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侵权

国家侵权（精选四篇）

国家侵权 篇1

1 国家赔偿的特点

国家赔偿因国家作为赔偿义务人而不同于其他的赔偿行为,其具有自身的特性。与民事赔偿相比,区别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虽然国家赔偿是从民事赔偿发展而来的,二者也有一些相似之处,但国家侵权是因公权力侵权引起,其不同于一般民事侵权,具有公权违法性。第二,赔偿的归责原则不同。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只能是违法原则,即只有国家行为在被确认违法的情况下,才履行赔偿义务。而民事赔偿的归责原则体系由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和公平责任原则构成。第三,赔偿主体不同。国家赔偿的名誉主体是国家,具有抽象性,具体的赔偿义务由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义务机关履行。而民事赔偿的主体通常是具体的违法行为人,赔偿主体与赔偿义务人相一致。

另外,国家赔偿也不同于国家补偿。国家补偿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过程中,因其合法行为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的损失,国家对其给予弥补的制度。国家补偿是由合法行为引起的,而国家赔偿是以公权力违法为前提,这是二者最本质的区别。

2 国家侵权违法确认的原则和构成要件

2.1 国家侵权的归责原则

实际上,这方面是国家赔偿相关法律体系乃至国家赔偿制度的核心要素,是产生国家赔偿的前提。要确认国家的侵权行为是否成立,就有必要弄清国家侵权的规则原则。归责原则是认定和归结法律责任必须遵循的规则,决定着法律责任的构成,是国家赔偿责任的依据和标准,在国家赔偿制度中处于核心地位。所谓国家赔偿归责原则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因职权行为致人损害后,应依何种标准确认其承担法律责任的根本规则,为判断国家应否承担法律责任提供了最根本的依据和标准。

不过,并不是说违法行为等同于致害行为,而是致害行为必须具有违法性或属于国家赔偿法规定的应予赔偿的情形。也就是说,在某些情况下如果致害行为是合法的,即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因此受到损害,受害人也不能根据本法请求赔偿。

2.2 国家侵权赔偿责任构成要件

第一,必须有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事实。必须是受害人实际上受到损失,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受到侵害。如生命或者身体受到损害、财产受到损失等。第二,损害必须是实际上已经发生或者一定会发生的,即直接损失。而对于财产中的可得利益损失,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第三,损害必须是非同寻常的损害,即超过了正常负担的损害。应根据不同情势(时间、地点、环境等)、不同的职务执行特点和受有损害人的不同法律地位等判断。第四,受到损害的利益必须是合法利益,非法利益的损失不能发生国家赔偿责任。第五,主体必须是国家机关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公权力的行为,包括积极的作为与消极的不作为。第六,损害事实与职权行为具有因果关系。

3 国家侵权违法确认的审查认定及存在的问题

对国家侵权违法确认的司法审查,即司法赔偿的确认程序,是对国家赔偿唯一违法归责原则的具体认定,其解决的是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权行为的违法性认定问题,是产生国家赔偿责任的前提。国家赔偿按赔偿性质不同,可以分为行政赔偿、刑事赔偿和司法赔偿。

司法赔偿以国家司法侵权为前提。司法赔偿确认独立程序和确认案件的存在,要求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司法机关及其上级机关对其职权行为确认为违法。这导致审查机关地位尴尬,十分难堪,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因职权的限制,也没有很好的办法,于是多数情况下或者作出不予确认违法决定,或者对赔偿请求人提出的确认申请不予理睬。这种“冷处理”模式很难在情理法上说服赔偿请求人,矛盾不能化解,使国家赔偿争议长期存在,以至司法赔偿确认制度并未达到原来设置的预期,没有起到促进义务机关主动纠错、积极化解矛盾的作用。

4 国家赔偿程序及发展完善

4.1 现行国家赔偿程序

根据《国家赔偿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关于赔偿程序的相关规定,申请国家赔偿时,赔偿请求人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申请。对赔偿义务机关的赔偿决定不服的,可以向其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

4.2 国家赔偿程序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完善

4.2.1 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问题

首先,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九条、第二十条的规定,所有的国家赔偿案件(除行政诉讼附带赔偿外)均由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但是,《国家赔偿法》仅规定了赔偿义务机关的先行处理期间,而没有规定此期间内赔偿义务机关的处理程序。

4.2.2 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的决定程序

《国家赔偿法》和《暂行规定》均没有规定案件审理过程中当事人的程序方面的权利,当事人对赔偿案件的知情权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连双方当事人在案件审理时为支持说明其主张而发表意见、与对方进行辩论的权利也没有规定。因此,《国家赔偿法》的修正案或者司法解释中应当增加以下内容: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应当在决定对案件审理的十日内,将办案组成人员告知双方当事人。

摘要：《国家赔偿法》的实施,使国家赔偿得以制度化。国家赔偿法对于依法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协调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国家侵权 篇2

件的通知

国版字【2012】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版权局，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版权局，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海关总署、工商总局办公厅，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各相关协会、出版单位、新闻媒体：

2011年是版权执法监管工作成效显著的一年，各级版权执法及相关执法部门查破了一批重大案件、整治了一批生产企业源头，规范了一批出版物市场，版权执法的立案数量、行政处罚数量和移送司法刑事案件数量都创历史新高，重大案件、新类型案件、疑难案件继续增多，版权执法工作成绩突出。为集中展示版权执法及版权执法相关部门查处侵权盗版案件的工作成就，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引导作用，进一步加大版权执法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经各地版权执法及公安、法院、检察院等部门推荐，并结合国家版权局、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挂牌督办的案件情况，我局选定了2011查处侵权盗版十大案件。现将这些案件印发给你们，供各级版权执法及版权执法相关部门在版权执法工作中参考借鉴。

特此通知。

附件：2011查处侵权盗版十大案件

国家版权局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2011查处侵权盗版十大案件

一、刑事案件（9件）

1.江苏小说520网侵犯文字作品著作权案

【案情摘要】 2010年9月，盛大文学有限公司向徐州市版权局举报 “小说520网”在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的情况下，利用网络技术手段，采集并复制大量由盛大文学有限公司经营的“起点中文网”所拥有独家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文字作品并登载在“小说520网”上。经徐州市版权局初查，后移交公安机关查明2009年3月至案发，“小说520网”通过在网站上发布收费广告的方式非法获利共计人民币2669938.49元。2011年1月18日，徐州市版权局依据著作权法48条及实施条例第3条有关规定作出行政处罚：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没收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工具和设备。2011年12月12日，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刑法217条，一审判处金俊杰侵犯著作权罪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300万；王辉侵犯著作权罪有期徒刑3年，缓期4年，并处罚金270万；关志超侵犯著作权罪有期徒刑2年6个月，缓期3年，并处罚金10万；刘珺侵犯著作权罪，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8万；唐涌侵犯著作权罪，有期徒刑1年2个月，缓期2年，并处罚金5万；胡熊侵犯著作权罪，有期徒刑1年2个月，并处罚金5万。郑传平侵犯著作权罪，有期徒刑1年，缓期2年，并处罚金3万；章健康侵犯著作权罪，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3万；追缴违法所得2669938.49元予以，上缴国库。" 【典型意义】此案系网络文学侵权典型案例，对于网络文学类侵权盗版案件的法律运用及判罚具有非常好的示范作用，充分体现了著作权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相互衔接的重要作用，表明了“双轨制”在我国著作权保护中的重要地位和中国政府打击网络侵权盗版行为的态度。

2.北京林真实、徐爱娇侵犯著作权案

【案情摘要】 2008年至2010年间，徐爱娇在碟中碟公司总经理林真实（另案处理）指使下，未经东方新感觉音像出版社审查，采取将已获审批出版的单集产品变更为合集，或擅自增加载体形式，冒用该出版社的名义复制发行。共查获光盘类音像制品48332张，磁带类音像制品24381盒，经鉴定均为非法出版物。2011年4月22日，北京市一中院判定徐爱娇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犯侵犯著作权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9万元。2011年11月26日，林真实在浙江温州被抓获归案。2012年4月24日，北京市一中院判定被告人林真实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犯侵犯著作权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9年，并处罚金共人民币60万元。（林真实是潜逃又抓捕归案）

【典型意义】此案系上海世博会期间重点查处的案件，后被列为国务院“双打”工作重点督办案件和版权局等五部门重点督办案件，但查处过程一波三折，督办部门及专案组多次协调，最后在北京市委主持下，案件有重大突破。2011年第二要犯被判刑，但主犯已逃脱，后在公安部“清网行动”中主犯终被抓获并判刑。此案充分表明了我国政府打击侵权盗版行为的决心和力度。

3.湖北黄祖耀等4人及深圳哦哟公司侵犯著作权案

【案情摘要】 2008年8月以来，犯罪嫌疑人黄祖耀为推广该公司导航网站，指使路玉龙、徐飞等以非法手段提供windows、office等软件下载链接，共发布疑似侵权软件5021个，经鉴定，44个软件为侵权软件，下载量达721146次，涉案金额1800余万元。依据《刑法》第217条，判处黄祖耀等4人和深圳市哦

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权罪名成立，分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至5年、没收违法所得60万元并处罚金368万等刑罚。

【典型意义】此案系通过网络提供侵权盗版软件典型案例，涉案金额大，情节恶劣，提供侵权盗版链接的嫌疑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对于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4.安徽合肥艺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权案

【案情摘要】合肥市版权局行政执法人员根据举报线索，经证据锁定和分析比对，证实合肥艺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涉嫌存在侵权盗版行为，遂立案查处。鉴于该案经营时间较长、案情复杂，侵犯著作权事实成立，且有较大数额的往来交易，已构成刑事犯罪，合肥市版权局于2010年10月26日向合肥市公安局网安支队作刑事案件移交。合肥市公安局网安支队作刑事案件立案。市版权局和网安支队组成的专案组在案件查处过程中，先后抓获项敏为主的涉案嫌疑人25人，收缴服务器120余台，涉案金额144万余元。合肥市高新区法院作出判决，项敏等25名涉案人员分别以侵犯著作权罪被判处六个月至三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分别处2000元至70万不等的罚金。

【典型意义】网络游戏领域侵权盗版案件多发，但此案抓获的犯罪嫌疑人和收缴服务器的数量在此类案件中较为少见，情节恶劣，对于打击网络游戏侵权盗版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

5.北京求知考试书店利用互联网销售盗版图书案

【案情摘要】 2011年，在全国“双打”期间，版权执法部门协同公安等相关部门，对公安部、全国“扫黄”办批办的“北京求知考试书店利用互联网销售盗版图书案”进行查办。现场抓获嫌疑人7名，起获涉案电脑8台，发现各类盗

版考试教材30余种，8000余册，涉及30余家出版社。海淀区人民法院依据《刑法》217条判决：阮美兰等6人分别犯侵犯著作权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年至3年、缓刑2年至5年不等，无缓刑有期徒刑刑期最高3年，罚金1万至3万不等（共10万）。

【典型意义】此案系利用互联网销售盗版教材，此类案件数量多，但不易追究嫌疑人的刑事责任，此案为查处类似案件提供了重要参考，体现了重点打击网络销售盗版教材的态度和决心。6.湖南王学海等人侵犯著作权案

【案情摘要】 2009年以来，王学海、余艳平非法制售人民卫生出版社等出版社的盗版图书近70万册，码洋价值1900余万元。并先后雇佣何新兵等人负责运输盗版图书、看守仓库等。2011年12月19日，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以侵犯著作权罪，对王学海等7名案犯分别判处9个月至4年零6个月的有期徒刑，7万至60万的罚金。

【典型意义】此案系制售盗版图书的典型案例，案情重大、情节恶劣，查处这一侵权盗版犯罪团伙有效净化了行业版权环境。7.江苏刘晓南等制售侵权盗版光盘案

【案情摘要】 2011年6月1日，南京市文化综合执法总队根据江苏省“扫黄办”转国家“扫黄办”的案件线索，会同市公安局网保支队、玄武公安分局，在江苏南京和浙江乐清两地同时行动，一举破获一起家族式的、地下生产、网络销售侵权盗版蓝光光盘的特大案件，抓获涉案嫌疑人19名，其中8人被刑事拘留;查获侵权盗版成品蓝光光盘349种计6000余张、用于生产侵权盗版电影光盘的蓝光裸盘数万张。法院判决被告人刘晓南有期徒刑3年6个月，罚金60万元；

被告人陈晓特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罚金50万元；被告人王双梅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罚金30万元；被告人王兰梅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缓刑3年，罚金15万元；其余犯罪嫌疑人均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典型意义】此案查获的侵权盗版成品光盘数量并不太大，但被盗产品涉及一个新的产品种类，严重危害到新行业的正常秩序，通过严判，有效打击了犯罪分子气焰。

8.黑龙江3.15征途私服网络游戏侵权案

【案情摘要】 刘利、于杨在未取得《征途》网络游戏著作权人许可和运营商授权的情况下，从互联网上取得游戏服务端，改动后租用境外服务器，在住宅内架设“征途”私服游戏，招募玩家，出售装备。截至案发，注册会员1.3万余人，非法经营额40余万元。2012年3月12日，刘利犯侵犯著作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20万元；被告人于杨犯侵犯著作权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并处罚金12.5万元。

【典型意义】近年来网络游戏领域“私服外挂”现象严重，严重扰乱了正常秩序和权利人、玩家的正当权益。此案引起中央有关部门高度关注，由地方各相关部门通力配合，体现了我国政府打击侵权盗版的决心和能力，并为打击此类侵权行为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9.新疆乌鲁木齐“11.12”民语盗版光盘案

【案情摘要】 2010年11月12日，乌鲁木齐市新闻出版局局稽查人员在对位于团结路国防工办招待所院子内一库房进行检查，现场查扣涉嫌盗版音像制品，40080余张。法院判处被告人艾买尔·艾力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8万元。

【典型意义】此案系销售少数民族类盗版光盘案例，该案打掉了“一条龙”侵权盗版犯罪窝点，为近年来新疆甚至西部地区出现的典型案例，犯罪分子得到应有惩罚，也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二、行政处罚案件（1件）

10.河南上蔡县第一高中发行盗版教辅案

【案情摘要】2011年3月17日，执法机构对该县第一高级中学涉嫌发行盗版教辅案件立案查处。经查，该中学向在校学生发行盗版教辅，共计4700册，涉案金额78960元。依据《著作权法》第48条，没收涉案图书，行政罚款23.7万元。

国家侵权 篇3

本报讯 2月15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版权局副局长阎晓宏通报了我国2005年9月至12月查处网络侵权盗版行动的有关情况，并透露今年国务院将出台《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阎晓宏说，目前网络侵权盗版活动日益猖獗，有的领域甚至触目惊心，一部分网站未经授权，大量提供电影、音乐、软件等作品的非法传播或下载；一些不法分子盗取网络游戏源代码、破坏技术保护措施，以“私服”、“外挂”等方式从事互联网游戏的侵权盗版活动等。

阎晓宏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国家版权局正在考虑建立联动机制，先由权利个人和搜索平台提供哪些网站正在传播未经授权信息，然后专门机构确认网站服务器所在地址，最后交由相关部门查处和立案。据称，截至2005年12月31日，国家版权局共收到涉及文字、音乐、影视、软件、游戏等各类作品被侵权盗版的投诉举报信息1042条。各地版权部门在当地公安、电信主管部门的大力配合下，共查办网络侵权案件172件，其中国家版权局确定重点案件28件；依法关闭“三无”网站76家，没收专门用于侵权盗版的服务器39台，责令137家网站删除侵权内容，对29家侵权网站予以78.9万元罚款处罚；移送司法机关涉嫌刑事犯罪案件18件，其中，查办境外权利人及权利人组织举报的案件14件，占28个重点案件的50%。(朱泉峰)

国家侵权 篇4

关键词：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国家赔偿制度是人类文明演进的结果, 表征了一国法治文明的发展程度。其中对国家侵权行为给当事人造成的精神损害进行赔偿, 更是各国法治文明的重要成果。

一、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特点

行政侵权是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的过程中, 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人身权或财产权的行为。基于一般的理论上的共识及本文论述的主题, 这里所指的行政侵权仅仅是指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的过程中, 侵犯公民人身权的行为。

精神损害赔偿的唯一法定形式是给受害人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但是否需要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 则决定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责任要件是否齐备。

讨论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构成要件之前, 有必要对行政侵权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特点做一阐述。我们可以通过与私法层面的民事领域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以及公法意义上的一般国家赔偿责任的特点, 来把握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属性及特点。

1、与民事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相比

从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一般原理分析, 行政侵权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与民事领域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具有很多相同的地方, 如在责任结构的构造及其认定方面, 还有最终都以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为责任形式, 等等, 都具有相同的立论基点。但其不同也是明显的:

第一, 从责任性质来说, 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性质是公法责任, 而非私法责任。这是两者最大的不同。既然是公法责任, 就要用公法的思维、理论和相应制度供给体系来解决公权侵权所致的精神损害的赔偿责任。但是, 公法与私法并不都是泾渭分明的, 民事领域处理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则和经验, 可以拿来作为处理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参考和借鉴。

第二, 从侵权行为性质分析, 行政侵权行为固然具有民事侵权行为的外观特征, 但两者是不同的性质:行政侵权行为是行使行政国家职权的行为, 这种行为给受害人造成的损害, 包括精神损害在内, 是一种“公务侵权”, 而非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私人侵权。因而, 与一般的国家赔偿责任结构相适应, 国家在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后, 还应对符合条件的执行公务有过错的公务人员行使追偿权。这与民事领域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及善后机制显然不同。

第三, 行政侵权行为造成的精神利益损害范围是非常有限的。根据目前我国法律规范, 包括司法解释的规定, 民事精神损害赔偿覆盖的与精神有关的权益包括了人格权 (生命、健康、身体、姓名、肖像、名誉、荣誉、人格尊严、人身自由) 或隐私利益和其他人格利益;亲子关系或亲属关系;死者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遗体、遗骨;以及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品。而《国家赔偿法》第三条规定的行政侵权所侵害的精神权益内容, 仅涉及生命、健康、身体和自由权益。

2、与一般意义上的国家赔偿责任相比

与一般意义上的国家赔偿责任相比较, 作为一种法律责任, 特别是国家赔偿责任的有机组成部分, 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责任, 当然具有国家赔偿责任的一般属性, 如与其他物质赔偿方式 (支付赔偿金等) 相比, 它同样是国家责任的承担形式, 是保障人权的重要体现, 是促进良好治理的重要手段。但同时, 这种责任形式又具有其特殊性, 主要是如下三方面:

第一, 从精神损害的受害人角度, 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中, 赔偿请求人仅限于自然人, 没有法人和其他组织, 这不同于一般的国家赔偿请求人的范围。《国家赔偿法》第六条规定, “受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要求赔偿。”该条第二款规定, “受害的公民死亡, 其继承人和其他有扶养关系的亲属有权要求赔偿。”第三款规定, “受害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的, 其权利承受人有权要求赔偿。”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中受害人——自然人的范围, 是仅指受害人本人, 还是包含了上述第六条第二款的自然人范围?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对此没有明确规定。从制度设计的宏观视野和应然逻辑来看, 本文作者认为从大的方面, 不应过度限定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请求人, 但应在制度上进一步细化:什么情况下, 只有受害人本人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 什么情况下非受害人的继承人、其他亲属可以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不管制度上如何规定, 在个案中某人是否具有资格, 这很大程度上需要法官凭借智慧进行自由裁量。

第二, 从可归责的角度, 在既有理论认识及制度框架下, 能引起精神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仅仅是部分行政侵权行为。前文已对行政侵权行为的内涵和类型进行了梳理, 我们发现行政侵权行为的种类和类型十分丰富。就种类来区分, 最基本的应该有侵犯人身权的行政侵权行为和侵犯财产权的行政侵权行为。限于本文论题和对主题的理论认知共识, 侵犯财产权的行政侵权行为显然不属于话题的场域, 尽管侵权行为对财产的毁损和灭失, 当然会对受害人带来生理上、心理上的不快或不适。此外, 并非所有侵犯人身权的行政侵权行为都能引发精神损害赔偿, 并非所有引发精神损害的行政侵权行为都应承担赔偿责任。

我们还需知道, 并不是只有侵犯了人身权才对公民造成精神损害,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因其主体特殊性在行使职权侵犯公民其他权利时有时也会对公民及亲属造成精神上巨大的伤害。例如, 对于违法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营业执照的侵权行为, 国家仅赔偿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及直接损失, 但行政相对人可能因此信誉受损错失了很多商机或损失过大无法重新开业从此一蹶不振。

第三, 行政侵权造成的精神损害是一种伴随性的损害。它只能伴随于基础性的实际侵权行为, 在行政侵权方面, 主要是公民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 或者造成公民的身体伤害或死亡。也即精神损害必须发生于侵犯特定人身权的过程中。

二、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

作为国家赔偿责任之一种, 行政侵权精神损害的赔偿责任应当符合和满足国家赔偿责任的一般构成要件, 如主体、侵权行为、损害、因果关系和法律要件。但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毕竟是一种较为特别的法律责任, 除具备一般意义上的国家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外, 还应结合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所给出的特别要件的具体内容进行深入分析, 因为, 这一条文是目前解读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唯一直接制度来源。

根据这条规定, 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能否成立, 还需特别强调同时具备两个必要条件:特定的侵权行为和严重的损害后果。

1、有特定的侵犯人身权、造成精神损害的执行职务行为

就本文而言, 所谓有特定侵犯人身权并造成精神损害的执行职务行为是指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的内容。该条规定,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过程中侵犯公民人身权的情形有:违法拘留或者违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

1995年实施的《国家赔偿法》第三十条规定, “赔偿义务机关对依法确认有本法第三条第 (一) 、 (二) 项、第十五条第 (一) 、 (二) 、 (三) 项情形之一, 并造成受害人名誉权、荣誉权损害的, 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 为受害人消除影响, 恢复名誉, 赔礼道歉。”据此, 就本文讨论的行政侵权精神损害问题, 旧的国家赔偿法不仅没有赔偿的规定, 即便采取“为受害人消除影响, 恢复名誉, 赔礼道歉”这种非金钱赔偿方式进行补救, 也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具有第三条第 (一) 、 (二) 项情形;造成受害人名誉权、荣誉权损害。

与旧的《国家赔偿法》上述内容相比, 新法无疑大大扩展了精神损害救济的范围。从法理上看, 只要具有第三条所列情形的, 都可以提出精神损害救济的请求。另外, 透过新旧条文的差异, 发现新法在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上走的更远:原来仅仅是当公民的人身权, 更准确的说是只有当人身自由权受到侵犯时, 公民才可提出精神损害救济的主张;根据现行《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规定, 其暗含的信息是, 如果公民的人身自由权、生命权、健康权受到侵犯时, 都可提出精神损害救济, 造成严重后果的, 可以请求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

2、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后果

行政侵权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另一个必备的构成要件是, 行政侵权行为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后果。

从学理上讲, 精神损害固然有轻有重。如《国家赔偿法》第三条所列情形, 都会不同程度地对受害人的生理或心理造成痛苦。其中损害轻重的不同, 也直接影响着责任的承担形式。依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内容, 精神损害分为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一般或者是轻微的精神损害, 和造成严重后果的精神损害。对前者, 我国《国家赔偿法》的救济方式是“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和赔礼道歉”, 对造成严重后果的救济方式则是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

但是, 我国国家赔偿法没有对“造成严重后果”进行细致规定, 目前也未见中央司法部门对这一问题进行细化解释, 这使实践中具体如何操作, 面临着诸多困境。

有学者认为, 理论上, 严重精神损害时相对于轻微精神损害而言的, 应综合损害的性质、程度、损害持续的时间长短等各种因素进行判断。一般而言, 终身性的精神损害、不可恢复的精神损害、物质性的人格权 (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等) 的精神损害等属于严重精神损害;暂时性的、可恢复的精神损害、精神性人格权 (姓名权、名称权、名誉权、肖像权、自由权、贞操权、隐私权、荣誉权等) 的精神损害则属于轻微精神损害。

笔者认为, 判断某一行政侵权行为是否给公民的精神造成了严重后果, 应把握如下几方面原则:

第一, 应对包括行政侵权造成的精神损害实行分类分级, 从而建构相应的“严重后果”的认定标准。

必须区分遭受行政侵权侵犯的权利类型。根据现行规定, 行政侵权侵犯的权利客体主要是物质性人格权利, 有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和人身自由权。对此, 笔者赞同这样一种观点: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 人格权可分成三个等级:物质性人格权——精神性人格权——其他法律规定的人格权。所以, 国家具体是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 (三) 、 (四) 、 (五) 项规定的内容: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死亡的;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死亡的;造成公民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侵犯健康权的精神损害赔偿是第二级, 具体有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 (三) 、 (四) 、 (五) 项规定的内容: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的;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的。造成公民身体伤害的其他违法行为。这类型案件的后果认定, 具体还可以参照司法实践中的伤残等级参数确认;侵犯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和荣誉权、侵犯人格尊严权和人身自由权以及其他身体权的精神损害赔偿是第三级。如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 (一) 、 (二) 项规定的情形, 因为剥夺了公民人身自由的同时, 也会使公民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和荣誉权、人格尊严权和人身自由权以及其他身体权受到侵害, 有可能造成精神损害。

第二, 要从多方面, 综合地判断某一行政侵权行为是否给受害人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后果。一般的观点, 要从侵权行为主体的主观过错、侵害手段、场合、行为方式、损害程度、社会观念, 甚至是社会影响等对侵权行为的后果进行综合评估, 其中特别关键的是主观过错、侵害手段、行为方式和影响程度。对精神损害程度的判断也可以借鉴这一思路。

但是, 另一方面, 应该注意到行政侵权精神损害后果认定与一般物质性侵权行为的特殊性与复杂性:譬如, 在国家赔偿语境下, 从严重后果的内涵来说, 是仅指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 还是包括了其他损害事件?如某人被公安机关长期违法羁押, 后释放回家自杀。能否据此认定此案造成了严重后果?另外, 从影响程度来说, 是不是只有行政侵权行为导致的受害人精神失常才算后果严重?医学标准在后果严重认定中是不是唯一的、可行的标准?有人认为后果严重的认定固然要坚持多元判断标准, 但关键还需要接受医学结论, 笔者对此持保留看法。“关键还需要接受一些结论”是不是意味着后果是否严重由医生说了算?一个可比的例子, 假如某人本来清清白白, 结果有一天警察找上门来, 说你犯错误, 要关上一阵子, 这一关就是两年半。从医学角度, 经体检, 生理指标一切正常, 这两年半受害人身体健康。那么, 他有损害吗?肯定有, 但不是可得见、摸得着的物质性损害, 而是心灵的痛苦。这就是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的理论原点:国家承担赔偿责任, 是对法定损害的赔偿, 是对国家侵权行为的补救, 因而在个案处理中不能机械、僵化地坚持所谓的医学标准。

三、目前我国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存在的问题

总体上看, 我国现行法律虽然从形式上初步确立了包括行政侵权在内的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但该制度仍然存在很多缺漏和不足, 择其要者, 主要有:

1、内容规定过于原则, 缺乏配套法律制度

修正后的《国家赔偿法》仅用一个条文对包括行政侵权在内的国家侵权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问题予以规定, 之后通过的《国家赔偿费用管理条例》和《人民检察院国家赔偿工作规定》等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虽对国家赔偿进行了详细规定, 但是却回避了国家精神损害赔偿界定、计算标准等诸多适用问题, 因缺乏配套的法规和司法解释, 导致国家精神损害赔偿案件在适用中面临诸多困境, 亟需予以解决完善。特别是精神损害赔偿适用标准的界定模糊, 精神损害抚慰金在计算标准、计算方法、追偿制度等方面的立法缺失, 导致精神损害国家赔偿的实施的无序和艰难。

2、精神损害“严重后果”认定的具体原则缺失

《国家赔偿法》规定给予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前提是对人身权造成“严重后果”, 但是如何具体界定“严重后果”没有做进一步规定。可见, 在司法实践中, 如何界定“造成严重后果”将成为执行这一条款的焦点。由于精神损害赔偿和财产损失不一样, 它看不见、摸不着, 现实情况个案差别较大, 比较复杂, 如何判断精神损害的程度, 认定时比较困难, 难度较大, 法律很难就认定作出抽象、统一的标准规定。这种统一规则的欠缺, 直接影响到了个案的公正处理。

3、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定位标准偏低

世界上各个国家赔偿的标准定位一般分为惩戒型、补偿型、抚慰型三种类型, 我国国家赔偿法将精神损害赔偿称作精神损害抚慰金, 由此可知, 我国选择的最低级别的抚慰型赔偿标准。赔偿标准的低定位直接影响受害人的获赔数额, 导致了侵权行为相同, 仅因主体的不同而获赔数额差异巨大。我国国家赔偿法精神损害的定位太低已经严重影响了公众的可接受度, 也不利于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的实现。

4、行政侵权的精神损害赔偿的计算标准缺乏

精神权利本身没有物质内容, 不能直接通过财产或实物价值来衡量, 但在赔偿的过程中, 赔偿义务机关则必须对赔偿数额进行具体的裁量。因此, 通过一定的方式将精神权利的损害赔偿进行量化, 以起到对受害人精神抚慰的重要作用。尽管量化具有一定的难度, 却是国家精神损害赔偿案件必须要面临和解决的问题。如何确定赔偿标准, 往往是国家精神赔偿案件争议的焦点, 同时也是赔偿案件比较棘手的问题。

目前, 我国法律没有规定赔偿标准, 之后颁布的《国家赔偿费用管理条例》和《人民检察院国家赔偿工作规定》对此也予以了回避, 由此导致的问题主要有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滥用和赔偿的数额缺乏指引。

四、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完善

国家赔偿法的修订对完善我国国家赔偿法律制度具有深远意义。然而, 包括行政侵权在内的国家公权侵权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一个系统工程, 仅靠一部《国家赔偿法》还不足以推进我国国家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发展。制度完善永无止境, 笔者建议日后可从如下几方面进一步地完善我国行政侵权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1、落实以人为本核心理念, 完善配套法律法规

国家赔偿法是国家侵犯公民权益要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的法律制度, 是我国推进人权保障事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合法权益受到国家侵犯的公民有权要求赔偿, 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通过完善国家赔偿法, 进一步完善国家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保障受到公权力侵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 充分体现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和“以人为本、立法为民”的执政理念。

2、完善认定标准, 合理界定“严重后果”

精神损害具有无形性、内在性的特点, 很难对损害程度作出准确的判断。一般而言, 如果造成公民死亡和严重丧失劳动能力应该认定为“造成严重后果”, 在司法侵权领域, 这一标准已经被检察系统出台的《人民检察院国家赔偿工作规定》予以认可;如果造成轻度丧失劳动能力, 可根据受害人生理或者心理的变化来加以判断;如果侵犯的是名誉权, 可以根据社会的评价等方面来判断。但需要注意的是, 严重精神损害不一定必须是肉体上的伤害。美国法院在某一判例中指出:“如果一个神志正常, 身体健康的人不能妥善对付案件中的情况所带来的精神压力, 就可以认为存在严重的精神损害。”

笔者建议在制定行政侵权的精神损害的具体认定标准时, 可以参考《美国侵权法》的做法, 根据以往案例, 细化精神损害的具体情形, 譬如, 因为事故的发生而遭受的震惊和恐惧;由于无法继续过去的生活方式而导致的精神抑郁, 对未来产生的担忧;由于致残或者毁容而导致的羞耻等。

3、扩大责任承担范围, 提高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

国家精神损害的赔偿范围与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等一系列因素密切相关。受制于我国的法治状况、财力充裕程度等诸多因素, 我国现有的国家赔偿范围还比较窄, 赔偿的标准也相对较低。

在行政侵权的国家精神损害赔偿领域中, 也应该将部分财产的损失纳入到国家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 比如因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不当执法行为, 导致受害人有纪念意义物品灭失, 行政机关组织对对有人格意义的物品、场所如墓地等进行破坏和毁损, 等等, 以此来更大范围地保障受害人的权利。同时, 慰抚型低定位的赔偿标准公众可接受性差。与民事侵权相比, 仅因侵权的主体不同导致精神获赔数额差异巨大, 公众心理难以接受, 甚至有人担心新国家赔偿法别成为“精神不赔法”。

因此, 应提高国家精神损害赔偿的相应标准, 将精神损害赔偿的制度定位, 由抚慰型改为补偿型, 对于造成公民死亡的, 应视为特别严重后果, 可以适用惩戒型赔偿制度。

4、参照民事精神损害赔偿, 量化赔偿计算标准

国家行政机关的行政侵权与民事主体侵权在本质上没有区别, 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讲, 国家机关给公民造成了精神损害, 更应该给予受害人充分的法律救济, 最大程度上实现受害人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国家赔偿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 可以参照《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之规定, 确定国家精神损害赔偿的具体数额。具体而言, 可根据以下要素量化赔偿计算标准:

第一, 受害人要素。考虑受害人身份、社会地位、知名度、性别、年龄、家庭经济状况等因素确定赔偿数额;第二,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主观要素。根据工作人员在侵权时主观上为故意、重大过失、一般过失等情况, 承担相应的赔偿数额, 如果受害人有过错的, 可根据情形适当减轻赔偿责任;第三, 侵权行为的情节要素。根据侵权行为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次数、持续时间等具体情节确定合理的数额;第四, 侵权行为的后果要素。可根据受害人人身权受损情况, 对一般严重后果、特别严重后果进行区分, 细化后果的档次, 给予相应的赔偿;第五, 考虑当地的生活水平和财政支付能力。

总之, 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完善, 我们应在明晰相关基础理论问题的基础上, 充分落实“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条款, 完善配套法律法规, 合理确定国家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定位, 扩大国家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范围, 量化国家精神损害赔偿的计算标准, 规范国家精神损害赔偿适用中的自由裁量权, 构建国家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基本内容;吸收借鉴我国较成熟的民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合理借鉴国外有关国家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规定, 有效衔接国家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与其他相关法律制度的关系, 如能如此, 则对改进我国的政治文明和法治文明的发展, 对改善国家形象都有积极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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