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农场经营模式

家庭农场经营模式（精选十篇）

家庭农场经营模式 篇1

2013年我国首次在中央一号文件提及“家庭农场”的概念, 并称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当一个家庭, 达到一定规模的农业生产土地面积, 且其家庭成员是主要劳动力, 从事农业集约化、规模化、商品化的经营, 以农业产品作为家庭的主要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模式被称为家庭农场。

二、家庭农场经营面临的问题

1. 财产化的农村家庭土地

农户广泛潜意识认为:家庭拥有土地的私有财产化物权, 特别是其拥有的宅基地和房屋更是拥有私人产权。家庭用地被大部分外出务工的农户视为养老以及维持基本生活的保障, 即便是长期脱离了土地以工作薪酬作为基本收入来源, 也不愿意随意或无偿地放弃土地, 就算把土地闲置荒废, 也不愿轻易转给他人使用, 而且我国在调整土地承包制度时, 明确实施“生不增、死不减”的相关土地政策, 这也使重新调整农村用地使用权机会显得微乎其微。

2. 土地的有偿流转模式

家庭农场想扩张土地面积, 当前只能采用的有偿转包或者租用他人土地的方式, 这也就大大提升了家庭农场的土地使用成本, 进而导致经营项目大多以精细农产品或经济作物为主。随着不断扩大的家庭农场经营规模, 人工成本、生产资料、农业设备等相关费用也必将增加, 从而使其成本与收益趋向平衡, 这将直接导致家庭农场利益降低, 面临资金效益的障碍, 更多的农户就只能望而却步。

3. 土地集中开发整治费用

在当前零星分散的农村承包土地影响下, 家庭农场所租凭的土地经常不能与自由土地想连, 难以保证基础设施的安置以及土地的实际质量, 更难根据实际情况需求, 进行不同程度的土地改造与整治。要想使土地相连, 又可能涉及其他农户的切身利益, 也就更难进行实际操作。从而整个土地开发整治过程中, 会关系到很大的经济开支, 它的回收时间又很长, 第一时间解决其支付问题, 也是一大难题。

4. 缺乏相关法律法规保护

家庭农场要独立注册登记相应的法人单位, 才能进行相关的租凭或使用土地, 从而进行一系列农产品经营活动。这也使得农场用地受基层政权与经济组织的双重体制控制, 或在土地使用权与产权方面, 农场主与农户发生冲突, 比如农户在外务工多年还乡, 要用自己的土地进行劳作, 势必提前收回承包出去的土地, 这样就直接损害了双方的利益。

三、土地流转机制探究

合理地转移农村劳动力, 减少直接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员并建立相应的农村土地流转机制, 才能从根本上促进农村土地合理有序的流转, 发展规模经济。

1. 明确家庭农场权利关系

进行土地流转时, 必须把农户作为土地流转的主体, 其拥有相应的收益权与决策权, 而是否放弃土地的经营权则要看承包者的意愿, 这些都是相应的前提条件。集体经济组织更应当作为中介, 为农户提供相关信息与法律服务, 维护农户的自身合法权益。同时国家政策也应当明确规定相应的土地流转制度, 例如农户完全出售土地股权, 应当交与所在社区进行公投, 征得大部分社员同意才能转让。这也就充分体现了土地所有权的集体性质, 促进社区经济发展, 同时维护了农户合法权益。

2. 确定农场法人, 实行扶持计划

依照自主自愿的准则, 通过申报、登记和注册等程序, 确立相应家庭农场的经营法人, 保证其使用土地的合法性。相关政府也应把家庭农场纳入行业化的管理中来, 设立协会, 将家庭农场的基础设施 (水利、电力等) 纳入国家公投项目管理, 并对农场开放相应的农业直接财政补助, 从而扶持家庭农场科学和谐地发展。

3. 解决土地集中开发整治费用

家庭农场扩大经营规模必将受到当前土地流转有偿化的影响, 面临有偿使用的相关费用负担, 特别是从事生产粮食的家庭农场。对此建议国家、政府建立相应的家庭农场发展基金, 运用政府财政补贴来解决家庭农场在承包、转包等方面的有偿支付费用;政府也可以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市场出售土地指标和宅基地复垦农耕地的方式, 来农户土地财产化进而转变为农户的资金, 进而运用该办法将土地承包给家庭农场使用, 或集中土地扶持新的家庭农场。

四、家庭农场经营实例

随机对农场规模≥260亩的4户家庭农场进行经济效益调查, 具体情况如下图所示。

甲农场明显低于丁农场, 实地考察甲农场只种植西兰花, 而丁农场进行了草莓、竹笋和家禽的混合经营。所以, 实行多样化的农业生产经营, 较单一经营模式能获取更高的利润;与传统经营模式相比, 家庭农场不单满足自身需求, 还能市场销售, 用着更好的经营成效。

五、结束语

总之, 适度扩展家庭农场经营, 它不但能增加农户收益、提升农户生活水平, 他还能有效地提升农业产量、保障我国农业安全, 是我国实现农业现代的必经之路。相对而言, 随着当前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 劳动力的流动必将影响家庭农场的规模, 因此家庭农场的发展是一个长期探究过程, 不能急于求成;家庭农场经营规模具有相对性、流动性, 受环境等可变因素影响, 现阶段只有对不同地区采用不同方式、不同层次发展符合实际情况的家庭农场规模, 才能满足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需求。

摘要：家庭农场经营模式相对于传统的农户农业经营模式, 它有着明显的发展潜能和优势。但当前, 家庭农场土地集中经营模式, 其集体内部流转方式受农村土地财产化观念影响;土地的集中开发、整治投入费用支付问题影响着家庭农场集约化经营;家庭农场虽使土地受益提升, 但受农村有偿流转观念影响, 阻碍家庭农场的发展;缺乏相关法律、法规保护, 制约家庭农场长期有效地和谐发展。本文将对家庭农场经营进行分析, 并进行探讨。

关键词：家庭农场,土地集中,土地流转,机制

参考文献

[1]薛凤蕊.土地规模经营模式及效果评价[D].内蒙古农业大学, 2010.

家庭农场经营情况报告 篇2

县农业局：

我家庭在回龙镇党委、政府、红丰村村委会的支持下，从2002年养牛开始经营，近年来根据政策引导逐步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改变经营方式，多元化、多手段的扩大生产经营，现已初具规模，现将我家庭农场的基本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镇安县新盛家庭农场，位于镇安县回龙镇宏丰村，法人乐祥明。土地经营总面积达到920亩，其中流转土地720亩，常年雇工9人。现有收割机3台，旋耕机2台，犁、耧、耙、耱配备齐全，机械压油机一套，机器设备总投资150万元。2014年农场共养殖了620只羊、100头猪、248头肉牛、4000只肉鸡、2000只蛋鸡、120箱蜜蜂；种植了200亩油葵、200亩油菜、300亩露天蔬菜、100亩瓜果、120亩粮食（小麦、玉米），总营收586万元，利润189.58万元。

二、经营特点

1.精耕细作、品质至上。农场生产的农产品（主要是牛肉、羊肉、菜籽油、葵花籽油、蜂蜜）均为零添加，种植中不使用化肥使用饼肥、腐熟农家肥、沼液和沼渣，生产中不添加任何防腐剂，食用油基本现产现卖。农场牛、羊均为天然人工放养，肉品品质极佳。农产所有产品基本实现无公害农产品标准甚至更高。

2.农产所有产品除农场外不设其他卖店，不代购，保证销售过程品质不变。3.农场内还设有休闲农家，主要菜品来自农产出产，保证原汁原味，客户可以根据自己喜好和品尝口感选择购买农产产品。

4.农产内实现农业循环生态发展，牛粪、羊粪、鸡粪进行沼气发酵，沼液沼渣还田。

5.农场产品商品化率高，因为品质较好，当季产品产出后基本被抢购。

三、存在的问题

1.农场经营延续了小农经营模式，缺乏现代管理方式，土地资源、人力资源等统筹利用率不高，成本高，规模进一步扩大难度大。

2.镇安土地稀少，山大沟深，农业机械不能广泛使用，人工成本高。

家庭农场经营模式 篇3

关键词：农业经营体制 家庭农场 合作社

一、引言

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基本稳定的框架下，不断推进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体制创新，是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加强农村社会管理的客观需要。然而，在农户分散经营的基础上，如何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走什么样的适度规模经营之路？这些是理论和实践都需回答的重大课题[1]。学界相关研究主要有两种取向：一是主张资本下乡，大力发展涉农龙头企业，走“资本雇佣劳动”与“企业整合小农”的发展道路，其发展的典型即是“企业+农户”模式；二是主张农民联合，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社，走“劳动控制资本”[2]与“农民联合共赢”的发展道路。然而，上述两种模式在实践中都遭遇到了复杂的社会现实的挑战。一方面，根据农业部资料显示，“企业+农户”模式很不完善，双方难以形成真正的利益共同体，资本与农户争利的现象广泛存在，订单农业约有80%不能兑现[3]。另一方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实施以后，虽然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进入快速发展期，到2012年6月底已经达到60.01万户，但是受日益分化的农村社会阶层结构的影响[4]，合作社社员结构的异质性特征明显[5]，这使得合作社难以构建起符合合作社特质与现代法律规定的运作机制，其产权制度、管理机制与治理结构等方面都出现了背离合作社基本原则的制度异化现象。

基于此，笔者试图立足于文献分析，结合近些年来的农村调查情况，在尝试厘清当前制约中国农业发展的结构性因素的基础上，提出创新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体制的“家庭农场+合作社”模式，并对这种新模式的功能价值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

二、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着的结构性制约因素

综合来看，当前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着的结构性制约因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粮食安全的因素。虽然从2004年到2012年，中国粮食产量实现了半个世纪以来首次“九连增”，但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形势依然严峻，粮食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紧平衡状况并没有得到有效改善，粮食进口数量不减反增，从2003年的2283万吨增长到2010年的6695万吨，而粮食出口数量则从2003年的2230万吨减少到2010年的275万吨①。可以预测的是，这样的粮食供需状况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难以得到有效缓解：一方面快速推进的城镇化会挤压耕地的数量，另一方面随着中国人食品消费结构的持续转型，水果和肉禽蛋及牛奶的需求数量也会继续增加[6]，这既会挤压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又会增加粮食的需求数量，如果再加上工业及能源用粮的增加数量，国内粮食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仍将会比较突出②。

二是青壮年农业从业人员匮乏的因素。近些年来，中国农民工的工资处于快速上涨的态势，2005年月平均工资尚为861元，到2010年增长到1690元③。相比之下，农民种粮收益的增长幅度则要小很多，表现在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的比重从36.1%上涨到41.1%，而种植业的比重则从33.7%下降到29.1%④。因此，务工与务农之间比较收益的不断拉大，已经成为农村居民贫富分化不断加剧的关键原因。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为了获取较高的经济报酬，纷纷走出村庄，走进城镇，导致中国农业的从业人员大多都是老人和妇女。为了培养和稳定现代农业生产队伍，虽然政府提出要采取有力措施，使一部分年轻人愿意留下来搞农业，但是如果不能使留守村庄的青年农民获得与外出务工农民均等或相对较多的经济收入，想要留住农业经营所必需的青年农民并非易事。

三是自然灾害的因素。最近几年来，中央和地方财政不断加大对“三农”的扶持力度，到2012年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已经超过2.5万亿元，农业生产基础设施条件不断得到优化。但是，旱涝灾害依然威胁着正常的农业生产，农田水利等公共品供给不足的状况也没有得到根本改善。以农田灌溉为例，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支农资金主要用于大中小泵站等水利工程的建设，很少能够兼顾到支渠、毛渠及斗渠等细小工程的维护，而取消农业税费以后，随着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制度的废除，以及新的“一事一议”筹资筹劳政策难以得到有效实施，农村的沟渠工程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加重了农田水利“最后一公里”问题的严重程度。受此影响，农民纷纷舍弃低成本的地表水浇灌工程，选择高成本的机井抽灌工程。在关中农村，农业用水的机井已经打到了地表以下200米；在湖北荆门地区，2002年，稻田用水的机井深度尚为20米左右，到2009年则已经打到了100米左右。“下雨便涝，不下则旱”已经成为部分地区农田耕作的常规现象，自然灾害也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变量。

四是市场风险的因素。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是决定中国农业必须走规模化经营道路的根本原因。对于小麦、稻谷等大宗粮食作物来说，随着国家逐年提高保护价，种粮农民在生产环节的收益逐渐有了保障，但是在生产资料的购买、农产品的加工和运输及销售等环节，他们的权益仍会受到其他经营主体的挤压，利润空间比较小。对于水果、蔬菜等经济作物来说，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很大，果农和菜农的经济收益很不稳定。以苹果为例，从2005年到2010年，最高的一年每亩净利润达到5031元，最低的一年则只有1534元⑤。而且，由于果农与果商之间的谈判地位不对等，果商往往会利用其市场优势地位挤压果农的利润空间，比如2012年的陕西苹果，经销商就是以1元/斤的价格从果农手中收购，以5元/斤的价格卖给消费者的⑥。因此，分散经营的小农的发展权益尚需得到更为有力的保护。

三、家庭农场在农业经营中的比较优势及其不足

在快速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背景下，家庭农场日渐成为中国农业集约化经营的现实选择[7]。中国农村的家庭农场应该包含三个彼此紧密相连的要素：一定的技术水平、一定的土地经营面积及其家庭成员自己经营（不用雇佣劳动工人）。根据发达地区的经验以及专家的测算，中国土地规模经营的“度”应当是人均1.67公顷（25亩）耕地。以一个家庭2—3个劳动力来计算，理想状态的家庭农场的规模可以达到50—75亩耕地之间。这样一个规模的家庭农场，在农业经营中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优势。

一是降低农业生产的管理与监督成本，保证单位面积的最大产量。与雇佣制大农场相比，家庭农场里的劳动者更有生产的积极性，他们不会在自己的土地上磨洋工，客观上也就不需要负担管理与监督的成本，有利于发挥精耕细作的农业经营优势，在最小块的土地上获得最大的农业产出。国内外的实践也都证明，家庭农场比集体农场更优越、效率更高[8]。以陈洁等人对安徽省种粮大户的调查为例，他们发现10—100亩的种植大户每亩净收益最高，超出100亩，效益就会大幅下降[9]。同样是在安徽，王德福等人发现，村民土地耕种面积在40亩左右时，稻谷的亩均产量高达1200斤，当土地耕种面积快速扩张到300亩时，亩产量开始迅速下滑，降至800—1000斤，减产20—30%，并且出现了连年亏损的现象[10]。

二是增加务农农民的经济效益，吸引青年农民居村就业。在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基础上，通过土地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可以适量增加务农农民的家庭经济收入，增强他们居村从事农业的积极性。如表1所示，农村居民2009年中等收入户的家庭经济总收入平均约为24532.15元，2010年则为27945.68元。如表2所示，小麦、稻谷和玉米三种粮食作物2009年的直接收益（净利润）加间接收益（家庭用工折价与自营地折租）为466.71元/亩，2010年为551.34元/亩；苹果2009年为3766.60元/亩，2010年为6110.23元/亩。因此，要想达到中等收入户家庭总收入的平均水平，种植三种粮食作物2009年需要耕地52.56亩，2010年需要耕地50.69亩；种植苹果2009年需要耕地6.51亩，2010年需要耕地4.57亩。如果将三种粮食作物的亩均现金收益分别计价，稻谷2010年为650.31元/亩，2009年为545.50元/亩，普遍高于同年度三种粮食作物的平均现金收益。但是，小麦和玉米在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可以通过提高复种指数一年两收。也就是说，一个农户如果要维持家庭中等收入的水平，种植粮食作物需要耕地面积不超过50亩，种植苹果等经济作物则仅需要耕地不到10亩。如果青年农民能够依托家庭农场获得不低于中等收入群体的经济收入，他们就极有可能返乡从事农业。在河南省兰考县的胡寨村，这一点已经得到实践的证明。从2010年开始，该村已有10多个原本在外打工的青年农民放弃城市生活回到村庄发展大棚蔬菜。

综合以上所述，我们可以尝试对家庭农场的规模做出以下安排，如果是种植粮食作物，家庭农场的经营面积应在30—100亩之间；如果是种植苹果等经济作物，家庭农场的经营面积则仅需5—10亩⑨。在这样的大致区间里，各地可以结合地方上的人地关系状况因地制宜地做出必要的调整。通过大力发展家庭农场，一方面可以保证最大数量的亩均土地产出，为国家粮食安全添保障⑩；另一方面可以留住部分匆匆外出的青年农民，为现代农业的发展吸引到高质量的农业从业人才。然而，家庭农场的规模毕竟有限，单个农户仍然无法化解农田水利等公共品供给困境，无力抵御旱涝灾害的侵袭，也难以以平等的利益主体身份参与市场竞争，不能解决小规模经营与现代化大市场之间的矛盾，这就在客观上需要进一步地创新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体制。

四、超越家庭农场：积极发挥农民合作社的综合优势

在家庭农场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社，可以充分发挥合作社“规模经济”与“聚集效应”的综合优势[11]，获取单个小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所没有的“合作收益”，为务农农民争取更多的经济收益。

合作社的“聚集效益”表现在将农户从空间上黏合在一起，凝聚分散小农家庭的共同利益，以自愿联合的力量解决单个家庭所无力涉足的农田水利等公共品供给领域。传统集团理论认为，具有共同利益的人们能够通过合作达成集体行动。但是，实践的经验是，由于公共品供给中存在着普遍的搭便车行为，理性的个体一般不会为实现集体的共同利益奉献自己的力量。人人都想分享合作的收益，却不愿分摊合作的成本，集体的人数越多，达成集体行动的难度越大。当前中国农村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期，人际之间传统的信任逻辑与关联模式逐渐解体，原子化特征渐趋明显，农民将公民权利工具化运用的现象不断增多，这就必然加剧农民合作的难度。具体到农业生产领域，表现为农田水利等公共品供给中越来越难以杜绝农民的搭便车行为。早在2004年，湖北荆门地区的泵站开始进行改革，成立了泵站管理委员会，凡是按照每亩10元的标准缴纳日常维护费的村民小组都可以在需要灌溉的时候，以每小时80元的成本价抽水，而没有缴纳日常维护费的村民小组里的村民在需水灌溉的时候，则必须以市场价每小时约200元的标准支付抽水费用。虽然合作的效益很明显，但是村民仍然不能就此达成协议，以致许多农户不得不开始投入数千元的成本打自家农田灌溉所专用的小机井。缘何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关键是农民的信任逻辑出了问题。因为“水自田头过”，少数人就滋生出了“不浇白不浇，白浇谁不浇”的搭便车思想，而其他人也都谙熟这样的潜规则，彼此之间不信任。因此，在缺乏有效地针对搭便车人群的惩罚措施及针对自觉缴费村民的奖励措施的情况下，村民们普遍选择了基于个人理性基础之上的“集体非理性”行为[12]。

家庭农场经营模式 篇4

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业人口大量向城镇转移,解决“谁来种地、如何种地”的问题变得迫在眉睫。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构建现代农业生产体系与经营体系,因此,推动土地规模化经营成为实现农业结构转型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2013年之后,家庭农场作为从事集约化与规模化经营的农业经济组织形式第一次出现在中央一号文件中,全国各地纷纷掀起了建设家庭农场的热潮。近年来,学者们对于家庭农场的研究多以宏观研究为主,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内涵论:朱启臻认为家庭农场有四个主要特征:规模大,区别于小农户;家庭劳动力占主导地位;承包期限长,较为稳定;实行工商注册。〔1〕高强等认为家庭农场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融合科技技术等现代生产因素和现代经营理念,以专业化生产、社会化协作和规模化经营的新型微观经济组织。〔2〕第二,规模论:郭熙保等通过均衡理论考察了发达国家家庭农场规模变化,认为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制造业一农业工资比及劳动一资本价格比的提高是家庭农场规模不断扩大的主要决定因素。〔3〕王春来认为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由自然条件、气候、农机水平、机械化程度、劳动力状况等多重因素决定。〔4〕第三,影响因素论:赵伟峰等提出了发展家庭农场的几类影响因素主要是土地流转不畅、资金匮乏、经营主体文化素质较低、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滞后;〔5〕陈永富等从土地制度、人员素质、农场用工、政策法律和生产集群几方面探讨了家庭农场发展的影响因素。〔6〕第四,经验论:何劲等通过借鉴美国、法国、日本发达国家家庭农场发展成熟经验,认为农业规模化、机械化、集约化、商品化、企业化能够有效促进中国家庭农场发展;〔7〕朱学新从法国家庭农场成功经验中总结出政策保障、利益诱导、服务推动是我国发展家庭农场的三大要素。〔8〕

以上学者的研究对本文很有启发,现有的研究多集中于将家庭农场作为一个整体,以研究整体如何运作的思路去研究其发展过程,却忽略了家庭农场实际是一种组织结构形式,一个完整的组织结构必然有多个主体参与,每个主体会根据其在组织结构中的不同的目标取向做出不同的决策行为,产生完全不同的社会影响力,既加速推动了家庭农场的发展,又改变甚至破坏了传统意义下村庄既有的社会结构。而既有的研究很少有从家庭农场参与主体角度为研究方向,通过横向对比的方法,去探讨其在家庭农场这种特定的组织结构中目标价值取向和社会效益,本文试图以家庭农场经营模式为背景,研究各参与主体的目标价值取向以及行为所产生的社会效益。

二、家庭农场经营模式下各参与主体特征与作用

家庭农场作为新型农业经营模式,依靠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以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为主要生产形式,其中包含着三个参与主体:一是作为土地承包方并承担主要经营管理职能的家庭农场主。二是承担着土地流出职能的土地流出户。三是作为家庭农场主、土地流出户双方共同管理者,承担着土地流转和农场监督管理职责的村委会。

1. 家庭农场主:拥有能力的农场经营者

在家庭农场经营模式中,家庭农场主处于主导经营管理地位,符合家庭农场准入条件,年龄多在55岁以下,依靠家庭农业人口作为主要劳动力,拥有50~60亩经营规模,有的可以达到100亩以上,广泛采用大规模机械种植技术,在农忙的时候需要依靠兼职农业劳动力辅助劳动。要成为家庭农场主必须具备一定的能力:懂农机,对各类农机产品了如指掌;会农艺,需要采用科学种植方法保证亩产量,包括作物播种的行距、株距等;勤算账,以较小的投入换来最大的回报,包括种植作物种类与收益之间的关系、农场内地块的长度和宽度与采用农机之间的关联、亩产与市场价格等;知管理,不仅要管好自家的劳动力,还要会管理农场负责人与其他兼职劳动力;信息灵,家庭农场主的对手是大型农业企业,利用现代网络技术与沟通手段获取信息格外重要,宏观上需要把握政策与市场动态,微观上也要熟知种子、农用品、各种作物市场行情、以及经营农场所要了解的知识、经验等。〔9〕

家庭农场主在家庭农场经营模式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通过规模经营实现了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型,并获得了较高的收益,也打破了小农经济模式下无法进行扩大再生产的障碍,转移了乡村富余劳动力,为农民职业化道路发展提供了空间,改变了农民长期低收入的现状,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有效选择。

2. 土地流出户:拥有资源的土地提供者

土地流出户是作为资源提供者的角色存在于家庭农场结构中,常指拥有承包地的农户自愿将土地流转至村集体与家庭农场主,并获得一定的地租收益。在乡村中,土地流出户主要来自于既从事农业生产,又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兼业农户。对于大部分年轻的农业继承者而言,他们更愿意通过外出务工获得高收入,而不愿意再像父辈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辛勤劳动,家庭主要收入来源是务工收入,农业耕种技能和经验渐渐生疏,越来越多的中青年农民成为了完全依靠务工收入的“二兼户”,土地耕种收入只是起到糊口的作用。

土地流出户的行为在家庭农场中起着极其重要的资源聚合作用。首先,他们流转意愿的强烈与否,直接决定了家庭农场是否能够顺利实现规模化经营,土地流出户的流转行为被认为是改造小农经济的有力推动,土地的大规模有序流转既促进了家庭农场规模化经营、优化了资源配置、形成了规模收益,又能够推动农业机械化的实施、降低人工劳动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其次,对于土地流出户本身来说,流转行为也避免了土地的撂荒,实现了土地的可持续耕种,也能带来租金收入,实现了兼业农户土地租金+外出劳动收入的新型收入模式。

3. 村委会:拥有权力的土地管理者

村委会是农村最基层的行政组织,向上与县、乡政府对接,是国家各项政策措施的最终执行者,向下连接村民,服务于基层群众,虽然村委会不属于行政机构,但在农村村民社会中具有一定的“准行政机关”性质,〔10〕拥有最基层的公权力。在家庭农场生产经营模式中,土地流转是相对困难的任务,村委会一方面利用手中的权力制定符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的正式土地流转规则,并负责解释、宣传、执行到位,另一方面也要利用长期以来在村民社会中的传统权威做好村民的思想工作,完成流转任务。

村委会在家庭农场经营中起着三方面的作用,首先是导向作用,村委会介入土地流转之前,土地只能以小范围方式实现分散、细碎化的私下流动,靠的是村民之间的非正式协定,村委会以行政主体方式介入使得土地有了大规模流转的可能性,流转范围进一步扩大。其次,村委会起到了协调控制作用,将家庭农场与村庄中想要流转土地的农户对接,提供了供需信息,承担家庭农场主和土地流出户的代理人,分别同对方签订协议,完成流转程序。〔11〕最后,村委会不断履行着监督管理的责任,监督农场主是否按照政策要求进行纯粮食作物种植,是否采用绿肥深翻种植以维护土地肥力,是否将土地转包给其他人从中牟利等。这一系列的作用维护了土地流转的秩序,保护着流转双方的责任,为家庭农场的顺利发展构建了基础。

三、家庭农场经营模式下主体目标取向与社会效益分析

家庭农场是在中国典型农村社会产生并发展壮大的,我们不仅要看到家庭农场发展的数量、规模与效率,还要看到家庭农场模式下各主体与城镇化、农民职业化、农民现代化、村庄社会秩序等关系,在此背景下分析各主体的目标行为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效益。

1. 家庭农场主:获利驱动与职业农民带头人

从主体目标取向来看,家庭农场主将获利看的更为重要,他们放弃了其他行业的收入,投入大量资金并冒着自然风险和经营风险耕种,付出了时间精力与人工劳动成本,除去创业的激情与冲动之外,利润的刺激是必不可少的因素,获利成为其首要目标取向。由于要考虑利润最大化,家庭农场主会作出理性选择,如私下流转土地与非粮化种植,以村庄人际关系为纽带,通过中介人提供信息,采用简单合同流转土地的方式,降低土地租金和交易成本,这种交易方式更受农场主的欢迎。在种植类型方面,农场主倾向于种植棉花、油菜、糖料等经济作物,而不是蔬菜与水果,这些经济作物种植亩用工时和资金投入都较少,并且更易管理,减少了直接成本的投入,最终形成资本节约型的农业经营模式。〔12〕而愿意从事纯粮食作物生产的家庭农场主并不多,有的是地方政策要求种植,如上海松江地区家庭农场,为了保证国家粮食生产任务而重点培育粮食型家庭农场;有的是因为种植粮食作物更有效率,如北方地区家庭农场更愿意种植小麦,南方地区更倾向于种植水稻,这种大规模连片种植方式更适合使用农业机械化设施。

家庭农场主在村庄所产生的社会效益是充满正能量的。一方面,家庭农场主的社会身份发生了本质改变,职业农民的和乡村致富带头人的身份提升了种粮户的农村社会地位,家庭农场主同传统意义上的农户有着本质的区别,终日劳作勉强糊口的形象已经不再是他们的写照,摈弃了社会学意义上的农民身份之后,农场主成为经济学意义上寻求报酬最大化的理性人,走上了新型职业农民发展道路,年龄、知识、阅历让他们更占优势,也更具有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从身份所产生的社会性激励角度来看,家庭农场主的来源中除了传统农村种养能人外,还有很多返乡创业的农民工与扎根基层创业的大学生,他们离开城市回到农村,除去经济因素外,家庭农场主身份所带来的精神激励也是必不可少的。家庭农场主将从事农业生产作为一份固定职业,农业生产和外出务工一样是一份事业,并且自己当家做主,获得了“自由而有尊严的”劳动,不再遭受有可能的克扣工资等。〔13〕家庭农场主在返乡创业的过程中扮演了带头人的角色,传承了传统的农业文化中对土地的感情,在当今乡村空心化加剧、农业生产萎缩、耕地撂荒的大背景下具有正向带动效应。家庭农场主在外从事经营致富后返乡重新从事农业劳动,受小农生存逻辑中道义共识的影响,会产生回报乡村的观念,主动带领其他农户从事农业生产,吸收闲散劳动力加入农场兼职劳动队伍,对其他村民从事农业生产起到了带动的作用,尤其是当家庭农场主获得了政府所给予的各种补贴和奖励之后,得到其他村民的羡慕和模仿,这对农场主产生了很强的社会性激励效应。家庭农场主这一新兴职业重新塑造了村庄职业选择与评价体系,从事农业劳动一样是有经济收益和受尊重的职业,改变了农业劳动作为社会底层职业的传统观念。

2. 土地流出户:追求双重目标与重塑乡村社会结构

土地流出户是村庄中的特殊群体,他们没有了土地,失去了农业社会中最重要的生产资源,在农民的传统认知中,土地是命根子,是维持生活的重要保障,农民流转了土地,身份成为了“离地农户”,这种特别身份让他们追求双重目标的满足。

首先是经济目标,实现路径有三种:一是流出土地回收租金,按照市场行情和实际土地状况,土地流出户会与家庭农场主签订流转合同,获得租金收入。二是进城务工,获得劳动报酬,这也是很多土地流出户的主要收入来源。三是在农忙时节作为兼职劳动力加入家庭农场,获得收入,这笔收入是兼业农户的家庭收入补贴。其次是保障目标:离开土地后的社会与就业保障如何实现,土地流出户会利用“离地农户”的身份诉求更高比例的新农合医疗与农村养老金,要求实现等同于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或者要求更多的再就业培训与提供就业岗位———保障目标能否满足直接决定着土地流出户流转土地的意愿,如果地方政府的保障工作有所缺失,土地流出户会消极流转土地,成为连片流转中的钉子户,流转行为将无法实现,影响了家庭农场的正常运作。

基于以上目标取向,土地流出户会很谨慎考察土地流入经营者,包括将要种植的作物类型与种植方法等,大部分流出户都不愿意签太长时间流转合同,怕合同固定时间太长,无法根据市场规律增加地租,也怕土地经营者肆意耕种破坏土地肥力而自己却无法收回。土地流出户在村庄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很复杂:一是基于土地的流转过程,土地流出户与家庭农场主之间形成一种互动依存的良性共生关系,家庭农场主需要土地流出户流出土地,土地流出户通过流出土地收取租金,并能以兼职劳动力身份加入家庭农场劳作,当家庭农场发展壮大能够与龙头农业企业合作经营时,必然会以较高薪酬和稳定的就业工作吸纳更多的土地流出户加入农场。这对于年轻劳动力严重匮乏的农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留住了年轻力壮的农业劳动力,减少了外出务工人员,解决了大规模外出务工留下的数量巨大的留守群体,尤其是留守儿童多由年迈老人照顾,存在着的一定的安全隐患。土地流出户在农场主的帮助下留在了乡村,稳定了乡村人口结构,照顾了年幼的孩子和年迈的老人,满足了家庭情感需求,这对于农村社会及家庭结构的完整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二是土地流出户与家庭农场主在经济利益中的互动行为又破坏了乡村社会网络的稳定性,由于家庭农场主多来自于本村农户,土地流出也以本村村民为主,土地流转并不是完全依靠市场经济来运作,更多的是依托农业社会行为逻辑,将土地流转给某个农场主依靠的是人情的成分,通过熟人或者乡村能人为中介私下签订合同,甚至低于市场价格流转。土地流出户一般不会依赖土地租金生活,租金少一点也可以接受,这是家庭农场主与土地流出户流转关系的村庄嵌入性,带有很强的小农生存的逻辑———农户之间需要相互依存相互帮忙才能实现共同的生存。而当流出户发现家庭农场主收益持续增长,或者有外来家庭农场主、农业企业提供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流转价格,土地流出户会感觉“不公平”,要求打破熟人社会的边界,破坏原有的流转规则,按照市场逻辑运作土地流转,原来依赖于熟人社会网络低价甚至免费流转到本地家庭农场的土地流出户会以各种理由收回土地,熟人社会之间产生了隔阂。这给本地家庭农场主的经营带来了经济性的挤压,以村民关系网络流转土地为生存前提的家庭农场的天然优势会逐步丧失,〔14〕最终改变村庄共同体模式下村民所熟悉的交易形态,以人情为主导的乡村价值体系会逐步演化为以经济利益为主导的价值体系,冲击村庄长久以来形成的共识和规范。

3. 村委会:执行支配权力与信任危机

村委会是农村中最基层的群众性自治组织,主要职能为处理乡村基层事务,实现村庄的自我管理。如前文所述,在家庭农场运行过程中村集体承担着多种角色,除去乡村社会的小规模礼俗流转之外,大规模的土地流转仍然是通过村集体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土地管理者的村委会目标取向便是能够行使支配执行权力,发挥管理者职能。村委会中的村干部既是自然人又是法人还是代理人,他会变化不同角色以最大程度控制资源,支配村庄事务。村委会的目标价值取向在土地流转的各个方面均有所体现:对于家庭农场主来说,村委会执行了监督管理的权力,包括制定了家庭农场的准入规则,监督家庭农场主的耕种行为;对于土地流出户而言,村委会拥有土地支配权力,如土地管理权、土地调整权、土地发包权等,这些基层土地权力涵盖了土地流转行为中的备案、签订合同、改变流转制度等权力,村委会已经成为了农村土地的实际掌控者;对于整个村庄来说,村委会在土地经营模式改变中支配了维稳的权力,不遗余力地协调各方关系,保障家庭农场主与土地流出户的权益,调节二者之间的矛盾,用公权力与血缘地缘关系维持村庄社会的日常生活,保证了中国基层乡村社会的稳定。〔15〕

村委会在家庭农场中虽然扮演着多种角色,发挥了经济效益,但从整个村庄社会效益角度来看,村委会自身行为模式却产生出正反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效益。一方面,从正向的社会效益角度看,村委会的存在降低了家庭农场运作的交易成本与风险,减少了议价、谈判条款、协调流转钉子户等所需花费的时间与金钱成本;同时,也降低了双方的交易风险,比如土地流出户眼红其他人的流转租金与家庭农场主的收益,利用“弱者的武器”在合同期内要求调整租金或者回收土地等违约行为。〔16〕另一方面,村委会在流转土地时实现了自身价值,村干部在家庭农场发展之初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构建了属于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虽然并不能带来更多的实际利益,但在村庄逐步开放与管理功能日趋弱化的前提下,至少村委会赢得了农户的广泛尊重,树立了乡村社会中的威信,强化了村委会管理职能,维持了村庄的良好秩序,赢得了舆论的支持,成为村庄中的当家人。此外,地方政府会以土地流转效率作为乡村基层干部考核标准,对于先进乡村进行政治表彰和奖金奖励,村委会获得了声望与实际利益,实现了政治意义上的突破,村干部这种价值认同感对于整个村民社会的和谐发展带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村委会在土地流转中的行为对乡村社会也产生了负面的社会效益,一是村委会在土地流转中的寻租手段给村民带来了信任危机,村委会干部在流转中会利用多重身份控制土地资源,比如处于垄断者地位,对于无法通过熟人社会流转土地的外来家庭农场主收取高额的流转管理费用,会暗自把村庄中的四荒地、坑塘地等资源禀赋差的土地搭配着农户较好的土地同时流转,私下获取土地收益。二是处于信息优势者地位,将较好的土地优先流转给有村委会成员参与的农业合作社或者家庭农场,利用村民的信息不对称借机压低土地价格再高价转出等,这些损害村民利益的行为会使得村民对于村委会的行为产生不信任感,认为村委会想从土地流转中捞一笔,便不愿意通过村委会流转土地,而私下流转又很难完成大规模土地正式流转。长期下来会导致村庄流转秩序失范,村庄自我管理与整合的能力不断弱化,村民对村委会的这种不信任感会延续到其他村庄事务中,村委会也会因为失去村民支持而很难继续开展工作。

四、结语

家庭农场代表着未来农业经营发展的方向,从本质上看,家庭农场改变了以往小农经济下细碎化的家庭生产组织形式和自给自足自我供养的糊口经营方式,家庭农场和小农经济最大的差别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家庭农场是扩大版的农户家庭经营模式,既完整的保留了小农经济下家庭成员生产的责任感,又扩大了生产的规模,以连片经营种植和现代化、机械化技术获得丰厚收益;另一方面,改变了以往小农家庭种植独自劳动、靠天吃饭的组织形态,家庭成员必须和其他主体发生互动,达到协调发展才能实现既定目标收益。因此,家庭农场主、土地流出户、村委会这三个参与主体在家庭农场建立与发展的大背景下发生了一系列互动,在互动中促进了家庭农场这种组织形式的快速完善,同时不能忽视的是家庭农场是在乡村社会的大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它依赖于家庭,但又需要和乡村产生融合,具有特别的社会属性,要更多地从参与主体和乡村、土地息息相关的角度出发,探讨参与主体所追求的目标和产生的效益。

我们从表1能够清晰地了解三个主体不同的目标价值效益和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家庭农场主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冒着风险进行规模化种植,劳动成员以家庭成员和大型机械为主,最大限度地节约了人工成本,形成劳动节约型生产方式,目标是获利;土地流出户往往是兼业农户,他们以非农收入为主,流转土地之后意识到“失地农民”的身份需要获得更多的经济和社会保障,因而土地租金和社会保障缺一不可;村委会在家庭农场制度实施过程中行使并支配了基层制定制度的权力,以中介、代理人等身份促进了流转过程。

中国传统的村庄结构也随着家庭农场的发展悄然发生了变化,家庭农场主成为了新型职业农民的典型代表,是全村人羡慕的对象,拥有了带动村民共同致富的能力,种植带来的可观收益也维护了日益下滑的粮食生产地位,间接的保障粮食安全生产;土地流出户外出务工,又能够收取土地租金,一部分人通过兼职进入家庭农场劳动,学习了家庭农场的管理经验和技术,能够留下来继续从事农业生产,改变了乡村的留守人群结构,巩固了家庭情感,但流转土地过程中会出现对比地租和农场主收益的经济行为,可能产生破坏合同、回收土地、做钉子户等负面做法,打破乡村熟人社会网络下廉价流转土地的“嵌入式流转”,对家庭农场生存带来了挤压;村委会在流转过程中降低了流转双方的风险与成本,并且得到了社会关系资源和政治利益,带来了心理满足感,但其流转中一些不透明不公开的寻租行为,会带来村民社会的信任危机,导致村庄认同体系失控。因此,在家庭农场的制度规范设计上,不仅要思考家庭农场大方向发展规模与效益,更要从家庭农场参与主体的特征出发,深刻分析其所在的复杂乡村社会背景下所不同的目标取向和社会效益,尤其是他们各自的行为对于乡村社会结构的影响,进而制定出更加符合乡村文化、保持村庄秩序、维护乡村稳定的发展政策与措施。

家庭农场经营管理规章制度 篇5

第一条为促进我县家庭农场健康发展，切实规范家庭农场生产经营行为，根据国家有关法规和政策规定，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本县行政区域内经工商部门登记注册，并到县农经部门审查备案的家庭农场适用于本制度。

第三条家庭农场应严格执行国家有关农业标准化生产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法规和政策。

第四条家庭农场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预家庭农场自主经营权和内部事务，不得强迫家庭农场接受有偿服务，不得违规向家庭农场收费、摊派和罚款。

第五条家庭农场应自觉接受农经部门和相关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第二章岗位责任制度

第六条家庭农场从业人员要有明确的分工，结合自身实际，设置生产主管、销售主管和财务主管等岗位，明确工作职责。有条件的可以设置各部门经理。

第七条家庭农场实行农场主负责制。农场主统揽全场工作，主要是拟定发展目标和计划，制定管理制度，加强从业人员管理，有序组织生产经营活动，加强财务审核审批，协调解决农场重大事宜，争取各项扶持政策，开展工作考核和总结评比。

第八条生产主管岗位职责：拟定并落实家庭农场年度生产计划，制定并实施生产技术规程;组织所需的生产资料，提供技术指导、服务和培训，抓好病(疫)虫害防治;组织标准化生产并负责完善相关记录，建立质量追溯机制;加强农业机械设施设备检修维护和仓储运输工作。

第九条销售主管岗位职责：拟定并落实年度销售计划，预测销售市场，广辟销售渠道，寻求定向合作，探求订单销售和网络销售方式;负责签订销售合同，规范销售凭据，回收销售款项;坚守公平竞争和诚实守信商业道德，保证产品销售质量和数量，维护家庭农场整体形象;努力降低销售成本，最大程度地实现家庭农场既得利益;建立销售台账，及时报告销售业绩。

第十条财务主管岗位职责：拟定并落实年度财务计划和预算方案，制定并执行家庭农场内部财务监督管理办法;遵守财产物资采购审批程序，加强财产物资安全领用、保管;建立健全财务会计账簿，组织财务核算，按时提交、报送财务报告。

第十一条家庭农场各岗位之间要精诚合作，建立奖勤罚懒、评先创优机制。

第三章标准化生产制度

第十二条家庭农场必须具有一定的生产经营规模，有稳定的生产基地，有固定的办公场所，有配套的设施设备，有醒目的标识标牌。

第十三条家庭农场应结合自身行业特点，科学制定生产操作规范，生产(加工、储运、销售)优质、高效、生态和安全的农产品。

第十四条家庭农场应严格农业投入品管理使用。

(一)种子、种畜管理使用：严格控制种子来源，购买和使用的.种子必须具备种子生产许可证、种子质量合格证，引进种子必须有检疫证明;有专门的种子仓库和保管人员，种子应有详细的进库、出库记录，过期种子应及时清理。引进种用畜禽的，在引种之前，须向县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备案，引入后及时向县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或报检点报告，并按规定进行隔离、观察，期满后经检疫合格再合群。

(二)农药、化肥管理使用：严格按照国家《农药合理使用准则》和《农药安全使用标准》执行，严格执行禁(限)用农药以及安全间隔期的规定，不得超范围使用农药和随意加大用药量。设立专门的农药仓库和保管人员，保管人员应核对农药的数量、品种和“三证”后，方可入库。积极使用生物农药，尽量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根据病虫害发生情况或有关技术部门的病虫预报，规范用药，做到适时防治，对症下药，并注意农药的交替使用，以提高药效。及时做好农药使用的田间档案记录，配合检测部门开展检测，严格防止农产品农药残留超标。严格执行肥料合理使用准则，施肥以有机肥为主，化肥为辅;以多元素肥料为主，单元素肥料为辅;以基肥为主，追肥为辅。必须购买“三证”齐全的产品，不施用城市垃圾。肥料应按种类不同分开堆放于干燥、阴凉的仓库贮存。

(三)兽药、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和使用：认真审查兽药、饲料和饲料添加剂标签和说明书，检查包装，符合国家规定的方可购入并妥善保管。严禁使用瘦肉精、苏丹红、氯霉素、呋喃唑酮等禁用药品。严格按规定使用性激素、镇静剂等。禁止在饲料中直接添加原料药。遵守兽药休药期规定，未满休药期的畜禽不得出售、屠宰，不得用于食品消费。兽药、饲料和饲料添加剂购入、使用、诊疗按要求进行记录(相关记录示范样本另附)。

第十五条家庭农场应按照产地环境保护、产品质量安全管理要求，加强农产品标准化生产管理。有条件的要聘请固定的生产技术人员或专家顾问，专门负责标准化生产技术指导和监测服务。

(一)制定标准化生产操作规程。从事种植业的要合理选择优质抗病高产品种，实行科学栽培管理;坚持科学、平衡施肥原则，推广使用有机肥和生物肥;推广农业防治、生态防治、物理防治技术;注重搞好田园清洁、土壤消毒、轮作倒茬;完善水利设施，健全排灌系统。从事畜牧业的，要按照县畜牧主管部门的统一要求，制定科学合理的免疫程序，切实做好动物强制性免疫工作;建立健全疫情报告、检疫申报制度、畜禽标识、消毒清洁和无害化处理等分类制度;养殖场实行“干稀分离、雨污分流”排放，防止粪尿污染环境。

(二)建立健全生产记录档案。按照农业标准化生产要求，逐步建立农业生产用地档案、农业投入品使用档案、田间生产管理档案、产品储运销售档案。养殖类家庭农场还应建立畜禽养殖档案，全面记录畜禽的品种、数量、标识、来源、繁育以及检疫、免疫、诊疗、监测、消毒、调运等情况。农产品生产档案由农场专人填写，由农场自行整理和保管。农产品生产记录应当保存二年，禁止伪造农产品生产记录，农场主要定期组织人员对档案建立情况进行抽查。

(三)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家庭农场应定期对农产品产地环境、生产过程和产品质量进行自检，同时主动申请、自觉接受农业监管部门检查。对抽检发现有影响产品质量的问题，应及时整改纠正。

第十六条家庭农场生产的农产品要尽量采取包装销售，包装上要印注本场标识和联系方式，销售的农产品要如实填写销售记录，建立产品质量追溯制度。

第四章财务管理制度

第十七条家庭农场应根据《秭归县家庭农场会计核算暂行办法》规定，结合自身实际建立健全财务会计制度，准确核算本农场生产经营收支，与家庭其它收支分开。

第十八条家庭农场应配备必要的专职或兼职财务人员，办理财务会计工作。有条件的可以聘请有资质的会计机构或会计人员代理记账，实行会计电算化。

第十九条家庭农场必须健全《财务收支一日清单》或《财务活动适时记录卡》、《固定资产登记簿》、《往来账款明细表》(示范样本另附)等相关财务会计资料。有条件的要建立总分类账、明细分类账和必要的辅助性账簿，进行专业财务核算管理。

第二十条家庭农场要按规定设置会计科目，准确记载资产负债和经营收益情况，开展简易成本核算和效益分析。适时编制财务会计报表，并定期向农经、税务等部门报送财务会计资料。

第二十一条家庭农场应统一使用县农经部门监制的账、表、据、薄，建立领用登记、稽查核销制度。

第二十二条家庭农场应配备专门的档案柜，明确专人负责，分类收集和整理财务档案、文书档案、信息档案，妥善保管，完善防盗、防火、防霉、防虫蛀、防强光等保管措施。

第五章品牌和示范创建制度

第二十三条家庭农场应加强品牌创建工作，积极争取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和国家地理标识认证，积极申报注册产品商标，积极参与产品展示、推介、交流活动。

第二十四条家庭农场应根据《秭归县示范性家庭农场认定管理办法》要求，加强示范性创建申报工作，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第二十五条家庭农场应制定品牌和示范创建计划，分步组织实施。

第二十六条家庭农场品牌和示范性创建，依照《秭归县家庭农场财政专项扶持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落实财政奖补政策。

第六章雇用工管理制度

第二十七条家庭农场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要减少或控制雇用工数量。

第二十八条家庭农场若长期雇用农工，应签订规范的劳务合同，保障劳动安全，按时足额兑现劳务报酬。有条件的可以按国家规定参加社会保险，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费。

第二十九条家庭农场应建立从业人员花名册和雇用工管理台账(用工登记簿另附)，完备基本信息，并在工商、劳动等有关部门备案登记。

第七章学习培训制度

第三十条家庭农场从业人员应积极参加各类业务学习培训，60岁以下的必须取得相关培训合格(结业)证。

第三十一条家庭农场学习培训的内容主要包括党在农村的方针政策、涉农法律法规、生产经营管理知识、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职业农民专业技能等方面。

第三十二条家庭农场学习培训采取集中学习、以会代训、参观考察等方式进行。

第三十三条家庭农场应建立并完善从业人员培训档案。

第三十四条家庭农场学习培训情况纳入示范性家庭农场认定考核内容。

第八章附则

第三十五条家庭农场可以领办或以社员身份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遵守《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和合作社章程、制度。

第三十六条家庭农场登记注册事项发生变动的，应及时向有关部门申请变更登记，换发相关证照。

第三十七条家庭农场流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必须签订规范的流转合同，并到乡镇财政(经管)部门备案登记。

第三十八条家庭农场在向有关主管部门提供的财务报告等资料中，隐瞒重要事实或作虚假记载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论家庭农场经营体制的法律规制 篇6

关键词：家庭农场；经营体制；法律规制

当前，由于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推动，我国农村正在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家庭承包经营按人口平均分配，分散的小块土地的经营格局，影响了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因此，从发展形势来看，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在此背景下，家庭农场应运而生，它克服了小规模生产的缺点，有利于集约经营，以及提升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以农户为主体，有利于培育现代农民，提高农民的专业技能和文化水平。

一、我国家庭农场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以河南省××市为例

（一）××市家庭农场的发展现状

××市位于河南省西北部，总面积623.5平方公里，辖3乡6镇4个办事处329个行政村，总人口49.8万，该市土地肥沃，适合农作物生长。

当前××市的家庭农场的数量不多，部分已经具有家庭农场发展条件的农户也只是承包适度土地进行经营，而且他们大多观念不清，家庭农场的概念也没有明确，经营体系也很不完备，要求进一步加强政府的鼓励和扶持，以增强其生产发展活力。

（1）从表一可以看出，就家庭农场经营主体的基本情况来看，××市家庭农场的经营者年龄普遍在40岁以上，属于壮年劳动力，而且经营者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文化专业素养也较差，是传统型的农民。他们关于家庭农场的观念模糊，也没有明确树立家庭农场的概念，只是作为种粮大户而存在。

（2）从表二可以看出，就家庭农场经营状况来看，大多数家庭农场的经营形式还是个体承包，经营的土地面积千亩以上的很少，大多都在百亩或几十亩左右。而且，家庭农场的经营范围，或者是纯种植，或者是纯养殖，但还是以规模化种植为主，大多数都是种植粮食作物。少部分农户种植蔬菜瓜果类。有几户专门种植各类花卉。养殖方面，以家禽和牲畜养殖为主，根据资金投入情况，部分建立了大规模养殖场，大多数还是小规模养殖。

（3）从表三可以看出，就家庭农场的土地情况来看，基本上家庭农场经营的土地都是转包农户承包的土地或村集体的土地，承包的价格以家庭农场经营者、村委会和农户三方协商来确定，协商一致后，签订口头或书面协议。而且，在承包期限内，土地流转价格会随着粮食价格等市场因素的变动而进行调整，一般是如果粮食价格上升，相对的流转土地的价格也随之上涨。另外，家庭农场的经营一般是以家庭劳动力为主，极少数存在着雇工情况，且雇佣长期工人也很少，大多数是随着季节变化和农忙状况雇佣短期工人，以天数为计。

从表四来看，①××市家庭农场的农资服务渠道涉及农资公司、供销社等，但社会化服务体系水平偏低，公共服务能力薄弱，服务内容也与家庭农场的需求差距甚大。②××市家庭农场的经营虽然投资规模不同，但资金来源绝大多数是自筹资金。如向银行或信用社贷款，手续繁琐，条件严苛，贷款期限过长。③当前××市家庭农场享受的相关补助，有的是按土地承包一次性补助每亩500至600元，有的是按种植面积每亩补助100元左右，有些则是按粮种补贴每亩10元左右，有的则全部直接是农机补助。

（二）××市发展家庭农场存在的问题

（1）家庭农场的主体资格认定方面存在法令空缺。作为现代农业生产经营形式的一种，法律对家庭农场的经营主体资格认定还不明确。××市家庭农场的建立，都是通过与村集体、农户协商流转土地价格，承包规模土地进行规模化生产经营，但由于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家庭农场的主体资格认定不明确，是个体工商户还是企业，是经济组织还是法人，家庭农场的法律地位不确定，不能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制约了家庭农场的发展。

（2）家庭农场经营所面临的土地经营流转需要法律的完善规制。关于具体完整的土地流转程序，法律法规没有明确的要求，致使农村土地流转管理困难，限制了家庭农场规模的扩大和发展。另外，村集体或是家庭农场主也没有明确的法律适用意识，只认为口头协议或简单登记一下就好了，即使签订了协议，也不愿签订较长期的协议，土地流转时间短，家庭农场主难以在短期内收回对土地的投资，同时还要面临着农民违约的风险。

（3）农村社会服务系统的不完善，限制家庭农场的发展。目前××市各乡镇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尚不健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也还不完备，公共服务内容与家庭农场的需求差距大，限制了家庭农场的规模经营，家庭农场发展的基本的物质条件还不完善。没有专门的引导，家庭农场生产的产品与大市场连接不起来，只能依靠农民自己寻找销售渠道，这就极大限制家庭农场进一步的发展。

（4）家庭农场融资难。家庭农场相比传统的家庭经营，需要扩大生产规模，不但要承包租赁土地、，还要有一定的基础投入，包括土地整理、农田水利建设、使用农业机械等，因此一般要求大笔的资金投入。因此，我国需要制定完善的财政政策和配套措施支持家庭农场的发展，指导财政补贴资金多向家庭农场倾斜，限制农地用途转让，引导农用地向家庭农场聚集。

二、对我国家庭农场经营体制进行法律规制的建议

（1）健全法令体系，填补家庭农场主体资格认定上的法律空白。家庭农场作为新型农业经营形式，其主体资格需要经过相关部门的认证。①我们可制定专门的规范家庭农场的法律法规或行政管理条例，建立规范完整的家庭农场注册登记制度，赋予家庭农场的法人资格的确立，从法律的角度维护家庭农场的合法权益。创建家庭农场市场准入制度，设定家庭农场认定标准，明确家庭农场设立条件和程序，对经营主体资格、劳动力构成、文化程度要求、规模大小、经营方式等提出相应要求，使高素质的新型农民成为建立家庭农场的主要人群。当然各地区需要结合当地实际，根据当地的农业环境和生产条件，规定适应当地农业发展的认定条件，确认其市场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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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深化农地改革，完善土地流转机制。虽然我国颁布了《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但是，对于承包到期后的承包方式、期限、主体，发生纠纷后的责任承担等方面依然是界定不详细，权责不分明，导致土地流转不动，土地承包不能长期稳定，土地不能相对集中。家庭农场发展缺乏必要的土地基础，因此要求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关于土地怎样流转，流转的方式和程序，权责承担等基本问题，制定详细具体明确的规定，使农民不再有后顾之忧，为家庭农场发展提供法律保证。

我国土地流转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土地流转过程中，由于具体操作的不严格，不规范，致使部分农用地在流转过程中改变用途，转为非农业用地，影响了我国农业的长期稳定发展。因此要想保证土地承包经营权长久稳定，赋予农民稳定发展土地的权利，要加强立法指导工作，严格规范操作程序，务必使政府监管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3）健全农村社会服务体系，为家庭农场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创建一个功能齐备、快捷高效的社会服务体系，是家庭农场发展的重要保障。它可以把各种现代化的生产要素融汇在家庭经营过程中，不断提高物质水平和技术装备水平，使家庭农场的发展实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2006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概念、原则、成立条件等，为我国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增加了一个专门的农业服务组织。

结合××市家庭农场发展的实际，我国立法部门应当完善现有的关于社会化服务的法律法规，并且适应实际发展的需要，及时修订或制定新的专门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法律，建立健全适合家庭农场发展的综合性配套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农资公司搞好农资供应，供销社提供产、供、销服务，农业合作社提供农业专业化服务，农业局、政府等负责农业技术开发和推广，水利局配合各村开展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等等，为家庭农场的发展配套的完善的服务，提高农业生产、销售的组织化程度，推动农业结构调整，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以及经济效益。

政府也要加强政策指导和扶持，制定相关的行政管理条例，开拓农业生产资料市场，加强农业生产资料供应服务组织建设；创立多渠道、多层次的市场信息网络，为当地的家庭农场提供实时和准确的政策，税收，技术，价格，市场供应和需求等相关法律法规政策信息；促进农产品流通体制的转型，开展农产品的采购，储存，运输，处理和辅助服务的销售；高素质的农业劳动力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关键要素，支持农村中有条件的种植户学习经营管理的知识，鼓励农业院校的学生到农村去，加强农业生产的实际经验。

（4）政府给予政策优惠和资金支持，促进家庭农场的发展。国家对家庭农场的鼓励和支持从《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可见一斑，但目前，我国并未出台具体的政策法律或相关措施来支持家庭农场的发展。鉴于当前农业生产现状及其自身特点，我国家庭农场很难迅速发展壮大，其发展需要一定适应过程。家庭农场一经出现，就因其家庭性、规模性、集约性等优势为农业发展解决了不少难题，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推动了农业现代化建设。是以国家应当引导和保护家庭农场的长期健康稳定发展。但是发展家庭农场，实现适度规模经营，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这对普通农户来说，无疑是巨大的负担，政府要鼓励支持家庭农场的发展，应当对农户给予资金支持以及政策上的优惠照顾。

农户发展家庭农场，融资渠道狭窄，大多数还是自身积累的财富或亲友的借款，部分涉及民间借贷。可是借贷手续不规范，前提严苛，还有很多限制性规定，致使借贷困难。家庭农场的建立，运营，规模扩大，农机设备的添置，必要的技术投入等都需要大量的资金。农业补贴的输入模式的调整，使农业补贴显著倾斜家庭农场，但必须严格限制其使用，不得改变农业用途，或农业补贴的使用。建议有关部门应加强金融立法，扩展政策性银行服务功能，为家庭农场的发展提供借贷支持；完善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为家庭农场的生产和管理提供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减少农业风险，加强家庭农场持续健康发展的能力。

注释：

①张运永.山亭注册首家法人主体资格“家庭农场”[N].枣庄晚报，2013-04-10.1。

作者简介：

魏庆爽，河北唐山人，1978年生，女，汉族，法学硕士。工作单位：许昌学院法政学院；职称：讲师；专职教师；研究方向：“三农”问题。

基金项目：2014年度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发达地区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做法及对河南省的启示”（立项编号：2014087）。

家庭农场经营模式 篇7

1.1 家庭农场的定义及特征

广义上说, 以家庭为组织单位, 专门从事农业生产, 并为社会提供农产品的农业家庭组织都可以称为家庭农场。它主要包括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的小农户和规模种养大户这2种类型。现代农业家庭经营组织是以农户家庭为基本组织单位, 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 以市场为导向, 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 专门从事适度规模的农林牧渔的生产、加工和销售, 并且经过工商部门注册, 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农业经营主体。

1.2 沭阳县农业经济基本情况

为了对沭阳县的家庭农场经营情况、小农经济及花木产业经营现状进行深入分析, 本课题组在2013年7月29日至8月6日特意到沭阳县蹲点, 通过访谈、问卷、电话等方式进行了调研, 为期9天。在此期间, 我们共走访30户农户, 到政府的相关机构进行访谈。通过调研, 我们对沭阳县的农业经济发展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1.2.1 沭阳县总体概况

沭阳县地处黄淮海平原, 是江苏省人口最多、陆域面积最大的县, 属于暖温带季风气候, 全境气候温和, 四季分明, 日照充足, 雨量丰沛。全县拥有耕地面积204万亩, 农业人口129万, 是传统的农业大县。在县委、县政府的长期努力下, 坚持“差别竞争, 特色取胜”的方针, 以历史形成的种植基础结合当地资源优势, 因地制宜, 发展了林业、花木产业、食用菌、水禽、瓜菜5大农业特色板块。在新技术运用中, 主要采取喷灌、滴灌、肥水农药一体化等方式, 有投入少、污染少之效。其中, 全县高效农业面积达96.11万亩、设施农业面积达33.05万亩。2012年1月被江苏省评为“省发展高效设施农业先进县”, 被国务院表彰为“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单位”。

1.2.2 沭阳县传统农业经济发展状况

(1) 产业规模小。由调查数据得知, 沭阳县的小农经济规模为3~8亩每户不等, 部分农户也承包了亲戚、朋友家的土地, 两者加起来为10~15亩, 符合传统小农经济规模小的特点。较小的规模导致无法获得规模效益, 每亩的年均获益不高, 农民的年均收入也难以提高。

(2) 投入产出差别化。由于受到暖温带季风气候的影响, 沭阳县种植业一般采取冬天种麦子, 夏天种玉米或水稻的生产模式。麦子的利润大约为一年耕作的成本, 而这其中还不包括人力劳动的机会成本。玉米水稻的利润差不多相当于一年的净利润, 约为1000元/亩。对于普通农户来说, 这个收入水平只能勉强度日, 生活水平难以提高。由于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巨大差距, 新一代“农民”基本放弃了这一传统的职业。

(3) 农耕人员“3860” (1) 化。在对农户的调查数据分析中, 我们发现沭阳县从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家庭中, 农业耕作人员一般是50~60岁的中老年闲置劳动力, 家中的青壮年劳动力基本都外出打工。另外, 依据江苏省统计局相关数据, 2006年末, 整个苏北地区有农业从业人员766.2万人, 其中11.3%为文盲、40.5%为小学文化、43.4%为初中文化、4.6%为高中文化、0.2%为大专及以上学历。苏北地区有农业技术人员合计31 113人, 其中23 146人具有初级职称, 6791人具有中级职称, 1176人具有高级职称。由于外出务工、移居城镇的村民越来越多, 留守农村的人逐渐减少, 且“老、弱、病、残、幼”的比例较大。农村的“人”在变少, 人才随之也在变少。沭阳农村的现状是“学习好的去城里读大学了, 身体素质高的当兵了, 头脑活懂经营的出去经商了”, 农村形成“3860”的格局, 造成经济建设缺少人才, 缺少先进的思想, 观念的更新跟不上时代脚步的局面。将不利于新技术、新产品的推广与应用。

(4) 耕作模式传统化。由调查数据可知, 基本上农户采取的耕作方式都是“人工+机械”。而深入了解可知, 这里的“机械”指的大多是由如“麦客”一般的职业收割人所拥有的机械, 每年小麦收割季的收割任务基本都是由这些职业收割人来完成。而其他的农作任务是由农户以传统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人工耕作模式进行的。这也进一步导致了投入小于等于产出的局面。

1.3 沭阳县花木产业现状

近年来, 沭阳县的花木产业已发展成为全县一项特色产业、主导产业, 种植规模位居全省第一, 约占全省花木面积1/4, 在全国县级市中名列前茅, 其立足于市场需求和当地实际, 瞄准“中国南花北木集散中心”的定位, 大力发展花木产业, 推动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胡锦涛和时任副主席的习近平曾先后于2004和2009年视察了沭阳花木, 鼓励沭阳在花木产业上大做文章、做大文章, 激发了花乡人民发展花木的热情。

1.3.1 拥有多个优势产区

沭阳花木产业在发展中注重优势产区的培育, 已形成了“两区一带”产业布局, 包括以新河、颜集两镇为主的老花区和以庙头、潼阳、扎下等乡镇为主体的新花区, 加上205国道沿线沭城、十字、胡集、钱集等乡镇的花木经济带。截至目前花木专业乡、村、组40多个, 花木专业户5000余户, 花木种植面积达30 415.2公顷, 花木从业人员达20万人, 从事花木销售的经纪人近3万人, 实现年销售收入40亿元以上。已建成乔木灌木、盆景、地被、草本花、水生等各种花木基地, 3000余花木品种基本适应了市场的不同需求。

1.3.2 形成集产、供、销一体的花木大市场

沭阳县在培育花木生产基地的同时, 也打造出集产供销于一体的花木大市场, 共由4种形式组成:一是“政府+协会”;二是“公司+农户”;三是“大户+农户”;四是“大市场+小市场”。其中, “政府+协会”居于重要位置, 被广泛应用。

2 沭阳传统农业经营模式与花木产业经营模式的对比

2.1 传统农业 (小农经济) 经营模式

在传统农业经营模式下 (见图1) , 农技站、农科站与农户以及粮食收购人之间的信息沟通采用单线联系, 缺乏公共的信息平台, 它们各自的职能是: (1) 农科站:售卖农耕活动中所需的种子、农药、化肥等生产原料; (2) 农机站:售卖农耕活动中所需的镰刀、铲子等生产器械; (3) 农户:是小农经济模式中的经营主体, 按照传统经验耕作, 人工播种、施肥、杀虫、除草、灌溉等, 机械收割。粮食一部分是农户自产自销, 一部分产出后出售给专门的粮食收购人。 (4) 粮食收购人:联系了农户和市场, 收购农户个人的粮食, 再转手出售到市场上, 赚取其中的差价。 (5) 市场:流通农户生产的粮食, 平衡供给和需求。

在传统农业经营模式下, 农户与粮食收购人以及各职能部门之间的信息传输不顺畅。在小农经济模式中, 信息交流都是单向的, 如:农户将粮食出售给收购人, 收购人再将粮食出售到市场上。在这过程中, 粮食收购人不能将农户生产的粮食信息反馈给市场, 也不能将市场的粮食需求信息反馈给农户。信息得不到充分流通, 就会产生农户的粮食供给不适应市场需求的现象, 不利于农户生活水平的提高, 也不利于市场上粮食的需求者。

2.2 沭阳花木产业经营模式

目前沭阳县花木产业的经营模式已经形成以下2大优势:第一, 信息双向沟通。花木产品在从农场到市场的流通过程中所有的信息沟通是双向的, 即:农场与花木经纪人交换市场需求信息与花木产品信息;花木经纪人通过花木协会扩大信息交流范围, 散播并接受更广泛的信息;花木协会与市场交流花木需求信息与花木供给信息。响应了大市场、大信息时代的需求, 平衡了市场上的供给与需求。第二, 形成规模效益。沭阳花木产业多以家庭农场的模式经营, 每户规模约为50亩。规模经营便于现代机械的使用及现代技术的运用, 沭阳花木产业经营中采用了喷灌、滴灌、肥水农药一体化等新技术, 对花木进行了统一管理, 形成了规模效益。每年家庭农场经营模式能带给每户10万元以上的收入, 大大提升了农民的生活水平, 同时影响并带动了周边农户的生产行为, 实现了共同富裕。其经营模式如图2所示。

图2中, 花木产业经营模式中各部门职能: (1) 农业合作社:农场主自发组织, 统一购买农具、花种、肥料等种植原料; (2) 农场主:花木产业经营模式的经营主体, 在专业指导下科学种植花木, 结合喷灌、滴灌、肥水农药一体化等技术; (3) 政府:给予农场主经济、技术等政策支持, 在花木协会中起监督、引导作用; (4) 花木经纪人:信息中介, 将农户生产的花木信息在花木协会中交流, 收购花木并通过网络销售;将市场需求信息提供给农户; (5) 花木协会:花木信息交流中心, 监督、规范花木市场; (6) 市场:平衡供需关系。

2.3 改进的传统农业经营模式 (见图3)

由于现行传统农业经营模式存在投入多、回报少等弊端, 导致农民收益少、生活水平难以提高, 而在沭阳县现行的家庭农场模式下的花木产业形成了规模效益, 给花农带来稳定且颇丰的收入, 故将花木产业的经营模式移植到传统农业上来, 将传统的小农经济现代化、规模化、机械化, 并提出了“‘政府+协会’模式下的传统农业家庭农场经营模式”, 从而带动沭阳县传统农业的发展, 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

3 改进的传统农业经营模式的风险分析

3.1 土地资源紧张, 规模化经营难度大

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进程的不断加快, 越来越多的农民放弃老本行, 走向城市, 谋求更好的发展, 导致农村出现大量的荒置土地, 但故土难离的情结使其不愿轻易将土地转让给他人。荒置的土地得不到有效的流转, 这成为发展家庭农场的一大瓶颈。另一方面, 近年来因粮食价格接连上涨, 农民种粮收入有所提高;但是由于交通条件日益改善, 造成了土地租金加速上涨的局面, 加大了成片流转土地的困难。还有的持地农民担心土地转包后无工可做, 无钱可赚, 置土地于“鸡肋”的境况, 也不愿意将土地流转出去。

3.2 规范难度大

对于传统农业来说, “政府+协会”是一种新的组织形式, “家庭农场”是一种新的生产经营模式, 注册工作、行业规范等各方面处于探索阶段, 新形式的出现可能导致该行业混乱、各农户互相压价、恶性竞争等现象的出现。

3.3 新技术推广难度大

通过走访沭阳县农户, 我们得知, 一般家中从事农业生产劳务的是家中的中老年人及妇女, 文化教育程度不高, 大多依靠经验种植, 对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品种了解较少, 接受能力有限;同时获取信息渠道狭窄, 缺乏对网络的运用能力, 所以限制了花木业的集约化、专业化、标准化生产水平的提升。

4 风险规避措施的建议

4.1 完善农村土地承包政策, 搞活土地流转

明晰农民土地权益, 加快土地确权颁证, 稳定农民土地预期。加强土地流转服务和管理, 促进土地流转市场发展, 为家庭农场获取长期而稳定的土地经营权创造条件。在土地流转中要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尊重农民意愿, 不搞强行流转。采取“整村整组流转, 个别调整”的方式。通过农民自愿和村级组织协调, 因地制宜地为农村留守人员集中安排田块作为“自种区”, 其他土地进行流转, 流转价格由流转双方协商确定, 流转收益和国家的各项惠农补贴归农户所有。相关政府要统筹规划, 综合考虑三方利益, 即农户、集体、承租方, 不让任何一方的利益受损。

4.2 完善市场体系, 加强行业内部的监管

第一, 全面推进家庭农场注册工资的开展。对于符合条件的家庭农场要求其按照规定在工商部门注册成立, 按照登记在册的农场主名单对其进行规范化管理与监督;第二, 通过政府强有力的干预, 以商会或粮食协会为载体, 建立行业内部准则, 规范粮食交易市场。同时完善并落实粮食协会的职能, 使其真正对行业起到监管的作用。

4.3 提升从业人员素质, 加强技术指导

在规模经济下, “科学”和“高效”显得尤为重要, 所以培育职业农民将有利于提高农业科技知识的普及率、机械化水平、农田水利现代化水平, 同时有利于新技术及新产品的推广, 从而提高土地产出效益。

首先, 全面开展家庭农场的知识普及计划, 对于目前的家庭农场从业人员进行作物特性、科学技术等生产基础知识普及工作, 提升家庭农场从业人员整体素质。同时, 着力培养一批有文化、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型农场主, 新的力量有利于提高家庭农场的综合管理水平, 也有利于新技术与新产品的研发, 增强家庭农场的生产经营能力, 促进规模效益的提升。

其次, 建立指导服务挂钩机制, 筛选一批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专家和家庭农场开展“十加一”服务模式, 即每10个农场主分配1名农业科技人员, 作为农场中农业生产的技术指导员, 与农场主定期开会, 进行工作总结, 及时发现、解决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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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照新, 张海洋.家庭农场发展对策[J].农村经济管理, 2013 (4) :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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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郭熙保.“三化”同步与家庭农场为主体的农业规模化经营[J].社会科学研究, 2013 (3) :14-19.

家庭农场农机规模经营影响因素分析 篇8

1.1 区域性。

不同的地区由于地区差异, 所以适合农业发展的土质也不尽相同。例如, 北方地区土壤肥沃, 相对于南方而言, 更加适合家庭农场的发展, 发展的规模和水平要大好多倍。

1.2 层级性。

由于生产要素的质量和数量在机械、劳动力上的差别, 所以不同的经营单位一般情况下农场农机经营的规模都各不相同。所以这个特征就要求我们在确定要具体问题做到具体分析。要考虑全面, 不可以忽视生产力要素层次的差别。

1.3 适应性。

家庭农场经营规模还要有适应性的特征。不同的生产单位拥有各种不同的土地, 他们的适合种植的产物也不同。例如, 种植蔬菜的农户的农机规模一般情况下要比种植稻谷等大型作物所需的农机规模要小。即使是一样的作物也会因为作物种类的区别而要采用不同的规模。

2 家庭农场农机规模经营的影响因素

2.1 耕种面积的大小。

耕种面积的大小对家庭农村农机规模经营也有一定的影响。例如, 以水稻种植为例, 水稻种植的面积的大小就和规模经营就有很大的关联。这主要是因为水稻种植面积较大, 特别是北方平原地区, 大规模的水稻种植就需要大规模的农业机械化水平。而南方相对于东北而言农产机械化规模经营受水稻的种植影响就比较小。

水稻插秧机引进较晚, 但是利用率较高, 也就是说现如今虽然机械利用率高但是耕种面积与综合机械化程度的关联还是较低。

2.2 装备水平。

家庭农业的机械化的先进与否、装备的数量的多少、装备的质量的好坏等等在一定程度上都会影响到农机的规模经营。例如, 联合收割机的应用可以大大加快收割的效率, 它对农机规模经营的影响很大。和拖拉机相比较而言, 联合收割机弥补了拖拉机的型号不同, 没有经过科学合理安排而在闲置的问题。因此, 在农场农机化配置中, 要综合考虑调配每辆机车的作业量, 尽量避免机车闲置、过剩。在配置动力时, 要结合种植面积和机械作业量综合决策, 坚决避免盲目超购机车现象。同时, 机车更新时, 要兼顾旧机车的作业能力, 以免资源浪费.

拥有先进的机械, 可以缩短时间, 节约劳动力, 提高效率, 是农民获得更高的收益。这是科学种田, 摆脱了原来的纯人力种田的方法, 从而粮食产量也会大大的增加。但是,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农机增加, 尤其拖拉机的增加, 因为在购买农机时没有合理的统筹, 而造成农机利用率不高。

2.3 农业机械的作业水平。

虽然农机的数量多少是影响农机规模的因素, 但是农机在实际作业的水平才是最重要的。农业农机规模经营的水平要建立在高农机的作业水平的基础之上。不同的作物种植也对农机作业水平的依赖度也不同, 所以家庭农业农机规模经营的过程中要合理的安排农机的使用量。在山区、丘陵地段地势原因就不适合进行大规模的农机生产。例如, 玉米机械化作业水平就要低于水稻机械化作业水平, 主要原因在于, 水稻面积大, 而玉米相对较小。

2.4 农业的效益水平。

所谓的农业效益即蔬菜、粮食的收购价格。不好的效益就会挫伤农民的积极性, 使得作物的生产规模减少, 好的农业收益会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从而使得农民加大生产的投入, 扩大生产规模, 构进先进的农机设备, 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农场农机规模经营的扩大化。这比如, 如果粮食的价格较高, 且比较稳定, 那么农民的家庭的收益就高, 那么就会很积极的去扩大农机规模经营。也就是说, 效益好, 农民就愿意扩大种植规模, 也愿意使用农业机械化以此来加快效率。

3 农机企业如何布局家庭农场

3.1 研究政策是关健。

近几年的土地流转也是地方政府推动下的一场非正式的农业土地改革。农业合作社、农机合作社如果没有政府推动和政策的支持也不会有现在的水平, 家庭农场的发展也需要政府部门的强力推动和大力支持, 后期国家和地方政府的相关政策是农庭农场发展的关键。

3.2 深入研究家庭农场的需求特点。

“中央I号文件”首提“家庭农场”的概念后, 预计后期国家将出台一系列相应的扶持政策, 家庭农场的发展速度将加快。对于长期习惯于与个体用户打交道的农机企业, 有大客户需求特点的家庭农场对现有的销售模式必然带来巨大冲击.作为农机企业, 应当深入研究家庭农场的需求特点, 及时提供满足家庭农场需求的农机产品。

3.3 提供全过程解决方案。

家庭农场涉及农作物生产全过程, 所以农机企业就不能像对待个体农户那样简单地销售产品, 而是需要为其提供全过程解决方案、跨国公司爱科、纽荷兰、约翰·迪尔、井关农机等近些年针对中国合作社和大客户提供了农业生产全程解决方案, 只会简单销售产品的国内制造与流通企业也应该研究家庭农场的独特需求, 加紧推出满足这些“新”用户的全过程解决方案?

3.4 结成利益共同体。

家庭农场一般地处偏远, 交通不便利, 生产与销售上下游之问的联系也不多。农机企业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 主动给家庭农场提供销路, 一方面有利于农机企业利用自身资源优势指导家庭农场生产出更适合于市场的产品, 另一方面也为农机产品找到了销路。

4 结论

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家庭农业农机规模经营的影响因素总结以下主要有是农作物播种面积、农场效益水平、农机装备水平、农机作业水平。根据这些要素, 我们在以后的家庭农业农机的规模经营中就要注意认真的考虑到这些要素。要根据实际情况, 做到实事求。在购买农机的过程中要具体考虑操作到农机的适应性、实用性等, 防止盲目的扩大农机的数量而造成农机的闲置, 同时农机的利用率也就不高, 易造成农机的老化和过时。农机的操作人员也是一大重要因素, 农场主要定时加强农机操作人员的操作水平, 既可以加强效率, 同时也是安全的保障, 实现劳动力和农机的科学合理的管理。实现家庭农业农机的规模经营要建立在农农场机械化不断加强的基础上。

家庭农机规模经营的发展既可以增加农民的收益水平, 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 同时还有利于保障我国的粮食产量, 是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同时大规模的发展家庭农业农机规模经营也是提高我国的国际农业的竞争力的重要方法之一。

参考文献

[1]李冠峰.农场机械化程度的影响因素分析研究[J].河南农业大学学报, 2000 (2) .

[2]杨敏丽.农业机械化技术经济学[M].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2011.

张正明家庭农场的经营之道 篇9

稍是寒暄,张正明带着我们走进成片的桑园,桑园里看见不少的俊男靓女提着小篮正在采摘紫红的桑椹,不时传来朗朗的笑声。

沿桑园硬化的作业道路,来到山坡上,整个农场一览无余。山脚下是10多亩的鱼塘,山坡上是成片的桑园,几座彩钢修建的蚕房、羊圈、鸡舍修建在桑园之中,靠近鱼塘边停车场的地方是一栋新建的餐厅,可容纳400多人就餐。整个农场显得安静舒适。

从桑园里采来成熟的桑果,在院坝里,边吃桑果,边喝桑叶茶,与张正明摆起家庭农场的创业经历。

张正明说,以前自己家里只有一亩三分地,办家庭农场想都不敢想,现在国家鼓励土地流转,回乡创业才有可能。自己长期在酒店打工,从事厨师行业,是特三级厨师,以前也想回乡创办农家乐,可是没有亮点很难吸引客人。

办家庭农场,前期的投入比较大,要发挥自己的特长,找准经营的项目,才能赚到钱。我的家乡李庄古镇是著名的旅游景点,又有栽桑养蚕的历史,创办家庭农场流转了400多亩土地,流转过来的土地大都栽了桑树。

如何发挥桑树的优势吸引客人,在市蚕业站的指导下,我动了不少的脑筋,将流转过来的桑树嫁接果桑品种,注重品种的搭配,延长采摘时间。采桑养蚕是很多城里人的乡村梦,周末一家人来这里休闲,吃农家菜,小朋友又可以采桑叶喂蚕,还能带几条蚕和桑叶回家,回去还惦记着下次再来。

吸引客人来农场休闲,没有可口的饭菜怎么行?我发挥自己的特长,在菜品方面做文章,食材都来自于自家农场,鱼是鱼塘里养的,鸡是桑园地里放养的,羊喂的是桑叶,用桑椹、桑叶做菜,形成了自家的独特特色。

到农场来的客人尝到这么好的菜品,知道这么好的食材,随便买回家去也就顺理成章。自家生产的桑椹膏,桑果酒,养的土鸡,产的鸡蛋,还有羊肉、猪肉大多数是通过客人买走的,有时候还供不应求,收入在年年增加。

家庭农场经营模式 篇10

1 家庭农场的概念及意义

2013年, “家庭农场”的概念首次在中央一号文件中出现, 称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 开启了农地规模化经营的新渠道。

所谓“家庭农场”, 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 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 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家庭农场的主要劳动力仍是家庭成员, 只有在农忙季节才会雇请短工, 但不同的是, 农场经营者需要具备现代农业管理者的素质;并且, 每个家庭的土地经营规模更大, 耕作方式也变成以机械化耕作为主, 土地由于大部分靠流转取得也存在一定的经营期限, 这些改变都使得家庭农场更具市场化特征;家庭农场的发展绝不是单单的规模化经营, 产、供、销一条龙发展才是家庭农场的发展导向。

现阶段我国实行家庭农场制是农地规模化经营的正确选择, 是当前农业转型时期的有益尝试。我国家庭农场的雏形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 有的农户通过承包或转包方式取得较大面积的土地经营权, 进行适度规模经营, 称为“种粮大户”或“专业养殖户”, 实际就是小型家庭农场。随着农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各种形式的家庭农场相继出现, 其中以上海松江、湖北武汉、吉林延边、浙江宁波、安徽郎溪等地家庭农场发展程度相对较高, 成为研究家庭农场的典型示例。家庭农场推广规模化、机械化、信息化耕作, 是农业保障功能向盈利功能转变的关键, 推动了农业商品化进程;同时, 家庭农场将农村闲置的无人耕种的土地流转给当地农户经营, 有利于土地肥力的保持及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家庭农场规模化效益, 能带动更多的农村劳动力, 尤其是年轻劳动力回流农村开办农场, 缓解农村“青壮年荒”而城市就业压力大的问题。

2 家庭农场的特点

随着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进程的加快和农业科技技术的进步, 农地规模化经营已成为必然趋势, 越来越多的新型经营主体涌现, 如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在当前社会经济条件下, 我国现行家庭农场制度是实现农地规模化的一种有效的经营方式, 拥有其独特之处。

2.1 规模的适度性

家庭农场由家庭成员自己经营, 则规模不会太大, 当然也绝不是我国现在一些地方农户经营的三五亩的规模, 应该说家庭农场具有一个适度的规模。第一, 当下我国城镇化率并不高, 面临着农民多而耕地少的问题, 这一国情就使得我国当前不可能出现像欧美国家那样的超级大农场, 只有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才能让更多的农民分享到规模化的效益。第二, 受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不高、农民文化水平较低、融资能力有限等因素的制约, 我国普遍农户也没有能力经营超大规模的农场。第三, 适度的农场规模有其独特的效益, 通过研究发现, 在竞争相对公平的市场条件下, 最优的农场规模不会超过家庭劳动力 (包括为完成某些特殊任务而雇请的短工) 所能经营的面积;同时, 大量面板数据也证实了农场规模和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反向关系, 小农家庭农场比大农场富有效率。这种适度的规模在当前社会发展下, 有着相当的发展优势。

2.2 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

目前的新型经营主体, 如专业大户、农业企业, 很少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 大多存在长期雇工的情况。甚至以前的家庭农场由于概念界定模糊, 其劳动力组成也多以长期雇工为主。根据现行家庭农场的定义, 其劳动力组成以家庭成员为主, 这种组成形式比雇佣制更适合当前农业的发展, 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 由于当前国情使得家庭农场的规模不宜很大, 则仅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经营农场是足够的;其次, 雇佣制存在雇佣成本、监督成本, 且如若雇佣关系不稳定, 常常还存在搜寻雇工成本等问题;再者, 家庭成员是农业生产剩余的索取者, 不存在利益分配、管理体制等方面的问题, 由此而产生的主观能动性就强得多, 会使得农业耕作更富有效率;最后, 由于我国土地改革以来一直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以家庭劳动力为主要劳动力, 则家庭农场这种劳动力组成无疑是在现有生产力水平下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一种顺势调整, 符合我国家族文化传统和小农文化传统, 更易被广大农民所接受。

2.3 更易“拿地”

土地规模化经营, 获得规模化的土地是关键。据调查, 弃耕进城务工的农民大多有土地有偿流转的意愿, 但由于土地流转机制、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尚未成熟, 农民的求稳性思想使其不愿贸然把土地长期流转于他人。家庭农场的最大优势是农场主是当地的农民, 周围拥有其亲朋好友, 这些亲朋好友中的外出务工人员会愿意将土地流转给农场主, 抑或是不愿耕种的散户也愿意将土地流转给自己身边熟悉的人。再者, 在家庭农场制度中, 家庭成员作为该经营体系中仅有的受益者, 其“拿地”积极性会更高, 这种积极性体现在农户会愿意想办法取得规模化土地, 如开垦“四荒地”、甚至改小自身宅基地面积等。更为重要的是, 家庭农场使农民以主体姿态加入到土地规模化行动中, 农民愿意进行自我土地潜力挖掘, 这种意识的作用是巨大的, 它将潜移默化的增强农民的节地意识, 优化土地利用结构, 有利于新农村的建设。

2.4“微型企业”模式

家庭农场最大的特点之一在于经营家庭农场需要取得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成为拥有法人资格的微型企业。这种发展模式, 不仅仅是像种粮大户那样, 进行规模化生产, 发展订单农业来促使农民增产增收。更为重要的是, 拥有法人资格的家庭农场可以进行绿色食品认证、3C认证、标准化基地申报等, 这为家庭农场的商品化、品牌化发展埋下伏笔, 一旦条件成熟, 高端农产品就可以创立成为自主品牌, 走向市场, 参与市场竞争, 促使农产品价格逐步攀升, 农民从中享受到更大的收益。同时, 有了法人身份后的农场主们, 对待家庭农场的经营会更加谨慎, 更加关注农产品的质量安全、销售方式等问题, 这让家庭农场的发展更具市场化特点。但需要关注的是, 现行家庭农场经营规模都比较小, 生产和销售能力也很有限, 单个家庭创品牌有难度, 政府对此应多加扶持, 让有条件的家庭农场逐步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3 家庭农场再思考

家庭农场的发展刚刚起步, 其培育发展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这发展过程中, 笔者认为存在一些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3.1 关于城市工商资本的引进问题

目前, 家庭农场的发展处于初期阶段, 融资渠道单一, 资金短缺无疑是限制其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城市资金量大, 家庭农场作为新兴的农业经营主体, 受政府多方扶持, 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无疑会吸引大量城市工商资本的投入。但笔者认为, 如若城市工商资本投入比例过大, 则难以支持家庭农场的健康持续发展。首先, 城市工商资本到农村投资的主要动机是从中获取利润;其次, 过大的城市资本投入, 容易引起利益主体间博弈, 而农民由于自身文化水平有限, 在博弈中容易处于劣势, 结果城市资本攫取大部分的利润。这样, 农场主的收益虽然提高了, 却不是最大的受益群体, 有违让资本回流农村这一家庭农场推进初衷。

为保证家庭农场的健康持续发展, 应对城市工商资本的投入进行一定制约。首先, 结合各地的农业资源状况和经济发展实际, 按照“因地制宜”原则对城市工商资本的投入比例、利益分配关系等问题做出相关规定;其次, 由政府设立专门负责监管的融资机构, 引导城市工商资本的健康运作。总之, 城市工商资本反哺农村需要政策性引导, 保证家庭农场健康发展。

3.2 关于新型农场主的培养问题

在家庭农场的经营中, 农场主起着重要的领导作用。现代农业最终要靠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但从目前试点来看, 多数农场经营者年龄偏高, 文化程度偏低, 并且学习能力不强, 对现代农业技术掌握甚少。同时, 农村进城务工的年轻劳动力, 由于长期受农业经营收益不大观点的影响, 对于家庭农场政策普遍还持观望态度。笔者认为, 家庭农场的效益农业终将带动更多的农民群体加入到这个队伍中, 在此间, 应将农场主经营素质的培养作为重点和优先考虑点。一是政府设立专门机构, 负责家庭农场的技术指导、技术培训、技术咨询等问题;二是设立专项基金, 对有文化、善经营、敢创新的农民给与奖励, 激发农户学习积极性;三是鼓励更多懂农业技术、懂经营管理的农村青年、尤其是大中专毕业生回农村开办家庭农场;四是应逐步提高家庭农场主准入门槛, 对农场主素质、文化水平等方面做出规定, 但应注意这种门槛的提高应结合当地实际循序渐进的进行, 切不可脱离实际挫伤农民积极性。总之, 家庭农场主、尤其是现代农业新生力量的素质培养是家庭农场发展中的重要一环, 是改变农民自身局限性的重要手段, 政府应予以重视。

3.3 关于家庭农场有序发展问题

由于政策大力扶持家庭农场, 当前全国兴起“家庭农场热”, 这种发展势头固然乐见, 但也应警惕“一哄而上”现象的发生, 注重其有序的发展。这种有序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数量上的有序, 建议可以结合地区实际控制家庭农场的申报数量, 完善家庭农场的界定标准、注册条件等, 使工商部门对家庭农场的注册登记做到有据可依, 甚至在有条件的地方可以 (下转P55) (上接P57) 考虑开放家庭农场登记的绿色窗口, 通过对家庭农场登记注册的专门管理来控制家庭农场的数量。二是质量上的有序, 建议可以采取以奖代补的办法, 对效益好、现代化水平高的农户给与不同等级的奖励;同时, 家庭农场还停留在小型的、不完善的初级阶段, 其势必会随着农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而发生改变, 建议各地可以在该区县范围内经济较发达地区有引导性、有目的性的成立更为完善的家庭农场发展模式, 充分发挥其引导作用, 让农民觉得农场发展的每一步都有例可循, 逐步有序提高家庭农场整体的现代化水平。

家庭农场的机制构架注定是一个需要逐步探索、改进、完善的过程, 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反思与改良, 是家庭农场获得鲜活生命力、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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