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件：执行力与案件防控

课件：执行力与案件防控（通用8篇）

篇1：课件：执行力与案件防控

执行力与案件防控

主讲: 丁 勇

大家好：

根据办事处安排，今天由我和大家一起探讨执行力与案件防控这一课题，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内，我将结合身边的事例谈谈执行力建设和案件防控方面的一些感受，今天的交流分为三个方面。

一、执行力概述

（一）什么是执行力？

我们先来看世界500强企业高管谈执行力的3个案例： 案例一 联想电脑总裁柳传志：积极选拔合适的人员到恰当的岗位上，还要锻炼员工的执行能力。

案例二 美国戴尔电脑的老板迈克尔.戴尔: 一个企业的成功，完全是由于公司的员工在每一个阶段都能一丝不苟的切实执行。

案例三平安保险的马明哲董事长兼CEO：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就在于执行力。

“没有执行力，就没有竞争力”，这是现阶段企业界最流行一句话，执行力的好坏是评价一个企业优劣的标准。执行力是企业竞争力的核心，是把组织战略、规划转化成为效益、成果的关键。省内N联社曾在1996年成为全省首家存 款规模突破3亿元的联社，但之后由于经营管理原因，近10年业务时间里业务发展一直低位徘徊，一度成为案件风险高危联社。即便是推进改革、统一法人2年后，N联社也没能走出低谷，不良贷款率达58%左右，亏损7000多万元。2006年，走向“求生存”紧要关口的N联社在强管理、求稳健、促发展等方面推出系列“组合拳”，并把执行力建设摆到重要位臵，提出要“像军队纪律严明，令行禁止”。清晰的发展定位和钢性的制度约束，使N联社迅速迸发出生机与活力，各项业务井喷式增长，仅用短短3年左右时间，存贷款规模跃居全省第一。

既然执行力对于一个企业如此重要，那么，让我们一起了解什么是执行力？我国对执行力的研究起源于商界，改革开放以来，国内企业在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需求，例如关于 管理团队，还有关于企业文化，以及企业变革。那么大家首先发现做一个企业不是只靠领导一个人就可以做好，于是大家开始研究有关于团队的问题。但随后发现，这个团队它需要靠企业文化来推动，于是大家又开始探讨企业文化的问题。后来又发现我们在面临世界各国与我们国家企业在竞争的时候，大家又研究我们跟人家有什么区别，于是开始探讨企业变革的问题。到了今天我们又发现，领导的讲话和挂在墙上的标语、口号并不能真正贯彻执行的时候，大家又开始研究执行力的问题。从不同的执行力定义中，可提炼出三个 核心内容：即完成任务的意愿，完成任务的能力，完成任务的程度。基于以上认识，我们可以给执行力下一个定义：及时贯彻组织战略意图，全面完成预定目标的操作能力。

（二）农村信用社需要什么样的执行力？

执行力的重要作用毋庸臵疑，对个人而言执行力就是办事能力；对团队而言执行力就是战斗力；对企业而言执行力就是经营能力。通常情况下，衡量执行力的标准，对个人而言是按时按质按量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对企业而言就是在预定的时间内完成企业的战略目标。简而言之，就是快、准、好地完成任务和目标。

农村信用社由于其以县为法人的特殊性，既要对辖内分支机构行使管理职能，又要贯彻落实监管政策和行管措施，既是决策者，又是执行者，而且在执行链条中包含了三个环节，联社、职能部门（营业网点）、员工。从省联社到县联社制定的一系列科学决策只给了我们在市场角逐中拥有了获胜的机会，但这种机会不是必然的，在当前的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下，农村信用社一方面要继续扎根农村，守住根据地，做到寸土不让；一方面要积蓄能量拓展城区市场，跑马圈地、抢滩登陆，做到寸土必争。我们拿什么问鼎市场，用什么战胜对手？一靠战略，二靠执行！再好的决策只有得到有效执行，才能释放出活力、迸发出生命力和生产力。那么，农村信用社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执行力？我认为应该包含三 个内容：主动执行、高效执行、合规执行。

主动执行才能保证工作质量。“执行，没有任何借口！”，这是一句来自西点军校的名言，“没有任何借口”，就是要求我们主动执行，体现的是一种负责、敬业的精神，一种服从、诚实的态度，一种完美的执行力。今天在座的都是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对贯彻执行联社的决策、落实工作任务都有切身感受。通过对日常工作进行总结，我们不难发现，只要是我们主动去做的工作，必然亲力亲为，甚至不遗余力，取得的效果也将是积极的；反之，如果被动开展工作，甚至要靠联社督促才勉强实施，其效果必然不是最佳状态。以信用工程建设为例，某县联社根据省联社下达的信用乡镇建设指标选取了甲、乙两个基层社作为创建对象，遗憾的是这两个社工作不主动，认为创建信用乡镇是联社要完成省联社下达的任务，工作亦步亦趋，结果两社都没有创建成功。而丙社由于深刻认识到信用乡镇创建的积极意义，联社虽未将其列为创建对象，但该社不等不靠，主动对照信用乡镇创建的标准开展工作，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由员工出资聘请暑期回家的大学生帮助录入基础数据，员工则集中精力采集数据、清收压降不良贷款，由于该社未雨绸缪，提前完成了准备工作，次年顺利创建了信用乡镇，创造了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佳话。

高效执行才能抢占市场先机。执行应注意效率，在充满竞争的环境里，要想抢占先机，掌握主动权，产品更新换代 和退成出新是基础，但再好的产品也必须得到高效推广，才能被公众熟知、客户青睐。以“薪动力”贷种推广为例，省联社在2012年就推出了“薪动力”贷种，但某县联社在推广时不积极、不主动，甚至长期沿用老贷款管理办法，满足于等客上门，该县成立富民村镇银行后，立即推出了类似贷种，6个月内公职人员贷款投放3800余万元，导致该社优质客户资源大量流失，直到今年9月份才不得不以远低于富民村镇银行的利率推广“薪动力”，丧失了市场先机。

合规执行才能促进稳健发展。合规是银行业经营管理的恒定主题，脱离了合规这一主题，就难以持续稳健发展，农村信用社发展速度较快，但合规基础薄弱，更应重视提高业务经营的合规性，否则，做得越多，错得越多。以信贷业务为例，某联社一信贷员在经办一笔400万元的贷款时，误将9.9‰的月利率填写为9.45‰，该信贷员发现后，私自在借款合同和借据上将利率涂改为9.9‰，后借款人对利率提出异议主张按9.45‰计收利息，并将该联社起诉至法院，法院判决该联社败诉。

二、执行力对案件防控的影响

（一）案件防控症状分析

案件防控是银行经营管理的长期工程和永恒主题。案件问题不仅是事关企业形象的大问题，也关乎农村信用社改革成败，继续做好案件防控和治理工作，对巩固和提升农村信 用社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制度执行力不足是银行案件发生的主要症结。在农村信用社案件防控领域讨论执行力，我们主要是讨论制度执行力。自2006年启动案件防控工作以来，历经了专项治理、防控治理，并发展至今天的常态化防控阶段，其间，监管部门出台了防范操作风险“十三条意见”等纲领性文件，省联社制度也出台了案件责任追究办法等刚性制度，各联社结合自身实际制定的内控和案防制度也不胜枚举。但时至今日，案件风险并未根除，而且在某些地方十分突出，旧案隐藏，新案频发，毕节“案防重灾区”的帽子仍未摘除。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是内控和案防制度没有得到普遍、有效遵守，执行力不足是我们案件发生的主要症结。曾担任银监会副主席的蒋定之在一次会议上指出：“现在的突出问题不在规章制度、办法措施不完善，根本的问题在执行力不强”，这句话深入切中了案件防控工作的要害。

《财富》杂志称：“战略有效地制定出来后，得到有效执行的不到10%”。那么，我们能否基于平时的监督检查测算自身的内控和案防制度的有效执行率是多少呢？

近年来在某联社发生的一起大案中，就充分反映出因为执行力不强而导致案件的发生：

（三）内控制度执行严重不力，业务规章与流程形同虚设。由于缺乏科学发展意识，纳雍县联社内控管理松懈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合规 文化建设滞后，制度执行不力，员工之间以感情代替制度、岗位之间以信任代替监督的现象严重，导致很多规章制度和业务流程形同虚设。一是强制休假和离岗审计制度执行不到位。早在2005年银监会就下发防范操作风险“十三条”意见，明确提出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必须建立和实施重要岗位轮调和强制休假制度，并要求稽核部门对落实情况进行审计跟踪。但纳雍县联社确对这些要求不重视，臵内控风险防范于不顾，造成这些制度和工作要求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致使代启荣案件长期隐藏。二是对员工的行为失范监察制度执行不力。2007年省联社提出把管人、掌握人的思想和行为动态作为案件查防工作切入点和突破口，督促各级机构建立员工行为失范监察制度，定期排查“九种人”异常行为，并建立行为失范档案，加强监督教育。由于经营思想的错位、风险意识的淡薄，这些要求在纳雍县联社的执行是十分不到位的。三是会计制度执行不严格，监督流于形式，业务操作流程形同虚设。首先，没有严格执行农村信用社会计基本制度，员工之间人情代替制度，给代启荣顺利作案提供了可乘之机。近年来，省联社制定、修改和完善了农村信用社会计基础操作规程，明确了会计工作岗位的职责，但该制度在纳雍县联社没有得较好的执行。其次，没有严格执行存款挂失管理规定和存款实名制规定。人民银行分别于1993年制定了储蓄管理条例和2000年制定了存款实名制规定，对储蓄存 款开户、挂失、支取及提前支取的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但该规定没有得到严格执行。第三，未严格执行客户身份识别、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在违规挂失的所有定期储蓄存款中，多数未按规定在开户、挂失、大额现金支取等“三个业务操作环节”中对客户身份进行联网核查，并且未对同一客户频繁挂失、频繁大额支取现金等可疑行为认真进行分析、报告可疑情况。第四，违规办理离柜业务。违规挂失支取的定期储蓄存款涉及储户共55人，绝大部分储户与代启荣关系较为密切，代启荣凭收条收取储户资金后，从为储户开户、设臵存单密码、签字到挂失、补领新存单和提前支取整个过程，储户本人都未到过柜台办理业务。

（二）执行力不强的几种表现

执行力不强的表现形式很多，但我们可以简单归纳为以下几类：

一是简单化执行。在政策、制度、规章、规定、流程等具体落地的时候，线条比较粗，案件结点抓得不准，发案环节抓得不严。如银监会印发了防范操作风险“十三条意见”，要求在对账环节“建立两个以上主管热线联系制度”，这个要求我们是如何落实的？是否掌握了这样的制度条款出台的背景和用意？从日常了解的情况看，有的联社并未就如何 落实该条款进行深思，没有看到这种所谓的“两个以上主管热线联系制度”其实就是一种对账的复核（或者叫跟踪检查）制度。而是以文件转文件，文件发了，精神传达了，但没有被消化，制度的功能效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

二是递减式执行。各种制度、措施从省联社到县联社、从联社到部室、从部室到网点、从网点负责人到员工，层层打折扣，到了员工已是强弩之末。以案防学习为例，省联社要求加强员工教育培训，县联社制定了案防学习制度，要求各部室、各营业网点每月组织员工集中学习1次以上，并安排员工每月自学不少于两次。但检查中我们往往发现，部分部室和网点省略了集中学习环节，仅要求员工开展自学，且员工自学记录仅体现每月学习1次。这种递减式的执行产生的不利后果是明显的：员工对制度的学习和掌握程度不够，随意性较强，规范性较差。如某柜员离开柜台未退出终端界面，被联社检查人员发现后，该柜员以“离开柜面未超过5分钟”为由进行辩解，我们的制度并无柜员离柜5分钟以内可不退出操作界面的规定，但该员工因受疏于学习，且受老员工误导，对自己的违规行为提出了不着边际的抗辩。

三是抵触性执行。部分联社在执行政策、制度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比如在执行亲属回避制度上，某联社就搞特殊，以照顾家庭、方便工作为由，将近亲属安排在一起上班，自2006年起，夫妻社、公媳社、父子社、郎舅社、兄 弟社一应俱全，导致刚性的执行要求被软化、被弱化，某信用社主任和会计系郎舅关系，主任违规，会计不但不履行监督职能，反而包庇纵容，助纣为虐，甚至搭顺风车，效仿违规。最终导致该社主任违规情节日益加重，违规金额越累越多，积重难返，主动到联社自首。

四是表面化执行。部分信用社对案件防控要求搞照搬照套，从表面上看，花花哨哨的东西一大把，但是打开一看，管用的东西不多，起不到实际效果。以学习教育为例，某联社要求各营业网点每月组织员工召开一次案件防控专题会议，传达案防精神，分析案防形势，通过检查，部分网点有详细的会议记录，从会议记录看，参会人员均踊跃发言，对案防工作有深刻认识，而且提出了很多独到的工作见解，但通过组织相关人员进行交流，要么对相关问题一无所知，要么发言内容与记录内容大相径庭，南辕北辙。

五是选择性执行。有的信用社对案件防控要求的理解是以偏概全、断章取义、为我所用，随意性很大。有的信用社对案件防控要求有极大的执行偏好，主观上认为合适的就执行，不合适的就不执行。如某联社在安全防卫处罚办法中规定了“每月应开展两次以上的定期或不定期查库”，在制度层面出现了“定期查库”的失误，某信用社主任为避免经常查库，断章取义，将一次查库固定在月末，导致该社出纳员因参与六合彩赌博而在2个月内循环挪用库款68万余元。六是被动式或应付式执行。有的信用社不推不动，缺乏主动负责的精神，敷衍应付，对上级行的要求只是消极贯彻执行，满足于应付上级行检查，存在走过场、应付交差的现象。以格式化排查和“九种人”行为排查为例，在开展检查时部分信用社提供的资料应有尽有，从资料看，其排查频率已超出规定次数，但对照排查内容现场检查，仍不难发现风险隐患，通过员工谈话和社会走访，就能获取该社某员工长期参与社会闲杂人员赌博的线索。充分说明了该社的排查搞形式、走过场，这种不负责任的工作态度导致该员工因欠下大额赌债和高利贷而不假外出，被联社依法解除劳动合同。

三、如何提高案件防控执行力

开展案件防控，制度执行是基础，当前所倡导的提升案防能力，其落脚点就是提高制度执行力，提供制度执行力，应做到五个“统一”。

一是把抓认识与抓行动统一起来，增强执行的主动性。案件防控不是某个联社高管、某个职能部门的事情，是全局统筹、全盘动员的事情，是贯穿于信用社各个业务领域和环节、渗透于每个员工思想和工作中的事情，要把案件防范变成每个人的自觉行动。对案件防控工作不抓认识不行，思想不明确，行动就不自觉，提高执行力就失去了动力，案件防控会事倍功半。但只抓认识，没有切实可行的措施来抓执行，最终也解决不好认识问题，提高执行力就失去了内动力。因 此，必须把抓认识与抓行动统一起来，增强全员防范案件的执行力。

二是把抓制度建设与抓制度执行统一起来，增强执行的有效性。近年来开展了内控和案防制度执行年、制度建设年等专项活动，要求我们对现有的规章制度进行再评价，看看这些制度是否与实践相符合。有些制度在制定的时候是符合实际的，但由于实践的发展，可能变得过时了，就要及时修订这些制度，使其能够覆盖全部可能出现的风险，防患于未然。这里有一个历史小故事，说魏王问神医扁鹊：我听说你们家兄弟三人都善长医术，那么谁的医术最高明呢？扁鹊回答说：大哥医术最高，能防患于未然，在病还未显出症兆就把病根给除掉了，结果被治病的这个人就像没得病一样。二哥在病初起时用药，所以世人认为他治的是小病。我之所以出名是因为我只能在生命垂危时出手，解救人的性命。从风险防范的角度，我们当然提倡第一种治病方略，即在风险还未暴露时就解决在萌芽状态，能防患于未然的制度才是好制度。有了好制度，就要强调制度的执行力。一要正确理解规章制度。理解不准不全，不能有效提高执行力。二要分解规章制度。根据实际情况将规章制度分解到各个部门、各个环 节、各个岗位，使每个员工知道哪些是不应该做的，哪些是应该做的，哪些是必须坚持做的，哪些是应当拒绝做的。三要跟踪检查执行情况，不断为提高制度执行力补充“能量”，防止松懈。

三是把抓个案整治与案件防控工作全局统一起来，增强执行的针对性。近年我们身边发生的案件有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同质同类案件较多，说明我们在举一反

三、亡羊补牢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如果深究案件成因，很多问题值得我们深思：为什么在同样制度下，有的联社不发生案件或案件较少，而有的联社违规不断，风险不止？为什么同样的流程和业务，其他信用社没有案件而本联社案件不断？通过分析这些问题，制定有针对性的办法措施，有的放矢地解决问题，做到“见之于未形，防之于未发”，才能真正防范案件风险。我们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在案件防控方面有两个身份：观察员和分析员。作为观察员，要做到见微知著，作为分析员，要做到洞察秋毫。在可能出现案件的业务领域、操作环节、营业网点，要加大防控力度。案件防控不能单打一，应该有全局意识和系统思维，既要看到具体问题，也要看到一般问题；既要解决个案问题，也要研究系统问题；既要明察当前问题，也要把握趋势性问题，才能增强案件防控工作的预见性和针对性。当前，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领域的案件防控就是一项值得深思和研究的趋势性案防工作。

四是把抓查防案件与追究案件责任人统一起来，增强执行的约束性。我们县级联社是防范和查处案件的主体，要全面履行案件防控的职责，首先要制定更加全面、系统的问责 制度，特别是要有严明的惩戒、处罚规定。古人云：立法设禁，而无以刑待之，则虽令不从。不追责、不处罚，或处罚不到位，再严的禁令、再好的制度，也会失去效力，流于形式。所以，对案件问责一定要严字当头，严肃、严格、严厉、严查彻处，不能失之于宽、失之于软、失之于公。在此，我们可以一起重温银监会的案件问责规定：“一案四问”制度，即一是问案件的当事人之责，二是问不严格执行规章制度的相关人员之责，三是问与作案人交往较多的知情人之责，四是问发案单位两级领导人之责。对于百万元以上案件，不管案件的破案程度和追赃情况如何，都要按上追两级的要求先追究领导责任，不能以办案为由拖着不办。

五是把抓案件防控工作同争取外部支持统一起来，增强执行的协调性。在查防案件时，要加强同公安、检察院等部门的协调配合，互通工作信息，共同研究、制定打击和防范案件的措施，形成高效、快捷的协作机制，增强应对犯罪和查办案件的合力。

重视执行力、提高执行力，是信用社经营管理的现实命题，也是案件防控工作的当务之急，更是信用社内控管理的要言所在，曾经有一位企业管理人员将公司和人体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高级管理层是头脑，主要责任是经营决策——做正确的事；中层管理人员是腰杆——正确地做事；基层员工相当于双腿，责任是操作——迅速完成任务，把事情做正 确。作为中层管理人员的我们，在执行的环节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承担着将高管层正确的决策正确地执行，引导和督促员工把事情做正确的重任。只要我们身体力行，真正做到了主动、高效、合规地的执行，案件防控工作必然会有质的飞跃。

最后，让我们一起共勉两句话：执行，没有任何借口；赢在执行。

谢谢大家！

篇2：课件：执行力与案件防控

责任书

ⅩⅩ联社城东信用社

ⅩⅩ案件防控和内控制度执行

责任书

为贯彻上级有关案件专项治理的会议精神，切实做好信用社案件专项治理工作，确保农村信用社案件专项治理工作有序进行，杜绝责任性案件事故发生，完善主任负责制，特签订本责任书。

一、责任的目标

本内各信用社主任，在管辖的范围内切实抓好内控制度建设，防范“四类”案件、职工违法、违纪、违规和经济案件的发生，防范职工涉黄、涉赌事件发生，确保信用社的资金、财产和职工的人身安全，无案件。

领导的责任是：

1、加强领导，对上级制定的方针、政策、规章制度和会议精神及时进行传达贯彻，组织实施，使之落到实处。

2、加强检查，对辖内隐患及时解决，督导各信用社内控制度的执行。

3、发生案件时，组织力量，认真查处，减少经济损失，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二、百分考核

1、建立案件专项治理工作组，每季召开一次以上案件专项治理专题会，分析研究形势，提出案件防范意见，解决案件防范工作中的问题。（8分）每季度开展一次对本系统和本单位案件专项治理责任制落实情况的全面检查。（5分）稽核员要按规定进行稽核检查，信用社主任每旬对本单位分支机构会计、出纳工作进行一次检查。（3分）年初签订案件专项治理工作责任书，将案件防范责任具体落实到人。（3分）

2、贯彻落实上级有关案件防范工作的部署、制度和规定，结合工作实际，分析研究和制定本系统、单位案件防范工作计划、措施及方法，并组织实施。（3分）坚持正面教育

和政治学习制度，定期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案件防范教育。（2分）协助督促业务部门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业务管理办法和具体操作规程，并保证严格执行。（3分）对重要业务岗位及内部业务往来环节各项规章制度执行情况进行定期和不定期检查（3分）完善民主议事规程，充分发挥监事会监督职能，半年召开一次民主生活会，建立健全领导干部廉政档案。（4分）各项防范措施落实，系统当年无违法违纪案件发生。（7分）

3、对于突发案件或农村信用社系统经外机关查处涉及农村信用社系统的案件，案情尚不清楚时无法立案的要在24小时内上报要情快报，同时联社理事长要在报送材料上签字，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8分）认真落实案件查处领导责任制，主要领导要亲自组织案件查处工作，做到定领导、定办案骨干、定办案计划。（3分）对本系统内发生的各类案件，要组织力量，及时查处。（8分）纪检监察部门（包括司法机

关）直接立案查处的贪污、挪用、贿赂等违法违纪案件，自批准立案之日起3各工作日内要上报。（5分）《金融系统案件立（结）案登记表》内容准确全面。（2分）结案时要有专题报告。内容包括作案手段、教训、损失、责任、对有关人员的处理结论以及改进措施。（4分）严格执行案件责任追究对案件当事人和有关责任人依法依纪进行处理。（9分）立案半年结案率100%。（10分）案件发生后要采取有效措施晚会资金损失。（10分）

三、处罚办法

辖内信用社发生案件，全部按《安徽省农村信用社职工违规处罚办法》严肃处理。发生“新案”，将对信用社直接负责人、相关责任人以及高管人员，一律予以解聘或开除；自发现“陈案”，将视案情，造成损失大小，对信用社直接负责人、相关负责人以及高管人员给予记过至开除的纪律处分；对案件不报、大事化了的有关责任人员，一律予以解聘

或开除，决不姑息迁就。

四、组织实施

县联社成立案件专项治理工作组，负责此项工作的组织协调。

此责任时间为ⅩⅩ年1月1日至ⅩⅩ年12月31日。

信用社主任:

篇3：银行员工的行为管理与案件防控

关键词：行为管理,防控,监督

银行员工的行为既关系到银行的利润, 也与银行的风险紧密相连, 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 员工行为也在不断变化, 加强对员工行为的动态管理, 就显得尤为重要。针对员工行为管理和案件防控的重要性, 为实现员工行为管理的常态化、制度化, 我行提出“员工行为管理和四种能力提升”活动的各项要求, 从教育引导、问题查找、风险防范等方面入手, 不断强化员工行为管理, 进一步增强全员合规意识, 为全行业务发展营造了健康稳定的和谐环境。综观其他银行业的管理和监督, 我行在员工行为管理和案件防控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 主要原因表现在:

一、企业文化渗透力还不够强

2008年6月, 我行正式对外发布了企业文化体系, 将我行的企业使命、愿景、价值观、基本理念, 以及员工的行为准则都作出了明确要求和界定, 但由于我行员工数量多, 企业文化统一规范的时间不长, 抱着不同的动机多种渠道入行的职工, 由于经历的不同, 所受的环境和影响不同, 部分员工风险防范意识淡薄, 员工缺乏内控理念, 诚信意识尚未达到现代化企业的标准要求, “诚信、协作、创新、发展”的价值观还未深入人心, 还有待进一步落地深植。二是员工行为履行意识较弱。在日常工作中, 总以为“这样做是小事, 只要不犯法就行”, 有时候一项小小的人工处理错误, 都可能会导致整个账务系统出现差错, 进而导致决策错误, 引发财务损失, 少数员工缺乏自觉履行行为准则的意识, 未养成良好的遵章守纪习惯, 不能时时保持冷静, 面对金钱、诱惑心浮气躁, 就如我行某支行的信贷员工模仿有权人审批签字, 造成贷款损失就是典型的案例。因此, 人是防控风险的最关键的因素。

二、内控执行不到位

为进一步加强柜面操作风险的防范和控制, 我行设立了运行管理部, 力图通过“三大中心”的建设, 加快推进以“集中授权、集中作业、集中监督”的柜面业务处理模式, 有效提升柜面业务处理效率, 优化人力资源配置, 增强营业网点的服务营销能力, 创新操作风险控制手段。但部门内部之间沟通不及时, 授权人员有时同一业务存在不同理解, 风险把控标准不统一, 造成内控执行混乱, 出现管理盲点和信息沟通的盲点, 基层仍有员工利用授权标准的漏洞, 违规操作, 如冲正业务, 前台员工为了达到冲正目的, 随意编造冲正原因, 如果柜员和外人联合作案, 将客户的款项冲正后揣入自己的腰包, 也是有可能的。这就是利用内控制度的漏洞作案可能造成损失的风险, 所以针对这种情况, 合规部门、审计稽核部门以及相关的风险防控部门, 要注意定期检验相关制度是否存在缺陷, 要注意不断完善。

三、监督管理体系不够完善

我行对当前的监督制度主要是平级不相容岗位监督, 上级对下级的监督, 我行还存在多种用工形式并存的情况下, 对基层机构负责人排查力度不够, 对违反内控制度, 合规管理较差甚至出现案件的处罚不够大, 不够力度, 无激励约束机制驱动, 对员工思想脉搏把握不很准;对员工家庭情况了解不很细致;对员工业余生活排查不很全面;对员工行为履职管理不很严格;对重点帮教对象缺乏有效统一的管理流程。对职责、权力、义务关系未作及时相应调整, 以致派遣员工不敢监督正式员工;新员工不敢监督老员工;一般员工不敢监督负责人的现象十分突出, 由此相互间的监督制约便形同虚设, 内控优先理念得不到相应加强甚至被削弱, 那么就有人将制度当做摆设, 违规操作。

如何有效做好员工行为管理工作, 切实强化员工行为动态分析排查和管理?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坚持以人为本理念, 明、快、实、严的工作作风, 实行新机制、新办法, 在案件防范和员工行为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

1、切实加强领导, 让管理落到实处。

有效规范员工行为管理、提升员工案防意识必须加强对员工业务技能和业务知识的培训, 我部门高度重视员工行为管理工作, 将其列为重点工作, 成立了由部门经理任组长、各中心主任为成员的活动领导小组, 制定了活动实施方案和推进配档表, 定期召开会议, 将柜面授权业务的风险点及时告知员工, 提高员工知风险、识风险、化风险、抗风险的风险识别能力, 研究布置各项有针对性措施, 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 以减少和杜绝工作中的盲从和失误, 切实做到遵章按规操作, 依法合规经营, 确保员工行为管理工作自上而下顺利开展。同时组织制定本行员工行为管理目标, 定期研究分析员工行为管理工作动态。加强对有关疑点、苗头问题的调查核实工作。同时实行首接负责制, 让员工有很强的责任意识, 遇事不推诿, 不懈怠, 敢于担当, 积极作为, 不能让客户感觉“门难进, 脸难看, 话难听, 事难办”等问题。

2、推进文化建设, 让诚信内化于心。

没有合规文化, 就没有稳健经营的立足点, 更没有内控管理的基础。让诚信文化理念融化在每个员工的心底, 落实到行动中。一是要广泛深入地开展宣传营造讲诚信的氛围。引导对内控合规文化的认同, 培养员工树立大局意识, 先从集体的整体利益着想, 心里装着集体的事业和工作, 以全局的长远的利益为重, 以全局的长远的需要为重, 以集体和他人为重, 形成固定的观念性的东西, 做到大事讲原则, 小事讲友谊、讲风格, 相互尊重, 相互支持, 相互谅解, 从而营造出团结、进取、融洽、充满正气、蓬勃向上的工作氛围。二是内控合规文化一定要包含强烈的风险意识, 不断加大员工教育培训力度, 通过开展各类培训, 使员工、合规创造价值, 合规提升效率, 合规人人有责的合规理念对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 严格约束自身行为。三是制定出台相关管理规范, 并迅速组织分层实施结合岗位落地的实施, 将“员工行为管理年”活动的实施细则纳入融入到业务经营管理之中, 融入到内控案防工作之中, 要在机构内部创造一种员工充分参与的内控文化, 融入到各级管理人员的工作职责中;还要设定禁止员工逆风险管理价值行事。将员工行为管理纳入内控案防工作表彰奖励中, 从而有力推进了活动的进展。

3、重点帮教, 改进员工行为管理新方法。

一是审慎确定重点帮教对象耐心细致做好帮教转化工作, 努力达到沟通思想, 凝聚力量、和谐共事、促进工作开展的目的, 我部门积极开展交心谈心活动, 以中心员工为对象, 紧紧抓住“增强工作责任感, 维护集体利益, 提升团队建设”这个核心, 紧密结合我行当前的发展实际以及职工的思想动态, 领导对员工进行了“面对面”交心谈心活动, 通过谈心活动, 对员工的工作、生活、思想、心理等情况进行深入了解, 员工也向经理反应了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一些意见建议, 并做好了谈话记录。重塑员工间的凝聚力、向心力, 真正让员工间达成一种工作默契, 达到真正关心员工的目的, 使员工有归属感。充分尊重和保护被帮教对象的隐私。及时按程序解除重点帮教措施, 筑牢银行案防屏障, 使员工具有全行全局意识, 自觉维护整体利益;服从工作安排, 不谈条件, 不推卸责任;积极配合事后监督中心检查发现的问题, 并及时沟通解决。实现中心各项业务的稳健发展, 让运行管理各项工作创造新佳绩, 总之, 员工行为管理是强化内控管理、防范案件的一项重要措施。

4、整合监管资源, 让制度外化于形。

制度是银行的生命线, 落实制度的程度与银行抗风险的能力、创造的效益、外部的形象成正比, 执行的力度靠监管力度大小来决定。例如对合规工作做得好或对举报、抵制违规有贡献者要给予保护、表扬或奖励;对于违规失职行为要进一步加大责任追究力度, 对一些屡查屡犯、屡纠屡错和各类重复出现的操作风险隐患, 必须坚持“严”字当头, 加大其违规成本, 在执行过程中, 要严格按照制度规章执行, 不能依据自己的片面理解随意更改执行标准, 对于有此类情况的, 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一定要树立“制度高于一切”的理念;要有效地实施监管并形成合力, 接受来自客户的、地方的、员工的多方监督, 以赢得社会信誉。

参考文献

[1]张丹.强化员工行为管理筑起案件防控屏障[J].现代经济信息, 2014年19期.

篇4：民事案件执行难的原因分析与对策

关键词：民事案件；执行难；原因；解决对策

人民法院在处理民事案件中经常会碰到执行难的问题，民事案件的执行情况是人们对于法院工作评价的重要标准之一，因此执行难的问题已经影响到了人们对于人们法院的信任。造成民事案件执行难的原因有很多，本文将会对造成民事案件执行难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为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执行工作提供相应的借鉴。

一、“执行难”的原因分析

1.立法滞后

造成“执行难”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有社会原因，也有法制原因，笔者认为最关键是原因是目前我国还没有制定一部专门、系统的民事强制执行法。但是我国在立法中一直遵循的是“宜粗不宜细”的原则，所以我国的很多法律条文不够清晰明确，而且原则性过强；同时我国的法律在制定过程缺乏严谨的逻辑性，经常会出现一些相互抵触的内容，这些问题进一步加剧了民事案件“执行难”的问题。

2.管理缺失

我国的民事诉讼法赋予了民事审判独立进行的权利，但是我国的司法体系所采用的是块状管理，即地方政府对于法院具有管理权，而上级法院对其的管理权就被弱化，因此法院在进行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经常受到所在区域各种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案件审理的公正性。

3.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盛行

有的法院在接受执行委托后对执行工作并不积极，执行过程中会采取拖延战术，从而让被执行人有充足的时间进行财产转移；还有的被委托法院则以无法寻找被执行人来应付委托法院及债权人。更为过分的是由的地方政府会以被执行人需偿还本地未立案债务为由将被执行人的财产、资金转移，这就造成了债权人的损失。此外，相当一部分受委托人民法院为了保护本地公民、法人组织的部门私利，随意裁定中止。由此可见，地方保护主义也是造成民事经济纠纷案件执行难的重要原因。

4.执行队伍较弱

在执行程序中，执行庭法官是不能以法官身份进行执行工作的，他们只能以法院工作人员的身份代表法院进行执行工作，他们的权利受到法院的控制，而法院的工作也受到地方政府的左右，这就导致执行庭法官在执行过程中不具备独立性。同时由于案件审理流程繁琐，案件的执行需要庭长、院长、审判委员会进行决策，执行情况并不会对执行法官造成影响，这就无法实施追责制。

5.当事人法制观念薄弱

一些当事人在经营活动中没有树立风险观念，对于合作对象的考察和审核不到位，没能准确掌握对方的财务能力以及信誉状况，为以后的经济纠纷埋下了隐患。被执行人的这些行为也是造成执行难的重要原因。

二、“执行难”给社会带来的严重影响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指出：“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等法律文书能否得到执行，直接关系到国家法律的尊严和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实现。”

“执行难”主要有以下几种危害：首先是让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其次是对我国司法机关的声誉和形象造成不良影响，降低了民众对司法机关的信任，同时也妨碍了司法公正；再次是民众对司法机关的不良印象会转移到到党和政府，情節严重的还会引发群体暴力事件，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因此，“执行难”问题已不再是单纯的法律问题，而是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社会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好“执行难”问题，对于我国的和谐健康社会环境的建设以及国家的稳定发展都是不利的。

三、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几点对策

1.转变观念，强化执行队伍建设

随着我国经济的多元化发展，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现有的执行理念和工作方式已经无法满足工作要求，人民法院必要转变执行观念，积极探索新的工作方式，只有这样才能有效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机构的形象。对于执行人员来说，在执行中要转变现有的支付挂念，不断学习，提升自身素质，在执行过程中做到依法执行、诚信执行。应做好执行队伍思想作风建设、职业道德建设等工作。职业道德建设是执行队伍建设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只有打造一支拥有良好职业规范和道德操守的执行队伍才能提高执行的效率，维护司法机关的形象，维护司法公正。

2.联合多方力量，加大执行力度

执行工作并不是依靠法院就能够完成，经常还会借助其他力量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如在执行过程中可以联合审计部门对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进行评估，有效防止被执行人进行财产隐瞒，获得被执行人真实的资产状况，并以此作为采取强制措施的依据；对于在执行过程中采用暴力抗法的行为应联合公安部门对其进行严厉打击；同时还要努力争取被执行人所在地党委、政府、法院对执行工作的全方位支持，积极与被执行人的主管单位沟通、协调，并提出司法建议，对执行预案要向有关领导通报，有必要采取强制措施的应提前做好和其他部门的协调和准备，争取多方支持和配合，营造一个良好的执行环境。

3.扩大诚信建设宣传

随着经济环境的日趋复杂，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的经济纠纷也更多，这些经济纠纷的引起以及后期的处理都和企业的不诚信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建立建立社会诚信制度和财产登记制度已经成了迫在眉睫的工作，把企业的基本情况、资产状况、交易记录、信贷记录等建成档案资料，并建立企业信用信息共享机制，不但可以帮助企业进行风险控制，还有助于执行工作有效开展。目前法院在执行过程中进行评估被执行财产状况就存在很多的困难，但是如果建立了社会信用评估体系，在执行过程中进行被执行人的财产评估就变得更加容易，有利于执行工作的进行。解决好“执行难”问题，对于我国的和谐健康社会环境的建设以及国家的稳定发展都是不利的。

参考文献：

[1]民事诉讼法教程[M].北京大学出版社.

[2]民事法律法规汇编[M].中南政法学院出版社.

篇5：内控制度与案件防控学习心得

一是法制观念淡薄，自律意识不强，缺乏教育约束机制。缺乏对员工学习教育的系统体系及有效的行为约束机制，部分员工法律观念淡薄，自律意识不强，对内部违规违纪现象视而不见，对领导盲目服从，甚至串通舞弊。同时，部分干部职工经受不住各种诱惑，误入歧途，铤而走险。这些问题引发的金融案件屡见不鲜。

二是内控制度，管理机制不落实，缺乏有效监督机制，内部制度执行管理及员工不良行为监督制约机制落实不到位，柜员卡使用，授权及密码，重要空白凭证，印章，现金等基础会计管理制度得不到严格执行，业务操作随意性强，岗位制约缺乏有效性，部分重点业务环节存操作风险。

二，案件防控工作的对策

（一）加强学习教育，着力提高全员道德素质和自律意识。有效防范风险必须从教育入手，切实解决好广大员工的思想，道德，观念问题。要建立有效的教育培训体系，加强对员工的政治思想，职业道德，专业知识，制度观念，法纪意识和案件警示教育，重点进行心业务知识及相关法规制度培训，培训员工诚实守信的职业操守，增强遵章守纪意识和岗位责任意识，从思想层面杜绝员工道德风险的发生。采取以案说法，典型案例分析等行之有效的教育手段，不断提升员工的思想境界，道德水平和行为能力，使广大员工真正从思想深处认识到违法违规问题的危害性，做到不想违规。

（二）加强制度建设，为规范经营管理，有效防范风险提供子都保障。针对业务发展需要，修订整合岗位操作规程，制定出台相应的内控制度，提高各项规章制度的严密性和可操作性，加强对制度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从严惩违规行为，以科学完善的制度管理规范经营行为。

（三）加强重点环节和关键岗位的监督，构建案件防控的预警机制。一是完善会计内控体系建设。细化和明确工作职责，对临柜人员操作，空白凭证，印章，印鉴，密押及业务库，款箱等重点环节实施多层次，序时有效的监控管理，加大检查监督力度。二是加强信贷内控管理。进一步完善信贷管理制度，细化信贷操作程序，规范信贷操作和决策行为；格授权授信管理，认真执行贷款制度，落实贷款各操作环节负责；强化贷款监督检查，严格违规责任惩处。三是防范外部人员作案风险。加强员工防爆预警演练及计算机与信息案件防范教育，严格营业场安保要求，值班人员管理明确安保责任。

（四）加大员工不良行为排查力度，建立健全信访举报机制。结合监管部门开展的干部交流，岗位轮换，亲属回避和强制体系制度。

（五）加大稽核检查工作力度，严肃查处各种违规违纪行

为。

一是强化稽核监察力度，加大检查频率和力度。查找制度执行存在的薄弱环节，及时采取防范措施，落实后续督导整改制度，确保风险隐患及时化解。二是重点抓好“五道防线建设”。（1）健全对账中心规范管理办法和责任制，防范挪用客户资金等案件和违规行为发生；（2）充分利用综合柜员，安全保卫监控一体化设施，重新制定柜员业务操作规范和安全保卫工作规范，推行规范化，流程化管理，防控柜面业务操作和安全保卫环节的违规行为；（3防范违规授权，违规操作行为；（4充分发挥事后监督中心作用，加强对业务处理合规性的序时监督；（5构建后台稽核监督监管体系，全面及时查纠各类违规违纪行为。三要强化责任追究，以震慑力对全行员工进行警示，形成自觉依法合规办理业务，自觉相互监督，自觉抵制违规违纪行为的氛围，不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工作，提高全员的拒腐防变能力。加强全员廉洁自律教育，建立完善领导干部廉政档案，全面实行社务公开，财务公开制度。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实行党风廉政建设问责制，从源头上堵住腐败漏洞，防范案件风险。如何才能做好那件防范工作，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点思路展开工作：

第一，坚持以防为主，着力建立严密的内部防范体系。防治

银行业案件，关键在于完善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内控制度，建立健全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

第二，加强学习，提高那件防范意识。建立健全有效内部管

理控制制度，还需要良好的执行能力，如果制度得不到有效的执行，则制度就形同虚设。

第三，切实做好安全保卫工作。突出重点，加强安全设施的建设和管理，加强队伍建设，提高队伍的应变能力，以及做好节假日的安全保卫工作，确保各项业务的正常开展。第四，加大案件责任追究力度，提升案防威慑力。要对查处的违规情况进行严肃处理，幷以会议，文件形式进行通报，以教育广大员工，时时敲起警钟。要增强案防的严肃性，做到有案必报，发案必查。对敢于以身试法的人员，该处分的必须处分到位，该追究刑事责任的一定要绳之于法决不姑息养奸，养虎为患，对负有责任的管理人员要给予行政处分和承担一定的经济损失赔偿，幷视责任大小，确定是否调离岗位，在一定时期内不得提拔使用。

篇6：课件：执行力与案件防控

作者：吴少博律师团队

《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中易被误解的两个问题

【提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这是拆除违法建设案件中最常用的条款之一，但是如何正确理解此处的“公告”，如何厘清“公告”与“催告”的关系，如何在拆除违法建设案件中正确理解及运用“诉讼不停止执行”的原则及例外，下文结合案例对此进行了分析。

【案情】

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韩某，男，汉族。

被告（二审上诉人）：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人民政府。

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查明：2012年2月起，韩某未经办理任何房屋建设手续，在贵州省毕节市某地修建一楼一底的二层房屋1幢，房屋修建在规划区内。2013年4月8日，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规划局（以下简称黔西县规划局）予以立案调查，并对韩某修建房屋进行编号，编号为“天违13号”。2013年4月13日，黔西县规划局下达责令停止违法建设行为通知书和责令立即拆除通知书，同日进行了现场勘察，“天违13号”经勘察建筑面积为286平方米。2013年5月9日，黔西县规划局下达黔规告字（2013）第167号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拟对“天违13号”房屋作出限期自行拆除的行政处罚。同年5月15日，黔西县规划局作出黔规处字（2013）第16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天违13号”房屋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以下简称《城乡规划法》）第十四条规定，决定作出限期15内自行拆除的行政处罚。2013年8月20日，黔西县规划局向“天违13号”下达第167号行政强制催告书，催告其于2013年9月10日前履行黔规处字（2013）第16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013年11月19日，黔西县规划局向黔西县人民政府报送黔规呈（2013）23号《关于拆除莲城街道办事处G321国道线附近违法建筑的请示》，同日黔西县人民政府作出《关于同意依法拆除莲城街道办事处G321国道线附近违法建筑的批复》，责成黔西县规划局作为主体，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认真组织实施。2013年11月20日，黔西县规划局作出第167号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决定对“天违13号”房屋予以强制执行。2013年11月21日，黔西县规划局组织相关部门将韩某修建的“天违13号”房屋强制拆除。韩某不服前述强制拆除房屋的行政行为，向贵州省毕节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要求确认强制拆除行为违法。2014年5月20日，贵州省毕节市人民政府作出毕府行复决字第（2014）1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黔西县人民政府责成相关部门强制拆除违法建筑的行政行为。韩某仍不服，于2014年9月23日向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黔西县人民政府强制拆除其房屋的行为违法。

【审判】

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为：《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规定：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或个人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工程规划许可证；第六十八条：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作出责令停止建设或者限期拆除的决定后，当事人不停止建设或者逾期不拆除的，建设工程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可以责成有关部门采取查封施工现场、强制拆除等措施。韩某在未办理任何房屋建筑手续的情况下，在黔西县规划的范围内，擅自修建房屋，违反了《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的规定，所建房屋属违法建筑，其权益不受保护。黔西县人民政府责成黔西县规划局对未经批准擅自建设的违法房屋予以拆除的行为符合《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韩某请求确认黔西县人民政府强制拆除其房屋的行为违法的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修改前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于2015年1月9日作出（2014）黔毕中行初字第23号行政判决，判决驳回韩某的诉讼请求。

宣判后，韩某不服，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

1、撤销一审行政判决并依法改判；

2、判令被上诉人负担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上诉人韩某诉称：

1、上诉人的建房时间是2012年2月，被上诉人对此并无异议，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于2013年2月开始建房，属于认定事实错误；

2、被上诉人作出强制拆除决定后，在上诉人享有的陈述、申辩、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期限内，直接进行强拆，剥夺了上诉人前述权利，程序违法；

3、一审法院采信的黔府函（2005）318号规划图、黔路复（2012）291号文件等属于无关证据，认定上诉人未取得相关手续建房的权益不受保护，进而认定被上诉人强拆行为程序合法的结论错误；

4、被上诉人对周边违法建筑不予处理，仅针对上诉人的强拆行为违反公平、公正原则。

被上诉人黔西县人民政府辩称：

1、被拆除建筑系未办理相关手续，修建在《黔西县县城总体规划2002-2020》规划区域内，且未经县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及相关部门批准，违反了《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的规定，系违法违章建筑；

2、黔西县人民政府根据《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规定责成黔西县规划局作为主体，于2012年11月21日将上述违章建筑进行强制拆除，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以下简称《行政强制法》）和《城乡规划法》的规定。一审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维持原判。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规定：“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或个人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工程规划许可证”、第六十八条规定：“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作出责令停止建设或者限期拆除的决定后，当事人不停止建设或者逾期不拆除的，建设工程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可以责成有关部门采取查封施工现场、强制拆除等措施。”本案中，上诉人韩某在未办理工程规划许可证等房屋建筑手续的情况下，在黔西县规划范围内擅自修建房屋，违反了《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的规定，所建房屋属于违法建筑。黔西县规划局经立案调查，并作出责令停止违法建设行为和限期拆除行政决定后，上诉人韩某在限期内仍未自行拆除违法建筑。根据《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被上诉人黔西县人民政府有权责成黔西县规划局等有关部门对未经批准擅自建设的违法房屋予以强制拆除。《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前，应当事先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第三十七条规定:“经催告，当事人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决定，且无正当理由的，行政机关可以作出强制执行决定”、第四十四条规定:“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针对上诉人韩某未经批准擅自建房的行为，黔西县规划局于2013年4月13日作出责令立即拆除通知书，责令上诉人韩某立即拆除其违法建设的房屋;于2013年5月15日作出黔规处字（2013）第16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韩某于15内自行拆除其违法建筑。在法定期限内，韩某未履行该行政处罚决定，亦未对该限期拆除行政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黔西县规划局遂于同年8月20日向上诉人韩某作出第167号行政强制催告书并进行了强制拆除公告;后经被上诉人批准，于2013年11月20日作出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决定对涉案房屋予以强制拆除，符合《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根据《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的强制拆除的行政强制执行程序的特别规定，当事人在对限期拆除的行政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法定期限届满后，既不自行拆除违法建筑物又无法定正当理由时，行政机关可依法作出行政强制执行决定，并依法实施强制拆除行政行为。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并不影响行政强制决定执行程序的开展。本案中，被上诉人责成黔西县规划局作出限期拆除行政处罚决定后，进行了催告和公告，上诉人韩某在2013年5月15日至2013年11月20日的法定期限内，未对该限期拆除行政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亦并未履行限期拆除义务，被上诉人遂作出行政强制执行决定并予以强制拆除的行政行为符合《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故上诉人韩某认为被上诉人作出行政强制拆除决定后，在其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法定期限内直接进行强拆属于程序违法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另，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其开始建房时间错误，本院经调查核实，予以纠正。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采信的黔府函（2005）318号规划图、黔路复（2012）291号文件等属于无关证据，因黔府函（2005）318号规划图、黔路复（2012）291号文件等表明的规划范围和规划事项证明上诉人修建的房屋处于该规划范围内，需要根据《城乡规划法》办理工程规划许可证等房屋建筑手续，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上诉人此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至于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黔西县人民政府选择性执法的主张，因无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上诉人韩某在未办理工程规划许可证等房屋建筑手续的情况下，在黔西县规划的范围内擅自修建房屋，违反了《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的规定，所建房屋属违法建筑。被上诉人黔西县人民政府责令黔西县规划局对上诉人未经批准擅自建设的违法房屋予以拆除的行为符合《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和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依照修改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一、背景情况介绍

《行政强制法》与《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一起被视为规范和控制行政权力的三部曲，因为《行政强制法》的立法目的并非更多地授予行政机关行政强制权，而是为了约束、限制行政机关，为了规范行政强制权。从《行政强制法》的篇章结构看，该法第四十四条是关于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强制拆除的特别规定，虽然该条位于第四章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程序的一般规定中，但是并非适用于其他强制执行方式的一般规定,属于一般规定中的特殊条款。也就是说，行政机关在强制拆除违法建筑时，既要遵循强制执行程序的一般规定，也要符合第四十四条的具体要求。

二、本案中两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黔西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强制拆除韩某建设的房屋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而判断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关键就是看行政行为是否按照现行法律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进行。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之一是合法行政，就是要求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按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本案中，拆除行为应当遵循的重要法条之一就是《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关键涉及以下两个问题。

1、催告与公告的关系

《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比较特殊地规定了“公告”程序，统观整部《行政强制法》，只有这一处提到了“公告”程序。而上述案例中，在一审法院查明部分，恰恰没有表述行政机关进行了公告的事实。为什么法律要明确规定公告程序呢？为什么行政机关容易忽略此程序？第四十四条规定的“公告”程序是不是等同于第三十五条规定的“催告”程序呢？

“公告”顾名思义，是广而告之的意思，虽然生活实践中对于“公告”一词的运用比较宽泛，一些启示、声明等也被冠之以公告之名。但是在法律上 “公告”内涵相对狭窄，更具公开性和严肃性，是向不确定的大多数公众公开和传递信息，以便公众知晓，也便于公众监督。例如《国有土地上房屋和征求补偿条例》第十三条、第二十六条等也有关于公告的具体规定。在拆违案件中常用的《北京市禁止违法建设若干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其他城市也有类似规定，如《上海市拆除违法建设若干规定》、《天津市禁止违法建设若干规定》等），“强制拆除违法建设，应当提前5日在现场公告强制拆除决定，告知实施强制拆除的时间、相关依据、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等”，也明确规定了公告的程序。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北京市禁止违法建设若干规定》中“公告”的内容是强制拆除决定，但是《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中提到的“公告”是在“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之前，结合第三十七条强制执行决定的内容等第四章的其他规定，《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中“公告”的内容应当是限期拆除等基础行政行为，而非强制拆除行为，这与《北京市禁止违法建设若干规定》中公告内容并不一致。《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七条以及第三十八条对催告进行了明确规定，催告发生在当事人没有履行义务之后。对于行政机关而言，在强制拆除违法建筑时，应当将公告与催告相结合，在强制执行前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当事人逾期不拆除的，在实施强制拆除行为之前还应当催告。已经有地方政府规章的地方，让应当遵守相关具体规定，如北京市行政机关实施强制拆除之前应当催告外，仍应当进行再次公告。这是法律规范对依法行使行政强制权的规定，也有利于进一步保障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但是，本案中，一审法律文书未表述行政机关公告情况，二审法院认为部分的表述显得没有证据支持，值得推敲。

2、诉讼不停止执行的原则与例外

原《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四条规定：“诉讼期间，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修订后的《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六条仍保留了这一原则。诉讼不停止执行的原则，是行政诉讼法特有的一项原则，主要是基于行政管理的特殊性，法律采取了倾向于对社会公共利益保护、维护行政行为的公定力以及提高行政效率的立法原则。同样的立法目的使得现行《行政复议法》中也有类似的复议不停止执行的规定。但是，行政诉讼不停止执行原则并非绝对的，一些情况下，行政行为的执行可能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基于这样的特殊情况，《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六条在原则之外，也列举了四种例外情形。

（一）被告认为需要停止执行的；

（二）原告或者利害关系人申请停止执行，人民法院认为该行政行为的执行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并且停止执行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

（三）人民法院认为该行政行为的执行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停止执行的。具体到拆除违法建设问题，《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后半段是否属于例外条款呢？

篇7：课件：执行力与案件防控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浅析民事案件中的执行和解

陈驰 闵波

[摘 要] 执行和解，是指在执行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就执行标的进行协商，自愿达成协议，经人民法院审查批准以结束执行程序的一种行为。作为民事执行的一种重要方式，民事执行和解制度在解决执行难问题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由于制度的不完善，在实务过程中还存在诸多缺陷，有待进一步改进。本文试图从实务角度分析我国民事执行和解制度中存在的弊端，并尝试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民事判决或者其他法律文书生效后，不论当事人是否满意该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当事人都应当积极履行。但现实生活中，出于趋利避害的心理，败诉或者承担义务一方当事人拒不履行法律文书中确定的义务的现象时常可见，于是出现了 “执行难”普遍存在的现象。作为民事执行的一种重要方式，民事执行和解制度，在解决执行难问题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由于制度的不完善，在实务过程中还存在诸多缺陷，有待进一步改进。

一、民事执行和解制度概述

1、概念

执行和解，是指在执行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就执行标的进行协商，自愿达成协议，经人民法院审查批准以结束执行程序的一种行为。执行和解具有以下几个特征：首先，执行和解发生于执行过程中，在执行开始前及执行开始后均不存在执行和解;其次，执行和解是双方当事人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自愿达成的协议，不需要第三方的介入，这是与调解的根本区别;第三，执行和解协议具有阻却申请执行期限的功能，在执行和解协议未得到履行的情况下，对方当事人可以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二百六十七条的规定，申请执行期限因达成执行中的和解协议而中止，恢复执行后的期限自和解协议所定履行的最后日期连续计算;第四，执行和解是一种结案方式，在双方当事人完全履行和解协议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第八十七条：“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和解协议合法有效并已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作执行结案处理”的规定及《意见》第二百六十六条：“和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不予恢复执行”的规定，人民法院可以据此结案。

2、功能

执行和解作为一种重要的执行方式，除了具备强制执行所具有的保护债权人利益、维护法律尊严和人民法院的威信、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等基本功能外，还具有自身独特的功能和社会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执行和解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司法宗旨，执行和解协议是在双方当事人完全自愿的基础上达成的，它有利于增进当事人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促进社会的稳定;二是执行和解有利于债权人权利的实现，因为执行和解协议是由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的，债务人在思想上更容易接受，也愿意自行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而不会产生强制执行般的抵触心理;三是执行和解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由于执行和解协议的达成，人民法院则不必进行强制执行，执行程序得以中止，减少了强制措施的使用，在双方当事人履行协议后，执行案件得以终结，同时缓解了人民法院执行难的压力。

3、法理基础

关于民事执行和解制度的法理基础，有学者认为执行和解是处分权主义在民事诉讼执行程序中的具体体现，是当事人行使处分诉讼权利的一种行为。从表面上看，执行和解协议确实对生效法律文书中所确定的实体权力义务关系进行了变更，但笔者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当事人对生效文书内容享有处分权，也不能看成是当事人对生效法律文书的处分。首先，从法理上看，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国家机关代表国家，依据法律所作出的权威性判断和认定，是对纠纷或是权利义务关系的终局裁决，就民事判决

而言，任何人非经法定的程序不得变更判决的内容，必须予以执行，否则将动摇裁判的权威。从另一角度看，如果生效判决都可以任意由当事人协商变更的话，不仅法院的权威将荡然无存，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也将会没完没了，因为没有一个终结时候。因此，当事人之间不得就已生效法律文书中的内容进行再处分，也就是说当事人无权对生效法律文书所明确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变更;其次，从和解制度产生的原因上看，笔者认为执行难是执行和解产生的直接原因，由于强制执行将面临着各方面的阻力，而且结果未必能够得以完全执行，所以法院也乐于当事人能够达成执行和解协议，自行履行。而作为债权人的一方当事人也考虑到强制执行难以将生效法律文书中的所有权利执行到位，而往往对债务人作出相应的妥协，最终达成和解协议。很明显，执行和解协议是在当前执行难的特殊背景下的特殊产物，并不是双方当事人友好协商的结果，是债权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所做的让步，是执行机构为了避免麻烦而对债务人的纵容的结果，所谓的尊重当事人处分权只是一个骗人的幌子罢了;第三、从执行和解的法律效力来看，执行和解本身并不具有强制执行力，不能成为执行依据。任何一方当事人均可任意撕毁该执行和解协议，而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对方当事人也不能要求人民法院按照协议内容进行强制执行，而只能按照原判决内容申请法院恢复执行。如果说当事人对生效法律文书的内容享有处分权，也就是说执行和解协议是当事人处分权的结果的话，那么该和解协议应当对双方具有约束力，但事实上，如上所述，根据我国法律的现行规定该协议并不具有这种约束力。综上，执行和解协议并不能完全看成是当事人处分权的结果。

二、我国民事执行和解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的缺陷

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解释和规定中，关于民事执行和解部分的规定只有寥寥数语，可以说是相当的粗糙，还有许多问题没有涉及，导致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具体表现如下：

1、人民法院不能参与执行和解协商过程的规定与现实需求及具体实践相悖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O七条的规定，法院在和解协商过程中的工作只是“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有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根据该规定，法院是不参与具体的协商过程的。而实践中，在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后，当事人，特别是权利人主动向对方寻求和解的愿望并不高;或者在有些案件中，当事人之间存

在和解的意愿，但是基于无法直接与对方进行沟通和协商，或者不信任对方，无法接受对方的和解方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执行法院的介入，执行和解根本无法形成。而且事实上，多数执行和解的成功案例也是和执行人员的说服教育工作分不开的，甚至有人戏称民事执行和解应当改称民事执行调解。所以民诉法中不允许法官积极参与的规定与司法实践不符，这阻碍了执行和解制度发挥更大的作用。

2、对执行和解协议的次数或期间无任何限制导致诸多弊端

和解协议达成后，一方当事人明确表示拒不履行该协议或者在和解协议约定的履行期限期满后，一方当事人仍未履约的，在执行期满前当事人是否可以再次达成执行和解协议?这个问题，现行相关法律并没有任何规定，同时也没有类似于执行担保中暂缓执行期限不得超过1年的规定，根据民事行为法无禁止则可行的原则，从理论上，当事人可以不断地达成和解协议，然后又不停地反悔，而法律对此是不能加以干预的，这必然造成如下几个主要弊端：一是有些当事人往往假借和解，恶意拖讼，给对方当事人增加讼累，以达到其不法目的，因为根据《意见》第二百六十七条的规定，执行和解协议达成后，申请执行的期限得以中止，这样就可以无限延长执行期限;二是加重了人民法院的工作负担，如上所述，当事人不断地达成和解协议又不停地违反，必然也就延长了案件的结案时间，导致案件的积累，由此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三是助长当事人对自己权利的懈怠态度，不利于当事人谨慎善意地行使权利，更不利于民事纠纷的及时平息。由于执行和解协议可以中止执行申请期限，债权人在达成和解协议后，则不必担心超出执行申请期限，不利于督促当事人及时行使权利，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诉讼时效相悖，也违背了效率原则。

3、对和解协议未履行的救济手段规定不合理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O七条：“„„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的规定，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是和解协议未履行的唯一救济手段。该规定具有以下三点不合理性：一是致使当事人双方权利不平衡，因为根据该规定，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的只有一方，那就是“对方当事人”，从字面上看，对方当事人可以是债权人也可以债务人，但是，一个稍有生活常识的人都知道，债务人是不可能申请法院对自己进行执行的。

因此，申请恢复执行的人只能是债权人，违反和解协议的人也只能是债务人了，这无形中就否定了债权人拒绝和解协议的 “权利”，而该 “权利”只有债务人享有，明显存在不平等;二是违反民事协议的诚实信用原则。根据民事行为的诚实信用原则，协议双方应当善意履行协议约定，不履行的一方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而根据如上规定，不履行和解协议的后果仅仅是恢复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既不是责任更不是惩罚，这显然是对诚实信用原则的一种践踏;三是不利于保护债权人利益。由于不履行也不会产生超出已生效法律文书的责任范围，当事人签署执行和解协议后，可以在履行与不履行之间任意选择，这就淡化了和解协议对当事人的约束力，使得有些当事人对执行和解的态度不严肃，不履行协议的现象时有发生，也就是和解协议失去了存在的必要，这显然不是该制度创立的初衷。这种现象的存在致使债权人的利益无法得到法律的保障，强制执行保护债权人利益的首要功能也就丧失殆尽了。

4.某些执行和解制度的具体操作规则不明确

具体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对查封、扣押、冻结等已经采取强制措施的案件，是否因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而立即解除或停止，这个事关当事人切身利益的重大事务在立法上也未做规定;二是人民法院是否有权对和解协议进行审查，以及如何进行审查没有明确规定。由于和解协议的实质是变更了原来生效法律文书的内容，是对国家意志的改变，作为国家代表的人民法院显然不能置身事外，必然需要参与执行和解协议的审查。但《民事诉讼法》第二百O七条只规定了法院的工作只是记笔录，根本就没有涉及是否对和解协议享有审查权，更未涉及如何行使审查权的问题。

三、完善我国民事执行和解制度的几点建议

如上所述，我国民事执行和解制度还存在不少弊端或缺陷，针对我国民事执行和解制度中存在各种弊端，笔者认为有必要在立法上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1、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应当参与民事执行和解过程中的问题，笔者认为，从当前实际出发，根据现实的需要，人民法院应当参与执行和解的协商过程，但是必须遵循当事人自愿原则，执行法官在不干涉当事

人意思自治的前提下，可以配合或者促成当事人之间达成执行和解协议。有实务中的法律工作者建议，人民法院在这一过程中的工作应该加以严格的限制，避免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侵害，他提出人民法院参与执行和解工作的两种情形：一是一方当事人提出和解方案，经执行法院交由另一方当事人接受。此时法院充当的只是和解方案的媒介，并没有介入自己的意思;二是双方当事人要求执行法院提出执行方案并自愿接受。此时，执行法院基于协调双方利益的立场，代为拟定和解方案，起到促成和解的作用，因双方当事人均自愿接受该方案，故也不违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

2、针对因多次达成执行和解协议而导致执行期限的不当延长的情况，完全可以从现行立法中寻找答案。笔者认为就执行和解的期限问题完全可以参照执行担保的有关规定。从某种角度看，执行和解与执行担保具有一致的功能或者目的，即保障生效法律文书的顺利履行。根据《意见》第二百六十八条：“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二条(修改后的二百O八条)的规定决定暂缓执行的，如果担保是有期限的，暂缓执行的期限应与担保期限一致，但最长不得超过一年„„”的规定，执行和解制度完全可以参照该规定，限定执行和解协议的时间或者协议履行期间，当然时间未必一定为一年，具体时间可以参考现实状况而定。

3、关于如何防止当事人任意违反和解协议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两种方式：一是通过立法明确规定违反执行和解协议的违约责任。《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已经明确规定了被执行人在未按期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或者支付迟延履行金，并且在《意见》第二百九十三、二百九十四、二百九十五条规定了计算利息和迟延履行金的具体办法。但是该迟延履行债务利息或迟延履行金是否适用于和解协议约定的履行期间，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二是通过协议约定违反和解协议的违约责任。但是这似乎与现行法律规定是相矛盾的，因为法律已经明确规定了一方在拒绝履行和解协议的情况下，对方当事人唯一的救济手段就是申请法院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这就意味着该执行协议自然无效，既然如此，和解协议中关于违约责任的约定自然也就无效了。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在立法中明确规定执行和解协议中关于违约责任的约定不因和解协议的无效而丧失。

篇8：课件：执行力与案件防控

近年来, 离婚案件的不断增加, 而离婚后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通常将子女视为个人财产拒绝对方探望, 因此不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希望通过法律手段来捍卫其探望权。我国婚姻法虽然有明确的关于离婚后探望权的规定, 但父母间的感情纠纷波及子女, 导致实践中有关探望权的纠纷不断。

(一) 涉探望权纠纷案件的特点

在审判实践中涉及探望权的有离婚纠纷、探望权纠纷、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变更抚养关系、抚养费纠纷等案件, 其中大多数探望权均在离婚纠纷案件中涉及。2012年1月至2014年12月, 某基层法院民一庭共办结离婚纠纷案件1055件, 而解除婚姻关系并提及探望权的案件共有105件, 其中2012年25件, 2013年36件, 2014年44件, 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单独提起探望权纠纷的案件仅有2件, 大部分探望权纠纷都在离婚案件中涉及。而在该类案件审判中, 当事人一般均要求直接抚养子女而并未主动提及探望权问题, 在法官释明下才提出探望权问题要求一并处理。

(二) 涉探望权案件的裁判方式

由于具体案件中当事人的争议焦点及矛盾程度有所不同, 当事人在案件中对探望权的请求内容也有所不同。分析民一庭审理的涉及探望权案件的裁判文书, 其表述形式主要有以下两种:

第一, 裁判文书只对探望权进行确认或者概括地对探望权的次数进行表述, 如被告某某对孩子某某每月享有二次探望权。上述涉及探望权的105件案件中有71件对探望权作了概括性的表述。此类案件当事人是要求在裁判文书中对探望权进行确认, 其对探望权的争议并非很大, 隐含了当事人对探望权的方式、时间可自行协商的意思表示。

第二, 裁判文书对探望权的时间、方式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表述, 如原告某某有权于每月第三个星期的星期日探视儿子, 并有权于每年寒、暑假的第二个星期以及国庆假期的第一、二天探视并带养儿子。这类案件一般是当事人争议比较大, 对探望权行使的时间和方式无法协商达成一致意见, 需要法院对此进行明确。

二、探望权纠纷的执行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对拒不执行有关扶养费、抚养费、赡养费、财产分割、遗产继承、探望子女等判决或裁定的, 由人民法院依法强制执行, 有关个人和单位应负协助执行的责任。从理论上来看, 探望权冲突可以分为积极冲突和消极冲突.积极冲突表现为一方拒不履行协助另一方行使探望权, 消极冲突表现为一方愿意协助但另一方却不行使探望权。

实践中确实存在父或母一方怠于行使探望权的情形, 此时子女一方能否以父母未依裁判规定的内容行使探望权为由得申请执行, 尚存多种观点, 故消极冲突在理论上有重要的探讨价值。但, 此问题立法上并未加以明确规定, 实务中也较为少见, 故本文仅分析在积极冲突情况下探望权的执行问题。

该法院自2012年至2014年共受理11件探望权纠纷申请强制执行案件, 其中2012年4件, 2013年3件, 2014年4件, 案件数量不多且变化幅度不大。

虽然探望权纠纷进入执行阶段并不多见, 但一旦申请强制执行, 即意味着双方对于这种人身属性很强的矛盾已经到了无法调和的程度。与审判阶段时法院超脱的居中裁决身份不同, 探望权纠纷案件到执行阶段时, 执行部门无法超然于双方的争执之外。

由于探望权的行使与实现具有特殊性, 使得实践中探望权案件的办理“易断难执”。上文已经述明, 民事审判庭对于探望权案件的裁决一般表述有两种, 但在执行实践中, 这两种表述都可能会带来一定的麻烦。

例一:对探望权进行确认或者概括地对探望权的次数进行表述。如某执行案件, 民事调解书对探望的次数和时间进行的是概括性表述, 内容为:被告赵某红对婚生儿子每月享有四次的探望权并且同住。这里的调解内容对与探望权行使的相关细节未给予明确规定, 隐含了当事人对探望权的时间、方式等具体细节可根据不断变化的生活现实自行协商的意思。在双方矛盾未激烈对峙的情况下, 此种表述有利于双方当事人根据动态的事实变动等情况灵活行使探望权。但是该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 原本为了灵活解决探望权纠纷的目的因为双方未能就权利行使的细节等方面协调一致而落空。在细节问题上, 双方一直互不退让、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执行人员作了大量的工作, 仍然无法使案件得以顺利解决。

例二:裁判文书对探望权的时间、方式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表述。如另一执行案件, 民事判决书对行使探望权的具体时间规定的非常详尽, 其中的一项内容为“每月原告可将孩子接走共同生活两天, 具体时间在每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上午九时至第二天下午四时, 被告予以协助”。虽然裁判文书规定的内容详尽且可操作, 但权利人每次行使权利时, 都受到相对人不同程度的阻挠, 以至于不得不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 被执行人表示愿意履行义务, 但一再要求只能按判决书确定的时间履行自己的义务, 不同意与申请人就探望时间及其他细节达成和解协议。由于规定的时间是周末休息日, 被执行人坚持在周末履行义务, 其规避法院工作人员的监督和执行的意图非常明显。这说明, 在裁判中作出细化的规定自然可以明确争议事项的解决方法, 但却无法兼顾现实可能出现的变动情况、也容易束缚住执行部门的执行行动, 导致案件的处理陷入非常被动的境地。

由此可见, 不论何种方式予以裁判规定, 都可能给探望权案件的执行带来很大的困难。

三、分析原因, 寻找综合解决方案

出现问题的原因主要有:

(一) 探望权这一权利具有长期性、人身性、行为性等特征。这种权利行使的特殊性在审判阶段表现并不明显, 故裁判时可以不予以过多考虑, 只进行概括性的确认或具体规定即可。但是在执行阶段, 权利的长期性, 使得当事人可以形势变更为由对权利的行使提出合理请求;权利的人身性, 使得权利行使的方式、目的、内在驱动力等处于不停的变化中;权利的行为性使得权利的行使与实现区别与债权的行使, 无法做到具体量化和精确化。这些权利性质, 导致在探望权的执行过程中, 无法做到一蹴而就, 往往需要执行人员投入长期的工作时间和巨大的工作精力, 且效果难以显现。

(二) 被执行的标的既是行为又是人身权利, 不但具有抽象性, 还具有复杂性;执行的内容长期连续且易变, 使得裁判的内容存在与变化后的现实不适应的情况。裁判的内容经常会因为子女的学习生活环境发生变化而难以有效执行, 而此类变动也使得被执行人的拒不执行行为更为隐蔽和难以处罚。

(三) 对于探望权案件的强制执行, 没有设置有针对性的执行手段, 较大程度依赖于被执行人的配合, 且需要其他非法定义务人协助、配合。法律明确规定不能对子女的人身、探望行为进行强制, 因此, 探望权的执行, 很大程度还需要被执行人的主动配合与支持。另外, 法律虽然不反对对拒不履行协助另一方行使探望权的有关个人和单位采取拘留、罚款等强制措施, 但这一措施在实践中行使却并非可行。因为如前所述, 探望权若通过强制力予以施行, 会损害子女的身心健康, 且与亲权的行使规则不符。

由上述原因可知, 一方面, 我们并不能把探望权案件难以执行的问题产生的原因归咎于民事审判庭的概括性裁判或者精细化裁判, 因为在社会生活中, 任何问题的产生原因都不是单一的, 而且原因都处于变化之中;另一方面, 我们应该有更新的思路和广阔的视角去解决这一问题。结合实践, 从审判与执行相互呼应、衔接的角度、从依靠各方力量综合解决探望权执行难的角度出发, 我们可考虑的措施有:

(一) 民事审判部门在审理离婚诉讼时、或者民政部门在办理离婚手续时, 主动使探望权的行使等内容在父母双方的离婚过程中就形成合意。在处理双方的离婚纠纷时, 一并就探望权的行使等内容作出确认, 可以有机的解决探望权纠纷, 将这一矛盾弱化。这样既可避免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和法院的工作量, 也可以避免当事人因为婚姻关系解除后互相防备, 就子女探望问题陷入死掐的境地。这是审判工作兼顾执行工作的一个体现。

(二) 综合认识审判与执行的关系。一方面, 在裁判时, 适度考虑裁判的执行问题。审判庭在审理涉及探望权的案件时, 应对裁判内容的可执行性予以更多关注, 因为只有兼顾“事了”的结案, 才能有效推进法院的整体工作。另一方面, 在办理探望权案件的执行时, 要辨证地理解审判与执行的关系。一般来说, 执行的依据仅是生效的裁判文书, 执行部门不应主动提出其他执行方案供当事人选择。但前文已分析, 探望权纠纷不同于债权债务纠纷, 笔者对陷入执行困境的探望权案件进行分析之后, 得出的结论是:执行困难多数是因为在双方对裁判内容各持己见而导致。因此, 笔者认为, 当裁判的内容不符合因为现实情况变化而改变的客观事实时, 执行部门得根据具体情况促使双方达成执行和解, 以促使裁判确定的权利得以实现。这并非是否认裁判的既定力, 在执行探望权纠纷的案件时, 根据具体情况, 能动的去实现裁判的目的, 是将法律精神内化为人的自觉行动的一种方式, 是实现案结事了的重要举措。

(三) 尽量避免对进入执行程序的探望权案件进行简单的强制执行, 力求通过调解来处理案件。力争在执行过程中取得社会各方力量的支持。法院强制执行的震慑力在涉及探望权的案件上作用并不显著, 且可能在强制执行后留有多种后遗症, 这就要求我们善于借助多方力量去办理案件。比如通过学校、抚养子女一方所在的单位、妇联和居委会及青少年权益保护部门等多方共同监督被执行人履行义务。另外需要注意的是, 这种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 更强调以调解的方式去解决, 而不是要借助他们的强制力。因此这里的寻求力量支持主要是指与行政调解相互作用、委托妇联、社区等专门机构进行调解等多种方式。

(四) 确保其他协助方的履行。在现实中, 作为探望权对象的子女很多是与其祖父母、外祖父母共同生活的, 如果实际抚养子女的其他近亲属不履行协助义务, 则探望权难以实现。因此, 在执行过程中必须对此进行衡量, 避免执行活动受其阻碍而无法进行。可以考虑的是, 在执行和解协议中将与子女共同生活的近亲属一同列为义务人, 对其协助执行的义务予以明确。

(五) 大胆适用立法已经明确的规定去制约拒不履行义务行为。《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 侵害民事权益,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二款又作出规定, 民事权益, 包括监护权。根据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离婚后不与子女共同生活的父母仍然是子女的监护人, 其监护权不被他方限制或剥夺。故而在一方拒不履行协助对方行使探望权时, 权利方可要求对方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责任。另外, 也可以研究通过民事审判庭支持精神赔偿主张、支持变更抚养关系主张、通过执行部门对拒不履行行为进行罚款等手段, 以保障父母的探望权和子女的合法权益, 使得探望权的立法目的得以实现。

摘要：探望权, 是父母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享有的与未成年子女的联系、会面、交流等权利。笔者通过对某基层法院2012年至2014年结案的涉及探望权纠纷的案件审理情况进行了统计, 并对探望权纠纷案件的不同判决方式以及相应的执行情况进行分析, 以期对涉及探望权纠纷的案件审理和执行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