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土地权益

2024-06-25

妇女土地权益(精选十篇)

妇女土地权益 篇1

土地作为农民的基本生产资料,不仅承载着农民的生活保障,还承担着养老、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功能,是大多数农民家庭的根本经济支柱。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农村的发展,而且土地的问题也是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问题,在三农问题上,当今中国社会存在着大量的纷争的根本原因都与土地有关,故农民的土地权益问题也成为重要的热点问题。

现阶段,随着大量农村男性劳动力转移到城市非农产业就业,妇女则逐渐成为了农村发展的主要力量,特别是在土地的使用和经营上,具有有一定的自主权,其在土地的管理和经营中发挥了重要的经济作用。且女性自古以来就在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保护农村、农业和农户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力量[1]。

但是,在中国许多不发达的地区和边远的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保障问题仍比较突出。由于农村妇女缺乏必要的技术和社会技能,只能从事于农业,对土地的依赖性比较强,形成了严重的农业妇女化的现象。而且近年来,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受侵害现象愈演愈烈。作为弱势中的弱势,土地是妇女的基本生活来源和经济支柱,关系着她们的生存、发展和福利,以及其他权利的实现程度,农村妇女土地权益问题的处理情况如何,影响到男女平等这一基本国策的实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和谐社会的发展。因此,对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障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2]。

一、南岗区农村土地及妇女土地权益现状

南岗区农村土地的基本情况:南岗区农村耕地面积83 798亩,农村妇女6.3 万,其中农村妇女土地面积37 600亩,占耕地总量的44.87%。据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在南岗区名下没有土地的农民占全区农业人口总数的7.3%,其中61%是女性,有16.3%的妇女从来没有分到过地,有33.8%的妇女因为结婚而失去土地,有0.5%的妇女在离婚后失去了土地,妇女土地权益不同程度地被侵害,成为一个影响农村社会安定的不容忽视的问题。

南岗区农村妇女土地权益问题现状:虽然国家的各项法律法规明确要求男女平等,并对出嫁、离婚、丧偶等方面做出了一些具体规定,同时要求对侵害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案件要依法受理。然而,在当前仍以男性为当然户主的农村,在土地承包、集体经济分配、宅基地分配、土地征用补偿利益等方面不同程度地损害着农村妇女的合法土地权益。目前主要表现在:

1.土地征用补偿利益受损害

一旦遇到土地征用,在征地补偿款的分配上,很多地区都规定“农村妇女”不享受补偿费或者不能全部享受,或者分配比其他村民少。有的农村盖商品房,出嫁不离村的妇女被要求以高于当地村民若干倍的价格才能购买。

2.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分配权受损害

部分村在土地承包和宅基地分配问题上存在男女不平等的情形,或者因婚姻变化导致宅基地分配受影响。(1)“姑奶户”,是指有一些农村姑娘找的是外地农村来城镇打工或经营的对象,婚后其户口并未迁至婆家村而是仍留在了娘家村。(2)“出嫁女”,是指农村妇女婚后嫁到其他村,在原村的承包地被收回、由娘家人耕种,而到婆家村后由于村里尚有机动地存在,只能等到土地调整时才能分到土地,只有少数妇女可以马上分到土地。(3)“农嫁非”妇女。农村妇女与非农业户口的男性结婚,但男方父母是农业户口,女方失去在娘家的土地,在嫁入地即夫家又不能落户分田;如果男方及其父母都是非农户口,女方所在地不予以落户、分田。(4)婚后离异或丧偶。一种是在婆家村没有赶上土地调整的妇女一旦离婚,就失去了对丈夫家土地继续依赖的可能性,而娘家村的土地又被收回,面临了无处安身、没有生存保障的境地。另一种是即便是在婆家村分得土地,由于离婚,承包土地要被婆家村全部或部分收回。(5)“姑爷户”(入赘女婿)。“姑爷户”是指丈夫到女家落户的妇女,即“入赘女婿”或“倒插门”的情况,女方所在地认为该女已出嫁,根据“妇从夫居”的风俗,收回女方的土地承包权,更不可能给其丈夫及子女相应的土地权益。

3.股份分红权收益受到损害

“农村妇女”股份分红权是随着农村股份制改革而出现的。虽然规定农村股份固化“出生、娶入不配股,迁出、死亡不收股”的总原则,但在未完全推行固化股份的部分村集体经济组织在界定村民的股东资格时,以已出嫁为由不给予农村妇女股权或要其出资购买;即便是基本实现固化股权的地区,农村妇女股东也有着不一样的待遇条款,如某村股份经济合作组织章程中规定:“户口在本村的农村妇女纳入股权范围,其本人去世后,该股东的股份及股份分红收益划归集体所有”;然而,其他本村的股东却是“股东死亡也不收回股权(但是股东死亡之后,如果没有属于继承法所规定的继承人或受遗赠人或所有继承人被依法剥夺继承权的,则其股权转归集体积累股)”。实际上,“农村妇女”的股份分红权已“被”不平等了。

二、南岗区妇女土地权益保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男女不平等的封建观念影响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

受几千年封建思想和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从村里嫁出去的姑娘理应到男家落户,不能与娘家的村民争土地、争饭吃,出嫁女的子女更没有理由再到娘家村争土地和经济利益。农村主要经济形式仍然以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为主,以家庭为单位的联产承包把家族的利益牢牢控制在以姓氏为主体的家庭中。家庭中的男性都是“自己家”人,女性却分为三类:一是别人的家人———姑娘;二是暂时的自家人———媳妇;三是永久的自家人———婆婆。在土地分配、财产继承、福利待遇等方面,一切的选择和取向都是以三种人的形式来区分的,财产是儿子的,并尽可能落到孙子名下(因为认为媳妇是暂时的),土地的分配要倾向于媳妇,家庭的福利由婆婆来主导,从而使男女不平等成为一种普遍现象[3]。

2.在征地补偿款的分配问题影响着农村妇女土地权益

近年来,由于农村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项目建设的不断发展,尤其是部分乡镇、村的农村集体土地被国家征用,例如,王岗镇的永丰村、哈达村、红星村等村的耕地全部被征用,征地款的分配问题引起群众的广泛关注,在分配土地征用款时往往出现一些侵害妇女权益的问题。基本上“姑奶户”(出嫁不离村)、“姑爷户”(入赘女婿或男到女家落户的)、或少部分丈夫去世后或离婚的妇女在土地征用补偿款的分配上权益受到一定侵害的,不能享受与本村男性村民同等的村民待遇。

3.婚姻的变化影响着农村妇女土地权益

(1)妇女结婚后土地权益缺乏保障。由于二轮土地承包实行了“三十年不变”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土地承包政策,加之绝大多数乡村在土地承包或延包过程中都没有预留机动地、也没有新开垦地和村民自愿交回的承包地,所以妇女结婚后在新居住地很难取得承包地。结婚妇女在新居住地未取得土地承包权的情况下,原居住地虽为其保留了承包地,但实际上,这些妇女很难去其娘家从事耕种或向娘家索要其承包地的收益,妇女的土地权益在妇女结婚后实际上就变相丧失了[4]。(2)妇女离婚或丧偶后土地权益缺乏保障。妇女离婚或丧偶改嫁的,因为土地的不可移动性,即使保留了自己的土地,很多妇女仍不能继续行使自己的承包权。婚后在婆家没有分到土地的妇女一旦离婚,就失去了对丈夫家土地继续依赖的可能性,而娘家村的土地又被收回,则面临了无处安身、没有生存保障的境地。另外,即便是婚后在婆家分得土地,离婚后,承包地也要被婆家村全部或部分收回。丧偶妇女年龄较大的,土地权益可能得以保全;丧偶妇女较年轻的,则土地可能大多被婆家村收回,或者被婆家兄弟瓜分[5]。

三、南岗区维护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对策

1.提高立法者、决策者和农民的性别意识

针对决策者、立法者缺少性别视角,加强对他们性别平等意识的培训。使法律和政策在设计中考虑到不同性别利益的现实存在,将性别意识纳入到法律和政策的制定中。要将男女平等基层国策和性别文化教育深入到广大农村和各个家庭,使其抵制封建落后文化,改变传统的婚嫁习俗和封建观念。

2.更新观念,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

加强“男女平等”等法律意识的宣传,转变观念,消除“儿子才是传家人”等封建遗毒的影响,提高广大农民的法律意识。尤其要加强对基层干部的法制教育,帮助其树立男女平等的法律理念。教育广大农村干部和农民自觉抵制和肃清歧视妇女的封建残余思想。同时,广大农村妇女要转变依靠男人的观念,自强不息,依靠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参与社会、经济建设,自主地体现在家庭、社会中的作用。

3.完善立法,修订村规民约

从源头上把农村妇女权益问题列入法律。妇女法的内容以及其他相关条款应当根据现阶段和今后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新特点和新趋势,扩展法律规定的内容。第一,在新的农村土地立法中,将保障妇女土地权利具体化。在妇女的政治权利中,进一步明确规定村民委员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代表大会中妇女应当占有一定比例,保证农村妇女在农村重大事项决策中的参与权。第二,废除与法律相抵触的村规民约。建立村规民约审查制度,坚决废除与法律相抵触的村规民约,排除落后习惯法对实现男女平等的影响。第三,完善保护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相关立法监督。加快完善保护农村妇女土地权益方面的法律法规,改变目前的保护不力状况,为实现实质上男女平等提供法律前提。应明确各级政府部门保护农村妇女权益的职责,建立起相关执法监督制度,加大对渎职人员的惩罚力度,追究侵权人的法律责任。

4.营造男女土地资源平等的社会环境

农村妇女维护土地权益的保障问题的解决需要一个适宜的社会环境。这一社会环境的创设,关键是对现有的社会环境进行优化。首先,形成良好的舆论环境。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干群的法制观念和维护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重要性认识。其次,为妇女权益的保护提供厚实的经济基础。积极发展生产力,是解决农村妇女土地权益问题的前提。积极发展和壮大农村集体经济,鼓励和吸纳农村妇女从事第二、三产业劳动,开辟农村妇女劳动力广阔的就业渠道,提高妇女的经济能力,从而提高妇女的独立自主地位;同时,为妇女提高知识文化水平,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为妇女的完全解放夯实支撑的平台。

结论

农村离异妇女的土地权益保护 篇2

农村离异妇女的土地权益保护

作者:彭晨晨 曾凡潮

来源:《法制博览》2013年第03期

【摘要】土地是人类生存最重要的依托,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更是人们生产和生活的源泉。我国当前仍属农业大国,拥有数以亿计的农民,因此,我国一直致力于立法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当前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立法保护体系,而对我国农村另外一个特殊的群体——农村离异妇女土地权益的保护却不容乐观。本文试从农村离异妇女的土地权益的内容入手,分析我国当前立法保护的现状与不足,尝试对完善我国农村离异妇女土地权益的保护机制做一些有益的研探。

【关键词】农村;离异妇女;土地权益;保护

一、农村离异妇女的土地权益概述

崔建远教授认为,土地所有权所包括的国家土地所有权和集体土地所有权,可派生出国有土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典权等。[1]那么,对农村离异妇女的权益保护,可从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其衍生的附属权利即土地征收补偿款分配权等方面考查。

(一)农村离异妇女的宅基地使用权

《物权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是指宅基地使用权人依法享有的对集体所有的土地进行占有和使用,并利用该土地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的权利。因此,宅基地使用权人依法申请取得宅基地使用权后,便享有对宅基地的独占使用并排除他人的非法侵害权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使用和非法剥夺其宅基地。然而,由于宅基地使用权的主体只能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离异妇女往往因为婚姻关系的变动而丧失农村集体成员身份,故而无法有效的保护自己的宅基地使用权。

(二)农村离异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另外,我国法律也明确规定了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但是,在广大的农村,由于男尊女卑观念还比较普遍,导致妇女离异后往往无法获得平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土地仍是最基本生产资料的中国农村,丧失土地承包经营权无疑意味着生活无法保障,也违背了立法的意旨,因此着力保护农村离异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显得尤为重要。

(三)农村离异妇女的土地征收补偿款分配权

土地征收补偿,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据《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依照特定的法律程序,在利用公权力将集体土地收归国有的同时,给予集体组织和失地农民的经济补偿或其他权益,以保障集体经济的利益和失地农民的生活。土地征收补偿款分配权是由土地承包经营权衍生的附属权利,主要以获得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地上附着物、青苗补偿费等经济利益来表现出来。土地征收补偿金的分配对象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根据公平公正原则,凡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都享有获得土地征收补偿金分配的请求权,不论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性别、年龄如何。而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农村离异妇女往往因丧失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或者其他原因而丧失土地征收补偿金分配权。因此,农村离异妇女的土地征收补偿金分配权的保护也是土地权益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农村离异妇女的土地权益保护之现状

2005年底,某调查组在江西某县10个乡镇18个村委作了一项调查,在30名农村离婚妇女中,嫁入男方后,离婚前和离婚后一直没有分配土地的有14人,占46.7%。离婚后男方家虽然保留其土地,但土地承包经营权和相关权益归男方所有的妇女共有10人,占33.3%。在这些农村离婚妇女中,只有6人真正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及其他相关权益的仅占受调查人数的20%。[2]上述数据表明,对我国农村离异妇女土地权益保护失衡的现象极为严重。这与《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三十三条关于禁止因妇女婚姻状况的变化而侵害妇女合法权益的规定背道而驰。

实践中农村离异妇女土地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形多种多样,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种形式:第一,利用农村集体组织成员的资格侵害农村离异妇女土地权益。致使离异妇女的丧失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其附属的补偿款分配权等权利,即便回到娘家,也因为农村集体组织成员的资格的丧失难以再分到土地。第二,利用传统的婚嫁观念侵害农村离异妇女土地权益。由于农村男尊女卑的思想残余影响,离异妇女在婚前就只能分到较少的土地。另外,传统的婚嫁习俗是女性结婚后要到男方落户,此时,农村妇女的户籍流动性与土地不可移转性之间就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此种情况下,通常牺牲的是妇女的土地权益。第三,利用对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济制度不同理解侵害农村离异妇女土地权益。我国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总体上是大稳定、小调整。但由于地域差异,观念差异等原因,各个地方对于制度的理解存在差异,实践中产生了不同的具体调整规则。妇女如果在不同规则的村庄之间变更其长期居住地,其土地权益必然发生变动,从而得不到有效、统一的保障。

三、现行立法制度的缺陷与不足

虽然我国《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都明确了对农村离异妇女的土地权益的保护,但由于农村离异妇女土地权益保护问题的复杂性和各地情况的特殊性,现有的法律规定还存有诸多不明确甚至空白之处。

(一)法律体系不完善,法规之间联系不紧密

我国《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都对农村夫妇离婚时财产分割的原则作出了规定。但由于立法不够完善,且法律之间缺乏密切的关联性,造成立法与实践相脱节,导致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不强,农村离异妇女土地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的事件屡见不鲜。如我国现行的《婚姻法》在处理离婚财产分割方面,采对婚前财产的个人财产部分仍属离婚后的个人所有的处理机制,那么农民夫妻在离婚时基于对个人婚前财产的保护,其土地权益往往在婚前即为男方所有,那么女方以夫妻共同财产为由主张分割相关土地权益的请求往往不到法院的支持,这样就形成了《婚姻法》的婚后财产处理机制与各法律主张保护离异妇女的权益的原则冲突。

(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认定标准不明确

由于我国尚未立法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作出统一标准的认定,导致各地在实践中的执行标准不一致,其中最主要的还是以户籍为标准认定集体成员的资格。[3]而集体组织成员资格又与土地权益直接挂钩,这样一来,就可能导致农村妇女离异后的土地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根据传统的婚嫁习俗,女性结婚后要到男方落户,当夫妻感情破裂,离异妇女的户口又被迁出,户籍变动非常频繁,这与土地制度的稳定性存在尖锐的矛盾。因此以户籍作为认定集体成员资格的标准,极有可能导致妇女丧失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而实践也证实了利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侵害离异妇女土地权益的情况不在少数。

(三)村民自治制度成为权益实现的羁束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赋予了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大会极大的自治权。在村民大会上,村民可以凭借村民自治制度赋予他们的自治权制定村规民约。而这些在农村男尊女卑观念的大环境下制定的村规民约往往未顾及到离异妇女合法的土地权益。村规民约由于有民主自治的外衣,相关部门在处理此类问题存在极大的阻碍,这也给保护离异妇女土地权益的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阻力。

(四)救济渠道缺失

虽然农村离异妇女的土地权益问题在一些法律法规中有了相应的规定,但在现实中遇到这类问题,农村离异妇女还是没有合理的救济渠道。在实际生活中,由于我国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不高,农村妇女权益受到侵害时,首先想到的是找村组织或是基层政府机构解决问题,往往无法获得救济。选择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问题的人非常之少,即便是部分离异妇女选择了诉至法院,却由于我国现行立法缺乏对离异妇女土地权益保护详细的可操作性规定,又因为法律之间不紧密性,很多地方的法院不愿意受理此类案件,一些法院即使在受理后审判和执行时难度也非常大。这就造成了离异妇女因为救济渠道的缺失,而无法有效的主张权利。

四、完善农村离异妇女的土地权益保护机制的建议

农村离异妇女的土地权益受侵害的现象极其普遍,这一问题能否合理解决,关系到众多离异妇女的生活保障和法律权益,也是实现女性解放、人权保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针对我国现行立法制度的不足,可以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一)建立科学完善的法律体系

保护农村离异妇女的土地权益,首先应该建立科学完善的法律体系,实现有法可依。针对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的具体问题,完善法律法规,制定出可操作性强、细致完备的法律条文,明确法律之间效力的大小,预防法律之前的立法冲突,专章专条在立法中对此类型化问题予以规定。从立法层面上消除农村男尊女卑思想残余的影响,明确村规民约必须以法律为依据,不得利用村规民约侵害离异妇女的土地权益。

(二)确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认定标准

立法统一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标准,妇女可以依据户口来主张相关权利,即与其户口所在地的村民享有同等的土地权益;如婚后未办理户口迁移且在居住地劳动的,也应当与居住地的村民享有同等的土地权益。这样,人户分离情况下妇女可以依据其实际居住情况向所在地的集体经济组织主张获得相关的资格以及权益,从而避免了妇女因婚姻变化而丧失相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以及相关土地权益的发生。[4]

(三)明确并细化相关的土地权制度

我国物权法应当建立和完善与农村离异妇女土地权益相关的土地权制度。在立法上,应将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其附属的征收补偿金分配权确立为家庭共有财产,进而保护妇女因参与家庭生活而在离异后获得相应权利分享的资格。正如王利明教授在《物权法论》一书中提到“流转的权利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一项重要内容。”[5]因此,还应明确规定允许离异妇女在承包期内继续行使流转权,以及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机制下通过拍卖等方式继续享有宅基地使用权。这样一来,离异妇女的土地权益就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最大限度地防止妇女因婚姻变化而丧失土地权益。

(四)完善司法救济途径

司法救济是普通民众维权的最后一道屏障,因此要真正达到保障农村离异妇女土地权益的目的,就必须进一步明晰权益保障的救济途径。首先,可以通过修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提高妇女政治参与的比例,确保妇女在村民自治组织中的地位。其次,现有法律、司法解释对农村离异妇女权利的救济途径规定比较滞后,应通过完善诉讼程序来进一步保障该类型化中离异妇女的诉讼权益。再次,可尝试设立专门的妇女土地权益纠纷调解机构,与政府调解和法院诉讼相结合,形成基层纠纷多边解决机制。最后,加强相关宣传,普及法律知识,鼓励农村离异妇女以适当的方式、使用正确的手段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五、结语

自古以来,土地对农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于农民群体中的一个较为弱势的群体的农村离异妇女,立法更不应该有失偏颇,而导致群体内部利益保障的失衡,从而与我国法治精神背道而驰。追求群体内部的公平正义和普适发展,是我国法制建设、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应有之义。因而关注这一群体的基本利益诉求,谋求农民群体利益的最佳平衡点,是文章的追求所在。

参考文献:

妇女土地权益 篇3

关键词:农村;离婚妇女;土地权益;对策

我国农村离婚妇女土地权益流失较为严重,据武汉大学妇女研究中心罗萍2000年春在湖北21个市、县对310名婚姻变动中农村离婚与丧偶妇女的调查发现,农村离婚与异地再婚丧偶妇女中只有42%的人分到了土地,其余皆未能分得土地。就是说,还有58%的离婚和丧偶农村妇女未能分得土地。而本课题组成员在江西H县10个乡镇18个村的调查结果显示,80% 的农村离婚妇女土地权益流失。研究分析我国农村离婚妇女土地权利流失的原因和对策,对保护我国农村离婚妇女的土地权利和其他权利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我国农村离婚妇女土地权益的流失,主要是由土地资源的稀缺、农村离婚妇女自身素质、村干部行政意识、国家政策法律的漏洞、村规民约的威力以及社会历史观念几方面因素影响所致。

一、农村离婚妇女的土地权益流失的特点

根据对江西H县的调查,农村离婚妇女的土地权益流失呈现以下特点:

1.农村离婚妇女两头(娘家和婆家)失地。妇女出嫁后,由于土地调整政策影响,嫁入村没有分配承包地,而嫁出村以户口已迁出为由,收回承包地。据调查,30名离婚妇女中,两头失地的妇女有10个,有2名离婚妇女娘家还保留了土地,但土地承包权归娘家所有。

2.农村离婚妇女在婆家只是空挂户,实际上没有获得土地权益。调查显示,在婆家空挂户的离婚妇女有7个。离婚妇女不居住在婆家,个别村虽保留了土地,但土地和相关权益归男方,离婚女方实际上是空挂户的也有6个。

3.农村离婚妇女户口被强行迁出,承包地被收回,本村一切权益不能享有。这种情况常发生于人均土地稀少、城郊和土地利益较多的农村。如E镇的一些村委会就规定,离婚妇女户口必须迁出,征地补偿费一律不分配给离婚妇女,而且本村女子嫁入外村离婚后,户口不可迁回本村。

4.成为户主的农村离婚妇女不能长期拥有土地权益。F镇某村两个离婚妇女中,其中一个带有一儿,在婆家独立成户,她和儿子都有土地权益,但该村村规定,等她儿子成年或娶媳妇时,户主自然转为她儿子,到时她本人的土地和相关经济、政治权益都丧失;另一离婚妇女带有一女,在婆家独立成户,她本人有土地,但其他权益不能享有,而且,等待女儿出嫁后,其土地要收回。

二、解决农村离婚妇女土地权益流失问题的几点建议

据了解,在H县历来就存在着男子出外打工,妇女留守在家种田的现象。据调查的真实情况是,在24名土地权益流失的离婚妇女中,只有4人表示不愿要土地,其余20名都表示:“即使我想要(土地或权益),他们也不会给”,可见,农村离婚妇女是渴望拥有土地权益的。并且,农村离婚妇女的土地权益,反映了农村妇女解放程度、生活状况和权益保护等问题。因此,对于农村离婚妇女土地权益的流失,我们需要实施有效的解决措施,鉴于这一问题的复杂性,需从法律、制度、行政、经济和社会风俗等方面对这问题进行循序渐进的变革。农村妇女包括离婚妇女土地权益流失的根源很难从根本上消除,本文也无意提出一些具体的解决方法,更关心的是弱势农村离婚妇女的土地权益流失后,如何采取相应的救济措施,保障她们的生存和发展权,当务之急,要做好以几方面的工作。

1. 提高农村离婚妇女的法律素质和维权意识,并畅通法律救济途径。一方面是不知道如何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是一些离婚妇女只从眼前利益出发,离婚诉讼时放弃了对土地的承包权。笔者认为,各级组织尤其是农村基层妇女组织要发挥优势,提高农村离婚妇女的法律素质,充分调动农村妇女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中的主观作用。例如,对农村妇女尤其是离婚妇女,要广泛深入地搞好《村民组织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土地承包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和培训活动,促使她们学法、知法、懂法,提高她们的法律素质,促使她们在遇到依靠自身力量不能解决的问题时,能懂得向妇联组织求助,懂得借助行政手段、法律手段来维权。教育、鼓励农村妇女主动通过诉诸法律争取自己的权利,不失为在权益受侵害时保护自己的一种有效手段。同此同时,还必须畅通法律救济途径,关于离婚妇女失去土地权纠纷案件,法院应及时处理。

2.切实转移农村富余人口,并帮助农村离婚妇女群体就业。一个村庄拥有的土地量是恒定的,人口却在流动和增加,然而土地不能无限分割,因此,有限的土地难以负载过多的人口,这势必忽视离婚妇女的土地权益,有学者已提出通过转移农村富余人口的途径来维护弱势群体的土地权〔3〕。笔者认为,迎合城镇化,转移农村人口的同时,各级政府可以开辟一个专门窗口,以解决失地离婚或丧偶且生活困难的妇女的就业问题。例如,对农村离婚妇女开展技能培训,通过培训有效提高离婚妇女转移就业的能力,让她们进城务工。 还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为她们提供优惠政策,鼓励她们积极创业,以切实保障她们的生存和发展权。

3.法律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要正视性别不平等的现实,并加强对村规民约的监管。现有的法律对农村妇女的土地承包权的规定较全面,有保护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意识。但笔者认为,法律政策不仅要符合农村实际,还要注重社会性别。许多法律政策尊重男女平等,没有歧视妇女权利,但因没有充分考虑现实的社会性别利益关系和婚姻关系的流动性,使法律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给农村妇女带来不利。所以,法律政策尽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尽可能偏向农村弱势妇女。例如,农户土地承包合同登记可以实行夫妻双名制,夫妻各持一份,双方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在转让、租赁土地时要出具双方所持有的两份土地承包书,并由双方签名才能生效,保障妇女在分居、离婚和丧偶情况下土地承包权的安全。要保证国家法律政策的贯彻实施,还必须废止同国家法律相抵触的地方土政策,加强对村规民约的监管。建议县级民政局成立相应的司法科(股),专门负责对村规民约进行法律方面的宏观指导;乡镇司法员列席村民代表大会,对制定村规民约进行具体指导,并对村规民约的合法性把关;定期组织有关部门全面开展对村规民约的清理工作,对村规民约中侵害妇女合法财产权利和乱罚款的条款坚决予以清除;乡镇基层党委政府要通过培训班的形式,提高农村基层干部的法律意识和依法建章建约的自觉性。

4.加强新时期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一方面,开展各种活动,提高农民素质,解放农民思想,让男女平等的国策深入人心,尊重农村妇女的生存发展权。另一方面,农村基层组织要积极拓宽农村社会救助体系,不仅保障农村特困户、低保户和五保户,而且要保障农村失地的离婚妇女和丧偶妇女这一弱势群体的权益,积极动员社会和村民力量参与社会救助,形成尊重和保护农村弱势妇女权益的好风尚。

总之,农村离婚妇女的土地权利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国家性别政策、法律以及社会文明的集中表现,是妇女解放程度、社会地位和权益保护的综合反映。一个生产力相对落后,物质、精神、政治文明程度都不高的社会,单靠几部专门的法律和政策难以解决问题。只有从父权结构、根本法律和专门法律配套、社会特别是村社传统、风俗习惯等多方面进行循序渐进的变革或改造,中国农村妇女特别是农村离婚妇女的土地权利才能真正得以保护。

本文是2005年江西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编号:05sh21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井冈山学院政法学院

参考文献:

[1]罗萍.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实现的制约因素分析——湖北21市、县农村离婚与丧偶妇女调查. [EB/OL]. http://www.chinareform.org.cn/20030120meeting/lunwen7.htm,2003-01-20.

[2]周应江.身份界定与民间法调适——因婚姻而流动的农村妇女实现土地权益面临的两个法律难题[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5,4:25-27.

[3]吴业苗、张桂芳.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流失与有效救济[J].社会,2004,9:35-37.

妇女土地权益 篇4

在“三农”发展中, 还有一个不太为人们所重视的一个问题, 即妇女土地权益问题。妇女在家庭经营、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没有妇女的参与, 家庭发展与和谐、社区发展与和谐、乃至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 几乎是不可能的。

一、“和谐社会”重要思想与妇女土地权益保障

所谓和谐社会, 就是“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1]“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 我们应当充分运用各种手段, 妥善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从而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

笔者认为, 解决妇女土地权益问题, 不仅对妇女本身发展, 而且对家庭和社会发展都有非常重要得意义。世界上只有男女平等才能构成一个和谐的社会。厚此薄彼、歧视女性, 这个社会就不可能和谐。把握“和谐社会”重要思想与妇女土地权益保障两者之间的关系, 应当首先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土地使用权对农村妇女的重要性

(1) 农村土地使用权是农村妇女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

根据我们的调查, [2]现代意义上的公正, 首先就表现在生存权、发展权和社会保障权等基本权利。“只有对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予以切实的保证, 才能从最本质的意义上实现社会发展宗旨亦即以人为本位发展的基本理念, 也才能够从最实效的意义上为社会的正常运转确立起必要的条件。”因而, 以承包权得不到充分保障为特征的农村妇女土地权益问题, 首要的就是违背了社会公正的基本原则。

(3) 维护农村妇女土地权益是我国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 是我国政治稳定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农村妇女这一弱势群体的存在及其生活的贫困化, 违背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发展的根本目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不能以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利益的牺牲作为代价或成本。一方面, 由离婚妇女、出嫁妇女等组成的弱势群体, 其生活压力大、经济承受力低, 风险抵御能力弱;另一方面, 她们最先也最强烈地感受到了社会发展的成本与代价。于是, 在这一群体中就蕴涵着巨大的社会风险隐患, 极易于因“水桶效应”而成为社会动荡的“火药桶”。亚里士多德曾经认为, 贫困就会激起祸乱。他还认为, 在所有情况下, 我们总是在不平等中找到叛乱的起因。“凡照顾到公共利益的各种政体就都是正当或正宗的政体;而那些只照顾统治者们的利益的政体就都是错误的政体或正宗政体的变态 (偏离) 。[3]

二、农村妇女土地使用权现状

1.妇女婚前享有土地使用权的现状

在760个未婚妇女中, 有360人的分配土地使用权少于男性, 占被调查者的47%。而且未婚妇女实际耕作的仅为240人, 占被调查者的32%, 未婚妇女分配的土地大多由家人代为耕种。没有土地使用权的有240人, 占被调查者的32%。

2.妇女婚后享有土地使用权的现状

在1870个已婚妇女中, 只有300人单独享有土地使用权, 占被调查者的16%, 20%的被调查的已婚妇女是和自己父母共同享有土地使用权, 48%的被调查者是和丈夫及其父母共同享有土地使用权, 还有16%的被调查的已婚妇女没有分配土地, 只是随丈夫一起劳动。

3.妇女外出打工后享有土地使用权的现状

在全部4920名被调查者中, 有930人的农地使用权不同程度地受到侵害, 占被调查者的19%。其中有390人因地方法规和村规民约的规定丧失了土地使用权, 占被调查者的8%。

4.妇女离婚或丧偶后享有土地使用权的现状

在1030名被调查的丧偶妇女中, 有560人的农地使用权不同程度地受到侵害, 占被调查者的54%。其中土地使用权减少的有220人, 占被调查妇女的21%, 丧失土地使用权的有340人, 占被调查妇女的33%。在980名被调查的离婚妇女中, 有480人的土地使用权不同程度地受到侵害, 占被调查者的49%。

5.妇女对农村土地征用款享有的分配权现状

在全部4920名被调查者, 农村妇女本人单独享有家庭的全部土地征用补偿费仅有190人, 占被调查者的4%。农村妇女丈夫共同享有全部土地征用补偿费的有1960人, 占被调查者的40%。农村妇女与丈夫、其夫之父母及其他家庭成员共同享有土地征用补偿费有1480人, 占被调查者的30%。有540人不享有农村土地征用款, 占被调查者的11%。

6.再婚妇女的土地使用权现状

在被调查的再婚妇女当中, 没有土地的有150人, 占被调查者的54%。离婚妇女若在本村再婚, 其土地往往受到夫家的侵害;若是离开本村再嫁到别村, 其在本村的土地往往会丧失, 而且在其加入的别村得到土地的可能性很低, 即使得到的也是拖延了几年才分到。

三、以“和谐社会”重要思想为指导, 完善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保障制度

社会主义和谐法治的立法就是要达到立法与国情的和谐, 本国法与外国法的和谐, 使我国法律具有良性和先进性。[4]社会主义和谐法治的执法就是要追求“正义、公正、合法”, 达到社会心理和社会的和谐, 使得法律的正义在执法中得以弘扬。社会主义和谐法治的守法就是要求公民能够自觉守法, 把法律的他律变为自律, 使法律的价值与精神通过守法转化为现实。导入和谐社会重要思想, 就妇女土地权益的保障而言, 笔者认为, 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1.立法规制

(1) 要解决妇女的无地问题, 立法上要实现两个突破:

将个人权利从家庭中剥离出来, 将个人权利从婚姻中剥离出来。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健全的法律体系可以约束人们的行为, 可以方便人们的交易, 可以保护人们的各种相关权利。我国目前的法律制度尚不健全和完善, 尤其是在比较“细小”的法律构件上还存在着不足, 通常情况下女性的权利被埋没在婚姻关系中。所以, 在法律制定中, 要正视法律面对的是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结构的现实, 在制定具体的法律条文时应具有性别敏感性, 重视和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在实施细则和司法解释的制定过程中加入性别视角。同时应提供司法救济, 使无地的农村妇女状告村民委员会的案件可以通过司法途径得以解决。

(2)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新型流转机制的构建。

《土地承包法》第33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应当遵循以下原则:①平等协商、自愿、有偿,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承包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②不得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和土地的农业用途。③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④受让方须有农业经营能力。⑤在同等条件下, 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权。

我们认为, 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的构建应充分考虑上述规定并遵守以下3条原则:①凡债权性质的承包经营, 其流转应按《合同法》关于合同转让的规则处理。②设立物权的土地承包经营, 其权利让渡则由农村承包关系规定具体的流转规制。土地流转的主体是农户家庭, 土地流转的基本机制是市场机制, 土地流转的方式是因地制宜。[5]③承包地流转制度的立法应当吸收国有土地使用权流转立法的成果, 并结合集体土地产权的固有特点进行。

同时, 应追求如下目标模式:第一, 按效率最大化原则配置农地承包权。第二, 权利人自行处分农地承包权, 由受让人与转让人通过协商签订农地承包权流转合同, 而不必与发包人协商, 流转合同仅受改变农地用途的限制。第三, 农地承包权流转按不动产价格标准确认转让价格, 保护农民对土地投资所取得的增值利益。 (2) 第四, 社区农民对集体土地占有权不仅体现为实物的占有权即可直接支配农地的权利, 也体现为价值的占有权, 通过权利的行使或分离间接享有农地利益。第五, 承包人依物权的排他性享有物上请求权, 对第三人的侵权行为可独立提起诉讼。

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在不改变土地用途, 不违背有效农用土地使用权的前提下, 可以就土地流转的形式做出以下安排:

一是转让。所谓转让是指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将其拥有的未到期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以一定的方式或条件转让给他人的行为。转让的特点在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由一方转移给另一方, 且权利义务同时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不以发包方同意为要件, 但要受到法定限制:第一, 目的限制:不得擅自改变法定或约定土地用途, 严重损害土地资力的, 发包方可以强行收回。第二, 公示限制:转让以登记为生效要件, 既可避免纠纷, 又有利于国家对土地的宏观监督管理。

二是出租。所谓出租是指土地承包人作为出租者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随同附属设施租赁给承租人使用, 由承租人向出租人支付租金的行为。

三是互易。它是指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将各自的承包地全部或部分进行交换的行为。互易从形式上看是地与地的交换, 实质上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交易。互易可以约定对不等值部分进行适当补偿。对互易的限制准用转让的规定。

四是抵押。如果法律对农用地承包经营权设定抵押持否定态度, 就等于不承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质。而且, 土地如果不能作为抵押物进入市场, 既不利于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 也不利于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 更延缓了农村信用市场的发展。因此, 要赋予农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权。其理由是:①土地抵押是土地转让的一种方式, 既然法律允许土地使用权转让, 土地抵押也应成立。这有利于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 也是农地制度安排的一般原则。②建立以土地抵押为手段的农地金融制度, 向农民从事农业和非农产业提供所需的中长期贷款。③赋予了农村妇女更多自我保护的途径。当然, 农地抵押的发生也应限定在社区集体组织内部。这就意味着, 这种抵押担保, 可用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的债权债务担保。如果超出这个范围, 在抵押财产的变现上可能较为困难。

五是抛弃。农用土地使用权的抛弃, 严格来说是种权利处分行为。其作为一种民事权利, 应允许权利人抛弃。但这种权利同时又附有一定义务, 所以应加以限制。

六是入股。入股是指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为了促进土地的集约经营或规模经营, 将其承包地的使用权折价入股份合作或入伙经营。笔者认为, 如果改变土地用途则应经发包人同意。

就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机制, 对受让方而言, 是把承包地作为一种资产进行经营管理, 有利于其在土地上增加投入;就出让方尤其是妇女而言, 意味着更为充分地择业和迁徙自由, 可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土地的束缚, 解决人力不足或人、地分离的矛盾。

(3) 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及其权利份额。

我们建议, 将承包经营权的主体规定为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个人, 而不是农户。具体到妇女而言, 必须确立农村妇女独立的农地使用权主体地位。在立法中除明确将属于农地使用权确定为物权外, 应将农地使用权规定为家庭共有财产权之一。并且明确土地经营权实行按份共有以保护妇女权益。 (3)

同时, 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立法不能漠视“从夫居”这样一种传统的非正式制度的存在, 而应当通过正式制度安排, 来弥补非正式制度存在的问题。具体说, 立法时可以做出以下三项原则性规定:第一, 妇女结婚后迁离原籍的, 在迁入地没有调整承包田之前, 其在原籍的土地承包权益依法受到保护。在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应收回土地, 承包地可以委托他人代耕, 也可以出租或者入股。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转让;妇女结婚地在调整承包权时, 应按照当地标准划给结婚妇女土地, 然后其原居住地应将其原土地收回。第二, 农村妇女与城镇男子结婚未到男家落户的, 其户口所在地不得因其结婚注销户口, 不得收回其土地。第三, 妇女离婚的, 其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也应受法津保护, 可以作为家庭财产处理。实践中, 应按照家庭人口、老人赡养、未成年子女抚养等具体情况进行合理分割。

(4) 修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为保护农村妇女与男性享有平等的土地使用权, 建议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增加规定“凡村民委员会或村民代表大会的决定, 与法律冲突的无效。”或“村民委员会、村民代表大会的决定与法律相抵触的无效。”

2.执法规制

(1) 各级司法部门要加快对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受到侵害案件的审理工作。依法审理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受侵害案件, 是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的主要内容。当前各级司法监督部门要强化维护妇女权益的执法检查工作, 督促司法部门对侵害妇女权益的案件及时办结。各司法部门要对有关侵权案件进行分门别类, 对重大案件要及时追究司法责任, 并公开进行审理, 以达到惩戒和教育的目的。

(2) 要积极探索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案件审理的处理方式, 也就是要解决好司法救济的途径和方法。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的维护涉及社会意识、传统观念、乡规民约、利益分配、机制运作等综合性问题, 涉及司法原则、司法行为、司法责任等方面, 只有通过案件审理, 积极主动地探索救济途径和方法, 才能确保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的维护。

(3) 笔者认为, 在现今案件处理中应把握的原则是:①看户口:户口随着出嫁女、改嫁妇、上门女婿而迁转到该村组的, 并按该村组的规定已履行同等义务的应将其看作是本村组的村民。②看生活:在原村组生活, 亦在原村组劳动, 未离开原村组到另一地生活劳动的, 并已履行同等的权利和义务, 享受村民同等待遇。③看实际:如出嫁女嫁到城镇, 但因户口为农业户口, 无法迁到城镇, 又在原地生活并非生活在城市, 同时履行村民的权利义务, 故应看作是原村组村民。上门女婿, 户口无法从偏远的外村迁入, 但在上门的村组生活劳动的, 同时履行村民的义务, 应视为上门村组的村民并享受村民待遇。④看公平、公正。无论何种诉讼请求, 都要在公平的原则下作出公正的裁决。既要符合法律规定, 又要结合各地实际, 不能不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⑤要尽量调解。结合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 多做说服工作, 尽量调解结案。如果农村妇女的户口所在地的集体经济组织在划分责任田、口粮田时, 违反了男女平等原则, 侵犯了妇女的饿合法权益, 依照《妇女权益保障法》第30条的规定, 应当由该集体经济组织或上级机关责令改正, 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8]

3.守法规制

要注重加强妇女土地权重要性公众意识的宣传。 在提高全社会法律意识的过程中, 逐步提高妇女自身的维权意识, 将土地权-选举权-决策权-经济权-政治权-文化权诸多方面结合起来分析, 鼓励她们敢于和善于拿起法律武器, 求助司法, 维护自身的权益。

摘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保障不同利益群体的需要能够得到满足, 是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 决不能忽视对妇女土地权益的保护。政府应当以构建和谐社会思想为指导, 多角度、全方位完善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保障制度。

关键词:和谐社会,妇女土地权益,完善

参考文献

[1]中央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读本[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 2004.

[2]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5.

[4]刘光.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和谐法治的思考[J].发展论坛, 2002, (09) .

[5]周荣荣.WTO框架下的农业结构调整优化与升级[J].江苏社会科学, 2003, (03) .

关于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的调查 篇5

2006-10-30

为全面了解和掌握安丘市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情况,及时发现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村妇女在土地承包中的合法权益,近期,我们组织专门力量,采取召开座谈会、发放调查问卷和进村入户走访等形式,以景芝镇、刘家尧镇、吾山镇为重点,对全市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情况进行了调查。

一、农村妇女土地承包的现状

(一)政策落实到位,措施得力,保证了农村妇女依法取得土地承包权自99年实行土地延包政策以来,各级党委、政府都制定了一系列保护农村妇女合法权益的土地承包政策,确保广大农村妇女享有与其他村民同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对于因婚嫁等原因出现的妇女土地承包问题,基本上都采取以下四种办法加以解决:一是“动帐不动地”,即在“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大政策下,采取微调的方式,由减人户将承包田转为机动地,向集体交纳承包费,集体给予这部分妇女一定的补偿;二是由集体先从机动地中划出一部分地分给这类妇女,等到村里调地时再把地割给她们;三是对暂时没有分割土地的妇女由村办企业给予一定的补偿;四是按结婚先后排队,抽多补少加以解决。如景芝镇共有116个村,15万亩耕地,农村妇女劳力22350人,在土地延包中,100%的妇女分到了土地。近年来,随着婚丧嫁娶,全镇有4.7%的妇女暂时没有土地。镇村两级及时实行了这种大稳定小调整的政策,既解决了人地矛盾,又保证了农村妇女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维护了社会安定。

(二)法律意识增强,保证了农村妇女能够依法维护自己的土地承包权从调查的情况看,近年来,随着《妇女权益保障法》和《妇女发展纲要》的贯彻实施,以及各类培训班的举办,广大农村妇女的综合素质得到很大提高,法律意识明显增强。当自身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能够拿起法律武器进行维护。同时,农村妇女对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入,当在土地承包中因性别歧视受到不平等待遇时,能够及时到政府、妇联、信访部门反映,要求公正解决。

(三)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正规化和有序化,保证了农村妇女能够灵活主动地选择自己的致富之路

近年来,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农业机械化大面积推广,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大批劳动力脱离土地,外出务工,土地承包与经营产生了矛盾。适应这一新形势,部分乡镇党委政府在保证土地承包政策稳定性的前提下,建立了规范有序的土地流转机制,通过转包、转让、租赁、反租倒包等形式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使广大农村妇女既没有丧失土地承包权,又能够摆脱土地的束缚,利用自己掌握的技术和知识,从事经商、运输、农产品加工、餐饮和服务业等产业,为当地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生机和活力。

二、存在的问题及形成原因

虽然全市绝大部分农村妇女的土地承包权益得到有效维护,但在少数村,侵害妇女承包权的现象还时有发生,且屡禁不止。有的村在村规民约中规定出嫁女、离婚妇女户口一律迁出,未迁出者不得参与本村的土地承包;有的村不分给出嫁女和离婚妇女应得的征地补偿金;有的村通过讨论自行决定给不给出嫁女、离婚

妇女承包地;有的出嫁女户口一经迁出,娘家村便抽回土地,而婆家村则迟迟不能予以落实等等。形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传统习俗的作用。“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古老的“三从四德”虽然在法律或者制度中已经销声匿迹,但依然顽固地存在于人们的习俗和观念中,最明显的表现形式就是,完整的家庭中几乎所有的户主都是男性。另外,妇女婚前跟父母一起生活,结婚后移居丈夫家庭,即所谓的“从夫居”,这使得妇女所在的村庄和家庭都把她们看成暂时的成员,一旦出嫁,将不再享受娘家与土地相关的权益,只能依靠丈夫在夫家获得财产和继承权,使得妇女在夫家事实上处于依附地位。而在男方居住的村要得到承包地则要等到土地调整时才能实现,如调整周期过长,出嫁女将长期得不到承包地。

(二)法律与政策存在的漏洞。我国宪法规定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各个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婚姻法》和《继承法》也对家庭成员之间的经济关系突出强调了性别平等。《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三十条明确规定“妇女结婚、离婚后,其责任田、口粮田、宅基地等,应当受到保障”。但并没有规定这种保障的办法。法律与政策还缺少社会性别视角,许多政策从表面上看是中性的,没有歧视妇女权利,但是由于没有充分考虑到现实的社会性别利益关系,使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给妇女带来不利。比如土地承包责任制以家庭为单位,都忽视了妇女的个体土地权益。正因为现有的法律规定不明确,在实际中土地的分配和再分配都直接取决于镇村的决策,而镇村依然保留着以男权为中心的财产分配习惯,妇女的土地权益受到侵害也是不足以为奇的。

(三)现实的利益驱动。在城镇周边地区,地少人多,土地利益关系复杂,加上土地的商用开发价值逐年攀升,因此,妇女土地承包权益最容易被侵害。同时,受利益驱动,一些村庄为了不让出嫁女参与征地补偿金的分配,规定出嫁女无论嫁到何处,户籍是否迁出,承包地一律被村集体收回。

(四)村规民约违背政策法规。中办[2001]9号文件《关于切实维护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的通知》、《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三十条都明确规定:农村妇女结婚后本人的责任田和口粮田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妇女有权选择其户口所在地。一切与法律关于男女平等原则相违背的村规民约均应废止,绝不能以“小政策”对抗国家法律。然而,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和利益驱使,部分村干部和村民法律意识淡薄,以村规民约、村民大会通过等借口,要求出嫁女户口一律迁出,不迁出的村集体不分配给其承包地,严重侵害了妇女选择居住地和承包地的权益。

三、对策和建议

(一)加大教育宣传力度,破除陈规陋习,倡树文明新风

各级妇联组织应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等大众媒体,采用各种宣传手段、向社会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宣传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宣传广大妇女在两个文明建设中作出的突出贡献。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文明进步的社会风尚,破除封建陋习,树立男女平等的思想观念,为维护妇女合法权益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二)突破原有的立法理念,完善立法,为维护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提供法律保障

女性的权利往往被埋没在婚姻关系中,只有将个人权利从家庭、婚姻中剥离出来,才能得以体现。在法律制定中,要正视法律面对的是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结构的现实,在制定具体的法律条文时应具有性别敏感性,具体体现“夫妻在家庭承包经营中享有的权益平等”原则。比如可增加“妇女结婚的,在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其承包地”,“妇女离婚的,已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承包期内依

法受到保护,可以作为家庭财产处理”。再比如,在土地承包法草案总则中可以增加“农村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土地承包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的规定。同时,应提供司法援助,使无地的农村妇女状告村民委员会的案件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解决。

(三)继续深入开展普法教育,保证在土地承包中依法行政

继续将《妇女权益保障法》和《土地承包法》等相关妇女土地权益法规的学习宣传,作为普法学习宣传的重要内容,加大宣传力度。特别注意向农村基层干部宣传,使之在工作中依法行政,在土地承包和宅基地划分中自觉依法维护妇女权益。同时加大执法力度,制定有效措施,对违反法律规定,经批评教育又不改正者,坚决给责任人行政处分。

农村妇女权益保护的法律思考 篇6

关键词:农村妇女 权益保护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近几年来我国妇女工作取得巨大成就。但农村妇女仍然是弱势群体,如何更好的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核心要求,仍然是农村妇女工作的重点,农村妇女权益受到侵害造成很多不良影响,现状令人堪忧,原因众多。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我国农村妇女权益保护的不足之处

(一)教育权问题

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接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它对每个人的发展和自我实现至关重要。在农村中,养儿防老和“嫁出去的女兒泼出去的水”的传统观念导致大多数家庭把希望寄托在男孩身上。因此女孩的入学率低于男孩,失学率高于男孩,个别贫困家庭的女孩还被迫过早的“相亲”、“结婚”以减轻父母的生活压力,影响农村妇女的文化水平,阻碍了加快新农村建设的步伐。

(二)人身安全权问题

农村妇女的人身安全权利不同程度的受到各种方式侵害,少数农村妇女的婚姻家庭权利,包括婚姻自主权、家庭事务的处理权、家务劳动的合理分摊权等,并没有得到充分保护:部分老年人再婚被儿女干涉,丧偶和离婚妇女再婚,被限制不准带走其财产或者小孩,甚至限制其改嫁等。家庭暴力仍然以各种形式存在,家庭暴力中,妇女往往是受害者,是家庭中的弱势群体。遭受家庭暴力后,秉着家丑不可外扬的思想,很少有妇女选择报警,尤其是农村妇女,自身维权能力有限,不能及时收集证据,导致事后难以维权,而且街坊四邻也往往认为这是人家的家务事,难以插手。因此家庭暴力仍是农村妇女权益受损害的一个重点领域,需重点关注。

(三)财产权问题

农村妇女在财产权利上,由于数千年“夫权”“父权”传统观念的影响,农村妇女婚没有独立财产权,导致其财产权利得不到充分保障。首先,农村妇女的土地承包权问题,农村土地政策“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导致农村妇女在结婚或者离婚后,不能及时取得土地承包权;其次,农村妇女的婚前财产权,应该包括农村妇女在婚前与父母兄长共同创造的家庭财产中应该享有的份额,而不仅仅指婚前嫁妆。如果农村妇女需要主张这部分财产权利,法律应该予以保护;最后是农村妇女的家庭财产地位问题,土地承包法规定农村土地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进行土地承包,农村妇女即使出嫁或者离婚也几乎不可能有独立的农村土地承包权,导致农村妇女出嫁或者离婚后到未取得新的土地承包权期间的土地承包权实现很困难,农村妇女对自己的权益维护问题,有时候根本无能为力。

二、完善农村妇女权益保护的对策

怎样做才能更好的确认和强调农村妇女合法权益,切实有效地加以保护呢?应该通过以下几种途径来加强和确保农村妇女权益:

(一)通过政府行为

政府行为是不同于法律的另一种具有强制力保障其实施的行为。基于政府行为不可替代的社会影响力和强制力,对于打破愚昧封建思想的影响,确立新时代农村妇女地位和权益的正确观点,对农村妇女实施特殊政策的保护都必须通过它得以实现。

(二)转变文化观念

加强平等受教育权的保护,反对受教育中的性别歧视,强化保障女性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强调了根据城镇和农村妇女的需要,组织农村妇女妇女接受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各级政府及部门在重视农村妇女技能培训的同时,还要加强对她们基本文化素质的教育和综合素质的培养。结合本地实际,利用当地学校、村部组织广大农村妇女学习《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增强她们的学法用法能力和自我保护意识,使她们在权益受到侵害时,能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其次是要通过举办电视专栏、普法宣传车、发放宣传资料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这些法律法规,提高农民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水平,增强维护妇女权益意识,使全社会形成人人保护妇女、人人尊重妇女的良好局面。只有农村妇女的受教育水平、自身综合素质以及劳动技能都得到了普遍提高,她们的合法权益才能真正得到保障。

(三)健全农村妇女权益保障机制

大力实施就业促进法、劳动合同法,加大劳动保障监察力度,促进女性平等就业,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要加强农村土地承包管理,依法落实和维护好农村妇女的土地承包权益,将解决侵害农村妇女的土地承包权益问题纳入农村土地突出问题专项治理的重要内容,探索出台一些处理妇女土地承包权益纠纷的行政措施,及时有效地解决相关纠纷。要完善社会救助机制,加大对遭受暴力、农村贫困妇女的救助保护力度。总之,要以农村妇女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协调整合社会各部门的力量,形成农村妇女维权工作社会化。

(四)加强妇联组织的支持和援助

妇联组织要做到全心全意为妇女群众办实事,切实急妇女群众之所急,想妇女群众这所想,脚踏实地为妇女群众谋福祉。全国妇联副主席宋秀岩提出在2012年,争取实现每年对1000万农村妇女进行宫颈癌免费检查、对120万农村妇女进行乳腺癌免费检查。实施好“贫困母亲两癌救助项目”,使救助资金真正落实到患病妇女身上。

总之,应该从实际出发,以与时俱进的精神,进一步完善《妇女法》,拓宽农村妇女权益保护的领域,使之真正成为保障妇农村女权益的主体法律。

参考文献:

[1]康均心.妇女权益保护及救济理论与实务[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陈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妇女权益受损问题研究”[J].前沿,2006,(8)

[3]陈苇,倪丹.“我国农村家庭暴力调查实证研究一防治对农村妇女的家庭暴力”[J].家事法研究,2008

离婚妇女权益的保障研究 篇7

关键词:离婚妇女,权益,法律保障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对离婚妇女权益的有关规定

( 一) 对离婚妇女财产权的保护

《婚姻法》第三十九条规定: “离婚时, 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 协议不成时, 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 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判决。”另外, 我国在婚姻法的司法解释中予以明确, 夫妻双方的婚前个人财产不会因为婚姻的额缔结而发生所有权的转移, 这就意味着, 即便是离婚, 离婚妇女仍然可以拿走属于自己财产, 并就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予以分割, 取得自己应得的一部分。

( 二) 对离婚妇女人身权的保护

我国《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 导致离婚的,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 ( 三) 实施家庭暴力的; ( 四) 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由此可以看出, 我国在婚姻法中对于离婚妇女的人身权也给予了保障。妇女在婚姻中处于弱势地位, 容易受到身体上的侵害而没有防御的能力, 由此在法律中明确规定, 对实施家庭暴力和虐待的, 如果经法院调解无效, 可以准许离婚, 并且受害妇女还可以请求人身损害赔偿。

( 三) 对离婚妇女对子女探视权的保护

我国《婚姻法》第三十八条规定: “离婚后, 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 有探望子女的权利, 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 协议不成时, 由人民法院判决。”这这条法律保障了不享有直接抚养权的离婚妇女对子女进行探视的权利。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对离婚妇女权益保障研究存在的不足

虽然我国婚姻法对离婚妇女权利的保护有法律进行明确规定, 但是其中也存在诸多不足之处, 主要表现在:

( 一) 对离婚妇女的财产权益保护不明

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对妇女嫁妆归属不明。嫁妆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流传下来的, 其在现实生活中广泛的存在, 但是我国法律对于嫁妆的性质只字未提。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嫁妆的种类越来越多样化, 其所具备的实际价值也逐渐增大, 这促使了嫁妆成为了在离婚时双方争议的焦点。目前, 有的学者主张, 嫁妆属于妇女婚前财产, 因为是在结婚之前女方父母赠送给女方的财产, 应当认定为是妇女的独立财产。但是, 也有的学者主张, 嫁妆是女方父母在结婚时赠送给夫妻双方的礼物, 在夫妻离婚时, 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虽然更多的人主张第一种观点, 但是因为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 在司法实践中, 因为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 这仍然是一个存在于理论上问题, 不能得到切实有效的解决。

( 二) 对离婚妇女人身权益的保障不足

我国《婚姻法》第四十三条规定: “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 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以及所在单位应当予以劝阻、调解。对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 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予以劝阻; 公安机关应当予以制止。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 受害人提出请求的, 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规定予以行政处罚。”但是从这个法律条文中就可以看出, 我国更多强调的是事后救济, 对于如何预防侵犯妇女人身权利的规定不足。另外, 在法律中也没有明确举证责任的问题, 家庭暴力、虐待等行为一般都是发生在相对隐蔽的家庭之中, 并且除身体上实施的暴力之外, 还有精神上的折磨或者是冷暴力现象存在, 这在法律中都没有进行规定。在离婚时, 离婚妇女很可能会因为举证不足导致无法获得赔偿。

( 三) 对探望权的执行不到位

我国法律规定, 在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有权定期探望子女。若另外一方进行阻挠, 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是在实践中, 因为离婚妇女处于一个弱势的地位, 即便是有证据表明男方无正当理由阻止女方行使探望权, 法院也予以强制执行,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也难以落实, 因为离婚妇女不可能每次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这也是亟待完善的部分。

三、对保护离婚妇女权益的建议

针对目前婚姻法中对离婚妇女权益保障的不足, 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 有法律明确规定嫁妆的法律性质, 从根源上解决嫁妆归属的问题。出于保护离婚妇女权益的角度出发, 应当在法律中明确, 嫁妆属于女方父母在婚姻缔结之前赠送给女方的个人财产, 在离婚时, 其所有权以及财产权益完全由女方个人享有。其次, 要完善对妇女人身权利侵犯的法律规定。《反家庭暴力法》的颁布施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婚姻法规定的不足, 但是其中仍有需要完善的地反, 例如举证责任分配。最后, 要提高司法机关的执行力, 除了强制执行外, 针对阻碍离婚妇女行使探望权的行为采取一种长久有效的措施, 避免出现法律难以执行的现象。

参考文献

[1]李美娟.论我国离婚妇女权益的婚姻法保护[J].当代青年, 2015 (8) :207.

[2]邹新凯.论离婚过程中以及离婚后对未成年子女非财产性权益的法律保护[J].现代妇女 (理论前沿) , 2015:145.

农村留守妇女权益的法律保障 篇8

一、农村留守妇女权益存在的主要问题

农村留守妇女的数量呈现着不断上升的趋势。以某省依兰县某百户村子为例,两年前是六分之一户成年男性外出打工,而现在已经有五分之三户成年男性外出打工,而且这个数字比例还在不断增长中。

留守妇女作为留守的主要劳动力人员,她们忍受着与丈夫常年两地分居的孤寂,守着家中的一亩三分地,挑起了本应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的赡养老人、照顾孩子等家庭重担,已经由传统家庭中的“半边天”,变为家庭的“顶梁柱”[1]。随着农村男性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多,农村留守妇女群体的队伍不断扩大,虽然她们为家庭、为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其权益状况却面临着诸多问题。

(一)农村留守妇女民事权利得不到保障

在调研走访中,农村留守妇女民事权利得不到保障的问题是比较突出的,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婚姻家庭权利得不到保障。由于丈夫长年在外打工,夫妻双方聚少离多,缺乏交流沟通,在出现感情问题时不能及时把握一方的情感倾向,修正夫妻间可能出现的误差,因此在导致感情危机的同时可能导致婚姻关系的解体。而在最终离婚的情况下,虽然留守妇女尽到了赡养老人、照顾孩子及承担农活劳作的责任,但由于她们不掌握家庭经济,不懂得夫妻共同财产的分配,因此,大多在离婚时不能得到其应分得的份额及有效的经济补偿,其贤妻良母坚强独立的行为多以无奈愤恨为回报。另外,由于农村一些地方男女青年习惯采取仪式婚的缔结方式,在“结婚”后男女双方便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而在此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男方外出打工由于某些原因导致该种关系终止,留守妇女很难合法合理地保护自己的婚姻家庭权利。

第二,人身权利易受侵袭。丈夫外出打工致使农村留守妇女的人身安全感降低,一些留守妇女常常易受到性骚扰和强奸等危害人身安全的违法犯罪的侵袭。由于农村的封闭性和保守性,留守妇女即使受到了侵犯,也常常会因顾及名声等原因而羞于报案,致使她们再次受到犯罪行为侵害的可能性增大。另外,很多留守妇女缺乏人身安全保护的法律意识和证据意识,对发生的侵袭行为因保存证据不足而无法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

第三,财产权利易遭受侵害。由于丈夫外出,家里留有留守妇女、老人或者孩子,他们身单力薄,对所遭受的财产侵害行为不能有力有效地对抗和反击,往往成为违法者实施财产犯罪的首选目标。近年来,针对农村留守妇女家庭财产的侵夺出现上升的趋势,使得农村留守妇女更加没有财产安全感。

(二)农村留守妇女社会保障权益不完善

由于农村的教育和医疗条件有限,农村留守妇女在教育和医疗方面面临着诸多不能解决的问题[2]。首先,在养老方面。农村养老的主要方式是家庭养老,赡养老人是农村留守妇女面对的重担之一。众所周知,我们国家的养老问题已不单单是各个家庭的问题,已经是整个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对于经济窘迫的农村来说,原本由夫妻双方承担的养老任务要留守妇女一人解决,这对她们来说无疑是沉重的负担。其次,在医疗方面。虽然我国农村实施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但由于该种合作医疗适用条件的有限性,导致农民生病报销的医疗费用有限。因此,农村留守妇女及其家人看病治病仍存在着极大的压力和负担。最后,在子女教育方面。由于我国实行免费的九年义务教育,由此导致大多数农村公立学校中小学教育学习环境较差,师资力量配置不够合理,而教育教学条件较好的民办学校的费用又比较高昂。另外,大多数农村留守妇女又没有能力和条件对子女进行辅导。因此,为了子女的将来考虑,她们承担着子女教育投入的极大压力。

(三)农村留守妇女政治权利得不到保障

近几年,虽然农村妇女的地位得到了认可和提高,但在实际生活中,诸多原因限制了她们政治权利的实现。其一,农村留守妇女自身的原因导致上述问题的出现。由于她们对公共事务参与管理的兴趣比较低,缺乏参与热情与关注度,因此导致其参政议政的能力和权限不足。其二,原有的保守观念导致上述问题的出现。在大多数农村,男尊女卑的观念仍在盛行,认为女子就应该恪守妇道,不要参与大事的讨论和决策。由此可见,上述两种主要原因导致了农村留守妇女在一定程度上不能够正常行使法律所赋予的公共事务管理权、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等政治权利,从而间接地造成其享有的合法的政治权利受损[3]。

二、农村留守妇女权益的法律保障

针对农村留守妇女权益存在的上述主要问题,结合各地具体实际情况,笔者建议采取以下措施对农村留守妇女的权益予以法律保障和救济。

(一)制定和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

农村留守妇女作为新型的特殊弱势群体,虽有《妇女权益保障法》为其提供法律保护,但由于该法律条文的原则性规定较多,因此落实到现实生活中缺乏具体的可执行性。由此,建议尽快制定与妇女权益保障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司法解释,细化对妇女权益保障可操作性的条文。而各地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和完善本地区对农村留守妇女保护的相应立法或者政策,并通过有关部门的有力有效执行来保证该立法或者政策长效有效的实施。

另外,各地应对某些推行农民工定期带薪休假制度的企业予以嘉奖鼓励,以此促进留守妇女和在外打工的配偶组建的家庭关系的稳定性。这是对留守妇女生活权利的保障,也是完善我国劳动法等有关法律的一种现实体验。

此外,要完善各种针对农民的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农业保险制度[4]。同时,要尽快完善农民工进城务工的相关政策,尽快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和进城落户问题。当然,这些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实现的,必然要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但从社会长远的发展角度而言,确立和完善这些制度,有利于保障农村留守妇女的社会保障权益,从而减轻她们背负的沉重负担,进而有利于农村的稳定和发展,乃至社会的和谐稳定。

(二)拓宽司法救济途径

各地农村司法部门可以结合本地实际,设立专门的妇女维权法庭,定期对妇女维权案件进行公示,并组织留守妇女旁听案件的审理过程。这样,一方面可以利用这些案件对人们进行法律教育、用法律的强制性作用来威慑潜在的犯罪人,进而预防犯罪;另一方面,通过案件的公开审理可以提高留守妇女的法律意识,使得她们知道什么是违法犯罪、如何预防犯罪行为,以及如何通过法律的手段救济自己和家人所遭受的违法行为尤其是犯罪行为的侵害。另外,可以扩大法律援助案件范围,针对留守妇女受侵害的案件,加大对她们的法律援助力度。有条件的地区,还可以对一些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而且生活极度困难的农村留守妇女提供必要的司法救助。

(三)执法要公开、公平、公正

行政执法机关要依法行政,在解决农村留守妇女寻求行政救济的问题时,要对其实行优位保护。这需要行政执法机关强化自己的为民服务的意识,把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放在首位。另外,综合治安管理部门要加强农村综合治安管理,保证农村村民安全。此外,乡里派出所及相关执法部门应针对农村的实际情况,把针对农村留守妇女犯罪的案件放在必须突破和解决的问题之首,依法严厉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保证农村留守妇女的人身权和财产权不受到侵害或者较少受侵害[5]。这样才有利于维护农村的治安稳定,维护人民的心理稳定,才更有利于农村的生产生活。

(四)培养和提高农村留守妇女权益保护的法律意识

农村留守妇女如何运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前提条件是她们必须知法。因此,如何让她们知道和理解法律就成了首要解决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的解决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各个部门和社会力量的协作才能完成。首先,有关部门要深入农村开展基本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活动,要让留守妇女知道自己享有的政治权、人身权、劳动权及婚姻家庭权等,逐步增强她们争取和维护自身权益的自觉性。其次,要充分利用社会力量,通过送法下乡、发放法律书籍、法律真实案例表演等活动,增强留守妇女的法律理解力和依法维权的能力,以使其有效地运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另外,通过普法宣传等活动,鼓励她们依法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参与村集体组织的建设和发展事务,以此保障她们政治权利的有效实现。再有,可以充分利用各个当地开设法律专业的高校精通法律专业服务社会的优势,定期邀请高校教师带领法学专业学生组成的法律服务中心深入农村开展普法活动,为村民提供免费咨询解答等法律服务。

三、结论

农村虽然是我国农业发展的最小单位,但也是农业发展的主要地区,其充足稳定的劳动力队伍是保证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首要必要条件。而随着现代化农业的发展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男性劳动力逐步走出农村向城市移转,因此男性劳动力群体的人数正在逐渐减少,而女性劳动力群体的人数则在不断增加,由此导致发展农业经济的劳动力队伍的成员结构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因此,为了农村的和谐稳定发展,加强对农村留守妇女的法律保障已成为必须采取的刻不容缓的措施之一,同时,这也是我国改善民生的有力举措。

摘要:目前农村留守妇女的人数正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这对农村的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愈来愈大。解决她们面对的问题、保障她们法律权益的实现,是实现农村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改善农村民生的有力举措。

关键词:农村留守妇女,权益,法律保障

参考文献

[1]刘敏岚.农村留守妇女生活状况的调查与思考[J].南方农村,2012,(10).

[2]楚向红.河南省新农村建设中留守妇女问题研究[J].学习论坛,2008,(11).

[3]鲜开林,刘晓亮.农村留守妇女合法权益问题的调查分析——以河南省Y市为个案[J].财经问题研究,2012,(4).

[4]樊佳晶,刘月.我国养老保险中的现状及对策分析[J].现代妇女:理论版,2013,(9).

改革二元土地制度保护人民土地权益 篇9

中国《宪法》规定土地实行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所有制形式: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据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征用并给予补偿。《土地管理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即国家所有土地的所有权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宪法、土地管理法,与其他土地法律一起构成一个土地法律体系,形成了中国城乡土地二元制度的基本格局———以土地二元所有权制度为基础,以土地二元使用制度和土地二元征用制度为主要内容,以政府垄断为重要特征,辅以二元土地交易市场和二元土地价格,形成了一个对城乡格局、城乡产生重大影响的、体现和反映中国特有的二元结构的城乡二元土地制度。

在土地资源城乡“二元”分割的管理基础之上,中国政府对土地的使用和配置进行了严格的管理,对土地资源实行了高度集中的严格管制:形成了国家对于城市建设用地一级市场的垄断;凡农用地转为非农建设用地,必须通过国家的征收或征用,从而形成了国家与地方政府对农用地征用的垄断。在这种土地二元结构之下,占有最终的支配权和“终极所有权”的是政府,这是中国城乡二元土地制度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特征。

二、农民与城市居民拥有不同土地权利

在中国二元的土地制度和二元的土地法律体系下,民众的土地权利被摒除在土地城市化之外。在法律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与城市土地国家所有权处于完全不平等的地位,这是导致农地产权残缺的重要因素。城乡土地市场被人为地隔离,形成城市土地市场与农村土地市场界线分明的两个不同的市场体系,而农村土地市场则被国家严格控制,农用地要转变为非农建设用地,必须经过政府审批。这样的二元体制对于拥有农村土地使用权的人很不利,也使城市土地市场的效率低下。城乡二元体制造成城市和农村的土地享有不同的权利体系。一般说来,城市土地所享有的权利比农村土地要多和更充分。

农民作为集体组织的成员,平等地拥有对集体土地的成员权,但并不能按份分割农地的所有权。《土地管理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虽然向单个农户提供了三十年土地的承包权,但只限于农业用途,一不能进行土地交易,二不能将土地抵押融资,只是一种残缺不全的权利。既然没有明确农民的土地产权主体地位,他们就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卖家”,就没有决定卖与不卖的权力。现实中经常出现土地在农民不知情时被村干部出卖、农村土地被肆意侵占的情况,而农民却很难得到合理、足额的经济赔偿,很难公正地享有土体权利。

城市居民比农民拥有更多的土地权利:虽然城市土地属于国有,但居民的房产私有权已经被法律确认,在非公益项目的拆迁中,地方政府无权动用强制性手段进行征用,作为拆迁人的开发商和作为被拆迁人的居民应该是一种平等的民事协商关系。但在现行法规中,双方并不是一个平等的关系;作为居民而言,仍然没有选择卖与不卖的权力。原来的拆迁条例不强调被拆迁人的意愿,无论被拆迁人意愿如何,都与政府是否批准拆迁并无关系;被拆迁人没有是否同意出卖自己的私有房产而接受补偿安置的权利[1]。如果不能和开发商达成协议,或者是在规定的期限内拒绝搬迁,等待被拆迁人的就将是强制拆迁,从而上演了各种因强制拆迁而引起的人间悲剧,甚至造成被拆迁人自焚、自杀、被埋等血淋淋的惨案。

三、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引发社会问题

1. 农民土地权利弱化。

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使得土地征用过程和由此产生的补偿对农民极为不公平,这也是当今中国引发社会不满的一个主要原因。这造成他们不能分享自己的土地在城市市场所产生的增值收益,也不能将自己的土地直接投放市场。与此同时,他们所获得的土地补偿只与这些土地被农作时的价值相关,常常只是其农用价值的若干倍,远远低于其在城市被作为他用时的土地价值。这种土地收益分享的极大差异所产生的不公平,已日益成为社会紧张的来源。而目前实施的农村土地承包法,迄今未建立一个方便的机制,使农民能有效地对抗集体对于他们权利的侵犯,这进一步加剧了农民土地权利的弱化。

2. 地方财政过度依赖土地转让收入。

现行做法助长了地方政府对土地强制征用的不健康依赖,因为政府既要依靠它获得预算外收入,也要以此去补贴发展。相关研究表明,土地转让收入已经占了很多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20%~30%,有些地区的土地转让收入甚至超过了政府财政预算收入。让人担心的是,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储备机构”把征用来的土地抵押给银行以获得贷款,有些城市的城建所需资金的约60%~70%是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这使本来就脆弱的银行系统承担起土地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2]。

3. 低效的城市扩张模式加速耕地流失。

人为的农村土地低价,助长了土地更为粗放利用的投资方式,刺激了对土地的无效利用,包括强调城市的外延扩张,而不是对现有城市空间进行更有效利用,这导致了土地密集型城市发展中大量土地资源的浪费。调查显示,目前城市被征用土地中有43%闲置,城市经济发展的低效模式导致了更多农业用地的流失,使得设计和实施保护农地的措施很难成功。根据资料显示,从1957—1995年,全国累计减少耕地6.51亿亩;1997年,全国人均耕地面积为1.57亩,1998年为1.56亩,1999年为1.54亩,到2003年全国耕地面积继续减少,全国净减少耕地253万公顷,人均耕地已由2002年的1.47亩降为1.425亩;中国已有5个省市和666个县区市的人均耕地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0.8亩警戒线,其中有400多个县、市低于0.5亩,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3]。这对可耕地只占国土面积14%的中国而言,必须采取措施保护农业用地不受这种低效模式的影响。

4. 巨大利益级差与租金空间引发土地腐败。

中国城乡分割的“二元土地市场”,形成了城镇建设用地与农村农用土地之间巨大的利益级差,特别是在城乡结合部。这种利益级差包括土地产出价值级差、土地社会功能负担级差、土地利益分享级差。城镇建设用地使用的内部收益高于农用土地的使用,这意味着农业用地向城镇建设用地的转化有利可图,因为国家对建设用地与农用地实行二元管理方式,那么土地在两种管理体制之间的转换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租金空间[4]。土地转换租金的控制权却属于中央和地方共同享有,地方享有更大的租金控制权。各级地方政府代表的都是各级地方利益,这导致了各级地方政府在追求地方发展的过程中,都愿意扩大农用地向建设用地的转化。这样非常容易激化地方政府与被征地农民的矛盾,经常造成各种激烈的冲突与集体上访,损害了农民的利益,激化了社会矛盾,危害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同时,现存的二元土地制也都助长了各种腐败的发展,由于支付给农民的补偿与土地作城市使用的价值之间存在巨大差额,加上从农村获得的土地只有很小一部分采取公开拍卖的方式,以及许多地方的土地管理缺乏透明度和问责,导致在土地领域频频出现腐败。

总而言之,城乡二元土地制度为地方政府大肆圈占农地、侵害农民利益、从中牟取暴利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是现在流行的“土地财政”的根本原因。它加深了城乡二元结构,扩大了城乡差距,严重阻碍了城乡统筹发展,对中国的经济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侵害了农民权益,激化了社会矛盾,造成了城乡之间的巨大隔阂,妨碍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改革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在全国国土范围内,取消土地市场“双轨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市场,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

四、改革二元土地制度,保护人民土地权利

城乡二元土地制度是中国经济社会中的一个顽疾,必须采取措施进行改革,保证城市居民与农民享有“同地、同权、同价”的土地权利,实现城乡土地制度、土地市场的一元化。

1. 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改革政绩考核制度。

在以经济建设、GDP增长作为主要政绩考核指标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往往会以地方利益为中心,以实现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不断征用土地、拆迁房屋、买卖建设用地,这已成地方政府扩充财政收入、带动房地产及相关产业发展、刺激经济增长、做好政绩数据与指标的一个捷径。在仕途前景的压力与诱惑之下,就容易不顾农民与城市居民合法的土地权利与居住权利,侵犯老百姓的利益,激化社会矛盾,损害国家利益。为此,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严格遵守“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着重改善民生,更加重视人民的呼声、遵从人民的意愿,让人民共享经济发展与改革的成果,将老百姓的土地权益、居住权利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

2. 改革二元土地制度,实现城乡土地制度的一元化。

土地二元所有权制度是中国城乡土地二元制度的基础。笔者认为,所有土地,包括城市和农村的土地,都归属于国家所有,实行土地国有化,城市居民和农民拥有长期、稳定、物权化的土地使用权,征用土地的审批权限归国务院,实现城乡土地制度一元化,或是解决目前城乡土地二元制度顽疾的有效方法。

必须改革土地征用制度与二元土地市场。以市场价值来确定公正的补偿,是中国征地改革中最为急迫的任务。从长期来看,要确保公平地对待失地农民,就应运用能真实反应土地市场价值的补偿标准,而这将取决于一个真实的城乡土地市场的出现。目前二元土地市场所形成的巨大利益级差是目前地方政府热衷于圈地的利益根源,因此,只要改变目前的土地二元市场,实现城市建设用地市场与农村土地市场的一体化,使农村集体土地和城市建设用地“同地、同价、同权”,国家征收农村土地,必须与购买城市建设用地一样,按照市场价格购买农地使用权,使失去土地的农民能得到与土地市场价值相当的补偿费用。这样就可以从根本上切断地方政府掠夺农地的黑手,也可消除村委会侵犯农民土地权益、截留土地补偿费的空间。

3. 加强土地法律建设,建立系统的土地法律体系。

土地制度的安排必须要有法律的保护,法律要明确规定各产权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及实施细则;制定政策法规,凝固所有权,放活使用权,有期限的使用权进入市场交易;促进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实现土地资源与其他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规范承包与发包的行为,明确所有权主体与经营使用者的权利与义务;确定国家、土地管理部门、地方政府、农民对土地的权利,将村委会的职责与农村土地相分离,成为一个纯粹的社区组织;规定新的土地征用制度,确定城乡一元土地市场的建立与运行,确保农民与城市居民拥有同样的土地权益;修改城市房屋拆迁条例,落实与贯彻《物权法》,尊重居民真实的意愿,确保城市居民合法的财产权利、居住权利不受侵犯。

4. 改革土地储备制度,促进城市土地的有效利用。

近年来,中国地方行政管理部门设立机构进行土地储备的做法已成为一种现象,且成为一道无所不在的独特景致。这是一个迫切需要更有效管理的领域,因为地方进行土地储备的做法可能会遍及全国而使土地储备达到极大的规模,这将对整个经济、尤其是银行和财政部门产生严重的后果。现在迫切需要制定一部有关土地储备的全国性法律,综合地方政府、银行、财政部门等机构进行全方位的监管,将政府储备土地限定为存量土地,慎行公共土地征用,促进城市土地得到更有效的利用,阻止城市的无效扩张。与此同时,还要审视中国的土地储备在多大程度上背离了其初衷,它已成为一种有计划、有秩序地释放政府剩余土地的机制,并且还正在进一步朝这个方向演进[5]。

5. 赋予农民国民待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要切实保障农民土地权益,就必须改革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及时将失地农民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之中。一些地区将失地农民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试点结果表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赋予农民国民待遇虽然增加了社会保障负担,但由于失地农民的土地权益得到了有效保障,有利于消除因土地征用造成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从农村土地流转的角度看,目前农村土地流转机制不畅的主要原因就是农村缺乏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土地承担着太多的社会福利保障功能。国家应建立与征地对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各级政府必须从国有土地出让、出租收益中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作为社会保障基金,以保障被征地农民、被拆迁居民的生活、居住权益。鉴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可先把土地被征用或转包给他人的农民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中,以后再逐步扩大到所有农民。

参考文献

[1]宗和.改革,通往我们的理想土地[J].廉政瞭望,2006,(9):8-10.

[2]夏祖军整理.改革城乡二元土地体制:第2版[N].中国财经报,2005-11-11.

[3]叶子荣,胡建中.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质疑[J].广东商学院学报,2005,(3):15-19.

[4]李恩平.建设用地的经济学分析[N].经济日报,2004-02-09.

《二年律令》对妇女权益的保护 篇10

一、《二年律令》对妇女政治权益的保护

封建社会前期较多地保留了远古母权制的遗风, 妇女享有一定的政治权利, 虽然不能与男子相提并论, 但是作为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妇女群体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享有与封建社会后期不同的权利。在秦国富国强兵过程中强调“男乐其畴, 女乐其业, 事各有序”的男耕女织的理想治国模式[1]秦始皇本纪·碣石刻石铭文。女织一直是秦国重要的赋税来源, 军事国力的体现。汉代延续了秦的耕织并重的经济制度、家庭中的性别分工和妇女工作的模式, 展示国家对女性的保护意识。但是建立在父权家庭性别分工基础上的妇女, 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表现的方式与男子不同, 她们自己不能依据自己的能力独立地管理国家事务或参与国家事务, 但可以依附在男人身上发挥作用。比如爵位继承的权利仍然保留着, 身为母亲或妻子通过有政治地位的儿子或丈夫拥有一定的政治地位。这一点从汉初传统的档案资料和简牍资料如《二年律令》中可以得到印证。

从国家政治权利分配体系来看, 汉代妇女基本上谈不到政治权利。从妇女这个群体考察, 她们没有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权利。但是, 汉代时期的特殊妇女群体在政治方面却有一定的权益。

汉律规定女性可以继承爵位。汉代的爵位继承是二十等爵及与之相一致的财产和政治特权的继承, 从“公士”到“不更”属于士阶层, 从“大夫”到“五大夫”属于大夫阶层, 从“左庶长”到“大庶长”属于卿, “关内侯”和“徹侯”属于诸侯, 不同爵位享有不同的权利。

《二年律令·置后律》规定 (爵位继承) :“为县官有为也, 以其故死若伤二旬中死, 皆为死事者, 令子男袭其爵。毋爵者, 其后为公士。毋子男以女, 毋女以父, 毋父以母, 毋母以男同产, 毋男同产以女同产。毋女同产以妻。诸死事当置后, 毋父母、妻子、同产者以大父, 毋大父以大母与同居数者。”

也就是说, 如果因公殉职, 儿子可以继承其爵位。没有爵位的封为最低一等的爵位即公士。爵位继承顺序是:儿子、女儿、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妻子、祖父、祖母。虽然在继承顺位中, 同级别女性的继承位次都在男性之后, 妻子的继承位次更是排在后面, 但这毕竟是以国家法律的形式赋予女性继承爵位的权利, 妇女在获得相应的爵位后, 即可享有相应的财产和政治权益。

汉代妇女通过继承获得爵位, 并因此获得政治权益, 拥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当然这并不能说, 男女在政治方面的地位平等。如上资料所述:妇女以女儿、母亲、姐妹、妻子、祖母的名义继承家族男性死后空留下来的爵位, 妇女本身不能像男子一样因为自己的能力或通过自身的努力被授予爵位, 只能依靠男性继承爵位, 这是女性一定程度上依附男性的体现。正是由于女性爵位的取得依赖于男性, 《二年律令·具律》中才会有如下的法律条文:“杀伤其夫, 不得以夫爵论”。《二年律令·置后律》规定:“女子比其夫爵”, 即妻子可以享受与丈夫相同爵位应该享受的待遇。同时汉律又规定:有一定爵位者犯罪就可以免刑或减刑。若按此推理:有爵位的人犯罪可以免刑或减刑, 妻子应该享受和丈夫爵位相等的待遇即免罪或减罪, 那么妻子杀死有爵位的丈夫, 按例应该得到赦免。但实际并非如此, 女性爵位的获得依赖于丈夫, 妻子杀伤她的丈夫, 自然不能免于刑罚并获得赦免。虽然汉代女性可以通过继承获得爵位, 与男性看似平等, 实则有很多差异, 这正是汉代女性依附于男性的例证。虽然如此, 汉代女性在男性的荫护下, 拥有一定政治权益和相应的政治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封建社会后期, 完全剥夺了妇女身份继承权, 如此分析, 汉代妇女仍然有着后代无法比拟的政治地位。

二、《二年律令》对妇女人身权益的保护

现代人的理念中有关妇女人身权益主要包括:妇女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妇女的生命健康权不受侵犯;禁止拐卖、绑架妇女;禁止收买被拐卖、绑架的妇女;禁止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的妇女。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 禁止卖淫、嫖娼;妇女的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肖像权等人格权受法律保护[2]。汉代对妇女人身权益的规定没有这么广泛, 但是, 为了社会稳定也涉及严禁拐卖妇女、严惩强暴妇女、照顾女性罪犯等内容。

1. 严禁拐卖妇女。

古今中外的法律都有严禁拐卖人口罪, 被拐卖人口以妇女儿童居多, 严禁拐卖妇女儿童的理念古今相同。汉初天下初定, 社会秩序不稳, 拐卖人口现象比平时更加普遍, 法律体现的是现实生活中的现状。乱世用重典, 为解决这一问题, 统治者严厉打击拐卖人口贩子, 在法律上以重罪处罚。《二年律令·盗律》规定:““群盗及亡从群盗, 殴折人枳 (肢) , 胅体, 及令佊 (跛) (蹇) , 若缚守将人而强盗之, 及投书、县 (悬) 人书, 恐猲人以求钱财, 盗杀伤人, 盗发冢 (塚) , 略卖人若已略未卖, 桥 (矫) 相以为吏, 自以为吏以盗, 皆磔。智 (知) 人略卖人而与贾, 与同罪。不当卖而私为人卖, 卖者皆黥为城旦舂;买者智 (知) 其请 (情) , 与同罪。”我们看到, 《二年律令》把拐卖人口罪与群盗、盗窃以及杀人等重大罪行相提并论, 都处以磔的酷刑。更有进一步规定:拐卖人口的主犯与从犯、买人口和卖人口都处以相同的刑罚。以今天的法律理念来看, 其处罚亦不可谓不重。汉代初期的法律在维护女性人身安全和权益方面较为积极, 这并不是处于男女平等观念的考虑, 而是从维护大乱初定的社会秩序的考虑。

2. 严惩强暴妇女。

强暴妇女是一种严重摧残妇女的野蛮行为, 该行为不仅给妇女的身体带来摧残, 而且在精神上更是带来难以愈合的永久伤害, 其危害程度不言而喻, 若法律不对此加以严厉的惩处, 妇女的人身保护就难以得到切实履行。《二年律令》中涉及强暴妇女犯罪的法律条文有很多。《二年律令·亡律》中提到:“取人妻及亡人以为妻, 及为亡人妻, 取及所取, 为谋 (媒) 者, 智其请, 皆黥以为城旦舂。其真罪重, 以匿罪人律论。弗智者不□。”《二年律令·捕律》也规定:“强略人以为妻及助者, 斩左止以为城旦。”《二年律令·杂律》规定:“强与人奸者, 府以为宫隶臣。”以上三条法律条文说明汉律一方面规定强抢他人的妻子和强娶都处以重刑, 而参与者也一样处以重罪。另一方面规定男性身犯强奸罪, 处以宫刑, 并没为官奴隶。《二年律令·收律》规定:“坐奸、略妻及伤其妻以收, 毋收其妻。”汉律特别规定了男性如果犯有针对女性犯罪的行为:强奸、强抢他人的妻子以及打伤自己妻子而被处以刑罚的, 依律免除男性罪犯妻子的株连之责。汉律是非常严密的, 法律条文细化到“和奸”即通奸的内容, 《二年律令·杂律》规定:“诸与人妻和奸, 及其所与皆完为城旦舂。其吏也, 以强奸论之。”对通奸的处罚是男女双方都处以重罪, 特别强调了官吏以权势胁迫女性与之通奸的, 按强奸罪论处。可以看出汉律对女性保护措施的力度和广度。

3. 照顾女性罪犯。

从现代男女平等的法律观念分析, 妇女获罪应该与男性一样受到相同的处罚, 但是妇女自身的性别、生理状况及其他特殊情况, 使妇女在刑罚方面应该有所不同,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2], 针对妇女的生理特点在法律方面给予特殊保护, 体现出法律人文关怀的一面。从《二年律令》的诸多条文中, 我们不难发现, 汉律在刑罚方面根据妇女的特殊情况作了诸多例外的规定, 更多地体现了儒家的刑法思想。儒家刑法思想首先是维护以父权、夫权为代表的家长权;其次是体恤老幼。因此, 汉律在刑法上不仅主张严厉打击强奸、略卖妇女罪, 还格外制定了对女犯的“恤刑”。自春秋起, 我国就有对女性恤刑的原则, 女性犯罪可以酌情减免处罚, 即“妇人不刑”之说。《二年律令》继承了这一传统, 《二年律令·具律》:“有罪当黥, 故黥者劓之, 故劓者斩左止, 斩左止者斩右止, 斩右止者府之。女子当磔若要斩者, 弃市。当斩为城旦者黥为舂, 当赎斩者赎黥, 当耐者赎耐。”“庶人以上, 司寇、隶臣妾无城旦舂、鬼薪白粲罪以上, 而吏故为不直及失刑之, 皆以为隐官;女子庶人, 毋筭事其身, 令自尚。”女性罪犯比相同男性罪犯的处罚低一等, 是对女性犯罪“恤刑”的具体体现。严格意义上说, 汉初废除了对女犯行刑时的酷刑, 开创了先例, 为后世法典所继承和沿袭, 对保护妇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另外, 《二年律令·贼律》对孕妇“恤刑”的规定:“斗殴变人, 耐为隶臣妾。 (怀) 子而敢与人争斗, 人虽殴变之, 罚为人变者金四两。如果殴打孕妇致人流产, 处一年徒刑。”打斗伤害人者, 处以“隶臣妾”刑法。怀孕妇女还敢与别人打斗, 即使是他人导致其流产, 自己也要被判“金四两”的刑罚, 而殴打孕妇使其流产者处以一年刑期的处罚。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中华书局, 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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