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认同性

社会认同性（精选五篇）

社会认同性 篇1

一、新生代农民工及特点

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新生代农民工踏着父辈的脚印陆续进入城市, 并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力。然而, 他们身上体现出的一些特点, 从外出动因到行为选择, 都与第一代农民工有着极大的差别。

(一) 受教育程度高

新生代农民工多是20世纪80、90年代出生, 大多都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从新生代农民工状况调查报告数据来看, 新生代农民工普遍文化素质较高, 其中有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经历的比例在60%以上。

(二) 务农经历减少, 工作耐受力低

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是从初中毕业以后就直接外出农村打工, 没有太多的务农经历。他们的家庭条件与环境相比第一代农民工大有改善。在这样的环境下, 他们的工作忍耐力不如第一代农民工, 选择性更强, 吃苦能力差。因此他们经常“跳槽”, 难以有稳定的工作。

(三) 对城市认同感较高, 追求物质享受

第一代农民工将谋生、赚钱作为打工目的, 仍然把归宿放在农村。而新生代农民工羡慕城市现代生活, 城市的繁华、发达的现代文明吸引他们迫切摆脱农村落后的环境, 接受城市的现代生活。也正是城乡的巨大差异, 他们才发出了“宁肯饿死在城市, 也不会回到农村”的心声。

因此, 有人将新生代农民工归纳为“三高一低”的特征:受教育程度高, 对职业期望值高, 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 而工作耐受力普遍较低。

二、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现状

(一) 文化认同问题———社会认同“内卷化”

新生代农民工主要通过亲缘关系与地缘关系在城市立足。由于经济地位、文化观念等方面的差异, 使得他们的交往主要限于内群体, 难以与城市居民进行全面的社会互动, 导致他们不能融入城市社会, 对所生活的城市没有归属感。因此, 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认同上表现出一种“内卷化”的认同趋势, 只认同于自己这个特殊群体, 不认同于城市和农村。

(二) 身份认同问题———非城非乡的尴尬身份

新生代农民工虽然来自农村, 但他们从学校毕业后就直接进入城市, 很多人都不愿从事农业或回到农村, 其生活方式已经接近或完全城市化。但是, 农村的户口身份却不时提醒他们仍然是“农民”, 他们不被城市所认同, 不被城市社会保障制度所接纳, 难以享受城市人的待遇。他们既不能融入城市, 仍停留在制度限定的农民身份之中, 又难以回归农村社会, 在城市中处于非城非乡、进退失据的尴尬局面, 成为了城乡间的“边缘人”。

(三) 城市认同问题———社会保障权益缺失

在城市, 像新生代农民工这样既没有城市户籍又没有稳定工作的“夹心层”, 社会保障政策并未涉及他们。一些重要的社会保险如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 其覆盖面也仅限于城市居民。

对于第一代农民工而言, 即使在城市无法得到保障, 他们仍然有回乡务农的退路, 享受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服务。而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心理期望高, 不愿回到农村, 他们既享受不到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 也享受不到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 只能由自己来承担风险, 增加了他们未来的不确定性, 使他们在城市底层艰难地生活。

三、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问题的制度溯源

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认同上受到的重重阻碍, 追究其根源就是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及其影响下的城乡制度安排。

长期以来, 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城市保护的制度使得农民工涌入城市, 也令新生农民工对城市有诸多的憧憬与幻想。而正是由于户籍制度产生的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及其他福利安排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脚步, 难以被城市所认同。

(一) 二元户籍制度造成的身份差异

长期以来, 国家二元户籍制度已严重地阻碍中国城市化以及现代化的进程。城乡差距在二元户籍制度的实施中越拉越大。

改革开放以后, 随着人口流动的频繁, 户籍制度开始与人口分离, 其约束力也缩小很多。户口本身已不能成为限制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力量, 但由于制度惯性作用, 户口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仍然清晰地标识农村居民、城市居民的身份。新生代农民工是法律上的“农民”, 即使在城市生活、工作, 也难以享受城市居民相同的经济、政治权利待遇, 是徘徊在城乡之间的“两栖人”。

(二) 户籍制度影响下的二元社会保障制度造成的城市排斥

与户籍制度密切相关的二元社会保障制度也将新生代农民工排斥在城市社会保障制度之外。在目前, 城市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范围基本上只限于城镇就业人员, 尽管一些大城市如上海、广州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实施试点性的尝试, 但是现实中, 农民工参保意愿不足、退保频繁, 城市与城市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存在无法对接的尴尬局面, 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民”的身份上享受不到城市居民所拥有的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等与户籍制度相关的利益分配, 被排斥在城市社会保障政策之外。

(三) 由户籍制度产生的城市心态及社会偏见

“北京人看外地人, 都是老百姓;上海人看外地人, 都是乡下人;广州人看外地人, 都是打工仔”, 这句话诙谐但却准确地反映了城市对农民工的心态。

由于户籍制度导致了农民与市民的身份区别以及农民工自身素质的局限性, 城市居民长期以来便形成了一种优越感, 即自己作为城市人的一种优势心态。具有优越感的城里人在享受农民工为城市创造的繁荣和财富的同时, 却以异样的眼光看待身边的“乡下人”。城里人因农民工素质不高而看不起他们, 甚至认为农民工是各种城市产生的问题根源, 不欢迎农民进城, 甚至对农民工反感、歧视、排斥。

四、加快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政策措施

(一) “重庆模式”启示下的户籍制度改革

重庆模式自提出之日起便引起社会巨大的轰动, 其中, 改革户籍制度是重庆模式中最重要的政策之一。重庆是中国唯一的省级行政单位的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重庆市市长黄奇帆试图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让转户进城的农村人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学有所教、劳有所得、住有所居, 穿上城市就业、社保、住房、教育、医疗的“五件衣服”。重庆户籍改革的成功, 引发全国25个省市的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中国人民大学等15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赴重庆调研户籍改革。

从重庆模式的初步成功看出, 要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问题, 首先就应将新生代农民工身上的“农民”标签撕掉, 提出粘附在户籍关系上的“国民待遇”差别, 使农民工凭借身份证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劳动力的有效转移, 消除农民工身份变更和居住地变更的体制性障碍, 给其提供比较容易获得改善自身经济和社会状况的自由宽松条件。

(二) 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

要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问题, 应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 建立与城镇接轨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与户籍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 和福利制度难以分离。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没有城市户口, 即使有稳定工作和生活, 也难以得到城市的社会保障。因此, 建立面向所有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失业、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 可以让新生代农民工能和城市居民一样享有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服务, 从而促进他们市民身份的城市认同。

(三) 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

新生代农民工专业技能缺乏, 技术水平低, 在劳动就业方面屡受歧视, 缺乏竞争力。因此, 要加快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 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专业技能, 使其在劳动力市场更具有竞争力, 得以在城市立足, 同时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素质, 缩小其与市民各方面的差距。

投射性认同的概念研究 篇2

【摘要】作者回顾研究了1950-1990年代精神分析中投射性认同的概念的发展。

2005年6月1日 施琪嘉

【关键词】投射性认同 精神分析 概念研究

1序言

精神分析的研究范式和精神病学其他分支学科的实证研究范式有很大不同。主要有4方面的原因：(1)精神分析研究的临床现象是一个非线性的混沌系统，现存实证研究方法也许不适合这种系统结构；（2）精神分析学的基础学科进展缓慢，从而使精神分析也仍然停留在经验和理论研究为主的水平上；（3）精神分析师大多为临床工作者，此领域缺乏强有力的研究队伍；（4）精神分析的实证研究耗时长耗资巨大，很难得到足够的研究经费。（Dahl , Kaechele& Thomä, 1993；

Milton, Polmear & Fabricius,2005，施琪嘉、曾奇峰等译)这几方面相互影响，故至今精神分析仍以理论研究和案例研究为主。其中概念研究是精神分析的一大传统基础研究范式。而对目前国内精神分析的概念研究几乎是空白。

投射性认同是当代精神分析流传最广泛的理论概念之一，国际上对投射性认同的概念研究有为数不多的一些，（Sandler，1986）但是普遍存在3方面方法学的问题：

（1）定位偏倚明显。往往只总结自己学派内的观点。

（2）历时偏倚明显。往往只研究到1980年代初期，对投射性认同的前概念史重视不足。（3）结构偏倚明显。缺乏统一的研究著录形式。（4）语言偏倚明显。往往只总结英语文献的研究。

本文作者参考医学领域的QUOROM的研究著录质量标准，就投射性认同的概念研究做一初步尝试。以帮助临床工作者统一术语内涵，促进治疗判断、临床讨论和本土研究。（Moher,Cook&Eastwood,1999）

2方法

电子检索和手工检索结合。包括PEP , OVID , Pro-Quest,EBSCOhost, Omini，CNKI等数据库和部分专业书籍。用“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 ”，“identification +psychoanalysis”,“认同”，“投射性认同”分别进行作为主题词和摘要检索。

检索出文献经两位作者独立进行初选略读，根据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选出重点参考文献。纳入标准：

（1）文章摘要、小标题中出现meta-psychology, concept research；（2）临床研究文章中有专门讨论概念发展历史；

（3）文章中在首次提到投射性认同时，专门提出投射性认同的定义；（4）对投射性认同的概念提出有重要影响的作者的专著。

然后在筛选出的文献中进行重点阅读和讨论，遇到有争议的问题通过作者间口头和书面讨论解决。

3结果——投射性认同概念的历史发展 3.1克莱因之前——概念提出前的基础

如克莱因所说，弗洛伊德有关群体认同的观点对她有很重要的影响。其实弗洛伊德已经描述过群体中投射性认同的现象，不过他无法准确地提出这个概念。(Freud,1921；Klein,1955)弗洛伊德提出的自恋性认同也对克莱因有重大影响，克莱因自己也说投射性认同所形成的客体关系是一种“自恋性的客体关系。”（Klein,1946）

弗洛伊德理论中，第三个对投射性认同概念的提出有重大影响的概念就是投射。（Freud,1911,p.66）

另一个有影响的人物是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她提出的“利他性屈从（altruistic surrender）”，和后来所说的投射性认同有很大的重叠。(Anna Freud，1936,p.20)对克莱因直接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她的导师费伦奇（Ferenczi），克莱因有关投射性认同的学说基本上可以说都是建立在费伦奇的投射-内投的心理发育学说的基础上的。（李孟潮，2004）3.2克莱因学说——概念的提出

1929年，克莱因提出，为了逃避被死本能摧毁，婴儿的利比多强迫死本能指向外在客体。与此同时，内在的防御（主要是内投、投射、内化、分裂）被调动起来处理死本能。这些早期的防御形成了婴儿的超我雏形。（Klein,1929;Freud,1920）1935年，克莱因提出，从一开始，自我（the ego）就在对好客体和坏客体进行内投（introjection）。通过对坏客体的内投，孩子们在自我中建立起内在迫害者。随后通过投射，对这些内在迫害者进行再次外化（re-externalize）。此称为偏执-妄想态（the paranoid-schizoid position）。此外，孩子还渴望所爱的客体，对所爱客体的内投让孩子产生了对好客体被坏客体以及其毁灭冲动毁坏的担心和哀伤，称为抑郁态（the depressive position）。(Klein, 1935)1945年，她提出，投射和内投的互动“支撑着和现实双亲的关系，以及超我的发展。”(Klein,1945, p.409)

1946年，克莱因提出，在偏执-妄想期（paranoid-schizoid phase），婴儿对母亲乳房的口欲-施虐冲动会逐渐扩展到母亲的身体。此外，来自肛门和尿道的冲动也让婴儿想把有毒的物质排出，并让它们进入母亲。随着排除有毒的物质，婴儿会把自体（self）的坏的部分分割开，投射到另外一个人身上。(Klein,1946)母亲这时候容纳了这些投射出的部分，克莱因说，母亲“不仅仅感觉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人，而且也感觉到是那个坏的自体。”(Klein,1946, p.8)接着，克莱因在历史上第一次用到了投射性认同这个词，她说，“很多针对自体的成分的仇恨现在指向了母亲。这导致了一种特殊的认同形式，它建立起了一种攻击性客体关系的原型。我建议对这些过程使用术语„投射性认同‟”。(Klein,1946, p.8).克莱因认为，母子间互动的认同过程其实包括了两个部分，一个是投射性认同，一个是内投性认同（Introjective identification）。

1952年，克莱因提到，投射和内投的互动能够加强孩子的自我及其整合性。(Klein, 1952a).并强调孩子一开始内投了乳房，然后孩子对客体的印象受到了他自己在投射和内投作用下的幻想的歪曲。(Klein,1952b, p.63)1955年，克莱因再一次讨论了投射性认同。她说投射性认同的过程就是把自己投射到另外一个人那里，控制别人但是同时又没有失去自身的感觉。如果被投射的部分没有被成功再内化的话，投射性认同的过程就会耗尽投射者的心理能量，让投射者筋疲力尽。(Klein, 1955)1957年，克莱因对好客体和病理性的理想化客体进行了区分——在好客体占优势的时候，自我的分裂能够得到整合，并认同客体，憎恨能够得到减轻，抑郁态能得到修通。而病理性理想化客体的基础是病理性分裂，这种分裂不是把好客体和坏客体分开，而是分裂为理想化的客体和极坏的摧毁性客体。(Kelin1957, p.192)1958年，克莱因进一步提出，上述过程中的对外的投射是由死本能支配的，而内投是由生本能决定的(Klein, 1958)。1959年，克莱因开始扩展投射性认同的概念的外延。她写道：“……内投和投射的双重过程对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间的互动作出了贡献。这种互动在生命的每个阶段持续存在。内投和投射以同样的方式持续整个生命周期，而且在成熟的过程中被改进……”(Klein,1959, p.250)。到此为止，其实克莱因已经为后来者进一步拓展投射性认同的定义铺平了道路。总结整个克莱因学说发展历史可以看出，虽然投射性认同这个词是她提出的，但是在她本人的学说中，更多的时候其实是使用投射和内投的交互作用来描述投射性认同所描述的现象。投射性认同在她的学说中并不占据核心地位。3.3克莱因之后——概念的发展和争论 比昂（Wilfred Bion）1957年，比昂主要强调的是精神病患者的病理性投射性认同中的攻击性成分。(Bion, 1957)1959年，他提出，通过投射性认同，分析师会感到受到了操纵，不得不在别人的幻想中扮演起一个角色。但是，投射性认同除了是一种幻想外，还是一种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操纵，是一种人际交流模式。投射性认同是个别治疗和集体交流中最重要的互动形式。比昂认为，如果这些投射的成分能够在分析师这里停驻一阵子，它们就会以修正的形式被重新内投。如果分析师不能够接受这些投射的感受，患者就会把这些感受强加到自己身上，这些感受的强度和暴力性都会提高。(Bion, 1959a, 1959b)1962年前后，比昂的术语体系发生了转变，他发明了一对新的术语，容纳者（the container）和被容纳者（the contained）。他认为，婴儿会幻想着把毁灭性冲动投射入母亲中，而母亲接受了这种投射，容纳它，并且修正它，这样它的毁灭性就得到了中和，让孩子可以再次内投所投射的东西。投射性认同代表了母子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内化影响到了孩子的认知。

此时，投射性认同概念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投射性认同变成了反复发生在两个人——容纳者和被容纳者——之间的一种共生关系。(Bion,1962)这个转变对临床的影响很大。

1977年，比昂着重研究了容纳者（container），也就是接受者的体验。他把这种体验描述为“没有思考者的思维（a thought without a thinker）” 也就是说，作为投射性认同的接受者，会感到自己的很多想法不是来自自己的。(Bion, 1977)他的思想的另外一个重要观点就是作为正常心理发育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阶段就是孩子感到父母能够让他进行投射性认同。比昂把一种系统的观点带进了精神分析的术语体系，他的投射性认同的概念，与其说是一种防御机制，不如说是对一个两人系统的无意识交流模式的描述。罗森费尔德（Herbert Rosenfeld）

罗森费尔德认为投射性认同是最早期的客体关系类型，精神分裂者从来没有完全走出这种最原始的客体关系，混淆了客体和自体，这种混淆不仅仅是有作为口欲期合并（oral incorporation）的内投性认同（introjective identification）的幻想的影响，也有投射性认同的影响。

罗森费尔德认为投射性认同者把自体或自体的一部分“刺入”到客体中，作为投射性认同的结果，自体和客体之间出现了混淆。（Rosenfeld，1952, 1954)他提出：“……投射性认同和内投性认同通常同时发生。上述这个过程的结果就是造成基本的混淆并且无法区分主体和客体。无法区分现实和幻想，因而也无法区分真实客体和其符号表象（symbolic representation）”(Rosenfeld,1964, p.333)。

罗森费尔德理论的一个特点就是他抓住了主、客体混淆这个特点来描述投射性认同。西格尔（Hanna Segal）

1957年，西格尔（Hanna Segal）提出，符号是从偏执-妄想态开始形成的，孩子此时对母亲身体的利比多和攻击性的灌注制造出了焦虑和内疚，让他不得不把兴趣转移到环境中，并且赋予环境符号（象征）意义。抑郁态时，通过符号的建立，孩子开始使用内在客体来代表丧失的客体，但是两者并不等同。这是一般人的符号形成的过程。

然而，如果符号是通过投射性认同建立的话，符号就不仅仅是代表客体，而是被看作客体本身，从而否认了主体和客体的分离，西格尔称为“符号等式(symbolic equation)”(Segal, 1957)。

1964年，西格尔进一步澄清了投射性认同的概念，她写到：“在投射性认同中，自体的部分和内在客体被分裂开并且投射进入外在客体，接着变成了被投射部分所占有，控制和认同投射部分。”

她认为投射性认同有多重的目的：避免分离，获得对坏客体的控制，投射自体的坏部分，或者保存自体的好部分等。

她同样认为投射性认同是非常早期的防御，在偏执妄想态时开始。(Segal, 1964,p.28)西格尔对投射性认同理论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她明确了投射性认同这种机制的使用对言语的形成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如果她的假说得到确证的话，投射性认同对认知功、言语功能的损害以及如何处理这种认知缺损就是治疗师们需要认真对待的一个问题。从以后的历史发展来看，这一点的确影响到了临床技术的变更，特别是肯伯格的技术。格林贝格(L.Grinberg)格林贝格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投射性反认同”。

投射性反认同指在投射性认同的过程中，治疗师体验到自己完全就像患者的投射性认同所描绘的，他感觉到自己不能够让自己不成为患者无意识中想要让它成为的那个人。也就是说，治疗师认同了患者投射出来的客体表象或自体表象。(Grinberg 1962，1979)马林和格罗特斯坦（Malin and Grotstein）

他们认为，投射性认同有三个基本成份：第一，投射，第二，把投射出去的自体和外在客体创造成一个融合体，第三，再内化（re-internalization）。他们也认为，治疗便是通过投射性认同的过程，调整了患者的内在客体。而解释的作用就在于让患者观察到他的投射是如何被分析师接收到的和反映的。(Malin and Grotstein，1966)不难看出，其实他们的定义实际上是广泛流传的奥格登的定义的前体，而且他们用投射性认同作为主要的视角来观察治疗过程的提法也是现在很多分析师的取向。

奥格登（T.H.Ogden）

奥格登认为，投射性认同发生在婴儿试图感知、组织、管理他的内在和外在体验并且与环境进行沟通的时候。此时婴儿接受到大量的刺激，如果他有一个“恰好的母亲（good enough mother）”(Winnicott, 1952), 就可学会组织自己的体验。在此过程中，婴儿应用分裂（splitting）把好的体验和坏的体验分开，形成了早期的心理组织模型。这种假设似乎在精神分析的历史中是被得到广泛承认的。早在弗洛伊德本人论述分裂时，就提出过类似的观点。(Freud, 1920，Jacobson, 1964，Kernberg, 1976)但是接着上面的假设，奥格登等人提出，为了巩固、丰富这个最基本的早期心理组织，婴儿使用了投射性幻想和内投性幻想(introjective fantasies)两种方式。而这两种方式又进一步促进分裂。

然后，婴儿开始使用投射性认同帮助婴儿把好的体验和坏的体验分隔开，从而保证了自体的安全。

通过投射性认同，婴儿能够感受到他正在感受着，婴儿无法通过言语告诉母亲他的感受，但是通过投射性认同，他在母亲心里诱发了出和他一样的感受。

反复投射性认同让婴儿形成了一种原始的客体关系模式。婴儿和一个仅仅是部分和自己分离的客体进行互动。投射性认同形成的是一种过渡性质的客体关系。

所以投射性认同并不是一个稳定的状态，它必然会引起心理结构的进一步改变。

奥格登认为，在讨论投射性认同的概念的时候，首先要确定投射性认同确实是涉及到两个人的，一个投射者（projector），一个接受者（recipient）。

这两个人投射性认同的互动过程分为三个阶段：（Ogden,1974,1976,1979,1982）第一阶段——

投射者一开始感觉到一种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是内在的，他会觉得自己内心的某些部分可能会被自己的自体摧毁，或者这些部分可能会伤害到他的自体，为了安全起见，他采用投射这种防御机制，把他内心的这些部分放到其他人那里。第二阶段——

接受者会感觉到投射者传递过来的压力，产生相应的感觉，并会根据投射者的投射幻想采取相应的行动。

奥格登认为，没有投射者和接受者的互动，投射性认同的过程就不可能完成，所以他把投射性认同的第一，第二阶段称为诱导期（induction phase）。

第三阶段——

在这个阶段接受者体验到自己有一部分变得像投射者的投射性幻想，但是接受者同时以一个和投射者不同的人的身份来体验、修正这些投射过来的情感和观念，(Langs, 1976；Bion, 1959a)。

也就是说，在接受者处理投射过来的感受的过程中，如果接受者处理这些感受的方式和投射者不同，就会有一些新的感受产生，这些新感受既包括了原来投射过来的情绪、想法、表象，也包括了接受者自身的感受，在治疗中，如果这些新产生的感受对自体和客体以及表象都不具有威胁性的话，就可以说治疗师对投射过来的感受得处理比较成功(Little, 1966)。当然，这些新感受中有时候还包括了接受者（治疗师）自身的病理性成分。而投射者又把这些修正了的东西再次内化。奥格登认为，投射性认同的功能在于4个方面：

(1)作为一种防御，能够让人们远离自体的不想要的或者是有危险的部分。同时通过幻想让自体的某些部分存活在另一个人那里。（2）投射性认同是一种交流模式，投射者通过这种交流模式，让另外一个人体验到压力，体验到和投射者类似的情感，从而接受者能够理解投射者的内心情感。

（3）投射性认同是一种原始的客体关系形式，一种客体联系的类型，其中投射者体验到接受投射者是一个独立的程度能够达到容纳自我的某些部分的客体，而这个投射的客体的未分化的程度有能够达到维持投射者的幻想发现，让投射者能够幻想着彼此能够分享投射出的情感。

（4）投射性认同是一种心理改变的通路。通过投射性认同一个人的情感能够被另外一个人体验到，然后，投射者认同接受者对投射出的情感的处理方式。(Odgen,1974)奥格登的概念是最全面，临床运用最广泛的概念，但是其对第三个阶段的描述及投射性认同和心理发育的关系的描述其实是不准确的。

迈斯讷（W.W.Meissner）

迈斯讷认为，应该废除投射性认同这个术语，有七点理由：(Meissner，1980)第一，投射性认同本来的含义是指幻想排除自体的某些部分，并把它们侵入到他人。早期克莱因学派的学者们根本就没有提到投射性认同包含了现实的心理过程，也没有把这个过程和元心理学联系起来。

第二，投射性认同本来的含义是指一种精神病性的幻想，在这种幻想中包含了对自体某些部分的排除，包含了通过控制客体体验到丧失的自体部分，所以客体会变得和自体认同，这是通过内投的认同(identification by introjection)。这些过程至少有一部分意味着自我界限的丧失(loss of ego boundaries),自体凝聚力的丧失（loss of self-cohesion）, 自体和客体表象的失分化（dedifferentiation of self-and object representations,）以及自体-客体分化的丧失。第三，和投射性认同这个概念相关的内化过程更多是合并（incorporation），而不是认同。(Meissner, 1971, 1972)第四，无论是在个人内心，或者是在家庭、组织的互动中，投射性认同的原始定义及其在人际关系范畴中的扩展都没有超出投射和内投的互动这个过程。

第五，在人们使用投射性认同这个概念的时候，一个常见的倾向是把它简化成一个认知过程，通常仅仅把投射性认同简单地用来指称某人自体的体验或感知及某人对客体的关系。这种倾向没有看到我们是在说精神分析学中的内化过程，这个过程必然会对内在的心理结构产生影响，而不仅仅是对认知、体验、表象产生影响。(Meissner, 1973)第六，在应用投射性认同的时候，有一个潜在的假设，这来源于克莱因学派的背景，这个假设关注本能冲突的本质，特别是机体最早时期对这些本能冲突的处理。

第七，投射性认同概念的不准确造成了应用上的混乱，很多时候投射性认同是被作为一种比喻在使用。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比昂把投射性认同转换为容纳者/被容纳者（container/contained）的比喻，然后又把这个比喻扩展到所有可以用容纳/被容纳比喻的关系中。

综上所述，迈斯讷认为，投射性认同这个术语的概念混淆了幻想和过程，混淆了比喻和机制，从而无法对精神组织和功能的形式和水平进行区分。所以，这个术语基本上是可以放弃的。至少应该严格限制这个术语的使用范围。迈斯讷的确指出了投射性认同概念上的不足，但是仅仅因为概念不完美就放弃概念本身其实是因噎废食。肯伯格（Otto Kernberg）

肯伯格提出投射性认同的定义是“主体把不能承受的内在精神体验投射到客体，和他所投射的东西保持共情，要试图控制住客体，以产生可以持续防御不可忍受的体验的效果，而且，潜意识中和客体保持现实的互动，导致客体能够体验到所投射到他那里的体验。”（Kernberg，1987）

他认为投射性认同是边缘性人格组织的患者的原始性防御之一，正是这些患者强烈的投射性需要和普遍存在的自我的虚弱，让他们在投射攻击性的时候自我的边界变得模糊。（Kernberg，1967，1975)肯伯格认为，不能简单地说投射性认同就是精神病性的防御机制，以投射性认同为基础的客体关系就是精神病性的。只有在客体关系中出现和自体表象和客体表象的混淆，自我和他人之间缺乏区分的时候，才能用到“精神病性”这个词。而投射性认同的基础不一定就是自体和客体的混淆，虽然投射性认同会让边缘性人格障碍的患者的现实检验能力降低，但是投射性认同的结果不见得就是会引起自体和客体表象的失分化。

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肯伯格认为，人类的心理发展中，首先出现的是投射性认同，其自我（ego）结构基础是分裂（splitting）或者说原始性分离(primitive dissociation），然后进化到投射，其自我结构的基础是压抑（repression）。所以自我的核心防御是分裂还是压抑决定了所使用的防御机制究竟是投射性认同为主，还是投射为主。

肯伯格对投射性认同的研究其实集中在对临床的处理上，对其概念的元心理学研究并没有超人之处。格罗特斯坦（J.Grotstein）

Grotstein提出，“投射性认同是一种心理机制，在其中，自体体验到把自身或自身的一部份的位置改变到客体里去的无意识的幻想，为了探查或防御的目的。”

他提出了正常的投射性认同，正常的投射性认同是共情的一部分。（Grotstein,1981)他的研究在于注意到了投射性认同的正性作用和治疗作用，而且概念仍然泛善可陈。汉弥尔顿（N.Gregory Hamilton）

1986年，Hamilton 又提出一个新概念——正性投射性认同（Positive 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

正性投射性认同是指把自体好的部分投射入另一个人，同时部分地体验到这些被投射的表象是自体的部分。和正性投射性认同相联系的驱动力是力比多，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也被用来分裂愤怒、嫉妒和其他情绪，但是Hamilton主要强调的是力比多和整合。

他提出，文献中把投射性认同看作是把自体“坏”的部分投射出去的看法是不够充分的，投射性认同中也有“好”的品质。他建议把投射性认同分为正性和负性两个成分。这样的划分也能让我们更容易地注意到精神病患者虽然在客体关系中存在明显的敌意，但是仍然存在建立良好客体关系的能力。Hamilton说，实际上，好的部分能够被投射，用来消除攻击性行为引起的内疚和不安。“在这种情况下，正性投射性认同用来服务于攻击性驱力。同样的，对坏的部分的投射可以用于服务于让攻击冲动最小化的目的，从而保护好客体。”（Hamilton,1986）

汉弥尔顿的概念的提出，让投射性认同的概念具有了辩证的特性。也更加符合临床的观察。波特（Michael S.Porder）

1987年，Michael S.Porder提出投射性认同最好被理解为一种妥协形式，其主要部分是“和攻击者的认同”或者“变被动为主动”,其中有两层移情/反移情结构。

表层是常见的移情/反移情结构，即分析师作为强有力的父母，患者作为无助的孩子，更深一层的结构是，患者无意识地“与攻击者认同”,扮演了支配性的父母的角色，而分析师体验到了患者作为孩子体验到的情绪。通常患者的这种防御模式也是其有心理障碍的父母使用的。

Porder说：“我把它（投射性认同）看作一种变被动为主动（turning passive into active）的方式，并且是一种妥协形式（compromise formation），是用来调整所有心理性欲发育期的父母和孩子之间过度的冲突的。”(Porder,1987)Porder的理论的一个特点是他认为投射性认同在心理发育分期上不见得就是生命最早期的冲突的产物。这几乎和所有理论家的说法都不同。

他认为投射性认同中的冲突可以起源于心理发育分期的任何时期，如口欲期，肛欲期，青春期，俄狄浦斯期等等。投射性认同的共同特点就是上述的双层移情/反移情结构，其核心是“与攻击者认同”，或“变被动为主动”。但是，Porder强调，投射性认同不仅仅是个防御机制，而是妥协形成的一种形式，这种妥协形成有多种功能，表达本能，满足超我，对抗移情等等。正如Brenner提出的，妥协形成有用一种防御来对抗对移情的恐惧的功能。(Brenner, 1982)可以看出，他的投射性认同的定义中更多强调了其中适应和满足超我需求的一面。他的这个定义其实比较符合防御的基本概念，即防御结构是一种妥协形式，这个概念一开始是Brenner提出，后来由Abend，Willick以及Porder本人得到发展。(Brenner，1981 ；Abend，1981；Willick，1983；Abend, Porder, and Willick, 1983)他的概念无疑造成了投射性认同概念的新一轮的混乱，特别是在心理分期方面。而其定义中把投射性认同中的认同和与攻击者认同混为一谈其实是偏移这个术语的本义的。

4讨论

结合临床讨论的经验，作者认为，符合中国临床工作者使用的投射性认同的概念可以包括以下几个要件：

（1）投射性认同是发生在投射者和接受者两者之间无意识交流的基本形式之一，其本质是两人系统中循环发生的外化-内投过程；

（2）投射性认同根据功能划分为顺行性投射性认同和退行性投射性认同。顺行性投射性认同是正常发育过程中不可缺乏的认同形式，出现在原始性认同之后，自恋性认同之前，在心理发育中，投射性认同进行操作，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必须具备符号化能力，二是必须能够意识到自我和他人的区别。根据神经心理学、发育心理学的研究和婴儿观察的结果，而这两个能力是在15个月的时候才达到的(Stern, 1985)，故顺行性投射性认同的时间不可能早于此时。而退行性投射性认同是指在遇到应激时，人的心理退行到发育早期刚出现投射性认同的时候。

（3）投射性认同发生有三个阶段。顺行性投射性认同的三阶段是，第一，投射者（婴儿）把利比多或攻击性投射到接受者（照料者），第二，照料者根据对投射过来的感受进行推测，并根据推测做出相应的反应；第三，婴儿认同照料者变得像照料者一样。退行性投射性认同的三阶段是：第一，投射者（患者）把模糊的自体表象或客体表象投射到接受者（治疗师），第二，接受者对接收到投射过来的自体表象或客体表象做出一致性反认同或者互补性反认同，在此过程中，投射过来的模糊的表象变得更加清晰；第三，投射者再次认同经过接受者处理的表象。在治疗过程中，退行性投射性认同的三阶段不一定能够完全进行，如果治疗师能够及时领悟到这个过程的第二阶段并通过治疗师的自我功能进行处理，本来无意识的交流过程便逐渐意识化，从而患者通过认同治疗师的自我功能而得到康复。

（4）根据精神分析学中的焦虑分级。和顺行性投射性认同相对应的焦虑是被害焦虑和部分的分离焦虑，而和退行性投射性认同相对应的焦虑除被害焦虑外，尚可出现分离焦虑，丧失客体的爱的焦虑以及阉割焦虑等。其中分离焦虑占到很大比重。

本研究的不足在于：

（1）仍然存在语言偏倚，德语、法语、西班牙语等其他语种的文献没有总结。

（2）可能存在引用偏倚。因为其实在很多情况下，研究投射、共情的文章也可能提到投射性认同。

（3）广义的定位偏倚可能仍然存在。除精神分析外，其它学派的术语如“皮格马利翁”效应，“自我实现的预言”实质上也描述了投射认同的现象。这方面文献并未纳入研究中。（4）可能存在的发表偏倚。

社会认同性 篇3

关键词：刑辩律师,自我认同,社会认同,重庆打黑

一、重庆打黑引发刑辩律师的认同矛盾思考

打黑风暴席卷重庆, 原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被最高院以受贿罪, 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强奸罪,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数罪并罚, 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此, 老百姓拍手称快, 有市民在重庆市委门前拉出“文强死百姓欢重庆安”的横幅, 甚至有市民在重庆市检察院门前放起鞭炮以示庆祝, 可以看出社会对涉黑的痛恨和打黑的支持, 也可以看出社会公众对打黑行为的认同感之高。但是为文强案辩护的北京知名律师杨矿生却因此案被推倒了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 其给文强当辩护律师的消息一出, 网上就有7万余条评论, 其中批评、谩骂的帖子超过9成, 许多老百姓认为律师为被告人辩护就是与之同流合污, 杨矿生律师甚至被冠上“为贪官辩护”的帽子。值得庆幸的是杨矿生律师在处理文强案时十分小心谨慎, 甚至放弃了调查取证权, “为了防范风险, 我觉得对于证人证言尽量不要调查取证, 有异议就申请证人出庭作证。 (按照理想情况) 是不应该放弃, 但是律师去调查取证, 可能不但没发挥作用, 还把自己栽进去了。[1]”

但同样在重庆打黑中的担任辩护人李庄就没有那么幸运了。2009年12月14日, 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一则名为《重庆打黑惊爆“律师造假门”》的新闻, 报导称重庆“黑老大”龚刚模检举其律师李庄教唆其作伪证, 传授其“翻身秘术”, 并称李庄向京城同行发出“够黑, 人傻, 钱多, 速来”的信息。此消息一出立刻引起网友的一片叫好声, 有网友以“热烈庆祝黑律师被抓!”为题发帖, 称重庆打黑行动, 扎实有力, 有很深的群众基础, 赢得了百姓一致的赞誉, 而“捞人”律师所作所为是“多行不义必自毙”;还有网友表达了对律师行业的担忧, “当律师成为邪恶势力的代言人, 与腐败分子相勾结, 法律的公平正义何以彰显”[2]由此可见, 社会公众认为好律师应当拒绝为坏人辩护, 社会对刑辩律师出现了严重的认同危机。

当李庄被控以辩护人妨害作证罪予以起诉后, 全国刑辩律师大呼刑辩律师难为, 斯伟江、杨学林、江平、张思之、贺卫方、何兵、陈有西等一大批律师组成了李庄案法律顾问团为李庄提供辩护, 可见刑辩律师的职业凝聚力之大, 自我认同感之强烈。且不论李庄是否教唆龚刚模作伪证, 而从李庄案引发的刑辩律师大反击事件, 可以看出对于刑辩律师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产生了巨大的矛盾。

二、刑辩律师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矛盾来源

(一) 何谓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

职业认同可分为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两种, 自我认同是职业者对自身所从事的职业的精神和身份的认同, 而社会认同危机是来自于职业外部的、社会层面对律师职业精神的认同。刑辩律师的自我认同即刑辩律师对刑事辩护职业、刑事辩护同行、刑事辩护精神的认同, 而刑辩律师的社会认同指社会对于刑辩律师职业精神的认同。显然, 从重庆打黑引发的李庄案看来, 目前中国刑辩律师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有着很大的差距。

(二) 刑辩律师两种认同矛盾产生的本质原因

律师业产生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矛盾其实是由律师职业与生俱来的性质所决定的。律师业务在多数情况下是以金钱交易为前提的, 律师与客户缔结契约, 律师为客户提供法律服务。因此, 最大限度确保客户的合法权益, 又称为“党派性忠诚原则”是律师职业伦理的核心。但是律师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一员, 同样具有维护公平正义的义务, 因此, 律师的职业伦理中又包含着维护社会正义的责任。那么, 当党派性忠诚原则与维护社会正义责任出现冲突, 当普世主义法治与律师的行业伦理之间出现矛盾, 律师该何去何从呢

历史上的做法是建立一套专门的行业伦理或职业道德规范作为执业的指导, 兼顾各方利益, 规定了律师的能力、业务范围、保密责任、利益冲突等等一堆繁琐不堪的内容, 采用了一种堆砌技术细节来培育法律形式主义的方式来调和律师伦理矛盾, 企图把此问题淹没在技术细节中, 用契约义务转化为职业道德规范来代替律师个人的伦理决定。如此被掩盖起来的律师道德标准终究无法与社会普世道德标准相一致, 律师为坏人辩护脱罪, 虽然为常人所不齿, 但律师本身仍有一种期待中的伦理回报, 这样从本质上, 就形成了律师的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之间的矛盾。

(三) 刑辩律师两种认同矛盾产生的历史原因

从历史上看, 中国历来就是一个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家, 民众关于维权的意识淡薄, 在这样的法治土壤下, 很难孕育出真正的律师制度。中国的现如今的律师制度是个舶来品, 尽管可以再上层建筑中予以确立, 但由于没有民众的维权意识基础, 律师制度在我国显然水土不服。

中国现代律师制度自文革后重建, 1980年的《律师暂行条例》将律师定义为“国家的法律工作者”, 和公检法一样, 也是为人民伸张正义、维护国家利益与公共秩序的革命干部。所以八十年代的中刑辩国律师, 根本不存在“党派性忠诚”, 甚至不存在客户, 更不存在什么伦理冲突或效忠疑问。直到一九九六年五月, 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九次会议通过《律师法》, 将律师重新定义为“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 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 而全国律师协会制定颁发的《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中规定律师在“坚持以事实为根据, 以法律为准绳”, “维护国家法律与社会正义”的同时, 应当“尽职尽责地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 且有义务保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当事人的商业秘密和当事人的隐私”。直到此刻, 中国律师才与“国际标准”接轨。但是, “维护国家法律与社会正义”跟“尽职尽责为客户服务”, 实际上往往是矛盾的, 这就是律师的党派性忠诚原则和维护社会正义责任之间的矛盾。

20世纪90年代, 中国律师业迅速商业化, 律师选择性地推崇“党派性”伦理以寻求理论上的和意识形态的支持、排除制度限制并获得道德豁免。中国律师对“党派性”伦理的移植不仅是选择性的, 而且还是表面性的, 因为在西方国家与之相配套的政治伦理、法官职业伦理等, 在当代中国是严重缺失的, 而同时中国律师又缺乏某种良好的律师传统, 其结果就必然是“党派性”完全成了律师追求不受约束地营利的正当性说辞。[3]虽然党派性忠诚原则被律师界奉为律师职业道德的核心原则, 但是, 在没有律师传统的中国, 党派性忠诚原理无法被普通民众所接受, 因此, 律师的社会公信力严重匮乏, 社会认同危机日益加深, 也导致了刑辩律师的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产生了巨大的矛盾。

三、调和刑辩律师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矛盾

应当说, 如果要加速中国现代法制建设, 调和刑辩律师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矛盾刻不容缓。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应当从刑辩律师自身出发, 建立高水准的刑辩律师职业道德规范;从社会的法制宣传出发, 加强刑辩律师职业道德的社会认同感;从律师管理体制出发, 构建合理的律师管理制度。

(一) 遵守高标准的刑辩律师职业道德伦理

法律的基本精神就是公平和正义, 将此精神应用到具体实践中, 就要求法律职业共同体成员都必须以追求公平正义为目的。律师, 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一员, 也应当以维护社会正义作为基本职业道德, 而党派性忠诚原则则应作为公平正义的下位原则, “对法制而言, 最根本的价值不是效率而是公正, 不是利益而是信赖。因此, 律师职业必须与一般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活动划清界限”[4]。现如今的律师却本末倒置, 将党派性忠诚原则作为律师核心道德原则固守, 而过度漠视维护社会正义责任, 如此律师, 如何能得到民意支持我们不能讲普通民众对律师严格遵循技术主义、形式主义行为的批判, 一概理解为民众“无知”、“法盲”、“缺乏远见”等等, 而忘记了自己在获取职业特权对公众所做的高标准的道德承诺。[5]刑辩律师想要得到民众支持和信赖, 就必须通过遵守律师维护正义的高标准的伦理道德规范, 而非用法律形式伦理和技术规范将其掩盖淹没。

什么是高标准的刑辩律师职业道德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露丝·拜德·金斯伯格提出:“在历史上, 为律师执业确立的最崇高原则是为贫穷、弱势及地位低下的群体提供法律服务, 从而履行增进大众福祉的公共服务。”[6]援助弱者、追求社会公益体现着律师人文精神的崇高境界, 这也理应成为中国律师职业伦理的组成部分。笔者认为, 在现阶段刑辩律师应当从法律援助做起, 让普通民众看到律师不只是收费的工匠, 或是金钱的奴隶, 而是一位为公众福祉的奉献者。这样对缓解民众对刑辩律师的误解和不信任, 让民众认识到好律师同样是个好人, 从而调和刑辩律师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矛盾。

(二) 加强刑辩律师价值的社会宣传

陈兴良教授在《七个不平衡:中国律师业的现状与困境》中提出, 当今中国刑事业务和非刑事业务发展极度不平衡。据北京律协统计, 北京市的律师每个人每年辩护的刑事案件平均起来不到一件, 所有的刑事案件中有70%的刑事案件是没有律师参与下结案的。[7]律师参与率越低, 民众对于刑辩律师的价值就越难认同和理解, 因此加大辩护律师在刑事案件中的参与度对辩护律师价值宣传是大有裨益的。美国哈佛大学刑法教授肖薇茨在《最佳辩护》中说过一句话:“有时你得提醒公众, 在刑事案件诉讼中被告辩护律师并没有犯罪, 正像产科医生自己并没有生孩子一样, 犯罪的只是他们的委托人, 但人们往往把这个混淆了。”正如肖薇茨教授所说, 要加强社会公众对刑辩律师的认同感, 对刑辩律师制度和价值的宣传是十分必要的。加强刑辩律师价值的社会宣传, 也是一种法制的宣传, 有助于加强公民的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 而全民法律意识的提高使公民在遇到侵权时, 首先能想到求助于刑辩律师, 这样刑辩律师自然能得到更多的认同, 这样就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

(三) 构建合理的律师管理制度

如上文所说, 我国的律师制度是国家权力主导下建立起来的, 由此, 律师的准入制度、律师的日常监管也是由司法行政机关全权把持, 可以说我国律师制度一定程度上是在执行国家权力的意志, 而援助弱者、维护私权的公益性却无法得到体现。从中国目前的律师职业道德规范的渊源来看, 一部分是以法律、部门规章等法律规范形式体现的, 另一部分, 则是以律师协会所制定的行业规范的形式体现的。但律师协会制定的规范, 主要内容与司法部发布的规范没有什么差别, 基本是一种重述, 因此, 笔者认为实现律师自律和行业独立十分关键, 尤其律师的职业伦理规范应由律师协会来规范, 而非国家强制规范。只有真正实现律师行业的独立自治, 律师才能充分体现其维护私益的本质属性, 加大社会公众对律师的认同感。

四、结语

重庆打黑事件获得了普通民众的拥护和支持, 而刑辩律师的介入却是反其道而行之, 因此, 社会民众对于那些做贪官污吏、黑恶势力的刑辩律师们感到义愤填膺, 这使刑辩律师出现了极大的社会认同危机, 也产生了刑辩律师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的巨大矛盾。刑辩律师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的矛盾使得刑辩律师发展进入了一个瓶颈, 如杨矿生律师所说, 刑辩律师为了避免风险而必须小心谨慎, 甚至放弃调查取证权。刑辩律师制度发展至此, 刑辩律师的价值根本无法得以体现, 因此, 缓解刑辩律师的认同矛盾已经刻不容缓了。

参考文献

[1]杨矿生口述.杨矿生, 给文强当律师[EB/OL].http://news.163.com/10/0618/23/69GFKV3M00011SM9.html9, 2012-04-25.

[2]陈丹.网友呼吁打掉造假律师为重庆打黑扫清障碍[EB/OL].http://news.sina.com.cn/c/2009-12-14/175119258038.shtml, 2012-04-25.

[3]郝凯广.当代中国律师“公益性”职业伦理之缺失:基于李庄案的思考[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 2010 (5) .

[4]季卫东.法律秩序的建构[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246.

[5]李学尧.非道德性:现代法律职业伦理的困境[J].中国法学, 2010 (1) .

[6][美]露丝·拜德·金斯伯格.律师界理想主义的复兴[J].中国律师, 2005 (9) .

社会认同性 篇4

一、社会认同理论

社会认同理论是Taifel和Turner等人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社会认同区别于个人认同, 后者是指对个体具体特点的自我描述, 是个人特有的自我参照;社会认同是指社会的认同作用, 是由一个社会类别全体成员得出的自我描述[2]。简言之, 就是一个社会群体或者阶层的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一个社会必然是由众多群体构成的, 每个人从一出生就属于不同阶层, 必然从一开始就打上所属的身份烙印。Taifel定义社会认同:“个体认识到他 (或她 ) 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 , 同时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3]每一位群体成员总是争取积极的社会认同感, 从而获得自尊与满足, 如果没有获得满意的社会认同, 个体就会自主离开他们的群体或者想办法实现积极区分。

首先, Turner认为人们会自动地将事物分门别类, 也会将自己纳入某一群体之中, 将符合群体的特征赋予自我, 形成一个自我身份定型的过程———“社会分类”。然后, Taifel和Turner认为由于积极自尊和自我评价的需要会促使社会比较的发生。个体会通过积极区分原则比较群体间的差异, 这时认知、情感和行为往往会偏向自己所属的群体, 认为自己一方的地位、特性更有优势, 从而获得积极的自我评价和自尊———“社会比较”。再次, 当一个群体内的成员在社会分类中缺乏积极区分, 那这名成员要么在社会交往中远离自己群体或者在心理上疏离与自己群体的联系, 要么积极探索或者通过竞争流动到自己 认为更好 的群体中 , 以此获取 积极的区 分和自尊———“积极区别原则”。在这样一个复杂的过程中, 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 社会个体就会陷入社会认同的困境之中无法自拔, 从而可能成为杀人犯、变态狂、疯子等人性扭曲的个体。波特笔下的人物特别是女性都经历了不同社会认同的困境。比如短篇故事《他》中虚伪的Mrs.Whipple和故事《破裂的镜子》中终日沉溺于自己世界中的Rosaleen。

二、《破裂的镜子》中的妻子

故事《破裂的镜子》中, 中年的Rosaleen是一位75岁老人Dennis的妻子 , 两个人没有孩子。Rosaleen与Dennis对比鲜明。她还很年轻, 美丽且充满活力, 有着同龄少妇一般等着丈夫来满足的性欲。Rosaleen的欲望就像“在田间疯狂追逐伴侣的小牛”一样, 充沛并难以控制。虽然, 她嫁给了Dennis, 但是不能享受到一位正常丈夫所给予的照顾, 不仅是感情上的, 还有生理上的。另一方面, Rosaleen还必须像一位母亲一样, 像照顾婴儿般细心看顾年老体弱的Dennis, 比如在他睡觉时“要把他像婴儿一样裹在法兰绒里, 然后用热水袋暖着他”, 所有的家务和生活压力都落在她的肩上。她到底是一个妻子, 是一个女仆, 还是一位母亲呢?

Turner认为 :“个体认同建立是基于他 (她 ) 的社会群体的成员身份, 社会认同源于个体认识到他 (她) 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的意识。”Rosaleen明显不属于任何群体, 她既不是一位和丈夫相亲相爱的妻子, 又不是一位有着可爱孩子的母亲。她对自己的定位就像她在自己家破裂镜子中看到的丑陋变形的影像一样, 是模糊的、变形的、扭曲的。所以, 在社会认同的第一阶段———“社会分类”, Rosaleen就陷入社会认同的困境之中。

在偌大的农场中, 她身心都感觉到孤独寂寞。于是, Rosaleen总是喜欢和别人念叨奇闻怪事 , 向大家讲述自己光怪陆离的梦境, 以此分散自己对性的渴望, 希望在困境中找到新的群体, 找到新的社会分类, 从而建立新的社会认同。她沉浸于对自己少女时代的回忆之中, 那时候她是一位美丽的少女, 可以整天跳舞, 打扮, 与男人调情, 以此在自己原先的少女身份中寻找到慰藉。但这最后的一点寄托也在纽约之行后破碎了。当Rosaleen接到妹妹病危的电话, 她马上动身去了纽约 (Rosaleen的少女时代在纽约度过 ) , 其实这段旅途就是女主人公重寻青春和个人身份之旅。结果, 她发现自己曾经感觉快乐的地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街上的人行色匆匆, 她一个人也不认识”[4] (P124) , 在波士顿没有找到妹妹, 没有人认识她的妹妹, 甚至连电话簿上也没有她的名字, 这样Rosaleen与青春的最后一丝联系也荡然无存, 她不得不回归现实, 她意识到自己早已不再是人人爱慕的美丽少女, 再也回不去以前的社会群体中了。当Rosaleen回家后, 她决定“逃避这个世界, 不再和任何一个人讲话”。这就意味着, 找不到社会群体和建立社会认同的Rosaleen把自己流放了, 她成了自己本该属于群体中的一个异类, 她选择了远离群体的其他成员。

三、《他》中的母亲

故事《他》的主人公Mrs.Whipple有三个孩子, 包括一个智力残疾的儿子, 没有名字, 父母称之为“他”。Mrs.Whipple属于“母亲”这一社会群体 , 她明确地认识到母亲这个角色的要求。作为一名合格的母亲, 要慈爱, 付出, 耐心, 富有责任感。一方面, 道德压力迫使她不得不做出“好妈妈”的姿态, 以此迎合这一社会角色对她规定的标准。Mrs.Whipple“无法忍受被别人同情”, “我什么也不能让‘他’做, 不然他们要来打听”, 每次邻居踏入他们家, “她每次都要先谈谈‘他’, 然后才能聊别的事情, 似乎这样才能让她心里好受点儿”。这些细节都充分说明了女主人公努力尝试成为一定意义上的好母亲, 以自己的某种方式履行母亲的责任, 从而获取邻人对她的赞许, 甚至表扬, 从而建立自己积极的社会认同感。另一方面, 在与“他”的母子关系中, Mrs.Whipple意识到自己不是也不能成为一个智障孩子真正的母亲, “他”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儿子, 因为她在这单方面的付出中得不到一丝快乐和满足。在她看来, “他”不会说话, 也不会思考, 和动物并无二致。

在“母亲”这一社会身份的建立中, 由于儿子的无声与沉默, 致使Mrs.Whipple无法实现这一角色的社会认同。虽然MrsWhipple是一位母亲 , 也内化了“母亲”这一分类的特性 , 但是她无法用这个分类的属性定义自己, 她没有觉得在这一关系中, 获得了满足、自尊和积极区分, 所以她在社会比较这一环节失败了, 陷入了社会认同的困境之中。为了在困境中找到出路, 她只有放弃自己的“群体”, 也就是打破她与“他”的母子关系。故事的最后, 当“他”生了重病后, 她选择把“他”送到福利院, 她想:“我也要考虑Adna和Emly, 她不需要做什么来弥补‘他’。噢 , ‘他’的出生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这意味了MrsWhipple完全抛弃了自己这一社会身份 , 转而希望在正常的家庭生活中找到新的社会认同。

波特虽然主要被当做一位优秀的文体学家来研究, 大家大多关注的是她的叙事策略、写作技巧等, 但是她笔下的女性人物的命运也是值得探究品味的。正如Taifel和Turner所说的, 个体被纳入不同的社会团体之中, 从而被打上这个团体特有的烙印, 大多数这个归类是被迫的、无奈的、无法选择的。女人不仅性别与男人不同, 还被社会赋予了其他身份和角色, 比如母亲 (Mrs.Whipple) , 妻子 (Rosaleen) 。这两位女性的共同之处在于她们的个体和社会要求她们所扮演的身份出现了错位和矛盾, 而不能得到积极的社会认同, 母亲不像母亲, 妻子不是一名妻子。这些女性形象其实就是波特个性的化身, 承载着波特的精神和愿望。在社会对女性的期望、刻板印象、责任等束缚中, 波特期望能寻找到自我存在价值;在社会认同的建立过程中, 找到自己渴望的、有归属感的社会群体, 以此得到快乐、自尊和他人的认同。当然这种结果有两种, 像Rosaleen一样失败, 然后在沉默中消亡, 另一种像Mrs.Whipple一样, 获得泣血的满足。

参考文献

[1]王晓英, 杨靖.她世界[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4.

[2]Taifel H, Turner JC.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group behavior.In:Worchel S, Austin W (eds)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Chicago:Nelson Hall, 1986.7-24

[3]Taifel H.Differentiation Between Social Groups:Studies i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Chapters 1-3.London:Academic Press, 1978.

社会认同性 篇5

一、台湾民众认同二元性的现状

1、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概念的界定

关于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概念,国内外有许多不同观点。我比较认同美国政治学家威尔特·A·罗森堡姆的观点:“政治认同,是指一个人感觉他属于什么政治单位(国家、民族、城镇、区域)地理区域和团体,在某些重要的主观意识上,这是他自己的社会认同的一部分,这些认同包括那些他感觉要强烈效忠、尽义务或责任的单位和团体。”所谓文化认同,是指特定的个体和群体对其民族或国家的历史渊源、文化特征、价值观念和人文底蕴,在认识上有共同点或相似点,从而促进彼此之间的亲和与凝聚。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基础。它可以超越于社会政治、经济、地域空间层面,因而在维系民族成员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是不可能绝对分离的,二者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一方面,政治认同所需的道义合法性依据必须由文化系统中得到认同的价值原则来判别提供;另一方面,作为文化共同体之民族的发展目标有必要通过搭建政治结构来完成。然而,当考察台湾民众的认同现状时我们发现,在现实中其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不仅没有高度互渗,反而呈现相互分离的特点,这种现象被部分学者称为“认同的二元性”,也有学者将之表述为台湾的“认同危机”。

2、台湾民众认同二元性的具体表现

(1)认同中华文化,但在“国家认同”上出现较大分歧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台湾自古以来作为中国的一部分,虽后来被迫与大陆分离,但其文化的根源和主体是中华文化。学者们对台湾民众进行考察时发现,传统的中华精神和民俗习惯至今仍然沿用并相当完善,台湾民众在文化上是认同中华的。台湾文化根植于大陆,台湾人是中国人,是中华民众的一部分,这不论是在血缘关系还是从文缘关系上都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由两岸长期分离,民众之间缺乏交流与了解,加上外部因素的干预与阻挠,台湾同胞对中华的认同没有上升到关乎政治的国家层面,而仅仅停留在文化层面,即血缘、亲缘、文缘层面。台湾岛内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有两种:一是,国民党及其蓝营的支持者拥护并认同“中华民国”,认为“中华民国”是中国的合法代表。二是,民进党及其绿营的支持者反对国民党“中华民国”的认同,主张成立主权独立的“台湾共和国”。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陷入混乱。

(2)认同“中国人”,但不认同“中国”

根据国立政治大学研究中心的数据,在台湾民众当中,“认为同时是台湾人和中国人”的比例在1992年占45.4%、1998年40.3%、2004年48.3%、2009年44.5%,可见其比例一直比较稳定,并且一直占有近一半的比例。而认同是中国人的比例在1992年占26.2%,到2009年只有6.5%,下降幅度较大。认同是台湾人的比例在1992年是17.3%,2009年是43.7%,呈明显上升的趋势。如果我们把“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数据与“认为同时是台湾人和中国人”的数据进行合并,就会发现“认同中国人”的比例占有主导的位置,而这仅能表明台湾民众在中华文化上达成较多共识,并不能说明绝大部分台湾同胞在政治上认同“中国”这个符号。“中国人”和“中国”这两个概念是应该加以区分的,尤其是在当前岛内复杂的政治环境中。部分学者认为,“中国人”的概念是属于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是文化认同的一个典型代表符号。而“中国”在台湾地区来说更多的被理解为政治意义上的概念和单位,这与大陆所理解的包含有政治、文化、经济等的综合性概念是有显著差别的。也就表明了目前台湾民众中出现的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二元化分离的现象,岛内部分民众甚至试图以台湾民族替代中华民族而排斥对中国人的民族认同。

(3)认同两岸关系发展,但不认同两岸尽快统一

台湾同胞在两岸关系问题上的心态可以分为:统派,独派,维持现状派三大类。统派认为,台湾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人就是中国人,理应统一。统派的组织以中国统一联盟为代表,他们向往社会主义,认同红色中国。独派相反,他们主张台湾主权独立。台联党是独派中“基本教义派”的典型代表,他们不仅不认同中国,其中有些人甚至极端仇视中国。绝大多数台湾民众属于维持现状派,他们要求“安定”,在是“统”还是“独”的问题上没有明确而坚定的立场,他们审时度势,依情势而定。大多数政党也是如此,倾向于维持现状,比如说民进党。虽然党内有“台独党纲”,但在其执政的八年中没有宣布“台独”,且党内成员与激进的“台独”分子显然不同。他们希望两岸保持不统不独的现状,希望两岸关系缓和并有所发展,但是不认同两岸尽快统一。

二、导致台湾民众认同二元性的原因分析

台湾民众在认同上出现了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二元分离的特点,既由历史原因所导致,也存在一定的现实因素。总的来说,归为如下几点:

1、特殊的历史境遇使得两岸长期处于敌对、隔离状态

纵观中国近代史,台湾地区由于长期遭受外来侵略与干涉而被迫与祖国大陆相分离。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败逃台湾后开始了对台湾地区的占领和统治,两岸处于敌对与隔离状态。历史上的被侵略、被占领以及随之而来的被统治、被压迫给台湾民众造成了严重的创伤,同时滋生了他们盼着早日出头,独立自主的想法和要求,对于祖国的认同以及向心力渐行渐远。两岸长达几十年的隔离与敌对,彼此缺乏交流与了解,骨肉同胞亲情日趋疏远淡漠。

2、两岸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使台湾民众产生自我优越感

就两岸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来看,台湾民众存在着两方面的自我优越感:一是在经济方面,台湾同胞认为他们创造了一个奇迹,经济发展突飞猛进,GDP远远领先于大陆;二是在政治方面认为台湾已经实现了“民主化”,其民主程度大大高于大陆。因此,在两岸统一的问题上台湾民众的心态也变得十分复杂。不少台湾民众不主张两岸统一主要基于以下考量:一方面,担心两岸统一后台湾遭到大陆的打压得不到支援,并且经济以及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受到拖累;另一方面,台湾想脱离大陆独自发展,因而想处处“超过”大陆,甚至“压倒”大陆。

3、岛内“台独”势力膨胀,误导和扭曲了台湾民众的社会心理

长期以来,岛内一直存在“台独”势力,并一度膨胀。他们的所作所为严重冲击和误导了台湾民众对祖国的认同。主要表现为,一方面,“台独”分子抓“除旧”,即抓住了民众对历史的悲怆、对定位的困惑、对现状的无助和对前途的迷茫心理,极力鼓吹台湾历史上所遭受的苦难主要源于中国。因此,台湾应该远离中国而独立自主,在民族和文化等其他方面,割断与祖国的联系。另一方面,“台独”分子抓“立新”,对民众强行灌输“台湾意识”以达到构建“台湾民族”的集体认同的目的。对下一代实施“教育台独”战略,宣扬“台独”思想,扭曲其对历史文化的认知,扩大“台湾”与“中国”的对立,以形成全社会民族认同的迷失。

4、美、日对台湾问题的干预,助长了一些民众的偏安、侥幸心理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稳步提升,美、日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于中国的崛起感到恐慌,而台湾问题长久以来悬而未决正给美、日以契机来制造不稳定、不和平因素以打压中国。美、日为了增强自身在台湾的影响力,维护本国战略利益,长期以来,支持并纵容“台独”分子的肆意妄为并以此来打压岛内统一势力,维持两岸“不统不独”的现状。美国坚持对台军售政策,日本则企图“以华制华”。美、日对台湾的干预,助长了“台独”分子的嚣张气焰,同时误导了部分台湾民众产生了依强图存、偏安一隅的心态,台湾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加复杂、棘手。

三、解决台湾民众间民族认同危机的有效途径

民族认同危机的发展,严重的伤害了两岸同胞的感情。为早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必须处理好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关系,解决台湾民众的认同危机问题。而就台湾民众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二元分离这个问题的解决来说,也是要重在治本。在这里,我认为“根”是指文化认同,而“本”则是指政治认同。有根才有本,本固根才深,根深才能叶。要从根本上促进此问题的有效解决,具体说来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1、把“根”留住,夯实两岸交流的基础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台湾文化和大陆文化同样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分割的联系。可见,从两岸文化上着手,就是抓住了解决岛内民众认同危机的呃“根”。第一,优先促进文化交流的同时,推动两岸政治交往;第二,抓住两岸共同的特色地域文化,重点打造对台文化交流品牌;第三,增强文化自身的吸引力,开拓创新两岸文化交流的模式。

2、求同寻异,构建两岸统一的文化价值观

所谓“求同”是寻求两岸文化的相同点、共通之处,主要是为了让两岸交流变得可能。海峡两岸进行文化交流就是基于其文化都是根植于中华文化,台湾文化和大陆文化是“同文同种、同根同源”的。而所谓“寻异”则是要找寻两岸文化的差异,允许这个差异的存在并加以正确引导。其目的是使两岸文化交流变得多元化以及丰富多彩,也体现了我们对于文化的包容与理解,从而更有利于构建两岸统一的文化价值观。这就要求我们做到三点:一是,要敢于正视差异;二是,要充分尊重差异;三是,要善于引导差异。

3、凝聚人心,以大胸襟大智慧推进两岸民众的国家认同感

大陆和台湾进行文化交流的目的就是要以文化交流带动、促进政治交往,从而促进两岸民众在政治认同上达成共识。因此,我们要站在民族整体利益的高度出发,凝聚广大台湾同胞的人心,不断扩大团结面,推动和深化两岸各层面的交流,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要有针对性的开展工作,注意方法的有效性。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