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径关系（精选十篇）
路径关系 篇1
财产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产生了一种基于财产的委托代理关系,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委托人无法直接获取与其投资活动以及用于识别判断代理人契约活动相关的信息,所以需要一个独立的第三者来弥补这种制度缺陷,而具有信息鉴证功能的审计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一方面使委托人可以掌握更多财产方面的信息,行使监督权,另一方面解除了代理人的受托经济责任。
审计的出现,事实上形成了一种新的委托代理关系。“他(它)与审计人构成另一种代理关系,即审计人受主人之托、代表主人对被审计人提供的财务信息进行检查和监督,由此形成一种审计代理关系”。因为审计是基于财产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而产生的,它要能够弥补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解除代理人的受托经济责任,那么这种审计代理关系就必须有自己存在的坚实基础———独立性,没有独立性的审计除了增加社会成本外,没有任何意义。
独立性是审计的基石和现代审计的灵魂,但在我国公司治理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审计委托关系往往流于形式,实际委托人缺位现象十分严重,独立性难于保证。按照现行企业制度规定,上市公司聘请和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必须经过股东大会批准,但由于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失效,上市公司的内部人掌握着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真正权利,通过股东大会只是一种形式,这种聘任方式对审计的直接影响在于其扭曲了审计关系,造成审计人员事实上的不独立,进而对审计质量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二、审计委托关系的现状
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在对外公布之前,必须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聘请注册会计师进行审计鉴证,这是上市公司的职责所在。上市公司高管层在将财务报表送交注册会计师进行审计之前需要经过股东大会的批准,然后由董事会审核并授权其聘请相应的会计师事务所,对财务报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公允性等进行审计,审计完成后注册会计师发表审计意见,将审计报告送交委托人并对其负责,此时的审计委托关系是三方相互牵制的关系,也是表面上的审计委托关系。表面上看,注册会计师是由股东利益的代表董事会来聘请的,但在我国公司治理不完善,上市公司股本结构比较集中所造成的“一股独大”以及公司董事会成员又是高管层成员所形成的“内部人”控制等情况下,都将导致实际委托人身份地位的虚置,实际委托人地位的缺失,使审计的独立性得不到有效保证,造成“独立审计不独立”的尴尬局面,此时的代理人集代理人与委托人一身,既是被审计人,也是审计的委托人,即事实上的自己委托,自己接受审计,其审计委托关系最终演变成了两方关系。
三、审计委托关系的重构及其思考
基于上述分析,许多学者开始思考如何有效解决审计独立性问题。“注册会计师必须拥有独立性,实际上有两种,即实质上的独立性和形式上的独立性”(Thomas G Higgins,1962)。所以,理论界和实务界凡提到审计独立性,无非有两点,一是审计形式上的独立,二是审计实质(或精神)上的独立。“形式上的独立性和实质上的独立性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因此,“审计人员不仅有责任保持实质上的独立性,也要避免缺乏形式上的独立性”(Garman G.B lough,1960)。我国的大多数学者也是从审计独立性的第一点即审计的形式独立方面来考虑如何提高独立性的。大多数学者认为,形式独立是审计独立的首要前提,所以他们提出的上市公司审计委托关系的重构也都是围绕作为第一关系人的审计人和作为第二关系人的代理人之间形式上如何保持独立展开的。审计委托关系的重构,学术界基本上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财务报表保险制度,另一种观点是证监会负责委托审计模式。
(一)财务报表保险制度及其思考。
这种制度源于古典审计起源理论中“保险论”一说,并在其基础上作了进一步发展。财务报表保险制度最初是由以美国纽约大学的罗恩(J.Ronen)教授为代表的外国学者提出的。他们认为,既然在传统审计委托关系失效的情况下,为了重塑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信任和信心,要提高审计的独立性,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将上市公司与注册会计师隔开,避免它们之间的直接联系,基于此,他们建议引入财务报表保险制度。保险公司设立财务报表责任保险,上市公司为本公司财务报表的投保人,向保险公司交纳一定的保险费,由保险公司负责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避开会计师事务所与上市公司的直接经济利益关系,使得注册会计师在审计执业过程中不会因为审计收费等被上市公司所牵制,从而提高了审计的独立性。此时的审计委托关系演变成了四方关系。
财务报表保险制度,一方面保险公司作为中介,隔在了上市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中间,将两者间直接的经济利益关系转变成了纯粹的审计与被审计的关系,提高了审计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它把上市公司选择会计师事务所的权利转交给了保险公司,在选择会计师事务所方面它不再具有“话语权”,避免了其对某一会计师事务所的偏好可能产生的舞弊行为。同时,保险公司通过收保险费的方式,将审计费用支付给相应的会计师事务所,保证了会计师事务所的利益,防止了会计师事务所的恶性竞争。
事实上保险公司是作为中介身份出现的,是以独立第四方的资格起作用的,它的出现使得在传统审计委托关系的基础上又多了一层委托代理关系。财务报表保险制度虽然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审计独立性,但其作用极其有限,有几点是值得思考的。
首先,从节约社会成本的角度考虑,增加了一层代理人关系,就增加了一层代理成本。如果代理成本小于在没有财务报表保险制度下注册会计师对上市公司进行审计可能发生舞弊行为所造成的损失或者说在引入财务报表保险制度下由于避免了注册会计师对上市公司进行审计可能发生舞弊行为所能得到的收益,那么按照成本—效益原则,这种制度是可取的,但如果代理成本相反,则即使引入财务报表保险制度也没有多大现实意义,社会成本的增加,不仅不能防止舞弊维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反而使中小投资者受损更重。
其次,保险公司的独立性问题。保险公司也是盈利性机构,以盈利为目的,它本身也存在独立与否的问题,因为保险公司也可能与上市公司勾结,结果是代理关系的虚设,不仅增加了代理成本,还可能产生新的问题。上市公司可以通过多缴纳保险费和承诺本公司的财产保险和雇员的人身保险等由保险公司接单等手段,将保险公司这一中间层“抹掉”,以达到指定会计师事务所为己审计的目的。同样,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特别是中小会计师事务所,由于自身规模有限和较低的执业能力,它们的业务量少,自身生存困难,它们可能通过降低审计收费和为雇员在保险公司投保等方式拉拢保险公司,以获取更多的业务。保险公司也存在造假舞弊的可能,所以财务报表保险制度的引入,虽然表面上通过第四方关系的隔离作用,可以提高审计的独立性,但却产生了大量的其它问题。在传统审计委托模式下,上市公司高管层只需要与会计师事务所共谋即可达到舞弊的目的,但在财务报表保险制度下,上市公司高管层一方面需要与保险公司勾结,另一方面又需要与会计师事务所搞好关系,共谋的两方变成了三方。虽然上市公司要为三方关系的舞弊付出更大的成本,但舞弊关系的更加复杂,使得监管更加困难,即使监管层发现了舞弊行为,调查取证也会更加艰难。
第三,财务报表保险制度的引入,除了上述代理成本的问题外,保险公司还将面临如何收费,如何选择会计师事务所等问题。审计收费历来是注册会计师行业重点关注的问题,因为它直接关系到这一行业的生存和兴衰。保险公司通过收取保险费的方式聘请会计师事务所,虽然经费有了来源,但保险费用的大小以及如何确定等是很难界定的,另外,保险公司作为非专业机构,它如何选择会计师事务所,也是值得考虑的。
第四,“它与其他模式相比最大的优点在于,它是一种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针对审计失败和财务舞弊的综合解决方案。这种模式实施的前提之一是要有一个比较发达的风险评估市场,以便于保险公司对投保的上市公司进行风险评估并据以确定保险费率,而目前国内的风险评估市场尚在培育中,能达到这种高水平风险评估要求的机构和人员还很少”(裘宗舜、郑佳军,2005)。
(二)证监会负责委托审计模式及其思考。
汪俊秀(2007)提出,为了摆脱传统审计委托模式容易导致注册会计师审计独立性丧失的状况,可以由证监会设立审计委员会统一聘请会计师事务所,替代由上市公司管理当局直接聘请会计师事务所从事其财务报表的审计。她认为,新的审计委托关系使上市公司管理当局失去了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和向注册会计师支付审计费用的权利,避免了两者的直接经济利益关系,交易由直接交易变为间接交易,上市公司管理当局也就无从对注册会计师发表客观的审计意见施加影响。其他学者也有相类似的观点(杨芳,2000;裘宗舜、郑佳军,2005等),而郝树芹、王建琼(2007)则对“政府招标”审计委托模式的博弈进行了分析。
证监会负责委托审计模式,事实上是在上市公司董事会下设立审计委员会未能奏效的情况下的升级版本,审计委员会的设立由隶属于上市公司董事会转向隶属于上市公司的监管机构——证监会,这种隶属关系的大幅提升,确实有助于审计独立性的提高。
首先,证监会是上市公司的监管机构,它行使的是国家职能,不以盈利为目的,有自己的权威性和较强的独立性。
其次,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证监会的角色转变。证监会负有监督和管理上市公司的职责,但仅有监管功能是不够的,还应该增加其相应的服务功能。一方面,可以使证监会功能发挥最大化,另一方面,服务功能有助于证监会对上市公司的全面了解和监管。通过服务功能的强化来增强监管包括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审计的监管,由传统的间接监管转向直接监管。
第三,因为证监会本身是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上市公司的监管者,其本身就具有服务功能,所以上市公司和证监会之间不存在诸如财务报表保险制度中的委托代理关系,不仅节约了社会成本,还避免了新委托代理关系所带来的许多问题。
证监会凭借其监管者身份及其权威性,将上市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隔开,充当两者的中介,审计独立性无疑会有很大提高,但证监会始终是个监管者的角色,在负责委托审计过程中也存在一些缺陷值得我们思考。
首先,证监会分身乏力。证监会是国家机构,行使国家职能,它对上市公司实施监管并打击证券市场的不规范行为,如果在证监会监管职能不弱化的情况下适当增强服务功能是可行的,但问题在于当将上千家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审计委托给证监会时,证监会的人力、物力能否承受是关键所在,证监会的精力也是个重要因素。即使像汪俊秀所提将中国分为几个区,每个区分设审计委员会,由其负责所在区域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审计,证监会的压力也是可想而知的。证监会除了考虑如何监管外,还得考虑如何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如何组织实施审计及如何协调好上市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关系等,这些势必分散证监会的精力,引起证监会在监管角色上的“错乱”。另外,证监会融监管和服务角色于一身,其服务行为的过失需要监管时,两者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矛盾,结果使证监会陷于尴尬境地,处理不好,将会丧失其独立性和权威性。
其次,委托人地位的仍然缺失。公司的审计委托权应属于真实会计信息需要者(袁国辉,2003),但在传统模式下,审计委托人是股东利益的代表者董事会,但由于中国上市公司股本结构中的“一股独大”等原因,董事会的实际委托人地位被架空,所以事实上是由上市公司的高管层实施审计委托的。在证监会委托审计模式下,董事会除了全权委托证监会并与之沟通外似乎没有任何“话语权”,董事会审计委托人的地位仍然缺失。
第三,证监会如何选择会计师事务所问题。证监会通过招投标方式选择会计师事务所,虽然提高了审计独立性,使注册会计师发表的审计意见不受其影响,得出的审计报告更加客观公正,但同时也加大了审计成本。证监会在招投标过程中必然发生大量的费用,另外证监会在选择中标会计师事务所时,肯定是选择一些有较大规模的,符合资质要求,具有良好信誉的会计师事务所,显然“四大”占有优势,但这些会计师事务所虽然经过激烈的招投标过程,最后中标胜出的,但其收费仍然会很高,对于较小规模的上市公司来说可能无法承受,对较小规模的上市公司来说选择符合资质,收费较低的会计师事务所,也未必不能保证审计质量。所以如何满足不同上市公司的审计需求,选择不同的会计师事务所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此外,郝树芹、王建琼(2007)通过分析指出,“政府招标”审计委托模式尽管从源头上解决了会计师事务所独立于被审计单位和委托方的问题,但在实际的招标过程中,当投标人数过多时,又出现了以低于审计成本报价来中标的情况。他们得到结果和王春英(2005)提到的“我国学者提出并已经得到实践的审计招标制使本来竞争激烈的审计服务市场更是雪上加箱,恶性竞争导致的低价收费成为影响审计质量的重要因素”的结论是一致的。可见这并不是理想的结果。
综上所述,独立性是审计委托关系中的焦点问题,大多数学者关于审计委托关系重构的设想也都是围绕独立性的提高展开的,但他们往往忽略了审计委托关系重构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其它问题,这些问题有些是制度上的,也有些是现实上的,只有把这些问题真正解决之后,审计委托关系的重构才能变为现实。
参考文献
〔1〕郝振平.审计关系的代理理论分析〔J〕.审计研究,2000(1):21.
〔2〕袁园,刘骏.审计独立性与会计信息质量〔J〕.会计研究,2005(3):67.
〔3〕裘宗舜,郑佳军.我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委托模式探讨〔J〕.财会月刊,2005(3):31-32.
〔4〕汪俊秀.上市公司审计委托关系的重构--加强审计独立性的路径〔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7(1):49-51.
〔5〕杨芳.改革上市公司审计聘任制度的设想〔J〕.财会研究,2000(4):53-54.
〔6〕袁国辉.上市公司审计委托权定位研究〔J〕.中国注册会计师,2003(9):22.
搞好高校党群关系的路径思考 篇2
高校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搞好高校党群关系，努力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增强党在知识分子中的凝聚力，既是党的事业成功的宝贵经验，更是新时期推进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迫切要求。
胡锦涛主席曾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1]胡主席的话饱含深情，即为各条战线的党员干部指明了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性，也为我们广大高校的党员干部的工作指明了方向，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群众路线是我党的生命线。
一、高校党群关系的现状
目前党群关系的情况总体是好的。主要表现在大多数党员思想稳定，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乐于奉献，所作所为体现了党的宗旨，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认可。大多数党员干部工作勤奋，廉洁自律，有开拓意识和争创一流的意识，服务基层和群众，真正体现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但我们的工作中也存在这一些不足。
1、一些高校党员宗旨观念薄弱，缺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影响了党在群众中的威望。
我们通过调查发现当前高校党员思想上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宗旨观念淡薄，“追逐个人名利，注重个人发展”。随着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中西文化的相互激荡和各种利益关系的不断调整，在旧的平衡被打破，新的平衡建立过程中，存在于经济、政治和 1
社会生活等领域的矛盾，日趋复杂和多样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影响着我们社会的党群关系的和谐。在经济领域中，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的创造力，使许多人迅速摆脱贫困，走上了小康之路。但是，随着社会收入差距的迅速拉大，人民群众之间的物质利益矛盾日益突出，除了不同产业，不同行业，不同地区收入差距矛盾外，尤其出现了一些权钱交易，损公肥私和靠钻政策空子非法牟利的暴富者，使广大群众特别是那些低收入者，感到一种极不公平感。这些情况在高校也有所表现，一些党员干部感觉大公无私则囊中羞涩，损公肥私则有利可图，他们或多或少的借自己手中的权利为个人谋发展。宗旨观念的危机和个人主义的滋生，将直接影响党在群众中的形象。
2、一些高校党的基层组织生活单调、形式化，缺乏创新和吸引力，给其他思想和思潮以可乘之机，侵蚀着党联系群众的思想阵地。
对外开放过程中，乘虚而入的西方错误经济思潮、政治思潮以及封建残余思想的沉渣泛起，中西文化冲突、激荡，使当今社会许多人不辨良莠，产生一种崇洋媚外的情绪和颓废落后的宿命论观点，这些现象在高校也有所表现，而一些高校党的基层组织生活单调、形式化，缺乏创新和吸引力，所有这些都严重地侵蚀着党联系群众的思想阵地，影响了党群关系的健康发展，从而也影响了党的事业和党的先进性的正常发挥。
3、一些高校的党员干部存在官僚主义作风，不能执行党的群众路线，破坏了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
由于我们党长期执政使一些党员和干部沾染上官僚主义的恶习，这一恶习在高校的政治生活中也有所表现。干部作风问题、工作方式方法的问题，导致党群关系的不和谐。高校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神圣
殿堂,要办让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就应树立群众观点,尊重群众意愿,激发群众智慧,凝聚群众力量,维护群众利益,率先建立起和谐的党群关系,才能推动事业的健康发展。
二、搞好高校党群关系的路径
1、要牢记党的宗旨, 树立群众观点，奠定构建高校和谐党群关系的思想基础。
毛泽东曾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2]
群众观点是我们党最基本的政治观点，群众路线是我们党最根本的工作路线。没有群众立场和群众观点，就不可能有爱民、为民的行动。高校的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要坚持以人为本，把师生员工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师生员工的多方面需求；要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学、科研、管理等各方面水平的不断提高，实现规模、质量、结构、效益的全面发展；要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师生员工，集中广大师生员工的智慧和力量，推动学校的建设和发展。
2、加强思想建设，抵制错误思潮，努力营造高校党群关系和谐发展的思想环境。
2009年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在总结党建基本经验时指出：“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全会提出了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重大战略任务。具体到高校来说，必须教育各级领导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加强道德修养，强化公仆意识，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模范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坚决抵制各种腐朽落后思想文化的侵蚀，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和革命气节。
在具体的工作中，高校党委应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准确了解广大群众的思想状况，对少数思想不够解放、不适应形势发展要求的教职工要开展耐心细致的说服和引导。高校一要以崇高的精神鼓舞人，二要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学、科研、管理等各方面水平的不断提高,实现规模、质量、结构、效益的全面发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营造高校党群关系和谐发展的思想环境，使广大群众理解、支持党的工作，只有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才会得以顺利贯彻实施。高等教育事业是一项光辉的事业，教书育人工作是一份光荣的工作。我们广大党员干部必须端正校风学风，营造积极向上的工作环境，激发教职工为国家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勤奋工作。
3、坚持党要管党，保持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积极构建高校和谐党群关系的工作机制。
我们党提出的“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这是我们党在对世界上其他长期执政党失败教训总结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这是极为重要的政治观点，也是极为重要的政治要求。”[3]（544）江泽民曾指出：我们想事情，做工作，想得对不对，做得好不好，要有一个根本的衡量尺度，这就是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
[3]（193-194）答应。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我们要加强党的民主管理机制，把群众的智慧激发出来、集中起来，保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
我们可以通过召开教师座谈会、学生座谈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
代表人士座谈会，设立校长信箱、校领导接待日，广开言路，倾听群众心声，广泛搜集群众意见和建议；通过教职工代表大会、学校情况通报会、党政工联席会、校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民主协商会等多种形式通报情况、研究和解决群众关心的重大问题，让每一位教职工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学校的民主管理中来。
我们在建立校级民主管理体系的同时，还可建立起院、系民主管
理体系，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民主管理工作格局。教代会制度是高校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高校要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政策，建立和完善教代会制度，依法保障教代会在高校内部充分行使职权。要积极创造条件，建立院、系教代会制度，并健全相应的工作条例和程序，实行高等学校的二级民主管理，在高等学校内部形成以教代会为主体的民主管理网络。
综上所述，我们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做到胸中有大局，工作有
重点，努力创造和谐党群关系的新经验、新途径，团结协调，相互促进，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最大限度的调动广大高教师生的积极性，努力建设和谐校园。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850。
[2]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1094-1095。
构建和谐邻里关系路径分析 篇3
【关键词】和谐；邻里关系；路径
鄰里和谐，人人期盼、邻里和谐，人人有责。邻里关系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和社会和谐的保证。
我国自古就有重视邻里关系的传统。清朝宰相张廷玉作诗劝导老夫人正确处理与邻居的纠纷：“千里捎书只为墙，再让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南史·吕僧珍传》就记载了“百万买宅，千万买邻”、《左传·昭公三年》：“非宅是卜，唯邻是卜。”《左传·僖公五年》：“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等。
近年来，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和谐邻里关系的构建。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中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的战略目标；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强社会建设，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这些为构建和谐的邻里关系提供了政策支撑。
一、现代邻里关系的现状、危害、原因
（一）邻里关系的现状
与传统邻里关系相比现代邻里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邻里的身份发生了变化。传统的邻里关系人们主要是基于两种因素而聚合在一起而结为邻居（1）因继承关系而结为邻居。主要表现：现在在城市进程中逐渐消失的的大杂院、四合院，在大杂院、四合院中生活的人们，他们彼此相互了解、相互信任、资源共享，大家共同生活在一起，生活相对稳定和安全。（2）因工作关系而结为邻居。主要表现：正逐渐消失的筒子楼和单位集资所建的家属院。而现在，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择业的多元化、人口流动不断加快以及城市化建设不断深入，上述两种现象正逐渐消失，过去稳定的邻里关系被打破。
2、生活的资源发生了变化。在过去的大杂院和单位的筒子楼里，大家共同享用共同的生活资源：共进同一个院门、共享一个水笼头、共用一个厕所等。这样他们就有明确的责任意识、集体意识和自我意识。而现在各家都搬进单元楼房内，过去共用资源逐渐减少，乃至消失。现代城市小区的共有资源主要是楼梯和垃圾投放站。
3、待人接物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在过去，人们正常的聚会往往都是在家里举行，亲戚、朋友、同学、邻居聚在一起，很放松。而现在则不同，处于对自身以及邻里的空间和时间的保护，邻里的聚会往往都不在家里而是到饭店举行。有调查显示，80%以上的人都没有进过邻居的家。
（二）不和谐邻里关系的危害
1、导致邻里之间的冷漠、淡化、隔离；
现代城市社区是由不同的小区组成的，而小区是由不同的单元楼和生活在不同的单元楼的来自五湖四海的居民组成，这样的小区的居民没有工作上的同事关系、没有经济上的来往、没有亲属关系，在生活中他们彼此不认识对方，或从内心他们也可能从一开始就忽视对方的存在。更谈不上邻里的交往了。
2、为一些意外事件的发生留下了空间；
由于邻里彼此联系的不是那么紧密，对对方的任何事可以说是漠不关心，而不法分子就是利用了邻里的这样的心理，而造成了犯罪分子肆意偷盗对方的财产，而对门的邻居以为对方在搬家这样的“笑话”。
3、不利于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
和谐的邻里关系会有利于人们的身心健康，特别是对老年人来说，可以减少他们的孤独，消除自闭的心理，同时在关键时刻可以感受到邻里的温暖。
（三）原因分析
1、各种压力的加大而无暇顾及邻里关系。竞争是现代社会的主旋律。压力主要来自于子女上学的压力、购买房屋的压力、就业的压力、养老的压力、消费的压力等等，使现代的人无法分心，无力去关心那么多的人和事。而邻里关系作为最基本、最应该经常关注的一种社会关系自热而然的被忽视了。
2、缺乏对邻居的了解，而不愿意或认为没必要交往。业主的身份是随机的，无法限制的，那么你在购房时，你的邻居的身份你是无法了解的。你由于不认识他，就会对他敬而远之，就不会和他交往。
3、人们处于自身安全的需要。当前我国社会虽然社会秩序还不错，但还不太平，有些地方的社会治安还不能令人放心，利用邻里身份进行欺骗、诈骗的案件还时有发生。一方面，邻里之间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而不愿意主动去进行交往。另一方面，现代人的自立性比较强，比较注重对个人隐私的保护。
4、住房结构的变化，阻断了人们的正常交往。过去的大杂院的邻里是相对开放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可以说是没有那么多的束缚的。而现在则不同，不管你有什么事，当你敲门或叫门，对方即使是在家里，他也不一定会答应或给你开门。所以，有些社会学家总结说，现代矗立的钢筋混凝土的高楼大厦，不仅阻断了人，还阻断了人们的视野和语言，更阻断了人们的交往的心。
二、和谐邻里关系构建的路径
（一）调整好邻里交往的心态：
1、将邻居当成朋友，相信对方，真诚待之；2、尊重邻居的生活习惯、兴趣爱好和个性；3、不可歧视、忌妒邻居；4、适应环境；5、多想他人；6、串门走走；7、邻里和睦；8、宽容谦让。
（二）完善小区改善邻里关系的内部机制：
1、街道、社区应积极加以组织和推动；2、转变观念。首先，社区要加强引导，使小区居民意识到邻里关系的重要性；其次，提高小区居民的热情，让他们每人都为小区的和谐作出应有的贡献；再次，要提高小区居民的素质；第四，小区居民要积极主动的搞好邻里关系，并积极参与邻里活动；3、建立丰富多样载体。如聚餐、郊游、义务劳动、下棋、打牌、唱歌、跳舞、戏曲晚会、文化周末等；4、应增加社区的公共服务空间。如公共图书馆、社区俱乐部、义务社区服务站等；5、建立业主QQ群 。形成了一个“舆论场”，以利于邻里之间交流感情，增进了解，建立起互相信任新型关系。6、设立“邻里节”，使邻里间的活动具有长效化和正式化。7、建立业主定期会议的规章制度。
参考文献：
[1]周云芳.怎样处理邻里关系[M].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
[2]袁岳、方大为.邻里关系比以前疏远了[M].中华工商联出版社.2006
[3]张路.新邻里关系[J].互联网周刊.2006.2；
[4]周一枝.打造和谐邻里关系[N].苍梧晚报.2007年8.7；
中国劳资关系调整路径:集体谈判 篇4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席卷全球, 成为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企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而就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深入发展的同时, 由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和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所引发的劳资关系问题日益凸现。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这是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的一个重要标志。入世后的中国, 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 外商投资进一步扩张。国际资本的大量涌入, 使得中国劳资关系出现市场化和国际化的特点, 劳资矛盾和冲突现象更为突出。劳资双方力量的不平衡加剧了国内劳资关系的紧张, 尤其在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中, 劳资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更加明显。2009年所发生的吉林通钢事件和林钢事件;近几年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所出现的用工荒;富士康跳楼事件和本田罢工事件, 无一不是中国劳资关系紧张并且尖锐化的佐证。面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劳资关系所出现的问题和变化, 我们有必要积极改善劳资关系的紧张局面, 关注弱势群体, 建立有效的解决劳资冲突的协调机制, 努力调整劳资关系使其从冲突走向合作。
二、劳资冲突与合作的博弈论分析
(一) 劳资冲突的产生:
囚徒困境博弈。“囚徒困境”博弈是经典的非合作博弈模型, 揭示了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矛盾, 从个人理性出发, 并不能够保证自发地、自然地产生对集体最好的结果 。这一博弈反映出在现实的社会经济活动中很多时候个人的最优选择不一定能代表集体的最优选择。对于劳资之间的冲突行为就可以用“囚徒困境”博弈模型来解释。这里博弈的参与方分别为劳方和资方, 二者的选择策略有两种, 分别为合作、冲突。这里的合作是指劳资双方都能同意对方所提的要求, 冲突意味着双方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 会采取一些激烈的行为。如劳方为了工资福利的最大化而采取跳楼的行为;资方则为了利润的最大化而克扣工资、随意解雇劳动者。其博弈的支付矩阵如图1:
在这个博弈中, 虽然两个博弈方没有被隔离开来, 但两者在刚进入企业时的利益目标不一样, 难以采取一致的行动, 因此无法形成合作联盟。另外劳资双方必须依据对方所采取的行动来实施对自己最有利的行为。所以这里的博弈模型是符合“囚徒困境”博弈的假设条件的。对于资方来说, 当劳方选择合作时, 资方会选择冲突策略, 因为选择冲突给他带来的收益是3, 而如果选择合作则只能得到2的收益。出于自己的最大化利益的目标, 资方会采取冲突的行为。当劳方选择冲突时, 资方如果此时选择合作, 只会使自己的利益减少, 因此这时资方的最优选择还是冲突。因此无论劳方采取什么样的策略, 资方的最优策略都是冲突。同样对于劳方来说, 资方所采取的策略无论是合作或是冲突, 资方都会选择冲突战略以获得更高的得益。故而 (冲突, 冲突) 是该博弈的纳什均衡解。
(二) 劳资合作的可能:
重复博弈。重复博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属于动态博弈的范畴, 是基本博弈重复进行构成的博弈过程。虽然在形式上重复博弈是基本博弈的重复进行, 但博弈参与者的行为与博弈的结果并不一定是基本博弈的简单重复。因为在重复博弈中, 博弈方能够意识到博弈会重复进行, 这会促使他们改变对利益的判断, 从而影响到他们在重复博弈的不同阶段所采取的行为选择。在劳资之间的一次性博弈中, 双方会基于维护自身的利益而选择冲突, 在重复博弈中, 双方可能会意识到如果仍然选择冲突战略就会损害自身的长期利益, 因此劳资双方在长期的重复博弈中就可能会达成合作协议以保证自己的收益。为简便分析, 下面采用双变量矩阵表示的劳资之间的无限次重复博弈模型进行分析。尽管在现实情况中由于人的生命的有限使得无限次重复博弈模型有其局限性, 但博弈方并不清楚博弈的具体次数, 从而不知道最后一次博弈的确定时间。因此通过无限次重复博弈模型来考察劳资双方在重复博弈中实现合作的可能性是适用的。
在这个博弈的无限次重复博弈中 (见图2) , 假设两博弈方即劳方和资方都采取以下触发战略 :第一阶段采取合作战略, 在第t阶段, 如果前t﹣1阶段的结果都是 (合作, 合作) , 则继续采取合作策略, 否则采用不合作战略。在无限次重复博弈中, 我们需要考虑收益的现值。假设δ=1∕1+γ为贴现因子 (0﹤δ﹤1) , γ是以一阶段为期限的市场利率。每个博弈参与者在重复博弈中的总收益就等于在博弈各个阶段中获得的收益的现值。假定劳方在每个阶段博弈中都不发生偏离即采取合作策略, 资方也不发生偏离, 双方将永远合作, 那么对于劳方来说获得的总收益为:
undefined
如果劳方在第一阶段发生偏离, 采取不合作策略, 那么在第一阶段获得的收益是3, 但发生偏离的后果是引起资方在以后的每一阶段均采用不合作的报复策略, 劳方也因此只能选择不合作, 得益将永远是1, 因此总得益的现在值为:
undefined
比较这两种情况下的劳方所获得的总得益的现在值, 当且仅当V1≥V2也即undefined时, 劳方会选择合作最优策略。计算上式得到:undefined。因此当贴现因子undefined时, 劳方将不能发生偏离, 只要资方采取触发策略, 劳方的最优选择将始终是合作。同样地, 在假定劳方采用触发战略的前提下, 也可以计算出当贴现因子undefined时, 资方也会始终选择合作战略。在undefined的情况下, (合作, 合作) 构成这个无限次重复博弈的一个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由此可见, 在一定的贴现率水平下, 无限次重复博弈中劳资之间的合作解是存在的。
三、劳资关系调整的有效途径:集体谈判
从以上的分析可看出, 在重复博弈中劳资双方会意识到对抗造成双输的结果, 转而寻求合作以实现互利共赢。而如果任由劳资双方在无数次的博弈之后再接受合作, 只会使双方的利益受损, 增加交易成本, 影响企业的长期发展能力, 对于构建和谐劳资关系也是不利的。面对这种情况, 我们有必要寻找到一种有效机制以协调劳资关系, 实现利益均衡。我国目前协调劳资关系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宏观层面上, 由工会作为劳动者的权益代表, 参与相关的劳动法律、法规的研究和制定; (2) 微观层面上, 劳资关系的调整途径有两种, 一种是个体谈判, 即劳动者单独与企业进行协商谈判、通过签订劳动合同来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 。而在伴随着企业组织的逐渐壮大的情况下, 劳动者的话语权薄弱以及谈判地位的不平等的问题使得这一途径的不足之处便显现出来。与个体博弈相对应得另一种途径便是集体谈判, 即由工会或工会组织代表职工与企业进行谈判。这是目前解决劳资矛盾, 平衡企业内部劳资关系的有效手段, 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
集体谈判从形式上看是劳资之间关于就业条件、工资待遇等内容进行沟通的过程, 从实质上看, 它是一种能够增进劳资双方福利的“双赢经济行为”, 双方的效用都能得到提高。集体谈判是劳资之间的正和博弈而非零和博弈, 理性的谈判会带来双赢的结局, 从而营造健康稳定的劳资关系。
(一) 集体谈判有利于保护劳动者的合法利益。
在劳资双方存在利益矛盾的前提下, 集体谈判通过平等协商达成集体合同, 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利益平衡点。集体谈判最核心的内容是工资集体谈判。西方国家的一些学者认为工会通过集体谈判对工人的工资决定方面具有很大的作用。发达国家的实践也表明, 在劳动力市场的萧条时期, 工会通过集体谈判来维持其成员的工资水平的能力要高于非工会部门。根据我国全总统计, 在某些城市实行工资集体谈判的企业职工工资也普遍比同行业未实行工资集体谈判的企业高出10%至15% 。随着劳资之间利益对立结构的形成, 劳动者一方产生了对经济利益的共同诉求, 他们对于工资待遇、社会保障、劳动条件等方面的诉求正在趋于在一致, 集体谈判使劳动者有了表达经济利益诉求的正常渠道并且使之更为畅通, 劳动者的话语权得到尊重, 劳动者的应有权益也获得了有效保护。同时, 在集体谈判中, 劳动者个人的意愿能够通过集体表达出来, 从而扭转了劳动者一方在谈判地位上的不平等局面, 改善了谈判能力相对薄弱的现状。
(二) 集体谈判有利于保障企业的利益。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 劳动者的需求层次在不断提高, 对于安全舒适和民主参与的工作环境、个人的发展的追求日益强烈。而当企业自身的情况无法满足劳动者的要求时, 一些缺乏法律意识的劳动者往往会采取极端的行为如罢工、静坐、围殴, 给企业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如2009年吉林通钢的部分工人因不满工厂被某企业重组而聚众抗议, 致使该企业的总经理陈某被围殴致死, 通钢也因此停产11个小时, 损失惨重 。集体谈判则能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 因为谈判就是通过劳资之间的直接对话就双方的矛盾问题进行协商, 在相互的让步与妥协中使劳资矛盾得到协调, 从而避免了企业的损失。另外, 集体谈判使雇主可以直接与劳动者代表进行谈判签订合约, 而无须与每个雇员逐一交涉, 这样就减少了企业的交易费用, 节约成本。集体谈判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体性的, 双方共同解决问题, 实现共同的目标即效用的最大化。而双方的效用最大化又取决于雇主与雇员之间的谈判。当企业的市场状况良好时, 雇员的工资水平、福利待遇以及雇主的利润都能得到提高, 而当企业的状况较差时, 雇主和雇员就可以进行谈判, 签订符合企业实际情况的有关工资福利、社会保障等条款, 从而保障企业内部的劳动力市场运转, 促进企业的长期发展。另外通过谈判签订协议约定劳动条件, 能够使企业在既定的基础上有计划地生产经营。谈判所达成的协议也可以防止本行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避免工人的流失。
(三) 集体谈判有利于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
一方面, 集体谈判的主要参与者是劳资关系的直接主体和利益诉求者, 双方通过谈判实现了劳资之间的有效沟通, 协调了双方的利益冲突, 劳方和资方都能从谈判中获益:劳动者的地位得到强化, 雇主的管理权限得到认可。另一方面, 每一次成功的集体谈判都能建立起劳资双方的相互信任和理解, 能够形成最佳的劳资关系状态, 促进劳资关系的动态稳定与和谐。因此, 从短期效应来看, 集体谈判有助于缓解由双方的利益对立而引起的劳资矛盾, 从长期效应来看, 集体谈判更是能有效降低劳资矛盾演变成劳动者通过激烈的集体抗争行动来捍卫自己的权益的可能性, 避免整个社会承受较大的交易成本。
四、集体谈判的效率
集体谈判中工会和雇主进行博弈的关键问题是工资水平和就业量的决定, 下面就以由里昂惕夫提出的工会和厂商之间的博弈模型进行分析 (见图3) , 进而讨论集体谈判的效率性。这个模型的假设条件是:①工会决定工资水平, 然后厂商根据这个工资水平决定雇用劳动者的数量;②工会所代表的劳方效用是工资率和雇用量的函数, W代表工资率, L代表雇用的工人数, 则效用函数为U=U (W, L) ;③厂商追求的目标只有利润, 因此厂商的效用函数可以用利润函数来表示, 即π (W, L) =R (L) -W×L, 其中R (L) 代表厂商的收益, 它是雇佣劳动数量的函数, 并且是严格递增的函数, 即R′ (L) ﹥0, W×L表示厂商的成本。我们先分析第二阶段厂商的选择。假设工会提出的工资率是W, 厂商据此确定雇用劳动量L=L (W) , 因此厂商的利润最大化函数为:
undefined
其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是:
πL (W, L) =R' (L) -W=0 (4)
也即:R' (L) =W (5)
从上式中解出的L*就是在工会给出工资率W时厂商的最优雇佣劳动数量。现在我们再回到第一阶段考虑工会的选择。由于工会明确厂商是根据上述方式来决定雇用量L* (ω) , 因此工会在这一阶段需要解决的决策问题是选择W*。根据假设条件, 工会的效用最大化的函数是:
undefined
其效用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
U'W+U'L·L' (W) =0 (7)
也即:undefined
上式中, undefined是代表工会效用的无差异曲线的边际替代率, L' (W) 表示厂商劳动需求曲线的斜率, 也就是图中的劳动需求曲线与无差异曲线的切点a点, (W*, L* (W*) ) 就是这个博弈的均衡解, 这个均衡是一个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
尽管得到的均衡结果是一个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 但这一均衡点并不是“效率合约”。而且可能没有反映出现实情况, 因为这个博弈的前提假设是首先由工会确定工资然后再由雇主决定雇用量。从图中可看出, 如果从a点移动到b点, 则工会的效用得到提高因为b点处在一个更高的无差异曲线上U2上, 而企业的效用并未降低, 因为它还是处于原来的等利润曲线π1上, 因此实现了帕累托改进。现在通过纳什讨价还价模型来讨论这一问题。其效用最大化问题为:
undefined
上式最优解的一阶条件为:
U'W[R (L) -WL]+U (W, L) (-L) =0 (9)
U'L[R (L) -WL]+U (W, L) [R' (L) -W]=0 (10)
整理 (9) (10) 两式得到:
undefined
上式表示工会的无差异曲线的斜率等于厂商等利润曲线的斜率。这一解可以用图中的b, c两点来表示, 显然这个解是“效率合约”。厂商和工会通过讨价还价, 能够将实际的解决方案确定在合约曲线的某一点上, 而这一点的确定则取决于双方谈判力量的大小。
参考文献
[1].谢江平.意识形态与集体理性——制度经济学视野中的意识形态[J].吉首大学学报, 2011, 1
[2].谢识予.经济博弈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203
[3].宜冰, 乐水.集体谈判:中国劳资矛盾化解之道[N].第一财经日报, 2010, 3, 17:6
路径关系 篇5
一、幼儿园游戏活动中师生互动现状
1.互动主体不平等。目前，幼儿园游戏教学中，师生互动依然以教师为主体和主导，幼儿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两者之间的地位没有实现平等。在幼儿园游戏活动中，教师的行为直接影响着幼儿主体性作用的发挥，而这完全违背了以幼儿为本的现代教学理念。
2.互动形式单一。在幼儿园游戏活动中，提问、命令、要求和提醒是最为常见的互动形式，而幼儿的互动则是以分享游戏成果为主，很少有幼儿会主动寻求教师帮助，师生共同游戏则更是少见。可以说，师生互动无法产生相互作用，对幼儿园游戏化教学带来了较大负面影响。
3.互动效果不强。在幼儿园游戏活动的指导过程中，教师很容易走向两个极端，一个是管控过严，一个是放任无度。但良好的师生互动关系是教师将控制和尊重完美结合情况下形成的，但上述普遍存在的两个极端问题，严重影响了幼儿园游戏教学的效果。
二、幼儿园游戏教学与师生关系的关系
1.良好师生关系是实现高效幼儿园游戏教学的前提。高效游戏活动的开展离不开良好的游戏氛围，而良好的游戏氛围需要以良好师生关系为基础。良好的师生关系能够加强幼儿的安全感和认同感，能让他们充分体验到游戏的乐趣。幼儿在和谐愉悦的游戏环境中，才能最大限度地汲取知识，进而推动他们的全面发展。许多优秀幼教就如同幼儿亲生母亲一般，对孩子关怀备至、充满耐心。在良好的心理状态下，幼儿才能全身心投入游戏中，才能充分激发他们的想象思维和创造思维，所以，良好师生关系是实现高效幼儿园游戏教学的重要前提。
2.高效幼儿园游戏教学有利于良好师生关系的构建。喜欢游戏本来就是儿童的天性，教师顺应这种天性自然会被幼儿所接纳和认可。教师看到幼儿对自己有着较强的依赖，自然也会感到快乐和欣慰，有助于提高他们的工作积极性。良好师生互动关系就在幼儿园游戏活动中非常自然的形成了。亲子游戏对构建良好的父(母)子(女)关系非常关键，同样高效的幼儿园游戏活动对构建良好师生关系也非常重要。目前，许多幼儿园都积极开展由幼儿、教师和家长广泛参与的游戏活动，并取得了非常好的教学效果。这些游戏活动能够缓解幼儿因初入幼儿园而产生的焦虑心理，有利于提高幼儿的适应能力。可以说，幼儿园游戏活动有利于良好师生关系的构建。
三、幼儿园游戏活动中师生互动关系的构建路径
1.师生协商创设游戏环境。在幼儿园游戏教学情境创设中，教师应该与幼儿协商开展，由幼儿设计的作品教师要在充分尊重幼儿意见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完善，在对他们的作品加以展示时，一定要高度对待，让幼儿获取充分的满足感。教师还可以对幼儿作品进行装饰，进一步提高作品的艺术性，这样不仅可以显示对幼儿的充分尊重，而且能够美化游戏教学环境。同时，游戏教学活动以游戏为核心，而游戏需要玩具和材料的支撑。所以，在进行游戏教学环境创设时，创设出的游戏材料和游戏区域必须要对幼儿全面敞开，以充分发挥这些资源的教学作用。教师要确保幼儿随时可以领取到相应的游戏材料，并允许幼儿自由使用，而并非只能在特定区域内限时使用。除了要注重物理环境的创设，教师还要加强心理环境的创设。教师要鼓励幼儿与教师和其他小伙伴互动交流，营造出轻松愉悦的心理氛围。相关研究显示，在亲子游戏中，游戏对游戏的关注度比平常要高，参与的积极性也更高。之所以会如此，主要是因为亲子游戏能够让幼儿获得较强的安全感，而安全感可以有效激发幼儿的游戏想象力和创造力。
所以，在幼儿园游戏教学活动中，引导幼儿进行交流互动，让师生、生生之间形成较强的亲近感，营造出轻松愉悦的心理环境，只有如此，才能提高幼儿园游戏教学的实际效果。总而言之，在游戏环境创设过程中，教师必须充分尊重幼儿主体性，双方积极协商，以顺利构建起良好的师生关系。
2.制定科学合理的游戏计划。在幼儿园中，许多教师过于强调游戏教学组织的重要性，但教学组织的常规性和游戏流程的规范性，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幼儿创造思维的发挥。在幼儿游戏教学活动中，大部分教师将区域活动理解为正规课程，完全根据既定流程开展游戏教学，真正留给幼儿的游戏时间非常有限，有时不超过十分钟。但幼儿教师需要明确的是，做好游戏教学组织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确保游戏活动的顺利、高效的开展。所以，仅仅强调游戏活动的常规性和规范性显然存在巨大误区。要想改善这一局面，就需要幼儿园领导层的大力支持和正确引领。园内所有工作者都要结合幼儿园或班级实际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游戏教学活动计划，要具体到月计划、周计划甚至日计划。在游戏计划制定过程中，要对幼儿游戏时间做出明确而合理的规定，为幼儿园游戏互动的开展，以及师生互动提供制度保障。
3.鼓励幼儿参与教学评价。在幼儿园游戏教学活动中，教师要注重幼儿差异化发展，全面掌握幼儿的实际状况，关注幼儿游戏水平的提高情况。教师要给予那些性格内向的幼儿，尤其是自闭症儿童以更多的关注、关心和关爱，关注他们的进步程度，更多地给予正面评价和鼓励。在游戏教学评价环节，教师要坚持以正面指导为主，尽量使用具体语言表达。评价语言不要过于官方，过于形式，比如：你做的`非常好;他非常有爱心;他游戏时非常乖巧。评价要多使用具体语言，如：他的玩具保持的非常好，没有丝毫破损，也没有被弄脏;他在游戏的时候没有忘记去扶起摔倒的乐乐，助人为乐的行为值得表扬。
此外，在评价环节，教师不能一味地去评价幼儿的游戏表现，而是要鼓励幼儿参与到评价中来。教师在游戏知道环节，一般都是以大局为重，但幼儿作为游戏活动主体，对自己的小伙伴有着更加全面和客观的认识。所以，让幼儿参与游戏评价，了解幼儿想法，可以让教师的评价更客观、更全面。所以，在评价环节，教师可以这样说：“在游戏过程中你认为谁的表现最好呢?你能告诉老师他哪里做的最好吗?”在幼儿参与评价之后，教师还可以做出二次评价，对先前的评价进行补充和丰富。
路径关系 篇6
[关键词]RSI错位现象；资源丰度；游客规模；旅游收入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6)12—0081—04
[收稿日期]2006—04—17；[修订日期]2006—10—31
[作者简介]李连璞(1976－)，男，山东庆云人，西北大学人文地理学博士研究生，德州学院地理系讲师，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旅游经济，E-mail：dzllp2003@163．com；曹明明(1960－)，男，陕西宝鸡人，西北大学城市与资源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杨新军(1972－)，男，陕西扶风人，西北大学城市与资源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旅游经济。
1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旅游业实现了从接待任务工作到事业型发展，到目前的产业化发展，旅游业已经形成相当的产业规模，先后被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列为支柱产业、先导产业和重点产业。国内旅游发展迅速，在区域旅游发展中的地位日益突出，2004年，国内旅游总人数11．02亿人次，国内旅游收入4710．71亿元(人民币)，分别比上年增长26．67％和36．85％。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如何扩大国内市场及增加国内旅游收入就成为区域旅游发展成败的关键，因此，研究国内旅游在区域旅游发展过程中的映射具有重要意义。
区域间国内旅游发展水平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如旅游资源丰度相近的湖南和广东，2002年其国内旅游接待人次和国内旅游收入存在巨大的差异，湖南旅游接待国内游客0．57亿人次、国内旅游收入226亿元，而广东则是0．77亿元和1012亿元，差异分析可以找出区域旅游发展的优势与劣势，具有实际意义。国内对区域旅游差异的研究已有相当基础，但大多是通过区域间要素比较的方法，并且对大尺度区域旅游系统的研究较少，代表性文献有保继刚(2002)采用入境游客接待量对中国28座重点旅游城市改革开放以来地位的变化进行研究。
区域旅游资源、游客规模及旅游收入是旅游发展三大重要要素，旅游资源的丰度表征有多少优势旅游资源，解决了“有什么”的问题；旅游收入是衡量旅游地发展经济效益的重要指标，说明对资源利用“怎么样”的问题；而游客规模是旅游资源和旅游收入的媒介，可以用来表征旅游经济效益的潜力和旅游资源的吸引力，3种要素的均值化数据则说明个体在总体中的相对地位。如果假设区域其他条件相同，则其个体内部要素间的数量关系应是函数关系，然而，区域条件的内在差异(如区位条件、基础设施、社会经济条件、生态环境质量等)会使这种函数关系偏离甚至扭曲，造成个体内部要素之间的“错位”现象并表现出不同的组合类型，从而映射出区域之间的差异。由此，按要素关系一区域类型一区间比较的思路探讨区域之间的差异具有创新意义。
2数据收集与整理
2．1研究思路
本文以要素为切入点，以行政省域为单元，对国内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由于资料的不可获得性和区域差异的不可比性，港、澳、台没有被列入研究范围)进行比较研究，采用2002年国内旅游统计数据及A级景点作为数据基础，按要素关系一区域类型一区间比较的思路，寻找省域要素间的组合类型，对31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类型划分，从而比较区域间旅游发展的差异，并提出转化路径及实现途径。
2．2资料来源
以2003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的统计数据为依据，从其“地方旅游业”部分摘取2002年国内旅游相关统计数字，包括接待国内游客数量和国内旅游收入两项指标，并对其进行均值化处理，将结果记入表1。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旅游区(点)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修订)(GB／T17775—2003)，笔者统计了中国31省(区、直辖市)2002年A级以上景区(点)，运用公式(1)对其进行丰度指数计算，并进行均值化处理，将其结果计人表1。
旅游资源的丰度指数：
R=2．5X1+1．5X2+0．75X3+0．25X4(1)
式中：R代表区域旅游资源丰度指数；X1、X2、X3、X4分别为4A、3A、2A、1A景区(点)的个数；2．5、1．5、0．75、0．25分别为4A级、3A级、2A级、1A级景区(点)的权重。
3RSI组合类型及转化路径
3．1 S—I组合关系
将表1中31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国内游客规模(S)和国内旅游收入(Ⅰ)的均值化数据在笛卡儿坐标系中构建S—Ⅰ组合态势图(见图1)，平均值1作为临界点，对其进行区域类型划分。
图1显示：各行政单元的游客规模和旅游收入之间的组合关系存在差异，可以分为4个区域类型。
Ⅰ区：国内游客接待数量与国内旅游收入均超过平均值，包括北京、广东、上海、江苏、山东、浙江、四川、河南、辽宁、湖北；
Ⅱ区：国内游客接待数量少于平均值，但国内旅游收入超过平均值，包括天津、福建；
Ⅲ区：国内游客接待数量超过平均值，但国内旅游收入低于平均值，包括河北、湖南、云南、广西；
Ⅳ区：国内游客接待数量及国内旅游收入均低于平均值，包括重庆、陕西、山西、安徽、江西、黑龙江、吉林、贵州、海南、新疆、内蒙古、甘肃、宁夏、青海、西藏。
笔者将4种组合类型定义为“规模一收入同步区”(Ⅰ区和Ⅳ区)和“规模一收入错位区”(Ⅱ区和Ⅲ区)两大主类，并进一步细分为4个亚区：强同步区(Ⅰ区)、弱同步区(Ⅳ区)、优等错位区(Ⅱ区)和劣等错位区(Ⅲ区)。
3．2R—S—Ⅰ组合类型
结合旅游资源丰度指数(R)，对上述类型进一步划分，原则上可以分为c21·c21·c218种类型：
——旅游资源丰度指数＞1+强同步区(Ⅰ区)：北京、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四川、辽宁；
——旅游资源丰度指数＞1+弱同步区(Ⅳ区)：陕西、黑龙江；
——旅游资源丰度指数＞1+优等错位区(Ⅱ区)：无；
——旅游资源丰度指数＞1+劣等错位区(Ⅲ区)：河北、湖南、云南、广西；
——旅游资源丰度指数＜1+强同步区(Ⅰ区)：上海、河南、湖北；
——旅游资源丰度指数＜1+弱同步区(Ⅳ区)：重庆、山西、安徽、江西、吉林、贵州、海南、新疆、内蒙古、甘肃、宁夏、青海、西藏；
旅游资源丰度指数＜1+优等错位区(Ⅱ区)：天津、福建；旅游资源丰度指数＜1+劣等错位区(Ⅲ区)：无。
剔除掉研究范围内的空缺类型，中国各省(区、直辖市)的国内旅游发展目前可以被分为6种类型(见表2)。
3．3类型特点及阶段转变路径
A型：属于旅游发展正常的区域，其三要素间有正相关关系，但旅游地发展的后劲不足。其优势地
B型：旅游发展不正常区域，其优势旅游资源没有得到消费者的认同，旅游发展有后发优势，应以市场+产品为导向进行旅游资源整合，把资源优势转变为产品优势，打造自身旅游形象，按照B—A、或B—C—A的路径转变。
C型：旅游发展较为正常，旅游地得到消费者认同，但引导消费或管理有问题，旅游发展前景广阔，旅游产品需要进一步拓展，培育消费点，尽快把数量优势转变为经济效益优势，极易向A型转变。
D型：虽属于旅游发展不正常区域，但这种“不正常”却是地方政府的最爱，其缺点是风险高，特别是河南和湖北，易向E型转变。今后旅游发展应以资源+形象为导向。
E型：旅游发展正常，三要素呈正相关关系，不易把旅游产业作为其支柱产业，旅游发展的风险高，如对旅游发展重视，易向D型或F型转变。旅游发展应以资源为导向，培育极品旅游资源，尽快扩大自身的知名度。
F型：此类旅游地资源等级低，游客数量少，但效益高，旅游业进一步发展的空间较小，极易向E型转变。如果注意旅游的后续开发及无形旅游资源的挖掘，也会向A型转变。旅游发展应以资源为导向，挖掘区域隐形旅游资源进行深度开发。
4基本结论与讨论
(1)中国旅游目的地呈现多元化发展的局面。这种现象的产生是受旅游地的地域条件、资源禀赋与发展条件等因素的影响。
(2)理想的“资源一游客数量一收入”之间应该是呈正相关的函数关系，而区位差异等扰动要素会使其变形甚至扭曲。研究结果证明“资源—游客数量—收入”之间存在错位现象。
(3)资源条件是旅游发展的基础，其赋存情况和质量影响区域旅游业的发展水平，如A型；旅游资源并不是决定旅游业发展的关键、决定性因素，旅游业发展的复杂性会导致错位现象：资源条件好但旅游业发展水平不高，如B型和C型。而有些区域资源条件差但旅游业发展水平高，如D型。
(4)规模不等于效益。游客规模不能够成为衡量区域旅游发展水平的指标，旅游收入才是旅游发展的经济目标，如Ⅱ区和Ⅲ区，其旅游收入和接待游客数量之间存在错位现象。
(5)说明：笔者为研究的需要采用的是均值化数据，所以其地位关系是区间相对地位，而转化是相对于个体的自我提高和整体的总体提升。
[责任编辑：宋志伟；责任校对：吴巧红]
路径关系 篇7
谢识予在《经济博弈论》中“给博弈下了一个直白的、非技术性的定义”。他总结道:“博弈即一些个人、队组或其他组织, 面对一定的环境条件, 在一定的规则下, 同时或先后, 一次或多次, 从各自允许选择的行为和策略中进行选择并加以实施, 各自取得相应结果的过程。”[1]根据博弈方行为逻辑的差别, 可以将博弈分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1]。非合作博弈是基于个体效用最大化的博弈, 在非合作博弈中具有策略依存性的各参与者只是考虑自己的利益改进, 而不管是否损害到其他人和集体的利益, 也即, 他们在博弈中总是选择自己的最优策略。在由L (劳动力) 和C (资方) 二人组成的博弈中, 假定二人实力均等, 原始收益为 (2, 2) 。二人各有两个策略:合作与背叛, 合作与背叛并不只是指合约的签订与解除, 还包含劳资双方对合约的遵守与违约行为以及基于此的合作积极性与机会主义行为、劳资对抗等。各策略支付矩阵为 (见表1) :
这个矩阵说明, 如果都采取合作策略, 每个人不仅保持了自己的利益, 还将获得因合作而产生的收益, 总收益为8, 为博弈的帕累托最优解。如果C选择背叛、L选择合作, 则C不仅保持了自己的利益而且占有了L的部分利益;相反, 则L不仅保持了自己的利益而且占有了C的部分利益。在一方利益受损的基础上, 二人的总收益为6, 大于双方原始总收益4, 但小于帕累托最优解8, 为帕累托次优解。如果每个人都采取背叛策略, 要么是合作不能发生, 合作收益不能形成, 每个人均保持原始收益 (2, 2) , 要么是每个人或要花时间和精力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不被对方侵害, 或因利益对抗而造成博弈双方总收益的下降。可以看出, 无论对方做何选择, 背叛都为每个人的占优策略。虽然 (合作, 合作) 能形成总收益最大的帕累托最优解, 但在没有“有约束力的协议”情况下, 双方均有通过调整策略, 获得更大支付的可能和冲动, 直至 (背叛, 背叛) 时, 该矩阵才会形成稳定的纳什均衡解。
下面我们在第二阶段博弈中再加入合作收益:当第一阶段采取“合作”策略时, 会获得额外收益2, 如果采取“背叛”策略时则没有额外收益。因合作产生的额外收益是指劳资双方的合作收益, 合作收益是合作与背叛的函数。其额外支付矩阵为 (见表2) 。
假设在第一阶段段博弈双方知道这两个阶段博弈的各种策略下博弈的结果, 所以这个博弈的支付矩阵就变为了 (见表3) :
这样, 由上述两阶段构成的博弈中 (合作, 合作) 是纳什均衡解。可见, 解决合作难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改变博弈的支付结构。而博弈支付结构的改变在于赏罚矩阵的建立, 即通过“给对策者加以外部约束或内在化价值以改变收益方阵的相互关系”。
二、中国私营企业劳资关系合作博弈路径的选择
(一) 当前社会历史条件下, 资本不会主动去改变非合作博弈的现状
在经济权力结构失衡的社会条件下, 私营企业特别是规模小、还处于成长阶段的私营企业, 往往更注重资本积累的加速度, 而对社会责任和劳动者合法权益一般会采取漠视的态度。所以, 他们不是主要靠企业效率的提高而是采取低工资、低劳动条件、高劳动强度等非合作博弈策略去获取利润的高速增长。比如, 在工业企业利润普遍下降的2005年, 工业类的私营企业的利润增长达到47.3%, 2006年上半年达到了52.9%。这些利润中包含了劳动者合法权益损失的部分[2]。这种状况往往会在强势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下自我强化发展, 走上“锁闭 (lock in) ”的路径。
(二) 缺乏经济谈判力和组织程度低的劳动力无力开启合作博弈路径
在劳动力接近无限供给的条件下, 相对于强大的私营企业, 劳动者是弱势群体, 处于弱势地位。另外, 中国的私营企业面临着工会组建率和员工入会率的“双低现象”, 并且在许多私营企业中, 工会的维权力度不够, 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制度性弱势”。这使得工会在平衡劳资力量失衡, 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方面的作用得不到正常发挥。从而, 单个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因经济谈判力不强而不能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现状得不到缓解, 逐步形成的倾向于资方不利于劳方的既得利益结构难以自发突破。
(三) 中国私营企业劳资关系强制性合作博弈路径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分析
中国私营企业劳资关系强制性合作博弈路径是通过政府提供制度供给促使和维持基于合作博弈的劳资双方利益最大化的。由于在使用强制力时有很大的规模经济, 政府可以比竞争性组织以低得多的费用提供所需的制度服务。所以, 政府就成了可以提供强力推动的第三方的合适人选。由于政府提供制度供给“会同时引起国家的费用和效益”, 所以也存在着“国家是否具有采取适当行动的激励”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 政府作为人民利益的代表行使着市场监管和调节的职能。然而, 政府并不是一个抽象的组织, 而是由作为代理者的地方政府和政府公务人员组成, 在经济学意义上, 他们同样都是“经济人”。在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构成的委托代理关系中, 他们具有并非完全一致的利益倾向和政策目标。中央政府作为全国人民利益的总代表, 具有维护全体人民利益的政策目标, 而作为代理人的地方政府除了具有自觉维护中央政策目标的政治义务之外, 还具有维护本地区本部门利益的政策倾向。
三、中国私营企业劳资关系合作博弈路径中的政府作为
(一) 转变发展理念
在劳资关系问题上, 各级地方政府要认真领会和贯彻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 切实改变过去重“企业”轻“职工”的发展理念, 将经济发展同社会发展统一起来, 切实维护好广大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各级政府既要看到资本为社会经济作出的贡献, 充分发挥“资本的伟大历史方面”, 支持包括私营企业在内的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 同时也要改变仅热衷于“招商引资”和GDP的增长而忽视劳动者权益维护的错误理念与做法, 通过对资本权力的边界作出合理的规定, 规避自发膨胀的资本权力对合法劳动权益与公共权益的侵犯, 以适应社会和谐与科学发展的要求。
(二) 改革政绩考评体系, 进一步完善行政管理体制
科学发展观将发展标准的内涵进一步深化, 认为发展不仅包括经济的增长还包括社会的发展与稳定、环境的可持续、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等内容, 所以坚持和贯彻科学发展观就要求对各级地方政府政绩的评价政府不能仅仅以其所辖区域的税收、GDP增长情况为标准。在此基础上还应该将社会发展指标、生态建设指标等内容纳入对地方政府的考核评价体系当中去, 以改善单一指标激励下的政府职能错位和缺位情况。只有这样, 地方政府才能真正转变“重经济轻社会”的片面发展理念, 发挥好平衡劳资关系的积极作用, 从而实现“政府—资本—工会”的三方均衡, 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另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地方政府应进一步完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制, 使政府在法治的限制下行使职权、增进市场的调节功能。在协调劳资关系中既要克服单纯注重经济增长忽视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片面发展观又要避免因职能越位、行政管理方式与市场经济要求不相适应而影响市场经济功能的有效发挥, 从而在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劳资利益关系中努力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统一。
(三) 完善劳动法律体系, 健全相关劳动制度
1. 国家立法机构应尽快完善劳动法律体系。
国家立法机构要结合当前的新形势, 立足国情, 借鉴国外经验, 完善劳动立法, 尽快出台与《劳动法》相配套的《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社会保险法》、《劳动争议法》、《工资法》等法律法规, 以使劳动关系的种种矛盾都能依法规范, 确保《劳动法》得到切实有效地执行。更为重要的是, 这些法律法规应进一步明确规定企业对劳动合同、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劳动安全卫生、社会保障负有主体责任, 在法律中对各种企业违法行为尽可能详细地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 同时通过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 使其更具有可操作性。
2. 推动相关劳动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第一, 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制度。当前推进劳动合同制度, 一方面, 需要加大《劳动合同法》的宣传, 提高劳动者自觉运用劳动合同法维权的法律意识;另一方面, 更重要的是, 需要劳动行政部门与相关监察部门加强劳动监察和执法力度, 督促企业用工必须严格按《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程序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内容不仅要明确劳资双方的权益、劳资双方的责任更要具体明确劳动工时、劳动条件、劳动工资标准等事关员工重大权益的条款。第二, 进一步完善三方协商与集体合同制度。要切实加强不同层次、不同形式三方协调机制的组织制度建设。在《工资集体协商办法》、《集体合同规定》基础上, 进一步完善相关规章制度和操作程序, 保证三方协调机制规范、有序、顺畅、高效地运作。在中国, 集体谈判的主体是各级政府、工会和雇主组织。虽然政府在具体谈判时不能介入, 但各级政府劳动行政部门应通过强有力的执法监督和社会监控手段, 确保三方协商达成的各项决议能够为劳资关系双方自觉遵守, 以维护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的严肃性和有效性。一方面, 最主要的是, 把加强私营企业工会组织建设作为推动劳资平等协商、合作博弈的重要举措。应按照《工会法》和《工会章程》的规定和要求, 坚持哪里有职工哪里就要建立工会组织的原则, 督促私营企业建立和健全工会组织。要加快新建私营企业工会组建步伐。要把是否建立工会作为私营企业信用等级认定的依据之一, 可通过工商年审、税务登记, 随时掌握私营企业工会建设情况。考虑到私营企业工会维权难度, 可以由市、县、区总工会出面, 与企业订立有关工会干部特殊权益保护的协议, 使工会能够独立于企业, 真正成为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组织[3]。另一方面, 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等雇主组织要进一步加强组织建设, 明确参与、协调、反映、培训五项职责, 做到“到位”不“虚位”。第三, 改进劳动争议解决机制。在劳动争议仲裁和司法程序上, 应针对劳动者设立更简易、快捷、低成本的程序, 尽快及时地解决他们的劳动争议。国内一些专家学者提出应建立“或裁或审、裁审分轨”的争议处理机制。在这种机制下,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可选择由仲裁或诉讼解决争议。如选择仲裁, 裁决后不能向人民法院起诉, 一裁终局。如选择诉讼, 按普通民事案件程序处理, 两审终审。这种机制可以解决现有劳动争议处理机制耗时耗力、不利于劳动者维权的问题, 应认真研究。第四, 进一步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把私营企业纳入社会保障体系, 是发展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任务, 也是保障私营企业员工权益的必由之路。针对目前私营企业参保面窄的现状, 必须加大社会保险的力度。可以按照“先工伤, 后医疗, 再养老”的保险顺序, 探索更加符合实际的社会保障措施。要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 比如要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商业养老保险等各种形式互补共存的养老保险体系。由于私营企业员工流动性较强, 目前单一的个人账户养老方式不适应实际需要。可考虑两种方式并行, 稳定性强、素质高的职工继续采用现行方式;流动性强的员工可采用退职金的养老方式, 按照其在企业工作时间长短、比照养老保障标准发放退职金, 用于个人储蓄养老。
(四) 培育新型劳动关系文化
政府应该通过教育机构、出版机构、新闻媒体加强全社会的伦理道德建设, 宣传诚信、合作、双赢的理念, 提高雇主的思想道德素质、社会责任意识和守法意识, 提高劳动者思想文化素质和依法维权意识, 促进全社会道德、文明、理性行为的出现, 避免非理性暴力行为的发生。在全社会范围内培育“劳资合作、共同发展”的新型劳动关系文化, 维护和谐的劳动关系。
(五) 提高教育供给水平和效率
根据当前国情, 政府在增加教育供给时应着重把握以下三条原则:一是, 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提高教育投资水平, 确保在不超越国力基础上的教育优先发展;二是, 教育投资要根据经济发展阶段和水平而体现出重点性和层次性。通过政府买单逐渐普及私人收益远小于社会收益的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在发展高等教育的同时要加大对职业技术教育的投资规模, 在提高劳动者基本素质的同时不断优化劳动者人力资本结构;三是要改变教育的内容和教学模式, 提高教育投资效率, 使教育与生产相适应, 促进劳动供给结构与产业结构的有效统一。
四、结束语
但我们还必须加以说明的是, 即便中国私营企业劳资关系合作博弈路径在引入政府以后得以开启, 这也只是第一步。从规范意义上说, 中国私营企业劳资关系强制性合作博弈路径只是基于当前社会历史条件的具有可行性的次优选择。因为, 尽管任何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都离不开法治的约束, 但是, 毕竟劳资双方在力量失衡的情况下的合作博弈与双方力量相对平衡的合作博弈相比要付出相对较大的法治成本。
参考文献
[1]谢识予.经济博弈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2]夏小林.就业结构、劳资关系和收入分配——兼评私权、市场、公共服务的局限[J].经济研究参考, 2007, (45) :2-36.
路径关系 篇8
基于GTM的动态营销能力分析
1.GTM方法
GTM一种是自下而上地处理具有高度影响力资料的方法, 包括3个级别编码, 即开放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编码。
(1) 开放编码, 又称为一级编码, 是根据企业营销原则对大量数据资料进行整理规划, 并用核心概念集中反映数据资源的内容, 再对资源进行抽象化处理, 打破原有的程序及排序方式, 对这些资料进行重新组合, 并提炼出新的范畴的过程。
(2) 主轴编码, 又称为二级编码, 是在获得开放编码的基础上, 通过典型分析, 将初始概念及其范畴进行逻辑分析, 包括各个范畴之间的因果条件、功能关系、相似条件、中介关系、结构类型关系、过程关系、行动策略及结果关系等。
(3) 选择编码, 又称为三级编码, 是对主轴编码进一步的挖掘, 最终获得核心范畴及其他范畴关系的过程。
2.数据获取
为了更清晰地把握动态营销能力, 笔者采用调查问卷方法, 对国内30名资深营销经理进行深度访谈和调研。调查问卷主要以问答的形式, 获取动态营销能力的影响因素, 对动态营销能力的调查数据进行循环比较, 分析企业动态营销能力的构成要素及路径关系。
3.分析步骤
(1) 进行开放编码。对调查问卷数据及相关资源进行概念化和规范化处理, 按照一定的原则将营销经理反馈的资料内容进行归纳总结, 通过逐字逐句分析并提取各个调查数据的精华, 共总结出62条初始概念。然后, 对这些概念进行分类, 将相似特征及相同内涵的概念归入同一范畴, 最终得到了8个范畴。
(2) 进行主轴编码。通过典型模型分析方法, 对初始概念及各范畴之间逻辑关系进行分析。本文主要分析各范畴之间的因果条件、信息条件、中介条件、行动过程以及结果关系, 整理出顾客联结能力关系模型, 具体如表1所示。
(注:a表示初始概念, N表示范畴)
根据初始概念及各个范畴组成的顾客联结能力关系模型, 利用主轴编码得出了五大主范畴, 分别命名为市场预见能力、市场创新能力、渠道联盟能力、顾客联结能力及顾客满意能力, 具体如表2所示。
(3) 选择性编码。从五大主范畴中进一步挖掘核心范畴, 并系统地分析核心范畴与其他主范畴之间的联系。具体如下图所示。
由上图可见, 市场预见能力与知识的创造密切相关, 属于动态营销能力中的知识获取阶段;市场创新能力、渠道联盟能力、顾客联结能力都关注资源的整合与联结, 是企业获得市场信息及消费者信息的必备能力, 属于动态营销能力中的资源整合阶段;动态营销能力的第三阶段是资源利用阶段, 也就是顾客满意能力。提升顾客满意度, 有利于提升企业的品牌价值, 充分利用动态营销的整合资源, 体现了企业能否正确及时地应对多变的市场。
动态营销能力的路径关系
按照动态营销能力的路径, 可分为知识获取、资源整合、资源利用三个层面。
1.知识获取层面的动态营销能力
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中, 企业必须瞄准市场机遇, 并有一定的感知预见能力, 才能及时迅速地应对市场环境变化, 通过敏锐的洞察力来获得市场资源, 保持企业的竞争优势。通过与资深营销经理交流发现, 大部分营销经理认为, 应根据消费者需求及国家相关政策规划, 来制定企业发展战略及营销策略, 定期和不定期地的进行顾客访谈、市场调研, 建立良好的顾客关系。企业只有具有市场敏锐性, 才能成功进行市场创新, 抢占先机和更多的市场份额。
市场预见能力是知识获取层面的核心能力, 是动态营销能力的微观基础, 通过把握外界环境变化与消费者需求改变, 针对新的市场需求及竞争对手的策略变化, 而不断革新战略战术, 最终有效整合市场资源, 并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
2.资源整合层面的动态营销能力
资源整合层面由市场创新能力、渠道联盟能力及顾客联结能力构成。其中, 市场创新能力, 是反映企业赢得市场环境变化而创新性地整合营销资源, 企业应根据消费者的实际需求进行营销投资, 并开发新产品或新服务;渠道联盟能力, 是指企业与其他分销渠道之间的合作关系, 应保持企业与分销商之间能够长期稳定的合作, 才能为消费者提供更广泛的消费渠道, 进而有利地联结消费者与企业;顾客联结能力, 是指与顾客合作, 并建立长期稳定的生产消费关系。
资源整合层面包括外部资源整合和内部资源整合两个方面。其中, 渠道联盟能力和顾客联结能力属于外部营销资源整合, 市场创新能力属于内部营销资源整合。动态营销资源的内部整合与外部整合相结合, 不仅满足了消费者的潜在需求, 还有效降低了顾客的感知风险, 稳定了企业与客户之间的关系, 为企业营销效率的提升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3.资源利用层面的动态营销能力
资源利用层面是动态营销能力展示成效的落脚点, 是企业能够成功营销获得消费者认同的关键。在不确定的市场环境下, 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及消费者需求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要求企业采用动态的营销方式。因此, 顾客满意能力是动态营销能力的集中体现。
结论
本文从三个层面对动态营销能力路径关系进行分析, 为企业开展动态营销提供一定的指导, 引导企业重视顾客满意能力这一核心范畴。虽然本文的调查范围并不是很广, 但已尽可能提高了调查对象的要求, 有一定的典型性, 可反映出企业的动态营销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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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关系 篇9
关键词：关系治理,路径依赖,转变困境,功能凝聚,法律凝聚
在我国, 无论是长期历史积淀, 还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与转轨期, 关系始终是社会经济生活中无法回避的重要因素, 引导和调节着人们行为取向。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关系也发生着深刻变化。关系是否会随着市场体制的建立而消失, 在公司治理中关系的作用如何等等, 针对上述问题, 本文拟以制度经济学为研究视角, 来认识关系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和影响, 以及关系治理到规则治理的变迁路径。
一、关系治理的理论框架
1、交易、关系及关系治理
关系是在交易中形成的人和人之间的联系, 它是由交易而引起, 由契约而连接。契约是界定交易过程中人们权利义务的一项制度安排, 具体包括交易前的契约谈判、承诺、签约后的执行和监督、违约或中止的惩罚等。
威廉姆森 (1996) 以交易持续时间、不确定性和资产专用性为维度, 将不同交易类型和三种契约治理机制相互联系:分别为古典契约、新古典契约和关系契约。对于交易持续时间较短、资产专用性较低、交易各方依赖程度很弱或不存在时, 古典契约得以实施。新古典契约和关系契约的产生是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 投资专用性较高、交易的持续时间较长时, 价格已无法提供所需要的所有调节, 此时, 契约的治理机制更多依赖于双边治理和统一科层治理。
在承认契约不完全的前提下, 新古典契约认为当事人可以就重要条款进行谈判, 如果契约各方在契约执行过程中发生纠纷, 通过第三方力量的介入和调节, 保证契约公正执行。关系契约的履行, 相对于新古典契约更复杂, 更接近我们现实中所面对着持续时间更长、不确定性更高和投资专用性更高的交易类型。这一类交易往往是难以被第三方所证实, 因此, 其最大特点是“自我履行 (selfenforcing) ”, 即交易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参与者自行协调来完成的, 没有经过制度、仲裁者等第三方的干预。关系契约广泛存在于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 它往往以非正式规则形式出现, 约束着人们的行为。与可由第三方执行的正式合约, 如企业激励补偿制度、债务合约等相比, 关系契约内容仅仅为契约各方所熟悉和掌握, 同时契约内容在交易执行前是无法预知的。在关系契约执行过程中, 允许各方能够根据自身特点, 吸收新的信息, 来调节双方关系。显然, 关系契约的这一特点, 决定了关系契约的履行, 无法依赖于第三方的介入, 这无疑也增加了关系契约执行的不确定性。为此, 人们探索了一套有关保证关系契约得以执行的治理机制, 即关系治理机制。
2、关系治理机制的运作分析
关系治理是以双方合意为基础, 自我实施是关系契约能够长期维系的重要特点。在不同社会形态, 关系契约得以维系的机制不同。关系契约和一定社会规范和社会规则相联系, 契约各方往往受到来自社会规范和社会规则的制约。
关系契约是以人们长期交往而积累的社会资本为基础, 使人们在惩罚犯规者的利益趋于一致性, 并在有限范围内形成了均一的政治和社会条件。因此, 不难理解, 在一些社会尽管存在模糊的产权, 人们仍旧会通过相互合作将外部性内在化。
关系契约的维系同样需要第三方的影响, 关系契约的第三方, 得到关系网络成员的普遍认同, 第三方则以自身的声誉和所控制资源为担保, 确保关系网络中共同价值的存在。在关系网络中, 即使一方发现投资的净现值为负, 但也会履行契约, 因为退出契约可能意味着第三方将施加更大的成本。关系网络中第三方强制实施是以长期关系为基础, 共同享有关系租金是维系关系长期存在的经济基础。
3、关系治理和规则治理的关系
以社会关系为基础维系的关系契约显然受到来自以市场秩序为基础的规则契约的影响。随着市场交易范围的扩大, 其会逐渐削弱整个关系网络的利益一致性, 并减弱人们被逐出关系网络而可能导致的威胁。在人类发展历史中, 规则治理是随着产权保护规范化和明晰化而逐渐形成, 自发秩序、第三方私人秩序让位于有着更大规模效应的正式司法秩序。规则治理拓宽了人们交易范围, 弱化了关系对人们的约束。然而, 规则治理不可能完全取代关系治理, 二者即存在一定替代性, 同时也存在一定互补性。
规则治理的形成是以人们对产权保护等价值观念普遍接受为前提, 关系契约中人们的互信、自我实施合约有助于第三方正式机制的作用。在复杂、风险更大的交易中, 灵活、双边、持续的关系治理和明确的契约条款相结合, 使交易履行更加顺畅。
关系治理和规则治理二者侧重点不同, 规则治理侧重于产权明晰、控制权的配置;关系治理侧重于一定社会规则和规范。但二者也存在一定矛盾冲突。首先, 关系契约的实施往往是以双边合意为基础, 一方面可以促成双边合作, 但另一方面形成了双边垄断, 即任何一方都无法轻易退出联盟, 否则会导致双边利益的损害。从而, 限制更有效率交易者的介入或替代。其次, 在关系契约中, 双边产权关系往往是模糊不清, 长期合作固然使双方通过协商分享关系租金, 但模糊产权结构显然限制了任何一方面的退出, 影响了产权的转让和资源的重新配置。最后, 相对于规则治理, 关系契约而形成的双边垄断者, 往往为了维持这一关系, 常常限制相关信息的发布, 从而阻碍了第三方司法秩序的介入, 影响了经济交易向以规则为基础交易秩序的转化。不透明、模糊性是关系治理中的一个重要特征。
二、关系治理的路径依赖
以关系为基础调节人们的行为取向是中国社会自古以来的一个重要特征。虽然历经时光变迁, 关系的内容和形式都发生着根本变化, 然而作为中国社会的本质特征, 关系却始终是我们挥之不去的事实。
1、转轨经济时代关系网络的特点
(1) 非正式契约的色彩较浓厚。在转轨期, 关系网络的构建是围绕原有体制松动可能带来的利益“渗出”而建立起来的非正式网络。通过亲属、朋友、同乡等构成的关系渠道和原有体制相联系, 利用体制内和体制外不同的经济运行机制, 获得收益回报。在改革开发的最初阶段, 生产资料供应的价格双轨制使一部分掌握“批条权”的人获得了先富起来的机会, 非正式关系网络与原有关系网络相比, 缺少第三方的强制实施机制, 更多依赖于双边治理, 与公开市场的本质不同在于, 非正式关系网络中交易对象常常是公共权力和金钱的交换, 因而具有一定隐蔽性、非法性, 而不能够长久维持。
(2) 行政权力参与网络的构建。上世纪90年代末, 随着我国商品和服务价格市场化程度的提高, “旧的双轨制”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取而代之的是更深层次、更复杂的关系网络, 其主导动因和我国的经济改革路径有着密切关系。80年代以后的中央和地方分权化改革大大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分权化将地方公共支出与地方的财政收入挂钩, 增加财政收入, 扩大税收来源是地方政府追求的重要目标。另外,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 硬化了地方财政, 地方政府作为一个“准经济主体”, 一方面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以行政权力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 形成了围绕地方行政机构多元的利益格局, 地方政府享有较大的资源投放权、管理权和监督权。在诸如获得银行信贷支持、获得上市资格、取得土地资源等等方面, 地方政府有着实质上的权力。因而, 与政府搞好关系, 通过利益交换机制建立与政府官员的非正式关系, 则成为许多企业家的行为取向。关系决定了一个企业获得市场机会的条件, 企业与政府官员的关系决定了企业的发展机遇, 而政府官员和上级官员的关系决定了其自身权力的可持续性, 由此类推, 关系的价值正是在这种非正式契约中得到不断加强。
2、转轨时期关系治理的作用和路径闭锁
在我国的改革路径中, 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企业的发展。国有企业本身就是政府部门的一个重要决策参数, 政府部门的放权或收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对本地区经济发展、就业水平、财政负担等因素的综合考量。受政府委托管理企业的经理人深知政府部门的决策偏好, 追求经济增长, 将企业做大做强, 使大量经理人不可避免成为风险爱好者, 具有追求高风险项目的机会主义倾向。政府部门为了维护局部经济利益, 无疑会向企业追加资源和各种优惠政策。在关系治理模式中, 一个无效率的产权结构可能得到长期维持。
关系作为一项社会经济生活的治理原则, 在经济生活中逐渐处于主导地位。尽管在改革开放初期, 关系对于扩大交易规模、深化市场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但关系的存在排斥了更有效率交易者进入关系网络中, 迫使经济主体将更多资源投资于关系网络, 大大损害了整个社会的生产性活动。关系治理开始时是以非正式隐性规则存在于企业和企业之间、企业和政府官员之间, 但当该非正式规则通过和正式规则相联系, 关系治理便有了堂而皇之存在的理由, 依据关系进行交易原则, 逐渐扩大到利益集团和利益集团之间, 没有进入关系网络的集团, 即没有讨价还价的机会, 也不可能分享关系网络由此而带来的联合租金。处于关系网络的集团会固化享有的租金, 维持既有关系的长久性。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避免为关系所主导, 市场经济由此而导入依托权力控制市场的权贵资本主义。
诚如以上分析, 在转轨型期关系治理实质上是资源和权力相结合的结果。构建庞大关系网络, 从而享有关系网络所提供的巨大租金, 是关系治理能够大行其道的重要原因。
三、关系治理到规则治理的模式转变
1、关系治理到规则治理模式转变困境
建立在一定信任、合作基础上的关系治理, 无疑会有助于更复杂、持续时间更长的契约的执行, 良好的关系治理不仅不会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治理秩序, 反而能够补充规则治理的不足。然而, 当经济交易为关系治理所主导和垄断, 规则治理原则在关系契约中被任意践踏, 表现为交易关系双方对第三方产权的侵害时, 关系治理不仅仅无助于规则治理的形成, 而且由于关系合约各方对租金的固化, 而使整个社会导入关系治理的路径而无法自拔。
历史上各个国家都经历过关系治理的阶段, 规则治理的形成, 在许多国家是一个自发演化的过程, 各种力量的讨价还价, 逐步普遍接受了有关产权保护等治理规则, 从而使社会发展路径导向以市场规则为基础的治理环境中。
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仅十来年, 在这一过程中, 既存在计划体制下原有关系的调整, 也出现了在新的体制下形成的关系网络。在巨大关系租金诱惑下, 关系治理规则以利益为导向, 产权保护规则并没有得到普遍认同和尊重。缺乏交易各方的讨价还价, 而使以市场为基础的规则作为外部强加秩序, 在实际运行时往往不尽人意。
2、关系治理到规则治理转变的路径选择
相互制衡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完备的制度体系。关系治理到规则治理是制度变迁的过程, 实质是社会经济结构、利益分配结构调整的过程, 是社会对有效率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相互作用的过程。在20世纪初, 俄罗斯的改革家认为只要通过产权改革和经济自由化, 就会自动产生强烈的制度需求, 如对于产权保护制度的需求、对第三方司法程序的要求等等, 然而“大爆炸式”的产权改革并没有给俄罗斯带来经济增长, 相反是持续近十年的经济衰退。俄罗斯的例证说明产权改革并不必然带来对制度需求, 相反一些大富豪反对提高公司透明度等保护股东权益的举措, 之所以会产生这一结果, 是由于产权保护降低了这些企业内部控制人通过关联交易掠夺公司资源的可能性。因此, 在20世纪90年代, 俄罗斯无论是寡头公司、传统国企都没有积极性支持保障私有产权的制度实施。1998年经济危机以后俄罗斯内部开始产生对有效率制度的需求, 许多企业家愿意通过支付税金等方式换取产权的公共保护, 一些企业开始通过法律解决商业争端。波里什丘克 (2003) 认为快速的私有化, 使原有体制的租金迅速耗散, 大量企业相互争夺资源和寻租机会, 当“社会已没有剩余可供窃取”, 利益各方寻求相互协调, 愿意共同建立可接受的行为规则。
社会经济结构和资源分配的均衡, 能够促使社会各种力量通过讨价还价方式, 来寻求一个共同的解决方案。只有达到一种均衡, 相关方剥夺另一方权益的活动才可能受到抑制, 对他人产权的尊重才可能得到普遍接受。
3、法律凝聚到功能凝聚的路径选择
拉波特、劳佩兹-斯兰尼斯、施雷佛和维史尼 (1998) 研究表明, 以规则治理为主导国家法律规则往往从普通法系演变而来, 而关系治理主导的国家, 法律规则往往从大陆法系演变而来。在普通法系中, 法官有相对独立性, 能够按照信托和公平原则对公司内部关联交易的公允性进行识别, 从而限制了公司内部人的侵吞行为;而在大陆法系, 法官严格按照成文法规定进行判决, 如果关联交易有表面合理的商业目的, 法院是无权干涉的。在大陆法系法官更多受到来自政府行政权力的干预。普通法系下法官的独立性和一个国政治经济结构密切相关。如英国“光荣革命”以后, 议会就不再受国王的支配;而美国在建国之前, 相对独立的民主自治, 都为以后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必要的政治和经济基础。
在制度演变过程中, 人们认为有两种不同的路径选择, 一种是法律凝聚 (Legal Convergence) , 一种是功能凝聚 (function Convergence) 。法律凝聚是指整个社会规则和执法机制向成功范式发生转变, 这意味着整个国家在立法、司法和行政体系的彻底变革;而功能凝聚则是以市场为基础, 通过分散的、零巧碎达式的变革, 来促进制度的演变。显然法律凝聚会导致来自社会各个方面巨大的压力, 而使改革彻底夭折;功能凝聚能够通过局部的变革, 而带来整体的变化。如施雷佛和维史尼 (1998) 所言, 法律规范的制定并不一定按照最理想的模式进行构建, 而是应考虑其在现有制度框架下的可实施性;其次, 当法院不能保证私人合约执行的有效性时, 政府对金融实行严格的监管, 仍可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
我国的资本市场无疑为功能凝聚的变革, 提供了实验场地, 为关系治理向规则治理提供了路径选择。然而, 如果资本市场仍旧成为特殊利益集团所“编织”巨大关系网的一部分, 特殊利益没有被公共利益所代替, 那么这一路径选择未必会实现我们的目标。
四、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关系治理理论内涵的分析, 显示建立在良好声誉基础上的关系治理能够促进规则治理的有效执行, 而当经济交易中关系治理成为主导和垄断力量时, 关系治理规则会破坏以市场为基础的规则治理, 表现为对交易一方或第三方产权的侵害, 其结果使市场经济导向“坏”的市场经济轨道上。在关系治理向规则治理转变过程中, 社会经济基础结构和社会资源均衡配置往往会推动规则治理的形成, 允许经济交易各方进行充分协商和谈判, 使规则治理成为普遍共识, 无疑会增强规则治理的执行效率。最后, 功能凝聚式的改革, 对于减少改革成本提供了路径选择。
参考文献
[1]安岗:关系交易、交易结构与经济绩效[D].东北财经大学.
[2]聂辉华:新制度经济学中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分歧与融合[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5 (1) .
[3]Baker、Gibbons和Murphy:Relational contracts and the theory of the firm.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2, 117 (1) .
[4]张其仔:社会资本论[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7.
[5]青木昌彦著, 周黎安译:比较制度分析[M].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1.
[6]朱恒鹏:分权化改革、财政激励和公有制企业改制[J].世界经济, 2004 (12) .
[7]江曙霞、罗杰、黄君慈:产权软约束、官商合谋与寻租性腐败——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过程中的腐败机理分析[D].厦门大学.
路径关系 篇10
一、正确看待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新特点
新形势下, 党群关系的实质没有变, 党和人民的关系也没有变。在新的市场经济大背景下, 客观环境的变化影响着党群关系的任务和历史意义的变化。在新的执政条件下, 我们的党和群众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意义发生了变化。这些变与不变, 需要我们从新的视角来探讨党群关系。[1]
1. 群众自身的变化
新社会、新时期的群众, 独立性和民主意识空前提高。需要注意的是, 阶层分化成为群众形势的新问题。工人阶级由于自身素质的提高分化为多个阶层, 各阶层社会地位不再相同, 收入也不一样。农民的阶层分化更为严重, 农民与城市居民的差别仍然非常大, 相比之下需求也更加显著。
2. 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新的群众利益问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发展社会经济的开创性举措, 伴随着旧的经济体制改革和走向全球的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 我国的经济建设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不同利益群体协调问题的发生, 这一问题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越发突出。
3. 人民民主政治提出的群众的政治参与问题
加强落实群众参与政治的工作, 让群众在选举、决策、监督管理上发言, 有利于党群关系的融洽和党政建设的和谐稳定。从党群关系的角度看, 群众参与政治能够维护党的核心领导地位、维护党的长期执政, 也有利于协调不同利益的群众, 提升群众对党的认同感。[2]
二、继往开来, 积极探索党群关系的路径选择
总体上说我们党群关系的本质没有变, 只是在新的经济社会背景下党群关系所处的历史背景和任务发生了改变。对于这些新的考验, 我们要主动重视起来并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前提下积极探索新的举措。
1. 加强干部选举制度改革
新形势下, 积极稳妥地探寻既能保证权力运行又能对其进行监督和制约的党群关系模式是密切党群关系的重中之重。在这个方面要解决好三个问题:一是极小一部分领导干部的官僚作风严重;二是少数干部执政能力的欠缺影响党的执政成效;三是一些党的干部背离了群众, 坠入堕落和腐败的深渊, 影响了人民群众对党的解读。针对这些问题, 要积极主动出击:一方面, 要完善和健全党内选举制度, 实行领导干部由上级推荐和群众推荐相结合的方式, 加大领导干部的直接选举比例。另一方面, 坚持民主公平的原则, 加强人才选用的公信度建设, 完善人才选用机制。
2. 坚持发展, 提升综合国力和各项水平
党群关系的最终体现是以利益为代表的综合体现, 主要是以群众的利益为考量标准。以全面的发展观来看, 群众的利益绝不仅限于经济上的利益, 也包括社会利益和政治利益, 因此要维护群众利益、维护党群关系, 以不断提高的生产力来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提升综合国力和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水平是基本工作。理解和解放群众对个体利益的追求, 及时关注和处理群众的实际利益问题, 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谐有序的发展。[3]
3. 加强权力监督, 保证一切权力为人民
加强和推进权力监督机制的建设, 大力、广泛地实施民主监督。在完善权力的监督运行机制的基础上, 加强权力的程序化和公开化, 并且接受群众监督和评价。民主监督是防止权力滥用和杜绝腐败的有力武器, 能够有效促进干部的自律和执政水平。
三、结束语
新形势下, 群众诉求出现许多新特点, 这要求我们党要在坚持传统的优良作风的基础上更进一步, 接受群众的监督和评价, 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在社会和经济迅速发展的时代, 我们党要密切党群关系就要继续解放思想, 理解和满足群众在经济社会中的个性需求, 并不断提升国力以满足群众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只有真正让群众在发展中实现了利益追求, 我们党才能获得群众的更深层次的信任, 才有利于凝聚和团结群众, 实现伟大的社会主义理想。
摘要：党的多年发展证明了重视和依靠群众, 将群众工作放在首位是我们党不断取得进步的主要原因。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促使我国各类矛盾不断激化, 其中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矛盾的主体也是绝大多数矛盾的源头。在新的形势和环境下坚持将群众工作作为一项根本工作来做, 要加强干部选举制度改革;坚持发展, 提升综合国力和各项水平;加强权力监督, 保证一切权力为人民。
关键词：党群关系,新形势,路径选择
参考文献
[1]闫树茂.浅析中国共产党党风建设的历史经验及其意义[J].职业圈.2011 (19)
[2]张荣臣.进一步密切执政条件下的党群关系[J].红旗文稿.2011 (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