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轨迹

发展轨迹（精选十篇）

发展轨迹 篇1

一、2015年双十一当天交易额为912亿元

业内人士龚文祥认为, 这算是2015年中国电商第一大新闻与最大电商事件, 从这个数字可以预测出2016年中国电商的格局, 即双寡头的电商格局形成:中国电商将只剩下阿里 (淘宝天猫苏宁易购等) 及腾讯京东系 (京东、微商等) 两个电商垄断之寡头格局且3到5年内不会被改变。这个事件对传统企业2016年做电商具体启示是:中国传统企业做电商, 第一步还是要做好淘宝天猫京东;第二步做全网电商渠道, 第三步才考虑微电商及社交电商。由于中国电商垄断的既定格局, 做电商要用改良的思路来做, 千万不要用电商革命思路来做电商, 绕过了中国90%现有电商人群来做电商, 不会有什么大的收获。

二、2015年大的生活服务电商纷纷合并

从2015年出现的美团与大众点评、携程与去哪儿、滴滴与快的、58与赶集等生活服务电商纷纷合并, 还有BAT对生活服务电商的投资, 如百度投资糯米, 阿里扶持口碑来看, 龚文祥表示, 2016年中国生活服务电商也将出现垄断与寡头趋势。要保证电商的平稳发展而不被实体店所代替就需要开拓一个新的电商市场。生活服务的传统实体店要拥抱互联网及电商, 首先用新渠道思路来做, 即入驻这些生活服务电商平台巨头, 这是个绕不过去的坎, 利用其流量然后将电商作为新市场来做, 既要用微博、微信等手段来做新市场, 也需要专业的电商平台去推广。

三、2015年O2O行业的冰与火及线上线下融合

2015年上半年, 是O2O火爆的上半年, 各种O2O获得融资的消息不绝于耳;但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 各种O2O电商倒闭的消息纷纷传来。龚文祥说, 2015年电商与线下实体零售融合趋势很明显, 从阿里投资苏宁、融合银泰, 京东投资永辉等来看趋势, 电商要发展, 需要越来越往线下走要流量, 2016年线下将成为电商流量的最大入口之一。以后像这种晚会的电商新宣传形式也会越来越普遍, 意味着电商会成为一个全民互动的节目。

四、互联网思维与传统思维思潮之争

2015年前, 凡是传统思维与互联网之争, 都是互联网思维胜利, 传统思维失败, 而2015年是个转折年, 龚文祥认为, 我预测2016年后, 传统思维与互联网思维之争, 都将会是传统思维胜利, 互联网思维失败。2015年双十一排名, 类目前3名, 80%是传统品牌, 淘宝品牌及电商网络已经完全没落。而2015年前, 双十一各类目销量排名, 都是80%是淘宝品牌胜利, 只有20%传统品牌入围。即2015年是个传统品牌与电商品牌的分水岭;淘宝品牌也许会继续壮大, 但传统品牌绝不会甘于落后。

而对于传统企业来说, 2016年要大力发展互联网与电商, 加上互联网思维的翅膀。以后电商及互联网全部是传统企业的天下, 但前提是要用新渠道思维做, 再用新市场思维做。做大做强才有机会把传统品牌推广出去, 让大众接受和了解。

五、移动电商时代已经来临

2015年双十一, 移动电商已经达到69%, 而京东唯品会等移动电商已经占80%左右, 即2015年是移动电商与PC电商的分水岭, 以前80%PC电商, 20%移动电商;而到了2015年, 就变成了80%是移动电商, 20%是PC电商。因此龚文祥指出, PC电商已死, 新的变局时代已来临。目前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绝对的数量比重优势, 但是近年来,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与冲击, 不管哪个行业的传统企业几乎都或多或少的遇到了这些难题。销售渠道的单一导致产品越来越难卖;房租人力等成本的飞速上涨;营销方式上不得其法以致于浪费到诸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所以, 在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 传统企业抓住时代发展的命脉, 寻找到一个专业的互联网营销策划公司, 助力自己向互联网、移动电商或者O2O转型可谓是大势所趋, 迫在眉睫!

六、2015年电商投资:产业投资趋势与VC投资之式微

观察2015年中国电商行业的投资, 龚文祥认为, 浮在表面的是VC投资的消息, 其实更多的融资并购发生在产业资本层面, 即传统企业或传统上市公司投资与并购电商微商项目很多。随着2016年传统企业受到大资金刺激, 会有越来越多的传统企业大举进攻电商微商, 收购投资将成为主流, 而这个趋势对传统企业做电商与微商的启示与行动是:见到一个电商团队或微商团队或项目, 就花点钱收购吧, 毕竟新的时代, 人与团队才是第一位的。

七、B端电商化是最大机会

龚文祥分析说, 中国的互联网化与电商化几个大概数据是:中国传统企业电商化比例是8%左右, 消费者电商化比例是50%以上, 企业老板的电商化比例估计只有1%;而美国传统企业电商化 (互联网化) 比例已经高达80%左右, 而消费者电商化比例估计比中国还低;即中国消费品产品与生活服务电商比例够高、发展够快, 全球第一, 但中国传统企业应用互联网工具及电商系统的比例还很低;

中国电商前端强后端弱, 大前端, 小后台。这就是商业机会, 即未来中国传统企业的电商化比例很快超过80%, 人人电商、每家企业都电商的时代很快来临。其中隐藏的电商服务机会很大———做B端市场, 深入到企业流程与电商柔性供应链, 这个机会越来越大。而这个对于传统企业来讲, 2016年只有做好后端的电商柔性供应链、电商整体系统思维才能最后取得整体胜利。

八、电商环境管理趋严, 走正道是出路

潮汕民居的发展轨迹 篇2

高二（1）陈彦宇 王 岚 郑洁芝 蔡育英 李元杰

郑春涛 陈海钊 陈奕霖 陈壮城

指导老师： 方庄澈 王锡澍（潮州市金山中学）

一、课题提出

潮汕地区，既有灵秀山川的孕育，又是“十相留声”之地。二千多年来文明历史的沉淀，使其拥有丰富的古典建筑。潮汕建筑文化，是中国建筑史上的一朵奇葩，它既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又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深受专家名流的赞誉。例如我国美学学会会长王朝闻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考察潮汕时，就对潮汕民居给予高度的赞美：“原以为徽州的民居最好，想不到潮汕的更有特点。”地灵人杰的潮汕大地，虽经历过岁月的洗礼，历史的沧桑，但至今仍保存有一大批珍贵的民宅建筑。其中有被专家们誉为国内罕见的府第建筑、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许附马府：有潮州木雕堪称一绝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已略黄公祠；有石刻艺术出神入化、令人叹为观止的从熙公祠；有清代爱国政治家丁日昌和清广东水师提督方耀故居德安里等大型建筑群。历史上的潮州，曾经有过辉煌。它是9个县的先民一起奋斗创造出来的，作为它的后人，我们有权利共享它那骄人的荣誉，也有责任探究和弘扬它那神奇的底蕴。

二、活动目的

许多人可能对古建筑知之甚少，然而当你走近它们，就象再次经历那些沧桑岁月，听它们倾诉过去的风风雨雨，犹如翻阅一本史书般抱着敬畏去看待。它们是先人智慧的结晶，是漫漫历史的见证，在时光的长廊中显得庄严又质朴。以往我们从没如此贴切地感受，因此要通过深入的研究去感知那座座古香古色的居所，获得更多课外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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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进程

（1）开会讨论，确定课题，分配任务；（2）到图书馆、上网找资料；（3）筛选出有用的资料；

（4）写总结论文，先介绍一下潮汕建筑的总体情况，再根据现状探讨、预测其未来的发展，并提出自己的一点建议。

四、研究成果

（一）潮汕民居的历史沿革

潮汕民居有着悠久的历史形成期，潮汕原住民的居住方式今已渺不可考。

汉代龟山遗址为现存较古老的古建筑遗址。它是澄海一处占地近2万平方米的大型建筑群。其中F1建筑基址的建筑平面为长方形，中间为夯土隔墙和柱础，似乎是条状排屋；F2建筑基址平面为圆形，垒石墙；F3建筑基址已破坏，但依然可辨出是一处三合院式建筑，后部为一堂二室，隔着过道，前部两侧是廊房，中间是庭院，整座建筑夯土作墙，出土柱础石较多；F4建筑基址长方形，用隔墙分成东西2间，建筑的外墙和隔墙都是夯土墙，同时还出土有地砖、瓦当、瓦顶、筒瓦等。上述出土建筑基址表明了汉代的建筑水平和中原建筑文化已向粤东传播，其中的三合院式建筑可以说是后期潮州民居发展的雏形。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汉平南越，岭南地区进入了国家版图。从这一时期起，汉文化直接进入本区，本区开始有了隶属中央政权的县郡建置。汉文化的输入，必定造成本区地理景观的变化。晋代的建筑遗构，今也难见实物，揭阳新亨镇九肚山发现的晋代全木构房屋，坐北朝南，平面方形，竖木为墙，屋顶盖木板覆以粘土。这可说明这一时期潮汕民居建筑形式和用料工艺已不亚于岭北地区。

唐宋两代是潮汕建筑迅速发展的时期。民居用料方面，在潮州发现的多座唐窑中，仅春光窑上埔就有26座，窑址出土了建筑陶瓷印纹砖、瓦当、筒瓦、板瓦。出土的印花瓦当有椭圆形和圆形两类，表面模印莲花瓣和菊花瓣纹，图案规整，手法熟练，竟与西安大明宫出土的瓦当一样。潮州唐墓曾出土一块莲花纪年砖。刻有“仪凤四年”(639年)铭文。北宋苏东坡《与吴子野书》云：“岭外瓦屋始于宋广平，自迩延及支郡，而潮尤盛，鱼鳞鸟翼，信如张燕公之言也。”从唐窑出土和东坡的描述，虽宋广平之说不能成立，但也可知民居已普遍采用砖瓦，且烧制水平已不亚于中原，宋代能见到实物且得到保护的最早期潮汕民居建筑要数国家历史文物保护单位---许驸马府，该府始建于宋英宗治平年间，历代屡有维修，但至今仍然较好地保留原建年代的布局、构造特点和建筑风格。其平面布局明显是明清时期驷

－ 2 － 马拖车的雏形。

这座宋代宅第，在明清两代曾经重修。现在的许驸马府，整座建筑面阔42米，进深47米，面积约1800平方米，是一座四合院式庭院。住宅正座三进，左右有火巷排屋，后包是楼房，称“御书楼”。主体建筑采用

五柱穿斗式梁架，夯土墙。屋顶为硬山顶，倾角小于20度，出檐平缓。这与明清时期潮汕民居屋顶的形式有较大的区别，据说是保留了唐宋时期的建筑风格。如果从营造方式方面去考虑，这种小倾角屋顶，大概是原来采用蝴蝶瓦砌盖方式。在铺盖瓦顶时，不使用胶结材料，第一层底瓦直接铺架在两桷之间，凹面朝上，第二层瓦将凹面朝下，覆盖住两行底瓦间的接缝。这种屋顶，就叫做蝴蝶瓦屋顶。蝴蝶瓦屋顶的透气性强，能防止梁木受潮腐朽，为南方民居所常用。到近代客家围屋的瓦顶还采用这种形式。采用这种营造方式，屋架不能太斜，否则瓦顶受大风雨或其他外力影响，容易发生溜泻危险。明清时期的潮汕民居屋顶的营造采用灰沙土做胶结物，瓦片粘连结实，倾角也就可以陡些。风格的差别也许能说明许驸马府的建造，确实在明代以前。许驸马府建筑装饰简朴。门簪为木制圆形，门槛较高。柱子多为圆木柱，门墙柱础均置于石基上。第二进厅前的拱斗有简单的卷云雕刻装饰。与明清时期潮汕大型民居的装饰风格，区别也很明显。该府建筑形式古朴大方，浑厚坚实，保留宋代住宅建筑的传统特点。1981年列入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9年列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附〗：“驷马拖车”也称“三落二火巷一后包”,是“四点金”的复杂化。蔡泽民的《潮州风情录》对“三落二火巷一后包”的格局和功能作了详细描写:“‘落’是潮汕方言,即进的意思。第一进有凹形门洞,俗称‘门楼肚’。进大门,中间是过渡厅,有道‘反照’挡在正中。左右各一间房子,称为‘前房’。一进与二进间有天井及左右两道通廊。通廊前端各有一门通火巷,左廊的门便叫‘青龙门’,右廊的门称‘白虎门’俗称为‘龙虎门’。过了天井便是二进,二进有面阔二间的大厅,两边各有一间房子称为‘大房’。厅的前后各由八扇禅门隔起来。二进和三进中间也有天井,天井左右各有一爿南北厅,南北厅前后两端都有‘厝手间’,相接前后进的大房。三进的结构与二进相同,只是三进的大厅后面隔开一块狭长的暗间,称作‘后库’。后库左右有门通后包。主体建筑两边各有一列与它平行的房子称作火巷,由龙虎门及厝手间的内外子孙门连接主体建筑。后包指三进后面的一列房子。整个建筑格局就像一驾由四匹马拉着的车子,故名‘四马拖车’”。

明清时期潮汕民居建筑走向成熟。由于大量的八闽、江西移民迁居潮汕地区，活跃于全国的潮商带来了各地的建筑文化，使潮汕民居建筑走向成熟，民居建筑也已形成了保留古制、－ 3 － 形式趋同、恪守礼制，讲究实用，突出兼容、轻巧通透、工艺精致等自己的诸多风格。这个时期的实例在潮汕遍处皆有，成为中华建筑文化一颗璀璨明珠。清代后期，因潮汕地区、濒临东南亚，跨国商贸活跃，潮州是著名侨乡，侨民甚众，且旅外潮人有于外创业，回乡建屋的习惯，在回乡建屋同时他们带来了侨居地的建筑文化，民居的建筑风格又融]入了东南亚和西方建筑的因素并逐步趋向现代化。这个时期的民居大量保存至今，且基本完好，是我们研究潮汕民居建筑文化的证例。

近代潮州骑楼建筑是中西合璧、美观实用的典范。是根据当地夏季高温多雨的气候特点，参照古人以架木为巢，后发展为吊脚楼等檐廊式建筑借鉴开埠后传入的西洋券廊柱式建筑，并与当地的建筑特点相融合，加上大批华侨从南洋带来的大批建筑形式，逐步发展成为具有地方特色的建筑。骑楼建筑一街、二面，底层部分架空；沿街连续建造而户界不断，集商业性与居住性为一体；注重商业步行街和人行空间的整体设计，可遮阳避雨，有效地利用了空间，形成和谐统一、丰富多彩的街景。它结合当地气候特点，遮阳避雨。方便商贸和行人，上世纪20～30年代在潮州大量兴建，使之成为主要街景而蜚声中外。

随着历史变迁、社会变革，昔日一度辉煌的潮州近代建筑，已渐渐被日新月异的新建筑所代替，有的早已遭受灭顶之灾，剩下的只是人们的昔日回忆。然而每当人们站在这些残存老建筑下，在深深的庭院间，在静悄悄的街巷中，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一抹浓浓的怀旧色彩都渲染在古城淡雅而幽深的文化画卷上。透过它们苍老的颜容和岁月的留痕，依然能感受到蕴藏在它们背后的丰富历史、文化和生活积淀。潮州近代建筑，是中西建筑艺术相结合的一种典范。潮州近代建筑，为人们留下了多少难以磨灭的记忆。

（二）潮汕民居的建筑特色

“潮州厝，皇宫起”，这是流行于潮汕地区的一句俗语。它用来形容潮汕民居的独特风格和建筑特色，意即谓潮汕民居是仿制京城皇宫宅院的体制而建造的，可与皇宫相媲美。这句俗话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从建筑规模和建筑格局上看，潮汕民居与京城皇宫宅院有相似之处。潮汕人多地少，华侨众多，经济发达，人文鼎盛。潮人大多聚族而居，具有浓厚的宗族观念。这一观念，体现在村落建筑上，就是以宗族为中心的围寨格局。特别是富贵族望之家尤为重视此风，以建立规模宏伟的建筑群为荣。故清乾隆《潮州府志》云：“望族营造屋庐，必建立家庙，尤为壮丽。”民国三十三年《广东年鉴》曰：“粤有华侨，－ 4 － 喜建造大屋大厦，以夸耀乡里。潮汕此风也甚，惟房屋之规模，较之他地尤为宏伟。”

潮汕“府第式”民居基本格局则千年未变，对潮汕人民心态和民性的形成有深远的影响。“府第式”民居最大特点是以大宗祠为中心，附属建筑按尊卑顺序围绕大宗祠展开，形成一个既抱成一团又可向外辐射的建筑整体。这种融血缘宗亲和建筑布局于一体的“府第式”民居，造就了潮汕人民重宗族、重乡亲、重家庭的传统伦理观念，富于凝聚力又勇于开拓的性格。潮汕人民崇尚谦直、中和、稳重等儒家所推崇的高尚美德，也与“府第式”民居的中轴对称、排列整齐、形体端严的感觉模式相一致。

总之，潮汕民居无论是从建筑格局、规模和内外装饰上都与京城皇宫有相似之处，“潮州厝，皇宫起”并不是过誉之词，而是恰如其分的表述。

在边远山区，由于自然条件制约，经济条件也较差，建筑材料多就地取材，村子又小，那里的村寨民居格局与平原有别。砌石为基，土砖作墙，上压金字架，再上瓦或草篷。砖石屋、土砖屋、石卵巷道，是山区民宅的特色。潮汕土楼的兴建年代，大多数在明代万历至清代乾嘉年间。这同樟林寨早期民居建筑形式一样，与当时多山贼海寇侵扰的历史背景有密切的关系。潮汕土楼的外观有圆形、八卦形、正方形和长方形几种式样，圆形土楼数量最多。潮汕土楼的建筑规模一般不大，占地三四亩，24～28套二层房间环拱建成一围。规模较为宏大的，有饶平县三饶镇的道韵楼，东山镇的潮教楼，上饶镇的镇福楼。道韵楼外周长323米，内周长135米，共有56套三进堂屋和“套角屋，堂屋深29米，墙厚1.6米。土楼房间的后墙即为楼寨的外墙，厚度一般都超过1米，既坚实牢靠，有防御功能，又防潮隔热，使房间冬暖夏凉，居者安适。土楼显示出潮汕山民的气质，也显示出潮汕民居建筑的多样性和建筑匠师们的创造能力。饶平县还保留数百幢明清时期建造的土楼寨，是饶平县民宅的一大特色。

（三）潮汕民居的工艺特色

明清以后潮州民居建筑进入了成熟时期，故有“京华帝王府,潮汕百姓家”之说，建筑装饰手法形成了一定的特色。

其一是实用与艺术和谐结合，在关系到建筑结构、特别是屋面上最显眼部位，如屋脊、墙头、不同墙面的转角处、细部收口等部位，通过装饰手法使之不至于单调，而且更加坚固。

－ 5 － 潮州乃多雨地区，对于屋面结合部的屋脊防漏要求很高，屋脊做得较大，在最为突出的屋脊饰以灰塑、嵌瓷、彩画，不怕日曝雨晒，历久如新。在大面积的外墙面墙上嵌以石雕，墙头饰以彩画，避免了单调的直角，丰富了立面。大中型祠堂采用穿斗式与抬梁式结合结构，多数采用彻上露明造以求建筑空间敞大，同时在梁架、照壁、额坊、柱头斗横、雀替等部位精雕细琢，使这些举目可见的部位给人以美的感受。为了防潮、防洪和防白蚁，潮州民居一般采用石构柱础，而且比北方明显更高，因而将柱础雕刻成复杂的几何形状，造型饰样几乎逾百种。室内一般追求良好的采光、通风，采用精致的通雕屏风、隔扇。同时，潮州民居十分注重门面装饰，集中对石柱、屋脊、外墙门框、匾额楹联、檐头、抱鼓石、石狮乃至门前之亭子、旗杆等均予以精美的装饰，使建筑物门前徒增华贵之感。檩木要漆成红色,椽子则漆成蓝色,故称“红桁蓝桷”。单是山墙的脊端,就有金、木、水、土、火五种不同的造型。造型优美的五星脊饰,连同山墙、屋檐都用瓷来镶嵌。嵌瓷是潮汕民间工艺美术,用各种颜色的瓷片在屋顶一些主要部位贴出各种立体形象,有花草、鸟兽、虫鱼、还有人物,造型栩栩如生,十分传神。除了嵌瓷,还有雕刻,在建筑物的一些木质结构上镂刻各种形象,使整座建筑物富有艺术气息,古色古香如皇宫建筑。

其二是装饰题材广泛，潮州民居的装饰题材几乎囊括传统的民间题材，如历史故事、神话、戏剧题材、吉祥图案、虫鱼鸟兽、亭台山水、以至名人名家诗书画，同时善于表现地方特色，如潮州八景、岭南佳果等地方题材，晚期尚出现了一些西方花纹图案。

其三，装饰工艺丰富多彩，博采众长以为我用，最突出的是石雕、木雕、灰塑、嵌瓷、琉璃、彩画等工艺。

其四，精益求精的营造思想，丰富多彩的装饰手法和装饰内容使潮州艺人大显身手，注入了竞争机制，使明末以后的潮州民居装饰日显细腻繁复。

（四）潮汕民居形式的发展

潮州古城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古城内文物古迹700余处，古桥、古寺、古塔、古祠、古府第、古民居遍布老城区，可谓“步步见古、步步有故（故事）”，建筑和人文景观基本上都保留着唐宋时期的遗风。老城区并不大，依次是打银街、西平路、太平路贯穿南北。而东西走向的从北到南依次是中山路、西马路、开元路。而那些保存得比较完整的府第，大多位于甲第巷、铁巷、义察巷、灶巷。潮汕民居建筑，古今城乡均有差别，贫富差异甚大；但相沿成习，无论大格局与小单元，既有个性，更有共性。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民居形式

－ 6 － 不断发生变化，近年变化尤大。

潮汕城市，都是从原来县城、圩市、港口发展起来的。城内按中国传统城市格局，依大街小巷纵横列成直线，也有依地理环境或某些人为原因而弯曲的。大街多为店铺，小巷多为民宅。临街店铺多为单间或多间连体结构，面狭而进深，多为三合土的土木歇山顶瓦屋，上有阁楼，后半为客厅或卧室，前半为店面，店铺人家也多有小巷内的住宅。小巷里有许许多多的建造单元，富户人家建三厅二天井外加包屋的大院，中户建二厅一天井的四合院(即四点金)或一厅一天井的三合院(即下山虎)，小户单间或多间连体的“竹竿厝”。城市宅地难觅，往往难以统一规格。潮汕各城市旧民宅墙体多为三合土夯筑，均较矮，砖砌楼房极少。潮州、揭阳、潮阳等旧城和开埠仅有百余年历史的汕头市，二三层以上的水泥结构楼房，多是在清末民初时间出现，汕头市少数四五层以上楼房是30年代才兴建的。民宅多是一二层平房；此一情况，一直延伸至20世纪80年代后才发生了重大变化。从80年代开始，城市和一部分镇，多层建筑日增，高层建筑(10层以上)逐步出现。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住进了楼房，都是配套组合。住宅装修、布置，其特点是重厅面装饰，阳台多装上花架。城市扩大之后，原来城郊都成了市区，出现一些城中村。村里民宅改建很不统一，有些为楼房，有些仍是旧屋，巷道狭窄，旧祠堂多无拆除，这是城中村的特有现象。近年受城市楼房居室配套的影响及钢筋水泥的普遍应用，农村出现许多中西结合的住宅楼房，多是三合院的楼房化，二、三、四层均有，有厨厕配套，有的有庭园，相似别墅。

近代潮汕建筑的类型亦十分丰富, “中庭式”的布局及其组合则显示出潮汕侨乡建筑的地方特色。需要强调指出，装饰装修艺术是近代潮汕侨乡建筑的最大特色。而其装饰艺术的特色和风格乃至近代潮汕建筑的审美文化特征和文化地域性格的形成，又是近代潮汕的社会因素、经济因素、自然条件和人文条件等综合作用的结果。

首先，近代潮汕建筑的装饰艺术反映出时人的强大经济实力和炫富心理。特别是一些有钱有势的富家望族，相竟豪奢，争夸壮丽，不惜破费。故在潮汕地区，素有“京都帝王府，潮汕百姓家”的民谚。近代时期，潮汕建筑装饰继承了传统的手法，以木雕、石雕、嵌瓷和彩画四种工艺为主。无论木雕还是石雕，都讲究“勾勾、杂杂、通通”，构图饱满，虚实有致，精雕细刻，形神兼备。庆瓷和灰塑更是就地取材，适合当地气候特点的独特工艺。

其次，近代潮汕建筑的装饰艺术表征了时人经世致用的商业意识。长年累月的商贸经营培育了潮汕人的务实品格和经世致用的商业意识。潮汕建筑在技术上的务实性是这种文化地域性格的写照。潮汕地区林木资源不丰，采用石材、泥土、贝灰，表现出取材上的因地制宜。

潮汕地区临海而多台风，往往使用硬山式山墙以减小风力对建筑物的影响，脊饰多用嵌

－ 7 － 瓷而少用砖雕灰塑，既增强了的气势和美观，又适应了海风侵蚀的气候特点。在民居、饲庙等各类建筑中，广泛采用石门框、石门脸、石柱、石台阶、石梁架，增强了建筑的稳固度，也大大抵御了海风的侵蚀。此外，为了强调通风透气、抗风防震的效果，潮汕建筑的结构方式亦很有特点。在一些大中型堂屋采用了两端山面穿斗式、中央诸间抬架式的混合结构法。这样既宽敞实用又防风抗震。

再次，近代潮汕建筑反映了博采众长的开放品格。潮汕建筑的开放品格表现在对外来建筑文化的逐步吸收融合，经历了三个重要历史发展时期：明中叶以前，主要受阅文化及中原文化的影响；明中叶以后至清前朝，受江南文化影响；近代则较早受到海外文化的影响。在近代潮汕众多庭园中，钢铁、混泥土等材料以及西方柱式、外廊式建筑、地下室等一些外来形式得以广泛采用。如建于1898年于1909年竣工的潮阳棉城西园，大门西向，进门就是开阔的水面，布局明显区别于传统造园手法。水面上设一扁六角亭正对大门，左侧为两层高的钢筋混泥土居住用房，平面为外廊式，正立面饰以四根多立克叠柱。右侧庭园布置亭台楼阁，假山真水，情趣盎然。山上建有圆亭，山下造有水晶宫。园内景点处处，题名极富诗意。

整个庭园意境高远，小中见大，展现了中西合壁的庭园风采。又如汕头市市中心道路系统的扇形扩散布局，卫异于传统棋盘式街道格局，呈现出吸收西方城市建筑规则设计方式的新型商埠城市面貌。

近代岭南侨乡建筑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县处古今中西文化之争，表现出不同的人文品格和美学特征。潮汕侨乡建筑面对“中西之争”在城镇和乡村表现出不同的文化抉择。前者更开放、更主动，融合性更强；后者相对保守，行动迟疑。这正好说明了潮汕侨乡建筑发展的不平衡性，说明了近代潮汕建筑进行理性选择和文化轻型的矛盾性、复杂性和艰难性。潮汕侨乡建筑的性格特征与商贸繁荣及从商心理有着直接内在的联系。潮汕建筑装饰艺术又形象生动地表现了潮人经世致用的商业意识和对闽南文化、海洋文化博采众长的开放融通品格。

五、现实建议

潮州市作为一个已有1600余年历史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近年来吸引了众多游客前往观光游览。为引客入潮，潮州市一方面对城内原有的一批省级重点文明保护单位开元寺、韩文公祠、古城墙等景区景点进行修缮改造，一方面又增建潮州八珍楼、潮州名茶馆、潮州商贸城等10个“休闲度假好去处”和“假日观光新亮点”。据了解，开元广场投资8600万元，韩文公祠一、二期工程投资3000万元。另外，还在一些新增景点，如百鸟长廊、神奇果园、明鸿山庄等等。这些工作目前已初见成效。

据潮州市旅游局统计，截至今年10月止，全市共接待海内外游客55.5万人，比去年同

－ 8 － 期增长19.8％；全市旅行社有组织接待海内外团队6796个，人数17.66万人，旅游业总收入8.15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3％。对潮州旅游今后的发展前景，潮州旅游局根据潮州自身的特点及文化特色，提出“全面建设古城风貌，积极开发建设新区，尽快把潮州建设成为一个具有古城风貌，侨乡特色旅游胜地的繁荣、整洁、文明、优美的新型城市”的建设要求。经过几年的名城建设，潮州恢复一批又一批的景点，使其风貌日新、风华重著。但潮州古建筑的修复开放，必须与潮州古民居文化的整理弘扬同步进行。希望我们这次研究能进一步推动着人们对潮汕文化了解、研究和需求热潮，从而发掘潮汕民居的内在潜力，加大对其修葺力度，保护先民留下的宝贵遗产。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古城的文化古迹将不断得到充分利用，我们应该依靠自身优势，开发旅游资源，使这座城市更富活力。那些扎根于潮汕大地中的传统艺术也将得到更好的保护。它将会以传统、完整的历史特色展现在世人面前！

进而言之，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文明建设的需要，考察研究古建筑历史文化及其艺术价值已成为当代人的一大课题，潮汕古民居经过千百年的演变，已不单单是简单的古民居，而是考古学家眼中的艺术品。不断创新发展的文化资源，始终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依托。一个失去文化依托的族群，是没有精神家园的“吉普赛人”，是注定要没落和没前途的。潮汕具有深厚的文化资源和文化积淀，这是潮汕重树形象、再创辉煌的重要支撑力量。因此，必须继承、发掘和发扬潮汕文化的优良传统，同时要坚持与时俱进的方针，不断丰富、充实和发展文化的内容和形式，探索文化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效途径和有机载体，始终保持潮汕地方文化的先进性和创造力，为潮汕的进一步创新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文化支持。“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对潮汕经济的振兴仍然有实际的意义。还有一些要争取、抢救的急切工作，像樟林古港的景观摄影、说明、编撰成为专著，其价值不在徽州等地之下，不要游移因循不前，过一些时候环境变迁，宝贵仅存的遗迹，归于澌减，岂不可惜！如饶平城内的古建筑、南澳及柘林的明代海防遗物与南明碑刻都应编写成为引人入胜的报告，对于目前尚存的文化遗产，做出有意义的整理工作。

【文献信息】

《潮汕文化源流》黄挺 《广东文化地理》司徒尚纪 《潮汕考古文集》陈历明编 《潮州日报》

《汕头都市报》 潮汕民俗网

战术星发展轨迹 篇3

目前，战术星已经发展为一个系列。其中，战术星-1由于两次发射都告失败，已决定不再发射。

2006年12月，战术星2由半人牛运载火箭发射升空，战术星2为全色成像卫星，其分辨率可达0.9米，它是由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专门研制的。它的质量达到300千克。为了降低成本和缩短研制周期，其成像系统没有采用造价1000万美元的传统方案，而是花2万美元买了1个0.5米的业余天文望远镜，然后在其基础上花200万美元设计并安装了一个彩色探测器，以大约9600线/秒采样，地面采样距离为0.9米。2007年4月，美国空军开始利用战术星2进行图像搜集，并在随后进行了多项试验。战术星2可与全球任何“通用数据链路”兼容的地面站直接通信，由战场指挥官直接控制。战术星2于2007年12月停止了运行。这次先期概念技术验证项目验证了快速卫星制造、发射和运行。在此次验证中，地面操作人员在90分钟内成功地向卫星分派任务和接收经过处理的数据，战术星2的试验证明，ORS概念在技术上是可以实现的。

美国计划在2008年和2009年分别执行战术星3和战术星4技术演示验证计划。从战术星3、4开始，都将采用新开发的通用卫星平台，以提高按需发射和快速反应的能力。

发展轨迹 篇4

进入20世纪之后,西方的科学让中国望尘莫及,在经过战败的教训之后,中国人深感中国之于科学的缺乏,于是对西方科学的学习趋之若鹜,在美术上则体现为学习西方的写实绘画。这种写实绘画中国人其实并不陌生,早在17世纪随着传教士利玛窦的到来,西洋画就已经传入中国,只不过当时尚属兴盛的清朝政府面对这种“几欲走进”的西洋画并不感兴趣,经过利玛窦、马国贤直至郎士宁等人的大力推介,中国在18世纪形成了一种中西融合的西洋风。这种西洋风的形成不仅体现在当时的绘画,而且还广泛地体现在当时的瓷器装饰中,甚至在江南地区的文人画中都可以看到,但油画始终并没有被完全接受。20世纪之后,中国人在反思中国文化的同时,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是缺乏西方的民主与科学。中国画应该学习西方的写实精神。因此,20世纪上半叶,对中国画的改良是在反传统的激进主义下产生的,与当时社会的转型密不可分。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中国画的改良从一开始就是社会改良的附属物。没有认识到中国画与西方油画各自的特点,把社会改良强加在艺术中,出现了急功近利的后果。

一、沉寂期

1949年之后,在文艺要为人民服务的呼声下,中国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建国初,国家提出了“改造国画”的要求。认为国画的文人画风格与“文艺为人民服务”并不相符,要求国画为人民服务,必须对其进行改造,实则是对封建传统的批判。在建国初期的几年中,年画、宣传画以及连环画得到了重大发展,原因是它们能够担负起为人民服务的重任,而传统的中国画所追求的清静高远的意境实非普通民众所需。因此在建国初期,出现了很多国画家进行年画、宣传画以及连环画的创作,他们或是将年画的技法融合到国画中,创造一种具有年画风格的国画,或是把国画的表现手法用连环画的形式表现出来,以此适应时代的需求。这些都出现在建国初期的大约三年内。可以说,此期的国画创作尚处于沉寂阶段,很多国画家不画国画了,认为画国画没有前途,甚至产生了消除国画的潮流。在当时的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更名为彩墨画系,可见当时对中国画的轻视。

二、转折期

1954年,情况开始转变,周扬公开发表讲话,要“发展民族艺术”,传统中国画当之无愧地成为最主要的画种。在这样的要求下,很多人又开始重新拿起毛笔画国画。但是如何发展民族艺术呢?这是摆在国画家面前的首要难题。其实早在1949年,江丰、王朝闻和蔡若虹就曾经发表文章指出,“新国画”首先要内容新,其次才是形式新。不能再画传统的高山流水、枯藤老树,不能再表现清冷古寂,而代之以表现人民生活、为人民所喜闻乐见题材。可以这样说,对“新国画”的要求在建国之初就已经确定下来,很多画家也在进行尝试,只是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民族艺术的重要性,而在1954年之后,国家开始重视国画,才会出现全国大规模的由官方组织的写生活动。为什么官方要组织国画家写生?一方面是由于新中国文艺创作是以现实主义作为创作原则的,所谓的现实主义,通俗的理解就是要真实地再现现实生活,在这样的创作要求下,画现实生活中的人,画现实的生活事件,就必然要求写生。中国画发展到明清之后,不再重视反映现实,画家们都躲在书斋中进行临摹,使得中国画虽然笔墨语言达到非常完备的程度,但另一个后果就是作品没有生气,与现实生活毫不相干,为了改变这种中国画的“传统”,发展出具有新中国特色的中国画,由官方组织画家进行写生势在必行。写生归来之后,从1954年开始,定期举办全国美展和全国国画展览,使得中国画开始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

随着写生归来,各种展览相继出现,在国画界出现了两股思潮。一股思潮来自年轻国画家,他们描写现实生活,表现普通劳动人民,展现祖国的新变化,但国画技巧却有待提高,他们对传统国画的笔墨知之甚少。另一股思潮则是来自传统国画家,他们的作品技巧精湛,但在表现现实方面却明显不足。这似乎代表了当时国画界存在的两种创作倾向。随着展览会的举办,引起了王逊和邱石冥在1954年关于国画创作接受遗产问题的论辩,以《美术》杂志为阵地,历时两年,前后大约有十来篇文章涉及到这一问题。王逊主张以西方的科学写实法为“活的方法”,应该以西法来改造国画,而邱石冥则认为学古与写实并不矛盾。两派论争到1956年,演变为对“虚无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双重批判。综观这次论辩,有几点非常引人深思。其一是到了1956年,国家的政策开始明朗化,政策的松动使文艺界艺术创作的自由空间加大,中国画在这样的情境下,开始思考自身发展的方向。其二则是国家从最初对国画的批判,如认为中国画不科学、中国画没有前途等,到50年代中期转变为对国画的重视,开始思考中国画如何在不抛弃传统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创作出民族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国画。1957年,北京画院成立,其宗旨即是研究传统中国画,允许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来培养国画人才。之后,也是在这一年,美术界的江丰被打成右派,继而潘天寿得到重视。江丰是从解放区进入新中国的画家,早年是左翼美术家的代表,极力倡导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进入新中国后,由于其政治主张和在美术界的地位,继徐悲鸿之后,他就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在他看来,中国画不科学,不能为人民大众服务,甚至改中国画系为彩墨画系,这已经引起了美术界众多国画家的不满,他们认为江丰是民族虚无主义的代表,与江丰主张一致的还有上面提到的引起1954年国画创作接受遗产问题讨论的王逊,同样王逊也被划为右派。1957年经过反右斗争以后,随着美术界领导的变更,国画界也随之而变,传统中国画被重新审视,潘天寿就任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院长,从此,中国画系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改变了建国以来“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的论调,以写生和临摹两种方式为国画教育的方式,同时改彩墨画系为中国画系。这些都为传统中国画如何创造出民族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中国画提供了条件。

三、低潮期

1958年的“大跃进”同样也席卷了国画界,当时国画界的反映一是把画画大,二是数量多。不求质量,难免会给这一时期的作品带来粗制滥造之感。据《美术》1958年第8期报导,北京中国画院热烈响应党的跃进号召,拟了五年规划,并提出“互相协作、互相比先进,敢想、敢干、敢画,五天顶上五个月,创作出大批为劳动人民喜爱的好图画”向党献礼的号召。从7月10到14日,全院23个画家苦战五昼夜,完成了一丈二尺的大画5张,中小幅的26张,献计献策114条,在献礼大会献出的是六张大画,其中两张山水画是描绘40万劳动大军修建十三陵水库的宏大场面和十三陵水库美化远景,四张花鸟画,一张象征12个社会主义国家紧密团结的《合颂图》;一张象征祖国在党的领导下的和平繁荣景象;一张《荷花群鹅》象征和平世界;一张表现我国增产的“农业大跃进”。此外,另据一份题为《浙江美术学院的创作热情》的报道说:“新作品一张接一张的产生,向党报喜的锣鼓声此起彼伏……创作方面据不完全的统计,全院师生391人,在两个月内共完成了十万件左右,相当过去四年创作总数的四十余倍。”[1]同时,中国画界大跃进还出现了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大量工农作品出现,专业画家进一步和群众业余画家结合。毛泽东提出的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已成为中国画家努力的目标。革命浪漫主义的口号助长了浮夸风的泛滥,“三结合”的创作方式成为大跃进期间广泛流行于文艺界的创作方式之一。这种创作方式在60年代逐渐成为创作的主要潮流。它否认个体化的创作方式,强调集体化创作,追求政治含义的鲜明和透彻,语言风格的热情和直白,“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专家出技巧”的创作方式越来越绝对化,违背了艺术创作的一般规律。“大跃进”对中国画的影响同样是负面多于正面,并没有使中国画的发展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四、繁荣期

1959年是文艺界取得丰收的一年,要庆祝建国十周年,国画界举办了建国十周年中国画展,大量的国画作品与观众见面,是对建国以来国画发展的大检阅。石鲁的《转战陕北》、傅抱石与关山月合作的《江山如此多娇》、于非闇的《丹柿》、叶浅予的《程砚秋在舞台上》、吴镜汀的《嘉陵江》、金道五的《十三陵风景》等众多优秀的国画都产生于此时,这也可以看出建国后,经过十年的探索,国画界终于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具有民族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新中国国画风格。人们看到,在建国初期“国画不能为人民服务”的论调已经站不住脚了,经过改造,中国画终于具有了新中国国画的特色。可以说,1959年出现的作品已经具有了新中国国画的突出特点。此时,还出现了“山水和花鸟能不能为人民服务”的讨论。赞成者认为山水和花鸟能够为人民服务,作为人民的娱乐需要,陶冶感情;反对者认为山水和花鸟是文人闲情逸致的产物,不能为政治服务。最后赞成者取胜。山水画和花鸟画与人物画一样同样可以为人民服务,只不过山水画与花鸟画在为人民服务这一点上是间接而不是直接的,是隐喻和象征而并非一目了然,山水和花鸟的题材不应只局限于传统的题材,瓜果蔬菜也应纳入其中。

在1959年的国画展览上,石鲁的作品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石鲁是从解放区过来的艺术家,在延安时期,他主要擅长创作一些木刻作品。新中国成立后,解放区原来的艺术家很少有人熟悉国画,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局面,解放区来的艺术家熟悉党的政策,但他们大多采用木刻,比如大家很熟悉的古元、李桦等,都是优秀的木刻家,他们在延安已经积聚了不少经验,但是却不太熟悉国画创作,因此国画在战争时期未能发挥其社会效力。进入新中国后,原来的国统区艺术家不熟悉党的政策,一时无法创造出具有新中国特色的新国画出来。石鲁则是一个特例。他虽然来自解放区,之前也很少从事国画创作,但在新中国成立后,他主动进行探索,创作了像《转战陕北》、《古长城外》等国画作品。由于石鲁本人并不是国画科班出身,因此在笔墨技巧上尚需改进,引起了当时美术界针对国画作品进行的讨论。不喜欢者称之为“野、怪、乱、黑”,不是国画;喜欢者则大力褒奖,比如当时的《美术》杂志就刊登了不少石鲁的国画作品,认为他是勇于创新、勇于开拓的优秀艺术家。以石鲁的作品为突破口,引发了60年代初一场关于国画创作继承和创新的讨论。这次论辩最后由王朝闻表明了姿态,认为石鲁的作品虽然在国画表现技法上不太完善,但其开拓创新的精神很可取,肯定了石鲁作品的价值。可以看出,国画经过建国后十多年的发展,在60年代初,论争的焦点仍然集中在传统的国画技巧与国画的内容创新上,这两者之间的矛盾的解决可以说是摆在“十七年”国画家面前最重要的课题。

“大跃进”和“反右倾”运动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促使国家在60年代初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采取了一系列比较务实的“调整”政策,它对中国画创作的带动是明显的。这时期出现的优秀中国画作品有陶一清的《平型关颂》、溥松窗的《大渡桥横铁索寒》、关松房的《密云水库》、胡佩衡的《翠岩春霭》、吴镜汀的《雪山运输》等。它们都体现出了建国以来中国画取得的成就。正如老舍所说:“几年前已经有人把汽车、火车、拖拉机等画入山水里。可是,那时候的作品似乎还只是抄写一些新的形象,一览无余,诗情画意略嫌不足。这次可不同了:在党的关切与领导下,画家们的政治热情逐渐与艺术创造结合起来,重视传统而不受传统的束缚,爱新事物而且勇于创造新的艺术境界,不仅从事抄录。这次有好几幅山水画已具弦外之音,使人看了之后,还去想象画中未尽之意,画外还有画。溥松窗先生的《大渡桥横铁索寒》与关松房先生的《密云水库》就是这样的作品。要搁在几年前,前者或以桥为主,后者或以水坝为中心,力求形似,一目了然。现在,前者着重地描画了大渡河的惊涛骇浪,而把铁索桥淡淡地放在后边。这就令人不难想象到当年红军远征时,奋夺铁索、抢渡激流的艰险与无比的英勇。画中淡淡的铁索,也正好烟横岭暗,作足那个‘寒’字。那幅《密云水库》也从水上设想,碧浪一湖,江山含笑,使人想象到灌溉之利,水产之富,看到明天的幸福。”[2]这段话很好地说明了中国画在此时的成就。

60年代前期,中国画在前段时间的努力下,仍然还是继续向前发展的。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大的创作原则下,60年代的作品更多带有革命浪漫主义的气息,革命圣地画和革命诗意画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人定胜天的浪漫情怀成为新国画的独特意境。具有代表性的有李可染的《万山红遍层林尽染》、钱松岩的《红岩》等。同时,这一时期还形成了几个地域性画派,比如以傅抱石为首的江苏“金陵画派”和赵望云、石鲁为首的“长安画派”,这种将各地景观与笔墨技巧结合在一起的创作手法,如果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将会取得一定成就,只可惜从60年代中期开始,政治形势再度紧张起来,各种政治运动层出不穷,在这样的情境下,国画家的创作思想又受到禁锢,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来临,一切都不得不戛然而止。

“十七年”中国画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建国初期的“改造国画”使国画家们顺应时代潮流,纷纷进行国画创新,在“时代变了,思想也不得不变”的号召下,他们走出户外进行写生,使国画摆脱了明清以来“笔笔要有出处”的弊端,走上了现实主义的道路,其中人物画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改变了宋元之后人物画逐渐衰落的趋势。“十七年”中国画成就确实是存在的,内容如何与笔墨技巧结合起来是此时期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众多画家都在朝着这个目标努力,但瞬息万变的政治环境使国画家们又不得不进行相应的转变,受到时代的影响,虽然在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下创造了革命浪漫主义的人定胜天的情怀、积极入世观念等具有新中国时代特征的艺术形式,但仍然受制于政治环境,最终,随着“文革”的到来,众多国画家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画笔,甚至受到了严重的迫害。因此,“十七年”中国画给我们的重要经验和教训是:艺术只有在自由的环境和空间中才能得到应有的发展,艺术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任何违背这一规律的行为无疑都会阻碍艺术的发展。

注释

1[1]《浙江美术学院的创作热情》,见《美术》1958年第10期。

物流的发展及其演变轨迹 篇5

一、物流意识的萌生与物流定义的演变

根据J・A・Lynn的著作记载，物流(Logistes)一词源于古希腊语(Logistike或Logistes)，后来演变成拉丁语(Logista)和法语(Logistique)，最后又落脚于英语(Logistics);另据R・H・Ballou的著作记载，物流(Logistics)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1844年。法国技术人员J・Depuit曾在自己的著书中强调重视供货管理功能，保持仓库保管与运输两者之间成本的均衡;19，约翰・格鲁威尔在美国政府的“工业委员会关于农产品配送报告”中提及配送的成本及其影响因素;此外，J・C・Johnson等教授在著作中谈到，19美国陆军少校C・D・Baker曾把物流(Logistics)称为：关于军队移动与供给的战争科学之一;R・H・Ball。u还在著作中介绍：19A・W・5・haw、1922年(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中西睦认为是19和1924年)F・E・clark等人也都从不同角度谈及了物流(Logistics)的重要性。但以上这些只能说明这一时期萌生了物流意识，对物流的概念和定义的认识仅属于初期阶段。

行业团体最早给物流(Physicaldistribution.简称PD)下定义的是美国市场营销协会(AMA)，时间为1933年。“物流是销售活动中所伴随的物质资料从产地到消费地的种种企业活动，包括服务过程”。美国另一个权威行业团体，美国物流管理协议会(NCPDM)对物流(PD)至少下了三次定义。1960年：“所谓物流，就是把完成品从生产线的终点有效地移动到消费者手里的广范围的活动，有时也包括从原材料的供给源到生产线的始点的移动”;1976年：“物流是以对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从产地到消费地的有效移动进行计划、实施和统管为目的而将两种或三种以上活动的集成。这些活动包括但不局限于顾客服务、需求预测、流通信息、库存管理、装卸、接受订货、零件供应并提供服务、工厂及仓库选址、采购、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退货业务、搬运和运输、仓库保管等”;1986年：“所谓物流，就是为了满足顾客需要而对原材料、半成品、成品及其相关信息从产地到消费地有效率或有效益的移动和保管进行计划、实施、统管的过程。这些活动包括但不局限于顾客服务、搬运及运输、仓库保管、工厂和仓库选址、库存管理、接受订货、流通信息、采购、装卸、零件供应并提供服务、废弃物回收处理、包装、退货业务、需求预测等”。，美国企业派物流的代表，著名的物流公司ExelLogistics对物流(Logistics)下了这样的定义：“物流是与计划和执行供应链巾商品及物料的搬运、储存及运输相关的所有活动，包括废弃物品及归货的回收利用。”

除了物流定义的演变以外，从各国行业团体英文名称的变化也能看出物流的发展变化轨迹。美国物流管理协议会从1963年成立到1985年更名，一直使用PD作为自己的名称，简称NCPDM，1985年下半年将原来使用的PD英文改为Logistics，简称CLM;加拿大物流管理协会从1967年到1992年更名，一直使用PD作为自己的名称，1992年更名时，把PD改为Logistics，该组织又进而改称为“加拿大供应链与物流管理协会”;日本的两大物流团体，日本物流管理协议会和日本物的.流通协会从1970年成立到1992年合并，也一直使用PD表示自己的团体名称，1992年合并，成立了日本物流系统协会(JILS)，其英文名称也由PD改为Logistics。

二、从物流英文用词的角度谈物流的发展变化

在物流的英文用词上，国外发生了上述变化，我国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上也有一些误解和困惑。实际上，PD即Physicaldistribution应译为物流，而Logistics不应译为物流，而应译为“后勤”或者“兵站”。但由于一些历史原因和现实发展物流的需要，为了减少麻烦或者因为约定俗成，我们不得不把Logistics也叫成“物流”。其实，最开始使用Logistics，主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战争期间，军队为了将武器弹药以及前线所需要的一切物资，包括粮食、帐蓬等，及时、准确、安全、迅速地供应给前线而研究出来的一种后勤保障系统方法。这种系统方法，实践证明十分科学有效，但其前提条件是不惜代价和成本。从二次世界大战前开始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家物流团体一直使用PD表示物流，而没有使用Logistics，英国物流管理协会(IPDM)1986年以前也使用PD，1987年才改用Logistics(ILDM)，世界各国统一使用Logistics表示物流是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近几年，供应链(SupplyChain)理论兴起。把物流囊括其中，国外一些物流团体开始将供应链加在自己的组织名称中。

三、物流侧重点的转移与物流的进步

物流(PD)开始阶段被企业认识，足因为其有助于销售，企业重视物流的目的是保证销售活动的顺利进行，当时的物流处于附属地位;后来发现物流不仅对销售有用处，还能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是“第三利润的源泉”，于是人们便把物流独立出来，加强管理，并把物流的侧重点从单一的促进销售，转到企业减少浪费，节约费用，增加利润上来;接着通过加大物流投入和注重物流管理，不仅节省了成本，增加了利润，还保证了服务质量，增强了企业竞争力，于是人们又把物流的重点移至“用户”：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进而认识到物流(PD)无论是范围和重点都已不适应时代的发展和企业新的经营环境，不得不把军队的后勤保障系统，即Logistics(物流)，引入企业经营中来，由此企业重视物流的侧重点也随之转变。把物流(Logistics)的地位由降低企业成本，提高服务水平，上升为企业生存发展的关键环节，把重视物流(Logistics)看作为企业经营发展战略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一切工作中的重中之重。然而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后，人们又开始感觉到，物流(Logistics)的作用在新经济环境中，还应该继续发展扩大，要把物流(Logistics)与供应链联系在一起，这样才能进一步释放物流的能量，企业才能在经济全球化中施展威力。90年代以后的世界经济，基本进入了第三产业时代，满足商品数量早已不成问题，而如何将生产出来的商品及时销售给消费者，尽快回收成本是主要矛盾，能解决这一主要矛盾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现代物流。后来人们又发现，仅有现代化物流还不够，必须有现代信息技术、资金后盾和商业机会支撑，只有把物流与商流、资金流、信息流有机地组合，使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乃至用户有机地组合，形成一个最佳、最优化的系统，即由多个环节组成一个有效供应的

“链”，才更有效、更保险。

中国跨国移民的发展轨迹 篇6

中国的跨国移民是国际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估算,目前全球的海外华人总数多达3700余万人,广泛分布于世界上136个国家和地区。 从国际迁移的角度看,在这一规模庞大的海外华人群体中,只有一小部分属于直接的国际迁移者,其余的绝大部分是国际迁移者的后裔,即华裔。华裔群体的形成与中国的跨国移民紧密相联,历史上的中国跨国移民导致了今日庞大的华裔群体的形成。

中国人移居国外的历史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在古代,向国外移民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逃避战争和灾荒迁入邻国,二是佛教僧侣出国求经或传教,三是派遣使者和经商贸易的商人,他们中的一部分留居国外成为移民。

中国人究竟是从什么时候有移居国外的,历来说法不一。据史籍记载和考古发现,自秦汉至隋代,中国通过陆路已与中亚、西亚和南亚的国家发生了密切的联系,经过海路与日本、南洋和印度等国有了交往。较早的移民有秦朝的徐福,他率众东渡日本；西汉初年卫满率领一千余人入朝鲜；汉朝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使我国同日本、朝鲜、中亚、西亚、印巴次大陆、斯里兰卡等邻近地区建立了联系。魏晋南北朝时,我国佛教迅速发展,许多中国僧徒前往中亚、印巴次大陆和朝鲜、日本。其中著名的有东晋的法显、南北朝的司马达,还有后来唐朝的玄奘、义净和鉴真和尚。

唐宋时代,一方面,由于航海技术的进步,造船业的发达,海外贸易的发展,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中国人移居海外者日益增多。另一方面,由于国内政权更迭和战乱,一些商人和难民避居国外,成为我国古代早期移民的主体。

元朝时,陆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畅通,一些僧侣、商人和征战将士因各种原因也留居海外,元朝的扫马到过欧洲,到过巴黎、罗马、日内瓦等地。

到了明代，郑和下南洋,“朝贡贸易”体制的形成以及“海禁”的开放,促进了我国向东南亚的移民。

明末清初,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移民海外的人数迅速增加,郑成功抗清失败后,东南沿海一带的一些居民也纷纷逃往海外。

中国的跨国移民历史渊远流长,根据学者朱国宏的划分,自秦至隋为中国海外移民的发轫期,唐宋元明为中国海外移民的自发期,明末清初为中国海外移民的过渡期。处于发轫阶段的中国国际迁移具有偶发性特征;隋唐以后,则自发性渐强;而在明末清初,已开始出现具有一定组织机制特点的群体迁移,为其后的大规模海外移民埋下伏笔。 这一划分,清晰勾勒出了中国古代跨国移民的发展史。总的来说,在古代中国人真正移居国外的人数并不多。据朱国宏统计,1949年以前,中国总共外迁的移民当在2000万以上,1840年前的中国外迁移民只占1/5,约400万人左右。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古代的跨国移民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移民。学者王赓武认为:在中国引进工业化之前,在农村社会,男人自愿离开家园,不仅是一种不忠的行为,也造成了家庭和乡村劳动力的流失。因此,所有离家或出国的迁徙都只是暂时的,否则,政府官员,甚至其家庭成员就会将他们视为流浪汉、逃亡者,是对社会秩序的一种威胁。由此,产生了“侨”或“侨居”的概念,这就是华侨含义的由来。

然而,跨国迁移的现象却是一个客观事实。因此,那些非自愿迁移的人,不管出自何种原因和动机离家未归者、在外安家落户者都被统称为移民。

真正意义上中国人大规模跨国迁移的高潮发生于近代。近代以来的中国国际迁移划分为两个时期,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1年清王朝崩溃为契约移民时期,以“苦力贸易”为特征,这是中国海外移民的高潮期;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自由移民时期,中国的跨国移民受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时断时续,这是中国海外移民的持续期。当然,这一划分不是绝对的,在这两个时期都伴有少量其他形式的跨国移民。

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清政府的腐败,农村经济的破产,人口的繁衍,许多人为了生存不得不流往海外。当时正值世界资本主义发展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掠夺殖民地和领地,急需劳动力去开矿山、修铁路、建种植园。他们直接或变相通过所谓“契约劳工”的方式,胁迫、诱骗、虏掠和贩运华工到东南亚、美洲和澳洲等地做苦力,由此掀起了第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潮。这些契约华工是近代中国人出国的主体部分。

据有关资料估计,自1801-1925年的120多年中,出国契约华工达300万人;另有学者统计,从19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初为华工出国的高潮期,此间至少有700万华工在世界各地。

19世纪末期,契约华工在国外的悲惨境遇引起社会公愤,“苦力贸易”受到限制。1911年清王朝崩溃,次年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颁文禁止贩卖猪仔,“苦力贸易”逐渐式微,开始进入自由移民时期。这一时期,国际上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国内也经历了国内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加上“三座大山”的压榨,民不聊生,形成了出国谋生的高潮。

除了一战时期由政府组织的赴欧参战的23万华工外(在欧战结束后,多数返国,只有少数人居留当地),从中国迁出的主体是自由移民,其中有一些是留学迁移。这些自由移民主要出自广东、福建、江苏、浙江、山东省沿海地区,多数是因为经济原因移居海外。1918-1931年,仅从汕头和香港出境的中国移民就有380万人。 这一时期移民多流向东南亚。1931年后,东南亚各国对华人采取严格限制的政策,华人移居东南亚的人数大减,并伴有大量的回迁,甚至一度超过外迁,主要是华侨回国参加革命。1935年以后,外迁开始超过回迁,1935-1937年间,由厦门外迁的移民每年达6万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外迁中止，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迁基本停滞。

学者朱国宏认为,在1949年以前的中国历史上2000多万外迁移民中,有一半是在高潮阶段迁出的,有1/3是在持续阶段迁出的,即1840-1911年契约移民期间,中国外迁移民总数达1000万人;而在1912-1949年自由移民期间,外迁移民数不低于600万人。也就是说,近代以来中国国际迁移的总规模在1600万人左右。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同国外的交往明显增多,移居海外的人数增加,再一次掀起了较大规模的移民潮(通常称新移民)。这些大陆新移民多为留学不归、家庭团聚,还有专业移民、投资移民、劳工移民等,并有一些非法移民,他们绝大多数是寻求自身发展的主动移民,均是自愿的,有些为了达到个人移民的目的,甚至不择手段,诸如偷渡等,即使有不自愿的移民也是极个别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移民,是当代世界人口正常的国际性流动的一部分。

新移民的移出地范围比近代中国人迁移海外更为广阔,但就规模移民而言,依然多在具有移民传统的沿海省份。关于新移民的人数没有确切的数字,但是近些年办理合法手续出国的约有10万人,有学者则统计，1978-2000年,大陆新移民约有110万人,大致占战后世界移民总数的3%。因此,可以肯定的是,新移民大约有一二百万人。据美国移民部门估计,战后迄今华人移民不超过400万。这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大陆新移民数量在华人国际移民潮中占很大比例。

百年语文教材建设的发展轨迹 篇7

一、20世纪前50年的语文教材建设:学科初立, 多种尝试

我国古代的语文教育, 从来没有专门设立“语文”一科。语文教育是集合了伦理道德、政治历史教育的综合性教育。直至1904年1月, 清政府学习西方学制, 颁布《奏定学堂章程》, 明确了中小学堂的教授分科, 并提出设“中国文学”一科, 才有了近代语文教材的萌芽。《奏定学堂章程》颁布以后, 官方一方面设立专门的机构编辑教材, 另一方面允许民间按官发目录自编教材, 送给官方审定后即可出版。这个阶段具有代表性的语文教材是《最新国文教科书》和《中国文学教科书》。其中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新国文教科书》是我国官方审定的第一套小学语文教材。这套教材的诞生, 既是新学制的产物, 又促进了新学制的推广和发展。它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摈弃了封建的纲常礼教, 注重吸收各种实用知识。在编写方法上, 它照顾到知识的逻辑顺序, 考虑了儿童的年龄特点, 各课都附有插图, 以引发学生的兴趣, 增强学习效果。之后国文科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开设起来。为了贯彻新的教育宗旨, 1906年国学保存会出版了刘师培编的《中国文学教科书》, 共计10册。它“以诠明小学为宗旨”, 次分析字类, 再讨论句法、章法、篇法, 及至总论古今文体, 最后编列选文, 这样的编法打破了历来是选文汇编的文学读本的成规。但是这个时期的教材全部是文言文, 选文分量很重, 难度较大。辛亥革命以后, 1912年教育部公布《中学校令施行规则》, 取消原有的“读经讲经”“中国文字”和“中国文学”的说法, 将其统称为“国文”。但是语文教材却大多承袭旧版, 没有出现很大变化。

我国自古言文分离, 用于教育的教材与实际生活严重脱节。人们意识到文言文这种语言形式与新教育内容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文言文已经成为近代教材发展的桎梏。出现在清末维新运动前后的国语运动, 提倡国语统一、言文一致, 目的在于打破文言文的束缚, 让普通民众能够自由地发表思想。裘廷梁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中建议“一切学堂功课书, 皆用白话编辑”。在国语运动的推动之下, 采用白话文编写的教材开始萌芽。南洋公学最早编写的《蒙学课本》《字义教科书》等都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口语、白话的形式, 以此来切合儿童学习的实际。但是, 清朝末年的白话文运动存在着改良主义性质, 加上袁世凯复辟, 重唱“尊孔读经”的老调, 白话文教材的发展遇到重重阻碍。直到“五四运动”前后, 提倡白话文的呼声日益高涨, 白话文语文教材的发展才再次出现转机。1920年, 教育部训令全国:“自本年秋季起, 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 先改国文为语体文, 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自此, 反映五四新文化新思想的白话作品逐渐进入中小学教材, 体现了民主教育精神。这个时期编写的教材, 有的把白话文作品、文言文作品汇集到一册, 也有的分编各册, 总的来说文言文的比重与清末教材相比减少了, 难度也降低了。此阶段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中学语文教材有沈星一编的《新中学古文读本》和《新中学国语读本》, 顾颉刚、叶圣陶等编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等。

抗日战争爆发前, 语文教材多由民间编写、政府部门只负责审查、学校自由选用。语文教材编制形成良性竞争局面, 教材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这个时期编制的语文教材基本属于文言文和白话文混合编排, 各种文体比例严格按照课程标准的规定。在编写体例上, 还诞生了新的教材体系, 即按文体、题材、作家、读写结合、融语文知识于范文等方式组织编排选文的单元型教材。这个时期比较通行的教材有孙工编写的《国文教科书》, 商务印书馆编撰的《复兴初中国文》和《复兴高中国文》, 夏尊、叶圣陶合编的《国文百八课》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 出现了教材编制、印刷和运输方面的困难。1942年, 国民政府取消一直沿用的教材“审定制”而改成“部编制”, 统一筹划和组编中学语文教材, 指定《国文教科书》为全国各中学统一用书。这部教材除了部分传统名篇外, 还收录了国民政府及其国民党要员的一些文稿和讲话, 把语文教材几乎编成了“党义”教材, 削弱了国文教育。与此同时, 解放区的语文教材建设取得了较大成就。1946年, 由胡乔木主持编制的《中等国文》是比较优秀的一套语文教材。这套教材以“语文的基本规律和主要用途”为主线, 凡6册, 每册编成6个单元“贯彻整体性原则”, “反映了编者对语文教学规律已有了基于整体观念和系统观念的正确理解”。[2]为之后新中国语文教材的编制建立了雏形。

二、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的语文教材建设:一纲一本, 归于一元

到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 语文教材发展由百花齐放的局面渐归于“一纲一本”的一元化语文教材格局。

新中国建国初期的小学所用语文教材是叶圣陶等以老解放区的“国语”课本为基础的修订本, 中学则是以老解放区所用的《中等国文》为蓝本修订的临时课本, 其课文都是白话文, 不分单元, 只有简单的注解和问答式的习题。1950年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 承担编辑出版全国通用教材的任务。全国中小学一律使用人教版的教材, 不再使用自编本。1950年6月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出的第一套全国通用的语文教材, 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语文教材几乎成了政治教材, 语文学科特点荡然无存。与解放前的课本相比, 其语文专业方面质量比较差———“小学识字量从解放前的3500字, 减为2800字;中学选文数量少;课文经典性因过多加入时文而有所减弱;文言文比例过低, 初中不选, 高中仅有32篇;各类文章杂乱地编在一起, 系统性不够强”。这一时期, 教育部正式把“国语”改为“语文”, 制定了《小学语文课程暂行标准 (修正草案) 》。自此, “语文”成为一个专有名词。

1956年下半年, 全国全面向苏联学习, 实行汉语、文学分科教学的改革实验, 诞生并试用了《初级中学课本汉语》《初级中学课本文学》《高级中学课本文学》三套语文教材。其中文学教材过分强调纯文学和文学史系统, 汉语教材则按照语音、文字、词汇、词法、标点、修辞的顺序编排, 过于繁琐, 对于中学生来说, 超过了其接受水平。整套教材忽视了一般读写能力的培养, 把中学的语文课变成了纯文学课、纯语法课, 这违背了语文的学科性质, 不符合基础教育的要求。到1958年, 由于受到政治上的干扰, 该教材被勒令停用。

随后, 在新教学大纲尚未出台的情况下, 人民教育出版社为适应当时“左”的思潮, 仓促编写了一套中学语文教材。此套教材有以下特点:一是选文总量少, 文言作品所占比例小。二是现代以来的作家作品基本不收, 鲁迅的除外。全套教材收录文章绝大多数为赞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时文, 以至于把语文课上成政治课成了普遍现象, 影响了语文教学质量。

到1963年, 教育部新制定《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 (草案) 》, 总结了建国以来语文教学的经验教训, 吸收了之前关于语文教学目的任务大讨论的积极成果。《全日制十二年制学校中学语文课本》依此而生。它作为新中国建国以来质量较好的一套语文教材, 以“工具论”为宗旨, 凸显了语文课程的性质和目标。在选文上, 进一步扩大了教材的选材范围, 加入了古今中外的优秀作品, 不再局限于文章的政治性, 而且更注重文章自身的艺术性, 这让不少选文成为日后中学语文教材里的经典名篇。在教材的编排上, 为了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 以此为主要线索, 组成了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体系。此外, 它还配合选文编写了知识短文, 按照训练要求编排各种习题, 加强阅读和指导写作。这套教材的出现, 推进了当时的语文学科建设, 而且为后来的教材编制奠定了基础。另外, 在十年动乱时期, 学校停课, 语文教学遭到严重破坏, 语文教材的建设是一个空白。

十年动乱结束后, 我国进入拨乱反正的恢复时期, 全国急需一套统一的语文教材。1977年, 教育部决定重新编写全国通用的语文教材。次年4月, 教育部颁布《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 (试行草案) 》, “其中关于以教学为主、因材施教、加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训练的精神, 促使中小学语文教学走上新的起点”。[3]同年, 《全日制十年制中学学校语文教学大纲 (试行草案) 》印行。1980年, 对1978年大纲中一些“左”的提法进行删改后又印行了第二版的《全日制十年制中学学校语文教学大纲 (试行草案) 》。它阐明了语文工具性与思想性的关系, 说明“语文是学习和工作的基础工具”, 思想政治教育则必须在读写训练中进行, 进一步强调了语文的工具性。在教材编排上只强调读写训练为单一线索, 不需要兼顾思想政治教育。这些都为语文教学的的健康发展铺平了道路。人民教育出版社据此编写了通用语文教材, 初中6册, 高中4册, 从1978年开始使用, 在此后20年经历过3次修订, 不断完善, 在语文学科建设史上居功至伟。在编辑全国通用的合编型语文教材的同时, 人民教育出版社从1981年起根据《全国六年制重点中学教学计划 (试行草案) 》, 开始编写分编型六年制重点中学的教材。这是继1956年语言、文学教材分编实验之后的又一次尝试。尽管它未能在全国全面实行, 但是其改革意识和具体编制方法还是为后来九年义务语文教材的编制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打下了基础。

三、新世纪以来的语文教材建设:多纲多本, 走向多元

改革开放到20世纪80年代末, 语文教材的编制摆脱了政治因素的干扰, 开始注重语文学科自身的发展。1986年, 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成立, 重新采用20世纪前期通行的教材“审定制”, 结束了长期以来中小学教材大一统的格局, 语文教材又一次迎来百花齐放的时代。这一时期, 在国家教育委员会的规划下, 共出版了人教版 (2套) 、广东版、四川版、北师大版、河北版、上海版、浙江版等8套小学语文教材, 以适应各地区的需要。而中学语文教材除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之外, 也还有其他地方性的实验教材。再到2001年, 教育部颁布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 (试行) 》, 新一轮的课程改革在全国全力推行。同年7月, 《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实验稿) 》问世, 反映了全新的教育理念。为了配合新课程标准的实施, 一些出版社组织编写了相应的语文教材。在此基础上编写的语文教材, 更新了旧的知识观, 整个教材体系从“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方面来构建。至此, 语文学科的独立性开始确立, 语文教材建设也开启了新的航程。

以苏教版初中语文教材为例, 该教材确立的六个编写理念是:“一是以人的发展为本, 面向全体学生, 全面提高学生语文素养, 为学生终身学习、发展奠定基础;二是尊重语文教育的客观规律, 体现民族语文的特点;三是坚持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既注重丰富语文教材的人文内涵, 重视对学生精神领域的深广影响, 又注重科学而严格的读、听、写、说语文基本技能训练;四是加强整合优化, 将知识技能、情感态度、价值观融为一体, 不断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构建全方位开放的语文综合实践系统;五是确认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 教材设计要能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主动意识, 有助于学生自主独立学习, 在自我构建的过程中获得能力;六是压缩课本体积, 扩大教材容量, 开拓语文学习资源, 既要减轻过重的学习负担, 又要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这六个理念是实验教材的灵魂, 也是实验教材的理论支柱, 它使教材的中心价值发生根本转移。”[4]该套教材以学生语文学习方式的转变为目标, 在内容上注重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统一;在结构上围绕单元主题, 把听说读写、综合活动和专题等加以优化整合, 看重语文教材的整体性。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 中小学教育逐渐由“一纲一本”到“一纲多本”再发展成为“多纲多本”。目前, 除全国统一使用的课程标准外, 作为全国课程教材改革先行试验区的上海和浙江还推出了具有地方特色的课程标准和学科教材。

回首百年语文教材的建设, 其发展轨迹为学科创立初期探索性的多元尝试到“语文”定名后大一统的归于一元, 再到改革开放时期的走向多元, 总的趋势是从不成熟的尝试多元到较为成熟的走向多元, 这体现了“多元化”是语文教材建设的必然趋势。在多元化的格局下, 语文教材的建设在价值取向上有下面几个方面的趋向:教材人本化, 追求以人格为本位, 而不是以知识为本位。教材活动化, 注重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教材生活化, 致力于与学生的生活相联系, 教材内容既源于事实生活, 贴近日常生活, 满足学生现实生活的需要, 又着眼于学生今后生活发展的需要。教材科学化, 既遵循语文学科的知识逻辑, 又遵循学生发展的心理逻辑, 并力图将二者结合起来。

参考文献

[1]李杏宝, 顾黄初.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7.

[2]刘占泉.汉语文教材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3]王文彦, 蔡明.语文课程与教学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医药产业的发展过程与成长轨迹 篇8

描述一个产业的成长过程, 常常采用对一国该产业若干年来的发展数据加以观察的纵向研究方法。但这有两个不足: (1) 所采用的足够长的历史数据无法得到, 无法描述一个产业长期的成长发展过程, 尤其是医药产业。 (2) 即使能够得到某个国家较长时期内的历史数据, 一个国家的医药产业发展过程也未必能典型地代表大多数国家医药产业所应遵守的规律。因此, 产业成长发展的过程通常不适于采用纵向数据进行描述, 大多数研究采用的是横向研究方法, 即截取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复数国家同一时点医药产业发展的截面数据, 来拟合该产业在不同经济发展时期的成长轨迹[1]。

钱纳里等人的研究经验表明, 截面数据的结果反映了经济结构的长期调整趋势;库兹涅茨的研究也证明20世纪50年代跨国截面模型与历史增长模型间存在相似性;系统分析理论中的遍历性原理, 则从统计理论上对横截面比较分析的可行性给予支持, 借鉴该理论, 如果产业成长有一定的规律, 对一个国家某产业充分长的时间发展轨迹研究与对足够多国家该产业的横向截面比较研究结论是可以互相借鉴的[2]。

医药产品由于其对人类生存和健康的特殊作用, 很多国家都对其实施严格的监管, 在大多数国家, 由政府控制医药行业准入, 因此, 各国医药产业受其他国家的影响较一般消费品行业要小[3]。此外, 产业生命周期理论显示, 市场需求是决定产业生命周期的原动力, 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医药产品市场需求的最基本决定因素。因此, 医药产业与多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截面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产业发展的变动趋势[4]。

一、医药产业成长与经济发展

1. 医药市场销售与GDP总量

根据《世界医药通鉴》 (2000—2003年, 上海数图医药科技公司编制) 相关数据, 本文选择世界35个国家或地区2002年的医药市场销售额与GDP数据, 采用横截面研究方法, 分别研究医药市场销售额与GDP总量、医药市场销售增长与GDP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

由于美国和日本的总量数据数值很大, 为了得到更好的拟合效果, 分析中将这两个国家的样本数据剔除。EXCEL表格软件分析的观测性结果如图1所示, 医药销售额与GDP总量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 呈近似线性关系, 可对其进行线性回归分析。

假定GDP以外的其他因素为随机干扰项, 以医药市场销售额 (用Y表示) 为被解释变量, GDP为解释变量, 建立医药市场规模随GDP变动的回归方程, 描述医药产业发展状况。用SPSS软件进行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5]:

用方程表示:Y=1.981+0.010X

分析结果表明, 医药市场销售额与GDP之间存在着高度正向相关关系, 相关系数为0.958。其中, R 2为0.918, 调整后的R 2为0.916, 方程较好地解释了变量之间的关系。t值较大, 方程通过了显著水平1%的t检验, 具有统计意义。

根据回归方程, 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 GDP每增加1 000亿美元, 医药市场的销售额将增加10亿美元。医药市场销售额与GDP总量之间的相关分析体现了两个变量之间的长期稳定趋势, 变量之间正相关表明, 医药产业是一个处于不断上升的朝阳产业, 随着经济发展, 医药产业将以一个接近直线斜率的比率进行扩张[6]。

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医药市场规模与其经济增量之间的比例明显小于样本国家中的总体水平, 2002年中国医药市场销售额占GDP总量的0.493%, 远低于1%的样本平均水平, 中国的医药市场远未得到应有的发展[7]。

2. 医药市场增长率与GDP增长率

医药市场增长率与GDP增长率指标是相对指标, 它较敏感反映了各种因素影响。为尽可能减弱短期波动性影响, 同时考虑经济增长对医药消费的滞后影响, 下面分别选择2002—2003年医药市场平均增长率和2000—2003年GDP平均增长率两个变量进行相关分析 (参见表2) 。

根据上述数据, 分别计算上述国家和地区的医药市场平均增长率和GDP平均增长率, 其中, 阿根廷和埃及两个国家的数据异常, 将其剔除。医药市场增长率与GDP增长率趋势图显示, 医药市场的增长明显高于GDP经济增长。大多数样本都显示出这样的特征。其中, 阿根廷由于2000—2002年的经济危机使得医药市场销售大幅度下降。埃及镑在2001和2002年间进行了一系列贬值, 使得其对美元的汇率一度下跌了40%, 因此用美元衡量的埃及医药市场表现为大幅度负增长 (参见图2) 。

医药产业关系到人们防病治病, 是生产生活必需品的行业, 基本上不受经济波动的影响。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对药品质量、品种、数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 在世界范围内, 医药产业是一个兼具防御性和成长性的行业[9]。从一个国家范围来看,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较高的需求收入弹性 (据测算, 医疗保健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为137%) 和较低的需求价格弹性, 在国家经济处于景气周期时, 个人收入增长将拉动个人药品需求增加, 医药产业快速增长;反之亦然。医药产业受经济经济波动影响较小而表现出的稳定增长特征与产业增长总体上高于经济增长速度特征同时并存[10]。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5》、《世界医药通鉴》相关数据整理所得[8]。

二、医药产业的成长轨迹

产业生命周期理论揭示:特定产业由于经济增长、社会主体需要的变化和技术上为新的产业技术所代替等原因, 必然经历形成、成长、成熟和衰退等发展阶段, 对产业发展不同阶段特征主要通过市场中厂商数量的变化、产业增长速度变化、市场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变化等方面进行描述[11]。

人均GDP常常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35个国家人均GDP数据的顺序排列形成了经济发展水平由低到高的序列变量。医药市场增长率可以作为一国或地区医药产业增长速度的替代变量, 因此, 医药市场增长率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特征可以用来描述一定时期内医药产业成长的阶段性特征和基本轨迹[12]。

根据经济发展水平, 医药产业发展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当人均GDP低于2 500美元时, 医药产业将会保持高速增长的特征, 而当人均GDP处于2 500美元~5 000美元之间时, 医药产业发展将会放缓, 当人均GDP超过5 000美元以上, 科技的开始腾飞和广泛应用, 加之人们健康意识和理念开始普遍确立, 医药产业又将长期保持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发展[13]。

医药市场增长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表明, 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处于较低水平, 医药产品作为满足人们最基本需要的产品, 具有很低的价格弹性和较小的波动性特征, 同时, 经济相对落后的状况使得这些国家和地区由于卫生保健基础差、疾病防治手段有限, 人们观念陈旧落后, 人口普遍呈现较高速度的增长, 这些因素都会刺激医药保健方面的需求, 推动医药产业高速增长[14]。

但是, 人均GDP处于2 500美元~5 000美元之间时医药产业发展将会放缓的结论可能会令人费解。其中可能有样本数据存在一定程度的偏颇所至, 但是其间的一些必然方面也是值得深究的。

经济发达国家的医药产业总体上保持平稳快速增长的态势。在人们的基本保障得到较好满足以后, 健康保健方面的需求开始迅速上升, 从而促进医药产业高速增长。但是, 具体样本分析发现, 部分国家如日本,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2002年人均GDP达到31 313美元, 其医药市场的增长率很低, 1990—2000年, 当美国以年均12.2%的增幅增长时, 日本的年增长仅为1.3%。可见医药市场与其他市场的重大不同, 经济发展对其影响比其它市场要小得多。

我国增值税改革发展轨迹分析 篇9

我国增值税发展过程中的四次重大改革, 发展特点如下:一是增值税改革的步伐逐渐加快。增值税税收收入占我国税收收入的比重最大, 增值税制度的设计会直接影响广大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和税负公平, 鉴于增值税在我国税收体制中的重要性, 使得它的改革步伐快于其他税种, 间隔时间从最初的14年发展到如今的3年。二是改革的步伐是不断朝着税收中性的方向靠拢的。1979年引进增值税后, 我国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只局限于部分行业和部分环节, 这种不规范的增值税制度显然是缺乏中性的;随着1994年我国分税制改革, 增值税制度逐渐规范和完善, 建立起符合生产型增值税类型特点的增值税制度。对全部的外购固定资产所含税额不允许抵扣, 使得这一阶段增值税虽然趋近于中性, 但并非完全中性;2004年开始实施的增值税转型构建的是不完全的消费型增值税, 对外购不动产等固定资产所含税额不允许扣除使得这样的制度仍非中性;扩大增值税征税范围, 完善增值税抵扣链条是自2012年开始的“营改增”改革的重要目标, 当社会经济的所有领域都囊括在增值税征税范围之中时, 只要辅以良好的税收征收管理、规范减免税优惠设置, 这样的增值税制度就可称为是中性的。

一、我国增值税制度改革发展运行轨迹

(一) 初期不规范的增值税 (1979—1993)

新中国成立伊始, 物价飞涨的经济形势仍未改变, 国家百废待兴, 尽快恢复经济需要税收的强力保障。随着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为适应公有制经济的需要, 我国将分布于工商业中的商品流通税、劳务税、契税、农业税合并为工商统一税, 并对国营企业的利润实行统收统支。

为了适应改革开放需要, 解决工商税制与经济体制不相适应问题, 消除工商统一税道道征税、重复征税的弊端、公平各种所有制企业间税负, 我国借鉴国外优良工商税制, 从1979年开始引进增值税。随后结合国营企业“二步利改税”改革, 我国将原工商统一税划分为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和盐税四个税种, 增值税的征税范围不断扩大至31大类产品, 至此, 具有中国特色的不规范的增值税体制宣布确立。

为什么说这段时间的增值税体制是不规范的, 因为当时的增值税基本上仅对部分工业产品以及工业企业的生产环节征税, 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税基各不相同, 不交叉征收。此外税率档次较多、扣税机制不够健全等情况, 都使得改革开放初期的增值税制度离国际通行的增值税制度还有一段差距。由于其税基过窄、产品重复征税严重, 税种税制复杂等问题, 使其离税收中性的要求相距更远。

(二) 中期生产型增值税 (1994—2003)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 对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更加明确, 按照“统一税法, 公平税负, 简化税制, 合理分权, 理顺分配关系, 保障财政收入, 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税收体系”的指导思想, 国务院决定建立分税制财政体制。分税制以后的增值税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特点。

1.征税范围遍及工商业主要领域, 包括货物的生产、批发、零售、进口以及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征税范围虽然未覆盖社会经济生活的全行业, 但较之初期的增值税征税范围已是拓宽许多。

2.生产型增值税。对外购固定资产所含税额的处理, 分税制以后的增值税是不允许在销项税额中抵扣的, 这是典型的生产型增值税, 是非中性的税制。

3.财政收入职能充分发挥。分税制以后的增值税属于中央税, 由于生产型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少、税基宽, 因此在实施了生产型增值税后中央财政收入增长显著。我国实施生产型增值税十年间只有2001年企业所得税的贡献率超过了增值税的贡献率, 其余期间增值税对税收收入的贡献率都是最高的。

4.多档增值税税率。分税制改革后, 增值税基本税率确定为17%, 并辅之以13%的低税率, 针对部分产品实施6%和4%的简易征收率, 对出口商品实施零税率;针对小规模纳税人从区别征收6%和4%的征收率统一为3%的征收率;如果算上针对废旧物资10%的抵扣率和7%的货运发票抵扣率, 这一时期的增值税税率档次多达7档。

21世纪初, 我国经济高速发展, 财政收入压力减轻, 由于对外购固定资产已纳税额不允许抵扣造成了重复征税问题, 进而扭曲了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造成产业结构失衡, 因此, 增值税转型是21世纪第一个十年增值税制度改革的主题。

(三) 近期不完全的消费型增值税 (2004—2011)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自2004年起, 我国开始了分阶段分区域不完全的消费型增值税试点转型进程。如图1所示, 我国从2004年7月开始分区域分阶段实施消费型增值税以来, 由于进项税额抵扣增加, 使得增值税收入占税收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 而增值税增长率也呈波状下降态势, 尤其2009年在全国实行消费型增值税使得增值税增长率急剧跳水, 仅为2.69%。可见, 消费型增值税对消除重复征税的效果显著的。

(四) 当前“营改增”的增值税 (2012至今)

“营改增”就是将征收营业税的项目改为征收增值税, 我国从2012年起分步骤、分行业、分区域开始试点推行“营改增”, 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点实施“营改增”的增值税改革, 笔者认为有以下三点原因。

一是由于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与生产经营密切相关的行业仍属于营业税, 使得转型后的消费型增值税并不完全。

二是我国的营业税制度实行道道征税、重复征税的征收方式, 计税依据为营业额全额, 成本、费用一般不作扣减, 使得这部分价值重复计入每一环节的营业额中道道重复征收营业税。

三是我国的增值税制度和营业税制度按照并行实施, 不交叉征收的原则, 增值税应税项目包括销售、进口货物以及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 营业税应税项目包括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现代服务业以及转让无形资产和销售不动产。显而易见, 从全环节看待现代商品经济发展, 一项经济业务往往既涉及增值税应税项目又涉及营业税应税项目, 那么对于增值税纳税人来说外购的营业税项目所含营业税额难以在税前扣除, 而对于营业税纳税人的应税收入中既包含以前环节征收的营业税还包括增值税, 重复征税问题涉及到的是全体流转税纳税人。

因此, 自2012年1月1日起首先在上海市就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实施“营改增”试点。其中交通运输业包括陆路、水路、航空和管道运输服务, 部分现代服务业包括研发和技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文化创意服务、物流辅助服务、有形动产租赁服务、鉴证咨询服务, 简称“1+6”。

区域试点范围的扩大。自2012年8月1日起到当年底, 将试点范围从上海扩大到北京市、天津市、江苏省、安徽省、浙江省 (含宁波) 、福建省 (含厦门市) 、湖北省、广东省 (含深圳市) 8省市。2013年8月1日起, “营改增”在全国范围内推开。

行业试点范围的扩大。自2012年8月1日起, 广播影视服务业被纳入“营改增”试点, 部分现代服务业范围得以扩大, 由“1+6”变成“1+7”。自2014年1月1日起, 铁路运输业和邮政服务业纳入试点。至此, 交通运输业全行业征收增值税, 部分现代服务业扩至8项, 简称“1+8”。

二、我国增值税制度设定的分析

世界各国在实行增值税的过程中普遍遵循以下原则:普遍征收原则、税收中性原则、公平竞争原则、简化征收原则, 上述四项原则可合并为一项, 即税收中性原则。税收中性理论所要求的就是对社会经济产品普遍征收, 公平产业间、企业间税负, 降低税收成本, 促进市场有序竞争。

我国的增值税制度在坚持税收中性原则的基础上持续改革, “营改增”中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完善增值税抵扣链条是增值税税制改革的一部分, 选择合适的增值税类型、创建合理有效的税收征管模式是重要的另一部分。

(一) 构建收入型增值税

收入型增值税是最能体现税收中性的增值税制度类型, 较之于现行的消费型增值税制度, 我国未来增值税类型的选择应该尽量倾向于收入型增值税, 原因分析如下。

一是收入型增值税的法定增值额等于理论增值额, 而消费型增值税的则不相等。增值额等于生产过程中运用各种生产要素生产最终产品所创造的价值, 生产要素既包括劳动力, 也包括用于生产创造产品价值的资产。由于固定资产可以长期使用持续创造产品价值, 因此固定资产成本计算方式也呈现出特殊性。收入型增值税对外购固定资产所含进项税额采取每期按其折旧额在销项税额中扣除, 完全符合增值税计税原理, 既消除了重复征税又没有扭曲市场中的资源配置, 是最中性的增值税类型。而消费型增值税允许将外购固定资产所含进项税额在购入时一次性扣除, 使得法定增值额小于理论增值额, 虽然不会产生重复征税, 但会影响市场中的资源配置, 可能造成固定资产过度投资, 从这个角度看消费型增值税不够中性。

二是收入型增值税在税收征管上可以实现。业界认为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实行增值税的国家选择消费型增值税而不是收入型增值税的原因, 是目前主流的增值税计税方式是采用“以票扣税”, 即纳税人凭取得的进项税发票抵扣销项税额, 故采取收入型增值税的国家很少。笔者认为我国现行的税收征管方式可以超越上述的限制。首先我国增值税的计税方法并非完全凭票扣税, 当增值税纳税当期的销项税额小于进项税额时, 多余的进项税额作为留底税款在以后销项税额中继续扣除。也就是说待日后实际抵扣这笔进项税额的时候, 其实已经没有凭借当期的增值税进项发票抵扣了。因此, “凭票扣税”并不会限制我国增值税的抵扣机制。第二, 当期固定资产折旧额的确定有法可依。“凭票扣税”的问题解决了, 在计算外购固定资产当期折旧的进项税额时, 可以结合企业所得税成本管理, 采用发票法和账簿法相结合的计税方式, 以此确定进项税额。

三是收入型增值税组织收入能力更强, 可以缓解因为实行消费型增值税而带来的税收收入下行压力。如前文所述, 不论是税收中性理论还是增值税税收制度, 对它们的讨论都必须在“收”这个大前提下进行。因此, 在进行增值税类型选择时, 组织收入能力的大小是首要考虑事项。增值税的税收收入在我国收入比重中占比最大, 高达32%, 增值税税收收入的变化直接会影响税收收入总额的变化。

因此, 不论是从理论最优角度、存量问题角度或是征管可行性角度还是组织收入角度, 收入型增值税都应是我国未来增值税选择的重要类型之一。

(二) 增值税征收范围扩大

根据税收中性理论, 增值税税基的大小直接反映其中性程度, 增值税征收范围越大、税基越宽, 其所产生的税收额外负担越小, 税负越公平。因此, 增值税的中性属性, 只有在税基足够宽广, 最好能涵盖社会经济所有领域的情况下才能充分体现出来。

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营改增”试点改革就是在不断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 将原来缴纳营业税的应税劳务、服务以及其他项目改为缴纳增值税, 最终实现营业税全面改为增值税, 实现增值税对我国境内所有经济业务的全覆盖。目前的“营改增”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试点改革已将“1+8”个行业纳入试点范围。按照与生产经营密切相关的原则确定扩围顺序, 笔者认为接下来应将建筑安装业、转让无形资产和销售不动产并入增值税征收范围;待条件成熟时再将消费性服务业、文化体育业和娱乐业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将世界上公认的增值税改革中的难点金融保险业留至最后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

生产性服务业如交通运输、建筑安装、鉴证咨询等服务由于与生产经营密切相关, 纳入增值税征税范围既可以降低企业税负又可以促进社会产业化分工, 提高经济效率;而消费性服务业如娱乐业以及旅店、饮食、旅游等服务业与生产经营关系甚微, 经营成本主要由人工费构成, 纳入增值税征税范围不可避免会使得这部分纳税人税负增加, 因此消费性服务业的扩围工作应更加慎重。此外对于公共性服务业如教育、文化、宗教等服务项目也是扩大增值税征税范围的难点。

(三) 增值税税率设定

税收中性理论对税率的要求是档次越少越好, 这样既有利于公平税负, 又便于纳税和征管。然而由于社会经济业务的差异性, 使得不同类型企业参与到国民经济中的程度不一样。

生产性服务业由于与生产经营活动密切相关, 上下游产业众多, 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既可以从上游产业获得相对丰富的进项税额, 又可以给下游产业提供丰富的进项税额, 因此在税率设计上可以在参考原营业税税负的基础上, 尽量靠近增值税标准税率设计“营改增”后的增值税税率。下面以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为例阐述生产性服务业增值税税率设计。

消费性和公共性服务业与生产经营活动相关性不如生产性服务业紧密, 经营活动往往直接面对消费者, 而运营成本主要是由员工工资和固定资产成本构成。员工工资是不能抵扣的, 而外购固定资产所含进项税额抵扣由于增值税类型的选择难以完全, 若增值税税率提高明显而进项税额抵扣不足的话, 消费性和公共性服务业的实际税负将显著提高。税率增长幅度不大, 加上对进项税额的抵扣, 企业实际税负较之于营业税税负其实是降低的。

(四) 增值税减免税设定

税收中性要求尽量减少增值税的减免税规定。过多、过滥、范围过宽的减免税优惠设置必然会阻断增值税抵扣链条, 造成免税行业和征税行业税负不公, 导致偏离中性。因此, 世界各国在增值税发展的过程中都提倡缩小和控制减免税优惠范围, 对于一些确实需要减免税的产品和服务, 如农产品、生活必需品和公共品等, 可以由直接免税改为“先征后退”、“即征即退”等办法, 允许免税纳税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交纳增值税税款, 然后根据一定比例将已纳增值税税额退还给免纳纳税人, 这样既对特定纳税人实施了减免税优化, 实现了宏观调控目的, 又不会阻断增值税抵扣链条, 保持了增值税的中性。

三、关于我国增值税制度的建设性意见

以税收中性理论为指导我国增值税制度的发展经历了初期不规范的增值税、中期生产型增值税、近期不完全的消费型增值税和当下“营改增”的增值税四个阶段, 随着“营改征”范围的逐步扩大, 增值税制度将逐步覆盖社会经济生活的所有领域, 因此如何发挥增值税制度的优越性, 提高增值税征管效率, 降低增值税征管成本事关国民经济的健康平稳运行。

一是创新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在目前增值税“凭票扣税”的计税方法基础之上, 增加“凭账扣税”计税方法, 既发票法和账簿法相结合。在账簿法计税方式下, 增值税专用发票中记载的增值税额并非当期进项税额抵扣的唯一依据, 这也就为解决固定资产折旧和无形资产摊销, 实施收入型增值税提供了管理途径。同时, 要强化免税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管理, 做到既满足特定纳税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正常需要, 而又不发生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国家税款的行为。

我国数字图书馆发展轨迹研究 篇10

一、数字图书馆的概念及意义

尽管“数字图书馆”这个名词在当下炙手可热, 在国内外的研究建设如火如荼, 但其概念却始终没有一个较为统一的描述。 但根据我国学者的观点, 可以总结为:“所谓数字图书馆就是以以人为本用户至上为宗旨, 以海量有序的数字信息为基础, 以网络传递、分布存取、电子商务管理为依托, 实现了不受时空限制、智能全准检索、全球资源共享的大文化系统。 ”[1]

现在的社会网络迅速发展, 巨量的信息在社会中传播, 计算机等传播工具的发展更为人们提供了便利。 数字图书馆产生及发展正适应了这个社会的需要, 同时也造福于社会。

二、中国数字图书馆的发展轨迹

20世纪90年代中期, 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院校在全国率先展开了数字图书馆的研究。 数字化图书馆相关的研究文献自1995年也开始出现。 这段时间, 是我国数字化图书馆的准备时期。

据中国数字图书馆所发布的资料所载, 自1997 年至1999 年 “ 中国试验型数字图书馆 (CPDLP) 项目”开始推行, 这标志我国数字图书馆建设进入到了试验阶段。 1998年至2000年, “知识网络-数字图书馆系统工程” 开始建设, 为中国数字图书馆建设奠定了基础。 2001年“中国科学院国家数字图书馆”开始建设。 2002年12月“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也开始实施。 从此, 中国数字图书馆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

国家大力号召进行数字图书馆建设后, 地方上的图书馆和全国各大高校也开始了积极的实践。辽宁省图书馆走在了其他地方图书馆建设的前面, 数字图书馆工程较早实施建设。1996年北京图书馆也开始了馆藏文献的数字化, 为实施数字图书馆提供了先决条件。 上海图书馆于1997年启动“数字化工程”。

而与此同时, 我国民营高科技企业也进入到这一领域的研究与建设之中。北京世纪超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于1997年创建了超星数字图书馆。这是国内首家以图像存储为主的数字图书馆, 标志着民营高科技企业开始进入这一领域的研究与建设。

三、发展轨迹的特点及原因

我国数字化图书馆的发展轨迹呈现出新的特点。 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 起步晚, 发展快

我国在1990年才开始着手研究一些国外数字图书馆的建设, 而美国于1990年就启动了全方面的跨部门数字图书馆发展计划。为何在现代图书馆数字化建设方面落后于国外呢?首先要从图书馆发展所必经的三个阶段谈起。“ 图书馆的发展从古到今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传统的图书馆。第二阶段是自动化图书馆。 第三阶段是电子图书馆。 ”[2]其中第二个阶段说提到的自动化图书馆, 是使用计算机以及图书馆管理系统相结合的方式, 使用户可以通过图书馆公共目录和情报检索系统来查询书目和和文献信息。 20世纪70年代, 我国处于“文革”动乱时期, 整个图书馆研究几乎处于瘫痪状态, 我国的图书馆自动化运用从那时起就与世界发展脱节了。第三阶段电子图书馆是建立在在自动化的基础之上的, 并且“促成电子图书馆的形成必须有基础性的因素作保证, 即: (1) 高性能低价格计算机; (2) 使用方便; (3) 向多媒体发展。 ”[3]仅仅第一条 “高性能低价格计算机” 在我国20世纪末便是很难实现的。故我国关于数字化图书馆的研究和建设起步较晚有着客观的原因的。但从1997年到2002年间, 中国从开始着手准备数字图书馆的兴建到实质性的操作阶段仅仅用了五年时间, 发展又不可谓不快。并且, 我国“数字化图书馆的研究在本学科较为规范, 研究内容逐年深入”[4], 呈健康稳定态势。

(二) 中央建设, 全国开花

所有的国家数字图书馆项目都需要极大的金钱的支持, 而在建设此项目上, 基本上各国都是积极的出钱出力。我国政府在数字图书馆建设上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物理, 中国数字图书馆项目计划之初便是由中央政府提出并出资的。中国地方图书馆也在切合自身实际需要研究发展数字化图书馆的建设, 如上海图书馆和辽宁图书馆。 这些地方图书馆, 都为数字化图书馆的研究和发展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和贡献, 这是在吸取20世纪70年代落后的教训的基础上呈现出这一的特点的。 并且在国内, 数字化图书馆领域出现了民营高科技企业, 如上文提到的超星数字图书馆的建立, 体现出中国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科研现状的新特点。

(三) 高校研究, 一马当先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 数字化图书馆建设的发展研究的科研单位都是各著名大学院校在领跑。20世纪90年代中期,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大、复旦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高校陆续开展了数字图书馆的研究, 并且数字化图书馆相关的研究文章也相继发表, 可以说是这些高校的努力打开了中国数字化图书馆研究的大门。因为国内数字化图书馆研究起步较晚, 并且经济发展水平仍达不到发达国家的水平等客观条件的制约。我国数字化图书馆研究尽管发展迅猛, 但是并不处于世界水平的前沿。美国在数字图书馆研究方面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其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功不可没。 而与美国或其他数字化图书馆研究处于先进水平的国家展开合作的多是国内高校, 以合作项目的方式借鉴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 如清华大学与IBM公司中国研究中心进行合作研究, 开始“清华大学数字图书馆”项目的建设。

四、总结

中国有着悠久的图书馆史, 但建立系统的图书馆学这门学科却是由西方传入, 建立在图书馆学基础上的数字化图书馆研究便打上了“西学东渐”的历史烙印。作为当今图书馆发展的归宿, 数字图书馆的建立和发展及研究在当今及以后的信息资源时代有着重要意义。由于20世纪70年代我国在图书馆发展史第二阶段的落后, 直接导致我国在数字化图书馆研究发展上遇到一系列的困难, 与在数字化图书馆研究具有领先优势的美国有一定的差距, 这值得我们去反思那段历史。 但是, 同样基于以上的原因我国数字化图书馆发展历程呈现出独特的特点, 也为世界其他在此领域未达到先进水平的国家提供借鉴意义。 最后, 数字化图书馆建设发展不能完全依赖于计算机等科技水平的提高, 更在于挖掘我们自身对数字化图书馆这一理念的创新。

摘要：随着网络时代的迅猛发展, 数字图书馆应运而生。它的出现对于文献的保存和使用意义非凡。而我国的数字图书馆建设目前有着特殊的国情, 面临着起步晚却发展很快, 发展区域性不均衡, 发展水平仍有待提高等诸多问题。我们要在清楚地认识数字图书馆这一概念的同时, 还要对于中国数字图书馆发展轨迹有一定的把握, 这都有利于我们认清现状并积极的展开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图书馆建设。

关键词：数字图书馆,特点,发展轨迹

参考文献

[1]宝军.何谓数字图书馆--数字图书馆概念探索[J].晋图学刊.2001 (2) .

[2]张海华.浅谈电子图书馆[J].情报资料工作, 1996 (4) .

[3]孙伟.“电子图书馆”---图书馆发展的归宿[J].图书馆建设, 2001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