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医疗制度

强制医疗制度（精选十篇）

强制医疗制度 篇1

一、刑事强制医疗制度概述

刑事法领域中的强制医疗通常被认为是保安处分的一种, 是对实施了危害行为的精神疾病患者适用的旨在隔离排害和强制医疗的刑事实体措施, 目的在于消除精神病患者的人身危险性, 防止再犯, 达到防卫社会的目的。[1]它对于精神病人的疾病治疗、权益保障以及消除其人身危险性、预防其再次危害社会、维护公共安全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刑事强制医疗制度与我国《刑法》第18条规定的政府强制医疗措施有诸多共同点, 如二者适用对象都是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 适用都需要经过法定鉴定程序, 都是为了防止精神病人继续危害他人和社会。但二者也存在着诸多不同, 主要体现在:1、性质不同。刑事强制医疗制度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别程序, 而后者属于刑法授予政府的刑事执行权;2、启动主体不同。前者的启动主体是检察机关或法院, 后者的启动主体较为混乱, 包括公安机关、精神病院、诉讼当事人、监护人等;4、决定主体不同。前者的决定主体为人民法院, 后者的决定主体一般为政府部门或公安机关;3、适用条件不同。新刑事诉讼法第284条中规定:“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 可以予以强制医疗”, 可以理解为“社会危害性”作为强制医疗的主要条件;根据《刑法》第18条第1款规定, 政府强制医疗将家属和监护人的看管和医疗作为强制医疗的前置程序, 家属或者监护人的看管或医疗不足以防止其危险性的, 才由政府强制医疗。

二、我国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现状分析

《刑事诉讼法》特别程序中用五个条款对强制医疗程序进行了规定, 依次包括适用对象与决定主体、审理程序、强制医疗决定的定期评估与解除以及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这五个条款基本上勾勒出强制医疗程序的轮廓, 但存在一些不明确、不完善之处, 需要予以改进, 也需要通过实践发现其问题, 促进其进一步完善。

(一) 所规定的适用对象单一

依照刑事诉讼法第284条规定, 实施强制医疗的对象为“经过依法鉴定确认不负刑事责任”的人。综观国外的立法, 强制医疗的对象不限于此, 还应包括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和无受审能力的精神病人。[2]《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97条第1款规定对无执行刑罚能力和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可以采取强制医疗措施;英国强制医疗的适用对象还包括有病无罪、无受审能和服刑期间患病的精神病人;德国、蒙古国刑法典强制医疗的对象同时还包括无受审能力和执行刑罚能力的精神病人[3]。对于无受审能力的精神病人, 根据目前法律规定和实践操作, 法院裁定中止审理后, 待其病情好转后再继续审理。如果此种精神病人的家人无力或不愿给予治疗, 其仍然有潜在的社会危害性。

(二) 司法精神病鉴定程序模糊

《刑事诉讼法》第284条规定:“……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 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 可以予以强制医疗。”如何评估“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 完全依赖精神病专家的专业鉴定, 还是依赖法官的个人经验抑或猜测。是否应当在刑事责任能力鉴定的过程中附加要求精神病鉴定人对其现实人身危险性也作出相应的评估?这些问题的回答关系到未来强制医疗制度决定作出的科学性与客观公正性, 需要审慎考虑。[4]与其他类型的鉴定如法医、物证、痕迹、文书鉴定相比, 精神病鉴定的主观性更强。司法精神病鉴定依据的材料, 主要是被鉴定人的个人史、家族史、证人证言、涉案过程材料、物证、书证等[5], 对个人经验的依赖程度较高, 不同鉴定人对同一鉴定对象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经常持不同意见[6], 直接例证就是多次鉴定的结论不一致率较高②。出现多次精神鉴定意见不一致时, 应该采用哪一份鉴定意见, 为什么采用, 还是继续进行鉴定, 这些问题急需明确。

(三) 人民检察院对刑事强制医疗的监督程序缺失

《刑事诉讼法》第28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强制医疗的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 这是人民检察院加强法律监督的一项重要内容。整个过程中, 如果没有检察机关的审查和监督, 则缺乏透明度, 很容易被暗箱操作, 正常人可能被强制医疗, 造成冤假错案。“被精神病”和强制收治事件的出现, 把这一隐忧变成了现实。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 检察院对强制医疗程序的监督包括:对公安机关适用强制医疗进行监督, 对法院决定强制医疗进行监督, 还包括强制医疗的执行实行监督, 但比较模糊。同时, 刑事诉讼法没有专门建立对于精神病司法鉴定的监督程序。

三、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完善建议

(一) 适当扩大适用对象

立法者立法规范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原意是为了消除精神病人的人身危险性、预防犯罪、维护他人和社会的安全, 保护精神病人的健康恢复, 保障其基本人权。因此, 应将实施危害行为的限制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和在实施危害行为时精神正常、在诉讼进行过程中患精神病导致失去受审能力的人作为强制医疗的对象。限制精神病人存在发病不稳定的情况, 对他人的人身安全和社会的威胁也存在着不确定性。如果犯罪时精神病人是精神正常的, 根据《刑法》第十八条第二款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对于间歇性精神病患者来说, 不能确定在服刑时何时会发病, 威胁他人的人身安全。所以, 对于较严重的间歇性精神病患者应当对其进行强制医疗, 确保其在医疗机构能够接受治疗。而对于犯罪时精神正常, 在诉讼进行过程中患精神病导致失去受审能力的精神病人也应当对其进行强制医疗, 这既有利于帮助其恢复正常的精神状态, 也减少了放任其危害他人和社会的可能性。当然, 出于对精神疾病患者利益的尊重和司法资源优化配置的考虑, 这一程序的适用范围可以限于那些确有必要采取强制医疗措施的被追诉人。[7]

(二) 明确精神病鉴定程序

司法精神病鉴定是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启动的前提, 因此, 应当建立与新刑诉相适应且成熟的精神病鉴定程序, 从法律的角度来规范如何有效公正地来鉴定是否有精神病, 精神病的病情程度, 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在判定方面, 法官必须借助精神病专家的意见, 精神病鉴定专家不仅要提供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的证明, 还必须给出是否具有危险性、是否需要强制医疗的建议。其中, “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判断是一个难题, 笔者建议可以效仿其他国家, 成立专门的司法精神病鉴定中心, 由法官、律师、司法鉴定员、心理医师参与其中, 保证鉴定结论尽可能的客观、全面。如果出现多次精神病鉴定意见不一致时, 在确定采用哪一鉴定意见时应该进行专家评估, 并要求鉴定人说明鉴定过程和病理依据, 然后依据鉴定中心专家组的意见作为最终结论。在法庭审理过程中, 如果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监护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的, 精神病鉴定人应当出庭接受询问或说明鉴定过程。

(三) 完善监督程序

笔者认为, 人民检察院需要以下四方面完善监督刑事强制医疗程序:

对公安机关的行为进行监督。一是对公安机关启动强制医疗程序进行监督;二是对公安机关提供的涉案精神病人鉴定的程序进行监督;三是对公安机关采取的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进行监督。[8];对于违法法定程序, 应当及时提出纠正意见, 通知公安机关予以纠正。

对法院决定强制医疗进行监督。人民检察院最主要的一个监督环节就是对法院做出是否将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强制医疗的决定。人民检察院要监督组成合议庭的成员的身份的合法性, 开庭审理的规范性, 要监督裁判的依据是否真实合法。对于法院的决定有违反法定程序或者存在枉法决定的, 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 通知并监督其纠正。

对精神病司法鉴定程序的监督。首先, 是精神病司法鉴定人资格的监督。笔者建议我国应当建立司法精神病鉴定人资格认证制度, 根据法定程序将全国范围内有资格的专家登记在册, 需要鉴定时, 由检察机关委托进行鉴定。其次, 对鉴定过程的监督。检察机关在鉴定过程中可以派员到场, 同时防止鉴定过程中的暗箱操作。最后, 对鉴定结果的监督。被鉴定人的监护人或辩护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 检察机关可以要求鉴定人予以说明或出示证据, 确有必要重新鉴定的, 应当重新鉴定。

对强制医疗机构执行的监督。首先, 应当对强制医疗执行场所的诊疗条件进行监督, 察看有无基本医疗设备, 有无专业医疗和看护人员;最为重要的是, 对精神病人治疗过程进行监督, 如强制医疗机构的诊疗手段是否有利于病情改善, 有无按照医疗方案定期对被强制医疗的人进行诊断、对病情进行评估等;第三, 对执行机构有无切实保障精神病人基本权益进行监督, 有无侵犯强制医疗对象的人权的现象, 如体罚、虐待或消极治疗等。

总的来说, 刑事诉讼法增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特别程序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这让“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精神充分得以体现。建立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在立法层面强有力而明确地做了规范, 使得以往在实践中不知依何法, 如何依法的司法者、执法者有法可依, 适应了实践的需要, 也为中国刑事诉讼法的建设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摘要：《刑事诉讼法》特别程序中用五个条款对“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做了规定, 初步构建起了我国的强制医疗制度, 但还存在适用对象单一、鉴定程序模糊、监督程序缺失等问题。本文以现行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对这一制度现状进行了分析, 并借鉴国外立法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

关键词：精神病人,刑事强制医疗,现状,完善建议

参考文献

[1]卢建平.中国精神疾病患者强制医疗问题研究[A].犯罪学论丛 (第6卷) [C].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8.

[2]韩旭.论精神病人强制医疗诉讼程序的构建[J].中国刑事法杂志, 2007 (6) .

[3]周国君, 李娜玲.试论我国刑事强制医疗措施的司法化[J].山东警察学院学报, 2009 (6) .

[4]陈卫东.构建中国特色刑事特别程序[J].中国法学, 2011 (6) .

[5]马世民主编.司法精神病的司法鉴定[M].上海: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1998.

[6]陈卫东, 程雷.司法精神病鉴定基本问题研究[J].法学研究, 2012 (1) .

[7]汪建成.论强制医疗程序的立法构建和司法完善[J].中国刑事法杂志, 2012 (4) .

试论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研究 篇2

论文摘要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以下简称“强制医疗程序”)以特别程序的方式纳入新刑事诉讼法中，实现了强制医疗程序的法治化和司法化。本文拟对该程序相关问题进行讨论，以对实践有所帮助。

论文关键词刑事诉讼法 精神病人 强制医疗程序

一、强制医疗程序的适用条件

新《刑事诉讼法》第284条规定：“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可以予以强制医疗。”据此，强制医疗程序的适用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

(一)行为条件

“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是适用强制医疗程序的行为条件。应从如下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行为人须已经着手实施了暴力行为，且该行为符合犯罪的客观违法性特征，该行为若是由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实施则已经构成犯罪。第二，该行为侵犯的法益：一是公共安全，即行为人实施的是危害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公共生活的平稳与安宁的行为，并造成了相应的危险和侵害结果。二是公民人身安全，即行为人实施的行为危害特定人的生命、健康、人身自由、性的决定权等权利及其生活的平稳与安宁。该类行为要求行为造成具体的侵害结果，并达到严重的程度，比如造成被害人死亡、重伤等。

(二)对象条件

“经法定程序鉴定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是强制医疗程序适用的对象条件。该条件包括两个方面：第一，适用对象是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即无刑事责任能力人。根据刑法第18条，强制医疗程序的适用对象包括：(1)完全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完全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2)实施行为时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间歇性精神病人。第二，确定行为人是否为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必须经过法定程序鉴定。第三，行为人的暴力行为发生在丧失刑事责任能力之后，如果行为人在精神正常情况下实施了犯罪行为，其后由于患上精神病而实施暴力行为，不属于该特别程序的适用范围。也就是说，不包括实施犯罪行为后患精神病、无受审能力和受刑能力的精神病人。

(三)危险性条件

“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是强制医疗程序的危险性条件。危险性是指强制医疗程序适用对象的人身危险性。具体到强制医疗程序，是指已经实施了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再次实施危害行为的可能性。危险性条件可以通过如下表征进行判定：第一，精神病人的基本情况，包括性别、年龄、身体状况等生理状况、精神病的性质、有否危害社会行为史等。第二，精神病人实施暴力行为的情况。包括精神病人暴力行为的性质，暴力行为的手段、方式、对象以及造成的危害程度等。

二、强制医疗程序与刑法规范的关系

我国《刑法》第18条是有关强制医疗的实体规范，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强制医疗特别程序是程序规范，厘清二者的关系对于准确理解和实施精神病人强制医疗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一)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是刑法有关强制医疗规定的重要程序保障

新刑事诉讼法设定强制医疗程序，对刑法强制医疗实体规范提供了程序规范和程序保障，赋予了强制医疗以程序正当性和合法性，确保了精神病人刑事诉讼活动公正、公开进行，保证强制医疗制度的有序运作，从而发挥其防卫社会、治疗疾病和保障人权的功能。

(二)新刑事诉讼法从行为条件上合理限缩了刑法规定的强制医疗的对象范围

1.刑法规定的强制医疗行为条件。《刑法》第18条对强制医疗对象的行为条件规定为：“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着重强调了强制医疗对象的行为必须造成一定的危害结果。对“危害结果”的理解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危害结果”是犯罪行为已经造成实际损害结果或者具体物质性的损害结果，在行为犯、危险犯、举动犯这三种不以危害结果的发生与否作为既遂标志的犯罪中，行为人虽然实施了一定的危害行为，但却没有造成危害结果。因此有必要修改《刑法》第18条的规定，以行为人的危害行为表现而不是危害结果作为对行为人进行强制医疗的前提。另一种认为，“危害结果”是行为给刑法所保护的法益所造成的现实损害事实与现实危险状态。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对刑法规定的理解更为准确合理，但由于刑法规定仅以危害结果作为强制医疗的行为条件，几乎刑法规定的所有犯罪行为均符合强制医疗的条件，导致强制医疗的对象范围过于宽泛。

2.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行为条件。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从行为的性质和行为危害的法益上对行为人的.行为作出了限定，合理限缩了符合强制医疗程序条件的对象范围，使强制医疗程序更具可操作性。首先，新刑诉法要求行为人实施了暴力行为，明确了行为人的行为性质;其次，新刑诉法要求行为人的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明确了行为人侵害的法益范围。这种立法方式一方面消除了刑法实体规范对强制医疗条件表述的不同理解，另一方面也没有突破刑法的规定，有利于保障刑法规范的有序实施。

(三)新刑事诉讼法规定延续了刑法有关选择性适用的规定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秉承选择性适用原则，规定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可以”予以强制医疗，也就是说，也可不予以强制医疗。那么如何判别是否对符合条件的精神病人予以强制医疗呢?笔者认为，这应当由司法机关进行自由裁量。主要考虑精神病人人身危险性和其家属或者监护人有无监护医疗意愿或能力两个方面。对于精神病人的家属、监护人无监护医疗的意愿或能力的，应当予以强制医疗;对于精神病人的人身危险性较大，如实施了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抢劫等严重暴力犯罪行为的，则不论家属、监护人有无看护医疗的意愿或能力，一律要予以强制医疗。

三、检察机关对强制医疗程序的监督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强制医疗的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但该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需要对检察机关监督的内容和方式进行明确。

(一)对公安机关适用强制医疗程序的监督

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监督主要通过审查公安机关移送的强制医疗意见书及案卷材料实现，监督内容主要包括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对公安机关适用强制医疗程序的实体认定进行监督。首先，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认定的犯罪嫌疑人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的行为事实进行实体审查，对于不符合要件的，应当作出不提出强制医疗申请的决定。其次，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提供的精神病鉴定意见应当进行实质审查。对公安机关提供的鉴定意见有异议的，可以进行重新鉴定，对重新鉴定后，行为人依法应当负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不提出强制医疗申请的决定。

第二，对公安机关提出强制医疗意见的程序进行监督。(1)对公安机关侦查行为的合法性进行监督，对于公安机关在侦查活动中出现的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应当提出纠正意见。(2)对公安机关提供的精神病鉴定的程序进行监督，检察机关发现鉴定程序违法的，可以进行重新鉴定。(3)对公安机关采取的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进行监督。对公安机关不当适用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或者在采取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过程中变相拘禁、体罚、虐待犯罪嫌疑人的，依法提出检察建议或者纠正意见。(4)对公安机关应当移送强制医疗意见书而未移送的行为进行监督。检察机关发现公安机关应当移送强制医疗意见书而没有移送的，可以要求公安机关书面说明不移送的理由，认为公安机关不移送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移送。

(二)对人民法院适用强制医疗程序的监督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285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强制医疗的处理方式是“决定”，而非判决或者裁定，这也就意味着人民检察院不能够以抗诉的形式来履行监督职责，只能够“提出纠正意见，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对人民法院适用强制医疗程序的监督主要包括：

第一，对人民法院审理强制医疗案件的活动进行监督。检察机关对开庭审理的强制医疗案件应当派员出庭支持本院的申请。原因有三：其一，出庭是对强制医疗进行法律监督的有效手段。其二，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强制医疗案件应当通知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若检察机关不派员出庭，则打破了刑事诉讼控辩力量的平衡。其三，检察机关不出庭，将导致强制医疗程序演变成人民法院直接向精神病人作出决定的行政程序，容易滋生权力滥用。

第二，对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直接决定强制医疗的活动进行监督。由于该种情形处于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应当有检察机关派员出庭支持公诉，对人民法院作出强制医疗决定的意见进行审查，认为不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应当向法庭提出不宜强制医疗的意见。

第三，对人民法院作出的解除强制医疗的决定进行监督。应通过司法解释明确人民法院收到强制医疗机构的解除意见或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的解除申请后，有义务通知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应对解除意见或解除申请进行审查，并向人民法院提出同意解除或不宜解除强制医疗的意见。

(三)对强制医疗执行的监督

对强制医疗执行的监督重点包括如下内容：第一，对被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生活处遇的监督，包括对强制医疗机构是否为强制医疗对象提供适当的饮食、休息条件，是否提供适当的文化教育和社会活动机会等进行监督;第二，对被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医疗状况的监督。包括对强制医疗机构的诊断和医疗手段是否适当，是否及时转换医疗措施，是否定期对被强制医疗的人进行诊断评估，是否对已不具有人身危险性，不需要继续强制医疗的对象及时提出解除意见等进行监督;第三，对被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权利保障的监督。包括对强制医疗对象的人权是否受到侵犯，是否根据其治疗和恢复状况依照规定享有会见、通信权利等进行监督。

浅析我国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制度 篇3

关键词：强制医疗；程序；刑事责任能力

一、强制医疗制度概述

强制医疗作为一种刑事实体措施，是指在符合一定的条件下，针对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使用的，旨在消除其危险性、帮助其恢复健康的强制隔离和医疗的措施。强制医疗具有以下特征：

（1）适用对象为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规定，普通刑事犯罪人并不是强制医疗的适用对象，特定的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障碍患者才是强制医疗的适用对象。正常的人因其具备行为的辨认和控制能力，具有刑罚的可归责性，可以适用刑法及其它刑事法的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

（2）目的在于消除精神病人的人身危险性和保障社会安全。强制医疗一方面通过限制精神障碍患者的人身自由，避免其在缺乏控制和辨认能力的情况下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从而保障社会安全。另一方面，通过在精神病医疗机构进行专门性的治疗，促使精神障碍患者逐步恢复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从而消除其人身危险性，重新回归社会。

二、我国强制医疗制度存在的问题

（1）适用条件仍不明确。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强制医疗的适用人员是须经法定的鉴定程序的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但是其中又规定，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若提出异议的话，可以依法重新申请鉴定或补充鉴定，那么就会产生不止一份的鉴定结论，若结论不同该如何处理？再者“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性”又该如何断定，对责任能力的鉴定是由以上述鉴定机构做出鉴定，还是由其他鉴定机构鉴定或者由审判法院认定。《刑事诉讼法》第284 条的规定意味着可以采用对责任能力的鉴定来评判是否需要强制医疗，这就不够严谨，在实践中容易致使精神病人员权利的受损。

（2）适用程序不够具体。就审理程序而言，《刑事诉讼法》中只有参与主体和审理期限的相关规定，对法定代理人和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并未予以明确。出庭的人员有哪些？谁来承担医疗的证明责任？采用何种强制医疗的手段？如何判断被医疗人员的精神状况和社会危险性？在解除程序中，医疗机构对被医疗的精神病人进行“定期”诊断，该怎么具体操作？《刑事诉讼法》规定医疗机构和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参加解除程序，那么检察机关的角色如何定位？法院是以开庭的方式还是以书面审查的方式处理强制医疗的解除问题？ 强制医疗的解除条件中“已不具有人身危险性”与“不需要继续强制医疗的”应该是后者包含前者的关系，那么强制医疗的解除是否还需要实施强制医疗条件中的“发生精神病”这一要件已经不存在呢？

（3）精神病人费用承担不明确。第一，我国精神卫生医疗机构在总体数量上是不足的，在地域间分布也是不均的。第二，精神病人的治疗及其后续的康复过程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专业的人员，但是我国这方面的人员却稀少。第三，医疗条件匮乏、医疗设备缺少、医疗环境恶劣，这些客观因素的存在使得对精神病人的强制治疗难度很大。由于精神病人在治疗中需要长期性，医疗行为本身的复杂性和反复性，需要有大量的人力和财力的支撑，这笔昂贵的费用由谁来承担，在相关规定中并没有具体的规定，使得对精神病人的强制治疗往往会搁浅。

三、我国强制医疗制度的完善

（1）细化强制医疗的适用条件。应采用不同的程序来解决适用条件中责任能力的确定与强制医疗程序的适用。鉴定人员只能对责任能力的生物性要素进行鉴定，法官根据案件情况判断其责任能力大小，解决鉴定结论冲突的问题。只有法官认定精神病人不负刑事责任后，才能启动强制医疗的程序，在审理程序中，由检察院聘请鉴定人员或专业医务人员对行为人的社会危险性进行评估，认定其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具体操作中，应当聘请两名鉴定人员或医师进行，在两名鉴定人员或医师意见基本一致的情况下才可决定实施强制医疗。

（2）细化程序规则。在强制医疗的审理程序中，被告人或被申请人应出席法庭以核实案件情况，除非有正当的理由才可以不出庭；鉴定人员也应当出庭说明问题，否则其鉴定意见将不被采纳；强制医疗的证明责任由检察院来承担，证明标准达到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法院根据精神病人的具体情况适用不同的强制医疗措施。在强制医疗的解除程序中，应明确解除的条件是行为人因发生精神病而引发的人身危险性已不存在，强制医疗机构应每隔半年对被强制医疗人的精神状况和人身危险性进行评估。强制医疗机构申请解除强制医疗的，应将相关报告同时送达法院、检察院、被强制医疗人及其近亲属。解除强制医疗应以听证的方式进行，强制医疗机构、被强制医疗人及其近亲属、律师、检察官都应当出席。强制医疗措施解除后，可附加一定的观察期限，由负责社区矫正的机构对被解除强制医疗人的精神状况进行跟踪考察和考核。

（3）规范对强制医疗的经费投入。首先，是强制医疗机构和医疗人员的增加，政府加大对强制医疗机构的资金投入，大力培养一批专业的医务人员，在地级以上城市确保强制医疗机构和适当规模医疗人员的存在。其次是逐渐的增加对强制医疗领域的资金投入，并在空间和地域上合理的分配医疗资源和人員，让精神病人的医疗能够切实的进行。国家是我们每个人权益的保护者，在强制医疗中应当承担较大比例的医疗费用，精神病人家属承担一部分，若家属确实无经济来源、生活困难，则由政府承担。最后，可以广泛吸纳金融保险机构和社会民间资金的进入，多元化的解决强制医疗的资金困境。

参考文献：

[1]王伟.精神障碍患者强制医疗制度研究[J].法律与医学，2003（3）

[2]曾绪承.司法精神病学新编[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马钰承.立法规范“被精神病”掌声背后尚存隐忧[J].法制与社会，2011（9）

作者简介：

建立医疗器械强制报废制度刻不容缓 篇4

关键词：医疗设备管理,医疗设备报废管理

1 当前医院医疗设备报废制度存在的问题

1.1 技术落后的陈旧设备超期使用

最近我们普查设备时发现一个问题:很多20世纪80年代购置的设备,目前仍有科室在使用,很多设备有些地方坏得螺丝都拧不开了,仍没有被报废。这种情况很多医院都有,大医院可能稍微好些,机器更新相对比较快;小医院可不是这样,尤其是在一些经济条件差一点的县级医院那就更差了。长期以来一讲到报废医疗设备,医院总想能修就修,能凑合用就用,往往忽视了安全问题,特别是一些用在人体上的仪器,关系到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能用和达到要求根本就是两个概念。20、30年前技术早就过时了的设备,不强制报废,对病人、对医院的发展都不是好事情。所以说国家应该有明确的法律法规,对报废的时间应有一个标准,应根据设备的类别规定使用年限,到期就该强制报废。

1.2 设备超期使用的弊端

(1)对病人不负责任。因为仪器老化,出现问题给病人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对于老化的检查设备,技术性能落后,检查项目不清楚,很容易耽误病情诊断。对于老化的治疗设备,由于设备故障频繁,容易耽误病人的治疗。

(2)阻碍了医生对新技术的掌握。随着技术的发展,如今的医疗器械的发展日新月异,有些设备一年、半年就会更新换代,十几、二十年前的设备很难适应当前医疗设备的发展,及病人对医疗的需求。有时旧的设备不报废,新设备就引不进来,新的技术也来不了。

(3)牵制了工程技术人员业务水平的提高。如果总是使用旧设备,工程技术人员学不到新技术,业务水平难以提高,学科发展必受影响。

(4)限制了医院的发展。没有强制报废制度,医院总在使用旧设备,诊疗水平提不上去,没有自己的特色,医院的竞争力很难提高。病人都跑到其它医院去了,将严重影响医院的经济收益和发展。

2 解决医疗设备强制报废问题的办法

(1)呼吁各界医疗卫生行业的同行们认识到这个问题,同时希望卫生部、财政部、发改委联合制定医疗器械强制报废制度。这样的话,对整个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发展,对医疗卫生单位的发展都会有促进作用。

(2)医院可先试运行一些切实可行的办法,待国家发文后再全面执行强制报废制度。

总之,现在医生诊治疾病更多地依赖于医疗器械。有了强制报废制度,设备的更新换代就会快一些,新设备、新技术就可以更早地应用到医疗中去。这不仅对医生、工程技术人员掌握新技术,而且对医院的长远发展都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所以说建立医疗器械报废制度刻不容缓。

参考文献

[1]李冠军，等．医疗设备报废工作浅析[J]．医疗装备，2004，17 (11)：33．

[2]于京杰，等．医疗设备报废的科学管理[J]．医疗设备信息，2008(1)：73-74．

[3]王浩基．重视和加强医疗器械管理的全过程[J]．中国医学装备，2005(6)：14-16．

强制医疗制度 篇5

第五条 危害社会的精神病人，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批准，由公安机关将其送交省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设立的专门医院(即安康医院)进行强制医疗，并立即通知其家属或者监护人。

第六条 安康医院对于符合本规定第 二条规定情形的精神病人，凭据经过法定程序鉴定确认不负刑事责任的文书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的强制医疗批准文书，实施强制医疗。对于不符合本规定第 二条规定情形和不具备本条规定文书的，不予强制医疗。

第七条 安康医院应当按照性别，对危害社会的精神病人分别实行强制医疗。对其的诊治和管理应当认真负责，并且符合卫生部门的医疗常规。对于女性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应当由女性工作人员进行。

第八条 对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任何人不得侮辱、歧视、体罚、虐待，不得使用警械。对其身体的约束，必须符合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

第九条 经安康医院确认，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已经临床治愈的，应当出院。

第十条 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安康医院确认，可以中止强制医疗：

(一)病情缓解稳定，对社会暂时无危害;

(二)患有危及生命的躯体疾病;

(三)患有可能造成大面积传播的传染性疾病;

(四)其家属或者监护人有监护能力，提出中止强制医疗的申请，并经批准强制医疗的公安机关同意。

第十一条 精神病人出院或者中止强制医疗的，安康医院应当出具证明，并通知批准对其进行强制医疗的公安机关为其办理出院或者中止强制医疗手续，将其领回。

第十二条 中止强制医疗的情形消失时，强制医疗精神病人的家属、监护人或者其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应当立即将其送回安康医院，接受强制医疗。

第十三条 精神病人在强制医疗期间死亡的，安康医院应当作出死亡诊断或者死亡鉴定，并于24小时之内向其家属或者监护人发出死亡通知书，通知其家属或者监护人处理善后事宜，同时通知批准对其进行强制医疗的公安机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通知有关机关的，按照规定办理。

第十四条 死者近亲属或者监护人对死亡诊断或者死亡鉴定有异议的，在接到死亡通知书之日起20日内，可以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申请有关机关处理。

逾期不申请有关机关处理、又无正当理由不处理死者尸体的，死者尸体由安康医院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五条 强制医疗精神病人生活和医疗费用的负担，按照下列规定办理：

(一)享受公费医疗待遇或者参加了医疗保险的，按照公费医疗或者医疗保险的有关规定负担：

(二)不享受公费医疗待遇和未参加医疗保险以及本条第一项规定负担的不足部分，由其本人或者家属负担;

(三)本人或者家属无经济来源，没有负担能力的，由其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负担。

第十六条 危害社会精神病人的家属或者监护人自愿提供费用，要求对其进行高标准的诊治和护理的，安康医院应当在符合强制医疗要求的前提下，满足其要求，并将费用的使用情况告知提供费用者。

第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第 六条、第 七条或者第 八条规定以及安康医院工作人员在强制医疗危害社会精神病人的过程中失职的，由其所在单位、上级机关或者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检察机关如何监督强制医疗 篇6

湖北蕲春县强制医疗执行情况和特点

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湖北蕲春县法院作出强制医疗决定3件3人，涉嫌罪名是故意伤害和故意杀人，3人在实施犯罪行为当日即被送往民营性精神病医院作临时性约束保护，法院作出强制医疗决定后，送达公安机关执行。由于湖北黄冈市、蕲春县均没有设立公安机关管理的安康医院，公安机关遂将强制医疗决定书送达民营性精神病医院，公安机关将被决定强制医疗的人送交强制医疗，执行程序便完成。被强制医疗人在医疗过程中与一般精神病人医疗无异，被强制医疗人在监护人要求下可以随时出院，当精神病发作又可以随时送医。

强制医疗医院主体不明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三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决定强制医疗的，应当作出决定后五日内，向公安机关送达强制医疗决定书和强制医疗执行通知书，由公安机关将被决定强制医疗的人送交强制医疗。”该条款并没有规定送交什么医院执行，其他资料中专家、学者建议将被强制医疗人送交公安机关管理的安康医院。据查全国只有20多家安康医院，受医疗经费、被强制医疗监护会见等因素影响，公安机关都是就近送普通精神病医院交付执行。经调查了解，蕲春县精神病医院都是民营性医院，以牟利为目的。民营性精神病医院是否符合强制医疗执行主体？基层检察院对民营强制医疗医院是否具有监督权？法律尚无规定，也无明文解释。因在强制医疗监督中被监督主体不明确，法律对强制医疗机构没有明确的权责约束，对强制医疗执行中治疗、诊断、评估等具体监督事项也无据可依。

被强制医疗人解除强制医疗监督难

决定强制医疗决定中没有规定医疗期限界限。由于被强制医疗人大多数家庭困难，家属无力支付长期医疗费用，其被强制医疗期间的费用主要是依靠新农合报销和民政低保差额补助等，按照国家相关政策，就蕲春县目前情况来说，一名被强制医疗人一年最高能通过新农合报销医疗费用六千余元，而且有些被强制医疗人并不符合获取民政低保差额补助条件，因而，其医疗经费保障明显不足，医疗机构还要从中牟利，无法对被强制医疗人进行长期医疗，到了一定时间被强制医疗人病情有所缓解，医疗机构会主动协同被强制医疗人家属向法院提出解除强制医疗，其出具的诊断评估报告，不具有客观真实性。一旦被强制医疗人解除强制医疗后给公共安全带来隐患，责任该由谁来承担等问题法律也尚无明文规定，这同时也给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带来困惑。

基层检察院监督强制医疗执行的建议

（一）建议地市一级公安、检察院、法院三家联合评估确立一家国有的精神病专科医院作为强制医疗执行医院，实行普通精神病人与被强制医疗人分开治疗、分开管理，被确定强制医疗执行医院应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和明确权责，对各县市被强制医疗人集中强制医疗。

（二）建议被强制医疗人治疗、诊断、合法权益保障等由属地检察院监督，评估、解除强制医疗等由原决定法院同级检察院监督，并将监督情况及时报送或抄送强制医疗地检察院。

（三）建议将被强制医疗人强制医疗期间产生治疗费和基本生活费纳入财政预算。因被强制医疗人多数家庭生活困難，无力支付长期的医疗费，建议地方政府应加大对该类社会群体的关心、关注力度，将强制医疗期间的医药费、治疗费及生活费纳入财政预算，由政府统一进行调配，保障被强制医疗人得到及时救助。

强制医疗制度 篇7

一、强制医疗责任保险概念及法理

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制度, 是指国家为使医疗损害受害人及时获得损害赔偿, 分散医院及医务人员的医疗损害赔偿风险, 以法律的形式确立医疗机构和医生强制投保义务的一种商业保险制度。一般说来, 保险合同的订立应当遵循自愿原则, 即双方当事人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订立保险合同。强制医疗责任保险作为商业保险的例外, 违背了契约自由基本原则, 增加了医方的经济负担, 其法理何在?

1.确保医疗损害受害人及时获得救济

民事主体在遭受财产损害尤其是人身伤害时, 应当迅速获得救济, 以维持其基本生活。但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影响, 受害人在许多情形下无法及时获得应有的补偿, 如此势必影响到其基本权益的保障, 也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为解决这一问题, 法律便通过强制保险的方式, 以保险企业的雄厚经济实力确保受害人获得及时的救济。强制医疗责任保险的合理性就在于该保险有利于确保医疗损害受害人及时获得救济, 保护受害人的利益, 避免医患矛盾激化。这是医疗责任保险强制实施的法理基础, 是其立法的根本依据。

2.分散医院与医生的执业风险

医疗行为具有高风险性, 即使医疗技术日益发达, 过失医疗行为依然不可避免。为解决诉讼中医患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我国法律规定了在医疗损害赔偿诉讼中举证责任倒置原则, 医院和医生遭遇前所未有的法律风险。医疗纠纷不断增长的同时, 高额索赔也是一大特点, 直接给医院和医生带来巨大的经济风险。风险自留已经难以解决医院和医生的危机处理, 引用医疗责任保险转嫁医疗损害赔偿成为了医疗机构和医生危险处理的重要手段。医疗责任保险的最大作用就是将医疗损害赔偿从医疗机构转嫁给保险公司, 分散医院和医生的医疗损害赔偿风险, 使医院和医生从繁杂的医疗纠纷处理事务中解脱出来。

二、我国医疗责任保险概况及存在的关键缺陷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 我国广西、云南、深圳、青岛等省自治区市开始开展医疗责任保险。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 我国疗纠纷数量急剧增加, 云南、上海、深圳、北京等地本着缓解医患关系, 创建和谐医疗环境相继在其行政区域内实施强制医疗责任保险, 组织医疗机构统一投保。从各公司产品看, 人保财险、太保、平安、太平四家各有一个全国性产品在销售, 但是品种匮乏, 差异性小。2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 我国医疗责任保险市场依然叫好不叫座。

(一) 地方政府强制措施欠缺法律依据

我国当前各地方政府试点的强制医疗责任保险都是以行政命令手段强制实施。例如2003年深圳市卫生局以政府条例形式颁布了《深圳市医疗执业风险保险管理办法》, 开始在其行政区强制国有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和在这些医疗机构中取得相应资格的各级各类从事医疗服务的卫生技术人员参加医疗执业风险保险。我国不论是新旧保险法都规定了保险合同自由缔结的原则, 即双方当事人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订立保险合同,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干涉他人订立合同。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以下简称《保险法》) 第十一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 应当协商一致, 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保险的外, 保险合同自愿订立。”也就是说, 法律、行政法规未规定的, 都属自愿保险范畴。地方政府条例、规章既不是法律, 也不是行政法规, 我国各地方政府通过条例、规章实行强制医疗责任保险显然与《保险法》的规定不一致。而且以政府力量强制实施医疗责任保险一旦行政干预不足, 投保人可能会纷纷退保, 必然影响医疗责任保险事业持续发展。

(二) 保险公司的介入增加医疗纠纷处理工作难度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医疗责任保险条款》第十八条规定:“在必要时, 保险人有权以被保险人的名义接办对任何诉讼的抗辩或索赔的处理。”在医疗纠纷处理的过程中, 保险人即可以以被保险人的名义接办对任何诉讼的抗辩或索赔的处理, 也可以放弃这样的权利, 就看有没有“必要”, 而且非委托代理关系, 保险公司也无法取代医院和医生的诉讼地位。这种保险人自设的权利无疑给医患双方处理医疗纠纷带来更为繁杂的工作。对于医方而言, 一方面, 患者还是直接找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讨说法”, 而不会找保险公司, 医方在处理纠纷的过程中既要接待患方, 又要应付保险公司的介入;另一方面, 在确认赔偿责任后, 医方还要与保险公司处理繁杂的理赔工作。医疗机构感到投保后的工作不少于甚至多于医疗机构自己单独处理医疗纠纷的工作, 这是医方不愿意参加医疗责任保险的一大绊脚石。对患者而言, 一方面原本就处于弱势地位, 此时在维权过程中又多了一个对手———保险公司, 维权更加艰难;另一方面, 由于医疗纠纷的处理程序变为更加复杂, 因医疗损害造成的损失更难保证得到及时赔偿。

(三) 相对强制不利保险市场扩大

当前我国各地方政府都采取了相对强制的方式实施医疗责任保险, 主要是针对国有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实行强制投保, 而营利性医疗机构则可以自愿投保。例如, 2005年北京市卫生局实施的《北京市实施医疗责任保险的意见》规定“凡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医疗机构均可参加医疗责任保险, 国有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必须参加医疗责任保险”。

2000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卫生部等八部门《关于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 提出要建立新的医疗机构分类管理制度, 即将医疗机构分为营利性与非营利性两类进行管理。这一政策使得我国民营医院的数目越来越多, 在医疗市场占据了重要的一席。把营利性医疗机构排除在强制医疗责任保险政策之外, 既显失公平, 又与保险大数法则理论相悖, 影响保险公司经营, 难以实现分散风险功能。

三、对我国实施强制医疗责任保险的几点建议

(一) 通过立法明确医疗责任保险的强制性

强制实施医疗责任保险可以有效扩大医疗责任保险的市场规模, 是我国医疗责任保险的发展趋势。但是在契约自由面前, 强制保险必须基于法律, 没有立法, 强制责任保险就是“无本之木, 无源之水”。在法制建设日益完善的时代, 必须改变我国目前医疗责任保险立法空白的局面, 确保强制保险的法源出处, 不能泛强制化, 不能无原则地牺牲契约自由。我国已有一些法律规定了强制责任保险, 200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 就是一个比较成功的立法经验。我国现存的强制责任保险还包括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航空器地面第三人责任强制保险、建筑施工企业职工意外伤害强制保险、强制再保险等。这些立法经验都可以为强制医疗责任保险提供借鉴依据。

(二) 精简保险公司介入医疗纠纷处理程序

只有最终解决了医疗损害受害人的赔偿问题, 才能实现医疗责任保险化解医患矛盾的目的, 才能真正解决医生的风险问题。然而医疗责任保险给医疗纠纷的处理平添了第三人, 给医疗机构处理医疗纠纷增强更多的工作内容, 也给患者增加了抗辩和诉讼对手。因此, 优化医疗纠纷处理机制, 减少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处理纠纷的事务也是当务之急。首先, 应该建立独立于医疗机构和保险公司的医疗纠纷调解中介机构, 精简医疗纠纷的处理程序, 减少医院与医务人员处理事务, 让医疗纠纷事务处理工作重心从医院转移给保险公司。医疗责任保险把赔偿风险转嫁给了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必然会与患者抗辩, 医疗纠纷调节机构组成同样也要保险公司回避, 体现公平原则。其次, 应赋予医疗损害受害人向保险人的直接请求权, 这样既能够让医疗损害受害人及时获得损害赔偿金额, 又能够使医疗机构及医生几乎置身于赔偿诉讼之外。

(三) 探寻全面实施强制医疗责任保险机制

根据传统的民法理论, 法人应该对其工作人员致人损害承担责任, 那么医疗机构也应该对医务人员致人损害承担责任。虽然医院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其医务人员追偿, 但这是基于二者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及内部的纪律约束。因此, 学术界普遍认为我国医疗责任保险的投保人应该是医疗机构。然而在我国医疗机构分类分级管理体制中单纯强调医疗机构的投保义务, 保险公司对医疗机构评估困难, 保费费率等厘定难度极大, 产品设置困难, 市场难以推广。

我国要全面实施强制医疗责任保险, 建立医师责任风险储备金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保险模式, 其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 由政府、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按比例共同投保建立储备基金, 政府投入可以补偿医疗机构收入和赔偿之间的差距;医疗机构和医生的投保比例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 符合我国医疗行业人事制度。第二, 医师责任风险储备金引入行为主体激励机制, 如果医师出现医疗事故赔偿责任则从储蓄金中扣除, 在退休后可以按投入比例领回余额, 这实际上并没有增加医生的经济负担, 大大减弱了强制推行阻力。第三, 医疗责任赔偿风险源自医师的过失行为, 根据医生岗位、收入等情况厘定保费和费率, 更符合近因原则, 保险产品开发设计更容易合理, 也更加多样化, 满足多样化的医疗市场。第四, 强制医师投保强调个人责任, 医生的医疗服务与其利益直接挂钩, 可以提高医生在行医时的责任心, 从而减少医疗事故的发生。

摘要：为降低医疗机构和医生的执业风险, 缓解医患矛盾, 我国不少地方政府实行了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在十多年的政府强制运行过程中, 我国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在法制建设、医疗纠纷处理机制以及保险模式的选择等关键性问题上还有待改善。

关键词：医疗责任保险,医疗纠纷,医疗损害赔偿,立法

参考文献

[1].曾祥生, 周珺.商业性强制保险初论[J].武汉大学学报, 2007, (7) .

[2].刘方, 洪宓, 郑雪倩, 王吉善, 龚赛红.强制实施医疗责任保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J].中国医院, 2007, (9) .

[3].吴云红, 朱亮, 初炜, 孔祥金.医疗责任保险改革的新思维[J].中国医院管理, 2008, (2) .

强制医疗制度 篇8

医疗责任保险依其实施方式有自愿保险与强制保险之分。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平等协商订立保险合同从而建立保险关系的是自愿保险, 投保人对是否投保以及保险人的选择均具有决定权。同样, 保险人也可自由决定是否承保以及如何承保。强制保险则的实行则要靠国家运用法律或行政手段。保险关系的建立是被保险人和保险人双方的义务。虽然保险关系基于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的保险合同而生, 但合同的订立却是受制于国家的法律规定。我国医疗责任保险制度起步较晚, 近年来在医疗侵权责任制度得到逐步完善的同时, 医患矛盾却不断升级, 实施医疗责任保险的社会诉求日益强烈。虽然目前我国在部分地区、项目上实行了医疗责任保险, 但尚未在全社会建立统一、综合性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而构建完善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 首先就要面对的是对其实施模式的选择。

一、我国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的现实状况

医疗责任保险从其诞生至今有200多年的历史, 已发展成为国外职业责任保险中最主要的险种。在西方发达国家其制度构建已经相当健全完善。该险种在我国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末, 由于受到经济水平、法律制度、保险意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尚处于起步阶段。人保、平安、太平洋等几大保险公司都有医疗责任保险业务, 但在市场上的推广并不理想。近年来医疗纠纷数量的上涨, 特别是《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颁布后诉讼案件的激增, 医疗责任保险重获关注, 《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的若干发展意见》更是对医疗责任保险的下一步发展作了专门批示。但是, 目前我国仅是在部分地区实行了医疗责任保险, 适用项目也极为有限, 这种局面的形成首先应归因于我国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的“政府主导推动强制保险”和“自愿投保”的双重实施模式, 多数地区采取自愿保险, 仅在北京市等少数地区强制推行。

此种实施模式的政策选择又进一步促成了我国保险业医疗责任保险业务的数据缺乏。由于我国医疗责任保险自愿投保为主, 因此存在医疗机构投保率较低, 保险人承保面较窄, 医疗机构逆向选择等问题。加之我国开展医疗责任保险的时间较短, 很多数据及费率的计算方法均参考国外实务。实务中医疗机构在保单上填写的数据还常与卫生局统计数据不一致。凡此种种, 保险人在目前医疗责任保险业务数据缺乏的情况下, 很难根据大数法则合理厘定保险费率, 费率不合理对医疗机构投保和保险人开展业务的积极性均有损害, 势必对医疗责任保险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借鉴国外医疗责任保险发展的成功经验, 适当推行强制责任保险制度, 特别在其初始阶段, 是极为必要的。因为尽管从责任保险的商业性质来看, 市场自身的力量对其发展是必需且可行的, 但其非商业性也同时决定了在市场调节能力有限的情况下, 由政府主导在一些主要领域推行强制责任保险, 不仅对受害人权益保护有利, 对一国责任保险市场的发展也甚为关键。[2]

二、我国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强制推行的路径

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的强制实施模式主要有三种, 分别是美国、芬兰的立法途径———由法律规定医疗责任保险为强制保险;瑞典等行业习惯要求———私立医疗机构基于行业习惯要求和保险传统而非法律的强制参加医疗责任保险, 医疗机构所及医护人员通过行业协会组织投保;德国、英国的行政干预手段———医生应卫生管理部门的规定投保。2007年《关于推动医疗责任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的发布, 表明我国卫生部、保监会等相关部门已经开始利用行政功能推进医疗责任保险了。[3]

不容忽视的是, 医疗责任保险制度作为“舶来品”, 若要其在我国充分实现其功能和价值, 不仅保险业自身需长足长进, 还必须为其创造适合其成长的环境和土壤。对此笔者建议应分别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 保险公司应大力提高医疗责任保险业务能力, 切实为医疗机构解决问题, 特别是要构建医疗责任保险新型纠纷调解处理机制和分类保险机制。

首先, 我国目前的医疗纠纷处理机制是保险公司并不介入纠纷处理的具体工作, 由医疗机构担纲, 常见的模式为医院院长领导, 医务处 (科) 组织联络, 诊疗科室 (病区) 具体负责。保险公司仅仅转承一部分赔付事宜。而在医疗责任保险制度比较完备的国家, 在接到被保险人报案或者患方索赔后, 承保医疗责任保险的保险公司立即展开调查、应诉、抗辩、调解的全方位服务形成鲜明对比。我国保险公司目前推出的医疗责任保险产品、提供的服务很难达到医疗机构的要求, 对医疗机构不具有吸引力。因此我国保险公司应尽快建立处理医疗事故、医疗纠纷和医疗差错的医疗风险管理机构, 由既懂医学又懂法律的专业团队接替医疗机构承担医疗纠纷的具体处理工作, 将医疗机构解脱出来。

其次, 现有医疗责任保险产品险种比较单一, 只是针对医疗事故, 而将占医患纠纷多数的一般医疗差错和医疗意外排除在外。医疗机构的投保需求无法满足, 故投保积极性不高。对此保险公司应力求在保险品种的设计上有所突破, 将医疗差错、医疗意外等适用性更广、针对性更强的品种纳入其中。

2. 提高患者法律意识, 使其了解并掌握通过医疗责任保险机制处理医疗纠纷的新机制, 为推行强制医疗责任保险提供一个良好有序的环境。

近年来, 我国医患关系日趋紧张, “医闹”几成社会问题, 这固然与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 政府与社会管理存在不完善之处有关, 但医疗事故鉴定公信力不足、诉讼解决方式耗时费力等现行医患纠纷处理机制不畅也难脱干系。对此, 应通过宣传教育提高患者法律意识, 使其了解保险公司在医疗纠纷解决中的作用, 切实把握医疗责任保险强制推行后, 保险公司介入医疗纠纷处理的流程, 为推行强制医疗责任保险提供一个良好有序的环境。

3. 政府为推广责任保险采取法律手段、行政措施, 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是医疗责任强制保险在现有环境下生存发展的关键。

“医疗责任保险的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外部环境”是理论界和实务界早已达成的共识。而我国医疗责任保险市场的发展所必须具备的良好的外部环境, 正是社会公众的医疗责任保险意识以及政府为推广其所采取的法律手段和行政措施。

经常有学者提到医疗责任保险发展的外部环境建设问题时会呼吁保险业加大宣传力度、普及相关知识, 提高公众认知度, 刺激保险需求;说服政府相关部门, 完善民事责任赔偿制度, 改善责任保险发展的法律环境等, 但却鲜少得到保险业界的回应。究其原因, 向公众宣传也好, 对政府游说也罢, 种种行为均需成本的投入, 因为市场不能够自动提供责任保险发展所必需的外部环境;而种种努力产生的结果, 这种良好的外部环境却会为整个保险业界共享。用经济学中的公共物品原理与市场失灵原理来解释便一目了然, 宣传游说的成本投入———良好的外部环境的提供具有非竞争性, 而成果产出———良好的外部环境的享用却具有非排他性, 也即经济学中的“公共物品”。一个或几个保险公司的投入, 其对产出的良好外部环境的享用无法阻止保险业界其他保险公司坐享其成———“搭便车”, 参与建设这一良好外部环境的保险公司无法得到相应的利益性交换, 势必每家保险公司都静候无偿享用别家保险公司努力营造出的外部环境而不愿意为其建设付出成本。

至此, 对医疗责任强制保险外部环境建设的期望只能投注于保险监管机构, 而并非作为市场竞争主体的保险公司。保监会作为保险业的行政管理和监管部门, 不仅有责任也有能力解决我国责任保险发展中遇到的保险公司无能为力的宏观性和政策性问题, [4]由其承担营造医疗责任保险发展的良好的外部环境重任责无旁贷。此外, 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对于保险市场的承保能力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其能否承受如此巨大的需求, 尚需对市场容量进行充分、科学地调研和分析, 政府的财政支持同样是必不可少的。[5]

摘要：医疗责任保险源起于西方发达国家, 其制度构建如今已相当健全完善, 而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 且从实施至今始终未能得到预期的效果。医疗责任保险按照实施方式可以分为自愿保险与强制保险两种, 我国应否实施强制医疗责任保险一直是个存在争议的问题。为了保证医疗责任保险功能的实现, 基于经济学、保险学以及社会公共利益的需求, 我国应强制推行医疗责任保险制度。

关键词：医疗责任保险,强制保险,损害赔偿社会化

参考文献

[1]梁研.医疗责任保险法律制度研究[D].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0:27.

[2]陶存文.责任保险:国际经验及其启示[J].中国金融, 2007 (15) .

[3]翟宏丽.域外医疗责任强制保险的经验与我国的策略[J].法制与经济, 2011 (9) .

[4]吴定富.推动保险理论创新, 促进中国保险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J].经济科学, 2003 (5) .

试论强制医疗关系及其法律责任 篇9

1 强制医疗关系的内涵

强制医疗是指国家基于医疗的特殊性和对国民生命和身体健康的维护,对某些疾病患者赋予强制接受诊疗的义务,对于医疗机构则相应地课以强制提供治疗服务的义务,从而形成强制医疗法律关系[1]。它与医疗合同关系存在明显区别,也不同于医疗强制缔约关系。

1.1 强制医疗不属于医疗合同范畴

强制医疗与普通的医疗服务合同区别明显,无需赘述,但与特殊的合同形式——“命令契约”极为相似,那么其在性质上是否仍应属于合同关系呢?我们知道,命令契约的名称为德国学者Hedemann, Larenz等所创,是指国家或者国家机关依据法律规定,不问当事人双方是否有缔约的意思,以命令代替当事人间之合意,使私人之间发生与成立契约同样的法律关系。它往往是作为战争中国家统制社会经济的形式而被加以运用的,不过,这种形式在改革开放前的我国大陆、前苏联东欧等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尤为常见。

虽然强制医疗也是国家通过法律代替当事人间的合意,在医患双方之间产生医疗法律关系,但并不能据此认定强制医疗属于合同关系范畴。首先强制医疗与命令契约在目的上存在根本不同。国家机关利用命令契约的目的在于操纵私人之间的财货交易或分配活动,通过国家的意志来实现社会资源或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移转。强制医疗是国家基于全民健康利益的要求或社会集体防卫之目的,为维护社会公众利益的需要,以行政强制措施,强制医疗机构实施救治以及患者接受治疗的行为。其次,命令契约是把交易纳人国家生活秩序之最高契约形态,甚至有学者认为,命令契约因非以当事人合意为基础,已失契约之真正意义[2]。换言之,其本身的性质是否属于合同仍存在异议。因此,强制医疗关系在性质上不应纳入合同关系。

1.2 强制医疗区别于医疗强制缔约

契约自由虽然一直被尊崇为近代私法的三项基本原则之一,但自19世纪晚期以来,随着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进入垄断阶段,由于社会的发展导致民事主体之间的经济地位、实力等方面存在巨大悬殊,处于劣势的一方实际上很难实现缔约自由。因此,立法上不得不对某些民事主体的缔约自由权进行干预和限制,“在某种意义上 一部契约自由史,就是契约自由如何受到限制,经由醇化,而促进实践契约正义的记录。[3]”于是,作为对传统契约自由原则矫正的方式之一,强制缔约制度应运而生。

强制缔约是指依照法律规范,法律对民事主体施加的与他人缔结契约的义务,非有正当理由,义务人不得拒绝缔结契约[4]。据此,可以认为,医疗强制缔约是国家出于保障生命、身体和健康利益的目的,通过立法规定医疗机构负有与危急患者订立医疗契约的义务,非有正当理由不得拒绝。如日本《医师法》第19条第1项规定:“从事诊疗之医师,在诊察治疗之请求存在的场合,若无正当事由,不得拒绝该请求”。我国台湾地区《医师法》第21条规定:“医师对于危急之病症不得无故不应招请或无故延迟”[5]。我国立法上也有相关规定,《执业医师法》第24条规定:“对危急患者,医师应当采取紧急措施进行诊治,不得拒绝急救处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1条规定:“医疗机构对危重病人应当立即抢救,对限于设备或者技术条件不能诊治的病人,应当及时转诊”。

我国有学者认为医疗强制缔约属于“非契约之医疗关系”的一种,即不属于合同范畴,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因为法律关于医疗强制缔约的规定,虽然在性质上属于强制性法律规范,但其仅仅是从维护患者生命健康权益考量,限制了医疗机构根据自主意思选择订约的自由,并没有改变据此形成的医患合同关系的本质。因此,依据强制缔约形成的医疗关系,其性质仍应属于医疗服务合同关系,严格来说,并不能归属于强制医疗法律关系。

2 强制医疗关系的范围

结合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笔者认为强制医疗关系的范围应包括以下几种具体情形:

2.1 传染病防治领域

国家基于全民健康利益的要求,对某些传染性疾病的患者赋予强制接受诊疗的义务,对于医疗机构则相应地课以强制提供治疗服务的义务,从而形成强制医疗关系。我国《传染病防治法》对各类传染病的防治作了明确的规定,对传染病患者,特别是甲类传染病患者,如鼠疫、霍乱,以及乙类传染病中的特殊控制型的传染病患者,如“非典型性肺炎”的患者,实行强制预防、控制治疗措施。其12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一切单位和个人,必须接受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有关传染病的调查、检验、采集样本、隔离治疗等预防、控制措施,如实提供有关情况。第39条规定:对甲类传染病患者,如鼠疫、霍乱患者,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的,可以由公安机关协助医疗机构采取强制隔离治疗措施。第52条规定:医疗机构应当对传染病病人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提供医疗救护、现场救援和接诊治疗。

2.2 计划免疫领域

为预防、控制传染病的发生及流行,保障民众人体健康和公共卫生,我国实行有计划的预防接种制度。我国2005年施行的《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将疫苗分为两类。除第二类疫苗,即由公民自费并且自愿受种的其他疫苗外,对第一类疫苗,由政府免费向公民提供,公民应当依照政府的规定受种的疫苗,该《条例》第6条规定:需要接种第一类疫苗的受种者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受种;受种者为未成年人的,其监护人应当配合有关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医疗机构等医疗卫生机构,保证受种者及时受种。同时,我家对儿童实行预防接种证制度,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与儿童的监护人应当相互配合,保证儿童及时接受预防接种。《条例》第27条规定:儿童入托、入学时,托幼机构、学校应当查验预防接种证,发现未依照国家免疫规划受种的儿童,应当向所在地的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者儿童居住地承担预防接种工作的接种单位报告,并配合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者接种单位督促其监护人在儿童入托、入学后及时到接种单位补种。可见,对国家强制接种的疫苗,公民必须按照规定受种,属于一种强制医疗义务。

2.3 对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领域

就性质而言,强制医疗措施是一种人权保障措施兼社会防卫措施。对某些具有极大的攻击性和人身危险性,在客观上对社会和公民造成严重危害的精神病人,有必要对其强制医疗,以达治愈本人、保护公民权益、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目的。我国1997年《刑法》第18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

2.4 强制戒毒领域

即指对吸食、注射毒品成瘾人员,在一定时期内通过行政措施对其强制进行药物治疗、心理治疗等措施,使其戒除毒瘾。我国1990年颁布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与1995年实施的《国务院关于强制戒毒办法》都有所规定。2008年施行的《禁毒法》虽然取消了过去劳动教养戒毒,但仍规定了强制隔离戒毒措施,其31条规定:吸毒成瘾人员应当进行戒毒治疗,38条规定了强制隔离戒毒的具体情形。

2.5 突发自然灾害与意外事件领域

现代社会对人的生命保护、人的生命价值认识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社会不断发展所产生与演化的各种突发事件,产生了对急救医疗的需求。如:(1)交通意外事件,尤其是高速公路意外事件;(2)火灾,尤其是城市高层建筑火灾事件;(3)地震、洪水、台风、海啸等自然灾害;(4)恐怖事件、社会暴力事件等。因以上自然灾害与意外事件所引发的紧急救治情形,在施救的医疗机构与被救患者之间所形成的紧急救治关系属强制医疗关系。国务院1994年颁布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9条规定,发生重大灾害、事故、疾病流行或者其他意外情况时,医疗机构及其卫生技术人员必须服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调遣。表明此时医疗机构与医务人员的紧急救治是在政府部门的统一安排下进行的,没有选择的余地。

3 强制医疗关系的法律性质

探求强制医疗的法律属性,有利于准确认识强制医疗行为,同时也有利于准确适用法律。

关于医师强制诊疗义务的法律性质,日本学说认为是公法上的义务,是医师对于国家所负的义务,此种见解已趋于一致。大陆也有学者认为,“强制治疗应属公法关系,与一般医疗关系不同,患者之接受治疗并非出于自由意思,而是具有义务性和强制性,应属公权力之行使。可见,强制诊疗和强制治疗(受诊,笔者注)都是公法上的义务,不过,前者是强制医师,后者是强制患者”[5]。

笔者对此表示赞同,强制医疗关系在性质上应归属行政法律关系。虽然因强制治疗而产生的强制医疗法律关系与一般行政法律关系确有不同之处,其最大的区别在于,在强制医疗过程中,除限制患者人身自由这种行政强制措施外,还存在着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等民事活动。但是,强制治疗过程中民事活动的存在,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强制医疗法律关系的基本特点,即公法关系[6]。因为强制医疗关系的主导内容是,医疗机构及其人员在国家指令安排下,对相关对象实施强制隔离治疗等行为。其本质是在紧急状态下执行特殊的行政职能,履行特殊的职责,属于公权力的行使。因此,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关系的分类,强制医疗法律关系应被归入行政法律关系范畴。

我国目前理论上关于强制医疗关系的性质,仍存在分歧。即使在认同其属于行政法律关系的观点中,医疗机构及其人员具体属于法律、法规授权主体还是受委托主体也存在较大争议。这不仅关乎医疗机构的主体地位和诉讼地位,更关乎强制治疗中法律责任的承担。有观点认为,根据我国《传染病防治法》第7条和第24条规定,法律已授予医疗机构对传染病患者实施强制治疗的权力,因此应属授权行政主体。有人对此持反对态度,认为《传染病防治法》第7条确有授予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对传染病患者实施强制治疗权力之意,但是其法律意义在于使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对患者实施的强制治疗手段合法化,关于《传染病防治法》第24条,与其说是授权,不如说是为医疗机构设立了法定义务。据此认为对传染病防治进行管理是医疗机构的法定任务,而不是其行政职权[6]。

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实施强制治疗的医疗机构应属授权行政主体而非接受委托的主体。因为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是指依具体法律、法规授权而行使特定行政“职能”的非国家行政机关组织。“职能”有作用和功能的含义,职能决定职责、职权和管理手段。某一机关或组织一旦被赋予了某种行政职能,法律、法规就必然同时会赋予其相应的行政职责、职权和管理手段,否则,它被赋予的行政职能就无法实现。有时,“职能”与“职权”、“职责”通用,如“授权”既指授予“职能”,也指授予“职权”、“职责”[7]。因此,并不能因为强制医疗状况下,法律、法规为医疗机构设立了法定义务,而否定医疗机构的授权主体地位。

4 强制医疗行为的法律责任

在强制医疗关系中,医方所承担的义务既是对患者本人的义务,又是对社会的义务。该义务的内容直接来自法律的强行性规定。强制医疗既然是公法上的义务,那么此种义务的不履行即可导致公法上的责任。《执业医师法》第二十四条及第二十八条规定医务人员不得拒绝抢救及应当服从国家调遣。37条规定由于拒绝、延误抢救和诊治急危患者以及在发生自然灾害、传染病流行、突发重大伤亡事故等紧急情况时,不服从卫生行政部门调遣的,视其情节给予警告、责令暂停执业活动、吊销执业证书等行政处罚或追究刑事责任。《传染病防治法》、《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也有相似规定。这种公法责任在理论与实践中皆无异议,存在分歧的是强制医疗行为致患者或第三人损害的赔偿责任,或者说对患者或第三人的法律救济问题。以下详述之。

关于患者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日本以前的通说认为,在医师违反强制诊疗义务时,由于强制诊疗义务是公法上义务,患者没有向医师请求诊疗的私法上权利,也没有损害赔偿请求权,但最近的通说认为,《医师法》第19条第一项所规定的诊疗义务是公法上的义务,但是,这一义务也是为了保护患者所负的义务,在违反此义务时,只要大致推定医师有过失,而医师不能提出反证,就应当追究医师的损害赔偿责任。在台湾,学者认为,医师法关于医师强制缔约义务的规定属于公法上的义务,患者对医师并无私法上的请求权,但由于该条属于直接保护患者的法律,所以医师违反强制诊疗义务造成对患者的损害,属于民法第184条第2项“违反保护他人之法律,推定为有过失”,应负侵权行为责任,即法有明文规定强制缔约之情形,该项法律系属“保护他人之法律”,应有民法第184条第2项之适用[5]。

笔者认为,在强制医疗法律关系中,由于医疗机构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缺乏任何自主选择的权利,因此,判令医疗机构对强制治疗造成的不良后果承担责任,会造成对医疗机构利益的侵害。既然强制医疗关系属于行政法律关系,医方在某种意义上是国家行为的执行人,是行政主体,患者的强制治疗的服从义务不是基于私法中的合同关系,而是国家公权力的行使所致。因此,在医疗过程中违法、不当,造成患者身体、生命或精神损害的,受害人应该提出行政赔偿,而不应向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主张民事赔偿[8]。

由于个体差异及医疗行为的特殊性,强制医疗中的损害可能是医疗机构与医护人员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的,也有可能并非因为一方存在过失,完全由治疗行为或药品本身的异常反应所引起的。针对前者,应该适用国家赔偿来解决,针对后者,在国外,普遍采用国家补偿的办法。例如,接种疫苗是预防某些传染病的重要手段,但是,由于疫苗本身的特性,接种疫苗可能会给接种者造成不良后果,使其身体健康受到损害。为此,美国联邦政府于1986年制订了《国家疫苗伤害补偿计划》(National Vaccine Injury Compensation Program),对因接种疫苗而受到伤害者给予国家补偿[6]。在我国也有诸多学者呼吁尽快建立预防接种不良反应补偿救济机制,建立“预防接种不良反应研发和救济基金”[9]。笔者认为应该推而广之,将该种补偿救济机制扩展到所有强制医疗情形。因为强制医疗制度不仅仅为就诊者个人利益所设,同时也是为国家利益或社会利益所需。

参考文献

[1]王芳.医疗合同问题研究(上)A[EB/OL].http://secwww.lzmc.edu.cn/yifa/article_show.asp?id=309.

[2]宁红丽,易军.强制缔约制度研究-兼论近代民法的擅变与革新[J].法学家,2003(3):72-81.同时参见崔明石,孙阳华.论强制缔约--理念及概念化解析[J].社会科学论坛,2005;(10):25-28.

[3][台]杨崇森.私法自治制度之流弊及修正[A].郑玉波.民法总则论文选辑(上)[C].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4:138.

[4]郭鸣.强制缔约制度基本问题[J].厦门大学法律评论,2007;(2):36.

[5]龚赛红.医疗损害赔偿立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63.

[6]陈志华.强制医疗法律关系研究[EB/OL].http://www.lawtime.cn/info/yiliao/ylflgx/20090310791_2.html.

[7]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38.

[8]蔡晓卫.强制医疗关系中的相关问题研究[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4;(6):47.

关于强制医疗程序的几点思考 篇10

一、强制医疗程序适用条件

(一) 行为条件

根据修改后刑诉法对强制医疗程序规定, 要适用该程序, 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其一, 行为人已经着手实施了暴力行为, 且该行为已经构成犯罪。其二, 该行为侵犯的法益是, 一是公共安全, 造成了危险和侵害结果;二是公民人身安全, 造成严重的侵害结果。

(二) 对象条件

根据修改后刑诉法规定, 强制医疗程序的对象是经法定程序鉴定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具体适用对象是:一是完全不能辨认自己行为, 完全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 二是实施行为时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间歇性病人。确定行为人是否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必须经过法定程序鉴定。

(三) 危险性条件

“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是强制医疗程序的危险性条件。即行为人已经实施了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再次实施危害行为的可能性。行为人能否继续实施危害行为, 应考虑到行为人基本情况, 包括精神病的严重程度、是否有前科、生理状况等;二是行为人实施暴力行为的具体情况, 包括实施危害行为时的手段、危害方式、危害程度等。

二、强制医疗程序不足

(一) 没有对与普通程序转换衔接作出规定

在司法实践中, 强制医疗程序与普通程序存在互相转换的可能, 这就需要相应的衔接机制来“弥补”和“切换”。如强制医疗程序启动后, 发现被申请人并非属于无责任能力, 这时候就需要启动普通程序。同理, 在适用普通程序审理中, 发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无刑事责任能力, 这时候就可能需要启动强制医疗程序。

(二) 查明真相能力不足

由于精神病人在法律上具有免于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特权”, 也客观上存在为假精神病人利用的可能性。一些人可能利用精神病人可以免于追究刑事责任的漏洞逃避刑事处罚, 使其他精神病人成为“替罪羊”, 而替代者又不能说出真相。因此, 在适用强制医疗程序时, 应注重查明事实真相。主要查明:一是犯罪事实是否为被申请人所为;二是被申请人有无责任能力。而当前程序设计在这两方面都存在不足。

(三) 中立性不足

法院作出的任何一种裁判行为, 其前提必须是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经过调查和质证。强制医疗程序是人民法院根据事实作出的一种裁决行为, 自然也体现司法属性和中立性。根据修改后刑诉法强制医疗程序有关规定, 强制医疗程序的实施由检察院申请, 法院决定。但我们看到, 该程序在司法性或中立性方面存在较大缺陷。法院作出裁判结果的依据主要来源于公安部门侦查结果和鉴定意见, 法官在实质调查上显得空洞, 证据裁判原则方面也体系得不足。

(四) 被申请人救济性不足

在强制医疗程序中, 被申请人只是被动地参与, 其合法权益容易受到侵害。被申请人虽然有其特殊的一面, 但由于法院裁判结果直接关系到其切身利益, 应该赋予更多的救济权, 如果只是被动地参与和接受结果, 其合法权益容易受到损害, 可以赋予其法定代理人及村委会、居委会等厉害关系人和组织对可能侵害被申请人合法权益时救济途径。另一方面, 强制医疗对被申请人来说并非就是最好的方式, 可能带来很大的副作用, 甚至带来更恶劣的影响。

三、完善强制医疗程序几点建议

(一) 认定程序与决定程序相对分离

在强制医疗程序中, 被申请人一旦被认定为实施了犯罪行为的精神病人, 就面临被强制医疗的危险, 其人身自由也将受到较大程度的限制, 而对被申请人事实认定是前提和关键。因此, 笔者认为, 对被申请人在责任能力、犯罪事实、作出程序等方面认定应非常严格, 责任能力和事实的认定是前提和基础, 程序的相对独立性是保障, 其最终目的是要查明真相, 程序到位。

(二) 强化律师参与性

根据刑诉法对精神病人法律援助的相关规定, 案件只有进入审判阶段后, 如果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 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也就是说, 在案件进入审判阶段之前, 有关部门并不会主动为精神病人寻找法律援助。审判只是刑事诉讼最后阶段, 如果只是在审判阶段才申请律师保护, 那当事人合法权益很难得到全程和充分保障。因此, 笔者认为, 在申请律师的时间节点上, 因将为当事人申请律师的时间提前, 让律师充分参与进来, 以最大程度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三) 强化检察监督

强制医疗程序对该程序决定和执行监督方面做出了粗略性规定, 对如何进行监督、监督后果等方面并没有做出详细规定。笔者认为, 该程序的作出事关当事人切身利益, 法院在谨慎做出决定的同时, 更应该强化检察机关对法院启动实施该程序的监督, 否则检察机关监督就会不到位, 甚至缺位。因此, 要通过司法解释等方式, 对监督的具体程序、后果等方面做出详细规定。

(四) 建立明确严格的强制医疗证明标准

强制医疗程序涉及人身自由的剥夺和强制性医疗, 建立一套严格的证明标准极为必要, 否则将对被申请人产生巨大的生理和心理上的伤害。但修改后刑诉法没有对强制医疗程序的证明标准做出明确规定。从法律规定来看, 确立该程序证明标准主要是两个:一是有无犯罪事实和刑事责任能力, 二是危险性是否继续存在。对于第一个标准, 比较好认定, 但对于第二个标准, 很大程度上就需要依靠法官的主观认知了。因此, 证明标准必须具体明确, 并适当可以降低标准。

摘要：修改后刑诉法专门增设了强制医疗程序, 对该程序使用范围、决定主体、审理程序、救济程序等环节做了比较全面的规定。但是, 仍存在一些法律规定不明确的问题, 应通过制定司法解释等作出详细规定, 以保证该程序的充分实施。

关键词：强制医疗,完善,建议

参考文献

[1]叶萍, 陈帅.强制医疗新规定之理解及其监督视角[J].河南警察学院学报, 2012 (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