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与衔接

2024-06-14

统筹与衔接（精选五篇）

统筹与衔接篇1

1 门诊统筹与公共卫生投入的衔接

从国际经验来看,公共卫生投入与医疗保险的关系无非有两种: 要么两者合二为一,要么各司其职。前者是政府将公共卫生投入与医疗保险的经费一起拨付给医疗卫生机构,由医疗卫生机构一并向居民提供,英国、加拿大等实行国民健康服务体系的国家大都采用这种模式。而实行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国家则一般采取后一种模式,公共卫生投入与医疗保险的衔接情况取决于各自的保障范围[1]。但不管采取哪种模式,都注重将公共卫生投入作为整个医疗保障制度的基础,而且强调公共卫生投入与医疗保险的结合与衔接。鉴于我国实行的是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因此公共卫生投入与医疗保险应该采取各司其职并做到有机衔接的运行模式。本研究认为公共财政直接投入( 包括对公共卫生和医疗救助的投入) 与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统筹都是我国的门诊保障筹资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两者的有机衔接对整个门诊保障筹资体系作用的发挥至关重要。

1. 1 两者应实现功能上的衔接

公共卫生的投入与门诊统筹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保障人群的健康水平,但两者在功能上的侧重点却有所不同。公共卫生的投入是整个门诊保障筹资体系的基础,确切的说公共卫生的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民众健康状况的决定因素,因为只有加强公共卫生的投入,真正贯彻以“预防以主”的理念,使人民群众加强健康意识,并做到疾病早预防、早发现与早治疗,避免小病不治拖成大病,不仅有利于人群健康状况的改善,同时也有利于节约整个社会的卫生资源。但尽管如此,重大门诊疾病的经济风险总是要发生的,这时就可以发挥门诊统筹的功能作用: 保障门诊疾病的经济风险。因此两者在保障健康作用上的衔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公共卫生投入是基础,门诊统筹是补充,或者说,理想的门诊统筹制度应该建立在公共卫生充分提供的基础上,并与之有机结合; 第二,在公共卫生发展水平较高的情况下,能有效的降低各种疾病发生率( 包括门诊大病) ,并减轻门诊统筹基金的支出压力,使有限的门诊统筹基金能够提供较高的风险保障水平( 如较高的补偿比例与封顶线等) 。反之,在公共卫生提供并不充分的情况下,各种疾病的发病率高( 包括门诊大病) ,有限的门诊统筹基金就只能提供较低的保障水平,因此从功能作用的发挥上来看,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衔接关系。

1. 2 两者应实现保障范围上的衔接

公共卫生投入与门诊统筹功能作用的相辅相成必须通过两者在保障范围上的有机衔接体现出来,即必须明确界定公共卫生投入与门诊统筹各自的责任,强化分工协作才能共同实现保障人民群众健康的目标。本研究认为在我国门诊保障的筹资体系中,公共财政直接投入主要覆盖门诊公共卫生和一些基本卫生服务项目,具体包括传染病、地方病、职业病、妇女生育及部分日常性病症等; 门诊统筹则主要覆盖门诊大病及诊断明确慢性病的保护治疗,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逐步延伸至一些常见、多发病。这时矛盾出现了,两者都可能会覆盖一些常见病、多发病,也可能都不覆盖,怎么办? 如何衔接?这时我们就需要明确责任,一方面政府除重点保障公共卫生和初级卫生保健,对于一些基本卫生服务政府也应该负有相当的责任,因为其关乎到广大民众的健康水平,而且一些常见多发病与初级卫生保健之间没有清晰的界线,以至于很难区分;另一方面研究表明,除一些急、危、重症以外,平常的轻微病症和其它的基本医疗问题都不具备可保风险的特征,因此政府采用直接补贴而非保险的模式应该是一种更好、更有效的保障手段[2]。

因此,有必要由国家建立一个覆盖全民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保健制度,并制定相应的公共卫生与基本医疗服务包。服务包内的公共卫生项目以普惠的方式向全民免费提供,服务包里的基本医疗服务项目以低于成本价的方式( 直接补贴供方) 适当向居民收取一定的费用,并根据经济发展情况逐步扩大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包的内容。而现实的问题是,在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保健制度建立初期,服务包里可能将优先纳入公共卫生项目,而纳入的一些基本医疗服务项目较少,这是受经济发展情况和制度进程制约的结果; 另一方面,普通门诊统筹的开展,将保障范围逐步延伸至一些常见、多发病,从决策层面考虑既是为了扩大门诊统筹制度的受益面,同时也是为了对目前公共卫生和初级卫生保健投入不足的补充。从长远来看,随着门诊统筹制度的健全和公共财政直接投入力度的增强,前者会进一步强化其保障疾病经济风险的功能,后者则会将越来越多的常见多发病纳入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包的覆盖范围。

2 门诊统筹与医疗救助的衔接

从历史上看,现代医疗保障制度的建设就是从政府和社会对因病却无经济能力治疗的贫困患者实施医疗救助开始的,因此医疗救助是现代医疗保障制度的起点。从定位上来看门诊医疗救助是门诊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门诊基本卫生保健问题的最后一道防线。在门诊保障体系里,虽然门诊统筹主要是为了保障大病的经济风险,而且各地门诊大病的报销比例和封顶线显著的高于普通门诊疾病。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尽管报销比例相对较高,但患者自身也还是负担了一部分费用,特别是对一部分长期患病的慢病大病患者,这笔支出仍然相当可观,可能会给一些贫困家庭造成“灾难性的卫生支出”,甚至被迫放弃治疗。因此,需要对经过门诊大病统筹补偿后经济负担仍然较重的大病慢病患者、甚至根本无力承担门诊大病门槛费用和自负费用的患者实施一定的经济帮扶。

在门诊保障体系里,虽然门诊统筹与门诊医疗救助都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来看两种制度由于所属部门职权隔离,基本处于各自“割裂运行”的运行状态[3],如医疗保险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几乎没有考虑到人群和支付能力的差异。而民政部门目前为实施医疗救助需要进行资格认定、救助管理、就医行为监管等,其中有很多管理行为与医疗保险的职能重合 ( 如就医补偿工作、就医行为监管等) ,但在“割裂运行”的状态下,民政部门还必须另行建立单独的管理机构和制度体系,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并且医疗救助也只是民政部门众多工作中的一项,因此也无力进行充分、有效的医疗救助工作。同时很多经济困难的患者会因为申请手续复杂而放弃申请救助,从而另寻办法或放弃治疗。综上所述,两种制度自成一体的动作方式不仅管理成本大,而且管理效率极低。

从功能上看,医疗保险与医疗救助都是为了化解人们的大病经济风险,因此完全可以将两种制度进行有机衔接。首先,两种制度应该在功能上进行整合,民政部门除保留最主要的职能: 制定各种救助标准、救助资格和救助等级的认定等( 根据家庭收入和医疗费用支出等情况) 外,其它的一些救助职能( 如就医补偿工作、就医行为监管等) 完全可以交由医疗保险履行,以降低管理成本; 其次,在具体操作中门诊统筹可以对如经济困难等的弱势群体制定一定的倾斜政策,如免交入保费用、不设起付门槛,报销比例比一般人群高、一些特殊药品或治疗可以纳入该人群的报销范围等,甚至可以尝试单独为某特定人群设置“自负封顶线”,而因这些倾斜政策产生的医药费用补偿或支出不由门诊统筹基金支付而应单独从医疗救助基金中划拨; 再次,门诊统筹采取这些倾斜政策后,不排除因仍有自负费用而产生的少数困难患者,这时可以由患者向民政部门单独申请医疗救助,但工作量和管理成本会大大减少。使两种制度在运行中“相互配合”与“联合行动”,共同化解参保人群( 包括贫困人群) 的大病经济风险。以上衔接工作需要卫生部门、社保部门、民政部门等多部门的协调运作,从各国经验来看[4,5,6,7],政府在开展医疗救助及与医疗保险制度间的衔接上都应该发挥应有的主导作用; 最后,需要补充的是门诊医疗救助与门诊统筹一样,都只能针对基本的卫生保健问题,而一些非基本的卫生保健问题,如一些大病慢性病的非常规治疗( 使用诊疗费用昂贵的高新技术和医疗服务项目) 、基本卫生保健的自主治疗( 即不愿意使用政府提供的免费或低收费服务而使用私立医院的服务,或者不愿意遵循基层首诊与转诊制度,自行选择高级别医院的服务) 以及其它在基本医疗保险范围之外的特殊医疗需求我们都将认定为属于非基本的卫生保健问题,这些服务和项目都应是门诊统筹与医疗救助排斥在外的。

3 门诊统筹与住院统筹的衔接

要处理好门诊统筹与住院统筹的衔接问题,首先要弄清楚我国基本医疗保险的发展过程及开展门诊统筹的缘由。我国基本医疗保险的建立和发展是从住院统筹( 即“保住院”) 开始的,体现了医疗保险“保大病”的功能定位。但只保住院不保门诊的医疗保险制度是不完整的,同时也存在一些弊端: 如制度的受益面窄、更容易产生医疗保险的“逆向选择”、潜在大病和慢性病得不到有效治疗拖成大病反而增加费用支出、为获得住院补偿“小病大治”等等。基于上述医疗保险住院统筹在实践中产生的弊端,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在重点保障住院的同时,也开展了对门诊统筹的探索。因此门诊统筹与住院统筹都属于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组成部分,两者的有机结合与衔接有利于充分发挥基本医疗保险的功能作用。

3. 1 两者应做到在功能上的有机衔接

门诊统筹作为一种保险形式,是医疗保险住院统筹补偿模式的补充形式,因为在门诊统筹的辅助下,可以使住院统筹更加突出“大病救助”的功能。门诊统筹与住院统筹相结合进一步巩固了医疗保险大病统筹的地位。两者的有机结合,可以在保证医疗保险受益度的前提下,扩大受益面,同时合理引导参保患者合理治疗,减少对住院统筹的支出压力,有利于对医疗保险基金的合理利用,也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医疗保险制度的保障绩效,使整个医疗保险制度更加成熟完善。

3. 2 两者应做到协调发展

门诊统筹与住院统筹的协调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在门诊统筹不单独筹集资金的情况下,需要合理确定医疗保险门诊统筹与住院统筹基金的分割比例。首先可以确定的是,根据住院统筹与门诊统筹“主体”与“补充”的定位,住院统筹基金应占医疗保险基金总额的大部分,车莲鸿等[8]人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为保证门诊基金具有一定的抗风险能力,门诊基金在医疗保险总基金中的比重为30% 较为合适。当然由于各地具体情况的不同,门诊统筹与住院统筹基金的分割比例允许有所差异,但科学比例的确定需要对基础数据进行积累与分析,并根据医保基金总量、医疗资源分布、卫生服务门诊与住院需求及预定的保障水平等因素综合测算; 第二,门诊统筹基金与住院统筹基金一样,应随着医疗保险基金总额的增长,达到同比例的增长,防止虽然门诊统筹基金总量增长,但其在总基金中的比重逐渐萎缩情况的出现,以保证门诊统筹的待遇水平达到同比例的提高。

3. 3 在支付待遇政策、覆盖范围、监测与绩效评估等方面的衔接

在支付待遇政策上,由于建立了门诊统筹,将医疗保险覆盖的范围延伸到了门诊领域,因此需要统筹考虑门诊与住院支付待遇政策的衔接。如门诊统筹的待遇水平不能太低,应尽量缩小与住院统筹的补偿水平差距,提高医保基金的保障效果与使用效率; 又如基于减轻患者疾病经济负担的考虑,对纳入门诊大病的病种可以按住院医疗保险支付范围与方法来处理,或者当门诊大病的费用超过一定额度后直接进入住院统筹; 再如考虑将门诊大病统筹和住院统筹合并制定年度封顶线、降低从门诊首诊医疗机构转诊至上级医院住院治疗的患者的住院起付线; 在覆盖范围上,应重点作好门诊大病与住院保障范围的衔接,如门诊大病在遴选病种和治疗项目时,除了考虑疾病的经济负担因素外,还可以将一些既可以住院治疗也可以在门诊治疗的手术和项目纳入覆盖范围,并制定倾斜政策引导病人在门诊治疗以降低费用支出; 在监测与绩效评估上,需要同时对门诊统筹与住院统筹的数据进行监测与分析,对门诊与住院相关指标的变化及规律进行深入研究( 如研究开展门诊统筹后,门诊与住院服务利用及费用情况的变化以及前者可能对后者产生的影响,根据研究结果调整门诊统筹与住院统筹的相关政策[9]) ,既要保证门诊与住院基金安全运行,同时又为基金的合理分割提供科学的基础数据依据。

3. 4 将两者“合二为一”作为发展方向

以上衔接措施是基于目前体制安排下的考虑,但最有效的衔接方法就是将两者合二为一。因为从国际经验来看,大多数国家的住院保障与门诊医疗保障并不采用“各施其职”的保障方式,也没有门诊统筹与住院统筹的概念,住院保障与门诊医疗保障分别是指医疗保险制度覆盖的住院与门诊医疗服务而已。而且门诊与住院统筹基金分开管理的现状也不利于实施真正意义上“按人头”付费和全科医生“守门人”制度( 因为国外的全科医生“人头费”既要负责为居民提供门诊服务的费用成本,如有需要也要负责为居民购买专科或住院服务的费用,使全科医生承担着整个医疗费用的控制与管理的责任,而目前我国基金分开管理的现状造成“人头费”只能支付符合规定的门诊费用) 。

但需要明确的是目前门诊与住院统筹基金分开管理的现状,是基于我国基本医疗保险特殊的发展历程决定的,同时也是目前管理方式较为落后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因为我国在医疗保险尝试覆盖门诊服务的初期,由于各种门诊医疗管理很不规范、管理方式也较为落后,现有的条件很难管理和反映由于门诊需求量释放后激增对基金产生的压力与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划出单独的门诊基金,可以控制总体费用风险,同时也为医疗保险覆盖门诊服务并建立规范的管理制度积累经验。待条件成熟后( 形成规范的管理制度、管理方式与手段成熟) ,应积极推动将门诊统筹与住院统筹合二为一,即将门诊统筹与住院统筹合并在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中进行整体管理,符合政策规定的门诊与住院医药费用均由整体的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直接报销。这样不仅能够减少因建立两套制度所带来的管理成本,并可以使两者真正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4 门诊统筹与基层卫生服务的衔接

实现门诊统筹与基层卫生服务的有机衔接,是门诊统筹顺利开展的关键。因为以基层为主的服务管理是门诊统筹重要的管理制度,由于门诊服务管理的复杂性与提高资源使用的有效性等因素决定了基层就医首诊制是门诊统筹应积极倡导的就医管理方式。而现实的问题就在于门诊统筹需要实行基层就医管理与一些地方基层卫生服务水平低而难以满足群众的服务要求之间的矛盾。因此,促进基层卫生机构健康发展并提升其服务水平,这是关系到门诊统筹与基层卫生服务有机衔接的重要因素。

首先,各地应该真正贯彻“强基层”的医改方针,在理念上把基层卫生机构和全科医生作为居民“健康守门人”的方向发展,打破公私界线将全部符合条件的基层卫生机构纳入门诊统筹定点服务机构,通过降低起付线、提高补偿比例、扩大报销范围等医保政策的倾斜,吸引患者在基层就诊。一方面基层卫生服务能力较强的发达地区,应该借助门诊统筹开展的有利时机,应积极推行基层就医首诊制度与双向转诊制度,引导病人合理就医,促进卫生资源向基层流动。另一方面,基层卫生机构自身也要努力提高服务质量。此外,还需要进行一系列的转变以适应新形势,如转变服务模式,建立以“全科医生团队”为核心的新型服务模式; 转变服务方式,从以前被动的坐堂看病到主动的深入社区、走进家庭提供服务; 完善服务功能,从只注重医疗到真正实现“医疗、预防、保健、康复、健康教育、计划生育”六位一体的服务功能。更新服务理念,建立“朋友”或“伙伴式”的亲密医患关系,拉近与社区居民的距离、贴近社区群众的卫生服务需求。

其次,应该利用开展门诊统筹的有利时机,促进形成门诊统筹与基层卫生服务“相互促进”与“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一方面,通过开展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统筹可以推动基层卫生服务的发展,因为通过医保倾斜政策的扶持,可以引导参保患者基层就医、增加就医人群,并向基层卫生机构提供稳定的医保补偿资金来源,并有条件吸引高素质的医务人员,而且可以借助门诊统筹的管理机制( 服务范围、价格、就医管理与补偿制度、医保监管等) 规范基层卫生机构的服务行为、提高医疗服务能力与服务质量,服务质量提高后也会吸引更多的患者前来就诊,从而形成良性的发展循环; 另一方面,基层卫生机构得到了发展,也将为门诊统筹功能作用的发挥提供更好的“平台”与“载体”[10],因为门诊统筹借助此“平台”,实施基层首诊与双向转诊,既能为参保者提供方便、有效、价廉的服务,又可以实施有效的管理。

摘要：文章认为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统筹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的一项政策,应该处理好与公共卫生投入、医疗救助、住院统筹、基层卫生服务等医改相关政策及相关系统的衔接问题,这对门诊统筹制度的可持续发展非常关键。

完善监督统筹衔接制度调研报告篇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顽强意志、空前力度推进管党治党理论、实践和制度创新，锐意探索一条解决党长期执政条件下自我监督这个国家治理的“哥德巴赫猜想”、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成功路径，着力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权力监督制度，初步形成了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监督“四个全覆盖”的对党组织、党员和公权力、公权力行使者的监督格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顶层设计，对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作出重大战略安排，其中明确提出“推进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监督统筹衔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强调：“做实监督全覆盖、增强监督有效性”；赵乐际同志在全会工作报告中严格对标、紧紧跟进，将“完善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监督统筹衔接制度”作为今年重要工作任务进行部署。这些都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和巡视巡察机构提出了新的重大课题，更赋予了重大政治责任。

为了研究破解完善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监督统筹衔接制度这一重大课题，我们精心制定调研方案，采取实地调研、书面调研、座谈交流等多种方式开展了一系列调研工作。x月xx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办公厅来函委托我省就此课题开展调研，xx书记高度重视，第一时间作出批示，要求省纪委省监委办公厅牵头组织抓好调研并及时上报调研报告。x月xx日，xx副书记专门召集省委巡视办、省纪委省监委相关内设部门和部分省纪委省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负责同志进行座谈交流研讨。我们在向各市州发函进行书面调研的基础上，还组建调研组到xx市、xx州、xx市等地开展了实地调研，及时整理调研成果形成调研报告按程序上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办公厅。此后，又根据相关工作进展对调研报告进行反复修改完善，形成此结题报告。

一、关于对“四项监督”统筹衔接重要意义的认识

党章规定，各级纪委是党内监督专责机关；宪法、监察法规定，各级监委是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纪委监委无论是所要承担的监督执纪问责、监督调查处置两项职责，还是所要发挥的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监督都是打头阵、第一位的，居于基础性、保障性地位。从历史逻辑来看，19xx年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应运而生，扛起的就是加强党内监督、巩固党的一致及权威的根本职责。此后，虽然几度易名、几度更迭，文革期间还曾被摧毁中断，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重建，改革开放xx多年来更是经历了巨大发展，但纪检机关作为党内监督机关的根本性质、将监督作为基本职责的根本定位始终没有变。可以说，监督是纪检监察机关与生俱来的使命，是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所在。从理论逻辑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以雷霆万钧之势向党内顽瘴痼疾开刀的同时，注重从规律上找原因、从机制上补缺口，持续深入推进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巡视、派驻“两个全覆盖”，到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制定党内监督条例推动党内监督全覆盖；从党的十九大后将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纳入国家监察范围，到逐步形成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监督“四个全覆盖”格局；从大力推动“有形覆盖”，再到走向“有效覆盖”，填补了从好党员到“阶下囚”、从好的公职人员到“阶下囚”两个方面的空白，可以说目标一以贯之、实践环环相扣、工作接续递进。十九届四中全会集成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成果对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作出更高层面更加清晰的顶层设计、开启在坚持中深化在深化中发展的新征程。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响亮地宣示，我们党探索出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构建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权力监督制度和执纪执法体系，并明确指出这条道路、这套制度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巩固发展。坚持这条道路、发展这套制度，纪检监察机关使命当前、责无旁贷，必须自觉把监督挺在前面，持之以恒推进监督理论创新、制度完善、效能提升。同时，在改革中纪检监察机关承担的主要任务虽有所变化和拓展，但无论怎么变化、怎么拓展，贯穿其中的主线都是监督。没有强有力的监督，其他一切工作就只是“盲人摸象”。从实践逻辑来看，随着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推进、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不断巩固拓展，纪检监察工作的重音已从党的十八大之初的“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向标本兼治、源头防治、全面治理转变，已从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主次有序、缓急有别推进向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转变，需要更加强调履行监督基本职责、第一职责，更加突出定位向监督聚焦、责任向监督压实、力量向监督倾斜，更加注重提高监督效能，抓早抓小、防微杜渐，真正让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无所遁形、无法滋生。

履行好监督基本职责第一职责，首要必须对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监督“四项监督”的定位内涵有一个清晰的认识。纪律监督是党内监督的基本形式，体现的是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纪律要求约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重在把纪律挺在前面、形成常态，唤醒党章党规党纪意识。监察监督是党内监督的拓展和延伸，是对公权力最直接最有效的监督，重在运用职责法定、管辖法定、权限法定、程序法定的优势，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公职人员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从业以及道德操守等情况监督全覆盖。派驻监督是纪委监委直接领导和授权的监督，是纪律监督和监察监督延伸的触角，重在发挥“派”的权威和“驻”的优势，近距离、全天候、常态化盯住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干部和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到实处。巡视监督是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是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重在利剑高悬、发现问题、形成震慑。这“四项监督”各有分工、各有特点、各有侧重，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发挥着各自独特的作用。同时，它们又具有高度内在一致性和互补性，主要体现在：本质属性相同，都是政治监督，必须体现政治原则、政治标准、政治要求，把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推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见效作为根本任务。职责定位相通，都是对职能部门、监管单位、领导干部、公职人员等责任主体履行监管职责、行使监管权力进行“监督的再监督”“检查的再检查”，是“裁判员”不是“运动员”，不是凡事直接冲到一线、深入到具体工作中去监督和检查，更不是越位包揽、越俎代庖，“种别人的田、荒自己的地”。责任链条相扣，“四项监督”，每一项都是铁的政治责任。抓实“四项监督”，背后都离不开党委（党组）主体责任、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纪委监委监督责任贯通联动、一体落实。监督重点相连，必须突出领导干部、聚焦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一把手”，只要把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盯住了抓好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水平就会有一个大提升，党内政治生态就会产生根本变化。目标方向相合，都是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进行同各种违背党的原则、违反党章党规党纪和国家法律法规、破坏党的团结统一、侵蚀党的肌体健康的现象、问题以及有关的人和事作坚决斗争的工作，根本目的都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捍卫党的长期执政地位、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总之，“四项监督”是上下贯通、左右衔接、集成联动、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不存在“一枝独秀”，更不存在孰轻孰重，必须实现统筹衔接，做到贯通协同、共融一体，将制度优势全面转化为治理效能。关于实现“四项监督”统筹衔接的重要意义，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来认识。

（一）实现“四项监督”统筹衔接是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监督是治理的内在要素，在管党治党、治国理政中居于重要地位。”历史和现实都证明，解决党自身存在的问题，外部监督是必要的，但从根本上讲，要靠强化自我监督。当前，党和国家所面临的环境、肩负的任务和自身状况都发生深刻变化，越是面对复杂形势和严峻挑战，就越要下定决心“自己给自己做手术”，破解自我监督这个难题。“四项监督”本质上都是党和国家的自我监督，是中国特色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四项监督”统筹衔接，既是直接为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添砖加瓦”，也有利于纪检监察机关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更好地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

（二）实现“四项监督”统筹衔接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夺取反腐败斗争彻底胜利的重要路径和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不仅是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也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四项监督”既包含惩的手段，也具备防的功能，与“三不腐”理念高度契合、一脉贯通。推动“四项监督”统筹衔接，就是旨在打通各项监督之间的壁垒，整合各项监督的资源和力量，形成监督的倍增效应，释放管党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治理效能。一方面，通过铁面监督保持高压态势，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露头就打、一寸不让，强化不敢腐震慑；另一方面，通过完善监督制度体系、织密全覆盖监督网，压缩和铲除违纪违法问题滋生的空间和土壤，强化不能腐的约束；再一方面，通过用好各项监督成果，强化以案促教、以案示警，推进政治生态综合治理，不断涵养廉洁文化，筑牢不想腐的思想根基。可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完善“四项监督”统筹衔接制度既是重要路径，也是必然要求。

（三）实现“四项监督”统筹衔接是推进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和现实需要。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目前，各方面监督总体上有力有序，但协同衔接不够顺畅的问题比较突出，日常监督不够严格，办法不多、效果不强”。这些都是制约监督提质增效的短板，也是影响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弱项，必须切实加以解决，特别是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对象呈几何倍数增长，更是迫切需要整合各类监督力量，推动监督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转变。我们要坚持一体推进“三项改革”，紧紧围绕监督中的发现问题、处置问题、整改问题等关键环节，系统谋划建立健全“四项监督”信息、资源、力量、手段、成果等共享制度机制，推动构建具有“大一统”格局、“一盘棋”联动特色的监督工作流程，实现“四项监督”同步推进、同向发力，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二、我省“四项监督”工作开展基本情况

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在党中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xx省委的坚强领导下，xx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和巡视巡察机构坚持深学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忠实履行监督第一职责，积极创新思路和举措，在做实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监督全覆盖上下功夫，以监督的新举措新成效巩固发展xx风清气正政治生态。

（一）坚持挺纪在前，做实纪律监督。坚持关口前移，前置纪律防线，教育预防为主，惩处治理同进，用严明的纪律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常态化，严肃查处违反党章党规、违背党的政治路线、破坏政治纪律政治规矩问题，严肃查处空泛表态、应景造势、敷衍塞责、出工不出力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促进“两个维护”落实落细。严格执行《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规定》并协助省委制定我省实施细则，每年协助省委常委带队检查各市（州）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情况，实行下一级党委（党组）书记向上一级纪委全会述廉述责并接受纪委委员测评，以刚性纪律约束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出台《中共xx省纪委xx省监委机关党风廉政意见回复工作暂行办法》，把党风廉政意见回复作为政治监督的重要方式，严把干部选拔任用政治关，严防“带病提拔”“带病上岗”。固化经验制定会风会纪监督工作机制，强化会风会纪监督。坚持不懈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驰而不息纠正“四风”，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注重推进廉洁文化建设和家风建设。深化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常态化开展“访村寨、重监督、助攻坚”专项行动，连续开展两轮脱贫攻坚“五个专项治理”，强力纠治数字脱贫、盲目决策、虚假摘帽等问题，并组织省市县三级利用查处的典型案例同步举办扶贫领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专项警示教育展，今年x月又协助省委聚焦整治工作中特别是扶贫民生领域“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问题开展了全省警示教育大会。深入实践运用“四种形态”，注重在运用第一种形态上下功夫，把监督寓于日常工作中，见人见事见细节，对新提拔省管干部开展廉政谈话，强化对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民主集中制、“三会一课”等法规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督促被约谈或被给予纪律处分的领导干部在民主生活会上对相关问题进行认真说明和深刻检查，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和轻微违纪问题及时采取谈话提醒、批评教育、责令检查、诫勉谈话等方式处理，加大谈话函询力度，对本人如实说明问题予以采信。对于违纪问题，统筹考虑动机态度、客观条件、程序方法、性质程度、后果影响以及挽回损失等六个要件，依纪依规、宽严相济给予恰当处理。制定出台关于开展澄清正名工作的指导意见，严查恶意举报、诬告陷害行为。制定施行受处理党员教育和回访工作暂行办法，稳妥协助推动被问责和受处分干部重新使用。十九大以来，全省纪检监察机关运用“四种形态”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人次连年增长，其中第一、二种形态占比更是增长迅速。

（二）坚持纪法贯通，做实监察监督。全省各级纪委监委充分发挥合署办公优势，科学拟订省纪委省监委机关全新“三定”规定，调整优化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完成监审分设、审复分离，构建执纪监督、审查调查、案件审理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的工作机制，充实案件监督管理、案件审理等部门力量，加强调查措施使用的监管和案件质量把关；新组建xx省纪检监察机关事务保障中心、xx省纪检监察大数据与技术装备保障中心、xx省纪检监察融媒体与廉政教育中心、xx纪检监察干部学院等事业单位，实现政务事务分离、分工专业化精细化。将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省监委委务会会议合并召开，严格按照相关程序和规定分口决策，反腐败工作在决策部署指挥、资源力量整合、措施手段运用上更加协同高效。制定省监委专家咨询委员会工作规则等，发挥各领域专家学者“智库”作用，为监察监督提供咨询论证服务。在赋予派驻机构监察权限的基础上，稳步推进监察职能向国企、高校以及乡镇基层延伸和全覆盖，梳理并建立各级监察对象目录，我省监察对象约为xx万人，较全覆盖前增加约xx万人。全省各级监察机关全面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把监察范围覆盖到公权力运行的全过程、各领域和各环节。

（三）坚持内涵发展，做实派驻监督。通过深化改革，省纪委省监委共设派驻纪检监察组xx个（其中xx家派驻党政机关纪检监察组，x家派驻省管金融企业纪检监察组），监督xxx家单位。派驻机构统一用序号命名，并在每家被监督单位统一挂牌，每个组编制数不低于xx人，均设置x个以上的内设机构，班子成员最少为一正两副，将派驻机构完全作为一个单位来建设和管理，实现机构数减少、力量增强的“内涵式”发展。我省“机构做减法、力量做加法”等改革做法得到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充分认可，并在向全国纪检监察机关通报的《地方深化派驻机构改革情况分析》中予以肯定。召开省级派驻机构、省管国企和普通本科高校纪检监察机构主要负责人述德述职述廉会议，分类制定考核办法，常态化以考促责。制定出台《中共xx省纪委xx省监委机关内设机构与派驻机构日常联系暂行办法》，明确省纪委省监委派驻机构由省纪委常委会统一领导、省纪委省监委统一管理、省纪委副书记（常委）省监委副主任（委员）直接分管、省纪委省监委有关监督检查室分工联系，向省纪委省监委负责并报告工作，促进派驻机构“形神兼备”。省级派驻机构所有组长均担任驻在部门的党组成员或领导班子成员，第一时间参与党组决策，掌握监督信息、提出监督意见，对于综合监督单位，采取参加党组会议、参加民主生活会等方式掌握监督信息、提出监督意见。制定派驻机构与被监督单位协作机制等，将派驻监督办公地点设置在监督一线，原则上单独派驻的纪检监察组均驻在被监督单位，综合派驻的纪检监察组驻在监督任务比较重的被监督单位，以便更好地发挥精密探头作用。省直派驻机构20xx年、20xx年连续两年均消除“零办案”，20xx年更实现了问题线索处置数、立案数、结案数、处分党员干部数“四增长”；今年虽受疫情影响，依然保持了“四增长”。目前，正严格按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新精神，稳步推进深化市县派驻机构改革；同步将省级垂直管理单位和部分以上级管理为主单位全部纳入市县派驻监督；谋划开展探索以上级纪委监委派驻形式强化对国有企事业单位监督试点。

（四）坚持上下联动，做实巡视监督。坚守政治巡视定位，聚焦“两个维护”的根本任务，聚焦党委（党组）职能责任，紧紧围绕推动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省委重大决策部署，贯通运用常规巡视、专项巡视、机动式巡视、“回头看”巡视等方式对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开展政治“体检”，查找和纠正政治偏差。目前，十二届省委已完成x轮对xxx个地方、单位党组织的巡视工作，正在开展第十轮巡视，巡视覆盖率近xx%。坚持把巡视反馈作为推动整改的重要环节，每轮巡视后，在对被巡视党组织一对一、点对点反馈后，以点带面，分层次、分区域、分系统召开集中反馈会，扩大警示教育面，督促未巡党组织主动将自己摆进来、自查自纠，强化利剑震慑力。建立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及成员参加巡视反馈制度，传达中央有关要求，学习省委书记在省委常委会会议听取巡视情况汇报时的讲话精神，既集中明确本轮巡视的被巡视党组织及其主要负责人整改责任，强化整改意识，提高整改实效；又督促被巡视党组织本级和上级党委（党组）实现“两个主体”联动，推动开展系统性、行业性专项治理。每轮巡视后，省委巡视办都及时将省委常委会听取巡视情况汇报时的议定事项和问题清单分别发函给有关单位，督促抓好贯彻落实。同时，将巡视综合报告和问题清单向省委、省政府分管领导同志通报。推行组办联动制度、巡视报告问题底稿制度和巡视后评估制度，提高全覆盖质量。制定出台《关于省直部门党组（党委）开展巡察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关于深化政治巡视巡察构建上下联动一体推进监督格局的意见（试行）》《关于对村（社区）党组织开展巡察的指导意见》等，构建完善巡视巡察上下联动监督网，坚持省委巡视组与市县巡察组统一编组、同步监督，并提级运用市县巡察成果，形成巡视带动巡察、巡察充实巡视的工作格局。完善党委书记专题会议听取巡察汇报情况报备等制度，建立巡视工作约谈、考核评价、责任追究机制。积极探索提级巡察、交叉巡察，推动巡察工作向村居延伸。对市县巡察工作开展专项检查，及时反馈发现的问题，督促地方党委整改落实。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工作报告对xx“巡视巡察同步，巡察交叉机动，全覆盖质量不断提高”给予了充分肯定。今年赵乐际同志来xx调研指导工作，对我省巡视巡察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了高度肯定。

（五）坚持严管厚爱，做实自身监督。20xx年开展纪检监察干部教育培训年，20xx年开展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年，今年接续开展纪检监察干部队伍能力提升年，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制定出台《中共xx省纪委关于建立纪检监察系统内部督查制度的意见（试行）》《中共xx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内部督查工作规划（20xx—2021年）》，扎实推进内部督查全覆盖。开展履行自身主体责任专项检查，在全省xx个未单设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的县（市、区）纪委监委设专职监督员，对纪检监察干部违纪违法问题“零容忍”。聘请特约监察员，开展纪检监察开放日活动，主动接受各方面监督。制定干部交流轮岗办法，在xxxx年省纪委省监委内设部门人员交流比例超xx%的基础上，xxxx年派驻机构人员交流比例超xx%，对x个市（州）纪委监委分管审查调查工作的副书记进行交流任职。对x年来全省纪检监察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开展分析，健全内控机制，制定业务工作程序规范以及“三个必须十五个不得”行为规范、职责底线清单等制度，常态化排查廉政风险点、提出防范措施。

三、推动“四项监督”统筹衔接的探索实践

xx省纪检监察机关和巡视巡察机构牢固树立“四项监督”“一盘棋”的思维，积极探索建立整合监督资源、力量、流程、手段等方面的制度机制，努力实现各种监督信息共享、协作配合、成果互用，不断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推动监督工作高质量发展。

（一）创新工作机制推进部门联动。出台《xx省纪委省监委机关监督工作办法（试行）》等制度，建立省纪委省监委统一领导、省纪委副书记（常委）省监委副主任（委员）分管、相关职能部门分工负责协调配合的监督工作领导体制，明确党风政风监督室负责省纪委省监委履行监督职责的综合协调，制定省纪委省监委监督工作要点，及时收集、汇总监督发现的重大问题提请省纪委省监委专门会议研究并跟踪督办等；监督检查室负责指导、检查、督促联系地区、单位纪委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推进监督工作等；派驻纪检监察组负责监督被监督部门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和处级干部，依规依纪依法履行纪检监察职责等；信访室负责每季度综合分析研判信访举报情况，针对重点关注问题提出监督建议，书面通报党风政风监督室、监督检查室、派驻纪检监察组；案件监督管理室负责每季度向党风政风监督室书面通报《案件监督管理系统》违纪行为问题线索查处情况、统计数据及分析报告，等等。将巡视整改日常监督职责纳入省纪委省监委机关“三定”规定，制定出台《关于建立健全xx省委巡视机构与xx省纪委省监委有关部门协作配合机制的意见》，明确信访室及时将季度、半年、信访举报形势分析情况通报省委巡视办，党风政风监督室适时将纠治“四风”、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省委实施细则方面分析报告、调研报告、阶段工作重点等提供巡视办了解掌握，巡视办定期将市（州）、开展巡察工作的省直单位党委（党组）书记听取巡察汇报情况的报备材料提供相关监督检查室，作为加强日常监督的参考；党风政风监督室负责巡视反馈问题整改监督的综合协调，适时汇总和跟踪督办监督检查室、派驻纪检监察组开展巡视反馈问题整改监督工作情况；案件监督管理室负责受理省委巡视办移交的问题线索；监督检查室、派驻纪检监察组应当在省委巡视组征询建议时，及时通报监督发现的问题，对联系地区、单位的巡视反馈问题整改情况开展监督检查，督促整改到位，等等。通过以上一系列机制的建立，有效推动各职能部门衔接顺畅、协作联动。

（二）健全程序规范推进流程贯通。顺应一体推进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和纪检监察机构改革的新要求，协助省委制定出台《xx省贯彻〈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实施细则》《xx省贯彻<党组讨论和决定党员处分事项工作程序规定（试行）>实施细则》等；整合《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监察机关监督执法工作规定》等多部法规制度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制定《中共xx省纪委xx省监委机关监督执纪执法工作规范》，对监督执纪问责、监督调查处置全流程进行细化并配套附式文书和流程图，为监督执纪执法工作提供了一本系统便捷的操作指南。重塑问题线索处置流程，充分发挥案管部门在线索管理和案件查办中的统筹协调作用，构建从信访室“进”、到案管室“分”、再到监督检查室和审查调查室“办”、后到审理室“出”、最后到申诉复议复查办公室“复”的相互衔接、相互制约运行体系。出台《xx省纪委省监委机关问题线索分办与处置工作办法（20xx）》，明确问题线索分办“双集体研究决策机制”，由省纪委省监委主要领导召开线索分办处置专题会议，集体研究问题线索的分办和分类处置，有效提升问题线索管理和处置质效。出台《中共xx省纪委xx省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和省管国企、省属高校纪检监察机构问题线索处置及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措施使用工作办法》等xx余件纪检监察业务规范性文件，从法规制度层面推动实现了执纪执法领导体制与工作机制、依纪监督和依法监察、适用纪律和适用法律、执纪审理和执法审理相互贯通、一体执行。各级纪委监委坚持把纪法思维贯通监督执纪执法全过程，当纪则纪、当法则法，在初核阶段，严格权限和程序，准确处置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在立案阶段，对涉嫌违纪的进行党纪立案，对涉嫌职务违法、职务犯罪的进行监察立案，对既涉嫌违纪又涉嫌职务违法、职务犯罪的进行党纪和监察双立案；在审查调查阶段，既审查违纪问题，又调查违法问题，注重对涉案对象进行“政治画像”，严格区分和使用违纪、违法证据收集措施；在审理阶段，既讲政治又讲证据，切实在事实认定、程序环节、法律适用上符合法律法规的标准和要求，实现与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相协调。

（三）聚焦重点工作推进资源整合。对于重大主题、重要工作、重点任务，整合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巡察监督资源靶向攻坚，充分发挥党委统一领导、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能，确保取得“x+x>x”的效果。比如，为扎实做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情况监督工作，制定《xx省纪委省监委机关认真履行政治监督职责进一步做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情况监督工作方案》，明确在省纪委常委会、省监委委务会的领导下，省纪委省监委机关成立工作专班，负责组织协调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情况监督工作。其中，党风政风监督室负责任务分解、督查督办、综合分析、情况汇总等综合协调工作；各监督检查室负责督促指导联系的市（州）纪委监委和省纪委省监委派驻纪检监察机构，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国家公职人员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情况开展监督检查；省委巡视机构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情况作为巡视巡察监督的重要内容，持续深化政治巡视。比如，在专项整治领导干部利用茅台酒谋取私利问题、铲除影响xx政治生态的“毒瘤”过程中，坚持贯彻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理念，要求监督检查、审查调查部门在执纪执法过程中重点关注违规违纪违法购酒、贩酒、批酒、收酒、送酒、用酒等问题线索，一旦发现深挖严查、快查快处；派驻机构将领导干部利用茅台酒谋取私利问题纳入日常监督重点，督促被监督部门单位开展自查自纠、全面清查处置封存的酒类资产，狠刹涉酒歪风；巡视巡察机构将专项整治作为政治监督的重要内容，“多管齐下”形成强大攻势和震慑。深挖监督发现的问题产生的根源，推进制度改革、促进标本兼治，实施公务活动全面“禁酒令”，制定《关于严禁领导干部利用茅台酒谋取私利的规定》《xx省党员领导干部利用茅台酒谋取私利行为纪律处分规定》，督促茅台集团建立《关于领导干部违规插手茅台酒经营问题打招呼登记备案制度》，将是否利用茅台酒谋取私利作为民主生活会对照检查、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的规定动作、必须内容并长期坚持。用好监督查办的典型案件，高频率开展警示教育，并在省党风廉政警示教育基地和茅台集团分别设置领导干部利用茅台酒谋取私利问题永久性专项整治展，确保警示教育抓常抓长。通过专项整治，茅台集团发展势头持续向好、发展质量稳中趋优，xx茅台总市值于2020年x月突破x万亿元大关，市值从x万亿到x万亿，仅仅用了xx个月零x天的时间，从首次突破万亿到实现x万亿市值成为A股市值第一股，这xx个月也恰好是开展专项整治期间，而此前市值从上市到突破x万亿用了xx年零x个月。中央办公厅向全党通报我省专项整治的做法和经验，中央组织部将此编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改革发展稳定中攻坚克难案例，中央纪委机关和中央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向全党通报袁仁国严重违纪违法案件，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工作报告予以肯定。比如，在保驾护航脱贫攻坚方面，省委坚持把扶贫领域专项巡视巡察作为重中之重任务优先谋划、优先部署，xxxx年就已实现对xx个贫困县（市、区）以及与脱贫攻坚联系紧密的相关部门巡视全覆盖，xxxx年又完成了x轮对x个贫困县脱贫攻坚“回头看”、xx个省直单位支持x试验区建设专项巡视。省纪委省监委整合机关内设部门和派驻机构力量，采取专项检查方式，与省委巡视有效衔接，实现对深度贫困地区的监督检查全覆盖。今年，又聚焦x个未摘帽的深度贫困县和x个已摘帽剩余贫困人口在x万人以上县（区），清单化梳理中央脱贫攻坚考核、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调研督导、巡视巡察等各方面反馈的扶贫领域问题，由省市县三级纪委监委领导班子成员统筹调度各口监督力量分片包点全程跟踪督导整改，实行同步追问、一体压实各级党委政府属地责任、主体责任和行业职能部门监管责任、工作责任的“双问责”工作机制，强力督促推动各级守土担责、守土尽责，确保按时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四）打破数据壁垒推进信息互通。借助全省大数据产业发展的东风，强力推进省纪律监督“数据铁笼”工程建设，高起点高标准打造扶贫民生领域监督管理系统、省管干部廉政档案管理系统和问题线索处置监督管理系统、“三公”经费预算执行动态监控系统、政治监督线上活页系统、检举举报平台、省纪委省监委机关综合办公平台、调查信息查询分析平台、省纪检监察数字档案馆、巡视巡察信息化系统，对内将日常办公、信访举报、问题线索、巡视巡察反馈意见、专项检查情况、案件剖析报告、纪律监察建议等方面信息汇总起来，逐步构建纪检监察系统的“大数据云”，按照相关权限和保密规定提供各项监督主体调取使用；对外加强省直职能部门协作联动，将分散在各部门的信息进行“聚拢”、整合、分析，提高监督智能化水平和效率。比如，扶贫民生领域监督管理系统在前期实现与扶贫、民政、教育、人社、卫计、工商、住建等xx个主管部门数据共享的基础上，今年直接从“省数据交换平台”、“扶贫主体数据库”、“扶贫云”中抓取和采集全省x个深度贫困县和x个贫困人口超过x万人的县（区）建档立卡贫困户“三保障+饮水安全”数据，并对数据进行二次清洗整合关联，实现数据同步整合和自动采集、自动以大数据进行可视化统计分析、自动运用数据比对模型发现问题、预警信息智能分类处置、系统运转智能远程监控，大大提高了监督的精准性和实效性。比如，“三公”经费预算执行动态监控系统重点聚焦公务用车、公务接待、公款出国三大领域，由财政部门现有业务系统增加监督模块完善升级而成，实现实时监督“三公”经费使用。比如，调查信息查询分析平台打通了金融领域、通信公司、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xx家单位xx项数据，极大地畅通了审查调查信息查询渠道。比如，省管干部廉政档案管理系统通过对信访部门数据、审查调查部门数据、监督检查部门数据、审理部门数据和案管部门问题线索处置数据进行抓取、关联和整合，按照“x+x”内容标准（即廉政档案内容主要包括干部基本信息、廉政情况综述、问题线索处置情况、党风廉政意见回复情况、民主生活会上说明情况及其他廉政情况）存储管理，实现“人员建档”和“线索建档”全覆盖。目前，已完成xxxx多名在职省管干部廉政档案建设工作，并探索运用档案数据开展比对监督。比如，建立市（州）、省直单位、省管国有企业、省属普通本科高等院校线下、线上政治监督活页，重点收集党的十九大以来被监督单位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中存在的问题清单和整改落实情况，加强与被监督党组织和组织、宣传、巡视等部门的日常沟通联系，及时掌握被监督党组织的最新情况并动态更新活页内容。将政治监督活页作为党内政治生态分析研判、开展专项监督检查、向巡视机构提供情况的重要载体，定期开展研判分析，针对活页反映的反复出现、整改不到位的问题，及时通过制发纪律检查建议书、约谈被监督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开展专项监督检查等形式督促解决到位。

（五）研判整治并举推进成果转化。按照季分析、年总结方式，定期对信访举报、监督检查、审查调查、纠正“四风”等工作情况进行梳理汇总、分析研判，找准问题滋生演变的趋势和规律，以便及时调整监督方式和重点。探索开展党内政治生态分析研判工作，通过梳理分析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巡察监督等各个渠道反馈的情况、发现的问题，全方位、多角度对地方或部门党内政治生态进行“精准画像”并形成研判报告。目前，已完成对各市（州）、省直部门和省管国有企业、普通本科高等院校党内政治生态研判全覆盖，绘制出xxx份党内政治生态“全景图”，并及时把研判结果反馈给对应的党委（党组）及其“一把手”，把后续整改工作纳入纪检监察机关开展日常监督、巡视巡察监督的重要内容。在此基础上总结固化经验，协助省委制定印发《关于建立党内政治生态分析研判机制的指导意见》，并同步制定省纪委机关的实施意见，构建省委统一领导、纪委组织协调、党的工作机关分工负责的党内政治生态分析研判长效机制，明确每年开展x次常态性研判，在一届党委届中和换届前半年各开展x次综合性研判，把研判结果作为监督检查、巡视巡察、选人用人、领导班子评价、干部评先选优、全面从严治党考核等的重要参考，推动党委（党组）主体责任、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纪委监委监督责任贯通协同、一抓到底。制定实施《关于深入推进“一案一整改”工作的指导意见》，深化以案促改、以案促教，督促案发地区、单位按照“三会两书两公开”（召开党支部会议宣布处分决定，召开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或组织生活会对照检查，召开警示教育大会通报相关案情；在一定范围印发忏悔书<悔过书、检讨书>和公开处分决定书；敦促涉案人员主动向组织说明问题；全面剖析案情，针对性建章立制堵塞漏洞；向党内单位公开有关案情、向社会公开整改情况）的工作要求，建立整改清单和台账，明确责任人和具体任务，确保处分决定执行到位、警示教育开展到位、存在问题检视到位、整改措施落实到位。针对案件暴露出的突出问题，及时对现有规章制度进行梳理评估，建立长效机制，堵住制度漏洞，清除腐败余毒，修复政治生态。明确巡视巡察机构、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部门和派驻机构、国企和高校纪检监察机构将“一案一整改”工作纳入巡视巡察和日常监督范围，对案发地区单位、案发系统行业开展“一案一整改”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责任不落实、整改不到位甚至拒不整改的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严肃追责问责。

（六）狠抓能力建设推进人员融合。制定《xx省纪检监察机关能力建设三年规划（20xx-2021）》，对提升政治业务、技术支撑、装备保障水平，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作出系统性谋划部署，明确实施政治业务能力提升工程、人才“双千工程”、大数据信息化工程、监督执纪执法保障强化工程“四大工程”，该规划经省委常委会审议通过后已以省纪委省监委名义印发。坚持实行全员培训，每年纪委全会召开后，第一时间举办学习贯彻中央纪委全会精神的厅级领导干部研讨班和厅级以下干部培训班，由省纪委省监委班子成员和“四项监督”各对口领域的业务骨干分别授课，交流工作经验、教授工作方法，促进干部互学互鉴，提升综合业务能力。对于一些重大的监督执纪或审查调查任务，采取一事一授权方式，抽调“四项监督”各口业务骨干加入专项监督检查组、巡视巡察组或审查调查组，协同作战、互学互进、以干代训、实战练兵。比如，20xx年xx月，在对省扶贫办开展专题巡视工作中，根据工作需要，抽调省委巡视办、省纪委省监委相关内设部门和派驻机构人员参加，既发挥了各自经验优势，也学习掌握了巡视监督方法手段。市、县两级纪委监委都严格《xx省纪检监察机关能力建设三年规划（20xx-2021）》要求，结合各自实际制定实施方案，狠抓能力建设。同时，为破解人员力量分散、素质相对不高等问题，积极创新方式促进“四项监督”人员交流共用。比如，有的市州采取片区协作等方式，按照地域相近、力量互补、规模适中、有利工作的原则，将辖区内县乡分为若干片区协作工作组，明确县级纪委监委班子成员兼任片区协作组组长，负责统筹片区工作组监督执纪、审查调查工作，构建“县级纪委监委班子成员+纪检监察室主任+乡镇纪委”的纵向指挥、横向协作联动模式，有效解决乡镇纪委人员力量分散、监督乏力、案件质量不高、安全隐患突出等问题。

四、“四项监督”统筹衔接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

（一）思想认识有偏差。一是不良政绩观尚未全面彻底扭转。一些纪检监察机关特别是县、乡两级纪检监察机关依然对监督是基本职责、第一职责的定位认识不清、理解不透，没有正确处理好监督和办案之间的关系，还一定程度上存在“以办大案要案论英雄”的思想，认为监督是潜绩，审查调查才是显绩，日常监督的积极性有待激发。二是对政治监督的内涵把握不准，不善于从政治的高度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处置问题。有的纪检监察干部特别是派驻机构干部在日常监督中把主要精力放在查账目、盯作风上，对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方面存在的问题摸不清、抓不准，政治监督举措乏力、效果不明显。三是重发现和处置问题、轻整改问题的现象在基层依然存在。虽然这些年省纪委省监委通过建立“一案一整改”机制、规范使用纪律监察建议书等方式强化标本兼治工作，但少数基层纪检监察机关“一查了之”的思维惯性尚未彻底根除，做好“后半篇”文章的主动性不强、积极性不高。四是认为监督只是监督部门的事，“各自为战”的现象依然存在。比如，有的审查调查部门认为以案促改、以案促教工作应该由负责党风廉政警示教育工作的部门去做，自己只管办案即可，对案件的剖析不重视不上心甚至敷衍应付，而负责党风廉政警示教育工作的部门没有参加案件查办全过程，对细节不了解，难以挖掘其中的“警示教育点”，以致工作效果不佳。又如，由于县乡两级没有实行监审分设，有的纪检监察机关就将日常监督工作全部交给党风政风监督室、扶贫与民生监督室来做，监督事项重叠、工作杂乱无章，更别说研究推进“四项监督”统筹衔接了。

（二）监督效能须提升。通过这些年的改革，“四项监督”虽实现了质的飞跃，但与党中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新标准新要求相比，还存在各项监督质量参差不齐、统筹衔接不够顺畅有力、联动协作不够紧密紧凑等问题。在纪律监督方面，涉及跨区域、跨系统、跨领域的监督，尚未形成统筹联动长效机制，容易出现多头监督、重复监督的问题；与监察监督衔接还有提升空间，少数纪检监察干部还存在重犯罪、轻违纪的观念，将主要精力放在查办犯罪行为上，对违纪行为的发现和查处着力甚少。在监察监督方面，从有形覆盖到有效覆盖尚任重道远，特别是基层群众性x组织从事管理的人员纳入监察范围后，监察对象大幅增加，县级监委管辖人员多、监督任务重、“管得着、看不见”等问题较为明显。在派驻监督方面，一些派驻机构日常监督乏力，有的市、县派驻机构人员长期被抽到专案组办案，成了名副其实的“办案机构”。有的监督方式方法单一，发现问题的能力较弱。有的“眉毛胡子一把抓”，重点不突出，普遍撒网、疲于应付。有的与巡视巡察监督联动不够好，巡视巡察三个月发现的问题比派驻机构近距离、全天候、常态化监督发现的问题多得多。在巡视监督方面，对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发现的问题、形成的监督成果运用还不够充分，且把巡察发现的问题线索移交给纪检监察机关后，后续沟通了解不够深入。

（三）机制制度不健全。在日常实践中，虽然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围绕推动“四项监督”衔接贯通建立了不少制度，但多是零散的、分散的，难以形成“大一统”格局。加之，受管理权限、保密规定等限制，“四项监督”之间左右衔接、上下贯通、协同联动、相互促进还不够顺畅，各部门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各唱各调”“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多头指挥”等情况，没有真正形成发现问题、处置问题、整改问题的闭环管理体系。比如，对于派驻监督来说，纪委组织部门管其人，党风政风监督部门管其事，监督检查室也在联系派驻纪检监察组，面对的“婆婆”很多，有时还可能出现不同部门对同一工作有不同理解，以致无所适从。同时，由于“四项监督”工作成效难以量化评估，各级尚未建立科学严密的监督考核机制，“干和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怪圈没有彻底破除，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纪检监察干部抓监督的积极性。

（四）顶层设计很必要。“四项监督”统筹衔接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的部门多、领域广，迫切需要加强顶层设计。目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没有针对“四项监督”统筹衔接制度集成创新出台相关指导意见，对此基层同志感到工作缺乏明确的指向和一致的标准，各地方各部门尺度不一、参差不齐。比如，监审分设后，各项监督工作迫切需要明确一个综合性的机构或部门来统。然而，由哪个部门来统、如何统，至今没有定论。实践中，我省探索由党风政风监督室来承担履行监督职责的综合办公室职能，但受其本身职责限制，难以真正统起来，只能起到综合协调、“穿针引线”的作用。又如，鉴于纪检监察工作的政治性、政策性非常强，制度创新必须严格对标对表、慎之又慎，也正因此，有的基层纪检监察机关害怕把不准哪些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层面计划统一规范的，哪些是自身可以探索的，就不愿创新不敢创新，干脆一切等着上面出政策。

（五）能力保障有差距。一方面，是“硬能力”，主要指监督的硬件保障条件。目前，基层纪检监察机关信息化程度不高、监督执纪执法装备保障水平不高的问题依然相当突出，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大数据技术在纪检监察工作中的应用还存在不小差距。另一方面，是“软能力”，主要指干部能力素质。虽然通过近两年的全员培训，纪检监察干部的能力素质有明显提升，但抓监督的专业能力还有差距，懂信息技术的专业人才在基层也尤为缺乏。

五、“四项监督”统筹衔接的意见建议

（一）对“四项监督”统筹衔接作出顶层设计。建议积极向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汇报，争取上级制定出台关于完善“四项监督”统筹衔接制度的指导意见，明确工作方向、重点任务、部门职责等，以精准指导基层创新突破。

（二）强化对监督工作的系统培训。建议建立“四项监督”业务培训常态化机制，每年针对纪检监察机关履行监督基本职责、第一职责适时组织举办专题培训班，由相关领导和业务骨干亲自授课，围绕“四项监督”进行系统性业务培训，破除思想误区、教授工作方法、提升业务能力。

（三）完善监督质效考核体系。建议将“四项监督”工作纳入年终考核范畴，建立科学的量化监督质效考核指标体系，至少包含发现问题数量、整改完成情况、预防提醒宣传效能、反腐倡廉群众满意度评价等，破除“干和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怪圈，激发抓监督、强监督的积极性。

统筹与衔接篇3

一、“四项制度衔接”的必然性

——是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需要。“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是党的十七大确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新的要求之一。推行“四项制度衔接”,是政府组织向城乡居民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大事,是政府把维护人民健康权益放在第一位的表现。

——是解决城乡居民医疗保障问题的需要。当前,城乡居民医疗保障程度不高、保障水平有差距,关系不能转移,看病不方便,看病贵、看病难问题仍然突出。推行“四项制度衔接”,是完善我国城乡医疗保障体系的客观要求,是一项有利于解决农村缺医少药状况、提高城乡居民健康水平的民心工程。

——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公认的成就,但同时也存在不协调发展的问题。其中,至今尚未建立全面、系统、公平、有效的医疗保障体系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因素之一。实施“四项制度衔接”,运用法律、政策、经济、制度和行政等手段,统筹各种社会资源,综合解决社会不同利益群体需要解决的问题,建立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和社会和谐的运行机制,有效地疏导存在的矛盾,使社会系统中的各个部门、不同人群、各种要素处在一种相互协调的状态之中,从而形成和谐相处的社会。

二、“四项制度衔接”的可能性

——时机基本成熟。党的十七大报告对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进行了全面部署,为发展医疗保障事业指明了方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要求“做好职工医保、居民医保、新农合和城乡医疗救助制度之间的衔接”。目前,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已基本实现全覆盖,并统一了公共财政城乡居民补助均等化。这为“四项制度衔接”提供了坚实的政策支持和营造了良好的环境氛围。

——经济条件基本具备。1979-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6%;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8.7%。国家财政收入从1978年的1132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61317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元提高到2009年的17175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提高到5153元。同时,中央决定投资4万亿元扩大内需,3年内各级财政投入8500亿元用于医改,其中很大部分投入医保事业,为“四项制度衔接”奠定了经济基础。

——已有成功的尝试和可供借鉴的经验。一些省市在“四项制度衔接”上做了有益的探索实践。广东省整合城乡医疗保险制度;江苏省、杭州市注重统筹城乡发展,建立城乡一体的居民医疗保险制度;成都市实行“五个”统一建立城乡医疗保险制度。以上经验,为制度衔接提供了宝贵借鉴。

——拥有一支善于管理的队伍。我国实施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十几年来,基础管理扎实,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建立了完整的省(区)、市、县三级行政、经办管理体制。并拥有一支讲政治、懂业务、会管理、善服务、能吃苦、有劲头的管理队伍,为制度衔接奠定了管理基础。

三、“四项制度衔接”的重点

(一)推进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制度衔接。整合“四项制度”,重点先行整合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一要统一制度构架。按一种制度、两个参保平台的不同筹资标准构建制度框架,实现新农合向医疗保险转轨,使制度覆盖到所有地区、所有人群,享受同等财政补助,同等缴费义务,同等待遇标准。二要统一统筹层次。新农合要尽快实行市级统筹,与居民医保的统筹层次一致,实现制度间的关系可转换、可接续、可转移。三要统一城乡筹资标准。根据城乡差别、居民收入差异情况,建立不同参保平台的缴费标准,初期暂分居民医保和新农合两个缴费档次,由居民、农民选择参保。随着经济发展和制度、政策的完善,要逐步建立起适合城乡居民不同需求的多个缴费档次和与之相对应的多个待遇标准,形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四要统一城乡保障范围。统一制定不同等级定点医疗机构的用药范围、诊疗项目和服务设施标准,原则上社区卫生机构以提供基本药物、基本诊疗项目为主,报销比例明显高于二级以上定点医疗机构,引导病人到费用低的社区卫生机构就诊。五要统一城乡医疗待遇水平。坚持缴费水平与待遇水平相挂钩的原则,不同参保平台确定不同待遇标准,统一不同等级定点医疗机构统筹基金起付线和基金报销比例。逐步降低起付线、提高基金报销比例。有条件的地方,可取消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及未成年人的统筹基金起付线。探索建立城乡居民门诊医疗统筹,扩大受益面。

(二)加快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衔接。一是促进职工医保市级统筹,统筹制定城市区域内的统一政策、标准和管理,方便就医购药、解决异地就医结算难问题。实现参保人同市生活,同市便利,共享医疗资源。二是统一缴费基数,针对县(市)发展不平衡实际,可设不同缴费率,供不同经济状况用人单位选择。三是均衡城乡医疗待遇水平,缩小城乡待遇差别,减少社会矛盾。对用人单位缴费率達不到6%的地方要提高缴费率,确保有钱办事;控制统筹基金结余数量,使统筹基金报销比例提高到80%以上。同时,要控制个人负担水平,探索建立医疗费用二次补偿办法,对个人负担数额实行年度封顶。四是调整个人账户使用方式,建立门诊医疗费统筹办法,充分发挥基金共济作用。五是统筹解决困难人群医疗保障问题,对困难企业退休人员及具有国有工龄、现已无单位、未参加职工医保的退休人员,采取政府帮助、基金结余调剂、企业尽力、个人尽责等多渠道筹措参保资金的办法,保证他们病有所医。

(三)统筹各项医疗保障制度的衔接。一是取消政策歧视,打通各项制度通道,在参保年度内,允许不同身份人群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选择适宜的一个险种参保。流动人员身份改变的,其医疗保险关系跨制度可互通、可转换,跨地区可转移、可接续。二是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从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等,通过强制措施,促使其选择参加职工医保或城乡居民医保。要明确退休人员享受医疗保险待遇的条件,规定累计缴费年限和最低实际缴费年限。三是允许有经济能力的居民、农民参加职工医保,对达到规定缴费年限且达到60岁的,可给予享受相应待遇。四是探索建立职工医保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与大额医疗费用补助相衔接的办法,把最高支付限额从6倍提高到6倍以上或不封顶。五是做好职工医保、城乡居民医保与城乡医疗救助制度的衔接,不论是职工医保,还是城乡居民,通过申请、评审、公示,年度个人负担影响基本生活的,可获得城乡医疗救助补助,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四)做好各项制度经办管理资源的衔接。一是整合管理资源,把分散在人社、卫生、民政三个部门的“四项制度”职能统一归口到人社部门管理。通过整合管理资源,形成城乡一体化管理,节约管理成本,实现“四项制度”一个窗口办事、一站式服务,提高管理、服务效率,解决管理体制不顺、缺乏统一规划、城乡差别的问题。二是明确省(区)、市、县、乡镇(街道)、村(社区)城乡医疗保险职能、责任,明确经办机构级别。三是建立市、县(市)、乡镇(街道)、村(社区)四级服务平台,统一经办执行标准、业务流程,形成层级分明的管理格局。四是加快“金保工程”建设,统一信息标准,使各种医保数据实现无障碍交换、共享,实现医保“一卡通”。五是健全城乡医保绩效考核制度,统一制订医保经办机构、定点医疗机构医疗服务考核标准,定期开展服务质量考核,考核结果与经费补贴、医疗费结算挂钩,对先进单位、先进个人进行表彰。

统筹与衔接篇4

关键词：新农合,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财政支持,统筹层次

近年来, 我国在社会医疗保险领域加大了财政投入, 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加快了城乡医疗保险制度建设的步伐。在社会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方面, 参保人由单纯的城镇职工扩大到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 由单一的工薪劳动者扩大到全体社会成员。

1 我国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的现状

1.1 我国医疗保险制度的结构

目前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行城乡分治的管理模式, 城镇由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组成, 农村则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简称“新农合”) , 具有明显的城乡二元管理体制的特点。加之在经济发达地区实施的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和大额医疗补助制度以及城乡医疗救助制度的托底, 形成了三个层次的医疗保障制度, 为我国居民提供了基本的健康保障。

1.2 新农合的实施现状

新农合以农村居民为保障对象, 以户籍制度为依托, 以家庭为单位自愿参保, 以抵御大病风险为主要内容, 保险费用由政府和个人两方分担。我国自2003年下半年开始新农合的试点, 截至2010年年底, 已经有2678个县 (市) 开展了新农合医疗工作, 超过81500万人参加了该项医疗制度, 参合人数占到农民人口的96.3%, 基金总支出达到832亿元, 累计有7亿人次从中受益。

1.3 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的实施现状

为了实现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医疗保障体系的目标, 国务院决定, 从2007年起开展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试点。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作为一种补缺性保险制度, 使原来不属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学生, 儿童以及其他非从业城镇居民等人群覆盖于医保制度下。实施以来, 覆盖人数不断增加。试点当年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数4068万人, 2008年增加至11650万人, 2009年达到18100万人, 比2008年增长55.36%, 2010年参保人数为19472万人, 增长8%左右。

2 统筹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的理性分析

2.1 统筹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的可行性

(1) 制度模式相似性。城镇居民医保与新农合均采用自愿原则, 以家庭为单位参保, 以大病统筹为主, 在资金筹集上参保人与政府共同担负险金。两种医保制度的基金管理模式、基金运营模式、待遇支付方式上相似, 两种医保制度在参保人之间的权利、义务、法律责任是基本相同的。这使两种医保制度在并轨衔接时减少管理运行成本, 提高整合效率。

(2) 覆盖对象的相似性。城镇居民医保制度中的无业居民与新农合中的农村居民在经济收入上差距不大。农村居民与城镇无业人员没有稳定的工作收入来源, 城镇职工收入相比较低, 因此二者的就业特征相同, 在经济承受能力方面相似。在实现医疗保险城乡统筹时可以制定二者都能接受的筹资标准与补助标准。

2.2 统筹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的难点

(1) 筹资机制比较。在筹资方式上, 城镇居民医保与新农合都由以家庭为单位的缴费和政府财政补贴两部分资金构成。由于这两种医保制度的覆盖对象均没有固定的工资收入, 筹资标准采用定额的方式保险费用的缴纳。在筹资水平上, 政府的财政财力不断增大, 投入到医保的财政补贴数额不断提高。以河北省保定市为例,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350元, 政府补贴120元, 个人缴费230元。儿童学生及大学生的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140元, 政府补贴120元, 个人只需缴纳20元。而2011年新农合的缴费标准达到230元,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筹资标准的差距虽然不断缩小, 但仍存在较大差距。

(2) 管理部门比较。城镇居民医保由社会保障部门负责统筹, 新农合由卫生部门统筹, 分属不同的经办机构, 实行分块管理。这样导致管理范围狭窄, 管理成本高, 管理水平参差不齐。部门交叉, 各自为政, 在覆盖人群重叠的地方, 各个部门争抢参保资源, 致使信息不对称, 效率低下。

(3) 管理水平比较。城镇居民医保采用专门开发的医保软件进行信息管理, 进行计算机联网操作, 对数据进行分析时迅速便捷, 技术上漏洞较少, 但成本较高。由于农村地区经济水平相对落后, 先进设备较城市缺乏, 不太具备采用计算机联网的手段, 多采用手工操作, 信息管理的成本较低, 但是漏洞较多, 容易出错。

(4) 医疗服务水平比较。从医疗服务水平看, 新农合定点医院在服务条件和医疗水平方面相对较差, 同时转诊手续繁琐, 报销比例是基数越高, 比例越低的逐级降低制度。城镇居民需要住院时可以入住市区内的二、三级综合性医院, 无论医疗资源还是医疗环境都比新农合医保有优势, 并且可以在市区定点范围内自由选择定点医疗机构入院, 转诊手续简便快捷。

医保待遇上, 新农合参保人员类别是较为单一的, 缴费标准简洁明了且缴费数额较低, 有更多的小额医药费用报销, 享受到比城镇居民更多的实惠, 大额医药费用虽然报销比城镇医保更高, 但享受到次待遇的人群很少。城镇医保筹资水平较高, 对于儿童、学生、大学生以及孤寡老人等人群的优惠措施很明显有利保障了这部分人的基本医疗需求。但政策显得过为复杂, 限制条件太多, 使人难以理解, 从而影响人们对其的接受程度。

3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统筹衔接的途径

3.1 加快城乡医疗保障制度立法

国家加快对社会保障城乡统筹领域的立法是完善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实现城乡医疗险保险制度并轨衔接的基础保证。尤其在各地区之间缴费标准, 补偿比例, 基金运营和监管等千差万异的情况下, 通过立法的形式明确各方面的细则, 明确责任主体, 使各级政府在提供医保产品时有法可依, 城乡医保制度运行才能有序化和管理规范化。

3.2 不断加大政府财政支持力度

政府作为统筹医疗保障制度的主题应积极充分发挥其主导作用。首先从财政上向医疗保障事业倾斜, 尤其是向农村倾斜, 提高财政转移支付在GDP的比重。加大对低收入人群的补贴, 适当提高基本医保的报销比例。其次, 合理运用资金兼顾“保大病”与“保小病”, 扩大参保者的受益面, 切实让参保者感受到新医保的好处。再次, 改善公共物品分配政策, 加大对农村地区医疗卫生服务的建设力度, 增加农村地区的基本医疗设备和医疗技术人员, 改变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的现状, 实行城乡医疗服务均等化提供, 满足农村居民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 切实解决人们看病难, 看病贵的问题, 扭转人们因病返贫的局面。

3.3 逐步统一医疗保险的管理机构

统一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的管理机构, 整合医疗保障管理资源, 在技术手段上实现医疗保险信息数据库建设, 统一数据采集标准。这样可以有效降低行政运行成本, 优化配置资源避免浪费, 克服以往多头管理的弊端, 而且在操作上也是可行的;并且整合后的管理机构可以更好的统筹各种医保基金, 有利于实现基金的流动与互助, 有利于流动人员的医保关系顺利转接, 有利于协调医保机构与医疗机构之间的关系。我国的一些地区已经开始尝试这种探索, 如江苏的部分地区就将城镇居民医保与新农合统一到当地的卫生部门主管, 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3.4 提高统筹层次

将新农合以区县的统筹层次逐步提高到市级层次。根据各自区域经济发展情况不同, 可在考虑现在经济水平相当的区县进行统筹, 形成相对统一的医保政策, 简化运行模式, 逐渐实现两种制度的衔接, 再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实现全市统筹, 以此提高基金的利用效率和抗风险能力, 保证医保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在此成果上, 统一医疗服务建立省级结算平台, 再逐步过渡到省级统筹。

3.5 打破城乡户籍壁垒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城乡一体化的进行, 使城乡间经济水平差异逐渐缩小, 给城镇居民保险与新农合的并轨衔接提供了可能性。设计城乡医保制度, 就要打破原来的户籍理念, 不再以户籍为依托划分人群, 只以公民的身份为基础进行制度衔接, 真正实现所有参保者在医疗待遇上的公平。

参考文献

[1]王保真, 统筹城乡医疗保障的实质及发展趋势[J].中国卫生政策研究, 2009.8.

[2]胡爱平, 以人为本全民医疗保险制度整合的思考[J].人口与经济, 2009.1.

[3]王保真、徐宁、孙菊, 统筹城乡医疗保障的实质及发展趋势[J].中国卫生政策研究, 2009.2.

统筹与衔接篇5

一、统筹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背景与意义

(一) 统筹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背景

1. 我国老龄化现象严重。

根据我国全国人口普查结果, 我国的老龄人口比重始终维持着一个增长的趋势, 2010年相比2000年增长了1.91% (图1) 。随着老龄人口比重的不断增加, 社会养老等方面的压力也普遍加重, 为了保障老年人口的基本晚年生活, 养老保障体系的改革迫在眉睫。

2. 农村城市化进程加快。

在城市化的背景下, 大量的农民将离开土地向着城市转移, 农村传统的土地以及家庭养老模式受到极大冲击。同时, 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流动性很强, 不能在同一个地方停留很长时间, 他们的养老问题也亟待解决。

(二) 统筹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意义

1. 有助于解决养老保险制度结构体系碎片化问题。

针对不同的群体, 我国有着不同的养老保险制度。这些养老制度不同的之间相互独立, 同一制度在不同的区域间又相互割裂, 导致了群体之间养老待遇不公平, 制约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而统筹养老保险制度可以使养老保险体制合并成一个整体, 使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

2. 有助于解决城乡二元化问题。

根据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0。大量“零值劳动人口”造成城乡差距, 导致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长期处于低水平。统筹城乡养老保险制度, 可以有效地保障农村剩余劳动力迁往城镇, 削弱社会保障制度的二元性, 从而有助于削弱城乡经济结构的二元性。

二、统筹养老保险制度衔接的现状及问题

(一) 以无锡市为例的养老保险衔接现状

截至2012年底, 无锡市参加居民养老保险33.19万人, 享受养老保险待遇87.07万人。被征地农民89.92万人, 全部参加了社会保险。无锡市适龄居民养老保险参保覆盖率已达98.4%。从数据看, 无锡地区的居民养老保险覆盖率很高, 被征地农民也都转入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和居民养老保险中, 统筹养老保险制度初见成效。

(二) 养老保险制度衔接的问题

通过对《无锡市居民养老保险暂行办法》和《江苏省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办法》的对比分析, 结合实际情况, 可以发现在转移接续的过程中存在着许多问题。 (见表1)

1. 政策结构不同对参保人的利益损害。

(1) 账户管理衔接问题。《无锡市居民养老保险暂行办法》中既有统筹账户也有个人账户, 而后者只有个人账户, 一旦发生人口流动, 个人账户是可以随着转移过程转移的, 但是统筹账户无法转移的部分就会留下作为当地财政, 从而使参保人蒙受利益的损失。

(2) 衔接盲区问题。两个政策的缴费档次不匹配, 待遇标准的计算方式也有不同, 政策对接的时候就会产生利益的损失。同时前者男性女性的待遇领取年龄分别为60岁和55岁, 而后者是统一的60岁。未满60岁但已经领取保险待遇的参保者肯定是不愿意中断领取等待新的领取时间的, 中间这段空缺的时间就成为了政策的盲区。

2. 道德风险。

由上面所阐述的政策结构带来的政策盲区, 很有可能成为一些试图在转移衔接过程中谋取利益的人提供途径, 增加了养老保险制度的系统风险, 从而对当地财政造成损失。

三、统筹养老保险制度衔接的建议

(一) 财政支持是关键

政府对推动建立覆盖全民的养老保险体系非常需要政府财政拨款的资金支持。一方面, 需要在衔接过程中对处于政策盲区的部分人员给予补贴;另一方面, 需要加快推动和实施全省范围内的社会保障一卡通的全省覆盖。

(二) 提高社会保障部门信息一体化

可以预先统一养老保险的筹集、运营、监管、发放这些经办管理目。对于养老保险金的筹集可以推行“子母户”的管理方法。母账户指的是可以在当地省级养老保险机构设立一个母账户, 再在地区当地设立子账户, 下设的机构有存入权没有提现权,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小道德风险。

(三) 加强社会保障部门信息化队伍建设

加强社会保障部门信息化队伍建设, 提高人员的信息化技术水平, 做到实时的信息共享, 确保数据在迁移过程中的完整性、正确性、及时性。

四、总结

在统筹城乡养老保险制度的总趋势下, 政策之间的衔接问题的解决有赖于经办管理模式的更新, 以及社会保障部门的信息技术优化。目前可以通过实现信息一体化并加强信息化队伍建设来尝试解决目前的问题, 来为城乡养老制度并轨的顺利进行做好政策衔接的铺垫。

参考文献