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陷阱（精选十篇）
收入分配陷阱 篇1
贫富分化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而作为“亚洲四小龙”的韩国, 素以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分配又能保持大体公平著称。作为衡量收入分配公平的指标———基尼系数, 在韩国一直处于一个较低水平。韩国经济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起飞, 1965年时基尼系数为0.34, 1975年和1980年时, 基尼系数达到最高值0.39, 随后逐步下降, 1995年时为0.28。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 韩国作为重灾国, 失业率大幅提高, 各阶层的收入差距有所扩大, 基尼系数略有回升, 但始终没有超过0.4的警戒线, 处于收入分配相对合理的区间内。韩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的收入分配措施值得我们研究。
一、不断完善个人所得税
韩国个人所得税制度具有较长历史。自1945年起, 韩国对个人所得税单独立法。韩国个人所得税分为两大类, 即分类所得税和综合所有税。分类所得税的征收对象是个人通过长期积累形成的收入, 如个人退休收入、不动产转让收入和林地收入;综合所得税征收对象为个人经常性取得的收入, 如利息收入、不动产租赁收入、商务收入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 韩国的《所得税法》几经修改, 保留了分类所得税和综合所得税的基本框架, 但个人所得税征收办法更加细化。
韩国的综合所得税以家庭为计税单位征收。国际上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以个人为计税单位的征收方式;另一种是以家庭为计税单位的征收方式。各国实践证明, 以家庭为计税单位的征收方式考虑到了纳税人的自然状况, 在征收中考虑家庭之间的差异, 是化解社会收入不公的方法之一。
为了照顾低收入人群和弱势群体, 韩国在征收个人所得税方面采取免征、低税率、所得扣除等措施。韩国个人所得税的“免征点”是年收入1 500万韩元以下的家庭 (以四口之家为标准) 和年收入482万以下的个体营业者。教育费、保险费等中国认为不属于个人所得税的税项, 在韩国也被列为劳动所得税项下进行征收, 并且为这些征税项目设定了不同的起征点。例如, 教育费支出起征点为小学、初中、高中学生每人每年为200万韩元, 大学生每人每年为700万韩元;年金储蓄起征点为每人每年240万韩元 (以实际存入的金额为准) ;购买住宅资金的起征点为1 000万韩元。
在所有财产中, 住房是贫富差距最明显的标志之一。城市化加速阶段, 韩国在住宅的流转、保有、继承各环节建立了完整的税收调节体制, 力求全面保护自住需要、挤压投资投机需求。例如, 在住宅的流转环节, 1970—1980年的城市化高速期, 对房屋转让收益在3 000万韩元以下基本税率为40%, 加上防卫税和住民税附加, 实际税率为47%—51%, 其上实行快速累进, 最高税率为60%, 加上附加税后实际税率为70.5%—76.5%。对转让非高档住宅的1世代1住宅 (一家一屋) 所得免征所得税, 但是对拥有高档住宅的家庭 (哪怕只有一套) 及商住两用住宅的仍然适用累进所得税率。依靠边际税率高达75%以上的累进个人所得税, 使相对稀缺的有限住宅资源能较为均等地配置, 尽量缩小由此带来的贫富差距。
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韩国社会保障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 从理念到政策都经历了不断的探索和创新。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 韩国开始建立社会保障制度。1961—1979年间, 朴正熙政府实行国家主导型经济开发政策, 以经济发展为先, 主张“先发展后分配”, 制定了《船员保险法》、《军人年金法》、《军士援助补偿法》、《儿童福利法》等十多个有关社会保障的法令。
1987年7—9月间, 韩国发生了多起罢工、示威等劳动冲突, 包括停工、自发罢工和示威。为了减少快速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所带来的社会问题, 韩国的社会保障开始立足于普遍主义, 扩大了适用对象的范围, 不但包括特定阶层, 而且还覆盖了一般国民, 到1995年, 逐步形成了雇佣保险、年金保险、健康保险和产灾保险等四大社会保险。以雇佣保险为例, 韩国的雇佣保险制度于1995年7月开始实施, 是四大社会保险中实施最迟的险种。但雇佣保险不同于失业保险, 它不限于对失业者进行救济, 而是扩大到提升素质、扶持自立、支援创业等层面, 不断扩展和充实。具体而言, 雇佣保险制度所推行的事业系统由就业稳定事业、职业能力开发事业、失业给付事业和母性保护事业四大事业构成。其中, 职业能力开发事业以雇佣保险基金作为财源, 通过对雇主和职工的支援, 诱导自发性、持续性培训的“激励”制度。对企业主的支援分为教育培训支援、带薪脱产培训支援、企业内培训支援、购置职业培训设施、装备贷款等, 支援金额为教育培训的70% (优先支援对象企业为90%) , 对劳动者的支援包括再就业培训支援、培训奖金支援、劳动者学费贷款等, 支援的金额为培训所需费用 (不得超过100万韩币) 外加培训津贴 (一般为当年最低工资的70%) 。
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造成了大量的破产和失业, 出现了连锁社会问题。1998年, 金大中政府执政以来, 以应对经济危机的生产性福利为理念, 提出应该为有劳动能力的人提供工作岗位, 其他人则应该由国家保障其最基本的生存权力, 由此对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进行了再设计, 相继制定了《国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1999) 、《家庭暴力防止法》 (1998) 、《父母福利法》 (2002) 、《儿童福利法》 (1999) 、《残疾人福利法》 (1999) 等一系列法令。
2003年, 卢武铉政府执政以来, 将“参与”和“脱离威权主义”设立为政治方向, 在社会保障方面提出使发展与分配达到良性互动均衡的参与性福利理念, 继承和发展金大中政府的生产性福利, 同时适应社会的变化, 反映出新的福利需求和市民社会的成熟。2006年9月20日, 卢武铉在出席社会服务领域创造就业机会报告会上表示, 如今, 不能解决就业和国民福利问题的单纯经济成长时代已经结束, 如果提高国民福利和经济成长不成正比的话, 经济将不会真正取得成长, 也不会持续获得成长, 经济成长的意义将荡然无存。
三、规范分配秩序, 破除经济垄断和政治腐败
经济垄断和政治腐败会带来很多不合理和不合法的收入, 是造成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 也是民众反响最为强烈的地方。20世纪60年代以来, 韩国在经济起飞过程中, 有意识地在各行业扶持重点企业, 形成独特的财团现象。这些财团为韩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做出了贡献, 但也带来了极少数企业高度垄断市场的弊端;另外一方面, 长期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造成行政权力的过度集中, 催生腐败。20世纪80年代, 各种非法政治献金和官员贿赂丑闻频发, 成为韩国历史上腐败最为猖獗的时期。
为规范公平交易行为, 限制市场垄断, 1980年12月, 韩国政府公布了《限制垄断及公平交易法》 (简称《公平交易法》) , 3个月后正式生效, 此后该法又历经多次修订和完善, 成为韩国反垄断的根本大法。1981年, 韩国政府单独设立了对垄断和不公平交易问题进行统一管理的部门———国家公平交易委员会。据统计, 从1981年成立到2007年, 国家公平交易委员会共查处各类不公平交易和垄断行为案件10 985件, 在维护市场的公平秩序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为遏制腐败, 1993年2月27日, 金泳三就任后第三天即公布自己及家人的财产情况。随即开始强力推进最困难、最富于挑战性的反腐措施———公职人员财产公示制和金融实名制。这场反腐风暴惩治了大大小小五千多名贪赃枉法的政府官员, 其中包括国会议员、法院院长、部门长官、空军和海军总长等大批高官显要, 使腐败高发势头得到有效遏制。此后历届总统沿着制度反腐的思路, 不断加强反腐败的制度建设, 财产公示目前已成为韩国公职人员的“例行公事”。在此基础上, 2001年7月, 韩国公布了系统可行的《防止腐败法》, 于2002年1月予以施行。《防止腐败法》建立了国际组织、政府部门、民间组织和个人之间互动的反腐败网络。例如, 根据此法, 向举报腐败公职人员的人支付奖金, 按照受贿额追缴额或国库损失预防额的规模, 以分级定率方式决定, 其最高限额可达10亿韩元。上述举措在一定程度防止了腐败问题的发生, 维护了正常的分配秩序和社会的稳定。
四、加大教育投入, 强调教育均衡
韩国自古以来有重视教育的传统。1953年, 政府规定了影响韩国现代发展深远的小学6年制义务教育, 教育人力资源部负责制定和推行教育政策, 政府对教育基本政策给予指导并提供财政资助。教育资金由中央统一筹集, 政府拨款占学校预算的绝大部分。教育数量方面, 20世纪60年代普及小学教育, 70年代普及初中教育, 80年代普及高中, 90年代普及大学。2007年, 初中入学率96%, 大学入学率82.8%。教育投入方面, 1965—2001年间, 韩国中央政府的教育预算一直保持很高的比例, 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 基本上在20%以上, 1997年教育预算占政府总体预算比例达23.9%, 占GNP的4.4%, 在新兴工业化国家中位居前列。
教育是人类实现自我和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手段, 教育平等是社会平等的必要条件。为减轻由教育所带来的能力差异, 1974年, 韩国推行“教育平均化”政策, 提出“公共教育正常化”、“减少私教育费 (补习班费用在韩国被称作‘私教育费’) ”、“教育让大多数人满意”等口号, 实施教育统一化, 强调整齐划一, 每个阶段所有的学生使用统一的教科书, 废除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的考试, 学生多就近入学。在此过程中, 严格执行“三不政策”:即“不允许高校自主举行入学考试、自主招生;不允许各高中学校按高考成绩划分重点、非重点校;不允许私人捐款入学”。当然, 此举也引起了副作用。很多韩国家庭为了回避“教育平均化”, 让孩子从小就到国外接受教育, 掀起了中小学生低龄留学热;另一方面, 为了让孩子将来能考上名牌大学, 在平均化教育之外增加竞争力, 接受私教育的人数不降反增, 家长付出昂贵的私教育费和精力, 学生不堪其苦, 这一点与中国类似, 甚至比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也是韩国教育亟待突破的一大困境。
五、支持农业发展,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20世纪60年代开始, 韩国大力发展工业化。随着工业化进程的迅猛发展, 韩国城乡收入差距逐步拉大, 城乡收入差距的最高值是1970年, 城乡收入比为1.64。
1970年, 韩国政府启动“新村运动”, 开始了韩国近30多年来缩小城乡差距、工农协调发展的第一步。实施了近十年的“新村运动”, 旨在引导农民参与农村的经济社会建设, 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新村运动”的核心是教育和培训, 从中央到地方都建立了相应的教育和培训机构, 培训内容包括地区开发、意识改革、领导培养、素质提高、技术推广等。教育与培训使农民树立了“自立、自助、勤勉、合作”的思想观念, 农民自主意识的提高是农民收入提高、城乡差距缩小的一个重要原因。
韩国人多地少、农业资源匮乏, 农业劳动生产率低, 基本上以小农业生产为主, 因此, 韩国农业长期以来都依赖于政府的扶持。扶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对粮食生产实行高额补贴, 保护国内农产品价格, 对进口农产品实行配额制度以及高额关税;开发和推广粮食丰产品种;倡导经济爱国主义, 号召国民消费本国农产品。韩国的农业补贴占GDP的4.7%, 居全球前列。此外, 还通过分散工业、新建教育文化设施、疏散政府等措施, 合理、有序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人口。据韩国《农林统计年报》显示, 1970年韩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为44.7%, 1980年为28.4%, 1990年下降到18%, 2005年下降到6%。农民在其他非农部门大量兼业, 农民收入增加更为迅速, 城乡收入分配发生了显著变化。20世纪90年代初, 韩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已经占到城市居民收入的95%, 城乡收入差距已基本消失。
另外一方面, 由于农村劳动力的大量流失, 农村人口老龄化严重, 在农业方面, 韩国政府始终面临着如何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保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稳定农民收入等问题。
观察和分析韩国在面临“中等收入陷阱”阶段所采取的收入分配政策, 我们不难得出结论:要摆脱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和贫富差距扩大之间的“发展魔咒”, 不能光靠市场经济的自然走向, 政府必须在分配领域发挥必不可少的作用。具体操作方面, 收入分配的调节涉及到分配的起点、过程和结果等环节, 是一个系统工程, 不能指望毕其功于一役。政府一定要有全局的和整体的眼光, 要有清晰的路径和方向。要充分发挥财税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作用, 适当向低收入者倾斜;要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清理和整顿收入分配秩序;要加强教育, 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技能;要协调城乡发展, 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唯有如此, 才有可能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创造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 才有可能维持经济的快速平稳增长。
参考文献
[1]金钟范.韩国社会保障制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收入分配陷阱 篇2
摘要：2013年11月12日，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到，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要促进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目前，中国正一步步逐渐成为中等收入国家，针对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和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现实，本文探讨了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分析。
关键词：收入分配；经济增长；中等收入陷阱
一、本文的背景和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以出口和投资为主要需求拉动经济的增长方式使得中国经济取得了飞跃式的发展，人均GDP从1978年的155美元增长到了2013年的6747美元，中国也从低收入国家成为了中等收入国家。然而，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受到环境和资源的约束，无法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而且由于可能受到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影响以及一些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的挑战，以往以简单再加工商品为主的出口方式也面临不可持续的问题。“中等收入陷阱”是2006年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指的是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徘徊的一种状态。我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收入分配差距也在持续地扩大，2011年中国基尼系数突破0.55，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从经济学理论和国际经验看，中国现阶段如此严重的收入分配差距很可能成为使中国经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因此，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对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意义重大。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2.1国外对收入分配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研究
R.Benabou（1996）通过对1992-1996年间的13个计量研究，发现其中有9个结论是表明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负相关性。Persson和Tabellini（1994）则通过对九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研究数据进行分析，得到收入差距的扩大将会显著阻碍经济增长。Kaldor（1956）则认为富人的边际储蓄要高于穷人，收入差距越大，富人的财富就越多，从而导致更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进而有利于经济增长。菲利普·阿吉翁等（1997）认为当资本市场还未成熟，机构种类繁多，不仅不易于实现公平和效率，相反，会造成效率的损失。布拉姆巴特（2007）指出，过大的不平等可能会成为经济增长的巨大障碍，原因是低收入者可能会因为得不到信贷，而丧失投资机会，这些都会成为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使得有效的投资减少，而不利于经济增长。Foellmi和Zweimuller（2006）认为收入差距扩大对于创新者有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他们认为收入差距扩大，富人变的更加富有，那么创新者提供给富人的价格会上升。另一方面，由于收入差距的扩大，能够承担起创新产品的消费者少了，即整个市场对于创新产品的需求变小了。最终，在Foellmi和Zweimuller（2006）的模型里，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收入不平等能够促进创新，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率。
2.2国内对收入分配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研究
袁志刚、宋铮（1999）认为如果消费函数是一个凹函数，在收入总额不变的情况下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可以提高居民总体的消费水平，从而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增长。蔡昉（2008）认为改善收入分配既是当务之急，又是发展阶段所决定的长期任务。由于很高的贫富差距一方面会增加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一方面不利于消费的增加，从而影响增长的可持续性。魏之川（2006）则以企业为出发点，他的研究结果表明应当鼓励企业向落后地区转移，吸收当地剩余劳动力，从而可以从多个方面缩小收入差距，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而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杜传忠、刘英基（2010）则从制度的角度，认为应当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实现民富国强、让老百姓普遍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是有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途径。乔俊峰（2011）认为中国应着力从创造社会流动性、合理分配教育资源、发挥税收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再分配效应等方面入手，制定社会均等化政策，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孔泾源（2012）认为收入差距过大，不仅造成国内居民消费不足，而且引发社会矛盾激化，不利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三、中国收入差距过大给防范“中等收入陷阱”带来的问题
第一，收入差距过大容易造成社会动荡由行政垄断、非法所得和经济体制的不完善等原因形成的不合理的收入差距过大的情况，会引发更大的不公，社会上的贫穷人口也随之增加。
第二，收入差距过大会减少全社会消费需求，不利于消费结构升级。收入差距过大，会增加全社会低收入者的数量，使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降低，从而使整个社会的需求小于供给，会影响到供给者的积极性，导致整个社会的产出下降，整个社会的消费结构升级滞后，最终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三，收入差距过大导致劳动者缺乏工作积极性，导致创新能力下降。劳动者如果缺乏积极性，就会影响所在行业的劳动生产率。
第四，收入差距过大影响市场经济稳定发展。
第五，收入差距过大阻碍技术创新。
第六，收入差距过大不利于我国农村过剩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四、解决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防止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政策建议
第一，增加国内需求。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医疗保障制度。加强对于科技产品的投入力度和财政补贴。增加新的消费需求。淘汰国内的落后产能。
第二，缩小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努力完善劳动力就业市场，保障劳动者平等就业的权利。加强对垄断性企业工资收入的监管。继续加强西部大开发战略，努力缩小东西部地区差距。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增加对低收入者的财政补贴。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增加城镇居民就业率。
第三，缩小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加强对农村居民的职业技能培训，尤其是低收入者的技能水平。加強对农村低收入者的财政补贴，保证其生活需求。探索对农村高收入者的财产性收入增税。对于农村高收入者的财产性收入增税有利于减小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建设完善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
第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增加农村教育设施建设，提高农村教育水平。完善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劳动合同制度。大力发展城镇企业，为农村经济增添活力。
五、小结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增长历程，主要是依靠资本投入驱动经济增长，然而根据经济增长相关理论，资本只能拉动短期的经济增长，不利于我国长期的经济增长，使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临挑战。中国政府要把党和人民紧紧团结起来，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进一步促进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加大税收调节力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收入分配调控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建立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清理且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总之，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任重而道远！（作者单位：贵州大学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11，12
[2]蔡昉.中国如何跨越“中低等收入陷阱”[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8.
[3]魏之川.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J].天津经济，2012（4）.
[4]杜传忠、刘英基.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陷阱”及对我国的警示[J].理论学习（山东），2011
收入分配与中等收入陷阱之间的关系 篇3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概述
人均收入水平达到中等阶段之后, 之前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被隐藏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使得社会结构发生了十分深刻的变化, 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同时, 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原因, 将很可能会导致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不足, 出现经济增长停滞甚至经济倒退的情况, 从而无法进入到高收入行列。由此可以看出, 中等收入陷阱属于经济增长方面的问题, 可能导致经济增长出现停滞或倒退。在各国经济发展当中,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只有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才能实现经济水平的进一步增长。
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历来看, 进入中等收入行列之后, 很多国家会面临两种情况, 一种是能够继续实现经济发展, 成功进入高等收入行列。另一种则是无法实现经济水平的进一步增长, 从而在中等收入行列中徘徊不前。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表现为, 当一个国家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 国内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 社会稳定程度受到很大影响, 产业结构无法再进行优化和升级。同时, 城市化进程过快所引发的各类问题日益凸显, 过于依赖对外经济也使其很容易受到外部经济冲击。
二、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
(一) 正相关
在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之间, 正相关的关系主要是在不平等的收入情况能够对经济的增长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中体现出来的。在发展情况不同的国家或地区, 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也不相同。在经济不发达地区, 如果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 那么经济增长就反而越缓慢。而在发达地区, 如果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 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就越大。
(二) 负相关
在政治-经济机制之下, 如果政府将财政支出全部用在生产方面, 就能够发现, 在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之间, 还存在着负相关的关系。收入平等的社会通常教育投资率、经济增长率较高, 而人口生育率较低。如果收入不平等程度很高, 将会对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产生负面的影响, 从而使经济增长率和投资率下降。
(三) 非线性
在一些高收入国家当中, 经济体在由工业前向工业文明过渡的时期, 在前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 会伴有收入差异的扩大, 而后逐渐趋于稳定, 最后逐渐缩小。这就证明了, 在高收入国家中, 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呈正相关的关系, 而在一些中低收入国家中, 呈负相关的关系。
三、中等收入阶段的收入分配情况
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当中, 收入分配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组成内容。收入分配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收入分配差距对社会稳定性的影响, 另一方面是收入对消费的决定性作用。一些已经成功进入高收入行列的国家, 其在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基尼系数基本保持在0.25-0.37之间。其中, 全国20%的人口, 大约拥有了社会40%的财富。不过, 在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 这些群体所拥有的社会财富比例大多有所下降, 而其它收入群体的收入比例有所增加, 提高了经济成果的分享程度。
例如在过去的日本, 人均GDP较低, 社会的贫富差距和财富拥有比例差距十分巨大。在随后的发展中, 财富开始逐渐偏向于高收入者, 进一步扩大了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财富比例差距。而在一段时间之后, 低收入群体拥有的财富比例也开始逐渐上涨, 而最高收入群体拥有的财富比例却有所下降。随着更进一步的经济发展, 日本成功的实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 进入到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在这一过程中, 日本政府和社会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平衡和调整, 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收入分配与中等收入陷阱之间的相互影响
(一)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
收入分配主要包含了收入分配结构、收入分配差距和收入分配秩序。目前, 我国收入分配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收入分配的差距过大, 在国民收入当中, 劳动者的收入比重偏低。而在收入分配差距当中, 又包括了地区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居民收入差距等方面。
(二) 科技创新难度增加
要想实现科技创新, 就要保证良好的人才培养和充足的技术投入, 而这两方面的内容, 都难以在短时间内取得成效。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初期, 为了能够促进科技的快速发展, 实行了大量管理经验、人才、外资的引进, 但是由于各方面原因的限制, 这种利用市场换技术的策略, 却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三) 收入分配的社会矛盾增多
在中等收入陷阱的阶段, 各类社会问题和经济增长的结构性调整交织在一起, 收入分配可能形成经济增长不稳定的情况。因此, 在这一阶段, 社会结构的变化较为明显, 容易激化各种矛盾。在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 各方面的经济问题也逐渐凸显, 给收入分配增加了更大的难度。例如房价和物价的上涨、社会、医疗、教育保障制度的不健全等。
五、我国利用收入分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优势
(一) 深化各项改革措施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转变。经过快速发展, 我国的收入水平已经步入中上等国家的行列。在实际发展过程中, 我国在服务领域和商品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基本已经达到目标。
同时, 在政府职能、收入分类、要素价格等方面的改革也在不断深化。行政体制、财税金融、医疗卫生、教育、国有化企业等方面的改革也在不断进行当中, 对于这些方面的收入分配也逐渐趋于合理性。这样, 对于我国保持较长时间的稳定发展具有极大的保护作用。
(二) 扩大内需市场
近年来, 我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 一直在注重拉动内需的发展, 国内的消费市场发展速度十分迅速, 国内市场的规模也得到了极大的扩张。这些发展和变化, 对于降低对外经济的依赖性, 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来说, 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 优化产业结构
近年来, 在国家政策和市场经济的作用之下, 我国的产业结构正在不断的朝着合理化的方向发展。第一产业的比例逐渐下降, 第二产业比例保持稳定, 第三产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和提升。各个产业之间的收入分配也有了明显的好转。
而在工业生产方面, 由于之前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外部需求大大减少, 出口量大幅降低, 从而使我国不得不加快了产业结构的升级, 对我国工业生产的升级和转型提供了十分良好的条件。
在服务业方面, 则表现为生产性需求的扩张, 新型服务消费的增长, 能够增加制造业技术投入, 从而起到发展经济的作用。由此可见, 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 对于经济的持续增长,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收入分配陷阱 篇4
近来，国外诸多媒体谈论中国时都提到了一个短语——中等收入陷阱，意即当一个国家的公民跨入中等收入水平之后，就会出现贫富差距拉大、群体事件增多、经济发展止步甚至倒退等一系列的矛盾与瓶颈。那么，保险业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时，又该如何作为呢？
我国保险业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这些挑战集中体现在：
外部经济环境更加复杂。保险业与国内外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对利率、汇率和资本市场的依赖度和敏感度日益加深，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国内经济快速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題，以及金融市场化的改革，都增大了保险市场运行的复杂性。
金融市场竞争更加激烈。近年来随着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不断创新，银行、证券、保险等不同行业之间产品替代性不断增强，保险业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必须主动适应人民群众的风险保障和财富管理要求，不断提升行业核心竞争力和产品吸引力。
传统发展模式的问題更加突出。长期以来行业形成的高投入与低产出的问題进一步凸显，人民群众多层次的保险需求与产品服务创新能力的差距进一步扩大，行业基础的薄弱与金融风险的复杂性之间的矛盾进一步突出，加上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传统的粗放型发展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
风险防范任务更加繁重。除了产品定价风险、巨灾风险、退保风险、偿付能力风险、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等风险需要时刻保持警惕外，随着金融产品、交易模式、资产转换等领域的多元化和复杂化，保险业防范风险的难度更大、任务更重。
据说，当一个国家迈入中等收入水平后，就会出现类似以上的这些问題，但我不这样认为。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国家人均GDP在5000到10000美元的阶段，往往是保险业的快速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居民的消费更多从衣食住行等有形商品转向安全保障、养老医疗、教育娱乐等无形商品，保险需求会出现大幅增长，保险业发展速度会明显高于GDP增长速度。2010年，我国人均GDP为4500美元，按照“十二五”年均增长7％的目标，“十二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保险业都将处在快速发展阶段。因此，我觉得所谓的“中等收入”不仅不是“陷阱”，反而是“陷饼”。只要把握得当，完全能够促进保险业的深化发展与飞速前进。
当然，“陷饼”不会从天而降，需要我们为之付出努力。我认为，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当今，保险业应重点提升四个能力：
1、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力提升保险行业综合竞争能力。未来一个时期，保险业要以市场化改革和转型升级为动力，逐步实现从传统保险业向现代保险业的转变。
加强市场建设，着力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保险市场体系。构建现代保险市场体系，能够合理配置保险资源，避免闲置和浪费，提高保险业运行效率和发展活力。要通过优化市场结构和布局，积极推进保险市场对内对外开放，推动城乡保险市场、区域保险市场统筹发展，扩大市场深度和广度。要通过健全价格形成机制，探索推进产品费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保险营销体制改革，推进要素价格市场化。要通过加大保险市场秩序整顿规范力度，营造良好市场运行氛围，促进市场公开公平竞争。
加强企业建设，着力打造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和效益良好的现代保险企业。保险企业是保险市场的微观基础。只有实现保险企业的现代化，才能推动保险市场和保险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
加强监管建设，着力完善科学合理、专业高效的现代保险监管体系。监管的现代化是保险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十二五”期间，要适应我国保险市场发展实际，借鉴国际金融保险监管有益做法，进一步完善既符合我国实际又与国际标准趋同的现代保险监管体系，发挥监管引领和促进保险业稳健发展的作用。要推进监管的专业化，继续丰富和完善偿付能力、公司治理和市场行为“三支柱”监管框架，提升监管工具和监管方法的技术水平。要推进监管的规范化，以制度建设为重点，建立健全覆盖面宽、操作性强的保险监管法规和制度。要推进监管的国际化，适时推进国际保险监管标准在我国的适用工作，积极参与全球统一保险监管规则制定，提高我国保险监管的国际话语权。着力健全资产管理业务流程，加强主要风险和风险要素的管控，完善具有偿付能力、投资能力、投资比例和托管机制约束的风险控制机制。
2、充分发挥保险功能作用，大力提升保险行业服务能力。“十二五”时期，保险业要继续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围绕城乡居民的保险需求，加强和改进保险服务，使保险业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到更广大人民群众。
扩大保险覆盖面，不断提高保险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渗透度和贡献度。我们要通过不懈的努力，积极发展关系国计民生的保险业务，不断丰富保险产品服务体系，争取“十二五”期间我国保险深度达到5%，保险密度达到2100元，保险的“经济助推器”和“社会稳定器”作用得到更好发挥。下一步，要大力发展商业养老和健康保险、农业保险、出口信用保险、科技保险等业务，支持保险资金在风险可控条件下投资国家基础产业、重点工程建设和新兴产业建设，为国家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服务。
创新保险业务模式，探索保险业参与社会风险管理的有效途径。保险兼顾金融特征和风险保障属性，这是保险业与其他金融行业相比的特有优势。今后一个时期，保险业要深入推进保险产品、服务和营销模式创新，为越来越多的个人、家庭、企业和社会组织提供良好的风险管理服务。要结合社会管理创新的需要，积极发展相关领域的责任保险，辅助政府创新公共服务方式。
优化资产负债管理，充分发挥保险资金在服务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作用。要结合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探索保险业参与养老和医疗体制改革的新途径。加强保险资产战略配置，适时调整保险资金投资政策，稳定和提高投资收益。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稳步推动保险资金投资不动产、未上市股权，不断拓宽保险资金运用的管道和范围。要鼓励保险资产管理产品创新和开拓第三方资产管理业务，满足居民多层次财富管理需求，促进金融市场建设和分散金融市场风险。
加强保险诚信建设，切实维护保险消费者利益。保险消费者是保险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只有切实维护好消费者利益，保险业的发展之路才会越走越宽广。实践也证明，在消费者利益保护较好的地区，群众对保险的功能和作用有了更加深入的信任和了解，保险需求被更多地激发出来，保险业发展就好；在一些消费者利益保护不力的地区，群众对保险产生了误解和不满，保险需求受到抑制，保险业发展就慢。
3、建立健全风险防范体系，大力提升保险行业抵御风险能力。着力完善防范化解风险的制度机制，不断提高风险防范的技术水平，是今后一个时期保险业安全稳健运行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保证。要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监管机构和行业组织的作用，努力形成合力，构建起全面覆盖、全程管理、全员参与的风险管理体系。
发挥保险机构的主体作用，建立完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保险机构身处风险防范一线，直接面对各类风险，同时又是风险的直接承担者。一旦发生保险风险，首先产生损失的就是保险机构。因此，各保险机构要将防范风险放在与发展业务同等重要的位置，牢固树立稳健经营理念，切实提升保险公司风险管理的专业性，提高公司经营管理的稳健性。要积极应用现代风险管理技术，形成完善的风险识别、预警、监测、评估和处置的机制。
发挥监管机构的主导作用，建立完善审慎的风险监管体系。防范风险是保险监管的首要任务。过去几年，保险监管已经建立了以公司治理和内控为基础、以偿付能力监管为核心、以现场检查为重要手段、以资金运用监管为关键环节、以保险保障基金为屏障的风险防范五道防线。下一步，在继续完善五道防线的基础上，重点要加强宏观形势研判和风险识别预警，努力做到防患于未然。在做好风险防范工作的同时，也要考虑允许一些存在重大经营风险、出现重大风险损失，不适合继续经营的保险机构通过稳妥的方式退出市场，促进市场优化组合。
发挥社团组织的补充作用，建立完善风险防范的行业自律体系。要重点发挥行业协会的自律职能，建立覆盖全行业的自律体系，规范不正当竞争行为，促进市场公平。研究推进行业协会专业委员会建设工作。发挥保险学会作用，结合经济社会深刻变革和金融保险市场迅速发展的新形势，搭建保险理论研究平台，加强对前瞻性、基础性和战略性问題研究，为推动行业提高认识、更新理念和转变方式奠定理论基础。
4、不断夯实发展基础，大力提升保险行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着眼于保险业长远发展，突出人才队伍、技术支持和环境建设，不断加强行业基础性工作，筑牢保险业可持续发展的根基。
全面实施人才兴业战略，建设高素质的保险人才队伍。干事创业，最关键的是人才。这些年，保险业牢固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理念，在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培养了一支具有一定素质的人才队伍，形成了人与事业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局面。“十二五”时期，保险业要继续保持快速健康发展，必须把队伍建设作为基础性工作，培养一批具有国际水平、富有改革创新精神的高层次人才和行业领军人才，培养一批能力强、业务精的专家型监管人才。同时，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
深入推进信息化建设，强化信息技术在保险业的管理和应用。要加强信息化治理和制度标准建设，推进保险机构信息化治理体系建设，推动保险标准的修订完善和普及应用。要加快推进行业信息化进程，全面提升保险机构运用信息化手段管控风险的能力。
夯实保险业发展的法律基础和环境基础，营造促进保险业科学发展的良好氛围。不断完善以《保险法》为核心，保险行政法规和规章为主干，规范性档为补充的多层次保险法律法规体系。加快推进农业保险立法工作，明确农业保险定位、经营原则、监管机制、再保险保障和财税支持政策。
收入分配陷阱 篇5
第一，中国的问题不能仅从发展角度来看，更要从体制角度来看。一个国家是否处于矛盾突发期，关键在于这个阶段的体制是否适应了发展的需求，如果不适应，就难以有足够的能力推进相关的改革。如果这个国家或者地区缺乏动力推进改革，改革停滞不前，必然会积累矛盾与问题。
第二，中国始终面临着“成长陷阱”。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发展的不同阶段都面临着各种风险和挑战，解决不好，就有可能掉入陷阱中，经济增长会长期低迷甚至倒退，社会矛盾积累。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人均GDP长期徘徊，社会温饱问题长期难以解决。这实质是一种“低收入陷阱”。在高收入阶段，如果体制僵化，同样有可能出现“高收入陷阱”。从这个角度看，与其讨论“中等收入陷阱”，不如讨论“成长陷阱”，亦即一个国家和地区在成长过程中可能面临哪些陷阱。
第三，中国当前的主要挑战不是增长动力缺乏的问题，而是改革停滞的风险，是改革困境难以打破的风险。包括“中等收入陷阱”在内的“成长陷阱”，实质是体制改革不到位的陷阱。进一步而言，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改革能否推进，体制能否进一步完善，制度红利能否继续保持并且不断扩大。也就是说，在中国主要是“改革陷入困境”的陷阱，或者叫“转型陷阱”。近几年，尽管在某些方面有所进展、有所亮点，但中国改革总体上处于困境之中，一些重大改革，包括垄断行业改革、收入分配改革等，久议不决，决而难行，行而难破。如果这个趋势再不打破，恐怕中国面临的“成长陷阱”风险将会急剧放大。
第四，中国迫切需要主动改革。如果说过去30年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知识储量不足、信息不足的话，那么现在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利益问题。既得利益成为掣肘改革的根本原因。推进主动改革，关键就是要抓住利益掣肘这个牛鼻子。这就需要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要有一个超脱利益的协调机制，站在全局角度进行改革，统筹规划，协调推进，监督实施，由此真正打破利益束缚。
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篇6
曾经, 全国政协委员崔永元关于月入过万却感到钱不够花的“实话实说”引发热议, 而一则“北京上班族月收入7500元没有安全感”的新闻在网上引起广泛共鸣。
这位收入不菲却焦虑不堪的先生说:“经过一段时间的不懈奋斗, 如今我在事业上已小有成就, 但遥望未来, 心中又充满了焦虑和不安感:白天, 我依然卖力工作, 但收入增长却越来越慢, 晋升的愿望总是遥不可及, 渐渐地对工作产生倦意;到了晚上, 打开电脑, 看到精心挑选的股票和基金总是越买越亏, 心中不免叹息‘你一理财, 财就离你’;打开电视, 发现93号汽油都已进入‘8’时代, 上海车牌更是直冲6万元, 看来买车计划还得思量下;躺上床, 老婆唠叨着丈母娘又催促赶快生孩子了, 但面对从‘蒜你狠’到‘向钱葱’的诡异物价和今后孩子的择校费、补课费、出国留学费等林林总总的潜在负债, 便只能应付说‘再等等吧’;睡觉前翻了翻报纸, 统计局说‘家庭年收入6万元以上就算中等收入阶层’的新闻在眼前突然亮了, 但想想自己年收入将近10万, 这日子却依然过得紧巴巴, 不免心中凉了一大截;闭上眼睛, 一想到马上又到房贷还款日了, 刚刚舒展的眉头又紧皱了起来, 内心深处传来汪峰的那首《春天里》:‘如果有一天, 我老无所依……心中突然有了一种想哭的冲动。”
如果你也有崔永元和上面这位“焦虑先生”的这些烦恼的话, 那便意味着你已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缘起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Middle Income Trap) , 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 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 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很多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 很快会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 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 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 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 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根据世界银行2008年公布的最新标准, 已成功迈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中国也存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两年前, 世行前行长佐利克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发布的一份权威报告给中国敲响了警钟。报告显示, 中国具备在2030年成为“高收入国家”的潜力和可能, 但假如中国不改变发展模式并反思政府在经济管理中的作用, 中国的增长引擎就有可能在今后几十年里受到阻碍, 结果中国将难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产阶层的标准和困惑
与中国在经历了快速发展后必然面临增速放缓、结构转型等压力相类似, 仔细想想, 其实我们很多人在个人财富积累的道路上, 也常常不知不觉地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事实上, 许多收入不低、职业体面的“中产阶层”便存在这样的困惑。
随着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 近年来关于我国中等收入群体 (中产阶层) 不断扩大的新闻时有耳闻, 然而究竟中国的中等收入阶层模有多大?中等收入的标准到底是多少?月薪7500元算得上中产吗?
10年前,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张宛丽就提供了一套判断中国“中间阶层”的标尺:即个人年均收入以及财富拥有量在人民币2.5万元-3.5万元之间, 购买私家车和有相应的社交文化消费。大致占就业人口15%, 当时乐观估计有1亿人。
到2005年, 国家统计局提出了一个标准:“6万元-50万元, 这是界定我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家庭年收入 (以家庭平均人口3人计算) 的标准。”按照这个标准推算, 到2020年, 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将由2005年的5%扩大到45%。
2006年, “中国新消费者特别报告”把年收入在2.5万元-4万元之间的中国家庭定义为下层中产阶级, 把年收入在4万元-10万元之间的家庭界定为上层中产阶级家庭。
2011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一份蓝皮书则指出, 根据恩格尔系数测定, 到2009年, 中国城市中等收入阶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62万元-3.73万元之间;家庭可支配收入在4.86万元-11.19万元之间。2009年城市中等收入阶层规模已达2.3亿人, 占城市人口的37%左右。
尽管由于测算标准不同, 中产标准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 但实际上国家统计局对中等收入阶层还是有一个相对明确的概念。从统计学角度说, 占社会平均收入水平和中位数收入水平之间的这个阶层都应当属于中等收入阶层。而2011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810元, 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19118元。然而人均2万元左右、一个三口之家6万元左右的年收入却很难与民众对中等收入阶层的理解契合。
由于大量在统计学上已属中等收入的人群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对他们的生活感到满意, 因此陷入了像上文中的“焦虑先生”一样的“中产阶层焦虑”中。
国家个人共同努力
事实上, 国家层面的“中等收入陷阱”和国民层面的“中产阶层陷阱”是一对难以分割、互为表里的问题组合。想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国家必须通过种种制度改革, 如缩小社会贫富差距、打破垄断行业坚冰、遏制房价过快上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措施, 只有这样, 中产阶层才能在社会财富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分享到足够的果实, 并在解除了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重压下的焦虑, 敢于消费。反过来说, 也只有当中产阶层逐渐壮大并有能力也敢于消费时, 内需才能真正扩大, 进而促使产业结构升级, 使国民经济逐渐摆脱对出口和投资的过度依赖, 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最终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换句话说, 政府更关心“中等收入陷阱”, 老百姓则更关心“中产阶层焦虑”, 其实是殊途同归, 一把钥匙可以开启两把锁。
我国如何逾越“中等收入陷阱” 篇7
“中等收入陷阱”的表现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基本特征有:贫富分化严重、经济停滞或增长回落、过度城市化、增长转型困局、社会冲突加剧、腐败问题突出、民主乱象、金融体系脆弱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主要由于以下几个原因:收入差距过大;人力资本积累缓慢, 增长模式转型不成功;金融体系脆弱;劳动力转移困难;民主进程缓慢与腐败。
收入差距拉大:收入差距的扩大达到一定程度之后, 就会由于私人消费不足而导致严重的需求不足, 经济增长将完全失去动力。这一因素在拉美国家尤为普遍 (智利、巴西、阿根廷和秘鲁等) 。
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增长模式转型不成功。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指出, 当物资资本增长到一定程度之后, 由于资本的边际产量递减效应, 经济增长必然放缓。这时技术进步 (或者说人力资本的积累) 就成为维持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如果能够在政策层面实现技术进步, 便可继续维持高经济增长率。相反, 如果经济政策不能保证这一点, 就会陷入增长停滞。这一现象在东亚国家表现较为突出。
金融体系脆弱。东南亚金融危机为这一原因提供了一个非常恰当的案例。自1997年以来, 东南亚各国已建立起大量的外汇储备作为防范危机的缓冲器, 但这可能会产生不良副作用, 即造成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泡沫。就连上世纪的日本也因为这个原因经历了“十年”衰退。
劳动力转移困难:有些发展中国家由于特殊的政治需要, 实行一定的限制劳动力转移的政策, 这些政策在经济上是没有效率的。中国的户籍制度就是这一方面的典型。类似的制度会严重阻碍城市化的进程, 拖累经济发展。
民主进程缓慢与腐败:采取渐进式改革由计划经济过渡为市场经济的国家, 政治体制改革一般都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如果这种情况发生, 行政管理的落后、腐败滋生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原本计划经济为主的国家往往还会制造出许多的行政垄断, 而一些本该竞争的行业由于行政垄断将失去活力, 进而拖累整个国民经济, 这一因素在中国已经逐步显露出来。
中国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诱因
目前, 中国人均GDP接近4000美元, 这意味着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陷阱”危险区域, 中国发展正面临着新的考验。中国长期以来的“加快增长”目标严重威胁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形成了“过度工业化、过度重工业化、过度出口依赖、过度粗放增长、过度投资驱动”的模式, 造成了官员腐败、收入分配不平等、城市二元社会 (市民和农民工) 、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许多问题, 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出了严峻挑战。“中等收入陷阱”的发生可能为多种复杂因素相互交织、作用的结果。并非单一原因所致。
(一) 经济方面的原因。经济增长过程发展的比较优势在不断减少, 土地、资源、能源、劳动等要素的成本增长, 投入边际报酬逐年降底, 如沿海地带劳动力成本提升, 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利润空间受压缩, 使国际市场竞争力变弱。还有, 中国出现所谓“超常城市化”, 城镇化加速时期带来了交通拥挤、污染加剧、公共服务欠缺、大量的犯罪、形成各类贫民窟等多方问题。
(二) 社会方面的原因。经济增长的“双刃剑”有创造性, 又有加剧不平衡及摧毁性的作用。实证研究表明, 经济增长伴随劳资之间、政府与社会、人与自然、贫富之间矛盾增多, 若处理不好, 就会出现“经济增长的负效应”, 即对经济增长形成巨大阻碍。
(三) 政治方面的原因。改革者由于最初的推动者成为既得利益群体, 从一种改革模式中获益, 可能会退化为下一步改革的阻碍者, 使得改革是在财富的存量部分做文章, 成为调整既得利益的过程。因此面临着一个“改革悖论”, 改革可能会停滞不前, 越改越难。
(四) 国际方面的原因。我国刚开始改革开放时, 西方国家普遍提出“中国即将崩溃”的悲观论调, 并抱怀疑态度。当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后, 在世界政治及经济格局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时, 他们又提出了“中国威胁论”的论调。现在, 西方国家在进出口贸易上对中国产品进行各种限制, 对中国人权、民主和民族问题的丑化攻击, 必须看到经济全球化的风险越来越大。因此, 我们面临“西风压倒东风”的格局, 中国国际环境特别是世界舆论环境并未随着中国的强大、崛起而改善, 某些方面还有恶化的趋势。
上述四种因素并非孤立存在, 它们相互作用、关联及影响, 形成了特有的“政治民主化陷阱”、“收入差距陷阱”等。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区域之间, 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拉大。中国的收入差距则早已陷入了警戒区。城乡居民的收入比一直保持在3.3以上, 并未有缩小的迹象。2008年, 全国10%最高收入组家庭的实际收入是10%最低组的55倍, 而城镇收入最高和最低的家庭相比, 差距由2005年的9倍扩大到31倍。同时, 劳动报酬严重偏低。经济学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据省际收入法GDP构成数据计算, 1990年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为53.4%, 2001年该比例降至51.4%, 2007年则只有39.74%。七年间, 中国劳动报酬占比下降了11.66个百分点。另外, 中国还存在大量的“灰色收入”。王小鲁研究发现, 近年来中国“灰色收入”规模急剧扩大, 增速也很快, 2008年中国“灰色收入”粗略估计为5.4万亿元, 与2005年相比, 三年内增长了近1倍, 远高于GDP增速。中国的基尼系数已接近临界点, 如果再计入“灰色收入”, 中国的收入差距则早已陷入了警戒区, 中国距离“中等收入陷阱”并不远, 收入悬殊危及社会和谐, 并非危言耸听。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基尼系数最高的国家之一, 这是一个极大的问题。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现实选择
(一) 加快四个转变, 推进经济转型和结构升级。一是优化需求结构。摆脱过度依赖于外需的增长循环。立足于扩大国内需求, 把经济发展根植于国内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 形成消费与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二是优化产业结构。以均衡化为目标优化多元产业结构。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 逐步实现农业由弱变强;促进工业结构优化升级, 实现工业由大变强;加速发展服务业, 实现服务业由慢变快, 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均衡带动转变。三是优化要素投入结构。加速人力资本形成, 提高技术进步以及制度化改革对经济增长的溢出作用, 推动中国经济由强调分工的粗放型的斯密增长向强调创新的熊彼特式的内涵增长转变, 并进而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和利益格局中的地位, 推进国际经济格局由失衡向均衡、再平衡方向发展。四是积极调整能源结构。目前中国还未达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 但从当前形势看高耗能产业的发展速度惊人。今年一季度, 我国生产钢材1.85亿吨, 增长28.6%;生产粗钢1.58万吨, 增长24.5%;生产生铁1.5万吨, 增长21.7%;生产水泥3.36亿吨, 增长20.3%。单位能耗是在上升的, 如果不采取特殊和强有力的措施, 我们的环境状况还会进一步恶化。不论从外部压力还是内部需求来看, 中国要改变“库兹涅兹增长”方式, 必须把提高能源效率, 大力发展新兴能源和清洁能源作为调整能源结构的突破口。
(二) 要以推动公平分配为切入点, 为持续增长培育新的基础。按照富民优先发展的基本思路,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 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调整政府支出结构, 提高公共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重。深化资源价格改革, 完善收入稳定增长机制及收入分配调节制度, 即完善按要素分配的收益分配制度。加强“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机制, 视初次分配与二次分配为有机整体, 最终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我国再分配机制“逆向调节”问题较为突出, 要从再分配环节即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总体水平及合理结构入手, 还要扩展到初次分配环节即“工资、保险、福利”三位一体的薪酬体系和税制的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向个人, 协调政府、企业及个人分配利益, 增加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协调好劳动要素所得及资本要素所得间的比例;提高对居民的再分配力度, 提高并扩大国有企业分红的比例及范围, 彻底解决国有企业经营性资本收益向居民转移机制缺失问题;统筹城乡协调发展, 进一步协调城乡收入分配二元格局, 通过土地流转进行入股、抵押、融资, 让农民获得资本赋权要素;放宽准入门槛, 实行垄断行业改革, 推行竞争机制, 以税收调节及控制价格垄断企业利润率;提高居民的长期收入预期, 完善财产性收入增长的保障机制;降低税负, 提高个税起征点, 通过结构性减税, 以减保增、以减促加。
(三) 要以循序渐进的城市化为依托, 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支持。快速城市化会带来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矛盾, 进而引起高额城市化成本, 这将大大降低城市化带动经济增长的功能。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有其中的原因。因此, 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一定要把握好城市化推进与城市化成本提高的平衡, 以逐步推进来缓解城市问题的集中爆发, 不断发挥城市化助推经济增长的功能。
(四) 要以扩大和完善国内市场为保障, 降低受外部经济波动的冲击。进入中等收入的国家易受外部经济的冲击, 造成经济徘徊。中国也会面临这种冲击, 但我国广阔且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 会成为抵御外部经济冲击的有效保障。因此, 我国在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同时, 还需要把注意力引向挖潜国内市场上来。
参考文献
[1]胡鞍钢.“中等收入陷阱”逼近中国?.人民论坛2010-07
[2]专家称我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社会建设滞后新华网2010-8
[3]高伟中等收入陷阱假说.人民论坛2010-07
探析诱因,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篇8
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2年我国主要经济指标。201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为519322亿元, 年末全国大陆总人口为135404万人, 据此, 2012年我国人均GDP为38354元, 截止2012年末,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为6.2855, 这就意味着2012年我国人均GDP达到了6100美元。
从国际经验来看, 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10000美元的阶段, 既是向发达国家迈进的机遇期, 又是本国国内矛盾的高发期, 一旦矛盾没有得到解决, 导致经济发展停滞, 就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一般来讲, 工业化进程早于亚洲经济体的拉美国家被视作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案例。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 巴西和墨西哥的人均收入不断增长, 随后逐步下降并停滞。在过去30年里, 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的人均收入水平一直停滞在美国人均收入的30%左右的水平;另外, 一些亚洲经济体经过过去数十年的发展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例如, 泰国的人均收入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了美国人均收入的20%, 却一直持续到了2010年。基于如此形势, 亚洲开发银行在《亚洲2050:实现亚洲的世纪》中对亚洲国家继续保持高速度经济增长的前景表示出堪忧, 指出一些国家必须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另外, 该报告还预测了如果亚洲经济体保持高速经济增长的结果, 到2050年亚洲经济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将达到51%;而一旦亚洲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则这一比例仅为32% (ABD, 2011) 。与拉丁美洲国家不同的是, “亚洲四小龙”的发展却成功的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门槛, 继续保持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 台湾和韩国的人均收入达到了美国人均收入的20%后, 仍然保持的经济的稳健增长, 台湾和韩国的人均收入又分别在1987年和1991年达到了美国人均收入的40%, 成功跨越。因此, “亚洲四小龙”的成功案例可以为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经验。
二、我国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分析
中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将采取何种措施跨越这个陷阱等问题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重点。经济风险必然是导致一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最主要原因, 主要表现在原有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再适应当今的发展要求。分析中国经济现状可以发现中国经济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 经济结构不合理, 内需严重不足
2008年的金融危机触发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不稳定因素, 同时也暴露出来了中国经济内需不足这一隐性问题, 究其原因就是经济结构的不合理。
首先, 社会总需求由投资、消费和出口组成, 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在结构分配上却很不平衡。2001至2010年, 我国投资率从36.5%升到48.6%, 消费率则从61.4%降到47.4%, 其中居民消费率从45.3%降到33.8%, 远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水平, 甚至低于“金砖国家”的巴西、印度。投资拉动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模式造成我国经济增长严重依赖投资和出口。投资过度则会导致经济效益低下, 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而国内消费率的持续低迷, 则表明经济发展成果没有得到全民共享, 而消费需求作为最基本的需求, 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国的经济发展速度。
其次, 我国产业结构也存在着隐患 (图1) 。首先, 2011年我国第二产业GDP贡献率为51.6%, 但是由于我国企业集中于加工组装, 处于利润链条的最低端, 由此实现的利润也是大部分被欧美发达国家企业抽走。其次, 我国第三产业的贡献率仅为43.7%, 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水平。而第三产业在于吸引就业, 拉动经济增长和提高创新能力方面有着重要作用。尽管我国最近一直在鼓励发展第三产业, 但其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仍存在问题。最后, 农业的贡献率低, 农业地位低, 粮食安全问题隐患重重。
(二) 生产要素价格提高, 增长模式转型困难
在改革开放初期, 我国凭借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吸引外资, 成就了我国经济连续数十年的快速发展。如今, 由于我国人口红利的减少, 劳动力成本大大提高。相反的是, 一些新兴经济体, 如越南等, 凭借着更加低廉的劳动力等要素成本对我国的企业造成较大的冲击。
我国的能源资源消耗巨大。2010年中国GDP占世界的9.5%, 一次性能源消耗达32.5亿吨标准煤, 能耗强度是美国的3倍、日本的5倍。电力、钢铁等8个行业单位产品平均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7%。另外据统计, 2000—2005年, 我国GDP实际增长48.8%, 能源消耗总量增长51.3%。2006—2010年, GDP实际增长56%, 能源消耗总量增长33%。由此看出, 依靠高消耗发展的方式已不再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 经济增长方式必须要改革。
说明:资料来源年《中国统计年鉴》
(三) 经济发展带来的众多社会问题
近年来, 由于社会事业和经济建设不匹配, 民生改善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 人民的收入没有得到同比例的增长, 百姓普遍感觉到“国强民不富”。
首先, 表现在收入分配不平衡, 贫富差距大。如图2所示,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指数在不断下降, 但仍处于0.4左右的高位。2011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0.363, 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0.404。以上数据均表明, 我国财富过于集中, 社会矛盾在不断积聚, 整个社会仍处于可能发生动乱的高危状态。
其次, 城市发展贵族化, 形成城乡“新二元结构”。资料显示, 我国财政支出用于社保的比重只有15%左右, 水平低、比重小、保障范围小, 远远落后于快速的城市化进程, 另外农村的社保领域依然存在着“制度空白”的现象。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告显示, 2010年全国城镇人口比例达到49.6%, 但以实际户籍为标准, 要有多于1亿生活在城里的人并没有实现真正城市化, 而是“被城市化”。另外我国阶层固化显现, 我国中间阶层只占人口总数的23%, 远低于发达国家70%的比重。社会固化由此带来的人员流动性减弱, 大大地削弱了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
说明:资料来源2012《中国统计年鉴》
经济增长方式的比例失调、产业结构的不均衡以及社会矛盾的积聚严重阻碍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 使我国随时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因此, 解决以上问题迫在眉睫。
三、吸取经验, 正视问题, 跨越陷阱
目前来看, 世界上有成功跨越的典型国家, 如韩国。韩国作为成功的案例, 我们来分析一下韩国当年采取的主要措施:积极调整需求结构, 保持较高的内需;调整产业结构, 调整制造业内部结构;依靠技术创新拉动经济增长;增加工人阶级购买力, 缩小阶级化;增加社会福利, 化解社会矛盾等。结合我国国情, 借鉴韩国的经验, 我们可以提出以下措施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一) 转换经济增长方式
要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必须要转变之前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 提高经济效率, 加强创新, 更多的依靠内生因素驱动。避免直落“陷阱”, 就要在经济层面坚持内需为主, 把扩大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提升传统产业, 如制造业等, 采用新技术提高效益, 加强员工综合素质培养, 重点培养创新素质, 强化创新, 增强竞争力;同时要积极发展新兴产业, 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扩展, 使经济增长不再过度依赖传统的比较优势。而民营企业具有解决就业, 吸收社会闲散资金, 创新活力强的特点。在此基础上, 鼓励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 对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有更好的推动作用。
(二) 不断缩小贫富差距, 构建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要想缩小贫富差距,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郑功成教授认为核心是进行工资改革。初次分配中, 政府从中获得比例过高导致企业和劳动者获得大大缩水, 初次分配应该更多的发挥市场机制, 财政分配作为辅助手段。再分配中, 应该发挥财政公平收入分配的作用, 实现公共与民间的收入分配公平化。而政府应该在财政转移支付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扩大财政补贴,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在此基础上, 消除底层社会与上层社会之间的隔阂, 提高广大居民尤其是中间阶层的收入, 让百姓真正“富”起来。
经济快速增长而导致的社会矛盾不断积压是使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停滞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 合理妥善的解决社会矛盾对于化解风险有重要意义。良好的社会环境是保证经济增长的外部条件。完善社会服务体系, 解决好群众的利益诉求, 全社会共享发展成果, 让百姓真正感觉“幸福”起来。
(三) 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
当一些拉美国家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后, 继续改革则受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干预, 致使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受限。腐败等严重的政治问题也肆意蔓延, 威胁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韩国, 在面对经济增长停滞时继续保持着市场化的方向, 民众政治自由的呼声也减少了政治对于市场经济的过度干预。相比如此, 我国则始终坚持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动摇, 合理运用政府的宏观调控, 使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看不见的手”达到有机的统一。近几年, 我国政府加大了反腐力度, 减少既得利益集团对于经济改革发展的阻碍, 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
对于由成长期走向成熟期的中国, 在庞大的经济总量上再次实现跨越, 的确任务艰巨。但是只要我们分清形势, 积极采取措施, 就一定可以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实现中国经济的再一次腾飞。
摘要：“中等收入陷阱”一词是世界银行在其2006年《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提出的, 它是指发展中国家在经过一段时间高速发展之后经济增长失速的现象。许多国家在人均收入达到美国水平的20%到40%之后, 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 迅速跻身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目前人均GDP约6100美元。然而近年来, 快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问题不断凸显, 加之今年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了明显的放缓趋势, 再次引发了对中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鉴于此, 文章重点分析可能使中国陷入陷阱的原因以及应对措施。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经济转型,收入分配,产业结构
参考文献
[1].饶龙先, 魏枫.转换增长方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2012 (2) .
“中等收入陷阱”的迷思 篇9
如果说，21世纪初“唱衰中国派”的主旋律是“中国崩溃论”，那么近年来“中等收入陷阱”说大有取而代之之态。一些人认为，中国即将或已经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因此未来发展前景将十分黯淡。
不仅“唱衰派”常把“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挂在嘴边，那些认为中国经济可以获得持续发展的一派中许多人也常常提及并肯定这一概念的存在。2015年4月，财政部长楼继伟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称“今后五年、十年，中国划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非常大，我甚至觉得是五五开”，引发轩然大波，也让“中等收入陷阱”大讨论变得越来越热烈。
年轻的概念
事实上，“中等收入陷阱”是个非常年轻的概念。
2007年，时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印德米尔特·吉尔（Indermit Gill）和时任世界银行首席顾问、现为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的霍米·卡拉斯（Homi Kharas）在《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报告中首次提及“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
按照这种概念的说法，一个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最新世行标准为人均GDP1036～12615美元之间）行列后，其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将因工资上涨而不再具备竞争力，高科技和创新能力又远不如高收入国家，因此很容易在两者间陷入发展瓶颈，出现投资产出比下降、制造业增长缓慢、产业发展多元化步履维艰，及劳动力收入上升缓慢等现象，最终无法维持其原先的高增长率。两位报告撰写人认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如果无法及时调整经济与社会发展策略，就很可能陷入经济停滞状态。
尽管“中等收入陷阱”从提出伊始就是个饱受争议的概念，但在此后多年间，这一概念被世界银行及其“孪生兄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频繁使用，在新兴国家和关注新兴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各国政治家、学者中具备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且被频繁地与中国经济相联系。2012年，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发布《中国2030：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报告，称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仅13个在2008年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大多数国家长时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报告此后在不同场合被世行和IMF引用，并被论证新兴国家发展模式的各国政府、智库和学者广泛提及;2015年，IMF总裁拉加德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30周年校庆论坛上称“中国当前最大挑战是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此后“中等收入陷阱”更成为本年度博鳌论坛的热门议题之一。
“去陷阱化”的“药方”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提出之初并未引起广泛关注，直到近几年才突然火爆，这是和中国经济增幅放缓分不开的。
2014年中国经济增速为7.4%，未能达到年初7.5%的增长目标，且创了24年来GDP增长率的新低。2015年初，《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15年度经济增长目标为7%左右，官方又在此前后推出“中国经济将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这让习惯了持续高增长的各方人士感受到不同寻常的压力。
不仅如此，在“新常态”到来前，各方“智囊”和众多政府决策层人士纷纷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意在推动和确保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政策、措施，如“腾笼换鸟”提高制造业档次、“压缩低效产能”确保“绿色GDP”、鼓励创业与创新发展、刺激内需以改变严重依赖出口市场的外向型经济结构，等等。不难看出，几乎所有上述措施都是在公开或默认地假定“中等收入陷阱”之存在，且大体遵循着“陷阱派”智囊们开出的“去陷阱化药方”。这些“药方”还给出了日本、韩国等“模板”，指出这些被他们称作“成功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少数经济体”正是遵循上述“药方”去“服药”，才最终获得了脱胎换骨的成功。
中国是个人口众多、经济结构复杂的庞大经济体，也是“未富先老”、劳动力优势难以为继的复杂经济体，更是制造产能“爆棚”，以至于全球市场也难以全盘消化的“巨人”。在这种情况下，“中等收入陷阱”说法的出现可以让决策层和整个社会居安思危，未雨绸缪，而一些改革措施，如妥善解决人口和社会保障问题，鼓励创新，提高全民素质，知识产业结构和制造业的升级换代，淘汰落后产能等，不论是否认同“中等收入陷阱”说都不得不面对、不得不努力的。
不同的声音
然而不同的声音始终存在，不少人从一开始就质疑，“中等收入陷阱”真的存在么？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早在两年前就撰文指出，“中等收入陷阱”学说成立的基础，是假定廉价劳力、技术和创新能力都是静止的，前者始终存在于贫穷国家，而后者被“锁死”在发达国家。而这种情况在当今是根本不存在的，各国资本和经营者完全可以打破国境藩篱，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性价比最高的劳动力，而在商业层面的技术和创新能力流动、买卖则方兴未艾。
不仅如此，许多持批评意见者指出，劳动和管理效率的提高会产生远较劳动力成本降低更大的财富效益，而在这方面，发达国家较新兴国家有优势，新兴国家又较不发达国家有优势。Penn World Tables等机构所提供的图表、数据均显示，1950～2010年间，人均GDP在13000～14000美元间的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这样的经济体正是“中等收入国家”）年均GDP增速达到2.9%，是不同富裕状况经济体中增速最快的。也就是说，“中等收入陷阱”论者的立论——“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速既低于穷国也低于富国”，是根本不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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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分析家进而指出，所谓“收入陷阱”，其实在任何收入状态的国家都可能存在，发达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初以后普遍经历漫长的“滞胀”阶段，而新兴国家“模范生”以外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近几十年来的平均经济增速也普遍不快。
具体到中国，“中等收入陷阱”同样给人一种似是而非的感觉。
如最为“陷阱论”者所津津乐道的“人口红利流失”话题，就有许多分析家不以为然。如苏格兰皇家银行（RBS）的路易·库伊吉斯（Louis Kuijs）就通过长期研究得出结论，称1995～2012年间，农村劳动力进城等“廉价劳动力因素”给中国每年GDP的贡献值仅为1.4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中国近20年经济腾飞的最大功臣并非“人口红利”，而恰是被“陷阱论”者所忽视的生产效率、技术设备进步、创新能力提高等一和工业化国家比当然仍属落后，但横向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比、纵向和中国过去比，则都已是革命性的、脱胎换骨的进步。正是这种进步而非“人海战术”，让中国等少数几个新兴国家脱颖而出，另一些徒具更廉价劳动力，却在上述方面更加乏善可陈的发展中国家则既未能“中等收入化”，也未能摆脱“陷阱”。
中国该怎么做
中国的情况又如何呢？是否真的无法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毋庸讳言，当前中国经济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维持以往的发展模式和经济结构，将很难确保可持续增长的后劲，改革和创新是中国经济“新常态”不容回避的话题，也是无论同意“中等收入陷阱说”与否，中国都必须走下去的一条道路。
不管在任何收入阶段，只要经济发展战略、决策和发展方向出现重大失误，缺乏前瞻性和预警能力，都可能陷入“陷阱”而不能自拔。有关国家应更多关注“陷阱”和如何避免踏入“陷阱”，而不应执着于“中等国家”这个概念，更不能先假定“中等国家必然有更大踏入陷阱概率”，然后再照着这一假定自己给自己照方抓药。
中国当前应该去做的，是准确定位这些前进路途上可能踏入的“陷阱”，并采取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手段加以消化，而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开出“泻药”，更不能将“陷阱”单纯归咎于中等收入，归咎于以往行之有效、如今则面临改善和升级的经济模式和结构。
中国社会矛盾复杂，人口众多，任何伤筋动骨的“大手术”都可能引发社会的不安和震动，这就让原本高收益、高风险相伴的创新、改革等变得更需小心翼翼，“笼腾了、旧鸟宰了，新鸟却不见踪影”这样的尴尬，是改革进程中理应极力避免的。
还应认识到，中国是个体量庞大、各地各行业发展高度不平衡的复杂经济体，一些地区、行业已达到或接近发达经济体标准，而另一些地区、行业则还深陷“第三世界”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此早彼涝、冷暖不均的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在一些沿海发达地区存在的劳动力成本过高问题，内地一些地方并不存在，相反却仍有沿海地区早已消失多年的低素质劳力过剩问题。同样，一些发达地区因过剩而开始“挑挑拣拣”的“落后产能”，对某些内陆发展滞后地区而言仍是艳羡不已甚至可望而不可即的。针对这样复杂的“病情”，就必须加大“望闻问切”的力度，满溢则疏，亏缺则补，长旱引渠，久雨筑堤，而不能一味加上顶“中等收入陷阱”的笼统帽子，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剂大黄包治百病”。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探析 篇10
一、美国与韩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启示
1、美国
美国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并没有陷入我们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由于贫富差距过大美国也出现过种种社会不稳定状况,出现过诸多的社会思潮,但是美国的经济却总体呈现出稳定发展的态势,分析美国如何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会给中国带来四点启示。
(1)美国法律体系完善,市场主体———企业具有活力。美国通过完备的法规规范体系来规范其国内市场主体的行为,充分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目前,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还不完善,法律对企业的约束力薄弱,法律在执行时容易受到各种主客观环境的影响,因此中国应进一步完善法律体系,严格执法,加快普法,用法律武器规范企业行为。
(2)鼓励各地区各企业间开展竞争。美国通过制度、法律鼓励各地区和各企业之间展开公平竞争,从而使企业在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时更具优势。在中国,国企的特殊性使得很多行业竞争存在严重的不公平性。因此,应进一步加快国有企业改革,鼓励民营资本的发展,为企业间公平竞争创造合理环境。
(3)移民人员的本土化。在美国很多外来移民都可以享受到与美国公民相同的政治权利,并且拥有保护自己权利的移民团体,这对于改善劳工权益,缓解社会冲突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的劳动力流动量大,因此,要切实保障这些外来务工人员的权利,这样可以使他们融入当地环境,有利于缓解社会冲突,提高社会购买力。
(4)保护劳工权益,工资增长促进经济发展。美国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工资也在不断地上涨,同时拥有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来保护普通劳工的权益,例如美国的工会制度就是为了保护美国劳工权益。在中国,普通劳动者缺乏保护他们利益的强大团体,工资增长普遍慢于CPI增长,因此,要落实“工资倍增计划”,政府社会需多方协作保障劳工权益,使人们更具幸福感。
2、韩国
韩国上世纪70 年代就认识到了对于技术开发的重视程度不够,面对国际市场缺乏竞争力等一系列问题,采取了免税、外汇支持等一系列措施来提高国家科技实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全部产业置于自由竞争的环境下来激发他们的创新活力。在这样的政策支持下,韩国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了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1)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刺激经济发展。上世纪70 年代韩国发现由于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导致经济发展疲软乏力,于是就通过国家政策和资金的支持,采取免税、减免关税、外汇支持等诸多措施,使更多的企业将目光投向创新领域,并取得了成功。因此,中国应通过多种措施鼓励和扶持创新型企业发展,尽快迈向产业链中的高端环节,实现“中国创造”。
(2)重视农村地区的发展,缩小收入差距。韩国在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始终重视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在向高收入国家转型的过程中控制收入差距,使基尼系数处于较低的水平。中国目前强调加快城市化的进程,使得资源分配严重不均,地区差异越来越大,这样的发展模式需要改变,中国应重视区域协调发展,缩小收入差距。
(3)积极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素质。韩国在建国初期国民素质较低,根据调查,1945 年韩国的国民受教育水平是低于同时期的中国的。但是韩国政府认识到国家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因此韩国政府高度重视教育事业,培养大量建设急需的人才。人才战略使得韩国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获得长期稳定较快的发展。
二、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出路
面对当前纷繁复杂的经济形势和跨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中国依赖人口红利和国家的宏观调控仍然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然而从长远发展来看,要保持中国经济持续稳健发展,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虽然从2010 年开始基尼系数在国家的强力调控下有所下降,但当前仍然处于高位,中国应加快分配改革,缩小贫富差距的要求很迫切。缩小贫富差距,中国可从三点入手。
(1)调整收入分配体系,注重效率与公平。要完善社保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同时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健全收入分配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加强对于垄断行业的监督和约束。
(2)充分利用财政和税收的调节作用。贯彻“限高补低”政策,可通过完善个人所得税、房产税等方式调节过高收入,同时加强对于民生工程的扶持力度,例如财政用于补贴“菜篮子工程”、“米袋子工程”等惠民工程从而来帮助低收入者改善生活。
(3)改善就业,鼓励创业。一方面要加快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就要通过政策帮助普通劳动者提高技能,扶持中小企业发展,鼓励它们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来提高就业率,实现充分就业。
2、加快市场化改革,抛弃“GDP说明一切”的旧观念
近年来,中国经济出现诸多问题,中国存在跨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国经济体制和美韩两国有较大区别,具体表现为经济体制没有完全转到市场化轨道上来,要解决这些问题,最根本的是转变观念,加大市场化改革力度。
(1)加大关键体制问题改革力度。中国目前最主要的体制问题有金融体系不健全,自由化程度低;民营资本缺乏融资环境等。应进一步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改善民营资本融资环境,放弃对民营资本的歧视,通过减税减费等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提高企业活力。
(2)对不涉及国家国防安全需要的行业、领域、地区应推行公平全面的市场化改革。在面对农村地区和中西部不发达地区时,也应该采取和东部地区相似的市场化政策,缩小地区差异,具体而言可以加快户籍改革降低城乡人员流动壁垒,改善进城务工人员的工作生存环境等。
(3)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当前国有企业改革主要体现在所有制形势的改革和适当的简政放权上,国有企业大量占有社会资源,享受巨额垄断利润的局面没有改变。应将国有企业产权与政府权力职能剥离,放弃对国有企业的补助,实行破产推出机制,通过多种措施进行市场化改革,使之融入市场公平竞争。
3、经济增长方式变革,进一步扩大内需
针对现阶段国际经济低迷、出口不振的情况,进一步扩大内需更为关键。
(1)培育新的消费热锻,优化当前消费环境。例如鼓励节假日消费,开展概念营销,培育新的消费点,同时应规范消费市场,如旅游市场、玉器黄金市场等,通过改善消费环境从而达到促进消费扩大内需的目的。
(2)健全社保制度,免除后顾之忧。应进一步完美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让消费者有钱消费的同时也要让消费者敢于消费,这涉及到对于消费者各方面的保障,只有免去后顾之忧消费者才敢放心消费。
(3)经济发展方式改革,积极构建和谐社会。中共十八大首次提出要“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并提出到2020 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 年翻一番的量化目标。这些目标的制定表明了党中央决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加重视经济“包容性增长”。
三、总结
当前中国的经济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决定了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应该根据自己的国情,着力从缩小贫富差距、加快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扩大内需、积极构建和谐社会四个方面入手。我们应当看到,尽管我国面对前所未有的、可以预见或难以预见的、中国特有的各种风险挑战和陷阱诱因,但是,“中等偏上收入”发展阶段无疑是中国仍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对此,我们更要抓住机遇,并未雨绸缪做好各种准备来应对挑战。展望中国经济的未来,我们有信心,我们必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大发展大繁荣。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现在正处在离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最近的时期。因此,面对经济问题的挑战,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认真分析,沉着应对,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摘要：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中国已经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在这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具体表现为经济增长放缓、收入差距过大、对外依赖程度高和研发能力落后等,这些问题都可以归结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这样的经济发展不均衡使中国在取得成就的同时面临着跨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本文通过研究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些特殊表象,学习借鉴美、韩两国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教训。可以得出结论:只有缩小贫富差距,加快市场化改革,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美丽中国,才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迎来“中等偏上等收入”的广阔发展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