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行为是社会行为

企业行为是社会行为（精选十篇）

企业行为是社会行为 篇1

1947年联合国调查各国社会工作教育概况时, 曾收到33个国家对社会工作所下的33个不同的定义。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国家的背景差异和对社会工作的不同理解。中国当代社会研究中心主席田森认为, 社会工作学是:“一门研究如何助人, 如何保障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生活权益, 促进社会稳定和发展的科学。”[1]也有人认为, 社会工作是一种以助人为宗旨、运用各种专业知识、技能和方法去解决社会问题的专门职业, 是确保现代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制度。从19世纪60年代起, 社会工作始终关注弱势群体, 注重解决社会问题。这就决定了社会工作和政府职能具有相似之处。

今天, 社会工作已经发展成为以价值观和实践为基础的助人自助的专业活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4年5月颁布了第九批国家职业标准, 社会工作首次被载入中国职业标准目录, 其中对社工的职业定义是:遵循助人自助的价值理念, 运用个案、小组、社区、行政等专业方法, 以帮助机构和他人发挥自身潜能, 协调社会关系, 促进社会公正为职业的社会服务人员。所以这种专业活动的主要目的和作用是协调社会关系。

政府的行政职能是相对稳定的, 但是, 职能的内涵和外延会随着任务和要求的变化而变化, 职能的内容及行使手法、管理方法也应随着形势、服务对象、服务内容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不论政府职能如何变化, 社会管理都是其中不可少的。在政府的社会管理无法深入的地方, 社会工作就充当了社会自发的对政府职能的补充。我们要建立高效率的小政府, 一些社会问题就更要在政府的引导下由社会自己解决。

广东省深圳市社科院在2005年11月5日的市政协四届二次常委会上提交了“关于‘十一五’期间深圳市社会事业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研究报告”, 建议深圳撤销街道办事处, 强化社区自治功能, 培育和发展社区服务实体、中介组织和专业性社会工作机构。行政事项交回区政府职能部门, 社会化职能就交给社区, 而公益性服务工作则交给专业化的社区工作者承担。这个报告充分体现了在新时期市场经济的条件下, 社会工作将成为政府职能的延伸。

二、社会工作的价值伦理基础

社会工作的社会基础是契约社会。

现代契约政府的理论源头可以上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自然法观念:修昔底德借伯里克利之口说, “我们服从法律本身, 特别是那些保护被压迫者的法律, 那些虽未写成文字、但是违反了就算是公认的耻辱的法律”[2], 这里所谓“法律本身”、“未写成文字”的“法律”实际上指的就是自然法。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把自然法和上帝等同起来。正如保罗所说, 一切权力皆源自上帝。奥古斯丁神学的特点是上帝的“神法”, 即自然法, 与人为法的对抗。而阿奎那则认为, 人类从上帝那里分有而来的神圣理性及其永恒之律, 就是自然法。这样自然法必将与人的理性相统一。人类具有理性, 能够自觉地接受上帝的指导与管辖, 即能够认知自然法, 因此也就具备了承担道德责任、履行道德义务的条件。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近代以来的自然法观念的先声。近代法学流派繁多, 但是大都信奉理性的力量, 着眼于个人或社会, 强调权利和义务。约翰·洛克的观念基本上代表了近代自然法学说的主流观点:自然法以人类理性为基础, 确认并保护人之自然权利, 侵犯人之自然权利就意味着违反自然法, 人人都具有阻止和制裁这种违反自然法之现象的正当权力, 他们宣扬“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 主张契约自由和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自然法学派直接造成了法国《人权宣言》、美国《独立宣言》, 美国宪法、拿破仑法典、奥地利1811年民法典、德国1896年民法典和瑞士1907年民法典等。近现代契约政府就建立在对自然法的认识之上。

18世纪,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首先提出了社会契约的概念, 美国独立后, 依照《社会契约论》思想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宪法。按照社会契约论, 政府是人民为保障自己的自由权利, 相互妥协让步, 放弃自己的一部分权利, 将其交给政府。所以个人的权利就是政府的义务。关注弱势群体, 保护每个个体的生存权利, 就理所应当成为政府职能的一部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社会工作才可能成为政府职能的延伸。

卢梭坚定地认为, 自由的人是共和国制度唯一基础。当政府掌握了人们让出的权利之后, 我们必须保证政府不会滥用这种权利, 不至于凌驾于人民之上, 用人民主动献出的权力来实施暴政、剥夺人民其他的权利, 这就是社会契约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卢梭说:“国家的体制愈良好, 则在公民的精神里, 公共的事情也就愈重于私人的事情。”[3]卢梭还说, 一旦有人针对国家大事说“这与我何干?”这个国家就可被认为是迷失了。因此只有自由的公民才是社会契约成立并且合法的前提。因为契约, 人民变成了公民, 自由公民不但要保护捍卫自己的权利, 而且要必须对他人的权利负责, 对社会负责。这种责任表现为对人权的捍卫。如果一个人侵犯他人的自由和权利, 那么他就无法保障自己的自由和权利。不侵犯他人的自由和权利, 这是消极意义上的对人权的捍卫。在积极的意义上, 就是要限制政府的权力, 采取主动的方式积极捍卫所有人的自由和权利。这样社会工作就有了伦理上的基础和价值依据。对弱势群体的扶助, 正体现了对他人的自由和生存权力的捍卫。

在基督教传统中, 对人的热爱是出于对上帝的责任和义务, 如果按照近代自然主义的观点, 把理性、上帝和自然权利统一起来, 那么无论是从基督教伦理的框架下的博爱观出发, 还是从功利主义框架下的权利和义务出发, 社会工作都体现了理性基础上的自然法则和公民的义务与责任。

三、社会工作是市场化的伦理行为

然而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社会工作者, 社会工作成为一种职业也是社会分工的结果。在社会高度分工的市场经济条件下, 社会工作就不仅仅是伦理行为, 而且也是市场行为。

中国的王朝政府是一个伦理政府, 政府的唯一代表, 皇帝, 充当着大家长的角色, 各级地方政府的行政长官也在当地充当着家长的角色;社会行为发生在各个家族中间, 而家庭和个人又由于各种亲属关系而同时隶属于不同的家族。比如某男既可以是A家族的儿孙, 又可以是B家族的女婿, 还可以由于哥哥的姻亲关系成为C家族的亲属。即使由于共同的境遇、共同的谋生手段或共同的经济往来而凸现出来的群体比如乞丐、挑夫或盐商等人, 也首先属于某个家族, 并自发地以类似家族的方式组成团体和帮会。由于伦理的含义在引进西方伦理学的概念后有所扩大, 以家庭伦理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可以被称为伦常社会。

中国古代并不存在独立的社会工作。大户或寺院也有类似社会工作的施舍活动, 但是其本质, 是单一的偶然救助。至于乡社等组织, 也不过是互帮互助。在伦常社会中, 每一个人都要对, 并且主要对自己的家族成员负责。对弱势个体的帮助和社会公益事务都是在家族内部, 以伦常方式进行的, 所以不可能产生专门的社会工作。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家族对个人的伦理责任被国家对个人的伦理责任所取代, 因此本质上, 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仍然是一个伦常社会。政府承担了全部义务和责任。因此也不会产生专门的社工。

在伦常社会里, 每个个体都负有对家族或是集体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而不负责其他个体的自由和权利。在理论上, 伦常社会里并不存在弱者, 因为每个人的自由和权利都隶属于家族或是集体, 因此都是一样的。正如一个家庭会尽量保证每个成员都会有饭吃有衣穿, 而每个成员都要为这个家庭负起责任, 而这种责任并不因为个体能力的差异有所变化, 每个人只需要尽其所能, 竭尽全力。个人与集体是绝对统一的。

但是这只是一种理论状况。个体之间的差异和冲突并不像理论中一样可以轻易被忽略和消除。这种差异和冲突最终将导致特殊意志和一般意志的对立, 并出现集体与众人的分离。

市场经济体制假定了独立于政府的平等自由的个体。因为市场经济的运作首先承认了个人对财产支配权, 其次认可了个人需要的交换和流通, 最后以税收的方式明确了个人与政府间的权利和义务, 而经济生活的有效运转又要求了个体之间的相互责任和义务。这样就具备了社会工作诞生的条件, 伦理行为成为可以买卖的对象。社会工作也就应运而生了。

只有在一个契约社会中, 自由公民作为社会契约的基础, 才具备对其他个体自由和权利的责任;只有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 这种责任和义务才可以以分工的方式成为一种职业。所以社会工作是市场化的伦理行为。

摘要：社会工作是政府职能的延伸, 属于市场化的伦理行为, 其价值依据和伦理基础是现代契约政府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对他人的自由和生存权力的尊重与保护。社会工作成为一种职业是社会分工的结果,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社会工作就不仅仅是一种伦理行为, 而且也是一种市场行为。

关键词：社会工作,伦理,市场

参考文献

[1]光明日报, 1999-08-20

[2]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0:4-130.

企业行为是社会行为 篇2

經濟學是研究人類經濟行為的社會科學。人類的經濟行為種類甚多，包括人們對商品的銷售和購買、農場或工廠生產產品、金錢的儲蓄和借貸、工作的選擇、員工的僱用、國內外的投資，以及國際間的貿易和人口移動等等。這些經濟行為的相互影響及其集體作用，又決定了各種產品的產量和價格、市場的壟斷或競爭型態、一般耳熟能詳的國民所得、經濟成長、進出口、薪資、物價水準、利率、匯率、失業率，與所得分配等經濟現象和經濟變數。經濟學不僅要研究各類經濟行為的決定因素，也要研究這些行為相互影響所產生的經濟現象及其對策，因此是一門兼具理論和實用性的學問。

隨著國際經濟活動日趨複雜與深化，任何國家無不在這些活動環節上投入大量的資源與人力、物力。專業化當然是必然的走向，而隨之延伸而來的人力資本投注，包括量與質，更是空前的迫切。近幾年，國內商科研究所的考試人數一年比一年多，可說競爭越來越激烈，這也間接說明了這種趨勢也是國內商業活動的日不落標竿。「經濟學」做為大部分商科所別的必考科目，如商學、財管、財金、財政、金融、企管、國企、工管、資管、管科、科管、交管、人資、國貿、保險、經濟、國經、政經、事經、工工等，其重要性自是有目共睹。

企业行为是社会行为 篇3

关键词：企业；员工；企业社会责任；博弈

一、模型的建立与分析

（一）模型假设。

本文在长期模型中引入员工，进行企业、政府和员工三方的博弈分析，并假设其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

（二）模型分析。

a.短期内企业社会责任博弈模型。

假设1：企业和政府监管部门在博弈过程中是理性的，企业的目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且政府部门有能力查处其是否履行社会责任。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概率为p2，企业行贿的概率为p4，政府监管部门查处的概率为p1。

假设2：企业短期履行社会责任的成本为C1，履行社会责任获得的额外收益为R1，但短期内利润不明显，故设R1为0。企业不履行社会责任遭到政府查处成本为C2，企业行贿为αC1（0<α<1）。

假设3：政府对企业进行查处成本为C3，当企业行贿后，设政府监管部门滥用职权的概率为p3，此时企业不发生履行社会责任的成本；当企业不向政府部门行贿，而政府部门滥用职权对未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进行罚款为βC2（β>1）；若此时政府部门不滥用职权，企业的行贿金额αC1将被政府监管部门没收后上缴国库，并处以C2的罚金，政府作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将得到K（αC1+C2）的奖励，其中0

假设4：短期内，企业由于未履行而遭到政府查处，社会形象损失成本为η1，积极履行其正面形象收益为η2；监管部门滥用职权使得社会形象损失成本为η3，当企业没有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政府也没及时给予查处时，政府社会形象损失成本为η4。

根据以上假设，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博弈树模型如表1所示。

由表2-1，我们依次计算各结点收益值如下：

节点①：企业的收益为η2-C1，政府监管部门的收益为-C3；节点②：企业的收益为δ1，政府监管查处部门的收益为δ2；节点③：企业的收益为-C1，政府监管查处部门的收益为0；节点④：企业的收益为0，政府监管查处部门的收益为-η4；节点⑤：企业的收益为-αC1-η1，政府查处部门的收益为αC1-η3-C3；节点⑥：企业的收益为-η1-βC2，政府查处部门的收益为-C3-η3+βC2；

节点⑦：企业的收益为-αC1-C2-η1，政府查处部门的收益为K（αC1+C2）-C3；节点⑧：企业的收益为-η1-C2，政府部门的收益为-C3+KC2

以⑤⑥⑦⑧为基础节点，计算出节点②上企业与政府查处部门的期望收益，并设企业的期望收益为Rc，政府查处部门的期望收益为Rg，

即：，

计算企业是否履行社会责任与政府是否检查环节，设这一环节企业的期望收益为R1，政府监管查处部门的期望收益为R2，该博弈的均衡解记为P1*和P2*

；

b.长期内企业社会责任博弈模型

假设1：不管企业是否履行社会责任，员工都会获得基本薪酬S，员工努力工作成本为C，在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前提下，员工努力工作会被奖励的报酬W；相反，将会受到F的罚金，F作为企业收益。

假设2：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成本为2C，员工努力工作，企业获得物质收益为Re，同时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在社会中树立的良好形象会给企业带来的收益为Rc，若企业没有履行社会责任，其社会形象损失成本为Rc。在政府监管强的情况下，企业会被罚款金额为2C，在监管弱的情况下，会被罚款金额为C。

假设3：对政府而言，设监管强的时付出的成本为2N，弱时付出的成本为N，政府因积极履行职责，获得的社会收益为Rg。

第一，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概率为P2，政府监管强的概率为，监管弱的概率则为1-，员工选择努力工作的概率为P（P=1）和不努力工作（P=0）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概率小于，员工的最佳决策行为是不努力工作；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概率大于，员工的最佳决策行为是努力工作；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概率等于，员工会随机选择行为。

第二，在员工以概率P努力工作，政府以的概率强力度监管，企业选择履行社会责任P2=1和不努力工作（P2=0）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即若企业员工努力工作的概率小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就是最有优决策；若员工努力工作的概率大于，企业不履行社会责任就是最优决策；若员工努力工作的概率等于，企业则可随机选择是否履行。

第三，在市场经济中，员工以概率P努力工作，企业以P2的概率履行社会责任，政府选择强监管（=1）和弱监管（=0）监管弱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P2=

即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概率小于，政府选择强监督就是最优决策行为；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概率等于，政府就可随机选择；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概率大于，政府选择弱监督就是最优决策。

二、结论

a.短期内企业社会责任博弈模型中。

通过对博弈均衡解分析得：C1与政府查处概率之间是呈正相关；当企业因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自身树立的社会形象收益η2越大时，企业就会主动履行社会责任，政府查处的概率P1*就越小；当政府履行自身职责监管的收益Rg越大时，企业为了避免损失，被迫履行社会责任，使得政府监管部门查处的概率P1*就越小。

通过对分析可得，当政府查处的成本越大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概率P2*也就越小。

通过对分析可知，当企业行贿的金额越大时，政府部门滥用职权的概率就越大；当政府处罚的金额越大时，企业为避免罚金会履行社会责任，同时政府部门滥用职权的概率也就越小。

通过对分析可知，当企业行贿的金额越大时，政府部门上缴国库的金额也就越大，使得企业向政府查处部门行贿的概率P4*也就越大；当政府因没有尽职尽责而导致的社会形象损失成本η3越大时，政府查处部门滥用职权的概率也就较小。

b.长期内企业社会责任博弈模型。

企业是否履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与对员工不努力工作的罚款和努力工作报酬有关；而员工是否努力工作，则与其成本，企业的奖励和罚金有关；政府监管部门查处力度的大小则与其成本N和对企业的罚金C有关。

企业伪社会责任行为博弈分析 篇4

关键词：伪社会责任,社会责任,企业,政府,博弈

企业社会责任思想自提出之日起便引发了无限的争论, 不仅出现过围绕“企业到底是否该承担社会责任”的三次著名大争论, 而且现实中也不乏大量社会责任倒退的现象, 这使得人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 由此也导致企业对“真正”履行社会责任的动力逐渐减退。但是由于人们的“责任消费”观念和对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普遍有好感, 企业便开始打着对社会负责任的旗号来“装饰”自己。

一、相关概念综述

1.企业伪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的概念由来已久, 最早由美国学者谢尔顿提出, 但直到1953 年H.R.鲍恩《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一书出版, 才被人们所熟知。随着世界范围内社会责任运动的高涨, 社会责任理论也不断发展。弗雷德里克认为企业有义务为社会进步做贡献。麦奎尔认为企业不仅要承担经济和法律方面的义务, 还需承担如社会福利、政治等其他社会责任。曼尼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必须是在企业完全自愿的前提下, 除去经济、法律要求必须承担的义务外, 企业真实的支出。卡罗尔在总结前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金字塔形的企业社会责任观, 并被引用至今。他指出社会在特定时间内对经济组织有四种期望, 由低到高依次是经济上的、法律上的、伦理上的和企业自行量裁的 (慈善的) 期望。

企业伪社会责任从字面上看, 是由“伪”和“社会责任”两个词构成。“伪”即虚假、虚伪的意思, “社会责任”即对社会负责任的行为。肖红军、张俊生和李伟阳定义伪社会责任行为为虚假的或伪装的“对社会负责任的行为”。从概念起源看, 企业伪社会责任源于“漂绿”概念, 即企业采取虚假的环保宣传以获得具有环保责任感的绿色形象。它表达为企业并非真正履行社会责任, 而是借助公众对社会责任企业的信任以达到盈利等目的。

本文采取肖红军的概念, 定义伪社会责任行为为虚假的对社会负责任的行为。

2.博弈论

博弈论, 又称对策论, 是主要研究参与人在一定的环境条件和约束条件下, 依靠所拥有的信息, 同时或先后, 一次或多次, 从各自可能的行为或策略集合中进行选择并实施, 并各自从中取得相应结果或收益的一门学科理论。博弈论思想可追溯至18 世纪, 但主要理论发展始于20 世纪20 年代数学家埃米尔·鲍雷尔和约翰·冯·诺依曼的工作, 1944年冯·诺依曼和奥斯卡·摩根斯坦合著的《博弈论和经济行为》一书, 标志着现代博弈论的正式建立。被认为是博弈论的基石。20 世纪50年代, 约翰·福布斯·纳什证明了博弈均衡的存在, 即纳什均衡, 开创了有关讨价还价的博弈论研究, 奠定了现代非协同博弈论的基础。此后不久, 博弈论模型开始应用于经济学和政治学, 心理学家也开始研究人类实验对象在实验性博弈中的行为。70年代, 博弈论首次作为工具应用于进化生物学。随后, 博弈论方法逐渐掌控微观经济学, 并应用到经济学许多领域和其他社会行为学的各个领域。

鉴于博弈论在经济领域的广泛应用, 特别是在竞争合作博弈中能够准确的模拟各方的实际反应, 因此本文构建博弈模型, 列举可供博弈各方选择的策略集合, 考虑各方偏好和信息, 分析最终可能影响博弈的各方面因素, 并给出可供决策者制定策略的建议, 促进社会责任体系的建设。

二、两个企业参与时的社会责任“囚徒困境”

模型假设:

⑴假设某一市场上只有两家企业, 分别为企业1和企业2, 生产同一种产品。

⑵企业1 和企业2 均为理性经济人, 即均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

⑶在市场中, 不同于以往模型中假设企业只有承担社会责任和不承担社会责任两种选择策略, 本文假设有三种策略可供企业1和企业2选择, 分别为:承担社会责任、不承担社会责任以及采取伪社会责任行为。如果企业1 选择承担社会责任, 如改善社区环境、提升空气质量等, 但企业1并不能阻止企业2享受因环境改善而带来的“搭便车”的好处。反之, 企业2也是如此。

⑷企业1和企业2的不同策略选择会相互影响, 且信息通常不对称, 即企业1与企业2 在做出各自选择时, 均不知道对方会采取何种策略。本文中我们假设两家企业同时做出决策, 并且在做出决策后不能更改。

本文构建如表1 所示的支付矩阵。横向代表企业1 的三种策略集合, 纵向代表企业2的三种策略集合。企业1和企业2 不同的策略选择对应不同的收益, 当两家企业均选择承担社会责任时, 两家企业各自得到5 个单位的收益;而当企业1 承担社会责任, 而企业2 选择不承担社会责任时, 企业2 则会因为减少开支且在不承担社会责任的情况下分享企业1 承担社会责任所带来的好处而获得7 个单位的收益, 企业1则只获得3个单位的收益, 反之如果企业1 选择不承担社会责任而企业2 选择承担, 则两者收益相反。更进一步, 如果企业1 选择承担社会责任, 而企业2 选择伪社会责任行为, 即宣称自己承担社会责任, 但实际并未履行, 则企业2会由于标榜自己是有良心的企业而获得比单纯的不承担社会责任更多的市场认同, 从而获得8 个单位的收益, 而此时企业1的收益降为2个单位。若两家企业均不承担社会责任, 则由于公众感受不到环境的改善和社会福利的增加而减少“责任消费”, 此时其收益分别降为2 个单位。若企业1 选择不承担社会责任, 而企业2选择伪社会责任行为, 企业2 会因为骗取公众的好感而获得4 个单位的收益, 企业1只获得1个单位的收益。若两家企业均选择伪社会责任行为, 此时的收益会多于均不承担社会责任时的收益, 同时因为公众体验不到如环境改善等福利, 因此此时的收益会低于两家企业均承担社会责任时的收益, 此时, 两家企业均获得3 个单位的收益。

由以上分析可知, 在上述博弈中, 对企业1 和企业2 来说, 最佳的策略是均选择承担社会责任, 从而各自获得5个单位的收益。但由于企业1和企业2均为理性经济人, 所以, 两者均会选择能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策略。对企业1 来说, 企业1的最优策略是采取伪社会责任行为策略, 此时, 不论企业2选择何种策略, 企业1均能获得最大收益。同样, 对企业2 来说, 其最优策略同样为伪社会责任行为策略, 此时, 不论企业1选择何种策略, 企业2均能获得最大收益。由此会导致企业1、企业2最终均选择伪社会责任行为策略, 从而获得更低的收益。短期内会造成资源浪费、低效率均衡, 即市场失灵。而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最终会陷入选择伪社会责任的“囚徒困境”。

三、政府监督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博弈

模型假设:

(1) 模型参与人为两个, 分别为企业和政府。

(2) 理性经济人假设。企业作为理性经济人, 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政府作为国家行政机关, 是国家公共行政权力的象征、承载体和实际行为体。政府一方面要推动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也要监督企业的有序经营和企业社会责任的执行情况, 以维护社会公正。

(3) 企业与政府的博弈同样为信息不对称, 即政府决定是否对企业监督时并不知道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 同样企业选择是否承担社会责任时也不知道政府是否会进行监督。同时企业与政府的不同策略选择相互影响。并假设两者做出决策后不能更改。

基于上述假设, 本文构建如下博弈模型。在本次博弈中, 政府可供选择的策略集为S={监督, 不监督}, 企业可供选择的策略集为T={承担社会责任, 不承担社会责任, 采取伪社会责任行为}, 由此构成如表2所示的支付矩阵。假设C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需要付出的成本, 并且假设如果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政府就获得这部分收益。F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而带来的收益, 若采取伪社会责任行为, 由于无人拆穿, 企业同样可以获得F收益。但若伪社会责任行为被政府检查到, 则企业不但要兑现其承若的社会责任C, 同时还要接受政府的罚款P。A为政府监督成本, 且P>A。若企业不承担社会责任, 则既不需要支出成本, 同时也不能获得收益。且政府只对监督检查到采取伪社会责任行为的企业进行罚款, 而对于未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不进行罚款。

此时, 政府和企业均没有绝对优势策略可供选择。

假设博弈方政府以概率分布x= (x1, x2) 随机在其两个可选策略中进行选择, 博弈方企业以概率分布y= (y1, y2, y3) 随机在其三个可选策略中进行选择, 其中, xi≥0 (i=1, 2) , 且∑xi=1;yj≥0 (j=1, 2, 3) , 且∑yj=1。

设政府的收益为u1, 企业的收益为u2, 对博弈方企业来说, 则有:

u2 (x, 承担社会责任) = (F-C) x1+ (F-C) x2= (F-C) (x1+x2) =F-C

u2 (x, 不承担社会责任) =0

u2 (x, 采取伪社会责任行为) = (F-P-C) x1+Fx2=F- (P+C) x1

对博弈方政府来说, 则有:

u1 (监督, y) = (C-A) y1-Ay2+ (P+C-A) y3

u1 (不监督, y) =Cy1

此时, F-C的正负未知且影响求解过程, 所以需要分情况讨论:

(1) 当F>C时, 由支付矩阵可看出, 此时对企业而言, 不承担社会责任相对于承担企业责任来说是严格劣势策略, 因此, 企业选择不承担社会责任的概率为零, 即y2=0, 根据同等支付原则, 令

u2 (x, 承担社会责任) =u2 (x, 采取伪社会责任行为)

可解出:x1=C/ (P+C) , x2=P/ (P+C)

即表示, 当政府监督的概率大于C/ (P+C) 时, 企业的最优选择就是承担社会责任, 反之如果政府监督的概率小于C/ (P+C) 时, 企业的最优选择就是采取伪社会责任行为以获取更多利益。而当政府监督和不监督的概率恰好等于C/ (P+C) 和P/ (P+C) 时, 企业随机选择采取承担社会责任或采取伪社会责任行为。

对博弈方政府, 令

u1 (监督, y) = u1 (不监督, y) , 并带入y2=0

可得出, y1= (P+C-A) / (P+C) , y3=A/ (P+C)

即表示, 当企业选择承担社会责任的概率大于 (P+C-A) / (P+C) 时, 政府的最优选择为不监督, 而当企业采取伪社会责任行为的概率大于A/ (P+C) 时, 则政府的最优选择为监督。而当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和采取伪社会责任行为的概率恰好为 (P+CA) / (P+C) 和A/ (P+C) 时, 政府可随机选择是否监督。

而当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和采取伪社会责任行为的概率恰好等于 (P+C-A) / (P+C) 和A/ (P+C) , 且政府监督和不监督的概率正好为C/ (P+C) 和P/ (P+C) 时, 企业和政府处于混合策略均衡, 此时, 任一博弈方单独改变策略都不能给自己增加任何收益。

对该混合策略纳什均衡的解进行分析, 可以发现, 博弈均衡解与监督成本、承担社会责任的成本、罚款密切相关, 政府监督成本越大, 政府实际监督的概率就越低, 企业采取伪社会责任行为的概率就越高;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成本越高, 则政府监督的力度也就越大, 企业采取伪社会责任的概率就越小;罚款数额越高, 政府选择监督的概率就越小, 企业采取伪社会责任的概率也就越小, 承担社会责任的概率就越高。

(2) 当F=C时, 此时, 对于博弈方企业来说, 其收益变为

u2 (x, 承担社会责任) = (F-C) x1+ (F-C) x2=F-C=0

u2 (x, 不承担社会责任) =0

u2 (x, 采取伪社会责任行为) = (F-P-C) x1+Fx2= (-P) x1+Fx2=Fx2-Px1

令u2 (x, 承担社会责任) =u2 (x, 不承担社会责任) =u2 (x, 采取伪社会责任行为)

可解出x1=F/ (F+P) , x2=P/ (F+P)

而此时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和不承担社会责任其收益均为零, 只有伪社会责任行为对最终收益有所影响, 所以当政府采取监督的概率小于F/ (F+P) 时, 企业的最优选择便是采取伪社会责任行为以骗取更多的收益;而当政府采取监督的概率大于F/ (F+P) 时, 此时企业的最优选择便是不采取伪社会责任行为, 而由于承担社会责任和不承担社会责任的最终收益都为零, 所以此时企业可以自由选择是否承担社会责任。

对于博弈方政府来说, 其收益为

u1 (监督, y) = (C-A) y1-Ay2+ (P+C-A) y3

u1 (不监督, y) =Cy1

令u1 (监督, y) =u1 (不监督, y)

移项得:-A (y1+y2) + (P+C-A) y3=0, 因为y1+y2+y3=1, 因此带入y1+y2=1-y3

可解得:y3=A/ (P+C)

即当企业采取伪社会责任行为的概率大于A/ (P+C) 时, 政府的最优选择为监督;当企业采取伪社会责任行为的概率小于A/ (P+C) 时, 政府的最优选择为不监督。而此时, 由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和不承担社会责任其收益均为零, 所以, 企业可以在满足y1+y2= (P+C-A) / (P+C) 时赋予y1、y2任意值, 而对政府如何做选择均没有影响。

此混合策略纳什均衡的解有无数个, 对该混合策略纳什均衡的解进行分析, 均衡解与罚款P、企业收益F (或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成本C) 以及政府监督成本A密切相关:政府监督成本越高, 企业采取伪社会责任行为的概率就越大, 反之则越小;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成本 (或企业收益) 越高, 政府监督的概率就越大, 企业采取伪社会责任的概率就越小。政府罚款力度越大, 政府监督的概率减小, 同时企业采取伪社会责任行为的概率也减小。

(3) 当F<C时, 此时对于博弈方企业来说, 相对于不承担社会责任, 承担社会责任成了严格劣势策略, 因此, 企业选择承担社会责任的概率为零, 即y1=0。根据同等支付原则, 令

u2 (x, 不承担社会责任) =u2 (x, 采取伪社会责任行为)

解出x1=F/ (P+C) , x2= (P+C-F) / (P+C)

即当政府监督的概率大于F/ (P+C) 时, 企业的最优选择为不承担社会责任;而当政府监督的概率小于F/ (P+C) 时, 企业的最优选择为采取伪社会责任行为以骗取最大收益;当政府监督的概率恰好等于F/ (P+C) 时, 企业可以随机的选择不承担社会责任或采取伪社会责任行为。

令u1 (监督, y) =u1 (不监督, y) , 并带入y1=0

解出y2= (P+C-A) / (P+C) , y3=A/ (P+C)

即当企业采取伪社会责任行为的概率大于A/ (P+C) 时, 政府的最优选择为监督;而当企业采取伪社会责任的概率小于A/ (P+C) 时, 政府的最优选择为不监督;而当企业采取伪社会责任行为的概率恰好为A/ (P+C) 时, 政府可以随机选择是否监督。

分析该混合策略纳什均衡的解可发现, 博弈均衡解与政府监督成本A、罚款P、企业收益F以及企业社会责任成本C之间密切相关。监督成本越大, 企业采取伪社会责任行为的概率也越大;处罚力度越大, 政府监督的概率就越小, 同时企业采取伪社会责任行为的概率也越小;承担社会责任可带来的收益越低, 企业采取伪社会责任行为的概率越大;而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成本越大, 则企业采取伪社会责任的概率也越高。

四、结论与建议

由上文的两个博弈模型的分析可以看出, 在只有两个企业参与的模型中, 企业由于寄期望于对方承担社会责任而自身“搭便车”获取利益的侥幸心理, 使得最终双方陷入伪社会责任行为的“囚徒困境”。而在有政府监督参与的博弈模型中发现, 企业盈利与否并不直接影响企业采取伪社会责任行为的概率, 但对企业是否承担社会责任有很大影响:当企业发现承担社会责任的收益小于投入的成本时, 企业不倾向于承担社会责任。而当承担社会责任能带来更大收益时, 企业则会在承担社会责任和采取伪社会责任行为间找到平衡, 而放弃不承担社会责任。

因此, 综上为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并降低伪社会责任行为, 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⑴在没有政府参与时, 企业需要加强自身建设, 树立正确、健康的社会责任观。加强对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的正面宣传, 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责任竞争氛围。鼓励企业定期发布企业社会责任实施报告, 鼓励社会媒体、公众监督, 举行企业交流会, 促进企业间相互信任, 共同承担社会责任同时实现更高收益。

⑵政府参与的情况下, 需要用法律法规手段对企业进行约束。政府需要完善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制定, 严格执法, 用法律手段约束企业虚假社会责任行为。加大对虚假社会责任行为的处罚力度。同时, 优化监督检查程序, 降低监督成本, 拓宽监督渠道, 鼓励社会监督举报, 让虚假行为无处遁形。

⑶由于企业是否承担社会责任很大程度上与能否获利有很大关系, 因此, 政府可以出台鼓励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政策, 对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进行税收减免等一系列优惠措施。同时, 引导公众形成“责任消费”价值观, 进一步对伪社会责任行为企业造成压力, 转而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此外, 引入社会责任投资体系, 也能很好的激励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社会责任投资是一种较全面的考察投资的方式, 它的投资对象并不仅仅是有良好的经营业绩和发展前景的企业, 更是通过综合投资主体的社会责任行为来确定投资对象。这种新的投资理念在给投资带来回报的同时, 力求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同时持续的投资经营也可以解决社会责任的持续性问题, 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最优”, 实现高效持久的社会均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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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行为是社会行为 篇5

沉默型员工的存在有一定的行为动机，而企业文化激励性是让员工活泼起来的重要因素，企业文化最大特征就是激励性，可以从精神上引导员工积极向上，为企业的发展献计献策，与企业共进退、同患难。通过企业文化的激励性让沉默型员工变得活泼，是一条非常实用的途径。

1、差异化的激励模式

企业文化的激励性包括七个指标：目标设定、信息传输、劳动分工、职业规划、权力分配、控制机制、成功标准。企业用这些指标激励员工保持个性化的追求，带有强烈的文化导向特征，但与企业发展规划所要求的合作性及一致性不同，企业文化的激励性体现出一定的差异化与竞争性。

这里涉及“差异化激励理论”，身份与角色的不同，带给员工的心理需求与工作动机也是不同的，从而影响到员工在企业中的行为。企业文化的差异化激励模式，可以设置多种不同的激励方式，员工按照企业文化激励性的相关指标，自由选择合适的激励方式，甚至还可以根据自身需求进行激励设计，使激励效果达到最大化。沉默型员工通常缺乏工作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差异化激励模式下，这种局面将得到有效改观。

2、自主管理

员工的沉默行为属于一种消极的、“游离”于社会角色之外的行为，通过企业文化的激励，可以体现出企业对每一位员工精神需求和个性化发展的尊重，借此产生一种“外力”，将员工从“沉默世界”拉回到“正常世界”，强调员工可以按照规定进行自主管理，提高员工在基层岗位的“自适应性”，从而达到控制和协调员工行为的目的。

文化激励性要求企业要具备包容性和开放性，形成符合员工发展的合理平台与广阔空间，让员工能够最大限度发挥出个人才能，获得更多的学习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员工能更多地参与到企业的生产经营中来，得到成长与收获，告别“沉默”，告别“信息孤岛”，真正体现个体价值。

沉默型员工的形成，还会牵涉到“社会交换”，当感受到企业能够真正站在员工的立场考虑问题时，按照社会交换理论中的互惠互利原则，员工通常会从沉默中“走”出来，把企业的事情看作是自己的事情，激发出“与企业共成长”的使命感。

同时企业文化的激励性，促使员工有更多的“企业公民”行为产生，即员工会非常关注本职工作和自身的职责范围，一旦有不合理的问题出现，尤其出现的问题对企业利益造成危害时，员工通常不会继续保持沉默，而是直接指出问题所在，并寻求解决的办法。

3、增强自我效能感

当一名员工有意识“陷入”沉默时，就要考虑到其背后的动机，其中默许型沉默在我国企业最为常见也是最典型的。

企业员工产生默许型沉默的动机，一般是认为个体力量太渺小，想要靠个人改变当前的工作现状，会觉得无能为力，于是就消极顺从，人云亦云。或者面对比自己职位高、权力大的人，总觉得自己地位卑微，说话分量轻，索性就闭上嘴巴，从不主动发表自身的看法和意见，避免“言多必失”的后果。

当员工在企业中有一定的工作经历，就会产生效能感，会相信自身的行为将带来所期待的效果，这种心理给员工的行为提供了强大的动机。因此，以自我效能感的提升为手段，通过企业文化激励性所强调的事后控制，提供给员工充分的自主性，很多事情可以让员工“当家作主”，尊重员工的意见和想法，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减少默许型沉默行为的出现。

4、情感承诺和内部和谐

企业文化的激励性对于消除员工的沉默行为有一定效果，但在激励的过程中也应注意一些问题。

员工对企业缺乏认同感时

企业应该作出情感承诺

在认同感缺失时，沉默型员工就会消极地保留自身观点，逐渐与企业“疏离”。激励文化有一项重要的手段就是情感承诺，这种承诺是双向的，既有企业对员工的情感承诺，也有员工对企业的情感承诺。

在大多数情况下，企业要求更多的是员工的情感承诺，包括价值目标认同、员工自豪感以及为了企业利益自愿作出牺牲和贡献等，但企业本身很少作出情感承诺。

例如，几年内薪酬涨多少、是否有脱产培训的机会、升职的概率有多大等。

当企业的情感承诺不高时，员工的情感承诺就会持续下降，甚至对企业表现出漠不关心的态度，认为企业的事情跟自己无关。对于员工来说，个人的利益和发展目标得到满足，是激发工作热情的“源泉”，更多的员工希望双方的情感承诺能保持一致。

培养员工对企业的情感至关重要，这是鼓励员工将个人成就与企业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主要途径，企业敢于作出情感承诺，员工选择沉默的可能性就会降低。

在强调竞争性的今天

企业应该维持内部和谐

很多企业的内部竞争搞得人人自危，和谐气氛荡然无存，员工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总是希望与他人能保持一致，不想被贴上“落后”的标签，于是会在暗中较劲，或者跟自己无关的事情不插手，反而认为帮助了别人，等于降低了自己，竞争优势就会减少。

企业行为是社会行为 篇6

摘要：文章从企业资源基础论，企业动态能力理论以及制度理论的角度探寻战略性社会责任行为形成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机理与路径。研究表明，战略性社会责任行为有助于企业声誉等异质性战略资源的获取，有助于市场机会发现能力等动态竞争能力的形成，通过完善的内部公司治理等制度安排而促进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形成。

关键词：战略性社会责任；企业资源基础论；企业动态能力理论；制度理论；企业持续竞争优势

企业履行CSR意味着成本的付出，付出的“收益”在哪里以及如何实现“收益”，能否或怎样通过社会责任行为实现企业的持续竞争优势，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影响企业进行社会责任实践的积极性与可持续性，也是理论上亟需阐明的。

Burke和Logsdon（1996）最早提出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Strategic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以下简称SCSR）概念，他们提出SCSR的五个维度标准：CSR项目选择的自愿性及同企业目标的一致性，CSR项目的可见性和企业专属性，CSR项目的先瞻性。Porter和Kramer（2006）以及Philip Kotler（2013）等学者专门论述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应具有战略选择性，并且分析了战略性慈善如何通过改变企业竞争环境来形成企业竞争优势。Lopez（2014）等学者基于对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的研究发现随着企业CSR投资及公众CSR意识的增强，战略性承担CSR可以形成企业的竞争优势。文献研究表明将企业社会责任同企业战略管理相结合，可以使企业获取持续竞争优势和高于竞争对手的收益。国内学者黄伟和陈钊（2015），贾兴平和刘益（2014），刘振等（2014）的研究也都建议中国企业采用 “战略性社会责任”来形成组织竞争优势。

SCSR是如何形成企业的持续竞争优势（Corporate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以下简称CSCA），实现企业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呢？笔者下面从企业资源基础论（Resource-based Theory，以下简称RBT）、企业动态能力理论（Dynamic Capabilities Theory，以下简称DCT）、制度理论等视角探讨SCSR形成CSCA的机理与路径。

一、 从企业资源基础论（RBT）的视角探析SCSR形成CSCA的机理

以Barney，Grant，Wernerfelt，Peteraf等学者为代表的RBT理论认为CSCA来源于比竞争对手优越的、难以模仿和复制的，由企业长期积累而成的、为企业所独享的、稀缺的、难以替代的、创造价值的异质性资源。这种具有不完全移动特点的异质性资源具有“资源位障碍”。

特点，可以在时间与空间上形成隔离机制，为竞争对手造成竞争的事前限制与事后限制。SCSR可以为企业创造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SCSR所创造的经济绩效体现在企业通过SCSR所获取的异质性资源所收获的超过行业平均利润水平经济收益上，SCSR所创造的社会绩效体现在消费者认可的企业声誉和品牌上。

1. 企业声誉、企业形象及企业品牌。企业声誉、企业形象及企业品牌反映了社会公众对企业活动的社会影响方面的评价，并且具有因其来源的社会复杂性而导致的不可完全模仿的特点。Fombrun和Shanley（1990）的实证研究表明，企业在CSR方面的提升（24%）将优于企业财务绩效的提升（55%），而更能够导致企业声誉的提升（5%）。北京同仁堂为生产天然绿色健康药品，主动践行环境及生态保护的责任，对于濒危的动植物原材料，严格按照国家的审批制度依法取材，并通过技术创新而减少原材料损耗，提高替代品的使用率，于2014年获得金紫荆奖——中国最具社会责任感上市公司称号。CSCA如果没有设计良好的信号（如企业声誉等）作为载体来传递，市场和顾客等利益相关者可能难以了解或者相信。在信息不对称和不确定的环境中，战略性选择差异化的社会责任项目，能够更有效地向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传递企业为实现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双赢而努力的信息，进而通过异质性的企业声誉与形象资源奠定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基础，在获取市场优势的同时，获取持续性竞争优势。

2. 企业家精神。基于CSR理念的市场机遇的发现与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本质所在，以富有行业洞察力的远见，通过对资源的重组、配置等手段战略性承担CSR，开发或者引导市场潜在需求，在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促进社会发展。张瑞敏当年出差到四川，当地的农民向他反映海尔的洗衣机堵水管。经过调查，他才知道农民用洗衣机洗地瓜。于是，张瑞敏要求海尔的研发人员用最快的速度研发出“大地瓜洗衣机”，满足农民需求的同时，海尔开发出竞争者尚未涉足的市场。正是这种基于“海尔真诚到永远”的社会理念，在战略性履行CSR过程中，通过不断的自我超越与创新，海尔仅用了不到20年时间就迅速成长为中国第一品牌。由此可见，基于SCSR理念的企业家精神是企业持续竞争优势形成过程中为企业所独有、最难以模仿的异质性战略资源。

3. 在与利益相关者共赢中形成的企业社会资本及人力资本。Nahapiet和Gheshal（1998）认为企业社会资本是企业在自身所处的关系网络中所拥有的或可利用的实际或潜在资源。较高的社会资本，不仅可以为企业创造更多的经济租金，而且通过信任关系的创造，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及交易成本，提升企业的讨价还价能力。社会资本反映了企业通过社会联系获取稀缺资源或潜在资源并由此获益的能力。在广药集团与加多宝公司围绕商标权和红罐装潢权发生法律纠纷时候，凉茶的主要成分——夏枯草的种植农户，纷纷力挺加多宝公司。这是加多宝公司多年来坚持战略性扶植药农的必然结果。在广药收回“王老吉”品牌之后，加多宝公司仅仅用了不到3年的时间，就成功在消费者心中实现了“加多宝”品牌转换，这同加多宝公司多年来捐资助学，抗震救灾过程中战略性履行CSR同利益相关者互动共赢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资本密不可分。注重履行员工责任的加多宝公司，不断加强员工培训和激励力度，没有因为“王老吉”的品牌流失而流失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员工，并且连续三年荣获大学生心目中最佳雇主奖。

SCSR能够提升员工的满意度和忠诚度，激发员工的潜能，鼓舞员工的士气，有助于员工对企业发展产生责任感，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并且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管理成本和监督成本，减少企业发展过程中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降低员工流失率。丰田公司Prius混合动力车的研发，不仅增强了员工对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的认同，而且极大地激发了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参与SCSR项目的自豪感激发了员工对企业的认同和保留意愿。企业战略性履行CSR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成为形成CSCA的异质性资源。

二、 从企业动态能力（DCT）的视角探析SCSR形成CSCA的机理

企业动态能力理论（DCT）认为企业是一个动态的能力或者能力体系所构成的系统。企业动态能力是企业所拥有的关键技能、方法和隐性知识的综合，可将企业异质性资源转化为CSCA。企业的能力可以分为标准能力和动态能力。标准能力包括特殊能力和核心能力。Prahalad和Hamel（2012）认为，（在环境稳定的情况下）核心能力是CSCA的根本来源，但因为需要企业的内部化积累，而具有路径依赖的特点，使企业难以保持动态复杂竞争环境中的战略适应。Teece等（2012）认为，企业的动态能力是一种不断的以快于竞争对手的速度感知、抓住突现的机会并进行必要的资源重构的能力。也就是说动态能力是企业的一种整合能力，改变企业能力的能力，是一系列能使企业发展并与环境变化相适应的能力的集合。在动荡复杂的环境下，企业唯有不断创新提升动态能力，才能获得CSCA。SCSR是如何形成企业的哪些动态能力，进而形成CSCA的呢？

1. 市场机会发现能力与顾客价值提升能力。运用企业专长解决社会问题是企业战略性履行CSR的典型体现。这个过程，实质上是以产品创新、服务创新、市场创新为手段，在促进社会问题解决的同时，提升企业的动态能力，实现企业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的双重实现，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2005年5月，GE提出基于社会责任的“绿色创想”战略，将盈利与节约能源相结合，通过创新为全球企业提供盈利性环保解决方案，提升企业顾客价值。2011年，GE“绿色创想”研发投入23亿美元，当年产生了210亿美元的收入。截止到2011年，其产品组合提供了140多种产品和解决方案，累计收入1 050亿美元。企业成长的本源是顾客价值创新，基于战略性社会责任的顾客价值创新成为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根本来源。

2. 基于组织学习的持续创新能力。在环境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企业所处的优越的产业环境和所拥有的异质性战略资源，可以形成CSCA。然而，在动荡复杂的环境中，基于模仿障碍和先动优势所构成的竞争优势防护机制会非常脆弱。企业基于异质性战略资源，通过组织学习而进行持续创新能力的培育，进而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取代既有竞争优势，才能获得整个发展过程的CSCA。即基于组织学习开发利用异质性资源的持续创新能力，是CSCA形成的根本保证和内部要求。战略性解决企业对社会的影响以及社会问题本身所提出的挑战，是企业持续创新的外部要求。

战略性社会责任行为引导企业追求知识和技能的持续创新，导致了企业间动态能力的差异，不仅使企业收获“李嘉图租金”和“张伯伦租金”，而且能够为企业不断创造“熊彼特租金”，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

3. 基于社会责任的产业发展预见能力。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在不断的变化着。企业战略性承担CSR，需要企业能够预期产业环境的变迁，对于消费者的需求变化能够有所预应。前瞻性的预见能力能够使得企业现行一步，形成先发优势，结合企业的产业标准制定战略，将这阵优势动态中转化为CSCA。

宝马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洞悉政府的产品回收政策会引致汽车拆卸与回收的社会责任，率先签约几家顶级拆卸公司作为宝马汽车回收代理商，同时在产品设计上考虑可拆卸性要求。随后，宝马游说政府并引导公众，将宝马的可拆卸标准作为行业标准。这样，宝马在履行社会责任的同时，增加了后跟进的同行竞争者成本，获取企业竞争优势。

三、 从制度理论的视角探析SCSR形成CSCA的机理

企业的资源、能力、所处的环境与和竞争压力会直接影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态度。但是，是否履行以及如何履行则受到各种制度条件的调节。制度理论认为效率机制和经济绩效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企业的CSR态度，同时受到认知上（如思想理念）、规范上（如文化习俗）、管制上（如法律法规）等制度约束。因此企业的社会责任决策是各种制度机制约束或激励的结果。制度安排规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标准与形式。制度设计、选择、安排与创新是企业持续竞争优势获取的体制保障。

1. 完善的（内部）公司治理。SCSR的承担，从治理结构角度有两种方式：董事会决策模式和董事会承担、经理决策模式。完善的内部公司治理，是SCSR得以实现的机制保障。SCSR客观要求企业在公司治理中完善企业内部治理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关系的协调机制，从而导致企业在治理结构中，健全相应的企业社会责任制度安排，并在组织结构中建立负责公司治理与负责社会责任人员的有效沟通机制。健全的公司治理会防止损害利益相关者权益事件的发生，而战略性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形成对社会负责的制度和管理流程。也就是说在规范企业目标、职能以及所面临的环境制约因素的时候，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是相辅相成的，战略性社会责任行为会推动公司治理的不断完善和良性发展。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持续披露《履行社会责任报告》和《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内控体系的建立健全，2008年成为首批上证治理指数的成分股之一，以完善的公司治理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公司治理的完善能够保证企业获取高质量的异质性资源，而且有利于合理配置资源，从而提高获利能力，从根本上保证企业CSCA的实现。Carney（2013）认为通过规范化的公司治理体系、权力结构和独特的激励机制，企业会产生特定的组织倾向以实现企业的价值增值，从而有助于企业构建特定的竞争优势。

2. 企业社会责任文化。Barney（2012）认为，由于社会复杂性、缄默性以及路径依赖性所形成的稀缺的有价值的难以完全模仿的企业文化是CSCA的源泉之一。企业文化的核心是广大员工所共同认可的价值观。战略性承担社会责任要求企业结合自身的业务状况，充分全面地考虑到利益相关者的各方面期望与要求，将社会责任的理念构筑在其企业价值观体系中，使之成为指导企业发展方向的罗盘。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秉承百年同仁堂“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省物力”古训，以讲求“药德”的制药标准贯穿于“同修仁德，济世养生”的企业文化之中。近年来，市场环境低迷，企业成本攀升，但是，同仁堂坚持履行供应商、员工、顾客和以及投资者和环境的责任，将对利益相关负责的信念转化为企业发展的动力，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2014年营业收入实现968 568.75万元，同比增长11.14%；利润额实现152 251.15万元，同比增长17.50%。

战略性社会责任的实质是一种企业价值观的商业实践。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家精神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文化，优秀的企业家及其高层管理团队的社会责任理念与承诺对企业社会责任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显著的影响。悠久独特而又有价值的企业社会责任文化，形成事实上的“制度性隔离机制”，使得竞争对手难以模仿与复制，从而成为CSCA的源泉。

四、 结语与启示

通用电气、同仁堂等优秀企业的SCSR实践表明，将CSR的履行同企业发展战略相结合，运用自身专业优势来解决社会问题，可以实现企业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SCSR行为，能够使企业获取声誉、品牌、社会资本等异质性资源，通过市场机会发现能力等企业动态能力的形成与提升，在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的保证下，形成CSCA，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本研究从企业资源基础论，企业动态能力理论和制度理论等角度分析SCSR形成CSCA的机理，从理论上澄清了困扰业界人士的困惑：战略性承担CSR对于企业而言，并不只是成本的付出，还可以获取CSCA。并且，本研究指明了企业获取CSCA的途径，对于企业界和理论界人士继续探讨SCSR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和实践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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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转型期企业社会责任战略机理研究”（项目号：7130204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企业社会责任演进机理的政府动态政策体系研究”（项目号：10YJC630206）；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供应链视角下的核心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以食品行业为例”（项目号：13YS103）。

作者简介：邵兴东（1973-），男，汉族，吉林省通化市人，上海应用技术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企业战略管理、企业社会责任；高清（1964-），男，汉族，安徽省寿县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为企业战略管理。

企业行为是社会行为 篇7

企业社会责任和价值创新是当今经济社会中的两个热门主题。一个企业能否承担起其应肩负的社会责任,与广泛的利益相关者一起协同发展,是一个企业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而一个企业能否不断地突破自我,围绕价值组织各方资源不断进行创新,也是一个企业能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有关这两个独立的主题,无论在企业界还是学术界都有广泛的讨论和研究。然而,两个主题的相关探讨却相对鲜见。本研究认为,社会责任在与利益相关者协同发展方面和价值创新者围绕广泛的顾客价值组织各方资源进行创新方面具有利益一致性和逻辑一致性。社会责任要肩负更高的责任,应该致力于围绕广泛的顾客价值进行创新;而价值创新应该基于社会责任,才能创造更高的社会价值和企业价值,获得企业与环境的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因此,本研究进行了广泛的企业调研,试图了解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情况、价值创新实施情况、企业界人士对于二者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认知情况以及企业实际的运作情况等诸多方面,希望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为进一步探讨基于社会责任的价值创新企业的战略选择以及资源和能力的构建而实现社会责任和价值创新的双目标奠定现实基础。

一、调查的设计、样本的发放和回收

本文旨在调查目前企业在社会责任和创新两个方面的认知活动和企业行为,以及二者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调查在设计阶段参考了相关方面的专家问卷,并在听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围绕课题进行了相关探讨和修改,最终设计了本课题的调查问卷。调查问卷,包括企业社会责任情况调查(10个事项)、企业价值创新情况调查(19个事项)以及社会责任与创新和企业绩效相关关系和企业绩效实际情况调查(16个事项)等3个子项目55个具体调查事项。本调查利用网上调查、各种学习研讨机会面对面调查以及委托企业界朋友邮件或者电话定向调查等方法,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问卷315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共有199份,回收率为63%,有效率为63.17%。

二、调查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被调查的企业中传统加工制造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服务型企业的比例分别为28.6%、16.6%和54.8%,比例趋同于我国现有企业的类型分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中,17.1%为国有独资企业,7%为外商独资企业,19.6%为合资企业,其余53.3%和3%分别为民营企业和集体所有企业。在企业性质方面,也涵盖了我国企业的多种构成情况,从企业性质方面样本也反映了企业现实的普遍性。

从构成企业的规模情况(包括人员规模和年营业额两个方面,具体见下页表1),中小企业占70%~80%,大型企业占到20%~30%,样本分布情况也基本反映了我国企业规模分布的基本情况,具有一定的典型代表性。同时在成长阶段看,33.7%为十年以上企业,其余企业53.2%为三至十年发展中企业,另有13.1%为三年以下起步阶段企业。从成长阶段来看,样本也涵盖了企业运营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

资料来源:本文调查统计所得。

三、企业社会责任情况调查

本文调查了企业界人士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和承担情况。调查涉及了“管理者对于社会环境对企业的社会责任各种要求规定的了解情况”“社会责任所包含内容的认知情况”“企业对各利益相关者的重视程度”“企业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提出社会责任要求情况”“企业文化中包含社会责任的情况”“影响企业重视和履行社会责任的因素认知情况”“企业自身社会责任承担情况自评以及对社会企业责任普遍情况评价情况”,以及“管理者对于如何才能促进企业提高社会责任认知和行为的看法”等相关问题。

研究发现,企业界人士对国际环境中所提出的各种有关社会责任管理要求了解情况不容乐观。虽然仅有4%的管理者完全没听说过调查中提出的各种国际公约和各种相关要求,但管理者了解更多的还仅仅局限于ISO14000和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所占比例也仅为71.2%,其他国际社会责任相关管理要求和公约了解程度,在管理者中的受众程度均低于40%。其中,联合国全球契约、跨国企业生产守则、OECD公司治理结构原则等方面了解的情况更普遍偏低,分别为19.7%、13.6%和10.1%,仅在10%~20%之间。这个调查数据值得我们深思。在当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资源和市场在全球范围内竞争,管理者与国际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日益凸显,社会责任成为国内外环境普遍关注的话题。而对国内外环境中所制定的各种社会责任规定和要求了解较少,将使我们在激烈竞争中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需要提请管理者引起重视。

本研究进一步调查了管理者对于企业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所包含的内容的认知。调查指出,80%左右的管理者认可“确保企业利润、依法纳税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属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范畴(所占比例为76.4%、81.9%和78.9%)。另外,65.3%和64.3%的管理者认为维护员工利益和诚信经营也是企业的社会责任,而在自主创新、产品质量安全、行业道德规范、企业文化等方面,仅有50%左右的管理者识别其为社会责任的内容,显然目前企业界人士所认知的社会责任的范畴还非常局限,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行为。特别是在创新方面,结合本课题组对部分调查者的进一步访谈,很多企业可能更多的是认可创新和企业市场获得与绩效之间的关系,主观上并不认为创新也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本研究认为,将创新只局限于和自身企业利益相关的认知,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企业的创新视野和胸怀,从而影响创新的高度。创新应该放在更高的战略高度。结合有关企业文化的认知调查,企业在企业文化建设中,较少涉及社会责任主题建设。几乎60%以上的企业文化中完全没有社会责任内涵。本研究认为,企业也应该加强重视企业文化方面的社会责任行为。文化影响人的认知,影响人的思想和行为,将潜移默化地影响企业的战略和战术活动,影响企业对于基于社会责任的创新行动和绩效,最终影响企业与环境的和谐发展。创新应该放在更高的战略高度,产生更高的社会效益,也才会有创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本研究调查了企业与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诸多利益相关者中,企业相对较为重视客户、员工、投资者和供应商,管理者对三者在诸多利益相关者重要性排名投票中,众数分别为1、2、3、4,平均数分别为1.97、3.2、3.31和3.89,而对于其他利益相关者(包括社区、政府、媒体还有自然环境等),管理者普遍投票不甚高,众数皆在7左右(分别为6、7、7和8),中位数皆在6和7之间(分别为6、6、6和7),平均数皆在5.59和6.5之间(分别为5.62、5.59、6.5和6.01)。同时,深入剖析管理者对每一个利益相关者投票等分布情况。数据指出,企业对投资者和客户重视程度较为集中,而对于员工和供应商则相对较为分散。其中,员工重视程度投票,仅有20%管理者认为其最重要,而投票在第五、六位的有10%左右(3.5%和5%),而投票在末位的竟然有10.5%,这个数据的分布也值得引起管理者的关注和思考。有关企业与利益相关者关系的问题,本研究还从另一个角度对被试者进行了调查,试图了解管理者内心对企业诸多利益相关者利益需求有多大程度的感知。结果发现,竟然有61.8%的企业认为其利益相关者从来没有提过相关要求,认为偶尔提出的也占25.1%,仅有13.1%的管理者敏锐地感知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需求主张,认为利益相关者经常会提出相关要求。本研究认为,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需求是客观存在的,能否敏锐地感知其需求主张,一定程度上与企业和利益相关者的互动关系情况以及企业的重视程度相关。

本研究认为,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需求是客观存在的,能否敏锐地感知其需求主张,一定程度与企业和利益相关者的互动关系情况以及企业的重视程度相关(选非常多和比较多的总共约20%左右)。

资料来源:本研究调查统计分析所得。

资料来源:本研究调查统计分析所得。

谈到社会责任承担的约束条件和未来等改进方向时,仅有57.6%的企业管理者认识到了思想的局限造成的影响,认为对社会责任的片面了解和认知导致了思想上的不重视和不关注,在企业的经营活动中忽视了相关建设和思考。企业领导者应该转变观念。要从自身做起变革和发展,主动出击积极寻求与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其他管理者则认为,是经营环境的不诚信以及企业的规模等条件制约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一些管理者甚至仍然是被动思考模式,认为,需要外部环境引导方能促进社会责任行为,必须加强社会舆论和法律管制(分别为57.6%和47.5%的管理者)。199个企业管理者也谈了对如何改变社会责任现状的看法,谈及较多的四个方面分别为创新、关注员工、企业文化建设以及资源有效利用等方面(占50%~60%左右),其余行业道德、诚信、产品质量安全和利润等方面占30%左右。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管理者也认识到了企业自身发展局限,有了一定的思考。

四、企业价值创新行为情况调查

本研究也调查了企业价值创新情况,调查事项选择了Lynda Aiman-Smith,Nina Goodrich,David Roberts等人在有关评估价值创新潜在能力的研究中的有关价值创新的各项,并结合之前其他文件,最终选择了顾客导向、创新决策制定、愿意承担风险的文化等19项事项的调查组合(见下页表3)。调查采取了里克特7级量表进行评判,评判标准为1—7。被访者的各种选择分别表示为:1=强烈同意;2=比较同意;3=稍微同意;4=无所谓;5=稍微不同意;6=比较不同意,以及7=强烈不同意。经过统计调查,论文得到了被调企业价值创新情况的描述性统计(如下页表4所示)。

调查显示,在诸多有关价值创新情况的调查事项中,绝大多数调查事项(15个事项),众数皆为3和4之间,平均数皆在2.5和3.5之间。数据表明企业实际经营情况在价值创新方面基本属于稍微符合,而不是强烈的表现特征。19个调查数据中,仅有不同的想法在公司内部被鼓励事项。相对来说,199个企业中,绝大多数企业比较同意(中位数和众数皆为2,平均数为2.5477);另外,企业自由评估商业机会方面,多数企业受环境条件各方面约束较多,很难自由评估和捕捉机会(平均数为4.3417,中位数和众数分别为4和7)。同时,企业的顾客信息也很难在公司内部自由沟通(平均数为3.5126,中位数和众数均为4),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创新行为。

五、企业社会责任和创新行为与绩效关系相关性调查

(一)认知情况调查

本研究进一步深入调查了企业对于社会责任、价值创新行为以及企业经营绩效之间关系的认知。调查显示,大部分管理者认可承担社会责任会对企业的价值创新活动、经营绩效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同时也有小部分管理者认为承担社会责任可能会给企业带来负担,不仅可能与创新发展没关系,甚至可能会抑制企业经济效益的增长。

除5%的管理者明确表示认为社会责任和创新之间没有关联外,其余绝大多数的管理者认识到社会责任的履行,其实对价值创新活动的开展有推动作用(如下页表5所示)。在社会责任与企业经营活动方面,85.9%和51.3%的管理者认为社会责任的承担可以提升企业商誉和品牌形象;37.2%和36.7%的管理者认为社会责任的履行可以创造宽松的经营环境和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但是也有48.2%和36.7%的管理者认为,社会责任的承担会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本和降低企业经营效率。同时,管理者也表达了他们对社会责任与企业经营效益之间的关系的看法(如下页图2所示)。虽然有3%和10%的管理者分别认为承担社会责任对经济效益有抑制的作用或者没有太大关系。但是,还是有47.7%的管理者认可社会责任的承担对于经济效益有促进作用,另外还有39.3%的管理者认为可能短期对经济效益没有太大作用,但是长期来说,承担社会责任势必会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增长。

资料来源:本研究调查统计所得。

资料来源:本研究调查统计分析所得。

(二)企业绩效情况调查

根据初步的描述性统计分析,样本的各绩效指标均值分布区间为[2.8543,3.2814],说明样本企业的创新绩效较好。企业的员工和顾客的满意度、忠诚度以及企业其他各项绩效指标都好于行业平均水平。其中,员工对企业的满意水平和保留情况平均值最高,在2.8543;而企业在市场份额增长、销售增长、挖掘潜在新顾客以及更高利润水平等方面均值均超过3,这些数据等分布一定程度上说明样本企业还有很多提升等空间。

另外,样本企业创新绩效指标的频次分布显示,各项指标的评价值之众数全部出现在3和4选项中(即有些同意选项和一般选项),其中出现众数出现在四等两个绩效指标为市场份额的增长速度和潜在新顾客的挖掘增长速度两个方面。这也说明样本企业在未来可持续发展方面有一定的瓶颈。

资料来源:本研究调查统计分析所得。

总体来说,从各变量指标的分布看,样本变量各种情况分布广泛,从强烈同意到强烈不同意的每项均各种情况皆有体现,但是总体来说,样本企业的绩效反应大部分分布在从1—4的选择,其中1—3的选择较为均衡密集。这说明,样本企业间存在较强差异度,但是差异度并不是极端反应。与此同时,结合本论文进行的进一步深入访谈调研,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和价值创新行为更加关注和重视的企业在绩效方面相对较为显著。

六、研究结论和展望

(一)研究结论

根据以上各方面调查,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目前企业对社会责任的认识还很局限和狭隘,这也限制了企业基于社会责任的创新行为,不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发现,不仅管理者所认知的社会责任的范畴还非常局限,而且企业界人士对国际环境中所提出的各种有关社会责任管理要求了解情况也不容乐观,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行为。对社会责任内涵和深度的局限性认识,促使很多企业从短期绩效能否增加角度考虑问题,认为如果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就会增加企业的成本,降低企业的效益,与企业经营背道相驰。这也导致了在创新方面,企业并没有将创新作为企业的一种社会责任而不断努力。更促使企业在思想上不重视社会责任,对相关国际环境对企业经营活动提出的社会责任要求不加关注和学习。这一系列的认识错误和轻视,对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必将带来致命影响。

2.企业对于企业自身利益相关者的认识和重视程度有待提高,对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感知相对不敏感,这也将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的经营绩效。很多企业仅仅关注与企业短期经营绩效密切相关的投资者、客户、供应商和员工四个方面的利益相关者。同时,由于视角的局限,脱离了社会责任去思考,即使相对其他利益相关者较为投资者、客户、供应商和员工,但对这四个方面利益相关者的需求感知,企业也仍然是不敏感的,很少能更积极主动地去感知相关利益要求,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经营绩效。

3.尽管企业界认识认可未来要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相当部分的管理者提出了应该通过创新等方式来改善自身社会责任等承担表现。但是,对于如何改善和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部分管理者仍然是被动型思考模式,认为企业需要外部更好地规范、管理和监督,这种思维模式一定程度上会促使企业深陷被动的市场竞争局面之中。

4.本研究认为对创新思考的局限性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创新行为和活动的范围及深入程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创新表现。企业实际经营情况在价值创新表现方面并不是非常强烈表征,基本属于稍微符合,而不是强烈的表现特征。虽然大部分企业鼓励员工为顾客价值提出更多不同的想法,但是企业在其他方面促进价值创新的行为方面还较为欠缺,譬如从整个价值链考虑问题、对环境的认识、审视目标顾客等方面,特别是企业自由评估商业机会方面,多与企业的顾客信息沟通方面等更为欠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创新行为。

5.虽然创新已经成为企业高度重视的管理关键词,但是实际的创新绩效还有巨大的提升空间,基于社会责任的创新思维的开拓将有助于企业创新绩效的提高。诸多创新绩效表现并不特别明显,而由于视角的局限性导致的市场份额的增长速度和潜在新顾客的挖掘增长速度两个方面更是不甚理想。企业在未来可持续发展方面有一定的瓶颈,而社会责任和价值创新思维理念较为关注和重视的企业表现更佳。

(二)研究总结和展望

本研究认为社会责任在与利益相关者协同发展方面和价值创新者围绕广泛的顾客价值组织各方资源进行创新方面具有利益一致性和逻辑一致性。企业要想获得可持续发展,需要肩负社会责任和价值创新。企业应该拓展思维,深刻理解社会责任的内涵范畴、国内外环境要求以及社会责任下利益相关者与自身发展之间的关系等诸多方面。并基于社会责任的广泛视角,探求企业需求发展的价值创新活动如何进行。本研究认为,未来研究,需要在本研究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扩大样本的规模和抽样范围,并进一步进行统计调查、假设和验证,探究社会责任的承担和价值创新行为表现和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相关关系。同时,在全球范围内搜寻各个行业的经典案例进行佐证,并选取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进行持续纵向追踪调研,以探求基于社会责任的价值创新企业如何构建资源和能力创造创新绩效获得企业自身健康可持续发展。

摘要：社会责任和价值创新是当今经济社会中的两个热门主题。企业应肩负社会责任和坚持价值创新,并致力于将二者结合。社会责任即应该致力于围绕广泛的顾客价值进行创新;而价值创新应该基于社会责任,才能创造更高的社会价值和企业价值,获得企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基于此,通过广泛的企业调研,试图了解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情况、价值创新实施情况、企业界人士对于二者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认知情况,以及企业实际的运作情况等诸多方面,以期进一步探讨基于社会责任的价值创新企业的战略选择以及资源和能力的构建,从而为实现社会责任和价值创新的双目标奠定现实基础。

关键词：公司社会责任,价值创新,企业竞争力,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李奕.价值创新战略导向下的执行力研究——基于过程管理视角的实证调查[J].当代财经,2013,(12):79-88.

[2]李奕,张英华.基于价值创新逻辑的企业执行力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研究,2012,(10):80-84.

[3]Li Yi.An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mplementation and Strategy and the Development in the Environment of Innovation.Journal of Applied Sciences,2013,(19):3862-3868.

[4]眭文娟,谭劲松,张慧玉.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中的战略管理视角理论综述[J].管理学报,2012,(3):345-355.

[5]刘海龙,李雪.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综述[J].经营管理,2015,(27):77-78.

企业行为是社会行为 篇8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名誉会长宋春华认为, 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 依法经营是底线, 此外还应承担高于法律层面的道德责任。企业要热心社会的公益事业, 因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企业的愿景和宗旨也应该服务于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的福祉。要做好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评价, 首先要建立起评价制度、评价体系, 因为社会责任的行为不仅来自于责任意识, 也来自于制度的约束, 通过社会责任实践评价, 可以形成一种氛围, 激发正气, 推进社会责任理念不断前行。

试论企业家社会责任行为的道德动因 篇9

关键词：企业家,社会责任行为,道德动因

0 引言

如今,企业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已越发突显,而企业家作为企业的重要经营管理者在企业的运营中正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促进作用。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对经济利润的追求,但企业的健康、持续与和谐发展更离不开企业家对自身社会责任的践行。本文试着对企业家社会责任行为的道德动因加以浅析,以期能够推动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

1 企业家社会责任行为的概念

何谓企业家社会责任行为,这是我们首要探析的问题。我国学者在界定企业家社会责任时比较一致的观点是,企业家在追求股东利润最大化之外,还应兼顾到企业员工、消费者、供应商、销售商、竞争者、社区、政府与环境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并履行起相应的社会义务。我们认为,企业家社会责任行为就是企业家在经营活动中除追求经济效益的行为外,还应采取有利于提高环境效益与社会效益的行为,并积极主动地践履能够推动社会和谐有序发展的相关责任与义务。具体来说,企业家应主动践行好包括经济责任、法律责任、环保责任、维权责任、道德责任与慈善责任等在内的社会责任。

2 企业家践行社会责任的道德驱动因素

究竟何些道德动因在企业家社会责任行为的落实中起重要作用?笔者认为,企业家社会责任行为的发生既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又是内在道德动因与外在伦理动因相互权衡的结果。基于此,本文对企业家社会责任行为的道德动因,试作如下简要探析。

2.1 微观层面

情感认知与责任意识是一个人言行举止的最初动力,也是人作为理性个体区别于其它动物的存在形式。道德情操、道德修养与道德信仰作为情感认知的重要范畴,在个体未作出行动前为个体积聚力量,是隐性的潜在道德动力。个体情感中所固有的同情、怜悯、友爱、良知与仁慈等能够引导自身关注他人的荣辱安危,且可以在特殊时期转化为一股强大的正义力量与道义行动。道德责任感作为责任意识的重要成分,能将个体潜在的道德情感认知转化为显性的责任践行力,促使个体将道德责任与慈善责任付诸行动、落到实处。

2.2 宏观层面无论是从我国对外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数量

逐年递增的趋势来看,还是从政府部门相继出台的社会责任法律法规来讲,都反映出我国企业家践行社会责任的良好局面。对企业家缘何会作出社会责任行为,我们还可以从下列四个客观因素加以剖析。

2.2.1 传统儒家伦理的熏陶

以“仁”为核心来建构最高道德规范准则的儒家思想,不仅要求我们互爱、互助、互信、互赢、互存,还强调道德主体应做到“己欲立则立人,己欲达则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且指出人皆有“恻隐之心”、“怜悯之心”。正是在博大精深的儒家传统伦理思想的影响和熏陶下,铸就了一批德才兼备、为富有仁的近现代“儒商”。他们秉承着儒家的“仁爱”价值理念经营企业、创造利润、热心公益、奉献社会,践行着企业家应肩负的社会责任与道德义务。

2.2.2 企业伦理规范的制约

仅凭借企业家自身的道德自律性来促使其履行社会责任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辅以外在法律法规的他律性制约。我国自2006年开始实施的新修订《公司法》就明确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在其第一章第五条中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该项法规的出台,意味着企业家应将社会责任融入到企业经营活动的整个环节中去,实现自身与企业应有的社会价值。此外,企业家还可以通过制定伦理管理规范来避免企业缺德与违法现象的发生。乔治·斯蒂纳等指出:“可以使用许多管理技术来阻碍违法行为,促进伦理水平的提高。”[1]

2.2.3 责任成本收益的权衡

企业首先是以经济组织的内禀属性身份立足于世,其次才兼具有道德组织、慈善组织的外在属性价值。同理,企业家也是先以理性经济人的角色示人,而后才有理性道德人的价值定位。从经济学的视域看,企业家践履社会责任是博弈企业责任成本与收益的结果。具体而言,企业无论是改善员工的工作条件、工资待遇与加大环保投入力度,还是注重慈善事业与热心公益事业,都离不开企业相应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资源的投入,这些资源的投入构成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成本。

2.2.4 公众自身利益的诉求企业家之所以要承担社会责任,除了

自身的自律与政府的他律外,还是社会公众对自我利益诉求的必然结果。企业要在市场中享有声誉、赢得形象,不能以非法与缺德手段来谋求一己私利,应当顾及社会公众的整体利益并竭力达到公众对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中应有的期望。张先郁、何莽从对广东移动公司社会责任活动的公众评价调查中研究得出,“企业不仅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更需要以符合公众期望的方式去开展,才能让公众满意,获得社会认同”。[2]由此可见,企业家只有以人为本来经营管理,并兼顾公众的合法权益,才能满足公众期望,才能践行好自身的社会责任。

3 结束语

企业家社会责任的选择不仅是基于自身道德认知、道德修养和道德责任的完善而采取的行为,还是出于对企业契约理论、企业公民理论与企业伦理理论等相关因素的综合考虑。因此,我们在今后探讨企业家社会责任行为的道德动因时,还可以借助于契约伦理、公共伦理、企业伦理与环境伦理等相关交叉学科的理论知识来探寻企业家社会责任行为中所蕴含的深层次道德动因。

参考文献

[1](美)乔治.斯蒂纳,约翰.斯蒂纳《.企业、政府与社会》[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229.

企业行为是社会行为 篇10

现有研究表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其绩效存在相关性, 企业对社会的履责行为将会对企业的股价产生积极作用。2004年, Garriga and Mele在其研究中证明, 企业良好的社会责任表现能够帮助企业吸引发展所需的人才, 提升企业获得一些重要资源的能力, 而这些资源又能进一步为企业创造竞争优势。Mohretal通过对消费者进行调查, 得出了消费者相对而言更容易抵制社会责任水平低的企业, 而支持社会责任水平高的企业的观点, 即企业的社会责任水平显著影响消费者对产品的评价及消费者的购买意愿。

我国学者陈宏辉、贾生华从社会契约的角度出发, 认为企业在履行社会契约时, 必须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纳入到其决策函数中通过相应社会责任的履行来企业价值。樊行健则认为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企业持续的经营发展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互为因果的, 因此,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必须进行财务分析, 企业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利益才能更好地得到满足。田虹认为企业是个体目标与社会目标的综合体, 两者之间是矛盾与统一的, 企业个体目标和社会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并存的。

成长型企业处于其生命周期的关键环节, 如何对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履行社会责任始终是成长型企业面临的决策, 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研究课题的中心内容。本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来考察成长型企业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履责程度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以期更全面准确地了解成长型企业的重要利益相关者, 为进一步提高成长型企业的财务绩效提供参考。

二、研究设计

1. 变量的定义

(1) 企业财务绩效变量

本文选择盈利能力和营运能力两项指标来衡量成长型企业的财务绩效, 盈利能力指标用总资产净利润率来衡量, 是将企业一定期间的净利润与企业的资产相比较。营运能力指标用总资产周转率来衡量, 该指标表明了企业的资产经营业务活动和管理水平与企业财务绩效密切相关。

(2) 企业社会责任变量

本文将股东、债权人、员工、顾客、供应商、社区和政府作为企业社会履责对象, 以每股收益增长率、流动比率、资产负债率、工资所占营业收入的比率、销售增长率指标、应付账款比率、企业环保支出、捐赠支出及各种赞助费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率、税费所占比率作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结果衡量变量。

(3) 控制变量

本文研究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性质和规模, 分别记为H1和H2。国有企业j记为1, 其他性质的企业记为0;企业资产规模的计算公式:资产规模H2=Ln (总资产) 。

2. 成长型企业的界定

所谓成长型企业是指盈利保持稳定增长势头且收入和利润增长速度超过行业平均水平的企业, 即成长型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销售利润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处于领先地位, 且呈持续增长的趋势。销售净利率是企业净利润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 企业销售净利率越高, 说明企业具有的获利能力越强。因此我们选定企业销售净利率同行业平均销售净利率之差, 同行业最优销售净利率同行业平均销售净利率之比作为成长性指标:

其中Xij表示某产业中的j企业第i年的销售净利率, 表示某产业第i年的平均销售净利率, 表示某产业的第i年最优销售净利率。若企业成长性指标值为正, 则可将企业界定为成长型企业。

3. 研究假设与模型构建

(1) 研究假设

我们假设:成长型企业对各利益相关者的履责行为与企业财务绩效正相关, 对顾客的履责行为与企业财务绩效的相关性显著。

(2) 研究模型

根据研究假设和选取的变量, 本文建立了如下回归模型:

其中Y代表反映企业财务绩效的指标, Y1指总资产净利率, Y2指总资产周转率;X代表反映企业社会责任的指标, X1指每股收益增长率, X2指资产负债比, X3指流动比率, X4指工资所占比重, X5指销售增长率, X6指应付账款比重, X7指税费所占比重, X8指环保和捐赠等信息的披露情况;size指企业规模, GY指企业性质。

4. 选择样本企业与收集数据

样本企业为沪深两市制造业上市公司, 收集2006年到2011年的相关数据。在具体界定样本企业是否是成长型企业的研究中, 剔除2006年到2011年这一时间跨度内被ST、*ST的公司, 以避免财务状况异常值的影响, 最终得到包括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皮毛、造纸、印刷、石油、化学、塑胶、塑料、电子、金属、非金属、机械、设备、仪表、医药、生物制品和其他制造业样本774个。

三、实证结果分析

1. 成长型企业的界定结果

根据所采集的774样本所属每一家上市公司每一年的销售净利润率, 得到该行业平均销售利润率, 将各产业所有样本企业中销售净利率最大值作为该行业最优水平, 得出制造业行业十个产业2006年到2011年的行业最优销售净利率, 由于木材家具行业和其它制造业样本太少, 将其从样本中剔除, 最终通过与行业平均水平和行业最优水平相比较而得到成长性指标, 界定出样本企业中成长型企业132家。

2. 模型估计与分析

利用SPSS18.0统计分析软件对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其结果如表所示。从下表中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来看, 成长型企业的资产负债比、销售增长率、应付账款比率和税费所占比重与企业的总资产周转率在l%或5%的水平下显著, 表明成长型企业对长期债权人、顾客、供应商和政府履行责任的程度对企业运营能力具有显著影响作用。

四、结论

成长型企业对股东、长期债权人、顾客和政府履行责任的程度对企业盈利能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作用, 成长型企业对长期债权人、顾客和政府履行责任的程度与企业运营能力显著正相关。对成长型企业而言, 进一步的良性发展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 需要销售的稳定增长, 需要生产和产品, 服务的可靠性, 需要维持现金流和规范组织结构, 相比于其他利益相关者, 股东、长期债权人、顾客和政府就是成长型企业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 成长型企业要与他们保持良好的社会关系。

摘要：本文以2006年-2011年间我国774家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 以销售净利率为关键指标界定出成长型企业, 考察了成长型企业社会履责行为与其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成长型企业加强对顾客、政府和长期债权人履行社会责任的程度, 有利于提升企业的盈利能力和运营能力, 从而提升企业财务绩效。

关键词：成长型企业,财务绩效,企业社会责任,利益相关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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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ohr, Lois A, Deborah J Webb, Katherine E.Do Consumers Expect CompaniestoBeSociallyResponsible?TheImpactof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ionBuyingBehavior.JournalofConsumerAffairs, 2001, 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