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建设

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建设（精选十篇）

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建设 篇1

我国现在的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世界遗产地、文物保护单位、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包括城市湿地公园)、沙漠公园、水利风景区、地质公园、矿山公园、国家公园(试点)、生态旅游示范区等等,虽然它们目前还不是典型意义的国家公园,但又的确多是我国建立国家公园的基础。这些分类园区的系列,当前大多分属于我们国家的部和局,或者处在这些部或局的规章的管理之下,或者又交由各个不同级别的地方政府在代为管理。

二、当前我国国家公园法制化建设中的问题

(一)缺乏统一的国家立法。虽然很多国家管理部门,都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公园进行管理,也制定了很多条例和办法,但是,并没有建立起一套全国统一的规范的法律体系,这是当前我国国家公园法制化建设中最大的难题。(二)多头管理,机构设置混乱。我国对国家公园,名称都没有统一,有的叫国家公园,有的被称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有的是国务院批准设立,有些又是由其他的管理部门批准,而且在具体的管理过程中,不同的行政主管部门,都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进行管理,还设立了大量的相关机构,模式比较混乱。多头管理,机构设置混乱,这是我国国家公园法制建设的另一个难题。(三)在建设过程中对国家公园的破坏问题。一部分地方领导急功近利在风景名胜区大兴土木,无视风景名胜区的独特性,盲目照搬国外风景园林样式修建人造景观;一些风景名胜区为了经济利益,竭泽而渔,全民动员开发风景名胜区等。于是风景名胜区城市化,毁真迹建假景;超量开发人满为患;乱搭乱建、摆摊设点、开山毁林等等破坏风景名胜区风貌、破坏风景名胜资源的现象纷纷出现。

三、丽江老君山国家公园简介

丽江老君山位于玉龙县西部,东与金沙江相连,西与怒江州兰坪县相接,北与迪庆州维西县相邻,南与大理州剑川县接壤,海拔在2100—4513米之间,景区总面积1324平方公里。景区拥有四项桂冠:1988年被国务院列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2003年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2004年被国土资源部批准为国家地质公园。2009年云南省政府批准作为云南省建设国家公园试点设立丽江老君山国家公园。

四、丽江老君山国家公园管理模式和现状

丽江市人民政府设立丽江老君山国家公园管理局为市政府派出机构,加挂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丽江老君山保护管理局。对老君山丽江片区实行统一管理、统一规划、统一保护和统一开发,更好地实现对公园的规划管理和资源的有效保护。受玉龙纳西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授权委托对辖区内社区有关工作进行管理。为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丽江老君山国家公园资源,规范旅游经营活动,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根据《风景名胜区条例》、《云南省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地保护条例》和《地质遗迹保护管理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丽江老君山国家公园管理办法》办法进行管理。以这些法规为基础,以丽江老君山国家公园管理办法为依据,丽江老君山按照“统一规划、重点开发、以点带面、滚动发展”的思路,整合丽江西部旅游资源,重点实施“一中心四景区”(老君山游客服务中心,黎明、九十九龙潭、格拉丹、石鼓景区)项目建设,打造老君山景区形成完备的丽江西部精品旅游产品和优质线路,打造丽江旅游经济新的增长点,不断的取得了发展突破。

五、国家公园法制化建设的发展策略

从丽江老君山国家公园的建设经验来看,要发展我国国家公园法制化建设,可以采用以下策略:(一)建立统一的立法体系。现在我国国家公园法制建设中,最大的难题就是缺乏统一的立法体系,多头管理,机构设置混乱。如果国家能建立一套统一的立法体系,将为我国国家公园的法制化建设提供基本的法律依据和管理基础。建立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和管理制度,加强立法,确保国家公园建立和发展有序运作与管理这是我国国家公园法制化建设的基本前提。(二)加强对国家公园的环境和资源的保护,以保护为前提来发展建设。要坚持“有效保护、有效利用”的原则,按主体功能区定位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要对国家公园体系实行严格准入标准和监督检查机制,科学制定国家公园发展技术标准、规程和规范,可以在适当的区域内,发挥生态教育、公共服务功能,但应严格限制各类工程和旅游开发建设。

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建设 篇2

考纲

51、了解我国阶段的根本政治制度。

考纲

47、知道依法治国是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管理国家。

考纲

46、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的根本活动准则，增强宪法意识。

考纲

48、了解建立、健全监督和制约机制是法律有效实施和司法公正的保障，增强公民意识，学会行使自己享有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每条考纲的内容都要理解，都会考到，都是考选择题

1、我国人民怎样行使权力？

2、区别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3、有法可依要求建立体现人民意志、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4、什么是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重点复习：

3、什么是依法治国？（考纲47）

依法治国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它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长期治国理政基础上提出的治国基本方略。

4、为什么要依法治国？（考纲47）

（1）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

要保障。

（2）只有依法治国才能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和国家的利益，维护社会、经济秩

序和公平正义，构建和谐社会。

5、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什么要求？（考纲47）

（1）要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

究。

（2）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都必须依法行使职权。

（3）人人都要自觉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学法、遵

法、守法、依法维护国家利益，依法规范自身行为。

13、我们行使建议权、监督权的主要渠道有哪些？（考纲48）

（1）可以通过人大代表或直接向全国人大党委会和地主人大党委会反映。

（2）可以采用书信、电话、电子邮件、走访等形式向有关部门举报或反映。

（3）可以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进行监督。

难点复习：

1、对“我国人民怎样行使权力”这个问题，可参照下列内容理解：

人民——人民代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分别行使管理国家、维护社会秩序的各项权力）（考纲48）

2、区别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考纲51）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权力机关，它是一个机构、组织，它不是一种制度。它包括乡镇、县、市、省、全国五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代表大会中的最高一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各省的人民代表大会是各省的权

力机关，以此类推，各镇的人民代表大会是各镇的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它是以人民代表大会为基石的，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在内的一套制度。从权力机关来说，人民代表大会就是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也可以说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地主各级就是指乡镇、县、市、省。总之，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权力机关、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权力机关、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权力机关，这三种说法意思相同。

3、有法可依要求建立体现人民意志、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有法必依要求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依法办事。执法必严要求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办事，严肃执法、严格执法，坚决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违法必究要求严格追究违法犯罪行为人的法律责任。（考纲47）

4、什么是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考纲48）

知情权又称知的权利、知悉权、资讯权、信息权或了解权，就广义而言，是指寻求、接受和传递信息的自由，是从官方或非官方获知有关情况的权利，就狭义而言则仅指知悉官方有关情况的权利。

参与权，主要是指公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权利。这里的“各种途径和形式”，包括选举、投票、协商、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批评、建议以及通过平面媒体和网络讨论国家政务等。

表达权是公民阐述自己观点，发表意见的权利。公民有权依照法律表达自己对于国家公共生活的看法。

监督权是指公民对国家及其工作人员进行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或检举的权利。监督权主要包括五项内容，即批评权、建议权、申诉权、控告权、检举权。批评权是指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执行政策失误或个体行为不当提出批评的权利。

建议权是指公民对国家机关提出建设性意见的权利。

检举权是指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不当行为进行举报的权利。

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建设 篇3

【关键字】法律意识；法制建设；重要性

改革开放的近四十年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五大明确指出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国方略之后，我国对于法律的关注也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经过党和政府多年来不懈的努力，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已经基本形成，从这个层面上看，我国基本已经脱离了“无法可依”的局面，但是只有法律被社会公众所认可和接受，并且选择信任，闹之余尊重的时候，法律才能作为整个社会的精神财富出现。

一、法律意识的概念以及价值分析

虽然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的法制现代化格局已经基本形成，但是单纯的法制现代化并不等于依法治国目标的实现，法制只能作为法治的开端，法制现代化只能作为依法治国的必要基础对待。依法治国不仅仅要求有完备的法律体系，更加要求政府的严格执行，以及公民自觉自愿的遵守。如果公民不能从自觉自愿的角度出发遵守法律，即便是国家可以通过强制的手段来迫使人民遵守法律，那么这样的法律也只能是缺乏生命力的，被動的执行，至少会形成阻碍法律本身成长的速度。然而一直以来，我国在展开法制体系和环境建设的时候，都更多关注法制体系本身，而忽视了法制现代化的实际适用效果。所有的法制体系构建都必须立足于其服务的社会环境，着力于解决环境中的问题，而如果我们建设的法制体系背离了中国社会群体的心里现状和社会现实环境，就会失去其价值。

为了实现法律自身的价值，首先应当进一步澄清公民法律意识的概念。法律意识是产生于法及法律现象，是人们对法及法律现象的主观反映，并反作用于法及法律现象。从认识层次的角度看，法律意识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即法律心理和法律思想体系。其中前者是对法和法律现象的感性认识，表现为一个相对较浅的层面，是人们基于自身利益而对法律形成的感知，是一种自发而朴素的认识。而后者则是对法及法律现象的理性认识，是系统化的认知提升。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法学观，即立法的本质是国家政权阶级以国家的名义制定利益分配规则并且确保遵守，这一点映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即立法是为了人民之间分配利益、解决纠纷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有力工具。因此可以说，对法律的遵守来源于法律心理，而对于法律的建立则来源于法律思想体系。

法律意识当然首当其冲地会应当到立法和执法群体，但是从公民的角度看，其法律意识同样也是法制完善不容忽视的重要动力。只要公民对法律保持发自内心的尊重和认可，法律的存在才具有实际价值。但是公民对于法律的认可和遵从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社会活动中学习并且形成的，并且每一个公民在面对事件的时候都会存在困境选择，这个选择过程中，守法的成本作为一个因素而存在，而选择的结果是遵守法律还是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行为，必然依赖公民的法律意识。从这个角度看，法律意识成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的重要因素。

二、培养公民法律意识的相关建议

前文中以及提及，法律意识由法律心理和法律思想体系两个层面共同构成，并且作用于每一个人的每一个生活选择之中，成为维护社会的诸多微观力量。从这个角度看，想要实现法律本身的价值，加强公民的法律意识成为了必由之路。

从公民法律意识的养成角度看，在允许的情况下，从小抓起无疑是最优选择。对于青少年而言，价值观尚未完全形成体系，还有诸多细节正在通过不断的社会实践而有所修正，如果能够加强法律意识的灌输，其效果必然要比成年之后的学习要具有更优的效果。针对于这一个问题，有几个方面的重点应当注意。

首先，从社会领域的法律意识渗透不容忽视。虽然对于青少年而言，其所接触的社会更多局限于校园环境，但是生活环境中的信息获取总量同样不容忽视，耳濡目染的渗透，其效果通常要比认真的灌输学习不在以下，更何况其生活环境中的诸多人，无论是家长还是朋友，都会成为其行为修正的范本。考虑到青少年阶段行为很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因此加强社会范围的普法工作，对于加强青少年法律意识而言有着不容忽视的积极价值。

其次，在校期间，增加必要的法律学习，即便不是系统性的学习，对于法律意识，尤其是深层面的法律思想体系的形成，其意义之大不容否认。这是青少年客观、体系化认识法律的重要渠道，对于青少年形成完整的法律意识，甚至于形成完整的基于法律环境的价值观都有积极意义。

最后，在展开法律意识的建设的过程中，应当着眼于不同群体的受众所对应的不同行为方式和特征，以及获取信息的不同渠道，想要展开行之有效的法律意识建设，无论是面向青少年还是社会环境中的不同成年群体，都应当有的放矢，才能获取良好效果。区分受众行为和语言特征，选择群体常用的信息获取通路，都是优化法律意识建设的重要途径。

三、结论

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建设 篇4

关键词：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法制创新

以武汉为中心, 辐射黄石、鄂州、孝感等8个周边城市的武汉城市圈获批国家“两型社会”改革试验区, 为武汉率先实现在中部崛起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2008年7月, 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杨松在武汉市“两型社会”建设专题研讨班上指出:“两型社会”建设最核心问题是制度创新。建设“两型社会”的战略决策必须高度重视和深入开展法制建设, 充分发挥法制创新在引导、促进、保障“两型社会”建设方面的重要作用。2009年10月1日, 《武汉城市圈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促进条例》正式施行, 标志着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中的法制创新取得了显著进展。

法制创新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法制化的重要路径, 是指依据社会变迁和经济文化发展的客观情况, 以规范调整新的社会关系为目标, 对现行法律体系进行调整、补充和完善, 促进法制的革新与发展。作为一个全新的发展理念, 构建“两型社会”价值体系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实行制度创新。法制之所以需要创新, 原因在于传统的法律制度片面强调对当代人类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 却忽略了当代人类与未来人类之间代际利益的平衡;既没有将资源环境法制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加以重视, 也没有实现人类社会发展延续与自然环境承载力之间的有机契合。在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中, 法制创新能够克服传统法律制度的弊端, 保障政府有关“两型社会”建设的各项规划、政策得以顺利实施;能够充分整合各类社会资源, 实现环境治理的最优化;能够满足人类对于可持续发展的权利诉求, 进而实现代际利益的平衡;能够有效制裁环境资源违法行为, 维护社会发展的正常秩序, 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本文拟就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中的法制创新展开初步探讨。

一、法制视野中的“两型社会”

作为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国家生活中的重要体现, 在《“十一五”规划纲要》中, 首次以国家最高规划的形式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

●周昕向敏

社会”确定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战略目标。从二者之间的关系来看, “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一个紧密结合的整体, 二者相互关联, 不可分割。例如, 在环境执法实践中, 环境污染多数是因资源的不合理使用造成的;资源节约是环境保护的基础性工作, 资源利用率提高、废物减少的直接效果就是环境的改善。“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成, 也正意味着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实现。“资源节约型社会”强调节能、节水、节地、节材等, 侧重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而“环境友好型社会”侧重强调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因此, 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将环境保护法和资源保护法并列为可持续发展法制化的核心内容, 将环境法与资源保护法置于一个独立的法律体系内, 统称为环境资源法, 并逐渐将其发展成为与民商法、行政法并列的重要部门法。

尽管世界上不存在一种普适性可持续发展模式, 但将可持续发展纳入法制轨道, 通过法律来确认环境资源保护的重要地位, 调整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关系已被国际社会普遍认同。自从1972年世界环境发展大会明确提出“环境友好”的概念伊始, 国际上把法制作为保护环境资源的主要路径已经有十余年时间, 法制建设经历了从理论到实践、由纲领到法律规则的实质性跨越。从国外来看, 尽管没有明确提出“两型社会”的概念, 但涉及到创新法律制度、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学理研究与法治实践却呈现出积极的发展态势。美国学者Peter P.Rogers认为“可持续发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本身就是一项重要的公民权利, 其内容不仅包括公民对环境及自然资源永久享有的权利, 还应包括公民的子孙后代对环境资源需求的满足, 以及获得救济的权利。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第101条 (a) 明确提出“环境友好”的法律理念, 规定立法应“采取包括财政的、技术的支援在内的一切手段, 增进公共的福利, 协调人与自然的共存关系, 创造和维持现在和将来世纪能满足人们的社会的、经济的需求的环境。”1992年里约地球问题首脑会议上通过的《21世纪议程》要求各国“必须发展和执行综合的、有制裁力的和有效的法律和条例, 而这些法律和条例必须根据周密的社会、生态、经济和科学原则”。著名NGO组织“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在2001年发布的“21世纪宪章”中将“友好的环境与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社会”界定为“建立在不断发展、创新法制的基础上, 保障人类世世代代享有对自然资源充分、平等、合理利用的权利”的社会。《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也郑重承诺:在今后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重大行动中, 有关立法和法律法规的实施占重要地位。

二、法制创新在建设“两型社会”中的作用

在建设“两型社会”的进程中, 法制创新充分考虑了被传统法律边缘化的弱势群体的诉求, 它既不能游离于现行法律体系之外, 也不是通过改良立法技术创制出的某一种新的单行法律规范, 而是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规律, 对传统法律制度进行理念革新, 按照理性的思维对一国法律进行整体思考、模式创新与制度变迁的结果。

《“十一五”规划纲要》指出:“本规划提出的主体功能区划、保护生态环境、加强资源管理等要求, 主要通过健全法律法规、加大执法力度等法律手段, 并辅之以经济手段加以落实……应注重及时把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用法律、规章和制度的形式确立下来。”法制创新通过规范人的社会活动来影响人与自然的关系, 其调整对象是以人的行为为中介的社会关系, 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作为湖北省“两圈一带”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武汉城市圈各级政府高度重视法制创新, 取得了显著成绩, 有效推动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例如, 武汉市近年来先后出台了《湖泊保护条例》、《水土保持条例》、《城市节约用水条例》、《城市绿化条例》等十余部立法, 制定了《环境保护行政执法责任制实施方案》、《环境保护系统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办法》、《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办法》、《武汉市城市集中式地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规定》等一系列配套政策;黄石、孝感、仙桃等市分别制定了《建筑节能管理实施办法》、《流通环节食品管理办法》;2008年8月, 武汉城市圈所属九城市环保部门共同起草了《武汉城市圈环境保护合作框架协议》, 明确规定九城市统一制定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方案, 实现流域共保, 上下游共治。目前, 湖北省政府正在起草《湖北省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促进条例》, 该条例将充分体现中央赋予武汉城市圈的先行先试权, 从宏观上为“两型社会”建设提供法律指引, 为其他单行法的制定在立法原则、立法程序、立法技术等方面提供指导。在执法监督方面, 武汉城市圈所属九城市也开始积极探索联合环境执法试点和排污权交易工作, 并在梁子湖跨区域排污治理中初见成效。这些举措切实维护了公民权益, 保障了环境资源安全, 使得环境质量大幅提高。以空气质量为例, 据2010年5月湖北省环保厅发布的《2009年湖北省环境质量状况》显示, 2009年武汉城市圈中的鄂州、黄冈、咸宁、仙桃、潜江、天门等城市的空气质量符合国家二级标准;武汉、黄石、孝感等城市的空气质量符合国家三级标准, 其中鄂州、孝感、天门的空气质量优良率达到97%以上。据2010年4月武汉市环保局发布的《武汉市环境状况公报》显示, 该市空气质量优良率上升至82.5%, 达到10年来的最好水平。在节能减排领域, 2009年武汉市万元GDP能耗值下降率为4%以上, 65户重点企业万元产值能耗下降率为7%, 超额完成年度目标;单位GDP用水量较上年明显下降, 提前一年完成“十一五”污染减排目标。

然而, 由于长期受到“GDP才是根本, 环保要为发展让路”等错误观念影响, 加上政府、企业、公民的环境法律意识淡漠, 导致“两型社会”法制建设仍然存在着立法缺位、立法技术落后和执法不严、违法难究、监督乏力等弊端。据统计, 2009年武汉市中心城区生活在国家规定噪声标准值55分贝以内的人口数量仅占49.3%, 水质符合功能区类别的湖泊仅占27.1%, 水质为劣V类的湖泊占38.57%, 全市产生工业固体废物达1213万吨。据国家环保部对全国重点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结果显示, 2008年, 武汉市群众对城市环境的满意率仅为66%。从节能减排的三项主要指标:化学需氧量 (COD) 消减率、二氧化硫消减率、万元GDP能耗值来看, 2009年武汉市COD削减率为2.3%, 二氧化硫削减率为2.5%, 万元GDP能耗值为1.12;而同为“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示范区核心城市的长沙市2009年COD削减率为22.16%, 二氧化硫削减率为11.1%, 万元GDP能耗值仅为0.88。从武汉城市圈内其他城市来看, 黄石市、孝感市近年来频现非法开采矿山案件;鄂州电厂因污染物排放总量严重超标, 被国家环保部责令限期整改。据《2009年湖北省环境质量状况》显示, 孝感市平均等效A声级在60.6分贝, 声环境质量属中度污染;黄石市、鄂州市平均等效A声级范围在55.1至56.9分贝之间, 声环境质量为轻度污染。在环境执法领域, 由于制裁不力, 导致大量环境违法行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遏制和纠正。据2008年《武汉市地理信息蓝皮书》披露, 该市中心城区现有湖泊54个, 比20年前少了17个;湖泊总水面减少1083公顷, 其中非法填湖占46.7%;中心城区内5座自然山体被人工“铲平”。据2005年由国家环保总局和美国环保协会共同完成的《中国环境监察执法效能研究项目总报告》显示, 中国企业在环境污染方面违法与守法成本竟然相差46倍。这种企业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现象, 导致许多环境违法行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遏制。相比之下, 在1999年美国联邦环保署诉美国电力公司一案中, 对该公司火电厂造成环境污染的处罚高达46亿美元。由于存在立法缺位、执法不严、制裁乏力等弊端, 造成企业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 导致许多环境违法行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遏制。这些现象都昭示着我们:法制创新在构建“两型社会”的法治实践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只有实现创新, 才能克服现行法律体制的弊端, 为“两型社会”建设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具体而言, 法制创新在建设“两型社会”中的作用体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 法制创新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 能够正确指引“两型社会”建设的方向。法的引导作用是建立社会秩序必不可少的条件和手段, 是指以法律规范提供行为模式和价值预设, 指引人们作出一定行为或不作出一定行为, 引导各类主体朝着有利于立法目标的方向努力, 并为他们的行为提供预期。《“十一五”规划纲要》将建设“两型社会”确定为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重要内容和战略目标, 因此, 在立法工作中, 立法机关既要深刻领会中央精神, 又要认真研究如何贯彻好这一重大决策。例如, 餐饮企业的高能耗和废气扰民问题是长期以来困扰武汉城市圈各级政府的一大难题。我国《可再生能源法》第四条规定:“国家将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列为能源发展的优先领域, 通过制定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总量目标和采取相应措施, 推动可再生能源市场的建立和发展。”按照《可再生能源法》的指导思想, 武汉市出台了《武汉市饮食娱乐服务行业环境保护管理办法》, 明确规定对使用可再生能源的饮食娱乐企业予以税费减免, 这就明确表明政府将大力支持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这个领域将有光明的发展前景, 从而给企业家们吃了一颗“定心丸”, 引导他们在可再生能源产业放心投资。

其次, 法制创新具有科学的评价作用, 能够有效地规范和约束公民、社会组织和国家机关的行为, 为建设“两型社会”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法的评价作用是指法律作为人们对他人行为的评价标准所起的作用, 分为即专门评价和一般评价。前者是指经法律专门授权的国家机关、组织及其成员对他人的行为所作的评价, 如法院及其法官、行政机关及其行政人对人们行为所作的裁判或决定, 其特点是具有国家强制力、产生法律约束力, 因此又称为效力性的评价;后者是指普通主体以舆论的形式对他人行为所作的评价, 其特点是没有国家强制力和约束力, 是人们自发的行为, 因此又称为舆论性评价。将评价机制引入到法制创新中, 不仅能够提高“两型社会”建设的公众参与性, 还能有效针对环境资源立法进行矫正和调试, 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例如, 针对武汉市大量天然湖泊被填埋占用的现象, 该市《湖泊保护条例》和《环境影响评价实施办法》均明确规定了湖泊规划利用的听证制度, 要求对大面积天然湖泊的规划利用必须进行社会听证, 行政审批必须建立在广泛听取公众意见的基础上, 充分体现出“以人为本”的立法宗旨。

再次, 法制创新具有积极的保障和促进作用, 能够有力保障建设“两型社会”决策的有效实施。所谓保障作用, 是指法律对各类环境资源违法行为作出详尽的惩罚和制裁规定, 以排除与立法目标相悖的各种障碍, 最大限度地保护资源环境。法律责任是法的保障功能的最直接体现。现行环境法大多专章设立法律责任, 明确从事违法行为者必须承担的后果。所谓促进作用, 是指国家在法律中对重大政策和措施直接作出规定, 并保障其连续性和一贯性。例如, 《可再生能源法》第四章专门对可再生能源的推广与应用提出支持措施, 包括六项鼓励和扶持的具体政策, 这将对相关产业的发展产生巨大的鼓舞和推动作用。武汉城市圈内的黄石市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 该市除了在立法和执法工作中加大对非法开采矿山资源的惩治力度外, 还严格按照《可再生能源法》的规定, 出台地方立法, 积极引导小采石场实施技术改造, 由粗放型的矿山开采向矿业副产品深加工转型, 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第四, 法制创新具有社会整合作用, 能够积极促进各方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 形成建设“两型社会”的合力。不断的分化和整合是任何社会走向更高级阶段的必要步骤。法律是实现基本社会秩序、实行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 是实现社会合作的结构性要素。环境资源法制通过为国家权力保障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合法性根据而实现社会整合, 通过法律赋予保护环境资源以合法性, 旨在将国家权力纳入一定的制度轨道, 使之成为受多数社会成员拥护的合法管理和支配社会的力量而发挥社会整合功能, 从而为“两型社会”建设提供社会资源优化配置。武汉城市圈理念的提出本身就是建立在对湖北省域资源进行充分整合的基础上, 法制创新对于建构“两型社会”的社会整合作用尤为明显。例如, 武汉城市圈内的梁子湖位于鄂州、武汉、咸宁和黄石等四个城市“三不管”地带, 湖泊污染问题长期难以解决。在武汉城市圈环保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实施以后, 武汉城市圈所属的九个城市联合发布了环保合作宣言, 逐步建立了联合环境执法机制, 使得这一难题迎刃而解。2008年8月, 九城市环保部门负责人共同磋商, 起草了《武汉城市圈环境保护合作框架协议》, 明确提出制定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方案, 实现流域共保、上下游共治, 从源头上杜绝了“多头管理”和政府缺位现象, 充分实现了“1+8”城市圈立法资源的整合。

三、以法制创新为先导, 推进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体制机制创新

当前, 我国已基本形成了以《宪法》关于环境资源保护的规定为核心、以《环境保护法》为基础的“两型社会”建设法律体系框架, 武汉城市圈内各城市有关环境资源保护的地方立法也多达20余部。从总体上看, 这些立法对节约资源, 保护和改善环境质量, 促进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 由于长期以来受到重经济指标、轻环境保护的立法观念影响, 加上政府、企业、公民的环境法律意识淡漠, 法制建设仍然存在着立法缺位、立法技术落后和执法不严、监督乏力等缺陷。主要表现为:一是重实体规范、程序规范欠缺;二是重行政主导、公众参与有限;三是重立法数量、执法与司法功能偏差;四是不同部门和层次的环境立法缺乏统一规划协调;五是地方立法特色性不强, 可操作性较差;六是存在亟需填补的立法真空, 形成于体制转换与社会转型时期的不少法律规范内容已难以适应社会发展与环保新形势的需要。就法制调整效果而言, 虽然局部环境污染问题有所缓解, 区域性大规模的生态退化有所遏制, 但是跨域性的生态问题频繁出现 (如湖泊绿藻、江河断流、洪涝灾害、水土流失) , 污染城乡地区转移加剧、灾后生态恢复与重建困难等令人担忧, 还有环保体制直面市场化、遭遇入世后的国际因素, 均表明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面临着巨大压力。这预示着对生态系统的法律保护将上升为环境政策的基本导向, 推进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 必须坚持以法制创新为先导。

(一) 明确为“两型社会”建设服务的立法指导思想

将经济社会发展纳入法制轨道是世界上所有法治文明国家的共识。建设“两型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 要求我们增强环境资源保护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把思想统一到科学发展观上。只有坚定为“两型社会”服务的指导思想, 才能保持社会主义法制自身的生命力。但从目前来看, 并非所有的官员都树立起了环境法制意识。在立法和调研工作中, 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一些议论:GDP才是根本, 环境保护是要为发展让路的;不妨“先上 (经济发展) 车、后补 (环境保护) 票”;“先污染后治理”是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等。这种认识应当尽快转变, 真正把思想统一到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上。目前, 《武汉城市圈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促进条例》已由湖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09年7月31日通过。该《条例》明确规定湖北省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机关根据改革试验的需要, 适时制定、修改或者废止有关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武汉城市圈各级立法机关应严格按照《条例》的统一部署和要求, 结合实际, 建立健全、完善相应的立法组织机构和立法工作机制, 积极履行为“两型社会”改革试验保驾护航的各项立法职责。

(二) 加快环境资源配套立法, 使建设“两型社会”有法可依

立法是法制创新的先导。健全的环境资源法律体系是构建“两型社会”的重要长效机制, 这项工作应当实现“双结合”, 即环境资源立法与其他相关立法结合、法律与配套规范性文件结合。首先, 建设“两型社会”需要整个法律体系协调一致共同发挥作用, 不仅要研究制定好专门的环境资源法律, 而且要重视在其他法律中充分体现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要求。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十一五”立法规划, 当前武汉城市圈各级政府应重点研究、制定或修改的立法主要包括资源能源节约方面的立法, 特别是循环经济立法和节约能源立法;污染控制立法;生态环境保护立法等。此外, 还应对涉及大气污染、水污染、噪音污染、光污染和保护资源、节约能源的地方立法及时进行清理、修改和补充, 加大对环境行政执法的监督处罚力度。其次, 应进一步完善配套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工作。在每一部涉及到“两型社会”建设的立法中, 都有一定数量的授权性规范条款, 要求地方人大和政府制定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划、技术规范及相关标准等规范性文件。配套文件也具有规范性和强制性, 是完备的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 也是法律实施的一个环节。它们往往是适应环境保护实际工作的需要, 针对较为突出的、急速变化的环境问题制定的, 在弥补法律规定的局限性和解决急迫问题两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例如, 为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机动车排气污染问题, 武汉市环保局联合相关部门, 于2009年先后出台了《关于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审批监察监测三联动管理机制的实施办法》、《建设项目环保审批绿色通道制度》、《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办法》和《全市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等一系列配套政策, 确保了环境资源立法的顺利实施。当前, 全国各地正在进行发展循环经济地方立法的起草工作。武汉城市圈各级政府在起草法案的同时, 就应充分考虑配套规范性文件的研究制定工作, 包括制定有关废旧家电、电池回收处理, 石油、天然气节约以及建筑节能, 包装物和废旧轮胎回收等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的立法等。

(三) 改革创新, 建立环境资源监管执法的长效机制

徒法不足以自行。环境资源监管执法是确保“两型社会”法制建设有序开展的重要保障。首先, 应积极开展环境监管执法体制创新。要按照国家环保部机构改革的总体部署, 进一步完善武汉城市圈各级政府的环境监察管理体制, 逐步整合优化环境执法资源, 理顺环境执法监督层级权限与权力架构。其次, 应逐步实现环境执法稽查方式创新, 对区环保部门日常环境监管、环保专项行动、典型案件查处、群众举报办理等工作开展稽查, 解决行政不作为和行政乱作为等问题。再次, 应探索建立区域环境监管执法联动机制, 实行排污状况、环境监测等动态信息互通共享, 遏制发生跨区域、跨流域的污染事件, 逐步转移执法重心, 突出事前和事中执法监督, 变被动的末端执法为主动的全过程执法监督。第四, 还应大力推进环境监管执法手段创新。应积极摸索环境监管执法规律, 逐步实现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 提高环境保护工作水平。在加强行政执法的同时, 积极开展排污权交易, 探索排污权有偿使用;加强企业环境行为审查, 建立重点排污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 开展企业环境行为信用评价, 加强新闻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 促使企业履行环境保护等社会责任。例如, 武汉市环保局将“飞行监测”作为强化环境监管执法手段, 通过采取突击检查的方式, 实时掌握各排污企业排污状况, 严厉打击违法排污行为, 确保污染物治理设施正常运行、各项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2009年以来, 重点对30余家企业实施“飞行监测”, 取得监测数据百余个。此外, 武汉市环保局还在全国率先实现对重点企业排污口视频联网监控, 不断扩大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覆盖面, 较好地发挥了对排污企业的规范引导作用。

(四) 深入普法, 完善环保信息公开机制与公众参与机制

公民法治观念是衡量法治发达与否的重要标志。加强环境资源相关法律的宣传教育工作, 促进社会成员知法、守法, 是推进“两型社会”建设事业的又一项基础性工作。应深入开展以广大群众树立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意识为重点的宣传教育, 积极组织、正确引导, 在全社会形成人人关心、人人参与、人人支持“两型社会”建设的社会风气和良好习惯。武汉城市圈各级政府尤其是领导干部应坚持带头学法, 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为契机, 深刻领会可持续发展法制化的价值体系;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要求, 搞好环境资源信息公开, 在法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扩大人民群众参与的广度和深度, 通过建立网络信息公开平台, 逐步完善环境影响评价、排污收费等环保公示、听证制度, 让环境执法、环境监测工作接受社会全方位的监督, 使环境管理、环境监测服务更贴近群众。

参考文献

[1].王曦.美国环境法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2

[2].齐翔, 鄢祖海, 阮成发.武汉生活环境存在五大“软肋”.武汉晚报, 2010.4.14

[3].整治水污染宜用“重典”, 中美专家呼请“按日处罚”入法.经济观察报, 2007.9.24

[4].沈栖.提高环保违法的成本.上海法制报, 2007.12.26

[5].张文显.法理学.法律出版社, 2007

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 篇5

民主与法制好比一枚硬币的两面，密不可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支柱。邓小平同志指出：“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社会主义民主需要用社会主义法制来保障，社会主义法制的内涵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可以说，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就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体现和保障。党的十七大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只有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进一步落实和增强人民群众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项民主权利，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最大限度地把全社会的发展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引导到科学发展上来，我们推动科学发展的各项事业，才有不竭的政治动力和坚实的政治基础。法治理念是人们对法律的功能、作用和法律实施所持有的内心信念和观念，一定的法治理念是由一定的社会制度、法律文化和价值观念所决定，一旦形成，便相对固化于人们的思想中，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持久性，有什么样的法治理念，就会表现为什么样的立法、执法及守法行为。因此可以说，法治理念是法治活动的灵魂，决定着法治行为及法治效果。但是，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有些同志因为受不了糖衣炮弹的打击，因为受不了腐朽文化的侵蚀。渐渐的沉沦了，变质了。所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就很有必要。而且也很迫在眉睫了。而且,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它的建设对我国来说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为了巩固政权，必须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列宁说，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这句话是列宁在俄国无产阶级夺取全国政权以前讲的。无产阶级夺得全国政权、共产党执政之后，根本的问题还是不是政权问题呢？事实证明，还是。政权在谁手里，关系重大。人民掌握了政权，也就有了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强大武器。人民丧失了政权，也就会失去一切。而政权同法律从来是密不可分的，新政权制定新法律，新法律肯定新政权的合法性，并赋予其行使权力的依据。建国以后，我们党作为执政党，运用政权和法律来体现党的领导、实现党的主张，是理所当然的。

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法律规范的功能是调整社会关系的，说到底，是调整社会利益关系。在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同时，又要看到，随着改革的深化、开放的扩大和社会主义市场的发展，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不同的地区、单位，不同的社会阶层，甚至不同的家庭、个人，各有各的具体利益、特殊利益。于是，共同利益与特殊利益、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矛盾突出了。有了矛盾，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怎么办？这就需要法制。运用法律准绳，处理共同利益与特殊利益、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许多问题才好解决。更不要说在对外开放中，我们要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政府、企业和个人打交道，经济关系及其涉及的问题更加复杂，没有法律怎么行？

为了保证国家公职人员不变质、不变色，必须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在我国，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我们的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公仆。这是事物的本质。革命战争年代，两个营垒对抗，一边是三大敌人，一边是人民大众。那时，我们的干部团结带领群众浴血奋战，冲锋在先，退却在后，吃苦在先，享受在后，本质与现象是一致的。当时，客观上又有一个“敌人监督”，干部如果脱离群众，就站不住脚，甚至连脑袋都保不住。建国后，执政了，人民委托我们的干部管理国家，有些事情就不像过去那么清楚了。在现象上、形式上人民好像只是被管理的，干部倒似乎成了主人。加上有些干部受旧社会恶习的影响，滋长了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对群众作威作福，使本质与现象的矛盾更为突出。党中央一再指出，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解决这个问题，要求我们结合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把我们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从延安时期就普遍倡导实行的群众路线制度化、法律化，使公仆对主人负责、受主人监督制度化、法律化。

所以，正因为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有如此重大的意义，我们党和政府才会想要加快法制建设的进程，不断提高人民民主。但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它是一个长期的，艰难的奋斗过程。我认为，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应该需要全社会都行动起来，需要党的支持，立法机构的科学立法，执法机构的公正执法，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与配合。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需要党的支持。党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为此，当前法制宣传教育的重点就是全面落实“五五普法依法治理规划”，在全社会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律权威，培育公民意识，使人民群众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公正司。

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要更加注重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一部“良法”必须建立在深厚的群众基础之上，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倾听民意，努力寻求利益平衡点。一是扩大参与，充分听取不同群体的意见。要把常委会讨论审议与发挥代表作用、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更好地结合起来，通过公布法规草案和举行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方式，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以更好地体现人民的意志。二是集中智慧，统筹兼顾不同利益。要积极回应社会关切，让各方利益诉求得到充分反映、交流和交融，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凝聚共识，使我们制定的法规充分体现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共同意愿，增强执行法规的群众基础

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要理顺行政执法体制。加快建立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执法体制，进一步减少行政执法层次，规范审批程序和环节，改变多头执法和执法缺位、越位、错位的状况，促进行政执法活动的规范化、法治化。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切实将政府职能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实现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努力建设一个人民信任和满意的亲民政府、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健全完善政府决策机制。为确保依法决策、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各级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定相结合的行政决策机制，对事关本地区发展大局和各族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方案，在决策权行使过程中应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并引入公示制度、听证制度，使民情得到汇集，民意得到充分体现，使决策更好地体现人民群众的利益。

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建设 篇6

相对意义上来说，中国并不是一个“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近年来资源巨量消耗的加剧已经成为限制中国经济继续发展的“瓶颈”，与资源的无节制攫取连带产生的是环境所遭受的重大破坏。可以说，资源与环境成为当下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无法绕开的命脉性课题。

自“长株潭”城市群获准成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后，湖南省人大常委会随即制定了《湖南省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规划条例》和《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保障和促进长株潭城市群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配套改革试验区工作的决定》等。湖南关于 “两型社会”建设的地方性法规或地方政府规章，形成以“长株潭经济共同体”、“ 资源节约型社会”与“环境友好型社会”——一体两翼的“法治湖南模式”。

在当今时代，任何一个国家、地区要想谋求经济的快速发展，都必须主动地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从中汲取经济增长的动力。长株潭城市群建设“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既有湖南省政府的统一领导，又凸显了各市、区、县政府的主动性与相对独立性，正是为此种新型行政管理体制和法制协调机制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将来湖南还可以构造出一种综合性的法制协调机制，譬如：省人民政府负责与中央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建立合作机制，协调处理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的重大改革事项；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中的跨市行政区域事项由长沙市、株洲市和湘潭市三市行政首长协调会议和部门负责人专题会议协商解决，行政立法当然可以涵盖于内。

近年来湖南省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相关立法，其法制模式正在形成如下特色：其一，统一开放、运行规范、诚信公平、竞争有序的人力资源市场正在形成，高级人才双向聘任、人才资质互认等制度之完善，城乡统一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之发展，都在促进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其二，以工业园区为依托促进“循环经济模式”的形成，尤其是需要建立有效的水资源循环利用机制，对工业用水可以采取单位独立进行废水无害化处理和循环利用。其三，各级政府还可以采取积极措施，开展绿色机关建设，做好政府机构办公设施和设备节能工作，合理配置并高效利用办公设施和设备；使用财政性资金进行采购的，应当优先采购或者强制采购环境和节能标志产品；等等。

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建设 篇7

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需要加强档案法制意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 给依法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人们只注重短期内能够产生经济效益的工作和活动, 而对档案这项不起眼但却起长久作用的工作容易忽视, 特别是有些单位领导, 把工作着眼点盯在业务建设上, 忽视了档案工作的重要性, 因而使档案行政主管力度不强, 面对摆在新形势下档案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无法容纳和解决。为此, 有必要转变传统的思想观念, 调整工作视角, 牢固树立依法管理、宏观调控的意识, 坚持用较完备的档案法律、法规来约束档案工作, 引导档案工作走上法制轨道, 使档案工作更多的负担起保障和促进经济建设的职能。

二、改革开放需要加强档案法制建设

档案作为载体的表现形式, 最生动、最完整、最准确的反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过程, 它不仅记录这一历程所有事物的原始面貌, 而且记录这一阶段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 使人们从历史教训中获取知识, 寻求参考, 用以指导工作。因此,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离不开档案工作, 规范档案工作需要有完善的法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发展, 档案工作就越离不开档案法律、法规来保障, 因为, 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 而在市场经济大潮中, 档案是信息资源, 是整个社会信息的基础, 在信息化程度极高的市场经济条件下, 发挥档案信息的自身优势, 挖掘自身内在的潜力, 不仅是明天发经济的可靠资料, 而且具有经济活动的凭证作用。因此离开档案工作, 生产力就难以发展, 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就难以实现。

三、市场经济的发展必须增强“依法治档”意识

“依法治档”是运用法律、法规治理档案事业、发展档案事业的有效手段。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 要想使档案工作更好的为市场经济建设服务。必须把档案法律、法规作为日常的工作行为准则, 明确自身在档案事物中应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 树立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意识, 加强档案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 积极争取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对档案工作的领导, 引起领导对档案工作的重视和支持, 才能使档案法律、法规扎扎实实的运用到档案工作的每一个环节中。同时, 档案工作人员全面掌握法律知识, 熟练掌握并灵活运用与档案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解决档案工作中遇到的难点问题, 防止做为国有资产的档案财富流失, 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和各项工作的全面发展。

四、实行法律监督, 走依法治档的路子

档案工作应迅速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 强化法制观念, 运用法律手段, 解决、处理和协调档案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内, 要运用多种途径加大档案法规、规章的宣传, 提高执法力度, 维护档案法规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保证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改革过程中, 档案工作的持续、健康、全面发展。

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建设 篇8

一、雅典最初是实行君主制度, 由于暴君统治, 人民不堪其苦, 随之在人民的支持下, 僭主制度应运而生。

僭主制度并没有使平民得到应得的利益, 所以在平民与贵族的不断斗争之中, 平民终于取得了胜利, 推翻了僭主, 建立起了民主制度, 经过梭伦等人的不断改革, 民主政治不断发展, 直至鼎盛。公民大会、执政官、首席将军等的名词至今为人们所称道。雅典民主制度的许多做法发人深思, 对于我们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 雅典的政治制度同样起着"它山之石, 可以攻玉"的作用。

二、古代雅典人为了保障民主制度的实行, 采取了相当多的办法, 其中有些甚至是极端的方法。

当某些政治家功高盖世, 威信广布, 但却居功自傲, 夸夸其谈, 动辄以人民救星自居时, 公民们可以采取“陶片流放法”来制裁这种人—将其流放到海外10年, 其财产由政府保管, 待流放结束后再归还。雅典历史上有许多人都曾受此苦, 比如战功赫赫的将军西蒙。这种方法看似极端, 是一种极其粗暴的方法, 但却代表了民主的趋势。其目的在于防范英雄。英雄虽然对时势有时有着决定性作用, 但英雄过于专断, 与民主的精神不相符合, 而且居功自傲更是对民主制度的践踏。实行“陶片流放法”, 这是为了培养政治家的公仆意识, 让其甘心成为人民的公仆, 兢兢业业, 为人民奉献, 而非以人民的救星自居。反观我们中国, 2, 000多年以来盛行的专制制度使我们在民主方面相当匮乏, 个人主义、英雄主义、专制主义盛行。虽然这使我们避免了许多雅典英雄的悲剧, 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非常手段达到办事雷厉风行的高效率, 但是却与民主的思想不相符合, 不能代表民主发展的趋势, 更有甚者, 使我国流行"官本位"思想, 而不是公仆意识。这种思想甚至影响到今天, 比如说政府部门流行的“一把手”, 这与我们的民主集中制以及社会主义的精神相违背, 一把手的存在虽然能够在某些时候快刀斩乱麻, 可却极易造成个人大权独揽, 缺乏监督, 使政府的行政效率以及政府的公信力下降, 在人民群众间造成不良影响。同时使党内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破坏, 法制受到践踏。更有甚者, 成为了孕育腐败的温床, 造成了无数的腐败案件。

三、雅典的政治制度归根到底都是为了维护来之不易的民主制度, 以及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甚至产生了那些极端的方法。

对于民主制度并不成熟的中国, 我们能否从中借鉴一二呢?我们当然不采用那极端的陶片流放法, 我们可以采用比如加强政府机关的分权, 明确各部门职责, 同时加强民主监督, 完善各类民主渠道等办法防止个人专权, 维护来之不易的民主制度。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打击特权意识, 使政府工作人员公仆意识提高, 明确其职能授权, 自觉为人民利益服务, 成为人民利益的执行者与保护者。

雅典参政议政的门槛并不高, 是对公民敞开的, 任何人只要是合法的公民, 只要在主席台上放一只橄榄枝就可以自由发表讲话, 表达自己的见解, 享受公民与生俱来的民主权利。民主的真正实行在于参与, 缺乏参与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 那样的民主制是空有民主的形式而无民主的实质。雅典的民主参与思想对于今天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完善民主生活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的民主不能仅仅停留在宪法等官方文件上, 要让他真正实行, 成为人民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让人民真正享受到民主的温暖。我们国家目前由于种种原因, 比如说人民素质参差不齐, 因此人民对民主的热情还不是很高, 我们的基层民主缺乏参与性, 抑或是说参与的真实性。对于一些高素质的、有民主参政热情的人才, 某些地方仍然是雷区, 不能自由表达自己的见解, 这其中当然有一些迫不得已的因素, 但这不能成为阻碍民主发展的借口。民主是让人民自由表达自己的见解, 而不仅仅是某个执政党或者是执政者的见解, 前者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 符合社会主义精神;而后者仅仅是寡头政治或是暴君政治的翻版。为此为了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 我国应该有必要消除某些雷区、加强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建设, 百花齐放、海纳百川, 让民主为我们的社会服务, 而不是让它成为一个摆设。

以上只是雅典民主制度的一小部分, 雅典民主制度的精髓还有很多, 有待我们发掘。它山之石, 可以攻玉, 发掘雅典民主制对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是对执政者以及参政者智慧的考验,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前人政治智慧的指导, 以及今人政治实践中, 目前的种种政治问题总有一天会消失。

参考文献

[1]、晏绍祥、李隆庆主编, 世界通史:古代中世纪史卷,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2]、晏绍祥主编, 国外雅典民主起源研究综述,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1989。

[3]、朱勇, 中国法制史,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

发挥电视媒体优势推进法制社会建设 篇9

关键词：电视媒体,优势,法制社会建设

伴随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 进行法律宣传, 实现全民普法, 以推动我国依法治国的步伐, 促进我国社会法治建设的发展。电视媒体作为一个重要的宣传平台具有极大的优势, 尤其是发挥其舆论的职能, 极大地发挥其教育及引导的作用, 以此使得国家的法律、法规及政策可以让人们认识到, 电视法制节目是我国进行法律宣传和教育的主要途径, 江苏省盐城广播电视台作为一个地市级媒体, 在法制节目的完善方面进行了努力, 实现普法, 并以多种方式来促进法制节目的创新, 发挥着法制栏目的作用, 将其作为法律教育的重要平台, 推进着法制社会建设。

一、我国法制节目的发展历程

电视媒体作为我国发展较早的媒体, 电视法制节目历经了几个发展阶段, 分别为1980-1993年初期发展时期, 1994-2003年迅速发展时期, 2004年-2015年繁荣发展时期。

(一) 我国法制节目的初期发展时期

1.1980年, 中央电视台创建了《观察与思考》节目, 其特点评论性较强, 也是我国第一个带有法律宣传意义的节目。

2.在1985年上海电视台推出了我国第一个法制节目是《法律与道德》, 这个节目主要有人物专访及案件报道的形式。

3.1989年, 中央电视台开展了法制节目, 即《社会经纬》。

这一时期的我国的法制节目只是刚刚开始, 但是, 明显其发展的势头是迅猛的, 为下一阶段的成熟及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 我国法制节目的迅速发展时期

1999年, 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的播出成为法制节目发展的一个巅峰, 甚至可以与其他节目一起占领着收视率。这个节目以案例为分析对象, 专家对其进行点评, 观众进行参与两种结合的方式, 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好评, 获得了收视上的较好成绩。同时, 中央电视台创制了《法治在线》, 成功将三个板块融入其中, 即“法治聚焦”、“第一现场”、“互动地带”, 观众的反映也很热烈。法制节目以多个角度来剖析法律, 让观众得到了很多的法律知识, 使其可以在生活中规范自己的行为, 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 普法的效果也较为明显。

(三) 电视法制节目发展的繁荣时期

从2004年开始, 我国法制类节目已经以教育的形式呈现在观众面前, 其特点独特受到了观众的热爱, 以节目创造形式也越来越多, 比如《今日说法》、《一线》、《法律讲堂》、《法制天地》等各种节目。盐城广播电视台也创建了自己的法制节目《7点看法》, 经过精心打造, 这个节目已经成为盐城市进行普法宣传的主要平台, 并荣获中国广播电视协会颁发的2013—2014年度“全国十佳法制栏目”奖。

二、盐城广播电视台法制节目作用的发挥

《7点看法》作为一个法制节目是与盐城市委政法委联合开办的, 节目时长为30分钟, 其节目板块为7点封面、第一现场、7点拍案、记者调查、律师信箱、政法新闻速览等。自改版以来其收视率一直稳定保持在盐城广播电视台自办栏目的最前列, 作为一个重要的普法平台服务着盐城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7点看法》主要以重大新闻事件和典型案例为报道主体, 从法的视角关注民生, 传播法治精神。同时该栏目也为群众提供了法律热线, 以帮助群众解决法律问题。《7点看法》已成为一个具有特色的品牌存在于法律栏目中, 得到了外界的肯定。该节目创建了省级“青少年维权岗”, 并对此展开“优秀青少年维权岗”活动, 使其电视媒体的宣传优势得以发挥, 以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为基准, 以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栏目开展了“遵纪守法、崇德向善”为主题的报道, 以作为普法的重要平台, 运用典型的案例来进行普法宣传, 并且将舆论向正确的方面引导, 以传递正能量为主要目标, 以宣传法律知识为基本原则, 以达到公益普法的目的, 这正是发挥电视媒体优势的重要的表现, 也是推动我国法制社会建设的重要途径。在新时期, 社会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之下, 加强发挥电视媒体的优势让观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同时要将还原事件为主要展现形式, 加强新闻的感染力, 并且要坚持走群众路线, 以获得群众的信任, 不但可以促进节目的发展, 同时对法制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结语:

电视媒体的优势发挥直接关系到我国法治社会建设进程的推进, 本文主要分析了我国法制节目的发展历程, 并且以江苏省盐城广播电视台的《7点看法》为例, 以表现在法制社会建设中电视媒体优势作用的发挥, 为其他法制节目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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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视角下的法制建设 篇10

法治是和谐社会的一大支柱, 是和谐社会的根本特征。在一定意义上,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法治社会。和谐社会的构建与法治建设具有重叠与同构的特征。法治意味着制度和谐, 而制度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构建和谐社会, 首先就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

社会主义法治就是把全体人民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 从而形成法律这一最高的, 不可侵犯的国家权力形式, 赋予法律确认、监督和保障公权力与私权利的效能, 使社会在这种运作模式下达到一种稳定和谐的状态。社会主义法治的实质是, 在对公民发生作用时, 政府忠实地运用先前宣布的应由公民遵守并决定其权利义务的规则, 对其行为做出相应的评价。在法治状态下, 同等主体的行为具备相同的评价标准, 同等的行为主体被赋予相同的权利和义务。这样, 就能实现利益关系权利化之后的和谐组合。从另一个角度说, 制度的和谐, 决定着利益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和谐, 进而影响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是达到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和谐的社会运行状态。具体来说, 是实现利益主体权利与义务的和谐, 实现公权力和公权力的和谐, 实现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和谐, 实现私权利和私权利的和谐。

首先, 实现利益主体权利与义务的和谐。权利与义务的是对等统一的。权利人在行使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与权利相等量的义务, 义务人在履行义务的条件下也要享有相等量的权利。如果一部分主体只享有权利而不履行义务, 那么必有一部分主体只履行义务而不享有权利。权利与义务对等统一是法治和谐的基础。社会主义法治状态下的权利与义务是等量的, 权利的绝对值等于义务的绝对值。

其次, 实现公权力和公权力的和谐。职权不明确, 机构臃肿, 部分机构职能有交叉是公权力冲突的重要诱因。公权力一旦交叉, 就必然出现两种恶果:在有利可图的管理领域会出现权力的争夺, 而在需要承担风险等不利后果的管理领域则会出现责任的推诿和敷衍。这样, 相关主体在同权力交叉部门打交道时会付出双倍的成本, 既降低了行政效率, 又损害了公民的权利, 更为严重的是导致公权力与公权力之间产生矛盾。建立科学合理的权力交接棒规则, 使公权力之间既相互承接、环环相扣, 又界限分明, 实现公权力与公权力的和谐, 使其相统一而非相冲突, 是构成法治和谐的重要内容。

再次, 实现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和谐。除了侵权、合同等民事纠纷, 私权利受侵犯的另一情形就是公权力的滥用。在不和谐的法治状态下, 要么矛盾的根源, 要么矛盾的本身来源于两权的冲突。法治通过法律规范、授权、禁止、协调等方式实现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平衡, 达到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和谐。

最后, 实现私权利和私权利的和谐。和谐的社会主义法治是人生而平等的完整体现。在和谐的法治状态下, 同等情况下, 平等的主体享有平等的权利, 一主体享有的权利, 其他主体也同样享有, 避免权利主体的多元化, 防止任何特权, 消除身份和社会地位的差别, 杜绝人为地制造权利行使障碍。和谐法治通过营造公平正义、机会均等的竞争环境, 使私权利主体能够在各自领域范围内公平竞争, 和谐发展。

只有实现以上四种关系的和谐, 才能达到社会主义和谐法治的最终目标。然而, 由于受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 以及我国现阶段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因素的制约, 我国的法治现状也同社会现状一样, 正处于和谐发展进程的初级阶段。具体表现在立法尚不完善, 行政机关滥用权力时有发生等方面。这些不和谐的因素, 严重阻碍了我国法治的发展进程。

在构建和谐法治时, 要坚持把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紧密结合起来, 实现民主制度化, 制度法律化, 从而保证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 依照宪法和法律, 积极地参与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事业中来, 促使国家各项事业的运行都依法进行, 从而实现相关主体利益关系达到和谐的法治状态。为此, 要不断完善法律;将法律的权威置于政府权威之上;建立司法评议制度, 使行政机关滥用职权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得以救济。

一、完善立法, 立法是发展中国法治的基本前提和首要任务

社会主义法治不仅要求细化立法程序, 规范立法行为, 还要求提高立法质量, 制定具有普遍性和稳定性的法律。

法治所要求的法律的普遍性具有两层意思。第一, 规范的制定要有一般性。就是说, 法律规范要比特定的案件或细节一般或者宽泛, 能够包罗涵盖后者, 不能一事一法, 一事一例, 更不能因事立法, 因人设例。在规则规范的领域范围内, 规则表述的抽象程度与规则调整的普遍性程度是成正比的。古罗马法之所以能够征服世界, 与古罗马法学家们创造的用抽象的概念表述人类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技术是分不开的。现代社会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和不断变化的万事万物, 对法律的一般性和抽象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二, 规范的适用要有一般性。这主要指平等主体适用的法律必须一致, 同样的情况适用的法律必须相同。“王子犯法, 与庶民同罪”的道理在中国古人那里说得很明白。如《管子》:“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 此谓为大治”, 《慎子》“骨肉可刑, 亲戚可灭, 至法不可缺也。”

同时, 法治要求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具有稳定性。法律的规范作用在于给行为提供明确的指引。因而法律的制定、修改和废止必须遵循严格缜密的程序, 防止立法者匆忙立法或轻率废止, 以使法律保持必要的稳定性, 避免频繁的变动。否则, 人们便难以了解某个时候法律是什么, 而且不能在法律的指导下做出长远的规划。频繁的改变法律一方面会破坏法律应有的确定性、可预期性和权威性, 另一方面则会造成社会的权势者通过法律侵害私人权利和公共利益, 对法治建设产生消极的影响。当然, 为了使法律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变革, 立法机关也应本着谨慎、严密的态度, 适时对法律进行废、改、立。

二、将法律的权威置于政府的权威之上, 依法行政

法律的权威性意味着在国家生活中法律应当有至上的效力和最高的权威, 国家机关的一切权力根源于法律, 必须依法行使。法治并非排除政府权威, 而是要求将政府权威置于法律的权威之下。作为一个与“人治”相对立的概念, “法治”就是为了通过法律制约政府权力, 而不是为了管制普通民众而提出来的。一般说来, 为了防止政府权力的滥用, 必须严格限定政府权力, 使政府行为与法律行为相一致。“徒法不足于自行”, 一般的、公开的、明确的和相对稳定的规则要通过政府来执行。否则, 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将无法保障, 整个社会将陷入“无政府”状态。问题在于, 政府机关及其官员在执行法律时, 时常通过特定的命令将弹性引入法律。一个维持交通、颁发驾驶执照的警察若任意妄为, 其行为虽然只涉及法律微小而短暂的部分, 也足以危害法治, 因为它使人们难以根据法律的规定来安排生活。因此, 政府机关的特定命令只能在强行法规则允许的范围内, 并且不得损害利益主体的合法利益。只有如此, 才能达到“无法律即无行政”的理想状态。

三、建立司法对政府行为的评议救济制度

当前, 行政人员滥用权力的现象仍然时有发生。建立司法对政府行为的评议制度, 使公民受侵害的权利得以救济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客观要求。

司法评议是指相关主体认为政府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时, 向法院提出审查该行政行为的申请, 法院在一定期限内对被正当申请的行政行为作出审查, 并依法做出撤销或维持原行政行为的决定的法律制度。司法评议的前提是司法独立。如果司法依附于法律以外的权威, 便不可能依靠司法来维护法律的统治。这里需要强调的是, 司法独立不仅仅是审判独立, 它包含一系列关于法官任命方法, 法官任期安全, 法官薪金标准以及其他服务条件的规则。这些规则可以保障法官免于外部压力, 独立于法律以外的一切权威, 自主地作出裁定。如果政府行为的合法性不能由独立的法院来验证, 就难以使政府机构的运作通过法律并置于法律之下。

从表面上看, 司法评议与行政救济都是对公民权利的救济方式, 但本质上却有很大的不同。司法评议的实质是法院经相关主体的申请, 通过司法程序审查政府及其他行政部门的行为, 以判定其是否合乎法律;而行政救济是国家为受到公共行政行政侵害的主体提供行政法上的补救的制度。司法评议的最大优点是可以对抽象的行政行为做出评议, 能够剔除恶法, 改善法治环境。另外, 司法评议还可以提高救济的效率, 革除行政管理混乱, 救济期限过长, 或者因“官官相护”而使公民权利不能得到有效维护的弊端。

只有实现利益主体权利与义务的和谐, 实现公权力和公权力的和谐, 实现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和谐, 实现私权利和私权利的和谐,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才会成为可能。要达到这四种关系的和谐, 促进和谐法治建设, 就必须将工作细化到制度构建和遵循的各个方面。构建和谐社会主义法治是一个系统的工程, 也是一个长期而又艰难的历程, 需要几代人的艰苦探索和努力。我们要坚持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化道路, 又要吸收人类法治文明的先进成果, 不断地更新观念, 加强立法, 完善司法, 推行依法行政和强化法律监督, 促进制度和谐, 争取早日建成法治国家。

摘要：汉语中的“法治”一词最早出现于先秦诸子文献。《管子.明法》中有“依法治国, 则举措而已”;《商君书.任法》中有“:任法而治国”;《韩非子.心度》中有“:治民无常, 唯以法治”。在此类文献中, 法治无一例外地指的是一种治国方略或社会调控方式。当前我国的基本国策, “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也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法治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