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中反思

田野中反思（精选五篇）

田野中反思 篇1

关键词：田野考察,田野目的,考察区域,考察反思

一、何处是田野?

“到农村、草原或荒野等地方去,总之是更为接近‘自然’之处”,这便是关于“田野”的传统认知。从人类学诞生之初到发展至今,作为其方法论的“田野考察”便始终隐藏着具有价值取向的“田野与家乡”的二元对立,这其中必定隐含着对差异性文化猎奇的狂热之情。然而“只要存在差异,存在与自己的不同,哪里就有人类学的田野”打破了这条不言自明的人类学传统。随着时间的推移,曾醉心于异文化研究的人类学家逐步将目光转向对“家乡”的关注,从对异文化猎奇以及殖民思想的狂热到对人类学的功能性思考,正如费孝通对江村的人类学考察,是对“家乡”的回归,与此同时也是一种实用性的考察。

就像费先生说的那样,“人文世界,无处不是田野”。话虽如此,“田野”究竟在何处?

具有“难以抑制的地点感”的人类学家,力求通过小地点,追求大问题。这一点无论是从人类学建立之初对异文化的关注还是发展至今的对家乡的认知,都是毋庸置疑的。正如中国社会史界多年从事历史人类学调查的陈春声指出的那样,“这种在较深层次上对复杂社会关系的总体把握,也只有在小社区的研究中才有可能。”

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认为,Community是建立在有关人员的本能的中意,或者习惯制约的适应,或者与思想有关的共同的记忆之上的。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及精神共同体等作为共同体的基本形式,它们不仅仅是它们的各个组成部分加起来的总和,也是有机地浑然生长在一起的整体,共同体是一种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芝加哥学派的派克则认为“社区”则包含着地域因素,具有共同的认同感和共同命运,同时强调人们参与共同生活,参与到社区的分工体系中,承担一定角色。一个个体的人属于一个社区,并不是因为他居住在这个社区内,而是由于他参与这个社区的公共生活。

所以,笔者认为,“社区”是暗含着地域概念的一立体半封闭式的“共同体”概念。在一定时间内,有其相对独立稳定的内部结构,更有与之相交换的外部环境。它是建立在“地域”基础之上的,包括着指定地域上的物,以及其所承载着的关联着的人,这种关联或是因为血缘,或是因为业缘。然而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全部内容。对任一社区的考察都必须是完整的,全面的,既包含了纵向的历时,更包括了横向的共时。而关注的目的便在于“通过小地点,追求大问题”和一种应用性的探索。

基于对田野以及人类学所关注的小社会——社区的粗浅认知,为了进行人类学学习的初探,笔者将拥有相对共同文化基础却又有绝对差异的小型社区——当代景德镇的雕塑瓷厂作为田野考察的对象。而将其置身于“当代”的维度之下,是基于在该时段内,其内部、外部结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考虑。

二、田野的目的

笔者认为,田野的目的在于对考察区域的结构,关系的系统性认知与把握,正如方李莉所说得那样:“一般来说,只有经过对一个微型社区的深入细致的具体个案研究,我们才能比较容易的从中了解到,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系统,在这个社会系统中是由什么样的人群集合体所组成的,而且社会运动的每一过程都是在和其它过程的相互作用中存在和发展的。它们是怎样互相作用?在这互相作用的过程中又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其中包含着什么样的一套借着反思的相互作用模式而连接起来的地位关系和社会?通过这些我们便可了解到其文化观念形成的内在动力是什么总的来说,我们只能了解到了社会关系和价值体系的深层建构,才能把握事物形成的核心”。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追求大问题”和进行应用性探索的目的。

笔者虽然本着“通过小地点,追求大问题”的精神,但是由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各区域间地域历史文化上的差异,即便同处于“中国”这一“家乡”的维度,也存在着巨大差异。因此此次考察仅是以人类学“成人礼”——田野考察的方法在特定小社会的探索性尝试,力求对该区域做到尽量客观的描述;另一方面还是为那些即将研究具有类似区域特征的其他学者提供真实的比较性素材,并试图能基于该地实际情况的前提下,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合理化发展以及改革建议。

笔者选择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当代雕塑瓷厂进行考察。从空间的角度出发,“解剖麻雀”。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讲的那样,“如果我们能对一个具体的社区,解剖清楚它社会结构里各方面的联系,再查清楚产生这个结构的条件,可以说犹如解剖一只‘麻雀’的五脏六腑和生理循环运作,有了具体的标本。然后再去观察条件相同和条件不同的其他社区,和已有的这个标本做比较……”据笔者对景德镇的考察得知,景德镇有各种不同类型产品或生产类型的集散地,如樊家井是仿古瓷器集散地,老厂是瓷坯行业集散地,老鸦滩是瓷板行业的集散地,联社北路是景德镇高档艺术瓷的集散地,陶瓷一条街是年青学生和老师的聚集场所之一。笔者所关注的雕塑瓷厂与这些地区相比有着它的独特性,它是多元化人群的集散地,在其中有着做坯,做模具的作坊,有着销售传统雕塑瓷的商家,也有销售创意瓷器的陶艺机构,还有着本地学生,亦有着国外的艺术家。从各方面来说,该地是特殊而复杂的集合体,所以笔者旨在通过对这只“麻雀”的解剖,来获得对该地区认识。因此笔者假设景德镇的制瓷技术为该地区结构与社会组织模式产生的条件,将其作为此次考察的切入点,说明由该技术如何将不同人群之间,人群与地域之间串连成线,以此来获得对雕塑瓷厂内不同人群与地域间,不同人群间融合与互动关系,结构与制度的认识。

从时间的角度出发,笔者关注“当代”。大多数学者采用的方法都是类似于历史学的方法,从对历史发展的研究中来衡量和评价当今社会的各个构成成分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从将“现状作为活的历史,来追溯过去”的研究并不多见。对当代的关注实则是对历史的关注,正如列维斯特劳斯所认为的那样“因为一切都是历史:昨天所讲的是历史,一分钟之前所讲的也是历史。”所以对雕塑瓷厂现在情况准确的认识,记录和把握,其实是对将来历史的记录。另如马林诺夫斯基讲到的一样:“研究历史可以把过去的考古遗迹和最早的记载作为起点,推向后世,同样也可以把现状作为活的历史,来追溯过去。这两种方法互为补充……”这样的方法在方李莉对景德镇现状的考察和对樊家井地区的深入细致的记录中得到了具体的体现,如同她所说的那样“通过过去来理解现实,通过现实来理解过去,这正是我在自己研究中试图寻找的一条路径。”这也是笔者想要探索的路径。

笔者考察下的“雕塑瓷厂”,其生长并发展在计划经济时期,而于改革开放后走向衰微,却又于新纪元初期拉开了新的发展篇章,其性质随着时代的变迁发生着转变,从集体所有制工厂到“名存实亡”的各种承包体共存的创业产业园区,从实质上的社区到习惯性的概念上的社区。这一转变过程,表面上看来是内部结构实现了从解构到重构的过程,深层次的则是外部大系统与微观区域间实现了交换,这样的交换借助于“市场”的手段,而交换的内容却是全方位的,究其原因,部分地根源社会无意识对个体意识的塑造与影响,以及个体意识对客观现实的反作用力上。

三、田野后的反思

此次田野考察从2013年7月持续到了次年7月,中途由于诸多的原因而导致了真正的田野时间只有6个月左右,在此次田野之前笔者做了大量的文案准备,但由于进入田野后主题的变更,致使之前的文案工作在很大的程度上付诸东流。在田野考察的过程中,笔者一度困扰于以下两大问题:

第一,田野实践与理论建构的先后问题。笔者曾一度困扰与先有理论,即先有一种基于文献资料基础上形成的假设性判断,以及用理论指导田野,并在田野的过程中证明,检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发展理论;还是先有田野,在大量感性认知的基础上,并结合已有理论体系,从感性的认知中抽离与提炼出理性,客观并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的结论。笔者更倾向与第一种方法,且需要考察者在已有文献系统性的了解,归纳的基础上,在多样的学科化理论体系中提出某种假设,并制定较完整的田野方案,随后进入田野,在田野考察的过程中不仅要围绕该假设进行系统的资料搜集,还要完成扎实的田野笔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调整与完善田野方案。田野考察的时间设置上应根据考察社区的具体生产周期,以及生活方式的特殊性。在完成一个阶段的田野作业后需从中抽离,梳理整理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后再次进入田野进行完善,或许一次不够,需要多次,这样才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数据,事实的客观性,真实性,以及结论的相对有效性。

第二,在此次田野的过程中,笔者还关注了另外一个问题——进入田野的方法。在田野考察过程中,笔者曾采用了直接访谈与参与式考察相结合的方式,各有其利弊。直接访谈的方法,其优势在于考察者可以直击自己所关注的重点,但受访对象会针对采访问题与自身利弊关系,会进行一定的主观加工与选择,极有可能屏蔽掉一些对考察者有益的信息。而且受访对象易对事实进行夸大或者缩小,并且由于时间的长度而造成受访对象记忆的模糊和混乱,这便为考察结果的客观性和真实性造成了阻碍。另外如何与陌生的受访对象建立起合作以及信任关系,特别是在没有联络人的基础上,这也是值得从心理学方面进行思索的问题。笔者在田野作业起家曾一度践行参与式的考察方法,不仅在取得受访人信任的基础上,进行了跟踪考察,还深入其生活,与其同此,参与到了他们日常的生产与生活之中,这样的方法使得笔者能对受访对象的方方面面都有较清晰的完整的认知,而且还能从其细微处对其行事“法则”的背后心理动机有所直观的了解,然而从认识到熟悉,再到信任的建立需要消耗较长的时间。如何在有限的田野考察中将这样的时间进行合理的控制,这是需要进行思考的问题。在此次田野考察过程中,笔者曾以一种特殊的身份进入到对考察区域之中,是基于最大限度弱化“考察对象”对自己的主观认识的考虑,与他们进行交流,记录和考察,因为笔者认为这样的“考察对象”才能做到“真情流露”,却不想这样的方式为后来造成一定的麻烦,因此如何做到真正的“参与”,真正的“融入”,而不仅仅是一旁的观察者,这是笔者在此次田野考察中最想进行反思的地方。

田野在召唤教学反思 篇2

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我让孩子们认真聆听歌曲，寻找出歌曲中旋律相同的乐曲，回答了常规性的小问题后就进入了教唱歌曲第一声部的程序。先让学生熟悉歌谱，跟着我试唱歌谱，并且用笔画出歌谱中相同的地方，以方便学生的学习，体现新课程理念中的学生主体性，让学生自己去发现、去寻找规律，从而能够对歌曲的旋律更加有印象！也方便了学生下面的歌词学唱！整个过程中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激发学习兴趣，培养理解音乐的情感。

歌曲中的难点是弱起小节的教唱，要让学生尝试画拍唱谱！提醒学生换气处要记得换气！

在结尾处让同学们听我的范唱，并根据我的范唱思考歌曲第一段的结尾1房子到第二段究竟是怎样衔接的。对于这个要求，听完后学生很少有人回答出来。在我的详细讲解，不断提示下慢慢地知道的人越来越多，然后我让孩子们重新听一遍，再次了解第1段和第2段的衔接。弄懂了1、2段的连接再请他们说说第2段演唱的几房子，这个问题对于他们来说是简单的，可是1、2房子的曲调是不一样的只要他稍不留神就会将2房子的曲调唱成1房子的了。我给他们范唱，让他们听辨弄明白1、2段结束的曲调到底是怎样的……

通过这一系列的手段，他们终于搞懂了。

田野在召唤教学反思2

《田野在召唤》是一首意大利民歌，具有朝气蓬勃、热情奔放的特点。旋律流畅、一段体四个乐句构成。歌曲中出现的八分休止符、弱起小节、附点音符较多，学生不易掌握；音准也有点不易掌握。整节课，通过聆听、个人自学、小组交流等多种教学形式，让学生感受音乐，唤起学生学习音乐的渴望。

在制作课件《田野在召唤》之前，我认真研读了教材。《田野在召唤》是一首热情奔放的意大利歌曲，形象生动地表现了一队郊游的儿童们在充满着春意盎然的田野中边走边唱，尽情抒发了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研读教材之后不难发现“意大利、春天、田野”这几个关键词，我在选择导入活动的风光图片时就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筛选，并将图片设置为自定义动画。既使课件丰富多彩，又避免过多的材料堆积造成喧宾夺主。伴随着活泼欢快的音乐，一张张具有浓郁意大利风格的田野美景尽收眼底。现代信息技术集图文声像多形态信息为一体，突破了传统教学在时间、空间上的限制，加强了教学的情景性、直观性，将音乐形象化，不仅提高了课堂教学中学生感知活动的效率，激发、内化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也激活了教材内容，激活了音乐课堂。

歌曲《田野在召唤》是一首二声部的合唱歌曲，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我安排了两个课时，循序渐进地开展合唱教学。因此，在制作课件时，我依据每节课不同的教学内容有侧重点地制作课件。第一课时的教学内容是分声部学习歌曲，以第一声部为主。教师在制作课件的过程中多插入分声部的歌谱；第二课时的教学内容是学习二声部合唱，我在制作课件的过程中插入了二声部合唱谱和二声部合唱的音乐。

在实际教学中，我非常注重培养学生聆听音乐的能力。从一开始导入的背景音乐、自学歌谱、再到自学歌曲，每一次的聆听我都会有具体的要求。比如：在复听歌曲的时候，引导学生注意反复跳跃记号；在自学歌谱之前，我引导学生先安静地聆听、默唱，注意八分休止符和附点节奏；在聆听教师范唱的时候，引导学生思考用不同的力度表现歌曲。一遍遍的聆听之后，学生自学起来有的放矢，轻松容易了许多。

田野在召唤教学反思3

《田野在召唤》是一首二声部合唱曲，歌曲节奏鲜明，旋律动听，给人以春的遐想，教学难度较大，特别是低声部的学习。

在本课的教学中，我将歌曲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合唱教学部分，也是这一课时的难点部分。二声部的旋律单一，变化较少，但节奏特点分明，每一拍的后半拍都是八分休止，唱起来短促、有弹性，如同为一声部主旋律伴奏。基于以上特点，我让学生分声部学习，以律动的形式先学习二声部，学生既准确地掌握了歌曲开始的弱起小节和二声部的伴奏旋律，又在不知不觉中熟悉了一声部旋律，为两个声部的配合做了有效的铺垫。

歌曲第二部分也是由两个声部构成的。考虑到学生在一个课时内无法扎实的掌握两个声部的协调统一，因此，我在本课时只教了第一个声部。这部分旋律动听，加上意大利语的学习运用，让学生后半节课仍然能够兴致盎然地演唱，重难点部分，如五度音程、附点节奏、顿音记号，学生在我的指导下也基本解决了。

从田野中来 篇3

有些事看起来很象是上天的有意安排。若不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马利诺夫斯基(B.Malinowski)滞留在西太平洋的特罗布里恩德岛(Trobriandlsland)上，因而有充裕的时间去学习当地人的语言，深入到当地人的生活中去，也许马氏会沿着他所崇拜的弗雷泽的道路走下去，最终成为与他前辈相仿的安乐椅中玄想式的民族学家。但事实是，马氏在特岛上的三年经历，使他辟出了一条新路。他确立了田野调查(fieldwork)的形式，开创出参与观察(participate observation)的方法，并由此形成对民族学、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界都发生巨大冲击力的功能主义理论。

当然，出野调查的确立也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几乎与马氏同时，大西洋彼岸的博厄斯(F.Boas)在美国也大力提倡田野调查，虽则博厄斯本人的田野工作比不上马氏出色，但在他调教的弟子中，却可数出如本尼迪克特、米德这样做出过极著名田野工作的学者。正是由于马利诺夫斯基、博厄斯等人的共同努力，田野调查方式遂成为民族学这门学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民族学的这段历史，对我们读《吴泽霖民族研究文集》是十分有帮助的。翻开这本文集，一股浓烈的田野气息扑面而来，三十余万字的篇幅中，将近百分之九十是作者在实地调查基础上整理出的研究报告，这在已出的社会科学家的文集中是罕见的，就是在已出的民族学家的文集中也是罕见的。

民族学可分为两层，一是描写民族学，亦称民族志(ethnogra-phy)，一是理论民族学。在古典进化论和传播论时期，这二者常常分离，马利诺夫斯基才将二者统一起来，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民族学界形成了一种传统，初入此门者首先需积累某一文化的田野调查经验，方可进入理论探讨领域。据日本著名民族学家社会学家中根千枝回忆，在功能学派的发源地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研讨课规定，没有进行过实地调查的人就没有资格参加。

在蔡元培等先生将民族学介绍到中国时，田野调查的重要性也得到强调。蔡氏本人在主持中央研究院期间，就曾亲派数批研究人员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如一九二八年派颜复礼、商承祖赴广西凌云瑶族地区，一九二九年派林惠祥赴台湾高山族地区，一九三二年派凌纯声、芮逸夫等赴湘西苗区等。这些研究人员后来成了中国第一批民族学家，他们为中国学术界贡献出第一批科学的民族志。

吴泽霖先生留美主修社会学，初回国时，他是作为我国第一批社会学家中一员的身份出现的。一九三五年，南京至昆明的公路修通，吴先生代表中国社会学会参加了“京滇公路周览团”，首次踏入湘西、贵州和滇东各少数民族地区。吴先生回忆道：“(这样)我才第一次看到和接触到汉、满、蒙、回、藏以外的一些兄弟民族，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从此我就开始对国内少数民族的一些情况进行初步的探索。”(自序，第1页)而将学术研究的主战场转到民族学则是抗战以后，在三年贵州、五年云南的生活中，吴先生“曾深入到一些民族聚居的地区，同他们一起生活过一些时间，也结识了一些少数民族的朋友”(自序，第1页)。从此，吴先生就与我国少数民族(尤其是西南少数民族)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参加到建设中国民族学的行列中。有趣的是，吴先生的这段经历颇似马利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诸岛的情形，战争制造了他们与异文化深入接触的机遇。

吴先生不是我国最早投身田野调查的学者，然通观《文集》，我们却不能不说，他是在这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的学者，吴先生所撰写的民族志，直到今天，仍是最优秀的作品，而且，他的研究并没有止步于民族志层次。吴先生在每篇调查报告中，都不忘在大量坚实可靠的原始资料上作进一步的理论提炼，不忘寻找更为普遍的文化演变规律。换句话说，吴先生的每一篇民族志，都是添加给我国民族学理论大厦的一块砖石。

婚姻问题一向是民族学的重心，吴先生于此用力最多。在《文集》中，仅以婚姻为题的文章就有五篇，在篇数上占三分之一强，字数上竟超过一半。吴先生具体讨论了少数民族中姑舅表优先婚、包办婚、坐家(不落夫家)等婚姻习俗，以此为基础，他形成了自己对人类婚姻的总体性看法：“婚姻活动是一种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存在着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两性间为了双方生理上的需要和人类的繁衍而结合的因素：另方面是一定的经济和文化条件下所决定的两性在社会上地位的因素。”(第387页)这就是说，人类的婚姻，是生物性和社会文化性相结合的产物，任舍其一，便无法正确把握形形色色的婚姻现象。他还指出：“婚姻是人生的一件大事，与婚姻直接间接有关联的活动，几乎支配了整个人生。它是个人的生物性与社会性的纽带，是肉欲与社会约制之间矛盾的焦点。因此，尽管它只占人生中一个不大的领域，但它涉及到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通过它，可以反映该社会和民族的经济、政治、宗教、教育和其他一些方面的风貌。从民族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在婚姻研究中，横的方面，可以看出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反映出民族间、文化间交流的一些规律。纵的方面，可以使我们看出文化各方面发展的不平衡以及所保留的种种残余痕迹，从而常可使我们借以追溯一些史迹。”(第54页)在此，婚姻的本质及研究婚姻的意义概括无遗，文化整体观(holistic view)发挥得淋漓尽致。

婚姻是两性的事，但在大多数文化中，女性并未得到平等的对待。因此，吴先生在研究婚姻问题的同时也关心着妇女问题，并早在四十年代初就写出了《水家妇女生活》这样的文字。在妇女问题上，吴先生发表了许多至今仍引人深思的见解，这里只略举他对男女平等的认识。吴先生一直对生活于社会底层的妇女抱有极大的同情，并对世界范围的女权运动表示理解，但他却不曾让感情代替理智，他指出：“平等的社会意义只能是，一方面在机会平等的条件下能够各抒所长，共同肩负起促进社会文化的责任；另方面，共同享受应得的权利。……平等只能是机会的平等。在机会平等的条件下，男女双方各尽所长、各自发挥其潜力。改革只能在这一轨道上进行，才能期望其实现。”(第15页)而回顾半个世纪来的妇女运动史，我们痛心地看到，在许多地区的男女平等，走入了强求结果平等的误区，反给妇女的身心带来了不必要的损害。这正应了吴先生“乱了套的改革，不但对事业不利，妇女运动本身也将蒙受损失”(第16页)的话。

可喜的是，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展妇女学(或称女性学)研究的呼声日高，已有一批较高质量的论著问世，民族学界也成长起一代女性民族学者，少数民族妇女研究也列入国家课题，吴先生道不孤矣。不过，吴先生的眼光总是超前的，在力主强化少数民族妇女问题研究的论述中，他又提出儿童民族学的课题，“妇女与儿童息息相关，而儿童又是社会的未来，对此也应有所了解。”(第400页)这是一方有价值的研究园地，可惜至今仍是一片空白，待人开拓。

吴先生在民族学研究中还自觉地进行方法论的探索。我国民族学自五十年代一边倒地受到苏联民族学影响后，在研究方法上一直使用的是古典进化论的代表人物摩尔根、泰勒等人提倡的残余分析法(Sur-vival analysis)。此法在恢复原始文化面貌中功不可没，但用它来破译现存的纷繁复杂的文化之谜，却常有些捉襟见肘。吴先生在调查研究具体的文化事象时，却不拘于某一种方法，诸多分析工具能在他手中交互使用而相得益彰。这与吴先生的学术素养有关，早在美国留学时，他就是一个兴趣极广善于吸收各种知识的人，除主修社会学外，他还选修了心理学、人类学、政治学、哲学乃至一些自然科学的课程，为他日后从事跨学科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对么些(今纳西族)青年的情死、彝族婚礼中妇女对男家客人的戏弄、苗族的“游方”、坐家习俗、姑舅表婚等问题，吴先生就不满足于残余分析，而是更深入到心理因素的挖掘。

吴先生是我国民族文物和民族博物馆事业的创始人。早在抗战初期，他就在西迁入黔的大夏大学内设立了民族文物室。其后，无论是在西南联大、清华大学，还是解放后相继执教于中央、西南、中南诸民族学院，吴先生均极重视民族文物室或博物馆的建设，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真是他到哪儿，民博事业也就到哪儿。”(费孝通：《在人生的天平上》，载《读书》一九九○年第十二期)在这个实践过程中，吴先生的认识也不断升华，提出一些颇为独到的理论观点。如他在晚年形成了民族博物馆与民族学博物馆分野的思想，指出“民族博物馆主要是为政治服务的，而民族学博物馆主要是为科学服务的”(第430页)，民族学与民族学博物的关系，“正如化学或物理与它们的实验室的关系相似，是一体中的两个部分，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每种科学负有两种使命：一是使本学科的知识理论不断深化更新；二是把已有的知识广为散播。在民族学科总的范围内，民族学主要承担了第一使命。第二种使命则由民族学博物馆来肩负。”(第430—431页)

吴先生的生命是属于田野的，这一点他初次踏入少数民族地区就强烈地意识到了。所以，解放后当费孝通先生询问他能否参加到偏远少数民族地区访问的队伍时，已经年过半百的吴先生“不仅毫无难色，而且表现出求之不得的兴奋”，在贵州和广西访问的两年中，这位最年长的队员“在种种困难面前没有后退过一步”。(费孝通：《在人生的天平上》)而晚年倾全力于民族学博物馆的建设，我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吴先生对自己不能亲赴田野缺憾的一种补偿，因为在他看来，“民族学博物馆就是民族学的一种间接的田野调查基地”。(第430页)

在一九八三年全国第一期民族学讲习班上，吴先生作了《民族学在美国和博厄斯学派》的演讲(全文载于《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一九九一年第四期)，其中提到两种治学方法：一是主观推理，活动园地在书斋，追求的是抽象的理解，这样做学问的人可称为“太师椅里的哲学家”：二是客观实验，在实验室或田野中实际地调查，分析具体调查材料，这类人可称为“砌砖盖瓦的工程师”。吴先生肯定了后者，队为博厄斯就是后一种人。其实，吴先生本人也是“砌砖盖瓦的工程师”，并且他在民族学的各种思潮中明显倾心于博厄斯的理论，他所奉行的“长时期在小范围内深入细致地实地考察”，也正是博厄斯学派的一大特色。

我最初得知吴泽霖先生大名，还是在北大选修民族学、社会学之时。毕业后，几经周折，终于来到吴先生身边工作，直至他以九二高龄仙逝。余生也晚，无福亲随先生入田野调查，在实践中得其身教，但总算在追随左右的七八年中得到了一些言传，并有幸亲睹先生殚精竭虑孜孜筹建我国第一座民族学博物馆的全过程。而我每一次到少数民族地区的田野调查，也都或在出发前或在返回后，得到先生的悉心指点。先生这些针对特定问题的具体教导，加上《文集》中对田野调查的规律性总结，将是我从事民族学研究受用终身的财富。

一九九O年十月二十八日，根据吴先生的遗愿，他的骨灰被播撒到中南民族学院民族学博物馆周围的草坪上和湖泊里。

吴泽霖先生从田野中来，又回到了田野中去。

一九九二年七月于汉口酒堡荡

我们的田野反思总结 篇4

古人说：“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这篇课文出自一首歌词，我觉得没有太多的必要带着学生去分析课文，体会作者用词的准确等等，应该把朗读课文作为学习的重点，通过大量的、各种形式的朗读让学生去体会我们的田野如何的美丽富饶。

为了帮助学生通过更好的朗读去体会文章的感情，我采用了多种方式帮助学生朗读。例如：利用大量的田野的风光图让学生产生视觉上的冲击，当学生看到那一幅幅美丽的景象就展现在自己的面前时，不时地发出一声声“哇”“哇”的赞叹声，这发自内心的赞美，正式学生感情的体现，在此基础上让学生朗读课文，效果就好多了。再如：教师在必要的时候进行一些示范，有的孩子很想表达自己的感情，但是读起来有些拿腔拿调，这时教师的示范就必不可少了。

企业管理田野中的“陶波” 篇5

使用人类学方法研究企业有几个重要的视角，一是全局的而不是局部的；二是细微的而不是粗浅的；三是思维与行为联动的而不是脱节的；四是深入思考而不是局限于表象的。

被称为英国社会人类学之父的弗雷德·弗思在其《人文类型》一书中引用了一个人类学家基辛研究萨摩亚人中的“陶波”的例子，很有意思。从前，每一个萨摩亚社区中都有一个被称为“陶波”的女子，她是出身高贵的处女，是主持社区诸多仪式的女主人，并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处于社区政治和社会组织的中心位置。在社区的仪式中，陶波地位较高，比如在高级典礼中替酋长和演说者调制卡瓦酒等。平时，全社区的人都要尽力保护她，直到她出嫁。一般来说，由于拥有强有力的社会关系和美貌，陶波会嫁给酋长，她与酋长的婚礼也要在社区内外部交换大量的财富。基辛认为，“陶波”这种制度助长了人们炫耀财富和好客的风气，同时也促进了经济生活以及货币的分配，还可以因通婚在政治上建立重要的联盟和起重要作用的亲属关系。

后来，西方殖民者进入，当局尤其是传教士对“陶波”制度进行了种种限制，比如禁止了酋长可以娶几个陶波的一夫多妻制、陶波的一些工作由其他人取代等，使得“陶波”制度日渐式微。加上陶波以外的妇女尤其是上层社会妇女地位的提高，不满意陶波在社区中的地位，部落战争的消失使陶波在政治联盟中的作用削弱等等，使得“陶波”制度逐步消失，社区生活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从组织文化角度看，“陶波”就是一个符号，不管她代表着一种习俗还是一种制度。其实，在任何组织中，无论是技术的变革、权力的变迁还是思想的变化，这种“陶波”式的文化符号俯拾即是。而认真研究组织中“陶波”们的或兴起或消亡，是文化研究者的重要任务。

所以，在企业文化咨询活动中，我一直倡导，身负建设企业文化重任的人，需要走出办公室，更多地走到企业管理的田野中，多听听多看看员工在想什么、希望得到什么。走向田野，你就会发现你要“出售”的企业文化“产品”，原来离员工的要求还差得很远；走向田野，你在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就有了“市场”意识；走向田野，你才会真正发现“需求”，也将学会如何通过满足员工的“文化需求”而最终赢得信任。下面是我在企业管理的田野中得到的一些真实的“果实”。

水土：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么，在文化建设中或者说企业发展中，要给予员工一种怎样的“水土”？这方“水土”是从哪里来的？引进一个人才，是否能够带入一些优质的“水土”？在一家企业的一位引入的中层身上，我看到了这些“水土”，他真真切切地把自己既往优秀的品质和优秀的做法带入了这家新单位。其实，引进人才不仅仅是“工具化”地使用的过程。聪明的管理者，应该善于从更深更远的层面上，吸收优质的“水土”。

交心：在任何工作场所，一般的人都会选择一种作法，就是找“自己相信的人或领导交交心”，这是一位管理者说的。他说，如果一个员工在企业工作中找到了这样能够交心的同事或朋友，他心里就有“根”了，做事就有章法了。其实，管理理论也研究这个东东。这种交心，其实就是一个人在陌生环境中慢慢实现文化融入的过程。所以，对于管理者来说，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不在于宣传什么理念，更重要的是，员工是否认为可以经常性地和管理者“交交心”。

重复：以前有人说，“假话重复一万遍，就变成了真理”。这是一种愚民政策。在企业文化建设中，也有人希望通过宣贯和“洗脑”达到这样的目的。对于这样的做法，我极其不赞同。相对于这样的愚民政策式的“洗脑”，我更倡导在实践中“重复”一些有利于企业也有利于员工的动作。比如，一位管理者说，企业文化也好，企业管理也好，最主要的，你得有一些标准，然后通过沟通让员工知道，再然后就是通过以身作则实现规则和标准的落实。他说，在这个过程中，“重复”和“坚持”是能否实现目标的关键。是的，看看那些“宣贯”完了就茫然无措地“鸣金收兵”的文化建设者，“重复”和“坚持”可谓打开文化优势的“不二法门”。

负担：毋庸置疑，在很多企业，员工将企业文化看做负担。那么，怎样才能让员工感知到，企业文化不是负担，而是对他好的、有用的东西？一位班组长说，我带班，既管生产任务，又管员工的生活和思想，压力很大，需要很多知识！我不知道，企业文化建设者们，有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听到了这样的声音之后，你做了什么？如果能够给一线的工作者以知识、方法和思路的引导，你还怕人家说你是“负担”吗？

喝酒：酒是一种文化，喝酒也是一种文化。喝酒何以与企业文化相关？一位班组长说，“我们大班定期一起喝酒，AA制，要求大家必须来。不来的我就给你‘穿小鞋’！大家一起喝酒，喝得高兴了，我就和大家聊，就工作中的问题和不足向大家道歉，请大家集思广益，看看工作到底怎么做更好。”请看，在这个时候，喝酒就变成了一种企业文化活动，也就是我们说的思想政治工作，也就是西方管理中说的沟通。这样鲜活的生活场景，难道不是文化建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