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社会建设

法制社会建设（精选十篇）

法制社会建设 篇1

关键词：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法制创新

以武汉为中心, 辐射黄石、鄂州、孝感等8个周边城市的武汉城市圈获批国家“两型社会”改革试验区, 为武汉率先实现在中部崛起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2008年7月, 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杨松在武汉市“两型社会”建设专题研讨班上指出:“两型社会”建设最核心问题是制度创新。建设“两型社会”的战略决策必须高度重视和深入开展法制建设, 充分发挥法制创新在引导、促进、保障“两型社会”建设方面的重要作用。2009年10月1日, 《武汉城市圈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促进条例》正式施行, 标志着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中的法制创新取得了显著进展。

法制创新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法制化的重要路径, 是指依据社会变迁和经济文化发展的客观情况, 以规范调整新的社会关系为目标, 对现行法律体系进行调整、补充和完善, 促进法制的革新与发展。作为一个全新的发展理念, 构建“两型社会”价值体系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实行制度创新。法制之所以需要创新, 原因在于传统的法律制度片面强调对当代人类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 却忽略了当代人类与未来人类之间代际利益的平衡;既没有将资源环境法制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加以重视, 也没有实现人类社会发展延续与自然环境承载力之间的有机契合。在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中, 法制创新能够克服传统法律制度的弊端, 保障政府有关“两型社会”建设的各项规划、政策得以顺利实施;能够充分整合各类社会资源, 实现环境治理的最优化;能够满足人类对于可持续发展的权利诉求, 进而实现代际利益的平衡;能够有效制裁环境资源违法行为, 维护社会发展的正常秩序, 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本文拟就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中的法制创新展开初步探讨。

一、法制视野中的“两型社会”

作为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国家生活中的重要体现, 在《“十一五”规划纲要》中, 首次以国家最高规划的形式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

●周昕向敏

社会”确定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战略目标。从二者之间的关系来看, “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一个紧密结合的整体, 二者相互关联, 不可分割。例如, 在环境执法实践中, 环境污染多数是因资源的不合理使用造成的;资源节约是环境保护的基础性工作, 资源利用率提高、废物减少的直接效果就是环境的改善。“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成, 也正意味着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实现。“资源节约型社会”强调节能、节水、节地、节材等, 侧重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而“环境友好型社会”侧重强调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因此, 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将环境保护法和资源保护法并列为可持续发展法制化的核心内容, 将环境法与资源保护法置于一个独立的法律体系内, 统称为环境资源法, 并逐渐将其发展成为与民商法、行政法并列的重要部门法。

尽管世界上不存在一种普适性可持续发展模式, 但将可持续发展纳入法制轨道, 通过法律来确认环境资源保护的重要地位, 调整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关系已被国际社会普遍认同。自从1972年世界环境发展大会明确提出“环境友好”的概念伊始, 国际上把法制作为保护环境资源的主要路径已经有十余年时间, 法制建设经历了从理论到实践、由纲领到法律规则的实质性跨越。从国外来看, 尽管没有明确提出“两型社会”的概念, 但涉及到创新法律制度、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学理研究与法治实践却呈现出积极的发展态势。美国学者Peter P.Rogers认为“可持续发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本身就是一项重要的公民权利, 其内容不仅包括公民对环境及自然资源永久享有的权利, 还应包括公民的子孙后代对环境资源需求的满足, 以及获得救济的权利。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第101条 (a) 明确提出“环境友好”的法律理念, 规定立法应“采取包括财政的、技术的支援在内的一切手段, 增进公共的福利, 协调人与自然的共存关系, 创造和维持现在和将来世纪能满足人们的社会的、经济的需求的环境。”1992年里约地球问题首脑会议上通过的《21世纪议程》要求各国“必须发展和执行综合的、有制裁力的和有效的法律和条例, 而这些法律和条例必须根据周密的社会、生态、经济和科学原则”。著名NGO组织“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在2001年发布的“21世纪宪章”中将“友好的环境与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社会”界定为“建立在不断发展、创新法制的基础上, 保障人类世世代代享有对自然资源充分、平等、合理利用的权利”的社会。《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也郑重承诺:在今后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重大行动中, 有关立法和法律法规的实施占重要地位。

二、法制创新在建设“两型社会”中的作用

在建设“两型社会”的进程中, 法制创新充分考虑了被传统法律边缘化的弱势群体的诉求, 它既不能游离于现行法律体系之外, 也不是通过改良立法技术创制出的某一种新的单行法律规范, 而是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规律, 对传统法律制度进行理念革新, 按照理性的思维对一国法律进行整体思考、模式创新与制度变迁的结果。

《“十一五”规划纲要》指出:“本规划提出的主体功能区划、保护生态环境、加强资源管理等要求, 主要通过健全法律法规、加大执法力度等法律手段, 并辅之以经济手段加以落实……应注重及时把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用法律、规章和制度的形式确立下来。”法制创新通过规范人的社会活动来影响人与自然的关系, 其调整对象是以人的行为为中介的社会关系, 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作为湖北省“两圈一带”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武汉城市圈各级政府高度重视法制创新, 取得了显著成绩, 有效推动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例如, 武汉市近年来先后出台了《湖泊保护条例》、《水土保持条例》、《城市节约用水条例》、《城市绿化条例》等十余部立法, 制定了《环境保护行政执法责任制实施方案》、《环境保护系统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办法》、《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办法》、《武汉市城市集中式地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规定》等一系列配套政策;黄石、孝感、仙桃等市分别制定了《建筑节能管理实施办法》、《流通环节食品管理办法》;2008年8月, 武汉城市圈所属九城市环保部门共同起草了《武汉城市圈环境保护合作框架协议》, 明确规定九城市统一制定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方案, 实现流域共保, 上下游共治。目前, 湖北省政府正在起草《湖北省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促进条例》, 该条例将充分体现中央赋予武汉城市圈的先行先试权, 从宏观上为“两型社会”建设提供法律指引, 为其他单行法的制定在立法原则、立法程序、立法技术等方面提供指导。在执法监督方面, 武汉城市圈所属九城市也开始积极探索联合环境执法试点和排污权交易工作, 并在梁子湖跨区域排污治理中初见成效。这些举措切实维护了公民权益, 保障了环境资源安全, 使得环境质量大幅提高。以空气质量为例, 据2010年5月湖北省环保厅发布的《2009年湖北省环境质量状况》显示, 2009年武汉城市圈中的鄂州、黄冈、咸宁、仙桃、潜江、天门等城市的空气质量符合国家二级标准;武汉、黄石、孝感等城市的空气质量符合国家三级标准, 其中鄂州、孝感、天门的空气质量优良率达到97%以上。据2010年4月武汉市环保局发布的《武汉市环境状况公报》显示, 该市空气质量优良率上升至82.5%, 达到10年来的最好水平。在节能减排领域, 2009年武汉市万元GDP能耗值下降率为4%以上, 65户重点企业万元产值能耗下降率为7%, 超额完成年度目标;单位GDP用水量较上年明显下降, 提前一年完成“十一五”污染减排目标。

然而, 由于长期受到“GDP才是根本, 环保要为发展让路”等错误观念影响, 加上政府、企业、公民的环境法律意识淡漠, 导致“两型社会”法制建设仍然存在着立法缺位、立法技术落后和执法不严、违法难究、监督乏力等弊端。据统计, 2009年武汉市中心城区生活在国家规定噪声标准值55分贝以内的人口数量仅占49.3%, 水质符合功能区类别的湖泊仅占27.1%, 水质为劣V类的湖泊占38.57%, 全市产生工业固体废物达1213万吨。据国家环保部对全国重点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结果显示, 2008年, 武汉市群众对城市环境的满意率仅为66%。从节能减排的三项主要指标:化学需氧量 (COD) 消减率、二氧化硫消减率、万元GDP能耗值来看, 2009年武汉市COD削减率为2.3%, 二氧化硫削减率为2.5%, 万元GDP能耗值为1.12;而同为“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示范区核心城市的长沙市2009年COD削减率为22.16%, 二氧化硫削减率为11.1%, 万元GDP能耗值仅为0.88。从武汉城市圈内其他城市来看, 黄石市、孝感市近年来频现非法开采矿山案件;鄂州电厂因污染物排放总量严重超标, 被国家环保部责令限期整改。据《2009年湖北省环境质量状况》显示, 孝感市平均等效A声级在60.6分贝, 声环境质量属中度污染;黄石市、鄂州市平均等效A声级范围在55.1至56.9分贝之间, 声环境质量为轻度污染。在环境执法领域, 由于制裁不力, 导致大量环境违法行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遏制和纠正。据2008年《武汉市地理信息蓝皮书》披露, 该市中心城区现有湖泊54个, 比20年前少了17个;湖泊总水面减少1083公顷, 其中非法填湖占46.7%;中心城区内5座自然山体被人工“铲平”。据2005年由国家环保总局和美国环保协会共同完成的《中国环境监察执法效能研究项目总报告》显示, 中国企业在环境污染方面违法与守法成本竟然相差46倍。这种企业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现象, 导致许多环境违法行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遏制。相比之下, 在1999年美国联邦环保署诉美国电力公司一案中, 对该公司火电厂造成环境污染的处罚高达46亿美元。由于存在立法缺位、执法不严、制裁乏力等弊端, 造成企业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 导致许多环境违法行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遏制。这些现象都昭示着我们:法制创新在构建“两型社会”的法治实践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只有实现创新, 才能克服现行法律体制的弊端, 为“两型社会”建设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具体而言, 法制创新在建设“两型社会”中的作用体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 法制创新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 能够正确指引“两型社会”建设的方向。法的引导作用是建立社会秩序必不可少的条件和手段, 是指以法律规范提供行为模式和价值预设, 指引人们作出一定行为或不作出一定行为, 引导各类主体朝着有利于立法目标的方向努力, 并为他们的行为提供预期。《“十一五”规划纲要》将建设“两型社会”确定为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重要内容和战略目标, 因此, 在立法工作中, 立法机关既要深刻领会中央精神, 又要认真研究如何贯彻好这一重大决策。例如, 餐饮企业的高能耗和废气扰民问题是长期以来困扰武汉城市圈各级政府的一大难题。我国《可再生能源法》第四条规定:“国家将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列为能源发展的优先领域, 通过制定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总量目标和采取相应措施, 推动可再生能源市场的建立和发展。”按照《可再生能源法》的指导思想, 武汉市出台了《武汉市饮食娱乐服务行业环境保护管理办法》, 明确规定对使用可再生能源的饮食娱乐企业予以税费减免, 这就明确表明政府将大力支持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这个领域将有光明的发展前景, 从而给企业家们吃了一颗“定心丸”, 引导他们在可再生能源产业放心投资。

其次, 法制创新具有科学的评价作用, 能够有效地规范和约束公民、社会组织和国家机关的行为, 为建设“两型社会”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法的评价作用是指法律作为人们对他人行为的评价标准所起的作用, 分为即专门评价和一般评价。前者是指经法律专门授权的国家机关、组织及其成员对他人的行为所作的评价, 如法院及其法官、行政机关及其行政人对人们行为所作的裁判或决定, 其特点是具有国家强制力、产生法律约束力, 因此又称为效力性的评价;后者是指普通主体以舆论的形式对他人行为所作的评价, 其特点是没有国家强制力和约束力, 是人们自发的行为, 因此又称为舆论性评价。将评价机制引入到法制创新中, 不仅能够提高“两型社会”建设的公众参与性, 还能有效针对环境资源立法进行矫正和调试, 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例如, 针对武汉市大量天然湖泊被填埋占用的现象, 该市《湖泊保护条例》和《环境影响评价实施办法》均明确规定了湖泊规划利用的听证制度, 要求对大面积天然湖泊的规划利用必须进行社会听证, 行政审批必须建立在广泛听取公众意见的基础上, 充分体现出“以人为本”的立法宗旨。

再次, 法制创新具有积极的保障和促进作用, 能够有力保障建设“两型社会”决策的有效实施。所谓保障作用, 是指法律对各类环境资源违法行为作出详尽的惩罚和制裁规定, 以排除与立法目标相悖的各种障碍, 最大限度地保护资源环境。法律责任是法的保障功能的最直接体现。现行环境法大多专章设立法律责任, 明确从事违法行为者必须承担的后果。所谓促进作用, 是指国家在法律中对重大政策和措施直接作出规定, 并保障其连续性和一贯性。例如, 《可再生能源法》第四章专门对可再生能源的推广与应用提出支持措施, 包括六项鼓励和扶持的具体政策, 这将对相关产业的发展产生巨大的鼓舞和推动作用。武汉城市圈内的黄石市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 该市除了在立法和执法工作中加大对非法开采矿山资源的惩治力度外, 还严格按照《可再生能源法》的规定, 出台地方立法, 积极引导小采石场实施技术改造, 由粗放型的矿山开采向矿业副产品深加工转型, 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第四, 法制创新具有社会整合作用, 能够积极促进各方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 形成建设“两型社会”的合力。不断的分化和整合是任何社会走向更高级阶段的必要步骤。法律是实现基本社会秩序、实行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 是实现社会合作的结构性要素。环境资源法制通过为国家权力保障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合法性根据而实现社会整合, 通过法律赋予保护环境资源以合法性, 旨在将国家权力纳入一定的制度轨道, 使之成为受多数社会成员拥护的合法管理和支配社会的力量而发挥社会整合功能, 从而为“两型社会”建设提供社会资源优化配置。武汉城市圈理念的提出本身就是建立在对湖北省域资源进行充分整合的基础上, 法制创新对于建构“两型社会”的社会整合作用尤为明显。例如, 武汉城市圈内的梁子湖位于鄂州、武汉、咸宁和黄石等四个城市“三不管”地带, 湖泊污染问题长期难以解决。在武汉城市圈环保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实施以后, 武汉城市圈所属的九个城市联合发布了环保合作宣言, 逐步建立了联合环境执法机制, 使得这一难题迎刃而解。2008年8月, 九城市环保部门负责人共同磋商, 起草了《武汉城市圈环境保护合作框架协议》, 明确提出制定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方案, 实现流域共保、上下游共治, 从源头上杜绝了“多头管理”和政府缺位现象, 充分实现了“1+8”城市圈立法资源的整合。

三、以法制创新为先导, 推进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体制机制创新

当前, 我国已基本形成了以《宪法》关于环境资源保护的规定为核心、以《环境保护法》为基础的“两型社会”建设法律体系框架, 武汉城市圈内各城市有关环境资源保护的地方立法也多达20余部。从总体上看, 这些立法对节约资源, 保护和改善环境质量, 促进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 由于长期以来受到重经济指标、轻环境保护的立法观念影响, 加上政府、企业、公民的环境法律意识淡漠, 法制建设仍然存在着立法缺位、立法技术落后和执法不严、监督乏力等缺陷。主要表现为:一是重实体规范、程序规范欠缺;二是重行政主导、公众参与有限;三是重立法数量、执法与司法功能偏差;四是不同部门和层次的环境立法缺乏统一规划协调;五是地方立法特色性不强, 可操作性较差;六是存在亟需填补的立法真空, 形成于体制转换与社会转型时期的不少法律规范内容已难以适应社会发展与环保新形势的需要。就法制调整效果而言, 虽然局部环境污染问题有所缓解, 区域性大规模的生态退化有所遏制, 但是跨域性的生态问题频繁出现 (如湖泊绿藻、江河断流、洪涝灾害、水土流失) , 污染城乡地区转移加剧、灾后生态恢复与重建困难等令人担忧, 还有环保体制直面市场化、遭遇入世后的国际因素, 均表明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面临着巨大压力。这预示着对生态系统的法律保护将上升为环境政策的基本导向, 推进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 必须坚持以法制创新为先导。

(一) 明确为“两型社会”建设服务的立法指导思想

将经济社会发展纳入法制轨道是世界上所有法治文明国家的共识。建设“两型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 要求我们增强环境资源保护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把思想统一到科学发展观上。只有坚定为“两型社会”服务的指导思想, 才能保持社会主义法制自身的生命力。但从目前来看, 并非所有的官员都树立起了环境法制意识。在立法和调研工作中, 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一些议论:GDP才是根本, 环境保护是要为发展让路的;不妨“先上 (经济发展) 车、后补 (环境保护) 票”;“先污染后治理”是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等。这种认识应当尽快转变, 真正把思想统一到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上。目前, 《武汉城市圈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促进条例》已由湖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09年7月31日通过。该《条例》明确规定湖北省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机关根据改革试验的需要, 适时制定、修改或者废止有关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武汉城市圈各级立法机关应严格按照《条例》的统一部署和要求, 结合实际, 建立健全、完善相应的立法组织机构和立法工作机制, 积极履行为“两型社会”改革试验保驾护航的各项立法职责。

(二) 加快环境资源配套立法, 使建设“两型社会”有法可依

立法是法制创新的先导。健全的环境资源法律体系是构建“两型社会”的重要长效机制, 这项工作应当实现“双结合”, 即环境资源立法与其他相关立法结合、法律与配套规范性文件结合。首先, 建设“两型社会”需要整个法律体系协调一致共同发挥作用, 不仅要研究制定好专门的环境资源法律, 而且要重视在其他法律中充分体现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要求。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十一五”立法规划, 当前武汉城市圈各级政府应重点研究、制定或修改的立法主要包括资源能源节约方面的立法, 特别是循环经济立法和节约能源立法;污染控制立法;生态环境保护立法等。此外, 还应对涉及大气污染、水污染、噪音污染、光污染和保护资源、节约能源的地方立法及时进行清理、修改和补充, 加大对环境行政执法的监督处罚力度。其次, 应进一步完善配套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工作。在每一部涉及到“两型社会”建设的立法中, 都有一定数量的授权性规范条款, 要求地方人大和政府制定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划、技术规范及相关标准等规范性文件。配套文件也具有规范性和强制性, 是完备的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 也是法律实施的一个环节。它们往往是适应环境保护实际工作的需要, 针对较为突出的、急速变化的环境问题制定的, 在弥补法律规定的局限性和解决急迫问题两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例如, 为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机动车排气污染问题, 武汉市环保局联合相关部门, 于2009年先后出台了《关于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审批监察监测三联动管理机制的实施办法》、《建设项目环保审批绿色通道制度》、《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办法》和《全市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等一系列配套政策, 确保了环境资源立法的顺利实施。当前, 全国各地正在进行发展循环经济地方立法的起草工作。武汉城市圈各级政府在起草法案的同时, 就应充分考虑配套规范性文件的研究制定工作, 包括制定有关废旧家电、电池回收处理, 石油、天然气节约以及建筑节能, 包装物和废旧轮胎回收等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的立法等。

(三) 改革创新, 建立环境资源监管执法的长效机制

徒法不足以自行。环境资源监管执法是确保“两型社会”法制建设有序开展的重要保障。首先, 应积极开展环境监管执法体制创新。要按照国家环保部机构改革的总体部署, 进一步完善武汉城市圈各级政府的环境监察管理体制, 逐步整合优化环境执法资源, 理顺环境执法监督层级权限与权力架构。其次, 应逐步实现环境执法稽查方式创新, 对区环保部门日常环境监管、环保专项行动、典型案件查处、群众举报办理等工作开展稽查, 解决行政不作为和行政乱作为等问题。再次, 应探索建立区域环境监管执法联动机制, 实行排污状况、环境监测等动态信息互通共享, 遏制发生跨区域、跨流域的污染事件, 逐步转移执法重心, 突出事前和事中执法监督, 变被动的末端执法为主动的全过程执法监督。第四, 还应大力推进环境监管执法手段创新。应积极摸索环境监管执法规律, 逐步实现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 提高环境保护工作水平。在加强行政执法的同时, 积极开展排污权交易, 探索排污权有偿使用;加强企业环境行为审查, 建立重点排污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 开展企业环境行为信用评价, 加强新闻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 促使企业履行环境保护等社会责任。例如, 武汉市环保局将“飞行监测”作为强化环境监管执法手段, 通过采取突击检查的方式, 实时掌握各排污企业排污状况, 严厉打击违法排污行为, 确保污染物治理设施正常运行、各项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2009年以来, 重点对30余家企业实施“飞行监测”, 取得监测数据百余个。此外, 武汉市环保局还在全国率先实现对重点企业排污口视频联网监控, 不断扩大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覆盖面, 较好地发挥了对排污企业的规范引导作用。

(四) 深入普法, 完善环保信息公开机制与公众参与机制

公民法治观念是衡量法治发达与否的重要标志。加强环境资源相关法律的宣传教育工作, 促进社会成员知法、守法, 是推进“两型社会”建设事业的又一项基础性工作。应深入开展以广大群众树立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意识为重点的宣传教育, 积极组织、正确引导, 在全社会形成人人关心、人人参与、人人支持“两型社会”建设的社会风气和良好习惯。武汉城市圈各级政府尤其是领导干部应坚持带头学法, 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为契机, 深刻领会可持续发展法制化的价值体系;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要求, 搞好环境资源信息公开, 在法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扩大人民群众参与的广度和深度, 通过建立网络信息公开平台, 逐步完善环境影响评价、排污收费等环保公示、听证制度, 让环境执法、环境监测工作接受社会全方位的监督, 使环境管理、环境监测服务更贴近群众。

参考文献

[1].王曦.美国环境法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2

[2].齐翔, 鄢祖海, 阮成发.武汉生活环境存在五大“软肋”.武汉晚报, 2010.4.14

[3].整治水污染宜用“重典”, 中美专家呼请“按日处罚”入法.经济观察报, 2007.9.24

[4].沈栖.提高环保违法的成本.上海法制报, 2007.12.26

[5].张文显.法理学.法律出版社, 2007

法制社会建设 篇2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陈涛

摘要：在介绍影响农村法制建设和创新主要因素基础上，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农村法制建设和创新的思路，以为新农村建设发展从法制建设和创新角度提供参考。

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国家将在已有的基础上，更加关注农村的建设、农民的利益、农业的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的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所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农村人口众多是我国的国情，只有发展好农村经济，让亿万农民过上宽裕的生活，才能保障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才能不断扩大内需和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然而，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仅仅是投入一些钱甚至是大把大把的钱，也很难建设一个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的新农村。因为，新农村之“新”，关键还在于通过新的法律与制度，把农村、农民、农业重新植入一个新的法律环境和制度中，并以法律与制度保障新农村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与发展动力。概而言之，新农村的建设还需要新一轮的法律改革和制度创新。分而言之，新农村的建设亟待考虑的是法律改革和制度创新的问题。

一、影响法制建设和创新的主要因素

（一）农村中文化素质差，道德水平低，法制观念薄弱。

长期以来，政府把大量的教育资金投入到城市，使农民从一出生就处于文化教育的劣势地位，而且农民文化生活单调、乏味、农村文化的真实写照可以一句话来表述，那就是“早上听鸡叫，白天听鸟叫，晚上听狗叫”。长期存在着的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难、收听收看广播电视难的突出问题，使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低下，虽然近年来，政府已加强对农村教育的投入，但是积重难返，难以扭转局面。现在大部分农民的法律意识还仅仅局限于“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一层次，对法律知识的掌握还停留在传统的遗留上。他们对于法律认识仅限于这样一些情况：（1）重权利轻义务。老百姓要么不懂法不学法，要学只看其中的权利条款，而忽略义务条款。（2）以案为法，规避法律。当邻里发生纠纷时，老百姓也知道去看一些法律书，但由于知识水平有限，一知半解，就只强调对自己有利的事实，不理睬别人的争辩或司法人员的解释，给司法调解增加了难度。（3）法不罚众的思想严重。在农村，由于这种法不罚众的思想，滋长了某些老百姓无理取闹的气焰。削弱了政府的威信，损害了政府的形象，老百姓一不满意就可能上访，围攻政府部门，提出许多不合理的要求，使得政府的正常工作无法进行，更谈不上依法治理了。（4）农民对哪些该通过行政手段解决，哪些该通过法律手段解决认识不清。

（5）不理解某些法律条款，认为这些法律不合情理。如在《山杠爷》这个电影中村支书被逮捕了，判10天行政拘留，村里人认为不合理、想不通，认为村支书是帮村民将蛮横的人治住了，使村里得到了安宁，维护了村里的正常生活秩序，但他们不知，村支书的行为构成了非法监禁。总之，在农村由于大多数老百姓的文化程度不高，整体素质普遍不高，就使得依“法”治理的农村显得单薄无力，甚至是束手无策，从而影响农村的法制建设和创新。

（二）法律法规不完备

在农村的依法行政中，有很多现实问题是法律没有规定的，难以做到依法行政。这种现象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法律依据不完备，使得农村许多事情依法办理显得不顺，不合常理。二是某些法律法规缺少相关配套的规定，具体操作难度大，法律权威难以树立，直接影响了执法质量，导致以行政命令替代法律的现象。另外，在农村的管理中，现在强调村民自治，由村民委员会和村民代表大会民主管理，凡事一事一议，有结论的老百姓一定要执行，但老百姓如果不执行，村民委员会就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但事实上法院不好执行，因为一事一议的决定是村民委员会这个自治组织作出的，法院执行无法律依据。所以，在农村的管理中，由于法制的不健全，就不能仅仅依靠法律来管理，不能全部依法行政，从而影响了农村的法制建设和创新。

（三）农村法治供给不能满足农村法治的需求

在农村，运用国家法律、法规解决各种纠纷的单位是人民法庭、派出所、司法所、法律服务所等，目前，农村老百姓遇到纠纷不愿找派出所、法庭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但关键是派出所、法庭等单位不是按村设置，距离乡（镇）法庭、派出所、司法所、法律服务所位置较远的村民发生了纠纷后，如果跑乡（镇）是不方便的，也跑不起。以基层司法所为例，目前全国乡（镇）司法所已达4万多个，工作人员9万多人，平均每年参与调解和指导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调解的民间纠纷达600多万起，安置帮教刑放人员30万人左右，出动20多万人参加综合治理专项行动。（〈〈人民日报〉〉2005.9.7）尽管如此，由于经费、人才等方面的限制，上述基层部门解决纠纷的能力、水平有限，许多实际问题难以解决。司法调解员的调解无法满足广大农民的法律要求。律师，在今天的大中城市已不再稀缺，但在广大农村和城市的边缘地区，则难以看见律师。我国实施法律援助制度近十年，成绩斐然，法律援助专职人员1万多名，据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统计，2003年全国共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近17万件。可以说，法律援助工作已步入良性轨道。但是，受援助的17万件案件主要集中在城市，农村并没有法律援助中心。也许有人会说，每个县城都有律师事务所和法律援助中心，但尽管如此，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律师对涉农案件感兴趣。从而影响了农村的法制建设和创新。

（四）农村法制宣传教育缺乏连续性

农村人口居住分散，并且外出务工人员多，集中普法较难，法制宣传教育工作陷入困境，普法工作难以深入开展，不少群众对近几年颁布的新法律、新法规一无所知（如我在我镇几个村进行调查时发现，有相当多的老百姓对〈〈行政许可法〉〉不知道）。特别是农民工不懂得如何依法维权，也有的农民缺乏法律观念和法律知识，对外界不良因素缺乏识别能力，自觉不自觉地误入歧途，坠入犯罪深渊，这些都影响了农村的法制建设和创新。

（五）农村基层干部的法律意识淡薄

主要表现为：一是个人意志大于法。目前在乡（镇）还普遍存在这种观点：一把手是绝对真理，二把手是相对真理，三把手和老百姓是无真理。权大于法的现象十分严重。二是“愚民政策”，不告诉老百姓有关法律规定的具体内容，个人说了算，这样在操作过程中就有了很大的弹性和自由度，老百姓也就不能监督其行为是否合法还是违法，从而影响了农村的法制建设和创新。

二、农村法制建设和创新的思路

（一）大力加强对农民的教育

农民是新农村建设和构建良好农村法治秩序的主体，农民的文化素质、思想道德水平直接决定着农村法制建设和创新的成败，所以，加强对农民的教育，提高农民素质是农村法制建设和创新的前提条件和首要环节。为此，首先国家应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资力度，消除城乡教育的剪刀差，促进农村教育的高效运作。其次，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

水平。我国农村仍处于“法治秩序”与“礼治秩序”、“德治秩序”、“守法秩序”等交错并存的“多元混合秩序”的格局，道德仍是维护农村社会秩序，构建农村法治秩序的重要一环。农村中的纠纷多是一些生活琐事，没有及时、正确的引导和解决，引起矛盾激化，酿成大祸。对于这些问题，最重要的是应以道德教化为主，通过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水平，使人们彼此互相信任和相互关爱，有利于化干戈为玉帛，实现农村社会的稳定和谐。最后，进一步加强对广大农民的法制宣传和法制培训。在进行宣传的方法上应走出一条新路，不应该局限于简单利用广播、电视等工具蜻蜓点水式的宣传，而应拓展深度，加强乡村本土法律人才的培养，以弥补农村法律供给不足的缺陷。农村各级党委、政府应针对对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对许多问题认识不清，思想混乱的现状，利用电大培训、下派工作队、举办农民夜校、集市宣讲队等活动，对农民进行政治、法律、科技、道德、文化、政策等方面的教育，一方面重点引导农民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提高觉悟，明确义务，另一方面重点解决农民的小生产、封建论理、生育、法制观念和偏激认识，正确处理自身面对的诸多矛盾，努力使其保持积极的劳动热情和良好的精神状态。

（二）继续加强对基层干部的法制教育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快，全社会包括广大农村都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广大基层干部就是老百姓眼中的党和国家的代言人。如果广大基层干部不踏踏实实学习各种法律法规、特别是不认真学习新出台或新修改过的与广大农民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仍然将组织的要求当耳边风，将发下的法律法规资料束之高阁，那么在工作中肯定是要碰钉子、出问题的。因此，各级领导特别是乡镇的基层领导，应身体力行，尊重法律，自觉维护法律的权威。首先，领导在做出决策、安排工作时，必须不折不扣的执行法律。不管哪一级的文件规定都不能超越法律之上，任何“为了当地的发展，为了地方利益”而损害法律权威的做法都是不可行的。其次，由于行政手段带有临时行、片面行和倾向性的弱点，所以应该由司法机关来处理，党委、政府不能代劳，使农民在榜样中形成法律的良好意识。

（三）改变农村法治供销不足的现状

在农村多设简易法庭，流动法庭或巡回法庭，把法律服务送到农民家门口，农民一旦感到打官司很方便，成本又低，就有助于形成用诉讼来解决纠纷的观念。另外，加强法律援助工作是农村法制建设和创新的重要举措。应认真贯彻落实法律援助制度，做到“尽助应助”。法律援助不是对贫困人口的恩赐，而是每个公民应享有的权利，各级政府应当从立法、管理、组织建设和经费保障等方面完善、充实农村法律援助制度，明确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法律援助事项范围，将法律援助所需的经费列入政府的财政预算，充分发挥乡司法所、法律服务所的作用，使法律援助制度在广阔的农村大地上生根、扎根。

（四）积极稳妥地改革现行的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

长期以来城乡户籍制度有着严格限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应改变这一制度，促使“农民”向“全权公民”的转化。从名义上看，农民当然也是公民，但相对于城镇公民来说，农民却属于“权利受限”的公民。因此，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充分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

（五）出台农民工权益保障法。以强化对这个群体的特殊保护。

（六）完善相关法律，保障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数量与供给质量。

在当前的农村，公共产品非常匮乏，举凡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水利设施、公共治安、交通道路、污染防治、文化生活等方面，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无法满足农村社会公众的实际需要。因此，应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来给以保障。

（七）通过法律改革农村的医疗体制

近年来，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比较常见，国家有必要出台相关法律法规，通过一系列的奖励机制，比如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鼓励社会各界投资农村医疗。

（八）完善村民自治的相关法律制度，进一步保障村民自治的有效落实。通过制度上的创新与完善，助推农村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

总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只有认真落实和搞好法制建设与创新，才能从法律上得到强有力的保障，才是全面的完整的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参考文献：

[1]李昌麒，《中国农村法治发展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61期。

[2]何平，农村和谐社会的法治之维。安徽警官学院学报，2006年03期。

[3]胡莉芸，朱德莉，《试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法治建设》。《经济研究导刊》2009年01期。

法制社会建设 篇3

1.制定和完善法律制度，强化法律保障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前提

有法可依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前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依法进行，把保障农民利益的相关制度用法的形式确定下来，是依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然要求。尽管宪法和法律对公民的权利和利益作了许多规定，但是在具体的法律制度方面，尤其是涉及农民切身利益法律制度方面还需大力加强。我国农业法最近的一次修改是在2002年，但是2004年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农业、保护农业的政策的基本方针已经发生了变化，最近，温家宝总理又提出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要求，根据近三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我认为应该进一步完善我国农业立法。首先，要完善我国农业投资法律制度，明确确立各级人民政府在农业投资方面的责任权限，以及农业投资每一年占财政收入的比例、投资的预算、投资的程序和投资的监督问题。要按照世贸组织农业规则的有关规定，建立我国农业补贴方面的制度，依法支持农业生产。在世界上基本上每一个发达国家都有一些详尽的关于农业补贴方面的规定，WTO的规则在这方面也有相应的规定，就我国来看，我们在近几年已经搞了三种农业补贴了，一种是关于种粮补贴，第二种是粮种补贴，第三种是购置农机具的补贴。但这些补贴仅仅体现在国家政策的层面上，为了防止政策在贯彻执行过程中的随意性，应该将其上升为法律层面，加紧制定我国对农业补贴方面的法律法规，明确界定國家农业补贴的范围、程序和标准，以及对农业补贴的监督等内容。比如说在2002年美国在农业安全和农村投资法中规定了三种补贴方式，一种是直接投入、直接支持；第二种是反周期农业补贴，主要是从价值方面的补贴；第三种是信贷方面的补贴制度。其次，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农民的生产经营、文化卫生、教育科技的建设都需要一个好的法制环境。比如在村庄规划、村庄建设方面，也应当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如陕西省人大在2005年11月通过了陕西省农村村庄规划建设条例，这在全国是第一家，今年3月该条例正式实施，这对新农村建设提供了依据。相信在条例实施后，对陕西的农村规划工作会有一个很好的推进。第三，要坚持依法建制、以制治村、健全完善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把农村财务、土地承包、村办企业、计划生育、社会治安、宅基地划分等农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务全部纳入依法管理的轨道。

2. 加强农村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农民法律意识是依法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基础

由于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广大农民甚至一些基层干部的法律知识匮乏、法律意识淡薄、法律觉悟偏低，农村存在着许多问题，一些地方的盗窃、抢劫、杀人、放火、伤害等刑事案件比较突出，不安定的因素仍然存在，由土地承包、园林承包、农民负担、村委会直选，以及婚恋、家庭、债务、宅基地纠纷等引发的人民内部矛盾时有发生，邪教、非法宗教活动也不容忽视，已经成为制约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稳步推进的瓶颈。加强法制宣传，提高农民法制意识已经成为我们面临的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

党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农村法制建设，深入开展农村普法教育，增强农民的法制观念，提高农民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自觉性”。将农村普法教育作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措施加以提出，为深入开展农村普法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首先要抓好村级干部的法制教育。通过举办村两委干部四化建设培训班等各种形式，有组织地开展学习教育活动，以有效增强村级干部队伍的法制意识，提高民主管理和依法办事的水平。其次，要着力营造广大群众学法、用法的浓厚氛围，按照与阶段性中心工作相结合，与专项工作相结合、与村民的生产生活需要相结合的原则，采取村民夜校、集体咨询、征订普法教材，开展法律知识竞赛，联户组织送法上门、电视、广播专栏以案说法等灵活形式，有计划、有重点、有目标地开展群众性法制宣传教育，使广大群众在学法中守法用法护法。第三，有针对性的加大农村普法工作力度，充分运用现代传媒、农村法制夜校，“148”法律服务专线、法制文艺等形式进行普法宣传使广大群众学会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3. 加强法制建设，是化解各种矛盾，推动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保障

如前述，农村存在的各种问题和矛盾，已经成为制约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瓶颈之一。这些问题处理不好，会严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进而影响到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大局。这些矛盾和问题的解决依赖于政策和法律，依赖于行政的手段和法律的手段，其中最根本的是法律手段。

首先，法律具有指导作用，明确人们的权利和义务，让人们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怎样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可以从根本上减少矛盾。其次，与政策相比，法律更公平、更稳定。与行政手段相比，法律是个更客观、更公正的裁判手段。古罗马有一句名言，法律是关于善良和公正的艺术。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基于宪法的有关原则，依法裁判，不仅能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违法者的权利也能得到尊重。更能体现人权原则，更易被人们所接受。第三，强有力的农村基层组织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组织保证，是解决新农村建设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行有效领导的坚强保证。在我国9亿人口的农村，采取有效的措施，切实加强以村民自治为基本内容的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全面促进农村的改革发展和稳定，是党的执政方式的重要体现，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新时期农村的最好形式，它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有利于实施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有利于处理和协调农村各种利益关系，解决农村矛盾，保持农村社会稳定。

法制社会建设 篇4

一、改善民生:社会建设的的重点

社会建设内容广阔, 包括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各个方面, 而以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为重点, 即使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多地惠及民生, 尤其是教育、医疗、就业、收入分配、住宅、社会保障等。十七大报告专门以“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为专题对社会建设进行了论述, 凸显了社会建设的重点。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加强社会建设, 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2]党和政府按照公正原则对一系列社会建设问题进行规划和设计, 促进有关民生政策的制定和完善。在改善民生中更加注重理顺收入分配关系, 注重收入分配公平。党的十六大以来, 党和政府改革收入分配制度, 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建立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收入分配体制是至关重要的。收入分配关系到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关系到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党对于如何处理效率与公平的问题一直非常重视, 并且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进行了认真探索, 作出了一系列政策规定。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并明确提出要缩小城乡、区域差距, 建立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 全面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党的十七大在总结十六大以来党关于收入分配理论的基础上, 进一步明确了收入分配要切实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尤其是再分配中要更加注重公平。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的重要思想。这是社会建设的重要目标, 也是和谐社会的主要特征。

二、优化社会结构, 建构和谐社会关系

党的十六大以来, 尤其是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来, 党关于建设和谐社会关系的努力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在各种社会关系上, 促进各阶级、各阶层关系和谐。社会和谐的实质是各阶级、各阶层之间的和谐。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充满活力的社会, 也是团结和睦的社会, 必须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 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 巩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 巩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3]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 要“壮大爱国统一战线,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 对于增进团结、凝聚力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鼓励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4]十大八报告再次强调, “统一战线是凝聚各方面力量, 促进党政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 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的重要法宝。”[5]二是在收入分配上, 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党的十六大提出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问题, 这是针对不同阶层的收入问题而确定的重要举措。十七大提出建立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 缩小收入差距, 控制高收入群体, 中等收入群体占大多数, 提高低收入者收入, 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 将其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之一。十八大提出使人民收入同经济发展同步增长的重要论断。三是在地区差别上, 提出以地区协调发展促进和谐。为建构和谐社会关系, 党中央还提出了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战略。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党中央坚持统筹兼顾、合理规划、发挥优势、落实政策, 对区域协调发展不断作出新的部署。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进一步规划了我国区域发展的总体战略, 要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 促进中部地区崛起, 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 形成合理的区域发展格局, 并从各地区实际出发, 按照发挥比较优势、加强薄弱环节、促进协调发展的要求, 明确了各区域的发展导向和总体思路, 强调从健全区域协调互动机制、明确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促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三个方面抓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落实。

三、创新社会管理, 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

社会管理是通过社会整合, 完善社会功能, 实现社会良性运转和协调发展的过程。在现代社会, 实施社会管理的主体主要有三个:政府的行政管理、企业的经营管理和社会组织的自治管理。三者互为补充、互相依赖、相辅相成, 共同履行管理社会的职能, 促进社会的和谐。长期以来,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 在“单位制”社会的管理体制中, 政府行政管理渗透并控制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企业的经营管理逐渐被社会认同。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 随着社会日益分化和流动速度的加快, 迫切需要对社会成员和社会群体进行有效整合, 以理性、合法的方式, 反映并满足他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多方面的需求, 实现社会需要的组织化。

党的十七大报告在总结过去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工作经验的基础上, 以“完善社会管理, 维护社会安定团结”为题, 对完善社会管理的重要性及具体内涵进行了阐释, 为当前和今后完善社会管理指明了方向。报告指出:“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 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6]党的十八大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上, 重申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性。报告指出, “提高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水平, 必须加强社会管理法律、体制机制、能力、人才队伍和信息化建设。”党的十八大报告关于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论述是我们当前完善社会管理,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指导方针。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设立专篇, 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作出了整体部署和具体安排。

党的十六大以来, 党在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 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阶段性特征的要求, 着眼于新的实践, 积极推进党的理论创新, 把社会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 把社会管理放在社会建设突出的位置上, 在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理论和实践方面不断探索, 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进行了新的理论探索和理论概括, 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这些新思想、新论断是在继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社会建设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创新而来的, 是对社会建设进行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 是十六大以来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 2005-06-27.

[2]本书编写组.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36.

[3]本书编写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学习导读[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6:18.

法制社会建设 篇5

一、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是新时期当好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排头兵，建设幸福广东的重大历史使命

(一)加强社会建设，是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基础的根本要求。

从当今世界发展趋势看，经济发展的水平越高，社会建设的要求就越高，社会管理就越复杂。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就敏锐地指出：“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现在看，发展起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这一精辟论断在今天仍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我们面临的社会挑战甚至比30年前更多。最近，北非和中东发生的社会动荡令人深思。这些发生社会动荡的国家，并不是经济穷国，相反，这些国家都相对比较富裕，之所以出现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一个重要原因是民生问题和社会分配不公问题相当突出，群众的社会诉求得不到及时化解。可见，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后，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呈现多样化、复杂化，社会政治参与、个人价值追求、精神生活需求等将会更加迫切。可以 1 说，当今时代的社会建设任务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要艰巨复杂，推动起来需要更加高超的智慧和勇气。

(二)加强社会建设，是引领社会转型、化解社会突出矛盾的迫切要求。

从国际经验看，两条道路两种结果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在上世纪80年代，不同的国家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之后，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东亚的新加坡、韩国，既重视产业转型升级，更注重社会变革与建设，形成了中等收入人群占绝大多数的“橄榄型”社会结构，跨入了现代化国家的行列；而拉美一些国家既不重视产业转型升级，更不重视社会的建设与治理，社会结构呈现低收入人群占绝大多数的“金字塔型”，引发众多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导致政局动荡，经济发展长期停滞不前。这些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启示我们：没有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社会结构的优化调整就失去了基础；没有社会结构的优化调整，经济发展也难以持续。

(三)加强社会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幸福广东的必然要求。

社会建设与幸福广东相伴相生，与民生福祉如影相随，她们是一对“孪生姐妹”。如果把幸福比作一朵花儿，社会建设就是创造花儿生长的环境和条件。加强社会建设，就是要建设好社会软环境，提供适宜的阳光、空气、土壤，让幸福的花儿自由绽放。毫无疑问，社会建设必将在实现幸福广 东的过程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不加强社会建设，建设幸福广东也就失去了支撑和保障，成为好看但又难以企及的海市蜃楼。

二、明确要求、突出重点，全面扎实推进社会建设和管理创新

(一)坚持解放思想，切实转变观念，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社会建设中的主体作用。

我们的思维观念要从过去“依靠群众打天下”向现在“依靠群众治天下”转变，从过去“对社会管理控制”向现在“为社会和群众服务”转变，党委、政府对社会建设要从过去的“撑船”向现在的“掌舵”转变。

社会建设是面向社会的，社会建设搞好了，人民群众是受益者；社会建设搞不好，人民群众就是受害者。

政府要广泛听取和采纳民意，做到科学决策，特别要重视协调好“官意”和“民意”，使两者一致起来，避免用“官意”代替“民意”，造成政府花了钱办了事还得不到群众认可、买不到一个“好”的情况。

要高度重视基层群众话语权，更多地倾听来自基层的“沉没的声音”，而不能把民主变成少数精英的事情。要进一步发挥我省干部和群众双方都具有较好的民主素养的优势，在不断提高公众民主素养的过程中，加强社会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二)大胆改革探索，创新体制机制，不断提高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水平。

要推动“万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该放的权一定要创造条件，逐步下放，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将原来由政府承担的社会管理和服务的一些职能转为由社会组织或其他机构承担。这需要一个过程，但必须明确这是一个方向。否则，经济总量愈来愈大，社会问题越来越多；作为上层建筑的政府，服务和管理方式不改革，将不堪重负，难以承受。

要做好社会管理创新的制度设计，建立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体制机制。上世纪80年代，一些拉美国家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大量农民涌入城市，但是在如何提升城市化管理水平上却缺乏科学的制度设计，造成城市贫民急剧增加，“城市病”日益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阻碍了经济发展。所以说，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在创新社会管理的制度设计和体制机制上下功夫。

(三)大力加强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使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要搞好“基本民生”，加快建立人人可及的基本公共服务。要保障“底线民生”，更加关心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要关注“热点民生”，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

民生事业永无止境，需要长时间的不懈努力。我们不努力不行，但急于求成更不行。要注重建设可持续的民生，切忌“任期制民生”，搞政绩工程；更要防止“吊高胃口乱许诺”、“轰轰烈烈胡乱上”的倾向，造成“寅吃卯粮”、债台高筑，把好事办成坏事。因此，各级领导干部要有“功成不必在我任期”的理念和境界，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多干打基础、利长远的事情，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四)强化城乡社区服务功能，夯实和谐社会基层基础。

社会管理和服务的重心在基层，社会稳定的根基也在基层。历史反复证明，谁掌握了基层，谁就掌握了执政话语权。

要适应我省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大量农民变成市民的需要，加快推进农村社区化建设，把城市社区的各种服务设施和服务功能延伸到广大农村。珠三角地区农村和粤东西北地区的城乡结合部要大力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其他农村地区要因地制宜、创造条件加快农村社区建设。

(五)大力加强思想道德文化建设和法制建设，为社会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管仲说过，“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习故能谐”，意思是以道德去教化民众，才能使民众和睦、合作，然后变成民众日常 相处的习惯，慢慢就成为和谐的社会。这说明了道德教化在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前段时间，我推荐大家阅读《幸福的方法》这本书，书里提出“真正的持续的幸福，需要我们为了一个有意义的目标快乐地努力与奋斗。幸福不是拼命爬到山顶，也不是在山下瞎转。幸福是向山顶攀登过程中的种种经历和感受。”这说明，对幸福的追求应当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需要与可能的统一，目的与过程的统一。我们建设幸福广东，一方面要大力改善民生，为人民群众提供幸福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也要建立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幸福文化，培育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良好社会心态。鼓励知足常乐，不是说不再需要努力进取，而是希望社会中每一个人在进取中确立合理的“幸福期望值”，保持一份淡然的心境，在知足和平静中快乐工作、幸福生活，而不是在盲目攀比的浮躁和焦虑中迷失方向。另外，还要重视社会转型期的心理健康问题，加强人文关怀，注重心理疏导。

三、深刻认识社会建设的内在规律，把握和处理好几个重大关系

(一)处理好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的关系。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不是对立的，而是内在统一、相辅相成的关系。当前，我们的一些干部对社会建设的认识还有偏差。有些干部错误地认为，搞经济建设是挣钱的，搞社会建设是花钱的，多做 一点挣钱的事，少做一点花钱的事，表面上看好像是很好的“发展观”。其实他们没有认识到，如果社会矛盾和群众的社会诉求得不到有效解决，社会就会出问题，不做一些花钱的事，挣钱的事也干不下去！

(二)处理好继承借鉴与创新发展的关系。要善于继承中华民族历史上社会治理的优良传统。比如，我国各个朝代都十分倚重道德教化在规范社会秩序中的重要作用。还有，我国古代基层乡村自治机制，县以下没有行政机关，主要靠乡绅、里甲自治，大多数社会矛盾在民间得到化解，在基层社会管理中发挥了有效作用。对于这些，我们要善于扬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

(三)处理好统筹兼顾与重点突破的关系。科学有效的工作方法是既要统筹兼顾，又要重点突破，二者有机统一，不可偏废。当前，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在区域上珠三角地区和粤东西北地区差距较大；城乡差距也不小，最发达的城市和最贫穷的乡村并存。面对这一现实问题，统筹兼顾对于我省社会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

(四)处理好明确方向与探索实践的关系。我们要干成一项事业，明确方向是前提，但更为重要的是，按照正确的方向进行探索实践。只有把两者有机统一起来，我们的事业才能取得成功。

在社会建设领域，凡是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有利于增进人民福祉的探索，我们都要大力支持，鼓励大胆实践。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社会建设更加实事求是，更加符合规律性，更加体现以人为本，走出一条具有广东特色的社会建设新路子。

四、加强领导、真抓实干，努力开创社会建设新局面

第一，要加强组织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政治方向。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党委、政府“一把手”是社会建设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落实责任，加强统筹协调，制定社会建设的战略规划，花更大的力气，下更大的功夫，抓好社会建设工作。

一个只懂经济建设，不懂社会建设的领导，是不能谋全局的领导，是“跛脚”的领导，既跑不快，也走不远，甚至还可能会“栽跟斗”。今后，我们既要选拔善于搞经济建设的干部，又要注意选拔善于搞社会建设的干部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

第二，要加强能力建设。社会工作人才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医生”，是社会建设的“工程师”，在社会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他们要高看一眼，厚爱三分。要加大对社会工作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力度，造就一支结构合理、服务民生、社会认同、与社会建设需要相适应的社会工作人 才队伍。要完善社会工作人才相关政策，健全职业规范，拓宽服务领域，改善工作条件，提高工作待遇，形成优秀人才安心基层、服务基层、成长在基层的机制和氛围。

第三，要加大投入力度。各级政府安排财政支出时，特别要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基层的社会建设转移支付力度，确保其社会建设的基本财力需要。

法制社会建设 篇6

相对意义上来说，中国并不是一个“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近年来资源巨量消耗的加剧已经成为限制中国经济继续发展的“瓶颈”，与资源的无节制攫取连带产生的是环境所遭受的重大破坏。可以说，资源与环境成为当下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无法绕开的命脉性课题。

自“长株潭”城市群获准成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后，湖南省人大常委会随即制定了《湖南省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规划条例》和《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保障和促进长株潭城市群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配套改革试验区工作的决定》等。湖南关于 “两型社会”建设的地方性法规或地方政府规章，形成以“长株潭经济共同体”、“ 资源节约型社会”与“环境友好型社会”——一体两翼的“法治湖南模式”。

在当今时代，任何一个国家、地区要想谋求经济的快速发展，都必须主动地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从中汲取经济增长的动力。长株潭城市群建设“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既有湖南省政府的统一领导，又凸显了各市、区、县政府的主动性与相对独立性，正是为此种新型行政管理体制和法制协调机制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将来湖南还可以构造出一种综合性的法制协调机制，譬如：省人民政府负责与中央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建立合作机制，协调处理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的重大改革事项；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中的跨市行政区域事项由长沙市、株洲市和湘潭市三市行政首长协调会议和部门负责人专题会议协商解决，行政立法当然可以涵盖于内。

近年来湖南省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相关立法，其法制模式正在形成如下特色：其一，统一开放、运行规范、诚信公平、竞争有序的人力资源市场正在形成，高级人才双向聘任、人才资质互认等制度之完善，城乡统一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之发展，都在促进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其二，以工业园区为依托促进“循环经济模式”的形成，尤其是需要建立有效的水资源循环利用机制，对工业用水可以采取单位独立进行废水无害化处理和循环利用。其三，各级政府还可以采取积极措施，开展绿色机关建设，做好政府机构办公设施和设备节能工作，合理配置并高效利用办公设施和设备；使用财政性资金进行采购的，应当优先采购或者强制采购环境和节能标志产品；等等。

法制社会建设 篇7

一、高占位, 树立服务社会、引领社会的社会责任理念

大学必须服务社会和引领社会, 这是大学的社会责任。大学能够服务社会的, 首先是培养合格人才。人才质量就是服务质量, 就是社会责任心的水平。河北传媒学院将培养目标定位为:为生产、管理、服务“第一线”的岗位培养能敬业、有专业、有专能的合格人才。几年来, 学院的毕业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其次是优秀教学成果对社会的服务。在艺术类专业的教学中, 学院坚持主旋律, 鼓励师生创作贴近社会生活的作品。经过逐年积累, 学院已经有了一批歌颂改革开放、歌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歌颂文明和谐社会的声乐、舞蹈、小品、短剧以及摄影、美术作品, 并坚持把这些作品推向社会, 为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三是对社会文明的引领。大学是社会文明的创造者和守卫者。大学所创造的文明成果, 推之于社会, 形成社会文明。如我国近代的北京大学所倡导的“爱国、科学、民主、进步”, 就对开启中国近代文明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大学的教师则以“内圣”自守, 独善其身。所以, 以自身创造和拙守的文明引领社会文明, 是大学的社会责任, 也是大学服务社会的一种特殊形式。学院坚持把校园建设成“文明净土”, 为社会做出榜样, 要求师生能够以文明举止示范社会。为此, 学院领导率先垂范, 向全院承诺, 坚持校务公开, 廉洁奉公, 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 鼓励师生员工参与管理, 行使监督、批评、建议、举报、申诉等权力;要求教师以国家的法律法规和职业道德、社会公德为依据, 遵守共同制定的教师文明公约;学院组织学生实行文明自律, 编写了“除陋习、树新风”新三字经, 在学生中广为流传, 收到较好实效。

二、创新教学模式, 以优秀的特殊内涵建设最优社会组织

改革教学、创新教学模式, 是大学这个社会组织的特殊内涵。我们认为, 从目前大学教学改革的现状看, 教学内容的改革比较容易, 进展也快。相比之下, 教学模式改革却相当难, 进展也慢。现有的教学模式, 通过师生之间的代代相传, 已经成为“习惯”和“传统”。要打破它, 必须引入先进的教学理念。而从一所大学作为一个社会组织的角度看, 其应该有自己的“标识”, 这种标识是这所大学历史上积累起来的特质、优势、独有风貌, 也就是办学特色。办学特色是一所大学能够立足于大学之林的依据。学院办学历史短, 缺乏历史积淀, 还没有形成自身稳定、持久的特色。但是, 如果明白了办学特色的意义, 就可以自觉地发掘、总结自己的亮点, 经过十几年、几十年的持续积淀, 使“才露尖尖角”的“小荷”逐渐鲜明起来、亮丽起来, 最终成为自己的办学特色。据此, 学院把重视实践教学作为改革教学模式的切入点。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 学院提出了教学模式改革的两个思路:一是校内教学在加强基本功训练的基础上, 以作品的创作和再创作为纽带组织教学, 通过作品把需要学习的知识连接起来;二是“把学生推到舞台上, 把舞台搭在社会上, 让学生德艺双修, 在为社会的服务中学习”。这两个改革思路对学生的影响很大, 使学生进一步明确了学习的意义, 提高了自主学习的积极性。音乐舞蹈系是这一改革的先行者, 而且成果突出, 他们以此为题申报并获得了河北省优秀教学成果奖。学院选择上述两点思路出发转变教学模式, 几年来, 学院的办学不仅符合学院实际, 而且富有时代气息, 在办学上取得了成功, 为学院成为最优社会组织奠定了基础。

三、更新教师观念, 培养最优“组织人”

建设最优社会组织首先要培养最优“组织人”。教师 (含教师和教育工作者) 是实施教育的主导力量。民办院校的师资队伍从总体上说存在总量少、结构不合理、整体素质差和流动性强等缺陷。所以,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尤其是加强专职的师资队伍建设, 是民办院校最迫切的任务。学院高瞻远瞩, 集聚了一大批实力雄厚的高层次、高水平的教师。在师资队伍建设中, 学院特别注重对在职教师的培训, 特别是注重引导教师更新观念, 鼓励教师不仅要发扬“红烛”精神, 还要像“红萝卜”一样, 通过“细细的根”在实践中通过钻研教学、继续学习, 使自己成长为大师;鼓励教师在知识经济时代, 不仅要做学生的榜样, 还要做学生自主学习的引路人, 不仅要给学生“一勺水”, 为适应教学需要, 自己至少要有“一河水”, 还要带领学生寻找“水源”;鼓励教师不仅要做学生知识的传授者, 还要成为做人的楷模, 做学生的人生导师。优秀的教师队伍为学院成为最优社会组织创造了主观条件。

四、养大气, 育校风, 打造最优社会组织的软环境

大学需要大学精神, 这是一种超然于世的独到精神。我们认为, 大学精神还应该具象化, 即形成“大气”或优良校风。在优良校风的建设上, 学院狠抓了“3×4”工程, 即:政风、教风、学风三个方面, 每个方面都有物态 (器) 、制度 (制) 、行为 (行) 、心态 (意) 这4个从低到高的层次。在“三风”建设中, 一般论及校风时, 多指教风、学风, 而实际上, 政风 (行政之风、管理作风) 才是教风和学风的统帅。学校的院校长及领导班子, 有没有正确的办学方向, 先进的教育理念, 高瞻远瞩的办学思路, 民主、包容、合作的气质, 敬业、严谨、廉洁的作风, 高效率的管理方法等等, 往往对学校的办学水平、教学质量、教师和学生的行为方式产生很大影响。所以抓校风建设应先从政风抓起, 以优良的政风带动优良教风和优良学风的形成。对于四个层次的理解, 学院认为, 心态层次即是强调理念是行为的先导, 是大学精神之所在, 是校风的灵魂, 为此, 学院领导首先带领师生员工学习先进的教育理念, 树立校风建设的目标, 统一大家的意志, 提高大家积极参与建设的积极性;制度层次则重在建章立制, 树立行为规范, 并认真落实, 做到“有章可循, 照章办事, 守章必奖, 违章必究”;行为层次就是把理念和制度变成师生员工的自觉行为, 这是校风建设的核心内容;物态层次就是使校园的每一个角落都能保持整齐、洁净、温馨、清新、和谐和美的状态。由于学院在校风建设上思路清晰、层次分明, 使学院呈现了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气象, 为学院建设最优社会组织创造了良好的内部环境。

五、建立专家治校、相关者参与的新型管理模式

河北传媒学院和其他多数民办学院一样, 在管理体制上采取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 但如何具体设置学院机构、设计运行机制, 尚需探讨。考虑到在办学过程中对某些利益相关者关照不够, 学院提出利益相关者概念。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举办人、管理者、教职员工、学生、学生家长、用人单位等, 他们对办学都有自己的诉求, 都有参与管理的冲动。为此, 学院在机构的设置和机制的设计上, 注意给他们预留相应的位置, 保证他们行使相应的权利。学院构造了“专家治校、利益相关者参与”的新型管理模式。学院的决策机构是院长领导下的院务委员会, 院务委员会由院内专家组成, 党委负责人参加;党政联席会议负责执行院务委员会的决议, 并对日常工作做出决策;咨议机构是院长领导下的教学指导委员会, 除院内专家外, 吸收院外专家和用人单位参加, 听取教学工作汇报, 讨论教学指导思想, 指导制订修订教学计划、新专业的申报与建设、课程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教材建设, 重要教学管理制度的制订等;督导机构实行党政双重领导, 下设教学督导组和“双代会” (职工代表、工会会员代表大会) , 教学督导组接受集团督导办指导, 吸收院外专家参加, 核心任务是检查教务处和各系部的教学管理工作, 听课并对教师进行业务指导, 检查各教学环节, 反馈督导意见, 参与培训教师等;“双代会”邀请教育厅领导、学生代表、学生家长代表列席, 主要是听取和讨论学院工作报告、财务报告, 讨论学院发展的重大举措, 接受个人的或联名的提案等;党政联合主持成立申诉办公室, 接受学生、家长、教师以及来自社会的各种申诉、来信、来访。这种设置, 一是保障了专家治校;二是院长能够听取来自各方面的意见, 各利益相关者的诉求也有了表达的机会;三是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沟通, 保证了学院管理上的和谐和力量的凝聚, 从而为打造最优社会组织奠定了体制基础。

参考文献

[1]梁晓声.论大学[N].光明日报, 2006-09-20.

[2]尹晓敏.大学的社会责任[J].辽宁教育研究, 2008 (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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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程斯辉.中国近代著名大学校长办学的八大特色[J].高等教育研究, 2008 (02) .

发挥电视媒体优势推进社会法制建设 篇8

1 电视法制节目经历的几个发展阶段

电视法制节目经历了早期发展 (1980年——1993年) 、快速发展 (1994年——2003年) 和电视法制节目的繁荣发展 (2004年——至今) 三个时期。

《观察与思考》是1980年7月中央电视台创办的第一个带有评论性的栏目。上海台1985年11月开播的《法律与道德》可以说是第一个正式的法制栏目, 它包括了案例报道和人物专访等。同年12月, 中央台最早的法制节目也开播了, 即《规矩与方圆》。1989年, 中央台再次开办法制节目, 定名为《社会经纬》。在1980年至1993年这十几年的时间里, 我国电视事业发展飞快, 电视法制节目也逐渐走向成熟。

电视法制节目的快速发展时期在1994年——2003年。中央电视台1999年开播的《今日说法》, 首开电视法制节目收视率跻身中央电视台收视率的前十名的先河。节目通过案例介绍, 观众参与和专家点评相结合的形式, 受到观众广泛好评, 播出后收视获得佳绩。中央电视台创办的《法治在线》栏目设置了《第一现场》、《法治聚焦》和《互动地带》三个板块, 播出后受到观众好评。作为地市级电视台的内蒙古自治区包头电视台在2000年1月31日开播了法制栏目《法在身边》, 栏目宗旨是:主题锁定法制, 密切关注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特别是与社会主义经济密切相关的法律问题;多角度展示国家法律、法规在人们工作、生活各个层面的实施动因与效果, 最终唤醒全社会的法制观念。

电视法制节目从2004年进入繁荣时期, 法制类节目在众多电视节目中脱颖而出, 成为荧屏一道宣传法制教育的风景线。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2004年12月, 中央电视台停播了“西部频道”, 正式开播“社会与法”频道。据统计, 2009年全国电视台播出了《今日说法》、《大家说法》、《法制天地》等556个法制栏目。包头电视台自2007年开始, 全面实行频道化管理体制, 开办了《包头新闻》、《法在身边》、《鹿城600秒》、《包头故事》等自办栏目近30个。各频道都围绕建设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主题, 加强社会普法宣传教育, 其中法制栏目《法在身边》成为法制宣传的主阵地。在每月全台自办栏目收视率排名中名列前茅。这充分说明了观众对法制宣传节目的喜爱。

2 电视法制节目拓宽法制新闻报道内容, 创新法制新闻报道形式, 全力为推进社会法制建设服务

近年来, 中央电视台及各省市电视台大力加强法制宣传教育, 逐步形成了强势电视普法格局, 各专业频道、品牌法制栏目、媒体特别行动、丰富电视法制节目的报道内容和法制新闻报道形式。《包头新闻》节目注重日常不间断的普法宣传报道, 几年来, 栏目重视法制新闻的采访播报, 力争在第一时间把权威、及时、丰富的法制新闻报道呈现在观众面前, 还通过开辟专栏等形式宣传了全市普法工作中涌现出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 为全市的普法宣传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法在身边》是包头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开办的一档法制电视专栏, 从2000年年初开播, 到现在已经播出十年了, 播出节目500多期。该栏目以不同视角触及法律所能关注的社会各个层面, 发挥媒体公平透明的特性和广泛快捷的影响力, 积极开展普法宣传与舆论监督, 支持单位、部门、企业、社会团体以及公民个人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几年来, 该栏目播出了大量涉及民法、刑法、行政法律法规、执法形象、法制动态等方面的相关内容, 并以案说法, 提高了法制宣传的可看性, 受到广大电视观众的关注, 在全台每月自办栏目收视率排名中《法在身边》名列前茅, 这充分说明了观众对法制宣传节目的喜爱。《法在身边》栏目组还被市政府设立为法律援助中心。2004年度《法在身边》被评为自治区政府奖电视社教类十佳栏目;2005年度再次荣获这个奖项。《法在身边》栏目组还被市政府设立为法律援助中心, 几年来, 该栏目共接待观众的来信、来电、来访两千多人次, 为不少来访群众在解决问题的渠道、方式方法等方面给予帮助, 赢得了大家的信任、支持和感谢, 一位观众说:“《法在身边》让大家懂得了不少法律常识”。

在法制新闻报道形式创新方面, 栏目也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大多电视法制节目都从“案件”开始进行深入报道, 并使情节故事化, 悬疑化, 设置悬念, 使得电视法制节目贴近群众, 收到很好的宣传效果。根据这几年观众的收视需求, 《法在身边》栏目在叙述方式上做了改变。故事性和悬念性两者关系密切。《法在身边》栏目让采编人员在题材选择、表述手法, 包括与栏目众多的特殊受访对象的沟通交流方面, 都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大家在法制节目采编制作上能够迅速找准切入点, 并且驾轻就熟的进行表述, 在节目中善于运用一些技术元素、艺术技巧, 丰富表述手法, 使之节奏协调, 《法在身边》的节目式样也因此而形成了一定的特色并受到观众的喜爱。

总之, 电视法制节目在宣传法制教育, 提高公民法律意识, 推进社会法制进程方面,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今后电视法制节目应不断提高社会普法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发挥电视媒体优势, 为推进社会法制建设做出不懈的努力。

参考文献

[1]胡智锋.中国法制节目现状及发展之我见.

法制社会建设 篇9

一、日本低碳社会建设的理念

2007年6月, 日本内阁会议制定的《21世纪环境立国战略》中指出:为了克服地球变暖等环境危机, 实现“可持续社会”的目标, 需要综合推进“低碳社会”、“循环型社会”和“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的建设。2007年9月以来, 日本政府相关部门共召开了1 2次会议, 在听取专家学者意见的基础上, 整理出基本理念, 公布了建设低碳社会的计划。日本中央环境审议会地球环境分会对建设低碳社会进行的讨论提出了以下三个基本理念:

一是实现最低限度的碳排放关键在于构建一个社会体系, 走出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和大量废弃这种传统社会模式的意识, 在做出抉择时, 充分考虑到节能、低碳能源的利用和推进循环经济, 以及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等方式来实现最低限度的碳排放。

二是实现富足而简朴的生活。即鼓励人们从一直以来以发达国家为中心形成的通过大量消费来寻求生活富足感的社会中挣脱出来。人们选择及追求简朴生活方式和丰富的精神世界的价值观变化必将带来社会体系的变革, 使低碳型富裕社会得以实现。

三是实现与自然和谐共存。在确保二氧化碳的吸收源、应对不可避免的全球变暖问题上, 保护森林、海洋等丰富多样的自然环境资源, 使其可再生, 推动包括地区社会生物质利用在内的“自然调和型技术”的使用, 确保与大自然接触的场所和机会。

二、日本低碳社会建设的主要举措

面对气候变暖可能给本国农业、渔业、环境和国民健康带来的不良影响, 日本各届政府一直在宣传推广节能减排计划, 主导建设低碳社会。日本学者青木昌彦认为:低碳城市制度设计和建设必须结合本地区的制度、经济、文化、历史、价值现状。低碳社会是低碳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 必须强调的是加强政府的主导作用, 强化公民节能环保意识, 倡导绿色建筑和绿色消费, 从而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日本期望通过“低碳革命”和“引领世界二氧化碳低排放革命”来“建设健康长寿社会”并“发挥日本魅力”。

1. 加强能源立法, 保障低碳社会建设

1979年, 日本政府就颁布实施了《节约能源法》, 并对其进行了多次修订。1998年, 日本政府成立了以内阁首相为主席的全球变暖减暖对策促进中心, 并通过了《地球温暖化对策促进法》, 明确了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是政府、地方公共团体、企业和国民的共同责任。从1991年至2001年, 还先后制定了《关于促进利用再生资源的法律、合理用能及再生资源利用法》、《废弃物处理法》、《化学物质排出管理促进法》、《2010年能源供应和需求的长期展望》等法案。2008年5月和6月, 日本国会分别通过了《能源合理利用法》 (简称《节能法》) 修正案和《推进地球温暖化对策法》 (简称《温暖化对策法》) 修正案。2008年6月11日, 日本国会通过了《通过推进研发体系改革强化研发能力及提高研发效率》 (简称《研发力强化法》) 。2008年10月, 日本正式决定试行国内排放交易制度, 经济产业省决定修改《石油替代能源促进法》。

2. 加大科研投入, 致力于低碳技术研发和创新

1974年日本执行了“阳光计划”, 把太阳能、地热、煤炭、氢能源四个领域作为石油替代能源的重点进行开发研究。1981年, 启动“月光计划”, 重点推动燃料电池的开发研究。1993年, 日本又把阳光、月光计划进行整合出台“新阳光计划”。2004年4月, 日本环境省设立的全球环境研究基金成立了“面向2050年的日本低碳社会情景”研究计划, 项目组结合日本具体的发展现状和技术潜力, 提出了在技术创新、制度变革和生活方式转变上的具体对策。2007年2月, 项目组发表了题为“日本低碳社会情景:2050年的二氧化碳排放在1990年水平上减少70%的可行性研究”的研究报告, 指出在满足到2050年日本社会发展所需能源需求的同时实现比1990年水平减排70%的目标是可行的, 对低碳社会构想的可行性加以肯定。日本政府还不断加大科研经费投入, 全力支持低碳技术的研发。2008年日本政府科技预算为35708亿日元, 比2007年增加595亿日元, 增幅为1.7%。在2008年1月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 日本宣布今后5年将投入300亿美元来推进“环境能源革新技术开发计划”, 目的就是为了率先开发出减少碳排放的革新技术。2009年4月, 日本公布了名为《绿色经济与社会变革》的政策草案, 提出将使日本环境领域的市场规模从2006年的70万亿日元 (1美元约合86.8日元) 增加到2020年的120万亿日元。

3. 出台激励性财税政策, 鼓励和扶持低碳产业发展

为促进节能减排政策的落实, 日本政府出台了特别折旧制度、补助金制度、特别会计制度等多项财税优惠措施加以引导, 鼓励企业开发节能技术、使用节能设备。在2009年3月27日国会通过的总额达88.5万亿日元的2009财年预算案中, 涉及很多鼓励低碳产业发展的财税措施:第一, 对环保车减免税达2100亿日元;第二, 对节能环保投资减税规模达1900亿日元;第三, 对中小企业减税2400亿日元, 促进其向低碳经济转型。新出炉的日本低碳社会行动计划提出要在3年~5年内, 将太阳能发电设备的价格降至目前的一半, 同时大力推进将二氧化碳封存到地下的碳捕集及封存技术的开发。

4. 普及节能知识, 进行节能宣传教育

为使民用产品达到节能标准, 在不断完善能源立法和出台政策保障的同时, 日本政府和相关团体又通过电视、网络、刊物、讲座等形式, 普及节能知识。可以说, 节能措施已深入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作为政府追加经济对策的一项措施, 旨在促进节能环保家电消费的“环保积分制度”于2009年5月15日起在日本全国开始实施。对购买符合一定节能标准的空调、冰箱和数字电视的消费者返还“环保积分”, 所获积分可用于兑换消费券。在政府的倡导下, 建设低碳社会已深入人心, 调查显示, 有90.1%的日本人认为应该实现低碳社会。

三、对长株潭城市群开展低碳社会建设的启示

1. 研究制定低碳发展战略规划

根据国内外低碳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与长株潭的实际, 长株潭城市群要把发展低碳经济作为今后发展的战略重点。低碳经济建设牵涉到经济、社会、环境等多个领域。在进行低碳社会建设规划时应全面考虑可能会涉及到的各个因素, 从多维度来开展规划。建立包括碳排放指标、碳源控制指标、碳汇建设指标、低碳发展重点领域指标等在内多维规划指标体系。综合利用低碳技术革新、优化产业结构、转变交通运输方式、转变生活方式等措施, 构建低碳能源体系、低碳产业体系、低碳交通体系, 发展低碳建筑, 建设低碳消费体系。

2. 加强组织领导, 抓紧出台相关政策

长株潭低碳经济发展还处于初期, 必须依靠各级政府的重视和引导, 省政府应明确牵头协调部门及其相应职责, 部署全市低碳经济发展战略和规划, 研究低碳经济开发、推广、对外合作、技术引进等重大政策, 组织协调解决低碳经济发展中的矛盾和困难等。一要抓紧出台扶持激励政策。二要探索碳指标交易制度。用政策、经济等手段合理控制碳排放速度, 尝试进行碳指标交易, 逐步推行碳排放额度目标考核制度。

3. 加大在低碳技术领域的创新

在低碳技术领域, 发达国家的综合能效达45%, 中国仅为35%。日本政府、产业界、学术界构成的国家创新系统调动国家和民间的资源, 全方位立体地开展低碳技术创新攻关的战略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技术创新是发展低碳经济, 实现节能减排的关键因素之一。一是重视低碳技术研究开发。加快对燃煤高效发电技术、二氧化碳捕获与封存、脱碳与去碳等技术研发, 力争在关键技术和关键工艺上有重大突破, 形成技术储备, 为低碳转型和增长方式转变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二是加大科技推广应用和国际交流。加快建立产学研结合的长效机制, 推进新能源、节能减排、生态环保技术的产业化, 加快成熟技术和工艺的转化运用。要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促进发达国家 (地区) 的技术转让, 通过新的国际合作模式和体制创新, 促进生产与消费模式的转变。

4. 注重公众参与, 提高民众的环境意识

低碳经济作为新的工业革命, 不仅要实现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变革, 而且要实现人类意识的变革。一是增强全民低碳意识。培养全民低碳意识。各级政府要成为节能减排的模范, 企业要强化社会责任, 做低碳消费的引领者;消费者要自觉树立低碳消费观念。二是加强宣传教育。利用电视、报纸、影像等各种媒介, 宣传普及气候变化和低碳经济的知识, 让节能减排、循环经济、低碳消费的宣传走进社区、学校, 让广大干部群众认识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形成政府推动、市场引导、全民参与的浓厚氛围。三是倡导低碳生活方式。号召全市人民, 从我做起, 从现在做起, 树立节能、减排、降耗、适度的消费观念, 以实际行动迎接低碳化时代的到来。

摘要：人类社会经历了工业现代化高速增长期, 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 但与此同时, 资源衰竭、环境恶化、生态失衡等问题正在制约人类社会的前进脚步。城市是区域碳减排的重要单元和研究主体, 是实现全球减碳和低碳城市化的关键所在。所谓低碳城市是低碳经济和低碳社会得以发展、低碳生活和低碳生产得以发生的物质载体, 通过以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为导向的形态和空间组织, 以及低碳规划的技术支撑、政策引导, 在城市尺度范围内实现减源增汇的目的。针对长株潭城市群经济发展的现状和发展低碳经济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介绍了日本低碳城市建设的经验, 以期能为长株潭低碳城市群建设提供经验借鉴。

关键词：低碳城市,低碳经济,长株潭城市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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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志恒:日本构建低碳社会行动及其主要进展[J].现代日本经济, 2009 (6) :1-5

[5]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1

论我国两型社会环境法制建设 篇10

关键词：两型社会,环境治理,法制建设

一、两型社会环境法制建设概述

“两型社会”是相对于对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基础上汲取前人的经验, 帮助解决环境和资源问题。为了更有效率的利用资源, 寻求环境友好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 强调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趋于有效的利用资源和对资源的循环使用、保证生态环境向良性方面发展。“两型社会”的最重要的特征为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 因此划分为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故曰:“两型社会”。

(一) “两型社会”概念的厘定

环境法治必须以理性环境文化为基础。[1]当下, 对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已得到全社会的普遍认同。两型社会的建立思维是人类思想观念的一次重大变革, 是对于传统的工业社会和现代生活文明的反思和检讨, 是人类重新认识自然规律, 尊重自然和回归自然。资源节约型社会要求人类社会更有效率的利用资源, 以期使用法律, 行政等手段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减少浪费。而环境友好型社会则是要求人类社会经济生活, 消费和生产方式与生态系统和谐共处, 做到可持续发展。所以两型社会是以遵循自然规律为准则, 以绿色科技为动力, 倡导环境文明和生态文明, 构建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社会体系。[2]

(二) 环境法制建设的理论依据和意义

1. 环境法制建设的理论依据

(1) 环境资源的公共性。环境资源属于公共产品。不具有消费的排他性及所有权的明确性。[3]哈丁为我们描述公地悲剧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公共产品的重要特征, 即:全社会每个成员都从中得到惠益。与此同时, 社会成员因此也要负担其不利后果。所以, 环境资源不能通过市场调节来实现资源配置。

(2) 环境的负外部性。当某一个体的生产或消费决策无意识地影响到其他个体的效用或生产可能性, 并且产生影响的一方又不对被影响方进行补偿时, 便产生了所谓的外部效果, 或简称外部性。[4]环境问题普遍存在负外部性, 比如企业在经济生产活动中排放大量的污染废弃物造成的负面影响, 由全体社会以及生态系统共同承担, 从而波及社会公共利益。

(3) 环境资源产权不明晰。环境产权理论最早由科斯在其《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提出的。他认为, 使环境的外部性内部化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在损害方和受害方之间平均分配外部性价值。[5]由于环境资源具有极强的公共属性特征, 那么环境外部性则严重的缺乏环境产权的不明晰。人是理性的动物, 因此则具体有趋利性, 人们会根据成本与收益的比例来权衡一个决策的为和不为。当付出的成本大于支出, 那么交易则不可能进行, 若支出大于成本则会进行交易, 俗语中也谈到, “赔本的买卖没人做, 杀头的生意有人干。”也是说明这个道理。所以牺牲环境资源来攫取自己的私利也就成为必然。

2. 加强环境法制建设的重要意义

从法理学的角度分析, 法律具有强制性, 稳定性, 规范性以及普遍性。构建“两型社会”, 即: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将成为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发展的一个方向, 通过法律手段来调解“两型社会”中的社会关系, 由强制力来保证, 规范性来调整社会成员的行为。其具有比道德, 社会舆论等其他方式效果更明显, 优势更突出。由此可以得出结论, 环境法制是保障是建设“两型社会”的重要一环。

法制对于建设两型社会的突出价值在于, 法律可以明确的规定各个主体的权利义务主体, 以此人们便会为自己的行为作出合理的预期判断, 保障公民权利人和义务人在规则的空间内活动。其次法律的形成往往是各方势力妥协的产物, 当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出现尖锐的对立时, 法律的权威性和国家的强制力能够平衡这个矛盾, 并兼顾个人和公共两者的利益。

二、我国两型社会文化法制建设的历史积淀

中国的哲学世界与西方哲学理念共同构建了东西方的两大哲学体系。如儒家倡导的“天人合一”的理念。道家提出的“道法自然”的思想。佛家提出的众生平等的理念。中国哲学虽然分为几大派别, 但是中国主要哲学派系儒释道确是三位一体的。尤其在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方面有着大密度的交叉与重合。在我国古代立法中也体现着浓厚的环境保护观念。根据《逸周书·大聚篇》“旦闻禹之禁, 春三月, 山林不登斧, 以成草木之长;三月遄不入网罟, 以成鱼鳖之长”。《荀子·王制》记载:“圣王之制也, 草木荣华滋硕之时, 泽斧斤不入山林, 不夭其生, 不绝其长也”。西周时期的《伐崇令》规定:“勿坏屋, 勿填井, 勿伐树木, 勿动六畜。有不如令者, 死无赦”。中国古代的环境保护体现在法制史上尤其鲜明, 反映了朴素但科学的生态文化思想法律。

三、域外以日本为例两型社会文化法制建设的现状与经验

在几十年间, 日本从世界公认的“环境问题严重国”转变成为“环境防治奇迹”的国家。日本是创新立法为先导, 法律的体系完备是其有效的进行环境治理的有效机制。二战后, 环境治理问题开始, 日本政府就颁布一系列环境治理的法律。在1967年, 日本国会通过了第一部全国性的环保法律, 即:《公害对策基本法》, 1970年又对此进行了适应性的调整。[6]此外, 日本的环保法律的重要部分是环境标准。日本的环境标准分为两类, 第一类为保护公众健康的标准, 第二类为保护生活质量的标准。

四、我国两型社会环境法制建设的现状、不足及对策

(一) 两型社会环境法制建设的现状与缺陷

我国早在1989年就颁布了环境保护的基本法《环境保护法》。其中有规定国家鼓励环境保护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 普及环境保护科学知识。同时要求公民个人和集体单位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在专门性的法律层面, 先后颁了多个专门性法律。

在政府方面, 1996年进行《全国环境宣传教育行动纲要》[7]中规定了环境宣传、环境教育、对外宣传等方面的内容。为了重视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决策能力, 在《全国环境保护纲要》中要求:加强生态保护宣传教育, 不断提高全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深入开展环境国情、国策教育, 分级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培训。

虽然我国较早就颁布了《环境保护法》, 还通过了一些专门性的法律, 但是在建设两型社会法制方面的规定, 太过宽泛和笼统, 缺乏系统性。不仅如此, 我国在建设两型社会环境法制建设中, 缺乏强制性的规范措施, 多见于“议程”和“计划”这样的“软法”。与日本和俄罗斯的环境法中明确强调政府职责的制度相比, 我国的两型社会环境法制建设缺乏操作性和执行力。

(二) 我国两型社会环境法制建设的解决方案

根据我国的特殊国情和域外的普遍规律, 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针对我国两型社会环境法制建设具体做到:第一, 立法工作上将宽泛的原则性的内容实施在具体的专门法律之中, 化虚为实, 将制度建设踏实的落脚于每一个实际的问题中, 切实将我国的两型社会环境法制建设的工作落实到位。第二, 明晰权责, 界定好政府, 公民, 社会和企业的权责和义务关系, 防止推诿出现“公地悲剧”。第三, 切实通过法律被强制, 行政指导, 利用经济杠杆提高企业的环境保护意识, 高效, 节约的利用自然资源的自觉性。第四, 加强循环经济和环境友好市场立法,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环境友好市场, 尤其是加快推动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建设, 对于我国目前严重的雾霾是有效的治理途径。不仅如此, 还可以效法碳排放交易市场的思维, 建立污染物排放市场等多种循环经济市场立法。以促进两型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第五, 将环境伦理道德建设与税收政策, 价格调整, 等机制结合起来, 引导消费者购买环境友好型, 资源节约型的产品和服务。[8]鼓励和示范公民个人形成节约消费, 绿色消费等新的消费理念。

参考文献

[1]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166-177.

[2]王鹏.“两型社会”内涵与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J].吉林工商学院学报, 2008 (5) 74.

[3]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M].金镝, 金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1:368.

[4][英]罗杰·珀曼.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学[M].侯元兆等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2:147.

[5][美]科斯.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刘守英等译.上海:三联书店, 1994:3-4.

[6]刘昌黎.90年代日本环境保护浅析[J].日本学刊, 2002 (1) :14.

[7]国家环境保护局, 中共中央宣传部, 国家教育委员会.全国环境宣传教育行动纲要 (1996年-2010年) [N].中国环境报, 1997-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