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业可持续发展分析

律师业可持续发展分析（精选五篇）

律师业可持续发展分析 篇1

一、关于律师事务所的架构

从组织架构方面来看, 我国目前律师事务所主要有两种形式, 即合作制律师事务所和合伙制律师事务所。从国外的经验来看, 这两种形式的律师事务所最终必然会“以合作合伙之名, 行股份之实”走向公司化, 这样才能最终做大、做强。当然, 律师所体制从合作、合伙走向公司化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在中小型律师事务所如何快速从合作、合伙制的现有状况出发, 更好地发展自己以致最终走向公司化这个问题上, 笔者考究几家中小型律师事务所组织架构, 结合现实情况认为中小型律师事务所必须把“实习律师”为主轴, 积极发展“专职律师”, 有意识地觅寻“能量”人士加盟, 这样以来, 既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达到规模化, 又可以实现律师专业化;既可以树立品牌, 又可以进行业务运作, 同时又可以进行资本运作。

以安徽A律师事务所为例, 该所目前办公面积约340平米, 位于安徽某地级市市中心, 租金较高, 现有固定的律师及工作人员约11人。从一些中小律所的发展经验看, 在律师、实习律师人数低于10人以下时, 是进行人员积累的律所创立期阶段。当人数预计扩大到10人以上20人以下时, 为中小律所的成长期, 也可以说是走向公司化的过渡期。此时应该以高级合伙人组成的合伙人 (合作人) 大会或合伙人管理委员会为发展核心, 欢迎一些有共同执业理念的专职律师加盟, 可重点吸收团队律师人员, 为下一步的发展奠定基础。另外, 可以通过社会关系或较好的薪酬待遇等吸引一些业务能力强, 有一定案源或较强社会交际网络的“能量”人士加盟, 成为一般合伙人。此外对某些较高水平的通过司法考试的科班出身的实习律师也应加强培养。这些措施将为下一步律所走向公司化经营管理做好准备。

由上述分析来看, A律师事务所下一步的律所架构发展可以是:1、由5名高级合伙人组成合伙人会议, 决定律所的一般经营管理事项与重大决策的做出。2、吸收一些业务能力强, 综合素质高的“能量”人士加盟成为一般合伙人, 其中可以包括执业5年以上的资深律师或其他能力较高的人员, 这类人士为4人。3、实习律师等组成的律师助理及其他行政辅助人员控制在5—7人, 这类人数不宜过多。4、专职律师约为4人。如此总计20人。随着人数的扩大与业务的发展, 几年内该所可能会搬迁至另一规模稍大的场地, 由于规模资金所限, 对于中小律师事务所发展扩大需重新选址时要充分考虑区位与房屋价格因素, 选址于某些商圈之间的“黄金节点”位置较适宜, 最好位于成长期的商业综合体内, 既可以保证交通便捷也可以获得比成熟商业中心较低的房屋价格。此外如是租房经营, 可以先物色性价比较好的场地, 等租金谈妥后再行搬迁。如果暂时未物色到合适场地, 可暂时先对目前的工作场所稍作装修以通过小规模渐进的方式渡过过渡期。

二、关于合伙人理念的统一

第一、完善合伙人会议制度。首先, 合伙人会议为本所最高权力机构, 合伙人会议可以每月至少召开一次, 由主任或选定的合伙人主持。基于中小律师事务所的人合性较强, 合伙人会议的职权应在章程中尽量细化, 不仅方便操作, 也有利于争议时的处理。其次, 合伙人会议作出的决议应当通过文件的形式传达, 做到专业化、正规化。这样既方便传达精神, 也有利于归档统计与事后督查。再次, 在合伙人会议制度中也应明确主任与合伙律师的关系。律师事务所主任与合伙人的关系, 是合伙制律师事务所重要的社会关系, 处理好这一社会关系, 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就能健康发展, 否则会出现分裂从而危及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的生存。对于一般的主任负责制律所来说, 主任直接指挥各个办公室或行政人员, 甚至自己直接来实施管理。现在多数中小律师事务所已经是合伙人既负责决策又负责日常管理, 将“平等的介入管理”作为合伙人的一项不争的重要权力。对于解决主任与一般合伙人间的权力划分可以以这种模式进行:最高权力机构合伙人会议授权给部分合伙人组成管理委员会, 有一个管理合伙人 (一般是主任) 来负责, 而主任如果不是管理合伙人, 则只是作为一个形象代表。等发展到中等规模的律师事务所时可以建立行政部 (办公室) , 聘请一名执行 (行政) 经理 (主任) (一般非执业律师和合伙人) , 上对管理合伙人负责, 下负责处理日常行政事务。这样既可以减少合伙人的管理成本, 同时避免了合伙人之间因日常管理而产生的矛盾, 同时减少管理层次与环节, 提高管理效率。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可以淡化主任和合伙人在具体执行中的作用, 强化管理合伙人、行政经理在执行中的地位和作用, 以提高执行效率。第二、完善律师的业务学习和培训。对于学习制度不应拘泥于形式。一方面可以部分开展某些集体学习制度, 例如组织全体律师、实习律师认真学习新颁布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等新知识并以此为基础, 扩大重大、疑难案件的研讨范围。另一方面也可以采取其他灵活的方式进行学习。例如可以以走出去或请进来的方式进行业务学习和培训, 鼓励和支持一些律师积极参加省市律协举办的继续教育的学习, 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律师参加司法部、中华律师协会和法学会等大型国家级的业务培训和业务论坛。此外为了努力提高律师的实战能力, 可以鼓励广大律师、实习律师撰写和发表学术论文;组织全体合伙人或部分专职律师开展实地参观考察本地和外地优秀律师事务所活动, 努力提高全体律师的业务水平。第三、应该鼓励年轻律师参与律所的建设, 要让大家形成主人翁意识, 平时可以以组织交流会等形式听取年轻律师对律所发展的建议, 也可以定期由年轻律师们自己组织讨论形成意见后上报合伙人会议决策。对提出优秀建议或对律所发展有重要推动的年轻律师可以给予一定奖励。

三、关于律师的培养与晋升

关于律师的培养这里主要指对青年律师的培养。老子曰:“企者不立, 跨者不行”, 青年律师人才的发展是中小律师事务所发展的基石, 律师事务所要实现持续发展需要脚踏实地地把青年律师人才培训好、使用好。青年律师由于执业时间短, 无论社会阅历、办案经验都处于创始阶段, 与资深律师相比, 青年律师很难取得当事人的信赖。在事务所内部机制上, 可以参考国外的一些成功做法, 如事务所内部建立对外统一收案、内部按照所涉专业分工合作的制度。同时定期组织讨论疑难案件, 加强内部交流, 这样既提高了整个律师事务所的整合优势又能培养青年律师的业务能力。此外律师事务所对青年律师应注重以下几方面的培养:一是要培养青年律师迅速地和综合地掌握一个案子的全部事实并且把握他们的全部相互关系的能力。这些准备工作能够使一名律师判定案子中每一个事实的正确价值且确定其对整个案子的确切影响。二是要培养青年律师对基本的法律原则与规则的全面理解和将其运用于具体案子的能力。三是要培养青年律师对当代诉讼中所涉及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的理解。由于案子不会在真空中审判, 一个律师不应当只通晓法律知识, 他还必须成为一个具有广泛文化知识的人。他应当全面了解政治学、经济学等其他科学知识。这样才能在处理各类诉讼业务中游刃有余。

对于律所律师的晋升制度, 在中小律师事务所逐步扩大的过程中, 应当建立行之有效的合伙人晋升规划。对律师事务所来说, 有计划地提升有能力的律师, 让其晋升合伙层也是中小所自我壮大的一种内动力。从律师个人角度上看有计划的晋升也能满足律师自我实现的需求。比如在有些事务所, 执业律师只要业务量连续三年达到一定的数额就能晋升为合伙人, 参与事务所的管理、决策和利润分配。另外在合伙人律师中, 可以实行事务所主任的竞选制, 打破过去很多所到最后沦为个人所有的局面。比如某些所规定, 事务所主任每届任期3年, 到期改选, 且连选连任不得超过两届。通过该机制的建立可以有效防止事务所家长制作风的形成, 由不同风格的律师做主任能够带来不同的理念和精神, 保持事务所的活力。

四、关于律师事务所的分配机制

律师事务所的分配机制是中小律所能否发展壮大的关键, 只有利益才能决定一切。利益可以团结一班人马, 也可以分解一班人马。关于利益如何分配, 这里有时需要执业已经年久、具备一定能量的资深律师能站在发展律师事业的高度上略做出一点利益让步, 让年轻律师能够更好、更快发展。实际上这是既能获得名又能获得利的双赢举动。既可以为律师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又可以让自己多年来耕耘的资源获得最大限度的充分利用。对于目前多数律师事务所采取的“提成制”分配方式在实践中出现过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比例太高积累少, 发展无后劲;注重收费而忽视服务质量和社会效益;以收费多寡为人才评价标准, 不利于人才引进和培养, 难以成规模;自由单干, 不利于相互协作和团队精神的形成。目前某些律所在分配制度上采取“配额方式”分配制度、“贡献总和”分配制度和“台阶式”分配制度, 都有一定的借鉴作用。我们认为:对于中小律师事务所来说, 在创立初期实行所有合伙人、专职律师业务提成, 实习律师、律师助理、文员固定工资的制度。过渡发展期内可以实行高级合伙人成员底薪+提成+分红, 专职律师是底薪+提成, 实习律师、律师助理、文员全部实行固定工资制。另外对于年轻律师可以设立某些培养基金以及提供一些基本生活保障措施来鼓励年轻律师上进, 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他们的后顾之忧, 使得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律所业务上。实际操作中可以考虑并吸收以上多种分配制度的优点, 即淡化单纯以收费额为效益和能力指标的观念, 强化综合效益 (贡献) 和综合能力指标的观念, 以建立科学合理的分配制度。

结合以上分析, 再以A律师事务所来看, 在该所目前所处于的过渡发展时期, 可以试行如下的分配制度:1、高级合伙人的创收除税费外都归其个人支配。高级合伙人与其他专职律师或年轻律师如果合作办理的案件, 通过友好协商, 按工作量确定给予专职律师或年轻律师的报酬。2、对于一般合伙人可以提成80%。3、专职律师和年轻律师可以提成70%, 由于他们非合伙人, 其提成比例应低于一般合伙人的提成比例。对于律所的“上门案件”和“拓展案件”, 专职律师可以提成40%, 这是要由具体案件的收费标准与律师个人的能力来衡量。即使某些所目前暂时无专职律师创收, 可以在制度上先提出, 以备以后之用。4、对于实习律师, 结合当地实际, 给予适当的底薪并由所里承担购买一定的社会保险。5、对于在律所实习一年之后的年轻律师, 在办理其自身案件时, 在其70%提成的基础上可以再提成10%的培养基金, 这样既增加了年轻律师的收益使他们有较好的生活保障又可以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使其能够更加努力地为律所创收。

参考文献

[1]郑效军.中国律师30年分化与流动[J].中国律师, 2009 (6) :35.

[2]陈宜.我国中小型律师事务所发展初探[J].中国司法, 2009:11-12.

全市律师业发展调查报告 篇2

一、不断发展的律师业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特别是近年来，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宏观背景下，我市律师业不断发展壮大，队伍素质不断增强，服务质量不断提升，律师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进一步显现。

(一)律师队伍不断壮大，结构日趋优化。全市有律师执业机构36家，其中律师事务所29家(合伙所20家，个人所9家)，公司律师事务部1家，法律援助中心6家;行业从业人员326人，其中执业律师208名，公司律师5名，法律援助律师12人，实习律师66人，行业内勤人员36人。执业律师人数与2008年相比，增加32%，94.7%的律师拥有本科以上学历。全市律师事务所分布概况也从原来的规模小、人员少的格局，逐步转变成中等规模所带头，几强并立的新局面，市直的拂晓所已达17人，全市拥有10名律师以上的律师所已达到10家。拂晓、三联、黄淮等3家律师事务所入选全省律师事务所50强，山石律师事务所成为皖北地区唯一一家具有承办破产案件资格的律师事务所。同时，律师事务所的基础建设和律师办公现代化条件都有了明显的改观，律师队伍发展势头良好。

(二)业务规模逐年提升，领域不断拓展。近年来，律师办案数量和业务收费年均增长均在10%以上。2010年1-8月份，共办理各类案件2222件，业务收费425万元，担任法律顾问375家，同比分别增长14.65%、8.6%、19.4%。业务领域已涉及股权转让、对外商贸、破产重组、知识产权、金融证券、劳动争议和房地产等各类民商事纠纷，基本覆盖经济社会生活各领域。

(三)职能作用逐渐彰显，服务水平不断提高。一是广大律师积极服务党委、政府中心工作。3年来，为各级政府依法行政、依法决策提供服务、为市重点工程提供法律意见、审查招商引资协议、代理政府参与诉讼、为国企改制涉法事务提供咨询意见等420余件次。二是广大律师不断关注重点地区、重点人群、重点领域，积极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服务。律师积极参与法律服务进社区、进乡村活动，律师服务不断向社区、乡村延伸，3年来全市律师参与义务法律咨询150余场次;努力满足进城务工人员、困难职工群众等弱势群体的法律需求，不断扩大律师法律援助覆盖面，每位执业律师每年都按规定完成2件以上法律援助案件;积极关注城市建设、拆迁安置补偿、就业、就学、就医、社会保障等民生热点，为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利益问题提供了及时便捷的法律服务。三是律师积极为维护社会稳定服务。3年来律师参加涉法信访1112人次，陪同各级领导接访135次，累计接待上访群众1万余人次，参与纠纷调解化解矛盾3900余件，参与涉法涉诉案件积案130余件，有效地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

(四)监督管理持续加强，律师社会地位不断提高。近年来，我们先后在律师队伍中开展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律师队伍集中教育整顿、“律师队伍警示教育”等专项活动，不断强化对律师队伍的政治思想教育、执业道德与执业纪律教育;积极开展便民服务，改进服务水平，提升服务能力，不断推动律师“法律服务提升年”、律师“进万村”大服务、“律师事务所内部管理规范建设年”、“千名律师解千难”等服务活动深入开展;积极转变考核管理方式，推行信息公开和网上监督，不断推进管理体制创新，努力健全监督机制、诚信机制、奖惩机制、培训教育机制等长效机制，重视与支持发挥市律协行业管理优势和律师事务所的自律性管理;不断加强和改进律师党建工作，市律师协会成立了党总支，全市律师党支部8个，联合支部5个，实现了党建全覆盖，目前，全市共有律师党员66名，占执业律师的31.9%;律师作用得到了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公众的承认，近年来，先后有9名律师被选为市、县区两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陈晨律师再次当选省人大代表，律师代表、委员都能发挥自己的职业优势，认真履行职责，积极献言献策，参政议政，今年提交各类议案8起。

二、律师业发展中存在的缺陷和问题

(一)社会对律师的职能作用认识度不足。有调查显示，社会各界对律师制度的性质、律师职业的价值、律师工作的效用存在领导认同偏差、公众认知偏移和自身认识偏离等问题。主要误区：认为律师仅是以利益为纽带的社会法律工作者，承认其社会服务价值而忽视其在衡平社会利益关系、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方面蕴含的政治价值;认为律师就是“收人钱财、替人消灾”，甚至认为律师是居于政府对立面替“刁民”说话的“麻烦制造者”，忽略其作为党和政府与普通百姓之间的桥梁纽带对社会关系调整所能发挥的疏导平衡作用;认为律师只是帮助“打官司”的诉讼活动参与者，而忽视其对于经济社会生活所特有的风险防范、纠纷调处价值;政府部门普遍将律师业归类于普通中介服务机构，而未作为知识密集型的高端服务业予以重视扶持。

(二)律师执业环境有待改善。一是律师执业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这三难问题依然存在。由于《律师法》同有关法律的现实冲突，以及实践执行中红头文件、上级规定大于法现象的存在，有关部门认为律师提前介入对案件办理会有不利影响等问题，律师的很多合法权利得不到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认可。各级人大、司法部门对律师会见权利均出台规定予以保障，但在实践过程中，律师的侦查阶段会见难一直存在，具体经办人员往往以各种理由推诿责任、拖延会见，即使会见了，律师受到的不当干预和限制也较多，使会见流于形式;在办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有关部门在庭审前提供查阅的案卷总是有所保留，律师查阅卷宗材料的权利得不到实际保障;新《律师法》虽然确定律师调查取证不再需要经过“有关单位和个人的同意”，但却未对有关单位和个人不配合律师调查的处理作出相应规定，由于缺乏相关的制度保障，律师调查取证时有关人员不予配合的情况依然普遍存在。二是侵害律师人身权利的情况时有发生，律师合法的执业权利得不到切实的保障。律师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司法歧视，律师无法完全行使应有的权利;有关部门缺乏对律师必要的保障措施，律师的易受到人身威胁和攻击;律师执业风险大，雷区多，广大律师对办理刑事案件存在顾虑。三是法律服务市场缺乏有效监管。目前按照规定，可以提供有偿法律服务的有执业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两只队伍，其他人员不得提供有偿法律服务。但实际上，由于法律规定的缺失、相关配置措施的不完善、有关部门之间协调不够，冒充律师执业的事情时有发生，以公民代理身份提供有偿法律服务的情况较为普遍，扰乱了法律服务市场。当前，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只能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执业行为进行有效监管，很难对其他冒充律师执业的或以公民代理身份提供有偿法律服务的人员进行监管，特别是新律师法删去了司法行政机关对违法提供有偿法律服务人员进行处罚的规定，更增加了监管的难度。

(三)综合能力难以支撑法律服务的有效需求。我市每万人拥有执业律师数仅为0.3，远低于全国和全省平均数，办案总量和业务收费均在全省排名靠后，2009年业务收费仅占全省2%左右;法律服务市场总体规模较小，缺乏有效的拓展途径，律师事务所规模相对偏小，管理粗放，缺乏善于创造社会需求、业内差异竞争、业务错位发展的特色所、品牌所，综合竞争力弱。人才流失情况较为严重，全市律师业务平均收费同全省相比偏低，而且业内收入极不均衡，以2009年为例，10%的律师收入在10万以上，70%的律师收入不足5万，其中30%的不足2万，不少新律师和年轻律师在激烈的竞争中难以坚持而转行，同时还有一些业务较好的律师受发达地区的吸引而流出执业。据统计，每年约有5-10%的律师选择转行择行或流出执业，80%的年轻律师坦言公务员职业对他们更有吸引。

(四)律师队伍的素质和整体形象有待于进一步提升。个别律师执业思想不正，业务水平不高，办案过程中存在一定的违规行为，严重影响了律师行业的整体形象;受竞争压力的影响，部分律师注重经济效益和短期效益，忽视了社会效益和长期效益，对公益案件和公益事业不热心，对政治业务学习不积极;对律师业的宣传不到位，社会对律师作用不明了，缺乏对律师业发展的奖励和支持措施。

三、发展壮大律师业的建议

发展壮大律师业，要坚持拓展与规范并举，围绕服务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两个主题，在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大力扶持下，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法律服务队伍，拓展法律服务业务领域、完善法律服务管理体制，努力构建一个主体明确、功能完备、秩序规范、管理科学的法律服务体系。

(一)切实加强党委、政府对律师工作的领导和支持。律师制度是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律师队伍是党和人民可以信赖的队伍。作为反映社会进步、法治完善程度的重要指标，目前我市万人拥有律师比仅为0.3，远低于全省1.1，全国1.23的水平。按近三年我市律师平均增速10%预测，到2020年我市万人律师比仅能达0.78左右。因此，加快壮大律师业不仅是行业发展问题，也是牵动全局的政治任务。各级党委、政府应将律师工作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出台各项优惠支持政策和措施，切实解决制约律师业发展的瓶颈问题。

(二)引导扶持律师在服务发展中激活法律需求。律师作为市场主体，必须全力以赴加快发展，责无旁贷满足需求，千方百计拓展领域。但由于产业体系发育不全，市场需求培育不足，业态布局尚未成熟，政府导向与政策扶持不可或缺。一是强化政府法律事务服务。建立健全市、县(区)、乡镇(街道)三级政府法律顾问网络，其中市、县(区)两级组建政府法律顾问团，政府部门及乡镇(街道)建立法律顾问制度，发挥社会资源优势，节约政府行政成本，提高依法决策水平，增强风险防范能力，促进法治政府建设，实现拓展律师业务与提高行政效率的双赢。二是深化企业法律顾问工作。引导企业建立常年法律顾问制度，深化“企业法律体检”制度，增强“预防保健”意识，加大法律服务投资，力争规模以上企业率先实现全覆盖，重点骨干企业和困难企业可在工业扶持基金中适当补贴。通过政府引导与市场培育，让律师在企业治理、要素配置、项目建设、金融服务、劳动关系、涉外商贸、破产重组、知识产权、环境保护等领域展露身手。三是建立重点项目法律顾问制度。要求律师为招标采购、合同审查、商业谈判、征地拆迁及项目管理、融资保险等提供全程服务。四是优化农村法律服务。深化完善“一村一顾问”制度，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法律保障。各级政府可在新农村建设资金中设立村级法律顾问奖励经费，明确标准、分类奖补，满足农村法律需求，强化农村法治保障。同时借鉴外地经验，在村庄整治、农房改造、土地流转等政府主导项目中，建立律师强制介入制度，由律师负责项目法律论证，草拟审查合同，出具法律意见书，实现关口前置，降低法律风险。

(三)采取多项措施，优化法律服务市场环境。一是加大法律实施监督，切实解决困扰律师的三难问题。由人大牵头，组织公安、法院、检察院、司法局、工商、房地产等有关部门，共同出台贯彻律师法、落实律师执业权利的相关措施，切实监督落实，解决律师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等问题;二是加强法律服务市场监管，打击假冒律师执业的违法行为，制止违法提供有偿法律服务的行为。司法行政部门与法院、公安、检察等有关部门建立协调处置机制，落实律师从事诉讼活动的身份审查制度，对公民从事诉讼代理资格进行适当审查，加大对假冒律师执业行为的打击处罚力度;三是广泛宣传律师法、律师作用。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简报等媒体，加大对律师的宣传力度，积极表彰优秀律师，让社会公众了解律师制度，支持律师执业;四是切实保障律师的合法执业权利和人身权利。对阻碍律师合法执业的违法行为，对律师进行人身威胁和人身攻击的，公安、法院、检察等有关部门要采取有力措施，予以坚决制止和处罚;条件合适的法庭，应建立律师出庭专用通道或庭审后允许律师先行离庭，防止律师受到情绪激动的对方当事人的侮辱和围攻。

律师业可持续发展分析 篇3

摘要：分配制度是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一大模块，它对律师事务所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分配机制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和模式，它与律师事务所的发展阶段与管理模式具有密切关系。四川真道律师事务所作为一个新所，有着独特的分配机制，从目前来看，这种分配机制基本能满足事务所平稳良性发展的需要，但是也存在诸多弊端，必须要随着事务所的发展不断完善。

关键词：分配机制；持续发展；管理模式；团队合作

一、四川真道律师事务所现有的管理分配机制

四川真道律师事务设置主任1人，全面负责所务管理，副主任4人分别分管财务、行政、业务和外交。成立之初事务所共有公司部、房地产部、金融部和刑事部四个业务部门，因拓展业务的需要，今年又设立了人身损害赔偿部，其中公司部的负责人分管事务所业务。鉴于事务所以青年律师为主力军且除5位合伙人以外的律师均缺乏执业经验的实际情况，我所确定采用小团队协作方式为客户提供法律服务，即每位合伙人和自己的助理组成一个团队，共5个团队。事务所不进行统一分案，原则上各团队负责人的案源由该团队分工进行办理，遇到复杂的案件则由两个团队共同协作处理，当团队的案件出现饱和，接到新的案件，该团队也会主动寻找另外的团队合作办理。事务所除开展业务之外，還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定期策划形式多样的法制宣传活动。同时，开展聚餐、旅游等娱乐活动以提供事务所员工的凝聚力，减少员工的打工思想。

二、现有分配机制的优势分析

根据以上的介绍，四川真道律师事务所改变了传统的个体化、作坊式的经营模式，实行团队目标管理制的内部运行机制，在该运作模式下采取了与众不同的分配机制，相比绵阳其它律师事务所单纯的提成制或费用包干制而言，此种分配机制基本适合我所的发展，具有以下几种优势。

（一）有利于形成有效的团队合作，增强事务所的凝聚力

四川真道律师事务所无论大小案件，均由团队共同办理，律师与事务所之间联系紧密，律师与律师之间有着共同的利益和目标，在配合与交往的过程中形成了融洽而和谐的关系。同时，客户面对的是一个团队，并不是某个律师，所以事务所的发展、团队的建设与每个律师的利益息息相关，律师不仅会关注个人的业务，而且也会关心事务所的品牌和形象。通过团队协作的方式，事务所内部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承包制或提成制均不适合像四川真道律师事务所这样的刚刚成立的小所。

（二）有利于提高服务质量，提升事务所的形象

四川真道律师事务所人数较少且大多数律师属青年律师，如果实行承包制和提成制，律师们单打独斗，青年律师的经验缺乏，而每个合伙人的精力也有限，无法为客户提供优质而高效的法律服务。如果要解决单个律师精力和能力有限的问题，就需要组成律师团队，由团队共同办案，分工合作，互相配合，这样就能够减轻律师的负荷，而且大大提高办案效率，保证案件的办理质量，从而提升事务所的形象。

（三）有利于专业化分工，开拓业务范围

目前四川真道律师事务所以诉讼业务为主，律师较少，还不足以实现专业化分工，但是在案件分工上开始有倾向和有针对的分配任务，即鼓励律师逐步找准一个方向发展。我所也根据各个律师专业特点，设立了5个专业部门，青年律师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专长选择对应的业务部门，为以后律师事务所往专业化方向发展奠定基础。在提成制或承包制的模式下，律师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不管什么类型的业务都接。这种模式在短期有助于律师个人业务收入的提高，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客户对法律服务的质量也随之提高，律师事务所也应逐步向专业化方向靠近，这种“万精油”式的律师逐步会被社会淘汰。

三、事务所在以后的发展中应当注意的问题

虽然四川真道律师事务所开始意思到团队合作的重要性，采取的分配机制具有诸多的优势，也与事务所的发展阶段基本适应。但是分配机制不是一成不变的，应当随着事务所的发展而不断跟进。我所现在的团队合作分配机制尚处于“探索阶段”，分配机制仍然存在很多问题。

（一）应当引进优秀的人才，壮大事务所的力量

我所的执业律师仅仅9人，其中具有3年以上职业经验的律师仅有5人，因此如果事务所要向专业化和规模化方向发展，除了让青年律师尽快成长起来外，还必须引进经验丰富的律师来充实事务所的力量。然而，现有的分配机制却阻碍了其他律师的进入。因为已经有5个合伙人分摊事务所的日常开支，再吸收合伙人不过是多一个人来分摊费用，实际意义不大。如果让具有一定执业经验的进来当律师助手，实行工薪制，几乎很难找到，而让这些人进入我所实行挂靠制或提成制又改变了我们所的基本分配管理制度。所以，我所应当对现有的分配制度加以改进或者变通，让分配机制兼顾公平与效率，尽量避免剥削，吸纳一些优秀的法律人才进入我们的团队。

（二）避免“分光吃光”，事务所没有积累的现象

由于事务所采取的是成本分摊的方式，即团队的收入扣除相关税费之后就直接分配给团队，日常支出由5位合伙人平均分摊。这种分配方式并没有对团队收入进行分配前首先预留，事务所长期处于没有积蓄状态，遇到急需开支的时候，还要把合伙人召集起来开会集资。长期这样，会导致事务所缺少发展后劲，只注重收费而忽视社会效益的现象发生。因此，有必要对事务所现有的分配机制作出相应的调整，改变合伙人分摊成本的方式，防止“吃光用光”。

（三）加强团队建设，完善内部管理制度

我所目前的团队合作方式非常简单，发展还相当不成熟，采取的是以个案为基础，制订个案分配方案的团队合作方式，主要靠几个重点合伙人拿出案源分享，同时给该合伙人较高提成回报。但是，并不是几个律师组合在一起共同完成一个桩案子的承办就是实现了团队合作，也不是一个或数个合伙人自己组织一批律师且自己负担律师工资同时以固定数额或按比例方式分摊成本后就算实现了团队合作，这样的团队合作与提成制和承包制没有实质的区别，是不稳定的。四川真道律师事务所必须建立一套明确的制度保障团队的稳定运行，逐渐改变个案的运作方式，合理利用和调配每一个成员的知识和技能协同工作制作精良的法律服务产品，达到服务客户获取利润的共同目标，同时也根据尽可能科学量化的标准给予不同成员合理的回报和激励。（作者单位：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高云，《通向成功律师事务所之路》，法律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2]王隽、王昕然《律师事务所团队合作的实务性探讨》中国律师2006年第6期；

“赤脚律师”的经济分析 篇4

一、经济学视角下的“赤脚律师”

赤脚律师是指不具有律师资格执业证书或者基层法律工作者证书但在基层社会从事或兼职从事无报酬或低报酬的法律服务群体。仅从赤脚律师进行研究, 会让我们觉得“山重水复疑无路”, 而引入职业律师进行比较时, 赤脚律师的存在便立即“柳暗花明又一村”。笔者利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将赤脚律师和职业律师视为一个可选择的过程, 同时通过对两者的比较进而分析赤脚律师这一客观现象。

( 一) 需求—供给模型下的赤脚律师: 赤脚律师为何存在

改革开放以后, 法律服务的需求日益旺盛并呈多元化发展。基层社会尤其是农村对法律服务的需求是一个巨大的潜在的法律服务市场。此外, 中国在90年代进行的庭审改革进一步刺激基层社会的法律服务需求, 中国的基层社会就出现了对法律服务的制度性需求。

近年来法律职业化运动首先带来的影响是法律职业阶层的形成。这一阶层对外宣称是一个拥有独特的知识、技能、工作方法、行为方式以及思维模式的法律职业共同体, 并由此鼓吹对法律服务市场的垄断。这一过程正如国内学者刘星所评论的: “法律职业在尚未充分发展的阶段, 便已开始关注自身的既定特权, 从而不得不进行两条战线的争斗: 一方面, 急切希望扩大自己对大众的控制; 另一方面, 希望获得某种摆脱群主控制的独立性。”这正如前几年中国律师执业发生的现象, 一味强调律师准入, 反对“土律师”、“赤脚律师”染指任何律师业务。同时, 当法律职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至高地位和权力之后, 这一职业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它的保守性及对社会大众的疏离。加之近年来推行的执业准入考试, 已经使我国一些地区出现了“法官荒”、“检察官荒”和“律师荒”。实践证明, 律师和律师事务所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区, 在广大农村地区很少律师。司法改革确立的法律援助制度虽已初步建立, 但其提供的法律服务对象是特定的, 并且是有限的, 远远不能满足制度性需求。农民得不到法律服务, 当地的各种“土律师”自然会填补这一空缺以满足市场需求, 尽管他们的服务质量可能不如正规的律师。故赤脚律师显然是基于市场需求而自然演进的产物。

( 二) 成本—收益模型下的赤脚律师: 为什么选择赤脚律师

成本—收益比较是经济学最基本的分析方法。经济学家把行为人直接承担的成本称为私人成本, 直接获取的收益称为私人收益。此外个人行为还可能给他人施加成本或带来收益, 这就是外部性问题。理性人总是基于私人成本与私人收益的比较做出行动选择。对于法律服务的选择, 生活在农村且物质并不富裕的人们首先考虑成本—收益问题———委托职业律师或者赤脚律师会付出的成本和带来的预期收益。

选择赤脚律师和选择职业律师所产生成本差别主要体现在当事人承担的诉讼成本中的代理费用及支付方式上。代理费用即聘请律师或其他诉讼代理人的费用。现行的律师收费标准全国各地并不相同。经笔者统计, 律师代理各类案件的费用, 不涉及财产关系的2000 - 12000元件; 涉及财产关系的除收取2000 - 12000元 件外, 还应按比例分段累计收费, 最高比例可达5% - 7% 。律师一般会预先收取全部或部分代理费用。而赤脚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则不能收费。实际上, 当事人在委托赤脚律师打赢官司后, 都会或多或少给些车马费或者农村里通行的人情礼物。人们更愿意获得而不愿付出, 付出总是令人不快的, 付出越多, 不快越多; 事前支付相比事后支付尤其不受欢迎, 即便事前支付小于事后支付。代理费用的多寡及是否预先支付, 成为当事人选择职业律师还是赤脚律师的重要考虑。同时城里的职业律师也很难为普通农民接近, 这也是在增加当事人的诉讼成本。

假设预期收益相差无几, 那么当事人一般会选择性价比更高的消费对象。相比强调规则的职业律师, 赤脚律师更能满足农民收益最大化和救济实效性的要求。成本—收益的比较揭示出职业律师对农民来讲性价比不如赤脚律师。相比较而言, 他们可能会更愿意选择成本确定、无需事先投入等优势的赤脚律师, 不是职业律师。

二、帕累托改进视角下赤脚律师的价值

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 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 这就是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最优就是不可能再有更多的帕累托改进的状态。法律服务市场的帕累托最优应该是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规范的市场。而中国法律服务市场是一个高度割据而且层级森严的法律体系, 尤其是基层法律服务市场, 总是存在各种因素阻碍帕累托最优的出现。笔者认为实现法律服务市场帕累托最优的最佳路径选择乃是依托本土资源产生的赤脚律师。如果用帕累托改进理论来审视赤脚律师, 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认识赤脚律师的价值。

( 一) 价值最大化的替代性选择

在法律职业垄断的市场, 律师的法律服务是当事人唯一的消费选择。若存在赤脚律师, 农民既可以选择职业律师, 也可以选择赤脚律师提供的较为简单和低端的法律服务。农民所需要的法律服务受到其生产生活条件和社会组织形态的限制, 往往具有地方性色彩, 而生存于基层社会的赤脚律师可能更熟悉乡土社会的规则, 解决纠纷或规则适用都可能更符合基层社会民众的“口味”。因此, 赤脚律师不仅是一种法律服务的替代性选择, 而且也能提供契合乡土语境的价值最大化的法律服务。

( 二) 边疆法律服务市场的拓荒者

农村对律师或法律工作者确实有巨大的需求, 但律师或法律工作者的主要服务范围是在城市, 这就使农村成为一个巨大的潜在的未开发未培育的法律服务市场。赤脚律师虽没有受过任何的正规法律教育或培训, 也不具有国家授予的法律职业资格, 代理的案件大多数是“民告官”的行政案件、家事案件等, 服务的范围也多限于本村或相邻的村子, 但能够通过个案的法律服务使民众学法、守法和用法, 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赤脚律师的行为已经超越了政府“送法下乡”的逻辑, 使法律由冷冰冰的国家统治工具变成了农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维权武器, 培养着农民的消费习惯和消费需求, 促进边疆法律服务市场的形成。

( 三) 建立国家意求秩序的有效路径

国家曾主动地在乡土社会推行“司法下乡”或“送法上门”, 其目的也是保证或促进国家权力和法律, 向农村有效渗透或控制。对于农民而言, 这多是一个被动接受的过程, 不仅收效甚微, 甚至可能适得其反。那么是否存在使农民突破传统对法律的被动接受而转为主动追逐的路径呢? 赤脚律师恰好是一种有效的本土路径。通过赤脚律师将国家法律引进农村再将其转化为能为农民解决纠纷的工具, 则可能更好地使农民守法、用法和信法, 从而树立现代法律的权威和国家权力意求的秩序。

三、赤脚律师的未来

依托本土资源产生的赤脚律师, 不仅是解决苏力提到的“如何为农民提供解决纠纷的良好机制、提供法律服务”这一问题的有效路径, 也能实现法律服务市场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改进, 而且能建立推动国家权力意求秩序的形成。但可以预见, 肯定赤脚律师必将遇到来自利益将有可能被调整或“受损”的职业律师的阻力。但是, 不得不承认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允许赤脚律师不失为一种次优的制度安排。

参考文献

[1]刘星.法律解释中的大众话语与精英话语:法律现代性引出的一个问题[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8.

[2]何勤华等著.大陆法系与西方法治文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3]朱景文.中国法律工作者的职业化分析[J].法学研究, 2008 (5) .

[4]徐昕.论私力救济[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

律师业可持续发展分析 篇5

关键词：民事诉讼；律师代理费；败诉方；立法建议

一、律师代理费由败诉方承担的背景与原因

据最高人民法院官方统计数据表明，2008年至2010年，全国法院一审案件收案共计1997.7万件，其中一审民事案件收案1730.3万件，占人民法院全部诉讼案件的86.62%。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大量的矛盾纠纷以诉讼形式涌入法院，民事审判工作的特点突出表现为案件数量大、涉及范围广、审理难度高。①给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带来了全新挑战。

近年来，律师行业的完善与发展，律师队伍的不断壮大以及律师专业素质的提高，弥补了当事人参与诉讼能力的不足，聘请专业律师成为当事人的必然选择。从整个诉讼程序的发展来看，律师参与诉讼有助于诉讼程序合法、有序地进行，提高整体民事诉讼效率。

律师代理费作为当事人合理的诉讼负担，确定其由败诉方承担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滥诉的发生，在民事诉讼中，律师代理费由败诉方承担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能够鼓励公民积极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彰显了公平正义原则。

二、现有立法规定

（一）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形

（1）合同纠纷中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案件。根据《合同法》第74条第2款的规定：“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其中“必要费用”由司法解释规定为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差旅费等必要费用。

（2）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著作权法》第49条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6条的规定，“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包括权利人或者委托代理人对侵权行为进行调查、取证的合理费用。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具体案情，可以将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律师费用计算在赔偿范围内”。

（3）商标权侵权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7条明确规定：“商标法第56条第1款规定的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包括权利人或者委托代理人对侵权行为进行调查、取证的合理费用。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案件具体情况，可以将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律师费用计算在赔偿范围内。”需要注意的是，本解释中出现的商标法第56条在2013年修法当中变更为第63条。

（二）司法机关酌情裁判的情形

（1）担保权诉讼案件。《担保法》第21条规定：“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律师代理费作为诉讼当事人的一种合理财产损失，属于上述规定中“实现债权的费用”，可由法官酌情裁判，由败诉方承担。

（2）反不正当竞争案件。《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0条规定：“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给被侵害的经营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被侵害的经营者的损失难以计算的，赔偿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并应当承担被侵害的经营者因调查该经营者侵害其合法权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

（3）专利侵权案件。根据《专利法》第65条的规定：“侵犯专利权的赔偿数额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22条的规定：“人民法院根据权利人的请求以及具体案情，可以将权利人因调查、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合理费用计算在赔偿数额范围之内。”律师代理费可否纳入此处规定的“合理费用”立法规定尚不明确。

（4）仲裁案件。《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46条规定：“费用承担：（一）仲裁庭有权在仲裁裁决书中裁定当事人最终应向仲裁委员会支付的仲裁费和其他费用。（二）仲裁庭有权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在裁决书中裁定败诉方应当补偿胜诉方因办理案件而支出的合理的费用。仲裁庭裁定败诉方补偿胜诉方因办理案件而支出的费用是否合理时，应具体考虑案件的裁决结果、复杂程度、胜诉方当事人及代理人的实际工作量以及案件的争议金额等因素”。此处表明仲裁可对律师费由败诉方承担的仲裁请求予以支持。

三、外国相关立法

（1）美国。在美国民事诉讼中，律师代理费一般不作为诉讼费用的组成部分，以当事人分别承担为原则。但存在由败诉者负担的情形，《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54条第4款第2项规定，当对律师费的补偿被法院确定为构成损害赔偿金额的一部分时，可以通过协议的方式提出律师费用的请求。由此可见，诉讼费由败诉方承担是作为例外情形存在。

（2）法国。《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规定：①在法律规定内的律师手续费作为诉讼费用由败诉当事人负担②，即律师费用中被纳入诉讼费用的部分能够从败诉方处收回。②在侵权行为人滥用诉权的情形下，受害人可以基于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请求对方负担自己的律师费用。③对于不包含在诉讼费用中的律师费用可由法官依据衡平原则自由裁量决定是否由败诉当事人承担③。

（3）德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①律师费用包含在诉讼费用中由败诉者承担，即律师代理费由败诉方承担为一般原则。②只有“因达到伸张权利或者防卫权利的目的而支出的必要费用”才可以由败诉方承担。③德国法律不保护律师的风险代理，无论胜败，律师均可取得法律规定的手续费，同时律师可与当事人自行约定法定额以上的报酬部分，但该部分不可请求由败诉方承担。

四、解决方法与建议

（一）确立律师代理费承担的一般原则

我国民法通则确定的财产赔偿原则是赔偿受害人全部实际损失。胜诉方请求败诉方承担律师代理费的补偿性救济成本应该有相应范围，以避免胜诉方故意产生不必要的高额律师代理费来损害败诉方的合法权益。因此在民事诉讼法中，应将败诉方部分承担确立为律师代理费承担的一般原则，由法律明确规定律师代理费的适当部分由败诉方承担，高于法定标准的部分由当事人自行承担。

（二）明确律师代理费划分标准

在民事案件中，法律可根据诉讼标的额或者当事人与代理律师约定的律师代理费按比例分档划分由败诉方承担的额度。法律对败诉方承担的律师代理费范围的设置，可根据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规定。另外，在合同纠纷案件中，当事人事先在合同中就律师代理费承担规则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三）保证法官自由裁量权

民事诉讼中，法官应当秉承公正裁判的原则，具体考虑案件的裁判结果、复杂程度、胜诉方当事人及代理人实际工作量以及案件争议金额等因素，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裁判由败诉方承担的律师代理费额度享有一定自由裁量权，更全面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四）建立律师代理费担保制度

借鉴国际民事诉讼中的诉讼费用担保制度（即当外国人作为原告在国内法院起诉时，为了防止其滥用诉讼权利以及在败诉时逃避其缴纳诉讼费用的义务，应被告的请求或依内国法院的规定，内国法院责令原告提供一定的财务作为担保④），我国可以考虑建立律师代理费担保制度。在当事人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时，法院依当事人的请求可要求对方当事人提供一定财物作为担保，以防止其在败诉时逃避应支付对方律师的部分代理费的义务。

五、结语

律师代理费作为当事人参加民事诉讼的间接损失，确立其部分由败诉方承担的原则、标准及保障制度是民事诉讼中代理人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目前此领域规定尚不明确，应当结合司法实践，完善律师费用承担制度，规范相应立法，完善民事诉讼法律体系，进一步促进司法实践中程序与实体公平的平衡发展。

注释：

①李纪平.全国法院一审民事案收案3年逾1730万件10年收案年均增长9.56%[N].法制日报，2011.02.22（5）

②《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第695、696条，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

③罗结珍译：《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第695～700条，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

④赵相林主编：《国际私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97页

作者简介：

纪旖旎（1994～ ）女，汉，安徽池州人，西南政法大学，2011级法学本科在读；

李涵（1993～ ）女，汉，浙江温州人，西南政法大学，2011级法学本科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