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要素（精选九篇）
治理要素 篇1
关键词：公司治理,全要素生产率,信息披露
一、研究背景和问题的提出
上市公司作为现代社会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牵涉着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 上市公司不同的行为对社会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现代公司不仅仅为其股东或债权人服务, 而是要承担在其影响范围内的相关责任。而公司治理是公司责任的得到设计和执行的载体, 是公司承担相关责任的中枢。信息披露是检验现代公司治理结果的一种重要的手段, 全球所有的公众公司都要求强制性披露公司治理过程和结果的报告, 以向其受影响的群体说明公司在某运营期间的所有重大问题。信息披露的质量及其本身所含的质量越高, 可以说明公司在上一报告期间的治理过程效果已达到原来的预期, 或已达到了相关规定水平。公司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公司要素转化能力的基础性指标, 全要素生产里能够反映公司治理效度和经营管理水平。全要素生产率能够更好地反映公司在某个生产经营期间公司治理发挥的最大效度, 能够更好地代替公司分财务指标反映公司治理的水平。一种可能的猜想是, 公司治理的结果体现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公司治理效度高, 表示其能够调动企业的每一单位资源投入运转当中, 实现公司价值的升值;而公司治理引起的价值升值, 应该能够得到股票交易所的认可。公司在其下一时期的经营过程中会对交易所对其评价的结果进行实践性的反馈, 不断提高自身的治理水平, 这样的过程经过不断的循环最后实现“三赢”局面。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文献回顾
现有的研究结论是公司股权集中度有两个不同面的影响, 一方面是控股股东控制的股权比例越大, 越有可能牺牲其他股东的利益实现自己的目标, La Porta (1999) 等人认为这是控股股东的“利益输送行为或抽租行为”, 控股股东的这种行为后果是其按照自身利益控制财务报表的编制环境, 影响财务表表的真实性。而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越大, 就会越关注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 积极去监督管理层, 结果是避免了股权高度分散的“搭便车”行为, 这种观点支持股权集中度越大越好, 如Shleifer、V ishny、Fan和T.J.W ong (2002) 。在国内研究中, 黄渝祥等 (2003) 的研究表明股权制衡能够提高公司绩效, 与此相反, 朱红军和汪辉 (2004) 等研究结论则表明股权制衡不会增加公司的绩效。我国于1999年开始实施股权激励计划, 关于股权激励计划实施问题, 罗富碧、冉茂盛和杜家廷2008年在其公开发表的实证检验证明了管理层持股计划能够增加公司业绩。一般认为, 董事会外部成员比例增加能显著减少财务报告欺诈现象发生的可能性, 并且随着企业外部董事任期的延长以及外部董事所任职公司数目的减少, 财务欺诈可能性趋于下降。C harles C hen和Bikki Jaggi (2000) 以香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水平为样本, 研究表明, 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比例越高, 公司信息披露水平越高, 但他们同时发现, 如果公司存在着家族控制 (以个人控股超过10%来衡量) , 则独立董事的这种作用就受到限制。
2、研究假设
根据以上理论回顾和探讨, 本文得出了以下三个基本假设。假设一:公司治理能够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公司治理体制越完善, 治理结构越合理, 全要素生产率越大。1a:股东制衡度越大, 公司全要素生产率越高;1b:管理层持股比率越大, 公司全要素生产率越高;1c:独立董事与董事会人数之比越大, 公司全要素生产率越高;1d:董事长与C EO是否两职合一与全要素生产率成反比, 即两职合一会降低全要素生产率。假设二:公司治理能够促进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2a:股东制衡度越大, 信息披露质量越高;2b:管理层持股比率越大, 信息披露质量越高;2c:独立董事与董事会人数之比越大, 信息披露质量越高;2d:董事长与C EO是否两职合一与信息披露质量成反比, 即两职合一会降低信息披露质量。假设三:公司全要素生产率与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水平成正比。
三、研究设计
1、数据及变量的选择
本文选择深交所2005年以前上市的机械设备制造业上市公司 (90家) 作为研究样本。机械设备制造业中, 固定资产在所有资产中占有比重是最大的, 一家机械制造企业生产效益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固定资产的先进水平, 所以固定资产规模可以用来代替全要素生产率中的资本要素, 再加上公司的职工人数, 能更真实地预测出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 所以选择2005年以前深交所上市的机械设备制造业公司作为观察的样本。变量的选择如表1所示。
2、模型设计
模型1——对假设一的验证:
模型二——对假设二的验证:
模型三——对假设三的验证:
四、实证分析
1、描述性统计结果
描述性统计结果 (见表2) 显示样本公司2008年全要素生产率最小2.0×10-6, 最大值为1.08%, 均值为2.4×10-4。深交所对其年报进行评价最低等级为不合格, 年报审计意见最低为否定审计意见。公司治理要素中, 董事会规模最小为5人, 最大为18人, 独立董事规模最低为2人, 最多为6人, 管理层持股比例最大值为思源电气的35.39%, 资产负债率最高达到公司总资产的10倍。
(1) 年报评价结果。如表3所示, 深交所在对样本上市公司2008年年度报告评价结果显示, 97.7%的司年报评价结果为合格, 仅2家公司年报被评为不合格。在合格的上市公司中, 有12.8% (11家) 的公司被评为优秀, 大部分公司年报 (53.5%) 被评被良好。表明样本上市公司年报披露质量较高。
(2) 审计意见统计结果。样本上市公司2008年年报审计意见统计结果 (见表4) 显示, 93%的样本上市公司被出具了标准无保留的审计意见, 有5.8% (5家) 被出具了保留意见, 另外1家被出具标准保留审计意见。表明绝大多数的样本上市公司年报已在所有重大方面真实、公允的反映了公司的资产状况、盈利情况和现金流量情况。
(3) 治理结构因素统计结果。董事会规模统计结果 (见表5) 显示, 样本上市公司中, 绝大多数上市公司董事会人数为7—13人, 半数以上 (52.3%) 上市公司董事会人数为9人。董事会中独立董事所占比例统计结果 (见表6) 显示, 有76.7%的上市公司董事长与C EO不属于两职合一情况, 另外23.3%则两职合一。
2、非参数假设检验结果
(1) 以董事长与C EO是否两职合一作为分类变量, 对以其为标准的两个独立总体作非参数检验, 序号统计结果 (见表7) 显示, 样本公司中有66家董事长与C EO非两职合一, 剩下的22家董事长于C EO两职合一。利用W ilcoxon W统计量和M ann-W hitney U统计量结果 (见表8) 显示, 董事长与C EO是否两职合一对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年报审计和评价有一定的差异, 但这种差异不显著, 即董事长与C EO是否两职合一对样本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年报审计和质量评价没有显著的影响。
(注:a.Grouping Variable:董事长与CEO是否两职合一。)
(2) 以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规模分别为分类变量作多个独立总体的非参数检验, 检验结果 (见表9、表10) 显示, 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规模对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年报评价结果和审计结果均没有显著性的影响。
(注:a.Kruskal Wallis Test;b.Grouping Variable:董事会规模。)
(注:a.Kruskal Wallis Test;b.Grouping Variable:独立董事规模。)
(3) 非参数检验小结。通过非参数检验, 发现通过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人数和董事长与C EO是否两职合一并不能有效区分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高低或其年报披露质量的高低。由于董事长规模、独立董事规模取决于公司的规模, 公司规模越大, 董事会的规模越大。而独立董事的设置数量是公司为了符合《证券法》规定。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规模的大小并不能真正反映公司治理的全部情况, 也不能反映公司治理的效度, 它们同公司治理的好坏、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小和信息披露质量的高低没有必然的联系。对于董事长与C EO是否两职合一, 检测出的结果是其对公司全要素生产率、报表披露情况产生了影响, 但这种影响并不显著, 上市公司为了迎合外界的需要将董事长与C EO两职分开, 实质上对公司治理和公司的经营状况并没有实质性的影响。
3、控制公司规模下的董事会 (独立董事) 规模与因变量的关系分析
为了消除公司规模对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规模对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年报质量评价和年报审计意见的相关性, 将公司资产对数作为控制变量做偏相关分析, 分析结果显示, 董事会 (独立董事) 规模与全要素生产率成正比、与年报质量评价成反比但不显著, 说明董事会 (独立董事) 规模越大, 公司全要素生产率越高, 年报评价结果却也低。董事会 (独立董事) 与年报评价结果之间的关系与假设相反。以上的正比、反比均为不显著。
4、变量间的Pearson相关性检验
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 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规模、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年报评价结果、年报审计意见均没有显著性的相关关系。与假设一相反的是, 所选取的公司治理要素与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均呈现反向关系。一般的理论是, 公司治理对企业经营绩效肯定是有效的, 而且公司治理越有效, 企业经营绩效越高。出现这种情况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本文所选取的公司治理变量不能真正反映样本公司的治理状况从而出现研究的偏差。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在制造业企业资本市场中, 公司治理与企业经营绩效呈现反比的关系。西方的独立董事制度、管理层持股计划并不符合我国上市公司管理的实践。
年报评价结果董事会规模、董事长与C EO是否两职合一成不显著的反向关系, 否定了假设二中年报评价结果与其正相关的关系。而独立董事规模、管理层持股计划与年报评价质量呈正相关关系, 支持了假设二中的相关假设。
全要素生产率与年报评价结果呈反向关系不显著, 否定了原假设三。一定程度上说明深交所对其上市的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的评价与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并不显著正相关而是负相关。年报质量的评价结果不能很好的反映公司的业绩状况, 二者没有内在的一致性。而信息披露质量评价与年报审计意见呈现了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说明了年报披露质量与审计意见具有内在一致性, 年报审计意见越好, 深交所对其披露的质量评价越高。
所设的控制变量中, 公司总资产规模与全要素生产率呈现显著的反向关系、但与年报评价结果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样本数据中公司规模越大, 其全要素生产率越低。但其对外报告的质量越高。公司规模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反相关系产生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这些公司固定资产过大, 计算时降低了其最后的结果, 其实这些公司的业绩是很好的, 可以看出公司资产规模的对数与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每股收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加权平净资产收益率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五、实证研究结论
通过描述统计、相关性分析和非参数检验, 前述的三个假设并不能够被证实。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并不具备显著的相关关系, 不能进一步利用回归的分析方法检测变量之间的关系。前述的研究只是一次尝试, 但尝试的结果是失败的。其中原因在分析过程中也已有述及, 另外一种可能的原因是由于本文所选取的样本数据不具备代表性、或样本不足以支撑想要得到的结论。
参考文献
[1]The audit trinity:the key to securing corporate accountability.BrendaA[J].Porter Managerial Auditing Journal, 2009 (24) .
[2]王斌、梁欣欣:公司治理、财务状况与信息披露质量——来自深交所的经验证据[J].会计研究, 2008 (2) .
中国治理模式的三大要素 篇2
2015-01-20 02:35:00 环球时报 李世默
21世纪是一个在改革中竞争的时代。能成功改革的国家将是赢家，改革失败的国家将是输家。我想说，在这场改革竞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将在全球大国中脱颖而出。
中国的治理模式有三大核心要素：
一是贤能治理。这是理想状态，贤能治理也会出问题。中国选贤任能的模式，就是中国的官员来自于草根，最有能耐的人通过这个体系，最终进入中国的最高治理阶层。
二是实验治理。中国几十年来推行很多政策，都是从小地方先试起来。成功了就让其他地方学习，然后才是全国推广，失败成本较低。这样的实验治理只能在中央集权的国家才能实现，在美国不可能。
三是回应治理。有没有能力回应人民的需求，回应制度到底健康不健康。据我了解，中共其实有非常复杂和有效及时的反应机制。
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也面临巨大挑战。其中，中国经济模式走到现在创造了巨大财富，但这个模式要改，因为环境变了，经济结构变了。可是在改变过程中增长率就会下降，又会引发其他问题。这个平衡怎么掌握，很难。
而我觉得十八届三中全会启动了中国几十年来最大胆的政治改革。很多人把政治改革的定义定死了，认为只有往某种方向去改变的政策才叫政治改革，朝其他方向做的改变，再巨大也不叫政治改革。但如果把政治改革作为一个中性词，就是对政治体制“动刀”，对政治体制做质的改变，我想三中全会是一个里程碑。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中央和地方政府权力分配发生了巨大变化。三中全会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国家预算，以前中国的国家税收只有一半在中央政府手里，这次把它变成了全国的预算，这是巨大的权力再分配。
二是党纪和国法的权力分配发生了巨大变化。三中全会对中纪委进行了重组，把地方纪委的决策权力从地方党委那里抽出来。
三是党和国家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我认为三中全会把人大、党中央、国务院这传统“三驾马车”的格局打破了。国家成立了很多领导小组和委员会，都是党中央在领导。这是一个巨大的政治改革。中国共产党走到了中国国家治理的前台中央。
四中全会通过依法治国继续并巩固了政治改革的方向和格局。很多人把新中国的60多年分成两个30年，我觉得三中全会启动了第三个30年。第三个30年最重要的两个方向：一是政治治理的完善，一是全方位民族复兴。
治理要素 篇3
一、现代、教育、治理及体系：现代教育治理体系的概念探析
要理解什么是现代教育治理体系，我们认为首先要对“现代”“教育”“治理”和“体系”这四个概念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现代教育治理体系的“现代”在空间和时间上为何指？一般来说，在空间和时间上，“现代”在西方一般指的是思想启蒙及工业革命后到现在的这个时代，在中国一般是指从五四运动到现在这个时代。而我们这里所指的现代教育治理体系中的“现代”，既不是以西方所出现的“现代”作为标准，也不是以中国一般意义上的“现代”作为标准，而是以“当下”中国的这个现代作为标准。也就是说，我们所指的现代教育治理体系是以当下中国的现代作为我们所说的教育治理体系的时间点。之所以对现代治理体系中的“现代”做出这样的界定，是因为西方和中国对“现代”的理解是有差异的，西方所说的现代比中国所说的现代在时间上要长。更为重要的是，两者在价值观和内容上也是有差别的，如西方所讲的现代社会制度和我们中国所说的现代社会制度在性质上完全是两码事。因此，我们在理解“现代”的含义时，不能笼统说是以西方所理解的标准，抑或说是以西方和中国合在一起所理解的标准。我们这里将中国“当下”作为现代的标准，与西方所理解的现代及中国所理解的现代在时间上是重合的，因为西方的现代与中国的现代都包含有“当下”这个时间点，这样就避开了西方所理解的现代和中国所理解的现代时间长短不一这一矛盾。而最为重要的是，我们所说的中国当下的这个现代，是专指有中国当下情景特点的现代，这同样也就避开了西方和中国现代内容中所指不同的矛盾。由此，现代教育治理体系研究的任务，就是要研究在中国当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背景下，我们要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教育治理体系才能既适应和推动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要，又能适应和推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
现代教育治理体系中的“教育”，既指各级各类教育，也指各级各类教育中的教育活动、教育体制、教育机制、教育观念。从教育类型来看，有从教育内容上划分的普通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特殊教育，有从机构性质或举办者的角度划分的公立教育和民办教育。从教育层次看，有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各级各类中的教育活动是指教育活动的主客体、教育活动内容（课程、教材）、教育活动方法、过程、环境等；教育体制就是教育机构和教育制度的结合体，教育机构是指教育实施机构和教育管理机构，教育制度是建立并保证教育机构正常运转的制度。教育制度与教育机构所形成的各级各类教育体制主要是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体制和各级各类管理体制；教育机制是教育现象各部分之间相互关系及运行方式。基本的教育机制有层次教育机制（宏观机制、中观机制和微观机制），形式教育机制（行政计划式的机制、指导服务式的机制和监督服务式的机制），功能教育机制（包括激励机制、制约机制和保障机制）。教育观念是对教育这种活动的理性认识，主要包括教育本质观、教育价值观、教育实践观和教育质量观。
我们之所以这样理解现代教育治理体系中的“教育”，是因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物质的实践活动第一性的原则研究各级各类教育现象时，人们首先发现的是这些教育现象的活动范畴，包括活动的主客体、活动的内容、活动的方法、活动的过程等要素，以及反映这些要素之间关系及其运行方式的活动的机制范畴；而使活动有序而高效，就要建立相应的机构与制度，于是就形成了与教育活动有关同时又上位于教育活动的教育体制范畴。在教育体制形成过程中，机构与制度之间、各种机构之间以及各种制度之间就会形成一定的联系及产生一定的运行方式，于是就产生了教育体制的运行机制。当教育体制形成后，教育体制与教育活动之间也要形成一定的关系并产生一定运行方式，于是就产生了教育体制与教育活动之间的一种机制。我们知道，教育活动的开展，教育体制的建构，教育机制的运行，都要产生并受制于一定的观念。于是就产生了教育观念这个范畴。当教育观念形成后，各种教育观念之间及教育观念与教育体制、教育机制和教育
由于活动之间都要发生一定的联系并形成一定的联系方式，于是就产生了教育观念的运行机制及整个教育现象运行机制这两个范畴。可见，教育现象四大基本范畴中，教育活动是第一层次，教育体制是第二层次，而教育机制与教育观念是第三层次。我们之所以把教育活动作为第一层次的范畴，是因为教育活动与其它三个范畴相比，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范畴；将教育体制作为第二层次的范畴，是因为教育体制这个范畴是建立的教育活动这个范畴之上的；将教育机制与教育观念作为第三层次的范畴，是因为这两个范畴是融于教育活动、教育体制、教育机制与教育观念这四个范畴之中而存在的范畴。如在教育活动中有教育活动的机制与教育活动的观念，在教育体制中有教育体制的机制和教育体制的观念，在教育机制中有教育机制的运行机制和教育机制的观念，在教育观念中有教育观念的机制和教育观念的观念，以及反映整个教育活动、体制、机制、观念的教育机制与教育观念。由此可见，教育现象四个范畴的形成和认识的应然逻辑，首先是教育活动，然后是教育体制，最后才是教育机制或教育观念。然而，现实中的教育现象的形成与认识并非全然遵循这一应然逻辑，往往偏离应然的逻辑路径，呈现出非线性的复杂特征。比如先是形成和认识教育体制、教育机制，然后在教育体制、教育机制下展开具体的教育活动，随后再认识和形成关于教育的观点等。
我们这里所说的“治理”，是公共管理学的一个范畴。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詹姆斯·N·罗斯瑙认为，治理是通行于规则空隙之间的那些制度和安排，或许更重要的是当两个或更多规则出现重叠、冲突时，或者在相互竞争的利益之间需要调解时才发挥作用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格里·斯托克指出：“治理的本质在于，它所偏重的统治机制不依靠政府的权威和制裁。治理的概念是，它所要创造的结构和秩序不能从外部强加进来，它发挥作用，是要依靠多种进行统治的以及互相发生影响的互动”，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将治理的定义表述为，治理是或公或私的个人和机构经营管理相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或者不同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正式的机构和规章制度，以及种种非正式安排。而凡此种种均由人民和机构或者同意，或者认为符合他们利益而授予其权力。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套规则条例，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的建立不经支配为基础；治理同时涉及公私部门；治理并不意味着一种正式制度，机电有赖于持续的相互作用。根据上述对治理的理解，我们可以将治理的定义表述为，治理是指通过一定的规则和程序对相互冲突和相互竞争的利益的各方进行调解的一种过程。这种调解不是外部强加，而参与调解的各方之间的互动而完成的。治理与管制不同。一方面，管制的权威主要来自政府，而治理是权威并不为政府所垄断，治理的过程是国家与公民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强制与自愿的合作。政府在治理过程中只起到制度的供给、政策激励和外部的约束作用。另一方面，管制是自上而下的单向度的过程，而治理则是一个上下互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与治理活动有关的各方，主要是通过合作、协商处理公共事务。由上我们对治理的理解我们可以说，教育治理是通过一定规则和程序对教育中相互冲突相互竞争的利益各方进行调解的一种过程。这种调解不以参与调解的任何一方为权威，而是参与调解的各方平等、合作、互动地处理教育的公共事务。
二、谁治理、治理什么、如何治理：现代教育治理体系的要素及结构探析
我们认为，现代教育治理这一现象是由谁治理、治理什么、如何治理这三个基本要素所组成的逻辑结构。谁治理这一要素是指参与治理的各方。一般来说，参与现代教育治理有政府、学校与社会三方即三个子要素。政府是教育的举办者，学校是教育的实施者，而社会是教育的支持者和制约者，这三方理应成为现代教育治理的参与者。这里要说明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社会，还包括市场的成分。因为实际上，市场在调节政府、学校和社会关系，以及调节各种教育的关系上正在发挥其作用，而且将要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上面我们已经指出，政府不是治理的唯一主体，社会（市场），当然也包括学校在治理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种重要的作用，不仅指社会和学校相对独立地发挥作用，而且还指学校和社会能通过各种渠道对政府施加的影响。
治理什么是治理的内容。治理的内容包括四个子要素，第一个子要素是要协调好学校、政府与社会之间三方之间的关系。总的要求就是要政府对学校实行管、办、评分离，使学校能面向社会依法独立自主办学。为此，在政府这方面要协调好各级政府之间，及政府内部各行政部门之间的关系，如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管理教育的职责权限的划分，地方各级政府管理教育的职责权限的划分等，政府内教育行政部门与财政部门和人事部门等部门的关系均属此列。在学校这方面要协调好各级各类学校之间的关系，以及学校内部各种关系，如在各级各类学校之间的关系上，在各类学校中，对学校外部来说，要协调好普通教育学校与职业技术教育学校之间，以及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之间的关系，在各级学校中，要协调好学前、初等、中等和高等学校之间的关系。在学校内部的各种关系中，这些关系的协调，主要是要摆正这些学校教育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在学校内部，还要协调好教学、科研等业务部门与人事总务、财务等行政部门和党委、团委、工会等党群部门之间的关系，以及各业务部门，各行政部门，各党群部门之间的关系，协调好学校内部教学、科研、德育、管理等工作之间的关系，协调好学校内部教师、学生、管理者等各种人员之间的关系。在社会这方面，要协调好各有关社会民众，社会团体和社会媒体之间的关系。过去人们虽然也知道社会团体、社会民众和社会传媒对学校和政府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但人们比较看重的或讨论得比较多的是市场对学校和政府的影响，而较少从综合的角度来看待社会团体、社会民众和社会媒体及市场对学校和政府所产生的影响。事实上，市场对学校和政府的影响总是和社会团体、社会民众和社会媒体对学校和政府的影响交织在一起的。从综合的角度来看这些社会因素的影响，有利于从整体上处理好这些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
第二子要素是协调好普通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特殊教育及公立教育和民办教育各类教育之间的关系，协调好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各级教育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的协调，主要是指国家在发展这些教育时，如何摆正这些教育之间的关系。摆正各级各类教育之间的关系与上面提到的摆正各级各类学校之间的关系有一定的联系。因为谈到各级各类教育，一般都要谈到这些教育中的学校。然而，各级各类教育与各级各类学校又是有区别的。因为当我们谈到各级各类教育时，除了学校以外，还有与学校有关的教育管理部门即管理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行政部门。因此，当我们说要协调好各级各类教育的关系时，是把学校与管理学校的教育行政部门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
第三个子要素是协调好教育活动、教育体制、教育机制和教育观念之间的关系。教育活动、教育体制、教育机制与教育观念四个范畴之间存在着应然和实然两种逻辑关系。由此，我们所说的要协商好教育活动、教育体制、教育机制和教育观念这四个范畴之间的关系，要么按这四个范畴之间的应然逻辑来协调，要么按这四个范畴的实然逻辑来协调。但无论按这四个范畴的哪种逻辑来协调，都必须注意这四个范畴之间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的关系，而不能顾此失彼。如我们在改革教育时，不能只改革四个范畴中一两个范畴而不顾其它范畴，否则即使改革这一两个范畴，随着改革的深入，必须要跟进其它范畴的改革。如我国开始于教育体制的改革，后来教育活动的改革（教育活动的内容即课程改革、课堂教学方法的改革）、教育机制的改革及教育观念的改革也随之开展起来而取得了较好的改革效果，就说明了这一点。
第四个子要素是协调好教育活动、教育体制、教育机制和教育观念四个基本要素中各子要素之间的关系。如教育活动中的教育的主体教师、学生和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教育活动中的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及学科课程、活动课程、综合课程之间的关系，教育活动方法中的讲解、讲授、实验、问答等方法之间的关系，教育活动过程中的各个活动环节及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之间的关系等；教育体制中的机构与制度之间、各种机构之间、各种制度之间，由各种机构与各种制度所形成的学校教育体制与教育管理体制之间、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体制之间、各级各类教育管理体制之间的关系，教育管理体制中的教育行政体制与学校管理体制等；教育机制中的层次机制与形式机制和功能机制之间的关系，层次机制中的宏观、中观、微观机制之间的关系，形式机制中的行政计划式的机制、指导服务式的机制和监督服务式的机制的关系，功能机制中激励机制、制约机制和保障机制之间的关系；教育观念中的教育本质观、教育价值观、教育实践观和教育质量观之间的关系，以及各种教育本质观、教育价值观、教育实践观和教育质量观之间的关系。
在上述四个方面的治理内容中，学校、政府和社会关系的协调是整个治理内容的主轴，也就是说，各级各类教育关系，以及某一类或某一级教育中的各种关系；教育活动、教育体制、教育机制、教育观念，以及教育活动、教育体制、教育机制和教育观念各个子要素关系的协调，都是依赖于学校、政府和社会关系的协调，它们这些关系的协调，都是在政府、学校和社会关系协调，以及这三方面中某一方面各种关系的协调过程中实现的。在余下的三个方面的治理内容中，各级各类教育关系的协调属于宏观的教育治理，而教育活动、教育体制、教育机制和教育观念的关系的协调属于中观的教育治理，而教育活动、体制、机制和观念中各子要素关系的协调则是微观的教育治理。虽然这三种治理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一般来说，这三种治理是相互作用的相互影响的。
如何治理这个要素，包括治理的依据、治理的原则、治理的程序、治理的过程及治理结果的处理等五个子要素。教育治理首先要有一个依据，有了依据就要有治理的原则即要求。根据一定的依据和要求进行治理，就要关注治理过程，尔后还要关注治理的结果是否按一定的依据和要求来进行治理。
治理的依据是指现代教育治理要依据法律和法规来治理。除了依据一般的法律法规外，特别要依据教育方面的法律和法规。当前我国已出台的教育的法律和法规还不太健全，有些已出台的教育法律法规在当前教育改革出现一些新的情况下还需要修定，所以为保证依法治理，就要加快教育立法和有些教育法修正的速度。另外，在现代学校制度建设中，由于学校章程是依法制定的学校的宪法，所以在学校治理中，我们要注意依据学校章程来治理。做到以法治教、以章治
校。我国当下在学校章程的建制过程中，只有小部分大学和中小学制定了章程。因此要满足以法治教，以章治校的需要，不仅要加快教育立法和修定教育法的速度，还要加快制定学校章程的速度。
治理的原则是说教育治理要遵循一定的原则要求。这种原则就是平等、公正的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参与治理的各方是平等的，协商的标准是公正的，对各方的诉求是一视同仁的。提出这样的治理原则，是因为在教育治理的学校、政府的社会三者的关系中，政府行使着行政权利，学校往往代表着学术方面的权力，而社会一般体现着民主权力。在这三个权力中，政府的行政权力一般处于强势地位，不仅如此，在各级和类教育的治理中，在教育行政部门与学校的关系上，在学校内部的党政管理部门与一般业务部门的关系上，在学校领导与一般教师的关系上，在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上，一般前者都处于强势地位。在这种状况下，教育治理的各方如果不遵循不平等、公正的原则，那就不是现代教育治理而是传统意义上的管理了。
治理的程序是说治理要有一定的步骤，按序进行，协调要有一个轻重缓急，要按教育现象各要素的内在逻辑进行，不能急于求成，否则不会取得好的效果。总的来说，要先做好教育外部的治理，即处理好学校、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还要协调教育内部的各种关系。如果教育外部的关系，如政府与学校的关系都没能厘清，学校还是政府的附属品，要厘清学校内部的各种关系是不可能的。在教育内部的治理中，先要注意协调各级各类教育关系，然后才可能关注这些教育中的教育活动、教育体制、教育机制和教育观念之间的关系。协调好这四个范畴之间的关系，才有可能进一步协调好这四个范畴中各子要素之间的关系。
由于治理是依法和依章治理，因而现代教育治理的过程不可能是一个绝对开放和自由的过程，而应是一个开放与约束的对立与统一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自由与控制的对立统一的过程。这一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政府与市场的对立统一的过程。这就要求现代教育治理要注意处理好开放与约束，自由与控制的关系，既要强调开放，也要注意约束；既要强调自由，也要注意控制；既要注意发挥政府的作用，也要注意发挥市场的作用。现代教育治理只有注意处理好了这些关系，才有可能取得好的治理效果。
最后，所谓治理结果的处理是说现代教育治理要充分考虑治理各方在治理过程中的地位及表现，注意处于强势的一方可能出现的非理性行为而产生的一些非预料的后果。当一些非预料性的结果产生时，就要采取相应的救济措施，以消除这些非预料的后果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以保证取得预想的治理效果。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所）
生产要素所有权与按生产要素分配 篇4
生产过程顺利进行必不可缺的各种条件和因素的总和, 构成了生产要素的物质内容。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发挥各自的作用。生产成果的分配必然要满足各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的要求。人们劳动要获得工资, 投资要求获得利润, 出租房屋或土地要获得租金。这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现实形态, 在经济生活中是司空见惯的, 不存在争议。我国经济学界对按生产要素分配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什么是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依据?各种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贡献”是什么?什么是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对象?以马克思经济学劳动价值论为基础, 本文试图从生产要素所有权的角度, 分析要素所有权对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影响, 对以上争论的焦点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
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理论述评
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先后提出了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 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的原则, 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 我国理论界对按生产要素分配的争论集中在以下三个问题上:
(一) 各种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贡献”是什么
1. 各种生产要素都对商品价值的创造作出了贡献
有的人以西方经济学生产要素价值论为基础, 提出各生产要素都在商品价值的创造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作为各种生产要素所有权在经济上借以实现的各种分配形式, 也就必然要以各种生产要素在价值创造中所做出的贡献为客观依据。”[1]这种观点的实质是混淆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 其理论基础是早已被马克思批判过的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三位一体”公式。有的人认为, 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应该创新, 他们提出:“劳动也存在于产品、货币、生产手段等形式的劳动成果之中……这类劳动, 可以称之为间接劳动。直接劳动和间接劳动这两类不同载体的劳动, 都是价值的源泉。”[2]这种观点抹杀了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不同作用, 是物化劳动创造价值的翻版。有的学者从劳动生产率与价值量的关系出发, 认为劳动生产率与价值量成正比关系, 而劳动生产率又由包括劳动要素和诸多非劳动生产要素所决定, 这样, 劳动要素与非劳动生产要素共同在价值创造中发挥作用。[3]在这种理论体系中, 价值决定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 但在确定各种生产要素在价值分配中的份额时, 却又回到了西方经济学的边际生产力理论。因此, 这种理论观点不过是用西方经济学否定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诸多理论形式中的一种, 并不具有理论创新的内容。至于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成正比的诸多论证过程, 更是有待商榷。
2. 各种生产要素都对商品使用价值的创造做出了“贡献”
“社会物质财富的分配必须考虑劳动和非劳动各自的贡献, 明晰分配的对象是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 而不是价值这种一般人类劳动的凝结, 按生产要素分配就是财富源泉多元论的具体体现”。[4]从古典经济学的角度讲, 具体劳动和自然物质都是使用价值的源泉, 因此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 这种理论在论述分配的对象时摆脱不了自身的局限性, 我们将在后面加以讨论。
3. 各种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贡献, 既是它们在价值创造中的贡献, 也是指它们在使用价值创造中的贡献
“财富不仅包括物质财富, 也包括价值形式的财富, 财富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富创造和价值形成是包括劳动、资本、土地、管理、知识、技术等多种生产要素共同作出贡献的结果。对于各种生产要素作出的贡献, 应该在财富包括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分配中得到承认, 即应当确立和贯彻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 [5]这种观点认为财富同时包含了使用价值与价值两方面的内容, 具有合理性。但是, 它的不足之处在它把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当作既定的事实, 而没有考察各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历史条件。此外, 由于各种生产要素都对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创造作出了贡献, 在论及分配的依据和分配的对象时就不可避免的陷入左右为难的尴尬局面。
(二) 各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依据是什么
这个问题上的争论主要是围绕着生产要素是按贡献参与分配还是依据所有权参与分配展开。
1. 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依据是它们都在生产过程中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如果认为各种生产要素都对财富或使用价值的创造作出了贡献, 我们就称之为要素财富论。如果认为各种生产要素都对商品价值的创造作出了贡献, 我们就称之为要素价值论。无论要素价值论还是要素财富论, 他们都认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依据是他们在生产过程中的贡献。
2. 各种要素参与分配的依据是生产要素的所有权
“关于按要素分配, 它指的是各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凭借对生产要素的所有权按各自拥有的要素份额参与分配社会新创造出的价值”, [6]“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理论依据是要素的所有权或者产权关系”。[7]“分析收入分配问题, 应以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和产权理论为指导, 生产要素所有者获得收入, 是生产要素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形式, 能够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依据的, 只能是生产要素所有权或生产要素产权。”[8]这种观点被称为要素分配产权论。我们认为, 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依据, 应该根据各种生产要素所有权的统一与分散的具体形式来决定, 不能一概而论。
(三) 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对象是什么
1. 各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对象是他们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使用价值或物质财富
“按生产要素分配指的是财富的分配”。[9]“社会物质财富的分配必须考虑劳动和非劳动各自的贡献, 明晰分配的对象是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10]这种观点看到了收入分配最终要依靠各种使用价值的分配来实现, 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它同时也忽视了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商品货币关系普遍存在, 价值分配是个人收入分配的主要方式。在生产力不发达的物物交换经济条件下, 或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经济中, 单纯的实物分配才成为可能。所以, 这种观点在实践上也不具备可操作性, 在理论上具有片面性。
2. 各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对象是他们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价值
如果这种观点是以要素价值论为基础的, 则这种基础早已被马克思所批判过。如果这种观点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 则似乎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商品的价值包括三部分, 即C+V+M。C代表具体劳动转移过来的物化劳动的价值, V代表抽象劳动创造的用来满足劳动者自身需要的价值, M代表剩余价值。C用来满足简单再生产的需要, 不能参与分配。如果V+M部分都作为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对象, 那么这种观点或者排除了按劳分配的地位, 或者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混为一谈。本人认为, 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对象都是商品价值中的新增价值部分, 但是, 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有着不同的适用范围。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有着严格的区分。
三、从所有权的统一或分散看生产要素参与分配
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是生产过程的三个基本要素。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技、信息、经营管理等相继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参与生产过程, 丰富了生产要素的物质内容。中国人民大学卫兴华教授对各种生产要素进行了多层次的划分, 即实体型生产要素、渗透型生产要素和运营型生产要素。总之, 生产要素是作为整体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的。
(一) 所有权是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前提
人类社会产生以来, 社会生产实践就需要各类不同的生产要素。然而, 生产要素参与生产成果的分配并没有自然进行, 而是需要具备一定的历史条件。生产要素的所有权是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前提条件。具备了所有权的生产要素才有可能参与分配, 没有所有权的生产要素不能参与分配。例如, 农业生产中, 作物的生长需要土壤, 农民的耕作, 也需要阳光雨露。这些都是农业生产中必不可缺的生产要素。在农产品的分配中, 产品的一部分留给农民自己生活和生产需要, 另一部分作为向土地所有者缴纳的地租和支付其他方面的开支。作为农业生产要素的阳光雨露却没有份参与分配。原因不言自明, 劳动和其他生产资料归农民自己所有, 土地归属于土地所有者, 阳光雨露却不归任何人所有, 是大自然的无偿赐予。阳光雨露不具备生产要素的所有权, 所以不能够参与农产品的分配。农产品的分配是这样, 其他一切行业的分配也是如此。生产要素所有权是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前提。
(二) 生产要素所有权的统一或分散对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影响
生产要素的所有权是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必要前提。一种生产要素能否参与分配, 还要取决于要素所有权统一与分散的具体形式。
1. 劳动要素所有权统一, 非劳动生产要素所有权统一
在这种情况下, 各种生产要素都不参与分配。在原始社会, 氏族公社成员的简单生产工具统一归氏族集体公有, 非劳动生产要素的所有权是统一的。氏族成员是氏族的一部分, 在集体的统一安排下劳动, 其劳动也归氏族集体所有。劳动成果的分配, 不是按照各类要素的贡献大小分配, 而是按氏族成员人口平均分配。在奴隶制庄园经济中, 全部生产资料都归奴隶主所有, 奴隶只是奴隶主“会说话的工具”, 因此, 劳动与非劳动生产要素的所有权都统一于奴隶主。在奴隶制经济中, 全部劳动成果都归奴隶主所有, 奴隶只能得到勉强维持自身生存的生活资料。在个体经济中, 个体手工业者和个体农民对自己的劳动和其他生产资料拥有完全的所有权。他们没有必要把收入的某一部分看作是某种要素的贡献。所以, 这里也不存在按生产要素分配。
2. 劳动要素所有权分散, 非劳动生产要素所有权分散
在这种情况下, 各种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做出不同的贡献, 依据各自的要素所有权参与分配。分配的对象是商品价值中的新增价值即V+M部分。在资本主义企业中, 劳动要素的所有权归每一位工人所有, 资本家只拥有其使用权。其他非劳动生产要素分别归各自的所有者拥有:生产用地归土地所有者所有, 借入资本归借贷资本家所有, 自有资本的所有者是各个投资者, 技术、专利等非实物形态的生产要素都有各自不同的所有者。劳动与非劳动生产要素的所有权都是分散的。在分配关系中, 生产工人获得自身劳动力价值的部分。非劳动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凭借各自的要素所有权对剩余价值进行分配。地租、利息、股息等非劳动收入就是剩余价值的具体形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私营经济和外商投资经济, 各种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贡献、参与分配的依据和对象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基本相同。
3. 劳动要素的所有权分散, 非劳动生产要素的所有权统一
在这种情况下, 具有统一要素所有权的非劳动生产要素不参与分配, 只有劳动要素参与分配。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证的社会主义按劳分配中, 生产资料实行单一全社会所有制, 非劳动生产要素的所有权是统一的。劳动者拥有自身劳动的所有权, 是自己的主人。劳动者除了自己的劳动外, 不能向社会提供任何其他东西。因此, 在个人消费品分配中, 社会只能根据劳动者提供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 多劳多得, 少劳少得。所以, 劳动要素是按照贡献大小分配个人消费品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在生产资料完全归国家或集体所有的企业中, 各种非劳动生产要素的所有权是统一的, 企业的劳动者拥有自身劳动 (或劳动力) 的所有权。这种情况下, 归国家或集体所有的生产要素同样不参与分配, 公有制企业根据每一位职工劳动贡献的大小进行分配。这种贡献是指企业劳动者对企业产品的价值创造作出的贡献。分配的对象是劳动者为自己劳动创造的价值, 即新增价值中的V部分。企业劳动者为社会创造的价值M, 其中一部分留给企业作为扩大再生产的积累基金, 另一部分则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各种渠道, 在全社会分配。“M的社会分配归根到底是按照‘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的原则, 最终是为全体人民谋福利的”。[11]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到, 各种非劳动生产要素由于具有统一的要素所有权, 因而不参与分配。能够参与分配的只有劳动。劳动不仅仅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存在, 而且成为对社会产品或价值进行分配的唯一依据和尺度。因此, 按生产要素分配或按劳动要素分配的提法, 在这里没有意义, 这种分配方式的实质就是按劳分配。
4. 劳动要素所有权统一, 非劳动生产要素所有权分散, 这种关系在现实经济中不存在
以上, 我们考察了各种经济形式中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前提、依据、对象。以此为基础,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条结论:第一, 无论何种生产要素, 其参与分配的充分条件是具有分散的要素所有权。第二, 按生产要素分配与按劳分配的本质区别在于:按生产要素分配是指, 在具有分散的要素所有权的前提下, 包括劳动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都参与分配;按劳分配的基本含义是劳动成为分配的唯一依据和尺度。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具体考察
我们认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按生产要素分配, 是在存在分散的要素所有权的经济范围内, 各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 依据对生产要素的所有权, 对新价值V+M的分配。
(一) 我国按生产要素分配的适用范围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 除了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 还包括各种独立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非公有经济成分。在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范围内, 应采取按劳分配的原则。同时, 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成员可以凭借自己拥有的生产要素获得各种形式的合法的非劳动收入。股份合作制经济也应以按劳分配为主, 按生产要素分配为辅。个体经济以劳动者个人劳动收入为主。私营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非公有经济成分中, 各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依据各种方式, 凭借对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参与分配。所以, 私营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非公有经济成分是按生产要素分配的适用范围。
(二) 我国按生产要素分配的依据
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依据是要素所有者对要素的所有权, 而不是其贡献。在商品经济条件下, 创造价值的只有抽象劳动。其他非劳动生产要素不创造价值。所以, “要素价值论”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在使用价值创造中, 劳动 (具体劳动) 和其他生产要素都发挥各自功能。配第说:“土地是财富之母, 劳动是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10]各种生产要素虽对使用价值的创造作出贡献, 但并不能以此为依据参与分配。原因在于, 第一, 迄今为止, 还没有一种经济学说能够提供一个标准或尺度, 用来衡量不同质的各种生产要素对同质的使用价值的量的贡献。第二, 使用价值不能直接成为分配的对象, 各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对象是生产中的新增价值V+M。所以, “要素财富论”的观点虽然合理, 但不具有现实可行性。可见, 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依据不是其贡献, 只有生产要素的所有权是各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依据。这种凭借所有权所获得的收入量的多少, 是通过市场机制, 价值规律来调节和确定的。
(三) 我国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对象
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对象是生产过程中创造的新增价值V+M。在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形式中, 各种非劳动生产要素的所有者, 凭借所有权参与对M的分配。工人凭借对劳动 (或劳动力) 的所有权获得工资。在混合所有制经济中, 非公有经济成分是按生产要素分配的适用范围。公有资本和非公有资本首先对新创造的价值M按资本份额进行分配。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职工也可以按股分红, 参与M的分配。对V的分配是混合所有制经济中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结合点。如何在对V的分配中体现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结合, 是我们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的难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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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要素 篇5
科研组织的战略使命是通过创新活动创造知识并实现知识的价值,其创新活动主要依靠智力资本来实现,其中,人力资本是创新的主体,结构资本和社会资本通过对人力资本的激励,形成创新驱动要素。
已有的文献表明,企业的智力资本不仅与组织绩效密切相关,而且通过内在要素的相互作用直接对组织的知识创新产生正向影响[1,2,3]。虽然国内外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将智力资本的概念模型运用到非盈利组织[4,5]( NPOs) 、大学[6]和科研机构[7],但在不同类型的组织中,智力资本各要素的相互关系不尽相同,其对组织的贡献也不同。因此,针对科研组织的特点,探讨其智力资本要素的内在关系对创新活动的影响,对组织有效地激励创新活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梳理智力资本三要素的相互关系,提出科研组织人力资本与结构资本、社会资本的关系假设,并以我国科研组织中378 份样本为对象,对相关假设进行了验证。研究结果有利于揭示科研组织中智力资本要素之间的相关关系,并针对不同人力资本特征采取个性化的分类管理措施。
2 文献综述
2. 1 智力资本及其构成
智力资本( Intellectual Capital) 一词最早是由Senior[8]提出的,其最初的含义等同于人力资本,是指人类所拥有的知识和技能。之后,Galbraith[9]提出智力资本不仅仅是纯知识形态的静态资本,而且是有效利用知识的动态过程。后来,美国学者斯图尔特[10]对智力资本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认为智力资本是 “公司中所有成员所知晓的能为企业在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的事物之和”,包括员工的知识技能、顾客忠诚以及企业的文化、制度和企业运作过程中包括的集体知识、经验等,将智力资本内涵扩大到组织。
关于智力资本结构的问题,学术界有二元说、三元说、多元说之分[11],其中以 “三元说”更为普遍。如Stewart[12]提出的智力资本的 “H - S - C”结构,认为组织的智力资本包括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客户资本; Bontis[13]提出智力资本由人力资本、结构资本与关系资本构成; Seemann[14]认为智力资本的三要素是: 人力资本( Human Capital) 、结构资本( Structural Capital) 和社会资本( Social Capital)等。“二元说”的代表是Edvinson和Malone[15],认为组织的智力资本可划分为人力资本和结构资本两部分,其中结构资本又包括客户资本和组织资本,组织资本中又包括创新资本和流程资本。多元论的代表是瑞典Skandia公司的智力资本 “导航仪” 模型,该模型将公司的智力资本分解为财务、顾客、运作过程、更新与发展、人力资源5 个部分。与此相似的还有Sveiby[16]提出的无形资产监视模型以及Brooking[17]提出的包括市场资产、人才资产、知识产权资产和基础结构资产四类的无形资产模型。
分析以上学者对智力资本结构的不同阐述可以发现,虽然名称略有不同,但其实质内容基本相似。其中,认为智力资本包括人力资本、结构资本( 组织资本) 、社会资本( 关系资本) 的三元论观点被广泛采用。
2. 2 智力资本各要素关系
尽管组成智力资本的各要素都是组织竞争优势的来源,但它们对组织的作用并不是相同的[18]。现有研究大部分是证明智力资本能够提升组织价值[3,19,20,21],或者聚焦于智力资本某单一维度对组织价值的影响[22,23,24,25,26],而针对组成智力资本的3 个要素之间的内在关系研究并没有深入展开。
首先,关于结构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关系,现有的研究多是定性分析,数量分析的结论多体现正相关关系。例如,Bontis[18]认为企业要达到既定的目标,人力资本是不可能脱离结构资本的。李平[27]认为结构资本是知识的范畴,它为组织正常运作和员工能力最大挖掘提供了载体。朱瑜[25]等认为企业文化以创新和挑战为导向时,能够激发员工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并通过吸取新的知识与观念,促进人员素质的提高。卢馨等[28]认为在公司内部,结构资本提供了人力资本进行价值创造和利用其知识的环境。Maditinos等[29]对雅典证交所上市公司的研究表明,不管哪种行业类型,人力资本与结构资本都是正相关的。
其次,关于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关系,相关的研究也都证实了社会资本对人力资本的正向支撑作用。例如,项保华等[30]构建了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互动机制模型,认为社会资本创造人力资本产生和提升所必需的场域,社会资本可以提供人们所需要的情感支持,满足人的社会需要,社会资本有利于人力资本准确迅速获得个人发展的信息,减少信息不对称。张红芳等[31]强调人力资本的专用性和群体性特征决定了人力资本只有在社会协作系统中才能发挥作用。Maditinos等[29]的研究表明,不管是在服务业还是非服务业,人力资本是非常重要的,并且与客户资本正相关。姜文杰等[32]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网络关系资本对集群制造企业员工专业技能提高和企业管理能力改善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Felício等[33]对葡萄牙中小型企业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以及对组织绩效的影响进行了评估,调查结果发现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之间存在相关性,人力资本直接影响组织绩效,而社会资本并不直接影响绩效,它对组织绩效的作用是通过人力资本发挥出来的。
另一方面,关于智力资本三要素之间的关系,相关研究表明,组织的价值并不是智力资本三维要素孤立作用的结果,而是三者互动、协同作用的产物[34]。陈劲等[35]发现智力资本各因素之间存在强相关,企业必须从整体的角度来管理和提升智力资本的各个因素。徐爱萍[36]综合考虑智力资本要素之间的交叉和重叠,从动态的角度对智力资本的构成模型进行了重建,运用协同论的思想和竞争优势理论,认为智力资本三维是一个有机整体,智力资本三维互动是一个以人力资本为起点和核心、结构资本为基础、关系资本( 社会资本) 为保障,连续循环的过程。Kamukama等[37]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对组织绩效的影响程度依赖于结构及关系资本。陶水龙、姜广澳[38]在充分考虑高校的非盈利性特点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了高校智力资本三维度内部要素形成高校竞争力的作用机理,并且重点分析了高校智力资本三维协同作用提升高校绩效的过程( 见图1) 。
同时,也有研究证明,智力资本要素的不协同关系,将会导致组织的低效率。不同行业中,智力资本要素之间的关系也不同。如原毅军等[39]发现软件服务行业中人力资本与结构资本对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而关系资本对企业绩效却是反向影响。Shih等[40]针对银行业的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与顾客资本的相关性远远超过人力资本与结构资本的相关性。李经路[41]通过对2007—2011 年高科技上市公司的智力资本的测度研究发现结构资本与人力资本的耦合协调度较低,关系资本与人力资本的耦合协调程度较高,并提出智力资本三要素共生演化促进智力资本的价值贡献。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表明,组成组织智力资本的三要素之间普遍存在相互依赖的关系,且这种关系在不同类型的组织中呈现不同的特征。而相关研究的焦点多集中于企业,对以创新活动为核心的科研组织关注不多。那么,科研组织智力资本各要素之间的内在关系是否存在与企业不同的特征? 其中哪些要素是最关键的创新激励要素? 这些问题的答案无疑对科研组织提高创新效率,增强创新活力具有重要意义。
3 科研组织的智力资本结构及其相互关系
3. 1 科研组织的智力资本及其结构
智力资本的本质是知识和能力。科研组织的智力组织属性、社会组织属性和声誉组织属性[42],不仅决定了以科研人员个体为载体的知识和能力是组织创造价值的核心,同时,也决定了科研组织需要依赖于组织内部协调与外部合作的知识和能力来驱动创新活动。
因此,科研组织的智力资本,归根结底就是能够实现组织知识生产目标的知识和相关能力,这些知识和能力包括体现科研组织中员工的集体智慧的人力资本、反映组织知识的物理科研平台以及组织制度和文化的结构资本以及反映组织获取外部资源的社会关系网络的社会资本。据此,科研组织的智力资本结构可表述为表1。
如表1 所示,科研组织的人力资本最初以个体方式存在,是 “个体的人力资本”,如科研人员的知识、能力、经验、原理和管理方法、人格与价值观等。这些 “个体的人力资本”通过组织的协同关系汇集,形成为组织生产知识或提供科研服务的知识与技能。科研组织的人力资本可以通过科研人员的知识、能力和态度来体现。
结构资本是激发或抑制人力资本发挥作用的组织环境与平台。这个环境与平台既包括物质层面的内容,如共享数据库的建设、科研设备与条件的改善等,也包括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的内容,如组织的管理体制、激励机制、组织氛围、组织文化等。因此,科研组织的结构资本可以通过以下3 个平台来体现: 组织共有知识的科研平台、组织的制度平台和组织的文化平台。
科研组织的社会资本,也可称为关系资本,指的是科研组织与社会各界的利益相关者所构成的社会网络及其相互影响。一般情况下,科研组织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应该包括科研资源的提供者或者资助者、科研业务的服务对象以及科研成果的评价者。在我国,科研组织通常受政府或产业界资助,科研成果不仅服务于学界与产业,也服务于社会公众,并接受政府和学术同行的评议和监督。因此,我国科研组织的社会资本,可以体现为与政府关系、与学术界关系、与产业界关系以及与公众关系。
3. 2 科研组织智力资本三要素的相互关系
科研组织的主要业务是通过创新活动发现知识并实现知识的价值,这种特质决定了人力资本贯穿于知识生产的全过程,并在组织中起核心作用。科研组织的人力资本最初以员工个体的知识、能力、愿景与动机等方式存在。在组织创新业务过程中,人力资本在以组织共有知识、组织制度与文化等为体现的组织结构资本中发挥作用,逐渐形成以信息、成果、声誉、社会关系网络等为表现形式的社会资本。最初的以个体的形式体现的人力资本在组织中经长期培育与沉淀,最终与组织不可分离,形成组织的智力资本集合。此时,一方面个体在适合自己的环境氛围中充分施展才华,另一方面,作为组织的一部分,个体一旦脱离组织,其本身的优势难以发挥。组织的人力资本与组织的其他资本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地创造价值。
人力资本价值的发挥需要依靠结构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支撑和激励作用。科研组织的结构资本和社会资本只有与人力资本相协同,才能发挥激励作用,并通过促进科研工作者实现个体目标而实现组织目标。由于组织的结构资本和社会资本都是多种要素的组合,因此,这些要素之间能否形成相互促进、相互协同的关系,是人力资本价值发挥的关键。一般情况下,高水平的人力资本有利于形成高水平的结构资本和高水平的社会资本,而高水平的结构资本与社会资本反过来会使人力资本得到进一步提升,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因此,以创新活动为中心的科研组织和企业一样,其人力资本应该与结构资本及其各项组成存在彼此促进的关系,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及其组成也应该存在相得益彰的关系。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 科研组织的结构资本与人力资本水平正相关。
假设1. 1: 科研组织的科研平台与人力资本水平正相关。
假设1. 2: 科研组织的制度平台与人力资本水平正相关。
假设1. 3: 科研组织的文化平台与人力资本水平正相关。
假设2: 科研组织的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水平正相关。
假设2. 1: 科研组织同政府的关系与人力资本水平正相关。
假设2. 2: 科研组织同学术界的关系与人力资本水平正相关。
假设2. 3: 科研组织同产业界的关系与人力资本水平正相关。
假设2. 4: 科研组织同公众的关系与人力资本水平正相关。
4 科研组织智力资本要素关系的假设检验
为验证上述假设,本文以我国7 个国家级科研组织为对象,对一线科研人员进行了专项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600 份,收到反馈问卷386 份,剔除填写不全、明显不符要求的无效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378 份,利用SPSS软件对回收的有效问卷进行信度分析,得到Cronbach’ s Alpha系数0. 828,大于0. 7,为可接受范围。
为了探讨不同类型的人力资本与其他要素之间的相关性,本文将样本按科研人员职称分为两类,其中正高与副高级别为一类( 类别I) ,中级、初级及以下为另一类( 类别II) 。
4. 1 智力资本三要素的相关性检验
将回收的样本总体运用SPSS软件进行分析,得到结构资本、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相关性( 见表2) 。从表2 可以看出,在0. 01 的显著性水平下,样本总体的人力资本与结构资本体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0. 05 的显著性水平下,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假设1 和假设2 得到验证。同时,由于结构资本的相关性系数( 0. 401) 明显大于社会资本( 0. 122) ,说明在科研组织中结构资本对人力资本的影响要重于社会资本。
注: * 表示在0. 05 ( 双尾检验) 水平显著,**表示在0. 01 ( 双尾检验) 水平显著
4.2结构资本构成要素与人力资本相关性的假设检验
由于科研组织的结构资本具体体现为科研平台、制度平台和文化平台,为了检验这些构成要素中的关键的要素,本文进一步对结构资本各要素与人力资本的相关性进行检验(见表3)。
注: **表示在0. 01 ( 双尾检验) 水平显著
从表3 可以看出,结构资本中各构成要素与人力资本均在0. 01 的显著性水平下正相关,假设1. 1、假设1. 2、假设1. 3 得到验证。其中,文化平台与人力资本的相关系数最大,为0. 466,说明在科研组织中,组织文化对人力资本的影响举足轻重,是结构资本中影响人力资本的最关键性因素。
注: **表示在0. 01 ( 双尾检验) 水平显著
从表4 可以看出,在两类人力资本中,文化平台、科研平台都与人力资本显著正相关,且文化平台的相关系数都是最大,超过0. 7,说明无论对经验丰富、具有高级职称的科研人员,还是对初入科研圈的年轻科研工作者,宽容自由的组织文化都更能促进其人力资本水平的发挥,因而组织的文化平台都是最重要的创新驱动要素。同时,科研平台对两类人力资本的激励作用差别不大,说明不同类型的科研工作者,对科研平台的要求没有特别的差异。
从表4 还可以看出,在类别I中,制度平台与其人力资本显著正相关,而在类别II中,制度平台与其人力资本没有表现出显著的相关性。这说明,对于高级职称的人力资本,组织的激励评价制度、创新模式、决策制度等对自身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这类科研工作者的创新能力受组织制度影响比较大;中低级职称的科研工作者通常都是刚入职的年轻人,他们看重组织文化,相对重视基本科研条件的满足,对于组织制度多数都是被动的接受者,因而暂时受制度的影响不显著。
4. 3 社会资本构成要素与人力资本相关性的假设检验
社会资本通过组织与政府关系、学术界关系、产业界关系以及公众关系来反映,那么,这些构成要素与人力资本存在怎样的相关关系? 从表5 可以看出,社会资本内部各构成要素与人力资本的相关性有显著不同。其中,与政府的关系和与社会公众的关系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 268 和0. 262; 与产业界的关系是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为- 0. 225; 与学术界的关系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由此,假设2. 1、假设2. 4 得到验证,假设2. 2 和假设2. 3 没有得到验证。这说明在科研组织中,人力资本的水平主要是通过与政府关系和公众关系得到保持和加强的,组织与学术界的关系和组织与产业界的关系并不直接影响组织的人力资本水平。
注: **表示在0. 01 ( 双尾检验) 水平显著
注: * 表示在0. 05 ( 双尾检验) 水平显著
进一步探讨两种类别的人力资本与学术界关系以及与产业界关系的相关性,从表6 可以看出,两类人力资本的相关性检验结果不同。其中,具有高级职称I类的人力资本与学术界的关系正相关,与产业界的关系无显著相关关系; 中级职称以下的II类人力资本与学术界的关系无显著相关性,与产业界的关系呈现负相关关系。这说明,具有高级职称的科研人员已经在科研工作中积累较为丰富的经验,并在学术同行中建立了一定的网络关系,且这种关系有利于人力资本的提升; 对于初入科研大门的年轻科研工作者来说,得到学术同行的认可,在相关学术圈建立自己的一席之地并达到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的良性循环,还有一段路程要走。这说明假设2. 3在I类样本中得到验证。
两类人力资本都没有呈现与产业界的正相关关系,说明与产业界的良好关系并不能促进科研组织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特别与前述假设相悖的结果是,对于中级职称以下的II类人力资本,产业界的关系与人力资本水平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进一步分解人力资本的3 个组成要素,发现其中的知识和能力与产业界的关系显著负相关,态度与产业界关系没有显著相关性( 见表7) 。这说明,与产业界的良好关系对类别II的人力资本水平影响是负面的,特别体现为对知识和能力的积累作用上。这一方面体现了我国科研系统中重学术轻应用的学术评价和激励导向,另一方面也从某种程度说明目前我国科研组织与产业界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是为科研组织解决生存之需,而科研与产业要形成良性互动,需要科研组织与产业界发展深层次的合作关系。由此,科研人员在与产业合作的过程中提升创新能力的假设目前无法得到验证。
注: **表示在0. 01 ( 双尾检验) 水平显著
5 结果与讨论
基于上述检验结果,本文提出的两个层面9 个假设中,7 个得到验证,1 个部分得到验证,1 个未得到验证,综合验证结果如表8 所示。
以上实证结果说明,人力资本作为科研组织创新活动的核心,与结构资本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受结构资本要素中组织文化的影响最大,说明组织文化是科研组织创新活动中最关键的创新驱动要素。同时,组织的科研平台和制度平台,都在不同程度上通过影响组织的人力资本水平而对组织的创新绩效产生影响。与结构资本要素的显著驱动作用不同,社会资本中与政府的关系和与公众的关系对人力资本的正向作用较为显著,与学术界的关系只对高级职称的人力资本有显著正向影响,与产业界的关系对人力资本没有正向影响。说明政府关系和组织研发品牌是我国科研组织目前主要的驱动要素,产业界尚未成为促进科研组织创新活动的主要动力来源。
因此,着力构建和完善与人力资本相匹配的组织制度和文化,拓展产学研的沟通渠道,可以作为科研组织进一步提升创新效率和创新活力的举措。
本文所做的研究工作,是基于样本数据进行的。由于样本具有国家级科研组织的特点,结论是否与其他类型的科研组织相同,尚需进一步多样本验证。
摘要：通过378份样本数据,验证科研组织智力资本三要素的正相关关系,同时发现,在科研组织中,结构资本比社会资本的作用更加显著,且组织文化是结构资本中最关键的驱动要素;不同类型的人力资本,其创新驱动要素的作用存在显著差异。
治理要素 篇6
一、体裁特征
在该乐曲的结构形式方面, 基于文学方面的内在影响及熏陶, 舒曼更倾向于把艺术家看作一个诗人, 既让艺术带有诗化色彩, 而无须估计外在的曲式曲式限定, 在这方面他推崇以创作灵感为基石和标准的多变态势下的灵活运用。而落实在《狂欢节》中, 单一乐段重复等多种曲式被灵活而普遍的采用及转换。
在旋律方面, 因为上述所言的音乐诗化的倾向及理念, 舒曼比较注重旋律方面的尽情发挥。落实在《狂欢节》中, 部分旋律的风格热情洋溢, 不过同时也有部分小曲的风格温柔婉约。另外, 依旧是因为对诗歌及其色彩的推崇和信奉, 舒曼作品的乐句节旋律单位基本上以二、四及八小节三种情况为主。这种特色的风格或安排, 使其作品无论是在热情还是华丽的时候都富有内涵, 不至于空洞或者枯燥。
在节奏方面, 等节奏与纠缠节奏等是舒曼在具体运用中的最爱, 他喜欢或者习惯利用节奏和拍子共同打击出微妙多变的态势, 籍此形成一种特殊的带有动态痕迹的内部节奏动机。正是这种内部动机, 使舒曼成功地用音乐将“大卫同盟”与庸夫俗子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在和声方面, 舒曼主要承续贝多芬还有舒伯特的风格和理念, 同时也带有浪漫主义中对完美偏执追诉甚至带有幻想痕迹的色彩, 所以舒曼的和声在效果方面从不单调。具体而言就是, 单纯的主和弦现象从不会发生, 和声外音及拿波里六和弦等才是他的偏爱。
舒曼在《狂欢节》每个小曲的大标题下面都注释有一个特殊的小景, 以说明曲子之间的内在关联, 而这种小景一般由A.S.C.H等四个音符或者字母组成, 其中第一个表示的音高, 后三个则表示音降, 这四个字母组合起来就是他刻骨铭记的初恋爱斯特列拉老家的地名, 另外和舒曼的姓氏存在一定的重复度。以四个音符或字母诠释小曲之间的关联情况, 虽然可行在舒曼这里也非常出色, 但不是变奏形式中的典型或者主流, 因为在这里的内在动机不具备比较彻底的独立性, 单个小曲甚至看起来是残缺的。正式在这种背景及情况下, 舒曼巧妙地把它们整合起来, 形成严密的内部联系, 使其内在充满智慧和创造性, 是以具有内容的思想作为出发点的。
二、音乐风格
虽然, 从宏观上看, 《狂欢节》是经常突破形式上的局限而倾向灵活多变的。不过, 这不等于其具体演绎缺乏实际内容而流于空想。在这里, 存在结构、技法及风格之间的逻辑关联的问题, 在三者之中, 前者是骨架, 中间的是基础, 而后者是灵魂。所以, 最关键的是要把握演绎好后者, 也就是风格, 对此需要强化对速度的重视, 尤其是演奏的过程中应该强化对这方面标记的遵循。落实到《狂欢节》中, 除了部分曲子, 大多数都是2/4拍和3/4拍, 也就是说其主导风格更接近舞曲。
1. 辉煌的舞曲风格——第一、四、十一、二十一小计四首
在这四首中, 虽然力度标记及节奏类型大致相似, 但是所推动的和声有较大差异, 而这些和声的构建基础也就是节奏特点方面又是明显统一的。另外, 第一和二十一首存一定呼应关系和态势。
2. 俏皮的舞曲风格——第七、八、十, 小计三首
在这三首中, 舞曲也依旧是基础, 而重心仍然在准确把握具体力度方面, 在其中的第七首中需要把握的风格是善于卖弄风情的悲情女子;而第十首则要强化字母蕴含的顽皮基调展露出的特殊感受。
3. 民间舞曲风格——第三、六、十首、十三、十六、二十, 小计六首
在这六首中, 舒曼表现出了超级细腻的手法, 其中蕴含的感情倾向于浪漫。其基础素材是来自民间的系列舞曲, 其艺术助力是力度对比的夸张推动, 其艺术目标或者效果是立体化的切实实现。
在3/4拍的曲子中, 舒曼强化了音乐中弱拍的表现张力, 第三首 (见谱例1) 便是这种情况。
谱例1:
在2/4拍的曲子中, 舒曼用弱拍演奏表达重音, 第二首《皮埃罗》 (见谱例2) 便是这种情况。
谱例2:
在五连音等部分情况的运用过程中, 没有按照一般的拍子进行, 而是选择减弱两拍, 籍此确保风格的统一, 第五首《约瑟比乌斯》 (见谱例3) 便是这种情况。
谱例3:
三、音效效果的营造
1. 内心的歌唱
推动良好音效的实现, 需要演奏者在内心中推动特定或者目标乐曲旋律的歌唱, 以为演奏层面的旋律展示提供帮助。比如, 在诠释十三首《爱斯特列拉》 (见谱例4) 的时候, 应该需要借助内心歌唱, 籍此推动双手旋律对目标乐句的清晰而准确地表达, 以给听者传达明确并且符合乐曲原本艺术意向的信息。
谱例4:
2. 对音响效果的想象
对于特定的乐曲, 强化内涵理解的准确是不可或缺的, 但是在具体演奏过程中, 还需要强化对音效的想象, 籍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做到或者确保提前设计, 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提前准备”。比如, 第二十一首《大卫同盟盟员进攻庸夫俗子的进行曲》的最后 (见谱例5) , 其跳音重复多达11次, 音响效果要声势浩大。
谱例5:
摘要：本文就演奏中的体裁、风格、音效效果把握三点进行分析, 为演奏者打好演奏基础。
关键词：演奏要素,体裁,风格,音响效果
参考文献
[1]加拉茨卡娅著.西欧音乐名作[M].音乐出版社, 1955年11月第一版.
英语课堂活动要素 篇7
2.活动程序(Procedures),即活动的步骤,学生完成活动需要哪些环节或步骤,先做什么、后做什么。
3.活动材料( Resources),即学生和教师为了完成教学活动要用到的材料,主要包括两大类:语言材料和活动所需要的其他图片、音频、视频材料等等。
4.活动的难度(Demands),活动对学生知识、认知等的要求程度,活动适合什么程度的学生。
5.活动人员与分组( Participants & grouping),学生是独立完成该活动,还是开展配对活动、小组活动、全班活动。
6.活动的时间(Time),学生花多少时间来完成该项活动。
7.活动的结果(Outcomes),是指一项活动应当产生的成果形式,如阅读后复述、听一段材料后完成表格、口头汇报调查结果等。
8.活动评价(Assessment),即活动完成以后,用什么方式来评价学生活动开展的情况。
好课“四要素” 篇8
一、“博”, 指教师的讲解要有广度和深度。
它以教师本身的学识和修养为基础, 又体现在对教学内容的拓展延伸上。
作为学生引领者的教师, 首先应有开阔的视野, 独到的见解。教师的学养越高, 引领学生所达到的境界越高。我们常说, 教师与学生的知识是一桶水与一碗水的关系, 如果教师本身“水之积也不厚”, 则必然“负大舟也无力”。教师自身的学养不够或对教材缺乏深入的钻研, 不管形式如何新颖, 课堂气氛多么热闹, 这样的课也是缺乏内涵和底气的。
教师的学养越丰厚, 课前的准备越充分, 对教材的把握才会更准确, 对文章的分析才更深刻而到位, 讲解才更潇洒自如;课堂上, 教师才能信手拈来, 广征博引, 才能更好地拓展延伸, 扩展学生的视野, 才能更好地联系现实人生, 去启迪学生的思维。以“博”为基础的课, 自有其令人回味的魅力。
二、“活”, 不是指表面的热闹, 更不是教师的放任。
“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课堂上学生的思维要活跃, 二是教师对课堂的调控和把握要有效而灵活。
要让学生的思维活跃起来, 应创设一种民主平等和谐的课堂氛围。教师不要总以“传道者”自居, 而把学生当作容器来“灌”, 当作观众来看自己的表演。课堂应是一种双向的活动, 应是在倾听、交流中的有效沟通。学生要乐于发表自己的看法, 敢于展示自己的才能。所以, 教师要充分发挥自己“主导”的作用, 学会当“导演”, 甚至当“幕后英雄”。要多给学生“出场”的机会, 让他们能“登台表演”。课堂上, 要能听见学生的读书声、答问声、讨论声甚至争辩声, 要能看到学生勾画和批注, 要留有时间让学生动笔写作。
要让学生的思维真正动起来, 还应培养学生多角度看问题的习惯, 教师不要总是用预设的所谓“标准答案”来评判学生的对错, 要善于发现学生答问的合理成分, 鼓励学生有创意的表达。
只有学生真正“动”起来了, 其潜能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对课堂有效而灵活的调控反映了教师的机智和能力。“兵无常势, 水无常形”, 课堂教学的进程、内容都不是固定不变的, 教师要善于根据不同的学生, 根据课堂的变化, 根据学生“抛出”的问题, 根据自己所发现的情况, 灵活地应对, 及时作出调整, 以无招胜有招, 乃为高招!
三、“情”, 是指情趣和情感。
语文课堂应是情趣盎然的。“无情趣的教学永远不会是成功的教学”, “只有情趣盎然的课堂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只有情趣盎然的氛围才能引领学生进入语文的自由王国”。 (于永正)
要把情趣带入课堂, 教师就应少一份呆板与冷漠, 多一份智慧与情感。课堂上, 教师风趣的语言, 抑扬顿挫的声音, 或者一个暗示的眼神, 一个幽默的手势, 一次激情的示范, 一次精妙的点评, 一句热情的鼓励, 往往会让学生如沐春风, 心领神会, 豁然开朗, 内心温暖。一堂富有情趣的课, 应该是学生感受到平等、自由、尊重和理解的课, 是学生能无拘无束表达自己真情实感的课;应该是学生主动探究的课, 是学生有求新求异欲望的课;应该是学生忘记了时间的存在, 身心愉悦的课, 是学生获得了审美体验的课。
语文课应该有情感的熏陶。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 不管是忧国伤时, 还是思乡怀人, 不管是长亭送别, 亦或建功报国, 不管是直抒胸臆, 还是委婉含蓄的表达, 无不是作者真情的流露。所以, 教师在课堂上就不应仅仅停留在对知识的讲解上, 还应引领学生走进作者的内心世界, 去触摸作者跳动的心灵, 引领学生走进文本, 与作品中人物的悲而悲, 喜而喜。教师应通过声情并茂的讲解, 激发学生的情感, 让他们的情感经受洗礼, 引起他们内心的共鸣, 使其心灵得到净化, 从而获得智慧, 提升人格。
“情”, 正如花朵上晶莹的露珠, 正如鲜花所散发出来的诱人的清香———有“情”之课才会鲜活动人。所以, 教师应带着满腔的热情走进教室, 应带着对学生的爱走进教室。一份爱就是一湾滋润学生心田的清泉, 一份情就是一片种在学生心中的绿树———有“情”之课自会绿意盎然。
四、“实”, 指实用、实在。
即教师所采取的方法、手段要实用, 学生要有实实在在的收获。
一堂课, 不在于教师变换了多少形式, 而在于学生是否有浓厚的兴趣;不在于采用了多么先进的手段, 而在于学生是否在积极的思考;不在于教师口若悬河的讲解, 而在于是否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堂好课, 教师应能抓住关键, 直击问题的核心而学生印象深刻;一堂好课, 目标应相对集中, 而学生学得透彻, 掌握得牢固;一堂好课, 教师应循循善诱, 而学生思维激荡, 灵感勃发;一堂好课, 应是教师巧加点拨, 学生即豁然开朗;一堂好课, 教师举重若轻, 而学生却全身心投入。一堂好课, 学生或者得其“法”, 或者获其“识”, 或者感其“情”, 能真正有所“得”, 这样的课, 方可谓“实”也。
要落“实”, 我们在教学时就应多站在学生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要落“实”, 就要从学生的心理特点、接受能力出发来安排我们的教学;要落“实”, 就要让学生多“下水”, 多动手, 就要给学生留出时间, 给学生提供机会, 让他们去读, 去背, 去思, 去写。须知, “欲求真经须徒步”, 本事是练出来的, 而非教师讲出来的, 勤师往往培养了懒学生。“春江水暖鸭先知”, 学生没有“下水”的机会, 是难以“知冷暖”的。
圬工两要素 篇9
——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
一次和同事闲聊, 谈及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为什么今天北欧当代砖建筑的表现力, 较之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至六七十年代的现代砖建筑, 普遍要逊色很多?对此, 我的导师点评说:“今天很多建筑师不是把砖用作砖, 是把砖当壁纸用。”
把砖用作砖?不禁想到康 (Louis I Kahn) 1970 年代在宾大课堂上那段关于砖的高论——“你对砖说:‘砖, 你想成为什么?’砖回答你说:‘我喜欢拱’。你对砖说:‘你看, 我也想要拱, 但拱很贵, 我可以在你上面, 在洞口上面做一道混凝土过梁。’然后你接着说:‘砖, 你觉得怎么样?’砖说:‘我喜欢拱’。” 康继而谈到, 在他看, 材料的使用不是多选题, 必须倾听材料的愿望, 赋予材料荣耀而不能以偷省克扣 (shortchanging) 的方式使用材料。
“砖, 你想成为什么?”听来玄而又玄, 如果返回并追问材料本身, 一切似乎又迎刃而解:“砖”和“砌筑”“筑墙”密不可分 ——“砖”是因应个体的人便于手工操作砌筑坚固、安全的“墙”而产生, 那么它最合乎自性的形式逻辑, 必然是应体现“筑墙”这种活动的本质, 体现其核心不可穿透到达之厚重和结构重力传递之坚固有序。
按照这样的形式逻辑, 衡量一座砖建筑设计的形式美学指标似乎可以被大大简化, 无非围绕“体量”和“重量”这两个原则展开 —— 坚固、稳定, 核心不可触及的体量 (Mass) , 与丰富但严格体现重力传递逻辑的表皮 (Surface) 。
落实到操作, 营造形式体量的“厚重”问题容稍后述之;而砌筑建造中十余种常见砌法及变异砌法 (图1) , 无不是贯彻并体现秩序稳定、重力传递这一形式逻辑, 以营造表皮饰面的丰富性。如鲁道夫·拉姆克在《砌体施工手册》中所指出, “对于用专业技术精心砌筑和接缝的砌体, 任何一个敏锐的观察者都感受得到那种迷人的张力……当那些懂行的观察者站在具有专门砌法的建筑物前, 他们感受得到那种力量, 只是这需要系统化的思维、空间眼光、专注、想象力, 以及经验。” (Rolf Ramcke, 2001) 诡异的是, 今天我们在大多砖建筑中还常见到的砌筑法基本只有压半砖顺砌一法 —— 因其过于均匀的比例, 这种砌法就砖表皮的视觉丰富性而言, 恰恰是效果最易单调呆板的一种。究其原因, 当然和现代砖建筑构造的表皮饰面化有关, 而设计者简化问题的惰力亦让人惊叹。
当然, 砌法的选择并非形成砖表皮视觉丰富性的唯一途径, 砖材表面质感肌理的选择安排甚或更为关键。以阿尔瓦·阿尔托 (Alvar Aalto) 为例, 他在1952 年着手建造的实验性自宅 (Muuratsalo Experimental House, 1952-1954) 中, 即充分研究过如何发掘砖表皮的这类美学表达潜力 —— 如他使用不同模数的砖进行编织 (图2) , 围合内院的墙面与地面一共被分为50 多个不同部分, 每部分均以不同方法拼砌不同的砖块形成触觉与肌理。而温习他“红色时期” (1945 ~ 1953) 对处理砖材饰面的技术性总结, 其中有两点让人印象深刻:其一是每面砖墙无序混入百分之五到八的报废焦砖打破呆板;其二是砌筑时通过每块砖在水平方向几毫米许的不规则斜倾, 形成墙面的凹凸变化和丰富的视觉效果。如此, 足能避免最常见压半砖顺砌法可能造成的整面墙观感的呆板与单调。
高度工业化的流水线往往带来人工手做痕迹被彻底清除、千篇一律、高度雷同而呆板无趣的产品。有次曾听一位砖厂老总对客户矜夸其流水线上生产出的砖一百年也不会风化变色, 我的疑问是, 我们是否需要一百年甚至几百年不会丝毫风化变色的建筑材料?时间是最卓谲超群的建筑师, 我想一件古物、一幢老建筑最打动人之处, 恰恰是时间在它们表面留下的古香古色的包浆 (Patina) 印迹。看考古家对古希腊帕提农神庙装饰细部堂皇富丽的复原模型, 其格调品位很难和今日遗迹的气象相称;同样, 只有当古罗马建筑浮华奢侈的大理石饰面经风雨消磨, 剥落殆尽, 那些曾经外貌粗俗的建造物才最终以裸露出结构与材料的真实而获得永恒之美。借王澍化用海德格尔语录所谈, 即他所理解的传统价值, 是在完美之物开始破败开始瓦解的时候能够观察到的东西。就建筑的材料性而言, 也不妨说建筑材料的恒久之美呈现于其在时间侵蚀下衰败发生之时。如何善用表达这种材料性特质, 恐怕正是值得留心此道的设计者推敲琢磨的主题。
当然, 把砖用作砖, 形式体量的“ 厚重感”表达或更为关键。格雷夫斯 (Michael Graves) 在八十年代有段访谈, 曾谈到“厚重”的古罗马遗迹对康的启示和影响。他说康有次和他聊, 说他很后悔浪费了人生太多时间去做一名摩登建筑师 (modern architect) , 他说, “麦克, 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要把墙体做到足够削薄, 直到我去了罗马……”然则, 其时以钢筋混凝土和钢结构唱市场主角的美国, 恐怕并无多少让他在砖建筑设计中表达这种“厚重”的空间。倒是英国法裔工程师布鲁内尔 (Marc Isambard Brunel) 1813 年发展的那套更为廉价的配筋砌体结构在第三世界国家大行其道, 俨然另一面貌的“全球化”, 为他提供了这种舞台。因此, 也不妨说是艾哈迈达巴德 (Ahmedabad) 和达卡 (Dhaka) 的现实语境成就了康追求“厚重”的愿望。 (图3)
康虽然在对砖的材料性阐发方面, 话语很绝然, 但他对于具体施工建造的态度, 又是戒慎戒惧的——例如他一度因对配筋砌体结构应对地震应力以及风化问题不是很有把握, 很犹疑要不要在印度和孟加拉两案中使用砖砌体;而权衡之下, 大概还是认为是为最合理的选项——印度次大陆基于其莫卧儿帝国时期伊斯兰砖石营造传统的余韵, 不乏砖工技艺精湛的匠人, 这些或都是促成他最后选择砖作为主材的原因。同样, 也是基于抗震方面的考虑, 他在艾哈迈达巴德项目中对大部分砖拱使用了钢筋混凝土拉杆梁做结构加劲, 并把这种基于结构安全的妥协纳入为新的形式构图要素。
粗瞥烧结砖的历史流变, 这种至少有五千多年可查证据的古老人造砌块, 首次达到制造与砌筑工艺、以及大型工程施工技术组织的成熟无疑是在古罗马。古罗马时代把砌筑施工作业的组织分成具有特定功能的不同部分, 导致了以高度结构与功能复杂性为标志的建筑大发展。古罗马建筑中砖石砌筑的手法与工艺异常丰富, 许多基本原则一直延用至今。或谓古罗马城以华贵奢靡的大理石贴面为外观特征, 其实并不尽然, 刘易斯·芒福德 (Lewis Mumford) 在其《城市发展史》中点评过古罗马城不同时期砖建筑这种“真纯坦率” (chaste straightforwardness) 和“骄奢淫逸” (voluptuous) 风格的差别, 后者应是前者技术完备后的高度装饰化结果。
罗马帝国覆亡后, 是随伊斯兰教勃兴而四处攻城略地的阿拉伯人, 完整承接了从砖材生产、砌筑技艺到施工组织的知识经验, 并结合波斯萨珊王朝、印度次大陆等不同地域的营造传统另有出人意表的发展。伊斯兰砖建筑编织性 (Weaving) 与实体感 (Monolithic) 兼具, 概因其高度复数化装饰图案整体呈现为均质表皮的视觉观感, 因此其编织感的装饰细节并不破坏体量 (图4) 。而由古典时期直至前工业时代的17 世纪的砖建筑, 基本由此而臻至。欧洲同期的砖建筑水准, 则是因知识技艺的完全丧失而全面退化。直至12 世纪下半叶, 欧洲基督教学者和犹太教及伊斯兰教学者聚首西班牙托莱多 (Toledo School of Translators) 合作译经, 重建欧洲黑暗时代 (Dark Ages) 被严重损毁的知识体系。后经意大利文艺复兴, 再到产业革命, 砖材挤压成型机和连续环形窑相继在1854年和1858 年的柏林被发明, 引发了砖的生产革命, 局面终于又再为之一变。从那时起到今天, 从挖掘粘土到砖材煅烧的整个过程在所有工业化国家成为一个可被控制、调节的全自动化过程, 作为技术发展的结果, 砖的制造从根本上被改变。
如本文开篇所谈到当代砖建筑的普遍今不如昔, 今天的欧洲, 传统建筑技术与手工技艺的退化, 俨然成为新的问题。2012 年耶诞, 在奥斯陆友人家做客, 男主人早年曾做过很长一段砖建筑施工管理。和他谈及对挪威著名现代建筑师谢·伦 (Kjell Lund, 1927-2013) 砖建筑作品今不如昔的观感。他认为, 基于不同营造传统,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诸国以丹麦人圬工最精, 丹人 (Danes) 圬工多性情豪放, 喜烈饮, 逢其酒酣, 其施工工艺往往亦随之踉跄变化, 趣味无穷……惜今日欧洲工作场所严格禁酒, 刻板有余, 此景不存。他最后总结说, 今天挪威全国不过三两家砖厂, 技艺精湛的匠人难觅, 因此使用砖作为建筑主材, 已然是花费不菲而效果依然差强人意的选择。谢·伦所设计砖建筑的昔胜于今 (图5) , 大概也与此有关。的确, 一个建筑从设计到实施, 设计者面临的是一个庞大的系统, 每个阶段参与者的变化, 都在影响它的最终面貌。
我想, 全球化自由市场、类近的现代建筑师教育培养机制, 以及日渐趋同的建筑材料生产和施工建造方式所构成的专业大背景下, 较之于欧美日本这些发达国家, 中国幅员辽阔地理空间下的现代化发展不平衡, 以及由此带来的可能尝试不同营造体系的实践机会尤显可贵。怎样充分利用并发展这种丰富性与机会, 并由此做出吾人特有的表达, 是值得每一位有心此道的同侪认真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