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中国社会冲突及问题解决机制

论当代中国社会冲突及问题解决机制（共5篇）

篇1：论当代中国社会冲突及问题解决机制

论当代中国社会冲突及问题解决机制

改革开放二十年带给中国社会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革命”，当代中国正处于历史性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力量进行着新的重组，随之而来的是社会利益的碰撞和矛盾的新生，演化成社会性冲突，且在宏观的整体结构上呈现出复杂性、多元化。典型的如近几年来群体性事件爆发有上升的趋势，上访、示威、骚乱等大规模地上演，最近三年（2002—2004年）均保持在40000宗以上，就2006年1～9月而言公安机关共处置各类群体性事件1.79万起。可见，社会中积郁的矛盾非同小可。

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以胡锦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团，针对当代中国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理念。社会冲突的衍生与社会和谐的构建形成一对相冲突的矛盾，如何有效地处理好这个矛盾体，成为国家和社会共同关注的议题。

在利益多元化、社会力量阶层化的当前，“问题与主义之争”又重新唤起人们新的思考：要迈出坚实、有意义的一步是否仍须多谈主义，我们的主义大旗是否已经明确了呢？多谈些问题，是否仍然机械地走着历史的循环？当前的改革和关注是否已经注意到，这些问题的产生多少带着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呢？

本文的立论围绕“社会冲突”而展开，带着历史留给我们的沉思，着眼于现实社会利益冲突，力求摸清其中的逻辑关系，探求良性运行的社会利益协调机制的有效“路径”。

一、当前社会冲突的新变化和特征 社会冲突，又可称之为“集体运动”、“社会运动”，是指人与人或群体与群体之间为了某种目标或价值观念而相互斗争的方式与过程。冲突具有明确的目的性，直接以对方为攻击目标为一种互动行为，是一种直接的反对关系；在形式上冲突较为激烈，往往突破了规章、规则甚至法律的限制。[①]因而，如若不能恰当地处理好社会冲突，它易于导致社会的动荡与不安。当前，中国社会处于改革所引致的社会转型阶段，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破，利益的重新组合产生磨合，形成新的利益冲突。相对于过去而言，利益的多元化也促成社会冲突的新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规模性的群体事件数量多、频率高

据统计，近10年来中国社会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发生的频率以及参加人数和规模，都呈现出不断快速增长的趋势。以下是一张从1994年到2006年学术界关注群体性事件的动向图，从图中的动向发展来看，我们明确地发现群体性事件受到学术关注的程度越来越高，一定程度上也显示出群体性事件的严重性，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社会的稳定，加剧了社会的不和谐因素。

（图1：1994～2006年社会冲突的学术关注度 [②]）重大群体性事件接连发生，而且涉及面越来越广，某些群体性事件带有经济问题的政治化趋向。群体性欠薪是大家并不陌生的概念，就2005年而言，某市“12348”法律咨询热线向5000多名民工提供法律咨询，办理民工援助案件200多起，群体性欠薪案件20多起，共为民工讨回薪金400多万元。与此同时，暴力对抗程度明显增强，处置中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酿成流血事件。有些民工讨薪案就演变成一场血案，典型的如震惊全国的王余斌案，在无法获得应有的报酬时，还受到老板等人的人格侮辱，在一怒之下造成了4死1伤的恶性事故发生。在王余斌受到法律制裁后，有人在网上发了一个帖子《如果王斌余被最终处决，我将杀掉5个人》，浏览者数万，点击率还在不断翻新，支持回贴的更是有数千之多，据说还有很多贴被网管删除了。[③]全国的声音似乎演化出一场声讨，是谁让谁愤怒了呢？可以说，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任何经济问题都有演变成政治化的趋向，这多少与党的政治方针与原则是相关的。

（二）冲突主体的阶层化

通常表现为强势群体与弱式群体之间力量的各种较量。转型时期的社会力量多少打破了 原有的格局，衍生出新的力量组合。在追求“先富”与“共富”的道路上，经济引导下重组的社会力量表现为强式群体和弱式群体两大基本分类。在文化价值层面多少出现了分化，两股力量在利益追求的过程中产生了一定的对立，尤其是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之际，社会的底层对于“受到剥夺”的感觉越来越强烈，心理上的不平衡感也有所加重，形成“仇富”心理。

也正因为如此，在引发性事件发生之后，这两股力量之间利益冲突马上会激起，基于弱式群体在经济上相对的弱式，冲突若不能在一定阶段得到有效的控制，往往会表现为非正式的对抗。社会的“矛盾疏导机制”并未完全地建立起来，其应变“突发”的能力尚有限，因而当弱式群体对法律的权威性产生质疑时，必然会寻求一条非合法化的路径，引发社会越轨行为甚至违法行为。

2005年6月26日下午，在安徽池州市翠百路菜场门口，学生刘亮与吴军兴驾驶的汽车相撞，随后遭到吴军兴和两名保镖的殴打。这本来是一件普通的汽车撞人纠纷。然而到当天晚上，这已经发展成为一起打砸抢烧的群体性事件，造成多名武警和民警受伤，4辆车被毁，派出所被砸，一超市被抢。据记者调查，事态的发展是由很多因素促成的：有不实的传闻，有不法分子的煽动，有处置的不当„„其中不实的传闻起了关键性的作用。[④]这是一起典型的社会冲突事件，由于传言的传播，群众的不满情绪瞬间爆发，形成与当地政府军警的对立冲突，烧毁吴兴军的轿车，派出所遭围攻，警车被砸。从这样的一个标本中，我们多少能够看到在社会中所蕴藏着的巨大的不满和不和谐性。鲁迅曾在《纪念刘和珍君》这样道来：“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前社会冲突由积郁到突发的必然性。

（三）冲突本身的非常态性

此即有产者以权利抵抗权力，无产者以命抗争。前面已经提到，弱式群体相对而言力量较为薄弱，当社会本身让弱者心中产生强烈的“无公正”可言的时候，问题往往会循着恶性的方向演化。他们往往寻找极端的方式来寻求所谓的公正（可以说是同态复仇的变种吧，在古代社会这或许是一种公正的体现）。上文中提到的王余斌，他用自己的生命换来对人格尊严的维护、换来对生存权的抗争，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了他心中的孤愤，同时又让我们不得不思考社会的“公正感”危机。

有产者是否就能够本分地对待社会冲突呢？笔者认为，无产者寻求暴力的概率较大并不表示有产者的本分。这两者之间不能够任意地加以混同。有学者对城市中存在的阶层冲突意识作了一定的调查，作了一定的分层：(1)那些收入并不低但却在参照群体中将自己认同在最下层的人们，更易于生发不满；(2)那些真正位于社会底层的人们，具有生发物质性冲突的可能，但这种冲突并不直接指向社会的合法性和合理性；(3)中间阶层作为社会的“稳定器”是有条件的；(4)客观阶级并不必然形成阶级意识, 因此也形成不了大规模的阶级对抗；(5)收入分配和财产占有方式的不公正是当前社会稳定的最大威胁。[⑤]因而，有产者中间有部分处于一定的不满状态，他们与社会真正的底层接触相对较多，容易加入到一场突发性事件中去。中间阶层并非必然是社会的“稳定器”，很大程度上是有条件的。社会收入分配和财产占有方式的不公正是社会稳定的重大威胁，如果不能及时处理好这其中的矛盾，同样可以引致冲突。

（四）价值性冲突的主导性和非理性色彩

当代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也从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一元化的价值体系，思想开放条件下价值的追逐也呈多元化倾向。社会价值观念出现了分化，差异性比较明显。社会各成员对于社会的感知能力如同人体对温度的感受各有不同，对体制不完善导致的不公正感和生活满意度也有不同的认识。社会在维持整体的和谐度上有明显的差异性，而是否偏离了一定利益群体的“社会正义”尺度，是难以有效把握的。正因为此，某些社会冲突的发生往往是那些社会 冲突意识较为强烈的那部分人，在客观生活状况与主观预期出现较大差距的时候，形成心理上的落差感，而最终引发了社会冲突。可以这样说，社会冲突也存在着强烈的非理性色彩。

价值观念冲突首先表现为价值目标的冲突，也就是人们的根本价值取向的冲突。这是从大的方面来加以把握，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改革和发展进路将作如何选择并非是一个既得经验的重复，很多前人未走过的路，我们正在摸索。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着多种问题需要我们去正视，有学者提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⑥]，或许为道路的选择提供了另一种可探讨的路径。价值冲突也表现为价值标准的冲突。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的矛盾和冲突表现在价值选择上，就是个人价值选择的多样性与社会要求的统一性的矛盾和冲突，也是国人在选择价值目标和价值行为时的“是”与“应当”的矛盾和冲突。[⑦]价值冲突还表现为价值实现上的冲突。社会自然资源、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有限，因而市场主体的价值目标的实现不仅是相对的，而且是以竞争对手的失败为前提，是社会发展的必要代价。[⑧]这些可以说是当前价值性冲突主导性的主要表现。

二、社会冲突的根源性分析 是什么导致了社会冲突的发生，其背后的根源何在？或者说，制肘当前和谐社会构建的不利因素有哪些？思考这个问题的逻辑起点又是什么呢？

利益纠纷，集群化的运动，抗争„„这些是我们面对社会冲突时让人容易联想到的概念，一场社会冲突为什么会发生，无形中引导的那股力量又是什么呢？笔者认为要认清社会冲突的根源，除了把握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整体大氛围外，还应当剖析社会冲突进展的各个阶段，理清其中的思路。

（一）社会公正尺度把握上的相对失衡

社会冲突本身是社会矛盾运动过程中矛盾激发、从隐性到达显性的过程。社会向前推进的每一步，都对利益作着不同程度的调节和分配。而与此同时，利益上的重组引起原有的利益“同构体”解散，某种程度上会损害某个个人或者一部分人的利益。这其中当然只有一小股力量对社会产生抵触情绪，但是当如此多的小股力量汇聚形成大的浪潮时，其可怕程度是让人望而生畏的。在沉默中郁积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社会整体对公正的合理把握将是问题产生与否的关键。

很多时候，问题的发生并非毫无根据的，往往会借助于一定的导火索而失控性地发展，社会的公正把握好分配的公正时，也要发挥出调节的公正（亚里士多德早在古希腊就提出了关于社会正义或者说社会公正的理论，强调分配公正和调节公正是两个基本的尺度）。所以，整个社会需要建立起必要的利益调节——补偿机制，当最初的分配功能偏离社会的公正标准时，应当及时应变，可作调节的应当作出相应的调节，如若考虑到成本、效益因素存在某些不合理之处，则以补偿的形式加以平衡。

（二）利益的多元化和价值取向的差异性 社会学家斯莫尔认为：“在形式上，社会进程是由在某种程度上与他人利益相冲突，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又与他人利益相一致的个人利益所驱动的连续过程。”这其中表明了社会利益所呈现的多元化特征。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物，无一不处在利益群的包围之中。个体与群体之间、群体与国家（社会）之间，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存在着一定的摩擦；个体利益之间、群体利益之间、国家（社会）利益之间也因差别而对立起来。

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革带给社会相对开放的环境，完全的集体至上原则被逐渐加以淡化，使得原有的这些利益体本身的对立加以显形，利益追求也不再同过去那样单一化，各个利益体的分量在社会利益群的比重也日益提高。

而很多时候，政府打造“服务型政府”的改革或多或少仍留存着计划经济时代的烙印，刚性手段的不合理性甚至不合法性也不乏其例，很大程度上对社会不安定因素的引发起着加速作用。利益的分层必然也导致价值取向的差异性，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在当前可谓是两大基本的利益分类。两者在社会中的碰撞也越来越明显。在个体之间，由于个体在体力、智力、机会等先赋性或后致性因素的差别，不同个体所获利益必定会有所差别。因而，个体利益之间本身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在一个机会平等的社会里，是必然会产生如此分层的。在一个集体内部，个体利益的差异性使整体存在一定的张合力，而社会主义社会所倡导的是整体的集体利益（个体往往注重眼前或局部的利益，而群体或国家更注重全局和长远的利益）。作为有着不同动机、情感、需求的个人，其与群体或国家的利益之间必然会有所分歧甚至是在某些方面的对立。[⑨]

（三）社会的互动性机制薄弱 应当说，党在取得革命胜利的过程中和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是较为重视在群众中加强沟通和互动。毛主席的“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还有诸如“团结——批评——团结”等等，打通了“出气”的通道，不致使问题日积而使冲突洪流般爆发。诚然，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相对来说社会结构较为简单，改革开放后虽然或多或少保留着原有的格局，但社会利益体的多元化已打破较为单一的格局，社会阶层化恰当地说明了当前社会格局所呈现的态势，这是近几年来专家学者对当前社会作出分析研究后所认可的观点。

然而，改革、大力发展生产力（或者说经济），似乎“革去”了中国人应有的素养（或许笔者的看法有些激进）。中国人如同脱缰的野马，政治信仰何在？亚当•斯密所说的“道德情操”又何在？

阶层化的出现诚然是经济主导下的必然结果，而这又让社会产生了隔离带，富人与相对富有者、不富有者之间在居住环境等方面就划出了区域，尤其是在城市中社区人员的沟通相对来说也较为缺乏。外来人员和本地人之间产生莫名的排斥„„社会的互动性就大大减弱。不同阶层人员之间的隔阂也就容易产生。当社会的底层感受到强烈的“剥夺感”时，形成所谓的仇富心理，容易将矛头指向富人，引发社会治安方面的不安。

一个社会不怕冲突的表现，而怕的是冲突的积累，正如齐美尔认为：“不存在冲突的群体即使存在，也是没有生命力的，不可能有变革和发展。”而当前中国所面临的是长期处于冲突的积郁阶段而无法得到有效地排解，一旦遇上某个冲突源时，便洪水般失控地表现出来，这是非常恐怖的。

如何加强社会的互动性，政府又该如何扮演相关的角色，社会组织的力量应当如何定位？是值得我们探究的。

三、社会冲突的价值审视：对社会冲突的再认识

当然，认识社会冲突不能只顾及到一个方面，全面认识和把握住社会冲突，才是科学的认识论和应有的学术态度。传统观念上，人们对社会冲突的理解往往停留在暴行、偏离等百害无一利的矛盾现象，其实并非如此。社会学家科塞也认为：“冲突只要不直接涉及基本价值观或共同信念，其性质就不是破坏性的，而只能对社会有好处。”笔者在上文中也指出某学者的观点：底层人员所引发的冲突并非都是直接指向社会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而是对于社会某个环节的不良性加以否定，以求社会能够及时作出相关的改进，推进社会的发展。

基于此，社会冲突理应受到价值性的重新审视，笔者认为，社会冲突的价值可作正效性价值和负效性价值。

（一）正效性价值审视

在正效性价值方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冲突能够使社会认识到自身的薄弱环节，推进社会的自我调整

当前的中国不再是相对单一的社会结构，而呈现多元化的发展。正因为此，社会的计划性和集中化控制已经行不通了，社会的多头调控也会出现薄弱环节无法及时、有效地得到反馈。社会冲突的突发，虽然很多情况下带有暴力性和破坏性，但是它作为社会病理的有效预 警机制，往往带动整个社会的关注，至少能够带动相关地区对社会治理的重新思考，甚至在冲突中酝酿出新的思想和新的制度规范。

社会冲突一直是社会精英阶层关注的焦点，据不完全统计，每天上报中央的社会冲突事件就有一百件之多。如何面对这些惊人的现实，在政治理念上又该如何作出郑重的选择？对此，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口号，站在全局的高度将问题统筹于“和谐社会”。就笔者所理解，和谐社会是一个结果而更是一种过程！它向我们指出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不和谐的阶段，转型时期的利益分配引发了许多矛盾，而改革的步伐是不能停歇的，整个社会在矛盾碰撞中亟需“包容力”。[⑩]关于冲突的新理论、新思维在冲突中得到新的突破和发展，社会学界将关注的重点转向社会的和谐度。和谐社会的进路研究等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成果。

正如有学者形象地指出，社会冲突犹如一种激发器，它不仅导致冲突各方和整个社会对原来的规范予以重新审视，而且会使旧规范不断地改进，新规范不断地创设，最终造就冲突各方共同接受并支配他们行为的新规范。如劳资冲突与劳资关系法律的制订，监狱叛乱事件与刑法、刑罚的改革，国际冲突与国际条约、公约的修订和完善都是极好的例子。[11]在美国黑人维权运动中，不懈地努力促成了相关法案的订立，也让黑人受到了良好的待遇（尽管歧视问题仍或多或少地存在，但已实现巨大的改进）。

冲突下往往能够考验一个社会的应变机制是否健全，对社会主体的素质也是一种磨砺。中国当前虽然尚未完全形成良性的应急机制，但是自SARS后，全国出台了相关的法规以对突发性事件的应对作相应的规定，可见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有应对冲突的意识。

2、社会冲突的相对整合度

社会冲突的非正式化组织是我们在关注社会冲突时频繁能够看到的现象。集群化运动并非是完全是盲目性的，组织化越来越明显，有明确的目标。在这一过程中，群体内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原有的内部矛盾和纷争得以缓和，凝聚力得以加强，群体的共识性显著增强。

同时，组织化增加社会整合的纽带，使冲突更易于为人所接受，能够统一行动的步伐，而对于社会冲突的研究者来说，能很好地看到冲突的核心问题，在政策性建议的提出上有明确的针对性和科学性。

3、社会冲突的“社会安全阀”功能 [12] 在历史上的“七千人会议”上，中央从主席开始作检讨，可谓“早上出气，晚上看戏”、轰轰烈烈的一场大检讨。而这场会议带给我们的启示是：社会需要能够出气的场合，将超过社会所能承压的不满情绪加以及时的发泄。学者们的比喻是生动的，社会好比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社会冲突是社会应有的“不满的情绪宣泄”，冲突的过程是释放、宣泄不满情绪的过程。

社会冲突很好地起到了“社会安全阀”的作用，体现了一个开放体制下社会运行不良环节上的矛盾显性，为社会及时处理相关环节的问题，减去压力提供了有效的保障。

（二）负效性价值审视

对于社会冲突的负效功能，人们的感受更加强烈，在此，笔者认为主要有两点是应当引起我们关注的：

1、社会冲突造就的是人们思想上一个动荡（或者说某种程度上的混乱），这在我国是尤为明显。在前文中所论及的安徽池州事件，由于传言的大肆制造，使局面处于失控状态。很多人往往是在不知名的情况下加入其中的。虽然笔者指出社会冲突的整合性，但同时应当看到，在冲突中人们往往受到某些人的鼓动，思想上易处于混乱，而将自己心中的不满演化为“恶性”的冲突。

2、衍生出某些社会问题。还是拿上述案例来讲，据报道，在骚乱发生之时，发生了超市遭哄抢的社会治安方面的问题。当今世界上一些国家内部的种族冲突、民族冲突和部族冲突以及我国农村存在的家族械斗也是不乏其例的。正因为社会冲突本身也是社会问题的表 现，因而它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衍生出其他的社会问题。

可见，社会冲突本是一把双刃剑，需要我们给予全面、客观的对待。笔者认为，如何趋利避害等待我们进一步地研究。

四、和谐社会下社会冲突整合机制构建——以“利益协调”为核心模式的探讨 社会冲突往往是在社会结构出现了断裂和定型化的趋势下增多，与社会和谐体的构建形成矛盾的对立面。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社会冲突本身所存在的价值合理性，因而，在两者问题的处理上不应当采用强硬的消灭、消除之类的态度（事实上也不可能），笔者认为，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包容力的培养”，如何设计出有效的社会冲突整合机制是我们理性思考问题的出发点。

应当说，社会整合机制是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理应把握的尺度，当前中国社会之所以会频繁地发生冲突，主要原因就在于社会整合度发生了失控，而整合度的失控中涉及各方面因素，是一个社会性的议题。

如何将社会整合于和谐社会的体系下呢？笔者认为，问题的核心是把好社会公正应有的标准。在社会发展的现阶段，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当前社会需要发展，需要和谐，它在社会公正上应达到何种高度？这不是笔者个人所能够衡量的，更多是社会各阶层主体共同意志的表达，实现“分配正义——矫正正义”的社会践行。

（一）社会改革利益的公正分配 改革开放至今，已经有20多年的风雨历程，“先富与后富”理论也为某些人实现了富裕，而更多的人正因为此不成比例地承担起了为改革买单的成本。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似乎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偏离了应有的轨道，社会阶层化造就了今天的社会，很多时候让人回想起资本主义工业化阶段那贫富分化的局面。

社会的底层当然是不会轻易地为改革背上买单的成本，虽然在一定阶段上他们选择了沉默，但是不满的洪流终将以爆发。在当前社会冲突较为频繁的时期，他们感受到社会强烈的剥夺感，某些人就选择了采用极端的方式加以报复。社会越轨行为甚至违法行为是他们表达不满的方式。

改革到底带给我们什么了？社会进步的成本是减少了还是增多了？我们是否正处于一个危机社会中呢？种种问题盘旋，不得不引发如此多的感慨。

依照社会正义理论的基本精神，笔者认为，社会改革每迈出一小步，都应当全面顾及到利益的公正分配问题。虽然不能也不可能完全均等，但是分配应当考虑到多元化利益的各个层面。而对于分配中未妥善处理的环节，当然应作必要的矫正，以回复到应有的公平状态。在实践操作中，社会集体应当共同拟订具体、客观的标准，以最大程度上地实现正义价值。

在改革中牺牲了这么多，当然也因此需要获得相应的补偿。社会整体应当为这些底层人员买单，将冲突成本理性地转变成补偿成本，应当说是有意义的选择。许多专家学者提出建立健全社会利益补偿机制，正是对此作出的积极应对。

（二）社会利益协调机制的体系化构建 [13] 社会整合很大程度上是利益的整合，因而如何有效地对利益协调机制加以解读和形成体系化的认识，是把握问题的核心之所在。笔者认为，体系化的构建应当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1、把握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以全局统筹当前社会已经和将要面临的利益形态体系。可以这样说，市场经济是原有的社会利益协调机制显出滞后性的根源，是利益形态分化呈现多元化的促发机制，因而，社会利益协调机制的发展程度应当跟上市场经济的节拍，能够融合市场经济的理念，依据新思维、新情况有效地处理好各种利益形态之间的协调。那么，把握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成了问题的关键。

基于现有的认识，笔者认为，我们应当分析和准确定位现今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状况，在此基础上跨越现有的市场经济与将来法制型的市场经济的尺度，对当前社会利益的多元形 态逐一归类进行分析，把握其中隐含的冲突，分别有针对性地对各类问题作出策略性的调整。接着，在可预测的范围内，运用动态发展的眼光对某些利益的解散和重组作出有现实性根据的预见，把握住“如何处理好其中的过渡阶段，如何有效地制约甚至根本性化解隐含的危机”的核心。最后，统筹全局的态势，对于动态化的整体分析、预见作出统一的整理，以更加科学化、系统化地认识社会利益协调机制的发展方向，并付诸具体的操作执行。

2、整合政治应变机制，清理效应机制中的拖沓、累赘的环节，使政府机构的运作能够实现效率与公正的统一。

中国的改革和经济的发展是政府主导下的发展模式，在当前由于其自身普遍存在着反映机制的慢和效应的低下，这使社会利益协调机制未能有效发挥作用的重要环节。因而，整合政治应变机制以确保准确地反映现实的需要，效应机制尤其是程序操作与规范的科学化是摆脱滞后性的前提。

为应对此类现象，可从以下几点来加以把握：（1）理顺和疏通利益诉求机制，这是增强政治应变机制的前提。典型的是信访这项有中国特色的制度，该项制度的存废争议暂且不谈，就其存在的现实性意义出发，它作为一项利益诉求的重要制度，在百姓利益纠纷和利益受到行政性侵害等事件的处理上，顺应了民意的要求，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政治的民主化和廉洁性。理顺和疏通利益诉求机制，首先应当从信访制度的改革入手，用“服务性机构”的观念替代“官本位”，将它改造成一个真正办实事的利益协调组织，借助人大和司法体制对它进行监督，清理程序操作中的不规范、终结机制的不完善，明确其中的法律准绳和责任形态，为科学化执行机制的建立打下基础。除了信访这项重要的制度，我国的人大、政协、人民团体以及媒体等部门的渠道都是社会利益协调的重要组织，在疏通内部的障碍后力求能够较好地协调这些渠道之间的关系，构建有机的诉求机制。此外，“我国还将更多地利用网络、传统媒体、听证会等手段为人民群众畅通利益诉求渠道。” [14]也是理性的选择。

（2）在保证利益诉求通畅的前提下，效应机制的产出是终局性的对整体的利益协调运作的效益评价，因而，在效应机制的把握上尤为重要。笔者认为，把握效应机制的关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①建立健全利益引导机制，其所针对的是人们传统的利益观念的束缚，引导人们对市场经济有正确的认识，对于先富与共富产生共鸣，在具体的追求自己的利益时有正确的导向。②建立健全利益约束机制。这主要是通过法律和道德这两项普遍认可的约束手段对于人们在利益追求中的“失范”行为作出限制和相应的惩罚。尤其是法律，在借助国家的强制性后能够充分保障其效果的体现，为利益冲突的解决提供依据，平衡利益在相对人之间的流转。③建立健全利益调节机制。利益调节机制，它主要是调整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如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社会各阶层关系等），调整、缩小人们之间的利益差距，对于社会利益在各层次上的相对持平，减少差距拉大引发的纠纷，具有积极意义。④建立健全利益补偿机制。调节机制的理想设计需要有一定的补充，补偿机制就是较为现实性的制度设计。它以社会救济、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为主要形态，对于特殊的群体利益的考虑，增添了公平的程度，对于和谐社会的建立有积极的意义。效应的产出主要反映在这四个环节，而各个环节的有效完善和协调运作是效应产出高低的决定性因素。

3、对于“特殊利益集团”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协调 “特殊利益集团”，这是新近的一个被提出来的概念，我国学者对于这类群体未作定义式的表述，但是就其反映的特征而言，似乎可以说成“带行政性垄断的集团”，其中掺和了政治的因素，对于某些经济行业实行带有行政后盾的垄断，严重损害人民的利益。因而，在“特殊利益集团”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形成了一个尖锐的冲突，如何加以协调？

“特殊利益集团”是一种反人民利益的、破坏民主法制建设的利益集团，它具有严重的排他性、落后性，因而，在最终的宗旨把握上要将它限制直到消灭。但在阶段性的过渡阶段，我们还是要有针对性对它作出调整：（1）在党和政府机关的内部，廉正建设的反腐败力度更 加应当加强，对于贿赂、收买、腐蚀政府官员的“钱权交易”非法途径，采用行政的和刑法的手段加以惩罚性的打压，并通过媒体等公开手段增强向群众透露的频度，以限制正在发展中的这股势头。

（2）在经济领域开展对垄断性因素的处理，主要表现在可采用国家控制该受到垄断限制的经济行业、对于物价、数量、质量的规格波动作出合理和稳定的调整，以迫使垄断性因素退出利益减负的领域。这种思路类似于“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

利益获得与流转的合法化操作、公平性处理是人民大众普遍的心理要求，是人类对正义公平的追求，因而，我们应当始终将公共利益作为协调的关键。

（三）人文价值理念的培育，整合与调适价值性社会冲突

在中国，社会冲突的产生往往带有一定的暴力倾向，在问题的处理上存在过激化，而且国人的法制意识尚未健全。因而，整个社会文化土壤中急需“人文化价值理念”的种子加以培育，这其中主要包括法治的自觉和道德素养的提升。然而，文化本身是交流过程中共同培育出来的，是在共同的社会生活中相互磨合、相互砥砺而成的结果，并非任何圣贤精英们设计和强烈呼吁的结果。

因而，社会需要造就互动的机制，以加强社会群体之间的交流。有学者指出，在整合社会冲突时，应当增强公民领域的高水平的自我调节能力，即提高公民的组织化程度，保障信息的畅通，使冲突得到应有的降低。[15]基于此，笔者试想能否创设政府主导、社区自治组织为单元的社会互动模式（当然如果由社会的自觉性组织来组建，也能发挥出相应的作用，而在中国当前尚存操作的困难）。

本文的作者曾对社区作过相关的调查，发现较多社区人员之间的交流圈较小，群体文化存在较大封闭性，整体上呈个体的单一化而整体的差异性，莫名地带给人较大的隔阂度。如何实现互动，有其实践的难度，应当加以仔细分析考察的问题。当然，以下几点建议还是可作参考的：

1、配置相关的基础设施，丰富社区的文化生活。笔者认为，相关基础性设施的配置能够为社区人员的交流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可以加大人员之间相互接触的概率，加强信息的交流，尤其是社区不同阶层人员之间能够在一定的接触后从很大程度上减少心理上的隔阂（这里更多的强调外来人员与本地人员之间的磨合）。

2、社区信息的及时公开，加强反馈的可行性管理。让大家了解社区，同时也让社区了解大家，是维持社区和谐，避免冲突的共同追求。这里应当处理好信息的流通性问题，涉及：信息是否及时公开，让大家能够第一时间获取信息，而反馈本身是对信息的价值性评价，当然不容忽视。虽然很多社区有意见箱之类形式摆在那儿，但效果并不明显。

当然，意见箱并非反馈的唯一方式，在社区会议上发表意见、直接找负责人也是反馈的方式。这里也有必要加强自治体本身的管理和社区群众的监督。

3、建立健全社区的诉求机制。通过民主方式选出由具备法律知识人员组成的利益诉求委员会，将生活中遇到的各种不满表达出来，尽可能解决相关的问题。

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一个体系化的过程，在这个整体运动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因利益多元化所引致的各类社会冲突，如何加以整合而使冲突有效地得到调适是本文研究的重要任务。笔者指出，这是一个关涉社会公正价值的基本问题，利益协调在整个整合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价值性冲突方面更多地揭示出有效加强一个社会信息流通的重要性，同时社会互动模式也亟需建立健全，形成“政府主导——社区单元模式互动”的有效机制。

篇2：论当代中国社会冲突及问题解决机制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当代中国女性教育存在问题及解决

教育问题是人类生存与发展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无论男女，接受教育，都是提高自身素质，适应社会发展，推动社会进步必不可少的环节。从这个角度出发，男性和女性的教育有着同一性。但也有人说过：“妇女教育的不可动摇的目的就是养育子女。”

教育可以使女性更充分地发展自己的能力，参于社会生活，增加生活质量;更为重要的是，教育可以使女性更加自信，对自我价值更加肯定，并在社会生活中做出更有见识的决策。女性从教育中获得的这种自信和技能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改变原有的社会权力结构。但在当代中国女性教育存在许多问题。

一、教育存在地域差异，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山区女性难以得到有效的教育。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农村及山区的女性受教育权利的范围扩大了，文化水平也普遍提高了，但是仍然面临诸多问题，例如：女性普及义务教育程度不足；女性儿童接受义务教育持续性差。与经济发达的城市女性教育水平差距不断拉大，并进一步拉大城乡二元分割。

二、居住在城市的流动人口的女孩难以享受到与城市同龄儿童同等的教育机会；而他们随父母居留在城市，也无法进入原籍所在地的乡村教育系统，成了被“边缘化”的一个庞大群体。由此产生了农村流动人口、尤其是农村女性公民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被剥夺的现象。流动人口中女童无法得到正常义务教育的后果十分严重。首先是严重危害流动人口中女童身心的健康成长，使她们从小感受到社会的不公、不义，加深了她们对社会的敌视与对立。其次是严重损害了教育的公平性，教育不公是最致命的社会不公，因为它剥夺了底层民众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机会，扼杀了贫民获得社会升迁的最后希望，逼使广大流动人口中的女童毫无希望地居于社会底层。第三是影响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流动人口中女童的不公正教育待遇，对中国城市化过程发出一个负面信号，它阻碍着社会流动、维护社会不公，必然对现代社会所固有的人口流动和迁移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三、女性教育的目的不再以发展女性本身，而是畸形市场化下教育机会不公和受教育权利不公和要求妇女回归家庭的歧视。“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而现代鉴于城市化、市场化阶段中出现的就业压力，呼吁妇女回归家庭的观点再度出现。若女性重返家庭成为社会风俗，那么她们接受教育的动机和内容就会改变：对那些中产阶级和富豪家庭的女性而言，受教育的主要使命便成为相夫教子、培养后代，而不是独立就业、自主奋斗；对那些被迫下岗的贫困妇女而言，回归家庭不可能激发她们求学的动力，因为年龄、收入和环境都阻碍她们继续求学。尽管妇女是否回归家庭不是评价妇女是否解放和妇女价值是否下降的唯一参照，但只要女性无法自由、自主和自愿地选择生活和个人前途，她们就难以获得真正的平等。

针对上面总结的三点问题，我们认为女性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解放女性、发展女性和得到与之相符的社会地位并发挥出女性相应的社会价值。

女性教育问题的解决需要内外两部分的共同努力。在外部的环境中，政府起到了重要作用。政府应继续加大义务教育投入，特别是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及山区的教育支持。将其中适龄女性的教育作为义务教育普及中的重中之重。在社会家庭观念的改善、提高方面，力求破除旧的封建思想、落后个观念的影响，去除重男轻女观念。社会各方面力量也应积极参与其中，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对口支援、地区城乡之间互派教师学习等多种方式扩大义务教育发展渠道。

作为受教育者本身，女性在教育过程中应树立信心，转变以往的落后的封疆观念。女性教育的发展还需要女性自身的发展，还在于女性素质的提高。女性在接受教育时，不但要注重教育的数量，即你读了几年书，而要注重在接受教育时自己获得了甚么知识。作为新时代的女性，女性更应该认识到自身作为未来的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自己的素质直接影响孩子的素质。当然女性教育的目的不是相夫教子，而是发展自己是想自己的社会价值。

篇3：浅析当代中国社会矛盾及化解机制

一、当代中国社会矛盾的特点及表现形式

我国的社会矛盾具有主体多元化, 类型多样化、原因复杂化的特点。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社会矛盾的类型也不断发展变化:因发展经济产生的企业破产、工人失业问题;因城乡建设产生的征地拆迁、安置补偿问题;涉及民生的住房、就业、社会保障问题;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安全生产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等。

上述社会矛盾类型广泛存在于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及思想领域。不同领域的社会矛盾之间彼此联系, 相互交错, 概括起来, 当代中国社会矛盾最为突出的是以下三种形式的矛盾:

(一) 干群矛盾

是指社会公众与公共机构的公职人员不当行为之间的矛盾。公共机构的职责是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 公职人员代表公共机构行使职责。“有问题找政府”是中国老百姓的习惯做法, 当群众遇到问题时, 首先想到的是政府。群众期待政府及其他公共机构能够解决自己所遇到的一切问题, 对其持有较高的期望值。当政府或公共机构未能有效的履行职责时, 或者群众的合理利益受到损害时, 群众就会把矛头指向政府或公共管理机构, 形成干群矛盾。

(二) 劳资矛盾

在我国现有的经济体制下, 主要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矛盾。近些年我国劳动争议案件数量明显增多, 反映出劳资矛盾问题的突出。我国的劳资矛盾主要是围绕法律规定和劳动合同所约定的基本劳动权益而发生的争议。有些用人单位不按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为劳动者提供最基本的工资福利待遇和安全保障措施, 劳动者享受不到应有的待遇, 基本权益得不到保障, 由此引发劳资矛盾。劳动者一旦发生工伤或职业疾病, 用人单位提供不了应有的保护, 职工及其家属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工人罢工、家属上访等群体性事件就会出现, 使得劳资矛盾进一步恶化。

(三) 贫富矛盾

是指因财产分配不均而产生的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分配方式固然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 合理的贫富分化有利于促进市场竞争和资源的优化配置;但过度的贫富差距也会阻碍经济发展, 并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还不够成熟, 相关法规政策及配套措施尚需进一步完善, 这使得当代中国社会行业之间、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的贫富差距不断深化。贫富差距扩大势必造成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 产生贫富矛盾。

二、当代中国社会矛盾的产生机理

当代中国的社会矛盾大多是围绕基本民事权益产生的, 这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程度和社会管理水平密切相关。

(一) 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带来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

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分配不均是社会矛盾产生的主要根源。市场经济确立了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并存的经济制度和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经济成分的多元化和分配方式的多样化产生了不同的利益主体和贫富差距。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 原有的利益格局进行了调整, 个人之间、家庭之间、行业之间、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差距与矛盾日益突出。不同社会阶层的多元化利益需求使得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随之产生。

(二) 社会秩序发展失衡, 各领域未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

市场、政府与社会三大领域的良性分工与合作才能共同创建和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我国在追求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 高效职能型政府的建立和社会公共服务的发展相对滞后, 三大领域的发展失衡导致社会秩序的发展失衡。我国现阶段存在社会治理结构不合理, 法律政策制定不完善, 公共服务及社会保障制度缺失等问题。公众各方面需求的日益增长与公共服务的不到位引发了环境污染、食品安全、能源短缺、失业待业以及住房养老等一系列社会矛盾。

(三) 腐败现象影响政府公信力

腐败问题是引发社会矛盾的重要原因。我国现阶段的腐败现象, 客观上可归因于外界利益诱惑和政府约束监督机制不完善;主观因素则是部分公职人员见利忘义, 思想道德腐化, 整体素质偏低, 少数害群之马损害了党和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社会不正之风若得不到有效遏制, 将会严重削弱政府的公信力, 进而容易产生群体性事件等影响社会稳定的极端行为。

三、健全社会矛盾化解机制,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在当代中国社会, 健全社会矛盾化解机制, 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 要调动社会调解力量, 让各种民间机构、社会组织参与到调解工作中来, 充分发挥居委会、村委会、街道办及企事业单位调解组织的优势, 使调解工作全方位展开。

(二) 要借助政府及其他社会公共机构的行政干预。有些社会矛盾依靠社会调解无法解决时, 通过行政调解或其他行政管理行为可予以解决。

(三) 充分发挥司法调解的重要作用。司法调解亦称诉讼调解, 是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项重要的诉讼制度, 是双方当事人在法官的主持下, 通过处分自己的权益来解决纠纷的一种重要方式。司法调解实际上是公权力主导下对私权利的一种处分和让与。

司法调解具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 体现当事人平等主体的地位, 提高司法效率、节约司法资源等优点;但实际运用中也要避免走过场, 形式单一等问题的出现, 所以在司法调解工作中, 还需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

(四) 健全多元化社会矛盾化解机制, 还要重视加强立法工作。一方面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 存在法律空白和法律漏洞, 健全立法, 可以使我国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进而减少和避免社会矛盾的产生。另一方面, 多元化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的建立也需要制度化, 用制度的形式把矛盾化解工作的主体、程序及方法等内容固定下来, 使社会矛盾解决工作法治化、规范化, 才能真正有效的化解社会矛盾, 创建维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摘要：当代中国社会矛盾的存在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及时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具有现实重要性和必要性。了解当代中国社会矛盾的表现形式及产生机理是健全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的前提与基础。本文重点阐述了当代中国社会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 并对我国社会矛盾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力求为社会矛盾化解工作提供参考。

关键词：社会矛盾,表现形式,产生机理,化解

参考文献

[1]郑航生.《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2007走向更加有序的社会:快速转型期社会矛盾及其治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篇4：论当代中国社会冲突及问题解决机制

1.1 精英

广义的精英指人类活动领域内能力最强的人, 他们在公共或私有领域中占有重要战略地位。狭义的精英则是指这少部分人中从事政治和社会统治的领袖者中的少数人, 狭义精英又叫统治精英。从广义精英概念上来看, 精英可以分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技术精英。从狭义精英概念上来看, 精英应更多的指政治精英。

1.2 精英生成机制

精英再生产即精英复制, 是指精英群体的自我再生产过程。精英生成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对精英循环、再生的影响。①精英循环:强调的不是改革前后精英的连续性, 而是精英的断裂。该理论认为市场化在改变机会结构上具有平等化效应。②精英再生产:新的精英产生于精英群体内部, 可以是上一辈培养下一辈精英, 也可以是一种类型的精英向另一种类型精英的转化流动, 其获取资源的能力和机会在起点上远远高于外部的非精英群体, 精英更替实则为原精英群体内部的人员交换, 精英主体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2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初期精英生成机制的演变

2.1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

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 由于当时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环境影响, 中国社会的领导者格外注重政治忠诚度, 为了赢得国家的统一和稳定, 中国呈现出强国家弱社会的状况, 政治精英决定中国发展的几乎所有规则, 在精英群体中 (政治、经济、技术精英) 甚至整个社会处于统治地位。而且, 此时政治精英的选拔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了家庭成分的影响。新中国的第一批政治精英大都来自于贫下中农、知识分子或者工人阶级。正如宋时歌所说, 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在于, 政治精英, 尤其是此时的政治精英与当时的再分配国家体制相遇, 成为了社会的佼佼者。他们理所当然地拥有了更多的经济资源、教育资源、权利和社会网络资源。这些资源在下一轮的精英生成过程中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因其地位而有权制定的以单位等级和职业等级为标准确立的资源分配方式, 也使得不同职业、不同等级的人群之间流动滞缓。加之“根红苗正”思想使得父辈的光荣职业被子辈传承能得到社会的认可, 因此社会中当时精英的生成方式以再生状态为主导。下层群体想要进入精英群体, 并非易事。

2.2 改革开放初期

随着整个国际社会的发展, 和国内形势的稳定, 政治精英逐渐意识到, 想要使国家更迅速、持久地发展, 拥有更多的资源, 最好的办法不是在有限的资源层面上进行分配, 而是创造更多的新的社会财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政治精英选择了“将饼做大”的方式。政治精英对经济、技术等领域的管理开始略有松动, 通过各项政策鼓励非精英群体通过自身的努力创造财富。这使得直接生产者的数量和社会地位大大提升。在经济、技术等方面, 下层群体向上层流动的积极性和可能性大大增加。因为由于政治精英管理方面的松动, 使得经济、技术精英的生成方式由几乎绝对的再生产转向了有效的循环, 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价值财富以上升为精英阶层。同时, 再观察政治领域, 我们可以发觉, 由于其他精英尚未发展到一定程度, 政治精英在整个社会中的绝对、相对优势仍然比较明显, 干部权力并未及时地转换为经济资源或社会网络资源, 于是出现了所谓的“干部权力真空的短暂时期”。精英主体进入了短暂的“循环”时期。

3 现阶段中国精英的生成机制探讨

3.1 主体:精英再生为主

政治精英在管理松动的同时, 经济精英、技术精英在创造财富, 在进行精英的循环生成, 由于政治精英未能及时将自己原有资源转换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所需要的资源, 使得原来政治精英的统治地位有所松动, 自己所能分配到的资源在社会中的相对资源占有量也有所下降, 于是开始打算摆脱旧利益转向市场。而在这样的意图产生在政治精英仍享有绝对的社会网络资源、教育资源、权力资源优势的时期, 使得能够决定资源分配的政治精英有足够的能力完成再生。当意识到这点, 他们决定利用手中的资源尽可能地减少非精英群体流入精英群体的可能性, 而事实上, 即使他们没有用自己的办法完成这一行为, 他们所享有绝对优势这一事实本身也会使得此时——政治精英能够决定游戏规则的时候——精英生成机制能够回复到再生的状态中。这一行为是在收紧其对各个领域政策的过程中完成的。同时, 干部权力延迟转换为各项资源, 帮助他们完成了精英的再生。既存的社会精英作为一个整体, 在政治、经济、技术领域彼此共享资源, 以达到维护整个精英群体利益的目的。因此宋时歌说:“非但未减少由再分配体制造成的社会不平等, 反而变成自由市场条件下的不受任何约束的绝对的不平等。”当市场改革全面深入以后, 社会不平等将会拉大, 因为, 原来握有权力或处于优越地位的人从市场中获得了更多的好处。

3.2 循环制精英生成并存

虽然可以承认, 在现阶段中国社会的精英以再生产为主, 主要是不同领域的精英相互转换或是上一辈将精英地位传承给下一辈。但我们还是能够看到, 在中国的内陆地区, 由于地域、领域等的差异, 精英的生成机制也并不尽相同。

3.2.1 不同地域

在城市范围内, 改革较为深入、彻底, 改革初期的经济效益非常明显, 使得体制内的部分人分离至体制外。这也是政治精英逐渐倾向于向经济精英转换的表现之一。在饼做大的过程中, 直接生产者获益, 刺激了政治精英——这一资源分配者。因此上述的精英再生观点表现得非常明显。而在广大的农村, 在改革开放更多地表现为“农村工业化的迅速兴起和发展”, 这样一来, 使得农村居民在成为精英的途径上有了更多的选择。在政府的鼓励下, 乡镇企业不断兴起, 靠种田为生的农民开始白手起家, 自己创造工业价值, 且获得了更多的金钱, 继而获得了相应的社会地位和其他资源, 通过这种途径变成了精英。而这样的方式, 我们更愿意将其看做为一种循环。

3.2.2 不同领域

政治精英:再生为主。由于政治精英是非直接生产者, 仅掌握了资源分配的权利, 他们并不能直接地为社会创造财富,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是依靠自己的政治手段、忠诚度、社会网络资源、经济资源、教育资源积累才进入了政治精英的行列。而这些资源恰恰是既存政治精英或经济精英、技术精英较非精英群体而言更易获得的资源, 而忠诚度很大程度上通过出身而非能力考察, 因此对于非精英群体来说, 想直接进入政治精英群体并不容易。其他领域:经济、技术领域的人们可以通过自己所学的知识或白手起家进行技术劳动或经济生产, 直接创造社会财富, 因此拥有了分配、享有自己财富和产品的权利。这更多地考察的是一个人的后天能力。于是, 在这样的领域中, 笔者认为精英更倾向于循环。当然也可以认为既存精英在这方面存在一定的优势, 但这些优势相比起来相差并不大。

3.2.3 不同层级的精英

不得不承认, 在精英群体的内部, 也存在一定的分化, 如边缘精英 (像较低水平的公务员) 、中级精英和高层精英。对于非精英群体而言, 进入边缘精英群体的可能性会远高于进入中、高层精英的可能性。这是因为, 作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精英群体内部的领导者, 他们更愿意维护固有利益, 封锁上行流通渠道, 使自己或自己的后代能一直享有较高的权力和地位, 而相对而言对于边缘精英群体可能会放松管理。而且, 希望成为顶级的精英, 必须具备较高的综合条件, 如足够高的技能 (这就会考察教育资源) 、个人的资本 (经济资源) 、人脉 (社会网络资源) 、心智 (与社会网络成员之间的互动) 等。这样, 就使得精英群体内部纵向生成方式上也有了一定的差异, 即较低层次的精英更倾向于循环, 越高层次的精英越倾向于再生。

3.3 精英生成的新特点:职业性集群效应出现

与改革开放初期零零散散的争取向上流动的人群不同,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在过往流动到上层精英社会的人的刺激下, 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自己能够通过努力进入上流社会。而且, 他们越来越多地形成了一种集群效应。原来的“单兵作战”有向“集群作战”的方向转变的趋势。各个领域的精英轮番集体成为推动整体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如首先是IT业的兴起, 使得IT领域整体实现了向上流动, 以及之后房地产业地兴起和房地产商的整体向上流动。这使得很多时候, 评判一个人的社会层次或精英生成的机制不得不考虑这些人所从事的行业, 总有某一个或几个职业集群主宰了那个时代。所以, 精英由原来的分散在各个领域的零星精英转变成了现在的聚集精英。

4 我国将来的精英发展趋势

从长久来看, 在可以预见的国家存在的时期内, 作为未能参与直接生产的政治精英而言, 他们能够很明确地意识到自己在生产环节中所占的劣势, 维护已有统治地位也是出于本心。那么政治精英不会允许自己对其他领域的管辖继续松弛、开放下去, 就会利用自己已有甚至仅有的权力、资源适时收紧精英循环通道。那时会出现新一轮的不同精英之间的博弈, 不同类型精英会有能力也有兴趣争夺高层精英的领导权, 而他们采取的竞争策略将对整个社会的整体精英生成机制产生非常重要的作用。

马克思曾经说过, 历史是螺旋式的上升, 看似回到起点, 却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笔者也更倾向于相信, 精英生成的机制也正是如马克思所说, 产生于再生产和循环的博弈之间。再生产到了需要加入新鲜血液、再次将总体社会资本做大的程度时, 精英们会作出选择, 纳入新的精英;但当既存精英们认为大到一定程度, 或社会总体资本的增长速度与精英群体数量的增长速度 (也即主要分配资源者增加速度) 达到一定比例时, 既存精英群体就会适时收紧流通渠道。

参考文献

[1]万闻华, 放长春.论市场转型与中国社会精英的生成机制[J].江海学刊, 2008 (1) .

[2]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3]秦琴.精英转换理论的争辩及其凸显的问题[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 2011 (1) .

篇5：论当代中国社会冲突及问题解决机制

近些年来, 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 导致了劳动关系的变革, 劳动者 (劳方) 与管理方 (资方) 之间的冲突即所谓劳资冲突正逐渐成为当前社会所要面临的一个新问题。由劳资双方的争端引起的社会冲突迅速增加, 劳动者的罢工、上访、堵塞交通要道、围堵政府、甚至诉诸暴力等各种形式的冲突事件屡屡发生。当然, 因双方利益差异而形成的劳资冲突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可以存在的, 但是, 假如劳资冲突趋于激烈化并且社会不能有效地应对, 那肯定是很危险的。当今中国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 劳资关系冲突和矛盾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谐的突出社会问题。在这种背景下, 劳资冲突问题已经成为了我们必须进行思考并且要努力解决的问题。因此, 笔者通过对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孙立平的《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科塞的《社会冲突的功能》、马克思的“社会冲突理论”等著作以及理论的深入解读, 结合社会学经典著作中的相关理论研究分析了劳资关系失调问题, 并试图运用经典理论深入分析劳资冲突问题的形成原因并寻求有效的应对策略, 这对于有效解决劳资关系的矛盾冲突, 对于促进和实现劳资关系的和谐以及构建和谐社会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社会学经典著作对目前中国劳资冲突问题的理论启示

(一) 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及其理论启示

1.涂尔干构建了一对理想类型概念——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来把握社会变迁中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变化情况, 并以此为现代社会中个人和社会的各自性质做出基本判断。涂尔干的失范理论也在“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的理论之下得以展开。涂尔干强调西方工业社会是劳动分工发展的结果, 劳动分工的发展使得社会联结的类型从“机械团结”转变为“有机团结”, 维护了社会的稳定。社会分工下的有机团结社会和“低级社会”相比, 人们有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生存竞争的残酷程度也有所缓和;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得以加强, 分工加强了人们之间的依赖;个人脱离传统群体的限制, 促进了个性的发展。在《社会分工论》中涂尔干将分工分为两种:正常分工和反常分工。他认为正常的劳动分工的最大作用, 并不在于以这种分化的方式提高了生产率, 而在于维护社会稳定、社会和谐, 带来新的社会团结和社会秩序, 使“社会”成为可能。

涂尔干承认“优越”的分工也存在偏离正态的状况, 并承认病态分工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现代社会的诸多问题的产生都与反常的社会分工有关。19世纪, 西方国家经历了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出现诸如欲望膨胀、行为偏差和社会混乱等社会病态。当时西方社会一方面面临着严峻的工商业危机和破产, 另一方面则是19世纪以来同样正在变得越来越频繁和越来越激烈的劳资冲突。“工业只能越是朝着专业化的方向发展, 劳动和资本的对抗就越激烈, 远远超出了社会团结的水平”。①工人和雇主之间的斗争也变得越来越残酷, 工人和雇主之间“永无休止的敌对状态”已经成为“工业社会的显著特征”。②

针对人们认为西方社会危机的根源就是分工, 涂尔干辩解道, 因为现实中社会分工脱离正常状态, 所以人们会把“这么大的罪过强加在它身上”。③事实上, “分工就像所有社会事实一样, 或者更加普遍的生物事实一样, 表现出了很多病态形式……就正常状况而言, 分工可以带来社会的团结, 但在某些时候, 分工也会带来截然不同甚至是完全相反的结果”。④涂尔干并不认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是分工带来的社会灾难”, 他认为只有“反常”的社会分工才是社会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那些“反常”状态的劳动分工不仅不会带来新的社会团结和社会秩序, 反而还引起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涂尔干认为存在三种反常的分工:失范的社会分工、强制的社会分工和不适当的分工。这些反常的分工从不同的层面引起社会矛盾和冲突。

2.涂尔干所谓的失范的分工又被称为“速度过快的社会分工”, 过快的分工往往导致人们对自己新角色的规范不了解或者理解不够透彻, 社会成员没有形成或者内化共同的价值规范和信仰, 致使行动与制度道德不一致, 社会对于制度与道德的约束也失效, 进而陷入失范状态。如果分工不能产生团结, 那是因为各个机构间的关系还没有形成或者内化共同的价值规范和信仰。涂尔干的上述理论对于理解分析我国目前日益加剧的劳资冲突问题有很大的启示作用。我国现阶段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 社会的这种特殊性决定了我国的劳资冲突问题不同于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的劳资冲突。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 经过漫长的演变, 调节劳资关系的制度安排已经成为劳资关系主体习惯遵从的规范。基于劳资双方利益差异而引起的冲突并不会破坏这样的制度安排, 相反, 它被纳入到这样的制度框架之内。与之不同的是, 正处于重大转轨时期, 分工速度过快导致我国尚未形成明确的、具有约制力的制度与规范。由于制度与规范对劳动关系双方都缺乏制约力, 因此很容易激起劳资纷争与冲突。在劳资纷争与冲突出现后, 又由于缺乏有效的沟通和相应的调节机制, 致使劳资纷争与冲突难以得到及时的解决, 形成劳资冲突问题。因此, 对于涂尔干关于“分工和失范”等相关理论的深入解读和理解, 从中获得一些对于目前我国劳资冲突问题的启示, 对于能够有效解决劳资冲突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 科塞的《社会冲突的功能》及其理论启示

1. 科塞在给冲突定义时说:

“冲突看作是有关价值、对稀有地位的要求、权力和资源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 对立双方的目的是要破坏以致伤害对方。”⑤从科塞的这一冲突定义中可以看出, 他把社会冲突的根源归为两类:第一类是物质性原因, 第二类是非物质性原因。物质原因是指权力、地位和资源分配不均, 非物质原因是指价值观的不一致。但科塞并没有把这些原因分出轻重主次, 在科塞看来, 它们当中的任何一对产生互动关联均可构成冲突的根源。

2. 科塞在他的冲突论中对社会冲突的分类对于目前我国劳资冲突问题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科塞从齐美尔关于“作为手段的冲突”和“作为目标的冲突”的论述中受到启发, 提出了非常重要的一对概念即现实性冲突和非现实性冲突。所谓现实性冲突是指“那些由于在关系中的某种要求得不到满足以及由于对其他参与者所做的估价而发生的冲突, 或目的在于追求没有得到的目标的冲突”。⑥所谓非现实性冲突则是指至少冲突一方为“释放紧张状态的需要”而发起的冲突。

3. 科塞认为, 提出现实性冲突与非现实冲突是十分重要的, 因为它有助于社会控制。

作为一个社会越轨者, 其需要是有“现实取向的”, 如果这些越轨者能够找到获得同样目标的合法手段的话, 他就很可能不发生越轨行为。在这种情况下, 越轨是带有工具性质的。结合科塞的关于现实性和非现实性的冲突理论来看中国目前的劳资冲突问题, 如果把劳资冲突混同于非现实性冲突, 就会剥夺工人要求现实利益的权利, 从而造成劳方和资方的关系紧张进而引起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换句话说, 如果这些越轨者能够找到获得同样目标的合法手段的话, 他们很可能会做出放弃冲突的选择并实现调适。所以, 如果能够正确认识劳资冲突属于的类型, 就可以在矛盾冲突爆发前防患于未然。因此科塞的冲突有关理论对于新时期中国劳资冲突问题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二、社会学视角下的转型期中国劳资冲突问题成因分析

目前中国劳资冲突问题形成的根源——转型期特殊的社会结构。

(一) 根源概述

从根本上来说, 中国目前劳资冲突问题形成的根本原因与正处于转型关键时期的中国的特殊的社会结构是密不可分的。涂尔干在《社会劳动分工论》中这样说道:“古罗马人性概念的涵义之所以不像今天那么广博, 并不是因为他们有限的知识所带来的缺憾, 而是因为人性观念与当时的罗马国家不相契合。就像植株在不足以滋养它的土壤中生根发芽一样, 世界大同的观念也不会在那个时代里形成。社会结构的变迁必然会导致道德的变化。” (7) 因此, 目前中国社会劳资冲突问题的根源正是其深厚的社会土壤。

(二) 孙立平的《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及其启示

孙立平在《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一书中提出,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断裂”的社会。孙立平认为中国在定型化过程中, 一种被称之为断裂社会的结构在开始形成。对于断裂社会这个概念, 他曾经在下述几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过。第一, 在社会等级与分层结构上是指一部分人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 而且在不同的阶层和群体之间缺乏有效的整合机制。第二, 在地区之间, 断裂社会表现为城乡之间的断裂。城乡之间的断裂既有社会结构的含义, 也有区域之间的含义。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 整个社会要从一个以农村为主的社会转变为一个以城市为主的社会, 从目前中国的状况来看, 如果不能顺利实现这种转变, 也将不会继续保持一个以农村为主的社会, 而会形成一个断裂的社会。而由于户籍制度的作用, 在大量农民以农民工的方式流动到城市以后, 这种断裂在城市中又以另外一种方式映射出来。一张农村户口使得他们在社会身份上无法或不能享受社会保险和其他城里人能够享受的社会福利。在断裂的社会中, 其不同部分几乎是处于完全不同时代的发展水平, 他们之间也无法形成一个整体的社会。也就是说, 整个社会是分裂的。在一个断裂的社会中, 社会中不同部分要求的差异, 有时会达到一种互相无法理解的程度。这样的社会管理起来很难, 对于某些方面处理不当很容易埋下社会动荡的种子。

断裂社会就是存在主要断裂带的社会, 而这条主要断裂带就是贫富差距。目前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种种分歧和对立, 有相当一部分就是沿着这条主要断裂带展开的。但实际上, 近些年来中国不同社会阶层的阶层化速度和程度是有明显区别的, 大多数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诸如企业家、知识精英人物等。而在中国占大多数的农民、工人、劳动人民却拥有极少数的财富。而这种差距对整个社会生活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正是因为不同社会阶层发育程度的不同, 才会导致社会利益结构的严重失衡, 这尤其表现在劳工权益被侵犯上。近些年来, 我国劳工权益受侵犯的现象相当普遍, 但是由于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结构中, 社会底层长期受到的不公待遇的内心积怨以及同社会上层巨大差距的心理落差, 进而使得本身的价值观发生变化, 也为社会中劳资双方的暴力冲突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总而言之, 处于社会转型关键时期的中国, 由转型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导致人们对自己的新角色的规范不了解或者理解不够透彻, 社会成员没有形成或者内化共同的价值规范和信仰, 从而致使行动与制度道德不一致, 社会对于制度与道德的约束也失效, 从而使社会陷入一种失范状态。因此可以说明当前中国的劳资冲突问题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的, 而在转型时期中国这种特殊的社会结构也是导致劳资冲突的最本质的原因。

除了上面的根本原因外, 还有就是在这个特殊的社会结构基础上分析得出的一些相关社会成因, 如劳动力供求不平衡、政府监管不力、工会建设滞后、法律法规不完善和执法力度不够大、劳资双方不成熟以及社会道德教育的弱化等等, 是引发劳资关系失调的一些基本原因。

三、对于目前中国劳资冲突问题的对策思考——基于涂尔干“法团思想”启示

前面已经从社会学的经典理论和社会成因的角度对目前中国劳资冲突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 在分析的过程中, 对于问题的解决也有一定的启示。

针对社会结构巨大变迁所引起的社会失范, 最基本的解决途径是, 从失范到建立规范, 建立适应劳动关系变化的规范与机制。现代社会失范问题的紧迫性不仅在于它带来了冲突、争斗以至战争这样的社会混乱状态, 还在于它使个体生存状态没有依附, 社会个体存在心灵的无依靠感和存在的无意义感。失范在社会层面面临无拘行为的冲击, 威胁社会基本秩序;在社会意识上表现为大众精神低落, 颓废情绪蔓延, 漠视理想和未来。那么怎样才能在现代社会的条件下重建集体意识和社会规范以消除社会的“失范”状态呢?涂尔干认为, “要想治愈失范状态, 就必需首先建立一个群体, 然后建立一套我们现在所匮乏的规范体系”, 而“无论是整个政治社会还是国家, 显然都担负不起这一重任”, “满足这些条件的独立群体是由那些从事同一种工业生产, 单独聚集和组织起来的人们所构成的,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法人团体, 即职业群体”。

涂尔干指出, 随着经济居于主要地位, “军事、宗教和管理等领域的功能已经越来越屈从于经济基础”。这将导致混乱的局面, 而要解救这一混乱局面, 就要重建一种集体意识。随着社会的分化, 家庭已经起不到这种作用, 国家也因此和个人的距离越来越远, 起不到这种作用。此时, 只有职业团体可以把人们重新团结起来。这种职业团体对于现代社会来说, 是社会整合的主要力量。对此, 他指出:“在职业群体里, 我们尤其能看到一种道德力量, 它遏止了个人利己主义的膨胀, 培植了劳动者对团结互助的极大热情, 防止了工业和商业关系中强权法则的肆意横行。”因此, 涂尔干主张建立一个以职业群体为支点的“合作”, 认为重建社会新秩序的关键性工作必须通过在国家和个人之间的特殊层次——职业群体和职业伦理的层次上来进行。法人团体在社会整合中起到中间组织的作用, 即在社会的各种功能中起到链接作用。一个正常的社会应在个人要求和社会要求之间建立某种平衡, 法团即是个人连接国家的一个中介, 它能够与国家相制约, 保证个人的自由发展。

四、结论

至此, 本文已经从社会学的经典理论和社会成因的角度对目前中国劳资冲突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 通过深入的分析思考也得出了一些对策性建议。然而劳资冲突问题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还会变得更加复杂化, 我们应该在借鉴经典理论的基础上, 把其精华部分为我所用, 能够使其灵活地运用在解决我国当前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劳资冲突问题上, 从而使劳资冲突问题的解决取得更理想的效果。

参考文献

[1]涂尔干 (著) , 渠东 (译) .社会分工论.北京三联书店, 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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