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财犯罪成因及对策

侵财犯罪成因及对策（通用6篇）

篇1：侵财犯罪成因及对策

一、侵财犯罪成因

（一）无业人员较多，没有固定生活来源。这些人绝大多数无业或是农民，家庭生活相对贫困。同时，有些人的世界观、人生观、[找文章到☆好范文 wenmi114.com(http:///)一

站在手，写作无忧!]价值观已经严重扭曲，既贪图享乐又好逸恶劳。有些罪犯多次被劳教或判刑，刑满释放后很快又重操旧业，再次走上犯罪的道路。在对此类罪犯进行谈话教育的时候了解到，他们的信仰就是“有钱就有一切”。对自己的人生没有长远打算，过一天算一天，不犯事就尽情地享乐挥霍，被捕后在看守所、监狱有稳定的生活保障，也并不感到可怕。

（二）把盗抢作为发家致富的门路。盗抢侵财犯罪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维持个人或家庭生活，以此来发家致富。罪犯王某，30岁，已因盗窃三次被判刑。当被问及为什么会一犯再犯时，他说“盗窃也是一种本事，得手的时候多，失手的时候少。一旦被抓住，就咬紧牙关，只承认一次，判刑不会太重，再说偷来的钱足够自己的老婆孩子过上好日子，我在监狱里不愁吃不愁穿，也挺好。”竟然很满足这种生活方式。

（三）文化偏低，年轻无知。涉及侵财犯罪的这141人，有很多人小学都没有毕业甚至是文盲。文化程度低下导致其个人素质低下，法律意识淡薄，考虑问题简单。许多罪犯特别是青少年罪犯在第一次犯罪时或多或少地带有游戏性质。在实施了犯罪后还往往不认为是犯罪。

（四）家庭不完整，家庭关系不和睦。有的在押人员走上犯罪的道路，虽有诸多原因，但是亲情缺失、缺少关爱是重要原因之一。有的罪犯从小失去双亲，由亲戚抚养长大，由于疏于管理教育致其恶习滋生，长大后不务正业，又听之任之，最后导致犯罪；有的罪犯自幼父母离异，使孩子小小年纪便在社会上流浪；有的父母教育孩子简单粗暴，孩子不堪忍受而离家出走，浪迹街头，被坏人拉下水。

（五）许多罪犯心理变态，盗窃成瘾。据他们讲：“偷不到东西就好像丢了东西”。在押的四进宫罪犯唐某说，见到钱包就感到手心痒痒，不偷就觉得难以忍受，在监狱里经过警官的教育，自己也想改正，可一旦出去，就又按捺不住占有欲而再次犯罪。

（六）刑满释放后，被视为异类，难以被社会接纳。侵财犯罪特别是盗、抢犯罪，性质不是十分恶劣，但影响坏，为世人所厌弃，有些刑满释放人员回到社会后，大多成了无业者，被视为洪水猛兽，左临右舍避之不及，自己去闯荡社会一没门路、二没资金，为谋职犯难。面对这种情况，有些人破罐子破摔，再次走上犯罪道路。

二、工作对策

（一）加强对罪犯的思想教育改造工作。要通过系统的法制教育、认罪服法教育、道德品质教育、劳动教育、人生观教育，使罪犯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到犯罪的危害，促进其认罪服法，提高遵纪守法，尊重社会公德的观念，逐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要重视文化教育和生产技能的培养，使他们既能清除犯罪的恶习，改造思想，又能增长知识，培养技能，掌握一定的谋生手段，为释放后安置就业、自谋职业、自食其力奠定基础。

（二）加强治安防范，减少犯罪机会。要通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各项治安管理措施的落实，逐步构建以派出所社区民警和巡警为骨干，与群防群治相结合，以居民区、内部单位和公共场所为基础，以可能影响社会治安的特殊人群、危险物品管理为重点，点线面结合，群防群治、人防、物防、技防结合的全方位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真正做到管理到位、防范严密、打击有力。

（三）挤清余罪，扩大战果。要大力提高民警的素质，建立和完善深挖犯罪的长效机制，充分发挥看守所犯罪信息资料库的作用，加强与办案单位的密切配合，强化手段，多渠道开展深挖犯罪工作，力争最大限度地审清挤透，深挖余罪，消除其侥幸心理。建立教育培训机制，组织民警学习法律知识和侦查破案技能，完善奖励机制，对深挖犯罪成绩突出的民警及时表彰奖励。建立高效的线索查证机制，提高查证效率。建立在押人员检举揭发奖励机制，及时兑现奖励政策。

（四）加强对刑满释放人员的管理，巩固改造成果。看守所要做好留所服刑罪犯的出监教育工作，并与罪犯原所在地、单位通报其在押期间的表现，为社会帮教做好接茬工作。罪犯原所在地公安机关、单位要尽可能安排好罪犯出狱后的生活出路，真心关注其生计，防止无路可走，重新犯罪。同时，要及时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行为表现、生活状况、家庭问题、人际交往，有针对性地进行帮助教育，巩固改造成果。

篇2：侵财犯罪成因及对策

论文摘要 受社会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两抢一盗”犯罪屡禁不止，并呈高发态势。随着农村务工人员的大量流入，外出务工农民占“两抢一盗”总人数的比例呈上升态势，涉案金额越来越大，直接危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成为老百姓反应最为强烈的社会治安问题。本文以沾化县农村“两抢一盗”犯罪现状为研究对象，分析犯罪特点、趋势，并就如何防控农村“两抢一盗”多发性侵财犯罪提出建议。

论文关键词 农村 两抢一盗 危害

沾化县农村人口占全县总人口88%，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县。由于地域及人口特点，历年来我县农村“两抢一盗”（抢劫、抢夺、盗窃）等多发性侵财罪所占比例都比较大，居于各类犯罪之首。2012年1月至2014年6月底，我院共受理各类提请批捕刑事案件326件504人，其中“两抢一盗”案犯194人，占受案总人数的38.5%，占侵犯财产案件234人的82.9%（盗窃139人、抢劫49人、抢夺6人）；而农民涉嫌“两抢一盗”的147人（盗窃101人、抢劫40人、抢夺6人），占受案总人数的28.54%，占“两抢一盗”总人数的75.77%。其中团伙犯罪案件99人，农民占68.72%；未成年人侵财犯罪21件44人，占侵财案件的16%，呈上升趋势。

一、“两抢一盗”多发性侵财犯罪的特点

（一）犯罪案件总量呈下降，暴力案件上升

与2009年至2011年6月156人相比，该类犯罪案件人数下降5.76%。其中盗窃人数相同，抢夺人数下降25%，抢劫与上年同期47人相比，上升17.5%。

（二）发案率高，社会危害大

当前侵财犯罪居各类刑事犯罪之首。同时，侵财性犯罪中又以“两抢一盗”案件数量居多，特别是盗窃犯罪居高不下。并且盗窃犯罪的目标在伸向超市、便利店、老百姓家庭的同时，还不断伸向企业的库存材料、机关的办公设施。严重破坏了我县的治安环境，给人民生活造成了一定的恐慌。

（三）在整个犯罪类型中，农民犯罪比例增大

特别是盗窃案占受案总人数的19.61%。

（四）犯罪主体的年龄相对集中，犯罪年龄呈低龄化，文化程度不高

文盲、小学文化的94人，占此类案件的63.95%；16-30岁的115人，占总人数的78.49%，未满18周岁的53人，占36.05%。如孙洋洋等7人团伙抢劫案中，有6人为未成年人，其中16周岁3人、15周岁2人、14周岁1人。7人均系小学文化程度，文化素质低，法制观念淡薄。在讯问他们为什么实施抢劫，他们说抢钱来得最快，能够及时实现他们享乐的愿望。

（五）行为方式公开化

从作案时间、地段来看，这类犯罪更趋于明目张胆。过去“两抢一盗”案件，绝大多数都是利用早、晚，选择在位置较偏的地方。但近几年来，犯罪分子公然

白天在县城的公共场所实施抢劫、抢夺或者盗窃，从乡村转向城镇。如王世和等5人盗窃案，王世和等5人从临县包了一辆长安车至沾化，在城区的宾馆、娱乐场所盗窃5次，涉案金额近5万余元。

（六）“两抢一盗”目标发生变化

从偷盗农民的生产资料、电视、冰箱等笨重物资为主，转向携带方便又容易销赃的黄金首饰、手机和现金为主。

（七）因我县经济不发达，所以“两抢一盗”有其地域特点

（1）盗窃案件多以盗摩托车、电动车为主；（2）抢劫案件中行为人多是放弃学业的未成年人。

二、“两抢一盗”案件高发的原因

（一）就业岗位少

由于地少人多，大量农村富余人口涌入城镇，而我县就业岗位少，下岗人员多，造成无业游民增多，没有正式固定工作，没有相对稳定的收入来源，当生活陷入困境时，不能通过合法途径得到救济，便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如吴玉刚到下河乡一锰粉厂打工，由于企业效益不好，停产期间没有工资，三个儿女又需要钱上学读书，他无奈之下只好乘夜深人静到厂里的生产车间将用于生产的机器上的价值2000余元的铜管盗走。

（二）防范意识差

有关单位和个人对财产疏于管理和防范，为犯罪分子提供了便利条件。特别是有些店铺老板做生意不忙时，就串门或者开着店铺打瞌睡，犯罪分子以买东西为由乘机作案。一些抢劫、盗窃、抢夺案件中的被害人，不反抗或者不进行有效地反抗、不求助，听之任之，甚至在案发后不向公安机关报案，更增长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如田超等3人交待在县城某地抢夺一女被害人的一部手机和几百元现金，公安机关根据嫌疑人的交代找到手机的买主，提取了赃物，但因无法找到被害人而不能认定。

（三）好逸恶劳，贪图享受

部分农民养成好逸恶劳的习惯，不爱劳动，贪图享受，在平时的生活中爱贪便宜，懒惰成性，看到别人都富裕了，而自己由于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学不到一技之长，找不到致富的门路，于是便不择手段选择一条去偷去抢的“致富”捷径，进行偷抢以供挥霍享受。

（四）道德沦丧，文化糟粕的影响

当前色情刊物、因特网上暴力和色情内容泛滥，不健康的思想道德观念腐蚀着青少年的心灵，他们往往认为吃喝玩乐就是人生最大的享受，盲目追求消费，以致养成恶习。文化市场的“黄色”污染，以腐败为主要形式的“灰色”污染和以暴力团伙犯罪为主的“黑色”污染对农民“两抢一盗”的影响也非常突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使他们形成一种严重扭曲的金钱观、畸形的消费观，颓废的享乐观，耻辱观、罪恶感下降，为满足私欲进行侵财犯罪。

（五）教育不到位

近几年来，许多农村家庭父母长期外出打工，将儿女交给老人照看或让大的儿女带小的儿女，对孩子缺乏教育管理。或由于家庭贫困，无力读书而辍学，这些孩子初中或者小学毕业后甚至没有毕业就流入到社会，无事可做，无人管理，在身体及心理方面尚处于未成熟阶段，容易受不良风气的影响变坏。

（六）特种行业管理不善

部分废旧物品收购点及金店老板，为了谋取暴利，不问出处，大量收购农民“两抢一盗”所得赃物。特别是一些金店的老板，将黄金首饰收购后进行加工处理，由于赃物已失去原有特性，仅有实施犯罪的行为人的供述，往往是既不能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又无法追回被害人的损失。

三、“两抢一盗”等多发性侵财犯罪的发展趋势

（一）犯罪主体越来越年轻化，手段越来越残忍

据统计，现在的犯罪嫌疑人年龄集中在20-30岁，而五年前的犯罪嫌疑人年龄集中在35-40岁。特别是今年的抢劫案件中14-16岁年龄段有8件22人，其中有3人还是在校学生。

（二）涉案金额越来越大

现在盗窃的金额通常都是3000元至5000元，有的甚至高达上万元，而不是象前几年的刚刚达到定罪金额。如冉国强盗窃案中，付国强多次窜入某矿业公司电解锰厂盗走价值31600元的不锈阴极板。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涉案金额会越来越大。

（三）团伙作案越演越烈

团伙作案因犯罪分子间的相互配合，增大了危害性，也使得作案次数增多，并且这种作案方式也会增大破案难度。如杨庆、杨文军抢夺案中，犯罪嫌疑人杨庆、杨文军事先合谋，通过骑摩托车抢走路边行人金项链，手提包等物，多次作案，那段时间人人自危，在路上行走都小心翼翼，提心吊胆，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

四、“两抢一盗”多发性侵财犯罪的预防对策

（一）引导农民积极投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各级党委政府要将农村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作为第一要务，引导农民抓好生产发展、经济发展，逐步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要缩小贫富差距，要组织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尊重和不歧视农民工。

（二）教育为主导，预防是关键

首先，应在舆论上加大宣传，培育他们自力更生、劳动光荣的传统美德，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其次，构筑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预防线，下大力气净化文化、生活、工作等环境，及时把握思想动态。

（三）结合平安沾化建设，强化防范措施

加大创建文明社区、平安社区工作力度，进一步完善防范体系，充分发挥社区的一线堡垒作用。提高全民的防范意识和防范能力，广泛进行宣传，采取多种形式对市民进行治安防范的常识教育。

（四）规范特种行业管理，从严堵住销赃渠道

加强对废品收购、金银加工、旧货行等特种行业的管理，建立特种行业管理部门定期检查的机制，规范特种行业的交易行为。经营者对二手手机、黄金首饰交易，要求出卖人提供身份证明及说明来源，交易业主对手机、黄金首饰等物品的来源、出卖人的身份证、手机机身进行登记。

（五）加大打击力度，探索构建完整的“两抢一盗”案件的打击、预防机制

公安机关加强案件的侦破和证据的收集力度。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对构成犯罪的“两抢一盗”案件依法从重从快打击，充分发挥刑罚的震慑力。逐步建立和完善以公安为主力，各部门参与的打、防、控、管一体化的治安防控体系和长效管理机制。

（六）做好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创造一个更加宽松的就业机会

篇3：侵财犯罪成因及对策

(一) 当前农村侵财类案件的案发现状

据山东省蒙阴县公安局指挥中心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 全年发案2239起, 其中侵财类案件达1605起, 接近72%。2014年全年发案2434起, 侵财类案件达1667起, 占据68.5%。2015年1月至4月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7起, 扒窃51起, 农村牲畜被盗案件39起, 入室盗窃60起, 抢夺案件8起, 机动车被盗案件82起, 占据总发案的89%, 较前几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在这些统计数据中, 农村的发案率明显高于城区。如入室盗窃案件和牲畜被盗案件农村发案占据90%以上, 机动车被盗案件占据78%, 其他案件占据50%左右。

民警利用现场勘查, 调阅视频监控等刑事技术使破案率大有提高。2013年共破侵财案件680起, 占全年破案数 (3248) 的20.93%, 2014年共破侵财案件506起, 占全年破案数的 (3344) 的15.13%。

(二) 侵财类案件团伙作案、流窜作案特征明显

在破案过程中, 统计数据显示, 针对侵财类案件, 本地区居民侵财犯罪的不多。从这两年来抓获的侵财刑事作案人员情况来看, 无业人员87名, 占抓获总数的94.8%。其中, 流窜犯罪人员72人, 占抓获总数的82%。

2014年春, 山东省蒙阴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利用警综平台锁定一嫌疑车辆, 一举打掉一个农村牲畜盗窃团伙。3名嫌疑人结伙在山东省蒙阴县及周边县区疯狂作案100余起, 盗窃山羊300余只。从该案可以看出, 犯罪嫌疑人均为外地人, 属于流窜犯罪。他们以专门盗窃山羊为生, 早出晚归, 每到一个区域便大肆作案, 甚至连续作案, 在警方作出反应之前, 采取“捞一把就走”的方式, 不断更换作案地点, 逃避侦查员的视线。

在这些人中, 大多无正当职业, 为搞到钱供自己挥霍, 他们便纠合在一起, 按照分工配合, 实施结伙作案。在作案过程中互相配合、协作, 从而造成被害人恐惧而不敢反抗。在公安机关抓捕中也互相掩护, 造成抓捕困难, 因此侵财类团伙犯罪比单体犯罪更具有危害性, 应是打击侵财犯罪的重点。

(三) 作案地点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

根据山东省蒙阴县公安局指挥中心提供的数据按照城区与乡镇发案进行比较来看, 城区的发案率明显高于乡镇。从被盗财物上来区分, 案件多集中在城区小区、城乡结合部和偏远山区。

在常见的侵财类案件中, 除盗窃金属材料案件以城郊结合部居多外, 其余部分集中在居民住宅、商业场所、街道公园、企事业单位等处所。而各类案件又因性质的不同, 各有多发处所, 如扒窃、商场窃包多发在商业区, 盗窃机动车多发在住宅小区、街道二侧停车点, 街道、公园等人流稀疏而交通方便的地方。夜幕下的街头巷尾则是抢夺犯罪的主要发生地, 这些地方的交通、人流和街面监控等条件为不法分子实施抢劫、抢夺提供了可能。盗窃牛、羊、猪等牲畜以及农电设施的案件则多发生在偏远的村居。居民住宅则以入室盗窃发案居多。

二、造成侵财类犯罪案件多发的原因

(一) 侵财类犯罪案件逐年递增, 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形成扭曲的人生观、价值观成为侵财类犯罪高发的因素之一。

当前处于城市高速发展时期, 城镇化建设致使失地农民增多, 务工人员大量流向城区, 加剧了就业困难、下岗等社会问题, 拉大了贫富差距, 同时, 农村壮劳力进城务工后, 其将子女的家庭教育工作分担给孩子的爷爷奶奶, 有的无人分担, 造成一些青少年养成任性、骄纵、自私、狂妄的性格, 一旦遇到挫折, 容易受外界不良影响而步入歧途。

(二) 侵财类犯罪作案“风险低”“见效快”, 且异地作案无人认识也是案件多发的主要因素。如抢夺犯罪分子作案随机性大、时间短、逃离现场快, 现场可以利用的信息线索少, 破案难度较大。

这类犯罪的侵害对象主要是农用摩托车、电动车等, 从近年来我国盗窃摩托车、电动车犯罪判处刑期来看, 七年以下居多, 这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犯罪分子对犯罪风险的预估。

另一方面, 此类犯罪的作案可选性、随机性很大, 作案后遗留痕迹物证少。无论是在城区还是在乡镇, 摩托车、电动车随处可见。加之摩托车、电动车轻便灵活, 撬、盗成功后, 就可驾车迅速逃离, 基本不留痕迹物证。再者, 随着摩托车、电动车市场需求量的增大, 销售渠道越来越广, 很容易套现。从已破获的盗窃摩托车、电动车案件来看, 犯罪分子要么是买家预订后实施盗窃, 要么是盗窃成功后通过较为固定的渠道销售, 但无论是哪种, 在一两天内到手的摩托车、电动车就可销售出去获利。

(三) 社会防控体系不健全、综合防范能力不强、个人防范意识淡薄等原因也是侵财类犯罪高发的一个因素。一些社会组织和个人防范手段、防范意识不强, 如小区管理机制不健全、缺乏严密的安全保卫措施, 助长一些人犯罪的冒险性, 增加了犯罪分子的作案成功机会。一些个人携带大量现金外出办事, 且保管不善, 随意放在摩托车车垫内或汽车内, 容易被犯罪分子盗窃。

(四) 侵财类犯罪大多属于流窜作案, 犯罪分子因地制宜, 有的更是即兴作案, 就地取材, 作案时更本不需要投入, 所以使犯罪分子心存侥幸。再加上往往流动性大, 取证困难, 惯犯反侦查能力较强, 公安机关破案的难度大、破案率低, 打击效果一直不好。

例如:盗窃摩托车、电动车案件, 犯罪嫌疑人几乎无成本盗窃, 在抓获犯罪嫌疑人后, 犯罪嫌疑人供述的案件, 有很大一部分摩托车、电动车被盗案件, 受害者未到公安机关报案无法落实, 在现场提取的痕迹物证较少, 取证条件较差, 流窜作案也较为突出, 情况不明审讯难度大, 犯罪嫌疑人正是抓住犯罪成本低这一特点屡屡作案。

三、以先进的刑事科学技术为导向遏制侵财案件多发的势头

刑事技术是依据国家刑事诉讼法律, 运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 研究查明事件法律性质, 发现犯罪、揭露犯罪、证实犯罪、预防犯罪规律的科学技术手段与方法的一门综合性应用学科[1]。具体来看, 需要做到:

(一) 夯实公安基础工作

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侦查工作自然离不开公安基础工作, 特别是治保力量和治安耳目等特情队伍的物建尤为重要。在所调研的县区发现, 大多村居治保会形同虚设, 很大程度上停留在墙皮上、纸面上, 更谈不上正常开展工作。

在山东省蒙阴县的北部乡镇是农村牲畜被盗案件的重灾区。很多边远村居的群众更本不了解治保会是个什么组织。据村干部介绍, 由于村财政紧张, 村委会无力承担治保会的正常运作。治保主任也只好由村委会主任或村支书兼任, 至于成员则由小组长代替, 所谓的治保会、领导小组也只是应付检查时临时设立的。在城区部分重点单位或小区物业, 则存在着制度不健全, 人员不到位的问题, 究其原因是因为没有经费保障。内部单位则存在着制度僵化, 保卫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不高的问题。公安基础工作薄弱, 侦查员无法在第一时间获取情报信息, 势必会对侦办案件带来阻力。

另外, 一线单位因为基础工作费时、费力、见效慢, 在工作中忽视了传统, 缺乏长期经营和主动进攻意识。比如有的派出所的外来人员管理工作仍是应付检查、流于形式, 未能真正做到人来登记、人走注销、及时录入, 动态清楚、全面掌握。这就使不法人员在该区域, 有了作案和藏匿有了可乘之机。

(二) 强化社会面控制, 积极构建大情报网络

很多人认为遏制侵财类犯罪的有效手段就是坚持打字开头, 其实不然。打击其实只是一个方面, 盲目的打击往往会造成资源的浪费, 只治标不治本, 不能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只有整合信息资源, 构建一张正真覆盖辖区的大情报网络, 才能有效掌握侵财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段、特点、销赃渠道, 公安机关才能有的放矢, 对犯罪分子采取措施进行有力打击。

1. 升级和完善社会面监控平台。

当前在大多数地区, 天网工程作为民生工程已经普遍推广, 城区主要干道、重点区域已经完成了视频覆盖, 这为进一步完善和升级监控体系提供了基础。以派出所监控平台为中心, 鼓励单位、企业、个体工商户架设自己的小监控, 实现数据的链接, 突出界域卡口建设, 使车辆出入辖区都能留下记录。

2. 建立健全治安信息台账档案。

把重点人员、重点对象、特殊人群、重点单位和区域、以及财物定期检查核准, 不断变更数据, 做到底数清情况明。

3. 广建特情耳目。

在规范和整顿农村治保组织和单位内部保卫力量的基础上, 广泛发展特情耳目, 以便及时反馈和掌握, 社会面上的治安动态信息。及时掌握辖区内出现的陌生人、财、物, 便于挖掘深层次的治安信息。

4. 成立信息研判中心。

以指挥中心或刑警大队为中心, 成立情报信息研判中心, 通过汇集天网视频、卡口照片、治安台账等信息, 以便在案发前向全社会发出预警, 案发后挖掘破案线索, 及时串并案件加大对团伙犯罪的深挖打击力度, 做到抓一个, 带一窝, 破一串, 铲一伙, 穷追猛打, 不让其有喘息之机。

(三) 合理的调整警力, 提升打击侵财犯罪能力

在以加强治安管理和刑侦基础工作为内容, 定期对民警进行业务培训, 提高他们的发现、控制、打击侵财犯罪能力的同时, 注重进一步转变和改进勤务方式, 前移阵地, 督促民警深入和扎根社区。

扑下身子对犯罪分子容易藏身落脚的中小旅馆、出租房, 经常性清查整治, 重点盘查和清理“三无人员”, 严防场所、行业漏管失控, 不让犯罪分子随意落脚。要从犯罪分子食、住、行、销 (赃) 、玩等环节上下功夫, 对废旧回收行业、二手电脑和手机市场、车辆交易地点, 加强明查暗访, 布建特情耳目, 强化阵地控制, 控住源头, 使其难以进行不法活动。做到强侦防互动协作, 做到两拳并举, 左右连动, 出击有力, 使犯罪分子藏不住身, 下不了手, 销不出赃, 全面堵塞治安管理漏洞, 积极预防、减少各类案件发生。

警务工作要由城镇向农村延伸, 在“底数清、情况明、管得严、控得住”的基础上, 着重围绕重点人员交往人员、活动轨迹等动态性指标, 进行关注, 长期积累原始数据资源, 为精确打击侵财性犯罪提供信息支撑。

强化侦查技能的训练, 尤其对科技含量较高, 专业化手段突出的侵财犯罪案件的侦查和取证方法要有创造性研究。在侦查破案工作中, 可以利用刑侦技术来采集犯罪现场中的证据, 发现罪犯的作案规律, 预知罪犯的作案手段并采取有效措施来加以预防。[2]

(四) 整合办案资源, 各警种协同作战提高打防力度

侵财类作案的防犯、查处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作, 各相关单位应提高认识, 多配合协作, 实现资源共享, 形成打击合力。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要加大对无牌等特殊车辆的检查, 强化对流动人院的管理, 做好进入辖区的高速、国道、县道路口的动态监控这些基础工作。不同地区侦查机关也要借助内部网络平台, 强化信息共享。整顿和规范治保会、内保组织等力量, 落实群防群治群政策, 让流窜犯罪失去条件和机会。司法宣传部门和村委会、社区等基层组织应充分发挥职能作用, 齐抓共管, 密切配合, 营造良好的打击侵财类犯罪活动的氛围。以三个结合为基准, 把侵财犯罪的侦破与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相结合, 发挥社区警务室、社区电子监控、周边红外线报警电子巡更防控系统的积极作用, 为侦察破案服务。

建立刑侦、网侦、情报、交通、巡防、治安、监管和派出所等部门共同参与的联勤联动机制。一是建立刑侦与指挥中心、情报中心的协作机制, 刑侦部门要积极向指挥中心上报各类案件情报信息, 充分发挥指挥中心职能作用, 迅速指令相关地区、相关警种协助开展侦破工作。情报中心要在侵财案件信息研判上提高水平, 引领打防警务, 为刑侦提供信息支持, 真正实现“情报信息主导侦查”。二是建立刑侦与基层派出所打防协作机制。密切同基层各派出所联系, 及时提供辖区违法犯罪人员、重点人员情况, 利用基层派出所管理复杂场所和特殊行业的优势, 进行布控、架网、缉捕。三是建立刑侦与监管部门的协作机制。刑侦部门在将犯罪嫌疑人羁押入监时主动向监管部门通报案情和侦查方向, 监管部门积极配合开展狱侦工作, 健全完善案件线索转递、接收、查证、反馈机制, 深挖余罪, 扩大战果。四是建立刑侦与治安、交巡警部门的协作机制, 治安、交警、巡警部门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通过日常工作加大对可疑车辆或人员的查缉力度, 并建立快速行动反应机制, 及时配合刑侦部门对案犯逃离路线的设卡堵截等工作。五是建立刑侦与行动技术、网监部门的协作机制, 刑侦、技侦、网侦互相配合, 互通情报信息, 交流各类信息收集和取证方法, 刑侦部门及时反馈案件侦破进展情况和相关信息, 以便技侦、网侦部门能及时发现各类最新的犯罪动态和涉案线索。

摘要：近年来,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农村的工农业生产有了较大飞跃, 流动人员不断增多, 各类刑事案件不断发生, 尤其以盗窃、抢劫、抢夺等侵犯财产型犯罪案件发案率高, 在各类刑事案件总量中所占的比例一直是80%以上, 特别是在农村地区给社会治安稳定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极大威胁。现以山东省蒙阴县为例, 探讨如何能有效减少农村侵财类案件的发生, 并提出一些相应的建议与对策, 以策能有效遏制全县刑事发案上升的态势, 全面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

关键词：农村地区侵财类案件,刑事科学技术,区域特点

参考文献

[1]谢林洁.浅谈刑事技术在侦查破案中的作用[J].法制与社会, 2011 (5) :143.

篇4：侵财犯罪成因及对策

关键词：大数据；侵财犯罪；侦查策略

中图分类号：TP3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44（2016）18-0038-02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侵财犯罪屡有发生，对于这一课题的研究已经成为了相关学者专家的重点工作，并且侵财犯罪也已经上升成为一种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侵犯财产的犯罪，不管是在哪个国家，也不管是总数量上还是个别特例上，其数量和频率都是远超于侵犯人身的犯罪；在一些发达国家地区，在所有的犯罪案例中财产犯罪这一类就占据了80%以上，可见财产犯罪在是社会中出现的频率之高；当下是我国快速发展的阶段，处于一种现代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转型期，刑事犯罪案件是社会中常见的矛盾表现形式，并且保持长期高位运行的状态，对社会发展、民生安全都起到了严重的威胁；这就使得对侵财犯罪发展及侦查策略的研究变得更具现实意义。

1 侵财犯罪的主要特点

随着天网工程、金盾工程等信息化系统工程的建设，公安机关汇聚的数据种类变多，数据规模更大；在这些数据中，不仅包含有常规的数据规格结构，还有一些新兴科技技术采集所得的大量的视频、语音等非结构化数据。然而面对如此海量的信息数据，如何从中准确地挖掘出有价值的信息、如何有效的将其运用于实际的侵财犯罪侦查当中，是目前公安机关面临的难题；另外如何实现多源异构数据之间的关联与融合，将社会中的人际关系以一种例题形象的形式展现出来，如图1所示，有利于主动防控、精确打击，提高公安机关驾驭社会治安的能力和水平，也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难题。

目前我国钱财犯罪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1）侵财犯罪逐年走高，暴力犯罪降幅明显；近年来侵财犯罪在所有犯罪发案的数量中占据了绝大部分，基本上在80%左右，相比之下侵犯人身、爆炸、纵火、绑架等案件发生率有所降低；2）有广泛社会影响力侵财案件屡有发生，这一特点的侵财犯罪是指具备犯罪案件的成因中有一些过于敏感的因素、人民群众或者多方媒体平台对案件的关注度极高、案件的发生给公众带来极大的心理恐慌，对群众的人身安全或心理安全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3）多发性侵财犯罪相对稳定中呈现变量，盗窃案件始终保持刑事发案数量首位，诈骗犯罪呈现快速增长，抢劫案件逐年下降；4）侵财犯罪时间有较为明显的分布规律；发案时间：犯罪事件一般在一些重大活动、节日等，空间分布：地域经济发展对发案数量和类型影响明显；5）地域性侵财犯罪职业化发展态势明显，手城乡收入差异较大的影响，产生的一些心理失衡，加之生活压力较大，容易滋生犯罪心理，并且特定区域、特定手段等非一成不变，根据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犯罪分子自身的经验不同会有不同的手段和方式；6）作案手段更替迅速，多种方式叠加使用，寄递渠道越来越多被应用于犯罪，利用网络实施侵财犯罪逐年走高，犯罪流程“精细化”实现利益最大化；7）流动性、低龄化成为犯罪主体突出；青少年、流动人口二代犯罪现象突出，由于在一些经济较为发的城市，有许多外来务工人员 会带着孩子一起留在同一城市，但流动人口的子女大多都疏于家庭的教育，一定程度上难以融入城市，会受到一些不正确价值观和消费观等因素影响，致使流动人口二代侵财犯罪现象突出。

2 侵财犯罪侦查战略思路的建构与策略

侦查队伍建设实际完成犯罪案件勘破的基础工作，专业化的建设就更是重中之重的基础工作。我国公安机关对于侵财犯罪的侦查队伍建设力度一直在不断加强，力求完善每一环节的侦查细节，为的是能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环境和趋向以及案件自身的侦查需求。

在进行专业队伍建设的过程中，需要注重三个层面的工作细节：强化复合培养，要求侦查队伍中的人员适应大数据环境下的案件侦查思路， 熟悉侦查流程，善于利用科学技术手段进行案件的侦查；其次强化证据意识，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为一些不法分子做假证提供了机会，这就使得法治环境对取证程序、取证效果的要求有了更高的要求，执法人员则需要结合案件实际情况，树立起严格的证据意识，确保诉讼；另外强化专家合力，侵财侦查队伍的建设，不仅需要内部人员的积极参与和组成，也需要适时的引入相关专家或一些富有经验的人员，内部与外部的优秀人员合力建立起更加专业有利的侦查队伍。

在此基础上，还要注重深化侵财犯罪侦查工作机制，高度关注地域性侵财犯罪人管控机制，探索“流动人员”社区矫正机制；提升侵财犯罪侦查多维手段，主要有持续丰富信息碰撞方法、探索延伸新型方法、深度参与视频体系建设、重视传统手段与现代技术交互运用。

3 大数据背景下侵财犯罪侦查策略之深化

随着互联网、计算机科学技术、云计算、自媒体等多方面的发展，对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世界已不可避免地进入大数据时代，对数据本身价值的挖掘和利用已经成为时下的重点研究课题。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对于公安机关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咋繁复错综的数据中调取出有用的信息有一定的难度，但当出现犯罪案件时，广泛全面的数据可以为公安机关提供更多的侦查入口。

3.1大数据侦查的提出与界定

大数据侦查是在近年来大数据时代逐渐产生的环境下提出的较为新型的概念，是一个概括利用大数据相关技术，进行相关案件的侦查活动的专有名词；大数据侦查与传统概念下的信息化侦查有一定的区别，更强调利用数据整体的规模化和集约化，还有利用大数据进行案件侦查，必须有强有力的系统平台为支撑。对于大数据侦查进行概念并没有明确的定义，一般是指围绕侦查工作目标，以现代技术搭建平台为支撑，通过对海量数据的深度挖掘、智能处理和专业分析开展侦查工作的理念与方法之统称。

大数据侦查在侵财犯罪中的应用，为侦查过程及模式带来了多方面的变化：侦查模式变革，由数据到案件的形成，如图2所示；侦查应用核心—依据数据分析提供可量化的预测；思维方式演变—大数据思维，从精确性到相关性。

3.2大数据侦查的发展思考

首先要转变理念做出相关的发展规划，从侦查实践出发，研究发展计划、研究数据需求、明确案件所需的数据信息的采集计划、制作预警指标和数字模型等；拓展整合数据来源，利用现有的网络、无限、微软等现代科技设备和手法，实现多种形式的交互，则会出现更大规模的数据源，使得案件侦查工作可以找到更多的突破口；提升智能处理设备，现有的智能设备虽然能满足于现阶段的使用需求，但相关的研究和创新工作力度还是要不断加强，与时俱进，保证大数据的价值不能只在规模庞大层面，要将其上升至“具有较高加工处理能力”上；同时一定要注重专业人才的培养，大数据固然能节省许多人力和物力，但不代表能完全替代，并且对数据的深度分析和研究还是要依赖各领域的专家。

4结束语

大数据环境下对侵财犯罪的侦查工作步骤，大多都需要借助自然语言理解技术和挖掘算法技术，深度挖掘、构建动态的人员社会关系网络，实现高危人群的团伙活动趋势预测和规律推演，进一步定量分析犯罪团伙内部的关联关系，打击流窜性团伙犯罪，特别是现阶段国际反恐形势严峻，该技术有助于推动全国反恐、维稳等工作的高效开展，促进国家安全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在海量的社会关系数据中高效、快速地完成对人员的多层关系过滤与挖掘。该技术能有效的辅助并提高案件在侦破过程中的效率，极大提高了串并案的破案率。

参考文献：

[1] 钟政.大数据背景下多发性侵财犯罪预警模式研究[J].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5，13（3）：55-57.

[2] 李蕤.大数据背景下侵财犯罪的发展演变与侦查策略探析——以北京市为样本[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0（4）：150-156.

篇5：拆迁领域渎职犯罪的成因及对策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撤乡并镇和新农村建设的推进，有力推动了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拆迁工作成为当地政府的一项重头工作，但是随之产生的腐败现象，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也呈明显的上升趋势。2009年以来，常州市拆迁领域渎职犯罪案件10件10人，占立案数的31%，造成经济损失2100余万元。其中滥用职权9件9人，玩忽职守1件1人。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拆迁领域的渎职侵权犯罪，不仅严重侵害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更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给社会和谐稳定带来隐患。由于拆迁引起的被拆迁人暴力对抗、集体上访事件不断在全国各地时有发生，使拆迁安臵成为了一个社会热点领域和敏感话题，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其中的渎职犯罪也成为了老百姓议论的重点。

本文结合常州市检察机关近年来查办拆迁领域渎职犯罪的经验，从发现问题、分析原因入手，对征地拆迁领域的渎职犯罪进行有效的预防犯罪对策调研，切实杜绝这一领域渎职犯罪的发生，服务保发展、保民生、保稳定。

一、征地拆迁领域渎职犯罪的危害性

征地拆迁工作中的渎职犯罪直接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给党和国家、整个社会和人民群众带来的后果和严重性已经触目惊心。其主要体现在：

（一）直接或间接损害人民群众利益。一是在征地拆迁中导致国家资金大量流失；二是拆迁成本增长，使得投资商开发的土地成本增长，最终转嫁到获得使用权的群众的身上。

（二）引发和激化社会矛盾。由于征地拆迁工作中的不公开、不公正，群众利益受损，使得村民与开发商、政府机关之间产生重重矛盾，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引起突发事件。

（三）直接导致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下降。征地拆迁工作中的渎职犯罪行为，使得人民群众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履职的廉洁性、公正性有所质疑，从而对党和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的信任度下降，由此产生抵触或反对情绪。

二、征地拆迁领域渎职犯罪特点

从调查了解的情况来看，在征地拆迁领域滋生的犯罪，集中体现在滥用职权、行受贿、贪污等犯罪上。

（一）从犯罪构成来看，征地拆迁领域的渎职犯罪具有以下三性：

一是犯罪人员的广泛性。涉案人员包括国土部门的相关行政负责人、下属拆迁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村、乡负责人和干部，相关拆迁项目负责人等等。

二是犯罪罪名的多样性，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犯罪、受贿犯罪，有国家工作人员伙同他人的共同贪污犯罪，有行贿犯罪等多种犯罪。

三是犯罪情节的严重性。其突出的表现在涉案金额巨大和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往往由于滥用职权或其它职务犯罪造成国家或 者企业损失几千万元，个人从中收受巨额贿赂。

（二）从作案的方式或手段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

1、国土部门和拆迁人员在拆迁工作中，利用办理征地补偿登记、现场调查核实、支付征地补偿安臵费用等职务之便，收受被拆迁村民、村集体、企业贿赂，并为他人谋取非法利益，涉嫌滥用职权、受贿犯罪。

2、国土部门和拆迁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为请托人变更补偿项目及标准获取非法补偿款，但未从中收受贿赂，涉嫌滥用职权犯罪。

3、国土部门和拆迁人员与村基层组织成员、基层政府征地负责人员等相互勾结，以虚增、虚列的方式套取补偿款后私分。

4、村基层组织人员利用本身经手管理本村范围内补偿款的职务之便，贪污村集体补偿款。

5、政府拆迁指挥部相关负责人或拆迁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直接套取补偿款后侵吞。

（三）从危害结果来看，主要集中在非法套取补偿款方面 拆迁领域渎职犯罪案件作案手法具有多样化：一是重复补偿征地拆迁项目，骗取补偿款；二是凭空虚构征地、动迁项目，骗取补偿款；三是动迁人员与被动迁人相互勾结，虚增房屋、建筑物、附着物的数量或面积，骗取补偿款；四是对拆迁红线内的项目，违规建筑、违规转让，骗取国家补偿款。虽然作案手法各不相同，但大都是“共同作案、内外勾结”，多发生在拆迁员与被拆迁人之间、开发公司与土管部门之间，以及拆迁公司与开发公司 之间，并且都伴随着受贿行贿行为。

1、滥用职权，明知是虚假协议而签字认可。拆迁安臵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对拆迁安臵协议不严格审查，或者明知是虚假协议而听之任之，导致国家损失。例如2009年常州市政工程管理处副科长夏军，明知被拆迁人提供虚假证明文件而作出同意补偿的决定，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00余万元。

2、玩忽职守，对补偿协议不认真审查。2004年至2005年，被告人周建林在武进区湖塘镇拆迁组工作期间，工作严重不负责任，对被拆迁企业常州金球轴承厂提供的相关资料不认真审查，常州金球轴承厂虚构在岗职工人数103人，骗取停工损失补助费43万元。

3、滥用职权，违规审批，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林炳全担任钟楼区任拆迁安臵办公室主任、张康红担任安臵办公室工作人员期间，明知常州贻成塑料制品成在拆迁期间违规搭建了一批简易房，审批是按照商品房进行补偿，造成国家损失42万元。

4、滥用职权，擅自为违章建筑补办手续，提高补偿标准。钟楼西林街道东岱村党委书记，擅自为被拆迁企业违章建筑补办建房手续，使违章建筑补偿时享受有证房的补偿标准，造成国家损失360万元。

5、滥用职权，擅自变更房屋用途，骗取国家补偿款。天宁无房管局督导员李海金，擅自将被拆迁企业一般用房变更为公有住房，致使国家补偿款损失200万元。

6、拆迁领域渎职犯罪，一般都存在受贿行贿犯罪事实。在 查办的10起拆迁领域渎职犯罪案件中，有6起涉嫌受贿犯罪。拆迁领域渎职犯罪普遍存在内外勾结，康国家之慨，中饱私囊的情况，数罪并罚是拆迁领域渎职犯罪的重要特点。

三、征地拆迁补偿过程中渎职犯罪产生的原因

从查处的案件分析，产生渎职犯罪有以下原因：

（一）相关工作制度规定存在漏洞，工作公开性、透明性不强，监督机制欠缺。

1、工作制度规定不细，审核把关的内部监督形同虚设。在拆迁办内部，按照制度规定由拆迁人员进行实地丈量、计算面积和金额，同时必须制作相关资料报事务所审核人员审核，再报国土局相关部门负责人审核后，最后报主管副局长审核。对于审查的具体内容、审查的方式，制度规定模糊、不具体。而在一系列的内部审核把关中，审核人员仅仅以签字了事，内部监督几乎形同虚设。如常州武进区312国道南移征地拆迁补偿中，拆迁办工作人员周建林对被拆迁的厂房未进行实地考察，对提供的资料未认真审查就在拆迁补偿协议上签字，导致政府多支付补偿款43万元，周建林因玩忽职守和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2、拆迁内容对外公开性不强，外部监督欠缺。其一，拆迁补偿工作往往由政府组织成立的指挥部负责或国土部门下属机构负责，出资方往往无法介入征地拆迁工作中，对补偿工作无法从外部进行监督。其二，关于征地拆迁补偿三次公示的原有规定存在漏洞，对整个项目的补偿款额、所有实际补偿费用情况、尤其是集体补偿情况，仍然存在制度规定上的漏洞，没有完全做到公 之于众、告之于民，事后监督机制仍然有欠缺之处。

（二）政策性规定不够细化，导致工作人员可操作的空间过大，权力空间过大。

政策对于征地补偿中的一些情况如合法面积的补偿标准等等规定得很明确，但对于某些情况的补偿规定则没有明确和细化，政策规定的不足给了决策人操作的空间，导致拆迁人员现场自由裁量的权力过大，给相关工作人员徇私情、徇私利进行犯罪以可乘之机。另外，地方政府为了加速拆迁进度，消化拆迁矛盾，往往特事特办、大开口子，也给拆迁工作人员留下了“操作空间”。

（三）对现有的政策规定执行不严，给渎职犯罪以滋生空间。

国土资源部对于土地的开发使用包括流转都作了明确规定，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往往由于客观或主观因素影响导致对政策性规定执行不严。如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土资源部的相关规定，生地必须变为熟地后方能进行使用权流转。实践中，由于政府资金压力过大，往往是由开发商与政府签订项目投资协议后，由开发商负责征地拆迁补偿费用的支付。在这种方式下，必然存在政府监管力度不够、各种犯罪滋生，直接导致开发单位所付款超出预算数千万元仍无法完成拆迁补偿工作。而开发商对于超额部分，理所当然转入土地开发使用的成本计算当中，而这一部分成本，最终转嫁到社会和老百姓身上。如常州北大街东侧地块是外商投资项目，预计拆迁费用3亿元，从2006年到现在，增加了7亿费用才拆迁完成。

（四）拆迁工作的组织机构不统一，管理欠规范和科学

在征地拆迁补偿的实际工作中，有的项目几乎由国土部门单独负责，而国土部门又无精力过多关注，具体的工作任务就由几名下属事务所拆迁人员担负。有的项目由县区政府成立的征地拆迁指挥部负责，或者由乡、镇一级政府的土地拆迁指挥中心负责，缺乏国土部门的专业介入与管理。机构不统一，管理不统一，政府管理与专业职能部门管理的衔接不够甚至脱节，导致管理不科学、不规范，直接影响政策标准的实际执行。

（五）拆迁人员、乡村干部素质偏低，政治、法制观念不强

从查处的情况了解，负责拆迁的工作人员大多是临时聘用人员，文化程度低，无正式职业多，缺乏应有的政治和法制教育。而相关部门在聘用拆迁人员时没有经过正规筛选录用程序，基于人情关系的原因，有征地拆迁方面的工作经验一般要求即录用。由于拆迁任务中，拆迁工作繁琐，常州地区一般把拆迁工作委托给拆迁公司办理，拆迁办公室仅仅负责报送资料的审批，拆迁公司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是社会闲杂人员，素质普遍不高。

四、预防征地拆迁中渎职犯罪的对策研究

分析犯罪产生的原因，我们认为，要有效遏制征地拆迁领域中的渎职犯罪，应当考虑从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完善机制、加强监督，切实做好征地拆迁中渎职犯罪的预防工作。

（一）统一机构、细化职责、统一标准，堵住拆迁人员自由调控的空间

1、建议政府牵头成立拆迁指挥部后，根据工作需要从不同职能部门抽调多方力量开展拆迁工作，做到细化职责、责任到人，而不是均由临聘人员一统其责。如派出所与社区或村组织负责住户及人口把关，临时聘用人员具体负责丈量，财政专人负责审计等。

2、对于补偿标准，严格执行政府令，一视同仁，不可随意大开口子，给工作人员徇私情、徇私利以权力空间。

（二）建立、健全制度，强化内外监督机制

1、严格内部审查审核制度，对抽样检查，应当由审核人员、上级主管部门相关负责人等组成专门小组，会同基层代表进行实地抽样检查审核。对检查出现问题的，应当及时调查，如有违法行为，应当及时移送相关部门处理。

2、组成村民居民代表、拆迁人员、出资方代表的现场实地勘测小组进行实地勘测，加强对现场实地勘察的监督力度。

3、加强拆迁补偿审计工作的透明度。征地拆迁指挥部应当以多种形式将审计的具体情况公布于众，以确保拆迁工作的公正、公平、合法。

4、进一步完善增设事后公示程序。对于事后监督，应当细化到不仅仅是公示村民居民的补偿情况，要对项目拆迁资金的整体情况、补偿对象、补偿具体事项、补偿标准、补偿金额等进行明细公示，并将公示内容分户制成项目补偿手册分发到户，加强群众对补偿工作的监督，杜绝国土部门人员及村委干部从中滥用职权、贪污、行受贿犯罪的空间。

（三）加强人员素质教育，规范管理

1、严格拆迁工作人员选用制度。这些人员不仅包括具备一定 征地拆迁工作经验的无固定职业人员，还应当包括政府一些职能部门抽调开展工作的专业人员，如财务审计人员、纪检监察人员等，保证被选用人员具备较高政治素质。

2、组织拆迁工作人员集中开展学习培训，培养正确的时事观、大局观和法制观念。

3、对工作人员明确纪律和奖惩制度。坚决执行劳动合同条款，发现违纪违法问题不论大小，一律依合同予以坚决解聘。

常州市检察院

篇6：青少年犯罪的特点成因及对策

一、青少年违法犯罪的现状及特点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是一个仅有19万人口的高新技术开发区，2002年审结刑事案件78件93人，其中青少年犯罪37件47 人，青少年犯罪人数占全年犯罪人数的50 %；2003年审结87件116人，其中青少年犯罪41件63人，青少年犯罪人数占全年犯罪人数的54 %；2004年审结 110件178 人，其中青少年犯罪案件53件76人，青少年犯罪人数占全年犯罪人数的43 %； 2005年审结136 件203人，其中青少年犯罪案件63件84人，青少年犯罪人数占全年犯罪人数的41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出，青少年犯罪无论是在案件数量上还是在犯罪人数上，在整个刑事案件中的比例都相当大，几乎占了一半。如何有效控制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已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社会问题。

要针对性的开展防治青少年犯罪，必须全面了解和正确把握青少年犯罪的特点。根据调查分析，近年来，青少年犯罪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的新特点：

（一）从犯罪性质看，犯罪类型增多，以侵犯财产犯罪为主。从被判处的270名青少年罪犯来看，初中学历147名，占54％；小学及文盲77名，占29％；高中毕业43名，占16％；大专及以上学历仅3名，占1％。

二、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原因

有效防治青少年犯罪必须从控制和消除引发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因素入手。导致青少年犯罪的因素很多，既有青少年自身的原因，也有家庭和社会的因素。根据国内外的犯罪经验以及对194件青少年犯罪案件的调查分析来看，笔者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受家庭不良教育的影响。家庭是一个人生活和成长的第一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教育的缺陷是子女形成不良个性的基础，潜伏着青少年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危机。导致孩子不良成长的家庭因素一是家庭破裂。近年来，失和、失教家庭逐渐增多。最新统计显示，父母离异家庭子女犯罪率是健全家庭的4.2倍。中央综治委在对全国18个少管所和监狱的调查中，有26.6%的青少年罪犯来自破碎家庭。二是父母素质偏低，亲子沟通不足。有的父母文化水平低下，见识面狭窄，又不主动学习，而青少年接受新事物快，思想“新潮”，与长辈的沟通存在着许多障碍，导致孩子在他律期就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引导。三是家庭教育观发生偏差，教育方式方法不对。一些家长存在“树大自然直”、读书多不如赚钱多等观念，对孩子不闻不问；一些家长教育方法简单粗暴，认为“棍棒底下出孝子”，动则打骂、训斥，使孩子形成孤僻、自卑、冷漠的性格和逆反心理；有的父母对子女严格要求过少，娇生惯养、过度溺爱、纵容庇护其不良行为，养成孩子好逸恶劳、自私任性、骄纵霸道等性格。

（二）学校法制道德教育滞后。学校教育在青少年教育中起关键作用，现行教育体制存在的弊端：一是道德和法制教育滞后。学校教育是未成年人获取知识的基本途径，全面教育是学校的基本责任。但是，一些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道德和法制教育明显欠缺，青少年自身又不重视此方面的学习，致使一些青少年缺乏是非、荣辱、善恶观念，分不清罪与非罪的界限。二是忽视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自护教育。青少年时期正处于人生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时期，是人格成长的关键时期。但目前学校教育普遍忽视学生心理素质训练和自护能力培养，青少年处事的盲目性和无知性很容易被别人拉拢、利用，从而导致行为失范，甚至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三是部分学校为省事，对于成绩差、品德差的“双差生”不是有针对性地教育、管理，而是置之不理，人为地、不负责任地把“双差生”推向社会，成为闲散青少年，从而造成他们被社会上坏人引诱利用。资料表明，失学辍学问题对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影响明显，有近一半的青少年罪犯没有完成九年义务教育。

（三）受社会负面效应的影响。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指出，犯罪是社会不协调的产物，而非仅仅教育导致的结果。社会上的负面影响，会使所有正面的教育功亏一篑，这就是我们常说的5+2=0现象（五天学校教育后，学生在社会上受两天的影响，学校正面教育就等于零）。社会上的负面因素一是社会上不良风气的影响。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的思想观念呈现复杂、多样的特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不劳而获等思想，极大冲击青少年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二是社会不良文化的影响。目前在文化市场上，图书报刊、音像制品、文化娱乐中充斥着大量的封建迷信、凶杀暴力、淫秽色情以及其它有损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内容，这种受污染的社会文化生活环境对涉世不深的青少年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如暴力恐怖片在一定程度上激起青少年好奇心和模仿的欲望，许多青少年正是由于剧情的指引从而完成与其年龄并不相称的违法犯罪行为。三是社会上不良分子的教唆。一些违法犯罪团伙千方百计诱骗、教唆、和威胁青少年犯罪，把青少年“拖下水”；社会治安不好，造成青少年缺乏社会安全感，据某市青少年研究所的调查表明，有59.6%的中学生认为社会不安全，他们渴望找到保护伞，这恰好被社会上一些居心不良的坏人所利用。

（四）青少年自身素质不高，抵御能力差。青少年犯罪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青少年本身的素质。青少年这个特殊的年龄阶段常被人称为“危险期”，主要是因为这个时期的个体集众多矛盾于一身，既渴望摆脱束缚，但又受到能力的限制；既想得到认同，被同伴接纳，但自我中心意识太强；既想张扬个性，但又比较偏激。再加上这段时期心理发育还不成熟，思想简单，情绪不稳定，逆反心理强，自尊心强，好胜心强，易感情用事，分辨事非能力较差，自制力和自控力比较差，心理承受力弱。这些特点很容易激化矛盾，使青少年无所适从。如果再得不到正确的引导，青少年就会成为走上歧途，甚至违法犯罪。

三、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对策

青少年之所以犯罪，是多方面的原因和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解决的办法也只有采取综合治理。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是一项涉及面很广的社会系统工程，各有关部门要在加大打击青少年违法犯罪力度的同时,遵循“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积极动员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齐抓共管,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

（一）加强对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的领导。自从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以来，构建和谐社会已经成为大家关心和议论的重要话题。积极预防青少年犯罪，保证青少年一代的健康成长，应当成为和谐社会的评价标准之一，同时也应列入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中。目前，我区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还不够健全和完善，在领导力量、工作经费方面投入尚显不足。各级党委政府应严格执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把做好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放在关系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和培养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每年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落实这项工作，真正形成区委、政府统一领导，专门办公室负责主抓，相关部门齐抓共管，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工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