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刑人员

服刑人员（精选十篇）

服刑人员 篇1

关键词：服刑人员,非服刑人员,人格障碍,社会支持

人格障碍是指人格在发展和结构上明显偏离正常,人格障碍的发生被看作是人格发展不成熟和产生了畸变,导致个体持久地以适应不良的方式感知周围事物并作出较极端的情感反应,从而导致显著的心理社会功能的异常[1]。人格障碍的发生受到遗传、心理、社会环境以及家庭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良好的社会支持有利于个体的心理健康和人格发展,而不良社会关系则会不利于个体的心理健康和人格发展[2]。服刑人员作为社会中的特殊群体,更有其自身的特点,犯罪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格特点与犯罪行为之间存在联系,违法犯罪心理的形成与其人格缺陷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3]。以往关于服刑人员的研究主要从整体的角度探讨服刑人员的心理健康状况,对服刑人员人格障碍的研究较少,国外的调查表明,人格障碍在监狱罪犯中普遍存在;国内近年来有人对新入监的罪犯进行人格障碍的测查,发现罪犯中人格障碍者较多[3]。因此,为探讨社会支持对服刑人员心理健康的影响,笔者于2011年4月对服刑人员与非服刑人员的人格障碍状况与社会支持的关系进行研究,以期让社会各界人员能够开展有益于服刑人员改造的各种社会帮教活动,对预防犯罪、减少犯罪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从某监狱随机抽取300名男性服刑人员。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有效问卷278份。其中,年龄最小的是18岁,最大50岁,平均年龄32±8.05岁;初中及以下水平的罪犯占73.1%;已婚的罪犯83人,约占30%,未婚、离异和丧偶的罪犯195人,约占70%。

采用最大限度配对法(主要考虑到年龄、生源地、性别、文化程度等),随机选取300名男性非服刑人员,发放问卷300份,回收有效问卷263份。年龄最小的是18岁,最大55岁,平均年龄34±10.12岁;初中以下的占68.6%。

1.2 研究工具

1.2.1 人格诊断问卷(PDQ-4+)[4]

该问卷是由美国Hyler设计的,黄悦勤等根据中国文化特点对其进行翻译和修订。该问卷可评估DSM—IV所包含的12种类型的人格障碍。PDQ-4分数越高说明人格障碍的可能性越大。1996年由湖南医科大学临床心理研究所所主持的关于个性障碍中美合作研究课题中,该问卷曾被作为评估各种精神障碍人群的工具之一。同时,在国内的应用也发现对人格障碍的诊断有较高的灵敏度和较低的特异度。

1.2.2 社会支持评定问卷[5]

采用肖水源设计的《社会支持评定问卷》,该量表有10个条目,包括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等三个维度。总分越高,社会支持程度越高。

1.3 调查方法

采取团体施测的方法,按照事先的指导语,讲明作问卷的目的,提高服刑人员参与调查的认识,然后按照问卷对一些题的题意及答题要求做了解释,另外,由于被试的文化程度较低,对问卷中的一些条目做了解释。

2研究结果

2.1 服刑人员与非服刑人员人格障碍状况的比较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从PDQ总分来看,服刑人员与非服刑人员在人格障碍状况上存在统计学差异。从人格障碍的类型来看,服刑人员与非服刑人员在偏执型、分裂型、自恋型、强迫型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服刑人员与非服刑人员在分裂样型、被动攻击型、反社会型、边缘型、抑郁型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服刑人员与非服刑人员在表演型、回避型、依赖型上无统计差异。详见表1。

注:*表示P<0.05;**表示P〈0.01;***P<0.001

2.2 服刑与非服刑人员社会支持的比较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服刑人员和非服刑人员在客观支持、主观支持以及对支持的利用度上表现出统计差异。详见表2。

2.3 服刑人员人格障碍与社会支持的相关

采用积差相关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从PDQ总分来看,人格障碍分别与主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呈负相关,与客观支持相关无统计意义。从具体的人格障碍类型来看,大部分人格类型与主观支持呈负相关,与客观支持以及对支持的利用度相关无统计意义。见表3。

注:*表示P<0.05;**表示P<0.01;***P<0.001

3讨论

研究结果显示,服刑人员在PDQ的总得分以及偏执型、分裂样、分裂型、反社会型、边缘型、自恋型、强迫型、被动攻击型、抑郁型等9个因子上的得分都高于非服刑人员,说明服刑人员的心理健康水平总体较低,本研究也进一步证实了国内外“服刑人员中广泛存在明显的人格偏离和严重的精神疾病”的研究结果[6]。服刑人员是行为偏离社会常态的特殊群体,从形成机制上看,服刑人员犯罪前具有的心理状态是产生犯罪的条件和基础。马克思说:“犯罪是社会中的个体做出的反对阶级专政的过激的行为”[7]。犯罪本身就是在异常心理的支配下完成的行为,也许现在服刑人员的人格障碍可能是原有心理问题的延续。此外,服刑人员人格障碍症状率普遍比较高的原因也与服刑人员他们长期身处监所环境有关,身在高墙深院、面对荷枪实弹的警戒、日复一日单调的劳动,与人的交往局限于狱友、管教以及偶尔前来看望的亲戚、朋友,思想及行为被强制性的约束和改造,使得服刑人员的心理状态长期处于高度的应急水平,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这种强烈的管制性、隔离性的环境以及物质支持和精神支持的缺乏,感觉刑期的漫长难捱,极易产生各种负性情绪,如不注意调整和疏导,久而久之容易引发人格障碍。因此,加强对服刑人员中有人格障碍人员的重点关注和针对性矫治改造,是提高改造效果,减少监狱内不安全事故发生的关键。

在社会支持上,服刑人员在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的得分都明显小于非服刑人员,并达到统计差异,说明服刑人员的社会支持程度低于非服刑人员,他们在客观上不容易得到他人物质、精神上的帮助,即使得到他人的帮助,他们在心理上也感觉、体验不到,主观和客观上均处于远离社会群体的状态。

服刑人员人格障碍与社会支持的相关分析显示,从总体来看,人格障碍分别与主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呈负相关,与客观支持相关不显著,这表明主观上感受到的社会支持越少,人格障碍越严重。具体而言,偏执型人格障碍、分裂型人格障碍、反社会型人格障碍、边缘性人格障碍、回避型人格障碍、被动攻击性人格障碍、抑郁性人格障碍与主观支持呈负相关,这进一步说明上述人格障碍越严重,主观上感受到的社会支持越少;主观上感受到的社会支持越多,其人格障碍的症状越轻。这些结果说明了服刑人员的人格障碍的形成与其对社会支持的主观感受有关,主观感受的大小影响着人格障碍程度的高低,有的人明明得到了较多的支持,但在他的感受视野中却没有感受到,只有当他内心真正感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时,才有利于健康人格的形成以及有助于人格障碍症状的减轻。但是对服刑人员来说,监狱内外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身自由受到了严格限制,失去了与家人、朋友等沟通交流的自由,其罪犯的角色还不同程度地受到家人朋友的歧视,甚至拒绝提供所有帮助。所以,服刑人员能够得到的社会支持明显少于普通人。有的服刑人员在入狱前有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人际关系融洽,能从朋友交往中获得较多满足,但入狱后,以往的社会支持系统受到破坏,更容易产生极端心理。有研究发现,个体在高应激状态下,如果缺乏社会持和良好的应对方式,则心理损害的危险度可为普通人群的两倍[8]。因此全社会要给服刑人员较多的关心、支持,既要提供客观的帮助,也要针对其心理症状,扩大其内心感受到他人支持的视野。尤其是监狱应积极倡导社会各界人士,配合监狱开展有益于服刑人员改造的各种社会帮教活动,尤其是对有人格障碍的服刑人员的针对性帮助活动,让他们真切感受到社会和亲属对他们的关爱,预防人格障碍的发生和缓解人格障碍的症状。

参考文献

[1]翟书涛,杨德森.人格形成与人格障碍[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100-106.

[2]胡军生,滕兰芳,王登峰.父母养育方式和社会支持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7,(9):650-653.

[3]刘邦惠.罪犯人格障碍症状与人格特征的相关研究[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9,17(2):169-170.

[4]黄悦勤,董问天,王燕玲等.美国人格诊断问卷(PDQ-R)在中国的试测[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8,12(5):262-264.

[5]肖水源.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见:汪向东,王希林,马弘编著.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9年增刊,127-131.

[6]刘邦惠.罪犯人格障碍症状与人格特征的相关研究[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9,17(2):169-170.

[7]张久祥.犯罪心理学案例选[M].警官教育出版社,1998:45.

服刑人员思想报告 篇2

这个月里，我在家中不断的学习法律知识，也没有做违法犯罪的事情，今后我要做的遵守法律法规，行政法规，服从监督，增强自己的法制观念。现在，我深刻的认识到了我法制观念的淡薄，从而导致自己犯下罪恶，我要在思想上继续深刻的反省自己。通过xx镇社区矫正办对我的人性化管理及不断的帮助教育，使我深刻认识到做事要三思而后行，切末一时冲动犯下大错。今后我一定配合社区矫正人员监督管理，洗心革面做一个合格的公民。

这段时间我遵纪守法，没有从事违法犯罪的事情。一直在加强法律知识的学习，真正认识到懂法守法的重要性。在自己思想、工作、学习等方面存在不足的地方加强学习，深入领会，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学习水平。接受社区矫正以来我深刻认识到自己所犯罪行给他人及家人带来的影响，通过了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帮助教育，让我受益良多。今后我一定服从社区矫正人员监督教育，争取当一名合格的公民。篇二：服刑人员矫正期间思想汇报1 思想汇报

本人一直严格要求自己，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社区矫正的有关规定，服从社区管理，接受教育，并积极参加社区的各项活动，积极主动的接受社区领导对我的矫正，并从中学会了很多做人的道理！

本人这个月中体会到要学会忍耐和积极的合理搭配。要忍常人不能忍的，要做常人不能做的。忍一时风平浪静认，退一步海阔天空！认真对待生边的每一件事情，积极的提高自己的行动力，我们不能在忍耐中死亡，要学会在忍耐中爆发。

以上是我这个月的思想汇报。非常感谢社区领导对我的矫正教育和批评指正，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将更努力的学习并提升自己，为 成为一名对社会对人民有利的人而努力！篇三：社区服刑人员月思想汇报 社区矫正对象思想汇报

本人名叫林xx，是一名因犯故意伤害罪而判一缓一的犯罪人员，在政府的关心下接受社区矫正，在社会上服刑，我能够深深地体会到高强墙内和高墙外的区别。我能够严格遵守社区矫正的各项制度，经过多次与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谈话及本人对国家法律法规的学习和理解，使我认识到法律的严谨，和遵守法律的重要性，这段时间里我能按时汇报自己的情况，参加公益劳动。今后我要做得更加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服从管理监督，增强自己的法制观念及组织纪律性。力争早日成为一名有利于社会的有用人员。

这个月里，我在家中不断的学习法律知识，也没有做违法犯罪的事情，今后我要做的遵守法律法规，行政法规，服从监督，增强自己的法制观念。现在，我深刻的认识到了我法制观念的淡薄，从而导致自己犯下罪恶，我要在思想上继续深刻的反省自己。通过xx镇社区矫正办对我的人性化管理及不断的帮助教育，使我深刻认识到做事要三思而后行，切末一时冲动犯下大错。今后我一定配合社区矫正人员监督管理，洗心革面做一个合格的公民。

汇报人： 201x年xx月13日篇四：2014服刑人员思想汇报 2014服刑人员思想汇报

汇报一：服刑人员思想汇报

尊敬的廖大队长：

您好，我们在这里相见，算来前后有60来天了。您给我的印象是正直、豁达、善良，又有军人和男人的刚毅。我想以这种方式向您汇报一下我的思想和感受。

我从一名普通的职员逐步成长为一名副厅级领导干部。我曾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勤奋好学、爱岗敬业，为社会也做了些有益的事情，组织上也给了我很多、很高的荣誉。

就是在这些光环的簇拥下，我从一个部门主要负责人，一夜之间成了阶下囚。我痛苦、彷徨、寝食难安，常想自己怎么走到今天，原因教训在哪里?首先还是放松了学习，不能用正确的理论指导思想武装头脑，错误的东西就必然乘虚而入，人生观、价值观就会发生扭曲；二是交友不慎;三是对自己要求不严，认为逢年过节收点礼品、礼金算不上什么，忽视了量的积累可以产生质的变化。我的教训深刻、惨烈，无法挽回。

坐牢的日子实在不好受，我真切体会到什么叫做度日如年，什么叫做牢狱之灾。在我极度无助、孤独痛苦时，组织和你们多次专门抽出时间开导我，还询问执勤战士在工作上有无需要改进的地方。查哨时，您还给我盖被子等，您的言行让我非常感动。在您的言传身教下，战士们执勤文明礼貌、有礼有节，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给了我生活上的方便，在我身体不适时更是如此。我下一步要继续配合好专案组的调查、诉讼，彻底交代好自己的问题，认罪伏法，争取政府的宽恕。同时，配合好你们的执勤工作。对您的关心、关爱，再次表示感谢！

汇报二：服刑人员思想汇报

本人一直严格要求自己，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社区矫正的有关规定，服从社区管理，接受教育，并积极参加社区的各项活动，积极主动的接受社区领导对我的矫正，并从中学会了很多做人的道理！本人这个月中体会到要学会忍耐和积极的合理搭配。要忍常人不能忍的，要做常人不能做的。忍一时风平浪静认，退一步海阔天空！认真对待生边的每一件事情，积极的提高自己的行动力，我们不能在忍耐中死亡，要学会在忍耐中爆发。

合理控制自己的情绪，张弛有度！会忍也要会爆发！凡事是一定要有人去做的，要自己身先士卒，不能老想着别人，当自己行动了，去执行了，会发现事情其实就是那么简单。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困难！当你慢慢的把积极行动变成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会发现自己整个人都很有活力，事情也一件比一件顺利！这样也能使身边的人得到鼓舞！把好运带给大家！

以上是我这个月的思想汇报。非常感谢社区领导对我的矫正教育和批评指正，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将更努力的学习并提升自己，为 成为一名对社会对人民有利的人而努力！汇报三：服刑人员思想汇报

本人名叫xxx，是一名因犯故意伤害罪而判一缓一的犯罪人员，在政府的关心下接受社区矫正，在社会上服刑，我能够深深地体会到高强墙内和高墙外的区别。我能够严格遵守社区矫正的各项制度，经过多次与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谈话及本人对国家法律法规的学习和理解，使我认识到法律的严谨，和遵守法律的重要性，这段时间里我能按时汇报

自己的情况，参加公益劳动。今后我要做得更加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服从管理监督，增强自己的法制观念及组织纪律性。力争早日成为一名有利于社会的有用人员。

服刑人员 篇3

关键词：社会工作未成年服务人员矫治

一、社会工作介入未成年服刑人员服刑期间矫治工作的基本情况

社会工作者主要针对内蒙古未成年犯管教所二管区的168名学员开展服务。据调研，服务对象年龄基本在17—18岁之间，犯罪比率以抢劫为主，同时大多数在入所前处于无业状态。犯罪类型多为：从属型犯罪、团伙型犯罪、冲动型犯罪、无知型犯罪等。对于即将出所的服刑人员，他们将要面临社会的歧视、家庭的拒绝、亲朋的疏远、学习的中断、技能的缺失、就业的困难、生存的挑战、重新面对旧日朋辈群体诱惑等，心中充满担忧、迷茫。

社会工作者秉承科学发展观和“惩防结合、以防为主”的方针，立足青少年司法保护，针对违法犯罪青少年的犯罪性质、身心特点、动机需求以及特定性，运用专業化、科学化、社会化工作理念及工作方法技巧，充分挖掘和利用各种有效社会资源，对违法青少年进行心理沟通，疏导、感化、挽救，使其对违法行为悔过自新、早日融入和回归社会，避免其再次走向违法犯罪。

二、社会工作介入未成年服刑人员矫治工作的理论基础

（一）标签理论

标签理论认为一个人所以成为越轨者，往往是因为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在父母、老师以及社会组织处理个人的越轨行为时，被贴上诸如坏孩子、不良少年的“标签”，而被贴上“标签”的人逐渐接受社会对其的不良的评价，确认自己是坏人，被迫与其他的“坏人”为伍，进行更加恶劣的越轨行为。社会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通过一种重新定义或标定的过程来使那些原来被认为是有问题的人恢复为“正常人”，要积极鼓励未管所的学员们，让他们拥有自信摆脱现有“标签”。

（二）“镜中我”理论

人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自我的认识，而这种认识主要是通过与他人的社会互动形成的，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态度等，是反映自我的一面“镜子”，个人通过这面“镜子”认识和把握自己。社会工作者要更加注意在服务过程中的言行举止，多使用鼓励性语言，激发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三）人在情境中理论

研究一个人，必须将其放到他所处的环境中进行，即他的家庭、学校、工作场所等。社会工作者应该注重案主所处的环境和社会环境间各要素的关系，用系统的方法去分析情境中人们的行动，让学员们感受不同角色在社会中的作用，学会正确对待自己的社会定位。

三、社会工作介入未成年服刑人员的矫治策略

未成年服刑人员大多正处于身心塑造时期，情绪、情感的社会化还很不完善，行为易受情绪的影响，难以有效地控制自己的心理冲动。通过社会工作专业理念、方法和原则介入未成年服刑人员群体，对他们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和作用。

（一） 犯罪认知策略

未成年服刑人员是一个相对特殊的群体，他们思想敏感，很容易对外界的行为和语言产生过激举动。社会工作者将同理心、倾听、积极关注和个别化等工作原则运用到个案面谈中，平复他们的紧张情绪，消除其对社会工作者的戒心，与其建立专业的工作关系，帮助其在监所中正常生活，能够认识所犯错误的严重性，重新建立正确的认知。在个案访谈中社会工作者主要运用心理社会治疗模式、人本治疗模式、行为治疗模式以及危机介入等方法为服刑人员解决存在的问题，帮助其缓解压力，积极的学习改造。在心理治疗模式里，社会工作者将服务过程分为研究、诊断和治疗三个相互紧密关联的实施阶段，注重从人际交往的场景中了解服务对象，运用综合性诊断方式确定服务对象面临的问题并分析原因；人本治疗模式注重以服务对象为中心，创造有利于服务对象自我发展的辅导环境，社会工作者坚持不评价、同感、无条件接纳、无条件的爱、保持独立性，让服务对象感受与他人的平等；危机介入是在服刑人员中常用的个案方法之一，社会工作者积极了解服务对象的主要问题，并且快速做出危险性判断，有效稳定服务对象的情绪，积极协助服务对象面对当前问题。

团体社会工作的前期任务主要是对成员进行研究和诊断，设定治疗目标。而治疗的基本前提是建立接纳、尊重的工作关系，引导未成年服刑人员合理宣泄情绪，树立起通过矫治必定能改变自我、重新做人的信念。

（二）心灵拓展策略

在司法社会工作服务过程中，社会工作者主要充当使能者和治疗者为未成年服刑人员提供成长辅导，推动其认知改变，使其认识自我，为其社会化发展寻求各种可利用资源，让他们带着新目标开始新的、向上的生活。社会工作者在服务的过程中会带着个别化、接纳、承认、理解、关怀、参与以及自决的工作原则，重视服务对象内心的变化。在未成年服刑人员监所矫正工作中，要根据未成年服刑人员的不同特质而采用不同介入方法，才能够深入服务对象心灵深处。

组织开展同质性小组，在小组工作分享环节中，社会工作者仔细聆听未成年服刑人员的生活经历，运用不阻止、不责备和非批评的态度分享他们的困惑，社会工作者积极引导未成年服刑人员，使其自我开放，自我探讨，充分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在分享中学会改变自我。

（三）行为矫治策略

未成年服刑人员正处于生理、心理两方面逐渐由不成熟转为成熟的过渡时期，可塑性强，喜欢模仿，易受感化，与父母、师长的关系逐渐疏离，乐于接触同龄群体，喜欢在与同辈群体交往的过程中获得认同，寻求归属感。在团体工作中，成员是团体工作的主角，每个成员将自己的观点、言行、情绪、感悟、对人的态度带入团体，通过营造出轻松、安全、温暖的团体气氛，在相互教育、相互感染中，有效地帮助未成年服刑人员修正和澄清各种错误认识，调节不良情绪情感，形成正确的道德感、理智感，改变不良行为，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四）社会融入策略

个案访谈中，社会工作者要充分尊重案主自我决定权利。特别在社会融入策略中，社会工作者要了解服务对象的真实需求，通过案主自觉，选择适合自己的技能培训。

通过团体工作的前期、中期服务后，团体后期的任务是引导团体成员将团体内学习的成果运用到团体以外去，为成员离团后的生活做必要的指导和安排。在同质性的团体中，团体社会工作者让每位未成年服刑人员都能感受到团体温暖安全的气氛，自由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想法，有平等参与团体活动的权利，从而让其感受到来自新团体的接纳与尊重，愿意运用相同的方式方法去适应社会。

参考文献：

[1]章恩友，姜祖桢.矫治心理学.教育科学出版社.

[2]范燕宁.矫正社会工作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关于服刑人员人身权利保障的思考 篇4

关键词：服刑人员,人身权利,保障

自浙江省舟山市的郑雪梨提出通过人工授精为判决为死刑(并未生效)的丈夫实现生育权(宪法权利)以来,国内先后发生了多起有关服刑人员人身权利的争议,参与者遍及社会各个领域,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那么服刑人员的人身权利有什么特点呢?其权利范围有多大及其怎样行使?我们应如何保障服刑人员的人身权利呢?这是在理论和实践中都需要探讨的问题。

1 监狱服刑人员的人身权利的特点

现在刑罚理论的折中主义(改造与惩罚相结合,传统的报应刑或教育刑理论在世界各国已经遭摒弃)已经得到各国的普遍接受,但是目前西方各国的刑事司法体制仍然是以促使罪犯早日复归社会为基础建立的,因此对于罪犯的人身权利仍然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放纵现象,如一些北欧国家的监狱就规定罪犯在服刑期间可以定期请妓女来监狱居住,其理由是刑罚并未剥夺罪犯性生活的权利。这样做的后果就是,由于对罪犯的处遇过分“人道化”,赋予其过分的人身权利,造成北欧国家重新犯罪率普遍高达70%～90%。虽然不能说人道和教育刑理论必然导致罪犯自由过分宽泛,但是由于它逐渐背离刑罚的最初目的,因而必然由于过分从所谓的人道和教育出发关注罪犯个体,所以造成了对罪犯人身权利问题的处理出现了矫枉过正的趋势。只有正确了解了服刑人员人身权利的特点,才会尽量避免出现上述问题。众所周知,罪犯的人身权利是具有普遍性的,因为他们依然是公民,理应享有除被刑罚依法剥夺的自由以外的,一般公民所具有的人身权利,从国外立法来看,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曾指出:“宪法与美国的监狱之间并无铁壁隔耳。”从我国立法来看,《宪法》第33条、《民法通则》第10条、《监狱法》第7条等都有相应的规定。但是,服刑人员毕竟不是普通公民,他们由于实施了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而受到刑罚处罚,而刑罚本身就意味着罪犯权利的剥夺和限制,因此这就决定了罪犯的人身权利在具有一般公民的人身权利的普遍性的同时,还具有它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罪犯享有的人身权利的范围与一般公民相比具有特殊性,二是罪犯在行使其应有的人身权利时,其行使内容和方式受到制约,与一般公民相比也具有特殊性。

1.1 服刑人员人身权利范围的特殊性

服刑人员到底应享有哪些人身权利?哪些人身权利应该是被剥夺或者限制的?或者说他们享有人身权利的界限到底是什么?这其实就是服刑人员人身权利不同于一般公民的特殊性。一般公民享有完整的人身权利,而服刑人员由于其犯罪行为,被刑罚剥夺了人身自由,事实上,就是回答刑罚到底应剥夺或者限制服刑人员的哪些人身权利。从我国情况看,已经普遍接受刑罚对于犯罪人同时具有惩罚和改造功能,并认为改造功能是我国刑罚对犯罪人的主要功能。那么在此前提下我们讨论服刑人员的人身权利的范围,就应该同时考虑到刑罚的惩罚属性和教育改造属性。但是,在这里我们应该特别强调刑罚对罪犯应当具有的惩罚性。这是长久以来被我们忽视的一个方面。只要有犯罪就有惩罚,犯罪不止,惩罚就不会消亡,报应性惩罚是维护社会秩序必不可少的。从这一意义上讲,以使人痛苦为特征的惩罚什么时候也不会消失。无论怎样人道或如何尊重其人格,无论如何强调自由和权利,都不能改变其基本属性。刑罚的惩罚性决定了罪犯不可能也不应该像一般公民那样享有完全的人身权利,他们享有的人身权利的范围应该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应该是什么?

实践中以及理论界都有人认为就罪犯人身权利这一问题来说,法律如果没有明文规定剥夺的,罪犯就可以享有。我们必须承认,刑罚的确不应增加其固有的惩罚,这是保障罪犯基本人权的需要。根据《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57条规定:“监禁和使犯人同外界隔离的其他措施因剥夺囚犯的自由而导致囚犯不能享有自决权利,所以使囚犯感受折磨。因此,除非为合理隔离和维持纪律等缘故,不应加重此项事实本身所固有的痛苦。”也就是说应禁止在执行刑罚的过程中给罪犯造成判决以外的额外痛苦,剥夺其本人不应剥夺的权利。具体到本处就是,这种固有的惩罚是不是只包括法律明文规定剥夺限制的人身权利,除此以外,凡是法律没有规定的,罪犯都可以自由行使?

不可否认,现代法治社会的一项最基本的法律原则就是“法无明文规定不禁止”。凡是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行为都应当属于公民的个人自由范畴。罪犯被判处刑罚投入到监狱服刑,刑罚剥夺了其人身自由,而对于其他方面的人身权利,例如我们前面提到过的罪犯在服刑期间是否有性生活的权利,法律的确没有规定属于刑罚剥夺的自由范围,那么我们是否就可以认为,罪犯应当享有这些权利呢?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复杂,因为这个的前提是错误的。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剥夺并不意味着法律就没有禁止。我们可以说,监狱本身就代表着“禁止”。在这里,监狱并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它还代表着一个符号、一个范围。刑罚剥夺限制罪犯的人身权利本身就内在地包含在监狱范围内所剥夺和限制的一切活动。惩罚是最基本的,那么由惩罚所必然导致的痛苦也是最基本的。剥夺限制罪犯的自由是一个手段而非最终目的,他要通过一些中间环节使罪犯感受到痛苦,这些中间环节就包括着罪犯失去理所当然包含于刑罚剥夺限制罪犯的自由的范围之内,对于罪犯这些人身权利的剥夺限制本身就属于刑罚的固有惩罚范围之内,或者说,这就是罪犯享有人身权利范围的限度。

1.2 服刑人员行使人身权利方式的特殊性

服刑人员因其犯罪行为而被判处刑罚,因此其部分人身权利被剥夺限制,而对于被剥夺限制的部分人身权利,监狱为了维持正常的监管秩序以及惩罚改造罪犯,在罪犯行使其合法人身权利时,对于其行使权利的方式也要进行一定的限制,“毫无疑问犯人的权利要求受到双重限制,一方面他们对别人干下坏事,这个事实限制了他们;另一方面监狱的行政管理要求严格约束行动,这个事实也限制了他们。”(见《美国矫正政策与实践》)。这种限制是必要的,是基于正确执行刑罚,惩罚和改造罪犯,预防和减少犯罪的发生,建立良好的监管秩序而规定的,这种限制是一种法定的、理性的保护。按照我国《民法通则》规定,16～18岁或者18岁以上公民都可以在符合条件时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对于监狱内的服刑人员除了受到民法上类似的限制(年龄)外,其行使人身权利还要受一些特殊因素的限制。

1.2.1 行为自由的限制

对于在监狱内的服刑人员来说,他们的行动被限制在监狱内,即使他们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也不可能亲自行使法律赋予他们的一切人身权利。一般来说,罪犯亲自行使人身权利只能在监狱范围内进行,如果超出监狱活动的范围就应由其委托代理人代为行使。具体来说,罪犯的人身权、财产权等人身权利受到法律的保护,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主行使权利。如生命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婚姻自主权、发明权、专利权等人格权和知识产权在监狱内罪犯本人可以自己行使。而对于其留置于监狱外社会上的财产所有权等物权、债权、继承权等,法律虽然同样赋予保护,但是罪犯一般只能委托代理人代为行使。人身权利的基本特点之一就是人身权利既可以由民事主体亲自实现,也可以委托他人代为实现。罪犯在监狱内其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必然要通过委托代理人代为行使部分人身权利。代理制度产生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可以扩张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的范围,这正好可以弥补罪犯充分行使其人身权利时的不足。罪犯人身自由被限制的状态并不否定其应享有的人身权利,只是决定了相当一部分权利的行使要通过代理的形式进行。这也是刑罚对罪犯行使人身权利的方式的限制。

1.2.2 有关法律、法规的限制

虽然服刑人员的合法权利应当受到保护,但是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是罪犯行使其人身权利的前提,以财产权为例,按照法律规定,罪犯除了被附加判处罚金或没收财产以外,其合法的财产权利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非法占有其合法财产或妨碍其自由处置其财产。另外,为了维护正常的监管秩序,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了对罪犯行使其财产权利的限制,《监狱法》第十八条规定:“罪犯收监,应当严格检查其人身和所携带的物品。非生活必需品,由监狱代为保管或者征得罪犯同意退回家属,违禁品予以没收。”第四十九条规定:“罪犯收受物品或钱款,应当经批准、检查。”

总之,现行的法律法规对罪犯行使其人身权利的范围以及方式都做了一定的限制,这种限制有利于对罪犯的惩罚改造,也有利于保证监狱的正常秩序和安全,是必要的。

2 我国立法中关于服刑人员人身权利的范围

2004年《宪法修正案》把尊重和保护人权庄严地写进了宪法,而司法部在2004年颁布了《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将“罪犯”改称“服刑人员”,说明在我国进入人权时代时监狱并未脱节,保障罪犯人权已经成为重要的监狱工作。人身权利则是人权应有之意。服刑人员,即是共同意义上的在监狱服刑的服刑人员,其身份仍然是公民,这一认识就意味着,服刑人员必须存在一定的人身权利和与民事有关的一些利益,这些人身权利和利益,是服刑人员生存的保证和根据。但是,服刑人员由于负有履行一定的刑事强制义务,对于民法为一般公民设定的权利和相关的利益,需要经过刑事强制义务修正后,才能适用于服刑人员。那么,公民的人身权利及其相关利益的范围是什么呢?民法学者根据自身的认识有不同的见解,按照传统的成文法观点,主要有人身权、物权(德国民法典看法,我国采用的此概念)、债权、知识产权、婚姻家庭权以及继承权、会员权等,这些权利是权利集合,其又由很多下位权利组成。比如:人身权又可细分为人格权和身份权,前者又可分为姓名权、肖像权、隐私权、名誉权等。由于我国政府历来非常注重对罪犯的人身权利的保护,在《中国改造罪犯的现状》白皮书中指出:“罪犯享有财产、继承等方面的人身权利。罪犯入狱前的合法财产,依然受到保护,罪犯有行使收益、处分的权利。罪犯依法享有继承权。罪犯在服刑期间的发明权、著作权,均受到法律保护。罪犯有提出离婚的起诉权和不同意离婚的答辩权。”从我国目前的立法情况来看,罪犯享有的人身权利,只有少数几种被法律明文规定加以撤销或剥夺。主要包括我国《民法通则》第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侵害被监护人合法利益的,应当承担责任;给被监护人造成财产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单位的申请,撤销监护人的资格。”比如,因构成遗弃罪或虐待罪而被判处刑罚的罪犯,人民法院可以撤销其对被遗弃者或受虐待者的监护权。还有我国《继承法》第七条规定:“继承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丧失继承权:(一)故意杀害被继承人的;(二)为争夺遗产而杀害其他继承人的……”如果罪犯因上述原因而犯罪的,不仅受到刑罚处罚还丧失其继承权;另外,目前我国的监狱部门仍在适用公安部1982年2月18日下发的《监狱、劳改队管教工作细则》对于在押罪犯服刑期间的部分人身权利,如结婚权、著作权等,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我国目前现有的法律法规,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明文剥夺或限制罪犯的人身权利的内容并不多见,可以说,至少在国家立法的层次上,我国的罪犯享有的人身权利具有广泛性。

3 我国服刑人员人身权利的缺损和救济

如前所述,服刑人员在立法上享有的人身权利是比较广泛的,由于篇幅的关系,我们不可能一一列举加以详谈,在这里,本人就从最基本的几个方面入手,谈谈在司法实践中,最热点的几个具体的权利及其救济。对监管管理人员和对罪犯的调查结果显示,现实生活中罪犯人身权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缺损。罪犯人身权缺损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罪犯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丧失了社会的同情,社会上普遍认为,罪犯应该承受比其他人更多的肉体痛苦。二是从罪犯本身来说,在其经受了犯罪追诉与刑事审判以后,自信心往往受到极大挫伤,权利意识明显下降。三是罪犯权利的内容有一部分是处于不定状态的,有些权利的享有是附条件的,有时取决于对特殊义务的履行。比如,在狱内违纪违规会受到相应的禁闭处罚,或造成管束升级,使其进入严管状态,其人身强制程度明显加重。

3.1 服刑人员健康权的问题

3.1.1 存在超时、超体力劳动的现象

《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7条规定:“监狱劳动不得具有折磨性质,服刑囚犯都必须工作,但以医官断定其身心俱宜为限。”第75条规定:“囚犯每日及每周最高工作时数由法律或行政规则规定,但应考虑到当地有关雇用自由工人的规则或习惯。”我国《监狱法》第71条规定:“监狱对罪犯的劳动时间,参照国家有关劳动工时的规定执行;在季节性生产等特殊情况下,可以调整劳动时间。罪犯有在法定节假日和休息日休息的权利。”司法部1995年制定了《关于罪犯劳动工时的规定》,对罪犯劳动时间作出了具体规定。罪犯劳动时间应为6天,每天劳动8小时;监狱除了保证罪犯每周休息一天外,在元旦、春节等按照相关规定安排休假;监狱生产部门要延长劳动时间,必须提前拟订加班计划,经监狱狱政等管理部门审核,得到监狱长批准方可实施,事后安排罪犯补休,不能安排补休的,根据延长罪犯劳动时间的长短,支付一定数量的加班费。总体说来,我国监狱中,罪犯劳动时间多数不超过8小时,但也有例外。因为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导致了国家拨给监狱的经费不太充足。监狱想要解决经费不足的困境,必须自力更生,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以监养监”的政策,使得某些监狱的工作重心产生了偏离,对罪犯的劳动时间没有按照规定来执行,对罪犯的劳动定额规定偏高,以各种名义延长罪犯的劳动时间。

3.1.2 重病罪犯、精神病人罪犯不能完全得到有效医疗

《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12条规定:“每一监所最少应有一位合格医官,他应有若干精神病学知识。医务室应与社区或国家一般行政部门建立密切联系。其中应有精神病部门,以便诊断精神失常状况,适当时并予以治疗;需要专科治疗的囚犯,应当转往专门院所或平民医院,如监所有医院的设备,其设备、陈设、药品供应都应符合患病囚犯的医药照顾和治疗的需要,并应当有曾受适当训练的工作人员。”很多国家通过设置医疗监狱来关押患有精神病和其他严重疾病的罪犯。设置医疗监狱对于患有严重疾病罪犯的有效、及时治疗;对于解决监狱中的医疗设施不足、医疗技术匮乏和医务人员缺乏的困难;对于对患病罪犯的有效监管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而我国目前没有设置医疗监狱,使患病罪犯的治疗、监管得不到有效的保证。保外就医是监禁刑社会化的一种行刑方式。在我国保外就医主要是根据罪犯的受刑能力所采取的刑罚变通做法。保外就医的适用对象适用于患有严重疾病的有期徒刑罪犯和拘役罪犯。但在实践中,保外就医程序设计不合理,不便操作。《刑事诉讼法》第214条规定,罪犯患有严重疾病可以保外就医。1990年司法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颁发《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将保外就医的法定条件确定为:身患严重疾病短期内有死亡危险的;患严重疾病短期内有死亡危险的中慢性疾病长期医治无效;身体残疾生活难以自理的。对以上保外就医的规定没有与之相配套的执行程序。监狱和监察部门基于对社会安全的考虑,对保外就医的适用非常谨慎,因此程序运作有时在半年以上,以致患病罪犯贻误救治。我国监狱法律制度中应增加对服刑人员就寝床位的规定,明确规定服刑人员监舍卫生设施标准,系统地规定监狱医生的职责,建立监狱的精神病医生制度。

3.2 服刑人员结婚权的问题

在以前,公安部门是不允许服刑犯人结婚的。1982年,公安部颁布的《监狱劳改队管教工作细则》规定:“犯人在关押或保外就医、监外执行期间,不准结婚。”这也是我国历来的法律法规中对未婚服刑人员结婚作出的禁止性规定。但是,我国现行的《婚姻法》以及2003年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都没有禁止服刑人员结婚的规定。2003年2月19日,公安部向甘肃省公安厅下发了公监管[2003]28号文件,该文件的主要内容是:结婚是公民的一项人身权利,监所服刑人员服刑期间如申请结婚,应当允许其办理结婚手续,但应保证监管安全。具体事宜由当地民政部门办理。这一文件的出台,修正了公安部1982年的规定,由反对服刑人员结婚变为同意部分服刑人员结婚。民政部2004年3月29日颁布的《关于贯彻执行<婚姻登记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民函[2004]76号),规定了“服刑人员婚姻登记应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提出申请并出具有效的身份证件”。上述两份法律文件都明确规定了服刑人员有结婚的权利,但是服刑人员结婚有其特殊性:首先,服刑人员结婚权的不完整性。服刑人员在履行完法定的结婚登记手续后,仍然要回到监狱,不能和普通公民那样举行结婚仪式、与其配偶同居和生育等。有的监狱现行的“特优会见”不是服刑人员结婚后必然可以享受的待遇。当然目前服刑人员提出结婚申请的主要有为未婚生子女入学考虑、监所外的女方强烈要求结婚两种情况。其次,服刑人员结婚的非自主性。服刑人员结婚要事先向监狱申请,只有通过监狱的审查并由监狱作出专门安排后,服刑人员才能参加结婚登记。最后,服刑人员结婚的有条件性。服刑人员结婚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部门办理婚姻登记手续,而服刑人员出监是有严格的限制条件的。只有在确定服刑人员没有社会危险性或者社会危害性很小的前提下,才可能允许服刑人员出监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实践中有这样的问题,作为服刑人员,人身自由依法被剥夺,他们履行登记结婚以及履行婚姻义务或实现婚姻权利,在客观上已无法通过自己的行为去实现,要实现这一权利,民政部门的婚姻登记机关就要为服刑人员结婚登记提供便利,到犯人监管场所现场办公。但从行政程序上讲,这种特殊照顾并不是民政部门的义务范围。同样,此前已有的监管人员陪同服刑人员去登记结婚,但监管方也并无这一义务。为方便服刑人员实现结婚权,可以考虑出台更加“人性化”的措施,比如日本的服刑人员提出结婚申请后可以委托登记,不必亲自到婚姻登记部门,我们认为,解决服刑人员结婚难题的对策之一就是改革婚姻登记办法,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委托登记结婚。但是我国《婚姻法》规定当事人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部门办理婚姻登记手续,如果允许服刑人员委托登记结婚的话,必须修改《婚姻法》,而对于修改《婚姻法》这样的基本法律,不论在法律修改程序上还是在具体内容上无疑是一件难事。因此,巫昌祯教授建议,服刑人员结婚的程序如结婚登记等事项的具体操作,应当由监狱管理机关与民政部门协调后,制定出具体的实施办法。让服刑人员可以更快地回归社会。如果在对待服刑人员结婚问题上,有关部门能尽快拿出切实可行的意见,保障那些想结婚的服刑人员实现自己的权利,对于更好地改造罪犯,使他们将来很快地融入社会,无疑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3.3 服刑人员同居权的问题

前几年,我国不少监狱推出了“特优会见”、“亲情会见”、“夫妻房”等“特殊政策”或“优惠待遇”来满足服刑人员及其配偶的同居需要,以稳定和巩固服刑人员的婚姻和家庭。可是当具体操作时出现一些违法犯罪、破坏监管秩序的行为以及“钱权交易”的腐败现象,在社会上引起广泛争议和媒体的炒作时,有些监狱就停止了“特优会见”。反对的人认为,同居权是否可看做是犯人的权利。如果是犯人的权利,同居权就应该平等地赋予给每一位服刑的犯人。但前提必须是平等的,同居权不能专属于某些犯人,不能成为极少数人的“特权”。然而,这样的“权利”对于在押犯来说,却有违刑罚的目的。徒刑类刑罚是以通过限制犯人的人身自由来实现的。虽然法律没有规定在押犯一定不能享有“同居会见权”,但作为在押犯,他已经失去了行使“与配偶同居权”的可能。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人身自由都没有了,还谈何同居权?另外,监狱为服刑人员提供与配偶“同居”方便的权利没有法律依据;监狱如何挑选允许与配偶同居的服刑人员;根据法律,怀孕的女性服刑人员不能在监狱中服刑,女犯跟配偶同居,如果怀孕了怎么办。赞成的人认为,对已婚犯人要求感情和生理交流的权利,法律没有权利剥夺。按照现代司法理念,一个人因自己违法被关进监狱,他只是法律意义上的“罪人”,因而,除了法律规定必须强制剥夺的那一部分权利之外,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其中包括情感交流,生理需要,是不能被剥夺的,相反,由于服刑人员所处的特殊环境,他们的基本权利在某些方面更应该得到理解、同情和尊重。我们认为,服刑人员服刑期间与其配偶的同居权虽然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但事实上法律并未剥夺服刑人员的同居权。司法部应尽快制定明确具体的行政规章等规范性文件,各省监狱管理局及各个监狱都要制定相应的操作性规定或制度,把“特优会见”措施规范化、制度化,明确服刑人员能够与配偶同居的条件、要求、纪律和费用,把握好“遴选”机制,并且作为“狱务公开”的一项内容,接受全体服刑人员和社会的监督。为了避免女犯因同居导致怀孕进而逃避法律制裁,监狱可以要求获得同居会见的女犯签订有关协议,保证其在同居会见期间避免怀孕。在思想上统一、理论上成熟以及实践中不断完善后,有必要在《监狱法》中确认“特优会见”措施,进一步完善和规范,从而有利于保障服刑人员的“同居权”。

3.4 服刑人员隐私权的问题

所谓隐私,一般是指仅与特定人的利益或人身发生联系且权利人不愿为他人所知晓的私人生活和私人信息。服刑人员作为一名“特殊公民”,一方面,其隐私权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换言之,罪犯在服刑期间,基本上不享有或享有很少的隐私权;另一方面,随着监狱行刑的现代化、文明化和法制化,服刑人员有限的隐私权也应受到保护。服刑人员隐私权的限制主要是为了保障监狱行刑权的有效行使,保证监狱安全稳定和有效教育改造服刑人员。在此前提下,从尊重服刑人员人格、维护服刑人员权利出发,服刑人员也享有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的隐私权,对此,有关国际准则和有关国家立法、法院判决都有明确的阐述或者从阐述中可以推定出保护服刑人员隐私权的精神。《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45条规定:“囚犯被送入或移出监所时,应尽量避免公众耳目,并采取保安措施,使他们不受任何形式的侮辱、好奇的注视或宣传。”随着我国监狱行刑的法制化、文明化和现代化,服刑人员的合法、合理的隐私权要求也越来越得到尊重和保护。《监狱法》第18条规定,女犯由女性人民警察检查;第40条规定,女犯由女性人民警察直接管理;第47条规定,罪犯写给监狱的上级机关和司法机关的信件,不受检查。在行刑实践中,很多监狱都严格遵守上述法律法规,并根据实际情况推出了一些“人性化”措施。如北京女子监狱对卫生间、浴室等特殊场所均采用磨砂玻璃门窗,使服刑人员在这些特殊场所活动时监控中均呈现出动画式、剪影式影像,既保证了监管安全,又保护了服刑人员的隐私权。在实践中,服刑人员的隐私权遭受侵害主要表现在:首先是侵扰,即未经服刑人员本身许可和法律特许,侵入或干扰服刑人员工作、生活场所,一方面造成妨碍服刑人员正常生活工作等有形损害,另一方面还造成他们精神上的无形损害。其次是披露,指未经服刑人员许可或不符合法律规定,而公开罪犯私人秘密的行为。对于用强制或者秘密方法获取的涉及罪犯隐私的材料,如与案件无关则不得公开或传播,如与案件有关则应在适当的范围内加以利用。最后是报道。有的新闻媒体不问服刑人员是否同意,强行对他们进行采访。在对服刑人员犯罪事实的新闻报道中,有的将服刑人员的家庭地址、家庭状况、家属情况特别是未成年子女的状况等,一并用图片或文字进行公开,这也构成了对服刑人员隐私权的侵害。《监狱法》对服刑人员的权利规定不够具体,服刑人员有很多应有的权利没有在《监狱法》中得到明确的体现。《监狱法》应明确规定服刑人员的生命权、身体健康权不受侵犯;人格不受侮辱;服刑人员依法享有名誉权、隐私权、荣誉权、婚姻家庭权、肖像权、姓名权。还应当增加保证监狱人民警察履行义务的法律条款,对不能正确履行义务的监狱人民警察应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一方面,服刑人员仍然有权享有未被刑罚剥夺的人身权利,任何机关个人都无权对其进行不合理的剥夺限制,否则就是对服刑人员合法权利的侵犯;另一方面,刑罚的严厉性惩罚性以及服刑人员毕竟是实施了犯罪行为的公民,就决定了他们的部分人身权利,主要是那些既不影响服刑人员基本生存权同时又与刑罚的惩罚性矛盾的人身权利内容,应该被法律加以剥夺,否则就会降低刑罚应有的惩罚力和威慑力,不利于预防犯罪的发生。或者说,服刑人员的基本人身权利应当加以保护,而奢侈性权利却必须加以剥夺限制。只有理论上明确这一点,在注重对罪犯的教育改造的同时,不忽略刑罚应具有的严厉惩罚性,我们才能在实际工作中对服刑人员的人身权利问题做到既不侵犯合法权利,也不放纵不合法权利,从而更好地实现我国的刑事政策。

参考文献

[1]冯建仓.中国监狱服刑人员基本权利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48-52.

[2]冯建仓,陈文彬.国际人权公约与中国监狱罪犯人权保障[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90,138-140,142-145.

[3]柳忠卫.监禁刑执行基本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157-178.

[4]金川.罪犯权利缺损与救济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250-256.

查找服刑人员的函 篇5

（存根）（）字第号派出所:

社区服刑人员，（男、女)，出生年月，族。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考验期限为年月日至年月日，按照社区矫正管理规定，其已三个月未到我所报告思想状况，去向不明。

因该社区服刑人员严重违反社区矫正管理规定，现我所将其列为脱管人员，望贵所协助查找。

年月日

——————————————————

关于请求协助查找社区服刑人员的函

派出所：

兹有社区服刑人员，性别（男、女），身份证号

码，家住，因犯，被判处，在社区，接受社区矫正。考验期限为年月日 至年月日。按照社区矫正管理规定，其已三个月未到我所报告思想状况，去向不明。

因该社区服刑人员严重违反社区矫正管理规定，现我所将其列为脱管人员，望贵所协助查找为谢！

司法所（签章）

服刑人员 篇6

一、将恢复性矫正机制引入社区矫正

在社区矫正中建立恢复性矫正机制，也是把恢复性司法运用于社区矫正实践中。“恢复性司法方案”是指采用恢复性程序并寻求实现恢复性结果的任何方案；“恢复性程序”是指通常在调解人的帮助下，受害人和罪犯酌情包括受犯罪影响的任何其他个人或社区成员共同积极参与解决由罪犯造成的问题的程序。恢复性结果可能包括满足当事方的个别和通常需要和履行其责任并实现受害人和罪犯重新融入社会的补偿、归还、社区服务等对策和方案。

由此可见，恢复性司法与社区矫正具有天然的亲缘性性。二者都希望通过开放的方式促进犯罪人重新回归社会，而非一味的使用监禁的、惩罚的手段把罪犯隔离于公众视野之外。因此，恢复性司法可以在社区矫正的所有环节中予以应用。在我国社区矫正制度体系中引入恢复性司法，对于促进社区矫正人员的改造，挺高社区矫正的效果，特别是对于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增强其他部门参与社区矫正工作

社区矫正对服刑人员矫正目标的实现，不仅需要被害人的参与，社区及其他受到犯罪行为影响人员的参与，更需要其他机构和社会成员的积极配合。社区服刑人员的矫正工作也不仅是司法行政机关一个部门的工作，更是需要国家各个职能机构的配合和帮助。社区矫正工作与监禁矫正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是一个开放式的刑罚执行方式，社区矫正人员的活动也不仅限制在局限性的空间中，所以社区矫正这项刑罚执行工作是一个开放性的，需要多元主体参与配合的工作。

三、完善心理矫正在社区矫正中的应用

目前来看，我国绝大多数社区矫正机构还没有对社区矫正服刑人员进行心理矫正活动，即便是在个别有心理咨询师的社区矫正机构，心理矫正的措施也是很不完善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没有统一科学的心理评估方法；

2、没有专职心理咨询或矫正人员，矫正活动很少开展；

3、没有常规的心理咨询或心理矫治方案，大多是临时的，帮扶的心理咨询活动。

这些问题的存在对社区矫正服刑人员的心理矫正工作带来了很多问题，基本上心理矫正活动处于社区矫正工作的停滞状态，非常不利于社区矫正服刑人员的教育和矫治工作。要做到对社区矫正服刑人员的心理矫正，就需要有完善的心理矫正的措施，完整、可续、统一的心理矫正方案，稳定专业的心理矫正团队，这些是亟待完善的。

作者简介

王姝丽.女.硕士研究生.讲师.吉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监狱警察系教师.

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救助探索 篇7

一、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现状分析

(一) 家庭失依

1) 家庭监护缺位。家庭是未成年子女的最重要基本的人生依托。入狱, 意味着父母对其未成年子女监护职责的缺失甚至丧失。在服刑人员服刑期间, 其孩子的监护是由家中老人、亲戚代为看管照顾, 或居 (村) 委会, 或无任何监管代管甚至外出流浪。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缺乏父母有效的监护, 且法律上没有明确非法定监管人的职责规定, 监护问题得不到落实。

2) 生活教育压力大。父母是一个家庭中经济收入的主要承担者, 一旦一方或者双方入狱, 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受到最直接的影响便是经济变化。经济的薄弱直接影响子女的基本生活支出, 教育, 医疗, 社会交往等方面所需的费用。未成年子女自管能力和家庭管理能力远远比不上成年人, 对未来茫然。

(二) 邻里失联

邻里关系的好坏影响个人和家庭的生活质量。现今的邻里关系趋向冷漠淡薄, 对邻居的认可度逐渐下降, 相互帮助逐渐减少, 缺乏沟通互信。邻里相助也是在彼此了解基础上的相互关照、相互帮助, 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家庭遭受重大变故, 不敢主动开口求助, 邻居也很少主动去提供帮助。没有和谐邻里关系的支持, 没有以居民为中心的相识, 相知, 交流的平台, 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困境解决无法从邻里这一渠道得到协助。

(三) 心理脆弱

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与正常家庭未成年子女相比, 在认知、情绪、社会发展、人格发展、社会关系、社会支持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容易自我否定转变成自卑心理, 选择封闭的人际关系, 被动的人际沟通, 兴趣和性格变化明显, 心理压力造成的行为不当等。监狱的制度阻碍父母与孩子的联系, 亲子情感和亲子互动无从谈起, 加剧了未成年子女对父母的疏离和心理发生异常。没有父母的庇护和爱护的认识严重冲击着未成年子女的心理防线。

(四) 社区失助

现有的社区救助体系发展尚未成熟, 基础服务和配套项目缺乏, 不健全的救助网络, 不合理的资源配置, 没有统一协调的服务管理体制等严重阻碍了社区救助功能的发挥。老人, 小孩, 妇女等都类于不同性质的弱势群体, 救助的人群不断增多容易将服刑人员未成年子的需求、救助和保护被覆盖甚至忽略。有限的社区服务权限, 弱小的社区网络;社区作为该群体的救助重要主体, 却没有担当足够的救助责任。

(五) 政府失责

政府在弱势群体社会救助中凸显出的财政责任, 监管责任, 政策责任, 救助实施责任承担不足, 缺位, 错位等现象存在。政府作为社会救助的首要救助主体, 在弱势群体的社会救助政策制度上显失公平, 社会救助虽然有相应的政策和制度, 但没有整合落实, 落实情况不客观, 且与其他政策无法协调发展和有效衔接。救助系统的人力资源配置不恰当, 专业人员少, 专业化程度低以及救助工作的科学性不足。[2]

(六) 社会排斥

服刑人员多数处于社会底层, 其孩子的身份地位也无形中被认定为社会底层。我国公民社会地位的主流划分依据是经济、受教育程度、从事职业来决定, 这一社会地位客观上也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权利、教育领域上的限制和差别。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特殊社会身份容易被社会污名化和排斥, 社会的有色区别对待给予该群体的心理压力和精神刺激是无法估量的。罪犯子女这一色彩标签对于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社会地位的转变或者正常化更是一块羁绊石。

(七) 自我救助无力

未成年孩子的生理和心理发育还在初期阶段, 外加上从属这一群体的自我认识使得他们面对外界的资源更加胆怯, 他们的思考能力和行为能力无法为他们提供强大的求助动力和技术, 不能内化其主导寻求社会救助的意识。

二、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救助对策

(一) 社会救助政策层面

1. 强化救助政策法规的支持

对弱势群体提供政策支持是政府的责任。完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社会政策应有针对性的重点选择, 根据不同地区, 不同类型产生的实际需求来完善相应的社会政策。树立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特殊弱势群体视角, 提供该群体真正需要的社会福利资源。此外, 在社会救助理念和社会救助制度设计上输入社会工作元素, 并以发展型政策为导向。

2. 程序化救助机制

有关于弱势群体的社会政策不可能自动对该群体的权利和福利发挥保护作用, 需要借助具体的方法或者手段, 通过专门化的系统的救助政策、各部门与社会团体之间有效协调, 专业化团队等多方面保障才得以贯彻, 进而由政府, 社区, 社会组织, 公益基金会等依靠政策主动帮扶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 并通过合法合理的政策性的指导和保证程序, 就帮扶整体过程和流程形成一个救助系统, 有根据的进行评估、计划、介入、结果, 保证帮扶给予该群体更多的保护。同时建立配套的监督评估救助机制, 避免政策执行中存在各种偏差, 重复与缺失, 政策之间的不配套, 保证健全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社会救助。[3]

3. 完善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渠道

制度化渠道和非制度化渠道是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的两种渠道。1) 司法制度。保证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在进行利益表达和获取协助的过程有法可依。针对未成年子女弱势群体的身心发展特性, 规范化的同时简化司法程序, 以便方便快捷的运用。才能使弱势群体更加方便地对其加以运用。2) 完善监护制度和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受审期间以及定罪量刑后, 受审法院应当及时通知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所住的民政部门, 由其依法及时为服刑人员孩子设置监护人和生活保障安排, 确保未成年子女得到及时有效的监护保护。根据相应规章标准, 将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 特别是经济困难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在医疗和教育方面还可以设置优惠待遇。同时, 还需要完善相关程序, 明确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申请救助的法定权益, 在严格监管中维护受助者的尊严与体面。

4. 政策上继续鼓励社会工作的发展

第一, 地方政府建立和发展社会工作服务。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直接通过政策落实到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保护。政府应该通过各种政策鼓励和政策上、资金上支持大力发展非营利组织, 充分调动民间的力量。第二, 推进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建设。社会工作者的专业价值理念和方法技巧都有助于社会政策实施。社会工作者中介者、实施者、资源链接者角色作用突出, 与政策相连, 与服务对象互动, 将合适的社会福利资源提供给需要人士。

5. 设立专门救助资金

扶持政策上倾向于弱势群体, 以设立专门救助基金和部门来对这部分特殊的未成年人进行帮助, 减少在教育、衣食住行、医疗等基本生活费用的支出, 以解决父母服刑在教给家庭造成的经济困难。制定法规监督落实专门救助资金的使用, 从国家财政投入, 当地政府整合, 落定弱势群体所在社区, 经由社区安排将救助资金真正发放到弱势群体手中。

(二) 以社区为实施主体的社会救助

1. 大力支持和发展社区服务

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在其所在的社区范围内能够最直接且容易取得可利用的资源, 发展社区服务, 建立弱势群体互助网络, 从社区基层着手解决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 比如利益表达、经济援助、生活服务、心理关怀服务等。社区引进和发展更多的公益社会组织参与社区事务, “聚力”社会组织和社区现有及潜在资源, 使得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群体能获得更多样、更全面的救助和自我发展服务。

2. 心理援助项目

社区与社会心理学会、青少年活动中心等组织联合成立心理咨询与辅导中心, 通过心理援助项目, 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进行心理干预和辅导, 弱化内心阴影, 并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形成稳固的健康心理。“带进来”和“走出去”同时进行, 引导未成年弱势群体走进心理辅导站需求内心支持和保护;辅导站的心理专家也及时的走出去, 应用游戏疗法、危机介入等方式为孩子们进行心理分析, 提供个性化的心理指导。

1) 开展调研, 建立系统的心理档案, 从中筛选出有心理障碍、严重心理问题、一般心理问题三类。根据不同层次作为心理援助对象, 进行有目的的个案心理咨询和行为矫正。2) 心理预防和援助。借助档案, 了解未成年孩子的整体情况, 区分哪些属于选择性预防 (介入) 对象, 哪些属于目标性预防 (介入) 对象, 避免孩子们心理上受到二次伤害。3) 心理健康团体活动。通过团体活动, 建立同质性小组, 从心理问题、行为问题、态度问题上设计小组活动的内容、方式与目标, 在小组活动的互动中, 带来分享、支持、治疗等小组功能与动力, 缓解他们的焦虑, 重新树立生活信心, 在团队中获得充分的尊重, 且在团队中习得人际交往, 让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在团队活动中得到改变和发展。4) 亲情互动。在遵循法律法规的前提下, 以社区牵头, 心理专家协助, 有计划有目的的安排服刑人员和他们的子女定期见面, 或者定期电话、视频见面, 保持亲情间的持续互动, 既满足父母与子女的亲情需要, 也能给予服刑人员希望, 跟上原本好的家庭教育。

3. 发展社区关爱体系

发挥社区党组织、妇女组织、志愿者组织等社区联动作用, 形成社区关爱制度, 在社区系统内为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提供关爱、资源和协助。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开展帮扶活动, 开发邻里互助或志愿者关爱团体, 社区里营造和睦氛围, 电话问候, 上门探视, 开展“一帮一”、“手拉手”互助活动, 建立成长记录卡等, 给予孩子类似家庭温暖, 协助孩子的监护和成长工作。

4. 协助未成年弱势群体进行组织化的利益表达

孙立平教授就认为“弱势群体掌握的资源很少, 他们的声音很难在社会中发表出来。在涉及弱势群体利益的时候, 往往要靠政府和大众媒体来为他们说话, 他们自己的声音是很微弱的”。[4]组织化程度低使得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理性不足, 多为情绪宣泄, 难以得到政府部门或者救助部门的反馈, 甚至压制他们的利益表达。这就需要政府和社会在提高他们的组织化方面给予帮助, 在政府, 社会组织, 弱势群体实现良性的互动, 成立合法的组织代表弱势群体发出利益呼喊和寻求帮助, 整合该群体的诉求, 增加利益表达的机会, 也提高弱势群体的公民权利意识。

(三) 教育救助

1) 社区教育。利用寒暑假集中开展青少年社区文体活动;编制心理健康宣传手册;富有知识也不乏趣味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活动、专题报告及讲座等寓教于乐的形式吸引未成年弱势群体的参与, 融入同伴群体, 既可以教育普通孩子们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恶性标签, 也可以弱化孩子们孤单感觉, 对孩子们产生潜移默化的积极影响。2) 学校教育。在学生成长教育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学校, 应根据服刑人员家庭学生的特点, 有针对性对他们进行科学的教育。第一, 学校对家庭经济困难的服刑人员子女根据实际情况减收、免收学、杂等各项教育费用。第二, 设置学校社会工作者岗位, 建立服刑人员家庭学生档案, 通过学校社会工作者对他们的学习生活心理行为等的关注和了解, 正确引导, 心理减负, 帮助面对。第三, 在教育上要有明确目标定位, 既要关心他们的德智体发展, 也要帮助他们树立良好的人品。第四, 学校应制止不当的色彩眼光, 和排挤, 用集体情感弥补亲情。第五, 创造环境, 发挥个性特长, 增进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归属和认同。3) 家庭教育对策。监护人或者替代监护应保持积极良好的心态, 并及时传递给孩子, 有意识弥补父母在家庭里的角色缺位, 有利于孩子的心理健康。帮助子女对家人入狱的正确态度和认识, 协助孩子妥善处理亲子关系, 避免对子女的消极影响, 从精神到物质的, 做好全面的思想准备, 把对孩子的伤害降到最低。

摘要：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因其身份的特殊性容易被社会忽视, 权益缺乏保障, 社会救助力度弱小, 问题日益突出。对现状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系统分析, 通过政策层面、社区层面、教育层面以及自我救助介入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群体, 形成系统的社会救助体系, 保障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权益和成长。

关键词：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现状分析,社会救助

参考文献

[1]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课题组.监狱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基本情况调查报告[N].中国青年报, 2006, 07-04.

[2]王凤.社会工作视角下的流浪儿童救助与保护[J].山西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7 (04) .

[3]李迎生.弱势儿童的社会保护:社会政策的视角[J].西北师大学报, 2006 (3) .

[4]洪远朋.利益关系总论新时期我国社会利益关系发展变化研究的总报告.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5]陈倩.留守儿童的社会工作介入调查与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3 (6) 10-11.

服刑人员 篇8

对社区服刑人员矫正的效果是否达到理想状态, 社区工作人员利用科学的方法根据日常活动数据进行理论上研究, 同时也要通过仪器工具进行严密确定。我国在对社区服刑人员矫正质量评估上, 投入了较多人力物力, 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但也存在部分问题。

(一) 社区矫正质量评估尚未系统化

完整的社区矫正体系应包含明确评估意义、建立健全评估制度、评估指标、评估理论、评估方法、评估技术、评估分析、评估报告、评估案例、确定多元化的评估主体等内容。经过多年运行, 社区矫正质量评估虽已纳入日常工作, 逐渐步入正轨, 但按照上述要求尚缺乏系统化, 存在粗线条、模式化、单向性、可操作性差等问题, 未真正发挥社区矫正质量评估工作的重要价值。

(二) 社区矫正质量评估专业队伍缺乏

社区矫正质量评估致力于矫正对象的思想及行为矫正工作, 力求通过分析矫正对象引发犯罪的社会、生理、心理、环境等因素, 寻找针对性的改造途径和方法, 全面提高矫正对象的改造质量, 这需要工作人员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 能将法学、犯罪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知识相结合, 运用自如, 但当前承担社区矫正工作第一线任务的基层司法行政部门特别是乡镇司法所的工作人员普遍存在专业单一、工作繁重、身兼数职等问题, 且得到系统化、专业化培训的机会少, 评估工作的实际效果难以达到预期目标。

二、系统建设与人才培养相结合, 逐步完善社区服刑矫正质量评估体系

社区矫正质量评估是提高社区矫正工作质量和提升社区矫正工作水平的系统工程, 也是提高社区服刑人员改造质量的重要环节和基础工作, 它通过对社区矫正质量进行评估分析, 揭示社区矫正工作的发展趋势, 对社区矫正工作起到预测作用;正确认识和把握社区矫正工作的规律, 为建立科学的社区矫正制度和模式提供依据, 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改造工作进行指导、评价和控制, 所以构建科学、规范、系统、具有针对性的社区矫正质量评估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加强社区矫正质量评估系统建设

社区矫正质量评估体系建设应秉承四原则:一是客观性, 评价内容完整、全面, 可操作性强;二是连续性, 评价覆盖社区矫正全过程, 系统化、步骤化;三是层次性, 各级评估侧重点有所不同;四是互动性, 在基层充分发挥社区矫正工作小组各成员的作用, 以司法部门社区矫正专干为中心, 各成员在评估中形成互动, 不断完善矫正方案。矫正目标是系统中最关键的内容, 科学的矫正目标应该从社区服刑人员心理状态和法律意识、行为举止来进行确定, 主要应包括基本素质的评估和对融入社会适应性的评估两大板块。评价方法呈现多样化, 综合运用专家评估、仪器评估、抽样调查、社区群众测评和委托调查等形式, 提高评估效果。

(二) 加强社区矫正质量评估人才队伍建设

建立优化的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制度。设立社区矫正警察, 对人员定员定编定岗, 每个基层司法所确保至少有一名正式干警专门从事社区矫正工作, 并按照政府购买岗位的方式, 为每个乡镇街道司法所配置一名社区矫正工作专职社会工作者, 以配齐配强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同时加强专业素质培训, 定期对工作人员进行法学、心理学、社会学、犯罪学、监狱学等学科知识更新。建立协作有力, 配合到位的互动机制, 成员单位之间形成合力, 真正形成“党委政府领导、综治部门协调、司法行政部门牵头, 各成员单位密切配合, 全社会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三、社区服刑人员矫正质量评估体系未来发展趋势分析

未来社区矫正质量评估系统建设趋势主要应在两大角度进行提高, 其一为评估系统的不断优化, 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 结合我国各地区实际, 构建更为有效、科学、合理的评估体系;其二为评估方法的不断更新, 随着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的完善, 评估方法将呈现多学科相融合, 并将加入仪器设备的能量, 使评估体系更好地发挥作用。

四、结语

社区服刑人员矫正质量评估工作在我国还处在发展阶段, 一旦发现问题要及时解决。通过不断改进其评估方向, 使社区矫正质量评估系统更为公正和准确, 同样使服刑人员能够深刻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从内心层面上改过自新, 最后能勇敢地面对社会、融入社会。

摘要：社区矫正质量评估是提高社区矫正工作质量和提升社区矫正工作水平的系统工程, 也是提高社区服刑人员改造质量的重要环节和基础工作, 它通过对社区矫正质量进行评估分析, 揭示社区矫正工作的发展趋势, 对社区矫正工作起到预测作用;正确认识和把握社区矫正工作的规律, 为建立科学的社区矫正制度和模式提供依据, 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改造工作进行指导、评价和控制。

关键词：社区,服刑人员,矫正

参考文献

[1]张凯, 姜祖桢, 姜华.论我国社区服刑人员矫正效果评估体系的构建[J].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校学报, 2012 (1) .

[2]周折.浅析目前社区矫正试点存在的问题[C].社区矫正理论与实务研究文集, 2009:95-100.

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帮扶途径 篇9

一、在经济上要有稳定政策保证

据司法部调研的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年底,在我国监狱服刑的156万名在押犯中,有未成年子女的占30%左右,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以下简称特殊人群)达60多万人。据对服刑人员的调研,45.9%的监服刑人员表示,其未成年子女的生活状况没有保障(居住地在农村的服刑人员中此比例为52.8%)。据调查,在特殊人群中,2.5%在社会上流浪、乞讨,约有1.2%违法犯罪。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类孩子辍学现象严重,受教育权得不到保障。被调查的服刑人员中,其未成年子女在父(母)入狱后辍学的为82.43%。调查显示,曾受到过社会救助的特殊人群仅占总数的5.2%,而全国目前大约有近6万个服刑人员家庭的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存在着事实上的丧失或者缺损,他们的生活状况、教育状况受到严重的威胁。【1】

服刑人员的被判刑,就意味着在一个家庭中失去了一个主要劳动力,减少了劳动收入的质和量,必然给家庭带来经济拮据。尤其是他们正需要抚养关爱而没有自立能力的子女,受害颇深。如某县农场的正在上中学的杨某,其父因为服刑,家庭负担全部落在母亲一人身上。他(14岁)和弟弟(10岁)原本在上学,面对突发的变故,又逢连年旱灾,庄稼欠收,家中没有一点经济来源。因交不起学杂费用,杨家兄弟被迫辍学。又如刘某(13岁),其父因拐卖妇女犯罪被判刑入狱,其母改嫁,基本生活无法保证,开始他用其父留下的修鞋机修鞋度日,但仍食不果腹,后来便结伙实施盗窃,数额达4万余元,因不满刑事责任年龄被送往少管所。

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根本的一条是缺乏稳定的法规和政策的保障。现在解决上述特殊人群的困境,通常采用慈善救助、义士捐款、亲朋家寄养、放之任之等方式。这些方式具有分散性、随意性、不稳定性等特点,对儿童的成长成才极其不利。目前,我国解决特殊人群困境的扶助途径主要有三:

首先,太阳村的管理模式。太阳村是一种民间设立的抚养特殊人群的非政府组织(NGO),目前已有北京、西安、陇州、新乡等六个中心,据调查得知,四个中心在运营上基本独立,都是由当地女子监狱发起建立的。只是对外统一挂太阳村的牌子,并由北京太阳村每个月按其收容儿童人数不同发放一定运营款项,整个组织的经济来源主要是社会捐款及组织自筹款(其中大部分系北京太阳村的农事收入)北京太阳村目前(2008年4月数字)有服刑人员子女130人,其中最小的1岁,最大的近18岁。目前太阳村主要收入来源(该工作人员认为社会捐赠没有保证,不算主要收入来源)是政府划拨的400亩土地。太阳村主要以认领果树、认耕耕地(认领价格是枣树每棵50元,田地每亩5000元)及销售农产品等方式筹款。

北京太阳村的儿童生活比较有保证。居住在这里的孩子们分别住在6栋爱心小屋中(小屋系社会捐赠,铁皮造,造价5万每栋),每栋小屋中孩子按长幼排列,年长的称为爱心哥哥、姐姐,负责照顾全屋的弟弟妹妹生活及功课。另有3名爱心妈妈(付薪员工)负责全部儿童的生活管理。儿童村设有医务室,内有社会捐赠的药品,儿童的一般病痛均在此治疗。此外,据说还设有心理治疗室(未曾参观),不过没有专业的心理辅导人员,一般由爱心妈妈与儿童进行谈心。据工作人员介绍,太阳村居住的孩子都没有心理问题。村内儿童均就近在附近小学、中学就读。除上学外,孩子们会在田里劳作。太阳村的工作人员还会教授孩子们各种技能,诸如学习农民画、裁缝、做饭等。

太阳村取得社会助养的方式比较稳定。每个孩子每年的生活费用为1300美金,有意助养的人士可按月或季度、年等向太阳村汇助养款,由太阳村转交受助养子女,以解决助养儿童零用钱、压岁钱。太阳村还为儿童创造更好的学习和教育条件而接受了社会所捐赠的衣物棉被等生活用品,以及电脑、打印机、墨盒、复写纸、桌椅等办公器材。

其次,社区的管理模式。这是由政府出资,社区主管的扶助模式。2006年元月,中央综治委副主任、中央综治办主任、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冀平介绍,我国各级综治办都要将特殊人群帮扶工作纳入社会综合治理工作的考核内容,各级民政部门要在特殊人群的抚养、监护、教育、管理等方面制定救助政策,根据不同情况,采取提供最低生活保障、纳入特困户救助、家庭寄养等多种方式开展帮扶救助工作。

在实践上,不少省市的工作走在了前列。例如,2007年3月,浙江海宁市出台了《关于做好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关心教育工作的实施意见》。从此建立了海宁籍特殊人群关心教育的辅导工作机制。一是建立三级辅导工作组织。市安置帮教办设立协调员;在镇(街道)安置帮教工作站中设立联络员;在村(社区)安置帮教小组中设立辅导员,具体负责辖区内的辅导工作。

二是建立辅导联系卡制度。工作联系卡由村(社区)辅导员向辅导对象或近亲属发放,卡上注明辅导员的姓名、联系方式和镇(街道)联络员的姓名,并将辅导对象姓名、住址、家庭成员、联系方式等信息统一登记在案。

三是建立辅导员与辅导对象的联系人经常接触的制度。具体核实辅导对象的监护人和学校的负责老师,辅导员每月至少应与辅导对象的联系人进行一次接触。

四是建立辅导保密制度。针对辅导对象是未成年人的特殊性,强调采用易于未成年人接受的、温和的、灵活多样的工作方法,如定期谈心沟通、提供法律咨询、参加公益活动、组织亲情帮教、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等方式,切实维护辅导对象的利益和健康。

最后,亲属寄养的管理模式。这是由服刑人员的配偶或其他亲属作为监护人的扶助模式。2008年4月,我们在长沙星城女子监狱进行了该项调查。共发放了300份调查问卷(收回289份)。调查结果如表一:

这是湖南乃至全国的主要扶助模式。究其原因,与人们的传统观念有关。如星城女子监狱的另一份问卷,当问及接不接受太阳村的管理模式时,大部分服刑人员给与了否定的回答(见表二)。

上述三种扶助模式各有利弊。太阳村扶助模式有利于集中照顾未成年人的生活学习,但缺少亲情;亲属寄养扶助模式有助于亲情培养,但缺乏经济基础和容易发生监管不到位。从目前国情看,实行社区模式和寄养模式的有机结合是解决特殊人群问题的主要途径。

二、在教育上要有明确目标定位

对特殊人群的教育和管理极待加强。据2008年12月浙江杭州西湖区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该区现有服刑人员90人,其中他们的未成年子女有21人。目前,对其教育和管理呈现以下几种情况:一是由父母另一方负责教育和管理,但由于要工作和生活,他们往往缺少时间和精力来管教孩子,有的因文化低、无水平、无能力管教孩子,这和那些父母双方共同管教孩子相比,效果要差得多。二是虽由父母另一方来管教孩子,但实际上这一方把孩子交给爷爷奶奶来管教,自己不问事,而爷爷奶奶往往只管孩子的生活,而对孩子的思想和文化学习管得较少。三是父母一方服刑后,父母又离异,负责对孩子监护的一方无心管教孩子。四是父母一方服刑,另一方遭天灾人祸,而无能力照顾孩子的生活和实施有效的管教。

在教育组织机构上,要做到组织落实,成立由党支部成员、监护人和学校教师组成的扶助班子。制定稳定的制度和政策,实施对口扶助,责任到人。

在教育内容上,要关心未成年人的全面发展。首先,要帮助他们树立具有真才实学的意识。根据他们各自不同的现状和层次,可将他们分为掌握生存本领的初级群体和社会主义合格建设人才的高级群体。对于前者,主要是对其进行生产技能的培训;对于后者,主要是通过引导其获取高学位而实现人生价值。

在对特殊人群进行生存技能的教育中,要以邓小平的特色理论为指导。邓小平素以求实精神著称,对人才规格要求很高,对创新人才寄以厚望。大胆起用有缺点的能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方面是他的一贯思想。能干、有本事,发展是硬道理等,是邓小平人才规格的核心点。邓小平的人才观体现了市场经济的本质和特点。这是因为,等价交换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要想在社会上立足和发展,必须有特长和真本事。所以,对未成年人进行学本事的思想教育和技能培训是大势所趋。

其次,要帮助他们树立良好的人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特殊人群必须树立起以讲诚信为根本的良心观。这是“两种精神”,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客观要求。良心观的实质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责任感,要求对祖国无限忠诚。不仅要对社会主义大业尽心尽力,而且要以诚实的态度对待党和政府。要使未成年人懂得,亲人因为犯罪受到惩罚固然是自己人生的不幸,但政府和社会并没有抛弃自己,而是千方百计的采取种种补救措施,给自己送来关爱和温暖,尽量缩小和其他孩子的条件差距,尽量满足其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同时,要教育他们吸取父母犯罪的教训,避免类似的悲剧重演。尽力教育特殊人群树立感恩和感谢思想,克服仇恨和敌意心理。

三、在心理上要有坚强精神支撑

特殊人群由于缺少精神呵护,有自卑心理和暴力倾向的人偏多。以某县为例,目前正在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共有123人,有50余人不愿意甚至害怕参加集体活动,形成了孤僻性格和自卑心理,有14人存在打架斗欧、寻衅滋事的暴力倾向。

造成上述状态的原因,除了经济因素以外,教育者的认识、管理以及未成年人自身的缺陷等,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首先,对特殊人群的处境认识不足。罪犯服刑后,其未成年子女在经济上、精神上都受到了沉重打击,已形成了一个弱势群体。但目前,社会有关部门并未引起足够重视,没有给予他们足够的关怀和爱护。甚至一些群众将罪犯的不满和气愤发泄到他们的亲属子女身上,对其嘲笑漫骂、冷漠无情,使他们的自尊遭到严重伤害。使他们的人格出现两极化,要么自卑懦弱,要么有暴力倾向。

其次,监护人监管不力。被告人服刑后,有的其妻子改嫁,有的其丈夫为了生计而外出打工,他们的子女就由其亲属代管。由于监护人或年迈力衰,或工作繁忙、或责任心不强、疏于管理,监护不力,致使部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

最后,自身抗干扰能力较弱。一个未成年人,心理和身体均未发育成熟,对于一些刺激和利益的诱惑难以抵抗。尤其是在家长服刑期间,心理郁闷空虚,情绪不稳定。如不及时引导,在诱惑面前,很容易走入歧途。如未成年人王某,由于其父被判刑,其母情绪极不稳定,经常抱怨、打骂王路,导致王路因成绩不好辍学,其又不愿意回家,遂在社会上游荡,与一些无业人员勾结在一起,最后因涉嫌盗窃被逮捕。

解决特殊人群的心理和精神困惑问题,需从心理疏导、志向和动力等发面入手。

首先,进行心理上的疏导。充分利用学校和社区的心理咨询室,聘请资深的教师和经验丰富的思想教育工作者,定期与特殊人群进行沟通并进行教育引导。12355青少年心理与法律咨询热线的心理咨询师和律师经常走进社区,通过开展“为了明天——青春自护”等活动,对特殊人群宣讲社会主义荣辱观、青少年生理和心理的自我保健等方面的知识、青少年心理问题的预防及应对措施、如何增强未成年人的自我保护能力等问题,培养他们健康成熟的人格品质、较强的心理承受能力以及应对挫折的能力。

其次,树立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志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它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主题。人们的行为是以认知理性为指导,以价值理性为中介的活动,共同理想是以认知理性为基础的价值理性。这种价值理性往往能激起社会成员的激情和为之献身的坚强意志。

对特殊人群的“共同理想”教育,要结合其心理特点和实际情况。要使他们懂得,贫困是万恶之源。贫困虽然不是他们亲人犯罪的根本原因,但又与贫困因素紧密地联系着。中华民族只有摆脱贫困,让大众走上共同富裕之路,才能从根本上根治犯罪的现象。让特殊人群懂得此道理,培养他们的理想和大志,为他们未来理想的实现奠定志向基础。

最后,以社会主义荣辱观激发其动力。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八荣八耻”为内容的社会主度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基础,也是对特殊人群进行荣誉观教育的基础。荣誉是社会对个人或群体行为所进行的褒扬和肯定,是评价人们行为的社会价值尺度。这种社会评价形式表明了社会对个人行为和贡献的价值认可,体现了一个人存在的社会价值。

对特殊人群的荣辱观教育,是一个敏感的话题。要使他们从亲人犯罪的事实中吸取教训,成为奋发图强的动力。面对挫折,人们往往表现出两种态度,一是悲观消极,从此一蹶不振;二是化教训为力量,将挫折转化为动力。因此,教育工作者要对特殊人群进行科学引导,实现第二种可能。

在发展上要有周密规划安排

目前,特殊人群的现状不容乐观。据多种媒体报道,特殊人群面临着:家庭经济陷入困境;辍学现象严重;流浪、乞讨现象令人揪心;犯罪率远远高于其他未成年人;位于老少边穷地区的,生活处境更是雪上加霜。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

首先,在法律法规上存在空白地带。现行法律法规中对父母服刑期间无人照管的未成年子女,没有明确规定相关的监护办法、程序、监护主体及其责任。2006年民政部等15个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孤儿救助工作的意见》,由于该《意见》仅仅局限于孤儿救助,对于整体解决特殊人群问题力度不够。

其次,在管理协调上政府责任缺失。目前,我国还没有针对特殊人群的专门救助机构和救助办法。政府对这个群体在救助方面还存在缺失。由于我国儿童福利院的主要救助对象是孤残儿童、弃婴,对特殊人群的保护与救助没有纳入其职责范围,且无其他政府机构代养这部分孩子。

最后,在解决方式上缺乏长效机制。针对特殊人群的现状,国家也采取一些举措,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如2006年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等6部门联合启动了全国特殊人群关爱行动,但是主要采取临时性救助的方式,对特殊人群的生活保障和教育问题没有从机制上给以解决。【2】

彻底解决特殊人群的窘境是个系统工程。笔者认为,解决此问题应从近、中、远期规划入手。

近期目标是,围绕民生解决生存问题。包括的内容有: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弥补法律法规空白。在正在制定的《社会救助法》中,应该明确提出特殊人群的救助主体、责任和程序等;在《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监狱法》等法律法规修订时,予以补充修订;建立监护人制度,明确监护职责;政府应制定特殊人群补助和帮扶政策,如把生活困难的特殊人群纳入低保,在教育上享受“两免一补”的政策等;通过加强和扩大福利院等政府福利机构职能,化解部分特殊人群救助问题;、出台相应政策,鼓励社会团体、民间机构或个人代养代教特殊人群。

中期目标是,围绕民权解决精神需要问题。北京太阳村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儿童村的孩子们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好的生活学习环境。儿童村还专门为孩子们开设了法制教育课和心理辅导课,对一些有较为严重心理问题的不良习惯的孩子们进行了心理辅导和行为规范,大部分孩子已经成为爱学习,爱集体,懂礼貌和乐于助人的好孩子。

远期目标是,围绕民本解决以人为本问题。??北京太阳村在以人为本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为了培养特殊人群的自立意识和自立能力,使他们学到一技之长,儿童村除了电脑室外,在德国技术合作公司的帮助下建立了服装车间,木工车间,使较大的孩子能学习到一技之长。为了解决儿童村的吃菜问题,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儿童村建立了养殖场(主要是饲养鸡鸭)大棚和菜园,每周孩子们都要参加一定时间的劳动。蔬菜、豆腐基本可以做到自给自足。

我们以忧国忧民的心态,对北京顺义太阳村、陕西西安太阳村、河南新乡太阳村等地进行了实证调研,获得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和初步的理性认识。随着安国富民政策的实施,党和政府越来越重视此弱势群体的存在,并采取积极措施,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并取得了一定的工作实效。但是,目前的现状依然很严峻,这就需要理论和实际工作者,努力探寻其中的规律,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做好这一关系到安抚民生和社会稳定的工作。

摘要：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是一个数量相当的(约60万)弱势群体。由于种种原因,这一特殊人群经济上拮据、教育上空缺、精神上空虚、前途上渺茫。本文从理论工作者的视觉、社会稳定的高度、关注民生的良心、体现民本的理念,提出了对其在经济上要有稳定政策保证;在教育上要有明确目标定位;在心理上要有坚强精神支撑;在发展上要有周密规划安排的帮扶途径体系。

关键词：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帮扶,途径

参考文献

服刑人员 篇10

随着现代网络和无线传感技术的成熟和普及, 以及监狱管理制度和理念的逐步完善及设施的不断更新, 我国司法部门正在全国监狱系统大力统筹推进以网络和传感技术为基础的现代信息化监狱管理系统建设。本论文设计了一个基于Zigbee技术的监狱服刑人员实时定位管理监控系统。运用物联网的概念, 采用低功耗Zigbee无线定位技术, 利用内置CC2530芯片的可防拆卸式腕带作为定位节点, 通过获取节点接收的信号强度RSSI值, 用定位算法计算出节点位置信息来进行定位。运用成熟的以太网技术进行监控系统组网, 使用SQL Server数据库存储数据, 采用PC终端设备进行管理, 实现对服刑人员的实时定位、实时人数统计、越界/进入禁入区域报警、重点人员跟踪、人员移动轨迹采集以及干警安全保障等多项实时监控功能。

2 系统的体系结构设计

结合监狱的实际工作流程, 本系统由以下四部分组成:

(1) 数据采集层:通过Zig Bee无线传感器网络对监狱服刑人员的位置信息、生命体征和所佩戴的腕带的状态信息进行采集, 并将采集到的数据经局域网发送到系统服务器进行分析和处理。

(2) 数据存储层:主要功能一是存储数据采集层发送来的数据, 二是存储系统服务器分析和处理后的结果数据, 三是对定位分析中所需要用到的设备信息、地理信息、区域坐标信息、参数信息等进行存储, 四是存储服刑人员的个人信息。

(3) 分析决策层:系统服务器利用分析软件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计算来对监控对象进行定位, 并将定位结果反馈到终端监控主机;对监控对象的活动轨迹进行绘制;对突发和越权行为发出预警。

(4) 信息表示层:执勤民警在终端监控主机上实时监控服刑人员的位置, 对指定服刑人员的位置信息、个人信息和活动轨迹进行查询, 对区域内的服刑人员的人数进行统计。

本系统的体系结构设计如图1所示:

3 系统网络设计思路

本系统的网络体系主要由两部分组成, 一是用于采集服刑人员位置信息的Zig Bee网络。另一部分是将Zig Bee网络采集到的数据传输到系统服务器和监控终端的内部局域网。本系统的网络总体结构如图2所示。

监狱根据监管要求划分为若干个监区进行管理, 每个监区关押一定数量的服刑人员。一般说来, 每个监区都有自己独立的关押场地和劳动改造场地, 可以将每一个独立的关押场地和劳动改造场地作为一个监控区域来进行划分, 并在这个监控区域架设一个全覆盖的Zig Bee定位子网络, 各区域的Zig Bee子网络彼此通过网络ID区分, 但又彼此相连共享数据, 形成覆盖整个监狱的无线定位网络。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 定位网络由移动定位腕带、定位读写器、Zig Bee协调器和监控终端组成。

4 系统组成设计

监狱服刑人员无线定位系统根据其体系结构设计可以知道整个系统的组成基本分为两个部分, 一是服刑人员的位置信息采集即人员定位系统, 二是对定位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和反馈即监控系统。

(1) 人员定位系统

终端定位传感装置模块采用回路防拆卸式腕带, 在服刑人员入狱时就立即给其佩戴。每一个腕带具有一个唯一的标识号, 对应所佩戴的服刑人员, 这是一个16位的短地址, 利用这个标识号获取佩戴者的位置信息和身份信息。腕带内置CC2530芯片, 功耗低, 并具有无线发送数据的功能。腕带采用回路设计, 一旦被擅自拆卸的话就立即触发警报。用基于Zigbee的无线传感器网络建立人员定位模块, 对关押服刑人员的整个监区即电网围墙内的区域进行区域划分并进行编号, 在每个区域安置一定数量的固定节点作为锚节点, 以便网络覆盖整个监区。每个区域要有部分参考节点具有数据收集和路由功能, 以实现采集数据并将数据汇集上传至系统服务器。腕带唯一内码被其所在区域的参考节点读取识别后, 将该腕带内码和自身的号码由协调器经局域网发送到系统服务器。系统服务器根据收到的信息并经过计算, 就能自动跟踪每一个腕带即所佩戴人员的位置和生命体征, 并通过系统后台分析并描绘出其移动轨迹。

(2) 监控系统

终端监控模块的主要功能包括:对Zigbee定位网络采集到的数据在系统服务器由相应软件进行分析、处理和存储;将处理后的数据以直观、动态的图形界面形式实时反映到终端监控电脑的应用程序上;对监控人员的查询操作做出回应, 并返回结果;在重点区域为服刑人员分人员分时段的设定权限, 当无权限的人进入或在禁入时间段有人进入时发出警报。

5 定位算法

RSSI算法通常采用三边测量法来进行定位, 三边测量法是通过三个已知坐标的节点为圆心的三个圆相交于一点来确定位置节点坐标的, 这种测量法建立在理想情况下, 但在实际应用中, 三个圆通常很难交于一点, 而是交于一个区域, 所以使用三边测量法来定位会产生误差, 降低定位精度。本系统中另外引入质心的概念, 即取三边测量法三个交点围成的三角形的质心作为离待测节点最近的位置坐标, 从而减少误差和提高精准度。

如图3所示, 假设三个以已知坐标的信标节点为圆心的三个圆分别为A, B, C, 信标节点到质心D (x, y) 的距离分别是d1, d2, d3, 已知网络中三个信标节点的坐标分别是A (x1, y1) , B (x2, y2) , C (x3, y3) 。那么存在下列关系:

通过计算上述的方式组, 可以得出D点的位置坐标为:

6 实验小结

本系统腕带内置CC2530芯片和SON1205心率模块, 定位节点为CC2530芯片加装天线, 图3和图4为腕带内部图及采集网络图。

本系统部分界面如图6、图7。

本系统测试采用了10.34m×7.89m的平面区域, 在该区域中做好坐标的标记, 定位区域内随机分布15个未知坐标的移动节点 (腕带装置) , 统计移动节点的定位误差大约在0.1m~0.38m之间, 符合监狱监控系统的应用需求。

7 总结与展望

本论文中设计的人员定位系统的主动性提示和报警的优势是目前视频监控系统及其他被动式监控系统所不能实现的, 从根本上将被动式防范转变为主动式管理, 不仅为一线民警提供管理服刑人员的辅助工具, 也从心理上给予罪犯极大的威慑, 提高监狱的监管力度、效率和安全等级, 确保监狱安全稳定。

该系统受监狱保密性制度的影响, 暂不能到监狱内部进行实地测试, 只能在实验室中进行测试, 根据测试结果, RSSI值会由于工程质量问题、外界干扰、参数设置错误、设备故障和终端问题等出现异常如过低、过高、主分级差值过大等, 不过测试时平均误差在0.3m以内, 符合监狱监控系统的应用需求。今后研究将在桂林监狱某监区进行试点测试, 不断完善系统, 针对定位算法进行一定改进, 提高系统整体的准确度和可靠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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