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极端暴力事件

2024-05-23

个人极端暴力事件(精选三篇)

个人极端暴力事件 篇1

一、个人极端暴力事件的基本类型

个人极端暴力事件按照越轨行为攻击对象分为泛化社会型和特定指向型。

1. 泛化社会型

个人极端暴力事件的越轨行为指向社会关系网络中的陌生人, 随意性强, 越轨者往往选择人流密集场所, 如商场、车站、公共交通上实施砍人、放火、投爆等极端暴力犯罪。越轨行为更多的是“价值理性”, 实施非现实性冲突犯罪, 当利益诉求无法满足时, 通过“他人”介质来报复社会, 宣泄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如2013年6月7日的厦门BRT公交爆炸案, 犯罪嫌疑人陈水总生活比较贫困, 多次上访反映年龄问题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援助, 悲观厌世, 以极端暴力手段实施公交纵火, 残害无辜百姓, 最终造成47人死亡, 34人受伤的特别重大公共安全事件。

2. 特定指向型

个人极端暴力事件的越轨行为指向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熟悉人, 针对性强。越轨者往往把有冲突的个体、家庭或群体作为个人极端暴力行为的实施对象。多在家里、工作场所采取砍人、投毒、投爆等暴力手段实施犯罪。越轨行为更多的是“工具理性”, 实施个人极端暴力犯罪的目的代替了解决矛盾的取向, 异化为消灭冲突对象。

特定指向型细化冲突对象的类型又可分为直接指向型和间接指向型。直接指向型的攻击对象是具有强相关关系下的个人或家庭, 冲突原因更多地表现在邻里矛盾、家庭不和、社会纠纷、感情危机等方面。如河南鲁山5.21持刀杀人案, 案件源于邻里之间的矛盾纠纷, 涉及3个家庭、7人死亡、1人重伤的惨剧。间接指向型主要针对特定群体, 更多表现在基层官僚系统。基层干部作为组织的代理人, 承受着组织任务与民众诉求下的巨大张力, 同时处在科层制下基层干部, 难以摆脱效率低下、互相推诿的弊病, 以致底层民众对组织、对政策的不满情绪投射到基层干部中, 引发攻击基层干部的个人极端暴力事件。如广西东兴市计生局持刀砍人案, 犯罪嫌疑人何某因超生无法缴纳社会抚养费, 小孩不能落户, 持刀闯进计生局, 砍死2人, 砍伤4人。

二、管控型社会:个体极端暴力事件多发下的社会治理困境

米尔斯认为, 运用社会学想象力可以区分“环境中的个人困扰”和“社会结构中的公众论题, 个人只有通过置身于所处的时代之中, 才能理解他自己的经历并把握自身的命运”。英国学者查尔斯.斯诺在《两种文化与科学变革》一书中指出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裂, 二种文化的分裂在社会治理层面的具体表现为动力系统和制衡系统联动机制的“缺席”。只有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 没有社会结构的调整, 整个社会则可能出现财富快速增长、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混沌状态”[。当今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 社会阶层不断分化, 社会矛盾日益凸显, 社会不公逐步加剧, 社会失范加速出现, 过激行为日趋严重, 个人极端暴力事件持续增多。社会环境的巨大变迁, 倒逼治理模式的变革。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 创新社会管理, 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制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但目前“强国家—弱社会”的运行逻辑依旧存在, 自上而下统治、行政命令支配、维稳过度泛化的管控型社会随处可见。个人极端暴力事件的多发显示了管控型的社会管理模式难以适应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 社会治理困境凸显。具体表现在:

1.维稳控制的异化

1993年《关于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的若干规定》将社会稳定性作为官员绩效考核标准。后实行一票否决制, “稳定压倒一切”成为官员的惯性思维, 一些基层政府把“维稳”看做执政的首要任务。原本作为社会价值理性的维持稳定演变为工具理性, 异化为“为了稳定而稳定”。基层政府把群众维权诉求与社会稳定直接对立化, 为了实现“零上访”的维稳目标, 在对待群众反映问题时往往采取“下血本、乱许愿、做手脚”等粗放式解决方式, 甚至运用“关禁闭、去劳教”等非法手段, 限制上访者的人身自由, 维持社会的静态稳定。过度注重控制潜在社会稳定风险的方式, 反而制造新的不稳定因素。即便当前稳定了, 也酝酿着更大的危机。目前, 中国的社会稳定状况是典型以压和堵为主的静态稳定, 这种压力维稳是短期的, 不具备长期的持续性。这表现在个人极端暴力事件上尤为明显。在个人极端暴力事件多发, 维稳局面面临压力时, 相关部门往往采取刚性的强势维稳, 强压下虽取得一定的效果, 但个人极端暴力事件在隐匿一段时间后又呈频发态势。从侵犯校园暴力事件到街头持刀乱砍, 从灭门惨案到公交纵火同归于尽, 显示了个人极端暴力事件不但没有消失, 反而愈演愈烈。而多地实施的菜刀实名制、汽油实名制、口罩实名制、火柴实名制等, 体现了脚疼医脚、头疼医头的简单维稳懒政庸政思维。个人极端暴力事件产生的深层次原因适疏不宜堵, 维稳控制的异化反映了社会建设关注度不够, 社会事业发展水平不足, 社会保障状况亟待改善。

2.诉求渠道的异步性

由于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 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 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 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 我国社会阶层逐渐分化, 利益诉求多样化表现明显。当前我国已建立了比较多样的利益诉求表达渠道, 信访、行政、司法法定机制保障完备, 社会表达机制日趋完善, 但长久以来的信访不信法、行政不作为、司法不公正现象饱受诟病, 官员堵塞表达渠道、权力寻租现象不断发生。民众利益诉求畅通实现渠道与多样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并不同步。民众在常规途径无法解决利益诉求时, 往往采取求助新闻媒体、上街游行等非正常途径, 甚至实施个人极端暴力事件来引起社会关注, 破坏性解决自身的利益诉求, 催生出冀中星式的维权悲剧。

3.治理手段的单向度

面对个人极端暴力事件的现行和潜在犯罪时, 有关部门保持严防严打、高压威慑态势, 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如2010年5月, 中央维稳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了《关于加强个人极端暴力事件犯罪案件防控, 切实维持社会稳定的通知》, 其后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了严厉打击严重影响群众安全感的个人极端暴力犯罪专项行动。2013年7月, 针对连续发生的多起个人极端暴力事件, 公安部又下发通知要求近期把个人极端暴力犯罪作为夏秋严打整治的主要犯罪类型之一。严厉打击快速有力地惩治现行个人极端暴力分子, 极大地震慑了潜在的个人极端暴力分子, 增强了民众的社会安全感, 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但在预防上仍运用严格控制、严密防范等单一化的权力高压手段, 使用“战役、会战”等斗争性的话语体系, 没有突破原先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藩篱, 陷入事后应急式的刚性维稳泥潭。在个人极端暴力事件的预防上社会调解、心理干预、道德感化等手段运用不足, 民众利益诉求关注度不够, 社会支持网络构建缺失, 有效社会矛盾疏解机制匮乏。

三、疏导型社会:个人极端暴力事件多发下的社会治理路径选择

米勒的挫折攻击理论认为, 当一个人的动机、行为遭受挫折, 在环境中存在引起攻击的线索时, 就会产生某种形式的攻击和侵犯性反应, 进而引起犯罪。面对个人极端暴力事件的多发, 粗放的管控型社会管理运用维稳、严打等方式暂时性地切断了环境中的引起攻击线索, 但无法从源头上减少“挫折”行为的发生。为实现社会矛盾的有效化解, 降低“挫折”发生的社会风险, 需要推动管控型社会管理到疏导型社会治理转变。疏导型社会治理是在恪守社会公平正义原则下, 坚持多元治理主体, 运用复合化的治理手段, 强调社会建设, 注重化解社会纠纷, 消解社会矛盾的治理模式。构建疏导型社会益于引导民众理性表达满足利益诉求, 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缓解社会矛盾, 减少社会冲突。

1.健全突发事件应对机制

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 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 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为了预防和减少突发事件的发生, 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 200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个人极端暴力事件作为严重危害社会的安全事件, 纳入突发事件应对机制, 在社会治理创新的背景下, 注重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和提升现场处置能力。

(1) 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支持专业社会组织开展整体和专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有序动员公众参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建立社会稳定风险隐患排查体系, 完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指标体系, 培养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专业人员, 构建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责任评价体系, 全面提升政府社会稳定风险管理能力。

(2) 提升现场处置能力。建立健全突发个人极端暴力事件应急预案, 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和体系。强化车站、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的治安防控, 遵循“零容忍”的原则, 严厉打击现行个人极端暴力犯罪, 确保以最快的反应、最有效的处置方式来最大限度地保护在场民众。加大安全预防突发暴力事件的宣传教育, 加紧重点地段的安保人员培训, 动员公众平安参与个人极端暴力事件防控, 依法严密防范个人极端暴力事件的发生。

2.完善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

2010年时任总理温家宝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指出, 近期发生的多起针对幼儿园中小学极端暴力事件, 不但要加强治安防控, 还要通过处理社会矛盾, 化解纠纷的方式消解问题出现的深层次原因。处理社会矛盾、化解纠纷要坚持源头治理, 标本兼治, 重在治本。有效构建社会安全阀体系, 创办多元化的矛盾纠纷解决渠道, 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 确保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有保障。

(1) 诉求表达机制。改革信访工作制度, 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 健全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机制, 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 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认真贯彻落实领导干部定期接访制度, 定期组织领导干部下访, 了解民情, 体察民意;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严厉查处堵塞公众合理合法利益表达渠道的行为, 阻断权力寻租利益链条, 畅通公众诉求表达渠道。

(2) 心理干预机制。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心理干预社会服务体系, 扶持社会组织开展上门心理干预服务。关注特殊人群的心理健康问题, 构建心理咨询师、亲朋好友、社区联动的干预体系, 促进其提升抗逆力, 恢复心理平衡, 增强社会归属感;鼓励社会组织开展生命敬畏教育, 加大生命价值宣传, 引导民众懂得尊重他人生存发展权利, 探究自身生命价值, 感悟生活意义;建立有效的心理问题评估分类机制, 注重动态调整及时更新, 实行重症精神问题严格登记制度, 开展街道排查与专业社会组织和精神医院的有序对接, 坚持源头治理, 以网格化管理, 社会化服务为方向, 降低精神异常群体危害社会稳定风险, 减少个人极端暴力事件发生机率, 推进平安中国建设。

(3) 矛盾调处机制。建立主动调处、联席调处、联动调处机制, 促进矛盾调处的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 增强矛盾调处的公正度, 提升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综合机制的公信力。转变矛盾调处被动观念, 提升矛盾纠纷事件敏感度, 主动排查化解矛盾, 建立网格化矛盾纠纷排查体系, 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 促进社会安定有序;构建专业化、专项化的调解组织, 逐步实现与政府相关部门的联席办公, 推动矛盾纠纷的有序化解;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 建立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综合机制, 保障民众权益。

(4) 权益保障机制。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 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 维护城市低收入者生存发展权利, 总结推广城市流动商贩管理经验, 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提升公众社会资本, 增加公众基础权益;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 尊重和保障人权, 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 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行政执法体制, 提高执法能力和服务水平, 保障民众的基本权益。

3.改革收入分配制度, 提升社会保障水平

改革收入分配制度, 增加低收入者收入, 努力缩小不同群体、不同地区、不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 逐渐形成橄榄形的分配格局。实现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 更多地向社会困难群体倾斜, 实现共同富裕;加大扶贫开发力度, 努力增加就业特别是中年无助群体的有效安置, 提高最低保障水平, 扩大城乡低保覆盖面, 构筑制度性社会保障安全网, 确保社会成员基本生存条件;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 实现不同地区、不同群体间的服务均等化, 让民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参考文献

[1]靳高风.当前中国个人极端暴力犯罪个案研究[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2 (5) .

[2]靳高风, 吴敏洁, 赵文利.个人极端暴力事件防控对策研究[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3 (5) .

[3]米尔斯.社会学想象力[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4]李建军.现在社会治理危机及其化解策略[J].河北学刊, 2009 (1) .

[5]于建嵘.当前压力维稳的困境与出路——再论中国社会的刚性稳定[J].探索与争鸣, 2012 (9) .

[6]公安部召开电视电话会议部署2010年严打行动[EB/OL].公安部网站, 2010.6.10.

个人极端事件防范应急预案 篇2

为进一步加大学校安全管理的工作力度,把加强学生人身安全防范教育落到实处,有效防止、及时处理学生伤亡、失踪等事件的发生,确保学生的生命安全和学校的稳定,保证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预案。

一、工作原则和要求

(一)重视思想动态,做好心理疏导

1、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系列

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课、团体心理辅导活动、心理辅导讲座、心理健康教育展览等都是进行校园自杀事件预防的重要手段。学校心理辅导站要根据学生中可能发生的危机事件的性质和特点开设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系列,帮助学生认识各种危机事件的性质、了解各种事件对自己心理的影响,掌握宣泄或转移心理压力的方法,掌握调节自我心理状态的技术。

2、心理健康测量和心理健康档案

通过定期进行心理健康状态测量、心理健康档案的建设和使用,可以比较有效地区分出容易产生自杀意念的高危人群,以便有针对性地采取必要的控制和疏导措施。

3、学生班级团队中的“心理互助员”

班级“心理互助员”(或称“心理委员”)是经过一定心理辅导知识和技能培训的、在班集体中有较强交往能力的学生。他们的培训活动可以团队或兴趣小组的形式进行,受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指导和管理。当发现有自杀意念的同学和朋友时,他们能及时向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反映,从而形成自杀事件预防与干预的预警反应。

4、班主任和学校团队工作者

班主任平时工作要落实到细处,关心学生的学习之外,关心学生的身心健康,思想问题,善于发现学生的苗头并及时做好工作,写好记录。对他们进行有计划的、有目的的培训,有效提高校园极端事件预警的反应灵敏度。

5、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师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要认真做好有冲突性事件爆发倾向(暴力、侮辱、自残等)学生的来访性心理干预,定时为学校教育管理者提供学生心理健康状态以及存在的重大心理问题。

6、学校行政管理人员

事故前面,预防为主。教育学生、老师善于发现不和谐事件,并能根据事件的等级,采取正确的处理方式。当学生之间有吵架的事件,老师发现及时制止,及时疏导与教育,将事情控制在萌芽状态,防止事态扩大。学生发现,应该及时向打架学生的班主任或值周老师、值周行政报告。

当我们发现学生的一些行为确实超出了学校管理规章制度的要求,需要行使处罚时,一定要在实施处罚之前通知学生的家长或指定监护人,做好有关的心理沟通工作,一定要在实施处罚的同时对受处罚的学生开展心理辅导工作。

(二)统一领导,分级负责

坚持统一指挥、分级负责、各司其职,相关部门系统联动,协同配合,疏通信息传递的渠道,确保突发事件信息及时准确传递,应急工作快速灵敏,做到任何事件均有专人负责、有应对举措。

(三)反应快速,措施果断

一旦发生重大事件,及时上报,及时处理,确保发现、报告、指挥、处置等环节的紧密衔接,做到快速反应,正确应对,果断处置,力求将危害及其不良影响程度控制在最小范围之内。

(四)控制事态,防止激化

事件发生后,应及时采取紧急救援等方式救助受伤学生,保护好现场,并通知有关部门,加强对其他学生的宣传教育,控制事态发展,防止因事件引起其他学生的情绪波动。

二、组织机构及其职责

学校成立学生伤亡、失踪等突发事件应急工作领导小组: 队 长:许乃乐 副队长:段荣善

成 员: 李登奎

马兴辉

王永堂

李善海

李庆林

袁存玺

李德寿 苏耐青

王贵帮(门卫保安)

庞世录(门卫保安)

各班主任

机构下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段主任负责,成员为各班主任及科任教师。

主要职责:

领导小组统一指挥和领导学生安全事件的应急处理,了解和掌握学生突发事件的情况,控制局面,防止事态发展,并研究突发事件处理的具体策略。

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负责组织和指挥各方面力量处理突发事件,并及时将重大突发事件向学校领导小组等有关部门报告;密切配合医疗、公安等部门处理事件;负责事件的调查和善后处理工作;总结事件教训,提出整改措施和方案。

1.学生伤亡、自杀等极端突发事件时,知情人应尽自己所能立即实施救治,同时应及时将情况报告班主任或辅导员。

2.班主任或辅导员获悉情况后,应立即向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告,并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组织人员及时将伤员送至院医务室或邻近医院(伤势严重的应立即拨打急救电话120);领导小组办公室应在半小时之内将情况报告校长,并汇报工作进展情况。

3.学校应及时通知学生家长,并做好学生家长来校的接待和安抚工作。4.领导小组办公室立即组织有关职能部门开展调查,必要时配合公安机关做好情况不明案件的侦查工作。

5.班主任应协助领导小组办公室及时查清学生自杀的原因和动机,并立即提出整改措施,加强对学生热爱生命、尊重生命的教育。处于青春期中的青少年学生有两个危险期,一个是13至14岁间,另一个是15至18岁。这期间的青少年独立意识与逆反意识同步增强,“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喜欢并且追求所谓“轰轰烈烈”,对“自尊”很看重,而对生命却有些漠视。

附件:联系电话

学校办公室:8638914

许乃乐 : *** 马新辉: *** 段荣善:*** 市局督导室:8622353 李善海:*** 张国林:*** 马所长:*** 王贵帮:***

个人极端暴力事件 篇3

近年来, 随着国务院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战略思想的提出 ( 《国务院关于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指导意见》, 国发 〔2012〕64 号) , 在城市大力发展公共交通, 鼓励居民选乘公交出行是未来解决城市居民出行的大趋势。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加速发展, 城市公交也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国内外的教训已反复证明, 城市公交系统作为一个开放性的动态、复杂巨系统, 其系统脆弱性特征非常明显, 城市公交领域是较易发生突发安全事件的传统高风险领域 ( 或行业) 。城市公交突发事件破坏了城市公交正常的运营秩序, 给乘客生命财产造成损失, 政府形象和声誉受到严重挑战, 直接影响城市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城市公交作为一种典型的准公共产品, 政府有责任和义务确保该产品的及时供给和运行安全。城市公交安全管理是各级政府的重要社会管理职能, 是提高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必然要求。在此背景下, 如何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健全公共安全体系, 健全防灾减灾体制, 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要求精神, 如何基于系统脆弱性分析, 构建风险社会时代背景下的中国特色新型公交安全体系, 创新城市公交公共安全治理 ( governance) 体制、机制, 加强城市公交应急管理, 有效保障公交运营安全, 维持城市公共安全秩序, 成为亟待研究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课题。

1基于系统脆弱性分析的城市公交主要风险因素分析

风险 ( risk) , 指潜在的要害, 且难以料定其成败的事。即风险是潜在的亏损或出现亏损的可能性。当今社会是一个突发事件频发的社会。根据乌尔里希·贝克 ( Ulrich Beck) 的风险社会理论 ( risk soci-ety theoty) , 当今中国已进入了风险社会 ( Risk soci-ety) 时期, 社会中蕴含着大量的矛盾及冲突, 使得整个社会环境具有高风险性。尤其是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 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 社会矛盾更为凸显。风险社会时代背景下, 城市生态系统不确定性 ( Uncertainty) 加大, 脆弱性 ( system vulner-ability) 增加, 安全性减小。根据系统动力学 ( sys-tem dynamics, 简称SD) 理论, 系统是相互关联的若干要素的集合体。V. Albino认为, 系统脆弱性表示对使系统偏离正常运行状态的内部或外部的破坏性事件的敏感程度, 破坏性事件对系统破坏程度越大, 系统越脆弱。城市公交系统的脆弱性既存在于内外部每个子系统中, 也存在于相互联系的整体与外界环境的互动中。在城市公交安全这一巨系统中, 相关安全工作涉及到交通、建设、应急、公安、安监、规划、发改、国土、财政等多个部门, 由于系统面对的内外部和主客观风险因素及系统的脆弱性, 也即对于公交系统中某些环节或方面来说, 抵抗突发事件灾害的能力较差, 从而也就容易导致事故乃至灾难。

各种主观和客观因素、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构成了公交系统孕灾环境。孕灾环境孕育了各种致灾因子 ( Disaster - causing factors) , 即由孕灾环境产生的各种异动因子 ( Transfer factor) , 是由各种自然异动 ( 台风、暴雨、地震、雷电等) 、人为异动 ( 人为破坏、操作或管理失误等) 、技术异动 ( 机械故障、技术失误等) 等产生。

1. 1 主观因素

主观因素是导致城市公交突发事件的重要原因。当突发事件发生时, 人的主观的要素对于降低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尤为重要。城市公交系统中的主观因素主要是人的因素, 主要包括乘客和公交部门的有关工作人员。

1.1.1乘客因素。

导致城市公交发生突发事件的乘客因素主要有:

( 1) 违反公交乘车守则。少数乘客不遵守相关乘车安全守则, 擅自携带易燃、易爆、有毒等危险品上车, 给公交车上的其他乘客和工作人员, 甚至是路上的其他车辆及路人造成各种潜在安全隐患。尤其在重大节假日时, 人流更为密集, 使得危险程度进一步扩大。

( 2) 人为破坏。由于城市公交的客流量较大, 在行驶过程中处于封闭空间尤其是BRT, 不利于及时疏散, 不排除有极少数对社会不满, 向社会报复、泄私愤的不良分子利用这个特点, 选择在公交行驶过程中在车内蓄意搞破坏, 如纵火、爆炸、释放毒气或破坏车上紧急救援设施等个人极端暴力事件发生 ( 如成都 “6·5”公交车燃烧事件、厦门 “6 ·7” 公交纵火事件等) 。

( 3) 应急知识与技能缺乏。在发生突发事件时, 若乘客缺乏相关的应急自救互救知识与技能, 就可能会加大事故造成的损失, 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

1.1.2工作人员因素。

城市公交车上的有关工作人员应严格持证上岗以及竞争上岗等制度, 并定期或不定期对相关专业、应急知识和技能进行培训考核。公交工作人员如果缺乏安全意识, 没有对危险物品等风险的警觉性、敏感性和识别能力以及自身有效处置各类突发安全事件的能力, 就可能致使突发事件危险性升级, 甚至导致次生、衍生事件。

1. 2 客观因素

从系统脆弱性的角度, 既要注重系统内部稳定性, 又要关注系统对外部环境的敏感性, 还必须提高系统的承载能力, 从硬件设备设施、应对各种自然或社会灾害等多角度全面提高城市公交系统的安全性。城市公交运营功能的实现, 除了依靠公交工作人员之外, 也需要依靠相关的设备系统及各种的环境因素保障。因此, 客观因素也是导致城市公交突发事件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即致灾因子。

1.2.1设备因素。

如今许多城市的公交都不同程度存在车内设备陈旧、破损严重, 部分座椅严重凹陷, 甚至出现应急设备 (如安全锤) 缺失等现象。常规安全设备问题 (技术异动) 的存在, 给公交突发事件的发生埋下隐患;而应急救援处置设备的缺乏, 则使突发事件发生时, 无法及时处置逃生;加之一些公交营运区间偏远, 应急救援条件差, 从而酿成更大的事故损失。

1.2.2环境因素。

公交脆弱性作为公交系统的自身属性, 由系统面对外界扰动的敏感性 (sensitivity) 和反应能力 (capacity of response) 构成, 这种属性在公交系统受到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扰动 (perturbation) 和压力 (stress) 时就会显现出来。自然和社会环境构成了公交系统孕灾环境, 孕灾环境孕育了各种致灾因子。

( 1) 自然环境。公交在行驶期间有可能遇到地震、台风、暴雨、水浸、泥石流、冰、雪、雾等 ( 各种自然异动) 自然灾害, 这些自然灾害对公交的安全行驶会造成不可小觑的影响, 而且会引起衍生灾害从而造成更大危险。如台风。根据对以往因台风所造成的损失的分析, 台风对道路边的高大树木甚至是建筑物有直接的影响, 一旦其倒下, 对行驶中的公交车的破坏程度较高。又如暴雨。暴雨的长时间持续, 使得道路地面容易积水, 造成水浸, 若积水较深, 还可能致使公交车的内部零部件由于进水而损坏, 从而造成突发事件。再如地震。地震发生后, 可能造成道路地面塌陷断裂, 使得公交无法行进, 甚至使周围的高大建筑物倒下, 挤压倒公交,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突发事件。

( 2) 社会环境。所有突发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偶然而孤立的事件, 它是各种风险因素在特定社会环境下共同作用的产物。特别是近年来的几起发生在公交车上的人为破坏事件 ( 人为异动) , 都反映出社会稳定风险水平直接影响了公交运营的公共安全。

2 城市公交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过程典型个案剖析

脆弱性是城市公交公共安全领域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深入剖析城市公交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实际典型案例, 可以更好地揭示城市公交上述各种风险和致灾因素以及系统脆弱性在公交突发事件的发生、发展和应急处置及善后过程中发挥影响和作用的机理。本文以近5 年此类公交突发事件举国罕见、最为典型的公交个人极端暴力事件———成都 “6·5”公交车纵火事件为例进行分析阐述。

2. 1 事发概况

2009 年6 月5 日上午8 时左右, 一辆归属于四川省成都公交集团北星巴士有限公司的车牌号为A49567 的9 路公交车, 在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三环路川陕立交桥进城方向下桥处突然发生猛烈燃烧, 当即造成乘客中27 人遇难、74 人受伤的重大人员伤亡, 此辆公交车也在顷刻间烧成 “骨架”。此次公交突发安全事件发生在上班高峰期, 乘客大多是上班族和学生, 地点位于天回镇开往成都火车北站的重要交通干线处, 公交车辆从冒烟到全车起火的过程仅有2 分钟, 事发突然、伤亡惨重, 是一起较为罕见且特别严重的重大公交突发灾害事件。

2. 2事件应急处置响应 ( Response ) 与善后恢复 ( Recovery)

2.2.1工作人员与乘客的应急响应处置。

公交车燃烧事故发生后, 该公交车司机待车下了立交桥后立即停车, 停车后发现车门自动和手动均已无法打开, 于是迅速从驾驶位旁的车窗跳出, 跳到公车外侧, 和当时路边民众一起扒门砸窗, 用灭火器灭火, 开展救人行动, 帮助乘客逃生。而绝大多数乘客则表现出缺乏应有的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技能, 虽然公交车上配有3把安全锤, 但大部分乘客在紧急情况下不知道如何使用安全锤帮助逃生。

2.2.2相关应急部门的应急响应处置。

事故发生后, 成都市立刻成立现场应急指挥机构, 紧急部署、全力指挥公安、消防、卫生等应急力量, 争分夺秒展开各项抢险救援。成都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在接到公交车燃烧、有群众被困的警情后, 立即调集消防官兵等部门和属地公安机关共300余名警力火速赶赴事故现场处置。公安交警在组织救人的同时, 对现场实施交通管制。交警对周边道路交通实施分流和疏导, 并启动交通应急保障方案。随后, 现场勘察工作迅速全面展开, 约半小时完成现场初勘。约12:30, 成都城北片区交通全面恢复正常运营。

2.2.3网络舆情应对与公众舆论引导。

成都市政府在信息公开化的时代背景下遵循应对突发事件信息沟通的“四度原则”, 即:速度、态度、梯度、尺度, 通过有效的媒体策略, 较为成功地实现了对公众和媒体的引导。事发后当天10:40, 也就是事故发生后的2个小时后, 成都市政府新闻办第一场新闻发布会在事件处置现场展开, 市政府新闻发言人第一时间通报了公交车燃烧事件的相关情况, 介绍了成都各级党委、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其后, 根据事件的调查情况又陆续召开了4次新闻发布会:当天14:50召开第2次新闻发布会, 及时通报了事故遇难25人、受伤76人的最新情况, 公布了各级政府尽最大努力救治伤员的系列具体举措。人民网等50余家网络媒体、成都日报等本地媒体, 及时报道事件调查、伤员治疗等最新情况。据2009年7月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的“2009年上半年地方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排行榜”, 成都市政府在成都“6·5”公交爆炸事件中的应对能力排名第1位。

2.2.4公交运营企业的应急响应处置。

公交运营企业是公交事故的责任主体, 履行主体安全责任。“6·5”公交车燃烧事件, 是成都公交运营57年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灾难。成都公交集团高度重视此事, 公交集团总经理、北星巴士公司董事长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抓紧进行事故的救援处置工作, 使得此次“6·5”公交车燃烧事故的应急抢救比较及时有力。他们在成都市政府、市交委的指示下一方面积极配合公安部门的事故调查取证等各项工作, 派管理干部前往救治医院慰问伤者及家属, 加强善后安抚及赔付工作的沟通协调, 确保各项善后工作有序开展;另一方面全力做好公交日常安全营运工作, 确保成都市公共交通的正常运营秩序。由于事故暴露出公交公司诸多方面存在管理漏洞和疏忽, 公共安全企业主体责任不足, 成都公交集团公司总经理、北星巴士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树光于6月7日书面向成都市国资委和成都公交集团董事会辞去成都市公交集团公司总经理等职务。

2.2.5事件应急善后恢复。

事故发生后,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 经过应急处置, 在较短时间内, 燃烧的公交车在川陕立交桥快要下桥的部分, 整个路面被消防车全部清洗干净, 现场秩序基本恢复了正常。

此次公交事件事发突然, 案发时间在上班高峰期, 使得遇难和受伤的人员较多, 导致善后工作繁杂、处理难度大。事件发生后, 公安部门多警种紧密配合, 连夜加班开展DNA检验工作, 在最短的时间内确定了25 名现场遇难者的身份。成都市民政局及时成立了 “6·5”公交车燃烧事件群众工作和善后工作组, 及时开展遇难乘客遗体处置、遗体身份确认等工作、积极做好遇难人员和伤员家属的安抚工作。成都市各区都分别成立了善后安抚工作组, 设立受伤人员及遇难者亲属接待点。相关部门紧锣密鼓积极主动启动伤亡者的灾害赔付工作, 以成都公交集团北星巴士有限公司为赔付主体, 依照有关法律法规, 讲究策略、注意工作方式方法, 分别与死者和伤者的家属及时进行协商。相关部门提出法律建议, 按照 “调解优先、调判结合” 原则, 使受害家属的纠纷通过诉前行政调解方式化解, 所有赔偿项目合计42 万元。赔偿标准一致, 力求尽量减少、减轻本次事故对死伤家属的伤害。

与此同时, 成都市政府和成都公交集团认真吸取此次事故教训, 及时研究出台了 《成都加强公交营运安全管理, 加快公交事业发展20 条措施》等系统改善措施, 强调全力以赴打造安全便捷的成都城市公共交通, 彰显了基层政府勇担责任、积极 “亡羊补牢”的态度和 “转危为机”的智慧。

2. 3 事件调查结论

事故调查组经过多次反复大量艰苦的专业勘查检验、侦查实验和走访调查工作, 得出综合调查结果: 该公交车油箱和发动机没有燃烧, 发动机皮带保留完整, 油箱内柴油储存完好, 车辆未发现有爆炸痕迹, 车内油箱内残留的柴油与车辆行驶距离所产生的消耗完全匹配。车厢内残留的汽油痕迹证明, 汽油是此次公交车辆燃烧的直接元凶, 是整车起火的助燃剂。此结论也得到了死里逃生的车上多位乘客的支持: 有乘客是先闻到汽油味道, 后看到明火的。事故调查组最终于7 月2 日通报认定: 此次成都公交车燃烧事件是一起特大故意放火刑事案件, 犯罪嫌疑人携带易燃危险品———装有汽油的塑料桶在始发站天回镇上车, 待车行驶至三环路川陕立交桥处时在车内倾倒所带的汽油并点燃引起燃烧实施作案, 当场烧死在车内后部62 岁的张云良就是故意放火案的犯罪嫌疑人。张云良, 江苏省苏州市人, 案发前暂住成都市, 2006 年到成都后一直没有正当职业, 主要经济来源靠女儿资助, 生前曾流露出悲观厌世的情绪, 6 月9 日, 其家人收到了张云良案发前从成都寄出的遗书。

2. 4 灾变过程凸显城市公交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的系统脆弱性

脆弱性是事故灾难形成的基本原因之一。脆弱性是在事故灾害发生前即已存在的条件, 在灾害发生过程中 “涌现”, 是决定事故性质、强度与结果的基本要素, 同时还具有放大事故灾害的作用。根据以上对成都 “6·5”公交车燃烧事件的分析和事故调查报告了解到的情况, 成都 “6·5”公交车燃烧事件在许多重要环节和方面存在明显的系统脆弱性, 突出暴露出的短板和问题包括:

2.4.1缺乏专门性的公交应急预案和预案针对性不强。

应急预案 (Emergency plan) 是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龙头, 具有应急规划、纲领和指南的作用。在成都公交燃烧事件发生前, 没有一部完善的专门针对城市公交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 更谈不上制定应对公交个人极端暴力事件的应急预案。城市公交应急预案的编制, 可使城市公交突发事件的应对有制度保障, 不仅可让相关部门应急处置时有章可循, 提高应对效率, 还可有效减轻突发事件造成的伤害。虽然在此之前成都已经拥有一部总体的应急预案, 但就某些专项和各部门的具有兼容性的应急预案制定率还较低, 覆盖面不广。应急预案的制定存在照抄照搬的上下一般齐和雷同问题, 即上级发布整体的应急预案, 下级根据上级的应急预案稍作甚至不作修改, 这就造成了在制定应急预案时, 没有根据城市所在区域和公交行业的特殊性、自身的实际情况、具体特点来制定应急预案, 导致部分应急预案存在着实操性、针对性和管用性不强的缺陷, 不能很好地应对城市公交突发事件。

2.4.2缺乏有效的日常安全管理措施和监测预警。

汽油是一种危险化学品, 也是乘坐公交的基本违禁携带物品, 但是在此次成都公交燃烧事件中, 却被人毫无检查和阻拦地顺利携带上公交车。由此看出, 成都公交运营的安全监管方面明显存在疏漏和不足。应从风险隐患源头治理入手, 将苗头扼杀在摇篮里———及早发现易燃易爆和危险化学品等违禁物品, 并及时有效阻止携带上车, 则可能有效避免发生类似燃烧等恶性事件。

目前, 城市公交超载现象普遍存在, 特别是在早晚上下班高峰时段。在本次事件中, 事发客运汽车核载人数为75 人, 事发时车上却挤有百名乘客, 乘客过于密集导致突发事故时部分乘客无法快速逃离车厢。当存在人为蓄意破坏时, 肇事者也往往选择超载公交车下手。据报道, 2013 年 “6·7”厦门公交大火中的肇事者便有类似故意行为。对公交车超载现象的治理是日常安全管理中应高度重视的基本问题。

2.4.3缺乏生命“安全锁”———风险意识和自救互救技能。

自我安全防范意识和安全逃生能力与每个人息息相关。掌握一定的安全和应急知识技能, 就是为自己的生命上一把“安全锁”, 关键时刻, 不仅能保护自己, 还能够帮助别人逃生, 而且事故现场民众的应急意识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应急救援行动是否能够顺利进行。应急意识高的乘客能够做到遇事不慌, 积极配合救援工作的开展。2009年以来, 成都公交系统为改善市民乘车环境, 购买了较多高档空调车, 公交车越来越“豪华”, 但车窗全密闭等设计上缺乏安全意识的缺陷却十分明显, 为了保证空调效果, 像出事公交车那种类型的空调车, 一般都将车窗玻璃固定死, 平时根本不能打开。虽然每辆车上都备有3把安全锤以备不时之需, 在原本拥挤的车厢内, 遇到突发事件时在安全锤附近就座的乘客就要在慌乱之中果敢地担当起打碎车窗玻璃的责任, 但事故现场显示乘客慌乱中大多没有注意到它的位置, 不知道在紧急情况下怎样使用安全锤砸碎玻璃逃生自救与互救, 在生死攸关的时刻, 安全锤并没有发挥它的应有作用。幸好事件发生后, 不少车外在场群众立即自发展开救援行动, 砸碎车窗玻璃让乘客逃生疏散, 对减少事故损失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乘客普遍缺乏逃生技巧仍成为造成重大伤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3基于系统脆弱性的强化城市公交应急管理思路框架

“往者不可谏, 来者犹可追”。成都 “6 ·5”公交车纵火事件伤亡惨痛, 教训深刻, 必须认真吸取事故教训。此事件看似偶然, 当然没必要对此类事件过度恐慌或过度阐释。但令人忧虑的是, 此类恶性突发事件在经历一段时间后似乎都会被人们淡忘乃至遗忘。而现实却是近年来此类突发事件却呈现有增无减, 并仍将集中爆发的态势。因此, 值此成都 “6·5”公交车纵火事件5 周年之际, 针对类似此次事件暴露出的我国城市公交公共安全系统脆弱性的主要短板和问题, 立足风险社会下新型城镇化和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战略背景, 防治并举、标本兼治, 对进一步构建公交公共安全长效机制, 强化城市公交应急管理工作, 推进城市公交公共安全治理科学化和现代化, 提出对策思路框架。

3. 1“不治已病治未病, 不治已乱治未乱”

《黄帝内经》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云: “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 不治已乱治未乱, 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 乱已成而后治之, 譬犹渴而穿井, 斗而铸锥, 不亦晚乎”。这句话提出了“治未病” 的思想, 阐明了 “治未病” 的重要性。“治未病”至少包含两个方面, 一是未病先防, 二是已病防变。这个道理适合 “治病”, 而事物皆有共通之处, 本质 ( 规律) 一律, 治病、治人、治事、治国、治党、治急, 一脉相通。它对公交突发事件预防、应急处置有着重要的启发。

任何突发事件 ( 包括公交突发事件) 的发生都不是孤立存在的, 也不完全是偶然发生的, 都是在各种风险因素和致灾因子在特定社会、自然环境下共同作用的产物。城市公交系统尤其是快速公交 ( BRT) 作为我国城市公共交通新兴崛起的重要交通工具之一, 其安全预防处置系统涉及面广、影响大, 人为、环境、物理、技术和管理等社会因素都直接影响公交系统的安全运营。在双重风险社会的现中国, 要降低城市公交系统突发事件发生的频率, 保障公交运营安全, 必须更加深入地思考和深刻认识“应什么急” 这一问题。要 “治未病”, 未病先防, 避免出现有些本应不 “急”的事, 变成了 “十万火急”的事, 引起社会不满, 处理起来兴师动众、劳民伤财; 有些看似不急但实际隐含着极大风险的事情, 又被忽略, 造成严重的后果。

治本之道是基于复合治理的理念, 从社会大系统着手, 及时协调化解社会基层矛盾, 积极引导和调整社会心理状态, 从各个环节、各个治理主体构筑整个社会对 “失控”人群的缓压、降温渠道, 加强社会管理, 综合治理, 提高社会自治程度, 大力加强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广度和深度, 预防和避免个人极端暴力事件, 确保各类风险隐患早发现、早应对、早治理, 扎实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营造良好的社会大氛围, 减少社会大系统中引发公交突发事件的各种诱发因素。

3. 2 建立健全公交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

《礼记·中庸》 云:“凡事豫则立, 不豫则废。言前定, 则不跲; 事前定, 则不困; 行前定, 则不疚; 道前定, 则不穷。”这一思想应用到城市公交应急管理工作就是要做好应急预案编制与管理。应急预案是为应对突发事件才被激活的一种行动方案, 它是预先制定的突发事件预防及发生时的处置方案, 包括在应急准备、应急响应行动和现场恢复等方面所做的具体安排。公交应急预案帮助实现应急行动的快速、有序、科学、高效, 以充分体现应急处置和救援的 “应急精神”, 是有效应对城市公交突发事件的基础和抓手。政府有关部门和公交企业应尽快根据当前风险社会下公共安全形势发展的需要, 全面、系统、深入、扎实地开展公交行业风险评估和隐患排查工作, 对本系统、本单位应急预案进行全面检查与检讨, 针对风险源和存在的主要风险建立健全包括综合预案、专项预案、现场预案、临时单项预案等在内的各功能类别的相关应急预案体系, 当前尤其要尽快制定公交个人极端暴力事件应急预案。加强应急预案培训和演练, 保证各种应急资源处于良好的备战状态, 提高应急预案的科学性、针对性、衔接性、有效性和系统性, 避免预案相互孤立、交叉和矛盾, 切实做好预防、预测、预警和应急处置公交突发事件的系统准备。一旦发生突发紧急事态, 及时启动相应预案, 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有序应对、妥善处置, 防止因应急行动仓促或组织不力、现场救援混乱而延误应急处置行动。

3. 3 深化对营运单位管理干部和司乘人员安全培训与教育

当公交突发事件发生时公交司售人员处在事件第一现场, 往往担负着事件现场 “第一响应人” ( 即突发事件发生后, 第一时间内赶到现场, 指挥和组织现场民众开展应急疏散、抢险救援的人员。) 和“应急指挥官” 的角色。因此, 交通部门、公安消防部门、城市客运管理机构要监督各相关企业切实对从事公交运营人员进行消防等安全教育与培训, 按照国家有关技术标准对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安全技术培训考核, 提高他们的安全技术素质, 深刻理解“人命关天”, “道路牵着你我他, 安全系着千万家”, “多看一眼, 安全保险”, “多防一步, 少出事故”, “心系安全, 出入平安”。结合正反典型案例教育, 采用基于事件的培训 ( Event - based approach to training, EBAT) 等方法, 举一反三, 警钟长鸣, 未雨绸缪, 加强对公交运营单位职工安全预防教育和处置初起火灾等事故的技术指导, 提高其应急处置能力。要定期和不定期在危急状态中进行应急模拟训练和实践, 以增强驾驶员、站务员、乘务员等从业人员人员预防突发事故的意识, 培养司售人员在事件中临危不乱、沉着自救和应急处置的能力, 使司售人员懂得如何预防各类事故, 能及时发现排除事故隐患, 确保在发生紧急情况或事故后能够组织乘客合理疏散和有效救助逃生。

特别应在完善公交车辆安全技术性能、安全器材配置的基础上, 加强司售人员尤其是管理干部科学发展观和安全教育: 严禁客车超员超载, 严禁驾驶员超速行驶、疲劳驾驶, 切实做到以乘客的生命安全为中心, “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必须作为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建立健全公交突发事件领导问责制度, 建立 “权责统一”的管理体制和奖惩机制, 切实督查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和主体责任, 端正工作态度和严谨工作作风, 提高工作人员的公共安全社会责任感, 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 采取更加有力有效的措施, 持续大力推进公交安全、平安发展。

3. 4 切实加强公交公共安全基础支撑和本质性保障

各类安全设备设施物资是公交公共安全基础支撑和本质性保证, 因此必须全力做好公交应急物资保障工作, 建立健全应急物资动态分类储存、调拨和紧急配送系统, 全面提高公交车辆的安全保障能力, 将车辆日常检查作为安全管理的重要内容, 确保营运车辆按要求配备合格消防器材, 空调公交车必须备有开窗安全锤等应急设备等。在过往事故中暴露出配备的安全锤存在很难敲碎玻璃、在紧急关头较难发挥作用等问题, 因此应尽快对公交安全锤的生产出台国家标准, 经试验和比较后, 投入使用升级换代后的新一代安全锤。

城市公交安全, 属于公共安全范畴, 鉴于当前公交恶性突发事件频发, 必须在政策观念上将公共交通工具纳入警方的公共安保范畴, 尽快研究由公安部门负责、交通运输和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配合成立公交地铁公安分局, 切实加强公交系统公共安全保卫工作。公安部门、交委、公交公司负责, 配备公交随车安全协管员, 在重点线路、重大节假日和高峰时段协助司乘人员进行安全监督检查、秩序维护、文明劝导、安全和应急知识技能宣传等工作, 并纳入安全检查和考核内容。亡羊补牢, 未为晚也, 成都市首批公交安全员已于2009 年6 月29日正式上岗。而2013 年6 月8 日厦门公交爆炸案后, 厦门BRT公交车增设了安全员, 然而大多数城市公交系统至今未采取这种做法。

强化安全乘车提示。交委、公安部门督促指导各公交企业, 在公交车内和公交站台明显位置设置严禁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乘车的宣传警示标志;设置车内语音安全持续提示系统; 在车载移动电视设备上持续宣传安全乘车知识及车内险情应急处理方法。公交城市各级政府财政部门应为切实加强公交公共安全保障预防突发事件提供公共财政资金保障。

3. 5 系统加强公交运营安全监测与检查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 应急管理工作重在预防, 这就要求风险潜伏期搞好预防预测、风险来临前搞好预警、危机发生时搞好预报, 唯有如此才能有效预防、控制、减少和消除突发事件。应急预警是及时有效预防、发现和处置公交突发事件的手段, 应由政府主导下的社会监测预警系统和公交公司监管下的监测预警系统协同对城市公交的工程建设、运营等主要的关键节点和设施、设备进行实时监控。大力推动公交应急管理现代化, 充分发挥应急科技在保障乘客安全、防灾减灾、应对公交突发事件方面的作用。强化车内动态监控, 各公交企业应在运行公交车内全覆盖增设具有大容量储存功能的车内视频监控系统, 提高对运营过程中车内异常情况的全方位动态监控能力。逐步探索安装 “快速追踪”火灾探测与报警系统预防公交火灾。通过安装 “智能闭路监控系统”侦测恐怖分子, 防止公交恐怖袭击。这一技术主要是开发设置程序寻找可疑的行为模式, 如: 一个人在同一个地点站立时间太长, 或某个包裹被长时间留在公交里无人认领等。节假日和重大活动期间应在公交运营工作现场配备专职安全管理员, 落实现场安全监管责任。加强对公交车辆的安全检查, 在各个车站, 尤其是人流密集处安排志愿者协助实地监测, 对于提大包、大箱形迹可疑的人员给予 “特殊照顾”。在行车过车中, 凡遇提桶提箱的, 都应主动询问乘客是什么物品, 同时提醒不能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乘车。如果有可疑不明物品遗留车内, 马上与驾驶员组织乘客有序疏散, 并第一时间拨打110、119 报警。除了在发车前、行车中进行全程安全监督管理外, 公交车收班后也要进行巡查, 里外彻查完毕, 确认无安全隐患。与此同时, 必要时段可辅之以警犬对每位将要上车的乘客进行现场安全检查, 坚决避免乘客携带危险品乘坐公交。若在公交运行过程中发现异常情况, 司机应立即在应急通道中停车, 进行适当的安全检查, 如仍未发现原因, 应呼叫警察等专业人员进行进一步细致搜查。应建立完善的公共交通动态与静态的安全监测机制, 监测过程中确保每项安全监测措施落到实处, 尽可能减少不安全因素, 防止影响公共交通的正常运营。

3. 6 在战略层面提高社会公众安全意识和应急自救互救知识技能

广大乘客是公交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第一应急响应者, 其安全意识和应急自救与互救知识技能对公交突发事件的有效预防和应对至关重要。公交车作为民众出行最密切的大众公交工具, 其特点决定了不便如机场、地铁般对每位乘客的随身行李进行预防携带易燃易爆和危险品乘车安检, 公交安全很大程度取决于乘客的自觉和群众性的监督。实践证明, 防灾减灾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在现代公民社会 ( Civil Society) 条件下, 社会公众对公共安全事件的主动参与, 已成为应急管理发展的重要趋势, 成为突发事件治理的主体之一。 “学一分应急知识, 多十分平安保障; 长一分应急能力, 增十分幸福安康”。因此, 各级政府、公交运营企业和公民社会组织应将普及乘车安全作为一项全民教育工程来抓, 注重从战略层面提高社会公众公交安全意识和应急自救互救知识技能, 加强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以及互联网等新媒体对公交防灾减灾知识的宣传力度, 通过多种方式积极开展对公众的安全乘车意识的公益宣传教育活动, 定期或不定期举办公交应急安全知识培训和演练。如教育公众由于公交车钢化玻璃是用粘胶固定, 所以使用安全锤时, 一定要90 度直角敲打玻璃的4 个角, 这样才容易击碎, 如果就着玻璃中央敲, 很难达到效果。形成全民学习公共安全和公交防灾减灾知识的热潮, 普及公共安全和应急知识, 提高全民安全意识, 养成遵章守纪美德, 提高自救互救能力。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 ( NGO) 、社区组织、专业协会和志愿者队伍等社会力量在公交突发事件预防宣传、人员救助、协助发出警报、疏散安置、维护秩序、应急物资运输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使广大公众学会在各种环境中车辆发生突发状况时, 能及时采取合理有效措施自我组织和保护自己与协助他人。

3. 7 整合应急协同联动机制建设, 建立健全应急指挥体系 ( 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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