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医疗保险

强制医疗保险（精选十篇）

强制医疗保险 篇1

关键词：精神病人,强制医疗,性质,争议

根据一项由法院判决无罪释放的精神病人一年之后的随访资料表明, 肇祸精神病人再犯罪的概率高达17%。而根据一篇学术论文显示:2006年, 江苏某精神病医院曾应监狱邀请为34名服刑人员作司法精神鉴定, 结果28例被评定为无服刑能力, 仅6例有服刑能力。这与犯人们在入监前的鉴定结果截然不同。当时这34名犯人中只有14人曾接受过司法精神鉴定, 仅2人被鉴定为无服刑能力。在案件事实和数据面前, 不禁开始对我国业已存在强制医疗制度进行反思和更深入的探析。由于对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制度额性质存在争议, 导致制度在实施的过程中存在推诿, 鉴定过程中存在前后结果不一致等现象。

一、性质的争议

关于一个法律制度的争议, 不同的法系会存在不同的看法, 本文选取大陆法系比较有代表性的国家德国和英美法系比较有代表性的国家美国来进行对比分析。

(一) 美国的强制医疗制度

美国关于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制度称作非自愿监管, 非自愿监管, 是指利用法律手段或者精神健康法所规定的形式, 在违背某人的意志或者不顾其抗告, 将某人置于精神病医院、精神病患者收容所或者精神病治疗病房的活动。美国所有州都有立法机构授权进行非自愿民事监管。在理论上, 一个州拥有两项基本权力可以用来对个人进行监管:一是国家监护人权, 它使某个州有权对不能照顾自己的精神上或者身体上非健全人进行监管;二是警察权, 它使某个州可以对危及社会的人进行监管。从美国强制医疗制度非自愿民事监管的表述即可看出, 在美国法律体系内, 强制医疗制度被视为民事监管, 也可称之为民事收容制度, 体现的是民事法律关系。

虽然美国的强制医疗制度更多体现的是民事性质, 但司法权的介入却是不争的事实, 在鉴定被监管人是否需要民事监管的过程中, 司法权起着重要的作用。虽然法律只是授予警察和精神病专家的鉴定权力, 但在其最终结果的认定和宣告上, 法院却起着主导作用, 最终是否需要进行非自愿的监管, 要在法院的主持下进行听证。另外, 美国的非自愿监管制度的适用范围要大于我国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制度, 此制度还适用于对性侵犯者进行非自愿的监管。

综上所述, 美国的非自愿监管制度更多体现的民事收容的性质, 但在程序中, 司法权是不可或缺的, 如果司法权缺失, 就不能保证被监管者能得到一个科学且合法的鉴定结果。

(二) 德国的强制医疗制度

在德国的法律体系中, 有关精神病人被收容后的强制医疗制度散见于刑法、民法和各邦法之中。如《德国刑法典》第63条规定:实施违法行为时处于无责任能力或者限制责任能力状态的, 法院在对行为人及其行为进行综合评价后, 如认为该人还可能实施违反行为因而对公众具有危险性, 可命令将其收容于精神病医院。由此可以看出, 德国关于精神病人强制医疗适用的实质条件和适用的主体。虽然看不出其性质, 但通过该条的规定可以看出既然法院在整个认定的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 至少在德国的司法体系中, 该制度的性质更多的体现为刑事法措施。

众所周知, 德国的刑事法措施包括刑法措施和保安处分两个部分, 保安处分被视为刑法措施的补充措施。在德国司法体系中, 关于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规定实际上是一种保安处分措施, 属于刑事法措施, 但又不完全等同于刑事法措施。不论其体现的是何种刑事法措施, 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 德国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制度是一种刑事法措施, 体现的是刑事司法关系。

以上的分析展示了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关于精神病人强制医疗措施的差别, 虽然在适用的实质条件上可能存在相似的地方, 但关于其性质, 却是截然不同的规定。

二、我国关于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制度的性质认定

在分析我国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制度之前,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我们的法律体系既不同于英美法系, 也不同于大陆法系, 因此我国法律体系中并无保安处分这一刑事法的补充措施, 因此, 我国关于经很病人强制医疗的规定主要是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

我国《刑法》第18条第1款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 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 不负刑事责任, 但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 由政府强制医疗。此条规定是我国关于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制度的实体性规定, 由于其规定在刑法中, 我们可以理所当然的认定, 在我国司法体系中, 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制度属于刑事法措施。

关于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程序性规定主要是《刑事诉讼法》第4章。这一章从强制医疗使用的条件、决定机关、申请程序、审理程序、审理期限、申请解除以及监督等方面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规定, 这使得我国长期以来关于强制医疗制度的立法空白得到了补充。从程序方面的规定可以看出, 我国的强制医疗制度既区别于美国的非自愿监管制度, 也区别于德国的保安处分措施。在我国的司法体系中, 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制度应属于刑事司法措施, 只不过是区别于看守所和监狱的监管, 是对符合特定条件的人进行特殊监管的刑事司法制度。我国并无刑事法措施补充措施的规定, 因而, 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制度在我国理应归属于刑事法措施。

综上, 对精神病人实行强制医疗实际上和对正常人犯罪实行监管是一个性质的, 都是对被监管者自由的剥夺, 都是最严重的刑事法处罚。需要强调的是, 强制医疗制度因为被监管对象的特殊性, 而决定了该项制度为特殊的刑事法措施。

三、对我国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制度的建议

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制度的刑事法措施的性质决定了其在实践中地位和意义, 虽然《刑事诉讼法》对这一制度了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规定, 但由于缺乏实践经验, 在实践中还经常会出现如对上访、闹访、缠访者的被精神病现象等不良的司法实践现象, 这就要求我们在该制度的执行中应该要注意:

首先, 刑法谦抑性思想在该制度中的体现。精神病人被强制医疗的前提是实施了违法行为, 作为特殊的犯罪嫌疑人, 由于行为能力的限制导致不能对其处以严格的剥夺自由的刑罚, 这本身就是刑法谦抑性的体现。在制度实施的过程中, 《刑事诉讼法》的程序性规定还过于笼统, 可能会出现正常人因为某些特殊的原因被精神病的现象, 这是执法者在制度实施过程中必须重视并认真对待的问题。

其次, 对于轻刑犯精神病人和重刑犯精神病人的区别对待。刑罚有轻重之分, 对于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过程中, 也应当注重二者之间的区分。对于轻刑犯精神病患者, 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缩短其在精神病院被强制医疗的时间, 同样对于前文提到过的被精神病者, 也可以采取同样的措施。对于重刑犯精神病患者如故意杀人等行为, 应当对其处以长期的强制医疗, 这样才能体现刑法的公平性。

总之, 虽然对精神病人进行强制医疗的制度已经明确规定在法律之中, 在实践中还有太多存在争议的问题需要厘清。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性质是明确的, 是一种刑事法措施, 是刑罚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1]时延安.中美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制度之比较[J].法学评论, 2009 (4) .

[2]朱成亮.比较视域下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制度完善之探讨[D].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3.

[3]施鹏鹏, 周婧.强制医疗程序中适用中的疑难问题及对策[J].人民检察, 2015 (7) .

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 篇2

【发布日期】1951-04-24 【生效日期】1951-06-24 【失效日期】

【所属类别】国家法律法规 【文件来源】中国法院网

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

（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四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发布）

第一章 保险对象及保险手续

第一条 凡持票搭乘国营、或专用铁路火车之旅客，均应依照本条例之规定，向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投保铁路旅客意外伤害保险，其手续由铁路管理局办理，不另签发保险凭证。

第二章 保险期限

第二条 保险有效期间，规定自旅客持票进站加剪后开始，至到达旅程终点缴销车票出站时为止，如需搭乘路局免费接送旅客之其他交通工具时，则搭乘该项交通工具期间亦包括在内。

第三条 旅客所乘之火车，在中途因故停驶或改乘路局指定之其他班车者，在中途停留及继续旅程中，保险仍属有效。

第四条 旅客在旅程中途自行离站不再随同原车旅行者，其保险于离站时起即告失效，但经站长签字证明原票有效者，在重行进站后，保险效力即行恢复。

第三章 保险金额及保险费

第五条 旅客之保险金额，不论席座等次、全票、半票、免票，一律规定为每人人民币一千五百万元。①

第六条 旅客之保险费，包括于票价之内，一律按基本票价百分之二收费，由路局核算代收汇缴保险公司。

第四章 保险范围

第七条 旅客在保险有效期间内，由于遭受外来、剧烈及明显之意外事故（包括战争所致者在内），受有伤害须治疗者，由保险公司按实际情况给付医疗津贴，其数额以不超过保险金额之全数为限。

第八条 旅客遭受意外事故受有伤害，以致死亡、残废或丧失身体机能者，除依照第七条之规定给付医疗津贴外，另由保险公司依照下列规定给付保险金：

甲、死亡者，给付保险金额全数。

乙、双目永久完全失明者，两肢永久完全残废者，或一目永久完全失明与一肢永久完全残废者，给付保险金额全数。

丙、完全丧失身体机能永久不能继续工作者，给付保险金额全数。

丁、一目永久完全失明者或一肢永久完全残废者，给付保险金额半数。

戊、丧失一部分身体机能永久不能复原影响工作能力者，视其丧失机能之程度，酌给一部分保险金。

第九条 旅客在一次旅程中，遭受意外事故，构成第八条所列一项以上之情事时，其保险金给付，以不超过保险金额之全数为限。

第十条 本条例所列之保险金额连同医疗津贴，系属法定给付之最高责任，如遇意外事故发生，旅客或其家属不得再向铁路管理局要求任何额外给付。

第五章 除外责任

第十一条 遇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保险公司不负给付保险金或医疗津贴之责：

甲、疾病、自杀、殴斗或犯罪行为而致死亡或伤害者。

乙、失踪者（但因车辆失事或意外事故而致失踪者，不在此限）。

丙、因无票爬跳车而致死亡或伤害者。丁、有诈欺行为意图骗领保险金或医疗津贴者。

第六章 医疗津贴及保险金之给付

第十二条 旅客遭受意外事故须予治疗者，在有铁路医院地区，应由铁路医院代理保险公司负责处理，无铁路医院地区，应由路局会同出事地点之当地政府或有关机关，按照当时实际情况代为负责处理，其医疗津贴由保险公司或其特约代理处根据铁路医院或其他指定医院、医师之证明确定后，依照第七条之规定给付之。

第十三条 旅客遭受意外事故以致残废或丧失身体机能者，应由其本人或其指定代理人取具铁路医院或其他指定医院、医师及铁路管理局之证明文件，由保险公司或其特约代理处根据此项证明，确定应给保险金数额。

第十四条 旅客遭受意外事故以致死亡者，应由其配偶、子女、父母或完全依赖该旅客供养者，取具铁路管理局之证明文件，必要时并须取具居住地政府之户籍证明，向保险公司或其特约代理处申请给付保险金，如遇领款人发生争执时，应按照上列顺序决定之。

第十五条 申请领取保险金，须自意外事故发生之日起一年内办理之，逾期丧失申请之权利。

第十六条 保险金之给付，应由保险公司或其特约代理处自接到申请之日起，于十五日内办理之。

第七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条例经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核定后发布施行，修改时亦同。

第十八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二个月内施行之。

＿＿＿＿＿＿＿＿＿

注① 系指旧人民币，折合新人民币一千五百元。

中国需要强制房屋保险 篇3

更重要的原因也是保险产品缺陷太大

在目前连购买人身保险的意识都相对淡薄的中国，谈房屋保险似乎时机未到。

不过，天津港“8·12”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发生后，被损毁的住宅楼、满地狼藉的房屋图片，以及“房子没了，房贷还在”的现实，已经让“与房子有关的保险”引发公众关注。

在此之前，2008年汶川大地震、2009年上海闵行区莲花河畔景苑小区的“楼倒倒”、2010年“11·15上海静安区高层住宅大火”等事件发生后，类似话题也曾被热议。

然而《瞭望东方周刊》在采访中发现，时至今日，房屋保险不仅对普通居民仍是陌生概念，许多房地产业内人士也知之甚少。

在美国、日本、欧洲，住房保险是居民购买的最普遍险种之一。但在中国，“给房子买保险”还是个需要教育和引导的新观念。

房屋保险有哪些

房屋保险在中国出现的历史并不短。上世纪80年代恢复停办了20年的保险业务之后，作为财产保险重要组成部分的家庭财产险（简称家财险）曾有过一段“黄金期”。

“那时的住房主要是福利分配的公房，单位作为房屋维护、维修主体，大多都有转嫁潜在风险、购买保险的需求和积极性。”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院长郝满苏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后来住房市场化，房屋归个人所有，家财险购买力就下降了。”

1998年房改推出住房按揭贷款政策之后，为防止贷款人因意外事故导致丧失还贷能力，或者作为抵押品的房屋因一些特定自然灾害发生损毁，银行在放贷时要求贷款人购买“个人抵押商品住房保险”，简称“房贷险”。这样，当出现上述两种情况时，由保险公司负责相应的损失赔偿或偿还剩余银行贷款。

然而，因为投保花钱的是贷款购房人，第一受益人却是银行，在实际操作中，银行、地产商与保险公司对贷款人做“捆绑销售”——没有投保、或者没有向指定保险公司投保房贷险，则银行不批贷款，这种做法引发了公众的抵触情绪。

后经媒体曝光，工商银行、交通银行等在2006年初率先取消强制房贷险。其他银行也陆续将强制购买房贷险变为自愿购买。而很多人为了省几千元钱，放弃购买房贷险，即便买了保险，也会在提前还清房贷后将房贷险退保。

2006年后房贷险购买量一路下滑，“如今基本被家财险替代或覆盖。”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险）销售员曾强（化名）告诉本刊记者。

除了居民作为投保人的房贷险、家财险，还有供房地产开发商、建设单位购买的住宅质量保险。

住建部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从2001年开始进行住宅质量保险的研究，探讨如何依托住宅性能认定制度，借鉴住宅质量保险这一国际通行惯例，化解由于住宅质量问题带给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的种种风险。

2002年9月，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通过了“A级住宅质量保证保险专家论证”，同年10月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制定了全国首份保险条款并签订合作协议，随后开展了A级住宅项目质量保险试点工作。

为什么推广难

房贷险的好处原本应该被广泛宣传，但多年来除了“霸王条款”的恶名，其不合理的条款设置也成为障碍。

例如，除了投保人是购房人而受益人是银行之外，房贷险保费的计算包含了房屋险和还贷保证保险两部分，但实际上房屋出现风险的几率很小，对绝大部分借款人来说，仅需要还贷保证保险即可。

“而家财险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推广开，居民不愿花钱、风险意识不强是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也是我们的产品缺陷太大。”郝满苏说。

首先是赔偿范围过于局限。保险条款仅承保由于火灾、台风、暴雨、泥石流等原因造成的房屋损失，一般不包括地震。而房屋则限于钢筋混凝土或砖混结构住宅主体，以及交付使用时已存在的室内附属设备。室内财产不包括金银、首饰、珠宝、有价证券以及其他无法鉴定价值的财产。

“相比之下，保险公司的免赔偿条款则要长得多，对被保险人和投保人需要承担的义务的规定也要详细得多。比如及时告知、采取措施减损、保护现场、书面说明事故发生的原因、经过和损失情况，等等。”北京中唐律师事务所律师徐斌对《瞭望东方周刊》介绍。

如要申请索赔，被保险人要提供的资料还包括财产损失、费用清单；损失财产的价值证明资料（比如发票、购买凭证等）、存在证明资料，等等。

保单条款的单一、无效和各种索赔、举证等的麻烦，让家庭财产险成为鸡肋。

“北京海淀区的房子要和沿海地区、西南山区的房子一样保台风、泥石流的意外险，这样的保单怎么可能有吸引力？”郝满苏说。

一些保险公司近几年陆续推出可自由搭配的家庭财产综合险。除了房屋、装修及室内财产3项主险之外，还针对盗抢、水暖管爆裂、因电压异常引起的家用电器损毁、家养宠物造成第三者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等内容承保。

这类保险的作用显然更大。“在东北地区，每年冬天光接到水管爆裂的客户报案就有很多。”曾强介绍说。

但本刊记者在向不同保险公司咨询的过程中也发现，同类组合的家庭财产保险价格差别巨大。以一套市值200万元、装修10万元、室内财产10万元的房屋为例，要保220万元的家财险，平安财险的保费报价为176元/年，如果再选择保额分别为5万元的水暖管爆裂损失险、居家责任险、家养宠物责任险等附加险，总计保费为294元/年。

中国人保财险公司的销售人员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三大主险的保费按保额220万元的2‰计算，需要4400元/年。

在郝满苏看来，与基本民生利益相关的保险应该设置统一指导价，但目前各保险公司报价混乱也让消费者迷惑。而买的人越少，保险公司越不挣钱，也越不重视产品研发或创新，消费者对“一张保单全国通用”则更不买账，陷入恶性循环。

nlc202309031211

此外，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傅蔚冈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令他担忧的是，“政府出面解决或表示承担事后房屋赔偿、回购责任的做法，会进一步减弱居民购买房屋保险的意识和积极性。因为大家看到的是，出了事反正有政府管，根本不需要买保险。”

国外怎么给房屋保险

“在一些发达国家，购买住房保险作为制度安排，是居民的一项刚性需求。”郝满苏介绍说，“无论是出售还是出租，没有保险的房屋是不准许交易的。”

据了解，美国与房屋有关的保险一般分为业主产权险、房屋保险、地震保险三大类。其中最常见的房屋保险，与中国的家庭财产险相似，但保障范围不同，索赔程序也简单得多。

美国的房产房屋保险通常包括房屋本身及附属设施，含收藏、文件等在内的私人财物，以及房屋修复期间的生活开支。除此之外，还有对投保人及其客人在室内外发生意外时的赔偿等。屋主在房屋损失发生后的60天内要向保险公司申报，并填写、提交“损失证明”；保险公司向投保人发出估价通知，屋主在20天内估价；双方对估价意见达成一致后，保险公司理赔。

这期间，投保人对保险公司理赔有异议，可提出法律诉讼。

德国的房屋保险负责理赔的范围也相当广泛，包括火灾、水灾、飓风、地震、闪电、冰雹等常见的自然灾害。而处理受灾房屋过程中产生的相关费用也在保赔范围内。比如现场清理费、损失评估费、拆除费用、现场保护费、减损措施费用等，以及在修建新房期间房主的酒店住宿费用甚至房租损失等，都由保险公司负责赔付。

“让倒掉的房子重新建起来”、“让房主受灾不受损”是德国房地产保险制度的基本作用和原则。所以，德国房屋保险虽然也有除外责任，如由投保人严重失职造成的损失等，保险公司可拒绝赔偿，但因为常引起争议，2008年生效的德国新保险合同法，作了对消费者更为有利的修改。保险公司只能根据投保人失职的严重程度，以及对损失的影响程度减少赔偿，但不能完全拒赔。

“在很多发达国家，尽管房屋保险并非强制险，但大部分的房主都会自愿购买。保费并不贵。比如在美国加州，几百万美元的房屋一年保费也就几十美元。”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

以最早开展强制性建筑工程质量保险的法国为例，1804年颁布的《拿破仑法典》中就规定，建筑师和设计师必须在建筑完工10年内负有对房屋结构缺陷作修正的严格责任。后来经过不断修订，开发商、分包商、部件生产商都要对房屋质量问题负连带责任。

谁来完善中国的房屋保险

“作为每年新建房屋占世界总量一半的建筑大国，中国建筑领域存在的‘虚假招标、转包挂靠、违法分包’等弊端，都将在未来造成房屋质量隐患，由此引发各种财产损失、赔偿纠纷。”徐斌预言。

而在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副会长胡志刚看来，“保证房屋质量关键在于建立具有法律效力的建筑工程责任制度，在这个制度基础上，以完善的住宅质量保险作加持。”他告诉本刊记者。

按照规定，这类保险的投保房屋首先要获得住建部相关住宅性能的权威认定，所以建筑质量从源头作了把关。其次，对购房人来说，当房屋过了维修期，即便当初的开发企业已不存在，房屋出了质量问题，仍可以找保险公司索赔。而保险公司为了降低理赔风险，必然提前介入工程的勘察、设计和施工，增加一层监督与防范。

中国从2001年起推行住宅质量保险，在北京、上海、青岛、大连等城市启动试点。但据了解，这项工作未能持续顺利开展。

对于目前再次引起广泛关注的家庭财产险，王国军认为还需要保险公司“拓荒”。

“各大保险公司都在车险的红海中挣扎，应该趁机好好做家财险的开发和推广。如果能做出特色，未来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他说。

而在郝满苏看来，设置科学严谨的房屋保险，对房地产市场也有积极意义。

“比如测算一个小区附近的加油站每天储存的汽油是多少吨，如果出现火灾爆炸对周边建筑物会产生多大程度的影响。这种测算结果出来之后，同一个小区距离加油站1000米和1500米的房子，价钱可能有差异，而保费也要有所区分。”郝满苏举例说。

实际上，类似的风险评估并不难。“随便去采访一个按揭贷款的老百姓，他都能说出可能影响自己还贷的风险因素，而保险公司却不去做这种‘适销对路’的产品。”

他还认为，房屋保险的推广和普及需要各方推动。他的建议是，首先从房屋交易环节，政府应该规定必须含保险。

而徐斌则认为，当二手房交易占比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时，房屋保险自然会被广泛接受。“现在政府和企业要做的是强化这个趋势。”

强制医疗保险 篇4

关键词：社会保险,强制保险与商业保险

现代社会中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生产的需要以及人们风险意识的逐渐增强，保险越来越贴近人们的生活。不论对国家、单位还是个人来讲，充足有效的保障都是解决后顾之忧，稳定当前生活的前提。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保障问题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与此同时商业保险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趣。在大力发展社会保险的同时，应积极发展商业保险，发挥其对社会保障的补充作用。而强制保险作为国家强制被保险人投保及保险人承保的险种，也与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尤其是2006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更是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试述社会保险、强制保险与商业保险的关系。

商业保险、强制保险与社会保险都是社会化的风险分担和经济保障机制，三者既有相通之处，亦具有很大区别，处理好它们的关系，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先就三者共性讨论如下：

（一）、三者都可进行风险转移, 分担特定风险损失。

商业保险以概率论和大数法则作为基本原理，将大量同质风险进行集中，收取保险费建立保险基金。当被保险人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时，保险人依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对其进行经济给付或补偿。强制保险是国家针对某一特殊方面的保障，特别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强制特定组织和个人进行投保，以化解特定的风险。社会保险同样实现了风险的共济和分担，如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等短期给付的险种就充分体现了风险的有效分担。

（二）、三者都以给予损失赔偿或保险金给付等方式为被保障对象提供保障。

商业保险和强制保险中，发生保险事故后，保险人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对被保险人进行经济赔偿或保险金给付。社会保险则是以现金给付、实物救助和提供服务等多种方式，不但为被保障对象提供经济或生活保障，其中的一些项目(如社会福利制度)还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社会成员提高生活水平的需要。

（三）、三者都需要充足的基金作为后盾。

商业保险和强制保险是由保险公司收取投保人交纳的保险费，将大量资金统一管理，整体运作。在被保险人发生保险事故时，对其进行赔付。商业保险公司必须遵循稳健经营的原则，保证资金的保值增值，维护广大被保险人的利益。社会保险也是一样，无论其资金来源是个人、单位还是国家财政拨款，都需要相关机构妥善管理，合理运作，使社会保障制度得以顺利实施。

二、商业保险、强制保险与社会保险既有密切联系，又存在着很大区别，具体如下：

（一）、三者法律基础不同。

1、《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四条规定：

从事保险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遵循自愿原则。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投保人和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应当遵循公平互利、协商一致、自愿订立的原则，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由此可以看出，商业保险活动是建立在自愿的原则之上的。这里的自愿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投保人的自愿，投保人自愿向保险人表达投保的意愿，发出要约;另一方面是保险人的自愿，保险人经过对投保人所投保保险标的的风险甄别等，确定是否承保。

2、强制保险中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为例：

它的法律基础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已于2006年7月1日起施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的立法基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保险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保险的以外，保险公司和其他单位不得强制他人订立保险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7条明确规定：“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对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投保和承保都做了强制性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而有经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经营资质的保险公司对投保人的投保必须接受，不得拒保。也就是说，投保人的投保和保险人的承保都是强制性的，不以个人的意愿为转移。

3、

而社会保险则不象商业保险和强制保险有明确的法律基础，更多的是一种制度上的安排，社会保险是基于公共利益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制度，属于公共政策与公共品范畴。我们可以从宪法、劳动法等法律层面找到我国实行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依据。但是，中国目前尚无一部真正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通过的专门社会保障法律，中国社会保障制度还未能上升到法律规范层次，社会保障立法任重道远。

（二）、三者经营目标和经营主体不同。

社会保险的经营目标是解除劳动者的后顾之忧，平衡劳动关系，增进劳动者福利，促进社会和谐，经营主体一般为政府机构或者公营机构;而商业保险的经营目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经营主体是商业保险公司。

（三）、三者被保障对象和保障水平不同。

商业保险为符合可保标准并有支付保险费能力的社会成员提供经济保障，满足被保险人较高层次的保障需求;社会保险中公民个人没有选择投保与否的自由，也没有选择投保额度高低的自由，只要符合条件就必须参加统一的社会保险，满足的是社会成员的基本的生活保障需求;强制保险是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由特定群体对特定标的投保后，享有特定的保障。

强制医疗保险 篇5

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1951年4月24日(51)财经总[财]字57号令修改1992年6月5日铁运[1992]64号 第一章

保险对象及保险手续

第1条 凡持票搭乘国营或专用铁路火车之旅客,均应依照本条例之规定,向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投保铁路旅客意外伤害保险,其手续由铁路局办理,不另签发保险凭证。

第二章

保险期限

第2条 保险有效期间,规定自旅客持票进站加剪后开始,至到达旅程终点缴销车票出站时为止,如需搭乘路局免费接送旅客之其他交通工具时,则搭乘该项交通工具期间亦包括在内。

第3条 旅客所乘之火车,在中途因故停驶或改乘路局指定之其他班车者,在中途停留及继续旅程中,保险仍属有效。

第4条 旅客在旅程中途自行离站不再随同原车旅行者,其保险于离站时起即告失效,但经站长签字证明原票有效者,在重行进站后,保险效力即行恢复。

第三章

保险金额及保险费

第5条 旅客之保险金额,不论座席等次、全票、半票、免票,一律规定为每人人民币两万元。

第6条 旅客之保险费,包括于票价之内,一律按基本票价百分之二收费。

第四章

保险范围

第7条 旅客在保险有效期间内,由于遭受外来、剧烈及明显之意外事故(包括战争所致者在内),受有伤害须治疗者,由保险公司按实际情况给付医疗津贴,其数额以不超过保险金额之全数为限。

第8条 旅客遭受意外事故受有伤害,以致死亡、残废或丧失身体机能者,除依照第7条之规定给付医疗津贴外,另由保险公司依照下列规定给付保险金:甲、死亡者,给付保险金额全数。乙、双目永久完全失明者,两肢永久完全残废者,或一目永久完全失明与一肢永久完全残废者,给付保险金额全数。丙、完全丧失身体机能永久不能继续工作者,给付保险金额全数。丁、一目永久完全失明者或一肢永久完全残废者,给付保险金额半数。戊、丧失一部分身体机能永久不能复原,影响工作能力者,视其丧失机能之程度,酌给一部分保险金。

第9条 旅客在一次旅程中,遭受意外事故,构成第八条所列一项以上之情事时,其保险金给付,以不超过保险金额之全数为限。

第10条 本条例所列之保险金额连同医疗津贴,系属法定给付之最高责任,如遇意外事故发生,旅客或其家属不得再向铁路局要求任何额外给付。

第五章

除外责任

第11条 遇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保险公司不负给付保险金或医疗津贴之责:甲、疾病、自杀、殴斗或犯罪行为而致死亡或伤害者。乙、失踪者(但因车辆失事或意外事故而致失踪者,不在此限)。丙、因无票扒跳车而致死亡或伤害者。丁、有欺诈行为,意图骗领保险金或医疗津贴者。

第六章

医疗津贴及保险金之给付

第12条 旅客遭受意外事故须予治疗者,在有铁路医院地区,应由铁路医院代理保险公司负责处理,无铁路医院地区,应由路局会同出事地点之当地政府或有关机关,按照当时实际情况代为负责处理,其医疗津贴由保险公司或其特约代理处根据铁路医院或其他指定医院医师之证明确定后,依照第七条之规定给付之。

第13条 旅客遭受意外事故以致残废或丧失身体机能者,应由其本人或其指定代理人取具铁路医院或其他指定医院医师及铁路局之证明文件,由保险公司或其特约代理处根据此项证明,确定应给保险金数额。

第14条 旅客遭受意外事故以致死亡者,应由其配偶、子女、父母或完全依赖该旅客供养者,取具铁路局之证明文件,必要时并须取具居住地政府之户籍证明,向保险公司或其特约代理处申请给付保险金,如遇领款人发生争执时,应按照上列顺序决定之。

第15条 申请领取保险金,须自意外事故发生之日起一年内办理之,逾期丧失申请权利。

第16条 保险金之给付,应由保险公司或其特约代理处自接到申请之日起,于十五日内办理之。

第七章

附 则

第17条 本条例经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核定后公布施行,修改时亦同。

第18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二个月内施行之。

附: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办理手续(摘录)

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办理手续

(一)保险手续之代办:

(1)保险费包括于票价内,不另对旅客签发保险凭证。车站进款所收之保险费视同营业进款一样,按现金出纳程序之规定办理不单独区分。

(2)铁路旅客意外保险,除保险金由人民保险公司或其代理机构直接付给外,其余一切保险手续,包括保险费之收取,急救费用及医疗津贴,棺殓埋葬费用之支付,救急药品之补充及保险事故之证明,均由铁路代办,并由铁路局(新线如部分通车则为工程局,以下同)与当地保险公司建立收支结算关系。直通属本局配属之车辆行至各局发生旅客意外伤害时,其所应支付之费用,由事故路局与当地保险公司进行清算。

(3)铁路代办旅客意外保险业务应用之报表、宣传品均由当地保险公司交付当地铁路局使用,上述报表铁路可视需要自行留底。

(4)保险公司得于保险条例实行前,于每一旅客列车(包括混合列车)内设置“旅客意外伤害救急药箱”一个,上述药箱由保险总公司发交铁道部转发各路局使用(昆明局、西南工程局、西北工程局应设置药箱由当地保险公司购办经交路局)。自条例实行月份起,救急药箱应补充药品办法另订。

(二)退票之处理:

(1)退票之保险费,依照铁路规定之退票办法同样比例退还。

(三)临时救急治疗及伤害医疗:

(1)旅客遭遇意外重大伤害有生命危险者,须立即进行救急治疗,除使用保险公司设置救急药箱外,在有铁路医院地区由铁路代保险公司负责处理,无铁路医院地区应由铁路会同出事故当地政府或有关机关视当地实际情况处理之。

(2)医疗津贴由铁路根据保险条例第七条规定限度支付,如治疗机关非铁路医院,并应逐笔取具单据。

(3)旅客之临时救急治疗费用(使用保险公司设置救急药箱之药品不计价)包括于医疗津贴范围内。

(四)旅客死亡之处理:

(1)遭遇意外伤害之旅客如立即或在送疗期中死亡,应由铁路设法通知其家属或公告之。

(2)死亡旅客因天气或其他特殊原因在其家属未到以前有先行棺殓之必要者,应由铁路会同当地政府或有关机关办理,其棺殓埋葬费用不得超过保险金额百分之三十。

(3)旅客由铁路代为棺殓埋葬者,其费用由保险公司或其代理机构在给付该旅客保险金额内如数扣除。

(4)保险金申请人如系旅客之家属或其指定之代理人,车站应嘱其取具旅客居住地政府之户籍证明或其他足以证明之文件作为申请书之附件,证明申请人之身份及与旅客之关系。

(5)保险金原则上由出事地点或附近之保险公司或其代理机构给付,如旅客或其家属请求汇往其他地区,应于申请书内填明,以便洽办,但汇费由申请人负担。

(五)报表之填造:(略)

(六)附则: 4

(1)本办法如有未尽事宜或特殊情形需要解决者,得由各局与保险公司协议解决,有争议问题时上报。

(2)遇有大量死亡支付费用庞大,铁路代收保险费不足支付时,得临时向保险公司洽商先行拨付,并应通知保险公司派员协同处理。

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制度的完善 篇6

关键词：精神病人；强制医疗；保安处分；刑事立法

随着精神病人人数的增加，精神病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2009年初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而重性精神病患人数已超过1600万，这些重型精神病患者中3%以上具有肇事肇祸的倾向。然而，对于精神病人进行的强制医疗制度存在着种种缺陷，导致在强制医疗中出现许多问题。有不少现实案例反映出应当被强制治疗的精神病人没有被收治，无人管理甚至肇事肇祸。由此，亟需完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制度，以防范严重肇事肇祸精神病人再度危害社会的行为，并对其治疗使其降低人身危险性回归社会。

一、我国法律中强制医疗之现状

从我国的法律规定来看，关于对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立法存在着一些问题：（一）关于强制医疗之决定的做出是否应该受到司法审查存在争议

已于2013年1月1日生效实施的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五条规定：“根据本章规定对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由人民法院决定。”然而，从于2013年5月1日实施的《精神卫生法》的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可以看出，其否定了强制医疗决定的做出需经法院审查，一般遵循自愿原则，经医疗机构决定进行强制医疗。以上两部法律明显存在着争议。

（二）对于精神病人的认定模糊

主要表现在认定主体多元化、认定标准不统一。包括医生从医学角度进行认定、鉴定机构通过精神病学司法鉴定来认定、法官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进行认定。特别是在法官自由裁量的过程中存在着许多问题，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宣告公民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的申请后，只有在认为必要的时候才应进行鉴定。但什么时候才是“必要的时候”则完全由法院和法官来判断，换言之，如果法官认为没有必要，那就不用对被对被请求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进行精神病学司法鉴定，可以根据其他证据来判决一个公民是否具有精神疾病；同时《民通意见》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在不具备诊断、鉴定条件的情况下，也可以参照群众公认的当事人的精神状态认定。

（三）适用范围以及对象立法未能明确

我国刑法典规定得过于笼统。我国《刑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这里的“必要的时候”到底指的是什么时候，它并没有一个具体量化的标准。

二、强制医疗应作为保安處分措施刑事立法化

应将强制医疗作为保安处分措施刑事立法化的原因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进行分析论证。

从有关强制医疗的理论上来看，首先，关于强制医疗的性质，有学者认为其是刑事法措施，也有学者认为其是行政法性质的措施[3]。其中，高铭暄、马克昌教授将强制医疗界定为刑事法措施，认为虽然对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障碍者不能处以刑罚，但人为地把它排除于刑事法律和刑事司法领域，不利于防止其实施危害社会行为及保障其合法利益。所谓保安处分，是指国家基于保卫社会之需要，对于具有特殊人身危险性的人，以矫治、感化、医疗、禁戒等手段，替代或补充刑罚适用的各种保安措施的总称[6]。

根据我国《立法法》第八条之规定，对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只能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通过制定法律加以规定，毫无疑问，对精神病人进行保安处分强制医疗应当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出台的法律层面予以规定和确认，因此强制医疗应作为保安处分措施刑事立法化，最好能在《刑法》中进行保安处分的专章规定。

从强制医疗措施的实践上来看，尽管保安处分与传统的刑罚执行方法还存在着差异，传统的刑罚执行方式都是有着期限的制约，而保安处分所强调的是依据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决定其处分期限。针对刑事司法领域中的精神病人而言，现行刑事司法执行制度不能很好解决精神病人的刑罚处遇问题。由于精神病人的特殊性，对其执行刑罚达不到刑罚的惩罚与预防相结合之目的，如若放任不管，又会危害社会安全。在外国刑法理论界，强制医疗作为保安处分分类中的一种，在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都得到了广泛的适用。如2002年最新修订的《德国刑法典》以专门一节规定矫正与保安处分，其中第63条规定，“实施违法行为时处于无责任能力或限制责任能力状态的，法院在对行为人及其行为进行综合评价后，如果认为该行为人还可能实施违法行为因而对公众具有危险性的，可命令将其收容于精神病院。安置于精神病院的目的，在于保护公众免受持续危险的患有精神疾病的行为人的侵害，同时给后者提供矫正其疾病的可能。”法国、瑞士、西班牙等国家的刑法典也有类似的规定，在此不再赘述。可见，强制医疗有利于保障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卫社会公共安全。

三、保安处分视角中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制度的重塑

（一）实体法律规范

我国现行相关法律法规，亟待解决一般情况下将犯罪的精神病人交由其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政府层面的强制医疗仅在“必要的时候”才动用的问题。我们应考虑精神病人家庭的相关经济情况，对那些确实在精力和财力上有限制而难以承担长期看管精神病犯罪人的家庭，应由政府相关部门承担起保安处分的责任，这些情况应该在实体法律中涉及。

如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决定作出和解除都应有具体条件，由法院在参考精神医学专家或相关医疗机构的意见的情况下，作出裁定。还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借鉴国外的经验，引入听证程序，例如在美国与德国，听证程序几乎贯穿于整个强制医疗适用过程中。以防止随意关押、释放犯罪的精神病人，产生权力寻租的现象，最大限度地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二）程序法律规范

我国2012年新实施的《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五条规定了，“根据本章规定对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由人民法院决定。公安机关发现精神病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应当写出强制医疗意见书，移送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移送的或者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发现的精神病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强制医疗的申请。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被告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可以做出强制医疗的决定。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在人民法院决定强制医疗前，公安机关可以采取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第二百八十八条规定了，“强制医疗机构应当定期对被强制医疗的人进行诊断评估。对于已不具有人身危险性，不需要继续强制医疗的，应当及时提出解除意见，报决定强制医疗的人民法院批准。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有权申请解除强制医疗。”第二百八十九条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强制医疗的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从而解决了一部分强制医疗作为保安处分的程序问题。对于决定机关，决定程序都有相应的规定，检察机关作为监督机关进行监督，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决定的公正性和合理性。在解除条件上也有一定的说明，明确了提请解除强制医疗的主体，以及解除程序的条件，要经过专业的诊断评估，保证了被强制医疗人的合法权益。

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程序之后，也需要配套的财政支持，应该确保相应资金的投入，并且逐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根据各地区实际情况予以保证治疗疾病费用。

（三）权利救济渠道

对权利救济渠道的重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完善强制医疗制度，还应明确各部门之间的分工。刑事强制医疗由于涉及到立案、侦查、起诉和审判等诸多活动，应该加强人民检察院对各个环节的监督，赋予提出建议的权利

（2）应该由专业医疗机构的相关专家负责为犯罪嫌疑人是否患有应被强制医疗的精神疾病提供专业鉴定结论，强调鉴定的专业性。

（3）在强制医疗的执行阶段，应交由司法行政部门所属的狱政部门负责日常羁押、监管、治疗，因此，狱政部门要相应地扩充医学类人才储备，同时卫生行政部门可以派驻专业的医务人员进行犯罪嫌疑人康复情况的评估，对那些病情确实已经平稳，且对社会安全不再有危害性的精神病犯罪人的情况向法院提交精神病康复评估报告[7]，建议解除强制医疗。

（4）精神病人家属应当有监督权，一旦出现对鉴定结论有异议的情况，精神病人及其家属均可向认定鉴定结论的上级部门主张权利，请求复议，或者直接向决定进行强制医疗的法院提出申诉，确保精神病犯罪人的各项合法权利得到有效保障。

参考文献：

[1]张文婷.中国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制度简析[J].法制与社会，2009（9）

[2]荆孟强.我国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制度探析[D].西北大学，2010

[3]郭建安，郑霞.限制对人身自由的限制：中国行政性限制人身由法律处分的法治建设[M].中国法律出版社，2005：537

[4]高銘暗，马克昌.中国刑法解释[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13

[5]张丽卿.司法精神医学——刑事法学精神医学之整合[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190

[6]徐久生.保安处分新论[M].中国方正出版社，2006：56

浅谈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完善 篇7

一、刑事强制医疗制度概述

刑事法领域中的强制医疗通常被认为是保安处分的一种, 是对实施了危害行为的精神疾病患者适用的旨在隔离排害和强制医疗的刑事实体措施, 目的在于消除精神病患者的人身危险性, 防止再犯, 达到防卫社会的目的。[1]它对于精神病人的疾病治疗、权益保障以及消除其人身危险性、预防其再次危害社会、维护公共安全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刑事强制医疗制度与我国《刑法》第18条规定的政府强制医疗措施有诸多共同点, 如二者适用对象都是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 适用都需要经过法定鉴定程序, 都是为了防止精神病人继续危害他人和社会。但二者也存在着诸多不同, 主要体现在:1、性质不同。刑事强制医疗制度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别程序, 而后者属于刑法授予政府的刑事执行权;2、启动主体不同。前者的启动主体是检察机关或法院, 后者的启动主体较为混乱, 包括公安机关、精神病院、诉讼当事人、监护人等;4、决定主体不同。前者的决定主体为人民法院, 后者的决定主体一般为政府部门或公安机关;3、适用条件不同。新刑事诉讼法第284条中规定:“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 可以予以强制医疗”, 可以理解为“社会危害性”作为强制医疗的主要条件;根据《刑法》第18条第1款规定, 政府强制医疗将家属和监护人的看管和医疗作为强制医疗的前置程序, 家属或者监护人的看管或医疗不足以防止其危险性的, 才由政府强制医疗。

二、我国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现状分析

《刑事诉讼法》特别程序中用五个条款对强制医疗程序进行了规定, 依次包括适用对象与决定主体、审理程序、强制医疗决定的定期评估与解除以及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这五个条款基本上勾勒出强制医疗程序的轮廓, 但存在一些不明确、不完善之处, 需要予以改进, 也需要通过实践发现其问题, 促进其进一步完善。

(一) 所规定的适用对象单一

依照刑事诉讼法第284条规定, 实施强制医疗的对象为“经过依法鉴定确认不负刑事责任”的人。综观国外的立法, 强制医疗的对象不限于此, 还应包括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和无受审能力的精神病人。[2]《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97条第1款规定对无执行刑罚能力和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可以采取强制医疗措施;英国强制医疗的适用对象还包括有病无罪、无受审能和服刑期间患病的精神病人;德国、蒙古国刑法典强制医疗的对象同时还包括无受审能力和执行刑罚能力的精神病人[3]。对于无受审能力的精神病人, 根据目前法律规定和实践操作, 法院裁定中止审理后, 待其病情好转后再继续审理。如果此种精神病人的家人无力或不愿给予治疗, 其仍然有潜在的社会危害性。

(二) 司法精神病鉴定程序模糊

《刑事诉讼法》第284条规定:“……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 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 可以予以强制医疗。”如何评估“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 完全依赖精神病专家的专业鉴定, 还是依赖法官的个人经验抑或猜测。是否应当在刑事责任能力鉴定的过程中附加要求精神病鉴定人对其现实人身危险性也作出相应的评估?这些问题的回答关系到未来强制医疗制度决定作出的科学性与客观公正性, 需要审慎考虑。[4]与其他类型的鉴定如法医、物证、痕迹、文书鉴定相比, 精神病鉴定的主观性更强。司法精神病鉴定依据的材料, 主要是被鉴定人的个人史、家族史、证人证言、涉案过程材料、物证、书证等[5], 对个人经验的依赖程度较高, 不同鉴定人对同一鉴定对象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经常持不同意见[6], 直接例证就是多次鉴定的结论不一致率较高②。出现多次精神鉴定意见不一致时, 应该采用哪一份鉴定意见, 为什么采用, 还是继续进行鉴定, 这些问题急需明确。

(三) 人民检察院对刑事强制医疗的监督程序缺失

《刑事诉讼法》第28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强制医疗的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 这是人民检察院加强法律监督的一项重要内容。整个过程中, 如果没有检察机关的审查和监督, 则缺乏透明度, 很容易被暗箱操作, 正常人可能被强制医疗, 造成冤假错案。“被精神病”和强制收治事件的出现, 把这一隐忧变成了现实。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 检察院对强制医疗程序的监督包括:对公安机关适用强制医疗进行监督, 对法院决定强制医疗进行监督, 还包括强制医疗的执行实行监督, 但比较模糊。同时, 刑事诉讼法没有专门建立对于精神病司法鉴定的监督程序。

三、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完善建议

(一) 适当扩大适用对象

立法者立法规范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原意是为了消除精神病人的人身危险性、预防犯罪、维护他人和社会的安全, 保护精神病人的健康恢复, 保障其基本人权。因此, 应将实施危害行为的限制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和在实施危害行为时精神正常、在诉讼进行过程中患精神病导致失去受审能力的人作为强制医疗的对象。限制精神病人存在发病不稳定的情况, 对他人的人身安全和社会的威胁也存在着不确定性。如果犯罪时精神病人是精神正常的, 根据《刑法》第十八条第二款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对于间歇性精神病患者来说, 不能确定在服刑时何时会发病, 威胁他人的人身安全。所以, 对于较严重的间歇性精神病患者应当对其进行强制医疗, 确保其在医疗机构能够接受治疗。而对于犯罪时精神正常, 在诉讼进行过程中患精神病导致失去受审能力的精神病人也应当对其进行强制医疗, 这既有利于帮助其恢复正常的精神状态, 也减少了放任其危害他人和社会的可能性。当然, 出于对精神疾病患者利益的尊重和司法资源优化配置的考虑, 这一程序的适用范围可以限于那些确有必要采取强制医疗措施的被追诉人。[7]

(二) 明确精神病鉴定程序

司法精神病鉴定是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启动的前提, 因此, 应当建立与新刑诉相适应且成熟的精神病鉴定程序, 从法律的角度来规范如何有效公正地来鉴定是否有精神病, 精神病的病情程度, 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在判定方面, 法官必须借助精神病专家的意见, 精神病鉴定专家不仅要提供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的证明, 还必须给出是否具有危险性、是否需要强制医疗的建议。其中, “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判断是一个难题, 笔者建议可以效仿其他国家, 成立专门的司法精神病鉴定中心, 由法官、律师、司法鉴定员、心理医师参与其中, 保证鉴定结论尽可能的客观、全面。如果出现多次精神病鉴定意见不一致时, 在确定采用哪一鉴定意见时应该进行专家评估, 并要求鉴定人说明鉴定过程和病理依据, 然后依据鉴定中心专家组的意见作为最终结论。在法庭审理过程中, 如果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监护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的, 精神病鉴定人应当出庭接受询问或说明鉴定过程。

(三) 完善监督程序

笔者认为, 人民检察院需要以下四方面完善监督刑事强制医疗程序:

对公安机关的行为进行监督。一是对公安机关启动强制医疗程序进行监督;二是对公安机关提供的涉案精神病人鉴定的程序进行监督;三是对公安机关采取的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进行监督。[8];对于违法法定程序, 应当及时提出纠正意见, 通知公安机关予以纠正。

对法院决定强制医疗进行监督。人民检察院最主要的一个监督环节就是对法院做出是否将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强制医疗的决定。人民检察院要监督组成合议庭的成员的身份的合法性, 开庭审理的规范性, 要监督裁判的依据是否真实合法。对于法院的决定有违反法定程序或者存在枉法决定的, 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 通知并监督其纠正。

对精神病司法鉴定程序的监督。首先, 是精神病司法鉴定人资格的监督。笔者建议我国应当建立司法精神病鉴定人资格认证制度, 根据法定程序将全国范围内有资格的专家登记在册, 需要鉴定时, 由检察机关委托进行鉴定。其次, 对鉴定过程的监督。检察机关在鉴定过程中可以派员到场, 同时防止鉴定过程中的暗箱操作。最后, 对鉴定结果的监督。被鉴定人的监护人或辩护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 检察机关可以要求鉴定人予以说明或出示证据, 确有必要重新鉴定的, 应当重新鉴定。

对强制医疗机构执行的监督。首先, 应当对强制医疗执行场所的诊疗条件进行监督, 察看有无基本医疗设备, 有无专业医疗和看护人员;最为重要的是, 对精神病人治疗过程进行监督, 如强制医疗机构的诊疗手段是否有利于病情改善, 有无按照医疗方案定期对被强制医疗的人进行诊断、对病情进行评估等;第三, 对执行机构有无切实保障精神病人基本权益进行监督, 有无侵犯强制医疗对象的人权的现象, 如体罚、虐待或消极治疗等。

总的来说, 刑事诉讼法增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特别程序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这让“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精神充分得以体现。建立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在立法层面强有力而明确地做了规范, 使得以往在实践中不知依何法, 如何依法的司法者、执法者有法可依, 适应了实践的需要, 也为中国刑事诉讼法的建设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摘要：《刑事诉讼法》特别程序中用五个条款对“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做了规定, 初步构建起了我国的强制医疗制度, 但还存在适用对象单一、鉴定程序模糊、监督程序缺失等问题。本文以现行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对这一制度现状进行了分析, 并借鉴国外立法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

关键词：精神病人,刑事强制医疗,现状,完善建议

参考文献

[1]卢建平.中国精神疾病患者强制医疗问题研究[A].犯罪学论丛 (第6卷) [C].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8.

[2]韩旭.论精神病人强制医疗诉讼程序的构建[J].中国刑事法杂志, 2007 (6) .

[3]周国君, 李娜玲.试论我国刑事强制医疗措施的司法化[J].山东警察学院学报, 2009 (6) .

[4]陈卫东.构建中国特色刑事特别程序[J].中国法学, 2011 (6) .

[5]马世民主编.司法精神病的司法鉴定[M].上海: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1998.

[6]陈卫东, 程雷.司法精神病鉴定基本问题研究[J].法学研究, 2012 (1) .

[7]汪建成.论强制医疗程序的立法构建和司法完善[J].中国刑事法杂志, 2012 (4) .

强制医疗保险 篇8

医疗责任保险依其实施方式有自愿保险与强制保险之分。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平等协商订立保险合同从而建立保险关系的是自愿保险, 投保人对是否投保以及保险人的选择均具有决定权。同样, 保险人也可自由决定是否承保以及如何承保。强制保险则的实行则要靠国家运用法律或行政手段。保险关系的建立是被保险人和保险人双方的义务。虽然保险关系基于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的保险合同而生, 但合同的订立却是受制于国家的法律规定。我国医疗责任保险制度起步较晚, 近年来在医疗侵权责任制度得到逐步完善的同时, 医患矛盾却不断升级, 实施医疗责任保险的社会诉求日益强烈。虽然目前我国在部分地区、项目上实行了医疗责任保险, 但尚未在全社会建立统一、综合性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而构建完善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 首先就要面对的是对其实施模式的选择。

一、我国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的现实状况

医疗责任保险从其诞生至今有200多年的历史, 已发展成为国外职业责任保险中最主要的险种。在西方发达国家其制度构建已经相当健全完善。该险种在我国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末, 由于受到经济水平、法律制度、保险意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尚处于起步阶段。人保、平安、太平洋等几大保险公司都有医疗责任保险业务, 但在市场上的推广并不理想。近年来医疗纠纷数量的上涨, 特别是《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颁布后诉讼案件的激增, 医疗责任保险重获关注, 《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的若干发展意见》更是对医疗责任保险的下一步发展作了专门批示。但是, 目前我国仅是在部分地区实行了医疗责任保险, 适用项目也极为有限, 这种局面的形成首先应归因于我国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的“政府主导推动强制保险”和“自愿投保”的双重实施模式, 多数地区采取自愿保险, 仅在北京市等少数地区强制推行。

此种实施模式的政策选择又进一步促成了我国保险业医疗责任保险业务的数据缺乏。由于我国医疗责任保险自愿投保为主, 因此存在医疗机构投保率较低, 保险人承保面较窄, 医疗机构逆向选择等问题。加之我国开展医疗责任保险的时间较短, 很多数据及费率的计算方法均参考国外实务。实务中医疗机构在保单上填写的数据还常与卫生局统计数据不一致。凡此种种, 保险人在目前医疗责任保险业务数据缺乏的情况下, 很难根据大数法则合理厘定保险费率, 费率不合理对医疗机构投保和保险人开展业务的积极性均有损害, 势必对医疗责任保险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借鉴国外医疗责任保险发展的成功经验, 适当推行强制责任保险制度, 特别在其初始阶段, 是极为必要的。因为尽管从责任保险的商业性质来看, 市场自身的力量对其发展是必需且可行的, 但其非商业性也同时决定了在市场调节能力有限的情况下, 由政府主导在一些主要领域推行强制责任保险, 不仅对受害人权益保护有利, 对一国责任保险市场的发展也甚为关键。[2]

二、我国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强制推行的路径

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的强制实施模式主要有三种, 分别是美国、芬兰的立法途径———由法律规定医疗责任保险为强制保险;瑞典等行业习惯要求———私立医疗机构基于行业习惯要求和保险传统而非法律的强制参加医疗责任保险, 医疗机构所及医护人员通过行业协会组织投保;德国、英国的行政干预手段———医生应卫生管理部门的规定投保。2007年《关于推动医疗责任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的发布, 表明我国卫生部、保监会等相关部门已经开始利用行政功能推进医疗责任保险了。[3]

不容忽视的是, 医疗责任保险制度作为“舶来品”, 若要其在我国充分实现其功能和价值, 不仅保险业自身需长足长进, 还必须为其创造适合其成长的环境和土壤。对此笔者建议应分别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 保险公司应大力提高医疗责任保险业务能力, 切实为医疗机构解决问题, 特别是要构建医疗责任保险新型纠纷调解处理机制和分类保险机制。

首先, 我国目前的医疗纠纷处理机制是保险公司并不介入纠纷处理的具体工作, 由医疗机构担纲, 常见的模式为医院院长领导, 医务处 (科) 组织联络, 诊疗科室 (病区) 具体负责。保险公司仅仅转承一部分赔付事宜。而在医疗责任保险制度比较完备的国家, 在接到被保险人报案或者患方索赔后, 承保医疗责任保险的保险公司立即展开调查、应诉、抗辩、调解的全方位服务形成鲜明对比。我国保险公司目前推出的医疗责任保险产品、提供的服务很难达到医疗机构的要求, 对医疗机构不具有吸引力。因此我国保险公司应尽快建立处理医疗事故、医疗纠纷和医疗差错的医疗风险管理机构, 由既懂医学又懂法律的专业团队接替医疗机构承担医疗纠纷的具体处理工作, 将医疗机构解脱出来。

其次, 现有医疗责任保险产品险种比较单一, 只是针对医疗事故, 而将占医患纠纷多数的一般医疗差错和医疗意外排除在外。医疗机构的投保需求无法满足, 故投保积极性不高。对此保险公司应力求在保险品种的设计上有所突破, 将医疗差错、医疗意外等适用性更广、针对性更强的品种纳入其中。

2. 提高患者法律意识, 使其了解并掌握通过医疗责任保险机制处理医疗纠纷的新机制, 为推行强制医疗责任保险提供一个良好有序的环境。

近年来, 我国医患关系日趋紧张, “医闹”几成社会问题, 这固然与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 政府与社会管理存在不完善之处有关, 但医疗事故鉴定公信力不足、诉讼解决方式耗时费力等现行医患纠纷处理机制不畅也难脱干系。对此, 应通过宣传教育提高患者法律意识, 使其了解保险公司在医疗纠纷解决中的作用, 切实把握医疗责任保险强制推行后, 保险公司介入医疗纠纷处理的流程, 为推行强制医疗责任保险提供一个良好有序的环境。

3. 政府为推广责任保险采取法律手段、行政措施, 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是医疗责任强制保险在现有环境下生存发展的关键。

“医疗责任保险的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外部环境”是理论界和实务界早已达成的共识。而我国医疗责任保险市场的发展所必须具备的良好的外部环境, 正是社会公众的医疗责任保险意识以及政府为推广其所采取的法律手段和行政措施。

经常有学者提到医疗责任保险发展的外部环境建设问题时会呼吁保险业加大宣传力度、普及相关知识, 提高公众认知度, 刺激保险需求;说服政府相关部门, 完善民事责任赔偿制度, 改善责任保险发展的法律环境等, 但却鲜少得到保险业界的回应。究其原因, 向公众宣传也好, 对政府游说也罢, 种种行为均需成本的投入, 因为市场不能够自动提供责任保险发展所必需的外部环境;而种种努力产生的结果, 这种良好的外部环境却会为整个保险业界共享。用经济学中的公共物品原理与市场失灵原理来解释便一目了然, 宣传游说的成本投入———良好的外部环境的提供具有非竞争性, 而成果产出———良好的外部环境的享用却具有非排他性, 也即经济学中的“公共物品”。一个或几个保险公司的投入, 其对产出的良好外部环境的享用无法阻止保险业界其他保险公司坐享其成———“搭便车”, 参与建设这一良好外部环境的保险公司无法得到相应的利益性交换, 势必每家保险公司都静候无偿享用别家保险公司努力营造出的外部环境而不愿意为其建设付出成本。

至此, 对医疗责任强制保险外部环境建设的期望只能投注于保险监管机构, 而并非作为市场竞争主体的保险公司。保监会作为保险业的行政管理和监管部门, 不仅有责任也有能力解决我国责任保险发展中遇到的保险公司无能为力的宏观性和政策性问题, [4]由其承担营造医疗责任保险发展的良好的外部环境重任责无旁贷。此外, 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对于保险市场的承保能力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其能否承受如此巨大的需求, 尚需对市场容量进行充分、科学地调研和分析, 政府的财政支持同样是必不可少的。[5]

摘要：医疗责任保险源起于西方发达国家, 其制度构建如今已相当健全完善, 而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 且从实施至今始终未能得到预期的效果。医疗责任保险按照实施方式可以分为自愿保险与强制保险两种, 我国应否实施强制医疗责任保险一直是个存在争议的问题。为了保证医疗责任保险功能的实现, 基于经济学、保险学以及社会公共利益的需求, 我国应强制推行医疗责任保险制度。

关键词：医疗责任保险,强制保险,损害赔偿社会化

参考文献

[1]梁研.医疗责任保险法律制度研究[D].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0:27.

[2]陶存文.责任保险:国际经验及其启示[J].中国金融, 2007 (15) .

[3]翟宏丽.域外医疗责任强制保险的经验与我国的策略[J].法制与经济, 2011 (9) .

[4]吴定富.推动保险理论创新, 促进中国保险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J].经济科学, 2003 (5) .

关于强制医疗程序的几点思考 篇9

一、强制医疗程序适用条件

(一) 行为条件

根据修改后刑诉法对强制医疗程序规定, 要适用该程序, 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其一, 行为人已经着手实施了暴力行为, 且该行为已经构成犯罪。其二, 该行为侵犯的法益是, 一是公共安全, 造成了危险和侵害结果;二是公民人身安全, 造成严重的侵害结果。

(二) 对象条件

根据修改后刑诉法规定, 强制医疗程序的对象是经法定程序鉴定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具体适用对象是:一是完全不能辨认自己行为, 完全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 二是实施行为时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间歇性病人。确定行为人是否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必须经过法定程序鉴定。

(三) 危险性条件

“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是强制医疗程序的危险性条件。即行为人已经实施了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再次实施危害行为的可能性。行为人能否继续实施危害行为, 应考虑到行为人基本情况, 包括精神病的严重程度、是否有前科、生理状况等;二是行为人实施暴力行为的具体情况, 包括实施危害行为时的手段、危害方式、危害程度等。

二、强制医疗程序不足

(一) 没有对与普通程序转换衔接作出规定

在司法实践中, 强制医疗程序与普通程序存在互相转换的可能, 这就需要相应的衔接机制来“弥补”和“切换”。如强制医疗程序启动后, 发现被申请人并非属于无责任能力, 这时候就需要启动普通程序。同理, 在适用普通程序审理中, 发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无刑事责任能力, 这时候就可能需要启动强制医疗程序。

(二) 查明真相能力不足

由于精神病人在法律上具有免于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特权”, 也客观上存在为假精神病人利用的可能性。一些人可能利用精神病人可以免于追究刑事责任的漏洞逃避刑事处罚, 使其他精神病人成为“替罪羊”, 而替代者又不能说出真相。因此, 在适用强制医疗程序时, 应注重查明事实真相。主要查明:一是犯罪事实是否为被申请人所为;二是被申请人有无责任能力。而当前程序设计在这两方面都存在不足。

(三) 中立性不足

法院作出的任何一种裁判行为, 其前提必须是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经过调查和质证。强制医疗程序是人民法院根据事实作出的一种裁决行为, 自然也体现司法属性和中立性。根据修改后刑诉法强制医疗程序有关规定, 强制医疗程序的实施由检察院申请, 法院决定。但我们看到, 该程序在司法性或中立性方面存在较大缺陷。法院作出裁判结果的依据主要来源于公安部门侦查结果和鉴定意见, 法官在实质调查上显得空洞, 证据裁判原则方面也体系得不足。

(四) 被申请人救济性不足

在强制医疗程序中, 被申请人只是被动地参与, 其合法权益容易受到侵害。被申请人虽然有其特殊的一面, 但由于法院裁判结果直接关系到其切身利益, 应该赋予更多的救济权, 如果只是被动地参与和接受结果, 其合法权益容易受到损害, 可以赋予其法定代理人及村委会、居委会等厉害关系人和组织对可能侵害被申请人合法权益时救济途径。另一方面, 强制医疗对被申请人来说并非就是最好的方式, 可能带来很大的副作用, 甚至带来更恶劣的影响。

三、完善强制医疗程序几点建议

(一) 认定程序与决定程序相对分离

在强制医疗程序中, 被申请人一旦被认定为实施了犯罪行为的精神病人, 就面临被强制医疗的危险, 其人身自由也将受到较大程度的限制, 而对被申请人事实认定是前提和关键。因此, 笔者认为, 对被申请人在责任能力、犯罪事实、作出程序等方面认定应非常严格, 责任能力和事实的认定是前提和基础, 程序的相对独立性是保障, 其最终目的是要查明真相, 程序到位。

(二) 强化律师参与性

根据刑诉法对精神病人法律援助的相关规定, 案件只有进入审判阶段后, 如果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 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也就是说, 在案件进入审判阶段之前, 有关部门并不会主动为精神病人寻找法律援助。审判只是刑事诉讼最后阶段, 如果只是在审判阶段才申请律师保护, 那当事人合法权益很难得到全程和充分保障。因此, 笔者认为, 在申请律师的时间节点上, 因将为当事人申请律师的时间提前, 让律师充分参与进来, 以最大程度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三) 强化检察监督

强制医疗程序对该程序决定和执行监督方面做出了粗略性规定, 对如何进行监督、监督后果等方面并没有做出详细规定。笔者认为, 该程序的作出事关当事人切身利益, 法院在谨慎做出决定的同时, 更应该强化检察机关对法院启动实施该程序的监督, 否则检察机关监督就会不到位, 甚至缺位。因此, 要通过司法解释等方式, 对监督的具体程序、后果等方面做出详细规定。

(四) 建立明确严格的强制医疗证明标准

强制医疗程序涉及人身自由的剥夺和强制性医疗, 建立一套严格的证明标准极为必要, 否则将对被申请人产生巨大的生理和心理上的伤害。但修改后刑诉法没有对强制医疗程序的证明标准做出明确规定。从法律规定来看, 确立该程序证明标准主要是两个:一是有无犯罪事实和刑事责任能力, 二是危险性是否继续存在。对于第一个标准, 比较好认定, 但对于第二个标准, 很大程度上就需要依靠法官的主观认知了。因此, 证明标准必须具体明确, 并适当可以降低标准。

摘要：修改后刑诉法专门增设了强制医疗程序, 对该程序使用范围、决定主体、审理程序、救济程序等环节做了比较全面的规定。但是, 仍存在一些法律规定不明确的问题, 应通过制定司法解释等作出详细规定, 以保证该程序的充分实施。

关键词：强制医疗,完善,建议

参考文献

[1]叶萍, 陈帅.强制医疗新规定之理解及其监督视角[J].河南警察学院学报, 2012 (06) .

强制性农业保险法律问题研究 篇10

关键词：强制性保险,农业保险,法律问题

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作为农业大国, 我国农业产业的兴衰不仅关系到广大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对于整个国家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更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我国自上世纪30年代初开始针对农业的保险进行尝试, 通过建国后和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断探索, 农业保险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 积累了大量宝贵的实践经验。目前我国农业保险市场存在着多种的经营模式, 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政府补贴推动、商业化运作”的上海安信模式;“商业化运作、综合性经营”的吉林安华模式;“相互式”保险的黑龙江阳光模式;还有浙江省的“共保体”模式等等。多数的经营模式基本都是依靠自愿保险开展业务, 而对农业保险的另一模式———强制性保险却几无未有尝试。鉴于世界上多数国家都实行或部分实行了强制性农业保险的模式, 且取得了成功, 本文认为有必要研究强制性保险在我国农业发展中的功能, 探索其在我国农业保险之中的地位和角色。

一、强制性农业保险的概念

强制性保险是相对于自愿性保险的一种划分。目前我国对于强制性农业保险的概念尚处于探讨阶段。国内学者何文强认为:“强制性农业保险是指国家农业保险公司对基本农作物按产量的50%或60%承保, 对投保的农业生产者进行大部分保费补贴或免保费, 投保农业生产者交纳适当的行政管理费, 并且对国家农业保险公司认定的资源有限的农业生产者免去行政管理费。”[1]本文认为, 强制性农业保险是指由国家设立的专门保险机构提供的, 为农业生产者支付保险费, 将特定的基本农业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灾害损失转嫁给保险机构的制度设置。

二、强制性农业保险的适用及其范围

无论是在发达国家, 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中, 我们都能看到强制性农业保险得到适用的情形。日本政府在1947年颁布了《农业合作法》, 并通过对《家畜保险法》、《农业保险法》合并后进行补充、整理, 出台了《农业灾害补偿法》。该法律不仅对农业保险的诸多标的进行界定, 并且规定了相应的承保内容。对于一些重点的民生农产品比如农作物中的麦类和水稻、旱稻的灾害风险和牛、马、猪、蚕茧等动物的疾疫损失实行强制保险, 而对其他农作物和畜牧动物实行自愿保险。[2]另外, 日本还将农业保险与相关的农业信贷挂钩, 如果农产品标的生产存在农业信贷, 则无论是否是自愿项目都必须依法强制投保。法国《农业保险法》规定, 农业保险的项目、保险责任、再保险、保险费率、理赔计算等由法律法规确定, 对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农产品实行强制性保险[3]。美国在1994年通过了《农业保险修正案》, 其中规定, 不参加政府农作物保险计划的农民不能享受政府其他福利计划, 如农产品贷款计划、农产品价格补贴和保护计划等;必须购买巨灾保险, 然后才能追加购买其他保险。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事实上的强制保险。在瑞典, 超过2公顷的农业耕地必须参加农业保险。

在发展中国家中的泰国、印度、巴西、菲律宾、智利等国家, 也存在着部分的强制性农业保险。政府将农业贷款与农业保险联系起来, 如果农产品的生产依靠了农业信贷, 则该农产品就强制参加农业保险。在斯里兰卡, 规定的粮食作物必须参加农业保险。在以色列, 尽管法律没有规定实行强制性农业保险, 但当地的农民基本都会加入当地的农民协会中, 以色列农业自然风险保险基金公司 (INFRA) 向农民协会提供农产品保险合同, 而进入农民协会的农民在协会的解释和说服下, 基本都会了解到农业保险的优越之处, 而购买农业保险。在毛里求斯, 1974年的法律规定了对于甘蔗农作物火灾保险实行强制性保险。

可以看出, 大多数国家中的强制性农业保险规定, 基本都是针对本国中关乎国计民生和社会安全的农业产品所作出的。据此, 根据我国的实际国情, 发展强制性农业保险的范围, 也应当集中于保障粮食和食品供给安全的基础性农副产品。包括:小麦、水稻、玉米、大豆等主要粮食作物和油菜、棉花等经济作物, 农牧产品包括鸡、鸭、猪、牛、羊, 鱼、虾等较为普及的动物农产品。如果农业生产者在这些领域从事生产活动, 并达到一定的规模, 则应当强制性参加农业保险。

三、实行强制性农业保险的必要性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多, 底子薄, 国民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发展中国家, 对于某些特定领域的农产品实行强制性农业保险是非常有必要的。

1、实行强制性农业保险是维护国计民生的重要保障

我国是有着广阔的农业耕地和人口的农业大国, 14亿的人口中有将近10亿是“靠天吃饭”的农民。因此农业产业的好坏不仅直接影响着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状况, 而且更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稳定与社会的正常运转, 因此对于农业的发展历来是国家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通过强制性农业保险的实行, 使国家能够平衡农产品的供给, 更为有效的保证经济和社会的平稳运行。

2、频发的自然灾害呼唤强制性农业保险

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作为农业大国, 我国所遭遇的农业灾害分布广, 发生频率高, 损失也很大, 尤其以水灾和旱灾突出, 其数额占到了整体损失的80%以上。由于各地区间的地理与气候差异较大, 因此每年都会受到各种各样农业灾害的侵袭。平均的受灾人口每年达到6亿人次, 造成约2000亿元人民币的损失, 严重的影响了我国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收入。农业生产者的风险一般较为集中, 赔付率较高, 商业性保险很难在如此大规模的风险来临之际能够实现盈利, 甚至可能严重亏损。而在这种情况下, 只有政府能够, 也应该通过国家强有力的经济后盾, 以强制性农业保险的形式, 形成大规模的风险分散和损失补偿机制, 将以之为生的农业生产者的大部分损失分散开来, 同时调整农产品的供给, 以保证农产品市场的稳定。

3、加入WTO后, 我国农业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发展要求强制性农业保险

1994年乌拉圭回合达成的《农业协议》主要体现了世贸组织的农业规则, 我国在加入WTO后, 就必须遵守该协议对农产品的出口补贴、进口关税以及政府支持农业措施等方面的限定。并且该协议对国家支持农产品市场和对农贸价格的补贴的程度限制在农业生产总值的1%以下, 使得我国对农业和农产品方面的补贴措施和政策不得不停止实施。这就是众所周知的“绿箱政策”。但在“绿箱政策”中, 有关农业金融保险体系的措施并不在被限制之列, 因此农业方面的保险政策就成为大多数国家保护和扶持本国农业发展的有力工具之一。在国际农业贸易压力日益加大的今天, 选择强制性农业保险应理所当然的成为我国保障农业生产竞争力, 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不二选择。

四、强制性农业保险经营模式的思考

我国的农业整体情况复杂, 各地区发展差异较大, 因此只有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和农情才能有效的促进和保障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机构的设置

在农业保险当中, 商业保险公司由于面临的风险大, 收益的可能性小, 甚至负收益, 且在大规模农业损失来临的时候, 弥补损失的理赔金额可能成为天文数字, 远远超出商业保险公司的能力范围。因此, 由商业性的保险机构承担强制性农业保险业务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对于强制性农业保险的经营, 国家可以通过设立专门的全国性农业保险机构———中国农业保险公司, 全面负责强制性农业保险的业务开展。其最高的管理机构为行政机关, 其功能可比照中国人民银行的类似性质。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相应的支公司, 具体业务可由其县级的分支机构负责办理, 在开展工作时可以与基层人民政权相互配合, 以期更加准确, 快速和高效, 以县为单位独立核算。该公司主营业务为各地区的强制性农业保险, 也可以同时经营农村的其他商业性农业保险、财产保险和寿险业务, 使农业保险的亏损可以得到部分的弥补。

2、保险区划及费率厘定

所谓农作物保险区划, 是指以各地自然经济条件的相关性和农作物风险的同一性 (也称同质性) 为标志, 按照保险经营原则的要求将不同地区加以组合分区[4]。保险区划的划分与各险种费率的厘定, 应当由中国农业保险公司会同农业风险管理部门确定总体方案, 由各地区的支公司与当地农业、气象、水利、民政及经营农业保险的机构共享该地区农业风险的历史数据资料, 前者在后者的配合下, 综合分析当地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土地与灌溉条件、承保范围、农作物及养殖动物抵抗灾害的能力, 生产者的习惯、技术、管理水平和生产积极性、保险人经营成本等关键性因素, 研究并草拟出适合本地区的保险区划及各险种费率水平, 上报至总公司, 由总公司确定并批准后实施。

3、非营利原则与国家保费补贴

国家开办强制性农业保险应当以非营利性为原则, 重点在于尽可能多的扩大保障能力的前提下, 尽量减少农业生产者的负担, 缓解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压力。设立的国家和地方各级专门农业保险的分支机构应免缴工商、税务部门的登记、年检等各种费用, 免除一切税收。由国家和地方财政共同为参加保险的农业生产者提供保费补贴, 由中央政府与省、市、区县级政府共同分担。特别贫困的地区和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农业区域, 可以适当增加中央财政的补贴比例, 达到保费总额的90%以上, 甚至全额补贴。对于强制性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应纳入中央和地方各级的财政预算。

参考文献

[1]何文强.理论与制度:我国农业保险法律问题研究.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10月

[2]冯文丽.农业保险理论与实践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8:153

[3]匡绍君.我国农业保险必须实行强制性保险[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9 (2) :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