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问题分析

分配问题分析（精选十篇）

分配问题分析 篇1

一、政府是收入分配的调节主体

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实际上是一种利益的再分配, 即资源的再配置, 只是这种配置发生在分配领域。与资源配置的主体一样, 收入分配的调节主体也无外乎两个:市场与政府。

1、市场调节的局限

市场经济具有较强的资源配置能力, 会促使生产要素向收益率较高的行业和地区流动, 市场机制分配的优势在于效率功能的充分体现。换言之, 市场分配整个过程的基调在于效率, 它往往并不寻求社会意义上的公平。因而, 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而言, 市场机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也就是说, 仅仅依靠市场的调节作用是相对均等分配无法自发达成的。

市场经济不存在收入分配的自动调节机制, 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高度以后的收入差距缩小, 主要在于国家政府当局在对收入差距扩大和经济增长作出权衡之后的政府选择和调控能力的增强。很多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看起来似乎是经济发展未达到一定高度之前的一种阶段性现象, 但实际上是由于这些国家的政府对收入分配的政策选择和调控能力不强。市场经济条件下, 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拉大的趋势并不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自动出现逆转, 收入分配差距是非自动收敛的。这一点已被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结果所证明。

2、收入分配应实行政府调节

收入差距的形成有多种原因, 比如体制的原因, 比如行业垄断和腐败, 还有历史文化传统等其它各种各样的原因。但也必须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在我国, 整体上的社会收入差距主要是来自于经济改革向纵深推进而社会没有及时转型的结果。在制度变迁过程当中, 政府对改革与经济社会发展起主导作用, 市场体制还需要完善, 各种市场组织形式、机制、制度工具都具有不同程度的不成熟性, 常出现不协调、摩擦和脱节的情形。因而收入分配问题的解决应该依赖于政府主导的改革的成功推进, 依赖于政府对收入差距的合理调节。

从收入分配本身来看, 收入分配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制度问题, 这是收入分配的一个特点。另一方面, 收入分配本身还是公共物品, 符合公共物品具有的非竞争性和非排它性的特点, 因而收入分配不只是经济问题, 还是政治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对收入分配的调整与供给都要由政府来进行。尽管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背景、路径、模式使收入分配具有特殊性, 但贫富差距作为经济增长中的问题和社会发展中的矛盾, 无论如何都应该是社会尤其是政府必须关注的大问题。在重视培育完善市场的导向功能的同时, 以必要的调节、控制、规范手段介入收入分配, 遏制收入差距悬殊、防止“两极分化”的固化并促其收敛, 是政府的应尽之责。然而, 我国现阶段经济转型尚未完成, 尤其是政府体制改革还未有实质性的突破, 政府管理和经济调控中的疏漏和失当仍然大量存在, 表现在收入分配方面, 就是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不力。这也是造成我国收入差距过大的一个原因。

二、调节问题上要重视初次分配

收入分配差距的程度如何, 再分配的调节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适当、适度的调节, 可以降低差距的程度或延缓差距的继续扩大。但是, 收入差距却直接源于初次分配的结果。调节收入分配, 不但要在再分配领域进行, 更要重视对初次分配的调节, 政府应在初次分配领域有所作为。

传统的思路是把对收入分配调整的重点放在再分配领域, 通过收入的转移和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来实现。但是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处于改革与发展中的大国来说, 将实现收入差距缩小这一目标的措施和希望, 仅仅寄托于收入再分配政策是难以办到的, 也就是说, 实现经济增长与均等收入分配的基础不应该仅放在再分配领域。因为收入分配作为社会生产的重要环节, 不仅是生产条件分配差异的结果, 而且是再生产中生产条件分配新的差异的源头。当初次分配的各种因素导致初次分配差距过大时, 再分配措施要想在不损害效率的前提下实现均等是难以办到的, 并且还可能引发社会的不稳定。

初次分配按照要素的贡献来进行, 是以市场为主的。但以市场为主并不是说政府就可以无所作为。实际上, 在初次分配领域调整收入分配, 不能脱离开生产要素分配、产业的构成和经济发展战略, 在这几个层次上, 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在保证所有公民能够站在公平的“起跑线”上等方面发挥着基础性的重要作用。我国在初次分配领域内出现的种种不合理现象, 不仅说明市场有“失灵”的地方, 政府调节的不规范也难辞其咎。

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有效手段, 并不是简单的“削高补低”, 而是更快地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 提高其在社会上的相对经济地位。从长期看, 只要个人要素占有上存在不公平, 只要机会不平等的制度性因素不消除, 收入差距就会拉大。而低收入群体所具有的能够用来获取财富的全部手段, 几乎就是他们的劳动力。要提高他们的经济地位, 惟一可持续的途径是:给予他们所拥有的劳动能力以最大、最充分的就业机会, 和按供求决定的合理价格。创造平等竞争的就业机会, 消除一些机会上的不平等, 有赖于政府在初次分配领域对经济结构、经济增长方式等进行调整。

对初次分配进行调整, 要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主要是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的自由流通机制, 生产经营中的公平竞争机制和合理的价格机制, 保障要素自由流动的权利和与要素贡献相符合的分配机制正常运行。

三、调节方式上要重视制度的设计与创新

收入分配问题说到底是一个制度问题。任何一种收入分配关系从根本上说都取决于一定时期的体制与背景因素, 是与其相适应的某种经济制度和背景的产物和结果。制度与政策条件全面决定或影响着利益分配的具体途径、形式及其基本格局的方方面面。

对于转型期的中国, 在经济发展背后, 制度因素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变动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 是直接决定我国收入分配现况的因素之一。收入分配与再分配制度、转移支付政策等都对居民的收入产生了直接效应, 制度的复杂性对于收入分配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一般说来, 有两种制度因素决定收入差距的动态过程:一是市场机制因素, 这是推动收入差距扩大的内在力量;另一种是政府执行的宏观收入分配调节政策。在经济发展进程中, 个人收入差距是否呈现“倒U”形态, 取决于两种力量的对比。

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还很不成熟, 要素市场分割的情况相当严重。相关的经济发展战略、区域政策等, 都会通过影响产品和要素市场, 而对收入分配产生间接效应。这些都与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与战略选择有关。因此, 改善我国的收入分配状况需要从体制改革与政策调控两个方面入手。作为经济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收入分配制度, 必须随着客观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变化, 调整得及时合理, 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 否则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阻力。

参考文献

[1]白雪梅, 吕光明.教育与收入不平等关系研究综述[J].经济学动态.2004 (4) .

[2]刘力.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理论观点评述[J].广州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4 (10) .

[3][美]库兹涅茨.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J].美国经济评论.1995 (45) .

[4]孙居, 田杨群.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的重新审视[J].经济评论.2004 (4) .

我国收入分配中的公平问题分析 篇2

[摘要]收入分配公平是一个历史性范畴，它的内涵随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正确理解我国收入分配的公平，必须搞清楚机会公平与结果公平、收入分配公平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确立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结果公平的分配范式。在分配中，防止平均主义，保持合理差距，反对两极分化，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促进我国生产力的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要贯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落实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的政策，就不可回避收入分配中的公平问题。

一、收入分配公平的概念考察

公平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范畴，有人将其界定在经济领域，有人将其界定在法律领域，有人将其界定在道德领域，而有人又将其界定在政治领域等等。不管将公平界定在何种领域，公平的含义无外乎两个方面，其一是作为手段的公平，其二是作为目标的公平。作为手段意义上的公平是从具体的操作层面出发解决如何公平的问题;作为目标意义上的公平是从人的理性出发解决如何确立一个理想的公平的社会秩序的问题。

收入分配中的公平是属于经济领域的公平，其本身也具有手段和目标的二重性。一方面公平分配是促进生产发展，达到理想社会秩序的手段。另一方面，公平又是各个社会要追求的社会目标。由于收入分配中的公平是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而在生产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因此，生产资料占有的公平与否，最终决定收入分配的公平与否。收入分配中的公平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随生产关系的发展而发展。原始共有社会中的.收入分配公平是与其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人们在生产中共同劳作，没有差别地分配生存必需品，大多情况下是按人头进行平均分配。但这种分配是建立在其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的，当发生自然灾害，生活必需品供给不足之时，原始人类往往就会以杀害或抛弃老幼及长期患病的亲人来满足其最起码的生存条件，其本身也有不公平的一面。在奴隶社会，马克思说：“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公平观认为奴隶制度是合理的”。显然，这种公平是建立在奴隶主与奴隶不平等的基础上的。封建社会“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存在着严重的等级观念，与之相应的公平观念则本质上体现了地主与农民的不公平、不平等。资本主义社会的公平是一种私有财产的公平，它用法律保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暗含了劳资双方的收入分配不公平。当然，阶级社会的收入分配公平是用统治阶级的意志和权力设定的“正义”、“公平”。由于它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所以不可能真正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社会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实现了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公平，这为收入分配公平提供了经济基础：由于人们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做到了劳动的平等，其必然要求收入分配公平。但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的收入分配公平一方面受社会主义质的规定性的制约，另一方面又受着初级阶段国情的制约，因此我们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来理解我国现阶段的收入分配公平。

二、收入分配公平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

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维护市场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平等，维护公平竞争。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天性，公平是市场经济的价值观。一方面，市场经济要求收入分配公平。在市场经济中，价值实体是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市场内在要求商品实行等价交换，等价交换反映了生产者之间的平等交换劳动的生产关系。生产者之间交换劳动既然是平等的，必然要求等量劳动获取等量收入，即生产者的收入平等。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又抑制收入分配公平。市场经济通过市场来调节资源配置，主要运用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来推动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始终把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放在首位。这种生产形式一方面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节约了社会资源，另一方面又通过市场竞争推动了生产技术的发展，从而最终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它有利的一面。然而，市场经济主要是根据效率来进行市场主体的收益分配。由于市场主体在竞争中存在着效

分配问题分析 篇3

关键词：资金分配；综合战斗力；层次分析法

中图分类号：F20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2-0287-01

资金分配一直以来都是敏感问题。如何合理公平的分配中队的建设资金是每一个基层主官必须解决的问题。对于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大部分的基层主官都以个人的喜恶来分配，这是不合理的也是盲目的。本文认为基层的建设应该以提升士兵的综合战斗力为最主要的考虑因数。只有在资金分配上充分考虑官兵的需求和提升战斗力的需要，才能令士兵信服，才能提升部队的综合战斗力。本文利用层次分析法构造模型，充分考虑影响战斗力的各个因数，从士兵的角度出发对官兵的住宿条件、伙食标准、文化娱乐、训练器材方面进行考虑分析对中队建设资金进行合理的分配。

一、影响因素分析

训练器材、住宿条件、文化娱乐、伙食标准这几个方面影响着士兵的身体素质、精神状态、思想政治等方面。而这些方面有决定了士兵的综合战斗力。但本文不可能平均分配资金。而且这些影响因数的重要程度也不相同，所以运用层次分析法来对资金进行分配也就顺理成章了。

资金分配方面在训练器材、住宿条件、文化娱乐、伙食标准等方面存在一定的不足与不合理的方面。基层建设的目的是提升战斗力，战斗力的构成主要是士兵的身体素质、精神状态、思想政治等方面。而这些构成战斗力的要素又受训练器材等方面的影响。如何合理的分配资金来建设这些项目，是提升部队战斗力的一个关键问题。因此，分配方式也就成为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在构建的模型中将影响目标层M（提升部队战斗力）的子目标身体素质、精神状态、思想政治设为N1、N2、N3。将影响子目标层的因素：训练器材、住宿条件、文化娱乐、伙食标准，设为S1、S2、S3、S4。

二、评价指标权重判断计算

指标权重判断计算对权重值的影响极大。有关于两两比较的标度方法有许多种，但是有些标度方法过于武断，不能很好地区分指标或因素的差异性。本研究采取的1～9标度法，较为符合人们进行判断时侯的思考习惯。当人们比较两个因素对某一个目标的相对重要性强度时，通常采用如同等重要、稍微重要、明显重要、强烈重要、极端重要等此类语言。采用1～ 9之间的整数表示这两个对 象或几个对象的重要程度级别，从级别层次上说，9个级别刚好既方便又实用。

（一）子目标层重要性比较

身体素质，在基层中队里战士的身体素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也是衡量战士战斗力的一个重要标准，强壮的身体可以更好地执行任务。相比于精神状态和政治思想来说，本文认为他们的重要程度应该是身体素质N1比精神状态N2明显重要，身体素质N1比政治思想N3稍微重要，政治思想N3比精神状态N2稍微重要。即：N1/N2=5、N1/N3=3、N2/N3=3。可以建立子目标重要程度对比矩阵。进行列归一行求和得（1.87，0.717，0.413）。λ=3，CI=0，进行归一化得A1=（0.623，0.239，0.138）。

（二）分配层对各子目标层重要性比较

1.分配层对身体素质的影响比较

在分配层各个元素中，本文认为伙食标准和训练器材S1对身体素质的影响最大。这是显而易见的，只有营养跟上身体素质才能提高，而训练器材也影响着训练的质量。而一般基层的伙食和训练器材都是比较欠缺的地方，所以资金有所倾斜也是必须的。剩下的两个元素中文化娱乐包含的文体活动也对身体素质有较好的促进，相对的住宿条件重要程度就略有不足了，当然并非睡眠对身体素质没有提高，只是相对的重要程度比其他低而已。可以得到它们的重要程度关系矩阵。对矩阵进行列归一行求和得（1.538，1.538，0.573，0.351）λ=4，CI=0再进行归一得（0.385，0.385，0.143，0.088）

2.分配层对精神状态的影响比较

对精神状态影响最大的是住宿条件，休息的好精神状态自然就会好。住宿条件对所以精神状态的影响重要程度应该是最高的。当然适当的文化娱乐可以使人保持乐观开朗的心情，有一个好的心情工作才会积极，外在的表现就是精神状态良好。所以文化娱乐的重要程度不下于住宿条件。其次伙食标准对精神状态也有不小的促进作用，良好的食物可以使官兵心情愉悦。所以它的重要程度排在第三。而训练器材，不得不承认不想训练的士兵还是比较多的，当然不排除有对训练极度热情的，所以训练器材对精神状态的影响重要程度最低。最终得出对比矩阵。对其进行列归一行求和得（1.556，1.556，，0.612，0.274）。λ=3.998，CI=0.000667。在對其进行归一得（0.389，0.389，0.153，0.068）.

3.分配层对政治思想的影响比较

伙食标准对人员思想政治的是有较大的促进作用的。住宿条件对官兵的影响类似于文化娱乐，但本文认为在重要程度上文化娱乐要比住宿条件强一点。最后训练器材，虽然有一定的影响，但明显没有上三个重要程度高。通过对比矩阵可得，对其进行列归一行求和得（0.352，0.495，1.577，1.577）， λ=4.001，CI=0.000333，再进行归一得（0.8825，0.12375，0.39425，0.39425）

在上述的对比中本文得出了子目标层各项的比重，以及分配因素在子目标各项中所占的比重。那么本文就可以根据这些数据计算分配因子对本文的最终目标综合战斗力的影响重要程度。 分别将各个子目标层中分配层所占比重相加得到（0.86225，0.89775，0.69025，0.55025），对其进行归一可以得出：训练器材约占总资金的28.74%、住宿条件约占29.93%、文化娱乐约占23.01%、伙食标准约占18.34%。

三、结束语

本文可以根据各地的特点适当的调整各个要素的比重来达到科学合理的分配的目的。本文只是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文章解决问题的方法对于辅助决策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参考文献

[1]赵焕成，层次分析法（AHP），一种简易的新决策法[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6：10-32。

征地过程中收益分配问题的博弈分析 篇4

征地过程涉及到地方政府、失地农民和土地使用者三个利益主体。由于各主体均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 导致了三方在征地利益分配上出现了复杂的博弈。博弈的结果往往使得三方的利益都受到损害, 尤其失地农民利益大大受损, 使他们对征地问题产生了抵触, 使得各地方政府的征地工作受到阻碍。因此, 如何处理好失地农民、地方政府及土地使用者三者之间的关系, 对于保护失地农民利益, 保证征地工作顺利推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 征地过程中的收益分配现状

在征地的收益分配博弈过程中, 地方政府在征地补偿与土地供给上完全占据着主导地位, 地方政府凭借自身所拥有的强制性权利完全占据了上风, 因此, 博弈的天平也就倾向了地方政府一边。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土地被征用时, 地方政府为了追求自身的业绩, 财政收入最大化, 同时为了当地经济发展需要, 不得不保证土地使用者的利益。因此, 导致了被征地农民的补偿标准、就业保障、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障水平较低, 被征地农民的收益被降低到无法维持长远生计的地步, 其权益也被无情的剥夺。被征地农民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就成了博弈过程中最大的“牺牲者”。最后博弈的结果是被征地农民失去的就是地方政府巨大收益来源, 也是土地使用者利益的来源, 土地征用过程就是一场三方间的零和博弈。

2 征地过程中收益分配的博弈分析

失地农民、地方政府及土地使用者三者之间的博弈中, 失地农民以维持最基本的生存利益为目标, 地方政府以保持社会稳定和财政收入的最大化为目标, 土地使用者以能够以低价获得土地、实现商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

2.1 征地中失地农民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

地方政府对农民征地有2种情况:对失地农民的补偿及社会保障补偿合理与不合理;失地农民也有2种情况:对补偿及社会保障满意或不满意, 即满意就同意征地或不满意则不同意征地。

失地农民失去土地后, 其实就是把农民自己的“铁饭碗”给剥夺了, 只有给农民比“铁饭碗”更好的“铜饭碗”或“金饭碗”, 被征地农民才会心甘情愿地同意支持征地行为。所以, 若采取令失地农民不满意的不合理社会保障的方式以及农民本身的利益没有被充分保障的话, 他们就会选择不同意征地的行为, 此时, 假设农民的收益为n个单位, 地方政府的收益只能为0个单位;若地方政府采取令失地农民满意的合理社会保障的征地方式, 农民就会同意政府征用他们的土地, 此时, 假设失地农民的收益为y, 并且y大于或等于n, 否则农民不会同意土地被地方政府征用, 此时地方政府的收益为x (x>0) , 上述博弈分析如表1所示。

上述博弈的纳什均衡为“合理, 同意”。但是, 它的出现得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失地农民的土地产权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 地方政府必须以谈判方式解决征地问题。因为, 若地方政府利用所拥有的强制性的征用权利, 就可以轻易的以不合理的社会保障的方式来及时完成征地行为, 而此种情况下的博弈就变成了强行征地中地方政府和失地农民的博弈关系如表2。

在上述强行征地的情况下, 均衡状态由原来的均衡状态变成不合理, 强行征地, 不同意。这种由地方政府利用强制力达到的均衡状态, 不仅导致失地农民与地方政府的对抗升级、双方矛盾不断加深, 最终致使征地安置制度和社会保障变得无效, 影响到相关的重点项目建设。

2.2 地方政府与土地使用者之间的土地出让博弈

土地使用者在博弈中有2种选择是本地投资或到其他地投资;而地方政府有3种选择是以市场价出让土地、以高于市场价出让土地及以低于市场价出让土地。若地方政府以高于市场价出让土地, 则土地使用者转移到其他地方投资, 此种情况下, 土地使用者的收益是e单位, 而地方政府的收益为0;若土地使用者选择留下来投资, 假设此时, 地方政府的收益有b单位, 土地使用者的收益有c (ec) 单位, 地方政府的收益有g (g

从上述的博弈分析可知, 在此博弈中, 仅有一个均衡为“高价土地, 留下”, 也就是说土地使用者面对着市场的利益, 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只能接受地方政府以高价出让土地的情况, 否则他们无法达到利益的最大化c, 但是地方政府获取的这种高额收益, 失地农民是无法享有的, 因此, 失地农民对地方政府的这种土地增值收益方式强烈的不满, 致使失地农民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更加地紧张, 矛盾更加的深化。

2.3 失地农民与土地使用者的间接博弈

在征地中, 失地农民直接面对的是地方政府, 与土地使用者并无直接的市场交易, 所以双方存在的博弈关系是一种间接的。据上述博弈分析, 很明显可知, 若被征地农民同意被征地, 土地使用者就会留下来投资, 此时, 失地农民、地方政府和土地使用者都有利可图, 分别是x (x≥n) 单位、b单位和c单位;反之, 若被征地农民不同意被征地, 地方政府的征地行为就无法顺利完成, 土地使用者只能转移到其他地方进行投资, 在这情况下, 地方政府就无利可图, 土地使用者的利益减少为e单位。则失地农民和土地使用者间接博弈的支付矩阵如表4。

从表4的博弈分析结合其它博弈分析可知, 土地使用者是有利可图的, 地方政府的“准租”是土地使用者寻求的本旨, 而且在我国城市化不断发展中, 能够去承担起企业和社会的责任的很少, 致使失地农民利益受到严重的侵犯, 从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让农民参与到市场中直接与土地使用者进行交易的可能性。

3 结论与建议

综上可知, 在三方利益的博弈过程中最大的牺牲者是失地农民, 因为没有充分有效地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 而且地方政府为了自身利益时常利用其强制力来确保征地的顺利完成。地方政府是取得土地收益权利的控制者, 而地方政府选择牺牲农民的利益来追求财政收入, 同时又由于迫于经济发展的需要, 地方政府还要保护土地使用者的利益, 导致征地时选择了不合理的社会保障和补偿标准, 最终引起失地农民的强烈不满从而造成了地方政府与失地农民之间关系日益紧张的趋势, 矛盾日益严重深化, 对抗不断升级的态势。

为全面贯彻十七大精神, 以人为本, 构建和谐社会, 使我国社会经济持续稳定的快速发展, 在保障失地农民利益的前提下, 提出逐步缓解被征地农民与地方政府、土地使用者之间的矛盾对策建议如下。

3.1 建立有效的失地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当农民失去土地后, 失地农民已不再是纯粹意义上的农民, 而是城市市民的边缘性群体, 但没有获得与城市居民一样的最低生活保障,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作为一种解决贫困问题的补救机制, 是社会保障体系中的最后一道“安全网”, 同时最低生活保障也是一个公民应该享有的最基本权利。因此, 地方政府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失地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同时构建一个最低生活保障正常调整机构, 以保证农民被征地后的最低生活水平及随着生活水平和物价的上涨作出相应的调整, 以确保失地农民基本生活水平不降低。

3.2 建立健全有效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障制度

我国农村地区有一种约定俗成的养老方式, 是“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由于土地具有连续性的收入, 所以依赖子女供给的养老模式降低了很大的社会风险。因此, 建立健全有效合理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障制度, 将为维持社会稳定、保证失地农民的长远生计以及健康提供有力的保障, 从而从根本上解决被征地农民对失去土地后养老、医疗问题的担忧。同时各政府还要不断完善、提高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障水平, 各地政府还应当坚持因地制宜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障制度。

摘要：研究目的:分析失地农民与地方政府、土地使用者在补偿标准、就业保障、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障等方面的矛盾, 探讨失地农民、地方政府、土地使用者之间的收益分配博弈中实现多赢的可能性;研究方法:文献分析法、博弈分析法;研究结论:为保护失地农民的权益以及缓解与地方政府和土地使用者之间矛盾提供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失地农民,征地,博弈,收益分配

参考文献

[1]李淑梅.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M].北京经济出版社, 2007, 8.

[2]邹卫中.农地征用中利益分配零和博弈探析[J].贵州社会科学, 2005 (1) :37, 39.

人员分配调配问题 篇5

一．人员调配

1、某班级开展活动而分为甲乙两个小组，甲队29人，乙队19人：

(1)若从甲组调x名学生到乙组，使得两组人数相等，则可列方程：；

(2)若从乙组调y名学生到甲组，使得甲组人数是乙组人数的两倍，则可列方程：。

2、如果甲、乙两班共有90人，如果从甲班抽调3人到乙班，则甲乙两班的人数相等，则甲班原有多少人？

3、某班级开展植树活动而分为甲乙两个小组，甲队29人，乙队19人，后来发现任务比较重，人手不够，从另外一个班调来12个人分配给两个队，怎样分配才能使甲对人数是乙队的2倍

4.车间人数比乙车间人数的4/5少30人，如果从乙车间调10人到甲车间去，那么甲车间的人数就是乙车间的3/4。求原来每个车间的人数。

5.甲班有45人，乙班有39人，现在需要从甲、乙两班各抽调一些同学去参加歌咏比赛。如果甲班抽调的人数比乙班多1人，那么甲班剩余的人数恰好是乙班剩余人数的2倍。问从甲、乙两班各抽调了多少人参加歌咏比赛。

6.甲、乙两车间各有工人64人和38人，现需从两车间调出相同数量的工人，使甲车间剩余的人数是乙车间剩余的人数的2倍还多3人，问需要从甲、乙两车间各调出多少工人？

7.甲班有45人，乙班有39人，现在需要从甲、乙两班各抽调一些同学去参加歌咏比赛。如果甲班抽调的人数比乙班多1人，那么甲班剩余的人数恰好是乙班剩余人数的2倍。问从甲、乙两班各抽调了多少人参加歌咏比赛。

8.甲、乙两车间各有工人64人和38人，现需从两车间调出相同数量的工人，使甲车间剩余的人数是乙车间剩余的人数的2倍还多3人，问需要从甲、乙两车间各调出多少工人？

二．人员分配

1.学校分配学生住宿，如果每室住8人，还少12个床位，如果每室住9人，则空出两个房间。求房间的个数和学生的人数。

2、学校春游，如果每辆汽车坐45人，则有28人没有上车；如果每辆坐50人，则空出一辆汽车，并且有一辆车还可以坐12人，问共有多少学生，多少汽车？

3、小明看书若干日，若每日读书32页，尚余31页；若每日读36页，则最后一日需要读39页，才能读完，求书的页数。

高校薪酬分配体系问题研究 篇6

【关键词】薪酬分配；配套措施；岗位价值

当前，因为宏观政策支撑的力度和受高校内部各种制度的影响，加之薪酬及岗位与教职员工的切身利益相关，为确保教职员工积极性和创造性，保证教职员工持续为社会做出贡献，保证高校薪酬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竞争力，应遵循激励原则，增强微观领域里的管理制度建设，必将促进高校薪酬分配体系与岗位价值深化改革和完善，促进高等教育事业的蓬勃健康发展。但是高校薪酬分配制度存在着诸多弊端，所以只有建立健全科学合理完善的薪酬分配体系与岗位价值，才能完善宏观政策的调整和岗位价值之间的配套，保证高校教师队伍的建设和稳定奠定坚实的基础。

1.高校薪酬分配体系与岗位价值存在的问题

1.1"岗位"、"身份"未能清楚划分

高校是高职称、高学历人才聚集的领域，都是以个人资历、学历、职称作为薪酬的主要考核点。经过多次高校薪酬分配制度改革，按照国家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精神，事业单位实行岗位绩效工资制度，高校采取国家工资、校内岗位津贴、地方性津贴与福利收入相结合的多元化分配体制，它代表未来高校薪酬改革制度的方向，但也存在部分问题，薪酬分配标准未能体现业绩贡献挂钩，导致薪酬分配的平均主义，限制了教职员工主动性和积极性，激励体制失效。以岗位为对象作为高校分配标准是一种科学合理方法，但是由于高校长期身份治理不明朗，聘任制、竞岗制只是一种走形式，职称、职务享受"终身制"，工资分配与身份直接挂钩，而忽略岗位。注重"身份"还表现在岗位津贴分配上，决定岗位津贴分配的多与少是身份起着决定性的因素，形成同岗不同酬的情况。只顾追求更高的职务、职称的评聘上，尤其对资历浅的年青教师来讲，阻碍了岗位津贴的激励作用，没有更好的体现在"薪酬与岗位对等"和"按劳取酬"的原则，真正体现出人才价值的薪酬分配体系并没有建立健全。在这种状况下，教职工的积极性和进取精神无法调动，人力资源优化配置遇到了困难。

1.2未能按劳动力价值规律等同于薪酬

劳动力作为特殊商品进入市场应遵循价值规律，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也要遵循价值规律。而现实中高校教职工收入未能真正与其贡献、成本相等。教职工比其他行业同类条件人员应该有更高的收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对人才竞争的加剧，而教职工收入全部依靠稳定来同市场竞争人才，结果是更多的人才被市场吸引，从而难以引进和稳定人才，导致人才资源大量流失。人才流动是合理的，不能单纯的把原因归结到人才的敬业或区域差别。除学校的学术氛围问题之外，就是高校的薪酬体系设计欠缺市场价格导航，忽视劳动力的市场价格。不能跟随市场机制的调节而变化，尽管高校薪酬与岗位价值水平总体上看比以前有了较大的提高，仍相对靠后，导致缺乏责任感和敬业感，缺乏市场竞争力。福利是高校薪酬体制中的薄弱环节，福利方面的激励措施应加快出台，加大对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住房补贴、住房公积金以及其他补贴等方面上涨的幅度，在现有的补充保险、培训进修等福利方面还比较薄弱，要引起重视，同时，对资历深的教师、青年教师以及刚引进教师在福利方面提高。今后只有尽快完善高校福利政策，才能使其在人才引进、高校教职员工激励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2.完善薪酬分配体系与岗位价值的配套措施

考核评价标准需要公平、公正、可行的建立在科学工作绩效评价方法。首先，保证质量，工作数量多而质量不高，由于量化考核只注重结果而不注重过程，对教职工的态度、贡献和发展前景等因素考虑得少，使岗位津贴制度变得简单化、线性化，甚至导致教师行为的短期化。理顺岗位价值及岗位薪酬标准，充分体现岗位价值。其次，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考虑贡献的大少，体现了素质工资的设立，而且可以考虑将教学工作量、科研工作量与实践教学结合，建立比较完整的考评体制；即实现高效发展目标，教职工又能实现自我价值。岗位津贴与教职工的考核结果联系，能够体现奖勤罚懒、"优劳优酬"、"公平"的高校分配制度，必然能够调动教职工主动性和创造性，为高校发展吸收更多高素质优秀专业人才，为社会培养更多优秀专业人才，鼓励教职员工提高专业素质，对岗位进行分类评价，高校津贴分配中都有一套完整的考核措施，让岗位创造的价值与收入分配及绩效考核直接挂钩，按照岗位的不同要求执行既定的量化体系或衡量标准，对教职工的工作量进行评定；考核量化指标要强硬。建立以岗位价值为特征的薪酬分配体系，充分体现"岗位之间劳动力差别、责任差别、贡献差别"的薪酬分配机制，充分发挥薪酬分配的激励导向。但高校岗位任职的要求涉及面广，需求层次复杂，教师工作的无法量化、分配制度的滞后，使得考核指标难以科学定制。通过人才选拔，提倡高职称、高学历、优秀骨干、专业带头人，使教职工的观念从思想上转变，有力的促证了人才队伍的建设，这样才能使新的岗位价值型薪酬分配体系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行。向高层管理、高专业岗位倾斜。

3.建立健全高校薪酬体系的保障措施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利润分配问题研究 篇7

1 层次分析法的基本原理

层次分析法的基本原理是排序的原理, 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建立层次结构模型。在深入分析实际问题的基础上, 将有关的各个因素按照不同属性自上而下地分解成若干层次, 同一层的诸因素从属于上一层的因素或对上层因素有影响。最上层为目标层, 通常只有一个因素, 最下层通常为方案或对象层, 中间可以有一个或几个层次, 通常为准则或指标层。 (2) 构造成对比较阵。从层次结构模型的第2层开始, 对于从属于 (或影响) 上一层每个因素的同一层诸因素, 用成对比较法和1-9比较尺度构造成对比较阵, 直到最下层。 (3) 计算权向量并做一致性检验。对于每一个成对比较阵计算最大特征根及对应特征向量, 利用一致性指标、随机一致性指标和一致性比率做一致性检验。 (4) 计算组合权向量并做组合一致性检验。计算最下层对目标的组合权向量, 并根据公式做组合一致性检验。

2 影响利润留成分配的因素

利润留成分配的过程与结果直接关系到所有者的合法权益能否得到保护, 企业能否长期、稳定地发展。为此, 企业必须加强利润留成分配的管理。影响利润留成分配的主要因素有: (1) 企业规模。企业如何在股利支付和利润留成之间进行权衡是影响利润分配的很重要因素。当企业处于发展上升阶段, 需要大量的资金, 企业可以考虑减少股利支出, 将大部分盈利用于扩大再生产, 在将来给股东以更加满意的回报。当企业处于盈利充裕、稳定, 并无良好的拓展机会时, 可考虑采用较高的股利以回报投资者。 (2) 企业技术水平。企业技术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产品在市场中的竞争力, 如果企业的技术水平在同行业中处于弱势, 企业应考虑将利润留成用于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上;如果企业的技术水平在同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则可以考虑适当地分配一些资金用于其他方面。 (3) 企业形象。在现代的市场经济中, 企业形象是一种无形的资产和宝贵的财富, 它可以和人、财、物并列, 其价值可能超过有形资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对企业的发展相当重要, 在使用利润留成时应充分考虑企业形象对企业带来的深远影响。

3 利润留成分配应用案例

3.1 问题提出由于利润分配问题涉及范围较广, 为了更加直观地获得研究成果, 本文的应用案例仅研究利润分配中的利润留成部分。

某公司有一笔企业留成利润要由公司管理层决定其用途, 总目标是促进公司进一步发展。可供选择的方案有:积极投身公益事业;加大新产品宣传力度;员工的素质和技能培训;与高校进行联合;引进新型设备进行技术改造。衡量这些方案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眼:是否扩大了企业规模;是否提高了企业的技术水平;是否增强了企业形象。

3.2 问题的分析根据上述问题, 构建层次结构模型, 如图1所示。

3.3 模型的建立与赋值由于指标的确定和分值的给定带有主观臆断性, 为减小主观因素的影响, 我们采用T·L·Satty提出的“1~9比率标度法”表进行定量评价, 其标度含义如表1所示:

经调查得到主观判断矩阵如表2、表3、表4和表5所示。

3.4模型的求解本文利用AHP层次分析法软件, 对该模型进行求解。 (1) 准则层C对于目标层A相对权重向量:最大特征值λ (max) =3.0385;特征向量w (2) = (0.1047, 0.6370, 0.2583) T;随机一致性比率CR=0.0370<0.1通过一致性检验。 (2) 方案层P对准则层C的权向量、最大特征根、一致性比率如表6所示。其中第k列代表第三层对第二层Ck (k=1, 2, 3) 的判断矩阵的权向量、最大特征根及一致性比率。 (3) 方案层P组合一致性检验。第三层的组合一致性比率CR (3) <0.1, 所以第三层通过组合一致性检验, 因而前述所求得的方案对目标的组合权向量可以作为最终的决策依据w (3) = (0.1387, 0.1557, 0.3806, 0.1439, 0.1811) T。

3.5 结果分析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对准则层的权重结果进行排序: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 (0.6370) , 增强企业的形象 (0.2583) , 扩大企业的规模 (0.1047) 。在该方案排序中, 员工的素质技能培训和引进新设备进行技术改造等都有比较大的倾向。

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对方案层的权重结果进行排序:员工的素质和技能培训的权重 (0.3806) , 引进新设备进行技术改造的权重 (0.1811) , 加大新产品的宣传力度的权重 (0.1557) , 与高校联合的权重 (0.1439, 积极投身公益事业的权重 (0.1387) , 说明在对利润留成分配时, 企业领导比较倾向员工的素质技能的培训。

3.6模型评价通过构建利润留成分配方案的递阶层次结构模型, 利用层次分析法来进行利润分配方案的优选决策, 使得评价结果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和可操作性。应用层次分析法构造判断矩阵时, 由于判断矩阵构造主观性强和一致性不易通过检验等缺点, 可以采用群体判断的方式来解决实际问题。

4 结论

现代企业发展过程中, 科技的创新和员工技能的培训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发展。因此, 企业在利润留成分配时应优先考虑。企业在进行利润留成分配决策的时候, 应该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 采取合适的数据和决策分析方法。AHP层次分析法使利润分配的方向更加明确清晰, 根据不同方案的权重比例, 找寻出最佳的方案, 使决策有依据可循。

摘要：利润留成的分配对企业而言是很棘手的决策, 由于层次分析法能将定性分析和定量相结合, 将人的主观判断用数量的形式表达出来并进行科学处理。文章阐述了层次分析法的基本原理, 并对影响利润留成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结合案例提出利润留成的分配方案, 以期为企业利润留成分配方案的选择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关键词：利润分配,层次分析法,决策问题

参考文献

[1]姜启源, 谢金星.数学模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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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魏刚.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 2007 (6) :5-7.

[5]原红旗.中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分析[J].财经研究, 2005 (3) :12-14.

分配问题分析 篇8

一、国有企业的收入来源与政府介入收入分配的合理性

国有企业作为一种特殊的市场经济参与群体, 与其他各种类型的企业相比, 其最大的区别来自于所有制基础———即是由国家直接或间接投资和控制。因此国有企业就成为国家在经济领域各种意图和目标的直接实现者和具体实施者;作为回报, 国有企业的相当部分收入都是来自于国家对实现其目标和意图的一种补偿和奖赏。正是存在这种利益形成的基础, 国家才具备干预国有企业收入分配的资格, 国有企业也为国家影响全社会的收入分配创造了可能。

1.国有企业的收入来源

对于一般企业来说, 其收入的来源主要包括:企业劳动者劳动创造的收入、经营管理者管理决策创造的收入、技术人员创新创造的收入和企业出资人投资创造的收入。对于国有企业来说, 它首先是一个企业, 当然具有一切企业所应该具备的共性, 其收入中也必然包括这些基本的收入。但与其他企业所不同的是, 国有企业的特性决定了它收入中有一部分必然来自于国家让渡的权益。国有垄断部门收入的秘密之一是资源要素低价。即国家把具有巨大经济价值的资源无偿或者低偿授予垄断国有企业, 只是象征性地收取很少的资源税和资源使用费。一方面是国企的成本被国家按照行政意愿降低了, 另一方面国企的产品价格却按照市场的客观需求决定着。在国企经营水平和劳动效率没有重大改变的情况下, 两者之间巨额收入不是来自于国企的经营管理, 而实际上是来自于某种国家层面的利益让渡和企业层面的利益获取。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国有企业的收入中, 至少在大量垄断性和资源性的国有企业中, 其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国家利益而非企业经营管理的结果。

2.国家干预国企收入分配的必然性

国家对国企收入分配的干预是由以下方面的原因决定的:一是收入来源决定。从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既然部分国企的收入是来自于国家利益的让渡, 那么国家当然有权参与这部分收入的分配。二是企业性质决定的。国企的资金来自于国家和全体人民, 理应来自于人民和使用于人民。政府作为全民出资人的代表, 当然有权参与国企的收入分配。三是由国家性质决定的。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 既要遵守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 同样要保持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作为全体社会大众根本利益的代表, 面对人人都关心的收入分配问题, 国家有必要出面予以协调, 这样才能更好地体现我国社会体制的优越性。

二、分配国有企业收入的基本原则

要公平、高效的分配国有企业创造的收入, 首先要确定分配的基本原则。综合考虑应该遵循以下3个方面的原则:

1.遵守市场经济和企业发展的原则

国企首先是企业, 如果抛开作为市场经济中独立个体企业的基本行为规范而空谈对企业收入的分配, 就会回到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忽视市场作用和企业主观能动性的老路, 而这已经是被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所否定的错误模式。因此在分配国企收入时, 首先要遵循以下方面的要求:一是要遵守市场经济中的要素参与分配原则。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 各生产要素平等的参与经济活动并取得相应收益是基本原则。国有企业不可能全部由国家独资设立, 还需要其他社会资本和普通劳动者的参与, 分配的前提是尊重不同生产要素对国企收入的贡献。因此保证各利益相关方都能按照经济贡献平等参与国企收入分配是基本的经济原则。二是要保证国企发展的原则。对国企收入分配的要求是合理的, 但也不能以牺牲国企持续、健康发展为代价。如果只是一味追求短期利益的获取, 过度索取, 就会出现涸泽而渔的现象。国企被分光花尽、失去了继续发展的潜力, 这种局面肯定也不是公平、高效的分配原则所追求的。因此, 在确定国企收入分配的具体指标时一定要考虑企业发展的客观要求。

2.遵守社会效益最大化的原则

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是一个涉及方方面面的复杂问题, 在追求经济效益最优的同时也要充分兼顾社会效益, 确保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当前社会普遍不满的收入分配问题之一就是国企与其他企业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据国家统计局统计, 全国七个垄断行业有职工2833万人, 不到全国职工总数8%, 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却占全国职工年工资总额的55%。这种收入分配问题当然要予以重视并加以调节, 但是我们还要看到即使在国有企业内部也存在着种种基于地区、岗位和行业的收入分配不平衡问题。例如:2010年国企职工人均收入最高的金融行业达到80772元, 而同样是国企的农、林、渔业部门的人均工资只有16370元。还有国企内部“同工不同酬”的现象都说明, 所谓收入分配的问题在国有企业内部与外部同时存在, 在对其进行调整时, 不仅要考虑不同所有制的差异, 还要考虑地区、行业、岗位的区别, 以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为原则。

3.加强外部制度建设的原则

面对现实的经济利益分配, 如果没有公正、合理的制度安排, 而只依靠政府、企业或者个人的理性行为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外部制度建设是保障国企收入分配的主要外部条件。这种外部制度建设应该设计3个层面:

(1) 政府层面的制度建设。对于政府来说, 参与国企的收入分配要做好以下的工作:第一, 确立规范的收入分配机制与法律框架, 这是分配收入的基本条件, 而且一旦形成包括政府自己也要遵守。第二, 确立约束、监督与处罚机制, 所有的经济个体都有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冲动, 如果缺乏来自外部的约束、监督与处罚机制, 就会有参与分配的一方利用自身的优势获取最大收益而损害其他各方利益的情况发生。第三, 确立分配制度调整的机制。任何机制的设立都有其前提条件与适用范围, 没有一种制度设计是万能的。当具体情况发生变化时, 需要有相应的制度修正。而这种涉及分配制度的调整也要有其自身的规范, 调整要求的提出和具体的调整都要有一套规范的制度来作为约束。即使调整由于制度的存在而降低了效率也比在没有制度约束下做出的错误调整的代价小得多。第四, 完善要素市场的流动机制。要让资本、劳动力、技术在一个充分实现其内在价值、根据市场规则指导的方向流动的环境下自由的实现配置, 特别是国家资本也要健全流入与流出机制。

(2) 企业层面的制度建设。企业的制度设计主要是两方面:一是涉及企业发展留存基金的相关制度;二是关于企业内部员工参与分配企业收益的分配制度。这些制度的涉及有一个基本前提要遵守:即遵守企业产权制度的要求, 例如股份制企业的分配要求就必须充分尊重股东的要求。

(3) 个人层面的制度建设。对于个人层面来说, 制度建设的内容主要涉及:第一, 最低与最高工资绩效制度的设立, 既要保护所有参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劳动者获得合理收入的权力, 也要对其所承担的责任作出约束, 即不能“只奖不罚”, 也不能“只罚不奖”, 建立起真正将奖励与处罚、责任与风险融为一体的绩效机制。第二, 要完善集体工资谈判机制。在国企内部的员工中, 普通员工相对于高级管理者而言是真正的弱势群体, 单个个体根本没有对分配问题和收入水平的议价能力, 要实现工会组织事实的机构独立与真正的权力独立, 这才能发挥工会在集体工资谈判过程中保护普通劳动者权益的职能。

三、分配国有企业收入的具体思路

根据1993年12月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国家于1994年1月1日开始在“两则” (《企业财务通则》和《企业会计准则》) 的基础上全面推行国企利润分配制度改革。即实行“税利分流、税前还贷、税后分利”。简称“税利分流”。企业按税法规定向国家缴纳所得税之后, 税后利润再在国家和企业之间进行适当分配。当前的国企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多集中于税后红利的分配上, 往往忽视税前收入的真实构成。本文试图以企业所得税为基础, 从重新看待税前与税后国企收入构成出发, 准确界定国企的真实收入, 从而为公平、高效的实现国企的收入分配打下坚实的基础。

1.国有企业税前成本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根据企业核算收入的会计准则要求, 企业所得税要在扣除成本后征收。本文认为, 关于税前成本的分析要考虑以下方面:

(1) 垄断与资源成本的市场化。正如前文中所分析的, 国企收入中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国家转让的垄断或资源权益, 这部分内容对国企的收入贡献很大却对其成本的影响很小。国内很多研究都发现再分配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很小, 造成这种情况的关键就是再分配的能力和水平不足, 而制约这一切的前提是国家财税收入的规模。作为被国企低价或无偿占有的垄断或资源收益完全可以用某种支付的方式归还给国家, 这将极大的充实国家财税收入, 提高国家借助再分配调整收入分配的能力和效果。同时, 很多对非国有经济的研究都表明, 国企与非国有企业相比, 往往在垄断地位和资源获取上有着特殊的优势, 这也是经济领域中一种不平等竞争的反映。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垄断与资源成本的市场化。国家可以针对垄断与资源的不同情况和要求, 在一定区域和行业内展开试点。

对于资源的分配, 一切以市场供求为基础, 采取拍卖为主的方式。虽然拍卖制有其内在的不足 (拍卖获得者可能会将拍卖成本转嫁给最终消费者) , 但至少拍卖的收入可以成为政府调节社会收入水平、弥补特定社会阶层损失的来源。垄断分为自然垄断、经济垄断与行政垄断。对于行政垄断要坚决予以破除, 政府要彻底放弃对行政性垄断的偏好和保护, 完全交给市场竞争来进行, 允许任何具有竞争资格的企业参与到竞争中来。对于经济垄断, 要根据《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要求, 以法律的标准和要求进行操作, 建立起基于正常市场机制下的适度垄断与自由竞争相结合的局面。对于自然垄断要根据具体行业的特性予以对待, 凡是涉及公共服务和国家安全的垄断, 国家要加强对其的财务监督和审核;除此之外的自然垄断, 可以参照经济垄断的处理方法予以解决。

(2) 工资成本的规范化。工资是税前国企收入分配中成本的一个重要构成, 对其处理应该提倡合理、公平、可操作的原则。国家要处理好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要明确相关最低工资与最高工资的界限, 特别是对国企高管的薪酬与企业业绩的绩效制度, 以及工资随企业利润增长的合理比例和范围, 以确保基本工资水平的公平与合理;二是要完善相关员工工资集体谈判制度, 以确保工资水平变化的可操作性。只要在这两点的框架之下, 具体工资安排可以完全交由具体企业来执行。

将上述观点概括起来就是一种“成本控制型的收入调整”, 即通过一系列的政策与措施配合, 使国企在税前的成本能够真正反映国企的各项经营成本、要素与垄断成本, 以及工资成本, 将国企的收入回归到一个真正合理的水平上。同时这种调整还能够兼顾各方利益:国家的资源收益得到补偿, 企业员工的工资保持合理水平, 非国有企业能够在相同的条件下与国企展开平等的竞争。

2.国企税后利润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2007年12月1日, 国资委会同财政部颁发了《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收益收取对象为中央管理的一级企业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企业应缴利润的比例按照不同行业分三类执行:第一类为烟草、石油、石化、电力、电信、煤炭等具有资源型特征的企业, 上缴比例为10%;第二类为钢铁、运输、电子、贸易、施工等一般竞争性企业, 上缴比例为5%;第三类为军工企业、转制科研院所企业, 上缴比例3年后再定。“国有控股、参股企业应付国有投资者股利股息按照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配”。这标志着从国家层面开始处理国企税后红利的分配问题。有鉴于此, 国内学术界也将研究的重点转向国企税后红利分配的比例问题和税后红利的作用问题。苏志强等指出了分配国企红利的必要性和影响因素, 以及在红利分配过程中存在的困境主要是源于国企承担的多重目标。陈少晖等除了对国企分红的文献做了系统概述之外, 还以钢铁行业为例对具体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体系进行了建构。汤吉军等则对基于资本专用性情况下产生的国企分红问题从博弈论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汪平等则从理财学的角度出发指出, 政府作为出资人也要追求“股东财富最大化”。有学者发现对国企税后利润的现金分红甚至可以减少国企高管的在职消费和代理成本。综合各位学者的看法, 对于国企税后利润或红利的分配要在遵守按照要素贡献分配的原则指导下, 准确界定参与利润创造的各方的贡献并合理予以划分。具体可从以下方面入手:

(1) 国有企业自身的适当利润留存是分配税后利润的前提。国有企业作为一个企业, 其自身的健康、持续发展是实现其自身所承担的经济和社会责任的基础, 如果一味强调劳动、资本的收益而忽视企业的发展, 可能当下各方的利益实现了最大化, 但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则是一种短视的行为。要从兼顾企业长远发展的角度出发, 在税后利润分配前先确保企业持续发展的合理利润留存。这就要求在分配机制中充分考虑企业发展的要求, 在股东大会的决策过程中设计和确保相关企业发展权力和目标的实现。

(2) 资本要素的合理收益获取是是分配税后红利润的关键。在参与税后利润的分配过程中所有资本的地位都是平等的, 这是资本要素参与利润分配时一定要坚持的出发点。既没有特殊地位的国有资本, 也没有需要额外照顾的非国有资本, 有的只是按照相同资本数额获取相同收益的单纯、无差异资本。这就要求在分配过程中, 代表国家行使出资人角色的相关本部门一定要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作为政府的代表, 要确保国家利益不会受到损失;作为资本代表, 要确保国有资本在利润分配过程中获得与非国有资本一样的收益。

在这里还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要予以注意:国有资本要认真审视其进入与退出的机制。国家持有资本是界定国有企业的一个关键标准, 但是如果企业的发展达不到国家预期的目标, 国家又不能从这类的企业中退出, 那么最终受损的还是国家。因此, 一定要重新考虑国家资本进入和退出的机制。以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与社会效益最优相结合的国家目标作为政府投资的标准, 准确评价已经接受国家投资的企业和具有潜在资格的企业。失去国家注资的所谓“国有企业”将不再会享受“国有”带来的种种好处, 迫使其在市场中与其他企业一道平等的进行竞争;而得到国家注资的非国有企业也同样可以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获取“国有”的相关优惠。这样才能够真正使国有资本实现保值与增值, 而不会被当前某些国企中的既得利益集团所变相挟持。

(3) 劳动要素价值的平等实现是分配税后利润的核心。对于国有企业的改革, 人们曾经担心“工资侵蚀利润”现象的出现;而现在要关注的则是“利润侵蚀工资”的发生, 并且有学者已经对此问题在现实中的情况做出了验证。劳动力价值的实现一直是收入分配问题中最核心的问题之一, 对于国企税后利润的分配来说也同样存在。国企中的劳动者存在着劳动技能、管理技能、技术和创新技能等方面的天然差异, 如何将这些基于个体差异的技能衡量、评价并加以量化后通过货币形式予以实现, 的确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对此我们只能提出一些浅显的看法以供进一步讨论:

第一, 将国企中所有非货币化福利全部货币化。国企职工的名义货币收入与实际收入之间存在差距是不争的事实, 也是社会大众对国企职工高收入的诟病之一。因此在解决国企收入分配问题时首先要对国企职工的工资收入有一个准确的认识。将所有非现金形式的福利以货币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与其货币收入加总, 至少给认识国企职工的真实收入水平和判断工资与利润的比例提供准确的评价依据。

第二, 国家要健全最低与最高工资的相关机制。国家不仅要对最低工资水平予以关注, 更要对最高工资水平做出限制。特别是在国企中, 企业高管往往是以行政任命的方式产生, 他们就具有“准公务员”的特性, 怎么能够一方面享受公务员的行政待遇, 另一方面又要拿着和非国有企业高管一样的货币收入, 哪有这样的道理?并且要建立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之间的比较和联动机制, 至少使企业内部的工资收入差距控制在一个大部分职工都能够认可的范围之内。

第三, 完善集体工资谈判制度和工会制度的法律构建。在国企内部, 普通劳动者的地位与非国有企业中的劳动者一样, 都是在签署劳动合同之后履行劳动义务的雇佣劳动者;在收入谈判的过程中, 单个个体几乎没有与管理层的议价能力。要确保普通职工的基本收入权利, 完善集体工资谈判和工会的法律制度构建就显得非常重要。要在相关法律条文中明确相关制度和保障措施, 使工会在实现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的事实独立的前提下, 在集体工资谈判过程中真正发挥保护普通劳动者权益的作用。

第四, 从法理上明确工资与利润联动的机制。社会主义国家是保障全体劳动者利益的最后屏障。国家在立法过程中要有意识的保护劳动要素在分配利润过程中的利益, 要确保劳动要素具有和资本要素一样的平等参与分配的地位, 并在法理上予以明确。在具体细节上更要明确一个工资与利润联动的机制, 即伴随着利润的上涨, 工资也必然上涨一定比例的规则。当然政府只是需要明确分配规则, 而不是要规定具体的数据与比例, 这些需要根据不同企业发展的状况自行通过内部协商来确定。

分配问题分析 篇9

詹姆斯·扬克在其1992年出版的《修正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方案》中, 提出了目前资本主义存在分配上的不合理问题, 希望在改良中既要保持资本主义的经济效率, 同时又要克服其中的不公正。他提出建立“公共所有局以接管私人所有的非劳动性的生息资本投资收入”, 通过公共所有局的测算, 对被接纳的企业利税和公有企业的收入以红利的方式进行社会再分配, 以期达到分配领域的公平。

扬克对倡导的新型社会主义模式的论证, 在某种意义上捍卫了公有制原则, 驳斥了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的全面诋毁, 否定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全面优越性的说法, 同时提出并详细思考了社会分配问题。可以说, 扬克“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核心是在改良中既要保持资本主义的经济效率, 同时又要克服其带来的“非劳动的财产收益”分配的不公正。同时它与其他模式相比更接近于资本主义现实, 一些主张比较保守谨慎, 不涉及其他社会问题的变革。

二、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在现实中的问题

扬克的社会化主张是一种有限的公有化主张, 他的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构想是一种极为谨慎的改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方案。在现实社会中, “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公共所有局”到底是否具有可行性, 其在运行的过程中将会遇到什么问题, 都值得我们思考。

(一) 资本私人所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具有空想性

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最主要的批评是:绝大部分资本被私人所控制, 结果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平。需要将当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私人所控制的资本所有权收益 (这些收益包含在股票和证券中) 转移给一个全国性的政府公共所有权机构。从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设想的本质上说, “社会化”可以定义为, 改变影响财产收益流向的私人资本所有权的当前分布结构, 这种财产收益流向反映在大规模生产活动中的非人力生产要素的生产率。而这种社会化的对象是:非劳动所得的、私人所有的、能够给人带来非劳动收入的产权资本, 例如股票、证券、债券等等。

问题就出现了, 对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私人拥有的资本所有权收归公有, 这在理论上是可以实施的, 但实际上, 扬克并没有提出一个可供参考的、具有实践价值的社会化方案。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情况下, 通过何种途径何种方法推动社会化的完成, 成为了第一个现实性问题。该理论忽视了实现社会化的道路途径, 一步跳过了最重要的环节假设了社会化的完成。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制度、社会力量作为基础后盾, 如何能够让既得利益团体放弃他们所拥有的“私人资本”参与到社会化的运动中来, 诸如让资本家放弃生息资本收益、将私人资本交归公共所有无异于天方夜谭。如果社会化无法完成, 之后的设想就完全变成了空想。

同时, 扬克指出:公有制改造的范围包括股票和证券、政府债券, 同时其他资本的利息性收入, 例如银行的定期储蓄利息也应取消。在扬克的实用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下, 如何对国债、股票债券以及其他资本利息性收入进行改造又成为了同样棘手的问题。

例如, 国债具有弥补财政赤字、筹集建设资金、国家宏观调控等重要作用, 是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控的不可或缺的主要工具之一, 如何对国债进行合理有效的“公有制改造”就摆在了人们面前。同样对于银行利率而言, 若按照扬克的观点应取消所有的非劳动性收入, 那是否还会有人愿意把钱存进银行?失去了储蓄, 银行是否有足够的资金用于借贷, 换而言之更多的小企业将从何处进行融资, 企业经济活动如何进行, 银行本身又该如何定位, 市场活力是否能够继续保持……一系列问题就出现了, 扬克模式将是对现有金融体系的一次重新建立, 其影响值得思考。

(二) 公共所有局红利的分配问题

扬克认为, 公共所有局收入的绝大部分以社会红利的形式分配给社会成员。而剩下的份额留给公共所有局作为运行经费。社会成员根据其个人的劳动收入按比例享受社会红利, 退休人员通过退休金数额或者其他形式进行红利的分配。这样的分配制度也有许多问题需要明确。

扬克认为:实用市场社会主义必须采取一种平衡的方式, 将公有企业的部分利润公平地分配给社会劳动成员。这里的社会成员该如何界定?对于弱势人群, 失业和下岗工人、农民与农民工、精神病患者、部分妇女老人儿童、残障伤残人士、没有劳动能力的或者不参加社会劳动的社会成员如何对他们实施红利分配, 是否发放红利, 而发放标准又如何规定。现有弱势群体比如农民工很难通过劳动收入 (工资和薪金) 就他们对社会做出的贡献进行评判;而同样的问题又出现在企业家阶层, 实用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强调社会分配的公平, 虽然企业主并非像资本家一样仅仅靠资本收益赚取利润, 但企业家在某种程度上属于社会地位和收入分配的顶端阶层, 如何对他们的劳动收入进行定性定量, 社会红利分是不分。如何对社会成员这个概念进行细分, 以更好地进行公平分配, 又是摆在实用市场社会主义面前的一个问题。同时, 工资与薪金有时并不能与个人的社会劳动成正比, 仅仅以劳动收入 (工资和薪金) 作为社会红利的分配标准是否太过单一和草率, 成为了实用市场主义的另一个问题。

(三) 公共所有局的组织问题

实用市场社会主义将公共所有局设计为两个机构。第一级是中央机构。它的责任之一是负责接受公有企业上缴的利润然后对社会红利进行分配, 另一责任便是根据企业数据评估企业经营运作情况, 以此来决定企业经理的任免。公共所有局的第二级机构则由一批代理人组成。第二级机构分散在地方, 每一个地方机构由10～15个代理人组成。代理人从有丰富企业管理经验的人员中选出。每个代理人通过对职责范围内的公有企业进行监督, 按照被监督企业的经营情况和每年上缴的红利获得报酬。代理人的主要职责是通过专业的企业管理知识和第一手的统计数据对被监督企业的运行情况进行专业评估和监督, 但不能干涉企业正常运行和对企业进行具体的业务经营指导。代理人对企业管理层拥有一定的人事任免权利, 但必须上报到上级机构。

在扬克的描述中, 公共所有局是作为一种政府机构存在的。因而这样的机构运行体制是否会导致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重合的现象产生, 民主和效率该如何保证, 官僚主义、寻租行为怎样杜绝, 如何完善公共所有局的体制, 以及对代理人与企业的监管, 也是需要进一步完善的。

综上所述, 扬克对新型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论证, 在某种程度上捍卫了公有制原则, 驳斥了资产阶级思想对社会主义的全面诋毁。同时提出并详细地思考了社会分配公平的问题。这使得“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设计具有积极的意义和参考价值。但同时, 我们也看到了“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在很多方面还存在现实性问题, 扬克对于资本主义的改造仅仅体现在对于生息资本的废除, 这是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制度、消灭剥削的。要想真正实现对资本主义的改造, 就要对全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生产关系进行认真的研究和批判, 从根源上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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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姜辉.一个替代资本主义的谨慎方案——詹姆斯·扬克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评析[J].马克思主义研究, 1998年, 第1期.

分配问题分析 篇10

物业税又称财产税或地产税,主要是针对土地、房屋等不动产,要求其承租人或所有者每年要缴纳一定税款,而应缴纳的税值会随着不动产市场价值的升高而提高。物业税不同于物业费,其征收基础是业主所拥有的财产,征收主体是政府,通过政府的政权强制力实现。目前,世界各个国家对有关不动产税制的实践,主要有不动产税、财产税、定期不动产增值税三种。在西方发达国家,不动产税一般是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其所占比重能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40%—70%左右,是国际通行的几大税种之一。现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有物业税等类似的税种征收,比如美国、荷兰、以及我国的香港等。我国大陆地区目前还没试有开征物业税。

二、利益分配机制

在征收物业税的过程中,将涉及到政府、开发商、自住房购房者、炒房者、中介机构、银行等利益主体的利益,在这一过程中,各利益主体的利益将得到重新分配。

在现行的税费制度下,政府从开发商及房产消费者处获得的收益是通过出让70年土地所有权获得的。如果将土地出让金纳入物业税进行分摊征收,政府的本年度财政收入减少,但之后各界政府都可获得土地出让收入。政府便不会通过大量出让土地的方式增加财政收入或拉动GDP增长,有利于实现土地资源的节约及合理配置。同时,物业税的税值随着不动产市场价值的升高而升高,政府出让土地的总体财政收入高于一次性出让土地获得的总体财政收入。

对开发商而言,物业税的征收将减少开发商的土地成本,但业主或承租人持有房产的成本将增加,必将导致对房产持有量的减少,增加市场上房屋的供应量。由于需求减小,小开发商将被挤出市场而土地市场准入门槛的提高也将对小开发商产生挤出效应,大开发商对于土地及房产开发的垄断能力将得到提高,市场势力也随之增强。根据目前房地产的价格决定机制,开发商定价的基础是供需关系而非成本。2008年下半年,建房成本大大减少,但市场需求稍有增加,价格立即上升。美国一直都在征收物业税,但房价还是一直飙升,直到金融危机爆发。因此,大开发商对于土地及房产开发的垄断将使目前消费者认为的征收物业税,免除土地出让金将使房价大降的想法破灭。因此,征收物业税只会带来房地产市场的市场份额分配格局的改变,征税本身不会对房价有所影响,影响房价的是征税的技术指标。同时,统一征收物业税之后,房地产开发商可以大幅度降低自有资金,可以将更多的资金用于房地产开发方面,占用建筑工程承包商、施工单位资金的现象就会逐步减少,房地产市场将会健康发展。

对于自主购房者影响的分析,要看物业税征收具体的技术指标。2008年11月以来,国家对于90平方米及以下的首套房购房者征收1%的契税,免收印花税,并将首付比例降低到20%,二手房营业税支付年限由5年减少到3年,支付比例减少到0.5%。这在一定程度上对2009年初市场的回暖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推动作用,刚性需求在这一时期得到释放。2009年房价的快速飙升,主要是由于我国目前制造业投资收益较低,投资资金通过进入房地产炒房为资金寻找出路,减少资金的持有成本。另外,资金不足的房地产商正在使用假按揭、自行交易等方式,套取商业银行的资金,转嫁商业风险。开征物业税将增加投资者的持有成本及假按揭的成本,对这部分需求的基础效应较强,将遏制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但房价是否会由于这部分需求的挤出而降低也是不确定的。因为大开发商对房地产市场垄断能力的提高将使供给曲线变得陡峭,投资性需求减少后,对房产的刚性需求也使需求曲线变得陡峭,变化后的供给曲线所决定的价格未必低于之前的价格。如果房价不能随开征物业税而下降,那么物业税的开征将增加购房者的负担。

而中介机构的收益主要来源是交易提成。按照成交额的2%提取佣金。因此,开征物业税对中介机构的影响主要看成交总金额,取决于房价和成交量,两者的动态表现将具体的影响到中介机构的收益。而对银行收益影响最大的是利息的变化,就要看贷款金额的多少。开征物业税之后,贷款金额的多少是一个较随机的数字。因为这与业主决定首付款的比例及政府规定的首付比例相关。同时还将受到利率等的影响。

三、影响房价因素的分析

通常我们认为影响房价的因素有可支配收入、房屋造价等,但经过格兰杰检验,对房价产生影响的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即人们消费能力的提高,需求的增加而不是成本。检验结果如下表:(agdp表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rice表示房价,cost表示房屋造价。)

可见,通过征收物业税来降低房价的想法是不现实的,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改善性住房的需求将增加,如果保障性住房供给不足,那么对商品房需求的增加以及由于土地垄断而导致的房屋供应减少将导致房价的上升。因此,解决目前房价上涨的问题,征收物业税不是很好的办法,物业税开征只会增加业主负担,同时对于旧业主而言,土地出让金与物业税同时征收,是一种重复的税收,且不符合我国的法律要求。

四、在我国征收物业税应当注意的问题

1. 物业税不应是调控房价的工具

以上检验说明了通过征收物业税来降低房价的想法是行不通的,认为开征物业税来抑制投资需求,稳定房价的观点过于片面地强调了税收对房价的调控作用,没有认识到房价上涨的真实原因,在我国是行不通的。事实上,由于土地的稀缺性和开发商的逐利本能,开征物业税只会进一步推高实际房价。因此,想要通过征收物业税的办法来解决目前高房价的想法是不可行的,也是不可有的。

2. 房地产评估工作尚不健全

开征物业税,就必须对现有的房产价值进行合理的评估。房地产评估结果作为物业税征收的课税依据,其评估是否准确,将直接决定着我国物业税开征后的经济效应。目前,我国房地产税费的征收实际上由土地管理部门和税务部门双重管理。如房地产税由税务部门征收,而土地出让金则须向土地部门缴纳。开征物业税后,必须按照国际惯例定期进行土地评估,而我国目前无论在评估原则、评估机构还是评估人员配备上都还未能达到开征物业税所需的条件。另外,如何使评估机构真正成为不以盈利为目的,讲道德、讲公正、讲良心、讲诚信的中介机构,如何保证评估结果的公正性,谁来评估,评估费谁来出等一系列问题都是确定公允的物业税征收的基础。

3. 物业税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

福布斯杂志去年发布了一个“全球税收痛苦指数排行榜”,把中国排在全球第二。这则新闻在国内普通纳税人和企业那里引起广泛共鸣。物业税的开征将进一步推高国民的税负水平,甚至引发民众不满。因此,在决定开征物业税之前,必须经过一定时间的过渡期和相应的过渡措施。物业税过渡期的确定是其开征前必须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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