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概念的重新阐释

经济法概念的重新阐释（精选四篇）

经济法概念的重新阐释 篇1

1.1 新形势下经济法概念革新的现状

经济法概念是指调整我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各部门间协调发展的经济关系和法律规范的总称,这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法概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现阶段我国经济法概念是指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进行全面调整的一个全面化、系统化、整体化、综合化的法律部门,它是从传统的经济法概念中吸收过来的,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即调整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环节,引导与促进社会主体参与我国经济管理关系和经营协调关系的积极性。经济法概念革新需要和平稳定的市场环境。虽然遇到不景气的市场经济环境,就会引发一系列的财务风险、信贷风险等问题与不足[1],但是经济法概念革新对缓解我国的就业压力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引导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因而加强经济法概念革新对我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十分重要。

1.2 新形势下我国经济法概念革新的意义

我国经济法概念革新的发展需要和平稳定的市场环境,如果遇到不景气的市场经济环境,经济法概念革新内部往往会引发一系列的财务风险、信贷风险等问题。其中由于经济法概念革新内部结构不合理、融资不当使公司丧失偿债能力而导致投资者预期收益下降的财务风险,是经济法概念革新运营中面临的常见风险。因而加强经济法概念革新的业务风险分析和防范能力对经济法概念革新的蓬勃发展十分重要。

2 经济法概念革新的主要问题探析

2.1 经济法概念的革新理念落后的问题

经济法概念的革新理念落后不利于经济效益的提高,不利于经济法概念革新重大机遇的合理利用和提升经济法概念革新的产业重组效率,也不利于增强经济法概念革新应对全球经济失衡的能力。因此,经济法概念革新下的产业结构应当朝着开放型的资本项目发展,构建完善的汇率形成机制,使得经济法概念革新能够牢牢抓住发展机遇。

为了更好地了解现阶段我国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发展现状,笔者根据有关访谈的相关资料,认真探讨了经济法概念革新对经济法概念革新人员的期望和经济法概念专业学生必备的素质等问题,通过认真的思考和借鉴经济法概念革新经验,为我国高校进行经济法概念革新人才培养提供一些建设性意见,安排好经济法概念革新的培训课程、完善经济法概念革新专业的科学设置、培养经济法概念革新的职业个性,使其培养的人才更符合经济法概念革新人才市场的需要,与经济法概念革新的发展需要相契合。

2.2 经济法概念革新制度不健全的问题

我国经济市场的经济法概念革新取决于经济法市场化的程度。我国的经济改革过程中存在经济法概念对革新制度的长期依附,使得我国经济法概念革新制度的业务经营主要依照国家政策行事,制约了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造成了资本和技术对经济的替代效应,不利于我国经济市场健康稳定地发展。如果资金安排不当,会导致经济法概念革新经营的负债规模变大,加大财务成本,使经济法概念革新陷入破产、倒闭的危机加重。经济法革新结构的合理调整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情况、人口因素、技术进步、资金供应状况、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对外贸易、产业政策、非经济因素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必须在这些方面加强制度建设,这样才能有利于增加经济法产业数目,深化经济产业经济结构间的关联,促进新型经济产业的诞生。经济法概念革新固有的特点也使其运营资金供给不足,比如经济法概念革新现金流量短缺、资产变现能力弱等导致经济法概念革新的偿债能力弱等。外部因素比如外部环境多变性、融资渠道的单一性、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受到严格管制等这些也导致了经济法概念革新向银行融资困难。

3 完善新形势下经济法概念革新的策略

3.1 创新经济法概念革新理念

由于我国缺少完善的经济法概念革新制度和有效的奖惩机制,使得绝大多数经济法工作人员缺乏工作的积极性,缺少合作和创新的动力。经济法概念革新制度的完善,使得有些员工的职位与其工作能力相匹配,导致员工缺乏工作的激情。此外经济法概念革新相关部门也忽视了对经济法概念革新的绩效管理、经济法概念革新测评考核、经济法概念革新管理制度,使得经济法概念革新团队缺乏共同的奋斗目标和经济法概念革新的凝聚力,使得经济法概念革新制度内部如同一盘散沙,缺少经济法概念革新的团队合作和爱岗敬业精神。经济法概念革新结构的传导机制,减少经济法概念革新结构调整受到的制度约束,坚持市场化的发展取向,对实现经济法概念革新具有重要的意义。

3.2 加强经济法概念革新机制建设

我国应建立和健全以现金流量预算为主的经济法概念革新机制,使我国能快速采取措施降低或化解经济法概念革新机制。管理人员应增强其对经济法概念革新机制的重视与防范意识,同时提高相关人员的综合素质,强化经济法概念革新机制的合理控制,保证现金及其等价物的安全,完善经济法概念革新机制,这是降低经济法概念革新机制的一个重要途径。

我国还要保持适度的举债规模,通过采取弹性经济法概念革新机制。此外,还应加快推进经济法概念革新体系建设,设立经济法概念革新机构,通过加强对经济法概念革新系统来增强资信评级和扩展其融资途径。这有利于有效掌握经济法概念革新结构的变动趋势,应当巩固经济的战略地位,创造出公平合理的竞争与创新并存的发展平台。我国经济法概念革新中以经济法概念为主,革新的组织模式和管理制度主要采家族式的管理方式,这使得现阶段经济法概念革新的经营方式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加上经济法概念革新中经济管理者和技术发明人持大股的管理体制,降低了经济法概念革新的公开性,增加了经济管理方式的随意性,阻碍了经济法概念革新的继续发展。

4 结语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对新的市场经济体制形势下经济法概念革新制度进行探讨,这样可以提升经济发展层次,树立经济法概念革新良好的发展形象。如不对经济法概念进行革新,将会严重阻碍我国的经济发展,不利于实现我国法治社会的现代化建设。经济法概念的革新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社会的稳定、繁荣,为我国经济保驾护航,实现我国向法治社会平稳过渡。

参考文献

[1]孟范倩.新时期经济法概念革新的对策[J].中国新技术学,2013,(11):13-14.

[2]李红刚.浅析经济法概念革新的未来发展[J].社会科学,2014,(1):11-12.

[3]邢会强.法律经济学方法与中国经济法学研究[J].经济法研究,2015,(01):33.

[4]陶聪.关于经济法体系问题的结构分析[J].法制博览,2016,(01):46-47.

[5]刘云.浅析经济法的价值[J].科技经济市场,2015,(12):69.

语言变异的概念整合阐释 篇2

关键词：概念合成 语言变异 语音变异

一、引言

钱钟书的《围城》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国内学者对《围城》作品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主要集中在语言的运用、作品的社会意义、文学评论等方面，本文意从概念整合理论的角度出发研究《围城》的语言魅力。

二、概念整合理论

（一）概念整合理论简介。概念合成理论是由Fauconnier和Turner 首先提出的，是由心理空间理论发展而来的。心理空间理论是解释一切言语行为的理论指导。人们谈话交流时为了理解话语而建构的概念整合。概念整合就是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已有概念整合为合成空间中带有创新性的一个新的空间。语言学家普遍认为概念整合理论无处不在且对任何事物具有解释力，是人类的一种基本认知方式。

（二）概念整合的主要类型。Fauconnier& Turner（2002） 指出概念整合网络里最基本的类型有镜像网络类型，单纯网络类型，单域网络类型，双域网络类型。

1.镜像网络

所有镜像网络里的网络空间并不存在冲突，不论是两个输入空间，还是类属空间都相互独立，互不干涉。

2.单纯网络

单纯网络含有两个输入空间，一个是框架，一个是价值。这个网络整合了两个最基本的框架和价值。概念整合也包含了单纯网络是因为他也产生了复合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产生了两个角色。

3.单域网络

单域网络中的两个输入空间有着不同的组织框架，其中一个输入空间的组织框架延伸形成整合空间的组织框架。单域空间的整合涉及到最典型的从源域到目标域的隐喻。

4.双域网络在双域网络里

两个输入空间有着不相同甚至相冲突的组织框架。他们均部分投射到合成空间，形成层创结构。

（三）概念整合理论对《围城》语言变异的阐释

1.汉语语音借用

钱钟书老先生年轻时也是海归，字里行间都容易流露出对英文的留恋。这些海归经历也在他的文章中体现出来，《围城》主人翁方鸿渐也是众多海归中的一位。可是并没有像别人一样辉煌，但又希望能在语言间体现自己的留学经历，所以便时不时冒出些英文的字眼。

（1）“东坡”两个字给鲍小姐南洋口音念得好像法国话里的 “坟墓”. （tombeau）

（钱钟书，1991：5）

例（1）作者把对对方的憎恨写得恰到好处，惟妙惟肖，鲍小姐是南洋口音，所以她的口音和其他的留学生还不一样。“东坡”二字对于鲍小姐来说会有点难度。因为发音不准，倒是个巧合，和法语的tombeau很是相似，而tombeau翻译成汉语是“坟墓”的意思。中国人特别忌讳“死亡”之类的词语，这也让鲍小姐和苏小姐二人的关系立马鲜明了起来。为两位女人的斗争埋下伏笔。

2.词语拆用

（2）一千年后，这些书准像敦煌石室里的卷子那样名贵，现在呢，他们古而不稀，短见浅识的藏书家还不知道收买。

（钱钟书，1991：203）

例（2）描述的是三闾大学的图书馆。一个大学的图书馆本应该藏书甚多，才能经得起学者们的考验，对得起学生的信赖，是说明一个大学好与坏的最好的证明。可是三闾大学的藏书是真对不起观众。“通共不上一千本”，少而精大家也能原谅，却都是“老的，破旧的，无用的”中文教科书。作者用了咱们中国人称“古稀”的词语来讽刺三闾大学的图书馆。古稀之年在我们中国人的眼里是高寿而且很有阅历，很有经验的年龄。三闾大学的图书“古”，形容很古老，很无用，我们知道学术要前沿，要尖端。“稀”本应该是珍稀，可是用在这形容并不“珍稀”而是“稀少”。人生七十古来稀，可是三闾大学的是“古而不稀”。词语结构骤然拆开，给人一种陌生但又能猜出词义来的感觉，语义也发生偏离。“古而不稀”指的是古老而又不稀奇，陈旧而又没有价值。“一千年后，这些书准像敦煌石室的卷子那样名贵”，可是藏书家还是不知道要收藏起来，这句话明显是反语，描述出战后的文化教育事业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这样避免了直接说出作者的愤怒之情，又能起到戏谑嘲讽的功效，可谓是一举两得。

风格是对常规的突破，变异就是不流于平淡，就是语言的突破。在《围城》中，运用概念整合来实现语言变异对人们每天使用的语言中突破出来的。对旧的话语中提炼出新的意义。幽默诙谐，作者的意图需要读者思考，品味，比直接说出字面意思要深刻而且隐晦，耐人寻味。本文运用了理想化认知模式和心理空间理论来阐释语用预设的内在实质和在文学作品中的作用。同一信息在不同的读者空间中具有差异性，这就为预设的生成提供了可能性。当这种文学作品的预设与读者的预设达成一致时，文学作品的魅力就突显出来了。

三、结语

概念整合理论运用于比喻研究中， 能够从一个全新的角度为读者理解比喻提供有步骤的认知过程， 也能为写作者写出好的比喻句提供有操作性的写作原则。

参考文献

[1]祝婉瑾.社会语言学译文集[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2]冯广艺.变异修辞学（修订版）[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3]陈望道.修辞学发凡[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4]陈松岑.语言变异研究[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9.

经济法概念的重新阐释 篇3

近几年中俄两国音乐研究与教学的交流日渐频繁，但仍待深入，因此两国对相同音乐现象的理解与阐释往往存在明显差异，在相互交流中存在困难。俄罗斯理论界对调式及模调式的理解也许未必能得到我国理论家完全、一致的赞同。但即使作为一家之言读之，或许不仅可以了解俄罗斯同行在这个方面的研究思维，也可以在调式理论、音乐创作实践的探索与教学等诸多方面起到些微借鉴作用。

一、模调式的传统概念

（一）模调式的来源与含义

模调式一词源于拉丁文的modus，本义为“尺度”“方式”“规则”等。最初该词用于哲学与逻辑学，中世纪早期进入音乐学理论，当时有节奏与音高两方面的含义{1}。就是说，它既表示音乐中节奏的组织方法，也表示某种音高的组织方法，其实就是当时的教会调式概念。如于润洋所说：中世纪的调式（模调式）概念首先就是“旋律的分类理论，目的在于对格里高利圣咏进行分类、整理”{2}。

模调式在现代俄语中的一般含义为“方式”“方法”，在哲学、语言学、法学、工学、艺术学等诸多领域均作为术语应用。在音乐理论中模调式最传统的含义基本等同于我国音乐理论中的“教会调式”或“中古调式”，主要保留了中世纪的拉丁文意义。该词（модус）按照普通俄文阳性名词进行数与格的变化，没有阴性与中性形式，但根据俄文规范衍生、移植一系列相关词汇，常用的有“модальность”（语言学的“情态”、音乐学的“模调式性”）、“модуляция”（工学的“调制”、音乐学的“转调”）等。

俄文中概括性术语调式（лад）是对几乎所有在音乐创作中使用的相对固定的音高组织结构形式的统称，在这一点上可以认为与中文术语“调式”等同。但俄罗斯音乐理论中的狭义调式是广义调式范畴下与模调式平等对立的概念，用来特指古典大小调式及其他具有绝对稳定中心的和声性调式（古典调式的变体），有时也更准确地限定为“调性化调式（тональный лад）”。简而言之，俄罗斯当代音乐理论研究与教学中将调式分为调性化调式与模调式。这一点显然与我国音乐理论概念具有明显不同，因为中文调式一词有时也部分承担俄文中“模调式性”的含义与“调性”概念相对。

（二）传统模调式与调性化调式的区别

传统模调式中不仅没有功能原则来确立调式中心，而且调式音列中的任何一个音都可能成为其中比较稳定的音。这样在模调式中，稳定性是分散的而不是集中的，因此就无法确立一个绝对的稳定中心。

而在调性化调式中，功能和声的运动逻辑赋予调式中某音及由该音为根音构建的主和弦以绝对稳定的地位，这个音被称作主音。这种有主音的调式产生较模调式晚，伴随而生的是调性这一概念。调性首先是由主音确立，本身没有主音（绝对稳定中心）的模调式自然也不涉及调性{3}概念。或者说，模调式概念本身就包含了后来的调式与调性两方面含义——既表明音列结构、关系等，又表明调高。当然，在后来打破七音体系后，模调式有了移位的可能，便无法同时表明调式音的绝对音高了。

调性化调式通常是和声性调式。其主和弦的结构是阴阳二元对立的调式体系中确定调式大小性质归属的唯一标准，调式中各音以及和弦之间的功能逻辑关系是调式赖以存在的基础。而早期模调式的使用是单声部、旋律性的，在后来发展到多声部阶段时的和声也不具备独立性、不存在功能性，纵向关系依靠横向关系，和弦的意义是一些音程的结合。模调式与调性化调式（见表1）。

二、模调式概念的含义扩展

（一）模调式对传统“非中心”类调式的概括

鉴于教会模调式没有功能与绝对中心、以旋律的运用为主要运用形式的调式特征，俄罗斯理论家在研究中逐渐使用模调式这个词汇来概括所有具有此类特征的传统音高组织结构形式。

表1 传统模调式与调性化调式比较表

首先是对俄罗斯本民族传统的具有自然调式特征的音高结构形式的概括。这类模调式大量存在于民间，在俄罗斯作曲家（比如穆所尔斯基等）的创作作品中也有运用实例。俄罗斯理论家马泽尔（Л.Мазель）、芭拉诺娃（Т.Баранова）等认为它们具有“民族调式性”，是“不强调古典大小调式和声的功能性原则”{4}的、“以非中心性为特征”{5}的模调式。

以同样的认知原理，模调式概念又接着扩展到其他一些东方民族音乐中没有绝对中心、不使用功能和声原则来结构音乐的调式体系。由于各民族调式结构差异较大，这一概念的扩展实际打破了模调式大部分传统特征，比如理论上可以把五声调式及印尼的斯连德罗与培罗格音阶称为模调式，而这些各具特色的调式形式并没有全部遵循五度律、纯律原则以及七音性等传统模调式的基本特征进行组织。当然，也有很大一部分与教会调式具有相同或近似的律制基础与音列结构。

俄罗斯理论家一般认为中国的传统调式可以概括到模调式体系中。旋律性的五种五声调式中无功能逻辑与绝对中心音，而古代燕乐二十八调更是每调均固定音列、音域与结音，与教会模调式的组织思维更加接近，因此这种概括是有合理性的。但我国的传统调式组织及应用形式多样，笔者提出中国调式体系在传统音乐实践中显示出某种特有的中心性调式特征{6}，得到俄罗斯音乐理论界同行认同。

这样模调式的概念就已经超出了传统概念的涵盖范围，应分为“教会模调式”（或中古模调式）与“民间模调式”{7}两大类别。概念内含的扩展也使得一些传统的模调式特征被弱化，但这一术语保留了最核心的意义：非绝对中心性、非功能性与以旋律性为主要应用模式的调式组织形式。

（二）新模调式（новые модусы）

新模调式的“新”是与教会模调式、民间模调式的“古老”相对而言的，这一概念在俄罗斯音乐理论界出现还是近些年的事情。它一般指在20世纪作曲家创作中相对稳固使用的、不强调绝对中心的、新的音高组织结构形式（有些在19世纪音乐创作中已经出现）。该类调式通常以十二平均律为基础建立，其音列结构不同于任何传统调式，最有代表性的应属“有限移位调式”。

一般认为，这类调式最早用于格林卡的《鲁斯兰与柳德米拉》中，即“切尔那魔音阶”{8}，我国常称为全音阶、全音调式，童忠良称其为增调式（均译自欧洲术语）。术语“有限移位调式”（Modes a transpositions limitees）见于梅西安的《我的音乐语言技巧》{9}一书，是作曲家对自己在音乐创作中使用过的7种音高组织结构形式的整体命名。其他一些俄罗斯研究者也曾为这种结构形式命名，比如马则尔称其为“对称调式”、斯波索宾（И.Способин）称其为“人工调式”{10}、霍洛波夫（Ю.Холопов）曾称其为“循环调式”{11}。

在梅西安著作被译为俄语出版时仍然使用术语“调式（лад）”，但译本校订者霍洛波夫教授认为这类音阶尽管通常以和声性调式的形式出现，但通常不具备调性化调式的“绝对中心”特征，应称为模调式。这一提议提升了对该调式体系的命名精确度，得到音乐理论界同行的赞同与在使用中的效仿。近年来俄罗斯理论家在教学与研究中常使用“有限移位模调式”或“新模调式”作为特指这种体系的专用术语，说明霍洛波夫的意见已被广泛接受{12}。

梅西安认为在十二音系统中只有自己在创作中运用的7个有限移位结构{13}，但霍洛波夫在音乐实践中共发现了11个{14}，2006年罗伊特尔施坦（М.Ройтерштейн）的著作中谈到了在音乐创作中应用的第12个{15}。实际在12音体系中共有15个有限移位结构，罗伊特尔施坦未收入的3种结构为可构成减七和弦、增三和弦及三全音音程。这3种结构并非未在创作中应用，只是通常不把它们作为调式看待。本文采用罗伊特尔施坦的观点，12种调式音阶见后。

实际上除有限移位模调式外，在音乐创作中还有一些新的音高组织结构形式也存在“绝对中心”缺位的现象，这类调式同样属于新模调式范畴。但由于这些形式影响较小，故“新模调式”一词常用来特指有限移位模调式。

（三）新模调式（有限移位模调式）的模调式特征

新模调式的模调式特征即新模调式与传统模调式相近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新模调式中没有绝对稳定中心与和声功能。新模调式中不存在古典和声功能，其调式音列中任何一个音都有可能在音乐作品中被强调甚至成为结束音而得到比较稳定的地位，因此新模调式中也就没有真正的主音与主和弦。这是新模调式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模调式特征。

2.新模调式基本不使用变音。教会模调式为建立在7个音基础上的七音结构，并不存在变音的问题。新模调式以十二音体系为基础使用4到10个音不等，理论上存在出现变音的可能。但由于“调式变音”会使新模调式自身结构受到挑战，因此在创作实践中极少使用。

3.新模调式在实践中无明显二元化类别及内部必然联系（理论上存在）。12种新模调式各自具有独特的组织样式，“各自为政”，这与教会模调式的体系特征接近。而中心性调式却是由两种基本调式发展而成的体系，体系内部各调式联系紧密。

4.新模调式的移位少。我们知道，在教会模调式体系建立之初每个模调式的移位数量都是1，即一种模调式只有一种音高位置，而每一个调性化调式都有12个移位。新模调式虽然存在移位，但移位数量要少得多，通常在2至4个之间，不会超过6个。正因为如此，梅西安才称其“有限移位”。

例1 12种有限移位调式音阶（基本形式）

事实上，我国音乐家也意识到了类似问题并在研究中有所体现。如桑桐曾在自己编写的和声学教材中使用术语“有限移位模式”{16}，而不是更常用的“有限移位调式”，应该同样是为了体现其与调性化调式的本质差别。

综上，在俄文音乐理论领域模调式体系可包含“教会模调式”（中古模调式）、“民间模调式”与“新模调式”（主要是“有限移位模调式”）三大类既有共同点又各具特征的模调式。但理论上这一术语并不排除包含其它类型模调式的可能。作为对音乐中使用的非中心、非功能的音高组织结构的统称，只要符合这样的基本特征，就应该属于俄文术语模调式的范畴。

俄文术语模调式在之前的俄汉音乐文献翻译中偶有遇到，一般直接使用中文术语“调式”。比如在霍洛波夫的《和声学教程》{17}中文版本中将“模调式”译为“调式”，将“模调式性”译为“调式性”等（有一点必须说明：就翻译本身来说，这是“尊重传统”并完全可接受的）。其俄文原著第4、7、16、19章大标题使用术语“модальность（模调式性）”，应是特意与“тональность（调性）”、“ладовость（调式性）”等有关术语进行区分，而中文版本无法完全展现，致使重要信息丧失，影响教程在教学中的使用。

本研究最初的起因是编写《俄汉·汉俄音乐术语词典》时对一个词条的明确，但本文的写作显然不是以词典编撰工作为目的。中央音乐学院2013年、2014年两届音乐分析论坛（FMA）上莫斯科音乐学院的库兹涅佐夫（И.Кузнецов）与丘列吉扬（Т.Кюрегян）教授在讲座中均大量使用这一术语，以至于现场听众对其含义专门提出疑问。而笔者作为当时讲座的翻译，发现如果不对这一术语进行明晰，不可能准确理解俄罗斯同行在和声学与音乐作品分析等领域的诸多研究。当然，这或许也不仅是中俄音乐理论的交流的问题，毕竟在我国现代理论研究、教学中如果“模调式”概念不独立，没有精确的术语与“调式”相区别，难免造成多种概念的模糊并影响对诸多现象的深入理解。

芭拉诺娃曾对欧洲音乐历史中的调式调性思维发展做了一个梳理，将其概括为6个大致的历史时期。这个整理对理解模调式概念有很直接的作用，现原文翻译如下：

1.模调式性（中世纪、新艺术、文艺复兴时期）。

2.模调式体系中的调性因素（文艺复兴时期）。

3.稳定下来的调性体系中的模调式性残留（晚期巴洛克）。

4.古典大、小调调性（18世纪到19世纪上半叶）。

5.调性体系内部的新模调式征兆（19世纪中期）。

6.模调式结构获得解放，与调性及作曲技法的新形式并存。不同的综合结构形式：调性思维特征进入模调式，反过来，模调式思维特征也进入调性（19世纪末到20世纪）{18}。

通过这一概括我们会发现，模调式与调性化调式的交互关系并非简单的术语问题，也并非单纯的音高结构理论的问题，而是作为作曲家创作手段的重要组成部分融进西方音乐发展的历史当中。不论古典调性体系建立之前，还是浪漫主义风格“过时”之后，以模调式为基础的音乐作品由于和声功能缺位、发展目的不明确，实际上立足于功能调性音乐的反面。明确这样一个术语对于理解、研究、表达古典-浪漫主义之外的音乐（包含相当大的一部分20世纪音乐）特征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该术语这把钥匙打开的也不仅是调式分类理论与音乐创作技法的问题，相对古典主义调性音乐中态度积极的“动力性”风格而言，术语模调式渗透着 “冥想者”的思维方式与“静力性”的美学态度，两者的此消彼长是不同时代哲学思维与美学态度在音乐领域的具体体现之一。

{1} Баранова Т.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формы модальности[A]. Отраже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и в музыке[C]. РИГА， 1980， с. 65.

{2} 于润洋《西方音乐通史》（修订版）[M]，上海音乐出版社2003年版，第20页。

{3} 此处“调性”特指调性一词最初的概念。

{4} Мазель Л. Пробремы классической гармонии[M]. М.： МУЗЫКА， 1965， с. 283.

{5} Баранова Т.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формы модальности[A]. Отраже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и в музыке[C]. РИГА， 1980， с. 88.

{6} Пэн Чэн. Ладовая система юнь-гун-дяо и её претворение в творчестве китайских композиторов XX века[M]. СПб.： КОМПОЗИТОР， 2013， с. 53.

{7} 芭拉诺娃称其做"民间型的模调式结构"，见Баранова Т.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формы модальности[A]. Отраже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и в музыке[C]. РИГА， 1980， с. 88.

{8} Гамма Черномора， 也译作"黑海音阶"。

{9} 该书俄文版1994年在莫斯科出版，切布尔金娜翻译，霍洛波夫校订。即Мессиан О. Техника моего музыкального языка[M]. пер. М. Чебуркиной. М.： МУЗЫКА， 1994.

{10} Ройтерштейн М. Искусственные лады[M]. М.： МПГУ， 2006， с. 3.

{11} Основы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го музыкознания[M]. под ред. М. И. Ройтерштейна. М.： АКАДЕМИЯ， 2003， с. 57.

{12} 笔者在俄罗斯多家音乐学院调研时发现，其和声学课堂上均有该术语的使用，概念含义相同。近几年俄罗斯教授来我国讲座时也使用这一术语，更足以说明该术语的接受广泛度。

{13} Мессиан О. Техника моего музыкального языка[M]. пер. М. Чебуркиной. М.： МУЗЫКА， 1994， с. 59.

{14} Холопов Ю. Гармония.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й курс[M]. М.： МУЗЫКА， 1988， с. 216-217.

{15} Ройтерштейн М. Искусственные лады[M]. М.： МПГУ， 2006， с. 26.

{16} 桑桐《和声学教程》[M]，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年版，第424页。

{17} [俄]霍洛波夫《和声学教程》[M]，罗秉康、高燕生译，人民音乐出版社2008年版。

{18} Баранова Т.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формы модальности[A]. Отраже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и в музыке[C]. РИГА， 1980，

с. 91.

（项目基金：本文受临沂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15LUBK12）资助。）

彭程 临沂大学音乐学院教授

经济法概念的重新阐释 篇4

关键词:发展观;发展;概念

收稿日期:2009-12-11

作者简介:孔祥学(1980-),男,山东曲阜人,聊城大学东昌学院基础部助教,硕士,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吴秀才(1980-),男,山东莱芜人,中共聊城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科员,硕士,研究方向:中共党史。

一、发展观的历史回溯

虽然自19世纪起人类就开始关注发展问题,但明确提出发展问题并对其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二战后,伴随着亚非拉一系列民族国家的独立,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推动,以西方发达国家为源地,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研究发展问题的热潮,相继出现了一系列发展理论。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对发展的认识也不断深化,发展的内涵也越来越充实。

(一)发展是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物质财富积累过程

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中,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传统发展观占据主导地位,人们将发展理解为从传统农业社会走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程,着重强调经济增长在整个社会中的根本作用和重要地位。主要代表有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的“经济增长理论”和美国经济史学家罗斯托的“经济成长的阶段”理论。他们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认为经济增长就是社会发展,同时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二)发展是经济、社会各方面综合协调的发展

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人们开始反思单纯以经济增长为指向的发展理论存在的缺陷。这种反思立足于从社会领域和社会要素的角度来理解发展概念,认为发展是社会制度、社会体制和社会组织形式的变迁过程,意识到整个社会结构中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协调平衡发展的重要意义。与此相类似,联合国有关组织的研究者提出了“发展=经济增长+社会变革” [1] (P.4)的新观点。联合国在第二个十年(1970-1980)发展报告中指出:发展已不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及社会福利设施的改善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2] (P.3,4)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也指出:“发展不纯粹是一个经济现象。从最终的意义上说,发展不仅仅包括人民生活的物质和经济方面,还包括其他更广泛的方面。因此,应该把发展看为包括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重组和重整在内的多维过程。”[3] (P.50)

(三)发展是人类社会可持续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可持续发展理论应运而生,标志着人类对发展问题的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1981年,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R布朗在《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一书中,首次从生态、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等方面出发,提出要保护我们生存所赖以维持的自然基础,要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4] (P.315)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研究报告中,首次清晰地表达了可持续发展观,即“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的需要,又不对后代满足需要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2] (P.4)特别是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里约热内卢宣言》和《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标志着可持续发展观被全球持不同发展理念的国家所普遍认同。可持续发展观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认同反映了人类对以前走过的发展道路的反思,也反映了人类对今后选择的发展道路和发展目标的憧憬。

(四)发展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发展实践进一步把发展观的视角从“物”转向了“人”,转向了人的需求的满足和人的发展。国际劳工组织在1976年召开的世界就业大会上提出的“基本需求战略”认为:发展的主要目标是满足人的基本需要。法国经济学家佩鲁在《新发展观》一书中也确立了以人为中心的多层面的综合发展观,强调了人在发展理论和实践中的地位,提出发展应以人的价值、人的需要和人的潜力的发挥为中心,旨在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促进生活质量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

自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第一份《人类发展报告》首次提出“人类发展”的概念以来,一种更新的发展观被人们普遍接受。报告指出:人类发展是一个不断扩大民众的各种选择的过程。从原则上说,这些选择可以是无限的和随着时间而变化的。但是在发展的各个层级上,三个最基本的选择是使民众享受健康长寿的生活、获得知识和获得体面的生活水准所必需的各种资源。此外还有许多为众人所重视的选择,范围从政治、经济和社会自由到从事创造性和建设性活动的机会,以及享有个人自尊和人权得到保障。

人类发展概念把发展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有机地统一起来,强调发展要以人类发展为核心,其最终目的是改善所有人的生活。

发展观的历史演进,既说明了发展是一个学术研究中歧义丛生的概念,也说明了发展观的这种历史演进是人类对发展实践在认识上不断深化的结果。人们对发展的认识,无论从发展的内涵还是外延讲,都走过了从单纯的经济增长到社会综合发展再到把人作为发展主体的演变过程,反映了人们对发展由片面到全面,由浮浅到深刻的认识过程。

二、发展内涵和本质的当代阐释

发展这个概念,在社会有机体中是一个总体性范畴,是一个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系统工程,并不仅限于经济层面,还涉及到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包括经济发展、人的发展、科技进步、经济社会和政治协调发展、人类社会与资源和环境协调发展等方面。

经济发展是发展最基本的含义,是发展的物质基础。经济发展也是一个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系统工程,包括自然资源、劳动力水平、管理、科技、资本等多因素的协调与配合。

经济发展中各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在不同历史时期是不断变迁的。在传统农业社会,人的劳动能力,主要是人的体力是决定发展的主要因素;工业社会中,资本和资源成为发展的基本因素;而随着教育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信息技术的大规模的应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信息和知识正在取代资本和能源成为创造财富的主要因素,对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也比以前密切了,在现代社会,缺少任何一个要素都会对发展产生影响,阻碍经济的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

社会发展是发展最广泛的含义,是发展最显著的标志。社会发展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全面,既包括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的发展,也包括社会管理、社会公平和社会秩序等。经济发展主要考察一个国家国民财富增长情况、国家综合国力等方面的内容,重点考察的是一国发展的效率。而社会发展关注的是国民财富的分配、使用和效用状况,主要关注发展的公平性。

科学技术是发展的最稀缺的因素。在20世纪中叶兴起的新技术革命条件下,科学技术已经是第一生产力,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科技渗透到现代生产力系统的各类因素中,对物质生产的发展起到主导作用,由于科技因素造成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率的提高使经济增长明显呈现出加速度趋势,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杠杆。

人的发展是发展最深层的含义。人的发展是指作为发展主体的人的素质的现代化,即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社会政治素质、知识业务素质、心理素质、智能素质和身体素质等。人的发展是发展的价值目标和核心,是科技进步、现代经济运行、社会政治民主化的关键,而且人的发展本身就是社会全面发展的一个标志。

资源、环境是发展的物质资料和空间载体。经济和社会发展离不开环境和资源的支撑,但人类对环境的严重破坏和资源的过度消耗引起了严重的全球生态危机,因此发展必须关注可持续性。发展的可持续性取决于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性,所以可持续发展能力已经成为发展的基本内涵。可持续发展不是单纯的经济发展,而是以科技为动力,追求以人为中心的由资源、生态、经济、社会诸要素构成的复合系统的协调、持续、稳定和健康的发展,根本目标是保证人类社会具有长期持续性发展的能力。

科学合理界定当代中国发展的本质,必须坚持发展目标与发展手段的统一和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发展要追求一定的目标,离开发展目标就谈不上发展。因此,发展目标问题是发展本质的首要内容。然而,发展又总是通过采取相应的手段来进行,一定的发展目标必然内在要求采取相应的发展手段,离开发展手段,不仅发展目标难以实现,而且发展本身也难以得到完满的界定。

发展是合乎逻辑的过程,又是一系列发展目标的展开和实现的过程,由于历史和逻辑的内在必然性,某种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式就成为现实发展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而在解决这一问题时,还需要进一步考察未来更高的发展目标、全面目标及其发展方式,这就要求我们在规定发展的本质时,必须把当前发展的重点和发展的全面性有机结合起来,把发展的现实和发展的未来统一起来。

现代化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当今世界各国都在努力实现本国的现代化。中国是一个现代化的后来者,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它和先发的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的差距是明显的。为了改变中国的落后地位,先进的中国人孜孜以求救国真理。从洋务派的致力于引进西方科技,兴办工矿企业,办学堂,派遣留学生等活动,到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政治革新,力图对封建专制政治进行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良,到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辛亥革命,摧毁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中华民国,再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不断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均是一种现代化的追求,或是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扫除障碍。

参考文献:

[1]庞元正.当代中国科学发展观[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

[2]胡林辉,金钊.解读科学发展观[M].北京:研究出版社,2004.

[3] [美]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

[4]鲍宗豪.当代社会发展导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