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创新与学术自由

知识创新与学术自由（通用10篇）

篇1：知识创新与学术自由

学术自由:知识创新的必要条件

大学是知识创新的策源地.知识的创新有赖于学术自由,因此,必须创造学术自由的条件,以实现知识的`创新.

作 者：刘鸿  作者单位：中南大学高教所,湖南长沙410083 刊 名：莱阳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LAIYANG AGRICULTURAL COLLEGE（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 14(1) 分类号：C01 关键词：大学   学术自由   知识创新  

篇2：知识创新与学术自由

根本的规范：学术自由与学术创新

一个人类活动系统的规范，在某种意义上是达到系统目标的条件与手段。学术界或学术共同体的目标就是知识的增长和学术的繁荣，这难道还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吗?可是如何促进，用什么规范和社会契约来促进科学的发展和学术的繁荣呢?我认为最根本的，就是学术的自由和学术创新，一切其他学术道德规范主要由此派生出来。...

作 者：张华夏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刊 名：自然辩证法通讯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DIALECTICS OF NATURE年，卷(期)：22(4)分类号：C1关键词：

篇3：论学术自由与创新人才培养

一、学术自由的国内外历史

19世纪柏林大学创办, 其主要创办人费希特提出了“学术自由”的思想, 将“教的自由”、“学的自由”共同构成学术自由。前者指教师的学术研究自由, 后者则指学生对教师传授的知识甚至权威学说拥有怀疑的自由, 在此基础上打破对传统权威学说的尊崇和膜拜;由此, 师生关系也发生根本性变化, 由单纯的教转变成共同的学习和讨论;教师不再是复读机、学生也不再是学习的被动者。蔡元培先生在20世纪初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倡导教授治校、兼容并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校园人文精神。同一时期的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也随后总结了自己的教育思想, 其内涵就是学术自由、教授治校、通才教育, 核心就是学术自由。

二、学术自由与创新人才培养的关系

1. 学术自由是创新性人才培养的基础和保证。

教育的两大功能是传承、创新。中国的教育深受孔孟学说的影响, 因而非常注重文化传承的功能, 但在创新教育方面却相对薄弱。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 教师缺乏教的自由。不允许教学甚至教学研究的创新。另一方面, 学生缺乏学的自由。改革开放后, 为提高教学质量各高校普遍进行了教学改革, 鼓励学生进行自主学习, 但通识教育偏少、专业分类过细、仅注重成绩而忽视动手能力和创新教育等严重影响学生学习自由的现象却普遍存在, 目前分数依然是衡量学生能力和知识水平的唯一标准。这些状况的存在导致缺乏真正的“学术自由”。

2. 学术自由是培养创新人才必备的条件。

创新人才的培养关键是培养创新性思维, 这有赖于在民主、自由的环境中对人才进行长期的教育。同上述影响创新人才培养的原因相一致, 学术自由主要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孕育创新性人才。从教师层面上讲, 高校教师应充分发扬学术自由的精神, 敢于挑战传统思想, 以此感染、熏陶大学生们, 在自由的学术氛围中诱导学生的创新学习和探索, 培养其创新精神。从学生角度讲, 因学术活动不单是教师的个体行为, 还需要大学生们的积极投入, 在此过程中应充分与教师互动, 使自身的创造能力得到培养和发挥。目前大学生们积极要求并投身各类学术活动, 为此很多高校都实行“大学生挑战杯”、“大学生科技创新”以及其他各类的科研竞赛活动, 以提高大学生们的科研能力, 发挥其探索精神, 培养其创新能力。

3. 学术自由是创新性教育的土壤。

一方面, 只有自由的学术才能更新陈旧的教育理念。创新性教育的核心是创新的教育。创新性教育观认为:大学传授的知识是变化的, 学生不是知识的单纯接受者, 而是知识的探索者。学术自由与创新教育有着天然的联系, 因其涉及了学生的学习自由和教师的教和研的自由。“教师自由研究的东西教授给学生, 依据学生的批判和反应, 一方面确定自己新的思考方法是否可通用, 另一方面接受那些有必要更深入的论证和发掘, 进而使自己的思想和研究得以进步。教师与学生间无形的精神交流, 乃成为学生经营的重要内容。此过程乃是一体的。”另一方面, 在尊重学术自由的基础上方能建立真正的创新性教育体制。虽然改革开放后教育教学改革不断进行, 但因对学术自由重视不够, 且受计划经济的影响, 我国的教育体制在本质上仍然没有较大改变。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教师没有教的自由, 没有选择传授学生内容的权利;学生没有学的自由, 没有选择课程和教师的权利。充分放权, 让高校教师和大学生们能在学校的教学管理中发挥各自的作用, 以形成适合高校自身特点的体制。

三、创设学术自由环境, 有利于创新人才培养

培养创新性人才, 必须创设自由的学术环境、必须形成尊重“学术自由”的传统, 必须形成有利于人才自由成长的环境或者说是优化的人才培养环境。这个环境的基本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包容的学术研究环境。

创新人才的培养需要一个宽松的环境, 尤其是博士、硕士等高精尖人才的成长更离不开宽松的环境, 作为学术的“圣地”必须提供这种宽松的、优化的学术环境, 铸就创新的大学之魂, 为人才培养打下坚实的基础。而大学生们都应当树立学术自由的理念, 在有限的大学学习生涯中拓展自由的创新理念, 摒弃急于求成的功利思维, 成就一颗创新之心;对于高校教师而言更应当时刻保持“好奇”的态度, 进行创新性科研、创新性教育。“很难设想, 一个身处压力下、无法施展手脚的人, 还能任凭自己的好奇心从事科研, 还能出大成果、出好成果。”师生的创新能力取决于学校是否能提供自由的、优化的学习和研究环境。纵观国内外的重大成果, 几乎都是在宽松的环境中获得的, 不受经费、论文及奖项的压力。反观目前国内的很多研究论文, 获国家各种科研经费不菲, 几乎包揽各种奖项, 并申请各种专利, 然而却几乎没有产生国际影响的创新性成果。因此, 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是创新的土壤, 使师生在安全、稳定、公平的环境中自由的教研和学习, 才能真正产生创新的硕果, 才能真正培养创新性人才。

2. 鼓励创新的政策环境。

我国的法律法规没有制定出详细的、关于学术自由的说明性条款, 没有相应的政策措施来保障高校的学术自由, 这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高校对学术自由权利的享有。科研环境需要政策的保障, 创新性成果呼唤鼓励创新的政策的支持。虽然目前各级部门高度重视创新、并出台了不少鼓励性政策, 然而从创新性成果来看尚不尽如人意。

3. 高校应当保障教与学两方面的更大自由。

高校是师生直接的生存环境, 更应当为师生提供宽松自由的环境。大学教育的目的是教会学生探索真理、掌握真理。虽然历经多年的教育改革, 但分数依然是目前高校选拔人才的唯一标准, 学生依然为此而疲于奔命。因此, 要建立公平、客观而宽松的评价机制, 既有利于学生对于知识的索取, 又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教师应当在教学过程中, 给学生充足的时间去思考、怀疑和创新;在对学生的评价上, 要注重学生自主学习和创新思维能力的考核;在考核形式上, 要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4. 改变陋习、构筑和谐的人际环境, 是发挥创新人才作用的关键。

要使创新性人才能够专心致志地从事创新活动, 就必须有一个和谐的、自由的、宽松的氛围。为此, 有关部门必须转变观念:变“管人”为服务, 把营造和优化环境作为服务创新人才的主要工作, 通过诚心诚意办实事去感召和凝聚各类人才。现代高校的学术活动是师生间的一种互动, 师生关系也是人际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要尊重、理解并平等对待学生, 通过引导、关怀和鼓励, 让学生在自由、和谐和创新的环境中生活学习, 才能努力探索、大胆创新。

总之, 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 在这个以创造、创新、创业为特征的时代, 知识经济将占主导地位, 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将供不应求。为了迎接时代的挑战, 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必须建立以学术自由为核心的大学制度, 使学术自由的理念政策化、大众化。

摘要：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创新人才。大学是培养创新人才的摇篮, 大学教育教学改革要求加强学术自由。学术自由是创新性大学教育的核心理念, 它有助于更新教育理念、建立创新性教育体系、优化创新人才的培养环境。学术自由能避免教育停留在传授和模仿的层面上, 为创新人才的培养提供动力。本文阐述了学术自由与创新人才培养的相关性, 探讨了高校如何创设学术自由环境的问题。

关键词：大学,学术自由,创新人才

参考文献

[1]周志宏.学术自由与大学法[M].台湾:蔚理法律事务所, 1989:70.

篇4：学术自由与精神自由

余秋雨《寻觅中华·稷下》直面这样的现实，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下学术自由与精神自由的实际失落这个历史性的巨大遗憾。

“稷下学宫所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显而易见的：它是齐国朝廷建立的，具有政府智库的职能，却又如何摆脱政府的控制而成为一所独立的学术机构，一个自由的文化学宫？”余秋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发现与结论？一切的发现都不过是基于现实反思的结果。通过这样的一个发现，余秋雨实然指陈了当下学术遭遇行政绑架的社会现实，并以稷下学宫的美丽盛景道出了心中的学术自由的理想：“保持思维对于官场的独立性，是稷下学宫的生命。”是的，稷下学宫，如百溪入湖，孔子式的“流亡大学”在这里汇集了。流亡是社会考察，汇集是学术互视，对于精神文化的建设都非常重要。而稷下之所以即便在成为一片废墟之后依然能刺穿历史，矗立在精神文化的传承之中，就是因为稷下不为任何力量所左右的自由精神——

“稷下学宫是开放的，但也不是什么人想来就能来。世间那些完全不分等级和品位的争辩，都称不上‘百家争鸣’。……稷下学宫对于寻聘和自来的各路学者，始终保持着清晰的学术评估。这就使学宫在熙熙攘攘之中，维系住了基本的学术秩序。”

蓦然惊悚！

当所谓的“开放”到了一种失去限度的程度的时候，当我们沾沾自喜自以为得到了自由的时候，话语的空间不知不觉间变成了一个以嗓门论是非的闹市，如同我们今天不少传媒的“文化版面”一样——谁敢断论今天盛行于媒体的那种“自由”是真自由还是伪自由？谁又能给多元并存中的任何一种价值体系一个真正的名份？从共鸣时代到未鸣时代再到众生喧哗的时代，当今天“自由”也成为行为艺术之一种，自由本身成为了无法诠释的荒诞。“维系基本的学术秩序”，我很赞同，任何自由都只能是相对存在的。

正是因为这样的不为权术绑架的高贵的独立和自我严谨约制的学术操守，使得稷下学宫里流出了真正平等的学术争鸣和富于生命力的精神自由，从而使各种文化、诸子百家进入一种既高度自由又高度精致的和谐状态。余秋雨这样表述这种伟大的和谐状态：“世上有很多文化，自由而不精致；又有很多文化，精致而不自由。稷下学宫以尊重为基础，把这两者统一了。因此，经由稷下学宫，中华文化成为一种‘和而不同’的壮阔合力，进入了世界文明史上极少数最优秀的文化之列。”这“极少数最优秀的文化之列”都有什么呢？这是一个精神文化的建筑群，是一个文明的圣地，在这个圣地里，聚合着这些在人类历史上开山立派的精神巨人：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墨子、德谟克利特、孟子、亚里士多德、庄子、阿基米德、韩非子……在这份名单里，东方文明故地与西方文明故地奇妙地遥相呼应，不禁令人惊叹，这么多无法超越的中西方经典高峰，为什么会在那样一个相对集中的历史片段里奇妙地相聚？他们给了数千年后的我们什么样的昭示？

光影的喧哗或沉默里，“前进了还是倒退了？”将永远是历史轮回无法逃避的宿命之问。

（作者单位：浙江温州中学）

篇5：大学的学术自由与社会责任

大学的学术自由与社会责任

学术自由和社会责任是现代大学的追求与现实的统一体,大学追求学术自由与承担社会责任是大学生存和发展的`现实需要,明确二者的内涵与关系也是大学坚持科学发展观的现实需要.

作 者：韩业 作者单位：长春工业大学,研究生部,吉林,长春,130012刊 名：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CHANGCHU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年，卷(期)：16(4)分类号：关键词：大学 学术自由 社会责任

篇6：学术的自由与开放

我终于忍不住浮出水面说了几句。是啊, 学科有边界, 盲目扩大外延往往包不住, 以致迷失了自我, 但“闭关锁国”, 固步自封, 更是要“亡国”的。

其实古往今来, 思想的火花往往在碰撞中迸发, 学术与理论也必定在辩论中前进。“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国古代文明的高度, 陈丹青所说的“吵闹的狠哩”的民国时期, 却在短短三十几年中, 创造了中西思想交汇的高峰。汉学家问沈从文:“为何环境那么苦, 联大八年出的人才, 却超过战前北大、清华、南开30年人才总和?”沈从文回答:“自由”!

于是想到了风景园林。中国古典园林艺术是享誉世界的文化遗产, 但风景园林学科是个非常年轻的学科, 必须以自由、开放的姿态去发展。你看, 古代画家画得好了来造园;近代陈植林学学好了来造园, 陈从周建筑学好了来造园;最近查尔斯城市规划学好了也来造园, 还做了哈佛大学风景园林系主任;连大科学家钱学森也谈园林, 要建山水城市!

篇7：知识创新与学术自由

关键词：学术出版；知识服务；大数据

学术出版要始终保持先进的文化理念、反映前沿的学术思想、体现优质的出版质量，就要不断地进行创新。学术出版的创新能力不仅仅反映在其产品的质量上，还作用于学术出版本身，引领出版产业的变革和发展。而大数据在学术出版创新中的应用主要体现为充分运用形成、管理、挖掘大数据和快速搜集、处理、分析大数据的技术和能力，全面提升出版资源开发、内容积聚、产品研发、形态定位及营销和服务等方面的能力，推动学术出版向知识服务转型。

一、创新不足制约学术出版发展

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的大多数学术出版机构在资源的开发和整合、学术产品形态开发以及营销上都处于创新能力不足的境地，不能较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

1.学术出版资源开发严重不足

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大多数学术图书的选题资源来自于评职称、课题结项等，很多出版社在选题资源的开发上依然处于等、靠、要的境地，真正依靠编辑专业素养、按照出版社的传统积累和竞争优势进行策划的选题资源并不多，而提前介入作者写作，与作者一起打磨而成的作品更是少之又少。这就导致学术图书市场充斥了大量平庸、低水平重复的图书，真正属于原创的、居于思想和科技前沿的学术图书不多。

2.产品形态单一

无论书稿处理流程，还是印制工艺，我国绝大多数学术图书仍然以无别于一般图书的传统方式进行。相较于爱思唯尔、斯普林格等西方发达的学术出版机构，我国多数出版社既没有施行书稿处理流程中精细的专业化分工，也不能根据学科专业特点和目标人群的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发产品，学术出版物也大多以传统纸书形式出现，形态单一，对新技术利用不够。

3.营销不利，收益不佳

学术图书从定价到营销依然没有显著区别于一般的教材或大众出版物，其知识性既没有在定价中体现，也没有根据具体内容、针对具体目标消费者的需求采取营销手段，更不能为消费者提供基于知识要素的增值服务，因此，学术出版往往意味着效益的低下，绝大多数学术图书的出版依赖于各种补贴，通过正常的市场机制实现盈利的学术出版物不多。

二、大数据是创新和转变的有效手段

学术出版创新能力的提升涉及资源获取、产品生产和价值增值等出版活动全流程，基于大数据的学术出版则能实现有目的的资源抓取、准确推送、细粒度的个性化服务等，从单纯的出版活动向系统的知识服务转型。

1.向知识服务转变是方向

有别于其他出版类别，学术出版是以经过提炼的信息和知识解决用户问题的高端出版形式，因此，如何以更好的形式向用户提供内容、解决用户问题，并同时实现价值增值是数字条件下学术出版提升创新能力的必要前提。知识服务是指从各种知识资源中按照人们的需要有针对性地提炼知识，并用来解决用户问题的高级阶段的信息服务过程。其特点在于它是一种面向知识内容和解决方案的服务。①因此，学术出版提升创新能力的重要方向应该是向用户提供面向知识内容的、为用户解决问题的服务。

2.大数据推动知识服务转型

大数据的“大”是指数据和信息的海量，而“小”是指利用数据挖掘等技术实现的目标读者、细分市场定位等精准分析。传统的学术出版条件下，出版资源形态单一，一般为文字或者图片，出版者也无法精准把握用户的需求，出版物形态大多数以图书等形式出现，生产方式较为粗放。而在大数据技术条件下，一方面，海量的数据及高速采集、处理和分析工具使得学术出版获取了异常丰富的资源，优中选优的高品质学术出版成为可能；另一方面，通过对数据的深度挖掘，寻找潜藏在大数据中的模式、趋势和相关性，使得大数据变成能够作用于学术出版选题策划、目标读者分析、产品形态定位和精准营销的“小数据”，学术出版遂有可能形成以知识要素为单位的数据化生产模式，为提供更加深入的知识服务创造条件。

三、大数据推动学术出版向知识服务转型

大数据的核心意义在于其预见作用。有了大数据，我们可以将过去无法统计计算的非结构化数据相互关联，把所谓的“经验”具象化，以此来指导和完善决策的制定。②在大数据条件下，出版社能够跳出传统的相对封闭的、反馈滞后的环境，而从用户的阅读行为、对学术活动的反应等数据的采集和分析中追踪学术热点、获取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和偏好，学术出版活动依赖的数据分析从状态数据转向动态的、实时的行为数据，实现编、印、发模式的全流程创新，在满足消费需求的基础上全面提升学术出版能力。

1.聚合优质内容，优化学术出版流程

数据挖掘是知识和价值发现的关键步骤，也是大数据分析的关键方法。③小众的学术出版要做出大市场，最大限度地提升在受众群体中的曝光率和市场认可度，就要在深入分析用户需求和阅读偏好的基础上，着力提高内容质量，形成高品质出版的品牌影响力。

首先，基于对行为数据的深度挖掘，出版社能通过各种形态的媒体终端获取前沿的学术动态以及权威的专家和学者等信息，为积聚优质资源、打造高品质的学术出版产品奠定基础。在这个人人皆是出版者的自媒体时代，各种学术网站、学术微媒体上的转载、评论、分享等不仅是脍炙人口的学术大餐，更能成为学术出版的信号站和资源库。用户原创或者转发的结构性、半结构性数据不仅使得出版社能够根据自身的战略规划和选题结构定向寻找高端作者，而且这些数据还有可能成为出版社选题创意的来源。此外，对于受众阅读、评论、回复、转发等行为数据的深度挖掘，也将帮助出版社在选题策划时更加有的放矢，为出版高品质的学术出版物奠定基础。

篇8：高校学术新风在自由与规制间徜徉

2010年3月, 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 北京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周其凤, 南开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饶子和, 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共同就“两会”论及的教育热点问题接受媒体采访。几位校长着重讲述高校“德性”问题, 要维护教育公平, 肩负培育栋梁的使命, 绝不宽容学术腐败, 创办受人民尊敬的大学, 承载民族希望的高等教育。新出台的教育改革实施纲要明确提出“采取综合措施, 建立长效机制, 形成良好学术道德和学术风气, 克服学术浮躁, 查处学术不端行为。”

1 浅解“学术腐败”

据现有的资料显示, 学界对学术腐败并没有予以严格的界定。学术腐败这一词语多数是在一种相当宽泛的意义上使用, 通常指涉高等教育界存在的学风问题与学术弊端。利用学术资源谋取非正当利益或者利用不正当资源谋取学术利益是一种学术腐败的表现形式, 如:权学交易、钱学交易、色学交易等。学者李运抟认为学术腐败主要包括三种类型:一是各种学术评选活动中的腐败。二是“学霸”现象。这里所说的“学霸”, 并不是仅仅指学术权威的霸道作风, 而是泛指所有利用权力之便而在学术活动中以权谋私、行使霸道的行为。三是其三是“以官谋学”。所谓“以官谋学”, 是指具有一官半职者, 利用职务之便来谋取学术名称和学术利益。《当代教育科学》列举了十种学术腐败类型。在这里就不一一列明了。众多学者对学术腐败类型的研究是贡献良多的, 不足之处是对于学术腐败现象的认识多是表象的。笔者从学术权力的运转角度将学术腐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侵袭产生的学术腐败, 如“罗海霞”冒名顶替、民族身份造假加分等事件;二是学术权力自身运转存问题产生的学术腐败。“考试门性丑闻事件”、数次发生的学术剽窃事件、学术界流行的论文“写手”群体都属于此类。对于何为学术权力, 笔者将在后文中予以说明。

2 学术腐败流毒散播之广

2.1 古已有之的科场舞弊

在隋唐以前, 皇权对人才的选拔通常采用世袭、举荐制度, 这两种制度弊端很多, 不但堵塞了民间人才, 当时有所谓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说法, 还让世族得以把持人事, 影响到了皇帝的权力。自隋唐以后, 产生了一种新的人才选拔制度, 即后来广为诟病, 乃终至废除的科举制度。实际上相对于世袭、举荐等制度, 科举考试无疑是一种公平、公开及公正的方法, 也为皇权从民间选拔人才提供了一种渠道。可是令人遗憾的是, 考生一方为了有一个好前程, 他们四处奔波, 挖门子、找路子, 辗转相托, 想方设法与考官搭上关系, 以权、钱、色等为媒介从事着苟且之事。皇权意识到科场舞弊行为危害, 制定了各种严刑酷罚, 但是科场舞弊的阴霾如同灵魂不散一般冥冥不熄。考生与考官之间的卑劣勾当是难为外人知晓得, 但是总有纸包不住火的时候, 《百家讲坛》中曾披露过“顺天;试作弊案”。该案是明清科场舞弊案的最高峰, 一代“宰相”柏成为刀下之鬼, 也成为科举史上因科举舞弊被处死的职位最高者。在鸦片战争以后, 由于科举的内容渐渐与时代的需要脱节, 加上西学东渐和学校教育的崛起, 科举制度渐渐衰落。虽然历史埋葬了科举制度, 但是腐败的灵魂仍然从坟墓中侵袭着当今的高校教育。

2.2 学术腐败绝非中国特色

高校学术腐败, 并非市场化进程中的“中国特色”, 世界各地的高校都曾与之有染, 现在不妨揭开那遮羞的面纱, 见识一下西方学术腐败的“艳照丑闻”。据瑞典高教局公布的统计数据, 瑞典全国高校查处的学术造假案件2001年也就100余起, 然而三年后则翻番, 增加到了200多起, 2006年时再度翻番, 达到480多起。在查处的学术造假案件中, 抄袭剽窃案件呈急剧上升之势。实际上, 美国、法国、日本等国也未能置身事外, 洁身自好, 而是沦落红尘。高校学术腐败是遍布全球的毒株, 而且往往还是妩媚动人的毒株。南开大学校长饶子和曾经说过, 学术腐败不但中国有, 很多的学术腐败也发生在美国, 而且是发生在美国的名校。

3 学术腐败的根源——学术权力失衡

学术腐败的危害性显然是巨大的, 我们可以从学术对大学生命的意义中窥得管见。学术是承载一个大学精神与灵魂的载体, 如果在学术上一旦出现腐败, 那么这个大学探求真理的空间就将丧失, 可谓“皮之不存, 毛将安附?”。由此可见, 学术腐败意味着大学在精神上的死亡。鉴于学术腐败的危害性, 古往今来, 世界各国纷纷寻求治理学术腐败良药, 采取了各种举措, 但是学术腐败现象依然未能根除。原因何在呢?学术腐败的根源在于学术权力失衡。

3.1 何谓学术权力

美国学者伯顿·R·克拉克是西方从事学术权力方面研究的代表人物, 其将学术权力界定为:从高等教育系统最上层的国家到基层的教师等各个层次的管理机构和人员所共同享有的管理权力。伯顿·R·克拉克依据高等教育系统中权力运行组织的不同将学术权力划分为六个层次:系或讲座、学部、大学或学院、多校园的学术管理组织、州省或市政府本身以及一国的政府及其有关的部局与立法机构。国内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 学术权力是学术人员和学术组织拥有并行使的权力。将学术权力的主体限定为从事教学和科研的学术人员, 学术权力的客体或对象主要是学术事务、学术活动和学术关系。显然, 中西方学者对于学术权力的认识存在差异, 西方的学者对于学术权力界定的范围比较宽泛, 但是中西方学者也存在共识, 那就是权力运行紧密围绕着学术事务这一核心。笔者以为, 我们不妨将学术权力的主体限定为从事教学和科研的学术人员。理由之一是符合学术自由精神;理由之二是与大学自治的理念相切合;理由之三是比较易于将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相分离;理由之四出于对我国当前具体国情实际考虑;理由之五是符合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方向。

3.2 学术权力失衡的缘由

3.2.1 学术自由缺乏保障

中国现行教育体制是两级管理, 地方为主, 具体是中央和省级政府分级管理, 以省级政府统筹为主, 中央政府负责宏观管理和重大政策, 并直接管理100所左右大学, 省级政府负责统筹本地高等教育发展, 管理本地区的其他大学。问题主要出在政教不分, 一些人员借助其具体负责高校的权力和经费的便利条件, 对学术权力施加不当的影响。同时对于高校内部事务, 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常常交织在一起, 造成分工不明, 责任不清, 机构重叠, 人浮于事, 效率低下, 导致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相互越位、缺位和错位现象。这些原因必然导致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不当干预。一旦这些部门和人员出现问题, 企图用权力和金钱换取学术成果、学术地位或学术声誉, 学术腐败在所难免。

3.2.2 学术权力行使的任意性

在提倡学术自由的同时, 也要防止学术权力的滥用。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说过:“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 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100多年前留下了广为流传的至理名言:“权力使人腐败, 绝对的权力倾向于绝对的腐败”。学术自由学术权力正当性行使是有前提条件的, 一是制度性的保障要完备, 即需要一定的程序制度和必要的内部监督机制来保障;二是权力者本人应该是品行良好、学识渊博、有责任感的人。可是我国目前实际情况是, 这两个方面都存在问题。

4 学术新风在自由与规制之间徜徉

孟子云:知耻而后勇。指的是一种在遭受磨难与打击后, 在困境面前, 毫不气馁、决不后退、决不自暴自弃, 而是奋发进取、迎难而上的精神状态。2009年诸多教育悲剧事件作为学术界的耻辱写进了历史, 我们要以史为鉴, 知耻而后勇。那么如何治理学术腐败, 树立学术新风呢?从根本上杜绝腐败是需要打持久战的, 腐败就像病毒, 寄生在教育发展肌体内。如何将学术腐败扼制在有限的范围之内呢?按照本文的逻辑就是要保障学术权力在自由与规制之间平衡。说起平衡, 人们必定对悬空走钢丝的杂技表演留下深刻的印象。演员的表演时惊心动魄, 在表演过程中稍有不慎, 将有生命之忧。演员凭借高超的技艺, 借助一根又长又重的横杆, 在那高高悬空的钢丝上胜似闲庭信步, 将观感的紧张与刺激抛给了观众。显然, 高超的技艺和那根又长又重的横杆是杂技演员的表演成功的关键所在。那么保障学术权力平衡运行的法宝是什么呢?

4.1 坚持大学自治理念

大学自治是以学术自由为核心的大学精神的制度保障, 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学术上的自由和管理上的自主。大学自治的理念有利于在高校这个象牙塔与行政管理部门之间树上一个界碑, 防止行政权力越界, 以减少政府的不当干预或控制。同时也有利于在大学内部处理好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

4.2 程序性的规制

为了避免学术权力运行的任意性, 要重视程序正义。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学术权力行使要遵守程序。二是行使权力的结果和理由要公开透明。三是建立和完善学术共同体, 对学术权力的实际运行进行内部监督。对学术权力的外部监督是很困难的, 内部监督更有效。“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外行监督只能有一种道德意味, 只能看结果, 往往追求一个结果正义, 忽视了程序的正义

4.3 道德规制

篇9：知识创新与学术自由

【关键词】高校 学术自由 去行政化

一、中西方大学学术桎梏的历史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高校教育的普及，高校教育中的许多问题逐渐暴露，其中不管是科研活动、学术研究还是职称评定等内容，都与政治呈现越来越紧密的态势，这种情况在中外的高校教育史上有先例可循。如中世纪的西方大学有学校自治权，但学生的言论、行为都处于政治控制中，直到1810年柏林大学，其创办者洪堡提出将“追求最高形式的纯粹知识”1作为教学目标，才打破了学术自由的限制，使之逐渐脱离政治桎梏。反观中国，一直以来“行政化”问题较为突出。中国最初的大学，是在封建体制和文化残骸下建立起来的，虽然有一定的新兴思想，但是“自由”的特征不明显。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国家倡导下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格局，很快被“文化大革命”政治意识形态化。改革开放后，学术自由虽然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学术自由的环境与思想建设还很不成熟，“学术去行政化”的困境堪忧。

二、中国高校当下“学术行政化”问题及原因探讨

当下的高校中，存在着这样的情况：“高校青年教师在实际的工作岗位中，既要承担沉重的授课任务，又要完成科研上的指标，没有级别的青年教师没有话语权。”2，这就导致了很多原来有成就的权威专家，愿意放弃教学去搞行政工作，直接造成了教育人才的浪费。总体而言，“学术行政化”存在以下几点问题：

（一）学术事务与非学术事务界限不清

在高校实际的事务处理上，行政部门对科研经费的规定非常严苛，而实际操作中，每个学科乃至每个项目的科研都有其各自特点，与学院把经费用途规定得十分僵化的做法有着很大的矛盾，在一些规定中，“多少钱用于买书、多少钱用于学术交流、多少钱用于办公用品等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进行限定”3，这在操作上就带来了麻烦。

究其原因，在市场化高速发展的当下，高校发展不能独善其身，而是与社会的各方面息息相关。一方面，“高校生存与发展对社会资源依赖性增加，政府充当着协调者和保护者的角色”4，政府既然给予了科研经费，就理所当然对经费去向享有知情权，从这个层面讲，这是政府对纳税人的保证与承诺，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却对高校师生造成麻烦，不能不说是政策制定与实际运作的脱节。

（二）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职能分工不明

学术成果在评定职称中占较大比例，但行政方面的干预不容小觑，甚至其作用大于教师实际学术成果，同时一些人情交易等带来的恶性竞争也凸显了行政权力在高校环境中的“所向披靡”，导致了学术权力在高校中的式微。

行政权力在高校的“横行霸道”有多方面的现实原因，首先是高校行政级别被过度强化；其次，政府过多地干预学校的事务，在教师的提拔、职称评定方面具有主动权，学校被置于被动的地位；最后，是高校评价与监督体系的行政化趋向程度严重，评定教师的队伍主要是行政方面的人员，而与教师实际教学相关的学生却少有话语权，在教师评定上不能真正公平、公正。

（三）学术自由极大程度受到限制

毋容置疑，行政系统在大学与社会间建起了桥梁，对大学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不仅确保足够的资源流向大学，而且在外部环境中传播着大学的特性，從而成为公众兴趣关注的中心。”5但是我们也看到这样一种现象：“是大学行政组织，而不是学术本身，越来越与那些可以改变大学边界的活动有关。”6行政系统的工作有明确的目标和严格的程序，能够促进组织高效运行，但是学术事务不同于组织事务，“它的生产方式具有灵活性、多样性以及个性化的特点”7，如果让学术活动遵循程序化的原则，必然会损害学术活动的创造性。

三、高校“去行政化”的探索

大学行政化问题是近年来最受关注的的大学问题之一。其实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与探索由来已久。2010年温家宝总理就指出：“教育行政化的趋向需要改变，最好大学不要设立行政级别。”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意见征求发布会上说：“从学校内部着眼，‘去行政化的思路是：建立起一套新的适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然后逐步取消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的倾向”8，国家对实现高校学术自治问题高度重视，2016年发布的《关于优化学术环境的指导意见》提出，“不得以“出成果”名义干涉科学家研究工作，不得动辄用行政化“参公管理”约束科学家，不得以过多的社会事务干扰学术活动，不得用“官本位”、“等级制”等压制学术民主。”“四个不得”的提出，可看出国家在促进高校学术自治、学术自由方面的决心。

在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条件下，“强化了高校的外向型思维，而忽视了内向型的改革”9，西方高校市场化的主流趋势下，政府放权进而扩大高校的自主权力是必然走向，但我们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模式，毕竟其发展具有悠久的历史，教授治校、大学自治等已经完全融入西方高校制度之中，而中国高校发展的历史积淀不够深厚，学术自由在面对外部影响时，抗压能力较为薄弱，如“文化大革命”时期高校教育学术自由的消失殆尽。重建起一套高校教育模式花费的时间、物力、财力无疑是巨大的，自1979恢复高考以来，高校建设还处于待完善阶段，仍待新一代高校人的探索与发展。

大众都应该有这样一种意识：大学作为高级教育的领域，它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我们的学术知识的最高水平，代表着国家技术、人才的培养和储存基地，它必须是我们社会中最纯洁的一块地方。大学是知识传播的圣地，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二者的结合，必定是代表着引领人类真理探求的方向。公众要发挥民主监督的力量，促进高等教育改革、营造良好高等教育环境。

【参考文献】

[1]约翰·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旭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

[2][英]玛丽·亨克尔，国家、高等教育与市场[M]，古林贤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

[3]季洪涛，大学学术权力研究[D]，吉林：吉林大学，2012

[4]茹宁，从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的关系看我国大学“去行政化”改革[J]，高教探索，2011，（2）：14-18

篇10：知识创新与学术自由

一、学术自由和高校评估

(一) 学术自由概念及其合理性基础

目前学术自由缺乏一个共同的定义, 对学术自由的本质并没有达成一致, 这种情况使得对学术自由的共同理解和统一行动变得困难[1]。英国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学术自由 (academic freedom) 是指教师和学生不受法律、学校各种规定的限制或公众压力的不合理的干扰而进行讲课、学习、探求知识及研究的自由。”[2]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学术自由应当包含三个内容:审批谁具有教师资格的时候, 不以任何信仰上的理由进行歧视、区别对待;教师在大学以外的公共场所从事政治活动, 于职业无碍;相反, 教师在大学讲坛上的讲课必须对自己的价值观、信仰有一定的自制, 即所谓的“讲坛禁欲”[3]。美国学者爱德华·希尔斯认为, 学术自由就是在无损于个人地位和职位的前提下, 在特定高等教育机构或者学术社团之内学者们自由选择教学内容、研究课题并自由发表其著述的权力, 自由择定研究方向和方法的权力[4]。我国学者陈列教授从主体、客体、内容和目的四个要素分析学术自由, 认为“学术自由的权利主体主要是大学教师和学生;学术自由主要适用于大学的学术活动;学术自由活动范围是大学的教学和科研, 具体地包括研究自由、教授自由、学习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学术自由的目的是免除外界不合理的干扰, 以潜心探究和传播真理”[5]。

从本质上来看, 国内外学者大多将学术自由理解为一种特殊的权力 (利) , 其可以与外界的不合理干扰因素相抗衡, 其理论基础是追求真理 (知识) 的超脱性。本文中学术自由采用广义上的定义, 即大学及内部学者享有的研究自由和教学自由, 而不受外界不合理的干扰。

美国学者布鲁贝克较早将学术自由的合理性归结为认识论、政治论、道德论三大理论, 而其中认识论是学术自由存在的最重要支柱[6]。“证明学术自由正确的理由基于这样的假设, 即知识对于社会是宝贵的, 而且不受干预的教学自由、研究自由、出版自由等等, 乃是追求知识的必由之路。”[7]我国学者也多从认识论出发, 即将探求知识和真理作为学术自由的存在的理由, “学术自由的合法性只能从知识本身得到说明”[8], “学术活动是追求真理的活动, 而对真理的追求与探索, 必须以自由为基础”[9]。“自由的精神是知识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所在, 因而它是探求真理过程中的精神保证。真理的探求一般都是在知识前沿领域进行, 它的对象是高深学问, 因此只有使专业人员拥有一定的自由, 真理的探求才会成为可能。”[10]

学术是高校的生命, 学术进步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所在, 而学术自由是学术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 对于学术自由的重要性, 在各国学术界范围内已经达成了一致的观点。历史实践也已经证明了, 学术自由愈充分, 学术愈繁荣;美国学者布鲁贝克曾说过, “学术自由是学术界的要塞, 永远不能放弃”[6]。因此, 学术自由是高校的根本理念, 实现学术自由, 驱除学术自由的阻碍因素, 是推动我国高校学术繁荣的内在要求, 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条件。

(二) 高校评估制度的合理性基础

布鲁贝克认为, 二战之后高等教育与社会有了更紧密的联系, 已经从单纯的“象牙塔”转变成了社会“服务站”, 而且政治论基础在美国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后得到了更广泛的支持, 社会对大学的关注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哈罗德·珀金曾说过“自1960年以来, 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经历了一个高等教育大发展时期。大学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轴心机构’, 高等学校显然在向一种由国家控制的法人官僚机构发展”[11]。德里克·博克认为由于大量的公共财政支持, “大学有理由承认自己的义务, 应该向公众提供有助于解决重大社会问题的服务, 回报于社会”[12];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作为高校的投资者———政府、企业和学生家长都对高等教育的质量更为关注, 如何保障高校教学质量成为大众化以来各国政府关注的问题。

20世纪40年代, 教育评估的概念开始得到人们的认同[13]。经过实践证明, 高等教育评估不仅使高校的社会服务职能得以实现, 还能对高校的质量加以有效监督。高等教育评估制度很快就在各国得到发展, 并在20世纪80年代就形成了“美国模式、英国模式和欧洲大陆模式”[14]。高校评估满足了人们对高校社会性职能的检验需求, 也满足了大众化背景下高校扩张的要求, 可以说高等教育质量评估的发展是各方利益体博弈的必然产物。

较之英美国家, 我国高校的财政支持更为依赖于政府和社会。一方面我国高校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大量扩招导致高校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 除了收取学生学费之外, 只能依赖于政府的财政支出;另一方面, 我国的传统文化一向是以实用主义为指导思想, 同时由于计划经济的影响还依然没有完全消除,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散发出浓郁的社会服务气息。并且高校服务社会的理念还得到了部分学者的支持, 如潘懋元教授指出“发展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 已成为当前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趋势之一”[15]。在高校评估成为国际趋势的背景下, 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引入评估制度具有充分性和必要性, “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评估工作开始走向规范化、科学化、制度化和专业化的发展阶段”[16]。

二、我国学术自由与高校评估制度冲突的理性分析

学术自由作为一种传统的大学理念与新兴的评估制度在高校内部得以结合, 二者的最终目的都是促进高校的发展, 但是由于学术自由和评估制度在一些方面的差异, 它们之间难免会发生一些冲突和矛盾。有学者指出“在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和评估活动深入进行的过程中, 如何解决评估活动中的行政本位与学术自由的矛盾, 已是我国高等教育评估不可回避的问题”[17]。

(一) 冲突的表现

第一, 评估主体行政性与学术自由的冲突。由于历史文化等原因, 我国高校受政府的监管力度相对较大, 在博弈中政府占居了主导地位, 教育行政部门对高校评估有着绝对的权威性, 带有较明显的计划经济的痕迹, 因此评估模式蕴含的浓厚的行政文化对学术中的自由理念产生的冲突更为明显。在高校评估发展的过程中, 以学术自由为理念的高校必然对评估制度产生抵触心理, 高校和行政部门的矛盾与冲突如果不加以协调, 高校评估将起不到应起的作用, 高校学术自由也将受到压抑。有学者指出, “大学教学评估作为国家对高等教育监督、调控、管理的重要形式, 彰显着一种政府的干预力量, 与大学的学术自由形成了矛盾、冲突, 实质上体现了学术发展力量和政府管理力量的最终博弈。评价干预必须保持一个合理的尺度, 评价的行政管理化走向应引起深思”[18]。教育部颁布的评估实施方案中规定“通过水平评估进一步加强国家对高等学校教学工作的宏观管理与指导”[19], 虽然教育部鼓励高校进行自评自建, 但是最终还是要以教育部组织的专家评估为准, 对于高校自评中现行的学生评教制度, 其受到学者的质疑。教育部与高校在评估中地位的冲突是我国学术自由和评估制度冲突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二, 学生评教与学术自由的冲突。学生评教是学生根据一定标准对教师整个教学过程做价值判断的活动过程;教师对学生进行授课, 也要基于一定的价值判断, 即对知识的自由教授和自由传播的价值追求。大众化背景下, 学生的数量和质量等因素使得学生的价值判断趋于多样化, 难以与教师的价值观完全相同。因此有学者认为“既然教师对教学自由的要求是正当的, 同时学生评教也是合理的, 这就形成了学生评教和学术自由这一对难解的矛盾”[20]。新英格兰大学教授Robert E.Haskell通过大量研究指出, 教学评估中“学生评教制度通过提供对大学课程, 教学内容, 级别标准和教学方法等的控制机制对教师的教学职责起到了干扰作用……这是一个对学术自由未被识破的严重干扰”[21]。学生对与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不会有共同的观点, 教师在讨论有争议的思想或威胁到学生的价值观的时候, 学生会通过评教方式表达对教师的不满。出于对自身职称、评价等考虑, 教师的课堂授课内容及形式都将以学生为中心, 教师可能会更关注学生对他的评价而忽略对教学效果的考虑。

第三, 评估方式及内容与学术自由的冲突。根据我国教育部2004年8月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 (试行) 》, 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指标和等级标准包含了7项一级指标即办学指导思想, 师资队伍, 教学条件与利用, 专业建设与教学改革, 教学管理, 学风, 教学效果;其中教学效果所占权重为31.58%, 专业建设与教学改革为15.79%, 其余5项比重各占10.53%。另外一级指标又分为19项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下设44项主要观测点。从评估方式来看, 我国的评估标准基本上是以量化为主, 将指标尽可能地进行细分并对之进行评分;从评估内容看, 我国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侧重于从外在角度进行测量, 如效果、基础建设、师资和管理制度等方面来进行评价, 而对于学术精神———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等方面基本没有涉及, 在二级指标办学思路中包含了教学思想观念这一观测点:A级水平“具有先进的教育思想观念, 办学思路明确, 质量意识强”, 思想观念比重仅占总权重的2.63% (1) 。从上述评估标准和内容来看, 我国本科教学评估缺乏对学术发展的考虑, 应当在评估内容上添加学术环境情况, 包括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的学术精神的评估。当前高校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应对评估, 必然造成对学术自由的干预, 对学者研究学问造成一定的影响。

(二) 冲突的原因分析

笔者认为, 高校评估和学术自由的冲突存在一定的历史

(1) 此处的31.58%、15.79%、10.53%、2.63%是按照我国教育部2004年8月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 (试

行) 》中指标计算得出。必然性, 是高校发展过程中高校内部和外部各方利益主体博弈的结果。笔者尝试从多角度出发分析冲突的原因, 主要包括哲学基础、价值追求、评估方式3个方面。

第一, 政治论与认识论的冲突———哲学观的冲突。高等教育的哲学基础主要有认识论和政治论, 而学术自由和高校评估的冲突正是由于认识论和政治论哲学观的差异性所导致的结果。前文已经提到学术自由存在的合理性历史上以认识论为主, 大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以研究高深知识为特征, 以追求真理为己任;而评估制度的哲学基础主要来自于实用主义, 着重强调大学对社会的服务, 因此是以政治论为哲学基础的。认识论和政治论的实质区别导致了学术自由理念和高校评估制度的冲突必然性, 并且随着政府对高校控制力增强而增加。现阶段, 我国的高校评估“是在政府和高等教育主管部门的组织下进行的, 因而, 评估主体还受政府和主管部门的领导, 不具有完全的独立性。换言之, 我国的高等教育评估具有行政主导的性质”[22]。不可否认, 由于种种原因, 我国的高等教育哲学中政治论占居了主要地位, 这就决定了高校评估关注高等教育的社会价值更胜过其学术价值, 高校及内部的学者对学术自由的渴求与关注社会价值的评估制度必然产生冲突。

第二, 短期目标与长远目标的冲突———价值观的冲突。克拉克·克尔曾说过, “ (大学) 纯粹的学术生活模式的至高无上这个方向和国家的合理指导一致, 这是非常长期的趋势。但是, 一些矛盾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23]。大学坚持学术自由精神是从知识的进步这个长远目标出发, 对一个国家发展来说也是一个需要长久支持的目标, 其追求的价值是“自由”和“超脱于现实”, 总的来说, 学术自由是以全人类的进步为价值追求。因此, “在一些情况下, 学术自由反对评估是有效的:当评估真正阻碍了知识进步的追求”[24]。

高校评估的引入是大众化背景下各利益主体博弈的结果, 笔者认为其是高校发展历史中的一个阶段性产物, 高校评估目的在于缓解高校与社会的矛盾, 满足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求, 因此高校评估的价值追求是以社会主流价值观———“效率”为主,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高校的教育教学质量, 但是对高校的学术发展并没有起到促进作用, 甚至起到了相反的作用。为了使高校定位于社会经济服务站, 各国政府利用财政支持作为杠杆, 利用评估作为工具, 使得高校基本按照政府制定的方向发展, 实质上高校评估是为了满足政府的短期目标———社会经济发展而采取的手段,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评估广泛被世界各国所采纳。我国也不例外, 教学评估的目的在于“办好让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总之, 从价值观上来说, 高校评估与坚持学术自由的矛盾是在于“效率”和“自由”的价值选择矛盾, 是政府追求国家发展这一短期目标和人类知识进步这一长远目标阶段内不匹配而产生的。

第三, 定量化评估方式与学术自由的冲突———方法论的冲突。我国有学者指出, “一个不合理的评估制度也会限制大学自主权, 使大学丧失多样性和个性, 更主要的是压制学术自治、学术自由, 最终阻碍大学自身积极性的发挥, 在已有评估制度中, 往往注重硬指标的评价, 目前的评估制度中很少涉及对人才成长的生态环境的评价, 学术研究的政治氛围、学术环境很少有指标测量”[25]。从《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 (试行) 》可以看出, 我国现行高校评估模式主要方法是通过量化、细化各种指标体系来考核高校的各方面水平, 而作为大学理念的学术自由却不能用简单的量化手段和细化指标来进行衡量, 同时由于大学对高等教育评估的偏重, 最有可能的就是弱化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等理念的建设。学术的发展和进步不仅仅体现在量上, 更体现在质上, 目前由于我国的评估体系处于初步发展阶段, 还没有从定性的角度来考评, 不健全的评估模式将给高校产生一定程度上的导向性, 即高校只注重一些可量化的东西, 如基础设施建设、图书馆建设等, 而大学精神的培养却逐渐弱化, 最终导致的冲突对于高校长远发展是有害的。

三、我国学术自由与高校评估制度冲突的协调

1.高校评估制度应以学术自由为基本理念, 以保障学术自由实现为目标。学术自由意义之重大毋庸置疑, “很多学者都赞同这种观点, 即如果没有学术自由, 高等教育系统就不会得到充分的发展”[1]。邬大光教授也指出“缺乏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根基, 现代大学制度就失去了存在的土壤和发展的空间”[26]。因此大学的发展必须要以学术为基本理念, 保障高校质量的制度也应当充分重视学术自由的重要性, 在评估高校时, 不仅不能损害学术自由的发展, 还应当对学术自由的具备与否进行评估;另一方面, 高校评估制度的作用也已经得到了实践的证实, 在当前大众化背景下, 高校评估制度较为有效地遏制了高校质量的滑坡, 由此高校评估制度在保障高校教学质量方面还将继续发挥更大的作用, 但是我国的评估制度还不完善, 随着评估制度的完善, 必须将学术自由的理念纳入到高校评估之中。评估制度和学术自由并存于高校之中, 要求高校评估制度应以学术自由为基本指导思想, 还要以保障学术自由实现为目标。只有在学术自由理念下制定和执行高校评估制度, 才能使二者的冲突得以缓减。

2.高校应由被动接受评估向积极参与者的角色转变。英美等一些历史上坚持学术自由的国家在评估体系中, “高等教育行业组织在评估活动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为高等教育行业质量承担集体责任, 以维护学术自由和高等教育行业的利益”[27]。相比之下, 根据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教育评估暂行规定》:“国家普通高等学校教育评估领导小组, 在国家教育委员会的领导下, 负责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教育评估工作”, 我国的高校作为学术组织在评估中却始终处于被动接受评估的角色。

首先, 高校应当积极参与制定指标体系。高校的质量问题已经不仅仅涉及一方的利益, 它涉及政府、高校和社会三方利益, 因此对于保障高校质量的重要手段———教学评估的各项指标体系, 应当尽量满足上述三方的利益, 有必要邀请各方利益当事人参与到评估指标体系制定程序当中。其中, 高校质量对大学本身尤为重要, 高校的发展不仅仅是为了给社会提供社会服务, 其最重要的目的是对知识的传播、对高深知识的研究, 高校本身的学术环境应当列入评估指标的首要部分, 尤其对于研究型高校来说, 大学的学术自由气氛要得到保障。总体上来说, 高校倾向于按照学术标准制定指标体系, 而国家倾向于按照行政标准来制定并执行评估指标, 二者的侧重点不同, 因此必须协调二者之间的比重。由于评估的对象是一个学术机构和学术职业人员团体, 因而, 指标体系应当在学术质量方面适当增加比重, 以缓减高校学者对评估的抵触情绪。

其次, 高校应当积极参与评估程序。当前高校主动参与评估的程序基本上都是院校自评 (内部评估) 。有学者指出“自评的目的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实行该项活动的学校或系部所决定的, 但许多国家机构却规定自评必须基于其提供的方针框架或预先设置的问卷”[28];同样我国的自评自建也是在外部专家评估之前必须进行的, 并且是严格按照教育部规定的教学评估指标体系进行的。笔者认为, 自评是院校对其本身进行的评价, 其最大的意义在于高校将自身的客观情况完全描述清楚, 应当由院校本身来主导, 而不应拘泥于给定的方针框架或者指标体系。如果由高校本身在主导自评程序, 其会更注重于学术水平的评估, 包括构建学术自由的环境, 创建学术生态系统等方面。

自高校诞生之日起, 学术自由就作为其精髓并推动大学的不断进步。在当代高等教育飞速发展的时期, 保持学术自由之精神显的尤为重要。同时, 在大众化背景下高等教育质量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评估制度应运而生并得以快速的发展。此时, 作为大学理念的学术自由精神和作为外部力量介入高校的评估制度在高校里共存并进行了激烈的碰撞。高校评估和学术自由的冲突在某种意义上说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必然产物, 是不可避免的。

我国高校的评估制度还处于逐步成熟阶段, 同时又由于我国的行政文化较浓等原因, 评估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并未将保护学术自由考虑在内, 本身我国高校的行政色彩就较为明显, 作为外界力量介入的评估制度也是如此, 高校评估和学术自由的矛盾必然会给高校的学术进步带来一定的压力。但是二者之间的冲突又是可以调和的, 而协调高校评估和学术自由冲突的最重要一点就是评估制度以学术自由为基本理念, 以保障学术自由实现为目标, 充分重视高校的主体地位, 这样才有助于构建高校生态环境系统, 推动高校良性发展。

(曹淼孙,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讲师, 北京100191;李汉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北京100191;梁志星, 中国民航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助教, 天津300300)

摘要：学术自由作为大学的根本理念, 是推动高校学术繁荣和争鸣的重要基础。在大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 学术自由理念不断地发生着变迁。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 评估制度作为外界监督高校质量的保障机制得以快速发展。但学术自由和高校评估制度的哲学基础和价值追求及方法论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性, 必然会导致二者之间产生一定的冲突。因此, 协调冲突的关键在于要求我国高校评估制度应以学术自由为指导思想, 以保障学术自由实现为目标。同时, 高校应由被动接受评估的角色向积极参与者的身份转变, 以便建立以高校为核心的良性评估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