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仲裁员责任制度

浅谈仲裁员责任制度（共5篇）

篇1：浅谈仲裁员责任制度

劳动争议仲裁员管理制度

第一条为加强劳动仲裁员的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的规定，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本制度所称劳动仲裁员（以下简称仲裁员）是指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员会）聘任的处理劳动争议的工作人员，分为专职仲裁员和兼职仲裁员。

第三条仲裁员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一）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二）坚持原则，秉公执法，作风正派，勤政廉洁；

（三）具有一定的法律、劳动业务知识及分析、解决问题和独立办案的工作能力；

（四）从事劳动争议处理工作三年以上或从事与劳动争议处理工作有关的工作五年以上，并经过专业培训；

（五）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身体健康，能坚持正常工作。

第四条市县（市）区仲裁员须经市劳动保障部门培训后由省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考核认定，并颁发劳动仲裁员资格证书。

第五条各级劳动仲裁委员会委员自被政府任命之曰起具有仲裁员资格。

第六条取得仲裁员资格，并符合仲裁员应具备的基本条件，方可由各级仲裁委员会根据实际情况聘任为仲裁员，仲裁员每次聘期为三年。

第七条仲裁员实行定期考核制度，市仲裁委员会每年对仲裁员进行定期培训。聘期满三年时，对仲裁员工作情况、业务水平进行考核，考核合格者，办理续聘手续。

第八条取得仲裁员三年内，如未被仲裁委员会聘任或虽被聘任但每年参加办案少于二次者，取消仲裁员资格。

第九条仲裁员在聘任期内因工作调动或其它原因，不能履行仲裁员职责的，仲裁委员会予以解聘。

第十条被取消仲裁员资格，若再次取得仲裁员资格，须重新参加培训，考试和资格认定。

第十一条仲裁委员会和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仲裁员实施监督管理，对仲裁员执行公务中的违法乱纪行为，应根据情节轻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第三十八条和《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组织规则》第二六条的规定处理。

篇2：浅谈仲裁员责任制度

关键词：证明责任,主观证明责任,客观证明责任,证明责任分配

在仲裁、诉讼等纠纷解决方式中, 当事人的行为无不围绕着证据展开。然而, 争议双方提交的证据不够充分甚至根本不能提供证据, 以致产生客观事实不能查清或处于真伪不明状态, 而裁判机关不能以此为由拒绝裁判。此时, 应当由哪一方来承担这种举证不能的后果?证明责任的问题由此产生。

一、证明责任制度的内涵辨析

(一) 证明责任的含义

“证明责任”这一术语最早由古罗马的法学家使用。在英文中, 证明责任表述为“burden of proof”。早在19世纪末, 美国著名法学家塞耶就指出证明责任这一术语的含义有两种:第一种是指“负有这种特定责任的当事人, 对他已主张的任何双方有争议的事实负担着风险———如果最终不能证明其主张, 他将会败诉”;第二种是指“在诉讼开始时, 或是在审理或辩论过程中的任何阶段, 对争议事实提出证据的责任”。[1]

当前我国证据学理论界对证明责任的含义解释主要有以下三种不同的学说:

1.行为责任说

行为责任, 又称“提供证据责任”、“形式证明责任”、“主观证明责任”。该学说是从“提供证据”或者“行为意义”的立场来认知和规定证明责任的内涵。是指提出“有利于己方的实体要件事实”的当事人, 对该事实有责任提供充足证据加以证明。

2.结果责任说

结果责任, 又称“说服责任”、“实质证明责任”、“客观证明责任”。该学说是从“说服法官”或者“结果意义”的角度来认知和规定证明责任的内涵, 是指在案件审理终结时, 法律所许可的证据或证明手段已经穷尽, 要件事实真伪不明的, 法院判决一方当事人败诉 (即承担不利益判决) 。

3.双重含义说

双重含义说认为应当从行为和结果两个方面来解释证明责任。目前, “双重含义说”在我国证据学界得到了广泛的接受。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 有责任提供证据。”此条款仅规定了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证据规定》第2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 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此条从行为证明责任与结果证明责任的双重角度, 规定了证明责任的内涵及其分配问题。由此可见, 我国在立法上也承认了证明责任的“双重含义”。

笔者赞同“双重含义说”, 认为证明责任既包括当事人对所主张的事实负有提供证据证明的责任, 也包括在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 主张该事实的当事人所承担的不力诉讼后果。因而证明责任在学理上通常有主客观之分, 笔者将在下文中逐一分析主观证明责任和客观证明责任的内涵。

(二) 证明责任内涵之主观证明责任———主观证明责任的双重内涵

主观证明责任, 又称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提供证据的责任、形式证明责任, 是指一方当事人为了避免败诉, 通过自己的行为对争议的事实加以证明的责任。是从当事人提供证据行为的角度解释证明责任, 把证明责任解释为当事人为避免败诉, 有向法院提供证据的必要。

证明责任有抽象和具体之分。抛开具体的诉讼程序, 就一个要件事实发问, 由谁负担在诉讼中对要件事实举证, 此为抽象证明责任;若法官已经获得一定的事实信息并形成暂时的心证, 此时由哪一方当事人提供证据, 则为具体证明责任。[2]主观证明责任存在抽象和具体双重内涵。在诉讼程序开始前, 法律事先设定了由哪一方当事人就何种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因此为主观抽象证明责任;在诉讼程序进行当中, 法官对于事实已经获得一定的信息, 此时应当是由谁提供证明、尤其是提供反证的问题, 因此为主观具体证明责任。

主观抽象证明责任独立于诉讼而存在, 其分配与客观证明责任呈现出一致性;而主观具体证明责任则与具体诉讼有关, 强调法官基于阶段性的心证, 为了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而将提供证据的责任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转移。普维庭认为, 抽象证明责任是独立于每个诉讼的风险分配, 因此它纯粹是一个法律问题;而具体的证明提供责任则取决于每一次的证明评价, 即属于事实问题, 原则上它仅仅是作为法官对事实评价的附随而存在。基于此笔者认为, 可以将主观具体证明责任的概念排除在证明责任内涵之外, 仅将主观抽象证明责任纳入证明责任的内涵。

(三) 证明责任内涵之客观证明责任———从举证责任到客观证明责任的跨越

客观证明责任, 又称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 是指当某个事实存在与否不明确时, 某一方当事人将承担以该事实为要件的、于己有利之法律效果不获认可的危险或不利益。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 有责任提供证据。”许多学者将这一规定概括为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 即“谁主张, 谁举证”。然而, 这一说法并不精确, 在法学研究中产生了一系列问题。例如, 若双方当事人同时主张同一事实, 直至审判结束时该事实仍然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 应当由哪一方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举证责任”是否仅存在于诉讼中?针对以上问题普维庭提出, 客观证明责任这一概念已经将举证责任囊括其中, “举证责任不过是这个概念及其所揭示的理论体系在诉讼上的体现而已。”[3]

客观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的区别主要有两点:其一, 客观证明责任主要属于实体法, 是基于某一具体请求权而对一方当事人承担败诉风险的预分配, 因而不能被转换或倒置, 而举证责任则可以在同一诉讼中多次被“转换或者倒置”;其二, 客观证明责任与具体的诉讼活动无关, 属于抽象的证明责任, 而举证责任则是具体的证明责任, 也就是说, 只有对某个具体的请求权的具体要件来说, 这时候应当由谁提供证据才是有意义的。

综合以上分析, 证明责任的内涵应当分为两部分:一是从当事人的角度出发, 如果不对某待证事实提供证据, 则当该事实真伪不明时就必须承担不利的后果;二是从法官角度出发, 当穷尽证明手段后待证事实依然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 由哪一方当事人承担败诉的风险。其中第二部分是证明责任的基础。由于判决最终要由法官依据法律及已知事实作出, 而非当事人在证明过程中付出的努力, 因此可以认为第一部分是对第二部分的同义表达。因此, 证明责任的本质即客观证明责任, 是待证事实真伪不明时, 一方当事人所承担的危险或不利益。

二、证明责任制度的核心———证明责任分配理论

目前有关证明责任分配的学说中, 规范说是通说, 当然诸多学者在对法律要件分类说的批判和对现代型诉讼特征的研究中, 也提出了各种证明责任分配的新理论。

(一) 规范说概述

规范说是由德国著名法学家罗森贝克创立的证明责任分配学说, 罗森贝克以民事实体法规为出发点, 在对法规要件进行分类的基础上构建了该学说, 故日本学者新堂幸司又将其称为法律要件分类说。[4]

(二) 对规范说的批判及新学说概述

随着社会的发展, 规范说由于注重法律规定的外在形式而暴露其先天性的不足, 其最初的稳定性走向机械性, 预测性导致滞后性, 难以实现诉讼双方当事人在个案中存在的实质上的公平正义。因此, 许多学者另辟蹊径, 提出了证明责任分配的新学说。

1.盖然性说

该学说主张以待证事实发生的盖然性高低, 作为分配证明责任的依据。该学说的提出的目的是为了避免裁判中认定的事实与实际发生的事实不一致, 以有利于实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然而该学说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 由于缺乏明确的标准, 对证明责任的分配更多的取决于裁判人员的自由裁量, 这不但对裁判者的自身素质有着极高的要求, 在实践中也减少了法的可预见性。

2.危险领域说

该学说依据待证事实属哪一方当事人控制的危险领域为标准, 决定证明责任的分配。危险领域指“加害方能依据法律上的或事实上的方法进行实际控制的生活领域”。[5]

笔者认为, 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 我国的民事诉讼属于“法规出发型”诉讼, 法官依据已证明的案件事实是否符合实体法所规定的要件事实, 而按照实体法的规定作出裁判。因此区分基本规范与对立规范, 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是完全可行的。因此应当坚持罗森贝克的“规范说”。但是, 当出现特殊诉讼情形时, 可以借鉴有关证明责任分配理论的新学说如危险领域说、盖然性说, 以促进该类型纠纷的公正、高效解决。

三、证明责任制度的价值

“证明责任乃诉讼的脊梁”, 形象的法谚一语道出了证明责任制度的重要。“这一制度是在任何诉讼, 任何诉讼种类, 并在任何国家的法律体系中都可能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6]由于证明责任制度的影响广泛, 笔者在本文中将着重介绍证明责任制度对民事诉诉讼的价值。证明责任制度贯穿于整个民事诉讼之中、影响着诉讼结果, 而且在民事诉讼开始之前它就已经在指挥着人们的行为, 例如诉前的证据保全。而诉讼前与诉讼后的证明责任制度价值均来源于诉讼中证明责任制度价值的延伸, 是通过其诉讼效果推导出的意义, 因此笔者将在下文中着重分析证明责任制度在民事诉讼中的意义和价值。

1.对法官:在事实真伪不明状态下作出裁判

在诉讼中, 并非所有案件都能查清全部案件事实。然而, 即使争讼的案件事实无法全部或部分查清, 法官仍需作出裁判。[7]此时, 证明责任制度的规范决定了法官终局裁判的内容。例如, 在一般侵权案件中, 若侵权人的“过错”要件无法证明, 法官通常会将败诉的风险分配给负有该要件证明责任的被侵权人。由此可知, 如果对证明责任作出了错误判断, 就会导致对证明问题的错误规定, 进而造成错误的事实认定和裁判。因此, 确立正确的证明责任制度对法官在事实真伪不明状态下作出正确裁判具有重大价值。

2.对当事人:提供诉讼中攻击和防御的依据

在民事诉讼中, 双方当事人处于对抗状态, 原告是提起诉讼的一方, 处于攻击者的位置, 应向法院主张作为诉讼请求依据的事实, 被告则处于防御者的位置, 应主张反驳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正因为证明责任在诉讼发生前已经按照一定的标准分配于双方当事人, 原、被告才能够围绕着事实问题有序地展开攻击和防御。

3.对证据分类:为确定本证和反证提供依据

本证和反证的分类标准即证明责任, 离开了证明责任, 就无法正确地区分本证和反证。当法律要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时, 法院可决定由负有证明责任的一方继续举证, 只有其所举证据的证明力达到高度盖然性才能免去进一步提供证据的责任。对于不负证明责任的一方, 只要有提供的反证动摇了本证的证明力即可。[8]

参考文献

[1]李浩.民事证明责任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03.

[2][德]普维庭.现代证明责任问题[M].吴越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13.

[3][德]普维庭.现代证明责任问题[M].吴越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02.

[4][日]新堂幸司.新民事诉讼法[M].林剑锋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8.

[5]陈刚.证明责任法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192.

[6][德]普维庭.现代证明责任问题[M].吴越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01.

[7][德]莱奥·罗森贝克.证明责任论[M].庄敬华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2:65.

篇3：浅析我国仲裁员责任制度

摘 要 仲裁员责任制度是保障仲裁公正性的关键。我国目前有关仲裁员责任的法律规定定位模糊，简单粗略，缺乏可操作性，“枉法仲裁罪”也存在司法过度干预仲裁之嫌，很难在司法实践中有效地保障仲裁活动。为了使仲裁员责任制度在仲裁活动中充分发挥应有的保障作用，我们要进一步探讨仲裁员责任制度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重新审视现行立法对仲裁员责任规制的合理性，并结合世界各国通行的仲裁员责任理论，对我国仲裁员责任制度进行思考，以期对其进行完善，更好地服务于整个仲裁活动。

关键词 仲裁员责任 责任论 豁免论 有限豁免论 完善

作为一种争议解决方式，仲裁因其自身独有的公正性和高效性而备受民商事活动当事人的喜爱。仲裁员是仲裁制度的灵魂，在仲裁活动中拥有一裁终局的权力，决定着仲裁的结果和仲裁当事人的成败，拥有权力便存在滥用权力的可能，因此，为保障仲裁的质量，法律在赋予仲裁员大量权力的同时，也应当重视仲裁员义务的规范，并通过建立仲裁员责任制度来救济当事人在仲裁活动过程中因仲裁员不履行或不当履行义务而受到的损害。

一、仲裁员责任制度概述

（一）仲裁员责任的含义和内容

仲裁员的责任，是指仲裁员在履行其职责时因存在法律规定的过错行为而对当事人或社会所承担的责任①。根据上述概念的界定，仲裁员责任的产生应当具备两个前提：首先，仲裁员的行为违反了法律或行为规范的规定；其次，违反法律或行为规范的行为应该属于仲裁员的职务行为，即行使仲裁权力进行仲裁活动的行为。只有在这两个前提存在的情况下，仲裁员才有可能承担相应的责任。

仲裁具有契约性和司法性双重性质，其在契约性基础上包含司法性因素。因此，仲裁员的责任包括三种形式，即当事人施加的责任（或称契约责任）、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②。通常，人们对于道德责任没有什么争议，由于其缺乏强制力，作用有限，因此本文不作过多讨论，而当事人对仲裁员施加的责任或者与仲裁员就责任问题达成的契约归根结底都要落实到法律责任上，受到国家法律的规范和制约。故而本文所讨论的仲裁员责任，就是指仲裁员在其行使职权的过程中因存在法律规定的情形或者违反其与当事人之间的约定而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这里所说的法律责任通常就是指民事责任。

（二）仲裁员责任制度的必要性

首先，仲裁员责任制度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仲裁员是在仲裁案件中主持仲裁活动并对当事人之间的争议作出裁决的人，对仲裁案件的进程和仲裁结果起着决定性作用，享有法律赋予的一裁终局的权力，如果不受到有效的制约，该权力就有被滥用的可能。由于我国目前的仲裁员选任体系不够完善，仲裁员素质良莠不齐，实践中存在仲裁员故意不披露与当事人的利害关系、接受当事人贿赂、无故拖延仲裁程序，导致仲裁程序延期不决等现象，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当事人的利益，同时也严重地损伤了当事人对仲裁公正和效率的信任，降低了当事人选择仲裁解决争议的积极性，长期下去必然会阻碍仲裁业的发展。

而我们所讨论的仲裁员责任制度，直接针对仲裁员的不当行为，追究其相应的民事责任，严重的甚至要追究其刑事責任。一方面可以对仲裁员起到警示作用，促使其勤勉尽职，客观公正地审理案件，对其仲裁权力形成有效的制约；另一方面，也为当事人提供一种直接的救济机制，从一定程度上弥补仲裁员不当行为对当事人造成的损失。仲裁员责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会对仲裁业的发展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也是仲裁业长远发展的必然要求。

其次，对于仲裁员的责任要求不能过于严格。过于严格的责任制度可能引发仲裁员和当事人之间的紧张关系，造成当事人对仲裁员的不信任，甚至滋生当事人恶意将仲裁员牵扯进繁琐冗长的司法程序当中的现象，致使仲裁员与当事人双方对立，有损仲裁员参与仲裁的热情，不利于仲裁发展。另外，过于严格的责任制度也将导致司法较多地介入仲裁，干预仲裁活动，不利于仲裁的独立发展，容易造成仲裁诉讼化的倾向。虽然仲裁员的法律责任应当通过一定的司法途径进行追究，但从仲裁的独立发展方面考虑，司法应当尽可能少的介入仲裁活动中，否则，以司法的强势地位，很可能使仲裁变成它的附庸，丧失独立发展的空间。因此，应尽量减少司法介入仲裁的机会，避免过于严格的仲裁员责任制度③。

总之，仲裁员责任制度的目的在于督促仲裁员认真履行职责，防止其滥用仲裁权。为保障仲裁质量，确实有必要设立并完善仲裁员责任制度。同时，仲裁员行使的权力来源于法律和当事人的双重授权，体现了国家法律和当事人两方面的意志，因而法律应当为仲裁提供一个相对宽松的、独立自治的发展空间，不应规定过于严格的仲裁员责任，以免阻碍仲裁制度的独立发展。

二、仲裁员责任理论及各国立法考察

仲裁员责任制度的出发点是仲裁的性质，仲裁的性质是整个仲裁制度的基础。仲裁自身契约性和司法性并存的特点，使得各国对仲裁性质和仲裁员身份的认识不同，导致各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对于仲裁员责任问题的处理上也存在不同的理论，这些理论主要包括：仲裁员责任论、仲裁员责任豁免论以及仲裁员责任有限豁免论。

（一）仲裁员责任论

仲裁员责任论主张仲裁员应当为其在履行职务时的过错行为承担民事责任。这种理论主要来源于仲裁性质契约论，该理论认为，仲裁员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是通过契约确立的，仲裁员由仲裁当事人或代仲裁当事人委任来提供解决当事人之间争议的服务并收取报酬，当事人与仲裁员之间产生契约关系。该契约的条款可以规定于提交协议、相关仲裁规则、审理范围书或委任条款之中④。该理论之下，仲裁员接受当事人的指定，提供专业知识为其解决争议，并在作出仲裁裁决后接受报酬。如果当事人不给付报酬，仲裁员可以依法向当事人提出请求；如果仲裁员在执行职务过程中有懈怠行为或者有侵害当事人利益的不当行为，当事人可依照合同诉请仲裁员赔偿。

大陆法系国家普遍采取上述理论，认为仲裁员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而不给予其责任豁免权。《奥地利民事诉讼法》第584条规定：如果仲裁员不及时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其在接受任命时所承担的职责，则要对由于他的错误拒绝或迟延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同时，意大利、西班牙等国也对仲裁员责任作出了类似的明文规定，也有一些大陆法系国家（如法国等）虽然没有在法律上作出明文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的做法被普遍认为仲裁员原则上要对其行为负完全的责任，不享有民事责任豁免权。

（二）仲裁员责任豁免论

仲裁员责任豁免论在英美法系国家比较盛行，主要内容是仲裁员履行仲裁职责的行为免于民事责任的追究，仲裁员对仲裁过程中因其过失或其他情况而导致的不当行为及给当事人带来的损失不承担任何民事责任。这种理论的基础是仲裁性质司法权论，仲裁性质司法权论认为，仲裁的权限和效力是执行地国法的一种让与，仲裁员作出裁决、仲裁协议的效力以及仲裁员的权力和裁决的执行，其权威完全来源于执行地国的法律，国家具有控制和管理发生在其管辖领域内的所有仲裁的权力⑤。虽然仲裁源于当事人自愿达成的仲裁协议，但是仲裁的实体和程序规则以及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都要受到仲裁地国法的控制，当事人和仲裁员的自主权受到很大的限制。因此，仲裁员的地位类似于法官，是以“准法官”的身份对当事人之间的争议进行裁判，仲裁员行使的是司法或者说是准司法的职能。因此应当将给予法官的司法豁免权扩及到仲裁员，免除仲裁员的不当职务行为导致的民事责任。

仲裁员责任豁免论从保护仲裁独立发展和仲裁员独立行使职权的角度出发，给予仲裁自治最大的宽容和信任，尽可能地避免了司法介入仲裁的机会，为仲裁的发展创造了优越的环境，体现了国家对仲裁的高效、便捷优势的绝对保证和对仲裁活动的高度支持和鼓励。美国是给予仲裁员责任豁免最典型的国家，仲裁员在其义务范围内提出的诉讼，享受最大程度的豁免。

（三）仲裁员有限责任豁免论

有限的责任豁免论是上述两种观点的折衷主张，它是在批判和调和前两者之间的对立，取长补短，适应实际需要的基础上提出的。主要观点是仲裁员仅在一定的范围内享有民事责任的豁免，如果仲裁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错导致未能履行其接受指定时当事人所赋予的职责，则必须为其不当行为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失承担法律责任。仲裁员故意的不法行为一般包括欺诈、索贿、收受贿赂等；重大过错主要包括：（1）程序上的过错行为，如仲裁员在处理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案件时，未按照仲裁规则的规定予以披露、申请回避；仲裁员未能在仲裁规则规定的期限内作出裁决等。（2）契约上的过错行为，如仲裁员在仲裁过程中无正当理由退出仲裁，违反了其在接受指定时对当事人所产生的契约责任；仲裁员违反保密义务，泄露了当事人的商业秘密或商业信誉等等。有不少国家已经在仲裁实践中采取这种做法，英国最新的《仲裁法》中虽明确授予仲裁员以豁免权，但也排除了其出于“恶意”作为或不作为的情况⑥。在德国，仲裁员不因其过失而对行使职务中的违约或侵权行为承担责任，但有关程序错误的责任不在免责范围中。

仲裁员责任论和仲裁员责任豁免论，根本目的都在于保障仲裁活动的公正有效，只是二者的着眼点不同：仲裁员责任论强调仲裁员必须谨慎勤勉地履行职务，减少滥用职权的可能性，而仲裁员责任豁免论的价值是保证仲裁员不受当事人的不当影响和司法的过分干预，以确保仲裁活动的独立性。二者并非绝对对立，过于强调某一方面都会造成仲裁活动的局限性。而与此同时，学者提出的有限责任豁免论，在合理的制度支撑下，既可以保证仲裁员和仲裁活动的独立性，又能确保仲裁员尽到谨慎、勤勉义务，减少仲裁员滥用职权的可能性，维护仲裁当事人的权益，是仲裁良性发展的制度基础，有利于仲裁制度的健康发展，是符合仲裁发展方向的理论。

三、完善我国仲裁员责任法律制度的思考

系统、完备的仲裁员责任制度是保证仲裁员公正、独立行使职责的重要因素，也是促进仲裁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目前，我国并没有明确确立仲裁员民事责任制度。相关法律的规定过于笼统，虽然列出了仲裁员承担责任的几种情形，但是对于具体的责任形式规定不明确，缺乏可操作性，无法在仲裁实践中发挥指导作用，这些都需要我们对此制度进行进一步的思考，期望对仲裁员责任制度的完善有所帮助。

（一）我国关于仲裁员责任的立法现状

我国现行法律对仲裁员责任的规定主要是由《仲裁法》和《刑法》修正案六构成的。《仲裁法》第38条规定：“仲裁员私自会见当事人、代理人或接受当事人、代理人的请客送礼（第34条第四项）或者在仲裁案件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第58条第六项），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仲裁委员会应当将其除名。”我们知道，法律责任是指行为人由于违法行为、违约行为或者由于法律规定而应承受的某种不利的法律后果⑦。那么，此处仲裁员承担的“法律责任”的性质是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中的一种，还是这几种责任兼而有之呢？《仲裁法》并没有明确作出规定，根据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以及司法实践中的做法，一般认为，此处的“法律责任”是指刑事责任。

《刑法修正案（六）》第20条规定，在刑法第399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399条之一：“依法承担仲裁职责的人员，在仲裁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决，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由此，我国仲裁员的枉法裁决行为可能构成枉法仲裁犯罪，也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虽然“枉法仲裁罪”的犯罪主体仅仅笼统地称为“依法承担仲裁职责的人员”，但可以肯定仲裁员是包括其中的。

综合上述法律的规定我们发现，在我国，并没有规定仲裁员在仲裁活动中因不当仲裁而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而是直接将其上升至刑事责任，这是其他国家鲜见的，这种规定与仲裁活动的契约性及司法权性的双重性质格格不入，不仅大大打击了仲裁员参与仲裁的热情，也严重损害了仲裁发展的独立性，是不可取的。

（二）對完善我国仲裁员责任制度的思考

1．明确仲裁员民事责任制度，扩大承担民事责任的范围

首先，针对现行规定中法律责任性质不明的问题，根据前文所述，应当明确确立仲裁员有限责任豁免论作为我国仲裁员民事责任制度的基本理论。在《仲裁法》中明确规定仲裁员对于其履行职责的行为，除非出于故意或重大过错并给当事人造成了经济损失，否则不承担民事责任。

其次，应当扩大仲裁员承担民事责任的范围。现行《仲裁法》规定的仲裁员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情形，范围过于狭窄、用词不精，因此，应当扩大承担民事责任的范围，增加仲裁员承担民事责任的其他重大故意情形，如包括仲裁员因无正当理由辞职、违反保密义务、违反披露或回避义务、无故拖延仲裁程序给当事人造成经济损失的情况等，同时，扩充仲裁员因重大过失而导致仲裁裁决被撤销或不予执行情形下的民事责任。

2．确定承担民事责任的具体方式，增加可操作性

我国《仲裁法》对仲裁员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具体方式没有明确规定，所以缺乏可操作性，难以指导仲裁实践。为了完善仲裁员责任制度，必须明确规定仲裁员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笔者认为仲裁员的民事责任应当主要以损害赔偿的形式承担，仲裁员须赔偿其因过错行为给当事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当然，赔偿的数额应有一定的限制，因为赔偿责任主要是补偿性质的。因此损害赔偿责任可以采取部分或者全部退还当事人支付的仲裁酬金加上同期银行利息，以及赔偿当事人的为此多支付的交通费、误工费等直接损失的形式⑧。这样既方便实施，又能达到民事责任承担的目的。

3．结合我国仲裁制度现状，完善仲裁员刑事责任制度

尽管规定仲裁员刑事责任是将司法领域的法律责任直接扩大到仲裁领域，有通过司法活动干预独立灵活的仲裁活动之嫌，但是针对我国仲裁制度发展的现状，确实有用刑事责任规范仲裁员行为的必要。我国从仲裁员的选聘到仲裁员的培训、管理均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仲裁员素质良莠不齐，在仲裁中容易受到各方面影响，难免出现失公允的裁决，不仅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严重损害了仲裁的严肃性。通过刑事立法追究仲裁员的严重违法行为，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确保其公正裁决的作用，解决仲裁发展中的问题，这是符合我国目前仲裁发展的现实需要的。

关于仲裁员的刑事责任，虽然我国刑法规定了枉法仲裁罪，但是在具体适用上仍十分模糊，按照《刑法》规定，仲裁员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决，情节严重即构成该罪，该立法规定犯罪主体模糊不清，法律规定主观性太强，不便于操作，立法用语模糊不清。所以，再行修改时，应当严格按照犯罪的构成要件修改枉法仲裁罪或对其作出详细的司法解释，明确犯罪主体和犯罪客观方面及主观方面的可操作性，进一步对仲裁员刑事责任制度进行完善。

四、结论

孟德斯鸠曾经说过：“每个有权力的人都趋于滥用权力，而且还趋于把权力滥用至极限，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仲裁员在仲裁案件中主持仲裁程序并对当事人之间的争议作出裁决，对仲裁案件的进程和仲裁结果起着决定性作用，为防止仲裁员滥用权力，建立仲裁员责任制度势在必行，同时，基于仲裁解决民商事争议的独立性和高效性特点，在完善仲裁员责任制度时一定要保证仲裁相对独立发展的空间，避免司法过度干预仲裁活动。虽然目前我国法律关于仲裁员责任的规定还有很多不足，需要加以完善，但我们相信随着仲裁业的不断发展及立法的不断进步，完善仲裁员责任制度的愿望一定可以实现！

注释：

①詹礼愿著.中国内地与中国港澳台地区仲裁制度比较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60.

②黄进、宋连斌、徐前权著.仲裁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68.

③郭楠.论仲裁员的权力和责任.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④[英]艾伦•雷德芬,马丁•亨特.国际商事仲裁法律与实践(第四版).林一飞,宋连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57.

⑤韩健著.现代国际商事仲裁法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00:34-35.

⑥英国1996年<仲裁法>第29条第1款:"仲裁员不对其在履行或试图履行其职权过程中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承担责任,除非该作为或不作为表明其违反了诚信原则。"

⑦沈宗灵主编.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357.

⑧尹灿.论仲裁员责任.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参考文献：

[1]詹礼愿.中国内地与中国港澳台地区仲裁制度比较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2]黄进,宋连斌,徐前权.仲裁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3][英]艾伦•雷德芬,马丁•亨特等.林一飞,宋连斌译.国际商事仲裁法律与实践(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4]韩健著.现代国际商事仲裁法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00.

[5]沈宗灵主编.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6]尹灿.论仲裁员责任.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7]郭楠.论仲裁员的权力和责任.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8]黄雅屏.浅析仲裁员之责任制度.仲裁研究.

[9]李继霞.关于仲裁员法律责任制度的若干问题.山东社会科学.2009(6).

[10]黄志勇.仲裁员的民事赔偿责任之比较研究.行政与法.2005(3).

篇4：浅谈仲裁员责任制度

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以裁决具有高公信力、全球性执行力闻名世界。自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以来, 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解决了不少案例, 可见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对解决中国———东盟自由贸易纠纷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了使我国仲裁法与国际先进的新加坡国际仲裁法接轨以及加强我国仲裁机构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冲突解决机制中所处得地位与作用, 笔者以仲裁员相关制度为切入点, 运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中新两国的仲裁员制度。

(一) 中国仲裁法有关仲裁资格的规定

我国法律法规对仲裁员资格进行全面的规定。首先, 从任职资格来看, 我国《仲裁法》规定了仲裁员的“身份”条件, 即现任审判员、现任检察员不能受聘为仲裁员。同时, 还规定了仲裁员的专业水平, 即要求曾任法官、律师、仲裁工作人士从事法律职业工作八年以上;要求从事法律研究、教学工作的人员具有高级职称;具有法律知识、从事经济贸易等专业工作并具有高级职称或者具有同等专业水平的。此外, 国务院《重新组建仲裁机构方案》规定, 国家公务员经所在单位同意, 在不影响本职工作的前提下, 可以受聘为仲裁员。其次, 从仲裁名册规范来看, 我国《仲裁法》未使用强制名册的概念, 但是各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规则和仲裁实践中, 当事人只能在仲裁委员会送达的仲裁员名册中选定仲裁员。换言之, 我国采取强制性仲裁员名册的做法。再次, 从仲裁员名册信息来看, 我国各仲裁委员会名册按专业设置, 多数名册仅显示姓名、职称 (职务) 、专长、国籍等信息, 仲裁员名册中的信息过于简单。

(二) 新加坡有关仲裁员的法律规定

首先, 《新加坡国际仲裁法》条文中并没有直接规定仲裁员的资格条件, 而是由2010年《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仲裁规则》第10条规定仲裁员标准。第一款规定任何仲裁员必须始终保持独立和中立, 不得有任何为当事人代言辩护的行为。该规定属于原则性规定, 并不涉及对仲裁员的具体要求。第二款和第三款, 从主席的职能角度出发, 规定主席在依照本规则指定仲裁员时, 确保指定仲裁员的独立性和中立性, 同时, 还应当考虑仲裁员是否具有充足的办案时间以及仲裁员的专业知识、经验、人品和过往表现。①第四款至第六款立足于仲裁员自身维护独立和中立, 要求仲裁员在合理的时间内向对方当事人、其他仲裁员或者主簿披露其存在独立性、中立性合理怀疑的情况, 并在出现本规则规定的回避条件和更换程序条件时, 适用本规则第十一条至第十四条进行处理。本规则第七款从当事人行为规范的立场, 要求当事人不得单方面与任何仲裁员或当事人待指定的候任仲裁员就案情相关事项交流意见。

其次, 《新加坡国际仲裁法》与2010年《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仲裁规则》并没有出现仲裁员名册一词。从新加坡国际仲裁官网发布的公告中我们发现, 一旦当事人将纠纷提交新加坡国际仲裁机构解决, 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将不同行业不同国籍的仲裁员名册交由当事人选定仲裁员。当事人可以根据该中心推荐的名册选定仲裁员, 也可根据《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仲裁规则》第六条第五款“对任何一方当事人曾提议的任何仲裁员人选, 主席有权自主指定为仲裁员”而拥有对候任仲裁员的提名权。由此我们可以推定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在仲裁实务过程中提供专家名册, 属于推荐性质的名册, 并不具有强制性。

二、中新有关仲裁员法律规定的评析

首先, 严苛的仲裁员规定导致我国仲裁员资源匮乏。2013年杭州首次公开招考仲裁员只有86名符合报考条件, 最终只有约50名人员获得仲裁员资格。截止到2004年, 浦东国际仲裁中心拥有430多位仲裁员。②可见, 高门槛的仲裁员准入规则致使仲裁员稀缺, 更重要的是很容易使仲裁陷入技能垄断境地, 致使仲裁机制无法发挥其应有的功效。其次, 我国各仲裁委员会要求当事人从仲裁机构提供的仲裁名册中选择仲裁员。在此规定下, 当事人丧失了从名册之外提名仲裁员的机会, 即当事人的选定权受到了限制。再次, 我国各仲裁委员会提供的强制性名册是“简化级”名册, 双方当事人尤其是不同国籍的当事人难以了解仲裁员的相关资历、道德品质、仲裁能力、宗教信仰等情况, 使得当事人不能选择合意的仲裁员, 进而削弱当事人对仲裁员的选定权。可以说我国仲裁法有关仲裁员的规范从表面上看是对仲裁员的限制, 实质上是侵犯当事人仲裁权利, 降低国际商贸纠纷当事人选择我国仲裁机制适用机率。

新加坡对仲裁员资格条件不做直接规定, 仅要求仲裁机构和法院尊重当事人对仲裁员的直接约定或者间接约定, 并要求任何仲裁员必须保持独立和中立, 不得私下接触当事人或为当事人代言辩护的行为。新加坡这一做法保证了其吸纳仲裁员的开阔性, 使得新加坡国际中才中心拥有由当地及国际专家组成, 并涵盖海上保险和航运、国际贸易投资、银行金融等不同领域的仲裁员名单。可以说, 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通过“刚”的手段———以“独立、中立”为准则严格控制在册仲裁员的资格, 保证仲裁员的质量;通过“柔”的手段———不强制当事人在名册中选择仲裁员, 使得仲裁机构有充足的仲裁员协调当事人解决经济纠纷, 从而保证当事人对仲裁员的选定权, 进而使得新加坡的国际仲裁机制能够脱离法院干预, 使得新加坡具备更多的优越条件, 加快其建成亚洲地区国际仲裁中心的步伐。

三、我国仲裁员相关规定的改革路径

为了缓解我国目前仲裁员人数稀缺问题, 发挥仲裁机制高效率、高自主性的作用, 提升我国商事仲裁机制在国际商事贸易中的权威。笔者提出, 我国仲裁法应采纳新加坡国际仲裁规则的做法, 仅对仲裁员作出“独立、中立”等原则性基本性的规定, 减少对仲裁员资格的要求, 进而保证充足的仲裁员人数。因为充足的仲裁人员队伍对快速建立仲裁庭进而高效解决商事纠纷有决定性作用, 尤其是目前国际商事贸易的背景下, 当事人更强调仲裁机构作出裁决的速度与效率, 我国不得不顺应国际商事贸易的发展, 不得不想方设法解决仲裁员匮乏的问题。从程序公正的角度来看, 充足的仲裁员能保证仲裁程序顺畅、及时进行, 从而保证仲裁程序的合法性、公正性。缘于保护当事人选定权, 保证仲裁实质正当性和程序正当性, 发挥仲裁自主性原则的作用。兼之考虑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后, 中国的仲裁机构会承担更多的贸易纠纷案件, 笔者认为, 我国仲裁法对仲裁员作出“独立、中立”等原则性的同时, 还应当规定丰富仲裁员名册信息。具体操作方法是披露国籍、信仰、学历、研究方向、工作及行业背景等信息, 便于当事人尤其是国外当事人从多维度信息中全面考虑选择仲裁员, 从而保证当事人的选定权。依法对当事人选定仲裁员权利进行保障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保障仲裁程序的合法性, 使得仲裁裁决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因此, 笔者建议, 在丰富仲裁员名册信息的同时, 我国的仲裁员名册应改推荐性, 保证当事人对在册仲裁员不满意时, 可以向仲裁机构提供其指定的仲裁员信息。但是, 这种情形下, 仲裁法应将仲裁机构认可当事人在名册以外指定仲裁员设为前置程序,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仲裁的质量。

摘要：基于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的重要地位, 文章运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中国与新加坡国际仲裁机制中仲裁员相关制度的差异, 评析中新仲裁员相关规定, 寻求我国有关仲裁员规定的改革路径。

关键词：中国仲裁法,新加坡国际仲裁法,仲裁员

注释

11李莉, 乔欣.东盟国家商事仲裁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61.

篇5：浅谈仲裁员责任制度

关键词：仲裁员 仲裁委员会 仲裁员制度 问题 建议

仲裁制度因其所具有的当事人意思自治，仲裁程序简便，仲裁费用低廉，专家断案，一裁终局，商业秘密得以保护，法院可强制执行仲裁结果，迅速及时等其它纠纷解决方式所不具有的优越性受到越来越多经济纠纷当事人的青睐。而仲裁员在案件的仲裁过程中居于裁决者的地位，对仲裁案件的过程和结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基于此点，本文拟在剖析中国仲裁员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

一、仲裁员的任职资格

(一)国外关于仲裁员资格的规定

世界各国立法对仲裁员的资格的规定不尽一致。个别国家对仲裁员的资格作了比较严格的规定，如中国台湾地区及韩国、意大利等，不但对仲裁员的具体资格予以详细而严格的规定，还规定了不得担任仲裁员的一些情形；但大多数国家则规定得较松，如德国、日本，这些国家从总体上说只要是有行为能力并且品行端正，公正无私的自然人即可担任仲裁员；还有少数国家对仲裁员的资格并未作明确的规定，像英国１996年仲裁法对受聘为仲裁员的人员并没有法定条件的限制。

(二)我国的立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1994年《仲裁法》第１3条是这样规定仲裁员的资格条件的：“仲裁委员会应当从公道正派的人员中聘任仲裁员。仲裁员应符合以下条件：(一)从事仲裁工作满八年的；(二)从事律师工作满八年的；(三)曾任审判员满八年的；(四)从事法律研究，教学工作并且有高级职称的；(五)具有法律知识，从事经济贸易等工作并具有高级职称或者具有同等专业水平的。”从该条可以看出我国仲裁法对仲裁员资格条件要求过高，而且该条关于仲裁员的专业资格的规定也过于强调法律专业，对其它专业有所忽略。仲裁是可以用在每一个行业的一种方便快捷的纠纷解决机制，毕竟让专家或行内人士来做仲裁员才是仲裁的一个主要优点，法律不应该把仲裁员的资格只限定在一个范围内。

(三)修改意见

１、笔者建议修改《仲裁法》关于仲裁员任职资格的要求，降低仲裁员任职门槛。借鉴大多数国家的立法经验，只需规定仲裁员具有完全的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品行端正，公正无私。为避免那些水平极底的人进入仲裁机构，影响仲裁的质量，在仲裁机构聘任仲裁员之前，可对其进行职业资格考试。

2、在考试中必须严格考核仲裁员的专业素质，不应该拘泥于候选人获得的专业职称，还要考虑其真正的实践经验和知识素养。

3、建立有效的仲裁员除名机制，在仲裁员任期内，要通过审查他们的裁决书质量和开庭表现，从专业和职业两方面村其进行考察，如果发现有滥用仲裁权的，枉法裁决或其他的不法行为的就应该除名。

4、在仲裁员队伍中培养一种竞争的氛围，并且让仲裁员这个专家库不断有人才的补充和更新，及时淘汰不能胜任的仲裁员。

在这里，笔者还想讲的一点是律师兼职仲裁员的问题。中国《仲裁法》规定，仲裁员可以从从事律师工作满八年的律师中聘任。目前也有不少仲裁委员会从符合条件的律师中聘任兼职仲裁员，为避免出现该种情况，应规定律师不能做兼职仲裁员，仲裁委员会只能从符合条件的律师中聘请专职的仲裁员，避免角色错位，以利于仲裁

二、仲裁员的选择与确定

(一)选择的范围——名册制

按照我国现行的《仲裁法》，仲裁委员会拥有专门的仲裁员名册，只有那些列入名册的人，才有可能被指定为仲裁员。那么“名册制”实际上就是“强制名册制”，即使《仲裁法》本身未使用强制名册制的概念。诚然，实施名册制有利于保证仲裁员的水平，从而有利于保障仲裁的水准和公正性。而且仲裁程序中，仲裁员既从名册中选出，对方当事人不能抗辩仲裁员的资格条件，有利于减少拖延程序。然而，名册制所存在的诸多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

强制名册制最大的缺陷是限制了当事人选任仲裁员的自由意志。其次，仲裁员名册的内容过于简单。由于《仲裁法》第１3条仅规定仲裁机构得按专业设置仲裁员名册，而未规定仲裁员名册所应具备的具体内容，导致实践中各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员名册比较简单。常见的名册仅载明候选仲裁员的姓名、性别、年龄及宽泛的专业领域，对专业背景、职业简历、国别、住址等这些当事人选择仲裁员时首要考虑的因素却只字未提。再次，强制名册制不利于吸纳、培养专业人才。实践中，仲裁员几乎等于终身制，使得仲裁员队伍新陈代谢缓慢。

于我国的上述做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其它许多国家设立的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包括国际商会仲裁院、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等，这些机构或者没有专门的仲裁员名册，或者即便有名册，当事人在选择仲裁员时，也不受此名册的限制，我国不妨可以借鉴一下外国的做法，将强制名册制改为推荐名册制，推荐名册制下仲裁员名册应载明以下内容：候选仲裁员的姓名、性别、年龄、国籍、专业背景、从业简历、现工作单位和实际居住地。有些学者认为还应包括联系方式(包括电话、传真等等)，笔者个人认为不具有该项内容并不会影。向当事人合理选定仲裁员，反而更有利于避免当事人与仲裁员之间的不当接触，从而保障仲裁员的独立性。对于当事人在名册外委任的仲裁员，应提交证明该被提名者符合仲裁法规定的仲裁员资格条件，并充分披露两者之间有无可能对仲裁员公正性产生具有正当理由的怀疑而导致回避的情形。对于强制名册制的改革，有学者提出这样的建议。我们不妨去尝试一下：在现行制度的基础上，可以实行仲裁员资格认定和注册制度。凡是符合我国仲裁法规定的条件的人士，经过一定的有关解决争议课程的培训，考试合格者，可由专门的机构颁发仲裁员资格证书。凡是取得该资格证书的人士，当事人或者仲裁委员会主任均可指定其为仲裁员。

(二)首席仲裁员的选择

我国仲裁法规定了首席仲裁员或独任仲裁员的两种确认方式：一、由双方当事人共同选定；二、若双方当事人在规定的期限内未能共同选定首席仲裁员，则由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但实践中各方当事人在发生争议而提请仲裁时的不同利益与立场，往往很难达成共识来选定一名首席仲裁员。事实上首席仲裁员一般情况下都由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这就很难体现仲裁制度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优点。而且由仲裁委员会主任做主指定仲裁案件在实质问题上的决策者和实现仲裁公正的首要决定因素——首席仲裁員，缺乏足够的透明度，暗箱操作程度较大。

为保证仲裁的公正性和充分体现仲裁的意思自治原则，有必要在仲裁规则中，细化并规定共同选定首席或独任仲裁员的具体程

序。若由当事人共同选定首席或独任仲裁员，首先考虑由当事人直接协商选定，这种方式比较迅速，但也很难做到，原因上文已述；其次，由当事人双方在仲裁员名册中分别选定5至8人做首席或独任仲裁员，并按先后顺序排名，然后交仲裁机构秘书处，由其从当事人间接列出的名单中选定当事人共同指定的仲裁员(按顺序指定)；最后，若前两种方式都无法尝试的话，可考虑由当事人委托各自选定的仲裁员确定首席仲裁员，由此组成的仲裁庭亲和力也最强。

(三)内部仲裁员

与外国仲裁机构不同的是，中国大多数仲裁机构都有一定数量的内部仲裁员。内部仲裁员虽然学历和素质比较高，而且也比较熟悉仲裁程序，但大量内部仲裁员的存在，却将会严重影响中国仲裁制度的长远发展。

第一，在某种意义上，内部仲裁员的职业性质和法官相似，將导致仲裁程序朝诉讼化方向倾斜，这将有悖于仲裁的民间性；第二，内部仲裁员的存在可能影响仲裁程序的公正性和独立性。第三，内部仲裁员的存在会影响其所从事的本职工作。仲裁机构内部工作人员担负着仲裁程序的具体的日常管理职责，一些领导者还要对仲裁案件的受理、仲裁协议的效力、管辖权异议、仲裁员的回避以及审理期限的延长等关系着当事人切身利益的重要程序事项做出决定。第四，内部仲裁员妨碍了仲裁的监督机制。内部仲裁员在仲裁机构多半处于领导者地位，肩负着内部监督的重任，若他们再担任仲裁员，则监督人与被监督人合为一体，对仲裁员的监督就无意义可言，名存实亡的监督难免会使他们做出违反当事人意志的事来。

因此，笔者建议取消内部仲裁员制度。此外，也要限制仲裁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其它仲裁机构担任仲裁员及其它兼职，促使其将精力集中于本职工作，从而，最终达到保证仲裁质量的目的。

三、仲裁员的权利和责任

(一)仲裁员的权利

中国仲裁法对仲裁员的权利规定得不太明确，将一些本该属于仲裁庭的权利赋予了仲裁委员会行使。这不但不利于仲裁员公平独立、认真负责地审理案件，也不能更好的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则就不能充分发挥仲裁庭的作用。这种职权的错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我国仲裁法第20条第１款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委员会做出决定或者请求人民法院做出决定。”该规定明确把对仲裁管辖的确认权赋予了仲裁委员会，而不是仲裁庭，这与国际上广泛接受的“自裁管辖”原则背道而驰。而且仲裁机构并未获得当事人给予的任何授权却可以对仲裁协议是否存在等管辖问题做出决定，这很显然是不合逻辑的；第二，我国仲裁法第52条规定：“调解书由仲裁员签名，加盖仲裁委员会印章’，第54条规定：“裁决书由仲裁员签名，加盖仲裁委员会印章”，这两条规定说明对仲裁案件的裁决权和调解权由仲裁庭和仲裁委员会共同行使。仲裁委员会不参与案件的实质审理却严守案件审理的最后一关，这未免过于荒谬。且，当事人只选定了仲裁员去审理案件并未授权仲裁委员会去把关。仲裁委员会的这一做法难免有越权之嫌；第三，我国仲裁法关于仲裁员有权安排仲裁程序事项的规定比较少，而仲裁委员会却对仲裁程序事项安排大包大揽，诸多环节受制于仲裁机构，使得仲裁庭不得不处于被动地位，不利于仲裁案件的审理。

因此，必须扩大仲裁庭及仲裁员的权利，赋予仲裁庭“自裁管辖权’，改变仲裁裁决书、调解书加盖仲裁委员会印章的做法，在仲裁庭组成之前的相关程序问题由仲裁机构进行安排，仲裁庭一旦成立且案件向其移交后，有关仲裁程序的一切事项，包括开庭的时间和地点、使用的语言、当事人提交证据材料的期限等均应由仲裁庭来决定，而此时仲裁机构只应行使宏观管理职能，对个别程序问题的介入也只能限制在根据仲裁庭的要求进行协助的范畴之内。

此外，笔者认为我国仲裁立法还应赋予仲裁庭采取临时保全措施的权利，我国法律规定只有法院才有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权利，而我国仲裁中财产保全的规定则无法运作。体现现代国际商事仲裁基本精神和趋向的《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第１7条已明确赋予仲裁庭有采取保全措施的权力，为了维护仲裁的权威性，避免我国仲裁与国际仲裁脱节，我们有必要对仲裁的保全制度加以修改。

(二)仲裁员的责任

我国《仲裁法》第38条规定了仲裁员应承担法律责任的两种情形，但未规定仲裁员应承担何种责任。这一粗线条的规定，为司法执行增添了难度。

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我国的仲裁员的责任制度加以细化。首先不容置疑的一点是仲裁员应该承担责任。不论从权利制约的角度，还是从权利义务一致性的要求来看，规定仲裁员的责任是必要的。至于仲裁员的责任范围，笔者倾向于“有限责任说”，即仲裁员在一定程度上可享受责任豁免。对仲裁员在执行准司法职务过程中的行为予以豁免，而对于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行为仲裁员仍应承担责任。

到底仲裁员应承担的是行政责任、刑事责任还是民事责任?仲裁委员会是民间性的事业单位法人，而不是国家行政机关，且仲裁员是以个人的名义实施裁判行为的人，而不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也不是行政法律关系中的相对一方当事人，因此仲裁员要承担的应是一种民事责任。那么仲裁员该如何来承担一“有限”的民事责任?

笔者认为，仲裁员的民事责任应有适当限制为宜，如果仲裁员的不法行为未给当事人造成实际损失，他所承担的民事责任应以退交仲裁酬金为限；如果其行为造成了延期裁决或偿付，则所承担的民事责任应为所涉款项的合理的利息损失。如果仲裁员的不法行为给当事人造成了其他经济损失，则需另行赔偿，但其所赔偿金额应以不超过一定的数额为宜。另外，仲裁员的不法行为如属索贿，对其所索款物应退还给当事人：如属受贿，对所受款物应由国家的有关机关予以没收。笔者还认为我国仲裁法规定的仲裁员的责任范围太过狭小，对当事人的权利保护不利，建议增加两项内容：一是仲裁员故意违反保密义务，泄露案情的；二是仲裁员应该及时完成仲裁任务，如果不能按时完成仲裁任务的。仲裁员应承担法律责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