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分配不公问题

中国社会分配不公问题（通用6篇）

篇1：中国社会分配不公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

浅议中国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及对策

XH 居民收入是消费的基础，当前内需不足主要根源是居民收入偏低。分配制度不够合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这不仅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关系到如何体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问题。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不同社会群体和行业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已经日益成为中国经济转型非常关键的一个趋势。在一系列因素的作用下，这种趋势在过去10年间显得尤为突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日益发展的“国家主义”的经济结构，它所导致的权力和垄断成为收入差距的一个根本结构性来源。在新一轮的收入差距扩大化进程中，尚未完全反映在国民经济核算中的“灰色收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与此同时，收入差距扩大化的后果已经远远超越分配领域，对整个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健康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根据官方的统计数据，大部分经济学家对中国基尼指数的估计在0.45和0.5之间，远高于0.4的世界警戒标准。如此大的收入差距也将中国和东亚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分配结构区分开来，例如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即使是比起金砖四国，中国的收入差距也仅仅略低于巴西，而高于俄罗斯和印度。而且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实际的收入分化程度远远大于建立在官方统计数据之上的估值。这主要是因为大量的“灰色收入”实际上并未计入官方统计，使得官方统计大大低估了最富阶层的收入水平。根据王小鲁博士过去三年对灰色收入所作的系统取样和研究，中国城市家庭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要远远大于根据官方数据所作的估计，可能远超过0.5这个危险临界点。根据王小鲁的最新估计，灰色收入可能占到国民收入的15％，其中90％更是被收入最高的10％家庭所占有。

近10年来收入差距的扩大还伴随着私人财富差距的急剧增长。经济学家们根据家庭收入和财富的独立取样调查，对当今中国的财富分配格局做出了比收入分配更加惊人的估计。即使是从最乐观的结果看，10％的家庭实际控制了私人财富的45％以上。私人财富分配与灰色收入紧密相关。

与很多人看法相反，我们认为收入差距的扩大并非经济高速增长的必然结果。从全国范围来看，除去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当今中国城市家庭的收入差距和经济结构，尤其是国家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垄断密切相关。例如国有能源、电信和运输行业的正式员工的收入以及各种福利补助，就构成了家庭间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来源。社会福利体系的过度市场化，例如教育、住房和医疗的过度产业化，在导致分配体系扭曲的同时，更加剧了收入差距扩大化的社会影响。

家庭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日益不均，一方面是中国独特政治经济体系的产物，另一方面又造成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后果。这就包括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扭曲的国内经济结构，社会公平正义的缺失，以及日积月累的系统性政治风险。在房地产市场和年轻人群体当中，这种收入不均带来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尤为严重。其中的一个表现，就是在网络舆论中充斥的不满情绪，更反映在以各种形式出现的群体性事件尤其是暴力事件之中。

值得庆幸的是，各级政府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且已经采取了不同的方式，例如扩大社会福利支出和修改最低工资条例，缓解贫富分化并减轻收入差距的负面影响。不过，这些政策目前的成效并不很大。十七届二中全会公布的《发展规划》中，中央政府宣布要系统地提出一系列新战略，改革分配体系，以便遏制收入差距的快速扩大。虽然我们尚未看到这些政策细节的出台，但这些新政策无疑会成为下一轮社会和经济改革的重点。过去一般认为中国的收入和财富不均主要来自不同区域、产业和所有制形式下经济效率的差别。现在，人们日渐认识到，中国城市家庭间的收入和财富差距更是由制度因素造成的。比如，工资收入很大程度上并非绝对取决于劳动生产率，而是地位的高下、行业垄断和个体所占有的社会资源所致。这种情况在“灰色收入”主导的收入格局中就更加纷繁复杂。灰色收入是指在正式收入之外的，未计入国民收入统计的那部分家庭收入。对于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灰色收入在总体收入中的比重要大于50％。

如果我们对比行业间的收入差距，那么国有垄断行业是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的结构性来源。各种研究均表示，垄断行业的收入在全国各行业都是最高的。平均下来，一个垄断行业的正式员工的工资加津贴和福利可以达到其他行业的4到10倍。对于任何一个央企而言，一般一个人的年均劳动报酬大约是12万，这比全国其他行业的平均水平要高出4～5倍。众所周知，这并不是因为垄断行业本身效率要比其他行业更高，员工比其他行业更勤奋，而是由于国有资源的垄断收入所致。这些资源收益中的绝大部分本来应该是归一般国民所享有。

比起垄断行业员工，公务员系统和部分事业单位员工的灰色收入也不遑多让。多年以来，随着中央和地方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的省市级财政的急剧扩张，再加上各部门利用行政权力寻租行为的猖獗，公务员的工资和福利水平已经是今非昔比，大大超过其他行业实际收入的增幅。而一般单位和私营企业员工在“劳动力买方”市场的大格局下，一方面要面对组织化的资本，另一方面又得不到国家的支持，而且又没有可靠的工会组织，最后拿到的只是维持温饱的基本收入。即使是在《劳动法》颁布这三年以来，普通劳动的实际收入增长仍然低于GDP、垄断行业与公务员的收入增长，这恰好证明妨碍劳动者收入增长的制度因素尚未革除。中国国民经济分配体系中“权钱”结合与过度市场化的“渐退”分配机制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另一个主因。根据中国家庭收入统计项目1998-2002的资料，以福利市场化为标志的上一轮社会改革就严重损害了中下层的利益，大大抑制了大部分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据估计，如果把国有单位的住房福利这部分隐形收入算进来，那么早在2002年房价激增之前，住房补贴就导致了16％的城市收入差距。当然，在房地产泡沫的驱动下，现在这一比例更高。对于政府官员而言，住房补贴只是各种隐形补贴的一种。同理，权力位置也给予公务员阶层，尤其是政府官员更多的额外获利机会，这就必然导致社会阶层间收入差距的恶化。

更重要的是，工资在国民经济总量中的持续下降，意味着大部分国民的实际收入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GDP增长。换句话说，这反映了劳动在分配体系中的地位不断下降。相反，企业利润尤其是垄断利润、各种租金尤其是土地和资源和国家税收一直在加速增长，除了用于积累和投资以外，这其中一部分就形成了灰色收入。正如王小鲁推测，高收入家庭绝大部分的灰色收入并非劳动收入，而很可能正是从这些渠道中获取。这些灰色收入的存在使我们有理由怀疑，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远比官方数据更严重；这种差距并没有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反而限制了经济的进一步增长。

综上所述，国家对市场的控制和垄断的强化可能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最为深刻的体制根源。我们必须承认，强势的国家是主宰中国“财富蛋糕”分配的关键力量。我们可以把90年代分税制改革以来的国家财政收入和工资总量在GDP中的比重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在90年代初，税收和工资占GDP比重都从15％开始下降，而月工资的比重下降得比税收要缓慢，但90年中期来，财政收入的不断增加和工资的相对停滞，已经导致财政收入达到GDP的20％，而工资总额却进一步下降到10％。中国一般民众的收入水平就是显而易见的。“内需不足”也自然成为一个永久的问题。

收入不公可能对经济、社会甚至政治体系造成一系列长期的恶劣影响。中科院前年的一项调查，采集了五个省份40个县市的城市居民对当今社会的意见。该调查表明，收入分配已经成为普通民众心中第二严重的社会问题。持续的工资收入低迷、难以承受的房价负担和高昂的医疗成本被认为是与收入分配密切相关的两个问题。

另一个相关社会问题是民间相对剥夺感的急剧上升。2008年《人民日报》下属人民论坛的一项大型网络调查发现，68.5％的受访者不满意于当今社会的收入分配，并认为他们的劳动价值被低估和剥削。更重要的，绝大多数(96％)的受访者已经认识到，公权力是造成公平正义缺失的重要根源。相对剥夺感、对社会分配体系不公的怨恨以及对社会阶级固化的担忧，构成了社会和谐稳定的长期隐患。

汉族和少数民族间的收入差距以及社会经济机会分配问题也是近几年来边疆省份社会冲突的根源之一，例如2008年的西藏事件和2009年的新疆事件。当小部分藏族人和维吾尔族人，尤其是日益膨胀的少数民族青年，不能很好地整合到现存市场经济结构之中，他们对经济意识更强、机会更多的汉族人就容易怀有敌意，误认为汉人在经济上的成功与他们对机会垄断相关。

另一个相关的现象就是在中国愈演愈烈的仇富仇官现象，以及底层民粹主义思潮的重新抬头。“仇富”思想是当代中国社会分配不均和公正缺失的一种病理学反应。近年来，围绕着“富二代”和“官二代”的财富和权力继承，网上讨论不断，激烈言论层出不穷。富二代和官二代往往被视为是中国收入分配不均和社会地位不公的标本，频繁受到中下层的激烈批判。而事实上，这只是社会经济差距拉大的一种集中反映，在这背后有更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这种存在于富人阶层、官员和一般民众之间的矛盾，并没有通过经济增长得到消解，一旦增长停顿或者物价失控，就难免爆发。

最后，当今分配体系的问题，还必然影响中国长期的经济增长，导致中国经济进入恶性循环，以至最后促发危机。中国经济长期的发展目标是“消费社会”和内需经济，但随着国民收入、财富和资源不断向少数富人和政府机构集中，越来越多的资源会被导向投资、腐败和财富转移，也就是“钱生钱，钱生权和权生钱”的“内部自循环”当中，而真正建立在劳动和创新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却难以得到当今分配体系的充分支持，必须依靠广大中产阶级才可能强大的国内消费市场必然进一步萎缩。这样，中国离共同富裕的中产社会或者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也就会渐行渐远，而不稳定的经济结构会进一步得到强化，直到政府的动员能力遭遇到人口、资源和国际市场的瓶颈，最后面临经济发展难以为继的局面。

在改革初期，邓小平早已提出，改革的目标是要实现共同富裕，而“让一部分先富起来”只是为了目标必须做出的一种不得己的选择。如果收入差距达到一种不可调和的程度，那么改革也就是失败的。现在，改革的设计师最担心的事情已经在发生，而政府也在调整政策，只是尚未取得很好的效果，那么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呢? 要想调整收入分配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及政治体制改革。调整收入结构的一个比较顺其自然的办法就是提高劳动者收入，加大劳动在收入分配中的份额，借助劳动市场力量平衡收入分配的失衡。提高劳动者收入也是当务之急。这不仅仅涉及分配体系中的不合理因素，而且能够推动整个经济体系向“科学发展观”的方向发展。这种方案的另一个优势是，作为利益集团之一的政府本身，不必从自身寻找初始动力，而是通过适应市场向市场借力。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劳动者的廉价劳动力成为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优势。正是这种廉价劳动力优势促成了中国过去20多年的高速发展。但是，当这种优势发挥到极致而不能及时实现优势转型的时候，廉价劳动力到今天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劣势，也有效地阻碍着中国进一步的发展。

尽管中国现在也想提高劳动者工资，中央政府已经制订了最低工资制，但很显然面对的阻力非常之大。不仅资方反对，连地方政府也反对。近年来，虽然对提高劳动者收入的讨论多了起来，但没有出现有效的政策和制度。通过提高劳动者收入调整分配格局，中国要向发达经济体取经。事实上，在任何国家，资方不会自动提高劳工者工资，压低劳动者工资是资本的本质。在西方发达国家，长期的劳工运动，或者工人阶级运动在提高劳动者收入的过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作用。资方和劳方的长期互动，主要是后者的抗争，西方发展出了很多劳资谈判制度。政府介入其中，因为有民主的压力，政府不能简单地站在资方一边，因此成为了协调者。劳动者工资的提高，促成了资方通过技术创新和提高管理水平来增加利润。没有劳动方的压力，技术进步不会那么快。

要实现劳动者收入提高的目标，光靠政府提高最低收入标准是绝对不够的，政府能直接影响的，还是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收入分配。要真正改善劳动者地位，政府可能必须重新考虑工会的作用。如果政府还继续站在资方一边，帮助资方压低劳动者工资，那么在劳动者、资本和政府三边之间，力量继续失衡。表面上，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但从长远看是阻碍经济发展的，尤其是可持续的发展。道理很简单，经济的发展应当依靠的是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而不是人为地压低劳动者工资。所以，一个办法就是增加工会的相对独立性，允许工人发挥更多的主导作用，而政府只是扮演一个仲裁者的角色，这样在当前劳动力市场开始从“买方市场”向“卖方市场”的转型过程中，工人只需要依靠自身的力量，就可以快速地提高自身的经济社会地位，促进劳动收入的逐步提高。

当然，顺应市场力量，提高劳动者收入，只是改革的一个突破口，需要其他方面的配套改革才能够全面改革分配体制，进而引领整个经济结构的改革。这就包括：限制国企垄断和恶性扩张、引入民间力量改革金融体制、拓宽民间融资渠道、加强技术教育、建立官员收入申报体系以及我们现在热烈讨论中的税制改革。通过这样的整体性改革，扭曲的经济结构能够向更有效的方向发展，灰色收入也能从源头上得以限制和管理。最终，中国的税收体系也将从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向渐进的直接税转型，收入分配也被纳入国家力量的控制之下。

篇2：中国社会分配不公问题

【关键词】收入分配税收调节体制改革社会保障收入分配问题是当前社会各界最关注的社

会问题之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对收入分配领域一些重要问题的认识和判断却存在明显分歧。由于依据不同的判断会形成不同的政策思路并会产生不同的政策效果，因此，有必要对有关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个人的思考。

一、关于解决收入差距及分配矛盾的迫切性

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并且一直存在很多矛盾和问题是公认的事实。但目前问题究竟严重到何种程度，社会上也有明显不同的判断。一种判断认为有问题，但并非很严重，收入差距状况及有关矛盾还处于社会可承受能力之内，鉴于部分行业仍存在的平均主义，收入差距再拉大一些也没有关系；另一种相反的观点认为，目前的问题已经相当严重，虽然说还没有引起激烈的社会冲突，但至少已经到了可承受力的边缘。笔者认为，我国目前的收入分配状况是，大范围的收入差距拉大与部分行业内部的平均主义并存。但从宏观角度分析，收入差距及分配方面的问题已成为当前的主要问题，解决好这一问题，对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来说更加迫切。

从我国客观的收入差距状况看，目前得到社会各界基本认同的基尼系数（城乡合计）测算结果大概在左右。考虑到农民收入与城市收入的不可比性以及对高收入和非法收入的严重统计偏差，实际差距会更大。左右甚至事实更高的基尼系数，表明中国的收入差距状况已经超过了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按照国际上公认的经验性结果，基尼系数超过就很容易引发社会矛盾甚至动荡。由于中国仍是一个低收入国家，收入差距过大，必然意味着一部分甚至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的贫困，而在近几年，这种扩大则伴随富有者越来越富有、贫困者越来越贫困的“两极分化”特征。因此，应足以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戒。

不仅实际差距状况已经到了值得高度关注的程度，分配过程中还存在严重的“不公”问题。首先是在初次分配领域，分配秩序比较混乱。寻租、设租等各种形式的不公平竞争、权钱交易等各种形式的腐败和非法收入问题大量存在，且有泛化趋势；其次是在再次分配领域，调节平衡功能弱化，甚至出现了“逆调节”的特征。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造成了收入差距的不合理扩大，严重损害了普通公众的基本利益。分配过程中的“不公”对社会心理的影响可以说更为突出，使得人们更无法认同现有的分配结果。

综合各种调查研究成果，目前公众对收入分配状况的不满程度相当高，其中作为基本政治力量所依靠的工人、农民的不满程度更高，且一些不满情绪已经开始转为对政府以及改革的不认同。更值得注意的是，各种基于严重不满情绪的社会矛盾、冲突已经开始显现。目前各种群体性事件、各种经济犯罪、刑事犯罪问题都很突出，收入差距及有关分配矛盾无疑是最重要诱因之一。此外，过大的收入差距也对经济增长形成了很多负面影响，比如降低居民预期，影响消费增长等等，有关问题在近些年也已经充分显露。

总之，目前的收入差距状况以及分配过程中的各种问题都已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如果长此以往，势必会严重影响经济与社会稳定，甚至会断送改革前程，对此应有清醒认识。

笔者以为：当前，我国在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上的基本政策目标应是：按照十六大提出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通过税收、体制改革等各种有效手段，在不断提高按“效率”初次分配的合理性、科学性的同时，尽最大努力保证再分配调节后的收入差距不再继续扩大，并逐步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的收入分配调节平衡机制。

二、对近年来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总体估价

鉴于收入分配领域一直存在很多矛盾和问题，客观地对改革以来在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实践进行估价，总结经验和教训无疑十分重要。从所掌握的情况看，目前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总体评价也存在明显分歧。比较积极和乐观的评价认为，虽然目前收入分配领域存在一些问题，但总体来说，改革开放以来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和分配格局调整是成功的，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收入分配体制已经基本确立。批评性的意见则相反，认为分配体制改革虽有不少进展，但问题更多，当前的分配体制及分配格局已经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严重制约因素，很多矛盾还日趋严重。

篇3：中国社会分配不公问题

关键词：基尼系数,收入分配机制

一、中国收入分配不公现状

在当前大多数有关收入分配的实证分析中, 均采用了基尼系数这个分析工具, 并以此来描述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扩大, 并具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据测算, 我国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1996年为0.424, 1998年为0.457, 2000年继续上升为0.458。根据国际标准, 基尼系数在0.4以上表示绝对不平均。按此标准来判断, 我国早就进入绝对不平等区间。而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 目前贫富悬殊差距已越来越严重, 最高和最低收入相差33倍。

二、中国收入分配不公表现及原因

一是劳动力流动中的体制性歧视。劳动力流动的体制性歧视, 源于计划经济早期的城乡分割体制。在城乡经济一体化或城市化逐步形成的趋势下, 原有体制中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身份性歧视并没有根本改变, 农村劳动力在向城市转移过程中, 农民的身份在就业、收入分配以及公共品分享方面, 仍然受到相当程度的歧视待遇。

二是缺乏有效的劳资协调机制, 中下阶层缺乏表达诉求权。我国在转型经济体制中, 虽然按劳分配依然被强调为主体地位, 但相应的体制设计还很不完善, 甚至有些方面存在严重“缺位”现象。特别是劳动集体谈判的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使得劳动要素在参与分配过程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

三是垄断行业对分配关系的扭曲。行政性垄断实际上是从计划经济时期的部分行业归口管理演变而来。这是目前我国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根本原因, 也是对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关系的重大扭曲。

四是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的影响。相对于经济市场化进程而言, 政府职能转变还仅仅是初步的, 集中表现为政府职能的缺位、错位和越位。目前社会反映强烈的教育、医疗、住房以及社会保障等问题, 是一些突出的表现。

三、完善收入分配机制的基本思路及对策措施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 针对以上原因, 提出选择和设计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的基本思路, 并采取积极的对策措施显得刻不容缓。

(一) 基本思路:收入分配差距的结构性调整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进一步完善, 以及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带来的二元结构程度减弱, 将对收入分配产生两种同时存在的效应:一方面, 市场化不足的收入分配将进一步发展到位, 从而对收入分配差距呈扩大化影响;另一方面, 非市场化和非法收入分配将逐步缩减, 从而收入分配差距呈缩小化影响。从发展前景来看, 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变动将呈现结构性调整趋势。

因此, 当前完善收入分配并不是简单地调整收入分配差距, 而是要在完善和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方式的基础上结构性地调整收入分配差距。在这当中, 首要的任务是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方式。在这一调整过程中, 市场化导向的收入分配要加以遏制, 尽可能缩小其差距。

但对于各种非市场化导向的收入分配方式, 则要在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运行机制和健全法制环境的基础上使其尽快消亡。因此, 要全面解决市场秩序混乱及分配过程中的不公平问题。分配秩序混乱是当前社会不满的主要根源, 也是导致收入悬殊的重要原因。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只能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及规则, 积极营造公平、规范的竞争环境, 最大限度地体现收入与贡献的对等。为此, 要利用加入WTO的契机, 引进竞争机制和竞争主题, 打破行业垄断, 规范社会分配秩序, 加强对某些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督和管理, 以整顿市场经济秩序为抓手, 严厉惩治各种假冒伪劣和价格欺诈行为, 保护知识产权和各种合法权益;同时, 规范各种收入来源, 全面实现收入货币化, 增加收入的透明度, 保护合法收入, 整顿不合理收入, 调节过高收入, 取缔非法收入。

在上述收入分配差距机构性调整的基础上, 我们也要看到, 市场化导向驱动的收入分配在更有效地提高货币 (实物) 资本的效率、激励人力资本开发的同时, 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负面影响。由于不同人群和地区的货币 (实物) 资本和人力资本等要素的自然禀赋差异所带来的贡献率不同, 势必产生收入分配差距。而且, 在动态过程中还具有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马太效应”。因此, 在一次分配中, 城乡、地区以及不同社会阶层的收入分配差距将进一步扩大。这就要求政府强化国家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功能。当前, 我国城镇居民收入与可支配收入的洛伦茨曲线基本重叠, 表明政府通过个人所得税手段调节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几乎没有体现。为此, 要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法, 开征遗产税, 加大税收征管力度;同时, 健全法律法规, 加强民主监督和制度监督, 减少和杜绝贪污腐败现象。

通过收入分配差距的结构性调整及增强国家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 最终要解决当前收入分配问题中不同收入群体分布结构不合理的首要矛盾, 以形成一种稳定的社会结构。

(二) 完善收入分配机制的对策措施

在上述完善收入分配基本思路的框架下, 要积极采取各种强有力的措施, 特别是完善收入分配机制的对策措施, 以保证形成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合理分配制度和有效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实现。

1. 大力营造收入分配的激励机制。

在坚持市场化导向驱动的收入分配方向的前提下, 进一步完善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机制, 最大限度地体现收入与贡献的对等。特别是要适应人才争夺国际化的客观要求, 推动知识产权的货币化和资本化, 强化股权、期权激励, 逐步使人力资本价格与国际接轨, 提升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竞争力。

2. 构建以就业政策为积极手段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

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调节, 不仅仅是二次分配的问题, 首先应该在一次分配上就予以调节, 主要是增加就业。如果不能实现更多的就业, 在二次分配中实行的收入差距调节作用是极其有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 就业政策应该成为调节收入分配的最有效的工具。

3. 在调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中要形成有序渠道的城市进入机制。

在我国目前情况下, 依靠农业收益来改善其收入水平的潜力也不大, 惟一的现实途径是通过城市化的大规模转移, 改变农民的身份, 进入城市的非农业产业部门。因此, 加大城市化力度 (其中有可能包括土地政策调整) , 打破人口流动壁垒, 实现大规模的农业过剩劳动力的转移, 是控制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最有效途径。

4.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及其功能。

一是建立法制化的社会保障制度, 特别是把反贫困纳入法制的轨道。二是逐步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随着经济的发展, 保障的范围应该逐渐扩大, 由公有经济部门向非公有经济部门延伸, 由城镇向农村延伸。三是加大社会保障的力度, 特别要加强对贫困群体的直接救助与扶持力度, 切实解决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四是积极稳妥地推进基本医疗及教育援助。基础教育和卫生保障是最重要的公共服务, 既可以提高贫困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准, 又可以提高劳动力的素质。

5. 强化再分配的调节作用。

首先要规范收入方式, 并建立起规范完善的簿记体系, 使各种经济活动及居民收入能够纳入有效的政府管理体系规范。在此基础上, 积极探索税制改革, 个人所得税由分类征收逐步过渡到与综合征收相结合, 建立个人所得税为主, 辅之以财产税、遗产税、赠与税等多种税种的税收体系。通过累进税对高收入群体进行再分配调节, 并利用财政转移支付去帮助弱势群体。

总之, 要通过适当调节居民收入差距、协调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为我国经济的顺利转型与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 以确保国民经济健康、持续、稳定地发展。

参考文献

[1]周振华.收入分配[M].上海人民出版社.

[2]章锐夫.分配经济学[M].经济出版社.

[3]中国财政发展报告[J].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2002.

[4]斯蒂格利茨.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M].中国物资出版社.

[5]阿耶.L.希尔曼著, 王国华译.公共财政与公共政策[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篇4：中国社会分配不公问题

东方早报：您说的社会不公正是指什么？

俞可平：公正是一种基本政治价值，社会公正就是社会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而平等的分配，它意味着权利的平等、分配的合理、机会的均等和司法的公正。当下的社会不公正体现在许多方面：比如，有钱人的孩子从上幼儿园到将来念大学，都可以享受优质的教育。再比如，有钱人可以享受高质量的体检，穷人小病不舍得去看，结果酿成大病……列举这些现象的目的，是指这些在老百姓心中就是社会的不公平，而且都跟收入分配有关。

东方早报：这种社会不公如今带来什么问题？

俞可平：我们做过不少调研，不公平是目前造成老百姓对政府不信任或者说信任度、满意度下降的主要原因。按照常理，应当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老百姓对政府有更高的满意度。这些年来，政府着力于改善民生，其实就是在帮助那些最穷的人，事实上他们的生活条件也在改善。但是我们会发现，很多老百姓并没有因为其生活条件的改善而变得对政府更满意，相反，在某些方面，甚至是更不满意。

东方早报：政府有时也觉得“冤”，感觉自己一直在为民办实事，老百姓却依然不领情。

俞可平：是的，有一次我到一个副省级城市去调研，一位领导对我表达了强烈的疑惑：“我们的不少干部从早上鸡叫一直干到晚上鬼叫，老百姓为什么还不满意？”这个问题确实需要认真思考。从政治学的角度讲，政府的公信力是执政合法性的基础。现在有一些地方和部门陷入了“塔西佗陷阱”（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说：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好的政策和坏的政策同样得罪人民），就是你做得再好，老百姓也不满。官员本应有好坏之分，而且我相信多数官员总是好的。可许多老百姓一提起“官”，就认定是“坏的”。这种官民的对立是很少见的。

改革开放极大地改善了民生，即使最穷的人，其生活水平也大大提高了。他为什么还不满？因为他感觉到不公平。

东方早报：“十八大报告”指出，腐败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我们应该如何抵御这种执政风险？

俞可平：治理危机不同于执政危机。我倒不认为我们党现在有执政危机，但我们存在高度的治理风险，在一些局部甚至可以说已经出现治理危机。说到底，党治理这个国家，应当让老百姓觉得很安全和幸福，在这方面，我们的治理现在存在高度风险。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降低治理风险，就极有可能导致治理危机，而倘若治理危机得不到及时缓解和解决，那就极有可能导致执政危机。具体而言，腐败问题是治理问题，但如果严重的腐败问题久治不愈，就会引发民众对执政党的不信任，从而导致执政危机。

东方早报：治理危机是否集中表现在政府缺少公信力和满意度？

俞可平：“政无信不立”。之前我们一直认为老百姓对政府缺乏信任是因为群众工作没做好，我们也一直呼吁要密切干群关系，主张干部下基层访贫问苦、送温暖……这些做法会有些好处。可是一项调查发现：只有13%的老百姓认为是群众工作没做好是造成民众不满意的原因，有70%多的老百姓认为是社会的不公平导致了政府公信力的下降。其实，改革开放极大地改善了民生，即使最穷的人，其生活水平也大大提高了。他为什么还不满？他可能会这么想：“我吃好了、穿好了，但是你比我更好，而且你的‘更好’不是靠你的勤劳、聪明，而是靠你的权力、你的关系和歪门邪道。”换言之，他感觉到不公平。再加上现在的贪官一个接着一个被披露，涉案的人数和数额都很惊人。这事实上也是当下的一个困境：每披露一个贪官，都可能给老百姓增加一种负面感觉。不披露，等网民们网上晒出来，也躲不过去，只有更加难堪。

东方早报：所以您认为收入分配不公是导致社会不公的重要根源？

俞可平：袁隆平得到丰厚的奖金为何没人说不公平？甚至还有人觉得他应该得到更多，为什么？因为那是对他所做贡献的应有奖励。但刘志军相关案件就涉及资金20多个亿，还有买官卖官……这种不公平不公正，是影响老百姓对政府公信力的最主要因素，又恰恰是国家长治久安受到威胁的一个深层原因。社会的不公平体现在许多方面，但其中最深刻的不公平，是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物质基础和物质利益毕竟是决定性的。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有其历史阶段性。当社会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必须及时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将社会公平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中共“十六大”后，中央提出建立在“以人为本”和均衡发展基础上的“科学发展观”，强调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认为“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就是政府的良心”。这是极为正确的战略决策，但我们还缺乏足够有效的制度和机制。如果这种状况不加改变，贫富差距还会日益加大。

现在最危险的还不仅仅是贪钱的腐败，我更担心的是官员的特权。因为一旦承认特权，就意味着它是合法的，由特权导致的腐败是不被追究责任的，特权是一种制度性的腐败。

东方早报：关于腐败问题，查出来的很多贪官，其待遇、福利已经挺不错了。

俞可平：经常会听到人们这样问：贪官要这么多钱干什么？我们的官员待遇已经够好了。拥有权力的贪官通常也有很好的住房，有稳定收入，有公车，有很好的医疗待遇。人们确实不太明白，许多身居要职的官员为何还如此贪婪？我们做过一些调查：贪官要这么多钱干什么？我们发现，主要有3个原因：一是留给孩子，如把子女送到国外；二是给情人、“二奶”；第三种情况是抠门的“葛朗台”，就是喜欢钱，看到存款数字涨就开心，不过这是极少数。我认为现在最危险的还不仅仅是贪钱的腐败，我更担心的是官员的特权。因为一旦承认特权，就意味着它是合法的，由特权导致的腐败是不被追究责任的，特权是一种制度性的腐败。比如，官员在住房、医疗、退休方面的过分福利，单位集体公款支付的礼券礼品，数额巨大的“三公”消费，干部转任国企高管后的巨额收入，等等。特权是威胁老百姓对政府信任度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这些年政府对这方面限制得越来越严格，在某些方面，我们看到情况正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政府要担负起主要责任，提供更多高质量的社会公共品，绝不是回到政府包揽一切的“全能主义”状态。

东方早报：实现公平正义，政府、市场、社会应该是怎样一种关系？

俞可平：实现公平正义是全社会的责任，包括企业、民间组织和政府机关，但主要责任在政府。如果说市场行为是实现效率的主要手段，那么政府行为则是实现社会公平的主要手段。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政策是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的基本保障。从政府自身建设来看，其理想目标就是善政，公正始终是善政的一个基本要素。

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品的主要供给者，应当提供3个方面的公共品：一是公共政策、二是公共服务、三是公共设施。我们现在的目标是建设一个“服务政府”，而评价“服务政府”的主要标准就是政府提供上述公共品的数量和质量。政府要积极提供更多的、更好的社会公共品，特别是在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医疗卫生、义务教育、基础交通、公共安全、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等方面。

当前，在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方面，政府还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政府提供的社会公共品数量相对较少，不少公共品的质量不高；“公共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合法化”的现象比较严重；干部的腐败现象比较严重；政策打架、政令不一、政出多门的现象时有发生；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程度有待提高，决策失误过多；决策多变，缺乏必要的连贯性。所有这些都严重损害政府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也严重影响政府的执政能力和公信力。

我认为，实现公平正义，需要“政府归位”，但政府“归位”，只是说政府要担负起主要责任，特别是要努力建设服务政府，提供更多高质量的社会公共品，而绝不是回到政府包揽一切的“全能主义”状态。现在，企业和民间组织正对社会生活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而且有些作用是政府不可取代的。因此，在维护公平正义方面，政府也应当更多地发挥市场体系和公民社会的作用。

（摘自《东方早报》 作者：卢雁）

篇5：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需深化体制改革

新华网北京１２月２９日电（记者韩洁）财政部副部长王保安２９日在北京说，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需深化体制改革，亟待进一步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此间开幕的由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主办的“财经战略年会２０１２”上，王保安就财政体制改革与财政创新问题发表了主旨讲话，其中谈到了财政如何支持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王保安说，当前舆论关注收入差距过大问题，这其实只是一个表象，百姓之所以有意见是因为其背后的分配不公问题。财政支持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点，就是通过实施各种补贴政策以及建立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等政策来实现收入分配的公正化。

对于财政如何支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王保安指出，财政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财政既承担着支持体制改革的职责，也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基本平台和信用标志。因此财政在支持投融资体制改革方面，要进一步淡化行政性配置资源的色彩，支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让筹资、投资、决策与经济责任形成相符相关的运作机制，这是提升产业结构的基本要求，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

篇6：中国社会分配不公问题

飙车案中各方媒体的表现

交通事故发生之后, 警方公布事故调查的进展情况:案发时肇事车辆速度为70码左右, 而肇事发生地路段限速50公里/小时。此报告一出, 立即引发质疑。而事件的几个元素使得这件交通案件显得不再平常:一、驾车的是一个富家子;二、他开的是一辆豪华的跑车;三、遇害者是一位名牌大学毕业生, 而且各方面都非常优秀。 (1) 按理说, 这是一则极具新闻价值的交通事件, 杭州媒体还具有地域上的优势, 但奇怪的是, 杭州主流媒体《钱江晚报》却几乎只字未提。《都市快报》虽在8日发表了题为“年轻男子驾三菱跑车飙车撞死路人”的报道, 但只是客观性地描述, 没有深入说明, 也没有后续报道。而杭州其他的平面媒体则保持沉默。

相对于杭州媒体的噤声, 异地媒体则大胆地对这起事故进行了报道, 但由于地域差异等原因, 有些细节无法进行详细的说明。真正让我们了解并关注这起事件的是网络媒体, 更确切地说是活跃在网络平台上的民众。事故发生后, 杭州的网络媒体19楼论坛上贴出了“文二西路车祸———红色三菱斑马线撞死行人”的主题帖, 并配有事故现场图片。网民随之进行跟帖, 评论也越发激烈, 并有不少在场民众在网上图文并茂地进行披露, 将与事故有关的细节娓娓道来。虽然这些帖子和过激言论也遭遇修改、删除, 但越来越多的网民关注并参与到这个事件中, “杭州飙车案”已经在网络上广泛传播。

在异地媒体与网络媒体的压力之下, 之前失语的杭州媒体也开始行动起来, 报社、电台都出动了大量记者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追踪报道, 各大报纸毫不吝啬地把头版头条让位于它, 各大电台也不惜对其进行大肆报道, 与之前的失语形成强烈的对比。 (2)

然而这种亡羊补牢式的做法仍然无法打消受众心中的疑惑。媒体的噤声、杭州当局企图封杀舆论、网络流传的小道消息, 让公众感受到强烈的“社会不公”。谭卓年轻生命的逝去与肇事者现场默然的表现, 无异于在公众心中投下一颗巨石, 搅乱了本来就蠢蠢欲动的湖水。触目惊心的伤害事实, 在对“财富不均”不满情绪的推动下, 引发了公众的强烈关注, 各种议论不绝于耳。在公众的眼中, 撞倒行人的名车驾驶者非富即贵, 不是身家不同寻常, 就是与权力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唯有如此, 才能在撞人后安之若素, 唯有如此, 媒体才会选择失语, 杭州当局才会封杀舆论, 而警方也才有“70码”之说。这种怀疑本身并不意外, 地方权力与新富阶层的“结合”, 已被无数宗腐败案件所证实, 甚至已经演变成一种社会的潜规则。 (3)

民众维护自身利益的渠道很多, 比如法律、信访等, 但很多民众更愿意通过媒体曝光来解决纠纷, 希望媒体能够为他们找到解决之路, 他们认为, 如果不是媒体进行报道曝光, 如果不是事件闹得沸沸扬扬, 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 相关责任人根本不会受到应有的惩处, 而事件也只能不了了之。作为社会监督员的媒体, 如果在这个时候也选择了沉默与忽视, 那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

媒体舆论监督如何促进社会公平

如何处理媒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媒体要促进社会的公平, 实现社会监督员的功能, 首先要处理好媒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孙玉胜曾说过, 舆论的力量只是一种间接力量, 它能否作用于被监督人, 能否影响舆论事件的发展, 那得看整个社会是否有一个良好的“信息采用”系统和“舆论征用”环境, 换句话说, 新闻媒体本身是不能独立完成监督的, 一个社会的监督手段也不能是唯一的, 除了新闻的监督者外, 还应有行政的和法律的监督。 (4) 而在这个良好系统和环境的形成过程中, 媒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就被摆到了最前头。如何处理并协调好两者之间的关系, 对于媒体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有很大的意义。

首先, 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体现在对政府权力的监督上。这也需要政府部门配合媒体开展工作, 改正不足与错误之处, 防止权力的滥用与腐化, 提高执政能力。特别是对处于转型期的政府来说, 政府职能由过去的管理型向现在的服务型转变, 那就更应该把服务落到实处。一方面选择政务公开, 通过政治透明化为舆论监督营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 有效地推进社会公平与正义。另一方面, 将媒体作为政府与受众之间沟通的桥梁, 通过媒体传达信息、说明事实, 而不是用堵、拦、压的方式限制媒体报道。

其次, 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体现在对政府工作、政策的反馈上。我们不能指望一声令下, 决策与执行部门的观念就会发生变化并迅速制定公正、体系化的社会政策, 也不能指望社会政策一旦形成就立竿见影。这时, 就需要媒体监督这些工作、政策的落实, 同时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向公众作出解释。媒体也为公众提供说话的平台, 将他们的意见或建议, 以及在实际中的理解与体验, 通过报纸、电视、杂志等方式表达出来。

再次, 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体现在对不良社会情绪的疏导上。“新闻媒介把分散的、微弱的舆论放大成全局性的、支配性的意见, 加大这些舆论的声势, 大幅度扩大舆论人的倍数, 是舆论导向产生最佳效果的表现。” (5) 现在有些媒体过多地渲染富豪榜、名流奢侈生活、彩票等, 其结果或者会让某些人陷入愤怒的绝望之中, 或者投入对社会财富的疯狂追逐中, 做出伤害他人伤害社会的行为。如果媒体能够适当地进行引导, 则会缓解人们由于社会不公平现象而产生的不满情绪。

加强舆论监督中媒体的自律。在促进社会公平的过程中, 媒体应更有社会责任感, 把伸张社会正义、促进社会公平, 作为自己最基本的道德准则与基石。在保持自己喉舌功能的同时, 媒体更多地应该注意到自己“大众传媒”这个角色功能, 尤其是面对负面题材。正面题材与负面题材并不冲突。正如丁柏栓说的, “较多涉及负面题材的舆论监督与报道正面题材的舆论引导, 两者的目的高度一致, 即将社会舆论、社会生活引导到和谐的境界或引导到向和谐方向发展的境界。” (6) 面对诸如杭州文二西路的飙车事件这样直接关系到公众权利的事件, 新闻媒体应该实事求是, 早说话、多说话、说明白话。

新闻媒体要实事求是, 早说话。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是完美的, 中国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尤其是在一段时间内, 中国在社会公正方面的问题可能会呈现加速度演化的趋势。这就意味着一些涉及社会不公的事件发生的几率会很高, 而这些本身就与人们关系密切的重大或敏感问题, 往往成为人们关心的热点, 更需要提供充分的信息。新闻媒体应该如实地报道这些事件, 让我们的公众在第一时间听到媒体的声音, 及时了解到事态的真实情况, 而不是迫于谣言或公众舆论的压力事后进行说明。

新闻媒体要多说话、说明白话。在报道这些矛盾和问题时尽可能多地发布各方的声音, 而不能有意地宣扬或隐藏某些观点, 避免因偏听偏信造成对公众的误导, 这样才有利于外界形成客观平衡的看法。在报道事件时新闻媒体还要能够平静地报道此类事件, 不作渲染, 不夸大, 不连篇累牍地扩大声势。

在杭州飙车案中, 杭州媒体的举动很容易让大家认为事有蹊跷, 并且滋生谣言。如果事件发生在几十年前, 堵塞信息渠道的做法可能确实能够将信息限制在小范围人群内, 但是在网络信息如此发达的今天, 媒体如果还是继续选择闭而不谈, 试图让公众自然地停止对事件的议论, 是完全不可取的, 这样反而会扩大传播范围, 让事态失去控制, 并让公众对政府的执行力、公正性产生质疑。

注释

1 (2) 伊人若泪:《对舆论监督的规范化的探讨---从杭州飙车案中看杭州媒体》,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32defc0100dq0e.html, 2009-06-08。

2 (3) 俞雷:《杭州飙车案的背后是社会的严重不公》, http://www.chinavalue.net/Article/Archive/2009/5/12/175238.html, 2009-05-12。

3 (4) 孙玉胜:《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 北京:三联书店, 2003年版。

4 (5) 刘建明:《社会舆论原理》,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