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收入分配（精选十篇）
财政收入分配 篇1
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近几年来, 国民经济快速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明显提高。河北省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4785元, 比200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441元同比增长10%。但是, 城镇居民收入绝对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状况却一直没有得到改观, 差距仍然在不断扩大。2008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780元, 河北省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2339元。2008年, 河北省城镇居民人均国有、集体单位职工平均工资分别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5275元、3045元, 在全国位于第24位、第26位;非公有制经济单位人均职工工资比全国平均水平低4067元, 在全国居第18位。与周边省市相比, 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北京的24724.89元低45.63%;比天津的19422.53元低30.8%;比山东的16305.4l元低17.57%;比内蒙的14432.55元低6.87%;比辽宁的14392.69元低6.6l%;与此同时, 河南和山西比河北的收入差距缩小了1.58和2.45个百分点。全省机关事业单位人均工资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 差距呈拉大之势。2008年全国人均工资福利支出3.57万元 (全国机关工作人员年人均工资33869元, 事业单位人员年人均工资29758元) , 河北省人均工资福利支出为3.08万元, 相差0.49万元,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3.73%, 排第18位。
造成河北省城镇居民收入绝对水平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原因有三:一与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低下相关。2008年河北省国内生产总值16188.61亿元, 居全国第6位, 全部财政收入和一般预算收入均排全国第9位, 人均财力仅排第28位。二与发放津贴补贴偏低有关。三与财政供养人员偏多有关。2008年河北省总人口6989万人, 居全国第6位, 但设县 (市、区) 个数却排全国第二位, 财政供养人员260万人, 占总人口的比重为3.72%。另外, 也与一些行业职工收入偏低, 一些地区困难人口比重偏大有关。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增长, 影响了和谐社会构建。
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目标选择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 从2000年开始, 我国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 并逐年上升, 目前已超过0.48。进一步防止收入差距扩大, 核心问题是要强化政府的分配能力。关键是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将改善民生作为公共财政建设的目标取向, 集中财力解决关系群众利益的重点问题, 全力构建和谐社会和维护社会公平。
(一) 要高度重视城镇居民收入偏低问题
以科学发展观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关系, 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 要采取以下措施, 优先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收入问题, 尽可能地缩小收入差距:一是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二是整顿和规范分配秩序, 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 重视解决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 合理调节行业收入差距的问题。三是统筹兼顾调节收入分配关系,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强化收入分配的政策调节功能, 努力协调公平与效率关系, 建立动态和稳定发展的居民收入增长机制。提高居民收入, 缩小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 从根本上说, 要着眼于进一步加快经济发展, 壮大经济实力, 优化经济结构, 促进非公制经济发展, 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确立不断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是经济社会发展重要目标的思想。在总体思路上, 要正确处理收入分配领域的差距和矛盾, 防止两极分化, 把收入分配差距控制在一个合理和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当前的政策选择应以强化政策调控为主要线索, 以健全分配机制为着力点, 要建立收入与效益同步增长的机制。
(二) 发挥财政政策社会利益关系调节器的作用
从以人为本的原则出发, 科学运筹财政资金, 调配资源, 创造条件, 统筹兼顾各阶层利益, 维护群众切身利益, 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 也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一是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 为社会关系的协调和稳定创造基本条件, 切实提高经济效益, 夯实居民收入增长基础。效益是经济增长的生命线, 经济效益才是收入增长的根本来源。二是积极促进充分就业, 从源头上解决社会致贫根源;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构建社会安全网。三是充分发挥政府再分配调节能力, 提高收入分配结果的公平性;重视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和质量的提高, 改善公民整体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环境;规范市场秩序, 抑制垄断性经营收入和非法收入。四是适当提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和津贴, 整顿和规范津贴补贴, 理顺分配关系。逐步提高城镇居民收入水平, 缩小收入差距, 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城镇居民收入增长机制, 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构建和谐社会, 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创造条件。
(三) 处理好部分人群工资水平增长与协调不同群体利益的关系
一是要正确看待收入差距。社会学和经济理论认为, 一定的收入差距是保证社会动力和活力的重要条件, 已被发达国家的发展实践所证明。二是要调整针对不同人群提高收入的配套政策。在提高一部分人收入时, 尽量兼顾其他群体的收入, 针对城镇居民收入现状, 需要在提高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工资水平的同时, 主要关注企业职工群体、下岗失业及享受低保人群、离退休人群的利益。建立“促进中等收入层成长”的目标。采取有力的措施, 使低收入群体中相当一部分人能提高收入, 向中等收入层靠拢。
缩小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过大的问题, 从根本上说, 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优化经济结构 (包括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等) , 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做大分配的“蛋糕”;要把握好投资与消费的关系, 收入是消费的函数, 要扩大消费需求, 必须注重改善民生, 提高城乡居民不同群体之间收入水平, 大幅度增加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工资, 为扩大内需提供强大的来源, 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提供强大动力。必须深化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和事业单位改革, 充分发挥政府再分配调节能力, 整顿和规范分配秩序, 统筹兼顾各阶层利益, 提高收入分配结果的公平性, 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必须积极促进充分就业, 增强居民自主创业能力, 提高居民特别是城镇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必须加快制度跟进, 以健全分配机制为着力点, 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城镇居民收入增长机制, 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适时提高职工工资收入和企业最低工资指导线、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和离退休人员待遇。
三、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对策建议
(一) 积极调整财政支出政策
一是规范职务消费, 加快福利待遇货币化。本着“定额补贴、超支自付、节约归己”的思路, 改进公务接待、公务用车和公务员福利制度, 尽快推出一系列职务消费标准化和福利待遇货币化改革方案。二是建立工资增长的长效机制。提高财政供养人员工资收入水平, 在财政收入继续增长的基础上, 要挤出部分财力用于进一步提高财政供养人员的工资和工资性补贴, 以带动其他行业增加职工的工资性收入。三是要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向低收入群体提供更多的基本生活保障。四是实施就业优先, 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加大财政对就业再就业的支持力度, 以鼓励吸纳就业、扩大就业规模为目标, 培育扶持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大力发展社区服务、餐饮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 强化就业服务;建立失业监测和预警体系, 搞好失业调控。
(二) 加快机构改革, 压减财政供养人员
一是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控制财政供养人口的规模。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 要限制财政供养人口规模, 必须转变政府职能。放弃那些不该管的事务, 缩减相应的机构和人员, 使财政供养人口的规模得到有效的控制。在机构设置中引入定量分析方法。根据工作效益、财力情况等测算出财政供养人员占总人口的合理比重并严格加以控制, 实现机构和编制的法定化, 逐步建立真正的公共选择和公共监督机制。二是改变以“养人”为依据的预算编制模式, 建立绩效预算编制模式。采用零基预算的编制方法以项目为对象, 不考虑部门的基数大小, 结合采用绩效预算的编制方法将拨款与部门提供的公共服务挂钩, 按项目绩效来核算预算支出, 这种预算模式以“办事”为依据。彻底改变以“养人”为依据的预算编制模式, 以“办事”为依据的零基预算和绩效预算编制模式, 作为控制财政供养人口膨胀的主要手段。需要重新界定财政支出范围, 认真搞好县乡机构改革, 精简机构和人员, 促进控编减员目标的实现, 从根本上减轻财政负担。
(三) 建立有效的机关事业单位人员退出机制
要控制财政供养人口膨胀的态势必须改变当前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只进不出的现象, 逐步推行机关事业单位人员辞退制度。辞职辞退制度有利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优胜劣汰, 有利于提高国家工作人员的素质, 也有利于促进干部队伍的廉洁、高效。必须将竞争机制引入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人事管理, 使人有进有出, 能上能下, 使整个队伍既有压力, 也有活力。加大违纪人员的追责惩处力度, 给一些在机关事业单位混日子的人员形成一种压力, 既可以达到精简人员的目的, 又能进一步提高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工作效率。财政供养人口膨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事业单位财政供养人口增长过快, 上级对行政机关单位编制控制严格, 然而, 地方各级均有权自定事业编制, 在机构改革中, 则以“行政编制不够事业编制补”作为对策, 使编制控制往往流于形式。应加强对事业单位编制管理, 控制事业单位人员的增加。尤其要加强对财政困难县的编制管理, 例如出台财政困难县增人要经过上级财政部门和人事部门审批制度。
(四) 适当调整行政区划布局
鉴于河北省县乡规模较小的现状, 可按照产业结构和地方经济特色扩大现行县乡区划范围, 可在现有基础上减少1/3左右, 按照现行标准大约可以减少财政供养人口50—80万人左右, 这样河北省财政供养人口规模就能达到财政部测算标准。适当调整不单纯是为了减少财政供养人口, 更重要是促进市场经济发展和进行经济结构调整, 以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需要。从长远角度来看, 按经济区域适当调整县乡行政区划, 对一部分资源匮乏、发展地方经济受到限制的地区, 行政机构已无法正常维持运转的地方, 可以考虑合并到相邻县, 以强带弱, 扩大区域经济发展空间, 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例如, 将25万人以下小县改建成大镇, 撤消县建制;所属乡镇归并到附近保留的县市。再如, 因城制宜走撤县建市之路, 合理选定29—40万人以上县由县建制发展为县级市。可选择就地改县为市、县区合并建市、并县建市等多种途径。适当调整行政区划, 是解决人员膨胀、政府支出规模过大、财政负担过重的客观要求。
(五) 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建立多层次的社会救助机制
向低收入群体提供更多的基本生活保障, 扩大城镇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和失业保险覆盖范围, 帮助困难企业解决社会保险金和医疗费等费用的拖欠问题;出台针对中低收入职工特别是困难职工群体参加的社会保险计划;建立政府与社会共担的医疗救助机制, 向社会低收入人群提供最基本的医疗服务;充分发挥群众团体和慈善基金会组织的作用, 形成多层次的社会救助机制。
(六) 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建立工资增长长效机制
在全省财政收入继续增长的基础上, 挤出部分财力用于进一步提高财政供养人员的工资和工资性补贴, 以带动其他行业增加职工的工资性收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改革的深化, 建立工资与经济、财政协调增长的正常加薪制度和一套与人均财政收入增长相适应的正常工资增长机制, 逐步缩小河北省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每年根据全省经济发展、劳动生产率水平和新增财力情况以及单位自筹经费能力, 确定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工资性收入增长幅度。
实现政府管理企业工资收入分配方式的四个转变:一是调控方式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转变;二是调控目标由总量调控向水平调控转变;三是调控手段由行政手段向法律、经济手段转变;四是调控范围由单一国有企业向所有企业转变。同时继续加强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工人成本预测预警和最低工资四项制度建设。
(七) 坚持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相协调, 构建合理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
一是严格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严格执行个人所得税纳税规则, 严格规范个人收入的申报制度, 明确所得税额计征范围, 使过高增长的收入得到合理控制。二是加大垄断行业的改革力度, 调节其总体收入水平, 积极探索超额垄断所得向全民所有者的转移机制, 下大力解决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收入差距过分扩大的问题。三是制定和完善相关法规政策, 规范收入分配行为, 调整收入结构, 缩小制度外收入差距。
(八) 收费项目改革, 要与居民收入水平相适应
政府在制订和出台一些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收费政策时, 如制定大学收费标准、医疗收费标准以及煤水电等公用事业产品的价格调整时, 应综合考虑居民家庭支出的承受能力, 评估这些政策对大多数群体的影响程度。政府要为公众提供利益表达的机制, 广泛倾听各阶层的利益诉求, 通过相互之间的对话、谈判、协商, 求得共识, 从而有效地维护公正的社会公共秩序。
(九) 加强统筹管理, 理顺政府内部财力分配关系
国家财政的职能之收入分配职能 篇2
【摘要】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的收入水平不断增长，而中国的经济也得到飞速的发展，而这种过快的发展也造成了很多问题，如收入差距过大，便是近年来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生活在社会最高层的人们享受着最优的工资待遇，而在底层的劳动人民，却是付出的多，收入的少，这种付出和回报不成比例的现象，从客观层面上讲，是与经济的发展产生互动作用的结果。而这种现象也对社会经济产生了一定的滞后作用，所以，如何更好的运用国家财政的收入分配职能，缩小人民收入差距，便成了当今世界很重要的一个话题。本文通过对国民收入差距出现的现状和原因的分析，进而对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提出合理化的建议。【关键词】收入分配职能解释原因建议
【正文】财政的职能是指财政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具有的职责和功能。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我国的财政担负着四个方面的职能，即资源配置职能、收入分配职能、调控经济职能和监督管理职能。
一、对收入分配职能的解释。
收入分配是财政被赋予的基本功能，是财政本质的集中体现。财政的收入分配职能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对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的分配，即集中组织收入，这是一般意义上的分配；二是指对已经完成的各种分配的结果所出现的偏差进行纠正、调整或再分配，以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
二、中国个人收入差距的最新数据及变化
公共产品供给支出的城乡不均,主要从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公共设施与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城乡供给差异表现出来。从义务教育方面来看,由于农村义务教育政府财政投入实行乡财政或县财政负担的体制,而县乡财政普遍困难,所以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普遍低于城市。比如,1997年城市学生的人均教育经费为1397元,而农村学生的人均教育经费仅为316元,城市学生的人均教育经费大约是农村学生的4倍;而初中生的人均教育经费分别为2414元和316元,城市初中生的人均教育经费是农村初中生的近8倍。从公共卫生方面来看,城乡之间卫生经费投入存在很大差距。据统计,1991年到2000年,全国新增卫生经费投入中只有14%投入到农村,而14%中的89%又成了“人头费”,真正专项的农村卫生经费只有1.3%。而在1998年政府卫生经费投入的587.2亿元中,用于农村的卫生费用为92.5亿元,仅占政府投入的15.9%,也就是说4亿城市人口享受到的国家公共卫生和医疗投入是9亿农村人口的5倍。再从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方面来看,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比农村不仅齐全和先进得多,而且在城市是不需要市民负担的,但在农村则需要农民负担。
三、中国个人收入差距的原因
（一）历史原因
自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国逐步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邓小平同志提出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差距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也可以说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的代价，经济增长在一定的程度和范围内会引起收入差距的扩大，市场机制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同时会带来公平缺乏的问题。
（二）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农业发展大大滞后
我国的改革是在农村率先发起的,在改革开放中最早受益的也是农村,但随着城市工业改革的推进,再加上农业与工业相比有着先天的劣势, 我国农业发展已大大滞后于工业发展。1998年—2002年第一产业(农业)年均增长速度为4.71% ,而第二产业(工业)为14.3% ,两者相差3倍以上,农业的缓慢发展使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大大低于城镇居民。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在1989年—2003年连续14年都低于当年GDP的增长率。
（三）税收结构不合理和税收调节失调
税收调节体系除了增加政府财源收入外,还能在很大程度上调节社会分配不公问题,使居民最终的可支配收入差距趋于合理。目前我国的税收体制很不完善,税收杠杆的调节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分为11个应税项目,相当分散,加之公民的纳税人和代扣缴义务依法纳税的意识薄弱,税款流失的现象严重。
（四）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滞后
同经济增长的幅度相比,中国的社会保障、福利事业以及会转移支付表现一种明显滞后的情形。在这种形势下,农民、城镇的失业人员及其家属最有可能成为贫困者,从而使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迅速拉大。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首先是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定得偏低,一些本该纳入保障范围的却因资金严重不足不在发放最低生活费用之列。
（五）政府职能错位，导致行政性垄断
在高利润的垄断行业背后，是政府的支持，政府对垄断的行业给予一定行政特权，垄断企业利用行政特权进行不公平竞争，获取了高额的垄断利润，而政府对垄断行业的高利润并没有进行合理的调节，因此，垄断的高利润和高福利待遇加剧了贫富的悬殊。
四、收入分配宏观调控存在问题
（一）政府预算内收入比重下降过快，削弱了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近年来，政府预算内收入的下降，使政府难以集中财力办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如国企改革，社会保障等，或无法开展，或步履艰难，与此同时，政府部门还有许多已知的或尚未公开的所谓“预算外的预算收入”，据有关人士估算总额在5000亿元以上，这笔巨额的官方“小金库”已成为目前政府收入分配中最大的问题，行业不正之风、贪污腐败、“三乱”屡禁不止等等，大多都源于此。
（二）税收征管管力，再分配功能太弱，不利缓解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的矛盾。长期以来，我国偏重于生产环节的税收，而对分配环节的税收重视不够，征管不力，偷漏严重。为此，要在大力提高全民纳税意识的基础上，切实做好税收征管工作，通过税收的杠杆作用来缩小收入差距，特别是抑制过高收入。应逐步建立一个以法人主动申报为基础，以重点抽查、严厉惩处为威摄，以现代技术手段为依托的纳税申报、税务代扣、税务稽查相结合的现代税收征管体制。在税收结构上，应逐步实现由倾斜于流转税向倾斜于所得税转移，以及由倾斜于企业所得税向倾斜于个人所得税转移，从而增强整个税制在调节收入高低差距、促进公平分配等方面的功能。
（三）工资收入的增长刚性与软约束并存，收入分配秩序混乱。应当说，在产权不明晰的情况下，建立自我约束机制是不可能的。因此，目前应在加快国有企业改革进程的基础上，加强企业财务监管，保证资产和利润不流失，特别是要注意改革目前低工资、多补贴、多福利和工资收入不占主导地位的收入格局，逐步实现收入工资化，工资货币化，货币工资主体化。
（四）对收入分配的全过程缺乏严密的监管。规范收入分配行为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逐步实现经济活动，尤其是现金收支的票据化管理，只有这样才能摸清收入分配的运用过程、方式、数额和结果。审计、会计、统计参与收入分配的全过程，其中有的为事前，有的为事中，有的为事后，可以从不同的时间、不同的角度对收入分配实施监管，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为建立规范的收入分配体制提供条件和保障。工资以外收入监督检查是劳动、财政、审计行政部门对企业工资分配实施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一年一度的企业自查、行政部门检查和抽查，及时发现和纠正存在的问题，使企业分配行为更加规范。
（五）分配形式单一，分配观念僵化。长期以来我们实行的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在人们的思维中已经成为一种近乎真理的定式，对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在认识上，心理上还有相当距离，特别是对无形的智力、技术、技能等参与分配很难接受。八十和九十年代是科学技术超速发展的时代，在不久的将来，生产力的增长不再仅仅是依靠资本的积累和役入，即知识技术的积累和投入。为此人们的分配观念也应相应改变，必须尊重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尊重价值规律，只要能解放、转化和发展生产力，就应使投入者得到他应得到的回报。
五、关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政策建议
（一）整合劳动力市场，使要素价格市场化
中国的户籍制度将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为城市和农村两部分，劳动力在城市之间的跨省区移动也很艰难。在一个城市内部，劳动力向收入较高的垄断行业转移成本也相当昂贵。我国劳动者之间的分配不公问题主要是由于劳动力市场的人为分割造成的。在我国建立完善的劳动力市场是一项巨大的耗时耗力工程。但是劳动力市场的这种人为的多层次分割状态必须打破，否则，无论是“按劳分配”还是按要素分配从基础上就失去了最起码的公正。只有建立比较完善的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实现劳动力市场的公平竞争，通过市场形成劳动力均衡价格，劳动要素间的分配不公问题才有希望彻底解决
（二）通过制度安排，确保劳动要素收益
在我国的现实生活中，劳动要素收益受到侵蚀的现象在私营企业和各种承包工程中最为突出。随着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增加和私营企业吸纳就业比例的提高，保障劳动要素收益问题显得更为迫切。资本所有者游说当地政府决策部门的能力远远高于劳动者，我们应该通过特殊的制度设计保障劳动者的收益。建立真正代表劳动者利益的强有利的游说团体，影响和监督政府的有关决策，监督企业对劳动法的执行情况，政府要规范用人单位的劳动合同，使其具有法律约束力。
（三）加大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控力度
在我国的税制结构中，我们应该考虑加大所得税和财产税在税收总额中的比重，通过所得税、消费税和财产税的协调征收，对个人收入达到动态的全过程监控。在个人取得收入时首先征收一道所得税。税后收入（包括没有征收所得税的隐性收入或非法收入）较高的群体很可能增加消费，甚至增加对奢侈品的消费，税制结构中在消费环节再设置一道适当的消费税，尤其是对于收入弹性大于1的高档商品实行高税率。没有被消费掉的收入余额一定会导致个人的财富存量的增加，再通过征收相应的财产税，对财产转移征收馈赠税和遗产税。所以，加大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控力度成为缩小收入差距的强力手段。【参考文献】《中国财政经济理论前沿4》
《整合要素市场和强化税收调控是解决我国收入分配不公的关键》倪志良 《财政学》北京交通大学版
《中国国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原因和对策》李坤欢
财政收入分配 篇3
关键词：立法；执法；司法；法律法规；基尼系数
美国为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政府通过建立完善的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障税、遗产税等税收制度来调节高收入者，通过立法和社会保障制度、实施义务教育和反贫困等法律法规来调节低收入者，使收入分配差距逐步缩小。美国的做法给中国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有很好的启示。
一、美国收入分配差距情况
美国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典型代表，但收入分配不公比其他西方国家更为突出。从贫困人口和贫困率来看，1964年，美国的贫困率19%，贫困人数为3610万；1978年贫困率降至11.4%，贫困人口下降为2450万；但到1998年贫困率又上升到16.1%，贫困人口升至3999万。2007年，美国贫困人口尚维持在2900万左右水平。从基尼系数来看，美国收入分配基尼系数1967年为0.399，1980年为0.403，1990年为0.428，1995年为0.450，2007年为0.466。从不同比例人口占有的收入份额来看，1964年最低收入的20%的家庭所占货币收入份额为5.1%，最高收入的20%家庭所占份额为41.2%；1973年，最低收入的20%家庭所占份额为6.0%，最高收入的20%家庭所占份额为41.0%；1985年，最低收入的20%家庭所占份额为4.7%，最高收入的20%家庭所占份额为41.9%；1995年最低收入的20%家庭所占份额为3.7%，最高收入的20%家庭所占份额为48.7%。
二、美国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财政措施
1.税收调节措施
税收调节措施是指税收在国民收入分配过程中，对个人收入的形成、分配、使用、财富积累与转让等实施全面调节制度。税收调节可划分为直接调节和间接调节，属于直接调节的税种是所得税与财产税，属于间接调节的税种是商品税。在所得税中，个人所得税由于从根本上体现了对高收入者多课税、对低收入者少课税，或者不课税的量能课税原则，能有效地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达到了收入分配差距调节的目的；社会保障税也可以实现产业经济学和财政税收理论。
对收入分配差距的调控。在财产税中，房产税、车船税、遗产税和赠与税都有重要的收入分配差距调节功能，但遗产税和赠与税由于实行累进税率，规定有必要的扣除额，对获得遗产或赠与财产多者多征税，对获得遗产或赠与财产少者少征税或者不征税，这对于实现收入分配差距更具调控功能。在商品税中，增值税是相对中性的，通常不具有调控收入分配差距的功能；对特殊消费品或消费行为课税，一般能起到调控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
2.社会保障调节措施
社会保障调节措施是以国家政府为主体，依据法律法规，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对公民在暂时或永久失去劳动能力和各种原因，致使生活困难时给予物资帮助，以保障其生活制度。社会保障作为一种再分配手段，任何社会成员当其生活发生困难时，都可以均等地获得社会保障机会和权利。社会保障通过法律手段，强制征集保障基金，再分配给低收入或丧失收入来源的社会成员帮助其过关，弥补了个人收入分配上的不公平，实现了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
3.义务教育调节措施
义务教育调节措施是国家设立义务教育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对全体学龄儿童，实行一定年限的免费教育，来提高人的劳动能力，达到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目的。美国为保证不同地区间义务教育的公平性，联邦和州政府加大对义务教育投入，州政府實行不同学区差别拨款补助方式。美国义务教育一直是各州和地方政府事情，政府从不直接拨款给各个学校，以资助、奖学金等方式参与。地方政府大于州政府和联邦政府， 联邦和州政府对公立中小学教育投资比例以1940 年为分界点，分别是0. 4 %和16. 9 % ，之后猛升到1. 8 %和30. 3 %。到1980 年，联邦政府的投资比例高达9. 8 % ，州政府达46. 8 %。美国对教育按学区进行独立管理。各州为公平分配教育经费，采取两种资助形式：公式拨款，主要有基准额补助、等额补助、均等化补助等；专项拨款，主要考虑地方学区特殊的教育需要，多用于特殊教育、职业教育等。
三、美国的做法对我国的启示
1.税收调节收入分配差距需要税法制度支撑
美国发挥个人所得税、遗产税、赠与税和社会保障税等不同税种协调的调节功能。在我国，除不健全个人所得税、消费税与财产税外，遗产税、赠予税和社会保障税都没有开征，个人所得税实行分类征收和征管制度不健全，因此，我国要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功用，就要建立健全具有调节收入分配差距作用的税收体系和征管制度。
2.需要确定保障重点
美国的社会保障强调实施于需要社会帮助弱势群体，政府提供保障项目。中国目前决定社会保障项目设置不多，范围不宽，标准不高，社会保障最低是生活保障和基本医疗保险。鉴于农村贫困问题， 要加快推进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设，尽快建成不分城乡、地区、年龄、性别和职业的全社会均能享受社会保障制度。
3.保证义务教育本身公平性
美国联邦和州政府承担义务教育的大半经费，实行差别拨款补助方式。目前中国的义务教育经费主要由县及县级以下的政府承担，这种主要由地方政府负担义务教育经费的做法，不能确保全国所有儿童，在义务教育阶段享受到同等待遇。无论是以机会和过程均等，还是以结果均等的标准来衡量，义务教育的公平性均严重受损。
4.有目标和资金保证、科学依法进行反贫困
要给予优惠政策对贫困、落后地区进行扶贫开发，政府要通过投资补贴、就业补贴等财政措施，引导企业向贫困地区迁移。要确定补贴恰当形式，发挥反贫困在调节地区收入差距中的作用。扶助要置于严格的立法、执法和司法过程中。
参考文献：
[1] 刘乐山，鲁昕.美国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财政措施及启示.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7-01-30
[2] 李梅.我国居民城乡及区域收入差距问题的研究.安徽农业大学硕士论文，2013-06-01
财政支出与收入分配相关问题浅析 篇4
一、公共财政支出与收入分配的关系
公共财政支出的三大职能之一就是调节收入分配。说明公共财政支出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实现收入的再分配, 实现公平的收入分配格局。政府通过对公共财政支出规模、结构、方向的控制, 实现公共财政支出向经济贫穷的地区、群体和个人倾斜, 以转移支付、加强税收调节的方法达到缩小贫富差距的目的。而往往公共财政支出并不是向弱势群体倾斜, 而是向具有更好成长性的地区和个人倾斜, 这样反而拉大了收入分配差距, 背离了公共财政支出的愿意。另一方面, 公平的收入分配会提供一个稳定的经济增长环境, 促进经济的发展, 经济的发展进而促进公共财政支出的增加, 然后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市场经济由于这些原因存在着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第一, 市场经济运行的目标是追求效率最大化, 各经济利益主体考虑的是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没有外力维护收入分配公平的话, 那么社会的贫富差距将会恶化, 直至危及社会稳定。第二, 在存在垄断的情况下, 价格会严重背离价值, 从而使部分人获得不合理收入。第三, 市场竞争的初始条件不均等导致收入的差别。人们资源禀赋不同, 权力分配的不公平, 在这一情况下市场加以即便在原则上是平等和等价的, 经济运行的结果是收入的不平等。第四, 经济运行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均等导致非个人原因的收入差距。第五, 在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下, 市场要素供求状况的不平衡必然形成要素收入的不合理差距。所以政府财政天然的具有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 而公共支出作为财政手段的三大职能之一就是调节收入分配, 所以公共支出必然作为调节收入分配的一个重要工具。因此, 公共财政体制的调整和完善的原则应当是实现财政资源分享的均等化目标。社会福利函数理论研究表明, 社会福利只取决于效用最低的那个人的效用, 这个社会目标称之为最大最小原则。最大最小原则意味着, 收入分配应该完全平等, 除非是偏离平等会提高受损的那个人的福利。所以, 从公共产品角度来看, 为了完成收入再分配, 必须实施强制性的政府财政分配体制的再分配功能, 以实现社会平等的目标。
二、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历史分析
1. 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支出存在较强相关性, 从财
政支出总量与居民消费历史数据看, 二者关系呈现两大特征。一是整体均呈增长态势, 财政支出总量增幅更大。从1989年的2823.78亿元一路增长至2005年的33930.28亿元, 16年间增长12倍以上;居民消费从1989年的8523.5亿元, 增长至2005年的70906亿元, 增长7倍以上。二是增长规律相似, 居民消费增长波动更为剧烈。二者增长率多次出现倒“V”字, 一段时间内由低点逐步攀升至局部高点后, 又逐渐走低, 并且局部高、低点形成时间较为接近, 如1994年二者同时达到历史最高位置, 分别为24.78%和32.7%;1998年居民消费增长率位于历史最低点, 为5.93%, 同期, 财政支出增长率为16.94%, 也处于局部低位。与居民消费相比, 财政支出增长刚性特征更强, 其增长波动较为平稳, 1989—2005年问, 财政支出增幅极差 (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 为l5.88个百分点, 低于居民消费增幅极差10.89个百分点。由此, 可以作出初步判断, 财政支出总量与居民消费走势较为接近, 二者存在一定相关性。
2. 主要财政支出项目走势各异。
波幅不同基本建设支出、挖潜改造及科技三项费用、行政管理费、科教文卫支出、支农支出、社会保障支出 (含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 、政策性补贴支出一直是财政的主要支出项目, 在财政支出总量中占比曾高达75%以上, 近年来有所下降, 但仍在60%左右, 要深入研究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 离不开对这些变量分析。
(1) 基本建设支出增长波动性较强, 挖潜改造及科技三项费用增速回落。基本建设支出与挖潜改造及科技三项费用总体均呈增长态势。基本建设支出从1989年的481.7亿元增长至2005年的4041.34亿元, 增长7倍以上;2005年挖潜改造及科技三项费用达1494.59亿元, 为1989年10倍。二者在财政支出总量中的占比呈下降态势, 基本建设支出增长波动幅度更大。挖潜改造及科技三项费用在支出总量中占比1993年达到历史高点9.08%后, 一路回落, 2005年为4.4%;基本建设支出增长极不稳定, 1989-2005年间增长率极差为53.54个百分点, 1999年起逐步下滑, 2005年为11.91%。
(2) 行政管理费、科教文卫支出显著增长。在财政支出总量中, 行政管理费占比有所反弹、科教文卫支出占比稳中有降。行政管理费从1989年的261.86亿元增长至2005年的4835.43亿元, 增长17.46倍, 科教文卫支出从1989年的553.33亿元增长至2005年的6104.18亿元, 增长10倍以上。行政管理费在财政支出总量中比重在1989-1997年间处于稳定增长时期, 从1989年的9.27%增长至1997年的12.32%, 1998年起稍有回落, 2000年为11.25%, 但自2001年起又开始反弹, 2005年为14.25%, 为历史最高。科教文卫支出在财政支出总量中比重变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989-1994年间是平稳增长期, 自1989年的19.6%上升至1994年的22.07%;1994-2005年间局部有所波动但整体呈现下降态势, 2005年为17.99%, 为历史最低。
(3) 财政用于农业支出增长小幅波动, 支农支出增势平稳, 但在财政支出总量中占比整体均呈下降态势。财政用于农业方面支出与支农支出, 在总量上均有不同程度增长, 农业支出从1989年的265.94亿元, 增长至2005年的2450.31亿元, 增长8.25倍;支农支出从1989年的197.12亿元, 增长至2005年的1792.4亿元, 增长8.09倍。从农业方面支出与支农支出增速情况来看, 前者波动幅度稍大, 增长率极差为56.66个百分点, 超出后者10.33个百分点;二者在支出总量中占比均趋于下降态势, 2005年这一比值分别为7.22%、5.28%, 均处于历史低位。
三、公共财政支出调节收入分配的结构失衡与能力不足
在公共财政支出的结构和类型中, 行政管理支出在1978-2008年间呈现出拉大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 (冉光和, 2007) , 而行政管理支出在公共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却有增无减, 这是导致居民收入分配不公的一个显著原因。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性支出具有正外部效应, 能够缩小居民之间收入分配差距, 有利于改善居民间的收入分配状况, 而国家在义务教育方面的投入较少, 在医疗卫生上的投入更是少之又少, 社会保障资金缺口严重, 公共财政支出结构和类型上的缺陷并因此引起的调节能力不足是导致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并得不到遏制的深层次原因。主要表现在:
第一, 中央财政教育支出不足和教育支出的过度地方化在基层财政状况日益恶化的情况下导致教育经费严重短缺, 大量的公共教育服务无法得到保障。在中国农村, 县乡两级政府负责基础教育成为最大的一项社会公共服务;特别是随着教育改革中权利和责任进一步下放到地方和基层, 一个县要把财政的1/4的支出用于教育, 实际上大多数县的财政因此也被称之为“教育财政”。由于基础教育筹资地方化和地方财政收入匮乏, 同时, 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又无法配套跟进, 所造成的结果是:首先是贫困地区几乎无法为学龄儿童提供足够的教育机会, 国家的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无法实现;其次, 各地区由于经济发展差距和相应的财政收入差距而导致的教育质量差距进一步拉大, 这种人力资本差距以及教育质量的差距为以后的地区差距进一步扩大埋下了深刻的隐患。
第二, 公共卫生服务同样因为地方各级财政支出有限而无法得到正常提供和满足, 基层卫生公共服务供给和需求严重失衡。自体制改革和转型以来, 中国的卫生支出从占GDP的3%上升到5%以上, 但是政府在卫生支出中的比例不断下降, 而个人自费比例迅速增加;事实上政府提供了卫生支出的很小的一部分, 例如, 1993年政府卫生支出 (不包括公费医疗费用) 占总支出的14%, 而1978年这个比例是28%, 1999年这个比例已经下降到11%, 与其他国家比较, 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比例。同时, 更为严重的是, 政府对公共卫生的补助更加注重城市地区, 约占60%的政府卫生支出流向了只占人口30%的城市地区, 仅有40%的政府卫生支出用于农村地区, 而在贫困地区农村所占的比例就更低。地方和基层政府有限的财力无法保证农村大量的公共卫生服务需求, 许多乡镇卫生院只能是主要从乡镇政府接受到非常低水平的财务支持。这样, 农村和基层的公共卫生发展就存在重大的缺陷和隐患。
第三, 中央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不足, 社会保障体系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社会保障支出是福利国家公共财政支出的一个大块, 而我国社会保障资金还有很大缺口, 2008年我国养老金缺口高达2000亿, 这也给社会公平分配带来不小的影响。
四、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
根据国际现有的经验, 政府间转移支付模式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单纯的自上而下的纵向财政转移支付, 另一种是以纵向为主、纵横交错的转移支付。从纵横交错的模式来看, 它既有利于实现国家宏观调控的目标, 又有利于解决落后地区财力不足, 促进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的交流和共同发展。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 我国可以将现有单一的纵向转移支付模式改为以纵向为主, 横向转移支付为辅, 纵横交错的转移支付模式。
首先需要调整政府间纵向转移支付。为实现各区域居民享受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财政转移支付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由于受历史原因的影响, 在均衡区域财力的作用上发挥不佳, 所以需要对我国现阶段的转移支付制度做必要的调整。一是规范转移支付的形式, 建立由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和特殊性转移支付相结合, 符合区域均等化目标的转移支付体系。二是提高用于均衡区域财力水平的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重。三是改革现行的转移支付科目———税收返还。税收返还不适应当前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需要, 不能起到均衡区域经济发展的目标, 可以逐步予以取消, 换之以均衡化的转移支付形式。四是规范专项转移支付, 在专项转移支付中要体现均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和内涵。五是规范省级政府以下转移支付制度, 中央政府转移支付可以细化到省级以下政府, 真正体现均衡作用。六是规范转移支付资金分配的透明度。其次需要探索政府间横向转移支付。我国政府已有对口支援这一形式的非规范性的政府间横向转移支付制度, 这一形式在促进各区域均衡发展中具有一定的作用, 但是由于其不规范性, 使得转移支付不具有常态性和稳定性。我国可以借鉴德国政府关于政府间横向转移支付的办法, 首先建立各地区的财政能力评价标准, 然后由确定转移支付的主体省市和对象省市, 然后建立政府横向间转移支付基金, 最后根据各地区财政能力划拨平衡基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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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收入分配 篇5
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对于任何社会公平的实现都是必需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系转向市场经济体系，相应地收入分配制度从单一的按劳分配也调整适应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同时，国家的政策也在支持和鼓励一部分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全民富裕。取得的成效是卓越的，但居民收入的差距却在这样繁荣的环境中进一步拉大，贫富悬殊。中国收入分配存在差距的领域主要集中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群体之间等，且差距有不断拉大的趋势。收入差距悬殊，收入分配缺失公平机制，极其容易聚焦社会矛盾和社会失衡，无疑对发展和稳定的大局是有阻碍作用的。根据大部分学者的观点，城乡收入差距是现今影响最大的收入差距，也是影响中国收入差距扩大最重要的因素。中国的收入不公问题的解决，或许很大程度上首先依赖于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的解决。但总体而言，中国收入差距问题的存在是多层面的，且极具有结构性特征。
对在收入分配差距中扮演关键角色的城乡收入差距需要做一个系统的分析和思考，其次会涉及地区和行业差距的相关解析，最后会对现状和出路问题做一个概述。引起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及造成差距不断拉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发展过程中本身产生收入差距；国家长期以来失衡的城乡发展政策和因此形成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城乡劳动力市场存在着高度的市场分割状态等等。经济结构调整、群体结构划分及出于整个国家经济战略的角度，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城乡收入差距是显而易见的。但随之而来的是城乡政策不平衡导致社会经济结构城乡二元化，农村的发达程度远远落后于城市，如果说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是导致城乡收入存在差距的基本原因，那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存在则可能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的潜在根源。劳动力市场分割缺失效率且影响收入分配公平，带来的社会影响是消极的。
长期以来，国家政策对工业和城市建设有明显的偏性，不均衡的政策使得农村、农业和农民不断地为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作出巨大的贡献和牺牲及不断的让步。在大力度的国家财政支持下，城市的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及收入消费等体系都得到有效的改善和建设。同时，不容忽视的是长时间的政策倾斜不断在进一步拉大城乡差距。就收入和消费而言，城乡差距是再明显不过的。此外，长期的政策倾斜还使得农业、农村和农民在国民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环节及诸如医疗社保、就业教育、劳动保护、福利等社会层面，享受不到应有的“国民待遇”。农业生产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是薄弱的，国家政策如果不能下决心加大力度支持改善现状，农业人口单纯依靠耕种而实现财富和收入的增 长是不可能的。
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效应在近十年来仍呈现增强趋势。市场分割给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制造了障碍，导致劳动力在资源配置上的低效率。无论是制度还是政策层面，优化劳动力的配置，推动用人制度改革，致力缩小城乡劳动力的工作和收入差距，类似的改革都是必须的。不公平政策和制度的实施给了农业人口不应有的待遇，尤其在户籍制度、公共投资和服务等方面农村地区几乎可以忽略。这里笔者做一个假设，如果转移小部分对城市的财政支出进而转嫁到广大农村地区的乡镇建设和社会保障、教育等的设施体制建设上，无疑，即便是很小的一部分，如果利用得当，取得的效果也会是显著的。拿广州、上海大城市作比，每年政府的财政支出预算如若稍稍削减一些非必要性的支出，通过与省市范围内的经济相对欠发达的市县或乡镇签订政府合约或者类似的互助协议。支持落后地区和乡镇的经济发展，改善当地收入状况，为个人或者地区的经济改善创建良好的大背景环境。同时，把这项工作作为官员的绩效考核部分，这样的激励或许会更有效。因为单纯就道德层面而言，共同富裕非政府绝对的义务，也绝不会足够吸引政府和涉事人员全力以赴的作为。但如果把事业与自身的利益联系在一起，激励机制带来的效果是可预见的。过去十年，在农民收入来源的主要组成中，农业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并没有带来实质的财富增加，增长最快的是转移性收入，也就是外出打工的收入。城市化进程继续在政策的推动下大步前行，但就整个国家而言，我们并不需要至少50%的人口都是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这样的城市化是滑稽的。城市的就业条件和环境吸引农业人口的流入，但现状是，民工群体与城市居民形成两个阶层，收入差距的存在使得存在于民工群体和城市居民之间差异的改变很难成为现实。一方面，将广大农村劳动力剩余人口转移出来是国家发展所必须的，但如果农村剩余劳动人口想要实现与城市居民相差无几的收入状况，另一方面，政府政策必须加大对农村地区教育设施的投入。受教育程度对收入的影响是明显的，而农村地区普遍的低受教育程度和欠缺的师资、办学条件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农业劳动人口的收入增长空间。农民整体文化素质不高，也给依靠先进技术的引进和自主创业及剩余劳动人口向城镇转移形成了很大的阻碍。特别是第二代的农民群体，受限制的教育程度使得他们在城市的工作机会和环境，特别是收入状况受到明显的局限。存在于地区、行业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的形成和拉大，最明显的成因应该是政府政策和财政支持倾斜的作用结果。
中国的经济体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政府作用过大的经济体，政府的政策干预和对某些关系国计民生行业的准入限制等等，对市场的自发调解不利且某种程度上为地区经济发展设置无形障碍。近二十年来，相关统计数据单就中国城镇地区不同省份的收入增长指标而言，就出现了明显分化。地区间存在较大的收入差距，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和其他地区之间的差异尤为突出。一方面归因于沿海地区优势的政策扶持带来的快速经济增长和便捷的区域对外经济联系吸引的大量外国资本流入和投资，另一方面由于城镇劳动力市场分割引起的不充分的劳动力流动推助了沿海地区人口的收入的走高。但在现有的相关研究中，对于地区和行业间收入差距的度量的统计口径和因素选择存在争议。对不同地区收入统计进行调整的影响是多重的，其一便是可能会缩小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影响总结结论。行业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问题，特别体现在垄断部门和竞争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其次还主要体现在高技术和知识要求的部门与进入门槛低的部门间的收入差距扩大。行业收入阶层的稳定性越来越强，与改革开放前二十年相比，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要高于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趋势不再。同时，相关研究表明，行业部门中学历及受教育程度与收入差距有正比例趋向，学历及受教育程度的家长对下一代的养成及收入差距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即我们平时所说的穷富二代就是这样的例子。
这样的情况下，缩减收入差距不仅仅需要解决短期问题，而且还需解决长期的收入差距问题。可行的方案之一是政府加大对全国范围内尤其是中西部和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随着人口普遍受教育程度差异及城乡和地区间教育差异的缩小，对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也会随之减弱。
从整个社会层面看，社会分配不公及非正常的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因素还包括非法或非正常收入，这其中包括一些私营企业的偷漏税、违法的走私交易的进行和政党官员的腐败收入及灰色收入。尤其是腐败和灰色收入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很大程度上引起公众的反感心理，给社会带来不稳定的潜在威胁。但无论从何种层面上，种种收入差距不公的现状是没有任何正面效应的。收入分配需要一个理想的、成体系的改革方案来解决不公和差距扩大问题。然而，收入分配的变革又是需要深层次变动体制的，在现有的分配格局下进行改革，必然触犯某些获利集团的利益而遭受阻碍。短期内能有效的是相关收入分配制度政策的适应性调整，但同时，也应有心理准备，收入差距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仍面临扩大的趋势。某些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作为是消极的，但如经济体制改革、税收体制改革以及工资体制改革等是可以做的。目前来说，缓解收入分配不均比较重要的是对财政资金的分配格局作调整。适当的财政支出政策为农村地区稍做倾斜，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并建立覆盖全民的收入保障制度，是在国家财力和能力支付范围内的，政府完全有能力建立一个更好的政策体系。前瞻性的某些认识是必须的。一个问题如果真正等到它完全显露，到时再采取政策来制止是失效的且滞后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收入差距的扩大已经成为我国亟待解决的问题。面对这种收入分配格局，我们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予以调整。
在解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问题上，笔者认为，首先，应当贯彻“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2008年我国的人均G D P已经达到3266元，已经有条件实行工业反哺农业，我国应当为农业的发展提供较好的环境，抑制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向农村“过度索取”的趋势。其次，取消二元户籍制度，促进城乡融合。应该说我国的二元户籍制度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城乡人口流动，人为的将农村劳动力限制在了土地上，不利于劳动者享有平等的就业机会。再次，要健全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国家有必要拓宽农村社保基金的获取渠道，通过法律、法规的规定明确国家、集体、个人的投保比例，防止农民“因病致贫”。最后，中央应当加大对于农村教育、医疗、生态保护等多方面的投入力度，加大惠农支出。在解决区域间居民收入差距的问题上，笔者认为，首先，西部地区应当充分利用丰富的矿产资源，发展新型工业。西部地区的有色金属储量居全国前列，西部地区应当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发展有色金属加工工业。其次，西部地区的旅游资源较为丰富，西部地区可以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加大对景区的宣传，搞好旅游开发。最后，西部地区有较为独特的地理环境，可以发展高附加值的农产品。西部地区有充足的日照且地热资源较为丰富，因此可以发展农产品的深加工，这不但有利于增加收入，也有利于抵御市场对农产品需求波动的风险。
在解决行业间收入差距的问题上，笔者认为，首先，我国应当打破政企不分的格局，实现政企分开。政府应当转变职能，成为企业的监督者而非管理者，这样才能使企业间进行公平的竞争。其次，我国应当完善相关立法，防止垄断行业利用自身的垄断地位侵害消费者的权益。尽管我国从2008年起开始实施《反垄断法》，但由于没有实施细则，使得消费者的利益没有从根本上得以保证。最后，国家可以对垄断行业的工资水平进行直接的监督，建立工资指导制度，调控行业间的收入差距。
财政收入分配 篇6
关键词：F20 税收；收入效应；收入分配公平
中图分类号：D9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117（2011）04-0017-01
一、税收的收入效应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原理
税收收入效应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由于征税使纳税人的收入水平下降，从而影响其商品购买和消费行为；二是指征税使国家的财政收入增加，财政支出扩大，从而明显改善居民收入分配状况。以下从各个税种分析：
（一）个人所得税是调节不同阶层收入分配最直接的工具。个人所得税实行累进税率，有显著的税收收入效应，具有较强的调节作用。累进征收是个人所得税的显著特点，最能体现税收的纵向公平，不同条件者缴纳数额不同的税收，即所得多者多纳税，所得少者少纳税。课税以后，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贫富阶层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而且由于直接课征于个人的货币收入，在不考虑偷逃税等情况下，能更直接地改变居民收入分配的结果。
（二）消费税是削弱高收入者支付能力的重要策略。消费税同时具有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主要是通过对商品比价关系的影响，改变消费者的购买和消费行为，进而调节收入分配。消费税虽是比例税率，但一般实行差别课征，奢侈品、高档消费品课重税，日用消费品免税或轻税。这使消费税对限制富有者消费支付能力、调节税后收入分配有积极效用，虽然消费税难以起到所得税的直接调节作用，但它可以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消极后果起到了限制和修补作用。
（三）财产税、遗产税和赠与税是限制社会财富向少数富有者过度集中的重要手段。个人所得税主要从社会财富的流量方面进行调节，而财产税、遗产税和赠与税主要对社会财富的存量进行限制。对个人而言，富有者将所得的一部分转化为财富积累，在继承或赠与情况下，可以如滚雪球似的增加财富，对社会来说，存在财富日益向少数富有者集中的趋向。遗产税与赠与税是防止财富过度集中的最有力工具，对缓和分配不公，补充个人所得税的不足有重大意义。
（四）税收支出是增加低收入者收入的有力措施。所谓税收支出，是指政府为实行对某种行为给与鼓励或照顾的政策目标，以主动放弃部分税收收入的形式向特定纳税人提供的财政援助。一般有两条途径：一是直接对低收入阶层的纳税项目给予税收优惠，如医疗费用扣除，儿童抚养费用扣除等。二是对有助于间接增加低收入阶层的行为给予税收优惠，如高收入者向公益事业和慈善机构的捐款可以在他们纳税时予以税收优惠。
二、现阶段的税收政策在促进收入分配公平方面的缺失
（一）所得税制上的不足
如个人所得税在设计中缺乏灵活性：（1）个人所得税的分类税制模式易导致税负不公。（2）个人所得税税率结构差异较大，不利于调节收入；（3）个人所得税税收支出中优惠政策取向偏差，如存在勤劳所得重于非勤劳所得的偏差。
（二）税种上的不完善
我国目前的税制结构中，货物与劳务税类税种在税收总额中占绝对比重。作为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税种，如个人所得税、车船税和房产税等的比重过小，而同样具有收入分配调节作用的社会保障税、财产税、赠与税和证券交易税等还没启用。
三、对我国税收收入效应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建议
（一）完善个人所得税制的建设
1、个人所得税税制模式应向分类与综合模式调整。我国目前实行的分类税制个人所得税存在“劫贫济富”的现象，即对劳动所得征税过重和对资本所得征税过轻，不利于促进收入分配公平。所以可以调整个人所得税的综合范围，给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的税收政策保留一个相机抉择的空间，以便保持税负总水平一定的公平性。
2、调整税率，优化税制结构。在分类与综合税制模式下，对分类征税的项目可采用比例税率。对综合征税项目，仍实行超额累进税率，同时可考虑将九级税率简化为五级，适当拉开级距档次即可。
3、适当提高费用和扣除标准。随着所得税制模式的转型，起征点也必然要求提高，同时鉴于我国的地区差距，可考虑设置一个全国平均水平，各地再根据本地居民生活水平、物价水平等因素进行一定幅度的上下调整。
（二）引进、完善和健全相关税种
在发展新税种方面应重点考虑引进遗产税和赠与税，在完善已有税种方面应适当提高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和契税的征税标准。
（三）完善税式支出
首先，对我国城乡低收入者的一些纳税项目给予税收优惠，为其提高收入水平创造条件。其次，向社会慈善机构、公益事业的捐助可允许税前列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减轻收入分配不公的程度。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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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小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财政政策 篇7
关键词：发展,收入分配,收入差距,财政政策
引言
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促进了物质和精神文明的不断丰富, 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跨越式提高。然而, 在令人称赞的崛起背后, 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多负面效应, 其中国民收入差距的日益扩大最值得整个社会关注。在此之前, 关于收入差距的问题, 已经有诸多理论研究, 如公平与效率兼顾理论、负所得税理论以及邓小平的共同富裕理论等, 通过分析这些理论可以明确, 财政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1.中国现阶段收入分配不平衡的表现
1.1 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呈扩大化趋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焦点以及中国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诸多矛盾的集中体现。
由表1可知, 自2005年以来,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处于持续扩大趋势。中国社科院在2010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预测, 2010年城乡居民收入比率将进一步扩大至3.35:1。2011年,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政府、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速在2010年超过了GDP增速。
1.2 各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明显加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业收入差距日渐扩大的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并且已经对公平和效率造成损害, 严重阻碍了中国建设和谐社会、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进程。目前, 中国的行业间收入差距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垄断性行业与非垄断性行业之间职工的收入差距过大, 垄断性行业职工的收入要高于非垄断性行业职工的收入;新兴行业与传统行业之间职工的收入差距较大, 新兴行业职工的收入水平高、增长快;知识和资金密集型行业与劳动密集型行业之间职工的收入差距逐渐扩大, 知识和资金密集型行业的职工收入较高。2010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资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中国证券业的工资水平比职工平均工资高出近15倍。
1.3 区域间贫富差距扩大
区域间的贫富差距主要表现在东部和西部之间的贫富差距。据国家统计局数字表明, 1999年, 东部地区人均GDP为10732元人民币, 西部地区为4302元; 到2005 年, 东部地区人均GDP为22200元, 西部地区为8970元。6年间, 东西部人均GDP差距由6430 元扩大到13230 元, 增加了1倍多。不难发现东西部之间的差距的明显:东部地区居民收入增长迅猛, 而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处于明显的滞后状态。表2为2005-2010年我国各地区居民人均收入的比较。
在相对差距上, 单纯从比值上来看, 纵览2005—2010年, 东部地区与其他三个地区的比值有所下降, 但深入观察发现其在绝对之差额上并没有下降, 这是因为各地区居民人均收入绝对值上的增长导致了比值的略微下降。而就东北而言, 东北地区与中部、西部的绝对值差额也在逐年上升。
2.中国收入分配不平衡的原因分析
2.1 我国地区经济性质、发展战略及地区差异
在地区收入分配不平衡的问题上, 地区经济差距的扩大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可以从以下几点来分析:首先, 从地理位置上看, 相对中西部地区, 东部沿海地区濒临太平洋, 水路交通方便, 有利于招商引资, 利用外部资源发展自己。其次, 从政府的政策上看, 政府在不同时期对各地区经济发展所采取的战略和政策不同以及地方政府的保护政策都会引起地区间经济差距的日益拉大, 再次, 生产率的差异以及资本的趋利性会造成地区经济效益不同, 进而导致地区收入差异。最后, 其他因素, 诸如经济发展的起点低、市场效率、政策失灵、不同发展模式等等也会导致地区收入不平衡。
2.2分配制度的改革加剧了贫富差距的扩大
现阶段, 我国实行的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种分配制度虽然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 但是, 由于各类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按贡献进行分配, 因此在劳动收入大体均等的情况下, 收入差距就会因资本要素占有者财产性收入高低而拉大。另一方面, 党的十六大提倡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也间接地促进了贫富差距的拉大。正是在这一片面思想的指导下, 公平问题一直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 先富起来的人也没有去带动其他人实现共同富裕, 从而使得国民贫富差距逐步扩大。
2.3 初次分配领域中的不平衡
首先, 我国贫富差距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经济领域中许多不平等竞争。其最突出的表现为一些部门、行业, 甚至一些个别的社会成员, 能够通过垄断经营获得垄断利益或高额利润。但是, 在初次分配中缺乏对垄断的有效限制以及对公平竞争的鼓励。无论是从城乡分治体制到政府地区发展政策的倾斜, 亦或是从中小企业受到不平等竞争的挤压到整个行业的垄断, 都表明, 政府在初次分配领域的政策缺位依然十分突出。
其次, 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过程中, 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尚不健全。一方面从总体上看, 打击违法非法收入的政府政策是不全面的, 缺乏周密的覆盖性和连续性, 而某些已经制定出来的政策, 由于缺乏有权威的程序规定和监督, 致使政策效力受到极大的限制。另一方面, 从政府政策对不同类型违法非法收入的打击力度和严密程度上看, 政府政策对一般形式的涉及财产侵夺的刑事犯罪的打击要远远超过对于以政府官员贪污腐败为核心的违法非法收入类型的打击, 以政府官员贪污腐败为主的违法非法收入一直成为困扰人们的越来越严重的问题。根据有关专家粗略计算, 各种非法收入在全国范围内大约使基尼系数上升31%左右。
2.4 税收体系不完善
初次分配的不尽合理需要通过加强再分配领域的政策配套和力度来调节, 但是, 目前政府的再分配政策主要是税收政策, 不仅主体上没有起到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 反而维持、甚至扩张了既存的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
首先, 在城乡之间的居民税负方面, 原本收入偏低的农村居民相对于城镇居民更为普遍地负担了更多的税负。城乡分治体制的实施导致农村居民承担了繁多的税费。相比较而言, 城镇居民承担税负的人数则是微乎其微的。按照一些学者的估计, 即使城镇居民每个人都按章纳税, 纳税人比例也不超过城镇居民总人口的1/1023。
其次, 在高低收入者之间的居民税负方面, 高收入者的税负相对轻于低收入者。2011年“两会”之前, 我国在城镇居民个人收入的税收调节方面主要实行个人所得税制度, 且起征点较低, 这就导致低收入人群被纳入到征税范围, 同时, 同级税率对低收入者而言税负更重。这样一来, 个人所得税不仅不能起到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 有时反而起了逆向调节的作用。
2.5 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
同税收体制一样, 在再分配领域的另一个重要环节——社会保障政策方面, 目前的政府政策也是严重缺位的, 主要表现在低收入者的最低生活保障很难得到保证方面。一方面, 由于管理与执行中的问题, 社保制度的建设严重滞后。另一方面, 我国社保的覆盖面还很狭窄, 享受社会养老保险的只有1.6亿人, 失业保险只有8000万人左右, 广大的农民基本上没有保障。其结果不仅直接危及了低收入者的最低生活保障, 造成了为数不少的低收入者的最低生活需求得不到保障, 而且也进一步扩大了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
2.6 教育不公导致就业机会不公和财富分配不均
贫富差距不仅仅指个人物质收入的差距, 它还包括个人受教育程度的差距或者说是教育在对个人权利、机会、途径的获得上所造成的差距:一方面, 在市场规律的引导下, 教育过程中资源的流动会偏向物质基础较好的一方, 这样会导致大量有较好潜质且经济能力较强的学生向重点学校或城市集中以及优秀师资的流失, 这必然会导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另一方面, 教育不公的加剧必然会加大公民在个人劳动素质和能力上的差别, 进而导致就业机会的不公和财富分配不均, 为城乡、区域和阶层矛盾埋下了隐患。
3.针对缩小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财政政策设想
3.1 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 促进就业机构的调整
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 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消除城乡之间在居住、就业、社保、教育、医疗、税收、财政和金融等方面不公平和二元化的政策和管理, 引导农村富足劳动力有序转移。为此, 应彻底消除城乡壁垒, 疏通人口城镇化的渠道, 促进农村人口流动, 促进城乡劳动力的合理分工 。同时, 要优先发展金融业、电信业、保险业等与农村工业发展有较大关联的第三产业, 为小城镇建设服务, 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
2011年3月3日召开的“两会”中, 农工党中央提出的《关于“十二五”期间加快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发展的建议》成为了今年“两会”的“一号提案”。然而, 实现城乡社保一体化发展只是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第一步, 要想使城乡一体化成为现实, 还需更近一步的措施。
3.2 打破行业垄断, 取缔非法收入, 缩小收入差距
首先, 政府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要通过立法来限制、减少市场垄断, 坚决反对垄断价格行为, 打击不正当竞争。另外, 在税收上要做到扶持低收入行业、困难行业的发展, 保障其职工的基本收入和生活。
其次, 要充分运用法律手段, 打击各种违法经营活动, 坚持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特别要加大对腐败行为的惩治力度, 强化对掌握权力和掌握公共资源的公务人员和机构的监督和约束, 铲除腐败, 缓解收入分配领域的矛盾, 依法严惩一切腐败行为。在2011年的“两会”上, 温家宝也指出:要大力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坚决取缔非法收入, 加快建立收入分配监测系统, 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 尽快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 努力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多分享改革发展成果。
3.3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
控制收入差距于适当的范围之内必须兼顾效率和公平。胡锦涛主席在十七大上报告中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他还强调, 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另外, 充分发挥税收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 要制定合理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和累进税率, 应征收遗产税、高消费税等。还要通过增加公共支出、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等措施, 支持和扶助农村的发展。
市人大常委会预算监督顾问梅松介绍, 根据北京的“十二五”规划, 北京未来五年将通过提低、扩中和限高来进行收入分配改革。另外, 值得一提的是, 在2011年3月份召开的“两会”上, 关于“加强个人所得税的征管, 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案以及累进税率级数的调整不仅将使90%以上的中低层收入的居民税负有所下降, 更传递出了一个重要信号:以减轻中低收入者负担为重要内容的个税改革将在“十二五”期间继续推进, 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将进一步增强。
3.4 完善社会主义保障体系, 保持社会稳定
第一, 规范征地行为。
首先, 充分保障农民对土地的相关权益, 非公共利益需要, 政府不得动用征地权。明晰“公共利益”的内涵和外延, 杜绝借公共利益之名行经营牟利之实。其次, 规范征地程序, 履行征地告知、确认和听证程序, 切实保障农民征地前的知情权和咨询权、征地中的参与权和话语权、征地后的受益权和监督权。再次, 提高征地补偿标准, 既要考虑农民现实生活需要, 更要充分考虑其未来生存发展需要。
第二, 切实保障失地农民生存性需求。
首先, 优先建立基本养老机制。要改变一次性货币安置为主的做法, 按照政府、村集体和个人3:4:3的比例筹措资金, 对失地农民全部实行养老保险。其次, 在失地农民自愿基础上, 将其纳入城市户籍管理, 在医疗、失业、最低生活保障等方面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待遇。最后, 社会保障部门要直接介入征地过程, 确保失地农民生活保障落实到位。
第三, 努力保障失地农民发展性需求。
首先, 政府和征地企业要从土地增值收益中拿出一定比例建立专项基金, 用于对失地农民就业指导、技能培训、社会救助等。其次, 积极鼓励采取两套房安置、土地入股、集体留用地、小额贷款、减免税等灵活多样的方式, 多渠道妥善解决失地农民的长远生计和发展需要。
3.5 缩小贫富差距, 促进教育公正
治贫的主要手段是教育, 要加大对贫困地区教育的投入, 给低收入者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机会, 提高他们的生产能力。
首先, 加大政府投入, 提高公共财政在学前、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中的比例。一方面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办园、办班数量, 另一方面在民办幼儿园中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减免租金、以奖代补、派驻公办教师等方式, 分担民办幼儿园一部分办园成本。另外, 对于来自农村城市贫困阶层品学兼优的子女, 且毕业后愿意到农村就业的大学生实行免费培养, 进一步提高农村的人口素质, 让年轻一代都能享受到教育的权利, 提高整体国民素质。
其次, 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学前教育纳入免费义务教育是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 应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 实施普及、公益、强制教育, 为提高教育质量打好基础。
最后, 办学资金来源多元化、管理透明化。建议出台相关的政策法规, 鼓励企业和个人, 用适当的方式投入到教育的资助体系之中, 将教育成本公之于众, 接受国家审计部门和人民群众的双重监督。
结论
国民收入分配失衡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其程度还在逐步扩大, 从财政角度审视我国初次分配中经济运行以及再分配中制度的制定, 以实现城乡一体化、打破行业垄断、取缔非法收入、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教育公正为重要财政政策的着力点, 将有利于缩小中国收入差距, 真正实现国强民富, 实现全民共享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成果。
当然, 在研究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局限性, 本文只是从理论的高度来分析解决贫富差距日益扩大这一问题, 对于宏观调控下具体政策的实施过程等细节方面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针对此局限, 在未来的研究中, 将会加强实证研究, 进一步分析政策实施中的诸多问题, 以其更好、更有效地解决我国的贫富差距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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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出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分析 篇8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 尤其是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随着经济体制的完善, 经济增长势头进一步加强。从1990年到2009年, 国内生产总值由18667.8亿元增长到345023.6亿元, 年均增长速度超过9%。但是很多反映收入分配不均等的指标与此同时也在增加, 例如根据宗胜、周云波 (2001) 和徐慧 (2006) 的测算, 反应收入分配不均的指标基尼系数已由1990年的0.35上升到2000年的0.42且在2006年进一步上升到0.48。而国际上通常认为基尼系数警戒线为0.4, 目前我们国家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该值, 表明财富过多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同时另一个反应收入分配不均等的指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比, 1990年为2.2, 2000年为2.8, 2009年则上升为3.3。因此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我国政府十分关注的经济问题。在初次分配中, 市场机制往往不能自发形成公平的收入分配, 因为在市场机制下, 首先竞争性要素定价不会导致公平分配, 我们也不应该过多要求市场提供公平分配机制, 毕竟市场机制更多的考虑的是经济因素。其次禀赋与竞争的不均等也会使得收入分配偏离公平标准。既然初次分配无法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这时客观上就要求有一种再分配机制来完成这一目标, 然而市场机制下, 有效的再分配也很难完成。因此可以说在收入分配的公平方面市场是失灵的, 这时就只能依靠非市场的手段——政府的财政手段来完成这一目标了。在经济学家看来, 财政具有天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尤其是财政的支出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法把资金从高收入者转到低收入者手中, 从而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
对于财政支出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国内学者做出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莫亚琳、张志超 (2011) 认为政府追求经济增长的建设性财政支出的增加, 一般会扩大而非缩小社会收入分配差距, 并且对对减少这种差距提出了财政政策上的建议。金双华 (2006) 用基尼系数作为测度收入分配不公平的指标来分析财政支出对基尼系数的影响, 其认为1988-2001年间我国的财政支出水平与基尼系数是负向的关系, 福利性财政支出同基尼系数也是负向的关系, 非福利性财政支出与基尼系数的相关关系不十分密切, 其又对公共教育支出的公共开支情况进行了国际比较, 最后依次提出了政策建议。冉光和、唐文 (2007) 选取了五项财政支出项目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行了实证分析, 其认为其中大部分主要财政支出项目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有利的, 只有行政管理支出项明显的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冉光和、潘辉 (2009) 认为政府公共支出与全国基尼系数、城乡收入差距比、东西部人均GDP之比都呈正相关, 说明政府公共财政支出并没有减少收入差距的缩小。陶然、刘明兴 (2007) 认为地方政府相对于农村地区更重视政治上较为强大、投资回报率更高的城市地区。其利用中国270个地级城市1994-2003年10年间的面板数据的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对城市的政策倾斜与城乡二元经济是导致收入分配不均的主要因素。
以上的研究大多是分析我国总体的财政支出水平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或首先将财政支出归为福利性的财政支出或非福利性的财政支出再研究其对收入分配的作用。而一项财政支出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将其分为福利性的或非福利性的可能会对结论产生影响, 例如一项福利性的财政政策如果利用不当反而会扩大收入分配的差距。以上研究即使将财政支出项目进行了细分也只选取了一小部分财政支出项目进行研究。有鉴于此, 本文将建立一个逐步细化的分析框架, 来对财政支出对收入分配的关系进行全面的分析。
2 实证分析
2.1 研究方法
本文首先分析我国财政支出对我国收入分配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 接着根据财政支出的结构继续分别考虑中央财政支出与地方财政支出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由于考虑到某项财政支出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因此本文直接依据《中国统计年鉴》与中国统计局的统计分类, 实证的研究各个财政支出同我国收入分配的关系, 以求进行更加实际的分析。为此本文建立了如下模型:
由于考虑到财政支出中的增拨企业流动资金, 工、交、流通部门事业费两项对收入分配比影响较小故在这里没有选取, 各变量的定义见表1。
模型 (1) - (3) 分别分析了我国总财政支出, 中央财政支出、地方财政支出, 及各财政支出项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由于通常用于分析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基尼系数在测算和结果上分歧较多, 因此不适于用作定量分析。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比这一数据的取得较容易, 发布单位具有权威性因此数据的准确性也比较高, 且城乡收入差距是造成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最主要原因, 因此本文选取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比作为测度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 该指数越大说明收入分配越不公平。
2.2 数量分析
运用1990-2009年的数据对模型 (1) (2) 进行回归可得到:
(1) 总的财政支出同收入分配不均指数的关系。
(2) 中央财政支出、地方财政支出同收入分配不均指数的关系。
通过 (4) 式的分析可以得出, 在1990-2009年间我国的总体财政支出与收入分配指标是呈正向关系的, 说明随着中国财政支出的增加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也在进一步拉大。而 (5) 式分析表明在总的财政支出中, 中央财政支出的增加能够减少收入分配差距而地方财政支出的确使得收入差距增加, 且前者的作用小于后者。可见在财政的收入分配、宏观经济、资源配置三大职能中, 中央财政在收入分配职能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已从关注经济增长转变到了更加关注收入分配公平的民生方面。而地方财政仍注重财政的后两个职能, 使得财政支出的增加反倒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程度。
由于从2007年开始统计报告中财政支出的项目有变化, 为了使数据能连续便于分析, 因此这里运用1990-2006年的数据对 (3) 式进行回归。虽然统计报告的项目有变化, 但实际财政支出的方向不会有太大变化, 因此这里用1990-2006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对实际还是很有意义的。
(3) 各财政支出项目同收入分配不均指数的关系。
R2=0.93 DW=2.64
从表2中可以看出一部分财政支出项目对收入分配有着不同的影响, 且影响的程度也各不相同。而另一部分财政支出项目对收入分配差距影响是不显著的。对此我们依次进行分析。
基本建设支出是指按国家有关规定, 属于基本建设范围内的基本建设有偿使用、拨款、资本金支出以及经国家批准对专项和政策性基建投资拨款。行政费指党派团体支出、外交、司法支出等。由于这两项系数不显著, 说明基本建设支出和行政费支出并不能减少收入差距, 这是因为目前中国基本建设支出任然是集中在城市或工业区域, 对农村的收入影响并不明显。而行政费支出仅仅是行政运营所需要的支出, 所以行政费也不能起到减少收入差距的作用。
明显能够减少收入分配差距的是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财政补贴支出, 这两项对减少收入分配差距起到的作用很大, 而其中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的支出对于缩小居民收入分配所起的作用最大。因为教育支出本来就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 而人力资本投资是提升个人社会经济地位、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的重要手段。增大对教育的支出有助于那些本身竞争力较强的人积累更多的人力资本, 并通过积累更多的人力资本从而在收入分配中占据更多的优势, 以此来减少由于其他不合理因素所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公。通过接受教育来改变自身命运, 提高自身在社会阶层中的社会地位已成为那些在收入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人改变这种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途径。科学事业的支出能够为全体居民共享, 因此也能很好的减少实际的收入分配差距。财政性补贴支出主要包括粮食加价款, 粮、棉、油差价补贴, 棉花收购价外奖励款, 市镇居民的肉食价格补贴, 平抑市价肉食、蔬菜价差补贴等以及经国家批准的教材课本、报刊新闻纸等价格补贴。因为这部分支出能够直接对城乡低收入者进行补助, 故也能很好的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以上这两项支出主要属于转移性支出, 都注重在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以及实现它们的均等化, 比价符合民生财政的理念。企业挖潜改造资金指国家预算内拨给的用于企业挖潜、革新和改造方面的资金, 其中包括了为农业服务的县办“五小”企业技术改造补助, 这一财政项目的支出能够减少收入分配的差距。
社会保障支出在回归中并不显著, 说明我国的社保没有充分地发挥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主要是因为我国现在的社会保障仍然主要在城市中进行, 没有照顾到到广大农村地区或者社保在广大农村地区开展的力度较小。因此不能减少城乡收入差距。
和理论以及传统的观点不同的是, 这里表明支农支出的增长却在扩大收入分配差距, 这反映了我国支农支出在运用中效率低下, 支农支出没有起到应起的作用反而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3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的实证分析研究可以说明, 目前我国的财政支出起到了拉大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 这同目前所期望的民生财政存在一定差距。中央财政支出确实做到了减少收入差距, 维护了社会公平。而地方政府仍然在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 使得地方财政支出在扩大而非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具体的财政支出项目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比较复杂, 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也都不尽相同。具体说来, 基本建设支出、行政费支出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显著, 文教、科学、卫生支出, 政策性补贴支出对减少收入分配差距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挖潜改造资金和科技三项费用也有助于减少收入分配差距。而传统上认为能够减少城乡收入差距的支农支出却没有发挥缩小收入差距的职能, 反而在拉大城乡收入差距。因此可以说支农支出没有在实际中得到很好地利用或者利用的质量过低。社会保障支出也不能减少收入差距。由此, 本文认为为进一步较少收入差距, 当前应该进一步完善财政支出结构, 让低收入者更多的分享发展的成果缩小其与高收入者之间的差距。
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要由原来的建设型财政进一步转变为更加关注民生的公共型财政。过去地方政府主要追求高速度的经济增长, 不仅使得经济增长同资源、环境的矛盾不断加大, 经济发展不可持续, 而且在社会发展方面使得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低收入阶层的相对收入不断缩小, 高收入阶层的相对收入不断扩大, 破坏了正常的消费格局, 也反过来影响了经济增长。所以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要更加关注民生, 财政支出从向经济增长不合理的倾斜而逐步向民生方向关注, 建立起兼顾财政三大职能平衡的财政支出结构, 避免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我们看到以基本建设为代表的公共物品和以社会保障为代表的公共服务没有在减少收入分配差距中起到作用, 说明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上面仍没有做到一体, 因此要建设和完善城乡一体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具体来说要建立起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 我国虽然一直在进行社会保障改革, 但在取得一定改革的成果的同时, 应该注意到社保的覆盖面仍不够广泛, 尤其是城乡社保的水平差距过大不利于收入差距的缩小。在以基本建设为代表的公共物品的提供上, 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仍然有着差距, 需要各级财政支出更多地向低收入的区域关注从而通过提供公平一致的公共物品与服务来减少收入差距。进一步加大对低收入地区的文教、科学、卫生支出, 切实提高这些地区的教育水平。只有增加对低收入地区的教育支出, 才能提高低收入地区的人力资本积累从而使低收入者在收入分配中更加具有话语权。
在一定条件下, 可以适当加大政策性补贴支出。但应该指出的是, 人们不应该指望仅仅通过加大补贴支出来使得收入差距过大的局面得到彻底扭转。因为补贴支出只是使低收入者得到暂时的一笔资金而没有提高其收入增加的本质因素, 财政补贴虽能明显改善收入分配差距但那不是持续的, 而财政支出在这方面可以有所作为。改变原来的单纯的直接给予资金的补助方式, 使补贴支出能够运用在改变低收入者的技能方面, 为低收入者创造更好的就业岗位, 当低收入者所在的行业出现大量解雇, 如金融危机时我国外向型行业受到冲击, 大批民工被解雇, 这就需要财政补贴支出在提高他们的就业技能、就业能力方面多下功夫, 解决就业压力, 使收入差距不致进一步扩大。
在支农惠农的支出运用方面, 财政支出要把支农支出用在农民最需要解决项目上。合理调整支农支出的方向, 不能只重视农业水平的提高而不重视农民收入的提高。支农支出中农用事业费的比重在不断上升, 而直接用于生产部分的比重却在下降, 这需要财政支出不仅在支农支出的量上有所提高, 更重要的是在运用的质量上要提升。以支农支出为例, 我们不仅要关注那些本应能直接减少收入分配差的项目在财政支出中占比的变化, 更要注重这些财政支出在实际运用中的效率, 使财政支出能够在减少收入分配差距、形成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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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收入分配 篇9
一、财政公平收入职能弱化的主要表现
(一)初次分配:居民利益受损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公平性是整个社会收入分配公平性的基础。统计分析表明,2007年中国政府、企业和居民在收入分配中的份额为1∶3.3∶2.8,居民收入小于企业所得。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已由2000年的51.4%降低为2007年的39.7%。深入分析发现,劳动报酬率的低下和占比的持续下降是居民部门占比下降的最主要原因。市场经济成熟国家,劳动分配率普遍都在54%-65%之间,以2000年为例,美国分配率为58.31%,德国为53.84%,英国为55.27%。我国的情况如何?国家社科院的《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2007)》显示,1990年至2005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53.4%降低到41.4%,15年下降了12%。
与居民部门的收入相对下降相反,政府和企业部门在初次分配环节中的收入占比持续上升。1992~2005年,政府部门初次分配收入占比上升了2.65个百分点,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倾斜。与此同时,企业部门的初次分配收入占比也上升了3.3个百分点。1998年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工资总额是企业利润的2.4倍,到2005年降到了0.43倍。劳动力价值处于被资本严重剥夺并日趋恶化的境地,企业收入分配日益向资本所有者倾斜,“利润挤占工资”现象严重。
政府和企业部门在初次分配中收入占比的上升,必然导致居民劳动报酬的相对减少,进而对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公平产生广泛的不利影响。
(二)再分配:分配不公加剧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由于强调要素分配,必然导致效率优先,有失公平。如果政府不对收入分配结果加以宏观调控,势必造成两极分化。政府调整后的再分配格局如何?统计分析发现,经过再分配调节,企业部门的收入占比在一段时间明显下降后,自1994年后大体维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上。居民部门在1999年以前曾因再分配得益,收入份额一度提高。然而,从2000年开始,再分配对居民部门出现调节失灵,甚至在2002年出现逆向调节,居民占国民收入分配的占比反低于初次分配占比。此阶段中,收入分配占比相对上升的唯有政府部门,2000年之后尤甚。1992~2000年,政府再分配占比仅上升了0.32个百分点,而此后的5年中,该占比就上升了3.42个百分点。由于企业占比收入基本稳定在初次分配水平,因此,政府部门的收入相对上升是以挤占居民部门的收入份额为前提的。
总之,在再分配中,政府不仅没有纠正市场失灵导致的收入分配不公平,反而借助再分配从居民部门掠夺了更多的收入份额。从这一角度看,政府的再分配活动进一步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公矛盾。
(三)第三次分配:社会调节缺位
发展慈善事业是缩小贫富差距、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在发达国家,慈善事业兴旺发达。根据霍普金斯大学在22个国家所进行的全球非营利性事业比较研究报告,公益捐款总额占这些国家GDP的4.4%。但是,在我国慈善捐赠一直被称为“最短的短板”。民政部的统计数字显示,2006年民政部接受的直接和间接捐赠款项和物资折合人民币近45亿元,估计2006年我国各种募捐总额不足100亿元。目前我国慈善捐赠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还低于1%,并且有80%来自海外。面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效,有助于促进分配公平的第三次分配基本没有发挥调节作用。
分析表明,虽然通过了三次分配调整,但居民部门占比份额并没能有效提高,收入分配日益呈现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倾斜,企业收入分配向资本所有者倾斜的特点。
二、财政收入分配职能弱化的主要原因
在公平收入的问题上,长期以来,我国财政政策存在两个根本性问题。一是在政府层面上并存收入的集中与支出的分散。二是税收政策与支出政策缺乏协调。由于这两个制约,使得财政政策在决策过程中普遍体现出效率优先原则,而忽视对公平原则的系统性关注,导致财政在收入分配各环节的乏力、失灵、缺位和逆向调节。
(一)初次分配:财政调控失灵
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是导致居民收入分配不公的源头,从财政角度看,主要有如下原因:
1.“效率优先”的税制模式,使税收扩张成为必然。
统计分析表明,1992~2005年,政府部门初次分配收入占比上升了2.65个百分点。政府在初次分配中的主要资金来源是增加值和生产税净额,其中,作为政府资金来源的增加值与作为政府资金运用的劳动者报酬基本上相互抵消,因此,政府部门初次分配收入占比上升的关键因素是生产税净额占比的上升。而生产税占比的上升,主要沿用1994年确定的“效率优先”的税制模式。这种以间接税为主、直接税为辅的税制结构,以财政收入为主要目的,使得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生产税(主要是增值税和消费税)每年以两位数速度超常增长。生产税的扩张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劳动者获得的原始收入,从源头上抑制了居民对经济发展成果的分享,为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埋下隐患。
2. 国家和企业的分配关系不规范,使国有收益藏富于企业。
从1994年税制改革至2006年,政府一直放弃了以资产所有者的身份参与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导致大量的税后利润聚集国有企业。同时很多的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以行政垄断方式免费或廉价占有国有资源,而由于相关资源税费制度的缺乏,使得超额垄断利润无法纳入国家调控范围。这种局面一方面直接剥夺广大居民对国有资源收益的分享,同时也削减财政公共产品投资,间接增加了居民公共物品消费支出。此外,这类行业普遍执行的工效挂钩工资分配制度,必然使得大量垄断收入流入个人收入分配范畴,加剧行业收入差距的扩大。
3. 企业负担沉重,“利润挤占工资”不可避免。
从初次分配角度讲,提高居民收入就必须督促企业增加劳动报酬的支付。虽然我国早就通过《企业最低工资规定》和《劳动法》确立了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然而,制度的执行远不如人意,其中地方政府对税费的追逐导致企业沉重的“税费”负担以及企业在税费压力下利润的摊薄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从长期来看,政府征税会加重企业和消费者的负担。由于我国现行税制以流转税为主体,加上个人所得税制的缺陷及征管效率的低下,必然导致企业成为税负的主要承担者。第七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报告显示,目前我国私营企业利润的中位数为21万元,而纳税额的中位数达26万元,二者相差5万元,企业税负沉重可见一斑。
除税收外,政府还会以各种形式的收费、摊派及其它额外负担参与企业收益分配。据统计,大中型国有企业的职工住房、医疗、学校教育等方面的投资约占企业总投资的15%~20%,离退休人员退休金及在岗富余人员工资占职工工资总额的50%以上。而其他所有制类型企业的情况也不容乐观。第七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报告显示,我国私营企业的非税收负担占企业税后净利润的1/3以上。
众所周知,税费、工资和利润都是来自企业的收益。在企业税费负担沉重的前提下,企业必然压缩职工工资来确保利润规模。
总之,在初次分配中,政府、企业对国民收入的过多分享,必然制约居民收入增长,为收入分配不公埋下隐患。
(二)再分配:财政调节错位
在当前中国,充分地利用财政税收手段,是从再分配层面解决收入差距的一条极好的通道。但我国现行的财税调节手段不完善,导致财政调节错位,公平收入分配的目标难以实现。
1. 税收收入调节体系不健全,“调高”手段失灵。
按照国际惯例,政府一般依托所得税、财产税和社会保障税,通过构建个人收入税收调控体系实现“调高”目的。但我国现阶段税收发挥作用的条件尚不完备,第一,税收调控体系不健全。目前对个人收入的调节主要是依靠个人所得税制,其他相关税种要么没有建立,如社会保障、财产转移方面的税种,要么功能不足,如消费税、财产税。而个人所得税,不但其制度本身有不完善之处,而且它在整个税收体系中的地位过低,税收公平分配功能的发挥空间相当有限。2006年个人所得税占全部税收的比重为7.05%,远远低于发达国家30%左右的水平,也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水平。现行税制体系的不完善,特别是具有重要调节功能的个人所得税的缺陷,对个人存量财产及财产转移具有重要调节作用的遗产税、赠予税的缺失,使税收对高收入群体的“削峰”作用远未发挥出来。第二,税收征管水平低下。税收征管是税收发挥作用的实现条件和保证。目前,由于税收征管手段相对落后,加上个人收入监控体系的不健全,大大削弱了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效果。税收征管低效无序必然会导致偷逃税行为的发生,降低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累进性,助推了收入差距的扩大。
2. 基本民生公共投入力度小、效果差,财政“扶低”目标难以实现。
加大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的投入,是财政间接增加低收入人群收入的重要举措。但基本民生公共投入的不足,仍然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一是基本民生公共投入力度小。2006年我国人均GDP已达1970美元,根据国际经验,中国正步入公共产品需求的大扩张时期。但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公共教育、公共卫生三项基本民生公共产品的供给却远远不能满足居民需要。以教育为例,即使在发展中国家,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都较高,如韩国(1997年)为20.5%,泰国(2000年)为22.44%,墨西哥(1999年)为25.54%。而我国2006年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仅为15.18%,与国际上发展中国家比较都处于较低水平。二是社会保障功能错位。社会保障本来是应该促进实现社会公平的,但是自建国以来就延续下来的城乡“二元”的社会保障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不但没有促进实现社会公平,反而加剧了本来就严重存在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以城乡差距来说,1991年,城乡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分别为250元和5.1元,比例为50∶1;到2001年,分别为1324元和13.2元,差距比例达到100∶1,且差距的数额为1310.8元,相当于当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1/2。有关分析表明,虽然2006年单纯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是3.28∶1,但是如果加上城乡居民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距,那么这个比例就是5∶1甚至6∶1。
3. 财政支农效果打折。
促进农民增收,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着力点。近年来,财政虽加大了投资力度,但财政支农效果并不理想。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财政支农支出增长缓慢。从1978-2005年,财政支出中支农资金的比重由13.43%下降到7.22%。最近几年,财政支农支出的相对额几乎出现历史最低点。另一方面,财政支出惠农效果不明显。统计分析表明,目前我国财政支农支出60%至70%左右用于人员供养及行政开支,导致一些关系农业发展全局的基础性、战略性、公益性项目,缺乏足够的投入保障,通过农业产业化、现代化增收目标难以实现。此外,通过农业补贴支持农民增收的政策见效缓慢。因为我国财政农业补贴中,直接用于流通环节的补贴较高,据测算,通过流通环节间接补贴农民,国家需要耗费7元钱农民才能收益1元钱,财政支出惠农效果差。
4. 财政转移支付出现逆向调节。
财政转移支付,其本意是为了平衡地方财政资源,使全社会成员公平享受经济发展成果。但由于如下原因,此举却引发收入分配上的逆向调节:第一,作为财政转移支付的主要形式———税收返还采取以维持地方既得利益的基数法进行,体现了对收入能力强的地区的倾斜原则,形成“贫者少返、富者多返”的一省一额的转移支付制度,从而加大地区间财力分配不均和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第二,对转移支付资金管理缺乏规范。规范的资金管理制度,是确保转移支付目标实现的重要前提。目前,我国转移支付制度由于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建设滞后、资金使用的效益考核指标体系和审计监督机制缺失,导致转移支付不透明。这种情况一方面会引发政府寻租行为,滋生腐败,加大居民收入差距,同时也会降低资金的使用效率。
(三)第三次分配:财政激励缺失
虽然造成我国慈善事业发展滞后的原因很多,但财政激励政策的缺失无疑是重要方面。
1. 财政扶持力度不大。
由于慈善组织以创造社会公益、减轻政府的负担为目的,因此,政府通过一定财力扶助慈善组织发展已成为一种国际惯例。在国外,政府资助往往是慈善组织最主要的资金来源。如美国政府对慈善组织的资助是私人慈善捐助的两倍,其他发达国家政府援助的比例甚至更高。而目前公共财政在此方面基本没有作为。
2. 税收优惠政策激励不够。
一是对捐赠者的捐赠行为激励不够。按现行税法规定,符合条件的捐赠可以享受“一定量捐赠不纳税”优惠政策。这一政策由于激励手段单一、优惠力度不大、限制条件过多等问题,不仅没有发挥应有的激励作用,反而成为慈善捐赠的制度障碍。二是对慈善组织的扶持呈现政策空白。如美国政府对所有慈善组织都免缴销售税、财产税、增值税、关税和其他直接的税收形式,并实行所得税豁免政策。但目前我国尚没有这方面的规定。
3. 遗产税缺位。
在国外,促使富人热衷捐赠的重要原因,是高额的遗产税税率以及慈善捐赠的抵税的规定。在我国尚没有开征遗产税,富人捐赠诱因动力缺乏,富人慈善捐赠的积极性不高成为必然。
财政鼓励和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慈善事业的激励不足,导致了我国慈善捐赠事业的滞后发展,阻碍了国民收入第三次分配格局的形成。
三、强化财政收入分配职能的政策建议
当前,我国财政公平分配功能的弱化,主要是因为税收制度、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调节收入差距的财政杠杆还没有完全发挥应有的作用。为了实现财政分配公平的目标,需要对现行的财政分配政策进行系统调整。
(一)转变财税思想,强化财政收入分配职能
受社会发展程度及理论认识的制约,一定时期的财政职能侧重点会有所不同。我国在经济转轨和起飞时期,“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原则是正确的,但是一旦公平问题兼顾不够,分配不公导致效率的严重损失,就必须从公平的角度出发调整收入分配政策,以实现在相对公平状态下的效率。否则,不公平与低效率可能会同时出现。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条件下的收入分配不公必须得到一定的矫正,否则将会破坏市场充分竞争的条件,而且社会主义的本质也要求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所以,作为社会主义财政担负着更重要的公平收入分配的职能,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和经济条件的不断改善,财政收入分配职能必然要得到加强和重视。
(二)调整税收设计思路,优化收入分配调控体系
收入分配调控体系是公平收入分配的重要前提。健全我国收入分配调控体系的重点是完善税制,发挥税收政策的调节功能。在税制体系的设计上要充分考虑到调节收入分配的需要,从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搭建一个以个人所得税为主体,以财产税和社会保障税为两翼,以其他税种为补充的多税种、立体式、全过程的税收调节体系。在税收调节的层次上,要调节不同收入群体、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来源的收入;在税收调节的手段上,可以使税种、税率、税收优惠等结合在一起,配套使用;在税收调节的范围上,要充分考虑收入流动的各个环节。具体而言:1.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个人所得税,强化税收调节收入分配功能。2.尽快开征社会保障税,为实施社会保障制度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3.适时开征遗产税与赠与税,调节存量财富的分配,防止财富过度集中。4.健全财产税,加强对收入存量的调节。5.深化改革消费税,将一些高消费项目或服务列入征税范围。6.开征教育税,促进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促进收入分配的机会公平。
(三)调整税费格局,理顺政府分配关系
在我国游离于财政预算管理之外日益膨胀的收费问题,已成为分配不公的重要导火索。鉴于这种状况,我们应在客观分析现存的各种收费项目的基础上,按照取缔、规范、转制、改税的思路进行改革。第一,进一步强化税收在政府收入中的主体地位,加快费改税的步伐,把一些公共领域的、明显带有税收性质的收费(如社会保障费、教育费附加等)改为征税,增强政府运用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份量。第二,加强财政监督,坚决打击各种乱收费和腐败行为。政府部门及官员的不廉洁行为一方面直接加大个人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对企业的乱收费,必然导致企业大大压缩职工工资水平,使整个社会进一步远离公平、和谐。第三,将必须保留的收费项目进一步规范,严格收费标准和审批程序。并统一纳入各级政府的预算,实行收支两条线,由财政部门统一管理。
(四)改革支付方式,培育财政支付公平机制
从理论上讲,收入分配不公平包括机会不公平和结果的不公平。为了实现收入分配公平目标,财政应减少直接投资行为,将有限的财力用于供应包括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公共物品上,通过直接和间接调节手段对机会和结果的不公平现象进行调节。为了提高公平分配的长效性,今后的财政调节应以直接手段为主,间接手段为辅,促进更大的机会公平。近期内,改革的重点是完善直接调节方式,纠正财政逆向调节。具体而言,一是取消不分收入高低对所有城镇居民实行的副食品补贴,将这部分资金用于补贴低收入个人,减少财政逆向调节。二是在提高职工离退休金的标准的同时,对年龄较大的农村居民予以相应的补贴,进一步打破城乡差别。三是在提高城镇失业人员和贫困人员的救济标准的同时,改革发放办法。应根据相应人员的实际收入水平、财产拥有水平等指标来发放。四是在政府各项转移支付实施过程中,应将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同等对待。五是打破城乡分割格局,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此外,由于间接调节手段有助于机会公平,所以财政要加大教育投资力度,特别是加大对广大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义务教育投资力度,给所有人创造公平的受教育机会,使教育资源能够得到公平有效的配置。
(五)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健全收入分配调节机制
首先,完善低收入群体增收政策。经验表明,低收入群体收入增加问题完全靠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是无法解决的,必须通过政府的分配途径,在政策上给予特殊优惠和倾斜,如补贴和救助等。所以,加强政府分配调节职能,必须把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作为重要着眼点。只有处于社会收入结构底层的困难群体的收入提高了,实现收入公平分配的基础才更坚实。其次,强化农民增收机制。我国现行的收入差距,归根结底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近年来,在促进增加农民收入方面,中央和各级政府按照“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出台一系列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措施。今后工作的重点是要把这些政策措施进一步落到实处,加大财政对农村教育、卫生、就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实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落实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构建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就业服务等公共服务平台,使农民更多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再次,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是收入分配的重要环节,也是政府发挥再分配职能的重要途径。着眼于通过再分配途径促进收入分配关系合理化,应把健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特别是加快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摘要：分配不公已成为重要的民生问题。本文以三次分配为视角,系统分析财政在各分配环节的公平取向,研究发现,由于财政在决策过程中注重效率优先原则,忽视对公平原则的系统性关注,导致财政在收入分配各环节的乏力、失灵和缺位,财政调节收入分配功能弱化。为强化财政分配功能,文章提出了转变财税思想、优化收入分配调控体系、培育财政支付公平机制和健全收入分配调节机制等建议。
关键词：收入分,配财政职能,财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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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收入分配 篇10
财政作为政府社会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应积极履行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的责任。首先,财政的本质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财政与工资分配、价格分配有着密切联系,发挥财政促进居民收入合理分配的作用,是财政本质所决定的。其次,收入分配职能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的主要职能,财政通过对社会产品的再分配来调整社会各主体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最终实现社会共同富裕。最后,公平原则是财政支出的重要原则,政府可以通过调节财政支出对象及结构,均衡地照顾和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实现社会的相对公平,促进社会财富分配的相对合理。在调节居民收入公平分配的问题上,财政主要可以从“收入”和“支出”两方面发挥作用,本文重点研究财政支出在促进居民收入合理分配上的政策选择。
一、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现状
(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扩大
1. 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扩大。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绝对数提高得缓慢,年均增长率下降幅度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开始逐步拉大。进入20世纪90年代,虽然城乡居民绝对收入额迅速提高,但绝对收入差距迅速拉开、相对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然很大,2010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 10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 919元,二者相差约3.23倍。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0》。
2. 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反映的差距。
恩格尔系数是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居民生活水平高低的一项重要指标,一般随居民家庭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下降。从下页表2中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都有所下降,但是农村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还是高于城镇居民,说明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与城镇居民仍有所差距。
(二)居民内部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逐步扩大
中国城乡居民内部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逐渐扩大。从城镇居民家庭情况看,2007—2009年最高10%收入组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最低10%收入组的8.74倍、8.82倍、8.91倍。从农村居民家庭情况看,2007—2009年高收入户人均纯收入分别为低收入户的7.27倍、7.53倍、7.95倍。(1)由此可以看出,居民内部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间有逐渐拉大的趋势。不同阶层居民收入差距,又会造成其对教育文化、医疗保健、交通通信等项目的消费水平差异,从而引发“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0》。
(三)东、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逐渐扩大(2)
区域经济的不均衡导致不同区域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从城镇居民的情况看,中部、东北地区城镇居民年可支配收入基本相当,西部地区略低,但都落后于东部地区。2009年东部地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约为西部地区的1.47倍。从农村居民的情况看,东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大大高于其他地区,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最低。2009年东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约为西部地区的1.87倍。(3)总之,农村居民区域间收入差距问题比较明显,这也要求政府在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方面做出努力。
(四)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渐扩大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行业间的竞争加剧,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也开始渐渐拉大,尤其是一些具有垄断性质的行业职工工资较高。从表3可以看出,近年来金融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都远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而农、林、牧、渔业以及住宿和餐饮业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高效益的行业有能力为员工提供企业年金、住房公积金、补充医疗保险、特殊津贴等福利,并且其高管人员的薪酬水平更高,这更加拉大居民收入分配差距。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0》。
二、财政支出政策对居民收入分配调节作用的缺失
(一)财政社会性支出规模有限,导致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1.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重偏低,教育不能够充分发挥促进公平分配的作用。
从中国教育支出相对规模上看,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的2000年达到4%的目标相差甚远。从教育支出级次结构看,中国初等、中等、高等教育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分配状况不合理,初等教育资金投入偏低,这和初等教育较强的正外溢性是相悖的。从中国教育支出经费来源的结构看,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比重有下降趋势,预算内教育经费拨款占教育支出总额的比重从1992年的62.13%下降至2005年的55.42%,学费和杂费占教育支出的比重从1992年的5.07%提高到2005年的18.45%,这反映了政府在教育投入的功能缺失以及居民家庭所承受的教育支出压力。
2. 卫生事业支出亟待加强,现行医药卫生体制不利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从卫生总费用构成情况看,改革开放以来,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和社会卫生支出的比重呈下降趋势,1978年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为32.2%,社会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为47.4%,2009年二者分别为27.2%、34.6%。与之相比,个人现金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比较高,1978年这一比值为20.4%,2009年为38.2%。(4)如果居民个人承担越来越高的卫生费用,很容易导致“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加剧居民收入差异的局面。
3. 社会保障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比重较低,不能发挥其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
跟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仍然很低。2001年法国、德国、英国这一比重的数值分别是38.6、46.2、39.5,1996年马来西亚、泰国、巴西这一比重的数值分别是13.4、11.9、36.7,而中国2007年这一比重是10.94%。此外,中国社会保障支出的流向也不合理,目前社会保障支出主要流向了城镇居民。并且政府在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下岗职工生活保障、保障性住房建设、进城农民工相关保险等方面的功能有所缺失,所以社会保障支出没有完全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二)城乡之间的公共产品供给不均衡,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1. 农村义务教育非均衡发展,制约农民增收的步伐。
由于长期以来中国实行的城市偏向型公共服务制度,导致目前城乡义务教育非均衡发展问题已经非常突出。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仍不能满足需求,农村寄宿制学校生活用房不足,质量低下,农村学校教学设备不足,卫生条件较差,校园环境设施不配套等现象较为普遍。此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拨付、使用和管理还存在一些问题。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滞后,制约着农民增收的步伐。
2.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影响农民生产生活水平的提高。
由于目前私人投资还难以大规模进入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领域,中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主要依靠各级政府财政资金,而政府资金有限,投入难以持续,所以导致中国农村基础设施总体发展落后。一是农村饮用水安全问题严重。二是部分地区的农村道路还不够通畅。三是农村新能源使用与环境卫生状况不容乐观。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会影响农民生产生活水平的提高,加剧了城乡公共事业发展的差距,也进一步加剧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3. 农村公共卫生事业基础薄弱,加剧城乡居民收入差异。
据统计2008年城市居民人均卫生费用为1 862元,农村居民人均卫生费用为455元,农村居民人均卫生费用不到城市居民的1/4。如果考虑收入水平的话,农村人口的医疗卫生费用负担相对城市居民会更大。此外,愈来愈高的医药费用也会制约农民增收的水平,2009年医院门诊病人次均医药费与住院病人人均费用分别比上年上涨了8.9%和8.6%。与此同时,当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8%,与医药费、住院费的上涨基本持平,但当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增长了8.2%,滞后于医药费、住院费的上涨,所以农村居民医疗卫生支出的压力越来越大,加剧城乡居民收入差异。
(三)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不科学,导致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1. 转移支付结构不合理,均等化功能难以充分发挥。
从税收返还方面看,中央对地方上划的税收按基期年如数返还,并逐年递增,实质上是经济实力较强的地区拥有更大的话语权,收入能力弱的地区得到的返还额依旧很少,起不到均衡地区财力的作用。从专项转移支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规模看,2009年专项转移支付金额为12 579.88亿元,较2008年增长了26.2%,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比重为52.5%,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仍显偏高。此外,专项转移支付中还存在项目设置交叉重复、分配制度不完善、资金投向较为分散等问题,所以需要进一步控制专项转移支付的规模。一般性转移支付更多的承担着均等化的职能,应进一步提高其在转移支付结构中的比重。
2. 有条件拨款加剧了富裕地区与贫困地区的差异。
中国在中央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拨款方面,有条件的拨款往往多于无条件的拨款,往往要求地方政府拿出配套资金。东部沿海地区资金充裕,就容易得到中央政府的拨款,中西部贫穷落后地区难以拿出配套资金,就难以得到中央政府的拨款。这导致区域经济差距扩大,进一步拉大区域间居民收入差距。
三、促进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财政支出政策选择
(一)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1. 发展农村经济,增加财政支农补贴的力度,促进农民增收。
农民增收的根本动力在于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地方政府应在立足村情的基础上,积极寻求农村的自然资源优势和经济发展潜力,培育和扩大主导产业,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循环农业、高效农业等现代农业生产方式,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财政应进一步完善粮食生产直接补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综合补贴等财政补贴形式,提高扶贫开发水平。
2. 大力发展农村社会事业,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首先,进一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通过财政补贴和税收支出的形式,加大对民间资本的吸引,形成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体制。其次,加大中央财政对农村义务教育转移支付力度,全面落实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的生活费补助政策,改善教师工资待遇。最后,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农村公共卫生事业。通过普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积极探索科学规范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运作方式,提高农村居民社会保障水平。
(二)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积极保障和改善民生
1. 优先发展教育投入机制,努力实现全社会教育公平。
保证财政对教育事业投入的资金增长机制,尽快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达到4%的目标。进一步落实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政策,支持解决好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就学问题。加强普通本科高校、高等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支持职业教育发展,重点发展农村中等职业教育事业。
2.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居民应对风险能力。
一是建立可持续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探索新型资金筹集模式,进一步提高退休人员工资,防止养老保险基金空账运行的弊端。二是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健全社会救济和救助体系。三是扩大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加大城乡医疗救助支持力度,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基本药物制度建设。四是完善失业保险制度,扩大失业保险的范围和补助标准,积极开展补充保险和倡导商业保险。
3. 运用财政政策,积极促进就业与再就业。
通过财政补贴和税收支出政策,一方面支持中小企业和服务业吸纳就业,另一方面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中西部地区和中小企业工作,鼓励自主创业。重点做好就业困难人群、零就业家庭和受灾地区劳动力就业的帮扶工作,对返乡创业的农民工给予政策扶持。
(三)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实现基本公务服务均等化,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1. 明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权与财权,科学确定有条件转移支付中对配套资金的要求,实现区域均衡发展。
应明确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中央政府承担全国性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支出,地方政府承担地方性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支出。具有跨地区“外溢性”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支出责任,分清主次责任,由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按照一定比例共同承担。属于中央事权的项目,由中央财政承担配套资金。对属于中央与地方共同事权的项目,应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状况确定不同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额。对属于地方事权的项目,为了鼓励地方推进工作,中央财政因地制宜给以不同的奖励与补助。
2. 优化转移支付结构,强化转移支付的均等化作用。
首先,适当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重,尽量将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县乡财政奖补资金、调整工资转移支付、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年终结算财力补助等转移支付形式整合到统一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中,并科学确定标准财政支出与收入。其次,规范和减少专项转移支付。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进行清理整合,减少立项的随意性和盲目性,使专项转移支付能够体现民主、公开、透明、时效性的特点。最后,逐步取消税收返还制度。税收返还制度不能体现均等化的目标,不能起到均衡地区财力的作用,所以可以将其整合到一般性转移支付中,促进中国转移支付结构优化。
3.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应向中西部地区和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等欠发达地区倾斜,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高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在对这些区域进行资金支持时,应着重关注对农村义务教育、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调整工资转移支付等项目的补助,提高中西部地区和贫困地区居民生活水平,缩小区域间居民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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