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批判理论

传播批判理论（精选八篇）

传播批判理论 篇1

在本书中, 作者在字里行间反复强调了美国传播研究的弊端——缺乏历史的反思与理解。正如哈特所说:“最为重要的是, 在反思传播学的整个过程中, 很少有人提及历史和历史分析的重要作用。”[1]换句话说, 对于美国以实用主义哲学为导向、以实证主义为方法论, 对具体与孤立的传播现象进行研究的趋向, 哈特是深感忧虑的。因为这种趋向只可能关注当下而忽视历史, 注重工具理性而轻视交往理性, 注重媒介效果研究而忽视媒介体制与意识形态研究。在此情况下, 哈特对批判的传播研究充满期待。

一、美国本土传播批判路径审视

在分析批判思想语境下的传播研究时, 哈特没有一味地强调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 而忽视美国本土产生的传播批判思想, 这也是本书的亮点之一。在我们的印象中, 一提及美国的传播研究, 国内学者大都定性为经验研究或行政研究, 好像在美国传播研究中, 批判的声音不存在。与此相反, 在不同历史语境下, 美国本土学者在传播批判研究方面做出了探索和努力。

芝加哥学派以社会批评作为研究社会问题的方法, 将传播与媒介纳入其研究视野, 关注语言、符号和交流对于个人和社会的作用, 倡导社群与共享的观念。杜威认为:“在一切事务中, 交流是最美妙的。”[2]实用主义大师皮尔斯也指出, 现实这个观念的起源本身……必然和社群的观念相联系, 社群没有明确的疆界, 但肯定能够增加知识的数量。[3]在此语境下, 他们反对原子论的个体观念, 批判美国资本操纵媒介的现象。杜威认为, 一切倾向于生产资料分配的集中化的经济条件、生产和分配的集中化都影响公共报业, 无论个人是否喜欢。需要大公司大资本去经营现代企业的原因自然会影响出版业。[4]此后美国新一代社会批评家李普曼在《公共舆论》一书中提出了“拟态环境”和“刻板印象”概念, 拷问了美国政治对媒介的影响、质疑了美国新闻业的客观公正性。这一时期的批评家厄普顿·辛克莱 (Upton Sinclair) 、奥斯瓦尔德·加里森·维拉德 (Oswald Garrison Villard) 和乔治·塞尔德斯 (George Seldes) 也分别著述批判美国新闻媒介。他们发出火药味很浓的控诉, 对民主体制下不太健康的新闻业的危险提出警告, 认识到政治生活的质量有赖于媒介体制的性质。[5]

遵从结构功能主义的拉扎斯菲尔德, 虽然也具有社会批判意识, 但其已远离芝加哥学派的“历史/文化解释”的批判路径, 他更关注一种基于社会科学解释的批判理念, 期望批判理论将事实与价值分开, 以调和媒介批评与商业媒介之间关系。哈特认为, 拉扎斯菲尔德的批判立场有两层意思:一是对权威的承认和对权力的妥协;二是在主导范式之下寻求变革, 主张现有理论视角或实际视角的融汇。[6]由此可见, 拉氏的媒介批判思想是妥协性的, 而杜威恰恰对与商业和政治保持暧昧关系的媒体保持着警觉与批判。

无论怎样, 杜威、拉扎斯菲尔德、李普曼及其他美国学者, 他们媒介批判的哲学思想大都是实用主义的, 是在“崇美主义”情结下, 寄希望于媒介与传播改革来维护美国的民主机制。因此, 这种批判思想具有注重当下性和功利性, 缺乏历史性的反思和传播的文化语境观照。所以, 他们所寄予厚望的经验共享、平等参与的传播理念在理论与实践上陷入困境。杜威期望实用主义应包含对民主的构想, 其基础是传播赋予人的力量以及专家和公众的互动机制。但现实情况是, 媒介技术被用作政治工具, 个人表达被公共意识的媒介表达取代了, 个人的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转换为代表形式问题。[7]在此情形下, 杜威的实用主义理想破灭了, 传播研究的芝加哥学派传统日渐式微。反观拉氏等人[8]的传播研究, 在思维方式上属于工具理性, 在受众研究上脱离不了“刺激-反应”模式痕迹, 在媒介研究上忽视了媒介资源分配问题, 在此语境下, 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美国传播研究亟需革新。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进入了美国传播研究的视野。

二、传播研究的批判路径比较

哈特用大量的篇幅梳理了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两派学者提出的传播批判研究理论。在此基础上, 本文更关注下述三组对象关系的异同:法兰克福学派前期代表人物如阿多诺等人观点与后期代表人物哈贝马斯的观点, 英国文化研究学者如霍尔等人的观点与美国文化研究学者如凯利的观点。

阿多诺与马尔库塞等人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来审视美国的大众文化、意识形态与受众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 美国大众文化已经沦为文化工业链条上的可复制和标准的商品, 其内含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已经将受众异化——变成了“单向度的人”。资本主义通过大众文化制造的虚假认同来维护其不合理的政治与经济秩序。可见, 法兰克福前期代表人物批判的靶子主要是资本主义“文化工业”, 其社会关怀是反思法西斯极权主义操纵下的传播对受众与社会的危害, 透视资本主义传播制度下的弊端, 使媒介与传播起到解放人的潜能和满足人们全面发展的作用。与阿多诺等人相对激进的意识形态批判不同, 法兰克福后期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借鉴了胡塞尔现象学观点——如“生活世界”和“主体间性”, 并吸收了芝加哥学派的符号互动论思想, 从交往理性的视角来反思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现象, 他对大众传媒促成“公共领域”的形成寄予厚望, 但随着20世纪资本主义媒介商业化发发展, 资产阶段理性化的公共领域已经消亡。他从主体言语的功能来构建其“交往行动”理论, 以此来诊疗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弊端。

对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思想, 由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间的矛盾, 美国本土多数学者对其表现了天然的怀疑与拒斥心理。这从拉扎斯菲尔德与阿多诺在传播研究上的分歧可见一斑。对法兰克福学派使用的“批判”二字, 詹姆斯·凯利 (James Carey) 的印象是:“‘批判’一词与其说描绘一种立场, 不如说是一件用于掩护的外衣, 马克思主义处在被敌视的流亡时期用得上这样的外衣。”[9]这表明, 以马克思主义批判思想进行传播研究在美国的尴尬处境。哈贝马斯的理论虽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症候。但由于其理论的复杂与思辨性, 不可能引起讲究实用主义的美国本土传播学者的兴趣。正如理查德·罗蒂 (Richard Rorty) 所说:交流、和谐、交换、会话、社会团结的欲望以及种种纯粹美好的愿望想要结束哲学的传统, 因为美国学界认为, 哈贝马斯试图提供元叙事的努力甚至人的解放的元叙事的努力是在帮倒忙, 是偏离杜威所谓的“日常细节的意义”。[10]

英国文化研究关注传播在文化语境中的社会意义。该学派学者如威廉斯、霍尔、费斯克等人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霸权与意识形态思想, 对英国社会出现的以及引进的通俗文化进行研究。与法兰克福学派将文化纳入意识形态范畴进行审视不同, 英国文化研究是将意识形态纳入文化的范畴进行观照, 以揭示文化文本中蕴含的意识形态与压制因素, 并发掘受众对文本的对抗性解读力量。这种研究的方法论在某处程度上摆脱了法兰克福学派以意识形态解读大众文化与受众关系的机械模式, 颠覆了大众社会理论主张的被动受众观主张, 在美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欢迎。正如哈特所言, 英国文化研究在美国至少受到两种兴趣的欢迎。第一种兴趣是学术追求的兴趣, 其思想是把文化当作解释传播和媒介的恰当场所。第二种是对社会进行社会政治批评的兴趣, 其重点是社会传播语境中的意识形态、权力和支配问题。在这两种情况下, 积极受众的观念和抵抗的观念都是主要的吸引力。[11]

美国以文化研究路径进行传播研究的代表人物是詹姆斯·凯利。在其著作《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 其提出了另人耳目一新的“传播的仪式观” (a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 。[12]该观点认为, 传播是建构一种文化或信仰的认同。这种观点属建构主义立场。与霍尔等人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从事文化研究不同, 凯利传播研究的文化路径根植于美国的实用主义传统, 并深受芝加哥学派的影响, 他重视社群与共享观念, 主张以一种对话的视角来考察传播的过程。由此, 凯利提出的文化研究理论与霍尔提出的形成鲜明的对照。正如哈特所说, 美国传播研究的文化研究视角与美国文化研究接近的感觉是虚幻的, 因为凯利所指的思想传统难以代表马克思主义的思考。[13]

至此, 本文拟对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之于传播批判研究的观点做一对照。二者都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或者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传播研究, 但其观点区别远大于共同点, 在受众观方面, 法兰克福学派持被动观点, 英国文化研究更多地认为受众是主动的。在文化研究立场上, 法兰克福学派持精英文化立场, 认为大众文化是低俗和粗糙的;而英国文化研究认为文化体现了一种生活方式, 不对文化作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二元之分, 其研究视角更多地关注通俗文化。在意识形态与文化关系方面, 法兰克福学派将文化纳入意识的范畴来考察, 英国文化研究则是将意识形态纳入文化研究视野。在对大众文化的态度方面, 法兰克福持悲观主义态度, 因为他们认为媒介控制了意义的生产, 且意义隐含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英国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霍尔提出了“优先阅读” (被支配的、协商的、对抗的) 理论, [14]赋予了受众解读文本的主动性。而且, 约翰·费斯克 (John Fiske) 认为, 观众是意义和快感的生产者。[15]因此, 英国文化研究对大众文化持乐观主义态度。具体对照见表一。

三、传播批判研究的展望与启示

哈特对传播批判研究的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两种路径进行了小结。他力图从二者中找到理论的接点与差异 (见表二) , 并对这两种路径能够相互借鉴与包容表示乐观。相对来言, 哈特更支持马克思主义批判路径的传播研究。但在当下美国的传播研究语境中, 这一路径的传播研究可谓举步维艰。正如哈特所言:总体上看, 美国传播学走的是美国社会科学的路子, 在媒介与社会问题上, 它拒不接受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从以上的经验来看, 根据传播学领域的社会批评史和激进批评史, 文化研究仅仅是一种短暂的现象。[16]不仅如此, 即使主张以符号、异化和新弗洛伊德分析法来进行文化研究路径的美国本土学者, 如肯尼斯·伯克 (Kenneth Burke) 、修·邓肯 (Hugh Dalzie l Duncan) 、赖特·米尔斯, 他们虽发表了富有洞见的研究成果, 但其声音在美国传播研究圈内也是微乎其微。由此, 在美国, 相对于以实用主义为取向的传播批判研究, 以马克思主义为取向的处于边缘境地, 但二者之间存在一种张力关系。这种“张力格局”出现, 除源自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两种哲学批判传统的分野外, 还有下述三点原因:

首先是历史与文化语境。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社会处于剧变时期。大规模的外来移民、工业化与都市化改变了美国的社会结构;交通工具对经济发展贡献巨大;大众媒介 (报纸、广播、杂志) 对知识与经验的普及愈来愈重要。在这种语境下, 深受实用主义影响的芝加哥学派关注传播在社会中的影响, 包括传播之于美国社会的稳定与改良、传播对维护美国民主机制、传播对共享社群文化与形成公共舆论等方面的作用。虽然拉扎斯尔德的传播研究也具有一定的社会批判意识, 但其研究属社会科学传统, 具有浓厚的结构功能主义取向, 因此, 该时期传播研究的语境本文不再探讨。法兰克福学派传播批判研究的语境主要源于三个方面:一是欧洲哲学批判思维传统;二是对法西斯主义宣传策略的反思;三是20世纪30-60年代美国大众文化的兴起。英国文化研究的语境也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寻求对社会的其他解释和变革的情绪;二是对工人阶级文化的思考;三是对美国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批判。这几个方面引发了以霍加特、威廉斯与霍尔对英国文化研究的关注。

其次是学者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秉持实用主义精神的芝加哥学派学者, 他们以社会改良视角来关照传播的作用, 目的是维护与完善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对媒介与传播的作用持有乐观主义信仰。对此, 哈特以为:“美国社会史表明, 激进的社会主义思想未能激励大多数美国人, 包括传播与媒介学者, 因为合作与社群的观念维持着当代文化标志的力量。”……“事实上, ‘崇美主义’的思想作为社会主义思想的替代物始终是一种令人感兴趣的可能性”。[17]反观法兰克福与英国文化研究学者, 他们以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卢卡奇的“物化”、葛兰西的“文化霸权”、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等理论为认知模式, 并运用法国结构主义的媒介符号与话语分析, 关注传播与媒介对实践民主的可能及其对人潜能的解放。

再次是学科旨趣差异。实用主义主张从历史与文化的语境来研究传播, 他们重视实证主义, 但也不忽视其他研究方法。他们关注伦理但又重视科学。所以, 实用主义路径的传播批判研究, 多借助社会科学, 如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而法兰克福批判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多依托人文学科, 如哲学、符号学、文学和历史学等。社会科学关注的更多是传播的规律性东西, 而人文学科更多关注传播的意义问题。

总之, 哈特丰富的执教经历使其能以宽广的学术视野来审视各类传播批判理论, 这也使本书内容显得充实, 资料也比较翔实。但哈特在书中虽流露出对哈罗德·英尼斯、马歇尔·麦克卢汉以及波兹曼为代表的北美媒介环境学派的推崇, 但却没有详细论述该学派对传播批判研究的理论贡献及发展潜力, 这也是本书不足之处。不管怎样, 本书是一部了解美国传播批判研究的重要文献。

摘要：在阅读哈特的著作基础上, 本文重点关注了美国本土传播批判研究状况, 分析了法兰克福学派前后期代表人物在传播研究上所持观点的差异, 以及文化研究在英国与美国关注视角的区别, 总结了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传播批判研究的异同。最后, 整体对照了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两种批判路径的传播研究。

关键词：实用主义,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研究

参考文献

[1][5][6][7][11][13][16][17]哈特.传播学批判研究:美国的传播、历史和理论[M].何道宽, 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3, 57, 94, 63, 162, 165, 196, 190.

[2]Dewey, John.Experience and Nature.Chicgo:Open CourPublishing Co.1925.166.

[3]Peirce, Charles Sanders.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Peirce, Volume5, edited by Charles Hartshorne and Paul Weiss.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4.186-187.

[4]Dewey, John.Freedom and Culture.New York:CapricornBooks.1939:149.

[8]包括拉扎斯尔德、霍夫兰、拉斯韦尔和施拉姆。

[9]Carey, James W“.The Mass Media and Critical Theory:AnAmerican View, ”in Michael Burgoon, ed.CommunicationYearbook 6.Beverly Hills, CA:Sage.1982:22.

[10]Rorty, Richard“.Habermas and Lyotard on Postmodemi-ty, ”in Richard J.Bernstein, ed.Habermas and Modernity.Cambridge, MA:Polity Press, 1985:175.

[12]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M].丁未, 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5:4.

[14]罗伯特.艾伦.重组话语频道:电视与当代批评理论[M].牟岭, 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271.

中国刑事印证理论批判 篇2

刑事印证理论大致包括关于我国刑事证明方法的实证描述、对证明方法模式的归因解释和反思性规范立场的阐明等三个方面的内容。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我国刑事证明方法的整体特征的理解，刑事印证理论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包括：第一，似是而非的模式标识。刑事印证理论对印证没有一个清晰的表述，其理解不符合常识见解。即便将印证理解为依据多个具有相同证明指向的证据综合判断认定事实，“印证”一词似乎能够标明我国刑事证明存在着“孤证不能定案”这种基本规范，但实际上这种规范要求也是似是而非的。并且对于什么是印证证明的完成状态，以及在都是依据多个证据判案时，在哪些情况下我国比西方国家对证据的要求更高，刑事印证理论更加说不清楚。第二，难以成立的归因解释。刑事印证理论对证明方法之成因的分析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第三，模糊不清的反思性规范立场。印证理论关于对印证模式的反思性规范立场的普遍共识是：在坚持我国刑事证明方法的规范传统的前提下，在不断加强程序制度建设的同时，逐步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的刑事证明方法，以及实现查证和认证方式从“由供到证”向“由证到供”的转型。这种大而化之的共识缺乏实际意义。因此，学界仍需寻找替代性的模式理论来说明我国刑事证明方法所面临的转型问题。

（摘自《法学研究》，2015年第6期，第136-155页。）

传播批判理论 篇3

一、问题指向与方法说明

从文化工业批判理论的来源典籍《启蒙辩证法》的内部结构看, 文化工业批判理论是作为全书首章“启蒙的概念”及两个附论的衍生环节而出现的。而大陆的新闻传播学者们的引述, 主要集中在全书“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的部分中。那么, 这是否意味着“启蒙的概念”与“文化工业”没有直接的逻辑关系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种关系是如此密切, 以至于失去了对于启蒙的基本概念的清晰理解。要充分把握乃至运用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是十分困难的, 本文要解决的问题是:

大陆新闻传播学者对《启蒙辩证法》的引用, 着重于什么样的部分?这样的引用行为有没有显示出他们对作为全书主题的“启蒙”概念的准确理解?换而言之, 一个失去了启蒙概念前提的文化工业理论, 对其自身的论述深度和说服力会不会有所损害?最后, 如果存在漠视理论前提的问题, 难道仅仅因为是出于行文的考虑?是不是还反映出有关学者在概念认识上的“前《启蒙辩证法》”甚至“前马克思”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批判指向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

本文以重庆出版社 (1990年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2006年版)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1) 为目标底本, 检索到23篇引用过这三个版本的新闻传播学领域的中文论文。本文作者通过 (1) 辑录引文; (2) 比对上下文, 弄清作者引文指向的问题; (3) 分析作者引用相关段落的动机; (4) 审视相关作者使用相关引文的概念前提; (5) 比较这样的概念把握与《启蒙辩证法》作者对相关概念的把握的差异;进而 (6) 澄清部分学者理解上的误区, 解释他们的理论的说服力不够的原因;甚至部分地 (7) 能够将这种概念的误植与霍克海默、阿多诺所指向的启蒙思想的批判本身联系起来, 以此理解其批评理论在当今中国的意义。

二、走向原著者批判指向背面的装饰性引用

本文作者发现, 大陆新闻传播学者对《启蒙辩证法》的引用, 从形式上讲, 基本上可以归为“第一部分 (引言) 引用型”和“结论印证型”。这就是说, 《启蒙辩证法》始终是作为论题的提起和结论的印证发挥作用的。这部重要的文本似乎很难编织进入学者们对自身论题的重点论据之中, 当然仅仅依靠形式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就具体内容而言, 最为表层的引用, 表现在《启蒙辩证法》作为时髦的学术装饰品, 只是在语词类似的意义上才同引者的论题发生了关联:

1. 论题和《启蒙辩证法》不存在逻辑关联

夏冠英在《论罗兰·巴特大众文化理论的“自然化”》一文中提出了“自然化”的概念。他指出, 就大众文化的研究而言, 所谓“自然化”是一个绕不开的视角, 一个无可回避的话题。他指出:“早在20世纪上半叶, 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就从某种批判的视角发掘、指出过大众文化的种种‘自然化’问题。”就这点而言, 论者似乎抓到了一个核心的问题, 即启蒙和自然的关系问题。然而, 他紧接着又提出:“这 (指自然) 包括大众文化语言层面的某种模式化、惯例化 (‘习惯成自然’) 及其对某种随意性 (即‘自然而然’) 的追求。”说到这一层, 所谓的“大众文化语言层面的某种模式化、惯例化 (‘习惯成自然’) 及其对某种随意性 (即‘自然而然’) ”2, 并非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论述“自然”的要领, 3这里只是一种纯粹的借用罢了。

2. 以所谓中性或正面的方式对待批判性的概念

《启蒙辩证法》作为一个批判性很强的文本, 这在学术界已经有了共识, 然而在有些新闻传播学者那里,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用来批判的一些概念, 如“文化工业”、“娱乐”、“大众”却成为中性的语词, 非但没有批判的建树, 反而发挥了功能性的正面作用。

不少论者在阐述时, 即便不引用《启蒙辩证法》, 他们的论述仍然是准确的, 但出于各种考虑, 他们还是没有放弃引用的行文。在论述后现代生活与新闻娱乐化的论题时, 吴飞与沈荟提出, (娱乐化的新闻) 可以缓解民众的政治热情, 消解民众对政策的不满情绪。认为, “娱乐功能的启动大概是最没有风险或者说是风险最小的。因此娱乐节目也好, 娱乐化的新闻报道也好, 因为对政府的压力相对要小些。”4问题在于, 在这样一个自足的论述后, 作者们加上了《启蒙辩证法》作者“商业与娱乐活动原本的密切关系, 就表明娱乐活动本身的意义, 即为社会进行辩护。欢乐意味着满足”的引文。这两位作者, 直接把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文化工业的批判的内容拿来作为一种能够在现代社会发挥功能性作用的武器, 文化工业被理解为一种人们主动选择的放松身心的方式, 它由此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被遮蔽了, 遑论这种原因并非人们的一种主动选择。

三、切割的二分法意味着什么

《启蒙辩证法》一书中, 作者对文化工业、大众媒介、广告的批判吸引了大量新闻传播学者, 本文在比对分析过程中发现了一系列与此相关的概念, 被不少学者或简单或复杂地组装成了一双双由毫无关系的对立面组成的集合。

1. 受众和结构 (文化工业、媒介) 的分离

赵瑞华在《媒介化生存与人的异化》引用了阿多诺举的一个例子:“一个年轻的姑娘, 当她在想表示接受或拒绝对方的约会时, 当她在打电话或在约会的地方谈话时, 或者叙述自己的心理和内心活动时, 她都能按照文化工业提供的模式表达。”他补充道, 大众媒介是文化工业产生的最重要、最有效的传播管道。“受众自主的意义空间被媒介的意义空间不断压缩, 导致了米德所谓‘内省式思考’的终结。”5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引者们显然带有一种文化工业帝国主义或者大众媒介帝国主义的倾向。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倾向?本文认为, 他们机械地理解了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批判, 将受众和结构 (文化工业、媒介) 截然分开来。我们后面将会看到, 这种截然的区分, 表面上支撑着一种无用的道德谴责和呐喊, 实质上隐含了一股更为危险的话语潜流。

2. 为什么更危险?走向第二国际的论调

大陆新闻传播学界比较早地系统介绍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殷晓蓉教授指出, 围绕着文化工业的概念,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无情地抨击现代媒介, 指出它怎样成为延伸政治统治和经济统治的工具、怎样使艺术贬值, 以及怎样达到对个人的奴役, 并指出它如何不动声色地把它的牺牲者引入被动接受的状态。而随着社会中介力量的减弱, 形成社会否定机制的动力和机会越来越少:“从利益方面来看, 人们是乐意把文化工业解……文化工业的产品到处都被使用, 甚至在娱乐消遣状况下, 也会被灵活地消费。但是文化工业的产品到处都是经济上巨大机器的一个标本, 所有的人从一开始起, 在工作时、在休息时, 只要他还进行呼吸就离不开这些产品。”6尽管论者在引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论文的过程中, 完整地引述了他们的副标题“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 但具体展开后, 仍然使得文化工业由于脱离了启蒙辩证法的完整语境, 以至于“文化工业”在殷晓蓉教授那里似乎是一种主观能动性非常强的力量, 这种力量是“政治统治和经济统治的工具”, 启蒙本身同政治经济权力的复杂关系被遮蔽了。实际上, 即便在论述启蒙概念的章节中, 启蒙与权力的关系一开始就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一条重要论述线索。7

3. 一套消极的逃避术

相当多的论者则延续着将“文化工业”、“大众媒介”作为一种孤立的靶子的做法, 试图将解决这些问题及希望于作为别切割开的另外一方的精神胜利法。

在沈荟那里, 在文化工业中, 文化成了娱乐, 娱乐本身成了人们的理想。“快感总是意味着什么也不思考, 意味着忘记苦难, 甚至就在这苦难被表现出来的地方忘记它。从根本上说, 它是一种无所助益的东西。它是一种逃离, 但不是人们所说的逃离悲惨的现实, 而是逃离最后一丝抵抗的念头。”8文化和娱乐之间的转换变得十分容易、轻松, 而后者是绝对值得批判的。

陈伟军认为, 对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来说, 广告是试金石, 是文化工业大获全胜的象征。广告以不变的样貌流水线式地重复出现, 如果没有它, 商品和实物也就没有了意义:“因为在体系的强制下, 每一种产品都使用了特用的广告技术, 所以广告都用了文化工业特用的语言和‘风格’。”9在陈伟军看来, 广告本身像文化工业一样, 变成了一个自足的实体, 这个实体似乎是万能的, 相比之下, 受众完全是被动的。这样的论述路径, 其实和强调受众自身缴械一样, 把启蒙的逻辑割开来, 一方面作用于文化工业、一方面作用于受众。很难解释, 这样的受众是如何产生的?这样的文化工业是如何产生的?

四、引用《启蒙辩证法》反被《启蒙辩证法》批判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理论穿透力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预见性, 这种预见性不仅在现实领域不断地实现, 而且在学术思想领域也一再被重演。

预见一, 主观化、实证化的解决方案

有论者指出:“阿多诺和霍克海默认为在无处不在的商品大潮中, 人们尤其是普通大众要反抗潮流、保存自己尤其困难。随波逐流, 混迹于物质世界而放逐于精神空间, 既是迎合, 也是逃避。”10在这些论者看来, 似乎只要放弃对物质世界的接触, 混迹于精神空间, 作者批判的困境就能够得到克服, 这又恰恰落入到了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批判枪火中。

《启蒙辩证法》一书作者对快乐、逃避、自由等概念的论述, 实质上是和启蒙的内在困难联系在一起的。11然而, 不少引述者对此进行了简单化的处理。曾凡斌引用道:“快乐也是一种逃避, 但并非如人们认为的那样, 是对残酷现实的逃避, 而是要逃避最后一丝反抗观念, 娱乐所承诺的自由, 不过是摆脱了思想和否定作用的自由”。他解释说:当代社会, 人们承受的压抑日深, 这种存在困境使窥私、戏谑、看热闹、起哄等心理成为人们变相的满足手段, 由此出现一种社会期待:人们想找一个可以承载这种心理的对象, 让这种心理获得投射。作者将文化工业归因为“当代人的审美品位和标准的脆弱和不堪一击”, 由于做了诸如此类的推断, 他便不会对所谓的“人们承受的“日深”的“压抑”究竟为何做出解释, 也正是由于缺乏这种解释, 现代人的“窥私、戏谑、看热闹、起哄”被归结为一种心理现象。

如果回到《启蒙辩证法》的上下文, 类似的将人作为科学研究的主体和客体的过程, 正是启蒙的自我毁灭的第一步, 12而这样的毁灭不断发展下去的一个样态, 便是文化工业。而作者在这里却将此作为文化工业的诊断书和治疗药方。

预见二, 概念、命名与虚假的胜利

南京大学著名文化学者周宪在《文化工业、公共领域、收视率》一文中指出:“法兰克福学派是媒介批判的早期形态, 阿多诺在其与霍克海默合写的《启蒙的辩证法》中尖锐指出, 文化工业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操纵大众意识形态的工具, 另一方面, 又服从于资本主义商品交换逻辑, 总而言之, 是为现存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阿多诺的文化工业批判, 开创了西方思想界对现代大众文化和传播媒介批判的先河。但在阿多诺那里, 文化工业的批判还只限于一种哲学的思辨和推论, 尚缺乏严格的经验社会学的分析。”作者着意想推出的是布尔迪厄, 他说:“与阿多诺式的在媒介体制之外来批判媒介的方法相比, 布尔迪厄‘参与性对象化’的方法似乎带有更大的破坏性, 它从内部揭露了媒介体制鲜为人知或为人所忽略的那一面。”媒介在周宪教授那里似乎是作为一个领域, 这个领域不同于“哲学的思辨和辩论”。13

究其思想根底, 周宪教授通过一种进化论的比例和从抽象到具体的比较, 无意识地但又是比较清楚地把各类《启蒙辩证法》加以外在的引用的学者的前提凸显出来了:第一, 新闻传播、媒介、文化工业等等, 都是不同于哲学思辨的一个领域 (当然这个标签是他们为阿多诺贴上的) , 他们通过如此描述, 在突出自身具体性的同时, 实质上采取了一种分而治之的方式, 把文化工业作为《启蒙辩证法》作者批判的某一个特殊的对象/领域来理解———这就意味着有其他的对象/领域与之并列, 而不是作为启蒙本身的一种病态表现的全部来理解。

第二, 这样, 他们严严实实地落在了阿多诺所批判的启蒙概念之中, 他们就像阿多诺批判的奥德赛, 他无法战胜自然, 于是只能通过给自然命名 (在他们那里是所谓的“分科”、“分为不同领域”) 的方式欺骗自然。14结果是, 他们表面上批判文化工业, 实际上他们采取的方式其实同阿多诺所推演出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的启蒙概念的批判对象如出一辙。

五、启蒙:对理性的背叛还是发扬, 亦或超越两者

于是, 我们终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对于启蒙概念的清晰理解, 就没有对文化工业理论准确运用的可能。然而, 这是否意味着, 只要进入到启蒙的论述范畴, 对文化工业的理解就没有了失焦的可能性了?

在大陆新闻传播学领域, 曹晋、赵月枝尽管不是中国大陆最早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探讨传播的学者, 但他们始终坚持从理论脉络出发来探讨问题, 这使得她们同那些以一种外在的方式对待《启蒙辩证法》的新闻传播学者 (哪怕是理论新闻传播学者) 区分开来。她们指出:秉持马克思主义批判精髓的法兰克福学派, 反对实证主义, 也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包含的实证主义传统, 认为启蒙运动是对理性的背叛而不是发扬, 是这一背叛导致了工具理性霸权, 为垄断资本主义兴起铺平了道路……《文化产业:欺骗公众的启蒙精神》一文中指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 整个世界都要通过文化工业 (即商品形式或商业模式的文化) 的过滤, 作为不断进步的对自然的技术统治的启蒙, 变成了大众欺骗, 转变成束缚自觉意识的工具。它妨碍了自主的、独立的个人的发展, 不利于一个民主社会的建设。15她们的观点从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切入, 不是作为一种装点和外在的批判, 而是直接触及到了启蒙的主题, 由此超越了那些浮在文化工业泡沫上而没有抓住阿多诺论述重心的论者, 因此这样的观点值得认真讨论。

曹晋、赵月枝认为, 是启蒙为垄断资本主义的兴起铺平了道路。也就是说, 启蒙是前提, 垄断资本主义的兴起是结果, 这种前提之所以会发生, 是因为启蒙运动是对理性的背叛而不是发扬, 一是把启蒙等同于一场运动, 二是把启蒙的内容推定为某一个/类主体背叛了理性, 而不是发扬了理性, 因为这种背叛, 才导致了工具理性主义霸权, 换而言之, 只要不背叛, 那么理性就不会导致工具理性主义霸权。

结果真是这样吗?赵月枝在另一篇名为《重现乌托邦:中国传播研究的想像力》中强调:尼采尝言, 真理是一个价值事件。而将事实与价值相分离, 并将事实塑造成一个客观、中立的范畴, 这仅仅是近代思想的产物。脱胎于欧洲启蒙思想的现代社会科学传统对于我们系统地认识人类社会确实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然而当技术理性成为一种规训与惩罚的霸权, 将科学/非科学的认识框架强加给知识分子和整个人类社会时, 我们就必须反省启蒙辩证法的课题。16同样, 她准确地看到了启蒙中的纠杂的状况, 并要求人们对尼采所谓“近代的思想”保持警惕。问题在于, 作者在这里仍然没有避免潜在的二分法, 即启蒙的作用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 就好像启蒙可以从内部劈开, 一部分留下、一部分去除一样, 作者似乎没有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于启蒙内在的困难和发展历程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 换用作者的语言来说, 拒绝霸权、仅仅反思就够了吗?

论者在引述的落脚点处呼吁, 人们必须反省启蒙辩证法的课题。诚如文章标题所说的“中国传播的想象力”, 作者似乎并没有在文中给出更为明确的解释。同和曹晋合作的那篇文章一样, 这里给人的印象似乎是, 作者尝试诉诸理性来走通乌托邦道路, 然而在作者多次引用的《启蒙辩证法》的作者那里, 理性恰恰就是启蒙落入深渊的开始, 这其中的困难应当是作者需要直面的。

六、进一步的思考

本文在采集我国大陆新闻传播学界的相关研究后发现, 相对浮泛的引用, 实质上并没有将《启蒙辩证法》贡献给新闻学、传播学、广告学和文化业态的批判思想资源充分使用起来, 当然其中的原因有很多, 本文作者认为, 是“略过启蒙概念”的文化批判, 可能是被一件抽空了内涵的武器。就《启蒙辩证法》而言:

首先, 《启蒙的概念》与《文化工业理论》章节间的关系, 并非可以如同书名可能造成的误导那样, 是一种札记、一种没有内在关联的碎片结构。进而言之, 文化工业理论的内在结构和启蒙概念的内在结构, 两者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并非批判者可以略去不查。

其次, 失去启蒙概念内核的文化工业批判, 不仅将导致批判的无力, 更为要紧的是, 这种批判很有可能是变质的。文化工业理论作为启蒙概念的一个现实环节, 必须建基于对启蒙内在的理解, 包括启蒙与神话、启蒙与自然, 以及符号、权力等内在要素, 直至启蒙内在的悖论及可能的出路。

广告传播中女性形象刻板印象之批判 篇4

一、广告传播中女性形象刻板印象的成因

从社会角色、家庭角色、肢体语言、服饰特点等方面切入, 可以发现目前广告传播中依然存在贤妻良母、美丽花瓶、性工具或商品等类角色定型。广告传播中对于女性形象的刻板印象在中西方各国广告中都普遍存在,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现象呢?荷兰学者Van Zoonen认为, 性别架构存在四个层次:即个人方面的, 专业方面的, 组织方面的和制度方面的。按照这一路径, 可以总结广告传播中女性刻板印象的三条主要原因:

(一) 社会性别等级秩序中霸权式男性特质占据主导

传播学视野下的建构理论范式认为, 大众媒介对社会现状的呈现是一种选择性反映, 这方面美国著名传播学者盖尔·塔奇曼提出的反映假设理论具有代表性, 她指出, 媒介为了吸引尽可能多的受众, 必须反映社会价值标准。

关于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性别秩序问题, 鲍勃·康奈尔以社会学家的视角做出了解释, 他提出的社会性别等级秩序中霸权式的男性特质处于序列顶端, 涉及的特质包括“权威、有薪劳动、力量和身体强壮等”———例如, 加州州长阿诺德·施瓦辛格。“而所有的女性特质都形成于霸权式男性特质的从属位置中, 其中‘受强调的女性特质’是女性特质的重要形式之一, 它倾向于满足男人的利益和欲望, 以‘低眉顺眼、关心体贴、善解人意’为特征, 形成了对霸权式男性特质的重要补充。这种‘受强调的女性特质’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玛丽莲·梦露, 而具有此类特质的女性形象, 在传媒、广告和市场营销中更是广为流行”。

(二) 传媒领域中女性工作者的人数和地位相对局限

受制于社会性别秩序中存在的男性霸权, 女性在社会劳动分工中往往处于相对弱势地位, 这种性别的不平等在传媒领域表现得很明显。《中国女新闻工作者现状与发展调查报告》显示, 在广播、电视行业中, 男新闻工作者占62.7%, 女新闻工作者占37.3%;在报业, 男新闻工作者占72.5%, 女新闻工作者占27.5%……女新闻工作者进入高级决策层的仅占4.4%。由此可见, 传媒领域中女性从业者无论从数量上还是地位上都处于弱势, 而这种不平等的权力结构必然会影响传媒这一重要的社会性别建构源的信息生产与传播, 进而造成传播中女性形象的模式化甚至是偏差。

(三) 媒介组织和社会制度层面上男性依然占据主导

就组织和制度层面来看, 由男性占据主导的媒介机构依然隐性化地按照男权话语来生产信息内容, 在这种权力结构下, 女性主义的声音处于受压制和排斥的边缘位置。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媒介产业的经济、政治作用日益凸显, 而经济、政治领域也尽在父权制规范的掌控中。

二、广告传播中女性形象刻板印象的影响

(一) 隐性强化男权制社会规范和性别秩序

广告传播中的女性形象总是依照在社会生活中占据霸权位置的男性意识形态来建构的, 而这种对性别规范、角色、等级的制约, 常常会内化为受众对社会的期望, 进而影响其性别认识行为。面对大众传媒极力呈现的性别陈规, 一方面“我们无法拒绝广告信息, 我们也不能说它们是虚假的———因为他们与仪式化的性别关系有相同之处。我们甚至不能拒绝它们, 因为在最深层之处, 我们是通过广告表现的真实来界定我们自己的;另一方面敞开心灵的接受又可能导致脑海中最后一丝女性意识的被抹杀”。这种潜移默化的男权式女性形象通过贤妻良母形象传达给处于初级社会化阶段的孩子, 将促成不平等社会性别关系的再生产。

(二) 误导受众对女性之美的解读

传媒对女性形象的刻板印象式呈现, 将女性禁锢于被看或被观赏性的困境, 广告中她们内在的创造力、丰厚的内涵都被一张漂亮的脸蛋取代, 而这张漂亮的脸蛋也是按照男性的想象描绘出来的。同时, 刻板印象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美”的单向度化, “大眼睛、高鼻梁、身材高挑、乳房丰满”已成为国际通用标准。

(三) 导致女性的消费主义

广告所展现的所谓完美形象没有几个人能达到, 于是化妆、美容、减肥甚至整容, 成为渴望实现自身价值的女性们难以割舍的选择, 梦想式消费成为女性家庭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而她们在这种体验式的消费过程中不仅仅失去了金钱, 也丧失了内源性的自信和对外 (下转第96页) (上接第91页) 部世界性别关系的鉴别能力。无论是美丽花瓶、家庭主妇、还是另类女性都试图将女性拉入消费主义的漩涡, 并以此磨灭本是多元化的个性特征, 从而最终谋杀了女性的自我。

三、广告传播中女性形象刻板印象的对策

(一) 实现由广告即销售到以人为本的广告观念转变

广告即销售的观念将促销作为广告的唯一目的, 而以人为本的广告观则强调从人出发, 体现对个人和群体价值的充分肯定和尊重。以人为本的广告观强调建立广告传播中的沟通观念, 认为反馈、对话、沟通才能保证真诚, 促进性别平等, 只有“在新广告所搭建的公共文化平台中, 让社会的各个阶级和亚文化群体都能进行真诚的沟通, 实现真正的平等, 才能使女性形象的展现和诠释建立在公正、科学的前提之下”。

(二) 提高公众特别是妇女和儿童的相关媒介素养

媒介素养教育已经引起全球众多学者的关注, 它一方面是为了促进公众对媒介内容的理解能力, 另一方面则是为提高公众对媒介内容的醒觉能力和批判能力, 就广告素养而言, 就是要加强公众特别是妇女和儿童对广告传播中存在的性别歧视现象保持敏感, “以逐渐摆脱潜意识中存在的角色定型和女性模式化, 产生新的社会心理需求, 最终达到商业化和社会心理的良性循环”。性别和媒介素养教育的终极目的是鼓励女性在社会生活中成为创造主体, 使其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当然, 在男权文化占据主导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背景下, 解决广告传播中女性形象刻板印象问题绝非易事。但诚如鲍勃·康奈尔所提出的观点, 社会性别关系本身绝不是固定和静止的, 而是一个动态过程的结果, 因而会发生改变和遭遇挑战,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也应满怀自信地认为, 只要从人本出发、以平等的姿态来审视和进行广告传播, 女性形象的刻板印象化问题定将有所改善。

参考文献

[1]刘兰珍、饶德江.广告传播中女性形象的贬损分析[J].武汉大学学报, 2005, 58 (3) :368.

[2][英]吉登斯.社会学[M].李康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378.

[3][美]Erving Goffman.Gender Advertisement[M].New York:Harper and Row, 1979.

[4]刘兰珍、饶德江.广告传播中女性形象的贬损分析[J].武汉大学学报, 2005, 58 (3) :373.

传播批判理论 篇5

1 弱者, 你的名字叫女人

很多成功塑造男性英雄的电视剧往往热衷于用女性角色的弱势地位去反衬男性英雄的阳刚魅力。女性的这种“柔弱”指的是在男女两性关系中, 女性多处于被男性控制、支配的被动地位。无可否认, 这种被动地位在历史上和现实中无疑都是女性的悲哀, 我们当代人应秉持着科学的两性观、运用批判性的眼光去审视这一现象。但是, 有些电视剧作品却把男性对女性的支配、控制看作其英雄魅力的一种重要体现而津津乐道, 予以有意无意的认同或肯定。这一现象在近些年来荧屏上出现的很受观众欢迎的草莽英雄形象的塑造上表现的比较突出。所谓草莽英雄, 指的是出身平民阶层, 知识文化层次不高, 性格粗放豪爽, 为人正直善良的英雄人物。在这些人物身上, 观众常常能够看到类似于武侠小说中扶危济困的主人公身上的“侠气”。甚至, 由于这些人物性格刚直近乎鲁莽, 在他们身上还能找到“匪气”的影子。较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的石光荣、《亮剑》中的李云龙等。在这些电视剧中, 被着力表现的男性英雄的这种侠气和匪气往往需要女性角色用柔弱的特质、用被控制、被支配的被动地位来反衬和烘托。于是, 这些电视剧中塑造的两性关系呈现出男强女弱、男刚女柔的特征。我们以《激情燃烧的岁月》中描述石光荣与褚琴相遇的情节为例进行分析。褚琴出生于小商人家庭, 和石光荣相遇时, 时值青春妙龄 (18岁) , 她年轻漂亮, 开朗活泼, 正是对爱情充满幻想的时候。在石光荣对她一见钟情之时, 她和同为文工团演员的谢枫的朦胧爱情也在悄悄萌芽着。在这种情况下, 石光荣虽然身为团长, 但是他为人不够斯文、又已年届36岁, 实在不是褚琴心目中理想的对象。于是, 石光荣对褚琴的追求遭到了她几次三番的拒绝。但是, 这种反抗在石光荣强大的追求攻势面前显得太弱小了, 石光荣把追求褚琴比喻成对敌人阵地的一次攻坚战。他让警卫员小伍子强迫褚琴到他的团里吃饭, 并通过褚琴的父母、上级组织施压最终“攻下了褚琴这块阵地”。于是才有了石光荣和褚琴几十年来磕磕绊绊的婚姻生活。在另一部火爆荧屏的革命战争题材电视剧《亮剑》中, 草莽英雄李云龙和小护士田雨的婚恋关系描写也颇堪玩味。李云龙大胆向田雨表白爱情时, 表面上看是让田雨选择是否接受他的爱情, 但是他却明确给田雨限定了在多长时间内必须表态, 否则就代表不同意。婚后, 两人由于文化层次、生活习惯的不同屡次吵嘴, 貌似田雨的地位并不弱势, 但导演还是安排了比田雨更加善解人意的张白鹿对李云龙展开了追求。在朋友的点拨下, 田雨反思了自己在婚姻中的不足和失误, 并决定“痛改前非”, 用柔情去重新换回丈夫的爱。无疑, 演到这里, 在夫妻关系的筹码中, 李云龙又一次掌握了绝对主动权, 是选择妻子还是选择张白鹿?这只能是他才能作出的抉择。

2 被看与被凝视——女性的宿命?

约翰·伯格在《看的方法》一书中针对广告中的女性提出了“被看的女人”这一观点。“男人看女人, 女人看着她们自己被看, 这不仅决定了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 而且决定了女人和她们自己的关系。”[1]这里, “被看”是女人的命运, “看”的动作属于男人;即使是女人看女人, 也是用男人的眼光去看。女性永远是男性“凝视”的对象。“被看”与“被凝视”仿佛成为女性的宿命。千百年来, 女性的行为规范、道德准则甚至于样貌美丑的标准无一不是经由男性之手而制定的。古往今来的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也都是经由男性眼光审视的女性形象。即使是在当今流行的“注意力”经济之下, 为了吸引眼球而展示的“女性魅力”, 仍然是父权制和商业性的合谋, 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迎合社会的“窥视欲”, 而轻视了女性主体意识的感受。这种不合理的两性观同样在电视荧屏的英雄传奇中有所流露。这主要表现在电视传播者习惯从男性的审美视角出发塑造女性角色。在电视剧中, 同英雄们有感情瓜葛的女性角色几乎个个貌美如花, 几乎个个通情达理、温柔善良、善于隐忍。这是典型的男人眼光中的完美女人形象。英雄们身边有这些完美的女人们环绕更凸显了其不凡的英雄魅力。如《汉武大帝》、《康熙帝国》、《狼毒花》等莫不如此。

在女性地位极其低下的封建社会, 为了防止有些女性有了知识后便不再安于被男性支配的命运, 古人干脆提出“女子无才便是德”。但是在男性心目当中, 他们最为认同的女性还是有才华同时又安分守己的女性。就像明人陈继儒 (眉公) 所说:“女子通文识字, 而能明大义者, 固为贤德, 然不可多得;其它便喜看曲本小说, 挑动邪心, 甚至舞文弄法, 做出无丑事, 反不如不识字, 守拙安分之为愈也。陈眉公云:‘女子无才便是德。’可谓至言。”所以, 从古时起便有男性作者创作出数不胜数的具有“才女”+“美女”刻板模式的女性形象。当今的电视荧屏英雄叙事同样热衷于塑造出智慧型的美女同男性英雄爱恋痴缠。但是, 很多电视剧在突出女性“完美”的同时, 也不忘强调其和男性英雄们相比总是有某些能力上的不足, 以此来烘托男性英雄的杰出。比如在电视剧《暗算》中, 漂亮的黄依依聪明能干, 在破译工作上取得了极为出色的成绩。同时, 她还是一位为情而生的女人。她曾经几次三番向安在天表达爱意均被拒绝。在这种刺激之下, 她先是企图自杀, 后又负气和有妇之夫汪林有了不正当关系。和安在天相比, 她的爱情太过炽烈而缺乏理智。为了感情, 她可以抛却理智、抛却工作、抛却名誉, 而相比之下, 责任、工作又是男性英雄安在天最为重视的。由黄依依这个女性形象的塑造, 从侧面烘托了男性英雄沉稳、有责任心的英雄魅力。

3 女性的被工具化与男性英雄的伟大

“兄弟如手足, 妻子如衣服。”这是三国时期刘备说的一句名言。为了巩固兄弟情谊, 刘备可以抛弃妻子。在这里, 女性成为男性证明自己对待朋友情深意重的一个工具了。在当今电视荧屏的英雄叙事中, 女性角色同样被工具化——因为男性英雄常常需要牺牲女性来体现自身的伟大。如电视剧《康熙帝国》中康熙大帝作为男性英雄, 其作为帝王的“隐忍”与“伟大”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和一个女性角色“容妃”之间的关系来体现的。在《康熙帝国》前半部分中, 剧作一直在刻画康熙与容妃的伉俪和谐, 后半部分的剧作刻画了康熙为了国家的前途, 为了大清帝国的江山, 不得不牺牲自己最心爱的妃子和女儿的痛苦过程, 刻画了政治观点与康熙的分歧使容妃从独受圣宠到被一贬再贬、最终惨死的过程, 女性的不幸遭遇成为男性英雄证明自身为了成为千古明君所做“牺牲”之“伟大”。

那么, 对于像康熙这样秉持着落后性别文化观、虚伪、无情的男性, 编创人员是否应该做一些批判性的描述呢?不过, 看完之后, 我们并没有产生对康熙的不满和痛恨, 相反倒是生出不少同情。原因何在?因为片子或是运用一组组对康熙心理剖析的镜头、或是借助康熙同心腹的对话, 充分展示了康熙内心的痛苦。即电视剧告诉我们, 康熙对容妃的死是痛心疾首的, 他的难过是发自内心的, 并不是做给别人看的表面文章。这表明, 电视剧并没有对康熙有揭露和批判的意思, 甚至对康熙的行为隐隐约约怀有一种同情、欣赏的心态。作为一代明君, 康熙对容妃的“狠毒”都是不得已的啊, 作为一个皇上是多么不易啊。有时甚至不得不付出让自己最亲近的人凄凉死去的代价啊 (这就是主题歌中所唱“再辛苦也不说”) !容妃这个人物形象被塑造的越善良、越完美, 就越能体现康熙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出色”。在剧作前半部分描写的康熙对容妃 (应该说还包括他们的女儿) 的宠爱越深, 容妃后来所遭受的苦难越多, 就越能体现康熙所作。因为, 并且又不得不以十二万分的坚忍将这一切深藏心底!真个是再苦不过是帝王!真个是“大男人不好当”!

4 结束语

那么, 这种现象是怎么造成的呢?正如西蒙·波娃在《第二性》中所说, 女人不是天生的, 那么电视剧中女性的形象也不是“天然”的, 也不可能单纯由某一类或者某一代人想怎么构建就可以怎么构建的, 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 “社会是文化的产物”, 人类的行为应从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多重角度来阐释。从社会性别的角度来看, 电视剧中的女性形象主要来源于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文化对女性角色的期待。在很多电视剧中, 虽然传播者努力使自己两性立场公允, 也可能试图站在女性角度设身处地为她们一吐不平之气, 这使他们的作品常常闪耀出耀眼的亮点, 但其意识深处连他们自己也意识不到的落后性别文化的偏见却左右着他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舍。因此, 他们在人物形象身上寄托的审美理想往往在不经意之间流露了其深受落后性别文化影响的文化心理。所以, 笔者期望本文能够对仍然浸浴着传统落后两性观而不自觉的影视创作者、社会大众、以至我们自己有所警醒。笔者深信, 女性社会地位的日益提高、最终达到与男性的平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只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建立更公正、更平等、更科学、更和谐的两性社会的目标离我们并不遥远。

参考文献

[1][美]梅尔文·德弗勒.桑德拉·鲍尔·洛基奇著, 杜力平译.大众传播学诸论, 新华出版社, 1990:251.

巴赫金复调理论试批判 篇6

《诗学与访谈》一书主要由《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的修订》和《巴赫金访谈录》几个组成部分。本书主要是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成果, 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研究则集中在第一部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这一部分中的复调理论正是本论文所要关注的重心。

在《作者的话》中, 巴赫金首先声明他仅仅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诗学问题加以考察。在这里, “诗学问题”主要是从小说艺术的独特性的角度来考察的。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艺术形式方面, 是最伟大的创新者之一”。也就是说, 他仅仅探讨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形式问题, 其作品的内容方面不是他研究的重点。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创新所体现出的那些基本特点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整个艺术世界中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而人们对此没有足够的重视。

巴赫金认为这个创新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所呈现出的复调现象。他认为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追求,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艺术追求, 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主人公和作者对主人公的立场、作品中的思想、作品的体裁特点和情节布局特点等作品构成要素才具有了新的特点和作用, 从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整个艺术世界中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一、复调理论及由此艺术任务所决定的其与作品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 巴赫金批判了那些从意识形态上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物进行分析的观点, 认为它们影响了客观理解作者“新型的小说结构的艺术特色”。 (巴赫金语) 同时, 也批判了评论界因为没有找到新的途径, 于是只好将这一新的模式所构造的艺术世界“独白化”的行为。他认为在作品中表现“众多的互不融合的意识”正是作家的意图所在。这既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创作的基本特点, 也是他小说创作的艺术任务。由此决定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结构的所有要素在他的作品中“均有其深刻的独特之处”。

巴赫金分别列举和批判了那些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世界的基本结构特点的学者。维亚切斯拉夫·伊凡诺夫“虽然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基本原则, 找到了一个深刻而准确的定义———确立他人之‘我’不作为客体而作为另一个主体, 但却又把这一原则独白化了”;C.阿斯科尔多夫“局限于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伦理观加以独白化, 局限于按照独白型小说来理解他的作品内容”;列昂尼德·格罗斯曼假如“能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结构布局原则 (指融汇性质极为不同、相互极不协调的材料) , 同存在多个中心、多个意识 (它们不能归结到同一类的思想观念上去) 联系起来, 那他便会直接触及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艺术秘诀———复调”……总之, 这些理论家的失误, 在巴赫金看来, 都是忽视或避开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世界中的“复调理论”。

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观察世界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是:他观察和思考世界主要是在空间的存在而非时间的流程中。“对他来说, 研究世界就是意味着把世界的所有内容作为同时存在的事物加以思考, 。”正是由于这一点, 产生了他对戏剧形式的热爱。也正是由于这一点, 他的小说遵循了戏剧里的 (着重号为书中所有, 以下均同) 。

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的是众多意识在思想观点方面的相互作用。这些意识都不是独立存在的, 它们都处于与他人的意识的紧张关系中。主人公的每一个意识都具有内在的对话性, 具有辩论的色彩。小说内部和外部的各成分之间的一切关系, 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都具有对话性质, 整个小说就是一个“大型对话”;而大型对话中的人物的双声语、手势、表情等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特色的“微型对话”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主人公 (如“地下室的人”、拉斯科尔尼科夫、伊万等) 的“每一个思想, 从开初就觉得自己是一场未完对话中的一个。这样的思想, 不追求圆满完整, 不追求成为独白体系的整体”。这使得整个作品看起来是未完成的。

按照巴赫金的说法, 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双独特的眼睛和一对善于倾听的耳朵, 他能在千篇一律的现象中发现别人看来习以为常的新的东西, 他能在一种声音中听到另一种声音, 能在一种观点中分辨出另一种争论。就因为他的这种独特的能力, 所以他观察世界时总会发现别人无法发现的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这种观察世界的方式和观察结果运用在其创作中, 就形成了他小说独有的特色。

陀思妥耶夫斯基为自己规定的艺术任务是:表现出, 不对它们加以解决, 只是将它们在同一个时刻的横剖面展现出来。

这一艺术任务决定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各种要素也具有了新的特点和作用。各种声音的地位都是平等的, 它们之间互相不发生融合, 作为思想载体的人物不仅仅是作者议论所要表现的客体, 而且也是各抒己见的主体。主人公的意识被当作另一个人的意识, 但不被对象化, 他们都处于不断地对话中, 他们的思想在与自己和别人的对话中展现出来, 谁也不能说服谁, 呈现出多声部的大合唱。由于主人公所具有的这种新特点, 即面对众多各自平等的主体的世界, 小说结构中的所有要素都有了其深刻的独特之处。总之, 所有要素都要为新的艺术任务服务。

二、对复调理论的批判

巴赫金确实提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中的复调理论, 但这只是抓住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形式上的特点, 而没能指出那些相互独立又各具价值的声音和意识的内容和性质是什么。“正是因为没能解决这个核心问题, 巴赫金最终没能阐明陀氏创作的特质, 没能阐明陀氏在人类文化史上的意义, 自然而然地, 也造成了复调理论的模糊和矛盾。”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独特之处在于他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在于他的双重人格。其小说创作中呈现出的复调现象, 不过是他人格的外化。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借创作来表达他对人类现状与命运的探索, 小说不过是这种思考的外在表现形式。而巴赫金仅仅把复调当作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一种现象或一种创作技巧。另外, 巴赫金把复调理论视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 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现象所具有深刻文化内涵没有做进一步的阐发。

巴赫金所说的“对话”具有封闭性。在《作者的话》中, 他认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性问题的论述遮蔽了其创作中的结构因素。巴赫金竭力回避了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对创作的影响的探讨, 显然, 他是在封闭的体系中分析其对话理论的。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复调”这一艺术任务的追求决定了其创作因素 (如作者的立场与作者与主人公的关系, 情节布局特点等) 的特点和作用。可是对作者产生这种艺术追求的原因则没有说明。这不能不说是复调理论完整性上的一个缺憾。

巴赫金在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时提倡“对话”, 但在这个过程中他自己一直提醒读者复调小说和传统独白小说的不同, 一直是将两者置于对立状态。他不断强调主人公意识的独立性, 千方百计地欲说明主人公的意识并不体现作者的意识, 实际是将主人公的意识与作者的意识对立起来。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许多作品中, 读者是可以感受到小说整体的艺术效果的。巴赫金的出发点是为了说明对话, 但他自己却陷入了二元对立中。

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所说的对话包括:主人公之间的对话和作者与主人公的对话。作者与主人公的对话, 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单向进行的。因为作者可以以对话的态度对待主人公, 但主人公却不能这样对待作者;其次, 作者与主人公的对话, 实际上是作者有意克制的结果, 即巴赫金自己所说的不把观点强加于主人公。这其实与“作者的客观化”无实质上的差别。巴赫金说主人公各具独立且互不融合的声音, 这也是在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观视野中实现的。这并不能说明主人公与作者处于平等的地位, 反而体现了作者的无所不能。

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道路, 就是他小说艺术演变的过程;而这种艺术演变的过程, “固然同思想的演变息息相关, 但却不会融合于思想的演变中。”也就是说, 巴赫金是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道路中艺术演变和他思想演变一定程度地割裂开来。一个作家创作道路在演变, 而其艺术形式的展现却不融合于他思想的演变中, 即他艺术形式的表现与思想的外化没有任何关系, 这对于许多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三、结语

即便如此, 巴赫金的功绩是不可抹杀的, 他使人们认识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独特之处, 并从外部形式分析上做了堪称完美的说明, 他的复调理论为从人类文化史角度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奠定了基础。

摘要：巴赫金是迄今为止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研究最为卓绝的文艺理论家之一, 其复调理论也因此成为后辈学者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绕不开的一个话题。但是, 我们应该明白, 世界上没有一种理论是完美无缺的, 即使是巴赫金, 他的理论中也难免存在一定的瑕疵。本文试对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做一些反思和批判。

关键词：巴赫金,复调理论,原型,批判

参考文献

[1]巴赫金.诗学与访谈[M].白春仁, 等, 译.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2]俞超, 张素玫.复调小说主人公独立性问题试析[J].文艺理论研究, 2005, (4) .

传播批判理论 篇7

在一定意义上而言, 中国的广告的出现, 即叫卖广告, 比西方国家早了许久, 可是近代中国广告无论从形式还是形势上而言都远不如西方国家来的发达。在国外, 广告业俨然已经成为一个新时代的标志性行业, 美国、日本、英国等都是首屈一指的广告打过, 中国这几年在广告行业的发展过程中虽然仍旧不能与其相媲美, 但发展迅猛, 尤其是近几年来,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 西方广告业停滞不清, 而我国的广告业则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呈现一枝独秀之势。与此同时, 广告业中一些负面现象也开始显露, 在社会上造成不好的影响。而这些负面现象, 在西方广告史上也曾经或多或少地出现过, 传播批学派的学者们对此都有很多真知灼见。了解和研究传播批判学派的广告观, 对于我国目前广告业的良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批判学派是对欧、美等国持不同于美国实证分析、经验研究派别立场, 坚持批判观和方法所作的研究的总称。它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欧洲, 70年代开始兴盛, 80年代成为传播学研究中的主流之一。

批判学派是在社会科学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下以欧洲学者为主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通常被称为欧洲批判学派。批判学派以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 代表人物主要有霍克海姆、阿多诺、哈贝马斯等。20世纪30年代, 法兰克福学派吸取了马克思主义中有关社会批判的思想精髓, 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传播媒介展开了深入的批判。20世纪60年代以前, 法兰克福学派或批判学派的影响力主要集中在学术界。20世纪60年代以后, 它对整个西方社会思潮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英国大众传播领域的政治经济学派和社会文化学派也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 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大众传媒进行批判, 他们与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其它许多有批判意识的学派一起构成了大众传播中的批判学派。

今天, 批判学派在欧洲、北美和拉美等不同的地区都得到了不同的发展。在欧洲, 法兰克福学派失去了从前的活力和影响, 但仍有几百名批判学者和几家批判的传播杂志。在北美有几个批判的学术中心, 如伊力诺依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等。几百名批判学者组成了专门的学会, 但没有专业的批判理论杂志。拉美的传播学领域是一个混合物, 它强烈地具有欧洲批判学派和北美经验主义方法的色彩, 其中许多传播学学者对批判理论都很有兴趣。

批判学派的思想主要来源于马克思的批判思想, 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欧洲批判学派的主要理论基础, 对于批判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影响。马克思认为, 大众媒体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 社会阶级关系决定了大众媒体的内容。媒体巩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价值, 并主要是反对革命和反对变革的。因此, 大众媒体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批判的对象, 也就成了批判的传播学派的研究对象。经不断发展, 批判学派主要有以下几个理论角度:

1、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这一观点主要从经济基础的角度来说明大众传播的性质, 并重点指出了媒介工业如何受制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各种权力。从媒介所有权、经济结

构探讨各种媒介现象。这一点是欧洲批判学派的思想理论的核心。 (1) 凯·米勒曾说:“对批判学派的学者而言, 再没有比权力更重要的概念了。权力控制及支配等问题是所有批判理论

──不论是有关经济的、社会的还是传播的理论──的中心。”可见, “谁控制着传播”、“为谁的利益而控制”等问题是批判学派研究的中心问题。

2、文化工业论和非真实意识论的观点这方面的研究认为, 受众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媒介的意识形态决定的, 而以文化产业的形式出现的大众媒介, 往往掩盖了它们这一本质, 使受众很难发觉自己遭到了某种意识形态的控制。即使偶尔有反抗, 也会被既定的意识形态所压抑。正如一些批判学派的学者所说, 意识形态不仅仅是一种态度或信仰, 它还能 (2) “构建我们的思想, 控制我们对现实的理解”。意识形态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是存在的, 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可能的。

3、主流意识形态分析的观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想说明:大众传播如何以间接的、无意识的方式透过传播结构、专业理念或例行业务, 不断复制着主流意识, 从而成为统治者统治的一个环节。

4、唯名论和多义性研究的观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对反映意识形态的流通符号, 进行内在涵义的分析。研究者认为, 统治的权力结构不仅存在于政治经济或意识形态领域, 也存在于日常流通的生活符号中。权力的存在是多面向的, 各种符号的涵义也是多样化的, 需要探讨日常生活情境、媒介使用和意义建构之间的联系。

要论我国广告业的发展, 一部分来源于传统经验的累积, 一部分吸取了西方国家的经验教训, 其中传播批判学派虽然放到现代许多理论被推翻, 可依然对我们广告业甚至是世界广告业影响巨大。

谈到传播批判学派, 一般认为当今的传播批判学派包括了传播政治经济学, 文化研究和媒介环境学派, 它们与提出社会批判理论的法兰克福学派有密切关系, 主要是在法兰克福学派部分理论的驱动下, 后人进行研究和调查进而将眼光扩散到政治经济、文化和媒介等各个领域。对后世影响颇大的法兰克福学派, 它的代表人物霍克海默、阿多诺主要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 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带来的大众社会的深刻批判, 其目的是在批判中发现更先进的社会制度。它的出现与当时被奉为广告行业宗旨的经验学派形成对立的局面, 在20世纪中期的社会和传播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播批判学派中将广告视为文化工业整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而其本身对文化工业则持有批判和否定的态度, 即认为传播广告的出现和应用是为了满足资本主义时代下工业文化的需求, 为了满足资本主义者制造盈利的目的。而米勒对于文化工业与广告业这方面曾提出:“媒介的意识形态具有决定受众观念的作用, 以文化工业的形式出现的媒介, 往往掩盖了它们这方面的体质。人们很难知觉自己所相信的意识形态正在奴役自己, 偶有反抗, 也会被既定的意识形态所压抑。如一些批判学派的学者所说, 意识形态不仅仅是一种态度或信仰, 它还“构建我们的思想, 控制我们队现实的理解”。意识形态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是存在的, 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可能的。”若是放在此处我们大可以理解成广告的本身不是为了宣传和创造, 而是犹如目前我们所说的“商业化”的目的, 并且强调了广告的效果除去盈利和推广以外, 给消费者造成了误区, 广告的出现是资本家为了控制消费者的思想, 将其囊括为自身产品下的附属品, 是为了确定资本家的社会权利地位。所以自20世纪中期法兰克福学派提出这一学说至今, 我们可以发现它一方面充满了蓬勃旺盛的生命力, 对广告文化研究和广告业的持续发展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以外, 而随着广告实践的不断进步, 它的某些理论也给广告的发展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

传播批判学派认为广告是社会权力集团为了实现自身意志, 而对消费者的心理和行为进行操纵和支配, 在本质上属于文化工业的一种特殊类型, 是社会控制的重要形式之一。其一, 它认为广告是消费者被物化, 其二, 广告是为了平息消费者的反抗。针对这种批评, 当代广告要改变做法, 不能过多表露出明显的支配消费者的倾向。要更加注重广告投放的长期规划, 品牌的树立以及长期忠诚消费群体的培养。所以, 若是中国广告要在世界立足有几点:一, 民族元素;二, 无限创意;三, 简洁明了、一针见血。值得谨记, 广告的本身不应该华而不实, 优秀的广告应该是能切实让消费者感受到购买该产品是正确的选择, 同时在消费者心理树立良好品牌形象。

在传播批判学派中有不少观念认为广告的出现是为了支配消费者的心理, 简单的说就像通过魔术使消费者的身心受到控制, 不由自主的去购买。现代广告广的更多的是品牌这个概念, 这就是为什么21实际以后越来越多的广告商和制造商会如此注重打响品牌。但也恰恰是这一概念的提出, 让广告商和制造商了解到吸引消费者眼球的重要性。就我国现阶段的广告行业而言, 打响品牌这个概念至关重要, 就应该做到一提到某品牌就能让消费者像受到魔法吸引一样前来购买。而平息消费者的反抗, 则更应该解释为满足消费者的需求。20世纪中期是消费者迁就制造商的年代, 而现在则是制造商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年代。如何满足消费者成了每个广告商和制造商的首席难题。现阶段, 我国广告无非分为两点:一, 大手笔制作;二, 经济创意型, 绝大多数的广告喜欢采用明星代言或是甩出各种荣誉、各种创意、各种证书, 产品的种类繁多, 但与名声故在的大品牌而言, 国有品牌依然无法脱颖而出。站在消费者的立场, 我的需求是产品的经济实用, 部分甩出大价钱做出来的广告华而不实, 画面虽然唯美, 但短短的几十秒过去后始终无法让人理解它要展示的是什么东西。

再者,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广告宣传是消极的, 然而此处的消极是指广告宣传对整个社会文化进步的作用是消极的, 而非指广告对于销售促进的消极。据此可以指出, 法兰克福学派的时代, 广告业尚处在发展时期, 难免给人以唯利是图的印象。今天的广告界应该力避急功近利式的广告行为, 发展软广告, 既创建出良好的广告文化, 又为和谐社会氛围的建设做出了贡献, 为企业、广告公司、消费者三方的共赢打下了基础。借由这一观点, 我们可以发掘出广告作为促进销售的一种重要工具, 绝对不是消极被动的举措, 而是为了积极主动的地传播商品信息, 即对消费者实施“攻心术”, 目的是为了全服消费者, 从而达到让其迅速采取购买行动, 促使商品销售额大幅度提高。从这点来看, 传播批判学派虽然在该理论上与实际背道而驰, 却反而告诉了现在的广告人, 广告宣传的重要性。

广告宣传方面, 传统广告虽然依然存在市场, 但是已然显现被现代广告取代的趋势。再者, 我国的广告缺乏创意, 无法第一时间吸引消费者的眼球。国外品牌优势大于国产品牌, 老品牌胜于新品牌, 这一点导致我国广告无法快速打入国际市场, 我过的消费瞄准大品牌和老字号品牌, 新生代产品品牌需要突破重围得以发展。所以在广告宣传方面, 我国首先应该在国民心中建立起强大的国产品牌形象, 相对于盈利这一目的, 更应该将眼光放远, 建立起固定的消费群众, 让消费者信任宣传是为消费者宣传, 生产是为消费者生产。

值得一提, 20世纪中期传播批判学派的出现给了广告人一个觉醒, 传播广告的发展不能遵守固有的传统传播学派, 就其自身无论是否存在差错, 问题是在不断的推翻中被挖掘的。所以从这方面而言, 传播批判学派的出现不仅仅打破广告人所依赖的用实证的, 科学的, 定量的研究方法研究传播学问题。它不再只是维护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 重传播效果研究。更成为现代广告人不断挖掘新事物, 咀嚼新问题的一个奠基石。我国广告的发展, 除了遵循现有的国际广告发展守则以外, 是否能够通过传播批判学派挖掘出一条新的传播之路。未来我国传播广告行业的发展前途无聊, 是否能够走的顺畅无阻, 不单单依靠借鉴前人的智慧, 更要加强自身建设。

论马尔库塞社会批判理论的思想渊源 篇8

一、海德格尔存在主义思想

马尔库塞在柏林大学和弗莱堡大学期间深受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影响。海德格尔认为只有人才能领悟自身的“在”, 主张哲学研究应该从追问人的存在入手, 他认为哲学应以存在为研究对象, 重点考察人的生存而非抽象的观念和原则, 哲学的任务是找出人的本质存在的意义, 并通过存在意义揭示个人、他人和世界之间的关系。

马尔库塞试图把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 他提出“海德格尔——马克思主义”学说, 把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解释成能够实现人的完全解放的理论, 但是随着马尔库塞自身思想的不断变化和成熟, 他逐渐认识到海德格尔存在主义思想远离现实, 它对社会上存在的许多问题无法解释。马尔库塞主张哲学要关注社会现实, 并认同马克思解放工人阶级的目标, 政见迥异最终促使他与海德格尔分道扬镳。马尔库塞从海德格尔那里继承了存在主义的基本思想, 他以存在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探讨为起点, 揭露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性丧失的现状, 对人的生存困境表现出高度的关注之情, 并积极探索实现人的自主性和个人价值以及最终走向自由和解放的道路。

二、马克思早期思想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马尔库塞产生极大的影响, 《手稿》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现象, 揭露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罪恶, 勾画出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画面。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公开发表之后, 马尔库塞对它进行了认真研究, 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新源泉》一文对《手稿》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文中这样写道:“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必将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这些手稿使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由来、本来含义以及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讨论置于新的基础之上。”马尔库塞认为《手稿》的主旨就是用哲学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 因为人被压抑、被异化的现实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被掩盖了。马尔库塞从中找到了马克思以人的存在为出发点、进而对人的异化现象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并以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目标的主题思想。因而, 马尔库塞对生活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的价值、人的自由和人的尊严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对发达工业社会科技和大工业迅猛发展导致人性丧失的现实进行深刻的揭露和剖析。在科学技术大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的同时, 人们的理性被扭曲, 人的感受性被压抑, 人的批判性和否定性消失在不断追求并不断被满足的各种物质需求中。然而外部的物质成就并不能弥补内在精神的缺失, 只有恢复人的尊严, 使人回归到与大自然和谐一致的、有完整感受性的、全面的人的状态, 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

马尔库塞的人本思想和革命理论与马克思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的思想有共通之处, 他们都从人的本质和人性出发, 对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现状进行揭露和批判, 又都以寻求人的自由和解放为目标。由于马尔库塞和马克思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 尤其是资本主义发展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加之两人采用了不同的分析方法, 最终导致他们对于异化的表现和根源, 以及实现人的解放的道路有着不同的认识和结论。

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思想

马尔库塞是法兰克福学派中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 他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进行研究并加以哲学改造。当法兰克福学派把研究的核心从对传统理论和哲学的批判转向对现实的考察时, 他们不能很好地解释许多现实问题, 此时需要寻找一种新的理论便成为迫切的需要。与此同时, 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的哲学是从社会关系中探索人性的, 其目标是通过废除私有制来达到人性的解放, 但这仅仅是停留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批判, 缺少社会心理分析, 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却向人们揭示人的心理结构状况。因此, 马尔库塞认为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基础上可以从新的角度规定人的本质。

弗洛伊德把心理系统分为三个层次:无意识、前意识和意识, 它们在人的心理活动中分别起着不同的作用。无意识代表着人的生物本能, 它是人的欲望的来源, 它不受客观现实的制约, 也不遵循任何道德规范, 只服从于快乐原则, 其目标是追求欲望的满足。前意识介于意识和无意识之间, 它是人类心理活动的“检查者”。道德规范和社会意识组合而产生的个人理想产生于前意识, 它阻止本能欲望渗透到意识中。意识作为心理系统的最高层次, 它表现为理性和价值判断, 它以驱逐心理中先天的本能欲望为己任。意识系统服从于现实原则, 如果每个人都无限追求自身快乐的满足, 势必会造成社会的混乱, 甚至会因互相残杀而导致人类的毁灭。人们要想在与自然斗争中取得胜利以满足生存需要, 必须牺牲快乐原则而服从于由社会规范、传统道德、禁忌习俗等组成的现实原则, 必须压抑人的生物本能, 这种压抑被弗洛伊德称为“力比多”的压抑。文明史的开端也是人类受压抑历史的开始, 但过度的压抑将导致人性的丧失, 最终造成人的异化, 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必须消除压抑, 使人性得以解放。

马尔库塞批判地继承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 对弗洛伊德的思想做出了补充和发展, 他论述了超越现实原则、建立“非压抑性文明”的可能性, 提出了文明发展的辩证法。马尔库塞把弗洛伊德的个体心理分析理论同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人的解放学说结合起来, 并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为批判工具, 揭露了发达工业社会中人性受压抑和人的异化现实, 力图探索出一条通过心理革命来解放人的“爱欲”, 从而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的道路。

摘要：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尔库塞的思想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及战争年代的历史发展中, 它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危机和法西斯主义对人类的伤害, 反映了发达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发展及其给人类带来的种种威胁。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基础, 受海德格尔、弗洛伊德、马克思等学说的启发, 在批判地继承众人理论的基础上, 马尔库塞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做出新的解释, 对发达工业社会中人的异化现象给予深刻地揭露和批判, 并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的新构想。

关键词：马尔库塞,社会批判理论, 思想渊源

参考文献

[1]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3][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4][美]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M].黄勇, 薛民,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5][美]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M].程志民, 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 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