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概述

2024-05-24

历史概述(精选五篇)

历史概述 篇1

一、历史法学产生的背景

(一) 社会背景

历史法学产生于19世纪的德国, 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国内现状, 即德意志长期的四分五裂;另一方面是受到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影响, 尤其是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

(二) 政治思想背景

在抵制拿破仑的民族解放运动中, 德意志文化对自己的民族、人民和种族产生了兴趣。拿破仑军队的冲击、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和旧普鲁士的毁灭, 促进了德意志改革派的最终形成。改革推动了当时的普鲁士从封建等级制度向资产阶级立宪制国家过渡, 最终促使社会性质的资本主义化。改革深深吸引了德意志各邦的爱国志士, 他们云集普鲁士, 著书演讲, 大力宣讲民族精神。通过宣传, 德意志民族精神日益深入人心, 并把德意志爱国运动推向高潮。1814年民族解放战争赢得了德意志民族的独立。很多改革者、爱国者、学者等都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德意志统一的设想。这种思想对当时法律人的思想影响很大, 其结果就是历史法学的出现。

(三) 法律思想背景

历史法学的出现意味着启蒙主义思想和理性法论在德国的式微。在启蒙主义思想的影响下, 17、18世纪的自然法学家强调理性, 并将理性看成是鉴别理想和最完美法律形式的向导。这种理性主义和自然法思想在法国1789年革命时期达到了顶峰。但是当这次革命的结果不可能实现那些不切实际的目标而只能满足部分要求时, 人们注意到它对许多实际问题确实不能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说明, 这种状况促使整个欧洲形成了某种反理性主义的倾向。法国大革命采用的疾风骤雨式的革命, 引起其邻国的一些贵族阶级的恐慌和不安, 他们从内心本能地抵制这场革命。于是德国抵制了并且在某种程度上阻挠了人们在整个欧洲大陆传播法国革命思想的企图, 并使基于保守和传统的思想得到了加强和宣传。因此, 这种现象反映在法律思想领域, 就表现为人们在大革命后, 经历了失落和冲动, 反思现实, 怀念过去, 改革的热情受到阻碍, 转而强调法律的历史和传统。

人们认识到社会改革也应当限定在法律秩序的范围内。改革家和学者们倾向于接受英国的“光荣革命”, 不能接受法国大革命。制定全德统一的法典已成为完成国家统一的政治使命, 而关于如何编纂这部法典集中体现在萨维尼和海德堡教授蒂堡的论战之中。蒂堡的主张虽然激起了轩然大波, 却并未被世人接受。萨维尼立刻以《当代立法与法律科学的使命》一书对蒂堡的主张进行了反驳, 引起了更大的反响, 并以此为契机导致了历史法学派的诞生。

二、历史法学的定义和基本观点

历史法学, 一般是指18世纪末19世纪初, 在德国形成的以胡果和萨维尼为代表, 以历史观点和历史方法来研究法律的一种思潮, 是一种实证主义的法学流派, 又称历史法学派。

历史法学派在德国以萨维尼为代表, 在英国以梅因为代表。他们的主要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 但又有不同, 本文仅论述德国历史法学的基本观点。

第一, 宣扬实证论。马克思在《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一文中指出, 历史法学派的论据和原则都是实证的。实证主义是19世纪上半叶在西欧广泛流行的资产阶级反动哲学派别之一, 创始人是法国的奥古斯丁·孔德。以实证主义为哲学基础的历史法学派, 抓住一些表面现象, 停留在历史的过去, 沿用某些陈旧的材料、观念, 作为分析一切问题的出发点。

第二, 鼓吹法是民族精神或民族意识的体现。萨维尼认为, 法归根结底是由在民族内部悄然作用的力量孕育产生, 只有在习惯法中才能发现真正的法。萨维尼指出, 所有真正的法律不过是逐步成长的、历史上流传的、植根于民俗与民情的习惯法, 其载体就是其民族本身和作为该民族代表的法律。

第三, 抨击理性观点, 鼓吹历史精神。历史法学认为自然法学所宣扬的所谓通过人类的普遍理性, 制定出人类普遍适用的法典的观点, 是一个先验的假设, 是一种自欺。萨维尼认为, 历史精神是免于自欺的唯一保障。如果看不到个人和世界这一大的整体及其历史的关系, 就一定会对统一性和创造性产生错误的看法, 只有历史的洞察力才能使我们不犯这种错误。

第四, 主张法律具有双重生命力, 把法律分为两种因素:一方面法是民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是法学家所掌握的一门特殊科学。法律既有政治性成分, 又有技术性成分。

三、历史法学对《德国民法典》的影响

从形式上看, 《德国民法典》的体系、法律技术、概念和用语都是历史法学派的分支潘德克顿法学的产物。虽然最初起草委员会的课题是必须“用与当前科学的各种要求相适应的方式编纂符合德意志全国情况的民法”, 但最终只是对当下的法学即潘德克顿法学, 以几乎纯粹的方式所要求并表达出来的自由、平等和绝对的所有权给与了最大限度的尊重。起草者们以使潘德克顿法学法典化的方式完成了这一课题, 而将发现新的法或立法政策的尝试全然置之度外。古典自由主义成为这部法典贯彻始终的基调。德国的法学家是保守的, 所以不屑于追逐新的社会思潮。他们忠实于学者的使命, 不愿创制新的法, 始终致力于完成潘德克顿法学, 并将其法典化。《德国民法典》是潘德克顿法学所完成的19世纪之子, 但却未成为20世纪之父。一般而言, 伟大的法典都是过去灿烂的法律文化的结晶, 但是却很难成为孕育应然未来社会的种子。法典编纂的这种历史命运, 在《德国民法典》中也得到了印证。

在编排体系上, 《德国民法典》采用了由总则、债权、物权、亲属、继承五编构成的所谓潘德克顿体系。在这里, 主导思想是体系论, 在法典前面, 把通过彻底抽象化而形成的一般规范归纳在一起, 也就是以提纲挈领的方式设定第一编“总则”。这种方法源于自然法学, 后来为历史法学和潘德克顿法学派承继。潘德克顿法学的显著影响还表现在, 《德国民法典》中, 财产法与亲属法被一分为二, 分别以不同的原理构成。潘德克顿法学法典化最为明显的标志, 表现在《德国民法典》的文体和概念上。其文体和用语是抽象的、专门技术性的, 以复杂的、拐弯抹角的行文完成的。

四、历史法学对其他国家的影响

历史法学的影响在19世纪超越了德国的国界, 对许多欧洲国家产生了影响, 特别是对意大利、法国、奥地利以及英格兰的法律理论给予了重要的推动力。尽管《德国民法典》在所有方面都被高度地, 甚至于比当时在德国还要高地加以评价, 然而它的影响毕竟还只限于对国外的法学理论与教条的影响。《德国民法典》的实际继受几乎没有发生。原因之一是其他国家的人们觉得这部法典刻意雕琢的体系和抽象化的概念语言是一种德意志学术的典型产物, 所以很难在异邦的法律土壤里生根。值得一提的是, 潘德克顿法学和《德国民法典》对希腊的民法编纂有特殊意义。《希腊民法典》的形式结构与德国的相一致, 总则部分之后是债法、物法、家庭法和继承法, 在内容上这部法典也大多仿效了德国法典的编纂, 不过它不断地考虑到德国法律实践的新近发展, 进而弥补了《德国民法典》的缺陷或是改进了它的规定。

虽然像大陆法系国家这样认识和重视历史法学的趋势曾一度在普通法系国家也出现过, 但从未真正兴盛过。大陆法系强调科学方法、系统结构和形式主义, 并使之成为有效解决问题的方法。大陆法系国家抑制法官在法律活动中的作用, 拔高立法者和法学家的地位。与抽象化、形式主义和纯粹主义相对立的应用法学, 以及同科学方法、系统化相对立的法律实在主义, 都强调司法活动的重要性和复杂性, 并在普通法系国家得到繁荣和发展。梅利曼指出, 应当承认的是, 讲授典型案例的方法是美国法学家在历史法学的影响下创造的。创造这个方法的指导思想是:法院的判例是法的渊源, 应当对之加以认真研究, 从中得出法的一般原则, 然后进行整理形成一个逻辑严密的体系。

以上内容就是作者对历史法学的背景、定义及其影响的简要梳理。历史法学也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直到灭亡的过程, 应当正确、全面地认识和评价历史法学在法学舞台中的作用和意义。

摘要:历史法学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政治思想背景和法律思想背景。历史法学, 一般是指18世纪末19世纪初, 在德国形成的以胡果和萨维尼为代表的, 以历史的观点和历史的方法来研究法律的一种思潮。历史法学对德国和其他国家法典的制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历史法学的产生背景,历史法学的定义,历史法学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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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程琥.历史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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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大木雅夫.比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

南海龙王历史传说概述 篇2

一、南海龙王基本介绍

南海龙王,名字是敖钦。传说龙能行云布雨、消灾降福,象征祥瑞,所以以舞龙的方式来祈求平安和丰收就成为全国各地的一种习俗。作为中国民间的重要信仰,各地建有龙王庙来供拜龙王。庙内多设坐像,通常只立有一位龙王。

南海龙王是奉玉帝之命管理海洋的神仙,南海龙王的职责是管理海洋中的生灵,在人间司风管雨,统帅无数虾兵蟹将。唐僧西天取经,南海龙王曾多次帮忙,或去兴风作雨,或率兵助阵

二、南海龙王概述

中国古代传说中龙王「兴云布雨」之说,唐宋以来,帝王多次下诏祠龙、封龙为王,道教也有四海有龙王致雨之说,四海是指东、南、西、北四海,但四海龙王的名字却有不同的说法。《封神榜》∶东海龙王名为敖广,南海龙王名为敖明,西海龙王名为敖顺,北海龙王名为敖吉。乾隆17年《台湾县志》:「雍正二年敕封四海龙王之神,东曰显仁,南曰昭明,西曰正恒,北曰崇礼。至于其名讳见于明代徐道《历代神仙通鉴》。龙在中国民间文学艺术中都是人格化了的,海龙王有为民造福的,也有与民为害的。在神话小说《封神榜》、《西游记》,戏曲杂剧《柳毅传书》、《张羽煮海》中,都有善恶不同、性格似人的龙王出现。在《西游记》中,有许多关于龙的描写以及龙的故事。随着民智开启,佛教信仰开始传入等因素,中国民间对龙王的形象有了改变。在这以前,龙王的印象大体都是正面的,但到了佛教开始兴盛后,龙王的地位开始下降,在《西游记》中已变成了配角,甚至是丑角。《西游记》中,孙悟空大闹的就是大家熟识东海龙王敖广的龙宫,四海龙王面对孙悟空时也无力反抗,只能颤颤惊惊地献上金箍棒、黄金甲等宝物,而出场时间也寥寥可数;而因为放火烧了龙宫,差点被玉帝处死,幸好被观音菩萨所救,成为了唐三藏的白马的龙王,正是另一个大家熟识的西海龙王敖闰的三太子。《封神演义》中的四海龙王除了在《西游记》中提及过四海龙王外,另一部章回小说《封神演义》中亦有龙王的出现。《封神演义》又叫《封神榜》,是明朝中叶至晚叶时期,由许仲琳编定,亦有一说法是由扬州道教思想家陆西星所改作。《封神演义》是以周武王讨伐商纣王的故事为主干,描述姜子牙封神的故事。在《创龙传》中,田中芳树多番提及到四海龙王奉玉帝的命令,协助周朝讨伐商纣,而且在《封神演义》中亦的而且确有龙王的出场。但在《封神演义》中,四海龙王在周武伐纣的战争中并没有担当任何重要角色。事实上就如《创龙传》中竜堂始所言,在任何文学作品和典籍中,并没有提及过四海龙王曾参与周武革命的战争。龙王在《封神演义》中的角色,差不多跟在《西游记》中一样,变成了配角、丑角。

在《封神榜》中,哪吒扮演了孙悟空在《西游记》中的角色。顽劣的哪吒不知自己身上带着的肚兜和腕镯是仙人的宝贝,在九河湾洗澡时将肚兜放在水中,做成了东海震动,连水晶宫也震动起来。东海龙王敖广(亦有一说法称敖光)派人调查,但派去的人却被顽劣的哪吒以宝贝打死了。敖广再派自己的三太子调查,但三太子也一样被哪吒所杀,更被哪吒剥皮抽筋。最后敖光向哪吒父亲李靖大兴问罪,并声言要向天帝奏告。哪吒心里不服气,追回在路上的敖广揍了一顿。最后四海龙王向天帝上奏此事,抓着了李靖一家解上天庭审判。而且声称要大水淹城,这时哪吒一人担当过错,剖腹剜肠、剔骨肉还父母,这才平息了此事。最后哪吒在师傅太乙真人的帮助下复活,并担当了武王伐纣战争中的先锋。在这以后,在《封神演义》中便没再提到龙王。由此可见,四海龙王协助周朝讨伐商纣的说法,确实纯粹是文学的创作,并无确切的神话和传说的背景支持。先民对南海的潮起潮落、碧波万顷以及水患,当时不能作出解释,于是有海神一说。关于海神,先秦的典籍里面,即有许多记载。比较准确地说到四海海神的,是《礼记·月令》,这是对海洋里的海神祭祀的最早记录。唐代的东、西、南、北四个海神,每一个神都有他的特定名号,南海神是广利公,唐代文学家韩愈的名篇《南海神庙碑》说,四海海神中“南海神为贵”。大概因为这个原因,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进一步加封南海海神为洪圣广利王。这不仅是在政治上国家对疆域控制范围的象征,而且也是中国民间广大老百姓精神追求的标帜。海南岛的地理环境,尤其适合海神的传播。这正如唐胄在明代正德年间所修《琼台志》所描述的,海南岛是“外匝大海”,要有“居安虑危之道,方称保民”。当然,官府有“保民”的职责,但海洋辽阔无崖

岸,“沧海之旷也,人将以为险”,人们要化险为夷,当时最有效的办法即依靠自然力:祭祀海神。联系到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中的龙文化,于是南海广利王在海南的中国民间即演变成海龙王。据道光《琼州府志》(卷八)载,陵水县“龙王庙有三:一在城南。康熙三十六年知县李聘率邑人创建,乾隆五十七年知县瞿云魁重修。一在洞楼港,一在赤岭壁港。”又据成书于1935年的民国《儋县志》(卷四)记载,海南的古儋州即有龙王庙。该“龙王庙,在东门外观音庵前。久圯。嘉庆十九年,知州言尚炜捐修。”又说:“清初,知州曹世华增建中座及头门,中座祀龙王,故称龙王庙。匾额有曹世华增建中座小引。”

其实,历代自中原渡海到海南来的人士,都要先祭祀海龙王,以祈求安全渡海。唐朝贬官王义方,到儋州任吉安县丞后,为黎族子弟讲经授学,是岛上传播中原文化第一人。当他行至南海时,写祭文与舟人一同祭祀海龙王。明谊修、张岳崧纂《琼州府志》卷二十九载:“时当盛夏,风涛蒸毒”,而当他向海龙王祷告之后,“既而开霁,南渡吉安。”屈大钧《广东新语》卷六《218海神》中进一步作了描述:“溟海吞吐百粤,崩波鼓舞百十丈,状若雪山,尝有海神临海而射。……海神甚灵,(明)嘉靖间有渡海者,见海神特立水上,高可丈余,朱发长髯,冠剑伟丽,众惊伏下拜,海神徐掠舟而过,有光经久不灭。次日有三舟复见,大噪拒之,**大作,舟尽覆。语云:‘上海人,下海神。’盖言以海神为命也。”诸如此类的奇异传说,录于古籍中或广泛传于中国民间。这足证海南中国民间信仰的海龙王祭祀的久远普遍。中国中国民间传说早有龙的许多故事,如果联系到上古时代的元典《周易》爻辞中“潜龙勿用”、“亢龙有悔”等的时空动静观念,知道龙是阳刚进取精神的象征,又是在时空变易中时刻有对老百姓润物广利的功迹。所以说中国人都是龙种,龙的传人。为什么这样说呢?据说人祖太昊帝伏羲就是龙和地母所生。远古的时候,中国这片地方叫华胥氏之国。有位叫华胥氏的姑娘,她就是地母。有一天,地母华胥氏到风景优美的大沼泽雷泽去游玩。正走之间,突然看到一个巨大的脚印出现在眼前。地母心想这是谁的脚印,这么大,可比我的脚大得多了。心里想着,就伸过脚去踩住这个大脚印,想和它比一比。可这一踩不要紧,只觉得心中一惊,就怀了孕。后来就生下了一个儿子名叫伏羲。地母踩的是谁的脚印呢,是龙神的。这个传说,恰好证明,《易》中的内卦曰贞,外卦曰悔,“贞”的涵义是“正”,“悔”是变动。所以龙是调节阴阳、润济民间万物的正神,又是在时间移动中专事拯救灾难的善神。海龙王护佑平安的功能,在海南可以区分为对在海上往来牟利的商家以及聚居海岛的黎族同胞。为利润所驱动,宋代的商人知道海南的香料品质高且价格便宜。据《宋史·食货志》载:“宋之经费,茶、盐、矾之外,惟香之为利博。”宋代的外商频繁来到海南,有的定居下来,形成番浦、番村,建庙祭祀,为往来求平安。宋·赵汝适《诸蕃志》卷下《海南》载:“琼山、澄迈、临高、文昌、乐会,皆有市舶。”“昌化在黎母山之西北,即古儋州也……城西五十余里,一石峰在海州巨浸之间,形类狮子,实贞利侯庙,商舶祈风于是。”“万安军在黎母山之东南……城东有舶主都纲庙,土人敬信,祷卜立应,舶舟往来,祭而后行。”古儋州的贞利侯庙及万安军的舶主都纲庙,是不是如上文说到的早期龙王庙有承传关系,今已不可考;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些庙都设在海边,是海舶商人所建,祭祀的为商舶祈求海航顺风的南海海神,而且“祷卜立应”。宋代商人祈求平安的祷祝,一直绵延不断。

出海人把自己的身家性命,系于海龙王的保护之中。清代屈大均写道:“祝融者,南海之君也。虞翻云:‘祝,大也;融,明也。南海为太明之地,其神浴月以开炎天,故曰祝融也’。”这类传说,后面还有因海上飓风四起,雾雨迷朦,船上的人都涕泣呼号求祝融保命;片刻之间,天日晴朗,飘行万里,“如度衽席。”这种拯救海上灾难的传说,在海南的海上航行中成为了一种信仰。

海南的黎族,除了岛上的原住民外,也有“百越”人迁移而来。百越族的文身习俗,也与向海上龙王祈求护佑平安有关。《汉书·地理志》载:“其君禹后,帝少康之庶子,封于会稽。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应劭注曰:“常在水中,故断其发,纹其身,以像龙子,故不见伤害也。”海龙王护佑平安的祈求,不仅在中国流传,在黎族也有着共同的民间信仰。

广利众生与“除国蠹”、“去民蟊”有润物广利品德的海龙王,像一面无形的旗帜,飘扬在海南老百姓的精神世界里。对于海龙王的信仰和崇拜,是随着唐代以后海上丝绸之路对外贸易的发达而日益兴盛。南海神被封为广利王;所谓“广利”,是“广徕天下财利”之意,也为“广利生民”之意。宋元以后,南海贸易日益繁荣,中外海舶互相往来,中国输出的商品是丝绸、茶叶及手工艺品等,外国运来的是金、银、琉璃、珠玑、象牙、各种香料,对外贸易的国家沿海一带有数十个,如占婆(今柬埔寨)、占城(今越南)、天竺(今印度)、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等。当海上丝绸之路的船舶频频来往于广州、扬州、泉州等港口的时候,海南岛是南海航行必经之地,一些港湾也成为往来商船避风的场所。海南岛与南海诸国地理相近,贸易便利。《宋会要》刑法二之一三五载:“海南四州黎峒地与南蕃相望。”《岭外代答》卷一载:“琼州、万安军、吉阳军……若夫浮海而南,近则占诚诸蕃,远则接于六合之外矣。”宋代来海南贸易的外国商人显著增加。宋人楼钥《送万耕道帅琼管》诗写道:“流球大食更天表,舶交海上俱朝宗。”他在《玫瑰集》卷一九《代谢知琼州表》中说:“今琼管邈在万里之外,颛居一海之中……而贾胡遥集,实为舶政之源。”“舶政之源”,说到底是获利之源。祀奉海龙王,在海南,人们所要达到的是“神人致喜”以及“佑我家邦广利”。南宋高宗,曾经多次在上谕中强调过的一句话:“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这是站在皇帝的立场上,确认“是国家大得济”,即国家受益。国家财源广进,老百姓也随之获利。

然而,关于宋高宗的“阜通”一说,海南的贬官另有议论。李光贬海南后,曾写下《阜通阁》诗,也描绘宋时海南与海外通商情景。其诗有小序云:“元寿使君到官未几,浚川筑堤,以通商贾之利,急先务也。因为阁匾,其榜曰阜通,辱示佳章,因次其韵。”李光赞扬海外贸易的繁荣,“万货来从徼外舟”,外国商船停舶海南已呈繁荣局面;但他诗中指出,要使经济繁荣,老百姓得到实惠,必须“除国蠹”,“去民蟊”。可惜在当时是无法实现的。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去祈求海南的龙王在“广利众生”时必须做到的!

现今,南海之滨的三亚、惊涛拍岸的大小洞天处,建造了“南海龙王”别院,安座南海龙王原身像。这是中国龙文化又一次在南海岸边的传承、发展,是中国民间对龙的信仰意识及对龙的形象的艺术再现,也是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与海南民间的边缘文化相结合的体现。这将会丰富海南文化的内涵,促进旅游业的发展。三亚大小洞天旅游区位于中国最南端的滨海城市——三亚,是海南岛最古老的道教文化遗迹,至今已有800年的历史。旅游区背靠鳌山,面向南海,鳌山属南方山脉之余脉,传说为海中巨鳌化成,鳌为龙子,负重载物,定海伏波,居有洞天更具福佑。山海相连,缘不可分,南海龙王给予了这块神仙福地无限恩施,备受慧泽。本地的原住民对南海龙王更是敬畏有加,祈佑共供奉,世代相传。为了从道家文化体系发掘南海龙王信仰的文化蕴涵,表现南海龙王广利天下、福泽黎民的主旨,大小洞天旅游区内修建有南海龙王别院,别院位于鳌山腹地,正对南海。院内供奉1.9米的南海龙王原身像,“头顶王冠生龙角,赤发长髯,浓眉睿目,双耳垂肩,虎鼻朱唇,龙须横出,慈祥威严,身穿龙鳞金甲,肩披龙纹披风,手扶镇海宝剑,足践双蛇,迎风伟坐于海心浪涛之颠”,以护卫国土,威镇海疆,燮理阴阳,润济万物,兴云布雨广利天下。

三、南海龙王历史传说

研究性学习的历史发展概述 篇3

【关键词】研究性学习;创新能力;教学模式;素质教育;课程改革

研究性学习作为一个独具特色的课程领域,已成为我国基础教育课程体系的有机构成,是我国当前课程改革的一大亮点。研究性学习是指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从自然、社会和生活中选择和确定专题进行研究,并在研究过程中主动地获取知识并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学习活动[1],它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学习方式,是依照科学研究的过程来学习科学内容,从而在掌握科学内容的同时体验、理解和应用科学研究方法,掌握科研能力的一种学习方式。广义的研究性学习是指一种学习的理念、策略、基本思想及方法论,它适用于各类课程的学习。狭义的研究性学习则是研究性学习课程[2、3]。“研究性学习”在国外也称项目课程、主题研究、专题研究、专题研习等。

随着知识经济社会、信息社会的来临,教育更为世人瞩目。课程改革作为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的课程改革都把学习方式的转变视为重要内容。研究性学习作为对传统接受式学习的一种改革和补充,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新教育理念在教学领域的体现,它是以学生自主性、探索性学习为主要特征。在现行的学科教学中,引入研究性学习,可以提高教学水平、促进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发展。为此,我们曾专项进行中等卫校研究性学习课程专题研究,借鉴基础教育研究性学习的经验和不足,根据职业卫校特点,开展研究性学习探索与实践(相关论文已另文发表)[4]。本文仅就研究性学习的起源和历史发展简要概述。

1.研究性学习的萌芽

研究性学习理论是建立在人类早期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不断积累、发展的基础之上,古今中外的教育家关于学习、探究的教育思想,为研究性学习的发展演变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春秋时孔子的“学思结合”的教育思想把人引向了一个思考的王国。三国时的刘徽为《九章算术》进行的注释及其贡献,把人们引向了一个如何解决问题的王国,而培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正是今日研究性学习的主题。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倡导的“对话式”辩论,激励人们对问题作出符合逻辑的思考,成为西方教育史上的一个亮点。德国洪堡 (W.Humboldt) 倡导的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思想,为世界科技与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为当今的研究性学习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牛顿的《光学》提出的 31 个尖锐问题,曾推动了物理学的快速发展。希尔伯特 (Silbert) 在1900年提出的23个数学问题,又对20世纪的数学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科学发展史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是伴随问题的提出和解决而发展的。可见,鼓励提出问题,鼓励人们去研究、思索直至解决,是推动学科和人的思想发展的良方。

2.近代的研究性学习的发展脉络

18世纪以来,“研究性学习”至少被大规模地倡导过三次。第一次发生于18世纪末到19世纪的欧洲,主要倡导者是卢梭、裴斯泰洛奇、福禄倍尔等人,这个时期对“研究性学习”的倡导受到了“启蒙运动”的影响,其目的是把人的精神从中世纪的蒙昧、迷信、盲从中解放出来,让理性的光辉照亮人的心灵。

第二次出现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美国,主要倡导者为杜威 (J.Deway) ,克伯屈( W.Kilpatrick )等进步主义者以及康茨 (G.Counts),拉格 (H.Rugg) 等改造主义者。这个时期的“研究性学习”的倡导者主要是应工业化时代和社会民主化的需求,并且受实验科学的影响,其目的是培养适应现代化社会需要的、改造自然和社会的人。19世纪末,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曾对世界教育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他把观念的获得看成是一个被动的过程,过分强调教师和书本的权威性,从而忽视了教学活动的复杂性,抑制了学生个性的发展。当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发生深刻变化的时候,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便受到有力的挑战。1916年,杜威在他著名的哲学著作《民主主义与教育》中论证了科学探究的必要性。他的“通过解决问题进行学习”、“从做中学”的教育思想开始被人们接受。另一位教育家克伯屈依据杜威的“从做中学”的教育思想又创立了“设计教学法”,其中也蕴涵着研究性学习的实施形态。

第三次热潮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的欧美诸国及亚洲的韩国、日本等国,主要倡导者为美国的布鲁纳 (J.Bruner) ,施瓦布 (J.Schwab),费尼克斯 (P.Phenix) 等人。1957年,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美国政府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和震动,感到了失去科学技术的领先地位,并把这种科技的落后状况归因于教育的落后,由此引起了他们对教育意义和作用的重新认识。在此背景下,1959年,著名的教育心理学家布鲁纳做了题为《教育过程》的著名报告,提出了教育改革的设想。与此同时,施瓦布教授在1961年所做的题为《作为探究的科学教育》的报告中得出了与发现法相似,但更具操作性的教学方法—— “探究式学习”方法。美国著名教育心理学家加涅 (R.M.Gagne) 对 “探究式学习”从理论上加以论证,因而探究式学习普遍受到人们的重视。桑德 (R.B.Sund) 和特罗布雷奇 (L.W.Trowbridge) 也对探究式学习的技能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探究式学习的理论开始被倡导和推广开来。以布鲁纳为首的教育改革派认为教育的落后主要在于课程的落后,他们的理论上的工作推动了课程改革运动——“學科结构运动”。

研究性学习的理论基础主要为布鲁纳的“探究—发现”学习观;马斯洛.罗杰斯等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和近二十年来兴起的建构主义理论等。

3.当代研究性学习的概述

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研究性学习已在世界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实施并推广。当今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知识经济时代国际上国防、经济、科技力量之间激烈的竞争,而创新人才又是通过教育培养的,所以各种竞争的结果又演变为教育的竞争。由此可见,谁实施了创新教育,谁就掌握了创造性人才培养的机制,谁就在未来世界范围的竞争中增加了获胜的法码,教育改革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世界各国教育改革的步伐在不断加快,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与国际竞争的需要。在这种国际竞争的大背景下,课改作为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引起了各国的重视。各国纷纷出台各种举措,都把改革学生的学习方式作为重要的突破口,试图在创造性人才的培养战略上处于领先地位。

例如,法国初中开设的“多样化途径”和“综合实践活动”课程,高中开设的“有指导的学生个人实践活动”(TPE)课程,高中后大学预备班开设的“适度发挥个人创造力”(TIPE)课程;美国的“以项目为中心的学习”和“以问题为中心的学习”课程;日本的“综合学习”课程;澳大利亚的“在解决问题辅导课中的合作学习”课程;英国的“普通高中课程的改革”;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科学教育”课程;我国香港地区的“专题研习”和台湾地区的“九年一贯课程”的改革等等,都代表了当今世界课程改革和发展的潮流。

4.我国研究性学习课程的历史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的兰本达教授曾在北京举办“探究——研讨教学法”讲习班并开展试验; 1983 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小学科学教育的“探究——研讨”教学法》一书的中文版,我国基础教育领域开始进行了一些探究学习的研究与实验。1995年上海部分重点中学在知识经济与教育改革的大讨论中,敏锐地感到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将是信息社会学校教育的重要任务。他们利用各种不同层次、不同渠道的国际交往,积极学习和引进国外各种有利于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教学模式。研究性学习作为一门实验课程,1998年开始上海率先在活动课中开展研究性学习与研究型课程建设的探索研究,组织了专门的课题组,在此基础上,上海和其它省市出现了大量的研究型课程的探索范例,在这方面比较有影响的如:上海大同中学的“专题研究”、上海七宝中学的“角色体验”、华东师大一附中的“跨学科活动课”、江苏太仓中学的“社会调查”、浙江端安中学的“走向自然、走向社会、走向生活”等。2000年 2月,教育部颁布了《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课程计划(试验修改稿)》(教基[2000]3 号),将研究性学习作为综合实践的一项基本内容在全国10个省(市)先期进行实验; 2001 年4月,教育部颁布了《普通高中研究性学习实施指南》(试行),要求次年9月起全国各省市使用上述计划,这就意味着研究性学习将在全国所有普通高中实施。2001年6月,经国务院同意,教育部规定从小学到高中设置综合实践活动并作为必修课,研究性学习是其中一项很重要的内容。研究性学习在通向21世纪基础教育的新课程体系中具有突出的地位,其作为必修课贯穿于整个教育过程中,这无疑是课改在课程结构一项重要变化[1]。■

【参考文献】

[1]葛炳芳主编.高级中学研究性学习教程[M].第一版.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9:2.

[2]钟启泉,崔允郭,张华主编.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M].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8,(1).

[3]高剑森.研究性学习的实践与思考[J].教育探索,2002,4.

英语屈折变化历史演变概述 篇4

关键词:西日耳曼语,综合语,分析语,屈折变化

一、引言

英语是一种屈折语言, 自5世纪由盎格鲁撒克逊人传入英国以来经历了多重历史演变, 在语法特征上主要表现为词尾屈折变化的不断进化, 英语逐渐由综合语演变为分析语。

英语迄今有1, 500多年的历史, 传统上划分为三个时期, 即古英语时期 (450-1150年) 、中古英语时期 (1150-1500年) 及现代英语时期 (1500年至今) 。

二、古英语时期完全屈折, 综合语特征强势

古英语时期, 也被称作完全屈折时期。在这一时期名词、形容词、代词和动词采用不同的屈折结尾形式来表示格的变化。

古英语名词和形容词有四种格:主格、所有格、与格和宾格。除了这四个格, 古英语的一些源自拉丁语的名词还有汝格和方位格。名词和形容词单复数均受四个格影响, 显示了对数和格的区分。古英语没有汝格, 而且一般没有方位格或助格, 这些格已逐渐并入与格。同样, 直接称谓的呼格通常与主格形式相同。这些格的结尾随名词的不同而变化, 分属一定较宽的范畴或词尾变化。名词根据词干在日耳曼语中是以元音还是辅音结尾, 存在着元音词尾或辅音词尾变化, 也被称为强弱词尾变化, 并且每类变化中都存在一定的分支, 如stān (stone) 包含阳性词a, gieft (gift) 包含阳性词干ō, hunta (hunter) 包括阳性辅音词干。

名词强弱词尾变化又决定着形容词的双重变化。形容词对阴、阳、中三种性也有分别的形式且有双重变化:一方面, 强词尾变化, 与名词使用时没有一个定冠词或类似的词 (如指示代词或物主代词) 伴随;另一方面, 弱词尾变化, 使用时名词前有一个限定词。古英语拥有一个完全屈折变化的定冠词, sē, sēo的普通意思是“the”, 本身是指示代词与现代英语的指示代词 that对等。

古英语名词不仅在性、人称和格方面有明显的区分形式以及在数上除了有单数和复数外, 还保存了双数形式指示两个人或两件事情, 如wit (we two) , git (ye two) 。但古英语动词没有体现这种双数形式;代词的双数和复数的区别甚至消失。

古英语的动词屈折变化对不同的人称、数、时态和语气也有相应的词尾区分。古英语只通过屈折变化区分两种简单时态:现在时和过去时。除了个别单词, 它不像拉丁语或希腊语有被动语态的屈折变化, 它承认陈述、虚拟和祈使语气, 通常只有两种数和三种人称。

古英语动词分为两类:弱词和强词, 现在英语中称之为规则动词和不规则动词。有些强词, 如sing, sang, sung代表着印欧语系的典型特征, 之所以被称为强词是因为它们有通过根元音变化来表明时态变化的能力。在一些弱词中, 如walk, walked, walked时态变化通过添加齿音, 有时甚至还添加个音节。由于语意由词尾不可分割的屈折变化系统表达, 古英语是综合语, 屈折与词干熔合, 传递多重语法信息。

三、中古英语时期屈折变化逐渐消失, 综合语逐步向分析语转变

中古英语时期, 自古英语末期就已开始分解的屈折变化变得大量减少, 这段时间也称作屈折逐渐消失时期。

随着屈折变化的大量消失, 名词和形容词的标志着数、格、性区分的结尾发生变化, 逐渐失去了它们鲜明的形式及其用途。这种情形在一定程度上也作用于动词。最初的语音变化几乎在任何情况下都把词尾的m改成n。也就是说, 当根据强词尾变化进行屈折变化时, 在名词复数和形容词的与格形式和形容词与格 (阳性或中性) 单数中进行变化。在中古英语时期, 有两种方法表明复数:强词变化用-s或-es, 弱词变化用-en, 后来-s表复数在英国被广泛接受。

屈折变化的消失对形容词有着更深影响。主格单数形式被保留, 并延伸到单数的所有格中, 主格复数被延伸使用到复数的所有格中, 在强、弱词尾变化都得到体现。其结果是, 在弱词尾变化中, 单数和复数不再有明显的区分, 都以-e结尾, 如bland>blinde, blindan>blinde。屈折变化的逐渐消失简化了名词和形容词, 并减少了对性、格、 (形容词的) 数各类正式表达的依赖, 而更大依托于对比、词序、介词使用, 从而明确句中诸词的关系。与之对应的代名词屈折变化的更加明显。在代词屈折变化中, 形式的简化只是由于词尾音节的弱化造成的。这种屈折变化的消失在指示代词中最明显。古英语中有sē, sēo, Þœt的各种形式, 但中古英语中只存在this和that并沿用至今。

人称代词的屈折变化消失得不是很普遍。在人称代词中, 对不同的性和格需要不同的形式, 于是存在于古英语的不同区分也被保留了, 然而, 与格与宾格早期被合二为一, 只有与格, 如him, her, [t]hem。

除了这种根据通常趋势而发生的屈折变化的逐渐消失和词尾的弱化现象外, 中古英语动词由于强动词词形变化而导致词尾屈折的大量消失。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在弱词中有着非常一致的形式, 而在强词中都有不同的形式。如:sing-sang-sung;而drive-drove-driven, fall-fell-fallen。动词的原则变化了, 产生了强词让位于弱词的趋势。

屈折变化的消失导致对性的区分的消失。中古英语常常使用指示代词替代形容词来指定性的区分。当形容词对性的区分的结尾逐渐消失时, 指示代词有了the, this, that, these和those, 消失了对单词的性的本身支撑。

由于屈折变化的逐渐消失, 由词尾来标识指示的句法和语义的关系变得模糊、歧义。最直接的避免这种歧义的方法是利用限定词序。因此, 在中古英语时期, 英语从一种高度屈折语逐渐向分析语过渡。

四、现代英语屈折变化完全消失, 分析语特征完全确立

16世纪初, 英语继续着开始于中古英语晚期的词的形态革命。原有大量的屈折变化系统完全消失了, 这一时期也被称作是屈折变化完全消失时期。在名词, 唯一保留下来的屈折变化是表明单复数的词尾-s;形容词表示性、数、格的词尾屈折已消失, 只留下比较级和最高级, 且在使用中也出现了变化, 如在莎士比亚作品中, 出现more larger, most boldest。人称代词上, 有三种明显的变化:使用thou, thy, thee;用you 替代ye作主格;引进its作为it的所有格形式。在动词上, 常有动词的无人称使用, 出现了“If yearns me not”, “it dislike me”, “so please him come”等表达。现代英语早期还有一个明显特征是第三人称用-eth, 后逐渐用-s, 第三人称复数有时甚至用-s。如在莎士比亚的Lucree中有“troubled minds that wakes”;在The Mechant of Venice中有 “whose own hand dealings teaches them suspect the deeds of others”等表达。许多动词特别是强动词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有多种形式。现代英语中, 除了在所有格和在代词中, 主语和宾语并无区分的形式, 也没有像在拉丁语中用格的词尾变化来标识的表示关系的屈折变化。在语法上, 现代英语以功能词、助动词和词序变化而不是屈折变化形式来表达语法关系, 从屈折语完全演变为分析语。

五、结语

英语屈折变化由繁到简, 逐渐消失, 有着深远的历史和社会因素。屈折变化的日益消失标志着英语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进化。追溯英语屈折变化的历史演变, 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英语的发展方向, 对我们更好地学习英语语言、还原其语言本来特征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Akert C.Baugh and Thomas Cable.英语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1, 9

[2].Barbara A.Fennell.A History of English[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3].戴炜栋, 何兆熊.新编简明英语语言学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

[4].邓炎昌.语言与文化[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1

裴航概述及历史传说 篇5

裴航是唐代裴铏所作小说《传奇·裴航》的男主人公。传说裴航为唐长庆间(821-824年)秀才,一次路过蓝桥驿,遇见一织麻老妪,航渴甚求饮,妪呼女子云英捧一瓯水浆饮之,甘如玉液。航见云英姿容绝世,十分喜欢,很想娶她为妻,妪告:“昨有神仙与药一刀圭,须玉杵臼捣之。欲娶云英,须以玉杵臼为聘,为捣药百日乃可。”后裴航终于找到月宫中玉兔用的玉杵臼,娶了云英。婚后夫妻双双入玉峰,成仙而去。

二、裴航概述

裴航是唐朝的一个秀才。一次坐船时,他向同船的美貌女子樊夫人用诗歌表达了倾慕之意。樊夫人回诗:“蓝桥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岖上玉清。”然后就离开了。裴航不解其意。 之后某一天,裴航路经蓝桥驿,向路边茅草房中一位正在辑麻的老婆婆要水喝。老婆婆让孙女云英给他倒了一杯水。裴航看到姿容绝世的云英,便想娶她为妻。老婆婆要他用玉杵臼将一粒玄霜灵丹捣一百日,然后给她服下,以求长寿。裴航答应了老婆婆的要求,并定下百日之限。裴航回去后,费尽周折终于在虢州(今河南灵宝县)一个药铺倾其所有买下了玉杵臼,然后长途步行到蓝桥,日夜捣药。月宫中的玉兔被裴航的坚贞所感动,每天都来悄悄帮他捣药,老婆婆也受到感动,终于答应了婚嫁之事。迎亲之日,樊夫人也来了,原来她是云英的姐姐。樊夫人在船上的回诗,就是在向他暗示这段姻缘。此后,裴航和云英美好的生活着,最后双双成仙升天。这个故事也常被叫做“蓝桥捣药”。“云英”则被当作意中人的代名词。宋元话本《蓝桥记》、元庚天锡《裴航遇云英》杂剧、明龙膺《蓝桥记》传奇、杨之炯《蓝桥玉杵记》传奇均以此为题材。

三、裴航历史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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