金融的心脏。在世人都在猜测资金雄厚的中资银行将会率先出手的时候,中资银行纷纷保持沉默。最后是日本的银行成功完成了收购,这也是日本银行在广场协议后第一次重返华尔街。中资银行都有着深厚的官方背景,这次不出手,背后有着中国战略决策的影子。

首先,这是一个烫手的山芋。不讲金融方面的危险因素(实际上,日本银行已经因为所收购的投行股价不断下跌而陷入同样的泥潭之中),从政治方面来讲,美国人肯定不想看到这些华尔街的象征被中国人收购。几年前中海油收购尼先科被拒就可以看出美国人鼓吹的经济自由主义背后的保守主义嘴脸。即使现在因为形势所迫不得不低头,很难保证以后不会反悔,到处下绊子。在金融上,美国人比中国人强多了。

再加上美国人有拿别人当小白的传统(广场协议前,美国人鼓励日本公司花大钱在美国大肆收购,等日本公司觉得自己已经控制美国经济时,美国政府强迫日本政府签订广场协议,日元急剧升值,在美日企损失惨重,只好黯然退出美国市场,收购的东西又还给了美国人,而美国则套来了大笔的日本投资,实在是一本万利),中国银行实在没有必要去凑这个热闹,到时被人收拾还不知道。

不收购,可能在将来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毕竟美国金融市场肯定会复原。但是如果收购了,中国也只能乖乖得当上美国的管家,维持以美国为中心的金融体系,帮美国人打工。这次金融危机证实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我们完全可以建立完善监管下的金融体系,我们要把握好这次机会!

之二。公开表示中国市场的稳定就是最大的贡献。全世界的目光都盯在中国身上,因为到现在为止大国中就只有中国能勉强避开金融危机的直接影响了,而且中国还有着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种种恭维铺天盖地,都把中国当成世界的救世主了,鼓励中国把钱拿出来救市。但是中国的领导人很清醒,没上这个当。中国是有一万五千亿美元的储备,但是这些钱基本都转为投资了不能动,就算能动对金融危机来说也是杯水车薪而已。明知中国没这个救市的能力,外媒却宣传中国是救世主,实在有借道义绑架中国,把中国往火炕里推的嫌疑。

这个对中国来说是个难题。救吧,没这个能力,反而会被拉下水。而且这是用中国人自己创造的财富去为全世界做贡献,想到外国拼命在中国捞钱的行径,这个真的没必要。不救,这就这的掉进了道义的陷阱,中国也就成了孤家寡人了。

篇2:经济危机中的中国

危机中的中国品牌

中国品牌现在处于危机中: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知名度,在国内市场上面临外企的蚕食吞并,国内消费者的漠视误解……种种状况,危机四伏.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企业该如何应对,以缓解这场危机,本文进行了探讨.

作 者:朱陆华 作者单位: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上海,200336刊 名:北方经贸英文刊名:NORTHERN ECONOMY AND TRADE年,卷(期):2004“”(11)分类号:F713.35关键词:品牌现状 品牌并购 情感诉求

篇3:中国法制发展中的经济因素

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和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 是以国家为主体的行政化、命令化的计划经济体制。1斯大林的经济体制只是单一的公有制形式, 基本上没有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与公有制配套的分配制度是单一的按劳分配。国家通过行政命令的形式管理经济, 资源配置不是通过市场而是国家按计划统一配置。片面发展重工业, 按照重、轻、农的顺序安排国民经济。国家是管理经济的主体, 权力高度集中, 企业自主权受到严格限制。经济增长方式上采取粗放式发展道路。在对外方面提出“两个平行市场理论”, 不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进行合作。

单一的公有制经济, 在当时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 排斥其他非公有制形式的经济, 不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 对地方和企业管得过严过死, 让企业缺乏活力, 以致效率低下。否定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忽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扼杀经济发展的内在活力。优先发展重工业, 导致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 特别是有关民生的轻工业发展非常落后, 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的需求。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 高投入低产出, 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对外经济的封闭性, 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大潮来临, 其又未抓住机遇, 逐渐落伍。

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和宪法发展

1. 上下求索

新中国建国初期, 国家最紧要的任务就是大力发展落后的生产力, 但是经验不足。毛泽东指出:“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 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2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颁布, 而1954年宪法是以苏联1936年宪法为蓝本而制定的, 其在总纲里面写明中国实行计划经济。1954宪法是我们向苏联学习的成果。三大改造完成后,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我国初步建成, 这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

国际形势风起云涌, 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20大, 赫鲁晓夫做的“秘密报告”举世哗然, 我们开始不再迷信苏联经验, 开始探索自己的道路。1966年-1976年十年动乱, 我们探索自己道路的实践中断, 我们仍旧沿袭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 而我们的法制建设反而提出了实行人治好, 法制建设遭到巨大破坏。

2. 指路明灯

经过这些年的动乱, 我们与国外的差距越来越大, 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 大大限制了我们同外国的经济合作与交流。在这历史关头, 邓小平尖锐地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 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3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转折。在这次会议上我们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 把重心彻底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 同时还强调, 为保证人民民主, 加强法制建设, 让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使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权威性。从此我们开始逐步突破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束缚。我国在1982年颁布了第四部宪法, 1982年宪法是对1954年宪法的继承和发展, 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 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它对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八二宪法”既是我国宪法发展的集大成之作, 也是在经历了极为曲折的宪政立法进程之后, 种种经验和教训的深刻总结。4

如何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重要问题。而在西方的面对该问题有三种理论:英国亚当·斯密提出夜警国家论, 强调市场体制和自由竞争, 不需要政府过多干预;凯恩斯主义认为政府应加强对经济的干预, 加强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新自由主义主张自由放任, 反对国家对经济的过多干预。而苏联直接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在该问题上, 邓小平同志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 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 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 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51984年,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打破了把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 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 肯定了指导性计划也是计划的一种形式, 从根本上改变了对计划经济的认识。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有一个重大的理论贡献就是首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概念, 这条理论为对我们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是具有灯塔式的意义。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1982年宪法有些内容已经不适应时代的要求, 于是在1988年对其进行修改, 修改的主要内容: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 对私营经济进行引导、监督和管理等。

3. 韬光养晦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 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 我们抵住国内外各方压力,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改革开放, 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正式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同时指出;“没有民主和法制就没有社会主义, 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应当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方面取得明显进展, 以巩固和发展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 保证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顺利进行。”6中共十四大是“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思想认识上的一个里程碑。71993年我国对现行宪法进行第二次修改, 这次修改以十四大精神为指导, 修改主要内容包括:第一, 把“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写进宪法, 使党的基本路线上升到国家意志;第二, 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定为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

为了进一步推进经济改革, 加强法制建设, 党的十五大提出了: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的作用等等。在法制建设方面, 江泽民明确地指出:“依法治国, 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 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 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 管理经济文化事业, 管理社会事务, 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 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8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为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稳妥推进, 于是在1999年我国对现行宪法进行第三次修改, 修改的主要内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写入宪法序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非公有制经济, 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 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国家正式把依法治国这一方略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下来, 这对我国的民主法治建设具有指导意义, 对推进体制改革,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明确了道路。

4. 石破天惊

入世后不久, 中国申请世博会也取得成功, 这表明中国更加开放, 正在与世界经济全面接轨, 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在不断提高。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平均以9.75%的速度快速增长, 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3%左右的年均增长速度, 在2010年超过日本,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09年华尔街金融风暴越演越烈, 西方经济都出现了衰退, 但中国的GDP仍保持了8%以上的增长速度, 中国的人均GDP也由1978年不足100美元上升到2012年的6100美元, 令世界刮目相看, 西方国家不得不审视韬光养晦的中国, 给世界所带来的震撼。我们取得巨大的经济建设成就, 与我们推行渐进式的经济改革, 同时加强法制建设有直接的关系。

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 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 法制建设仍需发展。为此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明确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任务。为贯彻此次会议精神, 2004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对现行宪法进行第四次修改: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等等。

三、经济改革和法制建设的关系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经济体制的改革, 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壮大, 从而带动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是我国法制建设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巨大推动力量。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就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大力发展生产力, 是解决矛盾的根本途径。我国法制建设取得的成就是与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推动其他方面协调发展的进程中获得的。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渐进式的改革, 是逐步推进的, 而我国的法制建设亦是如此, 我们党和国家对法制建设认识, 也是渐进式的过程, 实践决定认识, 认识对实践也是不断发展和丰富的, 1979年以来, 立法工作取得显著成就, 以宪法为基础的一系列基本法的制定的实践证明, 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是保障和促进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必然要求。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的改革, 因此我国的法制建设也是彰显了这些原则, 反观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改革, 其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 是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而进行的, 结果导致苏联解体, 教训足以警醒后人。社会主义的法制建设, 必须要加强党对法制建设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核心, 必须把坚持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改革开放。现在我们的改革即将进入了全方位改革的新时期, 加强法制建设也就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 各个方面形成合力, 促进“中国梦”的早日实现。

注释

11 顾海良.斯大林社会主义思想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101.

22 毛泽东选集 (第四卷) [M].人民出版社, 1991:1481.

33 邓小平文选 (第二卷) [M].人民出版社, 1994:150.

44 周叶中, 江国华.在曲折中前进 (中国社会主义立宪评论) [M].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0:529.

55 邓小平文选 (第二卷) [M].人民出版社, 1994 (第二版) :236.

66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 [M].人民出版社, 1996:28.

77 陈金全.新中国法律思想史[M].人民出版社, 2011:243.

篇4:经济危机中的中国

关键词:教育市场;管理归口;民间投资

中图分类号:G726文献标识码:A

2008年开始陷入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带来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就业,国际劳工组织发出警告,到2009年底,金融危机可能使世界失业人口上升到2.1亿,将是10年来全球失业人数的最高点,2009年中国需要安排就业的人数达2400万人。经济危机打击了就业信心,却为终身教育产业及职业培训行业带来了发展的机遇,越来越多的毕业生、失业人员、在职人员关注自己就业和发展,投资者们着眼就业市场的增长空间,培训机构竞争方式层出不穷,调控终身教育市场的立法呼之欲出。而目前国内培训市场还存在诸多混乱现象,从体系构建到行业运作都有进一步研究的价值。

一、终身学习立法的强国意义及走势

终身教育的发展是国家某一时期政治经济政策的产物。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终身教育成为诸多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基本思路,成为各国教育立法的指导原则,并影响着西方教学教育理念及模式的发展,19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取代了英国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和德国能够在二战后仅用短短二三十年间实现经济腾飞,都证明经济发展与重视成人教育的程度息息相关。据分析,美国崛起时,其劳动力有90%受过教育和训练,早在1988年日本受过教育的劳动力就高达95%。

终身教育立法是在20世纪初进行的,当时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发生了经济危机,资本家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减缓阶级矛盾,比较注重对工人的培训。这种政治、经济背景下,国家以立法的形式把成人教育纳入了法制化轨道。美国、英国、法国、联邦德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先后制定了成人教育法规。如美国的《成人教育法》、法国的《终身教育法》、《职业训练法》、《职业继续教育法》、德国的《职业教育法》、日本的《职业能力开发促进法》、韩国的《终身学习法》等等。20世纪6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教育思想的提出,使成人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被世界许多国家所推崇。

1998年,我国台湾地区在欧盟推出的欧洲终身学习年后,颁发了台湾《终身学习白皮书》,2002年公布《终身学习法》。澳门地区颁行《成人教育法令》,香港也日益注重成人教育的规范化、法制化。三地成人教育立法或政策构建的终身学习理念及体系,为我们出台《终身学习法》作了很好的呼应。

2007年《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法律法规体系;2008年中国成人教育改革发展三十周年暨中国成人教育协会年会进一步加强有关终身教育立法的调研与论证工作,2009年教育部长周济在年度工作会议上表示,今年教育部将大力加强教育法制建设,全面启动《终身学习法》起草工作,国内立法进程上,2005年7月,福建省政府颁布了《福建省终身教育促进条例》,上海、湖北等省市也在为终身学习立法进行调研和着手起草,教育部已经启动了《终身学习法》的起草工作,组织有关专家广泛开展了推进终身学习立法的相关调研。

二、当前中国终身学习立法的困境及难点

据分析,2005年全国各类教育培训机构已经发展为数十万家,同时,教育培训业规模在以每年30%以上的速度迅速增长,某些培训机构为盈利而采取不正当手段恶性竞争,我们的终身教育市场处于成长阶段,从理念到运作上,终身教育领域在新法出台之际,还有问题亟待观望和调整。

(一)终身教育市场相关概念的厘清

教育培训机构名目繁多,为从体系上构建其市场准入、办学规则及监管支持,我们首先对终身学习体系中的相关概念,作如下理解:如果把国家教育分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那么继续教育是继学历教育之后的非学历教育,是终身学习体系构建的主要途径。成人是继续教育的主要对象,职业教育是继续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也存在与学历教育同步的情形),国家终身教育战略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实现。

(二)我国现行的教育立法体系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保证教育事业健康迅速地发展,我国政府相继出台并实施了一系列的教育法规。如1986年的《义务教育条例》,1995年的《教育法》,1996年的《职业教育法》,1998年的《高等教育法》。其中,《教育法》只是教育的基本法,主要是对全局的问题进行规定;《义务教育法》、《职业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只是分别关于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规定。现有的《民办教育促进法》是从非政府出资办学的角度出发作规制。此外,要引进外国教育资金和资源,与外国教育联合办学,还要不断随《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调整,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办学条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教育立法体系中成人教育立法缺位,各法的调整领域存在交叉,从完善教育法体系的角度来说,制定具有统领性的涵盖成人教育的终身学习法是必须的。

三、终身学习立法框架的构建和关注热点

终身教育法律应该包括对终身教育计划、学习权、教育的组织管理机构、资金来源及用途、学习成果的认定、设施的建设和利用,以及专业队伍的建设、师资培训、监管责任等方面的重要问题做出明确的规定。目前存在几个热点问题:

(一)理顺管理归口、行业利益方面的关系

理顺关系包括理顺教育部门和人事部门、劳动部门之间的关系。理顺人事、劳动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的关系,理顺成人教育自愿性和强制性的关系。国家法律没有就成人培训教育做出过政府管理部门之间职能的划分,由于无法统一规范,各地、各行业的具体做法差距很大。目前,教育行政部门一般不涉及对行业成人培训教育的管理,人事行政和劳动行政部门对成人教育管理的介入是因为该两部门都是人力资源开发和管理部门,各行业(建筑业、旅游业、餐饮业等)主管部门,因是行业内人力资源使用管理部门,也介入对行业成人培训教育的管理。有的地方强调政府人事管理或者劳动管理的统一性,实行统一培训计划、统一组织实施、统一颁发证书,显示了该地方人事行政部门或者劳动行政部门的管理力度。有的地方把对行业内企业资质等级管理和个人执业资格注册管理,发展到了成人培训教育中去,显示出该地方行业主管部门的强势。有的地方则由人事或劳动与行业主管部门联合发文,共同管理,直接或间接地分享培训教育的丰厚利益是管理归口不一的主要原因,这同时使成人教育自愿性和强制性的划分失去原有的意义。

(二)体现地方性特色的适度性

成人教育作为一种社会资源,作为一种产业,本身的发展也应随着市场化的进程而改变。与我国地区发展不平衡相对应,继续教育发展也不平衡,如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与中西部发展区的教育基础、需求及发展方向会呈现不同态势,有的与农村发展直接相关、有的则以出国培训、IT培训为热点。继续教育机构针对不同的对象,所处的区域经济、地理环境以及地方财政,选择不同的类型,开拓不同的领域,终身学习立法应在国家统一的立法框架引导下,为地方立法和政策出台预留空间。

(三)经费来源及营利性与公益性的衔接

运用法律手段调控教育投资是国际通行的惯例。成人教育资金一直存在营利性与公益性的协调问题,我们倡导国家、社会、企业多渠道结合办学,但其间的投资责任及利益分配一直未有立法高度的规范。

发达国家教育立法中,均明确政府对成人教育或终身学习的财政支持责任,并在此基础上,强调多渠道的经费筹措原则,法国在1984年颁布的《职业继续教育法》中规定资金的来源有两个:一是国家,二是企业,教育项目主要是利于国计民生的成人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美国《成人教育法》对于开展成人教育的拔款也有详细的制定。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财政支出中都有相当一部分用于成人教育,联邦政府还对残疾人、老年人、长期失业者、妇女等社会特殊群体的成人教育有专项拔款。澳大利亚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的经费主要来源于联邦和州政府的投入。日本早在1976年文部省社会教育局编制的预算中,就已经有了“终身教育”的名目。我国在成人教育方面,目前还未看到政府财政支持的明确立法。

那么,从民间投资来看,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许多准备进入其他领域的产业资本和风险投资转而聚焦到了教育行业。2008年前10个月,国内已披露的教育业投资金额超过2.85亿美元,超越IT、房地产等传统热门行业,占据创业投资市场份额的1/3以上。“中国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投资合作洽谈会”至今已举办了4届,签约金额超过70亿,其中民营资本投资、风险基金投资、中外品牌对接等项目极大地推动了教育领域的投资和合作。民办教育行业中最先上市的新东方,在资金运作模式上做了开拓,给中国教育界带来了比较深远的影响。

同时,培训教育业的连锁企业数量稳步增长,全国性连锁品牌正在形成。终身教育市场的产业化特征在资本市场日益成熟的当前逐渐体现出来,其资金筹措途径可以考虑组建教育基金、发行高等教育债券、发行教育彩票、项目融资、资产证券化等方式。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代表建议尽快制定《教育投资法》,在加大教育投资力度,明确各级政府职责的同时应考虑在立法上对教育投资进行全方位的系统规范。另外。终身教育营利的和完全公益性的要区分开,该交税的交税,该免税的免税,公益性的到一定时候政府还应该给予津贴。

(四)行业监管的体制化

中国目前没有包括继续教育阶段在内的终身教育法,又缺乏权威的主管部门实行监管,或者行业协会协调市场,缺乏与灵活市场机制相配套的规范的制度体系和运作模式。借鉴蒙代尔国际企业家大学校长提出的理念:小机构向大机构靠拢,大机构培育市场,通过联合、整合培训资源来克服无序的竞争,无疑是一有效途径。

我国的成人教育管理工作在传统教育管理体制下原来由政府承担的许多专业化的职能,如咨询、评估、监督等需要分离出来,强化专业行业组织在继续教育中的公共服务功能,如澳大利亚的咨询委员、香港SPACE的学术质量保证体系,通过行业协会自律监管。另一方面是建立权威有效的检查监督和信息反馈机制,如法国形成了系统的执法监管机构和一整套处理教育纠纷的司法制度,日本“终身学习审议会”、美国的“全国成人教育咨询委员会”都是法律中明确规定的管理机构,对继续教育起到了很好的规范作用。终身教育机构应该把触角深入到社区,应该由协会协助政府管理,在成人教育管理工作中充分发挥行业组织和各种学术团体、中介机构的作用,是其有别于普通教育的社会化、产业化的体现。

四、中国终身学习立法的导向及展望

我国终身学习立法所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终身教育的产出成果已经商品化、市场化,预计到2010年,中国教育培训市场的潜在规模达3000亿元人民币,只有按照市场规则办教育,才能培养出有生命力、有效益的教育产品。

终身教育是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技能水平的重要渠道,是解决“三农”、就业、再就业问题的需要,也是改善民生的重要手段,是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重要支撑。确立终身教育的法律地位,是世界大国崛起成功经验,在与各国的合作与竞争中打造有中国特色的终身教育机制,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是实现和谐社会以及中国安全应对经济危机的教育攻略。

参考文献:

[1]陈乃林,面向21世纪中国终身教育体系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1).

[2]高志敏,终身教育,终身学习与学习化社会[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3).

[3]吴遵民,现代国际终身教育论(新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0).

作者单位:浙江广播电视大学文法学院

篇5:经济危机中的中国

卢先堃

中国常驻WTO代表团参赞

2006年至今任职中国常驻世界贸易组织代表团参赞、综合组组长,主管部长级会议、争端解决、贸易救济、知识产权、环境、发展等事务。1993年大学毕业后任职外经贸部,长期主管欧盟经贸事务,1997年至2000年任中国驻欧盟使团三秘,2000年至2002年任欧洲司欧盟处副处长,参与起草首份“中国对欧盟经贸关系政策文件”,并发表多篇有关欧盟的文章。2002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调入商务部世贸司,历任货物贸易处副处长、农业处处长等职务,主管贸易救济、纺织品、农业等议题,参与世贸组织新一轮环境、规则、农业等议题谈判,并就上述议题发表过多篇文章。经济学学士、国际贸易法硕士。

中国新能源汽车在经济危机和WTO中的挑战和机遇

卢先堃

中国常驻WTO代表团

最近数十年,尤其是加入WTO之后的七年,中国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令世界称羡的过程,经济连续保持10%的稳定增长,贸易增速更是高达26%。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和第三大贸易方。对汽车行业尤为重要的是,中国人均GDP于2003年和2008年先后突破了1000美元和3000美元大关。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汽车和零部件等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开始出现快速增长的势头,汽车将开始进入普通家庭;而超过3000美元,私人购车将出现爆发性增长,当然堵车和撞车的概率也会大增。

据目前统计,中国汽车及其零部件的进出口贸易金额为1577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的8.8%,虽然只处于第四位,居美国、欧盟和日本之后,但很多专家都把中国视作全球最具增长潜力的汽车市场,部分专家已经预测中国汽车市场将于今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因此,历年来,尤其是从中国加入WTO的谈判过程开始,中国汽车和零部件市场一直就象是饕餮之徒桌上的一块大蛋糕,外国政府和汽车厂商是垂涎三尺,想尽一切办法要分而食之。

在加入WTO的谈判中,我们就与美国、欧盟等发达成员就汽车关税和非关税措施进行了长期的角力。目前,中国汽车和零部件的平均进口关税水平为11.8%,虽然要低于其他主要发展中成员,但仍远远超过美、欧等发达成员。

在加入WTO之前,国内普遍存在一种观点,就是中国汽车产业仍是一只蹒跚学步的羔羊,会被美国、欧盟、日本等汽车大国这样的狼给吃掉。但从过去七年的实际情况来看,这种情况并未出现,相反出现的是“与狼共舞”的良好局面,中国汽车产销两旺。在2008年底经济危机之前,中国汽车产销均高于全球增长水平,连续七年保持在20%左右的增速,无论是合资品牌还是自主品牌,均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其中,仅奇瑞就从2001年销售不到3万辆(2.8万辆)增加到2008年的35.6万辆。

当然,说完这些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高枕无忧。实际上,我们汽车的今后发展还面临着较大的挑战,自身实力仍存在着较大的不足。例如,2008年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对我国汽车行业的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汽车相关科技研发水平落后世界领先水平5年左右。国际著名咨询机构麦肯锡公司的一项研究也表明,在传统汽车行业,中国落后世界领先水平几十年。此外,我国自主品牌汽车核心14-NECISF 2009

pood 技术缺乏、售后服务水平有待改善、出口营销模式仍较落后等问题,仍需要尽快加以解决。

但是,与常规汽车底子薄、技术落后所不同的是,中国在新能源汽车的技术研发方面具有一的的比较优势,在产业化上也具有较大的市场潜力和较低的制造成本等优势。从2001年国家863计划电动汽车重大项目开始,国家863计划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重大项目、《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新能源汽车生产准入管理规则》等政策和措施陆续出台,为我国新能源汽车的研发提供了良好的政策平台。总体看来,这为我们进一步加大对新能源汽车的扶持力度,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并争取达到量产化乃至走出国门,奠定了较好的技术基础。同样是麦肯锡公司的研究表明,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中国厂商和外国厂商在技术上处于相同的起跑线,而且中国有成本和市场的优势,有潜力和可能在世界上获得较有竞争力的地位。

从另外一方面看,目前虽然我国汽车保有量刚刚达到5000万辆,人均汽车拥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但我国汽车的年耗油量却已接近全国成品油总量的60%,再加上我国成品油高度依赖国际市场,汽车消费需求不断增长与能源紧张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因此,发展新能源汽车,将是我国汽车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今年“两会”期间,胡锦涛主席就提出:“发展新能源汽车,代表了世界汽车业发展的方向,也符合我们的国情。”

但是,应该指出的是,中国新能源汽车虽然研发技术与西方相比不并落后,但在产业化方面却较为落后,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往往只能在展会上见到,普通消费者难以问津,而且其价格与传统汽车相比仍偏高,超出了普通消费者的心理底限。这一问题的存在,主要是与政府过去的扶持政策重研发、轻市场有关,未能对新能源汽车从研发向产业化转变形成有效支持。而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政府的支持和补贴是新能源汽车大规模走向市场的重要因素。例如,美国加州政府规定,新能源汽车消费者可以享受还贷期限为3年的9000美元优惠贷款和10%的税收优惠。法国政府规定,经销商每卖出5辆传统汽车,就必须卖出一辆新能源汽车。日本对新能源汽车的税收优惠补贴则是平均每辆20万日元,还大幅下调燃油税。

目前,国际金融危机已经对实体经济形成了巨大冲击,主要国家的汽车行业均遭受重创,美国、欧盟、日本汽车销售量均大幅下滑,尤其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北美市场9月份销量平均下滑26.6%,创50年来惊人纪录。在此情况下,各国政府纷纷采取救市措施,对其汽车行业进行扶持。WTO贸易政策审议机制于3

月底颁布的第二份监督报告表明,自危机爆发后,共有13个WTO成员和观察员(俄罗斯)在汽车行业采取了救市或限制进口的措施,包括美国、法国、英国韩国等主要汽车生产大国。格外引人关注的是,这些国家的救市措施均将重点放在对新能源汽车的扶持上。例如,德国为混合动力汽车的研发提供5亿欧元的补贴,瑞典将出资建立一个汽车环保技术的公共研发机构,英国也资助其汽车行业研发环保型汽车,并对购买电动或者混合动力汽车者给予2000至5000英镑的补贴,此外还还将对充电站建设提供资助。

在此国际大背景下,尤其是其他国家纷纷加大对新能源汽车的扶持力度的情况下,我国新能源汽车的相关政策如何调整,尤其是如何促进我国新能源汽车从研发向产业化迈进,确实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今年初,中国《汽车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已经适时出台,其中明确要求以新能源汽车为突破口,加强自主创新,培育自主品牌,形成新的竞争优势。令人欣喜的是,《规划》除了强调新能源汽车和专用零部件的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以外,还特别提到将实施新能源汽车战略,要形成电动车产销规模,到2011年形成50万辆纯电动、充电式混合动力和普通型混合动力等新能源汽车产能,新能源汽车销量占乘用车销售总量的5%左右,主要乘用车生产企业应具有通过认证的新能源汽车产品。另外,在市场拓展方面,中国政府也将启动国家节能和新能源汽车示范工程,由中央财政安排资金给予补贴。中国财政部已于2月份下发《关于开展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试点工作的通知》,支持节能和新能源汽车在大中城市示范推广,中央财政将重点对13个试点城市购置混合动力汽车、纯电动汽车和燃料电池等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给予一次性定额补助。此外,中国其他部委的配套性措施也会陆续出台。

总体看来,中国政府的上述决定以及相关部门的落实措施,重在解决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方面的固有问题,尤其是在继续重视研发的同时,也加大了对市场拓展的扶持力度,力推中国新能源汽车从研发向产业化的迈进。因此,虽然此次危机将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各国汽车行业产生不同程度的冲击,但对正处于科研向产业化转型关键时期的中国新能源汽车而言,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着眼于解决新能源汽车在转型中遇到的体制性困难,如果政策实施得力、企业把握得当,对中国新能源汽车而言则是“机遇”大于“挑战”。

当然,无论是政策实施到位并转化成具体的产业成果,还是中国新能源汽车从科研向产业化的转型,均需时日。而与此同时,中国在新能源汽车市场开放方面所面临的压力却与日俱增,相关压力既来自双边,也来自于多边。因此,如何16-NECISF 2009

pood 妥善处理这些压力,将其转化为加速我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动力,同时又不干扰我新能源汽车产业化的转型进程,是我们在WTO多边工作中需要思考和解决的课题。

例如,在目前正在进行的WTO新一轮谈判中,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成员仍觊觎中国汽车市场的巨大潜力,不断通过各种方式希望进一步削减中国汽车和零部件的关税,继续打开中国市场。其中,新能源汽车也是一个焦点。

目前,WTO新一轮谈判中涉及新能源汽车市场开放的主要有两项谈判议题: 一是“非农”(NAMA)市场准入谈判,也就是有关削减工业品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进一步开放相关市场的谈判。当然,这其中也包括汽车,只是并未明确区分传统汽车和新能源汽车。经过七年的艰苦谈判,非农市场开放的谈判已经初具成果。目前,按照谈判机构主席案文中所提削减公式,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的非农产品关税平均都将削减50%以上,总体上会极大地推动包括汽车在内的世界工业品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当然,这个结果只是总体情况,最终谈判成果如何落实到每一项产品,包括汽车行业,具体情况会有所不同,需要在谈判结束后的减让表制定过程中加以明确。

此外,在非农谈判中,日本还曾提出将汽车和零部件行业纳入“部门减让”,即多数成员完全取消汽车和零部件的关税并开放市场。比较有意思的是,日本在提案中明确提出,美国、欧盟、中国、加拿大等是其主要目标。但是,目前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均对日本此倡议持保留态度,普遍认为很难成为谈判成果。

二是“环境产品”市场开放的谈判,就是为了通过贸易促进全球环境保护问题的解决,决定由成员通过谈判,共同确定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产品清单,然后削减或者完全取消这些产品的关税。目前,成员在哪些产品应被纳入这个清单并享受市场开放的好处上,仍存在较大的分歧。其中,日本、美国、欧盟、加拿大等成员提出了100多个类别的产品清单,但主要发展中成员均认为,这些产品过多的强调贸易利益,并不完全有利于环境保护,因此对这一清单仍持保留态度。因此,相对于其他谈判议题而言,环境产品的谈判仍处于较为落后的局面,今后如何发展仍需观察。值得注意的是,在谈判中,日本等发达成员提出将新能源汽车纳入环境产品清单,并力推将其关税完全削减为零,中国等发展中成员自然是其主攻目标。

我们认为,WTO新一轮谈判将会进一步推动全球市场的开放,积极参与此项谈判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深化发展的切实要求。就上述两项谈判议题而言,尤其是非农谈判,将会有效削减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的关税,推动其市场的开放,这有助于中国相关产品的出口。这自然也包括汽车产品。

同时,我们也十分清楚的了解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现状,尤其是中国新能源汽车仍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我们会在谈判中对其做特殊考虑和妥善处理,力争为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提供良好而稳定的国际环境当然,从长远来看,我们也希望中国新能源汽车能够把握机遇,尽快完成从科研向产业化的转型,今后能够有更多的“奔奔”、“跑跑”面市,不仅在国内市场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在国际市场也占有一席之地。

篇6: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战略性难题

一、绪论

中国自改革开放开放以来,经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但是,随着近年来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已经受到了诸多因素的影响。例如体制问题、能源环保问题、应对WTO 能力问题、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产业链低下,急需提升问题等等。在金融危机的国际大背景下,如何应对应对中国这些经济发展中的战略性难题,已成为我国“十二五”期间不容忽视且急需解决的课题。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简要探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战略性难题【1】。

二、中国应对WTO保护措施乏力,急需实战经验与对策

中国自2001加入WTO以来,将贸易争端诉至WTO的案件聊聊无几。根据WTO公布的有关数据,中国是世界上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2]。1995 年~2003 年,中国遭受其他WTO 成员反倾销立案次数为356 起,占WTO 成员反倾销总量的14.7%,其中2003 年竟然高达21.4%;遭受最终反倾销措施254 起,占WTO 成员反倾销总量的16.8%,其中1997 年竟然高达26.6%。而同期中国出口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则非常低,2003年也只有6.0%。在中国商务部刚刚发布的《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2006》中,也对包括中国主要贸易伙伴的25个国家对中国企业和产品存在的一些歧视性政策表示了关注[3]。

这或许表明,作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作为经济成长最为迅速的经济体,中国还不能自如地运用WTO 的规则,在这个多边贸易体系下主张自己的权利,维护自己的利益。在中国,被投诉并且打官司,很容易被当事者认为是一种敌意行为,有些时候我们很难平心静气地去面对可能的诉讼。事实上,WTO的争议解决机制为在多边贸易体系下合理解决摩擦,避免两败俱伤的贸易战提供了一个平台。作为贸易大国,中国应重视保障措施在进口保护方面的独特作用。保障措施着重关注数量激增和产业损害,调查相对简单、措施快速,能在短时间内限制进口及时保护国内相关产业,这些特点都是其他贸易救济手段所没有的。因此我国产业协会和相关企业应当全面了解保障措施的性质,及时关注进口数量对国内产业的冲击情况,建立进口预警机制,条件成熟时及时向我国调机关提出申请,维护自身的权益。

采取保障措施要慎重,以其作为救济手段应当合乎法律规定,合乎国家长远利益并且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保障措施虽然是WTO 规则所允许的贸易救济手段,但如前所述,贸易大国对其使用颇为谨慎,并且发起国在WTO 争端解决机制中无胜诉先例。我国作为贸易大国,对其使用从整体上应持审慎态度,应强调以磋商为主、专家组程序为辅的原则,严格遵循WTO规则,慎重决策。

充分运用WTO规则反击国外以保障措施为手段的贸易保护主义,WTO对于保障措施的实施条件严格且无胜诉的先例,因此基本可以认为,采取保障措施方一旦被诉,就要败诉,鉴于此,对于国外以保障措施为手段的贸易保护主义行径,我国应充分运用WTO规则争端解决机制维护我国权益,如果条件适合,也可以直接援用报复条款,解决保障措施对我国出口的影响。

三、能源与环保问题仍然是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

能源历来是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一个重要主题。由于受国际局势,国内资源分布不均衡等因素影响,能源问题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在2007年3月27日向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报告我国当前能源形势与能源安全问题时说,保障能源安全,包括影响能源稳定、经济、安全、清洁供应的各个方面,是维护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实现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的必然要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能源安全面临的形势十分复杂。从能源消费总量来看,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全球的第二消费大国。尽管我国GDP总值在世界上是第六名,但是人口是居世界第一的,因此当前面临在发展经济之中必须有一个充足的能源供应问题。所以中国就能源战略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在经济发展中给中国找到更充分的能源供应;另一个是怎么提高能源效率,节约能源,因为我国现在不能够简单地重复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路。马凯强调,中国能源发展

【4】当以节约优先——在坚持开源和节流结合的同时,突出节约。他指出,中国

已经颁布了节能的中长期规划,在刚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中把节能放在了突出重要位置。第二个问题中国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或者距离达到这个目标还很远,还存在与能源相关的环境污染问题。经济发展,能源供应和环保要求,这三者是互相促进又互相制约的,只有经济发展了,科技进步才能确保能源长期稳定的供应,也才能确保环保基本要求并不断有所提高。

对于能源问题,我们需要一个再认识和再反省的过程。应尽快积累经验,实施“走出去”战略,建立多种能源储备方式;要在突破现实生活中极端认识的基础上,在平衡好环保等诸多因素的前提下、大力发展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同时,要摆脱那些出于对核辐射的担忧不许发展核电,担心污染环境不要发展燃煤油的火电的极端倾向。要坚持立足国内的方针,以市场为导向以安全为供应基础,以提高效益为中心,以调整和优化能源结构为主线,加大国内能源资源勘探力度。要加强煤炭、石油、天然气的开发利用,积极开发水能资源,加快发展核电,促进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推广清洁能源。要依靠科技进步,发挥市场机制和经济杠杆作用,增强节约能源资源的能力,全面促进能源资源的高效节约和高效利用。

四、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整近年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中心经历了较大的变化,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沿海现代制造业基地建设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都为中国区域经济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内容。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在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一段时期中,虽然各个地区的经济都会有所发展,但非均衡的区域经济结构一时无法改变,区域差距的过分扩大必然会导致区域经济的不可持续发展,并进而导致国民经济的不可持续发展。我国的区域差异问题仍然很严重,沿海与内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仍在进一步拉大。从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引入市场机制,从此区域经济的地区发展出现了不同的变化,主要有广东、福建、山东、浙江、江苏及上海等省市,形成了东部沿海的“新兴工业省份”。这些省

市就是改革开放的力度大、市场健全、多种所有制共存、股份合作制较早、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较快。原有的老工业基地和中西部的一些省区由于产业结构老化、市场建立较迟,因此经济增长低于东部沿海诸省、市。目前我国区域差异已经形成共识:三大地带的区域差异是现实存在的,而且在不断扩大当中。

西部大开发是我国进入21世纪的大区域开发举措,经历几年的开发实践,西部开发的效果如何,应该评估。西部大开发要进行50年,甚至更长,应当分阶段确定重点。自开发以来,西部地区国家投资明显增加,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取得较大进展,经济增长速度逐步加快。但是,目前有3大问题比较突出:

(一)从实践中看,国内民间投资和外商投资没有跟进,出现了“政府热,民间冷”的现象;

(二)虽然西部经济增长的速度在加快,但在宏观增长的背景中东西的差距依然在加大;

(三)由于西部软环境建设尚存在较大差距,外向型经济发展缓慢。

在积极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同时,把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的调整改造和振兴摆到重要位置,促进地区协调发展,是近期国家区域政策的一大中心。实际上,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有自身的优势:工业基础雄厚、人才济济,调整改造的环境比较优越,结构调整初见成效,矿业城市“替续”产业发展开始起步,区位优势明显,投资环境明显改观。南水北调、西电东送、西气东输、青藏铁路和退耕还林五大工程将改变中国的区域经济版图。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应以经济结构调整吸引先进生产要素为重点,克服地区差距关键是解决好“中心与外围的关系”,“十一五”期间提出若干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举措,尤其是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是党中央从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做出的又一重大决策。它将充分发挥中部地区的区位、资源、产业、人才等综合优势,进一步形成东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5】。

五、结束语

尽管中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着诸多较难解决的问题,但我们相信只要以科学的态度,饱满的情绪去应对,一切困难都将顺利解决。

参考文献:

[1] 陈秀山 孙久文:中国区域经济问题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年版

[2]全球反倾销“聚焦”中

国,http://info.weldcut.hc360.com/2008/07/300927389.shtml,2010-2-24.[3] 王建祥, 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战略性难题[J],商场现代化,200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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